2009年6月30日星期二

新疆的民族问题

新疆现有总人口为1800多万人47个民族,其中34个民族人数较少都是解放前后从中国各地迁徙而来可以忽略不谈;只有13个民族人口较多算是新疆的世居主体,包括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回、蒙古、达斡尔、满、锡伯、俄罗斯等。为帮助了解及记忆,分述如下:

1] 汉族,人口约660万, 约占全疆人口的38%。

2] 回族,77万人,主要分布在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他们是汉人的脸穆斯林的心,信奉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他们是汉人眼中的穆斯林,穆斯林眼中的汉人。突厥语系民族把回族视作穆斯林的叛徒。

3] 阿尔泰突厥语系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塔尔,这五个民族都是古代突厥人的后代,都信奉伊斯兰教的逊尼派。
a) 维吾尔族,又自称维吾尔斯坦或东突厥斯坦,人口800万占新疆的45%。
b) 哈萨克族,与哈萨克斯坦是同文同种,人口127万;
c) 柯尔克孜族,又译作吉尔吉斯族,与吉尔吉斯斯坦是同文同种,人口16万;
d) 乌孜别克族,又译作乌兹别克族,与乌兹别克斯坦是同文同种,人口1.35万;
e) 塔塔尔族,又译作鞑靼族,与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是同文同种,人口0.5万;

4] 波斯语系的塔吉克族
新疆的塔吉克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阿富汗人口30%的北方塔吉克人、伊朗人都是古代波斯人的后裔,他们同文同种。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说的就是塔吉克族的故事。塔吉克族现有人口4万,居住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县。

塔吉克斯坦总统伊玛目阿里‧拉赫曼诺夫2003年6月16日访问德黑兰,伊朗精神领袖阿尤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说:“伊斯兰和波斯语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两国文化的共同点﹐我们本是一家人。”

5] 通古斯语系的蒙古族、达斡尔族、满族、锡伯族,他们都是清朝征服并镇守新疆的军旅后裔,都信奉喇嘛教或原始宗教。其中,达斡尔族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锡伯族是满族的一个分支。

蒙古族16万人;达斡尔族0.6万人;锡伯族3.9万人;满族2.1万人;

6] 耶稣教东正派的俄罗斯族,约1万人。

以上可见,如果可能发生民族冲突在新疆地区,那么可能一边是660万汉族,另一边是800万的维吾尔人,还有127万的哈萨克人。其他民族几乎不会成为大问题。

2009年6月25日星期四

我们怎么爱蒙古

我们怎么爱蒙古呢,和朋友说起这个话题,好像话题很沉重啊!有人说“都不是在那里说说而已,有谁去轰轰烈烈的做去呢”!听到这样的话不禁心里一沉,是啊!我也经常听到有人说我爱蒙古,我自己也经常这样想,但是我做什么了么呢?到底我们怎么爱蒙古呢?

我的一个亲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下放到农村,已经是成家的年龄、但是因为当时的身份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后来他和一个和他一样被下放到农村的姑娘结婚了,到现在他们生活的很幸福,可是到了他的孩子找对象的时候发生了问题 ,他固执的坚持一定要让他的子女找蒙古人结婚,也许是缘分的问题孩子的年龄很大了,到现在依然是单身,每次亲戚有孩子结婚大家相聚就要劝他,“不要管孩子的婚事,找什么人不一样只要孩子幸福就好了”,这样的话经常有人说,但是他总是沉默,前几天又一个亲戚的孩子办婚事,正好我和他同桌、还有他以前的老同学,不一会又谈起了老话题,还是以前的老话,“不要管孩子的婚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分别蒙啊汉的,只要孩子幸福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也许是酒的缘故吧,我看见他的眼镜湿润了,他说“我们蒙古人还剩下什么了,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没办法娶了别族的女人,如果我的子女还是找了别族的女人,将来他们的子女不会说蒙古语、不懂蒙古的风俗文化,再连血统也换了,他们还敢说“我是蒙古人么”!刹时、所有的人都头沉默了!眼里含着泪!!

我的好朋友在税务局工作,不会说一句蒙古语,不会唱一首蒙古歌,每到每个月的十号左右是纳税人申报的日子,因为系统复杂经常有人因为过期而被处罚,这对一些来自牧区做小买卖的牧民来说,每次申报都很难顺利过关,然而他们发现在申报办公室,经常有这样的一个人,只要发现是牧民口音的人来申报就过来帮他们申报,不厌其烦,而且不止一次的帮他们,终于有一天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老帮我们呀,我们都不认识啊”他说“我们认识,我也是蒙古人”没有其他原因!

我和其他蒙族是有差距的,因为我是不会说蒙语的蒙古人,所以我每天晚上在一个蒙语的辅导班学习,学习语言是很难的,有时候我想到退宿,有一个冬天的晚上很冷,我们正上课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进来的是一位老人,穿着很厚重的大衣,头上带着棉帽子还围着围脖、手上戴着大棉手套,一看就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老师让他进来坐好,他从一个布书包里拿出来一个很久很厚的笔记本,戴上老花镜认真的听老师讲课,下课了我们围过来问“老大爷 你从哪来啊”,他说“我家离这里很远、我是听说这里有讲蒙语的我就来了”,老师问他“老同志您以前学过蒙古语么?”他说“我是汉人,文话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要说我是通敌的蒙古人,把我下放到农村,后来回到城市上班,可是一直有学会蒙古语的愿望,从退休开始我就一直学蒙古语直到现在,已经记了五个大笔记本的单词和句子了,但是还是没学会,因为我记得蒙语句子单词,都是听别人说一句,我记一句的,所以不标准,现在好了我终于找到正规的学习班了!

是啊我们到底怎么做才是爱蒙古呢!向以上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突然想起来竟然写都写不下啊!我想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在爱着蒙古啊,只是我们一直没发觉啊!大海之所以成为大海是因为无数的小水滴汇集而成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心去爱蒙古,总有一天会汇成大海,我们蓝色的蒙古!!!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下午在大街有一帮喝得烂醉的小伙子在打架呢,这时傍边有一位老大爷缓缓的走过来说:我们都是蒙古人,为什么要互相打架呢?这时这帮喝得烂醉的小伙子们听了就不顺心边抽出皮带打这位老大爷,打得满身是血、。到明天这事传遍了我们校园每个蒙古人的耳朵里。当时我们是那么心酸...为什么我们蒙古人不团结,反而自相伤害对方呢?
还有,在网上我加了个朋友,我就说:缘分啊,我们都是蒙古人。 他说:蒙古人到处都是有什么好奇的? 刹那间我的心都凉了,不知道接着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我所说的都是事实,虽然说这些有些单调、平常。但我要说的就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相互关爱。 我说的就这些。如果我在哪里说错了的话请大家指点。

从九年义务似的校园里走出来到 接近 社会的 大学,给 了 一个 人 很大的变化的空间,不 知道您是否知道 赤峰的 巴林蒙族,他们是那么的 有 民族情感,那么的为 自己的历史骄傲,为了同种rengen别人打架,因为那边从小就贯穿了民族教育,所以说 他们的民族感很强,但 到 了大学我真 的没有见过为自己 的民族着想的人,聚会是玩儿的 一种借口,而不是民族文化的 发扬,站在别人 的地盘上不 敢讲太多的话,因为 这是 中国,不 是 蒙古国,虽是内蒙,但 还是中国的 北部,政治力量贯穿了始终,让我们永远不像自由主义国家一样发表自己的观点,我想过怎么努力让那些骑在酒桶上的蒙族醒过来,但还是不行,几千年后,或者未来的哪一天我们的民族是否存在,剩下的几个人是否为一碗饭而争吵,我我们的马,羊,骆驼,牛市不是变成雕像方在博物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真希望所有蒙古族为了自己的民族奋斗一次,希望团结一次,想想驼羔的眼泪,听一听“草原上的蒙古人家”,希望有出生英雄的那天....

蒙古人目前面临的问题

关于语言平等权利和使用,发展的权利的立法,执法 语言使用的平等权是我们每个作为蒙古人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语言使用权的不公平导致语言的不平等,如果没有语言平等又从何谈起民族之平等呢?!因为当今社会中大部分民众使用的都是汉语,所以环境迫使你学习汉语,也有些蒙古族朋友心里想着不学习汉语照样可以生存下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啊!首先我们从街上买东西必须会讲汉语,到银行取钱或到邮政取邮裹也必须用汉字签字;甚至进厕所也必须认识汉字,无论当一个优秀的警官,律师,司机,医生,企业家,厨师或知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等,都必须精通汉语及汉字,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今的社会中独当一面!这是法律上所没写的,而你必须遵循的 “法律”!

有的家长反对让自己的孩子上汉语学校,但无论怎么反对也改变不了这个不可阻挡事实啊!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了相当汉化的社会了,在政坛,军事,经济,法律,通讯,交流交通等方面全靠的是汉语及汉字,家长把自己的骨肉送到蒙古族学校虽然属于真正热爱自己的民族,可是有的家长把自己的骨肉送到汉语学校又属于面对现实啊!哪个对?哪个错啊? 虽然注重上蒙古族学校对民族得未来说是好事儿,但现实毕竟是现实,我们是没法回避!我们必须去面对!从个人角度来说,上蒙古语学校的学生和上汉语学校的学生比起来前者与后者的汉语水平肯定有差距.多学一种语言,就多一项负担,现在坚持上蒙语学校的蒙古孩子如一个蒙古勇士勇敢的参加一场战斗却英勇的惨败了;这种孩子,家长思想非常伟大,但结果却不进人意啊,虽然犹太人就是靠这种精神胜利了一切.但在我们当中能常有这种民族精神永不熄灭的蒙古人吗?也有的人列举事例来说明用纯蒙古语教学,学出来的孩子到了高效成就的人有,但这毕竟是少数啊!可是谁提起过在当今社会中用蒙古语学完后的学生在这冷酷无

情的当代社会里挫败而落伍的蒙古孩子的事例呢?像这种事例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太多太多了,,,,,,品尝到这种苦衷的蒙古人也太多太多了,,,,,,其实那些得到大成效的人毕竟还是只有那几个非凡的人,我们把非凡的人物和平凡的人在一起相比,特殊和非特殊放在一起的这种片面的观点是不能一举全盘的!!!

目前用宣传的方式号召并鼓励蒙古家长把孩子送到蒙古族语校来实现民族语言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宣传的在好,大部分蒙古家长还是会选择现实,选择汉语学校的.而现在我们只能是靠把全社会,全体成员都动员起来,来创造平等的语言环境.用法律把蒙古语规定成为自治区的第一公用语言文字.在政府,各个机关单位,通讯部门等都必须把蒙古语当作自治区第一日常用语,让汉语作为辅助语言推动发蒙古自治区发展!因为我内蒙古历史以来都是把蒙古语当作为主体语,广泛使用在社会,政府,单位等各个领域.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的兴旺发达也是中国文化的兴旺发达阿.如果用汉语作为自治区语言来建设内蒙古自治区,当作中国传统文化,其实纯属汉族的大汉主义的具体表现.

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具体体现。是民族平等的主要标志;而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促进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种主要力量。对民族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因马克思主义从语言文字载各民族和民族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出发,从语言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主张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反对对各民族语言的任何歧视、限制和压迫。民族语言文字存在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平等原则的重要科学依据。坚持各民族语言平等,是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各个民族应和平相处,如果没有各民族语言的平等,何谈没有民族之平等!使用自己的母语是每一个公民的语言使用权,语言使用权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权利,不管哪个私人或团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拥有使用自己母语的权力.剥夺这种权利,也就意味着剥夺了一个人的人权,是严重侵犯了人最基本的权利!语言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最重要的传承体,也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特征.

一个民族征服一个民族再于助兴扶植,而不在于废止灭绝,在内蒙古地区把我们的蒙古语作为我们自治区的第一语言,用在整个社会圈,这是我们民族的需要,也是我们少数民族生存地必须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现实状况,以及民族语言文字对民族关系的作用,党和国家一贯坚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坚持实行各民族都有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自由的政策。

现在我们只能从法律上确认才能实现语言平权利和使用,发展的权利等是作为我们每个蒙古人的重要问题.贯彻实施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法令,必须立法、执法!只要我们坚持民族语言平等的理念.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所有潜能,唤醒自己的责任感,使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来实现语言平等权利和使用权利!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吧!

虽然注重上蒙古族学校对民族得未来说是好事儿,但现实毕竟是现实,我们是没法回避!我们必须去面对!从个人角度来说,上蒙古语学校的学生和上汉语学校的学生比起来前者与后者的汉语水平肯定有差距.多学一种语言,就多一项负担,现在坚持上蒙语学校的蒙古孩子如一个蒙古勇士勇敢的参加一场战斗却英勇的惨败了;这种孩子,家长思想非常伟大,但结果却不进人意啊,虽然犹太人就是靠这种精神胜利了一切.但在我们当中能常有这种民族精神永不熄灭的蒙古人吗?也有的人列举事例来说明用纯蒙古语教学,学出来的孩子到了高效成就的人有,但这毕竟是少数啊!可是谁提起过在当今社会中用蒙古语学完后的学生在这冷酷无

情的当代社会里挫败而落伍的蒙古孩子的事例呢?像这种事例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太多太多了,,,,,,品尝到这种苦衷的蒙古人也太多太多了,,,,,,其实那些得到大成效的人毕竟还是只有那几个非凡的人,我们把非凡的人物和平凡的人在一起相比,特殊和非特殊放在一起的这种片面的观点是不能一举全盘的!!!

目前用宣传的方式号召并鼓励蒙古家长把孩子送到蒙古族语校来实现民族语言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宣传的在好,大部分蒙古家长还是会选择现实,选择汉语学校的.而现在我们只能是靠把全社会,全体成员都动员起来,来创造平等的语言环境.用法律把蒙古语规定成为自治区的第一公用语言文字.在政府,各个机关单位,通讯部门等都必须把蒙古语当作自治区第一日常用语,让汉语作为辅助语言推动发蒙古自治区发展!因为我内蒙古历史以来都是把蒙古语当作为主体语,广泛使用在社会,政府,单位等各个领域.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的兴旺发达也是中国文化的兴旺发达阿.如果用汉语作为自治区语言来建设内蒙古自治区,当作中国传统文化,其实纯属汉族的大汉主义的具体表现.

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具体体现。是民族平等的主要标志;而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促进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种主要力量。对民族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因马克思主义从语言文字载各民族和民族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出发,从语言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主张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反对对各民族语言的任何歧视、限制和压迫。民族语言文字存在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平等原则的重要科学依据。坚持各民族语言平等,是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各个民族应和平相处,如果没有各民族语言的平等,何谈没有民族之平等!使用自己的母语是每一个公民的语言使用权,语言使用权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权利,不管哪个私人或团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拥有使用自己母语的权力.剥夺这种权利,也就意味着剥夺了一个人的人权,是严重侵犯了人最基本的权利!语言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最重要的传承体,也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特征.

一个民族征服一个民族再于助兴扶植,而不在于废止灭绝,在内蒙古地区把我们的蒙古语作为我们自治区的第一语言,用在整个社会圈,这是我们民族的需要,也是我们少数民族生存地必须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现实状况,以及民族语言文字对民族关系的作用,党和国家一贯坚持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坚持实行各民族都有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自由的政策。

现在我们只能从法律上确认才能实现语言平权利和使用,发展的权利等是作为我们每个蒙古人的重要问题.贯彻实施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法令,必须立法、执法!只要我们坚持民族语言平等的理念.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所有潜能,唤醒自己的责任感,使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来实现语言平等权利和使用权利!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吧!

作为一个蒙古人民族的尊严,流着泪呐喊

每当人们提起草原,便会想到生活和主宰草原的——蒙古人。草原用宽阔的胸怀和迷人的景色赋予他们矫健的身躯,和明朗的个性。他们热爱草原,热爱绿色,热爱这方土,热爱草原给他们所带来的每一份的快乐。他们骑着马在草原上驰骋,他们放开嗓子在草原上高唱。马背是他们永远割不下的爱,而马头琴便是他们生活的节奏,马的文化是蒙古人生活的一个主题。我不知道有一天马没有了,马的文化没有了,而只剩下马头琴悠扬的声音时,蒙古人会不会还会是现在这样:最爱喝的是烈性的酒,最爱唱的是蒙古的长调!但可能多得是忧伤,多的是伤痛。蒙古人离不开马背,一旦离开了,他们的歌声,他们的豪爽都将失去本色,更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高昂,至少不会有奔放了,而蒙古人也不会是一个完整的蒙古人,因为我们常说,不会骑马就不是的蒙古人,最起码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蒙古人。而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草场在退化,而更具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限的草场也在分割,而蒙古人所热爱的骏马再也没有让它奔跑的草原了——而只能在围着勒勒车忧伤的嘶鸣。热爱骏马的蒙古人也不得不考虑减少所养的马群的头数,仅仅这二年里内蒙古大草原上的群马数量已经减少了近一半,而这不是最终的数字,随着草原的进一步的退化,也随着草场的进一步的分割,马群的数量还会减少,甚至是消失。看着这些数字,蒙古人的心---都开始哭泣。因为他们在失去的不仅仅是多少多少头的马,而是正在失去整个民族的灵魂。赛马是蒙古族传统那达慕中的三大项之一,而没有马了,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去看那达慕?!到那时我们可能就象今天这样虚拟的网络中或者是简陋的陈列室里看看马的身影,讲述其历史。到那时,我想蒙古族的后代会怎么去评价我们这些人?每每说起这些,或者说是听到这些,我不知道热爱草原的人们都会不会为草原为那个民族,还会为他们所热爱的骏马,所牵动?会不会有一点点的伤感?!
一个民族之所以完整,很大程度上他的民族文化的保留是否完整。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而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蒙古人的语言文字也正在逐步的失去更多的主人,城市中虽然教育发达但民族教育的落后已经是这些从草原来到都市的准都市一“族”心痛,为了孩子的未来,更为了孩子的生存不得不选择了其他民族的语言,而蒙古族的传统的语言文字,对他们的孩子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而这些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不会写自己的语言的都市蒙古人,再也不会体会到草原的文化,更对自己的民族的历史一片的茫然和无奈,我不知道一个不知道自己的民族历史的人会怎么去热爱自己的民族?而这些人的出现已经是蒙古族的一个终点了,他们再也不会为蒙古人传递这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信息,只会在以后的各种登记栏里象征性的写上“民族:蒙古族”。我们要保护一个民族文化的纯洁情,那么当然包括文字……为了我的民族的文字我应该为它而努力,也做为一个蒙古人我应该为自己的民族权益而努力,更主要的是民族的尊严问题!!是呀!我们应该保护每个民族的文化……更重要的是民族的尊严!而现在还有多少蒙古人为此而努力呢?我想大部分蒙古人会说:我一个人努力有能怎么样呢?而恰恰是这一个人的努力才是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团结力的开始呀!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民族尊严都放弃了还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呢?
前些日子看“我的鄂尔多斯”其中看到蒙古人为了成吉思汗陵而舍身保护的情景,尤其迁陵时的不舍与痛哭流涕的样子,我在想现在的还有多少蒙古人把成陵当成自己的精神寄托与民族的象征,我想不会太多了吧……时代在变迁我们在失去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一面,而很多的不该的思想境界却深深的扎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能走出来!
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走出这些中呢?我的朋友们,我的同胞们,你会怎么想这些,我们即将要失去的东西呢?
对于土地沙化,草原退化,同样感到悲哀,但是生态的演化,蒙古文化的退忘,需要于政府部门的协助,文化需要从孩子抓起。我们确实失去的太多了,且很有价值的东西.
问题在我们新疆巴州也存在,,,州政府也下过红头文件可是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怎么说呢,现在又草愿上的牧民都搬迁到县城种地,,学校有搞是么双语教育,,不知在过10年后会怎么样,蒙古人离不开马背,一旦离开了,他们的歌声,他们的豪爽都将失去本色,更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高昂。让草原重新完整起来,成为一个连接的整体,是解决草原退化的一个有效之方。
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基本的,最有效的办法是 : Bosjaga mongolochood a !!

苍生天的宠儿们,团结的时候到了,我们一起加油吧

我骄傲,因为我是蒙古人


我骄傲,我是蒙古人

蒙古人——

一个优秀的民族

一代天骄的将领

造就了一段英雄的神话

你是草原上的骏马

驰骋跨越 雄踞欧亚

你是蓝天上的雄鹰

纵揽天下铸就千古传奇

成吉思汗

您是我们的先祖

您是我们的骄傲

您是世界史上的千年风云人物

曾在风吹云动间

叱咤疆场 斡野千里

您的雄姿是世界民族史上的丰碑

您是蒙古人的精髓

感怀着历史我们心潮澎湃

追思过去我们热血沸腾

因为我们是您的后裔

桀雄的神话让我们神往

而打造另一个“神话”

是我们蒙古民族永恒的主题

在马背上成长,生息的民族

也要创建一番新天地

是我们共同的夙愿

蒙古人——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妖娆地绽放

你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

向世界倾吐着民族的文化

是你献给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

一把弯弓是征服世界的盾牌

身着盛装的安代舞

独具特色的那达幕

力与美的交融

是你独具的风韵与神采

酥油奶茶手抓肉

白色毡包牛羊壮

这是马背上的民族

这是牧民的生活

……

看啊!白色的毡包炊烟袅袅

草原上升腾着理想的花环

那是牧民们从心底里唱出的

一首首欢乐的赞歌

蒙古人——

这是一个多么亲切的名字

躺在你温暖的怀抱

吮吸着你的历史、你的文化、你的风情

我们慢慢地长大

根基在你辽阔的土地

传承着你的血脉、你的传统、你的豪迈

我们骄傲地高呼

——我是蒙古人

那蓝天白云下的青青牧场

是我儿时的乐园

那雾霭朦朦中的洁白羊群

是我迷路时的坐标

看啊!牧羊人手中挥舞的长鞭

无论你是天涯的旅人

还是在外求学的赤子

或是耕耘在这片热土的人

只要你的胸膛里奔流着的

是蒙古人的血液

“弘扬民族文化就是唤你归来奋战的号角

远在他乡的你可曾听到这来自草原的呼唤

我听到了

他听到了

我们都听到了……

于是,步履匆匆,步履匆匆……

看啊!一轮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

一缕明媚的霞光映红了蒙古高原

毡包更大 牧草更青

苍天茫茫 万雁结群

蒙古大地呈现一片生机

骄傲的蒙古族额吉

快点燃那奶香浓郁的炊烟

把绚丽的多彩的生活开起

这是一块多么神奇的土地

盛载着千年的文化

我骄傲,我是蒙古人

游走在辽阔的草原上

茹饮着清凉的母亲河水

迎着朝霞的第一缕晨光

站在蓝色的蒙古高原之巅

我纵情地放歌

——我是蒙古人

歌声响彻大地,穿透云霄

回荡在蒙古大地的阔野山川

金色的霞光辉映着

这一片富饶、祥和、美丽的家乡

构筑成一首和谐的乐章

当代藏传佛教在蒙古国


蒙古流行的佛教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系统,蒙古人自称为“佛之教”。16世纪后藏传佛教广泛在蒙古传播,17世纪中叶的格鲁派成为主流教派。1641年(清顺治年间)喀尔喀大封建主土谢图汗滚布多尔济儿子被宣布为活佛,法号“哲布尊丹巴”,集政教大权于一身。1911年清朝被推翻后,蒙古自治。1921年革命胜利后,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废除政教合一体制。1926年9月蒙古国对佛教按法律进行管理,根据当时的蒙古宪法和颁布的《关于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法令》,禁止宗教信徒勒索布施,宗教职业者须服从国家法令,当时只保留了呼图克图(清朝所封)和呼毕勒罕制度。上世纪30年代中期藏传佛教还很发达,全国有800多座寺院,2300多个小庙,喇嘛约占全国男性的一半,约90000名。40年代后国家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许多寺院被封、被撤,喇嘛还俗,废除了寺院的各种制度和权力,蒙古全国只开放首都乌兰巴托的甘登寺一个,佛教势力和影响削弱,直到1990年。近年来,蒙古国对宗教管理政策有所改变,佛教作为传统文化和习俗受到了重视。

蒙古国佛教现状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蒙古的政教关系开始缓和,尤其是蒙古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信仰自由的外部环境更加宽松了,目前宗教正在复兴,开放了较多的寺院。目前蒙古国现有佛教组织和教育机构的情况是:

1 蒙古佛教联盟:

成立于1961年,并于当年做为地区佛教中心,加入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下设主席、副主席,目前与30多个国家及宗教组织建立了联系。

根据苏联、蒙古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佛教徒的倡议,1969年12月在乌兰巴托成立。1970年6月来自15个国家的佛教组织在乌兰巴托召开了会议。至1986年召开了七届全体大会,1982年召开第六次会议时,再次邀请达赖喇嘛与参加会议的僧侣会面。

2 甘登寺:

上世纪80年代由蒙古国国家投资修建成立图书馆,开展保护和研究工作。现有常住僧侣120人左右,他们主要靠信徒捐赠和国家津贴维持生活。每年2月举行法会,人数较多。

1990年4月后开放了几座较大寺院,如建于1586年的额尔德尼寺,建于20世纪初的观音庙,各有喇嘛20多名。现在蒙古国仍然规定必须保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和宗教团体皆不干涉对方的事务,并成立专门机构协调政府和寺院领袖之间的关系,指示行政官员,协助部分寺庙的重建工作。蒙古佛学院。创办于1970年,设在乌兰巴托,主要培养蒙古和俄罗斯(原苏联)的佛教僧侣干部,一些年轻学僧还派往日本、斯里兰卡、尼泊尔、印度等国见习。学院现有60多名学员,蒙古和俄罗斯各占一半。

蒙古佛教徒的主要宗教活动有“白月节”。蒙古人崇尚白色,使用藏族的历法,正月为白月,从初一至十五,人们到寺庙里过节。纪念释迦牟尼诞辰,“成道涅磐节”(4月7日、8日和15日)。转弥勒节(6月4日或6月15日举行),历时两天,诵经和转经,热闹非常。还有灯节,在藏历10月24日举行,是纪念藏传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逝世的日子,寺内外燃灯供佛,故称灯节。

http://www.buddhachannel.tv/portail/spip.php?article5741

班禅和达赖的起源与关系

在藏传佛教中,有一个最著名的教派,因为戴黄帽子而被称为“黄教”。“黄教”的创始人名叫宗喀巴,也是这一教派的领袖。宗喀巴去世后,“黄教”的领袖由他的几位弟子贾曹杰、克珠杰依次担任。宗喀巴最小的弟子根敦珠巴创立了著名的札什伦布寺。1474年,根敦珠巴去世前,宣布自己将转世。4年后,人们给他找了一位转世灵童,名叫根敦嘉措。因此,“黄教”接受活佛转世的时间,比最早的“黑帽派”要晚2个世纪。但是,“黄教”的转世活佛后来居上,最终成为全西藏的宗教领袖。
1542年,根敦嘉措去世,他的转世灵童名叫索南嘉措。索南嘉措到蒙古传教时,1578年,被蒙古首领俺答汗授予“达赖喇嘛”的封号,这也是“达赖喇嘛”这一称号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但是,索南嘉措被认定为三世达赖喇嘛,前文提到的根敦珠巴和根敦嘉措被追认为一世、二世达赖。从此以后,达赖喇嘛的活佛转世系统,由于受到世俗王权的册封,而成为西藏地区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
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圆寂于蒙古草原,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出现于蒙古,也是达赖系统唯一的蒙古人。而且,云丹嘉措还是蒙古首领俺答汗的子孙。这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宗教地位很高的达赖喇嘛的转世,可以被当权人物操纵,使得宗教领袖成为权势家族自产自销的囊中之物,那么,就很容易产生腐败,弊端甚多。这一问题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得以解决。
四世达赖云丹嘉措1616年去世,此时,札什伦布寺的寺主名叫罗桑曲吉坚赞,他前往拉萨主持宗教事务,并开始寻访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历史有时候是具有偶然性的。当时西藏的世俗政权首领拉藏汗不同意达赖喇嘛的继续转世。如果拉藏汗的意见坚持下去,西藏后来的历史也许会完全改写。罗桑曲吉坚赞拯救了达赖系统。罗桑曲吉坚赞有较高的医术,他给拉藏汗治好了病,使得拉藏汗同意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于是,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登上历史舞台,罗桑曲吉坚赞成为五世达赖的老师。
拉藏汗一定没有料到,自己当初同意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结局。1641年,明崇祯14年,五世达赖和罗桑曲吉坚赞一起,将蒙古势力引入西藏,消灭了拉藏汗。进入西藏的蒙古人又正式册封罗桑曲吉坚赞为班禅。此后,五世达赖联合清朝政府,赶走了蒙古人。1653年,清朝顺治皇帝正式册封五世达赖,达赖喇嘛由此成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
1662年,清朝康熙元年,罗桑曲吉坚赞去世。五世达赖感念其教诲的师恩,决定为其寻找转世灵童。从此,黄教的第二个活佛转世系统,班禅活佛开始出现。按照黄教的辈分关系,罗桑曲吉坚赞被认定为四世班禅,前面三个“转世”的班禅都是追认的,一世班禅就是前文提到的宗喀巴的另一位弟子克珠杰。五世班禅名叫罗桑益西,1713年,清朝康熙皇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
由此,我们看到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转世系统的关系,虽然班禅转世系统实际上比达赖转世系统要晚出现100多年,但是,他们都源自于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一世班禅还是一世达赖的“师哥”。当罗桑曲吉坚赞保住了达赖的传承后,他们联合清朝,获得西藏的统治权,其实也是“黄教”的胜利。从此,西藏的其他教派,在地位上都无法超过“黄教”。西藏从此也真正进入“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
由于达赖和班禅都是朝廷正式册封的,因此这两个活佛系统的地位也远高于其他活佛转世系统。清朝册封两个活佛系统,也有互相牵制的意思。在历史上,班禅与达赖都是互为师生。由于转世灵童都有一个教育培养的过程,因此,当达赖年幼时,班禅就担负领导和教师的责任;反之,当班禅年幼时,达赖就承担领导和教师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达赖与班禅的地位是一样的。只是由于达赖的常驻地在拉萨,而班禅的常驻地在后藏,因此,达赖在世俗社会的重要性似乎要高一点。
前文说到,自从有了转世灵童这个传统后,一些有权势的人,经常暗中操纵,他们利用贿赂等手法,让转世灵童的认定有利于自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代转世灵童都出于一个家族的现象。针对这种舞弊现象,1793年,清朝乾隆皇帝制定了“金瓶掣签”的制度。也就是说,转世灵童的预选不止一人,然后通过“金瓶掣签”确定其中一位正选。这种办法较好地避免了活佛转世的徇私舞弊现象,而且,这种方法也不仅仅适用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对于其他活佛转世也可以使用。
达赖与班禅这两个活佛系统还有一个问题不太被大众注意。活佛转世都有前身,虽说达赖和班禅的前身都是宗喀巴的弟子,但是,在藏传佛教理论中,他们的前身要更加高贵。达赖喇嘛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班禅则被认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观世音菩萨大家都很熟悉,阿弥陀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按照佛教理论,阿弥陀佛的地位要高于观世音菩萨,一个是佛,另一个是菩萨,地位已经很清楚了。因此,在佛教理论上,班禅的地位要高于达赖。但是,在世俗地位中,达赖由于常驻拉萨,地位似乎显得比班禅重要。

蒙古全面真实现状大曝光

蒙古政局持续动荡,议会大选引发的争议会如何结束?是经济体制矛盾中的能源争夺,还是西方意识形态下的颜色革命?蒙古是否会成为中俄与美国争夺亚欧大陆主导权的又一个战场?小莉带您一览蒙古改制近二十年来的真实现状,深入剖析蒙古政局动荡对中国亚洲战略的远期影响。

  吴小莉:7月11日到13日,中国的神秘邻居蒙古国,为了庆祝他们的国庆节而放假三天。蒙古的街头看上去平静如常,然而,几乎所有的国际观察家都一致认为,在平静的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政治风暴。实际上,蒙古人刚刚经历过蒙古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政治骚乱——7月1日乌兰巴托骚乱事件。前前后后有八千到两万人参与其中,愤怒的人群扔酒瓶、投石块、冲破警察的人墙,纵火焚烧执政党的党部大楼,一天一夜的大火使得建筑物彻底烧焦。骚乱导致5人死亡,300名平民及108名军人受伤,700名抗议者被拘捕。经过几天的紧急状态,局势似乎得到缓解,但是引起骚乱的原因并未消除,民众的情绪也只是获得一时的缓解,西方的虎视眈眈也只比往日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期的小莉看世界就带您走进蒙古国,在全面的展现蒙古人最真实生活状态的同时,为您深入解读蒙古骚乱背后几股力量的缠斗,而在这些力量的背后,究竟纠缠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曲折历史。

  2008年6月29日蒙古举行议会换届选举,经过初步计票,执政党人民革命党获得多数票。

  7月1日,蒙古国反对党宣称选举存在舞弊而举行示威活动并演变成严重暴力事件。

  7月2日,总统恩赫巴亚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为时四天;军人被部署在街头维持秩序。如此颁布紧急状态令,在蒙古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7月4日,民主党提出在12个选区重新记票的要求。

  7月5日,人革党主席巴亚尔表示,人革党不反对在一些选区重新进行计票,但目前各政党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7月6日,紧急状态结束。

  7月8日,民主党要求撤销总选举委员会主席巴特图拉格的职务。

  7月10日,民主党提交弹劾政府案,理由是政府在乌兰巴托骚乱事件中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未能提供相关证据。

  截至7月13日,蒙古议会选举的正式结果仍未公布

  ……

  根据蒙古国法律,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应在选举后15天内公布,新政府也应在选举后两周内组成,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有关舞弊的指控可能会让最终结果推迟数月公布,新政府的组成也会相应延期。而蒙古国的议会通常一年有两次会期,分别在春季和秋季,因此,对目前的不确定性最无法承受的是外国的矿业投资巨头们,他们有可能要等到明年2月才能看到矿业协议有个结果,这个协议将涉及到他们的税收、特许权等重要问题。而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亲西方的反对党是否会通过重新投票记票翻身,这一选举结果也将关系到中俄输油管道的铺设等重要问题。

  俄国家能源安全基金会会长康斯坦丁·西莫诺夫:美国的目的是为了切断中国自然资源的来源。例如,有建设一条从伊朗经巴基斯坦和印度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想法时,这一地区马上就发生了局势动荡。而刚考虑建设一条经缅甸至中国的天然气管道方案时,缅甸就发生骚乱。如果蒙古发生政权更替,对中国来说是个很大的灾难。

  吴小莉:两周以来的选举争议,矛盾的焦点在于国家应该如何开发矿产资源。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其前身是蒙古共产党,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民主社会和发展自由市场经济,他们认为,政府应在矿业拥有至少51%的控股权,成为大股东;第二大党民主党则是亲西方的政党,其宗旨是发展民主、人权和自由社会,他们主张,应当由私有企业成为矿业的最大股东。看起来,这是坚持公有制还是推行私有化的问题,实际上,俄罗斯与美国的暗中较量也紧密地渗透其中。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与蒙古清算历史债务,蒙古几十年来欠了大约110亿美元。当时的蒙古只有大约两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几乎没有工业,根本无力还清这笔巨额债务,对此,俄罗斯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将这110亿美元转化为国家股份。现在的俄罗斯拥有着蒙古国有铁路交通49%的股份。蒙古90%的石油供应来自俄罗斯的国家石油公司,俄罗斯以略低于市场价格的优惠,换取蒙古的国家石油工业的部分管理权。而最近,更是传出俄罗斯要通过开发蒙古的铀矿,在其境内设置核反应堆的传闻。对此,美国怎么能不心存忧虑呢?

  俄罗斯政治工艺中心主任谢尔盖·米赫耶夫:美国早就对蒙古感兴趣,并与当地的反对派往来密切。因为蒙古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而中俄两国又是美国潜在的对手。如果蒙古局势动荡,将直接影响到中俄两国的切身利益。

  蒙古有着大量的森林和矿产。重要的矿产资源有钨,钼,铁,铀,石油,等80多种。煤炭储藏量1500亿吨,铁20亿吨,磷2亿吨,金3000吨,银7000吨,铀130万吨,木材蓄积量12亿立方米,钼矿亚洲第一,世界第十。

  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来自世界各国的矿业巨头纷纷来这里寻找地下宝藏。据统计,从1992年到2006年的14年里外国投资者兴建了三千多家企业,总投资金额达5亿美元。而对缺乏资金和技术的蒙古国来说,国外的投资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滋生了腐败。想要在这里挖矿,需要两道手续,先要获得蒙古政府颁发的勘探执照,之后还需要开采执照。而在这个过程中,腐败猖獗,据统计,四年当中就有一千多例政府官员因滥用职权而被曝光。此外,无照开采的现象也愈演愈烈,一些牧民和失业者由于能够多挣一点钱,随意地挖掘20到30米的坑道,这些坑道经常发生塌陷,许多掘金的矿工为之丧生。还有很多矿工变成了酒鬼,几乎每天都有罪案发生。

  这家人带着4个孩子到这里来谋生已经3年了。这个包里装着25公斤的泥土,要运到河边进行冲洗。如果找到金子的话,他们一天就能挣15到30元美元;而在蒙古国一个政府官员的工资每月也不过80美元。

  非法淘金者:以前我曾在街上摆摊卖货,但是挣的钱总是不够用,所以我就来到这里。我大一点的孩子在念书,我得给他付学费。那些大型的金矿总是赶我们走,以前我们淘到的金子比这还多。

  蒙古包在这里像蘑菇一样不断出现。这些掘金者的家庭原本过得还不错,但他们却卖掉了所有的牛,一心只望寻到金子,因为他们要挣钱养孩子,他们说,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上学读书。

  在乡村,计划经济崩溃之后留下了这幅景象。这里曾是采煤的矿井,现在成了废墟,过去蒙古的外贸95%都出口东欧,如今,最贫困的那部分穷人大多靠非法采矿来维持生活。对他们来说,永远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游牧式的生活了。这些瘦弱的女孩也是矿工。

  奥顿(15岁):以前我常到这里给家里拉煤,我们把剩下的煤卖掉,否则就没东西可吃了。我姐姐找到工作了,所以我才能上学,我也在这里找一些吃的东西。

  吴小莉:许多观察家都曾不无讥讽地说,俄罗斯其实一早就盯着蒙古了。在1921年,“蒙古”变成了“内蒙”和“外蒙”,当时背后的推手就是沙皇俄国。而今,蒙古早已成为另一个独立的国家。几十年里,中国一次又一次失去收复蒙古主权的机会,次次都有着前苏联的影子。对中国来说,外蒙古是一块隐隐作痛的伤疤。在今天的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仍未从法律上承认外蒙的独立。

  吴小莉:几十年来,俄罗斯对蒙古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以语言为例,独立之后的蒙古推行俄语教育,社会上层通行俄语,权贵子女到苏联留学,蒙古的文化与传统逐渐在消逝。现在,蒙古国官方语言为喀尔喀蒙古语,书写所使用的是斯拉夫人创造的西里尔字母,而熟悉语言学的人就会知道,俄罗斯文使用的正是这种字母。而同族同根的内蒙古使用的仍然是传统的蒙语,现在内外蒙的语言听上去虽然依然相似,但是真正交流起来,却是需要翻译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秦汉时代的中国,版图西起阿尔泰山,北至贝加尔湖,东到额尔古纳河。当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到了唐代,开始在那里设置州府,实行直接管辖。宋代,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各个部落,建立起统一的蒙古汗国,不久,蒙古族打败了大宋政权,建立了元朝。之后,这个彪悍善战的民族向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

  吴小莉:元朝的建立,使得蒙古族与汉族更进一步融合,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外蒙古的分离距今不过85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不久,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时代,各省或地区纷纷宣布独立,外蒙古也加入了这一进程,其背后推手是沙皇俄国。一开始,沙俄还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只是要求让外蒙实行“自治”,但是在双方和谈的过程中,1919年段祺瑞政府派兵进入外蒙古,用武力迫使外蒙放弃了自治。

  不料第二年段祺瑞政权垮台,沙俄的一群匪帮支持外蒙的王公贵族把中国军队赶出了首都库仑。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21年,蒙古人革党的部队在苏军的帮助下向其余地区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败走,接受中央政府册封的蒙王被推翻,蒙古变成了君主立宪制国家。中国军队从此再也没有进入外蒙古,而苏联军队却一直驻守蒙古到了1986年。

  那个时期,内忧外患的中国一次次失去了收复蒙古主权的机会。1924年11月,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在库伦召开,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2月,在关于结束内战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为了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答应了斯大林“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的要求,也就是说,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也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吴小莉:后来,因美国使用原子弹对日本本土进行打击,迫使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几乎变得失去了意义,而美国也开始为当初对苏联做出太多的让步感到不安,但为时已晚。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开始与中国解决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和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苏联在蒙古问题上立场强硬,显然苏联在蒙古有着长远的战略考虑。

  蒙古方面,1921年独立后不久,清除异党的政治浪潮开始了。据西方媒体的统计,约10万人死于由斯大林所支持的蒙古领导人乔巴山之手。1939年,泽登巴尔出任人民革命党总书记,人们说他的俄罗斯太太是他的后台,不久之后泽登巴尔就当上了总理。前前后后,苏联介入蒙古的政治长达70年时间。

  1990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蒙古也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首都中央广场发生的静坐、绝食、罢工,最终迫使执政七十多年的人革党下台,但是在其后进行的首次多党民主选举中,人革党获胜,并组成首届联合政府。1992年2月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蒙古国”,建立了设有总统的议会制。

  吴小莉: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蒙古,尽管已经进行了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现在仍然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据联合国统计,在蒙古近三百万人口中,有一成以上的人口每天依靠不到一美元生活。受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2007年蒙古的通胀率达到百分之十五点一,是几十年来最高的。在面临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的同时,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分化,37%的蒙古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落后的经济和艰难的生活使得大部分民众对政治缺乏热情。

  走进乌兰巴托这座草原之城,就如同走进了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是正在建设的楼房和正在整修的道路。有学者这样描述:“那些破旧的房屋和杂草丛生的街心花园,会让你立刻联想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某个县城。”大片大片由蒙古包和木板房构成的贫民窟,高高低低散居在城市的四周,并慢慢地向城市的中心地带伸展。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不是都市里常见的摩天大楼,而是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奔跑着的各种各样的豪华车。

  孟克尔(失业者):我以前在一个农业企业当卡车司机,那是个私人的企业。后来人人都失业了,我没有拿到一分钱,政府也没给我们什么补偿。

  孟克尔带着他的7个孩子在乌兰巴托生活了3年。他的妻子在市场卖菜,那是他们家的唯一收入来源。象这样的家庭来到城市寻找他们的未来。更多的家庭则越来越困难。

  生活被饥饿和失业所困扰,往往受苦最深的是孩子。在旅游者们常去的街上,沿街乞讨的儿童随处可见。

  孟干萨盖(14岁):我离家出走是因我们经常打架,我妈在市场卖菜,我偶尔能见到过她,但我不想回去。

  所有这些孩子就在街头生活。警察把他们抓起来,想查他们的身份并找他们的家长。自从90年代的巨变之后,家庭暴力案件有所增加。

  这些孩子中最小的还不到1岁,她被发现时和她8岁的姐姐在一起。市当局不准游牧家庭带着蒙古包搬进城里。但问题是,很多人在农村也无法生活下去。

  萨法伊纳兰(乌兰巴托市福利主任):进城的移民会带来社会问题,蒙古包群在不断扩大。他们没有饮用水,卫生状况非常糟糕,必须要建公寓,但没有所需的经费。

  在蒙古国,四分之三人口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贫穷而对政府满怀愤怒的他们,成为了这一次选举后暴力骚乱的直接参与者。蒙古人已经不能回到往日马背上自由驰骋的生活;而他们想要追求的新生活看上去又那么遥远。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蒙古正遭遇着所有古老文明在现代化浪潮中所必然遭受的痛苦。

  吴小莉:每年的7月,是蒙古族人的那达慕大会。他们赛马,摔跤,纪念他们的祖先成吉思汗。无论在蒙古国还是中国的内蒙,这一习俗始终都没有变过。蒙古族彪悍、直爽、粗犷的民族性格让他们在冷兵器时代的最后阶段攀上了力量的巅峰,而当时代变迁、社会变革,他们开始感到无所适从。现代社会更为精致的文明让他们向往,但是为此他们不得不放弃曾经引以为豪的马背上和蒙古包里的生活,然而他们很快又无奈地发现,想要放弃的生活方式竟然恰恰是招揽外国游客、赚钱求生的资源。在失落与希望的轮回中,蒙古人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出路和未来。

  七月,为庆祝蒙古的那达慕节,这些6到12岁的孩子们,正作快速骑马表演跑过30公里,那几天,数以千计的蒙古人从世界各地回到他们的故乡。这些孩子们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离开了马匹,蒙古人只能算是半个人,就像一千年前那样。在这里,人和马是分不开的。

  世上没有其他国家人口像蒙古这么稀少,每平方公里只有不到1.6个人。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地方人均牲畜数量这么多,150万人口却拥有3000万头马牛羊和骆驼。时至今日,仍有近三分之一蒙古人过着游牧生活,住在传统的蒙古包里。

  在外人看来游牧生活是浪漫的,其实是非常艰辛的。29岁的哲基从小就开始这种生活了,现在为了两个孩子,她想到要放弃游牧生活。

  哲基:最近的四、五年,我们损失了大批牲口。今年冬天又将是个严冬,孩子们快要上学了,所以我们打算搬到城里。我没把握否能在城里生存,所以我很害怕。

  桑印亚闽:她说的对,我16岁就开始放牧,除了放牧我什么也不懂。但也许可以在城里卖蔬菜什么的。

  首都乌兰巴托对蒙古人来说充满魔力,他们如果靠畜牧无法生存,就到乌兰巴托来求生。而那些无法举家迁移到城市里的牧民,他们平时的收入八成归蒙古自然公园委员会,家里也没有足够的牲畜可以维持生活。于是他们支起蒙古包,等待着前来旅行的游客。

  蒙古包并不是帐篷。它有它自己的特点,房顶由连接的木栅和木杆支撑,再填充毛毡席子当绝缘材料。这样的生活是艰辛的,他们从河里取水,没有卫生设施,冬天气温常常是零下35度。

  朱利安是从德国伯林来的学生,他和朋友租住这样的蒙古包,价格为每天8美元,其中包括餐费。

  记者:跟牧民在一起有什么特别感受呢?

  朱利安(德国学生):如果只带着帐篷旅行,你是孤独的,你看到的只是大自然而已。但住在蒙古包就不同了,你就能了解游牧的生活,了解牧民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  一套蒙古包约有一吨重,要用大车,靠几头牛或三四只骆驼拉才能搬得动。游客们,比如这些来韩国的游客,可以参与牧民的日常生活,和他们一起架设蒙古包。房顶由两个支柱撑起来,起居间平均约20多平米。门一般朝南,可以晒到太阳。

  孟甘吉哲:当然我们要习惯和外国人打交道。虽然无法跟他们沟通,因为我们只会说蒙语,但从经济上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只需要微笑着友好的接待他们。

  吴小莉:蒙古经济结构单一,可用能源近一个世纪以来主要依赖进口。负责蒙古90%原油供给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在过去三个月里两次提价,平均每次20%;去年以来蒙古国内小麦价格上涨了近一倍。蒙古的水资源极其缺乏,普通民众生活用水条件非常差,而另一方面,又没有很好的城市排水系统,每当河流泛滥,城市就会垃圾堆积、卫生条件恶劣。

  与此同时,贫富悬殊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着。现在蒙古的经济命脉基本掌握在少数寡头手中。在乌兰巴托北郊的巴音伯勒克有一条著名的别墅街,那里的别墅各式各样、五颜六色,全是欧式的,非常漂亮。那些有钱而有闲的蒙古人自己画图设计别墅,整个片区五六千栋的别墅几乎没有重样的。在绵延几十公里的别墅街,东西两边是山,山上有森林,蓝天白云之下,各种颜色的屋顶交相辉映,就像进入了童话世界。而能够在这里“上班”的普通蒙古人,跟那些在城市贫民窟或者草原蒙古包莉挣扎着的穷人相比,过的已经是天堂般的生活了。

  即便在蒙古这样草原辽阔的国家,为争夺草场的事件也经常发生。有时候,游牧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把他们的牲畜放牧到保护区来。

  小型的花园设施可以使居民们吃到健康食品,在经济困难时期,任何新的创意都深受民众欢迎。游牧民的主食仍旧是肉和奶制品但是至少,现在菜单上新增了野菜和水果。

  当有客人远道而来时,他们很愿意花时间来接待,草原上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枯燥乏味的。他们的娱乐是听广播。大多数游牧民都有可接收国外电台的收音机。他们业喜欢听前来旅行的客人们讲外面的新闻。点着了的烟草在手边传递,过去这是迎客的一种仪式。今天恐怕只有年长的人才知道这种仪式了。这表示客人是带着友好愿望来的

  在首都乌兰巴托,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最先完成。液晶大屏幕让新一代蒙古人看到了先前没有见过的东西。第一批自由商贩出现在中央广场,位置就在政府大楼的对面。这里,摄影师在兜售拍照留念服务。儿童的赛车玩具和各种工艺品也都摆出来卖。

  实际上,1990年以来蒙古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彻底转化,大多数企业没能生存下来。吉恩是联合国食物权项目的特派员,他蒙古的大小城镇收集资料,报告那里人们的饥饿状况。离首都250公里、靠近蒙俄边界的色楞格省是生产奶粉的地方,但周围牧民的利益却难以保障,因为80%的牛奶都是来自附近的西伯利亚,那里的奶牛更健康,牛奶产量也更高,而本国企业缺乏竞争力,产品价格比西伯利亚奶粉高了50%。因此这里的工人所能赚来的仅仅是一口饭钱。

  吉恩·齐格勒(联合国特使):这个厂是现行经济体系各种矛盾的缩影,在这毫无用处的私有制当中,一方面今天的雇主是工厂的前董事长,俄罗斯人是董事长,蒙古人只是他的副手。而这个蒙古人事实上已经接替了他的位置,他伙同政府部门的另外两人,简单地将工厂私有化,把工厂占为自己的私有企业。但对这里的60个雇员来说,尤其对是妇女们来说,他们至少还能挣一点钱。

  蒙古全国5万公里的公路中硬路仅1300公里,其他均为来往汽车压出的沙土路。在通往西部阿尔泰山的道路上,最高的地方达海拔4347米。这个时候,老式的苏联进口卡车就显出了它的优势,司机在车下燃起了一堆火,使汽油熔化开来。今天,蒙古人喜欢的是日本车,有很多人通过倒卖日韩汽车而发大财。但在这些经常跑雪山走泥路的司机眼里,老式的俄罗斯车更可靠。

  对这里的游牧民来说山区冬季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的,气温常常降到零下50°,冻土是不能种活任何庄稼的,如果过冬的贮备不能满足需求,许多家庭就不得不在冬季里大量宰杀牲畜。牛羊被切成小片烹煮。按传统风俗,在整个过程中,不能把骨头砍断。一边吃着最喜欢的羊腿,这家人或许正在思考,明年的冬天,是不是也要去支几个蒙古包,养几匹马,改行做旅游业了。

  吴小莉:据统计,2007年蒙古国的年入境游客人数为大于20万,其中中国游客占了六七万。在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中国向蒙古提供30多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和贷款,远远超过了前50多年的总和。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也拉动了中蒙关系升温,目前中国已成为蒙古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代替了先前的俄罗斯;蒙古市场上消费品九成来自中国。至2007年底,中国对蒙投资11.81亿美元,投资项目3769个。有评论认为,现在的蒙古无法依靠俄罗斯,而美国和日本都对蒙古很感兴趣,既希望参与在蒙古的矿业开发,也试图牵制中国。但是,只有中国能够为蒙古提供资金、技术与商品,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内蒙古是中蒙经贸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个优势是中国所独有的。

  孟图雅:我去城里上学,但我不爱读书,我喜欢骑马,我想生活在草原上,将来当个畜牧者。

  汉斯(GTZ项目经理):我们已在关键时刻及时地帮助了蒙古人。我们发现了值得保护的东西,在全球具有重要的地位,不需要人为地加以重建。好客的人民、环境、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这一切都是很迷人的,这是一个迷人的国度,它有着非常可爱的人民。

班禅和达赖的起源与关系

在藏传佛教中,有一个最著名的教派,因为戴黄帽子而被称为“黄教”。“黄教”的创始人名叫宗喀巴,也是这一教派的领袖。宗喀巴去世后,“黄教”的领袖由他的几位弟子贾曹杰、克珠杰依次担任。宗喀巴最小的弟子根敦珠巴创立了著名的札什伦布寺。1474年,根敦珠巴去世前,宣布自己将转世。4年后,人们给他找了一位转世灵童,名叫根敦嘉措。因此,“黄教”接受活佛转世的时间,比最早的“黑帽派”要晚2个世纪。但是,“黄教”的转世活佛后来居上,最终成为全西藏的宗教领袖。
1542年,根敦嘉措去世,他的转世灵童名叫索南嘉措。索南嘉措到蒙古传教时,1578年,被蒙古首领俺答汗授予“达赖喇嘛”的封号,这也是“达赖喇嘛”这一称号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但是,索南嘉措被认定为三世达赖喇嘛,前文提到的根敦珠巴和根敦嘉措被追认为一世、二世达赖。从此以后,达赖喇嘛的活佛转世系统,由于受到世俗王权的册封,而成为西藏地区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
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圆寂于蒙古草原,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出现于蒙古,也是达赖系统唯一的蒙古人。而且,云丹嘉措还是蒙古首领俺答汗的子孙。这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宗教地位很高的达赖喇嘛的转世,可以被当权人物操纵,使得宗教领袖成为权势家族自产自销的囊中之物,那么,就很容易产生腐败,弊端甚多。这一问题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得以解决。
四世达赖云丹嘉措1616年去世,此时,札什伦布寺的寺主名叫罗桑曲吉坚赞,他前往拉萨主持宗教事务,并开始寻访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历史有时候是具有偶然性的。当时西藏的世俗政权首领拉藏汗不同意达赖喇嘛的继续转世。如果拉藏汗的意见坚持下去,西藏后来的历史也许会完全改写。罗桑曲吉坚赞拯救了达赖系统。罗桑曲吉坚赞有较高的医术,他给拉藏汗治好了病,使得拉藏汗同意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于是,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登上历史舞台,罗桑曲吉坚赞成为五世达赖的老师。
拉藏汗一定没有料到,自己当初同意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结局。1641年,明崇祯14年,五世达赖和罗桑曲吉坚赞一起,将蒙古势力引入西藏,消灭了拉藏汗。进入西藏的蒙古人又正式册封罗桑曲吉坚赞为班禅。此后,五世达赖联合清朝政府,赶走了蒙古人。1653年,清朝顺治皇帝正式册封五世达赖,达赖喇嘛由此成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
1662年,清朝康熙元年,罗桑曲吉坚赞去世。五世达赖感念其教诲的师恩,决定为其寻找转世灵童。从此,黄教的第二个活佛转世系统,班禅活佛开始出现。按照黄教的辈分关系,罗桑曲吉坚赞被认定为四世班禅,前面三个“转世”的班禅都是追认的,一世班禅就是前文提到的宗喀巴的另一位弟子克珠杰。五世班禅名叫罗桑益西,1713年,清朝康熙皇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
由此,我们看到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转世系统的关系,虽然班禅转世系统实际上比达赖转世系统要晚出现100多年,但是,他们都源自于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一世班禅还是一世达赖的“师哥”。当罗桑曲吉坚赞保住了达赖的传承后,他们联合清朝,获得西藏的统治权,其实也是“黄教”的胜利。从此,西藏的其他教派,在地位上都无法超过“黄教”。西藏从此也真正进入“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
由于达赖和班禅都是朝廷正式册封的,因此这两个活佛系统的地位也远高于其他活佛转世系统。清朝册封两个活佛系统,也有互相牵制的意思。在历史上,班禅与达赖都是互为师生。由于转世灵童都有一个教育培养的过程,因此,当达赖年幼时,班禅就担负领导和教师的责任;反之,当班禅年幼时,达赖就承担领导和教师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达赖与班禅的地位是一样的。只是由于达赖的常驻地在拉萨,而班禅的常驻地在后藏,因此,达赖在世俗社会的重要性似乎要高一点。
前文说到,自从有了转世灵童这个传统后,一些有权势的人,经常暗中操纵,他们利用贿赂等手法,让转世灵童的认定有利于自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代转世灵童都出于一个家族的现象。针对这种舞弊现象,1793年,清朝乾隆皇帝制定了“金瓶掣签”的制度。也就是说,转世灵童的预选不止一人,然后通过“金瓶掣签”确定其中一位正选。这种办法较好地避免了活佛转世的徇私舞弊现象,而且,这种方法也不仅仅适用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对于其他活佛转世也可以使用。
达赖与班禅这两个活佛系统还有一个问题不太被大众注意。活佛转世都有前身,虽说达赖和班禅的前身都是宗喀巴的弟子,但是,在藏传佛教理论中,他们的前身要更加高贵。达赖喇嘛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班禅则被认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观世音菩萨大家都很熟悉,阿弥陀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按照佛教理论,阿弥陀佛的地位要高于观世音菩萨,一个是佛,另一个是菩萨,地位已经很清楚了。因此,在佛教理论上,班禅的地位要高于达赖。但是,在世俗地位中,达赖由于常驻拉萨,地位似乎显得比班禅重要。

今天我要做个蒙古人

今天,我为蒙古两百万人民骄傲,因为这个民族终于完成了大选。蒙古国家总选举委员会日宣布,根据总统选举投票的初步统计结果,蒙古人民革命 党(人革党)候选人、现议长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的得票率已经超过半数,当选蒙古国新任总统已成定局。据报道,这次选举的投票率为70%,选举过程中没有 发现严重失误。

今天,我也为蒙古民族伤心,她还有那五百万ㄦ女在等待着同样的命运,但得到的却是“民族困难户”的嘲笑。这个没有精神领袖的民族,这个没有统一宗教的民族,这个为祖宗承当罪名的民族,到目前仍没有一张选票,也没有一个民选代表。这五百万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何日才能与那两百万同胞平等?

当上帝创造了人类时,并没有特别造出一种特权人类,也没有特别造出一种奴隶人类。有特权人类之所以存在就因为有甘当奴隶的人存在,奴性造就了特权人类的存在。何为奴性?就是那些要向“凯撒”(政权者)与“玛门”(金钱)屈服的人性,对民族而言就是那种为了个人利益出卖灵魂的民族性。有人认为基督教教导人民顺从当权者,但这种想法却忘了有个前提:这些人民首先必须是具有平等人权的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享有上帝所赋与人类的自主独立的选择能力,才能同时具备上帝的王国与凯撒王国两种身份。在民主国家这两者既是对价关系,也是公民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契约要素。奴隶社会典型标志就是让当权者成为上帝的化身(如天子),也就是让上帝的国服从于凯撒的国。如果奥巴马要恢复黑奴制度他的黑人同胞们也不会顺从他的。

我宣布下次填写身份证件时会填下“蒙古族,那拉氏”做为民族身份,因为它有我的“满洲族”所没有的人权光彩。

10-15年蒙古必对中国内部构成挑战!

(注:此类文章不代表本博客之立场,只是转贴他人观点,让世人辨别是非,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梦游者有个清醒的认识!)

蒙古国总选举委员会5月25日公布的初步结果,蒙古民主党候选人、国家大呼拉尔委员(议员)、前总理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以51.24%的得票率在24日的总统选举中击败蒙古人革党候选人、现任总统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当选为蒙古国新一任总统。额氏的当选,改变了蒙古政坛总统、总理、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议长)均出自蒙古人革党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暂时实现了蒙古国政治上的左右平衡。

根据蒙古国总统选举法等相关法律,在议会中拥有席位的政党应于4月4日前向国家选举总委员会提交候选人名单。2008年6月,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议会)举行换届选举,人革党、民主党、公民意志党、绿党等党派在议会中拥有席位,有权提名本届总统选举候选人。由于蒙古公民意志党和蒙古绿党通过决议,将支持民主党提名候选人额勒贝格道尔吉。由于上述两党不再提名总统候选人,所以今年5月24日蒙古国总统选举将成为现任总统恩赫巴亚尔与额勒贝格道尔吉二人之间的对垒。

在此之前,外界担心两人得票若相当接近,无法定夺谁胜谁负,可能会引发类似去年七月议会选举后的暴乱。当时,因额氏指控执政的人革党在选举中舞弊,导致该国爆发致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的严重暴力事件,以致该国进入了为期四天的紧急状态。现在恩氏25日在正式结果尚未出炉就迅速承认落败,化解了一场可能来临的危机。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蒙古国民主转型的成功及政治上的成熟。

蒙古实行半总统制,总统的大部分权力是象征性的。额氏的胜利主要得益于承诺铲除腐败和蒙古国国民个体应在该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分配中占有更大的份额。他模仿美国总统奥巴马以改变为竞选主题,吸引了主要是城市选民,特别是在首都乌兰巴托,这里生活了蒙古一半以上选民的支持。而现总统恩赫巴亚尔和他的执政党蒙古人革党则是以吸引农夫与牧民为基础的农村选民,承诺民族团结、加强执法和继续政府的援助。该党坚持政府在矿产资源分配中应拥有更大的股份。不过,人革党提议设立一个类似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基金,每位公民能从采矿利润中获得相应份额。

有分析指出,额氏的平民主义倾向,这使他在对外国人投资采矿业问题上将采取更强硬的态度。由于两党的对立,由加拿大艾芬豪矿业(Ivanhoe Mines) 和力拓(Rio Tinto)共同投资的价值30亿美元、已持续谈判数年的奥尤陶勒盖(Oyu Tolgoi)项目可能会被进一步搁置。蒙政府曾希望利用此协议为今后的采矿项目的范本,以加快战略矿的开采步伐,使之成为该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这就是说,如果该项目失败,则可能迅速阻碍蒙古成为采矿巨头的雄心和利用其蕴藏巨大的铜、金、铀、铅、锌和煤炭以帮助其近300万人摆脱贫困的努力。而改变贫穷本身也是促使许多人投票支持额氏的原因。因此,如何在战略矿问题上处理好政治理念、国家发展、以及选民利益间的复杂关系,将是额勒贝格道尔吉面临的首要挑战。

此外,经济问题也将影响蒙古的外交路线。2004至2008年间蒙古平均年增长近9个百分点,主要是由高铜价和黄金生产,而随着矿产品价格下跌,今年预计下滑到仅2%以上。这导致税收收入减少,社会项目削减和惯常倾向于美国的蒙古政府不得已转向邻国中国和俄罗斯寻求贷款和其他经济支持。但夹中俄两人“巨人”间的小国蒙古国新总统不会放弃其寻求“第三邻国”外交政策和“多支点”外交,以平衡两大邻国对其国内事务的影响,实现蒙古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这倒是这位哈佛公共管理学硕士最有可能、最容易大展伸手地方。

同其他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蒙古未来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对这个拥有重要地缘位置、也曾有辉煌民族历史的国家而言,渐趋稳定的民主政治、外交左右逢源以及坚持开放的经济路线,将为蒙古的复兴之路提供最重要的动力。

不过,对于其邻国中国来说,一个民主转型成功、经济迅速发展、政治开放、与中国接壤且有深厚民族渊源的邻国,10-15年后蒙古必然对中国的内部构成强劲挑战!这是中国当前必须未雨绸缪之处。

蒙古大帝国:全球史第一个世界系统

在新千年前夕,《华盛顿邮报》选出“本千年第一人”,不是哥仑布,不是牛顿,而是野蛮人成吉思汗。他虽然杀人如麻,但“他和他的子孙缔造了一个广大的自由贸易区,横跨欧亚大陆,大大地促进了东西文明的连接。”这是现时代的“全球化”眼光。

蒙古人是很落后的。在成吉思汗草创时代,他们还是游牧民族,不属于包含文明领域的新型边疆国家,他们顶多只是辽金西夏这类边疆国家的边疆国家。但成吉思汗统一大漠时,已用人工方式把部落融合为“国家”。他“非部落化”的改革是模仿契丹人打散部落结构,用十进位方法建立起一个指挥系统,因此到后来所谓“蒙古”已非几个蒙古人部落的联盟,而是所有草原民族统一起来的国家。虽然这种组织是新型的,但蒙古人起步阶段的落后性,仍使他们早期行动之破坏性压倒任何建树。

在1219-1221年间,成吉思汗消灭塞尔柱的继承国——花拉子模,对咸海的河间地带、阿富汗与呼罗珊进行大破坏、接二连三地屠城,消灭了五份之四人口,使这个定居与游牧分界已经不稳定的地区,被进一步推向"大漠化"。当时的蒙古人与定居民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根本不懂得如何统治。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汗于1234年消灭华北的金朝,仍作把该地区的农耕文明铲除、将它变成大牧场的打算,被契丹贵族耶律楚材劝止,说明治理定居民族征取税收的种种好处,并建立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府机构。从此,蒙古人在中国就不只朝"边疆国家"形态蜕化,而变成与南宋对立的中原"北朝",最终成为继统的"元朝"。

在新大陆还没发现,海洋还未成为连贯世界各地的媒介的时代,欧亚大草原是唯一贯串旧大陆的通道。像蒙古这样一个统一了整个欧亚大草原的势力,又是东亚这片"高科技战场"的最后赢家,其打偏天下无敌手,乃顺理成章。除了东亚之外,蒙古还征服中亚、西亚与俄罗斯。南亚是蒙古人不感兴趣才幸免:蒙古扫荡花拉子模残余,于1222年曾侵入北印度,但因气候太热而回师。欧洲也如是:至1241年蒙古人已征服今波兰、匈牙利等地,因窝阔台汗去世,各路军首脑必须回蒙古大漠选举新的大汗,因而回师,才没有侵略日尔曼和意大利。蒙古第二次攻伊朗,杀掉了最后一位哈里发,想一鼓作气征服整个回教世界,已扩张到达地中海岸,准备进入北非,因蒙哥汗去世(1259)而故事重演。但回教世界已残破,最幸运的倒是西欧。

总的来说,蒙古帝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创造了一个世纪的"蒙古和平"(PaxMongolica),保持陆上国际贸易\\繁{干}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也使从西欧经中东经印度洋经东南亚到东亚的海上贸易空前蓬勃。

近来,有人从"后殖民地主义""多中心论"角度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例如阿布-勒霍德指出:近代西方把全球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非世界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世界系统"。十三世纪时,一个前近代的世界系统已经成形,中国在形势上该执该系统的霸权,但宋元时代的中国并没有走这条路,因此,这个前近代的系统并不像今天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统,而是多中心的。她把十三世纪的世界系统分为八大圈,从泰西到远东计有:(1)西欧圈,它与(2)地中海圈有交叠点,后者与(3)欧亚大草原圈、(4)埃及红海圈、(5)中东波斯湾圈交叠,(3)(4)之间亦有交叠,而(4)(5)则与(6)阿拉伯海西印度洋圈交叠,后者又和(7)东印度洋东南亚圈交叠,后者则与(8)中国南洋圈交叠,最后这圈又和(3)的极东部分交叠。13

这个世界系统至十四世纪初达巅峰状态,但亦于该世纪中后期趋于瓦解,与"蒙古和平"相始终。1335年,在西亚的伊儿汗国,创始人旭烈古一脉的统治已中断。1368年,蒙古在中国的统治被明朝推翻。1380年,钦察汗国的附庸莫斯科对其主子提出挑战,并初次在战场上获胜,虽然汗国在十五世纪中期内部闹分裂后才真正完结。蒙古世界秩序的瓦解并非十四世纪世界系统散套(delinking)的原因,而是它的症状。学者对其原因还在探索中,在本文里也无须置言。
"蒙古和平"保障了欧亚大陆的汇通,这个世界市场是多中心的,但其精华地段无疑是中国,因此它成为大汗自身的领地。在中国悠长的皇朝史里,元朝把宋代无法重建的"天下"以外族入主身分加以恢复,似乎可当做中华帝国第三次重建。但元朝并非一个纯中国的朝代,大汗除了是"天子"之外,还是蒙古世界帝国的名义共主。蒙古把中国纳入"全球化",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加深,并与西欧首度接触。元时,天主教首度在大都设主教区。另一方面,元朝统治有很多地方似乎背离中国传统。

首先,宋代的儒家文官体制不受重视。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虽然也重用汉人,却并不恢复科举制度,至1313仁宗朝才恢复,但由此渠道出身的士人居于高位者大不如前代。元代在运用多民族的人才方面的确冲破儒家教育的局限,但居统治地位的仍是蒙古王公,而不是文臣。蒙古人本身数量少,又在降伏欧亚大陆之后才征服南宋,因此,他们的统治集团中包含很多中亚和西亚的"色目人"。这些人办事的方式有异于中土,常造成文化冲突。世祖时的财相阿合马、卢世荣、桑哥虽然解决了中央的财务,却引起政争而被杀,乃因为他们那套是西亚的突厥军事集团与城市里大商人勾结的方法,在儒臣眼里变成"聚敛之臣"。

这一切,以宋代中国已达到的文治水平看似乎乃倒退。另一方面,元代是中国史上最不"轻商"的时代。其实,南宋已经朝这个方向走,而元代则发展至商业全面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地步。元世祖又在宋代的基础上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全国统一的纸币制度。

蒙古世界统治的遗产

对中国整体来说,蒙古的遗产有下列数项。蒙古灭金时在中原长期作战,造成华北的残破。一度是北宋重工业区的河南东部和河北南部,从此一蹶不振。蒙古虽然与南宋长期在国界上交战,但灭宋过程却很短,因此江南比较完整。至元代,华南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贸易又获进一步发展,北衰南盛的形势从此成定局。蒙古消宋之前先灭了大理国,蒙古统一中国,使云南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也于元时内附,从此中国人习惯上觉得西藏是国土一部分。

从元代开始,"回民"成为中华五大族之一,尤其集中在西北与西南。他们多是随蒙古人入主中国的"色目人"之后代,他们在元代又称作"回回人",多信奉伊斯兰,因此后者被中国人称作"回教"。在中国本部以外,以今日新疆为基地的察合台汗国受了该地臣民的影响,后来也皈依回教。改信了回教的蒙古统治者,在十四世纪末又强迫最后一批不信的回讫人改奉回教。14后者是今日中国境内回民之大宗的维吾尔族。

对亚洲总体来说,蒙古东征西讨的遗产受益人反而是突厥人。表面看,初期的蒙古军西征接二连三地摧毁了突厥人政权,尤其中止了塞尔柱人的西进,把东罗马帝国的寿命多延长了两个世纪。但蒙古人本身只有一百万人,为了扩充队伍,把所有的游牧民族都变成"蒙古军"。因此,所谓"统一大漠"其实是把原先地域已经很广却很分散的突厥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的地盘进一步扩展。因此,当蒙古浪潮退潮后,西亚的突厥人继续西征,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土耳其帝国,在伊朗者则建立十叶派政权,是为近代伊朗之始,另一支入主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

蒙古人进军俄罗斯时,自身的民族只能拨出五千人左右,其余是内亚洲的其他游牧民族,可想象是以突厥人为主。他们征服的南俄地带原先已为钦察(Kipchak)游牧民族占领,也属突厥人的一支。蒙古人建立的"钦察汗国"索性以他们为主力,以其名为国号。后来,蒙古人、突厥人、斯拉夫人、芬族彼此交配,混出一种说突厥语的"鞑靼人"(Tatars),在今日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共和国里是第二大民族。

蒙古学书社“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又遭稽查

据南蒙古观察报道:
呼和浩特
2009.6.4上午十点左右,蒙古学书社突然闯入七八名便衣,其中有两人出示了证件他们自称是呼和浩特市文化市场稽查办的。随后来人便大肆翻查书店架上的书籍。来人中头头模样的人气势汹汹的问店主人新娜:

--有《挖肃灾难实录》这本书吗?

--没有!

--有人举报你们卖过此书!

--是卖过,是一年前的事了!现已卖完!此书写的不错只是没有版号,是因为没有版号而查它吗?

--此书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什么政治问题?内人党一案中央不是已平反了么?

--这就是中央让查的!

--我看看书面文件!

--没必要给你看,这属于国家机密……

随后头头模样的人又要闯入书店后面的生活区,让新娜拦住:“这是我的私人住处,你若进里面翻请出示搜查证……”在新那的一再坚持下来人才停止了入其住处搜查。

此时书店又来了不少顾客购物,头头模样的人又高声训斥道:“人都出去,不要阻碍我们办案”,店主人新娜也急了并高声抗议:“前几天已有穿警服的警察来店转悠吓跑了不少顾客,你们再把人赶走我们还做不做生意了?你们只有稽查书的权力,但并没有让书店停业的权力……”在新娜的据理力争下他们才停止了向外驱赶顾客,折腾了近一个小时这些人才离开。

事后新娜给《挖肃灾难实录》的作者打电话问询查书之事,作者居然不知此事且至今没人找他谈过话。更为可气的是此书在其它书店均销售过但这些书店稽查人员去都没去过!

来人还说《挖肃》一书已经出了蒙文版盗版且盗书者已经被抓了起来。

在“六四”二十周年这天蒙古学书社突遭稽查一事引起广泛议论,众人觉得此次稽查很蹊跷。

1. 既然作者都没事为什么专要找卖书人的茬呢?

2. 为什么不查别的书店专查蒙古学书社呢?

3. 既然中央有令让查为什么不出示文件?这些所谓的“机密”有无法律依据呢…..?

更多的人猜测这也许是因为“六四”二十周年,当局故意找茬、施压。新娜气愤的说:“我丈夫哈达因为民族问题被无理重判十五年,我和儿子的日子已经过得很艰难了。多年来一到敏感时期这些人就上门刁难、骚扰以至于软禁我们孤儿寡母,比如一九九七年内蒙古自治区五十周年大庆期间就把我们母子从呼市赶到乌兰浩特关了三天。每年两会期间更是无端骚扰不断……”

“六四”过去二十年了,哈达也入狱也快十五年了。多年来当局在民主、民族问题上仍采用高压势态,无视人权。在中国争取民主与自由的道路还是任重道远啊!!!

http://www.smhric.org/Chino_257.htm

强硬的外交辞令,混乱的思维逻辑——评中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原住民问题常设论坛上的发言

据南蒙古观察报道:L
评论员:比特
一、缘由
联合国原住民族问题常设论坛第八届会议于2009年5月18日至29日在纽约联合国大厦举行。期间的5月27日,应邀参加本届大会的内蒙古观察员在大会上做例行发言,向大会报告了内蒙古原住蒙古农牧民的语言文化和土地环境问题。此时,同席大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就内蒙古观察员的发言做了即席答复。按大会惯例,政府代表是有权利这样做的。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政府代表的答复其实不是答复,而是拿大帽子吓唬人,他差点把最高级别的外交辞令都搬出来用光了。和代表先生的大帽子不相称的是,他的思维逻辑显得实在混乱差劲。
下面请听、请看中国政府代表的发言录音稿及笔者对它的评点。
听周宁宇的声明点击这里
政府代表发言的全文如下:
“谢谢主席女士。到今天为止,进展顺利,一定会取得预期成果。[1] 刚才,一位所谓/一个所谓蓝蒙古[2]人权组织,对我国在/对我国在雷蒙古[2]自治区的政府政策所述严重背离事实,无视中国在民族地区的发展成就,[3]对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无端诬蔑,是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挑衅,因此我强烈要求论坛在以后类此组织参与论坛的申请中,不允许其在侵犯/在论坛贸然侵犯全国的主权领土完整。[4]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汉族、蒙古族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他们都是中国的世居民族,[5]他们一律平等,他们的合法权益平等地得到国家的保障,中国政府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保护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宗教的特性,保障少数民族的参政权和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权利。中国在[6]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继续采取特殊优惠政策,护持民族自治地区的/民族自治地区的公平、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共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民主、文明的和谐社会。Thank you!”[7]
二、本评论员对“发言”的注评
[1]“到今天为止,进展顺利”:
这该说“会议进展顺利”。代表先生一开头就硬塞给了听众一个“无主句”。口语虽然不能要求十分完整,但关键的主语是不能省略的。
[2]“蓝蒙古”、“雷蒙古”:
可能是指“南蒙古”和“内蒙古”而言的吧。如果是一般人在一般场合,我们也不会太挑剔他的发音,也能够理解方言之差别。但是,做为中国政府代表而在联合国的国际论坛上,不操普通话而搬出不标准的方言口语,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另外,蓝是南,雷是内,这只不过是笔者的臆测而已。政府代表先生本来说的也许就是“蓝蒙古”,因为这个词人们确实经常用的,其中蒙古人最喜欢自称为“蓝蒙古”。至于“雷”,它是现时流行的酷语,如“太雷人了”等。既然可以“雷人”,也就无不可以“雷蒙古”。 政府代表说的到底是蓝蒙古还是南蒙古?雷蒙古国还是内蒙古?只有由他自知了。
[3]“无视中国在民族地区的发展成就”:
观察员批评的正是这种“中国在民族地区”用“国家”名义推行的“发展”。那是喧宾夺主式的、取而代之式的和杀鸡取卵式的“发展”。 就在内蒙古,中国“国家”确实是发展了的,拔地而起的政府机关高楼大厦,遍地乱跑的“公仆”官员的豪华轿车,遍地开花露天煤矿等,哪一个不是他们“发展”的业绩?但它们与本地原住蒙古人毫无相关,放眼望去蒙古农牧民的故土,入目的只是沙漠化的环境和贫困化的社会。
[4] “因此我强烈要求论坛在以后类此组织参与论坛的申请中,不允许其在侵犯/在论坛贸然侵犯全国的主权领土完整”:
“全国的主权”是否指“中国的主权”?本评论员反复聆听了政府代表的发言录音,他说的就是“全国的主权”,照这样的逻辑,应该还有个“半国的主权”。本评论员虽然自喻为评论员,但本人毕竟水平有限,听不懂政府代表的如此高妙复杂的造句,故只好放弃对此段的评论。
[5]“世居民族”:
“世居民族”是什么?不就是“原住民族”吗?汉语固然很丰富,但有必要赘造这样的同义词吗?
[6]“在……”:
这个“在”本不应该在这儿。
[7]“是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挑衅”:
上注1-6,都可以都算是枝节问题,本来可以不必认真,闭一只眼不理也就过去了。
但是,就这个政府代表发言的核心内容——“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挑衅”等语,不得不发声。这种高级别的、强硬的交抗议措辞,本该适用于敌对国家发动的军事侵略,或边境争端造成的武装冲突上。区区一名观察员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常例发言,与主权和领土有何关系呢?它哪有那么大的侵犯力和威胁力?真可谓“大词小用”。
不用说是明眼人,就是再糊涂的人也一眼能看出,代表先生的发言只是在信口雌黄地拿大帽子压人,而他玩的那种 “上纲上线”老把戏早已没人欣赏了。
3、结语
政府代表也许过分地依赖了听众的理解能力,所以说出那么几个语无伦次的外交词令,好让听众自己猜想的吧。
令外,他也过分地依赖于国家权力,有恃无恐地乱用外交抗议。只可惜,他强硬的外交措辞和混乱的思维逻辑的反差太大,实在令人感到唐突和不当。
对此等没有轻重分寸的“发言”,本不应该太在意,不应把它当回事的。而此做出如此不烦其言的注评,不免有没事干而舞文弄墨之嫌了。

http://www.smhric.org/Chino_256.htm

中国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周宁宇就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在联合国原住民常设论坛上的声明作出的反应

2009年5月28日 据南蒙古观察报道:
联合国总部 纽约

听周宁宇的声明点击这里

下面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周宁宇就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在联合国原 住民常设论坛上的声明作出的反应全文:

“谢谢主席女士。到今天为止,进展顺利,一定会取得预期成果。刚才,一位所谓一个所谓南蒙古人权组织,对我国在/对我国在雷蒙古自治区的政府政策所述严重背离事实,无视中国在民族地区的发展成就,对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无端诬蔑,是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挑衅,因此我强烈要求论坛在以后类此组织参与论坛的申请中,不允许其在侵犯/在论坛贸然侵犯全国的主权领土完整。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汉族、蒙古族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他们都是中国的世居民族,他们一律平等,他们的合法权益平等地得到国家的保障,中国政府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保护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宗教的特性,保障少数民族的参政权和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权利。中国在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继续采取特殊优惠政策,护持民族自治地区的/民族自治地区的公平、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共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民主、文明的和谐社会。Thank you!”

http://www.smhric.org/Chino_255.htm

中国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方


BBC
王维洛
经济发展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

最近30多年来,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高速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可以说,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以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换来的。现在人们已经隐约地感觉到,这个代价很高。

从长远利益来看,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超过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从子孙后代的利益上来分析,这个损失更大,有的甚至是不可弥补的。

人们是否想过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哪里是中国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哪里的生态环境破坏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最大的威胁?是北京地区?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还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笔者认为:中国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最大的威胁的地区是长江和黄河的江源地区,同时这里也是澜沧江和怒江的源头地区。

江源地区

长江和黄河是中国最重要的河流,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被尊称为母亲河。澜沧江和怒江是国际河流,它的下游河段称湄公河与萨尔温江,流经缅老泰柬越等国。这四条河都发源于西藏高原的中心部位,它是中国的水塔,也是东南亚和南亚的水塔。

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可以简要地归纳为:冰川退缩、森林萎缩、沼泽、湿地大面积乾涸, 水位下降、河源退缩、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荒漠化扩大、物种消失、生物多样性遭受威胁、虫鼠危害严重,自然灾害频繁等等。

这里举一个例子:长江源头有座碑,上面是江泽民在2000年的题字。立碑时;那里还是水草丰满,是块风水宝地。可是数年之后,这座碑的周围就没有了水,也没有了草,而是变了一片荒漠。

西藏民间有个说法:"投生于荒漠之地的人,比不上投生水草丰盛之地的动物幸福。"那么竖立在荒漠中的题碑,面对漫天飞卷的风沙,也是悲哀的。

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水塔水量的减少。根据全国人大资源委员会黄河考察团提供的资料,"近二十年来,黄河源头地区和青海省境内的黄河入水量逐年减少,流出青海省境的黄河水量比过去减少23.2%。


渔民在污染的河中捕鱼

而河源地区的水量的减少,是黄河断流的一个主要原因。笔者不想在此重述黄河断流对中国的危害。

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造成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应该说是人类的贪婪破坏了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玛多县是黄河源头第一县,这里曾经有过世界上最好的草地,草地面积曾占全县面积的64.7%。当时养一头羊只需要5亩草地。如今退化的草地占总面积的63.7%。就是说所有草地几乎全部成了退化草地和沙化地。

退化草地的质量是1000亩草地养一头羊。造成草地退化的原因是采金、挖中药材等。当然不能忽视的是汉人的定居、草场承包政策。

过去,少数民族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暖来寒去,有利于草地生态环境的生息保护。但是汉人习惯定居,认为游牧不利于管理,硬把所谓土地承包的成功经营强加给当地居民,迫使他们定居放牧,在一定的草地面积上达到牧业生产量的最大化。

最终结果是草地退化,沙漠化面积扩大,定居的居民再次强迫被搬迁。解放初,青海省的沙化土地面积仅7995万亩,现在沙化面积2.5亿亩,而且沙化面积扩大速度持续不减。

前提条件

对于解决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的一些专家提出了不少建议,比如建立三江源保护区、迁移保护区的居民,增加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等等,但是执行十几年来,资金投入不少,但是效果一直不佳。

笔者以为,解决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前提条件是:扩大江源保护区的范围,把江源地区作为一个生态环境系统来对待。目前中国政府只是把三江源保护区框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即把三江源保护区框定在青海省的玉树、果洛、海南、黄南四个藏族自治州的14个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总面积仅为15.23万平方公里。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面积按流域分为:黄河源区面积4.05万平方公里(26.6%);长江源区面积9.4万平方公里(61.7%);澜沧江源区面积1.78万平方公里(11.7%)。但是从自然生态系统来分析,仅仅黄河源面积就起码有15万平方公里,长江河源面积就更大一点。

扩大江源保护区,把江源保护区作为一个自然生态系统来对待,从更加长远的目标出发,制定更高的保护目标,执行更加有效的保护措施,保护中国的水塔,保护子孙后代的福祉。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100000/newsid_8105300/8105378.stm

2009年6月24日星期三

近代喇嘛教与蒙古族政治

金海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为止,蒙古喇嘛教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但它作为蒙古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在蒙古人精神生活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与蒙古地区的政治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两种:一是近20世纪上半叶蒙古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均有喇嘛教上层参与并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另一种是有些喇嘛教上层直接掌管蒙古地区的政治权力。这种“宗教世俗化”现象的出现有两个方面原因:一、从喇嘛教上层来说,他们希望依靠世俗政治权力或以宗教干涉政治的手段来摆脱日益衰落的命运;二、从世俗统治者来说,他们一方面强调“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等原则的同时,又往往要求喇嘛教上层时时为其政治目的和活动提供帮助。这两个方面促成了近代喇嘛教与蒙古政治发生了更加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近代;喇嘛教;蒙古族;政治

中图分类号码:B911 文献标示码:A



喇嘛教(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后,成为蒙古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对蒙古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及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清代,从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喇嘛教受到朝庭极为崇高的礼遇,使得蒙古地区寺庙林立,喇嘛人数迅速膨胀,上层喇嘛的权力逐步扩大,寺庙经济畸形发展。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内忧外患日渐加剧,国势一落千丈。尤其到了清末,随着清朝政府对蒙古政策的彻底转变,喇嘛教的崇高地位开始下降,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中华民国时期,随着蒙古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以及民族民主革命的冲击,使得喇嘛教进一步衰落。

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后的几百年中,喇嘛教阶层与蒙古地区的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代以来,蒙古喇嘛教尽管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但喇嘛教作为蒙古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在蒙古人精神生活在及蒙古地区政治生活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首先,喇嘛在整个蒙古族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仍然相当高。仅以内蒙古为例,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调查统计,并入伪满洲国的内蒙古东部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和呼伦贝尔、西布特哈以及伊克明安旗的蒙古族(包括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人口为1081634人①,另有喇嘛27848人,喇嘛庙994座[1]。内蒙古西部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察哈尔八旗四牧群、土默特旗、阿拉善旗、额济纳旗蒙古族人口为306637人,另有喇嘛53615人,喇嘛庙636座②。合计蒙古族总人口为1388271人,喇嘛人数为81463人,寺庙1630座,喇嘛占蒙古族总人口的5.87%,约占蒙古族男性人口的11.74%。这个比例可以说已经相当高了。

其次,晚清政府和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国民政府仍对于喇嘛教上层采取了笼络、利用的政策。晚清政府对于尽管改变了对蒙古的政策,但对于喇嘛教上层还是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笼络和利用政策。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初,为了迅速稳定蒙古地区的局势,采取积极笼络蒙古喇嘛教上层的政策。民国政府于1912年8月公布的《蒙古待遇条例》中就规定“蒙古各地呼图克图、喇嘛等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2]此后,又颁布《各呼图克图第一次来京川资条例》、《驻京及年班来京蒙古王公廪饩条例》、《喇嘛洞礼经班事宜》等。1912年11月,民国政府对于首先表示“翊赞共和”的内蒙古喇嘛教首领第六世章嘉呼图克图大加笼络,承认其清代所授予之“灌顶普善德大国师”封号和金印、金册及各项荣典,特加封“宏济光明”名号,“赉予银一万元”[3],复“加给年俸一万元,以示优待”[4](P177),还加封章嘉的父、母、弟及师傅等各种名号。由于民国政府采取笼络、优待喇嘛教上层的政策,加上章嘉呼图克图首先表示拥护民国,使得内蒙古地区的甘珠尔瓦、察罕、东阔尔等呼图克图、格根相继表示赞助共和,服从民国政府,并纷纷进京,晋见大总统袁世凯。民国政府对于这些喇嘛教上层一律授予各种封号、荣典及金钱。自1912年至1915年,民国政府授予各种封号的呼图克图、格根及所谓“有功”喇嘛达240余人[4](P178)。1916年,民国政府又为章嘉原有“灌顶普善德宏济光明大国师”之外加封“昭因阐化”四字名号,并“每年加给年俸一千元”[4](P178)。国民政府成立后,承认章嘉过去一切荣典和待遇,并任命他为蒙藏委员会委员,为其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1932年4月,国民政府还任命章嘉为“蒙旗宣化使”,并加封“净觉辅教”名号[5]。1935年,章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又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以后又获得“护国大师”名号。

再次,由于喇嘛教作为蒙古人全民信仰的宗教,从蒙古王公贵族到一般民众,在自己生活中的祸福、得失、疾病以及婚丧嫁娶等等,大都以喇嘛的意见为依据。尤其是“活佛得于无形中支配王公的思想,进而支配政治,活佛以下大喇嘛,其片言只语,虽王公不敢违逆。”[6]所以喇嘛教上层不仅支配蒙古人的信仰,而且往往还干涉、参与甚至可以支配蒙古地区的政治。近代以来,在蒙古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往往都有喇嘛教上层参与并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甚至有的喇嘛教上层直接掌握蒙古地区的行政权力。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近代以来蒙古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均有喇嘛教上层参与并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这是喇嘛教与蒙古地区的政治发生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

20世纪上半叶,蒙古历史上的最大政治事件便是外蒙古的独立。在这一事件中,外蒙古喇嘛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了中心人物。其中,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达锡扎布等宗教上层,均曾是外蒙古政权的主要首脑、实权派和风云人物。1924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曾作出专门规定,禁止寻认其转世灵童。从此,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宣告终结,蒙古喇嘛教对外蒙古政治的影响也就基本消失。

与外蒙古第一次独立同时发生在内蒙古的独立运动中,喇嘛教上层同样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12年,哲里木盟科右前旗郡王乌泰发动的“东蒙古独立”事件中,该旗王爷庙锡勒图喇嘛布和布彦不仅是主谋之一,也曾被派到库伦与哲布尊丹巴集团进行联系。乌泰正式宣布“东蒙古独立”之时,锡勒图喇嘛和该旗格根庙活佛及嘎西喇嘛等被封为各路统兵元帅,并以所谓“神佛保佑”等办法蛊惑群众。

在喀喇沁右旗郡王贡桑诺尔布策划的内蒙古“独立”活动中,该旗商卓特巴喇嘛色尔济扎木苏曾作为代表前往库伦,向外蒙古内务总理衙门呈递了以该旗所有僧俗民众名义表示归顺哲布尊丹巴政权的文书。不久,该旗喇嘛罗布桑车珠又被贡王派往库伦进一步联系。

1919年,在俄境外贝加尔地区发生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民族运动。同年2月在日本派遣军和原沙俄军官谢苗诺夫的支持下,在赤塔召开了被称作的“泛蒙古独立”的大会。会上,出生于内蒙古扎赉特旗的归化城主要活佛之一内齐托因呼图克图被推举为“蒙古国临时政府”首脑。不久,这次运动失败,内齐托音呼图克图在恰克图被中国驻军诱杀[7]。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甘珠尔扎布等依靠日本关东军组建“内蒙独立军”(不久改称内蒙古自治军)时,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莫力庙第四世达尔罕呼图克图阿旺图布丹便参与这一事件,并被任命为该军第三军军师。不久,东北军崔兴武部袭击莫力庙,阿旺布丹等侥幸脱险,寺庙财物被劫掠一空[8]。

喇嘛教两大首领之一第九世班禅却吉尼玛从1925年到1937年圆寂为止,大部分时间是在内蒙古地区渡过的。在这十多年期间,他先后走遍了哲里木、昭乌达、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盟和归绥、包头以及阿拉善等地,与内蒙古地区的政治发生了相当密切的关系。

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掌管北京政府实权以后,为利用班禅来影响内外蒙古起见,将他送到沈阳黄寺居住。此后,班禅便应内蒙古各盟旗王公的邀请,到各大寺院讲经说法。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成了东北的新主人。8月,在呼伦贝尔地区发生了郭道甫等人领导发动的自治运动,即呼伦贝尔青年党事件。张学良立即要求班禅阻止东部盟旗响应呼伦贝尔的自治运动。1929年11月,张学良把班禅又接到沈阳,“想利用他,以期联络蒙藏,与东北四省一致,共同防苏。”[9]

1933年由德王为首倡导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与班禅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德王当时只是锡盟副盟长,声望不高,年纪又轻,想要倡导内蒙古自治,就必须得到各盟旗年高爵尊之王公的支持才行。为此,他首先和锡盟盟长商量决定,联络各盟旗集资在内蒙古为班禅建庙,请其长期留住内蒙古,形成一个宗教中心。此后,在锡盟盟长索王的西乌珠穆沁旗和副盟长德王的苏尼特右旗为班禅各建一所庙[10]。1933年德王、云王等在百灵庙召集内蒙古各盟王公会议,向国民政府发出高度自治要求时,班禅就住在百灵庙。所以说,德王等倡导和发动内蒙古高度自治时,锡盟盟长索王和乌盟盟长云王以及锡盟、乌盟各旗王公及察哈尔各旗总管大多数能够参与其事,均与班禅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1933年,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兴起后,国民政府立即通过阎锡山,要求章嘉以“蒙旗宣化使”名义,迅速进入内蒙古宣慰,设法阻止这次运动。10月初,章嘉从五台山到北平时,留平蒙古族大学生等打着反对章嘉干涉政治的标语,在火车站及崇祝寺进行示威,并在报刊上刊登了蒙古族学生反对章嘉的新闻[11]。由于上述原因,加上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使得章嘉“入蒙宣抚”的使命未能如期完成。1934年3月,章嘉从北平到伊盟、土默特旗及察哈尔等盟旗进行“宣化”,除举行诵经法会外,大量散发蒙汉文字印制的《告蒙古民众书》、《告喇嘛书》、《告青年书》、《告王公书》等宣传品,宣传国民党政府对蒙民的所谓“德意”。但此时国民党中央已经通过决议,允许内蒙古实行自治,成立“蒙政会”,章嘉入蒙阻止这次自治运动的目的根本没有达到[12]。所以他于4月底匆匆返回北平,随即派人到南京,向国民政府报告入蒙“宣化”经过。

30年代初,乌兰察布盟乌拉特前旗(俗称西公旗)发生了所谓的“石王事件”。即该旗扎萨克继承人问题上,该旗公庙大喇嘛与新任扎萨克石拉布多尔济之间发生矛盾。到1936年双方兵戎相见,造成流血事件,大喇嘛被杀。这一事件成为绥远省政府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设在百灵庙)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一[13]。

另外,鄂尔多斯历次“独贵龙”运动中均有喇嘛参加,“独贵龙”运动的著名首领乌力吉杰尔嘎拉就曾当过喇嘛,所以被人们称作“席尼喇嘛”(即新喇嘛)。“独贵龙”运动的另一著名领导人旺丹尼玛还是扎萨克旗扎萨召的班第达格根。



喇嘛教上层直接掌管蒙古地区的政治权力,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或参与蒙旗内部的权力之争,这是喇嘛教与蒙古地区的政治发生关系的另一个主要表现形式。

如上所述,1911年外蒙古独立事件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为中心人物,而且被推举为“执掌大蒙古国政教权力之日光皇帝”;1915年外蒙古取消独立实行自治以后,他被中华民国大总统封为“外蒙古翊赞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1921年外蒙古第二次独立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厚成为君主立宪蒙古国君主。这样他掌握外蒙古政教权力达十几年,直到1924年他圆寂为止。

1928年阿拉善旗发生“小三爷”事件,推翻了该旗王公扎萨克统治,建立了新的旗政权。不久,新政权被推翻。由于该旗扎萨克塔王长期居住在北平,便由该旗南寺(广宗寺)喇嘛坦迭斯尔得呼图克图代为执掌旗政。喇嘛坦因此卷入该旗内部权力之争的施涡,而且与南寺的首席格根阿格旺旦曾佳木素(达格宝活佛)发生矛盾。南寺格根也与旗内的权力之争有着密切关系,并为此发生了多次流血事件。后来,阿旗扎萨克塔王之子达理扎雅回旗亲政,迭斯尔得呼图克图才返还行政权力,南寺格根则被迫远走他乡。

伊克昭盟鄂托克旗阿拉庙活佛扎木扬沙日布(汉名章文轩)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章文轩7岁时被迎请到阿拉庙,成为该庙第八世沙卜隆,后来到塔尔寺学经,获堪布喇嘛称号。他早年曾参加过该旗的“独贵龙”运动,1926年还加入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组建了三个连的武装,还负责征收全旗水草捐和地盘税事务。1927年他到银川和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会议,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返旗后,无法在旗内立足,便到准格尔旗避难。1929年他再度返旗,便逐步掌握了该旗的军政大权。1934年他还特地邀请九世班禅到鄂托克旗新召和他的阿拉庙诵经。班禅前往阿拉善旗时,他又亲自护送到石咀山。这些活动更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及宗教威望。他先后任该旗保安队司令、宁鄂边界巡防司令、伊南抗日游击司令、绥境蒙政会委员、国民党绥远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特派员等,被称作“章司令”,以致于外界人士只知鄂托克旗有章司令,而不知该旗王爷为何人。他执掌该旗军政实际达十几年,直到1946年初被其部下杀死为止[14]。

新疆乌纳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路盟长兼盟汗旗扎萨克布彦蒙库于1917年去世后,因其子满楚克扎布年幼,便由布彦蒙库的弟弟托音堪布喇嘛多布敦策楞全布力(又被称为僧钦格根)执掌盟旗行政权。在他执政期间,从逃亡的哈萨克人那里购买武器弹药,组建了有1400人的武装,并得到新疆都督杨增新授予的军衔及军职。他还令不合格的喇嘛还俗,让他们成家立业,从事生产劳动;从白俄人那里购买良种马,改良当地蒙古马的品种;建立医疗机构,进行防止梅毒和消除其他疾病的活动;建立森林保护区及养鹿场,增加牧民收入,同时保护野生动物等。他还亲自接待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并提供了很多具体帮助。1932年他被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暗杀[15]。

日伪时期,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嘎布济喇嘛罗布桑,因不满该旗扎萨克多尔济在旗内推行的苛政,组织嘎布济庙属民,停止向旗公署缴税应差,拒绝执行旗公署的任何命令,并在其寺庙附近实行定居放牧,招收牧民子弟到庙里所设的小学和手工艺工场学习,与旗公署形成对峙局面。为此,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派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津旺楚克前去解决,禁止罗布桑喇嘛干涉地方行政,严格规定该庙属民服从旗公署的管辖。同时撤销该旗扎萨克职务,暂由该旗协理多布丹代理。这样才平息了东乌珠穆沁旗的这场政教之争[16]。

近代以来,蒙古喇嘛教开始衰落的同时与蒙古地区政治的关系也显得更加密切和复杂。这种“宗教世俗化”现象的出现当然有蒙古社会内部及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等诸如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有以两个方面原因:一、从喇嘛教上层来说,他们希望依靠世俗政治权力或以宗教干涉政治的手段来摆脱日益衰落的命运;二、从世俗统治者来说,他们一方面强调“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等原则的同时,又往往要求喇嘛教上层时时为其政治目的和活动提供帮助。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近代喇嘛教与蒙古政治发生了更加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注释

①满洲帝国协和会调查部编《兴安蒙古》(日文)附录,满洲事情指南所刊印,1943年。这个统计数字中包括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人口数。

②内蒙古西部地区蒙古族人口及喇嘛数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解剖》第14—19页、黄奋生《蒙藏新志》(上)第88—92页、《蒙藏新志》(下)第724—727页以及其他资料综合统计。

参考文献

[1]满洲帝国协和会调查不编.兴安蒙古[M].长春:满洲事情指南所刊印,1943.79.

[2]东方杂志[N].9卷4号:中国大事记.第20页.上海,1912.

[3]中华民国政府公报[N].第七册,第353页.

[4]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177.

[5]黄奋生.蒙藏新志(上)[M].广州:中华书局,1938. 454.

[6] 黄奋生.蒙藏新志(下)[M]. 广州:中华书局,1938.718.

[7]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蒙古民族通史[M].第五卷(上),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291—293.

[8] 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379.

[9]满蒙政况关系杂纂·内蒙古关系[M].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 第一卷,A—6—1—2—1—14.

[10]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M].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编印,呼和浩特,1984.7.

[11]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M].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85. 67.

[12]杨海英,布拉格.章嘉呼图克图:为中国奔走的蒙古高僧[M].(日文),(德国)科隆:国际鄂尔多斯蒙古文化与经济研究协会,2003.13—14.

[13] 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蒙古民族通史[M].第五卷(上),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374-375.

[14]图娜拉.章文轩从教与从政生涯[A].内蒙古喇嘛教纪例[C]. 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编印,呼和浩特,1997.323-339.

[15]张体先.土尔扈特部落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222—224.

[16]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二)[M].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3.73——75

亚历山大医院有个蒙古护士


亚历山大医院有一位蒙古护士,原本想当舞蹈员,却阴错阳差当上白衣天使。

  来自蒙古色楞格省的爱尔泰(Altai),自小就是名蒙古传统舞蹈员,随着舞团巡回儿童院和老人院时,对护理工作产生强烈兴趣。

  爱尔泰于是决定走出蒙古,到另一个国家去闯一闯,结果她毅然选择了新加坡。她独自一人到新加坡,完成为期两年的护理课程,终于在一年前正式成为亚历山大医院的护士。

  爱尔泰说:“我来新加坡已经有5年了。一开始,我的英文程度真的很差,修读了两年的私人课程,才顺利进入工艺教育学院,修读护理系课程。”

  病人常常把蒙古与中国混淆,还有人以为蒙古在非洲,令爱尔泰啼笑皆非。“许多人以为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就会问我为什么不会说华语。”

住家靠近俄罗斯 不懂中文会俄语

  爱尔泰透露,由于色楞格省非常靠近俄罗斯,俄语反倒是他们多数人较为熟悉的语言。

  “有一次,我碰到一名俄罗斯病人,兴奋地要以俄语和他对话,结果竟说不出口!新加坡式英语我倒是学会了几句。”

  从蒙古来到新加坡,爱尔泰认为饮食文化上的冲击最大。“蒙古人的饮食习惯和西方人相似,以肉类和面粉类为主,重点是没有辣椒。现在,我吃东西完全不能没有辣椒。”

  她也透露,她一开始都得捏着鼻子才敢吃榴梿,现在却对榴梿爱不释手。记者问她知不知道现在就是榴梿季节,她兴奋地回应:“D24!”

  爱尔泰也说,虽然蒙古夏日温度可高达40度,冬天却能低至零下40度,四季如夏的新加坡仍令她无法招架。

  刚开始,她完全不能没有冷气,现在则改为风扇。她笑说:“我现在会怕冷。糟了,我不是蒙古人了!”

  一提到蒙古,人们都会联想到蒙古包。但是爱尔泰指出:“只有乡下的游牧民族才会住蒙古包,我放暑假时也曾住过亲戚的蒙古包,觉得非常好玩。城市人住的房子和新加坡的政府组屋倒是没什么两样。”

http://www.zaobao.com/xhd/pages/xhd090624.shtml

内蒙古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
发文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文 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7号
发布日期:2007-5-31
执行日期:2007-9-1

(2007年5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7年5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现予公布,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组织和个人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时,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指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

第四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适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规定。蒙古语言文字也是自治区的通用语言文字,自治区各级国家机关执行职务时,可以以蒙古语言文字为主。

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的管理和监督。

第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履行各自职责:

(一)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对学校、幼儿园及其他教育机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纳入教育督导、评估的内容;

(二)人事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对国家工作人员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应用的教育和培训;

(三)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应当对广播、电影、电视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

(四)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当对各类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

(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企业名称、商品名称、广告等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

公安、民政、建设、交通、文化、体育、卫生、旅游、信息产业等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所需人员和经费予以保障。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 使用汉语言文字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

第十条 学校、幼儿园及其他教育机构使用汉语言文字进行教育教学时,应当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教育教学用语用字。

第十一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在公务话动中使用汉语言文字时,应当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工作用语用字。

第十二条 公共服务行业使用汉语言文字提供公共服务时,应当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服务用语用字。

第十三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和采访,电影、电视剧等音像制品及舞台艺术表演使用汉语时,应当使用普通话。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下列情形使用汉文时,应当使用规范汉字:

(一)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等出版物用字;

(二)影视屏幕、电子屏幕、舞台字幕用字;

(三)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用字;

(四)招牌、广告用字;

(五)名称牌、指示牌、标志牌、标语、会标、告示、公章用字;

(六)证书、奖状、奖牌(杯)、执照、报表、票据、门票用字;

(七)病历、处方、体检报告用字;

(八)商品的包装和说明用字;

(九)其他面向社会公众的标识性用字。

第十五条 公共场所的汉文题词和手书招牌,提倡使用规范汉字。

第十六条 繁体字和异体字的保留和使用,依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

第十七条 公共场所的牌匾,广告牌以及标志牌的文字缺损时,应当及时修复。

第十八条 以汉语为工作、学习用语的下列人员应当分别达到相应的普通话等级标准:

(一)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应当达到一级水平,自治区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应当达到一级甲等水平。

(二)教师应当达到二级以上水平,其中汉语文教师、对外汉语教学教师应当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普通话测试员和培训课教师应当达到一级水平;以少数民族语言授课为主的民族学校的汉语课教师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水平。

(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水平。

(四)公共服务行业的播音、解说、话务、导游等特定岗位人员应当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

(五)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水平,其中播音、主持和影视话剧表演专业毕业生应当达到一级水平,师范类中文专业毕业生应当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师范类其他专业毕业生应当达到二级以上水平。

尚未达到前款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的人员应当接受普通话培训和测试。

第十九条 以汉文为工作用字的国家工作人员,汉语文教师、对外汉语教学教师,汉文编辑、记者、校对、字幕操作员和使用汉文制作广告、牌匾的人员,高等学校学生,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接受汉字应用水平培训测试,获得相应的等级证书。

第二十条 自治区、盟市、高等学校及相关行业的汉语言文字培训测试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和汉字应用水平等级测试。其等级证书由自治区主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部门颁发。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有关规定,不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使用语言文字的,公民可以提出批评和建议。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部门会同有关行政部门下发整改通知书,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有关部门依照规定做出处理。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由本办法第六条所列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警告,并督促其限期改正。

第二十四条 主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的,由上级机关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予以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保证蒙古民族语言姓名

蒙古, 语言, 姓名, 民族
应该讲,蒙古人的蒙语名字的翻译和音诒有多种。而这些在蒙语的意思应该是相同的,只是写法和根据主人的喜好来讲自己的名字翻译或者是音译写成他所认为的标准名。但很多时候你不得不接受别人给你的翻译或是音译写的特殊的名字。比如,我本人开始上户口时,我父亲不会汉语,报户口时用蒙语一报名字“qihirag",派出所的户籍员便给起了个“其力嘎”,我也就接受了这个名字。但在参加高考时,学校给我发的录取通知书却让我变成了“其贺力嘎”,变就变吧。名字只是对我们来说一个符号而已。况且只是户口,日常生活中照旧不就叫我“qihirag”不是?!于是也就没有在乎这些,便把户口一起迁到了学校,可学校落户口时为了与户口本统一报户口,结果派出所再次将我的名改了:其合力嘎。而这些我一直没有在乎。只到毕业到单位,要办理各种晋级和报名,还有三险的统筹时却发现麻烦却来了。因为你的名字与档案不符,到处开证明,到处托人。更可笑的是,在工作后的一次科研成果的获奖证书上再次给我变名,对方根据我的“其贺力嘎”音译的蒙语成了“Qihilga”(闪电)……但你却没有任何申诉的地方。
后来准备给自己的户口改了,以避免这个麻烦,结果发现更不可取。这样很多的证书和相关证书一统作废,你无法在晋级和其他方面证明这个人就是你!就想要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目前的国内户籍制度,不允许公民更改姓名。虽然说这与相关法律中的“公民拥有姓名权”相冲突,公安部门有公安部门的说法,你一个公民无法与其抗争。也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的人也是在无意间被某个人或者是某个单位换名的。

目前,全国户籍开始网络化,所有的户籍录入到庞大的户籍数据库中进行管理,不得随意更改。但是有出现问题了,由于当时户籍员的笔迹不清,或者是不好辨认时公安机关却没有向我们核实便按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胡乱录入,又给公民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而这些,你是什么时候更换户口本或者是办理户籍相关证明、迁移时才会发现。在名字当中出现的同音词的事情就更多了……

通过我本人的经历和家人的经历,我觉得在内蒙古或者是其他数民族地区,建立一套适当民族姓名的制度,保证公民的姓名的合理使用和拥有。无法你的音译或者是翻译也好,怎么变化,都能知道这个人就是某某个人,这样才会保证少数民族人的姓名一些合法的权益。这个可能很大程度上需要公安机关需要专业的民族语言的工作人员和灵活的户籍制度。
有些名字他们用变异的说 比如 doreng 他们写成(都愣) 看完后苦笑不得,一定要做好这个。还有户口和身份证上写蒙古语最好,我想应该是我们的权利。就是蒙语名字!蒙语翻译的时候很糟糕!有些商店的牌子!广告!姓名!都写的错误!这些我们必须修改!这是蒙古族的发展有特别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必修面对事实!因为那些写错的人就不知道蒙语怎么!还有他们跟蒙语接触不好的原因!想改变这种局面只有一种有效途径,就是全部使用蒙文记录,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是悲哀的。

我学蒙古语的一点感受

应该先学老蒙文还是新蒙文?
也许这是每个初学蒙古语的汉族的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新蒙文的教材要比老蒙文容易找到,
(当然,在内蒙的话,老蒙文的教材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外蒙的喀尔喀蒙古语,和内蒙的标准蒙古语,
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至少要比北京话和山东话的区别要小很多,
学会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与其他的蒙族朋友交流。
小小的障碍是词汇上的区别,外蒙蒙古语的现代词汇大多来自俄语,
内蒙的蒙古语在解放前从俄语中吸收了大量的词汇,
解放后,内蒙蒙古语吸收了很多汉语词汇。
不过,两者日常生活用语差别不大。

谈谈文字,外蒙的西里尔文字当然没有老蒙文的回鹘文那么有味道,
(其实俄文字母手写体写的好了,也是很漂亮的)
学蒙古语的朋友要区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
我们要学的是蒙古语言,而文字仅仅是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
外蒙的蒙古语和内蒙的蒙古语,除去一些小的差别,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语言,两种文字

前几年,外蒙古通过了法案。在一些领域恢复了回鹘式蒙古文的使用。
相对而言,外蒙的新蒙文比较简便清淅,很适合初学者,不必纠缠拼写,直接学习蒙古语。
回鹘式的老蒙y文,书面语和口语是有区别的,书面语中有不少字母是不发音的,
而且保留了很少一部分古代的书面语,但是按照现代的口语发音 (比如   ees ),
总的来说,我还是觉得,初学蒙古语,最好先用新蒙文掌握基本的语法和大约几百词汇后
再学老蒙文,会事半功倍.

蒙古语的发音,可以从苏都老师的教学Flash上学得,
(苏都老师的教程相关链接在本版块的置顶帖里)
(还有凡星版主的发的视频,是外蒙蒙古语的标准发音,)
蒙古语的发音是相对很简单的,基本的元音只有7个,
学会这7个元音,就可以说掌握了蒙古语的发音了.
而辅音除了舌颤音(R)有点困难外,
其余辅音与汉语的辅音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刚开始学习蒙古语的时候,最困惑的是
u,o,u(中间加一杠),o(中间加一杠),这四个音.
我的理解是
o 相当于汉语中的ao(不能发成双元音) ,或英语中的pot中的音
o(中间加一杠) 相当于汉语中的波(bo) 中的元音的发音,
u(中间加一杠) 相当于汉语中的乌(wu)中的元音的发音,或者是英语中的put中的元音
u的发音是我最困惑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介于汉语中的 乌和奥之间,或者当成乌和奥相拼,
发" 乌"音的同时,带有一点"奥"的音色, 与此比较,o(中间加一杠) 就是发"乌"音的同时带有"额"的音色.

其实大家不必太在意发音的问题, 蒙古语的不少方言已经不区分刚才说的那些元音,
大家学英语六七年后,仍然有多半的人没法区分清辅音和浊辅音.
大家可以边学习,边改正.不要因为一开始拿不准发音,而望而却步.

2009年6月22日星期一

半点蒙古心之回归

最近几年,我们的许多蒙古知识分子开始一窝蜂地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汉语学校去读书,这些人当中包括从事多年蒙古语言教育的老师;这让我们内蒙古本来就艰难发展的民族文化更是遭遇了雪灾一般。

也没办法,做人很难,做一个蒙古人更难,做一个有社会地位、有所成就的蒙古人更是难上加难;为孩子的“将来”考虑,为孩子的“幸福”考虑,为孩子的“素质”考虑,这些一辈子说着蒙古话的蒙古人只能是将孩子送往汉语学校了。

但是不可否认,蒙古人是天下最有民族情结的种族之一。远走他乡的蒙古人走得越远、离开越久,就越有归家的冲动;越觉得自己正在丢失民族文化的人越是会加倍学习和吸收自己的文化(哪怕在现实中未必需求)。所以在台湾的席慕容会写出《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那样的作品;所以就有了遍布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蒙古人在新年晚会里的相聚和演出;所以我们在内蒙古的朋友们并不觉得如何的时候,在深圳(外地)工作的同学却搜集自己能够搜集到的所有有关我们民族的历史文献资料;所以就有了我的半点心,却绝非半心半意的文字……

我看见一部分蒙古人在回归,尽管是少数蒙古人,但是这一现象也着实鼓舞人心的。在我的周围:我中学时期的语文老师曾经就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读书;孩子也很争气,以班级第一、全校第二的好成绩小学毕业了;而这个孩子却向父母提出要求,要转入蒙古中学读书;已经对当初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而后悔莫及的父母也很爽快答应了孩子的要求。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在蒙古中学上了半年了;据说各科成绩并未因为学蒙语而受到影响(他的父母在他读小学的期间一直教他蒙语),反倒孩子觉得自己的学习环境大大的改善了;教室没有那么挤,老师没有应接不暇了。

除了这一家以外,就我们阿旗从汉语学校转回蒙语学校的蒙古孩子还有好几个。这种回归的现象可能还没有形成气候,但是的确在说明着什么。除了学校的环境以外,现在内蒙古卫视的蒙语栏目制作水平在不断提高;每天看到越来越精良的自己民族的节目,我相信也会使越来越多的蒙古人重新审视和重视起自己的民族文化;也会促使越来越多的蒙古孩子上自己民族的学校,并且在社会上走得比谁都好。

学蒙语着样走在别人前.我们不少企业家文化名人还有科学家不都是从小学蒙语的吗!我们少数一部份人自以为观念超前最后害了自己的孩子.汉族孩子学汉语一部份人不也在餐厅端盘洗碗吗?所以只要肯学聪敏学蒙语着样有光明的将来.

日本史学家 桑原骘藏 谈蒙古人

其云蒙古人之开拓业绩,则云:

  发现新大陆的是意大利的哥伦布,然而,促使他发现新大陆的最强有力的原因却是蒙古的崛起。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系。由于蒙古的崛起,中国这个国家方为西方国家所知。怀着远赴中国及印度的目的,哥伦布从西方出发并最终达到美洲。(页25)
  在广袤区域征战四方的有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也有罗马的凯撒大帝,之后还出现了众多英雄豪杰,然而他们的业绩与蒙古人的业绩相比,简直就如星星与太阳的关系,根本是无法相比的。(页25-26)

其论蒙古人居住风俗,则云:

  蒙古人里是没有盗贼的。蒙古人从不偷盗。……蒙古人不知道钥匙和门锁为何物。(页32)

其论蒙古妇女之服饰,则云:

  蒙古女人的服装与男人是相同的。……蒙古女人从小就接受骑马训练。已婚女性戴着高高的Bocca骑在马背上,从远处看去就像是骑兵乘马而来。(页34-35)

其论蒙古人饮食之节俭,则云:

  蒙古人仅食用少量的食物,对食物又是非常节俭,所以即使招待一百位客人,他们也只是屠宰一头小猪。……像日本人这样奢侈地吃两三碗饭,对于蒙古人来说简直是可望不可及的。而且,切下来的骨头等是绝对不会扔掉的。这样奢侈的事,蒙古人是不会做的。如果分给自己的食物有骨头的话,这个蒙古人一定会把骨头放至腰间的皮袋中,饿了就把骨头拿出来舔一舔,然后再放回皮袋中。舔过许多次,直到骨头索然无味才扔掉。(页37)

其论蒙古人之战争,分析蒙古骑兵何以行动迅速,作战效率骑高,一是关于骑马:

  至了战争的时候,一个蒙古人平均携带18匹马。同时骑18匹是不可能的,其它的马用来替换主人乘驾的那匹马。所以蒙古人的前进速度是外国人无法想像的快。(页39)

二是中途无需饭食:

  食量过少似乎对卫生有害,不过,在战争中,蒙古人却是受益者。在追击中,他们几乎可以做到数日不食来穷追敌寇。(页38)
  蒙古人每天喝一杯稗子粥便可以度过一日。这样的小饭量对于外国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像的。根据需要,他们甚至可以一两天不进食也若无其事。……在战争中,尤其是在追击敌人的时候,蒙古人简直可以飞跑起来。肚子饿了,他们就下马,对着自己骑的马的马蹄部位进行放血。马匹因拼命奔跑,其蹄部就会极度充血,蒙古人啜饮马血后再跳上马继续奔驰,就这样他们可以持续作战十天左右。(页39)

桑原先生又分析蒙古人何以选择在冬季发动战争,理由有五:

  (1)因为蒙古人是骑马作战的,所以,在夏季草料充足的时候,他们会让马匹充分休整,至秋季马就变得肥壮了。(页39)
  (2)蒙古人不耐热。(页40)
  (3)冬季是五谷丰收完毕的季节,也是每个国家的百姓最富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发动战争,可以获得的战利品最多。(页40)
  (4)冬季河水结冰,即使道路不好还有河水可以选择,并且用不着架桥。蒙古人非常怕水,河面结冰对蒙古人有利。(页40)
  (5)冬季草木皆枯,视野辽阔。(页40)

其论蒙古人之嗜杀,则云:

  据说,在花剌子模国的旧都玉龙杰赤,共有240万人被杀,这在伊斯兰教纪录上可以看到。尽管有些夸张,但一定是杀害了许多人。还有,在俄罗斯与英国颇有争议的边境海拉特地区,160万的居民中仅有16人幸免于难。真是杀害了不少人呀,简直就像割草一样。(页43-44)

  读完此文,才知蒙古人所以善战,原是因为贫穷与饥饿。反观当时南宋的富庶安逸,真是强大的对比。由此看来,在某此情况下,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是不一定成正比的。

蒙古人与中国人的区别

在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事实上都是汉人!所谓的美国华人,加拿大华人事实上他们的祖先是广东一带的汉人,所以华商事实上汉族!

蒙古人是中国的所谓少数民族,蒙古国的主流民族!蒙古族也分布在其他国家!分布与日本,英国,美国,中亚.西亚的各个国家!

要说中国的汉人与蒙古人的区别不如直接去说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不同更容易理解,那么因为地理文化与生长环境的不同必然会造成各个方面的不同,农耕文化是土地对人的束缚,而草原文化的游牧文化正好与之相反,所以蒙古人的身上会有一种洒脱的性格,在我看来更接近与西方的人文文化。

“少数民族”的大熔炉---汉族

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多已在历史中消失,如匈奴、鲜卑、柔然、回纥、突厥、沙陀、契丹、渤海、女真、羌、西夏等族,他们除了极少部分迁徙到境外,如北匈奴迁到中亚、东欧,西突厥迁到中亚之外,主要的部分则因迁入中国中原,与汉人杂居,而融入汉族;另一部分则彼此融合,如匈奴融於鲜卑,匈奴、鲜卑融入柔然,柔然又融入突厥,突厥又融入回纥,契丹则融入蒙古,渤海则融入高丽,女真也融入蒙古,羌人则融入吐蕃;甚至还进一步抟成新民族,如回纥演变成今日维尔族,女真族演变成今日的满族,室韦、突厥、契丹、女真甚至加上汉人演变成今日的蒙古族。如此看来,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虽已消失,但由於互相融合互相吸纳的结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族是纯种的,尤其是汉族,几乎是融合了所有的少数民族的大熔炉。

那些被汉族屠杀乃至灭种了的少数民族,几千年来没几千个也得有几百个把?东汉羌战,明朝黑苗,诸如此类。但这些民族弱的弱,灭的灭,他们的历史根本上不了正史——你去看看越南的历史,简直就是北方敌人的侵略史。你还真当汉人从来就是吃素的只被人欺负从不欺负人啊?那从汉朝到如今多出来的疆域都是边疆民族被汉族仁义感化送来的?

民族融合,都是战争杀伐带来的副产物;到我们这跟年代,杀伐没有了,副产物成了伟大遗产。这才是我们的幸福之处啊。可笑现在某些汉族人牢牢记住了这些杀伐,而且只记住了被杀伐,于是一种无端的受害者心理以及道德优越感油然而生…… 。

民族融合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也是必然的,中国古代民族融合是双向的,一度出现过部分汉族民众“越化”和“胡化”(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现象,但各兄弟民族融入汉族始终是中华大地上占压倒优势的民族融合现象,终至形成现今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汉族占近92%、55个兄弟民族占近8%的格局.儒家民族观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千年中一直是历代王朝认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民族融合始终是主流,汉民族在融合中始终居于主体地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儒家民族观的形成和发展,儒家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统治者个人对儒家思想接受与推崇,为历代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体现儒家思想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基础。而儒家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历代民族政策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中国南、北方地理环境和南、北方少数民族生产方式存在巨大差异,故南、北方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方式和进程具有明显的不同。马克思的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各民族平等的联合,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解决民族矛盾的根本原则。

其实民族融合的根本动力就是生产力.汉族是农耕文化,北面是游牧民族,南面是渔猎民族.当生产力无没有更大能力改变环境的时候,当这三种离开他的土地进入到另一个环境中一样也会融入别的民族.现在生产力不是这三种分法了,现在两头是资源基地.生产基地中间是消费基地式的工业化划分了,从社会进入到工业化以后所有大规模战争正是围绕这三点爆发的,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以后必将民族大融合大重组.

沈阳市蒙古族举行成吉思汗诞辰847周年纪念活动


圣主成吉思汗生于公元1162年5月31日,蒙古族把每年的这一天视为最吉祥的日子,称之为“成吉思汗日”。2009年5月30日上午,辽宁沈阳市蒙古族联谊会在沈阳市蓝天蒙古食府举行了成吉思汗诞辰847周年纪念大会。  来自辽宁省沈阳、阜新、锦州及吉林省长春市的近千名蒙古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圣主成吉思汗以其超凡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统一了蒙古高原的诸多部落,蒙古族共同体从此形成。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从而开启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与辉煌。因而有了圣主成吉思汗,作为世界民族之一的蒙古族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奠定了当今的中国版图。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蒙古族最伟大的英雄,是蒙古民族的骄傲,是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普遍敬仰的伟大历史人物,被世人誉为《千年风云人物》。

自2005年起,辽宁沈阳市蒙古族在每年的5月,举办成吉思汗诞辰纪念活动。2007年5月26日在沈阳北塔公园举办的成吉思汗诞辰845周年的活动。从此,辽宁省沈阳市蒙古族联谊会将每年的5月31日作为本地区纪念成吉思汗诞辰日活动。活动期间,开展包括民族歌舞表演、民族图书、绘画、书法、服饰、特色饮食展示及传统民族体育项目比赛、讲述圣主成吉思汗的伟业与蒙古族的辉煌历史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蒙古国在科威特设立大使馆


蒙古国政府和蒙古议会安全和外交委员会分别与2008年3月19日和4月23日讨论通过了蒙古国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设立大使馆相关事宜。4月28日,蒙古国驻科威特大使达希道尔吉.巴亚尔呼向科威特国王递交了国书。

至今,蒙古国与世界14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100多个国家开展对外贸易,参加30多个政府间国际合作组织。

蒙古一青年男子向当选总统Ц.Elbegdoj扔鞋被拘留21天

据蒙古“今日报”报道,蒙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Ц.Elbegdoj在5月24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人民革命党候选人、现任总统H.Enghbayar,民主党支持者们于5月25日在苏和巴托广场举行总统竞选获胜庆祝集会。

在集会上当选总统Ц.Elbegdoj发表演讲时,一青年男子向额勒贝格道尔吉扔鞋,该男子系乌兰巴托市罕乌拉区第6小区居民 Э.德力格尔牧仁。该男子扔鞋时处于醉酒状态,苏和巴托区警察局当场对他实施拘留带到醒酒室,醒酒后移送区法院处理。区法院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决定行政拘留21天。该男子供词说,“扔鞋没有任何动机,扔鞋时我已经醉酒状态,顿时想起了伊拉克扔鞋子事件,我随之脱下2只鞋就扔了出去,美国总统在伊拉克演讲时曾有人向他也扔过鞋子嘛”。

蒙古国新总统宣誓就职


乌兰巴托6月18日电:蒙古国当选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18日在首都乌兰巴托国家宫宣誓就职。

额勒贝格道尔吉在当天的就职仪式上宣誓要与国内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斗争到底,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的独立富强为其任内最重要的奋斗目标。关于蒙古国外交政策,这位新任总统强调,将重视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两大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同时注重发展与世界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

来自世界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当天的就职仪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树声作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参加了就职仪式。

在5月24日举行的蒙古国总统选举中,蒙民主党候选人、前总理额勒贝格道尔吉战胜竞选连任的总统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当选蒙古国第5任总统。蒙古国是议会制国家,总统是国家元首兼武装力量总司令,任期4年,可连任一届。

相扑横纲朝青龙被授予“蒙古国劳动英雄”称号

乌兰巴托6月12日电: 即将离任的蒙古国总统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12日在国家宫会见日本相扑横纲朝青龙并授予他“蒙古国劳动英雄”称号。另一位蒙古国籍相扑大力士日马富士则被授予“蒙古国功勋运动员”称号。

  日本相扑历史上的第68位横纲朝青龙,其蒙古名字叫道.达格瓦 道尔基,1980年出生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他的父亲是一位闻名全国的著名摔跤手。出身于蒙古搏克世家的朝青龙在日本相扑历史上创造了无数个奇迹:一年全部90场赛事获胜84场,连续获胜35场,已获得冠军杯23次等。

  据了解,目前在日本相扑赛场上活跃着近40名蒙古国籍相扑好手,并在各自的级别中均表现出色。日本相扑在蒙古国可谓家喻户晓,已经有多名选手获得“蒙古国功勋运动员”称号,但相扑运动员获得“劳动英雄”称号,朝青龙创造了第一。

建议纠正【鄂尔多斯】 Erdos 为 Ordos — 同时纠正许多蒙古语地名在汉语里不正确拼写法(杨海英)

杨海英
  随着伊克昭盟于2001年9月28日改为鄂尔多斯市以来,同时由于“鄂尔多斯集团”等企业之知名度的提高,鄂尔多斯一名在中国已为众人所知,并有打入世界市场之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应该重视“鄂尔多斯”一词的正确拼写方法。现在用的Erdos是不正确的,应该改为Ordos。其理由如下:
  一、全国人大教科委委员会教育室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读本》非汉语人名、地名(即少数民族地区之地名、人名等)本着“名从主人”原则,按着罗马字母(拉丁字母)原文拼写;非罗马字的人名、地名,按照该文字的罗马字母转写法拼写。
  “鄂尔多斯”一词,源于蒙古语,其正确写法为Ordos。具体转写法如下:
  现行的Erdos是从汉语拼音的è ěr duǒ sī演变而来的。这种标法不符合“名从主人”原则。恢复成蒙古语亦是错误的,蒙古语中根本不存在Erdos 一词。对于这种问题的严重性,我曾在日本国立综合地球环境研究所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请参考(互联网上亦有公开,见http://www.chikYu.ac.ip/oasis/peoplerepo2y.html)。
  二、Ordos即鄂尔多斯一词蒙古语意为“众多的宫帐(宫殿)”,指成吉思汗及其诸后妃的宫帐。此词?嗉诔墒橛?1240年的《蒙古秘史》一书及其他无数的蒙古文典籍之中。口语发音也是同样的Ordos或Urdos,而不是Erdos。Ordos一词经欧亚大陆传到了欧洲和中亚各语言当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等皆为Ordos。18世纪以来,欧洲各国语言著作当中,也都是标为Ordos。如果错误地用Erdos的话,将造成很大的、不必要的混乱。因为世界上的人都知道Ordos,根本不知道Erdos。在对外开放和全球化趋势日益进展的今天,应该纠正不正确用词,回到“名从主人”原则上来。
  三、类似的正名运动已开始,并且受到了世界各界的好评。比如说,《新华每日电讯》2003年12月22日和《鄂尔多斯日报·新视窗》2003年12月24日报道,世界闻名的“河套人”即开始正名为“鄂尔多斯人”,因为原文就是写成Ordos,只是后来才有人误译成了“河套人”。
  四、将Ordos一词误写为Erdos一事,影响重大。我在海外,遇到过许多到过鄂尔多斯的知名人士,他们都对此表示惋惜。类似的情况其他也有,现举几例。从东胜到包头的公路上,将“铁曼梁”写为 (ti man lang)。据我所知,这应该是 (Tegerme-yinSili,意为“有磨的高地”)。还有,将“朝脑梁”标为 (Chaonoulang),而这应该是 (chmuv-a-ymSili,意为“有狼的高地”)。如此情况,不胜枚举,不堪入目。
  为了“鄂尔多斯集团”等大型企业将来真正成为世界性的企业而温暖全世界;为了新生的鄂尔多斯市不愧于我们民族的历史和先人,我建议尽快纠正Erdos为Ordos;同时整顿不正确拼写的蒙古语地名、人名,认真贯彻国家的“名从主人”的政策。

(作者系日本国国立静冈大学人文学部文学博士 副教授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客籍教授 原籍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蒙古今世三题

一、蒙古人自己打败自己

“攘明必先安蒙”——这句话是鄙人套用“攘外必先安内”而原创。蒙古人啊,元朝时驰骋欧亚大陆,明朝时还能隔着长城与中原分庭抗礼,有清时与满洲“称兄道弟”俨然以“天下老二”自居过上了“幸福”日子。殊不知,最幸福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蒙古人最终还是被“甜蜜蜜地”“和平演变”了。同出北亚,或一益于农耕乎?今人不能不叹昔日满洲之政治手腕,令强势剽悍之“后蒙元”最终服己。

(一)畏惧

明末,东北之满洲异军雄起,开始野心勃勃图霸中原。满洲统治者深明:攘明必先安蒙,蒙古是他们前进路上的最大敌人,不然终会“后院失火”。于是满洲人极尽手腕,运用“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经年之后,最终摆平了蒙古各部。

满洲人是聪明的,他们巧妙地“化敌为友”,蒙古人乖乖地成了满洲人挺进中原的“同盟军”。您想没想过:没有蒙古人当“炮灰”,光靠满洲人自己的力量,历史又会怎么样?所以说,满洲人是狡黠的,蒙古人是可悲的。

即使有清时代,清朝皇帝依然对蒙古各部“心存余悸”。请看清仁宗实录卷(88):嘉庆帝云“蒙古强实为中国之患,蒙古弱乃中国之福”。“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啊!

这样看来,清时蒙古诸部(尤其是漠南49部)所谓的幸福日子,更像是“糖衣炮弹”,蒙古人幸福地倒在“糖衣炮弹”下。

(二)党同

满洲发迹伊始,征服通古斯各部落后,便清醒地认识到:“攘明必先安蒙”!为此,自努尔哈赤始,他们寻找一切理由、施尽一切手腕亲近蒙古。满洲统治者为投蒙古人所好崇奉了喇嘛教;又借口满蒙服装、辫发、风俗相同,倡导”满蒙同种之说”;满洲统治阶级上层又竭力学习蒙古语。如此这般,使人产生虚幻的错觉——满蒙本来一家,一统才是惟愿!多阴险!多愚钝!

(三)离间

离间计,满洲用得最绝。

明末,漠南、喀尔喀和西蒙古诸部的共同家业还是很大,横亘北亚大陆。如果恭行蒙古近世史,您定会发现:满洲征服蒙古的过程,并没有多少纯粹的“满洲人对蒙古人的战争”,而更多的是满洲人“导演”的“蒙古人对蒙古人的战争”。也就是说,更多的时候,满洲人利用了蒙古人的内讧,唆使蒙古人自己打败了自己——“以蒙制蒙”。

后蒙元时代,一些大汗“自恃大汗以令‘诸侯’”,统治手段未免简单粗暴、不得人心。蒙古草地地广人稀,各部俨然自成一统、“铁骨铮铮”——说白点,一方不会管,另一方不服管,所以,几百年来,蒙古诸部内讧不绝,于是满洲最终得以“下黑手”,巧妙利用蒙古各部的内讧,最终使蒙古人自己打败了自己。

(四)以蒙制蒙

蒙古人自己打自己,想起来就悲哀!把林丹汗逼死在西拉他拉大草滩的有蒙古人,漠南与喀尔喀斗来斗去、现在还生分的是蒙古人,灭门准噶尔的有蒙古人。笑在人后的是满洲人,笑到最后的是漢人。

二、被利用的喇嘛教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绪是复杂的,一言难尽。

如今在很多蒙古地方和曾经的蒙古地方,想要找寻依稀的蒙古文化符号,恐怕见得最多的就是喇嘛庙了。喇嘛教也是一种文化,回溯历史,重走一遭先人情感,我们诚惶诚恐走进喇嘛教,它勾起了我们复杂的情感。

喇嘛教对近世蒙古人的影响,虽然可以用“双刃剑”来形容——积极与消极作用俱在。可是,我更想说,喇嘛教是无辜的,是被利用了。其一,如果人被枪打了,人是该恨枪呢?还是该恨打枪的人呢?其二,信仰喇嘛教、佛教的又不止蒙古,没见得宗教把人家最终怎么样,还是蒙古人自己出了问题。还是重蹈那个话题:如果人被枪打了,你为什么被枪打呢?被枪打的时候你干什么了?心理学中有一句俗语:“你教会别人怎么待你!”所以,人更多的时候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喇嘛教是无辜的,关键是谁用喇嘛教戕害了蒙古人!可不可以这样说:有些人要把蒙古人怎么样!蒙古人糊里糊涂地又被怎么样!结果我们最终真的被怎么了样!“把蒙古人的噩运归罪于喇嘛教”这个论断的不尽明智之处,就是我们最终忽视了用喇嘛教“和平演变”我们的幕后的“黑手”。

作为北亚寒区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经历了一个渐变史。我想:一个族群总得有点精神纽带,所以宗教更多的时候成了一个精神教化的纽带。而且,信仰喇嘛教总比信仰伊斯兰教更能保全蒙古人的主体。呵呵,歪理啊。不是吗?蒙元后,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无一淹没在异族人的海洋,空留“莫卧儿”、“哈扎拉”等符号,衍生了裕固、保安、东乡、土等异族(不确定啊);而那些信仰喇嘛教的部落,几乎“一个都不少”地“自尊”地坚持下来——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图瓦,当然还有内外蒙古。


三、盟旗制度的背后

新中国后,内蒙古的盟旗少了,市县多了。也许您以为这是“去蒙古化”,并为此黯然。可是,您知道吗?盟旗制度原本也是用来挟制蒙古的。
最近风传一些省市将要进行“省管县”试点,您想过没有?清时的盟旗制度,就相当于今天的“省管县”啊。
把蒙古几个大部,“切割”成四十九个乃至百八十个“旗”,分而治之,也是一种政治智慧。曾经的那些大部落和万户。

2009年6月17日星期三

呼伦贝尔市拨款为赤塔市修复哈拉哈河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呼伦贝尔市政府为俄罗斯赤塔市拨出50万元人民币,用于修复1939年哈拉哈河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这场战役发生在蒙古哈拉哈河畔,日本关东军惨败。这座纪念就是为在受伤后死于赤塔军医院的军人修建的。

  1939年,苏蒙联军在蒙古境内离中国满州里不远的哈拉哈河畔歼灭了日本关东军分队。这场战役的胜利为阻止日本侵略苏联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39年为在赤塔市军医院中死亡的哈拉哈河战役将士树立了这座纪念碑。2008年呼伦贝尔市政府开始为修复纪念碑集资。

蒙古民主危机化解


从暴力和血腥中慢慢复归平静,中国北方近邻蒙古的民主制也一步步走向成熟。

6月18日,蒙古反对党、民主党候选人、前总理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以下简称“额氏”)将宣誓就职,由此成为蒙古国历史上第四位总统。

额氏是在击败蒙古人民革命党候选人、现任总统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以下简称“恩氏”)后当选总统的,这改变了蒙古政坛总统、总理、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议长)均出自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暂时实现了蒙古国政治上的左右平衡。

更重要的是,此次人民革命党向民主党让渡部分权力的过程,不再像去年7月一样要付出“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上千人被拘”的代价。这大部分要归功于长期执政的人民革命党领袖恩氏的理性与大度,他在5月25日蒙古大选正式结果尚未出炉之际就迅速承认落败,化解了一场可能来临的危机。

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蒙古国吸取了去年暴乱的教训,也同时表明了蒙古民主转型的成功及政治上的成熟。

从“颜色革命”困境中走出

去年7月1日,蒙古发生大规模暴乱,期间发生了打、砸、抢、烧暴力事件。随即,蒙古国政府采取戒严措施。去年7月6日,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宣布紧急状态正式取消。有俄罗斯媒体认为,暴乱是外部势力挑起的又一起流产的“颜色革命”,并称其为“蒙古包革命”。

危机的起因就是蒙古国在去年6月29日举行的大呼拉尔选举,即国家议会的换届选举。

由前共产党转变而来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候选人,在乌兰巴托的两个选区击败了在野民主党的两名有力竞争对手。可是,选举舞弊的传闻从这两个选区随即传出。民主党当即指责人民党是靠舞弊才赢得的选举,抗议者在6月1日晚举行示威游行,并迅速演变成为蒙古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暴乱事件,共导致5人死亡,300余人受伤。蒙古总统恩赫巴亚尔当晚立即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态。执政党人民革命党的党部大楼更成为了暴乱的中心,那里的大火持续了整整一夜。

时隔一年,蒙古国大选又一次拉开序幕,引来了国际观察者的强烈关注,不过这次蒙古成功地避免了悲剧再度上演。

此次选举,额氏的胜利主要得益于承诺铲除腐败和蒙古国国民个体应在该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分配中占有更大的份额。他模仿美国总统奥巴马以改变为竞选主题,吸引的主要是城市选民,特别是在首都乌兰巴托,这里生活着蒙古一半以上的城市选民。而现总统恩赫巴亚尔和他的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则是以吸引农夫与牧民为基础的农村选民,承诺民族团结、加强执法和继续提供政府援助。该党坚持政府在矿产资源分配中应拥有更大的股份,但同时提议设立一个类似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基金,每位公民能从采矿利润中获得相应份额。

蒙古目前实行多党制和总统议会制民主,总统虽然是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但大部分权力是象征性的。国家大呼拉尔(国会)才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一院制议会,行使最高立法权,可提议讨论内外政策的任何问题,包括罢免总统职务和任免总理。

外交“改弦”:蒙古绝处逢生

蒙古几十年来一直是前苏联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卫星国。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蒙古允许前苏联大量驻军,甚至将军队指挥权交给苏军,并将兵力全部部署在与中国边界一带。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已无暇东顾导致蒙古经济状况极度恶化。1991年国民收入只相当于1990年的87.2%,工业产值退到1985年的水平。甚至到现在,蒙古95%的石油产品和大量的电力要从俄罗斯购买,约50%的蒙古出口是要中国买单。2000年到2002年几场严重的冬夏季干旱甚至造成了蒙古的大量牲畜死亡和GDP负增长。

这样的一个脆弱的国家的外交又从何谈起?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外交让其绝处逢生。

1990年3月蒙古人民革命党19届8中全会召开,政治局和书记处集体总辞,长期以来实行的“一党制”和社会主义宣告结束,同年5月颁布了允许多党制的《政党法》。面对这一情况,政治和经济上连续70年依赖前苏联的蒙古不得不考虑全面修订其外交战略,它放弃了长期奉行的对前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制定了“不结盟、等距离、全方位”,寻求“第三邻国”的“多支点”外交政策。对中俄推行“等距离”外交,同时也积极发展同美国、日本、德国以及印度、韩国等东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视美国为“第三邻国”。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1994年通过的《蒙古国对外政策构想》对此进一步予以明确,这项政策得到以后历届政府的把持与延续。

“第三邻国”的处境

早在1990年和1991年,美国国务卿贝克就两度访蒙,并声称美国很乐意充当蒙古的第三邻国。这是美国官方第一次公开表示做蒙的邻国。

1998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蒙时说:蒙古与美国虽然相隔遥远,但都情系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并实行开放式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又是邻居。2005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访蒙时,布什称,“美国为能成为你们的第三邻国而感到骄傲”,两国由此正式确立了“邻国”关系。

蒙美心心相印也让美加大了对蒙的援助力度。自1991年以来,美国以人道主义名义每年平均向蒙提供12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并给蒙古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美国国会先后七次通过支持蒙古的决议。据蒙方统计,从1991年到2007年,美向蒙提供了超过1.8亿美元的无偿援助。2007年10月,蒙总统恩赫巴亚尔访美国期间,双方又签署了未来5年内向蒙提供2.85亿美元的经济发展援助的“千年挑战基金”援助协定。

为回报美国的支持,蒙在“911”事件后立即宣布向美开放领空支持其反恐斗争。在美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打响后,蒙立刻加入援美多国部队。但蒙先后派出10批次到伊拉克参与行动总共也才1000多名军事人员,且美国主动承担了驻阿和驻伊蒙军的所有费用。

日本也是蒙古最大的“施主”之一。自1990年至2002年,蒙古国从日本获得356亿日元的优惠贷款、556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188亿日元的科技合作援助,共1110亿日元。

与此同时,蒙古是一个夹在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的实力薄弱的内陆国家,这种地缘因素决定蒙古只能在中、俄之间生存下去,而且只有与中俄都友好相处才能最好的保障本国的独立与安全,无论与哪一方为敌都将置蒙古于危险境地。因此,蒙古始终将保持和发展与中俄两大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作为主要目标和基本内容。

但蒙古积极与各大国发展关系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经贸关系侧重于中国,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侧重于日本,战略影响侧重于美国,消除潜在武力威胁侧重于俄罗斯。蒙古正是通过外交的纵横捭阖,得到了“大国都在恩赐”的实惠,也极大地缓解了转型中的困难,大大加快了其发展的步伐,2004年到2008年该国平均增长率已近9%,已经接近中国将近10%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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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俄罗斯和中国草原退化


MC: 中国,蒙古和俄罗斯拥有世界上现存面积最大的天然草原,但是,联合国星期五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这些国家政府不当的农业政策已经导致当地的草原面积迅速减少。环保人士认为,中国草原资源的退化是“公共牧场的悲剧”。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所做的采访报道。 VOICE: 联合国星期五发表报告说,在中国,蒙古和俄罗斯这些拥有世界上最大天然草原的国家,政府的农业政策已错误地导致当地的草原面积迅速减少。报告说,草原有降雨量小,生长季节短的特点,传统的畜牧方式是牧民在公共草原上自由放牧,与其它牧民合作注意草场的轮流使用。但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共产政府先是把牧民实行集体管理,后来,又打破集体制,把草原按片分给牧民,使之成为牧民种庄稼的私有财产。报告指责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农业政策破坏了传统的畜牧方式和草原的生态环境,导致这两个国家75%的草原资源已经退化。同样的原因也使蒙古25%的草原资源退化。 华盛顿的非政府机构世界资源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怀特女士参加了联合国这一报告的撰写工作。怀特女士谈到,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主要是在内蒙古南部一带地区。她分析了畜牧方式的变化和牧场耕地化对中国,蒙古,和俄罗斯草原资源的影响:ACT1 “这一报告的信息来自剑桥的一组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检验了中国,蒙古,俄罗斯等亚洲国家土地使用和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在这些国家,牲畜的移动方式已从自由活动变为一年到头都固定在一个地方。另外,他们也发现牧场有耕地化的倾向。这些变化使土壤表层变得松动脆弱,容易受到侵蚀。” 这份有关中国,蒙古和俄罗斯草原退化的报告提到,人们往往更注意对森林的保护,而忽视对草原的保护,实际上,世界人口的13%,也就是近8亿人居住在草原地区。报告提醒这些国家认识到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建议这些国家建立草原环境保护及研究项目。报告还敦促这些国家停止将草场卖给私人种庄稼,并恢复传统的畜牧方式。旅居美国的中国著名作家,环境保护主义者郑义先生认为,中国的草原并没有真正私有化,仅是租给了农牧民,而正是这种土地,草场的所有权不清楚,导致了人们忽视对其环境的保护:ACT2 郑义先生进一步阐述说,中国的问题是典型的“公共牧场的悲剧”:ACT3 联合国有关中国,蒙古和俄罗斯草场的报告是175位科学家的共同研究成果,研究项目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所做的采访报道。

成吉思汗的守陵人


鄂尔多斯草原多风,大风起兮,在无遮无拦的原野上,犹如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横扫一切。虽已入夏,有风的天气还是让人感到些许凉意。呼啸的晨风中,班泽尔打开祭坛上的铜庙,取出酥油灯,置于庙前的供几上,再将香炉燃起,随着苍凉的螺号声,他盘腿坐在香炉前的毡垫上,诵经一般念起颂词,另一位祭师则转着祭坛,将茶水洒向天空……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风很大,隔着灯罩,酥油灯的火苗不安地跃动着。见此情状,祭拜完毕,班泽尔赶紧将灯送回庙内。“让圣主灵前的神灯永远长明是我们守陵人的责任,它已经整整燃烧780年了。”班泽尔一边整理铜庙内的神物,一边回答我的问话。铜庙不大,仅容两人,我被挡在了门外,除了祭师,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走进铜庙。

铜庙背后,矗立着五杆军旗,中间一杆高丈余,配有一枚乌金的矛形旗顶,缀以三尺长的黑马鬃缨。这个矛形旗顶蒙语呼作“苏勒德”(徽标),曾陪伴成吉思汗南征北战,每一次出征前,大汗都要为苏勒德举行祭祀仪式,作战时将擦拭一新的苏勒德插在战车前。作为重要遗物,苏勒德与成吉思汗的其他圣物一同供奉在成吉思汗陵园内(下称“成陵”),守护、祭祀苏勒德就是班泽尔的职责。

天气预报说这一天风力6级,阵风至少8级,而当天距此不远的阿拉善盟,则刮起了强级沙尘暴,电视画面上,塑料袋、纸片在天空翻飞,肆虐的风沙搅得天昏地暗,令人触目惊心。

阿拉善盟与鄂尔多斯市同属内蒙古高原,是半荒漠草原向荒漠草原的过渡带,阿拉善盟30%为沙漠所覆盖,是北京风沙的源头,鄂尔多斯的沙化面积也高达近50%。糟糕的环境束缚了这对兄弟的腿脚,以至于在全内蒙古的GDP排名中,这两个地区曾长期徘徊于倒数的地位。

不过,几个世纪前,这片广袤的土地却是另一番景象:“河套夹岸,沃野千里”,“阴山之下,草木茂盛,多禽兽”。那时候,这里水草丰美,丛林密布,动物在草地上撒欢,百鸟于林间鸣唱。成吉思汗出征西夏,行军至此,见绿草萋萋,花鹿出没,心旷神怡,不禁诗兴大发:“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得意之中,马鞭从手中滑落,他拾起马鞭,顺手插在地上,对左右随从说:“我死后就葬在这里吧。”

随口讲的话,不料却成谶语。第二年,成吉思汗病没于西夏朵儿蔑该城。当运送灵柩的大车缓缓地经过鄂尔多斯时,车轮突陷,任凭多少匹骏马都无法拉动。这时,人们记起他说过的话,于是将他就地安葬了。

这个故事在鄂尔多斯草原广为流传,就连目不识丁的老妪也能讲得绘声绘色,“一代天骄长眠地”——类似的横幅标语出现在车站、街头、旅游景点等任何地方。但也有人说这里埋葬的并非成吉思汗真身,只是其“毡包、身穿的衫子和一只袜子”,真身葬在鄂嫩、克鲁伦、土拉三水发源地的肯特山,在那里,成吉思汗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

有关成吉思汗的葬地,学术界历来纷争不止,然而无论哪种说法,都不难让人想象鄂尔多斯草原昔日的风韵,也都体现了成吉思汗本人最后的遗愿:死后不发丧,“勿令敌知”。当时西夏尚未征服,秘不发丧是出于战略之需。人们剖开一棵大树,中间掏空,放入成吉思汗的遗体,外匝三道金箍,深埋地下,不起坟垅,不竖墓碑,而是以千万匹马将埋葬的地方踏成平地,令千余骑兵日夜巡视,待来年春草既生,“弥望平衍,人莫知也”,方移帐散去。后来,蒙古人以同样的方式安葬了蒙古汗国至元朝的历代汗王和皇帝,这也是元朝帝王陵寝迄今无一可考的原由。
其实,考证成吉思汗的葬地不过是探秘心理的驱使,蒙古人对此的态度明朗而又潇洒。他们信奉萨满教,相信世上万物都有神灵,人死后,身体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魂灵永存人间。大汗弥留之际,守护在身旁的部将遵照传统习俗,从白骆驼额头上取下一绺绒毛放在他的嘴上,吸收了他最后一口气,留下他的灵魂。这绺绒毛连同成吉思汗画像和部分遗物一起,被安放在白色宫帐内进行供奉,从此,这座白色宫帐成为象征成吉思汗的“奉祀之神”和“全体蒙古的总神祗”。

以后,随着成吉思汗四位夫人相继过世,供奉的神物逐渐增多,白色宫帐也随之增加。元朝时,忽必烈在元大都建太庙祭祀成吉思汗等先祖,将太庙定为八室,同时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北岸)也建立了八座祭祀成吉思汗的宫帐,史称“八白宫”,也叫“八白室”。八座宫帐将成吉思汗及夫人的遗物分别安置,各自独立供奉,成吉思汗陵寝开始初具规模。

一代天骄陨落了,缔造蒙古神话的伟人远去了,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还有他的理想和灵魂。八座白色的毡帐不仅是蒙古人告慰英灵、寄托哀思的所在,也是承载所有蒙古人精神的所在,守护它就是守护一个民族的旗帜和希望。从成吉思汗归天之日起,一支精锐之师便从战功卓著、最最忠诚于大汗的部将及其后代中选拔出来,担负起守护和祭奠“奉祀之神”的崇高使命,这支特殊部队就是后来被称为“达尔扈特”的成吉思汗的守陵人。
班泽尔有着一张古铜色的面孔,一看即知是长期风吹日晒的结果。进入成陵之前,他既放牧也种地,成为祭师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而是天降大任,是家族的荣耀和责无旁贷的义务。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幼子拖雷从尽心尽力支持建立大蒙古国的名将部落中精选出一千余人,交由父汗的爱将、“四杰”之首的博斡儿出统领,命其守卫、祭祀成吉思汗的灵帐。这支部队享有“不服兵役,不纳赋税”的特权,并且世袭罔替,代代相传。

由于连年征战,从窝阔台到忽必烈,成吉思汗祭奠一直是简朴的传统祭祀形式。元朝一统天下,忽必烈钦定“太庙八室四季祭祀制度”,将四时大典纳入国事活动。他规范了祭文、祭词,明确了守护、祭祀职责,并封官许愿,正式以太师、太保、宰相、洪晋等大臣的职位命名管理、负责祭祀的人员,这些职位统称为“亚门特”,是守陵人中的贵族。亚门特有八个,实行世袭制,以家族的形式传承,他们分工不同,有主持祭祀的,有筹备祭祀的,有演奏音乐的,还有唱诵的……各司其职,八大亚门特中最重要的太师一职,封给了博斡儿出的儿子。就是从那时起,这部分专司成吉思汗守陵与祭祀的人有了一个专有名称—达尔扈特,翻译成汉语就是“担负神圣使命者”。

“达尔扈特的出现让守陵变得职业化了。”说起达尔扈特的历史,曾任成陵管理局局长的旺楚格这样诠释道,这位自称“半个达尔扈特人”的前任主管在任职期间,将达尔扈特的原始资料做了条分屡析的梳理,使成吉思汗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此之前尽管有守陵部队,但也可以说所有的鄂尔多斯人都是八白宫的守护者。”

旺楚格说,鄂尔多斯并不是蒙古历史上的诸多氏族部落之一,而是像达尔扈特一样,与成吉思汗渊源甚深。

蒙语中的“鄂尔多”是“宫帐、宫殿”之意,鄂尔多斯就是“许多宫帐”。成吉思汗时代没有固定的都城,只以四大鄂尔多的分布处为指挥中心,每个鄂尔多由上千座营帐组成,共万余精兵把守。“你们要不分昼夜保卫我的帐房,不合眼睛地护卫我的身体。”平时,这些精兵强将不离大汗左右,战时冲锋陷阵在最前面。当肩负神圣使命的达尔扈特从他们中间产生之后,他们依然不离不弃,随八白宫移动,环绕八白宫驻牧,渐渐形成了鄂尔多斯部。明朝时,鄂尔多斯人带着“奉祀之神”陆续进入八白宫的始建地河套地区,就此居住下来,鄂尔多斯—这个充满诗意、听起来眼前立刻浮现出华丽的服饰、曼妙的舞蹈、悠扬的祝酒歌的名字,也随之落户于此。

守陵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在清朝,蒙古各部归顺之后。为使因长期战乱而支离破碎的祭祀重新步入正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个盟的蒙古王公贵族联名倡议重组达尔扈特500户,集中居住在八白宫周围,形成明确的禁地,方圆六十里以内不准砍伐树木,不准破坏草场,500户人家专门从事祭祀、守护事务。这一请求得到清政府的鼎力支持,今天生活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达尔扈特即是这500户人家的血脉,300年来,500户已扩展到1700户,人口近6000人。

清政府继续免除达尔扈特人的兵役和赋税,同时规定每户达尔扈特每年筹措一两银子,用于祭祀,需要更多费用时,以募化形式解决。从1696年到1949年,253年,达尔扈特人的500两银子从没有少交过,实在不够用,他们就出门远行,四处募化。募化客观上补充了祭祀资金的缺口,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也让远方的蒙古族同胞知道在鄂尔多斯依然供奉着他们的圣主。1915年的一天,一位叫张相文的学者来到鄂尔多斯,偶然在蒙古王爷家中见到了募化的情景:募化者随身携带成吉思汗画像,手持一柄小型剑和一件祭器,口念《伊金颂》和《苏勒德颂》,让主人向圣主画像叩头供奉。这次邂逅,让隐秘的成陵露出真容,外界的人们第一次获悉传闻中的成陵原来真实存在。

重组500户后,守陵的各项规章更加严格了,比如值勤人员需持“日岗”、“夜岗”字样的牌子,不换牌以没有上岗论处。守夜为站立岗,每刻钟要打钹一次,丝毫不得怠慢,稍有马虎,就要挨鞭子或罚没一头大畜。据说,上世纪30年代末曾有一位记者采访达尔扈特,令他惊讶的是,近20年间因为误钹而挨过鞭子的只有一人。

新制度也让八白宫的神物最终确定下来,而苏勒德因其特殊地位,被单独建坛供奉,于是,达尔扈特有了左、右之分。右翼达尔扈特也叫圣主达尔扈特,负责八白宫祭祀;左翼达尔扈特也叫苏勒德达尔扈特,负责苏勒德祭祀。右翼达尔扈特多以博斡儿出的后裔为主,左翼达尔扈特则主要出自木华黎之后。木华黎与博斡儿出同为成吉思汗的左膀右臂。相应地,左翼达尔扈特也设有八大亚门特,只是称呼不同而已。班泽尔的身份为宰相,相当于苏勒德祭祀的大总管,到他这辈,已经是家族第38代传人了。

班泽尔的父亲、今年93岁的嘎尔迪是健在的年岁最长的亚门特。在巴音昌霍格草原深处,我们见到了这位受人尊敬的长者。

这是一所半新的普通红砖瓦房,你可以说它是一室一厅,外带一间厨房。屋内陈设简单,却透着一种殷实,最为醒目的是客厅南墙上的毛主席和成吉思汗画像,两位伟人一上一下,目光深邃地注视着前方。草原上但凡有人家,就必有成吉思汗画像。
自从形成伊金霍洛禁地之后,达尔扈特人基本上不再游牧,泥土房代替了蒙古包,经济条件改善之后,大部分牧民又都盖起了砖房。近几年,鄂尔多斯草原实行牲畜围栏圈养,以遏制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老人家里养有百余只羊,除此而外,还种有一片松树苗。

老“宰相”身体硬朗,思维敏捷。还在稚气未脱的时候,他就懵懵懂懂地知道自己将来会去守陵。父亲给他讲祭祀的知识,教他背诵祭文,两三万字的祭文,全靠心领神会,死记硬背。那些功课常常在清晨或夜阑人静时进行,因为达尔扈特人视祭祀为“天机绝密”,不可外泄,即使同为亚门特,彼此之间也互不交流。

“成为祭师之前,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的学习:献哈达、献神灯和献全羊,每个程序都有规矩,比如说全羊的摆放,得根据羊的身体结构,摆出整只羊的形状来,学会这些才能上岗。”老人13岁进入陵宫,一呆就是六七十年。眼下退休在家,但每天家中的祭拜没有放弃,遇有大的祭祀活动,他还会亲自前往,参与指导。

算上班泽尔,老人膝下共有8个子女,班泽尔虽排行老大,但继承亚门特的人并不一定非他莫属,能否胜任还要看能力和品行。以前,继承者必须得到济农(专管祭祀的地方官员)的认可,如今则需经过成陵管理局的审核。没有继位的兄弟,自然也就不属于达尔扈特的核心成员,像普通人一样,从事着各种职业:放牧、务农、当工人、做教师……斑泽尔的两个弟弟,一个在镇政府工作,一个做交警。

“一旦需要,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一个达尔扈特人都会召之即来。”斑泽尔说,“先人们祖祖辈辈都这么忠诚,一代代传下来,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断送。”同样的话,我们在鄂尔多斯听到过不止一次。

永远的长明灯,永远的戴孝人,永远的守护者—这是外人对达尔扈特的印象,也是达尔扈特人给自己的定位,如果为他们画一幅肖像,忠、义、勇、情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
达尔扈特人因忠勇而聚在一起,也许他们并不曾意识到,在他们例行公事般地忠于职守、践约诺言的同时,也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来。

“由于鄂尔多斯部及其达尔扈特人出自蒙古精英阶层,加上所受使命是蒙古帝王、黄金家族的重托,因而从其传承的文化层面而言,具有蒙古族最高贵的文化属性,既是蒙古帝王的宫廷文化,也是蒙古民族最高的祭祀文化,代表了古代蒙古文化的精髓。”内蒙古大学教授马冀认为,达尔扈特人是“研究蒙元文化的活化石”,他们对于成吉思汗文化的贡献“不可估量”。

“成吉思汗文化”是最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不仅仅是对成吉思汗本人的评价和研究,它涵盖了一切围绕成吉思汗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文化概念里,达尔扈特的作用突出地体现于祭祀方面。

祭祀常年不断,有日祭、月祭、年祭和四时大祭,各种形式的祭祀中,尤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的春祭最为隆重。今年的春祭日恰好搭上“五一”黄金周的末班车。

原以为那会是一个人头攒动、万众跪拜,如穆斯林麦加朝圣一般的壮观场面,结果却与想象中的大不一样。从清晨到日暮,虽人潮涌动,但气氛欢快而祥和,相形之下,整个祭祀更像蒙古民族的一次群众性大集会。这一天,蒙古人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云集到成陵,巴音昌霍格草滩帐篷林立,人欢马叫,赛马、摔跤、射箭……一派欢腾;这一天,在成陵只能听到一种语言:蒙语。

当日的活动因时辰而不同。上午是以家庭、团体为单位的小祭。供奉成吉思汗与夫人的白色灵包前,人们隔着几案敬献哈达、酥油及茶酒,祭师手托长明灯为其祝福,然后众人共饮一碗白酒,整个过程不足十分钟。一拨人退下,又一拨人上去,络绎不绝的人群中,有许多戴着红领巾的少年,他们显然是学校组织来的。

下午是金殿大祭和鲜奶祭。鲜奶祭为一天中的高潮,在位于陵园东侧的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举行,这里拴着几匹白色母马,母马的乳汁即被用来祭洒苍天。

据史料载,成吉思汗50岁那年碰上罕见荒年,借助占卜得知春三月是其主凶,于是择定三月二十一日这天以99匹白母马的乳汁,向无上苍天献祭,祈求保佑。这个仪式被保留下来,忽必烈钦定四时大典,更将三月二十一日定为春祭日,古老的祭天习俗遂成庆典。

敖包旁,一匹白马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它毛色光滑,全身雪白,神情俊逸而潇洒,既不披金,也不挂银,由人牵着,气宇轩昂地站在那里。开始,我以为它不过是一匹良驹,像在许多公园或景点司空见惯的动物一样,供人观赏和娱乐。待看到人们一个个匍匐在它的脚下,虔诚之至地向它顶礼膜拜时,我收敛了笑容:究竟是怎样一匹马,何以受到如此礼遇?

“那是成吉思汗的神马。”一位年轻的达尔扈特告诉我。

“这一匹是神马的后代吗?”我有些讶异。

“不,神马是选出来的。”年轻人说神马挑选的条件非常苛刻,必须眼睛乌亮,蹄子漆黑,全身毛银白色,没有一绺杂毛,像转世灵童一样转世而来。

他的话愈发激起了我们的兴致,进一步追问,他莞而一笑,说:“我们有规矩,许多事是不能随便讲的。”

在成陵,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人什么问题,多半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并非他们有意拒绝,或者怕犯禁忌,实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讲过头,歪曲了真相,难免引起误解。说到底,还是“神圣的使命感”使然。如此一来,倒给成陵平添了几许神秘之色,外人看达尔扈特,总觉得像雾里看花,迷迷蒙蒙。

神马叫溜圆白骏,受成吉思汗禅封后,作为苍天神马的化身加以奉祀。平日里,神马有专人放养,规定不准印记号,不准剪鬃,不准骑乘,一年四季在草原上自由奔跑,只有在春祭大典这天,才被牵来,供人朝拜。溜圆白骏祭祀也是春祭中的一项重要议程。

遇事求天,一切归于天意,只要是天的旨意,号令便有了凭借,便不可抗拒。游牧民族无论出身贵贱,都要秉承天的意志来行事。对天的敬畏,让成吉思汗的政策实施犹如顺水推舟。传为天赐之物的苏勒德祭奠,一样带着明显的原始宗教气息,一样神圣而庄重。

相传,成吉思汗有一次吃了败仗,无奈之下向苍天祈祷:“长生天啊,救救我吧!”突然一声巨响,神矛从天而降。打那以后,成吉思汗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苏勒德祭奠表达的正是蒙古人借助天神之力,压倒一切的气概。

苏勒德大祭每年举行一次,逢龙年,祭祀活动更为盛大,因为蒙古人认为龙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天上动物,龙年是天年。龙年大祭历时两月,期间祭坛上的另外四柄陪苏勒德分为四路,奔赴鄂尔多斯各地进行巡祭,巡祭时“由一百名达尔扈特随行,用一千匹马护送,九九八十一只全羊供奉”,那阵势真可以用浩浩荡荡、动人心魄来形容。

对于蒙古人来说,成吉思汗祭祀不是宗教而胜似宗教,人们在祭奠中寻找寄托,祈求平安。“即使穷得只剩三只羊,也要拿出两只来祭祀。”这即是达尔扈特人对成吉思汗祭祀的态度,通过他们,50多部、达5000余行的祭文、颂词流传至今;通过他们,蒙古民族古老的风俗、礼法、信仰、观念、语言、艺术源远流长,渗透到鄂尔多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达尔扈特,成吉思汗陵寝也许只是几顶白色毡帐,一座冰冷的建筑;有了达尔扈特,成吉思汗陵寝因而血肉丰满,有声有色。

“原始性、完整性”,马冀教授称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而世代专职守陵的达尔扈特,“世上仅见,堪为一绝”。
岁月流淌,在将近800年的血雨腥风中,达尔扈特历尽磨难,几度兴衰。国运兴,则八白宫兴;国运衰,则八白宫衰。但无论宠辱,都消磨不掉达尔扈特人的信仰和意志,有达尔扈特就有八白宫。为了保卫八白宫,他们不惜牺牲性命。

清末民初,军阀割据,一片混战,土匪乘机兴风作浪。在嘎尔迪老人的记忆中,伊金霍洛曾三次遭抢,抢走金银财宝无数。“那时候,一顶鄂尔多斯贵妇的头饰,价值二三十万元呢。” 达尔扈特人被迫拿起武器,成立自己的保安队。

在土匪眼里,八白宫意味着财富,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谁掌握了八白宫,谁就掌握了蒙古族的势力。2005年,一部名为《我的鄂尔多斯》的电视剧,再现了一段荡气回肠的风云历史。

1938年,日本侵略军悍然西进,陈兵黄河北岸,归绥、包头先后失陷,战火燃烧到鄂尔多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抱着这样的野心,一个化名乌吉达的日本人秘密潜入草原,他此行的目的,是想操纵伪蒙疆政权,策划将八白宫东移归绥,并企图攻占伊金霍洛,劫走成陵,以为号令。危机时刻,时任伊克昭盟盟长兼济农的沙克都尔扎布王爷向国民政府提出将成陵西迁至青海的建议,并强调:“一旦战争结束,时局奠定之后,仍请迁回!”国民政府有关方面立即给予回应,并当下商定了移灵的具体办法,但考虑青海路途遥远,以为甘肃省兴隆山较为适宜。

1939年6月10日,三响礼炮过后,成吉思汗灵柩被恭敬请入套骡子的轿车,缓缓起灵。听到消息的达尔扈特人和附近的蒙古民众,自发聚集到伊金霍洛,难分难舍,悲戚恸哭,举佛灯献哈达为成吉思汗灵柩送行,从伊金霍洛到沙王府的40里路上,不断有人迎住灵车跪拜叩头,有的老人甚至躺在路中,要灵车从身体上压过去。一位记者在见闻中感慨道:成吉思汗灵柩在蒙民的泪海中,离开伊金霍洛圣地。

嘎尔迪老人见证了那次西迁:“我们护送灵柩的达尔扈特有二十多人,路上拿的是国民政府给的俸禄。因为有军队保卫,一路上很顺利,没有遇到太大的危险。”

让达尔扈特人想不到的是,灵柩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万众迎送,途经延安时,陕甘宁各界人士设灵堂,集会举行迎灵大典,灵堂的横幅书写“世界巨人”四个大字,上联为:蒙汉民族更亲密地团结起来;下联是:继承成吉思汗精神抗战到底。老人亲眼看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成吉思汗灵柩敬献花圈。据说,今天广泛用于葬礼上的哀乐就是作曲家刘炽为了那次迎灵仪式,根据陕北唢呐曲《粉红莲》而专门改编的,后经不断演进,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曲调。

6月25日,灵车抵达西安,“沿街香案罗列,鞭炮齐鸣,参加致祭欢迎者近二十万人,次日如仪欢送。”万人空巷,盛况空前,蒋介石特派专员宴请达尔扈特代表。走出草原的成吉思汗,在民族生死攸关的危难关头已不仅仅属于蒙古民众,他被赋予了更高的象征意义,将中华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共赴国难。

成陵于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被再次西迁至青海省塔尔寺,直到1954年才回归故里。又过了两年,由中央政府斥巨资兴建的陵宫风风光光地落成了,八白宫终于共同拥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园—三座蒙古包式的建筑,饰以乳白的外墙,金黄的琉璃瓦,朱红的大门,在蓝天白云、绿草苍松的映衬下,傲然屹立于甘德尔山梁之上。

“文革”十年,成陵作为“四旧”在劫难逃,守陵人遭驱逐,陵门被封,陵园损失惨重。“有些祭祀仪式恐怕永远失传了。”班泽尔说,那场浩劫让苏勒德亚门特少了三个,有的家族后代或许还有希望找到,有的或许早已断了香火。

陵宫之外的达尔扈特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因为他们的身份不是牧主,就是富农。万幸的是,达尔扈特人及时将重要圣物转移出去,而在民间,对成吉思汗的祭奠从未中断。“小时候,父亲常常在我们睡觉以后悄悄祭祀。”38岁的乌拉回忆道。记不清是哪一个夜晚的神灯,点燃了他最初的守陵之梦。

祭祀制度于20世纪80年代初得以恢复,与此同时成陵开始对外开放,有了收入来源。新世纪前后,随着鄂尔多斯经济的翻身(目前该市经济总量已跃居全区第一位),浴火重生后的成陵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修缮,政府不仅扩建了陵园,而且将散落于陵宫周围的伊金霍洛镇整体迁离景区。新镇蓝图由北京专家绘制,无论居民楼,还是商铺,一律蓝瓦白墙,与成陵相得益彰,也与草原浑然一体。两年前,班泽尔一家告别平房,住进新楼,气派宽敞的阳台,还有即使大城市也不多见的地板采暖。这样的居室,他拥有两套。

新的生活模式总是会引发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巨变中的达尔扈特是否也有困惑与阵痛?

“这是免不了的。” 成陵管委会副主任那楚格介绍道,离开陵宫,改变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规矩,感情上的确很难接受。但生活明显在好转,成陵也比以前更像模像样了,慢慢地,达尔扈特人也能理解了。他说现在是成陵最好的时机,“仅2000年以后,政府的投入就达7亿多元”,这个数字比过去所有的投入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乌拉幼年的志向随着成陵的时来运转愈益坚定,当成陵扩建时,他把经营多年的餐饮小店交给妻子打理,义无返顾地走进成陵。开始在停车场看车,现在伙房当厨师,用他自己的话说,“离陵宫越来越近了”。乌拉的理想是进陵宫,“虽然我还只是一名临时工,但机会一定会降临。”他对此充满信心。

包括亚门特、行政管理者在内,现在直接服务于成陵的工作人员有30多名,其中一部分有正式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另一部分为临时工。相对于临时工乌拉,身为圣主达尔扈特太师的哈斯要幸运得多,他正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进修蒙古史,学期一年,与他同去的共有4人。

“我们建立了培训制度,请老一代达尔扈特人和专家学者讲课,也把年轻人送出去深造,让他们不仅懂得仪式,还要理解其中的含义。”那楚格希望他们都能成为专家,更好地传播成吉思汗文化,“那时候,我就不会这么忙了”。

哈斯的愿望却远不止于此,他不仅想自己充电,将来还要送儿子出国留学,让他有更宽广的视野研读蒙古史,了解自己的文化。

未到鄂尔多斯之前,我曾在心里画了个问号,置身于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社会,达尔扈特人真能抵得住诱惑,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守望吗?这个问题在我们离开之前完全释然了。如果说嘎尔迪老人为我打开了尘封的达尔扈特历史,班泽尔使我认识到达尔扈特的今天,乌拉和哈斯则让我看到了达尔扈特的未来。正如脚下这片已经复苏的土地,每踏一步,你都能真真切切感受到生命的律动。

谈谈民族自治问题

胡平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西藏问题的关键是民族自治。达赖喇嘛并不要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中共当局指责达赖喇嘛搞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是没有根据的。今日西藏实行的是中共党治,并没有实行藏人自治。在达赖喇嘛与中共当局的争端中,显然是中共当局不占理。

不过,最近我们又听到另一种意见。按照这种意见,民族自治制度本身就是问题。若真正实行起来,很容易助长分裂主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前两年就提出这种观点。在今年2月号的《领导者》双月刊中,马戎又发表了文章《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进一步阐明他的见解。马戎认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采用了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先后识别出56个民族,政府为每个国民都确定了“ 民族成分”,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人口边界清晰化,并且实行了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强化了各民族民众的“民族意识”,这就催生和助长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独立思潮。马戎建议中国应该学美国学印度。美国和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是人家不搞什么“民族自治”那一套,他们强调的是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视为文化差异,不认为也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马戎的观点看来在知识界已经产生影响,或者说,在知识界也有其他人持类似的观点。例如,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就发表文章《西藏问题有解吗?》,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的观点就和马戎很类似(其他观点上有区别)。李大同也认为,中国搞的民族自治这一套是跟苏联学的,“只不过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没有让‘区’变成‘国’罢了。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在李大同看来,搞民族自治等于自挖陷阱,因为它逻辑上就包含着民族独立。这是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格格不入的。李大同的结论是,“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值得认真研究的是美国的做法”。

上述观点在学理上不是没有它的部份道理,但失之片面,失之笼统,实际上不能成立。

首先,尽管中共学习苏联,人为制造出若干少数民族。但是这些人为制造出的少数民族,由于缺少深厚的历史根基,倒并没有什么闹分裂闹独立的。

其次,那些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意愿的少数民族,如藏族,都是自古以来就以其鲜明的不同于汉民族的民族性而著称于世的,而导致他们要求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而是出于他们的不自治,或者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被干涉。

再者,我们应该看到,所谓民族自治,并非中共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中共照搬苏联斯大林那一套的产物。类似的制度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例如唐宋时的羁糜制度,中央王朝在各少数民族首领辖地设置羁糜州,册封原少数民族首领任都督或刺史,并世袭罔替。中央王朝祇要求他们向朝廷称臣进贡,并不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也不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谈到西藏,远的不说,就说清朝吧。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这本书在大陆也很流行)一书里的解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在这种体制下,西藏即便不是相对独立甚至事实独立的,起码也是高度自治的。至于到了民国时期,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20条明文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

说到学美国学印度,那么,美国和印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不错,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并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制度,然而美国和中国不同。美国是移民国家。所谓不实行民族自治,那是对作为移民的各族裔美国人。在美国,作为原住民族的印地安人有自己的保留区。印地安人保留区是相对独立,高度自治的。在西藏的藏人当然是原住民族。即便套用美国的例子,他们也应该享有自治权。事实上,对原住民族实行自治制度的国家很多,例如加拿大、新西兰、丹麦、瑞典,等等。

再说印度。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印度没有主体民族,第一大族的印度斯坦人也祇占总人口的20%而已。印度实行联邦制,各邦主要按语言和民族划分。每个邦有自己的主体民族,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样,各个民族就可以在自己占主体地位的邦里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坚持以我为主。所以他们不大担心被某一强势民族给同化掉,以至于在自己的家乡反而成了少数民族成了边缘人。在中国,汉人占90%以上,汉文化占绝对优势。因此在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着极其巨大的被汉化的可能性。

民族与民族不一样。有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差异小,有的差异大;有的少数民族比较容易和汉人同化,有的很不容易。另外,和汉人同化也有两种情况,有主动同化,有被动同化。满族人当年入主中原,统治汉人近三百年,满人是主动汉化的。藏人则不然,藏人主要是被动汉化的问题。由于藏人和汉人差异比较大,在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上又特别顽强(这和藏人的宗教传统以及西藏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因此他们对被动汉化就更较为抵触排拒,要求自治乃至独立的呼声就特别高。如果同意藏人自治,藏人多半会愿意留在中国,如果不同意他们自治,那就等于把他们往独立的方向推。

我们知道,2007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该宣言第3条、第4条、第5条都肯定了原住民族的自决权,说“原住民族行使其自决权时,在涉及其内部和地方事务的事项上,以及在如何筹集经费以行使自治职能的问题上,享有自主权或自治权”:“原住民族有权维护和加强其特有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同时保留根据自己意愿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关于民族自决权,民族自决权分对外自决权和对内自决权。对外自决,意味着可以独立建国;对内自决,意味着可以建立自治制度。我们这里讲的是对内自决权。

不消说,原住民族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对《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也有很多争议或解释上的分歧。我这里无非是说,不能把中国现有的民族问题都归结于前苏联那以套民族理论和民族自治制度。我们的结论是,在中国,民族自治制度不应该一概取消。相反,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自治制度应该真正落实。在中共一党专制没有改变之前,真正的民族自治固然是难以实现的,那么在未来民主宪政的中国总是应该也可以实现的。

那达慕与《狼图腾》

张伟国
日前(7月16日)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一则报道,有成千上万的蒙古人聚集在首府乌兰巴托,庆祝他们的传统节日那达慕。这一传统节日始于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以摔跤、射箭和赛马三项竞技运动构成了那达慕节的主要内容。经查中文互联网,中国官方媒体的网页中虽然也有那达慕的报道和历史方面的内容,但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文化来介绍的,而非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人称之为“外蒙古”)享有的重视,在外蒙古新闻报道是大新闻、是重要新闻,作为文化来讲究完全是主流文化。这是现在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内蒙古人可望不可及的。

这令我继续了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

2000年的十月二日至五日,近五十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的,从不同地区、代表不同族群的青年领袖们,聚集在美国波士顿郊区的Weston,参加了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首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其中有蒙古代表团的巴赫,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民族问题的专家,曾经担任内蒙古人民党(简称“内人党”)的副主席,他特别提到13世纪成吉思汗叱咤风云的那段辉煌的历史;在他看来,蒙古现在被共产党人为地分裂成外蒙古和内蒙古。中共的所谓民族政策与满清时期“刚柔相济”的两手策略是一脉相承的,具体表现是“经济上掠夺,人口上同化”,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蒙古的汉族人口已经增加到1200万,现在有一半蒙古青年已经不会讲本民族的语言,然而讲中国话的蒙古青年,受到的歧视更多,也更加反对中国。巴赫提出:既然同文同种的香港、澳门可以实行一国两制,何以在不同文又不同种的内蒙、新疆就不能实行一国两制?他强调,“民族自决”的原则,是指原住民的自决,在蒙古不是由目前在那里占多数的汉人来决定,而应该由当地的蒙古族人来决定。对于蒙古未来的前途,巴赫给出了三个选择:首先是独立;其次是维持现状;第三是成为未来联邦中国的一个成员邦。巴赫表示,他完全理解中国的统一愿望,但将心比心,中国人就难道要让蒙古永远分裂下去吗?!

正好,我刚刚看完朋友推荐的一本书《狼图腾》(作者姜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据说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很畅销,有报道说好莱坞片商已买走了版权,将由《魔戒(又译“指环王”)的导演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拍成电影。我手上的这本书是2005年元月第八次印刷的版本(印数340000册)。 该书作者是一位30年前在内蒙草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 他以当年钻狼洞、掏狼崽、养小狼、打狼、观察狼的生活习性为故事蓝本,揭示了蒙古人与狼的关系。在他眼里,成吉思汗当年的成功是受到了狼的军事天才与顽强不屈本性的启示。作者甚至大胆提出中国人的龙图腾是来源于蒙古游牧民族的狼图腾,历史上虽然华夏文明多次征服了游牧民族,事实上恰恰是游牧民族一次次为汉民族输血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从整体上看,中华游牧民族对中国国土的贡献要大大超过汉族,蒙古族和满族的贡献尤为重大。”(P395)

虽然,《狼图腾》仅仅是一部小说,但是谁也不否认它在揭示人与自然、人性与狼性、狼道与天道、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作者在揭示蒙古民族性格与狼性之间的关系后,再三强调地指出:刚强的民族性格乃是“脊梁”,“一个民族只有锤炼出自己刚毅顽强的性格,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P391)在作者心目中,“只有适度释放狼性,并采用唯一能够控制和驾驭狼性的真正民主制和法治,抛弃橡皮图章式的假民主,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真正的民主制和法治才是唯一能够释放又控制狼性‘热核反应’的现代反应堆。”(P402)

从民族文化传统的探讨,深入到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直至国家结构和政治制度,作者显然讲了许多专业研究人士(比如政治学者、历史学者、民族问题研究人员等)想讲而不能讲的话。在不少方面都有突破性的发展。在我的印象里,这大概也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从汉人的角度最设身处地的去认识蒙古人的一本书。

读完这本书,我有这样的感觉,它在揭示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成就,相当接近王力雄《天葬》所揭示的汉藏关系所取得的成就,而在揭示少数民族(蒙古)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方面的成就,则有可能超过了《天葬》。如果中国领导人基本具备或者接近王力雄和姜戎那种对少数民族的认识,或者认同他们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资源保护意识,那达慕在中国自然会获得更大的普及和影响,巴赫所提出的问题也应该不难回答了。因为在那个思想认识的层面上,少数民族是汉民族的大救星,唯有你摆正自己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崛起。

不过,看完《狼图腾》,尤其是看到它在中国一纸风行的传播,我也产生出一种担忧,在历史上汉文化经久不衰,固然是得益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输血,问题是中共统治半个多世纪,几乎已经完全彻底同化了所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血已输尽,将来靠什么维持中华文明的生存发展? 难道要学希特勒和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去扩张新的领土、征服新的民族来为自己输血吗?……想到这里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是一个制度文化遭到极度扭曲的社会,我们事实上已经面对着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由于文明规范已经遭受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人性中某些类似“狼性”的那些东西已经被超度释放,但是“能够控制和驾驭狼性的真正民主制和法治”却始终不见踪影,这势必就会酝酿早些时候反日风潮和朱成虎将军发表核讹诈言论的社会文化心理。

2009年6月15日星期一

上合组织发展处在十字路口

VOA记者: 白桦 莫斯科 Jun 15, 2009

刚刚在俄罗斯叶卡杰林堡开幕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要讨论阿富汗、北韩和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有分析人士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

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议星期一在俄罗斯的叶卡杰林堡市开幕。这次峰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阿富汗、北韩问题、中亚地区的局势、不扩散核武等。

*将签署声明及反恐公约*

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普里霍吉科透露,在峰会结束时要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叶卡杰林堡声明。这份声明再次提到多极世界理论,并强调联合国、地区组织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应发挥关键影响。另外还将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公约。

普里霍吉科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们要讨论该组织同西方其中包括美国扩展的关系的问题。另外还要讨论保障北约部队经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境内向阿富汗运输后勤补给物质的问题。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也被邀请参加这次峰会。卡尔扎伊在叶卡杰林堡将同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以及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会晤。分析人士都在密切关注会晤结果。俄国媒体透露,卡尔扎伊将劝说吉尔吉斯保留美国在当地的马纳斯空军基地,因为这个基地对支援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发挥重要作用。吉尔吉斯方面已决定在8月关闭马纳斯空军基地。

*上合发展出现活力*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贝格尔认为,这些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表现出了活力。而且上海合作组织越来越引起该组织的周边国家,特别是邻国的兴趣。

他说:“上海合作组织最开始是5个成员国,后来扩充到6个成员国。现在上海合作组织又出现了许多观察员,包括伊朗、蒙古、印度等等,这些国家现在也想加入到上海合作组织之中。这说明上海合作组织正在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仅表现在成员国的数量上,也表现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承担的责任等方面。”

贝格尔认为,全球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这次峰会肯定要讨论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危机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普里霍吉科透露,这次峰会上元首们还将决定给予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两国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国的地位。

*需要确定组织自身职能*

但哈萨克斯坦的中国问题专家卡乌科诺夫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定自己的职能,也就是说,上海合作组织应确定其职能应该偏重经济,还是应该偏重地区安全。

卡乌科诺夫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说:“尽管上海合作组织取得某些成功,但上海合作组织目前正处在关键的转折阶段。有太多的问题涉及到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对于该地区的国家来说,上海合作组织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星期二将继续在叶卡杰林堡举行。当天还将召开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金砖四国峰会。随后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将前往莫斯科对俄罗斯展开国事访问。伊朗领导人内贾德已决定不参加这次峰会。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四国,胡锦涛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9-06-15-voa39.cfm

乌克兰新教科书批评共产党政权

VOA记者:白桦 莫斯科 Jun 13, 2009

乌克兰计划在今年秋季新学年开始后,让中、小学生使用新的历史教科书。新的历史课本将大量详细介绍上个世纪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迫害和镇压、乌克兰民族起义军以及持不同政见运动反抗共产党统治、还有乌克兰大饥荒的情况。

乌克兰教育与科技部最近宣布,今年9月份新学年开始后,乌克兰的中、小学生将使用新的历史教学计划。

新的历史教学计划将更详细和更大篇幅地介绍1932年到1933年期间的乌克兰大饥荒,1943年到1951年期间乌克兰民族起义军武装抗击苏共统治的活动,上个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期间共产党极权制度进行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和镇压行动,还有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运动反抗共产党政权的活动等。

*为了让孩子们更能了解历史真面目*

乌克兰教育部门说,通过使用新的历史教学计划,乌克兰的孩子们将能详细了解共产党政权当年针对乌克兰人进行的民族灭绝犯罪行为,以及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抗击共产党极权制度的历史。这更能使人理解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再次宣布独立是乌克兰人几个世纪以来为乌克兰获得自由而斗争的结果。乌克兰教育部门说,新的历史教学计划不仅仅能帮助学生们熟悉过去的历史,同时也有助于学生们理解今天乌克兰面临的问题。

乌克兰教育与科技部新闻中心工作人员纳斯佳说,这次针对乌克兰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更改涉及很多内容,范围很广,不仅仅提到和介绍了大饥荒以及苏共政权的政治迫害。她说:“这次所修改的不仅仅是乌克兰历史,同时还涉及到了世界历史。不过,在对中、小学历史教学计划的修改中,99%的部分修改涉及的都是20世纪的历史。”

*“二战”取代“伟大的卫国战争”*

乌克兰教育官员说,历史教科书更改后,将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词来取代过去苏联教科书中使用的“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提法。

乌克兰教育官员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把大量的历史档案解密,这为历史教科书的修改,为历史教科书增添新的内容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乌克兰教育与科技部新闻中心工作人员纳斯佳说:“我们的副部长波利扬斯基在刚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过去通常都认为,在大饥荒期间,乌克兰人民没有反抗。但这个观点现在已经被否定。安全部门的解密历史档案显示,在大饥荒期间,曾发生过许多乌克兰民众武装抵抗苏共斯大林政权统治的活动。”

乌克兰教育与科技部副部长波利扬斯基还对新闻媒体表示,新的乌克兰中、小学历史教学计划不会评价或是谴责某个人以及事件,新的历史教学计划仅是向乌克兰新一代人介绍历史真相和历史事实。

*去俄罗斯化的又一体现*

乌克兰领导人最近几年积极推行去俄罗斯化的政策。前苏联秘密警察在乌克兰的历史档案被解密。乌克兰还呼吁俄罗斯安全部门解密有关历史档案。波兰最近把一批有关乌克兰民族起义军活动的历史档案资料转交给了乌克兰方面。

关键词:乌克兰,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共产党政权,民族起义,二战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9-06-13-voa35.cfm

2009年6月14日星期日

新疆医科大关于做好“六四”敏感期维护校园稳定工作的通知

中医学院,一附院,各学院、各附院、各系、部、处、室、馆、子校:
今年是平息1989 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第二十个年头。从当前情况看,随着“六四”敏感期的日益临近,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围绕“六四”的串联、炒作活动更加突出,敌人勾连聚合的趋势进一步明显。近期,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直接针对学校尤其是大学校园的反动宣传渗透不断升温,维护高校稳定的形势日趋严峻。为切实做好“六四”敏感期间我校的维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一定要提高认识,切实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对任何影响稳定的苗头、风险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和各类突发事件要有足够的估计,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组织措施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协调指导到位。

二、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查堵〈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的通知》和《查堵缴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歌曲专辑的紧急通知》的精神,各学院、各部门“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要在第一时间对此项工作做出部署。要协调派出所、保卫处、学生处、团委、后勤处等相关部门严查校内(含两分校区)出版物市场,加大对游商的打击力度,一经发现,全数收缴,并追根寻源,彻查彻办,严防该书在境内非法出版、复制、发行(详情见附件)。

三、进一步加强学校管理工作,不给敌人渗透破坏以任何可乘之机。“六四”敏感期前后,学校将实行校领导带班制度,各学院、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带班,中层干部值班,班主任、辅导员入住学生公寓制度。要强化门卫、宿舍管理人员值班制度,严格对校园、教学楼、宿舍楼、进出人员进行登记、盘查,严禁外来人员在校内住宿,对私自留宿人员,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四、教科服务中心和场管中心要对教室、会场、蓝球场、足球场等公众聚集场所加大监管力度,在“六四”敏感期前后对会场和教室的出租进行严格管理,严防敌对分子利用公众场所举办各类非法内容的演讲、游说、煽动,不给敌对分子提供任何散播非法言论的平台,坚决杜绝任何不利于政治稳定的群体集会在我校举行,未经过组织允许的论坛、讲座不得私自召开,如要召开必要的论坛、讲座,必需经过校办和保卫处的审批,获准后方可组织进行,确保校园内各类讲座、论坛、研讨会的内容洁净、健康、积极向上,严防“三股势力”、“民运”等非法分子对我校园的渗透腐蚀,筑牢校园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钢铁长城。

五、后勤管理处要协助派出所、保卫处对校内出租房、经营摊点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清查,坚决防止流动人员寻隙滋事。要大力加强校园内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加大校园巡查和夜间巡逻力度,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监控和管理,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提高警惕、警钟长鸣,对重点要害部门和重要场所要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排查处理各类隐患,将事故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

六、各学院要加强对教师和课堂教学的管理,严肃教学纪律,严禁个别教师散布自由化言论,密切关注师生思想动态,严禁师生炒作“六四”等敏感话题,坚决遏制反动有害信息的传播蔓延。班主任、辅导员要加大对学生宿舍的管理力度,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调节化解矛盾,妥善解决各类争端和问题,坚决避免由个别事件因发现不及时、处置不得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七、学生处、团委要加大对学生社团的管理力度,严格社团活动审查、报批制度,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进行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大型活动及校外社会活动必须征得学校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举办。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学生,严禁学生登录各类非法网站,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大力弘扬主旋律,积极占领校园文化主阵地,将师生的注意力引导到正确方向。

八、党委宣传部要加强对校报、校刊及各种论坛、讲座、研讨会、报告会特别是涉外学术交流活动的管理,从严把关,决不允许极少数“民运”分子利用学术场合散布反动言论,制造思想混乱。

九、学校网控中心要严格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和监控,及时封堵境外敌对网站,删除境内网站散布有关“六四”和民族分裂主义等有害敏感信息。要加强对出国人员的教育,有针对性的组织集中培训,开展专题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十、各部门要坚持内紧外松的原则,对校园安全稳定工作进行一次彻底的排查梳理,做一次全面的部署安排,把可能引发不稳定事件的各种因素消除在初始状态。要坚决实行领导责任制,制度到位、责任到人,哪一级出了问题,要严肃处理、追究责任。要认真做好信息报送工作,确保信息渠道畅通无阻。

附件:
附件1:新疆医科大学关于封堵查缴《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
一书和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歌曲专辑的紧急方案

附件2:新疆医科大学关于“六四”敏感期及国庆大假期间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二00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1:

新疆医科大学关于封堵查缴《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
一书和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歌曲专辑的紧急方案

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查堵〈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的通知》和《查堵缴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歌曲专辑的紧急通知》的精神,《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即将与境外出版发售。该书由境外组织中国信息中心编辑、劳改基金会出版。全书共分五卷,分别为:我们支持“零八宪章”、“零八宪章”与中国社会转型、我们与刘晓波不可分割、“零八宪章”与当局的反应、“零八宪章”的争论与前景。另:近期境外有关人员准备将录制好的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歌曲专辑制成CD唱盘,在香港、台湾发行,并向境内散播。该专辑包括歌曲12首:《天安门序曲(乐曲)》、《天安门兄弟》、《六月》、《他们在黎明前死去》、《一起去》、《天安门女孩》、《一九八九》、《天安门妈妈》、《六月里应该有爱》、《燃烧》、《天安门兄弟(伴奏)》、《六月安魂曲》。创作及演唱人员有张健、段信军、“虫子”、王龙蒙、文志、拷秋勤、妙觉、敖博、李婉箐、闻玉、听健乐队、范岵、段培权等人。这些歌曲和《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一旦流入境内,将对我国社会稳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各学院、各部门“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务必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严密封堵查缴。现将查堵工作紧急方案布置如下:

一、各学院、各附院、各部门“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要在第一时间对此项工作做出部署。要协调派出所、保卫处、学生处、团委、后勤处等相关部门严查校内(含两分校区)出版物市场,加大对游商的打击力度,一经发现,全数收缴,并追根寻源,彻查彻办,严防《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和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歌曲专辑在境内非法出版、复制、发行。在清查过程中要切断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的制售、传播途径。要注意从游商、摊点上发现线索,以大学公安派出所、保卫处为主查办案件,对发现的线索要深挖彻究,绝不能轻易放过。

二、各学院要积极配合学生处、团委加大对学生宿舍的检查力度,看是否有收藏非法图书与光碟的现象,一经发现要追根寻源、彻查整改。校网控中心要配合党委宣传部、派出所、保卫处加强对校园网络信息的监控,对境内外网站登载上述内容及相关信息的,要立刻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屏蔽,严防该书通过互联网在境内传播。

三、宣传部、学生处、团委等部门要加强对各类文艺演出和学联大型活动的监管力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各类演出和相关内容的审核,确保《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和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歌曲专辑不得在演出市场传播,牢牢占据校园主流文化阵地。

四、各学院、各附院、各部门领导要高度重视此次查堵工作,并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严密组织、认真部署,务必将学校的通知精神传达、贯彻到各下属科室,并将责任落实到人。各学院、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负起责任,把封堵查缴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包括网上发行)和及时严厉打击政治性非法出版活动,与学校的维稳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大局意识、阵地意识和忧患意识,将此项工作作为第一任务来抓,确保工作到位、职责到位、防范到位。

如遇重要情况或发现重大问题,请各学院、各附院、各部门务必在第一时间将信息上报大学保卫处、派出所。

联系电话:4362250(保卫处)
4362111(派出所)

附件2:

新疆医科大学关于“六四”敏感期及国庆大假期间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为进一步做好医科大学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完善学校的处突防控体系建设。保障教学、医疗、科研、生产服务等项工作的正常运行。根据上级关于全力做好国庆节60周年及“六四”敏感期间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并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全力维护学校政治稳定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组织领导

成立医科大学处置突发事件指挥部
总指挥:李斌
副总指挥:哈木拉提?吾甫尔
成 员:哈斯也提-艾力、张同法、张刚强

下设办公室:
主 任:康德武
副主任:孙克敬、魏星敏、海利力?司马义、罗新建、贺炜林、刘向阳、温涛
成 员:邵新海、李晓、邢杰、张旭(一附院保卫科长)及派出所全体民警。

一附院、后勤处、各学院成立处置应急小组,由主管书记负责,自上而下地成立由领导、班主任、辅导员、学生会员、学联、自律会成员参加的联动组织,名单上报大学保卫处。由指挥部领导下达处置命令、根据事态大小决定调动人员的范围。

二、工作职责

1、派出所、保卫处及一附院保卫科应及时做好各类突发事件接处警工作,发生突发性事件及时向上级及大学处置突发事件指挥部汇报。
2、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及时出警维护现场秩序(视情设置隔离区、警戒带),必要时一附院保卫科(应急组)联动。
3、对不服从管理的现场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4、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学校稳定。
5、广泛收集上报各类与工作有关的各类信息。
6、检查各学院、各单位主要领导和应突小组是否全面落实了“预防突发事件”的各项措施。
7、定期分析和排查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上工作上立足抓早、抓小、增强超前意识,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三、 处置原则和具体措施

1、对发生在校内的动乱事件,达到“四快一确保”,出警快、到位快、展开快、处置快,确保校内政治稳定。发生罢课,以发生问题的单位、部门为主,有关部门(派出所、保卫部门)配合为辅。发生问题的单位、部门领导要迅速赶赴现场,查明原因,并速报大学指挥部,与此同时组织力量进行思想教育、疏导,劝其恢复上课,并对罢课组织者、煽动者提出批评或警告,对批评、警告无效者,依法强行带离现场,并依照校规校纪予以严肃处理。

对民族分裂分子和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以及其他政治危险分子和非法宗教组织的首犯和骨干分子应依法立即拘留审查;对个别顽固反抗、行凶的人员可以使用警械制服,同时在周围有关地区实行现场管制。对破坏稳定的苗头,坚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的工作方针,坚决把它消除在萌芽状态。

发生罢餐时,发现的部门(人)要及时报告大学保卫处(电话:4362250)、派出所(电话:4362111)、发生问题的单位、部门领导要快速赶到现场,派出所、保卫部门及有关单位密切配合,查明原因,灵活处置。


2、对校内发生的游行、请愿、静坐等事件,要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以发生问题的单位、部门为主,有关部门配合,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拦阻,并进行教育、疏导,及时上报大学指挥部。为防止事态扩大化,要及时封闭大门,同时派出所及保卫处对事件组织者和煽动者强行带离现场,事后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触犯刑律的由派出所依法处理。

3、一旦发现在学校公开进行非法演讲和呼喊非法口号,散发、张贴非法标语、传单和制造其他不良影响事件的人员,发现部门(人)要及时报告大学保卫处、派出所,并积极组织力量予以制止,派出所及保卫处对肇事者要及时抓获,依法处置。

4、校内如发生爆炸、火灾、投毒等重大事件,发现部门(人)要及时上报大学指挥部,同时组织力量保护好现场,派出所、保卫处予以处理。派出所及时向上一级业务部门汇报。

5、对发生在社会上的骚乱、暴乱,各学院、各单位要迅速组织力量守候,防止社会上参加骚乱的人员进入校园。

6、防止上访人员进京上访,发现苗头要积极做好疏导工作,坚决禁止进京。

四、具体要求

1、发生突发事件,校指挥部成员要迅速到岗。派出所、保卫处民警及全体保卫处人员、各学院、各单位、各部门的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2、遇有突发事件,各学院、各单位、各部门要指定专人看守电话,以确保上级指示精神及时传达贯彻执行。
3、加强各岗位值班巡逻制度。学生宿舍管理人员要严格出入检查,树立故情观念,严防坏人破坏。
4、各学院、各单位、各部门的主管领导要及时掌握单位内部动态,发现不稳定的苗头要及时、果断处置,确保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5、对全校性的突发事件及校外发生的骚乱、暴乱等事件的处置,由校指挥部统一指挥。
6、校派出所、保卫处、一附院保卫科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五、后勤保障
1、各学院、各单位、各部门总机室、电话要保证通讯联络畅通无阻。
2、保障校内食品、供电、供水工作的正常进行,假如遭到坏人对食堂、供电、供水等设施的破坏,要及时组织力量抢修。
3、车队要实行24小时值班制,确保车辆随要随到,并常备值班车辆。
4、各附院要成立医疗救护队,以便及时救治受伤人员。
5、总值班电话:4362224、派出所电话:4362111、保卫处电话:4362250。

民 间 藏 事
http://tibet.woeser.com/?p=7548

蒙古外长访美阐述蒙古外交政策

VOA - 6月10日 记者: 熊健 华盛顿 Jun 10, 2009
蒙古国外交和贸易部长抵达美国访问。他同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举行会谈的前夕在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协会说明了蒙古国奉行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建立在伙伴关系上的独立外交政策。

*确保国家安全*

蒙古国外交和贸易部长巴特包6月8号在哈德逊学会的发表讲话。他指出,蒙古被认为是一个矿藏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是一个东北亚区域贸易的重要通道、以及为邻国提供人力资源的国家。自从20年前共产党集团瓦解之后,蒙古国就经历了重大的转变,目前已经从一个孤立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民主国家。

巴特包表示,蒙古国所实行的政策就是确保蒙古的国家安全。他说:“我们并不依靠某一个特定国家,而是尽可能的结交更多的盟友和伙伴关系。”

蒙古外交和贸易部长巴特包

*保持与邻国友好关系*

巴特包表示,蒙古不但要同邻国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友好的邻国伙伴,同时也要加强同美国、日本、韩国和欧盟等所谓“第三邻国”的伙伴关系。

巴特包部长提到,上个月俄罗斯总理普京访问乌兰巴托时强调促进蒙古和俄罗斯的经济和贸易关系,特别是在开采蒙古的矿物资源以及蒙古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他认为,蒙古同俄罗斯的合作是互惠互利的。

谈到蒙古同中国的关系,巴特包说,中国成为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在蒙古规模最大的投资国。中国在蒙古的投资总额为18亿美元,超过了外国在蒙古投资总额的50%。这个数量超过了日本、美国、韩国和欧盟在蒙古投资总额的三倍。而中国和俄罗斯都对开采蒙古丰富的矿物资源进行投资合作表示浓厚的兴趣。

*加强与第三邻国伙伴关系*

谈到同美国的关系,巴特包部长指出,自从20年前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蒙古同美国发展了多方面的伙伴关系。他说:“在国防领域,美国已经成为蒙古的主要伙伴。美国政府就蒙古的国防改革提供协助,并且加强了蒙古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能力。目前蒙古不但派遣维和部队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也派遣维和部队前往非洲的刚果、塞拉利昂、以及巴尔干的科索沃。 ”

巴特包部长还表示,正是由于1990年以来蒙古实行的独立的建立多边伙伴关系的外交政策,使得日本成为对蒙古提供外援规模最大的国家,而这些资金主要是协助蒙古的基础建设发展;而韩国则成为吸收来自蒙古的劳动人口最多的国家;蒙古同欧盟的贸易合作则集中在协助蒙古的农业发展和郊区城乡的发展,欧盟也将协助蒙古在环保、教育、金融和司法方面的发展。

巴特包部长总结说,蒙古将促进同中国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并且也会与加强“第三邻国”的关系,以促进蒙古经济持续的发展,使得蒙古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和平作出贡献。

*谴责北韩核试验*

针对美国之音记者所提出的对北韩核试验的反应的问题,巴特包部长对北韩的这一举动表示遗憾。他也表达了蒙古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他说:“我们对此加以谴责。我们希望北韩必须遵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建议。我们将同其他的国家一起协助支持东北亚和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

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

乌云格日勒著,《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初版,2006年11月第一次印刷。印数2000册。开本787×1092(十六开本)。3+164页。
这是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蒙古史研究211丛书”卷四。
丛书卷三是苏德毕力格先生(Sodobilig)的《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初版)。

著者情况:
乌云格日勒女士(Oyungerel),历史学博士(2000),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专任副研究员,一九六九年出生,成长于内蒙古东部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农牧区,一直到呼和浩特上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指导教授是周清澍老师。她非常勤奋,对史料、历史解释、新研究进展十分警觉。
她的详细资料载在蒙古学研究中心网页:http://mgxzx.imu.edu.cn/wuyungerile.htm。

目 录

导言………………………………………………………………………………………(1)
第一章 清代内蒙古城镇兴起的社会背景………………………………………… (13)
第一节 清朝统治的确立…………………………………………………………… (13)
一、盟旗制度和宗教政策…………………………………………………………(13)
二、地理特征和驿站交通…………………………………………………………(14)
第二节 清前期内蒙古农业的发展和定居村落的形成 ……………………………(15)
第三节 商业活动的普及 ……………………………………………………………(19)
一、战争与商人……………………………………………………………………(19)
二、行商和坐商……………………………………………………………………(20)
第四节 早期集镇的出现 ……………………………………………………………(21)
一、寺庙和集市……………………………………………………………………(21)
二、农耕和集市……………………………………………………………………(23)
第二章 地方设治与内蒙古城镇 ……………………………………………………(25)
第一节 清“新政”之前的地方设治与城镇…………………………………………(25)
一、清前期因设治形成的城镇 …………………………………………………(26)
二、清末“新政”实行以前因设治形成的城镇…………………………………(32)
三、“新政”前城镇的特点………………………………………………………(36)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地方设治与城镇 ………………………………………………(36)
一、卓索图、昭乌达二盟新兴城镇………………………………………………(38)
二、哲盟木盟新兴城镇……………………………………………………………(40)
三、内蒙古西部新兴城镇…………………………………………………………(45)
四、清末民初新兴城镇的特点……………………………………………………(46)
第三章 内蒙古清-近代城镇的特殊类型……………………………………………(48)
第一节 寺庙与城镇 …………………………………………………………………(48)
第二节 王公府第与城镇 ……………………………………………………………(50)
第三节 归化、绥远二城………………………………………………………………(52)
一、库库和屯——归化城…………………………………………………………(53)
二、绥远城 ………………………………………………………………………(55)
第四节 交通要冲与城镇 ……………………………………………………………(58)
第五节 矿业与城镇 …………………………………………………………………(63)
第四章 城镇的政治功能与“新政”后发生的变化 ……………………………… (65)
第一节 城镇中各级地方政府的治权与职能 ………………………………………(65)
一、厅县 …………………………………………………………………………(66)
二、州府道 ………………………………………………………………………(73)
第二节 内蒙古城镇的政治功能 ……………………………………………………(77)
一、安查民籍、查缉逃犯 …………………………………………………………(77)
二、处理各种纠纷…………………………………………………………………(79)
三、兼理税务、驿站等事务………………………………………………………(81)
第三节 地方驻军与城镇 ……………………………………………………………(82)
第四节 “新政”以后地方政府增设的职能机构……………………………………(84)
一、治安机构的变化和更新………………………………………………………(84)
二、普遍设立税务机构……………………………………………………………(87)
三、邮政、电信业的创办…………………………………………………………(89)
第五章 城镇经济的发展与变化 ……………………………………………………(92)
第一节 商贸情况 ……………………………………………………………………(92)
一、商贸中心和大小市场…………………………………………………………(92)
二、商人和商铺……………………………………………………………………(95)
三、商品集散概况…………………………………………………………………(97)
四、金融机构和货币……………………………………………………………(102)
五、自开商埠……………………………………………………………………(108)
第二节 手工业 …………………………………………………………………… (110)
一、农产品加工业……………………………………………………………… (110)
二、畜产品加工业………………………………………………………………(114)
三、宗教用品手工业……………………………………………………………(115)
四、半殖民地外资工业…………………………………………………………(115)
第三节 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城镇的影响……………………………………………(116)
一、连接内蒙古城镇的传统交通路线…………………………………………(116)
二、铁路的修通对城镇发展的影响……………………………………………(118)
三、商业路线和商业范围的变化………………………………………………(120)
第六章 城镇社会、宗教与文化……………………………………………………(122)
第一节 城镇居民……………………………………………………………………(122)
一、城镇居民……………………………………………………………………(122)
二、居民来源……………………………………………………………………(125)
三、民族成分 ……………………………………………………………………(126)
第二节 城镇居民职业与社会组织…………………………………………………(128)
一、居民职业……………………………………………………………………(128)
二、社会组织……………………………………………………………………(130)
三、商会…………………………………………………………………………(132)
四、慈善机构……………………………………………………………………(133)
第三节 宗教和民间信仰……………………………………………………………(134)
一、藏传佛教……………………………………………………………………(134)
二、内地移民的宗教和民间信仰………………………………………………(136)
三、基督教………………………………………………………………………(138)
第四节 城镇文化教育………………………………………………………………(139)
一、旧式教育……………………………………………………………………(139)
二、新式教育的兴办……………………………………………………………(141)
结语……………………………………………………………………………………(145)
引用文献………………………………………………………………………………(147)
地名索引………………………………………………………………………………(156)
后记……………………………………………………………………………………(163)


导 言
一、城市与浩特
城市是一种空间概念,是一种定居形态。城市又是一种社会空间组织形式,具有复杂的多面性。如何定义城市或者城镇?城市或城镇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和本质?这些基本概念,是首先面对且必须解释的问题。在世界各国,由于城市产生原因的不同,或者各国法律规定、社会和地理的差异,城市的定义各不相同。被大部分人接受的城市定义是一种与村落相对比的定居形态,拥有高密度的街区,为周围地方的中心。城市的三大特点是大量的人口、人口的密集和城市化。人口密集是城市的最大特点,这一特点以社会经济活动为基础。城市与其它定居形态所不同之处就是反映城市独特性的城市化问题。这里所提城市化 所包含的内容为密集的人口、经济活动、建筑景观、城市规划等,这些均为城市与农业村落相对比之处。
中国古代的城和市,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城指城垣,备以防御的围墙。《汉语大词典》解释城为“都邑四周的墙垣”。市则是在城垣以内进行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防御和交易合为一体,便成为人们主要居住形态之一的城市。镇指市镇、集镇,是农村之间以至城乡之间物资交换的会合点,亦指县(厅)管辖之下的行政区划单位。日本以都、府、城下街、港街等称呼城市。明治中期以后,开始用都市二字来称呼城市,且逐渐被接受和统一。在中国的部分学术领域里,也有沿用都市二字的现象,如都市人类学等。
清代以来在内蒙古境内兴起的大部分城市,空间范围、人口密度、商业贸易等均有一定的局限。根据城镇所涵盖的内容,并结合清、近代内蒙古的实际情况,本书引用了城镇,而城市和城镇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和对立。
历史上蒙古人如何理解和对待城镇和城市这一定居形态的呢?从蒙古人对城市、城镇的称呼,以图找到答案。城市相对应的蒙古语为浩特(qota),城镇相对应的为浩特巴拉嘎苏(qota balγasu)。浩特的本意为游牧在一起的数户牧家,延伸为牲畜夜间宿泊的地方。目前还无法得知蒙古人从何时开始以浩特来称呼城市。追溯至元代,蒙古地区的不少城有蒙古名,比如大宁城(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蒙古名为可岢河套(即köke qota),即青色的城。虽然,这类城在文献史料中常以汉名出现,但是,残留的文献还是为我们证实了当时蒙古人习称蒙古名的史实。在16世纪后半叶,俺答汗将自己新筑的城称为库库和屯(köke qotan),即青色的城。由此可以断定,俺答汗时期蒙古人完全将浩特和城市结合在一起,并将自己建起的城,以浩特命名。俺答汗的库库和屯围以城墙,建有宫殿和寺庙,住着权势阶层和以买卖为生的居民。持有这样一种形式、外观的居住场所,被蒙古人用来与自己的游牧生活关系密切的浩特一词来称呼,值得我们注意。这可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以游牧生活来解释定居生活的活生生的例子。巴拉嘎苏(balγasu),意为用土筑成的墙或房屋。在《蒙古秘史》中多处出现的巴拉嘎德(balγad),是巴拉嘎苏(balγasu)的复数成分。由此可以推测,巴拉嘎苏和浩特二词中,更早表达土质建筑物,表达定居点概念的可能是巴拉嘎苏。然而,和浩特一样,还无法确定巴拉嘎苏从何时被用来称作城或城镇。下面举以巴拉嘎苏命名的几个地方。一是,据《口北三厅志》记载:“桓州古城在开平城之西南,土人呼为库尔图巴尔哈孙城”。 文中库尔图巴尔哈孙(Kürdü balγasun),库尔图指桓州,巴尔哈孙指城。二是,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由费扬古指挥的前锋部队,进军到达阿尔泰山脉东部的赛鲁巴尔哈孙地方,在这里获悉嘎尔丹死去的消息。 赛鲁巴尔哈孙(Sayir balγasun),又是一处以巴拉嘎苏命名的地方,位于阿尔泰山脉东部。上文所举,仅仅是从所涉猎的资料中看到的两个例子而已。然而,上述两个例子也足以为我们证明,从蒙古高原南端到阿尔泰山脉,曾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北方游牧民,共同使用巴尔嘎苏一语,来称作与自己的游牧生活不同的、特定的空间。那些特定空间,很有可能在当地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商业等领域拥有和发挥过重要的中心作用。尽管往日的辉煌已不复存在,但是历史上的地名却被保留了下来,让后人追溯它的历史。
二、城市史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城市何时、如何形成的呢?学界普遍认为城市的产生与农耕具有最密切的关系。对人类历史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是约1万年前农耕的开始。由于农耕,人类的抚养力大为提高,人口迅速增多。随着农耕的推广、普及,在农耕社会的中心,出现人口密集的聚落。这便是最初的城市。城市一旦出现,通过政治、宗教、文化、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影响力,对周围的农村产生强有力的政治中心作用。也就是说,城市产生于农村,是农村的政治中心,其政治中心功能最为突出。相比之下,城市的经济功能并不是十分的突出,而且经济基础的重心往往不在城市,却在农村。这样,政治上城市统治农村,经济上城市则依赖农村。
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首先开始在英国。工业革命对生产技术和社会生产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变革。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对城市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市,社会生产逐渐工业化,城市人口大大增多,城市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基地。从此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成为经济中心。这时,不仅仅只有特殊阶层生活在城市,而且普通的人们也可以过城市生活,人类历史迎来了城市化时代。随着城市化的深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传染病的流行等城市问题日益严峻。
作为人类的特殊居住场所,城市从19世纪末开始引起欧美国家研究者的注意。尤其20世纪以来对城市各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重大研究题材。随着城市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日趋多样化,形成了城市社会学(又称都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都市人类学等相互关联,并各自独立的研究分支学科。
城市社会学形成于美国, 社会学者们积极进行城市的田野(实地)调查,并进行城市和农村对比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初欧美和日本的学者也展开了对中国城市的调查研究。 当时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同业公会组织为研究重点的研究方式,推动了同类调查研究在中国各地的展开,其中日本学者的研究足迹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到山西等省的中小城市。
20世纪70年代,施坚雅(G.W.Skinner)等欧美学者对晚清中国城市史的一系列研究, 受到高度的重视和赞同。施氏依照河流系统,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提出区域体系分析理论,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划分中国的方法,创立了以市场 为基础的研究模式。施氏提出的理论和模式,无疑对中国城市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日本学者也与欧美学者一同开发中国城市史的研究领域,而不同的地方则是二战之后日本学者似乎更侧重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其原因,显然与只能依据文献资料展开研究,而不能进行实地调查的现实制约有关。70、80年代这一局面终被打破,日本学者对清-近代中国江南城镇社会的研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中国学者对本土城市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尽管与国外相比起步较晚,但是由于备受政府与学界重视,同时立足本土,凭借汉语文献方面的学术资源优势,一些以个案展开的研究堪称迅速,具有自身特色。
三、内蒙古和城镇
在清代以前的历史上,在内蒙古境内出现过许多城镇。其中内蒙古东部的辽代诸城 遗址广为人知,中部则以元上都为最著名, 西部以黑城 被众人所知。不同历史时期的城镇,在各自的时代发挥过各自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中心作用。对身处于当今时代的我们来说,除了只能通过有限的文献记载和有数的实物遗址,窥见历史城镇的概观甚至仅仅的局部之外,却难以全面、立体、完整地复原曾经辉煌一时的那些城镇的全貌。
人类将要迎接工业革命的17世纪,位居欧亚大陆中南部的蒙古高原也面临着不曾有过的变化,而那并不是因为工业革命,是因为分裂和战争不断的蒙古各部逐渐被满洲人征服,被统一于清朝版图之内,接受清朝的重新编制,形成清朝时期特殊的蒙古格局。从那个时期开始,内、外蒙古之称从地理名称变为行政名称。
清代的内蒙古,由以科尔沁为主的哲里木盟、以喀喇沁、东土默特为主的卓索图盟、由翁牛特、巴林、扎鲁特、敖汉、奈曼和喀尔喀左翼等组成的昭乌达盟、由乌珠穆沁、浩齐特、阿巴嘎、阿巴哈纳尔、苏尼特等组成的锡林郭勒盟、以乌拉特为主的乌兰察布盟、以鄂尔多斯为主的伊克昭盟等6盟50余旗以及察哈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二旗、阿拉善厄鲁特和额济纳土尔扈特二旗组成,呼伦贝尔八旗则在黑龙江将军的管辖之下。
内蒙古的自然地理,以高原和山地、丘陵为主,蒙古高原位居中南部,平均海拔为1500米以上。在东北和东部主要是大兴安岭南端山岭延绵数千里,中西部则是阴山、贺兰山横跨东西。主要河流为嫩江及其支流洮儿河等、辽河西源西拉穆伦河、老哈河和黄河上、中流衔接之流。大部分地区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量少,年均只有300毫米~500毫米,干旱风大。
处于这样一个人文分布、自然地理条件的内蒙古,从17世纪开始不再是游牧人和游牧社会独占天下的局面,而是逐步变成农耕普及,商业交易活跃,定居村落密布的地方。从此,数世纪以来在蒙古高原过游牧生活的蒙古人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传统风俗、文化意识等都面临新的挑战,蒙古社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城镇兴起是清代以来内蒙古社会发生的变化之一。作为一种定居形态和场所,揭开这些城镇的面貌,解释这些城镇的来龙去脉,正是本书稿的内容和意义所在。
众所周知,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内蒙古近现代史的研究在众多方面得以展开,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以清代蒙古的政治体制、内蒙古的农垦研究、清朝对内蒙古各部再编过程、内蒙古移民情况、近代内蒙古王公活动等内容为突出。然而,谈及清-近代内蒙古城镇历史,开展程度及其研究成果,与上述领域、方面的研究相比却寥寥无几,甚至无法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在一些方面城镇研究还是取得了前期的开拓性成果。早期的研究,与前述整个中国城市史研究相同,由国外学者打开了研究大门。在国外学者对内蒙古城镇的调查研究当中,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成绩尤为突出。19世纪末在内外蒙古进行实地调查的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写下《蒙古和蒙古人》(二卷),为归化城、多伦诺尔等城镇均留下相当篇幅的宝贵记载。20世纪初东清铁路调查员库尔诺措夫的《呼伦贝尔》也是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日本人则对20世纪前半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内蒙古城镇调查和研究。当时日本设立在中国的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军政机关参与了调查,调查员也多身兼要职。其调查范围主要以内蒙古东部地区城镇为主,《蒙古地志》、《满蒙都邑全志》等篇幅较大、反响较深的编著也正是在上述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30、40年代,内蒙古西部城镇逐渐成为日本人调查的基地。当时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不少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各城市行会、同业公会的调查研究,因受其影响,关于西部城镇的行会、同业公会的调查研究相当突出。 其中今堀誠二的两部著作可称作代表作。其一是《中国封建社会の機構——归绥(呼和浩特)社会集团的实态调查》(1955年),另一是《中国封建社会の構造》(1978年)。 1990年代,日本学者近藤富成以清代的归化城、绥远城为研究题目发表过相关论文。
在国内1980年代兴起的编写文史资料的活动中,出现了以各盟旗城镇为主题的局部的、个别的成果,部分城镇相关资料也得以整理出版。另外,以中心城市为个案研究对象的著作间断问世。其中有1959年由内蒙古文史馆编的《包头市简志》(初稿)、1981年戴学稷编著《呼和浩特简史》(中华书局)、1995年台湾黄丽生著《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等。这些著作均选内蒙古西部的包头、呼和浩特等中心城市,其中第一部编著尽管以初稿形式问世,似乎可以称作内蒙古城市研究的开端。戴氏的著作可以代表20世纪70、80年代对呼和浩特市的研究水平。台湾黄丽生的著作使呼和浩特地区史研究进一步深入。这些著作基本利用汉文资料,对其他文字资料的利用都很不充分。此外,90年代后期零星出现以长城沿线或者辽河流域的近代城镇为研究对象和内容,论及内蒙古近代城镇的学术论著。 从建筑史的角度,包慕萍著《蒙古城市建筑史研究——游牧与定居的重层城市呼和浩特》(日文)一书,又是一部以呼和浩特为研究对象的新作,包氏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游牧城市”概念。
四、史料介绍
史学研究的对象为往昔,这一点正是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主要区别所在,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对每一位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史料是最重要的工具,通过利用史料工具才能够较全面、较真实地解读和再现历史。冯尔康先生说后人要认知历史,文献最重要,“它提供反映古人生活的资料,使后人可以加工这些素材,去做历史的‘复原’工作”。 所掌握史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全面性能够决定某个研究课题的成功与否。
中国近代史资料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常常被形容浩如烟海。其丰富性又决定搜罗和穷尽的难度和不可能性。对近代内蒙古城镇研究这一课题来说,史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与中国近代史的其他领域一样存在难以全面把握史料的困难。本人开始接触和研究内蒙古城镇这一课题以来,每一步骤都注意和要求组建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上。梳理数年当中所接触和引用的相关史料,如果能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也难免有力不从心之处。以下简单介绍相关史料的分类、保留、文字之别和特点等大体情况。
有关近代内蒙古城镇的文献资料,与近代内蒙古其他领域的史料大致相同,被分散保留在地方志、档案、官书、碑文、报刊杂志、调查报告、资料汇编、旅行日记等等众多不同类型的资料当中。将上述不同类型的资料根据其内容所及地域空间范围,大体可归纳两类:一是地域性资料,记述内容被限定某个地域,地方志、档案、碑文、调查报告、资料汇编、旅行日记可归此类;这些资料相对易于搜集、查阅和利用。二是非地域性资料,记述内容不限于某个特定地域,官书、报刊杂志可归入此类。此种分类只是为了便于掌握和驾驭众多不同类型的资料而大体分类,却没有严格的界线。比如,在报刊资料当中,有记述某个地域事情的内容,这些则完全属于地域性资料。除此之外,上述资料又具有不同文字之别,其中主要有汉、蒙古、满和外文(日文、俄文)等。绝大多数地方志、官书、碑文以及一部分调查报告、旅行日记由汉文写成,而档案资料,蒙古、汉、满文档案各占其位。外文资料以日文为主,其中又以调查报告、资料汇编、旅行日记等为主。俄文资料广被利用的则是20世纪前半叶被译成日、汉文翻译本。
(一)分类介绍
1.地方志
地方志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最为普遍的资料信息载体,是以地方行政单位为地域
空间范围,综合记录各该地方自然地理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书籍。地方志能够提供某一地方的多种信息,是可以掌握城镇有关情况的重要的资料来源。本书利用的地方志资料多达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口北三厅志》十六卷、卷首,金志章纂、黄可润增校,1758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据宣化道署存金志章稿本增校刊印,是清代内蒙古最早的地方志之一。其广被利用的版本有1919年《满蒙丛书》(第4-5辑)铅印本和1968年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据乾隆年间的木刻本,塞北地方36号)影印本两种。其中,《满蒙丛书》本存在铅字排印过程中滋生的许多错讹,台湾影印本则避免了此种错误的出现。该志因其体例允当、类目严整、取材宏富、考证精审被赞誉为边地名志。 记载以口北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为重,对多伦诺尔厅及厅治的相关记述,堪称清代前期宝贵的资料依据。同时,记载详于清代前期察哈尔左翼诸旗和公私牧厂的情况,对察哈尔八旗其他各旗和锡林郭勒、昭乌达二盟部分蒙旗的情况也多有反映。因当时各旗缺乏文献资料,其资料价值不可低估。
《钦定热河志》一百二十卷,和珅、梁国治纂修,刻于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实际上其修纂早在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既已开始,是一部清朝敕修书,由翰林院饱学之士参与编纂,其编书质量“一般方志无法与之比较”,有了《热河志》,清代“卓索图、昭乌达盟各旗及所设州县的概况才得以首次见于方志中”, 侧面反映了清代前期喀喇沁、土默特诸旗的游牧社会向定居农耕社会的变迁概况。
《绥远通志稿》一百卷,1930年代由绥远通志馆修纂,该地方志几经周折,最终也没有能够付梓出版,以稿本形式保存下来。稿本有通志馆稿本(1937年)和傅增湘修改残留稿本(1941)两种。1970年代,前八卷铅印出版。该志是内蒙古地区流传下来的卷帙最浩繁的地方志。其内容丰富翔实、记载较全面系统、资料价值高,堪称“一方全史,资料宝库”。 该志形成于民国年间提倡以改进的体例和方法纂修地方志的时代,因此不仅有反映时代特色的新类目的增设,也对一些传统类目的内容加以改善。专设“城市”一卷,几近囊括了清、近代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右翼、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的大小城镇。尽管其内容比例不均、甚至还掺杂错漏,但毕竟是新内容,其功倍于过。
《归绥识略》(张曾纂,三十六卷)、《归绥道志》(贻谷修、高赓恩纂,四十卷卷首)等是清末形成的史料价值较高的相关地方志。
在民国年间的全国性编纂地方志活动当中,除了上述代表性之作《绥远通志稿》以外,还形成一部分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地方志,其中有《呼伦贝尔志略》(程廷恒修、张家璠纂,不分卷,1923年铅印)、《朝阳县志》(周铁铮、沈鸣诗等纂修,三十六卷,1930年铅印)和《归绥县志》(郑植昌、郑裕孚纂修,不分卷,1934年铅印)等等。这些地方志,集中出现在1920~30年的近20年当中,包括内蒙古东西广泛地方,不仅数量多,而且范围广、内容多。尽管在体例、内容上与以往的地方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有内容的增减、新卷目的设定和方法手段的改进等,均反映了时代特征和变迁,是较为集中的、具有一定分量的资料依据。
邻近各省、府、县地方志的相关内容为内蒙古清、近代历史研究提供了相当分量的资料。省志如《畿辅通志》(清康熙、雍正、同治诸朝以及民国《直隶省通志稿》)、《山西通志》(雍正、光绪朝)、《陕西通志》(康熙、雍正朝以及民国《陕西通志稿》)和《奉天通志》(民国以及清光绪年间的《奉天通志稿》)、《吉林通志》(光绪)、《黑龙江志稿》(民国)等。府、县志如《朔平府志》、《大同府志》、《宣化府志》和《神木县志》、《左云县志》、《铁岭县志》、《开原县志》等。因地域连接或因兼辖内蒙古农垦地区的关系,那些省府县的地方志在一些类目当中保留了直接或间接反映内蒙古情况的内容。
2.档案
档案是历史事件正在进行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它的最大特点是原始性。所以,档案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此外,档案对某一事件的记载是有始有终,具有相对的连续性。正因为这些特点,档案史料是研究历史最为可靠的证据之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保存至今的有关蒙古史方面的历史档案数量巨多,其中包括蒙古、汉、满文等多种文字的档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相当数量的相关档案至今尚未被充分利用。
涉及内蒙古近代城镇的档案史料,大体分别收藏在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黑龙江省档案馆等国家和省级档案馆及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旗县档案馆(局)。其中部分档案已经得以整理出版,有《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汇编》(六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8年)、《蒙荒案卷》(《长白丛书》本、1990年)、《巴林垦务》(林西史料之一、1984年)和《绥远垦务档案》(2000年)等。已经被整理出版的档案当中,有关城镇的内容集中于清末民初的官垦时期,主要涉及城基的划定和承领、官衙的设立、自辟商埠地点的选定等内容。
内蒙古档案馆馆藏蒙古文档案引起学界日益广泛的注意。尤其,数万卷清代喀喇沁诸旗的蒙古文档案逐渐得以解读,让学界耳目一新。档案内容主要对蒙旗开垦、移民进入、土地纠纷、旗佐变化、官制变迁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其中也不乏涉及城镇的内容。如乾隆年间的户口调查、理事官和地方建置的设置以及内容最为繁多的各种纠纷案件等等,均为城镇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随着档案史料的不断被开放和利用,历史事实的剖析会更加准确,会更加接近真实。
3.调查资料
与内蒙古近代城镇有关的调查报告,集中形成于清末、民国年间,尤以民国初期为多。其中,又以日文为多数。调查的内容,从自然山水、地方特产到人间风俗习惯,从政治经济到学校教育,无所不包。由于调查者的身份、目的不同,调查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往往从报告的字里行间读到调查者的目的。
20世纪初有系统且篇幅较大的日文调查资料,由关东军、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日本侵华军政机构或机关编著,大体形成于1910~1920 年代。主要的有关东都督府编《东部蒙古志》(草稿)上、下篇,1914年;满铁总务部事务局调查课编《满蒙交界地方经济调查资料》,1915年;满铁调查课编《东部内蒙古调查报告》(1-7卷),1914年;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庶务课编《满蒙调查复命书》(第1~11),1917年;伪满洲国地籍整理局编《锦热蒙地调查报告》(上、中、下),1937年等等。
与相当数量的日文调查资料相比,汉文调查资料数量极其有限。可以列举者有刘钟棻《多伦诺尔厅调查记》(1914年5月《东方杂志》第10卷第11号)、赵允元《赤峰州调查记》(1910年4月《地学杂志》第一年第4号)、杨溥《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1933年,手抄本)、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编《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1934年等。除此之外,连载于蒙汉合璧《蒙旗旬刊》(东北政务委员会蒙旗处编,1929年创刊)的哲里木、昭乌达二盟各旗调查,其原文由蒙文写成,后译成汉文。汉文调查资料不仅数量有限,篇幅也不长。由于受篇幅和调查者视觉、侧重点的限制,这些资料所载内容显得单薄、片面。
4.旅行日记
旅行日记,是具有相当魅力的资料。每一个旅行者以当时的个体眼光观察和记录所经过地方的所见所闻,由于旅行者的旅行目的以及个人身份、经历和喜好的不同,对同一地区或者同一条旅行线的记载,内容可能大不相同,恰恰这一点使后人获得多方信息。
列举清末民国形成的部分旅行日记,如文详《巴林纪程》(辽海丛书第八集)、刘文凤《东陲纪行》(陆庵丛书)、程廷镛《经棚日记》(1915年热河印刷所铅印本)、童翼《热河东部旅行笔记》(民国年间铅印本)、冯诚求《内蒙古东部调查日记》(又名《东蒙游记》,1913年吉长日报铅印本)和陈祖善(又名陈子元)《东蒙古纪程》(1914年石印本)等。其中,《内蒙古东部调查日记》、《东蒙古纪程》二书形成于同一个调查旅行过程中,但因作者身份和任务的不同,却展现了截然不同的内容。外文旅行日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和一部分日本人的旅行日记。
下面简略介绍不同文字、不同内容的几部旅行日记。如《内蒙古东部调查日记》,形成于日本和沙俄在中国东北争夺势力范围、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的清末。与东北三省处处相连的内蒙古东部地区遭到侵略者的注意,就像书叙中所说那样“是时日俄战役告终,日势骤张,哲盟各旗日人辙迹殆遍,于是东蒙一带形势渐占重要”。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命肃亲王善耆“筹蒙”,随后善耆考察东蒙(即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和锡林郭勒等四盟)。冯诚求“适以此时随同游历调查”,并把“所得入夜即悉心钩稽,分类纂录”。此次调查历时三个月(从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十九日,中有闰四月),对上述各地方进行了调查,“一切形势、制度、户口、气候、物产、钱法、樵酤、礼俗、道路详载无遗”。此书为了解蒙古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风貌、物产、商业的难得的史料。
再如《蒙古及蒙古人》(二卷),是一部由俄文写成的旅行日记。作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是沙俄彼得堡大学蒙古学学者,同时沙俄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19世纪末他奉沙皇之命,来到清朝的蒙古地区调查蒙古的行政制度和现状,并同时研究俄中贸易关系。1893年年初他从北京经张家口进入内蒙古境内,该书第二卷记述了作者在内蒙古境内7个月间的旅行考察活动。作者对沿途各地寺院、庙宇、地方建置和官吏以及商业情况详加记述,对所停留的城镇也进行了客观的介绍。并且发挥作者本人的专业特长,引用了一部分蒙古文和满文资料,同时,对沿途所见到的碑文石刻均有记录。该书无疑是一部集资料和研究于一身的著作,对研究19世纪末的内蒙古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东蒙游记》(日文),成书于1915年,星武雄著。作者星武雄参与了日本军政在东蒙进行的众多调查活动,该游记正是一次军事调查的结果。游记中相当分量的内容反映了民国初年东蒙一些城镇的情况,是一部较有价值的资料。比如关于街道、建筑物的记述等等,是难以从其他资料看到的。另外《蒙古踏破记》(日文),是由一位曾任职于陆军部的日本军官于1920年左右写成的,由于他曾负责日军战马的选购工作,在他的旅行报告中一路记录他所看到的马群,在扎鲁特右翼旗第一次看到约有三百匹马的马群,非常惊奇。这些记载可看作当时蒙古游牧经济的生动写照。
5.碑文资料
碑文资料是特殊的资料载体。该资料载体具有地域性和概括性相对强的特点。它能够反映一地或者一市一镇的某一领域、某一件重大事件的概况和经纬。正因为这一特点,与近代内蒙古城镇具有格外密切的关系。地方志中保留了一些碑文资料,尽管不是完整全面的,但是对一些已经消失而无法看到的碑文石刻,提供了补救性的、举手可用的方便。20世纪前半叶,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城镇社会调查中,日本人致力于碑文资料的挖掘和利用。1940年代形成《包头碑志考》一书,遗憾的是原书已无着落,只能通过其他书籍了解其一二。除此之外,后人的论著也保留了不少历史碑文内容。
6.报刊杂志
报刊杂志是相对晚近出现的资料载体,一方登载时事、官方文件和报道等,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形势和社会状况,事后成为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报刊所登载的当时人的记录和见闻,属于很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关系密切的报刊杂志数量相当丰富,其中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有汉文的,也有外文(主要是日文)的。一部分报刊杂志的目录索引已经被整理出版,不仅方便了学界的利用,同时引起了更广泛的重视。其中有《申报》、《东方杂志》、《盛京时报》、《地学杂志》、《禹贡半月刊》等等国内报刊杂志;另外有日本方面主办的《满蒙》、《蒙古》、《满铁调查月报》等数量不少的日文(部分汉文)报刊杂志。不言而喻,这些报刊杂志最终服务于日本的侵略活动,具有显著的局限性。
(二)城镇资料的特点
纵观清-近代内蒙古历史资料,其中涉及城镇的资料是多方面的,其特点大体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一是零散而片面。
近代史资料,由于历史时段离当今较近,并由于传载手段的多种多样化,所保留下来的资料存量很大。在这一资料海洋当中,就数量而言,直接反映清-近代内蒙古城镇相关情况的资料,却不多甚至很少,无法与其他研究领域资料相比。日本著名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家斯波义信在他的《中国城市史》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文献的编纂者往往是官僚和仕人,他们对所关心的政治、政策和正统思想的来龙去脉,叙述极致。叙至城市,有关具有象征意义的行政城市之数、等级、人口、官厅机构、税金和财政及城市的设置和废弛、等级的升降、城周和城门、形状、上层所祭祀的信仰对象、城市的物理形态和政府设施等方面,其记录确实很多”,尽管如此,他说解释社会现象和城市住民生活的记录,却很难搜罗。斯波氏研究中国内地城市史,他遇到的资料缺乏的困难,在内蒙古城镇史研究中同样存在,资料缺乏的程度甚至有过而无不及。而且在已经发掘的资料当中,关系到城镇内容的,集中的少、分散的多。有限的集中资料,又多记述城镇外观和官衙设施,其中以城墙、城门及其修建经纬和主要街道等内容为主,严重缺乏反映城内居民日常生活、生产方式、生存空间的特点等具体内容。而且,由于时代的局限,那些资料往往将城镇孤立起来,忽略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城镇与农村、游牧区之间的联系,所以,难以获取整体全面的信息。
二是不均衡性。
我们不难发现,有关内蒙古城镇资料的不均衡性体现在时代、地区、内容等诸方面。就时代而言,除了档案以外,清前期资料相对少,清中后期和民国的资料相对多。就地区而言,清末民初的内蒙古东、西部资料体现了明显的不均衡,即东部多而西部少。就内容而言,城镇外观多而内部少。
三是城镇为相对持续存在的特定空间。
由于城镇这一自身特点,需要相对连贯的资料来完整地阐述其历史发展过程。对清-近代内蒙古城镇研究来说,由于可利用资料的缺乏,很难做到这一点。其中尤其是对清代前期城镇概况的再现,往往是极其单薄而片面。甚至有的只能借用清末民初的资料来追述,无法客观、准确地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城镇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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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Part 1,2,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0.1-3(1964-1965);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1977年;汉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施坚雅认为中华帝国晚期存在9个具有经济史意义的区域,即南岭、东南沿海、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西北、西南、华北、东北。施氏又认为中国市场体系包括8个等级的区域经济中心,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
“七五”期间,对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的研究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重点研究课题。其终端成果分别为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此后,关于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其中有何一民着《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曹洪涛《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等。
在内蒙古境内的辽代城,主要散布在今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等的各旗县。
元上都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位于滦河上游的闪电河北岸。对元上都的实地调查和研究,20世纪前半叶有多名日本学者进行了调查和研究。20世纪后半叶则有国内叶新民等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代表作有桑原隲蔵《考史游记•东蒙古纪行》(明治末期,书中附有元上都遗址的照片,是书中有价值之处)、石田干之助《关于元上都》(论文1960年),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
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遗址。西夏语叫做亦集乃,意为黑水,蒙古语叫做哈拉浩特(Kar-a qotan),是用浩特(qota)一词来称呼城的又一个例子。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位于额济纳河支流纳林河东面的巴丹吉林沙漠边沿地带。20世纪初,沙俄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科兹洛夫在哈拉浩特遗址进行挖掘,他的队伍从这里盗走大量的西夏文献和文物,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冬宫博物馆;此后,还有一些探险队、考察队陆续到过此地。相关作品有[英国]斯坦因(Stein Aurel)《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3年成书,1936年汉译本)、[瑞典]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穿越戈壁沙漠》、《戈壁沙漠之谜》(2005年汉译本)和《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1990年版)等。1980年代开始,黑城文献再次引起学界注意,国内外学者对它的解读,有望推进以往的研究。
安斋库治等人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派驻机构的包头分室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以不同且相关的题目在内蒙古的西部城镇和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其中主要有安斋库治“清末绥远开垦”(《满铁调查月报》,18卷12号、19卷2号,昭和13、14年)、“蒙疆土地分割所有制的一种类型”(《满铁调查月报》,22卷5号,昭和17年)、“包头的绒毯业”(《满铁调查月报》,19卷5号);小川久男“蒙古驿站及其土地关系”(《满铁调查月报》,23卷8号,昭和18年)、“包头的皮毛店、皮庄”(《满铁调查月报》,21卷7、8、11、12号,昭和16年);新庄宪“包头蔬菜园艺农业的灌溉”(《满铁调查月报》,21卷9、10号,昭和16年);井上渐“包头货行的解剖”(华北交通包头公所调查资料,第8号,昭16年)、“包头汉人药材业的解剖”(华北交通包头公所调查资料,第12号,昭和17年)等。
参阅乌云格日勒2004。
近藤富成“清代归化绥远城市街地的形成过程”(《人民历史学》114号,东京历史科学研究会,1992年)“清代归化城远隔地交易路”和“清朝后期地方都市的构造—归化绥远城1813~61—”(《中国史学》第三卷1993年10月)。
陈喜波等2001;曲晓范2001。
包慕萍2005。包氏著作以16~20世纪的呼和浩特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城市历史”和“建筑历史”的调查和研究,对“游牧都市”概念及其形成要素、形态等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冯尔康2004,序言。
忒莫勒1998,pp. 245-248。
忒莫勒1998,p.22。
忒莫勒1998,p.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