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30日星期四

高度自治与民族之决权


BBC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周三(29日)在东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自己与7·5事件无关,并说"世维会"要求的并非新疆从中国独立,也不是达赖喇嘛所要求的"高度自治",而是"民族自决权"。

她还要求中国政府与"世维会"进行对话,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德国波鸿大学教授辜学武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首先谈到"民族自决权"与"高度自治"之间的区别。

辜:高度自治实际上说明一个民族已经认可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之下享受更大的对行政管理权的一个自觉的程度。

民族自决权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法的概念。从区别上看,高度自治是一个国内法概念,而民族自决权是一个国际法概念。

问:北京政府连达赖喇嘛提出的西藏高度自治都不同意,斥之为变相独立,所以在明知北京当局不可能同意的情况下,为什么世维会还要提出民族自治权呢?

辜:我觉得世维会现在是在寻求一条与达赖喇嘛不同的道路。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像世维会所说的他们不想像达赖喇嘛那样让中国政府"牵着鼻子走"。

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世维会的雄心更大一些。他们提出民族自决权实际上是否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国国内框架下旬求解绝问题的途径。

世维会想用民族自治权这个国际法概念来解决新疆维吾尔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不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将预示着新疆问题将变得非常复杂。

问: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国副外长王光亚对华盛顿在7.5新疆骚乱上采取的态度表示赞赏,事实上国际社会对世维会的支持远不如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支持多,您能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辜:达赖喇嘛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而且达赖喇嘛一直寻求理智的、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同中国中央政府的分歧。不走武力道路。这是国际社会对流亡藏人采取强烈支持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我们不可能否定一点就是说,佛教传统和伊斯兰教在西方的形象和知名度,包括对它的一些看法都是不一样的。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上讲,达赖喇嘛所代表的佛教文化被基督教天主教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尊重。但基督教、天主教长期以来与伊斯兰教有着大大小小的冲突。

而西方国家现在感到最大威胁的恐怖组织也都来自伊斯兰教地区。所以西方对世维会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做出非常大的支持。

从社会背景上看,佛教和伊斯兰教在西方社会中的知名度和传统的热情高度也不一样。所以反应在政治层面上也是这样一个区别。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170000/newsid_8175700/8175745.stm

2009年7月29日星期三

中国的“四大毒瘤”

蒙独、疆独、藏独及台独的威胁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从长远看,台独、藏独、蒙独皆不为虑,唯独疆独是我们心头之患。

台独问题关键是美国干涉,美国问题解决了台湾问题就不难办,时间在我们只一边。藏独短期掀不起大浪,从长远看局势对我们有利。蒙独尚未成气候,解决起来比较容易。最难解决的是疆独。

分裂势力存在的基础一是外部干涉,二是内部存在的社会问题。最根本最长远的还是内部问题,主要是种族、宗教、民族和文化四个方面(下文简称“四个方面”)。

蒙古族和藏族差不多,四个方面和我们大部分相同少部分有差异:宗教基本相同(以佛教为主),文化相关度高,同为蒙古人种。民族不同,但与汉民族融合程度高于藏族。蒙古不但有元朝八十九年的融合历史,在清朝又和满族(他们源于一个民族)共同融入中国社会近二百七十年,但由于地域的分离,相对于满族他们保留了更多一些的民族特性。原来由于苏联和外蒙的支持和西方其他势力的介入,尚有一定力量,但现已不成气候。

台湾在这四个方面和我们大同小异。难度在于我们目前对台不拥有实际管辖权,美国一直从中作梗。美国的问题毛邓解决了百分之八十。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因素将会弱化。最不利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有军事手段的选择,统一后不存在种族、民族、文化、宗教的深层障碍。

藏族四个方面和我们大部分相同少部分有差异:宗教基本相同,文化部分相通,人种相同,民族不同。但民族之间可以通婚,长远看相互之间可以融合。加之达赖老矣,主动权在我们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藏独势力会逐渐减弱,国外流亡者空间会被大大压缩,一部分可能会融入当地社会,一部分会“叔齐下首阳”,返回中国。

最大的隐患来自疆独。新疆的少数民族四个方面相比和我们是大异小同:首先宗教不同,他们绝大部分信伊斯兰教。其次民族不同,人种也不同,他们属于白种人。再有文化差异很大。一个最大的障碍是不能通婚,这使相互交融非常困难。汉族的女孩嫁过去一定要信仰他们的宗教,反之如果汉族小伙子娶他们的姑娘,男方也必须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这种封闭、排他的特性和政教相关度高的特点,是相互融合的很大障碍,即使再过一百年、二百年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而且只会扩大。我们现在的自治区制度又人为地加大了相互之间沟通的距离。

胡耀邦八十年代的一次关于民族问题的不恰当的讲话刺激和吊起了一部分疆独分子的胃口,而后引发了一系列恶性事件,直至今日还留有后遗症。这不但反映了胡耀邦在民族问题上的幼稚和肤浅,更说明了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九十年代初去新疆出差,听到一些五十年代过去的老支边干部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很难和他们交流,他们很排斥汉族干部,长期这样下去我们有可能会失控。而新疆军区的裁撤也造成我们新的被动。要不是当年毛泽东决策让王震带领军队(后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屯田戍边,那里的形势问题会更大。

目前那里的政治形势虽不如毛泽东时期,但比九十年代好了很多。原因是“九一一”之后美国(包括土耳其阿富汗)等外部颠覆势力大大减弱,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向我们靠拢,《上合组织》起到了对疆独势力的抑制作用。新疆经济的发展形成的与周边国家的对比优势,也大大有利于那里的社会稳定。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长远看,疆独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随着马列主义在那里生活中影响的减退,宗教和宗教首领的势力在不断扩大(阿訇的作用已经浸透到普通家庭的方方面面),我们与之融合的能力在相对减弱。

随着少数民族地方官员的崛起,形成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我们的领导力也在不同程度的减弱。这个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优势和偏远的地域条件都是对那里社会的稳定是不利的。如果我们的周边发生变化,国际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

一,实行人口和民族的大迁徙,以促进各民族的交融,从长远看要改变那里的人口比例,保证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比例优势。

二,随着人口的比例变化要逐渐改变自治区制度,自治只能是过渡性的,决不能是永久的。

三,要重新调整行政区划,把过大的省级行政单位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

穿蒙古袍的斯大林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6日至28日访问了蒙古国

兰巴托7月25日专电:应蒙古国总理巴亚尔邀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于2009年7月26日至28日正式访问蒙古国。访问期间,潘基文将会见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理巴亚尔、外长巴特包勒德,双方将就有关合作问题举行会谈。

  蒙古国1961年10月27日加入联合国,目前双方在减少贫困、发展社会经济、消灭文盲、改善无出海口国家状况、巩固蒙古国无核国地位、联合国维和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

百威国际收购蒙古两矿场

百威国际(00718.HK)昨日公告,公司分别以6.8亿港元和1.25亿港元收购蒙古两家矿场。其中,所收购的第一目标矿场包括科布多钨钢矿、Ulaan Uuliin Ord和Ulaan Uul钨矿床,第二目标矿场则是Tsunheg的钨矿床。上述两矿场所控制和推定的资源分别约为48.23万吨和48.58万吨。
  公司表示,将业务扩展至高增长和潜力大的新领域,对公司和股东有利。公司积极物色新兴行业,以扩大集团的收益来源。

2009年7月27日星期一

从土尔扈特归来看康乾智慧和中共昏庸

一个有强大军事实力的政权,对待身边的弱小民族,不管是有形的镇压,无形的威慑,狡黠的欺骗,伪善的笼络,都只能换得一时苟安,休想见到持久的和谐局面。只有以诚相待,换位思考,倾力扶持,才能迎来磁石般的向心力。按理说,前者是帝王恩威并重的权谋,后者是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硕果。但是竟有不然者。前者的卑劣行径,正是中共六十年对待维吾尔族的政策概括,并导致今日令人痛心的败局。后者呢,反倒成为康乾帝王在实行民族政策上的一大亮点。

我指的这个亮点,就是土尔扈特部流落异乡140多年之后,于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自伏尔加河下游重返故土,在乾隆治下过上和平生活的历史一页。

土尔扈特原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长期游牧于今新疆塔城西北及俄国境内的乌尔扎地区。厄鲁特蒙古是明代瓦刺之后,其四部虽然结成联盟,但“各统所部,不相属”,纠纷不断。17世纪初,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分牧民向西迁徙,却遭受沙皇俄国的排挤和迫害。大约在1628年(明崇祯元年),土尔扈特部再向西走,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来到了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各支流沿岸。但即使在这样遥远的此方,仍未逃脱俄国的镇压。和鄂尔勒克为土尔扈特部的独立自主战死。俄国政府除了军事征服,还拿出软的一手,强迫土尔扈特放弃自己信仰的佛教,改宗东正教。土尔扈特人面临的这种心灵摧残,其痛苦程度更甚于刀斧加身。他们不愿听凭凶险狡猾的俄国人所摆布,决心调转马头,回归故土。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土尔扈特汗阿玉奇遣使萨穆坦去清廷表达归附意愿。萨穆坦一行假道西伯利亚,历尽艰辛,费时两年多才到达北京。康熙十分感动,所谓“上嘉其诚”,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为使臣,前往伏尔加河流域,回访土尔扈特部族,交付了康熙的“谕旨”。人心换人心。听到康熙的问候,土尔扈特战旗高举,誓师东归。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写道:“整个部落异口同声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1771年1月5日,土尔扈特人启程回国。俄国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闻讯震怒,派出军队追袭。途中还有哥萨克的阻击。土尔扈特人在敌人围追堵截中浴血奋战,更要忍受饥饿疫病的折磨。但哀兵必胜,他们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盛夏到达伊犁。出发时为17万人,这时只剩下不足7万人,个个形容枯槁,衣不蔽体,鞋靴全无。
 
乾隆得到奏报后,立即发布谕旨:“大皇帝降旨:尔(土尔扈特)等俱系久居准噶尔之人,与俄罗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安插。”朝廷采取应急措施,发放了临时救济米、茶,口给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从此土尔扈特部过上了和平生活。

面对近日中共治下的新疆骚乱,回望土尔扈特归来的历史故事,我们应该得到那些启示呢?

一、自由的信仰,公正的环境,人格的尊严,是人性中不可剔除的要素。土尔扈特人在沙皇控制下,忍受了出壮丁万人替沙皇当炮灰,同土耳其作战的牺牲,但忍受不了强迫他们宣誓效忠俄国的指令,更忍受不了放弃自己固有信仰,改信东正教的心灵逼降。中共对维吾尔人确有高考加分等优惠措施,但中共对他们没有文化的认同感,更漠视他们的信仰,这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例如中共借口加速现代化,拆毁喀什古城,带给维吾尔人的心灵创伤程度,别说中共,就是无神论的汉人,也不能理解热比娅道出的维吾尔人的感受:“我相信中国政府正试图彻底摧毁维吾尔特性和文化。拆毁喀什古城是其中的一部分。喀什是维吾尔族文明的摇篮,是维吾尔的心脏。把古城夷为平地就像是要埋葬维吾尔人。”

二、 假如乾隆把归来的土尔扈特人看做乌合之众,或者一群叫花子,把满人或汉人官员安插进去,实行奴隶主统治,作为天朝大帝,是顺理成章的。但乾隆没有这样做。相反的,他完整地保存了土尔扈特建制和管辖序列,因势利导,对其各个首领封爵赏赐,予以认定。又约他们来承德觐见。先在木兰围场随围观猎3天,又随驾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庆典。期间乾隆不时用土尔扈特人使用的蒙古语嘘寒问暖。试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有了这种气氛,能不“天下归心”吗?这种帝王同来归者的关系,这种民族关系,是中共集团可以望其项背的吗?中共就懂得“掺沙子”。“文革”期间,把工、军宣队派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结果造成十年教育荒漠,十年文化断层!少数民族地区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自治权。从王震、王恩茂到王乐泉,新疆的党政军大权,中共根本无心交给一个维吾尔族人。对此,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于17日回答相关问题时一语中的:你们的人口接近13或14亿,而维吾尔突厥人只不过是3千4百万。你们为何要从事同化政策呢?说他们搞分裂,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三、从物质得失层面看,乾隆对土尔扈特的接纳措施是百分之百的赔本生意。土尔扈特一落脚,就拨出官银20万两,应对急需。计采购羊皮袄51000多套,布61000多匹、棉花59000斤、毛毡帐篷400多具。出屯庾米麦41000多石,拨给官茶2万多封。为计之长久,乾隆还下旨划拨土地、发放种子,从各地牧群中挑选有繁育能力的牛羊26.5万头让他们放牧,连续8年免除赋税。直到1871年,百年未征土尔扈特部兵丁。与此相反,中共总是宣传“经济发展对于西藏、新疆有利。”实际情形呢,在维吾尔人看来,他们身边的石油、天然气,棉花、和田玉,悄然流失,肥了贪官污吏。而久居新疆的汉人则说,他们被信任,住在搞原子弹试验基地附近,本以为新疆是“长寿之乡”,结果是身居癌症多发区!乾隆是赔了,但他拿出的是财物,迎来的是在土尔扈特榜样前的深广和谐局面。中共“唯物集团”是赚了,但60年的“伟光正”招牌,在乌鲁木齐又一次自我喷粪。康乾与胡温,孰智孰昏,昭昭在目。

什么是民族自治权?乾隆给予土尔扈特人的,就是真正的、活生生的自治权。与此相反,中共在新疆、西藏等地实行的所谓“自治”,乃是三鹿奶粉式的假冒产品,最终不患政治结石症,才是怪事!

就像六四屠杀中有辩护士袁木一样,新疆事件后也跳出不少唁唁而吠的叭儿来。其中之一是名不见经传的吴仕民。这位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煞费苦心地从故纸堆中寻出一条论据,为中共辩护。他说::“东突制造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活动并不始于今日,如果稍远一点看,早在76年前,也就是1933年,就有人扯起了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帜。此后,这种分裂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并且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力、甚至是恐怖事件。”我们要问一问此公:中共一向夸耀“新社会把鬼便成人”的改造威力。你这60年竟然未能触动76年前“恶势力”的一根毫毛,你的改造威力哪里去了?你岂非在这种夸耀前自打嘴巴?吴仕民既然翻历史,为什么不看一下土尔扈特归来和康乾智慧的范例,给主人一面镜子照照?

原载《自由圣火》 博讯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09/07/200907271921.shtml

2009年7月25日星期六

中国有4个假"自治区"

笢国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开始了举国全面的假化,从权力顶端的那个毛主席算起,他的假是跟随他20多年的私人医生揭露的,就是所谓的毛主席是个喜欢随时与年轻没有文化的女子性交的人,而且一次5个女孩子来与她们的红太阳淫乐。同时这个所谓的大救星也是发动和领导运动使数千万中国老百姓和他的元帅死去的造孽犯罪的人,这样的人居然其尸体和巨像现在还摆在天安门广场!到今天的毒奶粉、假货遍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街小巷、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假唱、欺骗造谣的新闻或社论常常报纸头条,等等。这个即将60周年的所谓人民共和国究竟有什么是真的呢?我今天要说的是这次新疆事件的正宗起因也和假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有4个假自治区,即,西藏(假)自治区、宁夏回族(假)自治区、内蒙古(假)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假)自治区。“自治”顾名思义就是自行统治或自己管理自己。这个词最早是从希腊语进入到英语的,后来又传入到了华语。自治的英语是AUTONOMY,在大英语辞典中原文的解释是independence or freedom 独立或自由。辞典中还加了具体解释这个词的使用条件是self-government, or the right of self-government or a self-governing community自己运行的政府或自己运行政府的权力或自己政府性管理的社区。中国的4个自治区没有一个具有符合上诉有关自治的任何特点或条件的,那些自治区全部是由汉人通过枪炮、警察、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的毫无人权的行为和体系占领、统治和维持着。
我现在特别需要申明的是,我是出生在内蒙古的汉人,祖籍是辽宁省渖阳市,我非常热爱蒙古族文化,特别是歌和马头琴音乐,我的第一个女友就是纯正的蒙古族。但我更热爱平等、公正和自由。

- 旧恨

新疆被解放军用枪炮占领之前主要由维吾尔人和其他很少数的民族,如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以及10几万的汉族组成。除了汉人以外,其他上述的民族全都是使用同一种语言,即东土耳其语。新疆用武力被划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后,汉语才被强行推广,但至今,就是在新疆的最大城市乌鲁木齐仍然到处有人不会说或说的那种很难听得懂的汉话。
1884年11月被中国的大清政府用武力占领的东土耳其斯坦或东突厥斯坦被改名为新疆。东土耳其斯坦的地域有不同阶段的独立政治实体,也就是国家的时期,但一直都不长。最后获得的独立共和国分别是在1933年和1944年,也就是65年之前,但都是才有几年的光景就被人数多和实力强的大民族用武力给推翻和占领了。最后一次就是60年前的中共的解放军通过大屠杀新疆人或说东土耳其斯坦人开始占领并统治这片165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建立了新疆维吾尔(假)自治区。

无论是满族的清朝还是后来的汉人的共产专制,都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政治,而东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不是中华民族,是属于中亚民族,所以,综上所述的历史,是一个不同民族闲残杀的集满仇恨的记录。

-新仇

中华人民共和国辖区内的所谓的自治区具有最大权力的是汉人把持的中共中央派来的封疆大吏,既中国共产党自治区委员会书记或第一书记。这个书记一定是汉人。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所有自治区都是一样的。有这一项,中国的自治区是假的就可以确立了。

这个书记职位的权力是完全掌控着自治区内的军队、武警、警察、法院、检察院和国家安全局。同时,这个职位完全控制着自治区内所有官员的任命,当然自治区内的省一级官员和国家安全局还受着中央的控制。更重要的是,这个职位完全控制着新闻媒体,按照中国官方的语言,新闻媒体就是这个“书记”的喉舌。
在邓小平年代开始,自治区的行政首长,即自治区主席一律由当地的主体民族的人出任。即,内蒙古由蒙族、西藏是藏人,新疆当然是维吾尔人任自治区主席。可是,这个主席是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翻译过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的主席是在汉人的书记的领导下,也就是说,维族或藏人或蒙族的自治区的主席是在汉人的枪炮、警察和间谍情报系统的“护航”的状态下进行工作的。这种与软禁的情形不相上下的体制能说是维吾尔族或藏族的自治吗?

通过国际横向比较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种英联邦国家,如果他们的总理的上面还是保留着英国皇室派来的“书记”来用英国的枪炮、警察和情报系统完全监控着这里的总理和其领导的国家的一切,那新西兰人或澳大利亚人都会自然有反对和抗议的声音的,这些声音的公开化就要被定为分裂分子或恐怖分子。过去还没有出现恐怖分子这个词,就叫做反革命分子。那这些土生的新西兰人或澳大利亚人会同意这种蛮横的做法吗? 答案很简单,他们绝对是要反抗的。
还可以看看现在的美国,如果每一个州的州长是在总统派来的非洲裔的“书记”用华盛顿的枪炮、警察和FBI的领导监视下运行的,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暴乱”? 这还需要猜想吗。
再从中国国内横向比较分析。如果中华民族的京城北京的市长是由西藏的藏人或新疆的维吾尔人派出一位“书记”通过枪炮、警察和情报系统被监视领导来运行北京的,而且强行通过教育系统和人口迁移等方法要北京人全都会说维吾尔语,不会使用维吾尔语就不会被重要的机构聘用,找一般工作也很难。毛主席的画像在北京城是被严厉禁止公开的,如同当今达赖喇嘛的像在西藏被严厉禁止一样。一旦有北京人公开举着毛主席的画像上街抗议,就要被血腥镇压,过去要被定为分裂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现在改为流行的词恐怖分子。那北京人的感觉是什么?谁都相信北京人一定会在大街上骂娘的。

现在西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等所处在这种类似软禁的制度中让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去体验,有谁会觉得是平等和幸福的呢?很简单的结论是任何民族都是要反抗的。因为那种制度如同将狗关在笼子里再给它肉吃一样,狗被关时间长了是要反抗的。

海外早期从事民族闲交流的人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的杨建利日前接受我的电话访谈,他说:“开始他们(维族人)根本对我们不信任”。在1994年和1995年他尝试着去认识维吾尔人,他们不见杨建利先生,后来杨先生又找到了蒙古人一同与维吾尔人会面,维族人还是带着一定的敌意说话。经过多次接触和多年的共事了解,才逐渐获得他们的信任。杨博士对记者说:“这次新疆事件的实质是中共政策的问题引起的。在这种政策下的受害者是所有人,就是维吾尔人和汉人都是一样的受害者。”他说:“中共故意挑起了民族闲多年的仇恨才可能有今天的情况出现。”杨建利博士说他是山东人,很多山东人对社会和中共也很不满。他说:“我不相信给山东打几个电话就有人上街抗议游行。所以根本不相信这次新疆的事是热比亚干的。”
杨建利博士是汉族,他与热比亚从认识到现在互相很熟已经有两年了。他没有觉得尔比亚和她领导的维族团体的人士对汉族有什么成见或仇视心态,但热比亚对那种迫害人权的专制非常痛心。她常常用热烈和喜悦的情感说起她的新疆和中国、在那里的她的孩子们和亲朋好友们。
记者问杨博士有关热比亚为主席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政治主张是否是谋求新疆的独立,回答是:“不是独立,是类似自治的民族的自决权利。”

今年六四20周年时,在魏京生先生美国国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见到了热比亚,次日我拍了几张在国会山庄的广场上她讲话时的情景的照片。几天前,我还专门给她打了电话,幸运的是正好这位有11个孩子的非常善良的母亲接的电话。我简短问了她独立的说法,她毫不犹豫的否定我说:“我们是全部按照联合国有关民族问题的宪章来运行的,我们不要独立,我们是要民族的自决权。” 当我用华语问她:“如果现在中国民主化了,国家政治结构类似美国的联邦制,您是要东土耳其斯坦独立出中国呢,还是愿意在中国的联邦下?”她很快回答:“要联邦。”
查找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网站,发现华文内容中有人民独立的政治前途字样:“世界维吾尔大会坚持以民主和平方式,以争取维吾尔族人民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以及东土尔其斯坦人民独立的政治前途为宗旨,并为之而奋斗.”但英文版却没有独立的字样,只是“The main objective of WUC is to promote the right of the Uyghur people to use peaceful, nonviolent, and democratic means to determine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East Turkestan. ”简单翻译成“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目标是通过和平、非暴力和民主的方法来促进维吾尔人民的权利并确定东土耳其斯坦的政治前途。” 经过电话询问在德国的该网站的负责人,他说:“应该以英文为准,可能网站受到了攻击,内容改变了,不应该有独立的字,但应该有自决。”

带着“独立”和“自决”的问题试图亲自询问一下新疆党委或政府的新闻办,或统战部来确认为什么中国官方说热比亚是疆独的头呢?和为什么说热比亚发动了这次事件呢?
能够找到的新疆政府或党委的网站一律打不开,包括新疆喀什的也一样打不开,连新疆天山新闻网站的也打不开。试了试民主党派的,民革的网站打不开,但是新疆民主建国会的打开了,其网上公布的电话和传真却一律不通。总共试了12个不同的电话号,由乌鲁木齐的,也有喀什的,全是不通,都是无声立刻断掉。试了一位在乌鲁木齐私人关系的电话,也是如此。网上看到的一位BBC的记者联系新疆时也是获得了相同的经验。

在看中国爱情故事的电影时常常会听到一句谚语,“强扭的瓜不甜”,用来比喻一方强求的爱情没有好结果。今天,无论是在新疆,还是西藏,或者说在内蒙古和宁夏,用这种假自治真软禁式的对那里的少数民族及其不尊重的方法来统治,只能加剧和变深民族闲的仇恨。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新仇旧恨都是从互相不信任、不尊重到残杀造成的。

事实上,内蒙古1980年代有过一次在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数百以蒙古族学生和教授以及老师为主的人群列队上街游行抗议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为先导,后来一些市民,甚至机关干部也加入到抗议的人群中。当局动用警察简单粗暴的镇压了那次抗议,逮捕了很多组织者,校方开除了有关教授和老师。为了缓解大学内非常紧张的局势,不得不将当时任校长的汉族人于北辰先生撤掉,换上了蒙古族的特布信先生。 但很快将大学党委书记由蒙古族换成了汉人的何耀先生。事后,全市范围内盘查支持者,加大压力地开展了对学生、国营机构人员和街道居民委员会等的民族团结的再教育。那次事件当地的媒体没有任何报道,但内蒙古日报发表了加强民族团结等的社论,相信是内蒙古党委书记写的或签字批准发表的。当时我所在的政府工作单位还利用每周四下午的政治学习时间朗读和深刻领会学习了这篇社论以及其它由党委发下来的民族团结的学习材料。当时境外的媒体也鲜有披露。我当时在街上看到了游行的队伍,事后在内蒙古大学教书的几个朋友告诉了有关消息。几年之前,宁夏回族(假)自治区也发生了大的民族纠纷的事件。

现在都明白了新疆事件的真正起因,就是旧恨新仇引起的,而旧恨是60年前用枪炮、屠杀和占领带来的。那新仇全部是通过那个汉人的“书记”手握的军队、警察、监狱、他任命的走狗、目不转睛的监视着维吾尔人的安全局和为他服务的吹鼓手及诽谤机器- 宣传部造成的。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新疆那个“书记”的书记胡锦涛几年来鼓吹他的和谐社会、民族和谐的口号。同起来好听,其实全是假的。请看,假自治区的政治架构有任何和谐的特点吗?所以,胡锦涛又开始学习他的祖先毛氏,用假和谐来欺骗。这些只有会是促进民族闲由执政的中共制造的和维系的仇恨关系的加深。类似过去的苏联一样,现在中国的假自治区也是在促进那些地区走向独立。很简单的常理,恨之果除了死就是分,爱才使和。

2009年7月23日星期四

日本将向蒙古国提供9.4亿日元无偿援助

乌兰巴托7月22日电: 和日本两国政府代表22日在乌兰巴托签署协议,日方将向蒙方提供无偿援助,以改善蒙古国达尔汗市供水系统。

根据协议,日本将向蒙古国提供9.4亿日元(1日元约合0.01美元)无偿援助,帮助蒙古国第二大城市达尔汗市维修并改造供水系统。

签字仪式结束后,蒙古国对外关系与贸易部长巴特包勒德对媒体介绍说,达尔汗市的供水系统自投入运行至今没有进行过维修和改造,设备严重老化,供水能力也有较大减弱。蒙古国政府计划利用日本政府提供的这笔无偿援助款彻底维修和改造达尔汗市供水系统,并将新建污水处理系统等。

此前,蒙古国总理巴亚尔于本月访问日本期间,双方已签署多个领域的合作备忘录,日本政府向蒙古国提供无偿援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铀矿成为蒙古国经济又一增长点

7月16日,正在日本访问的蒙古国总理巴亚尔与日本首相麻生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两国在铀矿领域合作的备忘录。这表明蒙日在铀矿合作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也预示着今年5月俄罗斯总理普京访日时,俄日两国签署的铀矿领域合作协议有可能在与蒙古国的共同合作中展开。

  蒙古国铀矿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确立15个战略矿。有资料显示,1970年探明蒙古国铀储量约6万吨,而俄罗斯专家认为蒙古国的铀储量约为12万—15万吨。蒙古国自1973年9月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以来,虽在核能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科研活动,在铀矿开采方面并未实施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

  近年来,随着全球铀资源的不断升温,蒙政府开始重视铀矿资源的开发。2008年初蒙古国家议会通过《国家发展总体规划》规定,未来将加强铀矿开采,并建立铀矿半成品和成品加工企业,最终于2021年左右建立小型核电站。为此,蒙古国领导人在出访有关国家时也多次谈及铀矿开采、核电站建设等方面的话题。2008年议会选举后,蒙古国新政府设立了核能局,专门主管本国铀矿开采和核能利用等方面的工作。

  俄、日、法、韩、美等国对蒙古国的铀矿都很感兴趣。目前,蒙古国政府与俄罗斯、日本等国在铀矿合作方面取得了进展。在人才培养方面,日本科技大学为蒙培养核动力学的专业人才,两国还建立了科研人员定期交流机制。2009年3月,蒙古国总理巴亚尔访俄时签署了人才培养协议,规定俄方每年至少为蒙方培养15名铀矿勘探、开采专业人才。

  为加强核能领域合作,蒙俄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2008年4月,蒙工业贸易部与俄国家核能公司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共同行动计划”。今年1月,蒙俄政府间会议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举行。双方就共同开采蒙古国东方省的马尔代铀矿初步达成协议。不久,蒙俄成立了核能合资公司,为两国合作开采马尔代铀矿做准备。据有关部门预计,到2014年马尔代铀矿开采能力可达2000吨。同时,该公司也是在蒙古国建立铀成品加工企业、小型核电站等的主要实施者。

  为建立核能利用的法律环境,蒙古国《核能法》草案现已提交国家议会讨论,预计不久后将获通过。这将进一步推动蒙古国铀矿勘探、开采的步伐,使铀矿成为蒙古国经济又一增长点。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蒙政府希望与更多的国家在铀矿开采方面加强合作,比如俄罗斯和日本共同参与马尔代铀矿的开采等,这样有利于保障蒙古国的能源安全。俄罗斯愿与日本在蒙古国铀矿开采中共同合作,主要看中了需求铀产品的日本市场。日本则希望得到廉价铀产品的同时,推销其先进的技术装备。

日本大相扑越来越"蒙" 蒙古人占力士近四分之一

UB7月20日电 据日本报道,“幕内力士”,是日本大相扑里面的高等头衔,包括大关、关胁、小结、前头、十两这些渐次于冠军——横纲的级别。人们发现,7月12日开始举办的日本大相扑名古屋赛场上,42名幕内力士中居然有10名是蒙古人!如今在赛场上已经取得6连胜的两位横纲白鹏、朝青龙也是蒙古人。于是,有媒体评论说,作为日本“国技”的相扑,是不是要改换国籍了?

  在本届名古屋赛场上,一个名叫“翔马”的17岁蒙古人力士第一次登上大相扑的赛坛——土俵。他和如今日本相扑横纲、同样是蒙古人的朝青龙一样,也是从日本明德义塾高中退学停止留学生生活,“入门”九重部屋(训练馆)学技的。

  通常来讲,外国人很难进入日本的“相扑部屋”。1992年,日本相扑协会规定,一个部屋只允许接受两名以内的外国人,协会内外国人人数不得超过40人。2002年,日本相扑协会修改规定,从当年开始,每个部屋只允许接受一名外国人。此前地接受的可以继续保留。现在,日本相扑协会管理着52个“相扑部屋”,其中只有6个部屋没有接受外国人。

  据说,翔馬这次能够进入九重部屋还要感谢内蒙古人白光斗。白光斗2003年7月到日本,此前是中国内蒙古的篮球队员,身高180公分,体重102公斤。当年12月,20岁的白光斗经人介绍进入了九重部屋。最近,白光斗办理了加入日本国籍的手续,腾出了一个位子,翔马才能够如愿以偿地加入进来。

应警惕蒙古“新纳粹” 但也要防止西方挑拨

针对美国《时代》周刊日前刊登的蒙古“新纳粹”威胁中国人的报道了解到,随着近年来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蒙古国的确出现了一些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组织,比如“蓝色蒙古运动”、“泛蒙古运动”等。这些组织的共同特点就是排外,也并非只针对中国人。

  中国军事专家戴旭说,“这绝不仅是密切关注的问题了,而是要提高警惕并有所准备。”,“蒙古国夹在中俄之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之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国家出现几千名新纳粹,这样的态势还不够严峻吗?”戴旭认为,由于在蒙古的外国人中,中国人数量最多,针对中国人的事件也最多。中国应要求蒙古采取有力手段,确保中国公民不受到新纳粹的伤害。

  不过,乌兰巴托“社会开放论坛”经理达戈瓦·恩赫策格认为,“新纳粹党”不被主流蒙古社会接纳,无法获得广泛的支持。也有专家认为,今年是中蒙建交60周年,西方媒体在这个时候突然抛出这样的文章,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有离间中蒙之意。

《时代》:蒙古新纳粹分子蠢蠢欲动 不会成什么大气候

蒙古的新纳粹党,虽然普遍认为不会成什么大气候,但是很有威胁性,而且还经常制造暴力事件。乌兰巴托目前有三个主要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共有几千人。他们采用了纳粹党的一些标志物与教义。这个组织的头目去年被判为杀人犯,他杀害了自己女儿的蒙古男友,仅仅是因为他去中国留学。

新纳粹党在蒙古只处于边缘位置,几千人的规模在蒙古300万的人口中也显得微不足道。但这种现象却反映了蒙古目前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倾向,只不过这些新纳粹分子站在了极端位置上。

达娃·恩赫瑟特格,是一家名为“社会开放论坛”的经理,这是一家设在乌兰巴托,旨在促进公民社会公众参与的社会组织。她说,新纳粹党不会被主流蒙古社会接纳,无法获得广泛的支持。她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蒙古人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或者亲自出国游历,强硬民族主义的影响力正在减退。

今年5月份的总统大选就很能说明问题,但这个问题在此次选举中并没有发酵,“这要是放在以前,可能就会起决定作用”。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910893,00.html

蒙古新纳粹卐极端反华

据美国媒体报道,与中国北方接壤的蒙古国目前活跃着一批尊崇纳粹信条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强烈地反对中国人,甚至极端到会杀害与中国有关的本国人。不过,他们在蒙古国内并未获得广泛的支持。

  美国《时代》周刊7月27日(提前出版)文章报道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类似纳粹“卐”标志和“射杀中国人”这样的符号和文字随处可见,它们都出自蒙古的“新纳粹”之手。这是一些公认的经常进行恐吓,甚至采取暴力活动的组织。

  报道称,乌兰巴托是三个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大本营。他们的人数有几千人,对于只有300万人口的蒙古来说不算小数目。他们采用纳粹的装备和行头,尊崇纳粹教条,激烈反华。例如,其中一个名为“蓝色蒙古”的组织就承认,曾经把本国多名妇女的头发剃光,原因仅仅是她们和中国的男人睡觉。该组织领导人去年也因谋杀自己女儿的本国籍男友而受到指控,原因也仅仅是女儿的男友在中国学习。

  分析称,虽然蒙古的“新纳粹”势力可能处在社会边缘,但它却代表了一种真实存在的极端民族主义潮流。蒙古北面俄罗斯,南接中国,夹在两个大国中间,很多蒙古人担心在经济和民族上遭到“殖民化”。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一些极端分子就对外来人采取敌视态度。

  位于乌兰巴托的“开放社会论坛”项目经理达戈瓦-恩赫策策格说,“新纳粹”并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她说,随着蒙古的年轻人纷纷接触全球化并到海外求学,强硬的民族主义的诱惑已渐式微。《环球时报》驻蒙古国特派记者霍文也表示,蒙古的确存在这种组织,但是并不广泛,也不是仅仅对准中国人,他在驻蒙古期间还没有发生过中国人遭到攻击的事件。

2009年7月21日星期二

南蒙古民主运动活动家--蒙古自由联盟党秘书长daichin在日本的活动系列








http://movie.5050.jp/search?kw=%E5%8D%97%E3%83%A2%E3%83%B3%E3%82%B4%E3%83%AB&page=2



蒙古自由联盟党秘书长daichin声援新疆“7.5”事件

三民族联合声明

蒙古自由联盟与维吾尔联合游行示威

“内蒙古自治区”



日本初南蒙古自由联盟党示威游行(2008年07月06日)

三民族联合示威游行(2008年10月19日)

蒙古自由联盟党向住日中国大使馆提出抗议书(2008年07月06日)

南蒙古现状


蒙古自由联盟党秘书长Daichin参加日本安東幹氏主办的《日本正義思想研究会》讲座,重点谈了在南蒙古监狱被判重刑的哈达、被汉人欺压虐待杀害的南蒙古历史及蒙古人,以往南蒙古蒙古人的独立运动历史,daincin本人与南蒙古独立运动之间的联系,南蒙古人的独立主张以及希望日本各界了解南蒙古等。

http://www.lupm.org/japanese/pages/090721-3j.htm

2009年7月20日星期一

"中华民族"其实不是什么"民族"

“中华民族”其实不是什么"民族",而是一个被蒋介石称之为“国族”统治手段,是强制的概念。 "中华民族"一词据说是近代汉人有个性梁名启超的无名小辈提出。其意原只包括汉族,后来汉族推翻满清后才把"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大小族, 用以统治阶级的牵制合理化统治较少数、较边缘的弱小民族,防止该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一种政治笼络和压制手段。 我们当然能为中文的"民族"找到一个对应的英文词:如 "nationality", "ethinic group ", 等等。 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实是没有赋予“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所以“少数民族”因此能自治吗? 如果是“少数民族”自治,为何现在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党政机关的第一把手,所谓的党委书记,全是汉族? 事实上经济雄厚,地方势力强大的东南沿海汉族省份是有一定的自主的权力的,有一定的和中央的谈判权。而所谓的“少数民族”的地方势力则是被中共防范严打的。

国应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多元共治


刘军宁 BBC
中国政府在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实行差别待遇.最近中国发生的两起事件分别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关注。引起全中国关注的是考生家长通过改变考生民族身份获得加分的重庆高考加分事件。另一起不仅引起全中国而且受到全世界关注的是七月五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流血事件。

如果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们都与中国的民族问题有关。

重庆加分事件反映的是民族划分所引发的问题。根据四九年以后中国实行的民族划分政策,中国被划分成56个民族,同时在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实行差别待遇,高考加分就是其中的一项。

新疆暴力事件反映的是民族划分之后实行民族自治所诱发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从1954年起却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在上述两起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这两项做法长久而言是缓和消融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关系,还是不断地累积呈现爆发的态势?不认真回答这两个问题,发生在重庆和新疆的事件,以后还将发生,并且以更大的规模,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民族划分制度的渊源

就像阶级成份划分一样,中国的民族划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是斯大林极权主义的遗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他的这一定义是中国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官方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斯大林根据共同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文化等四个要素来确定一群人是不是能够构成一个民族。但是这样的定义没有可操作性。这个定义没有说明多大范围、多大程度叫"共同",它排除了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的权利,不能回答同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区分不同民族的经济形态,没有涉及同一民族信仰不同宗教如何处理。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四标准,"中华民族"完全称不上是一个民族。按照这一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就应该重写。

不仅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有问题。而且"民族"这个概念本身语义不详,含混不清。我们甚至无法为中文的"民族"找到一个对应的英文词,最接近的就是"Nation",但是这个词多指 "国家"。如此翻译,在不懂中文的人看来,五十六个民族同样可以指五十六个国家。

如果说"民族"的概念含混不清的话,那么,"民族区域自治"则名实不符。在中国还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因为这个制度根本没有可行性。中国的五大自治区都是有多个"民族"构成的,怎么能指定某个"少数民族"来"自治"这个地区呢?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排他性的,不是包容性的,是静止的,不是动态的,不能适应该区域人口的变迁。况且,中国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管理体制同样贯穿"民族自治"地区。但大一统与"自治"却是不能并存的。换句话说,有大一统,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自治"。

民族划分与民族自治制度没有解决预期的问题。相反,自实行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中国的民族问题反而呈现出加速恶化的态势。

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在不同族群间划出只有作弊才能逾越的界限,在各族群之间实行差别待遇。这样不仅造成了族群之间的鸿沟,而且还区分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这就把族群间的差异与隔阂固定化、永久化,造成族群的敌意与对立,并最终从摩擦走向冲突,促使民族间的矛盾不断的升级。从1954年到今年约55年以来,民族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发恶化、激化。我们不能不问,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是有效的解决方案吗?

其实,中国历史上是不划分民族的。在古汉语中,"民族"不是一个正式的概念。"民族"作为一个正式的术语是近现代从日本引进的。不仅在中国古代没有民族的概念,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对民族做法律的划分。在香港澳门、台湾,也不实行民族划分的制度。易而言之,中国的56个民族和相应的民族划分是五十年代以来被制造出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伴随着阶级成分划分和斯大林主义一起来到中国的。

两边不讨好

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满意,但是被执行者都不满意。它做到的不是让相关各方都满意,而是都不满意。尤其是新疆事件大大激发了汉人的不满。不仅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了"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而汉族人和汉族地区却得不到这一权利。其他"民族"都能自治,唯独汉人不能,是汉人能力低下,不配自治吗?这是政策的制定者们所必须回答的追问。造成各方都不满的政策不可能是有效、成功的政策。

因此,为了中华大地上各个族群的民众共融共处,应该在政治和法律上取消"民族"的概念,并相应取消民族身份划分,取消户口、身份证和个人档案中的"民族"栏,取消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划分与称呼,实行人人平等,把保留和守护各族文化传统的权利还给各族群民众。政府的职责就是尊重并保护这一权利。

应该取消名存实亡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代之以全国各地一律实行地方自治,由各地的公民,无论哪个族群,自主管理地方事务。唯有充分自治基础上的多元共治,中国才可能有一个和平安宁的未来!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150000/newsid_8158800/8158867.stm

蒙古人阿音


【枯竭的生命河。在送女儿前往乌里雅斯太镇读书的途中,巴·希都日古(41岁)和女儿乌日罕(8岁)在干涸的湖旁等车。流经这里的乌拉盖河是锡林郭勒草原的生命河。……70年代末,乌拉盖河上游建起水库,……地处下游的乌拉盖河便成了无源之河。1998年之后,乌珠穆沁草原连年干旱,原有的河流、湖泊日益干枯。直到2007年,已全部断流。】

【有客人登门辍学在家的萨仁其其格(16岁)拦住狂吠的狗,以防咬伤客人。2006年,东乌珠穆沁11个苏木学校被撤了,老师和学生全都集中在旗里上学。萨仁其其格不得不去离家200里远的旗蒙古中学读书,终因离家太远而辍学回家。】

阿音,蒙古族,原本名字叫"柒金才",一个汉族人的名字。阿音虽然是蒙族人,但生长的地方却是在蒙汉杂居的地区--科尔沁草原边缘的半农半牧地区兴安盟。阿音的父亲也不是科尔沁人,而是来自辽宁西部的阜新,那是一个完全汉化的地区,所以他的父亲是一个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蒙族人。阿音的母亲则是地道的科尔沁蒙古人。阿音说,他的父亲很早就来到科尔沁,以从锡林郭勒草原的额吉淖尔(汉语"母亲湖")往吉林省的汉区长途贩盐为生。阿音说,他的父亲能讲流利的汉语,而且结交的朋友也全部都是汉族人。阿音从小的生长环境和汉文化有着巨大的关系。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蒙族人,所居住的地区和周遭的邻居也还是以蒙族人为多。所以阿音的幼年实际上是在一个蒙汉双文化环境中度过的。这也给阿音从小带来一个矛盾和尴尬的心理过程。阿音说,他小时候所见到蒙汉差异是非常大的。汉族的生活习俗明显优于蒙族。 他们相对干净的卫生环境和有秩序的生活,在阿音的眼中是羡慕的。那时对于见过点"世面"的阿音来说,汉人比蒙人优秀。这可能是人类一种天然的对新奇的心理认同,就像现在的中国人认为欧罗巴的一切比自己优秀一样。于是,阿音从童年起就在内心怀有对汉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但少小的阿音并不知道,这一切并非是种族的结果,而是一个复杂的文明进化问题。源自中原的汉文化其实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现代主义的观点看来,农业文明比游牧文明要先进,所以阿音认同的其实是基于现代主义观点的一种所谓"先进"的文明。阿音就是持着这种有些自卑的心理走过了他的童年。

阿音是一个对事物充满了好奇的人,也聪颖。他从小爱看书,少年时开始尝试写作,大了以后知道那是文学。在初二时,阿音已经在蒙文少儿读物上发表作品。但是贫寒的家境,致使阿音在中学以后就过早的进入社会谋生。初入社会的阿音以走村串镇的游商方式做贩卖服装的小生意。在天地间的游走,让阿音发现落后地区的百姓非常喜欢照相,但却没有机会,因为谁也不会为了一张照片跋涉很远去县城照相。灵光的阿音看到这是一个商机,于是买了一架简陋的长城傻瓜相机开始为当地的百姓照相,日子也因此渐渐好起来。这是1988年。1989年末,阿音淘汰了傻瓜相机,换上了120的海鸥4A相机和一架简单的放大机,一个乡村摄影师的身份彻底完成。

阿音的文学天赋,让他对社会的观察敏感,在靠摄影为自己的生活赚钱同时,他看到了中国农村开始的变化。他也观察到报纸传媒在反映这些生活时的无奈。一些报纸,因为人才储备不足的原因,对变化的生活缺少快速的报道,尤其是在影像报道方面似乎更为贫乏。他还看到,报纸虽然编制了摄影记者,但摄影记者没有文字能力,采访必须配备文字记者。这种方式造成报纸在图片新闻方面捉襟见肘。阿音想到了自己的写作才能和刚刚练就的摄影能力,于是他利用自己身在基层的条件,开始以照片配文字的方式给当地的兴安报提供稿件。阿音的稿件得到报纸的欢迎,为他们解决了困难。一时间,阿因成为兴安报见报率最高的通讯员。不要小看阿音的这一经历,就是这段业余记者的生涯,铸成了阿音后来走上职业摄影家的道路。阿音在后来频繁的见报率中,确认了自己的摄影能力。他又开始给各种专业摄影媒体投稿,仍然成功率极高。专业摄影的意识也在此时萌生,阿音准备进军真正职业的摄影了。这时报道摄影成为他的主要兴趣。他把目光瞄向了自己的民族--蒙族。之所以选择这一题材,他当时恐怕还是那些以题材打比赛容易获胜的投机心理作祟,阿因此时并未脱离一个充满获奖欲望的爱好者趣味。为此目的,阿音想起了父亲贩盐的额吉淖尔,那是一个白云深处的地方。他去了,果然不出所料,额吉淖尔地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东乌珠穆沁旗(简称东旗)境内,而东旗恰好是在偏远的中蒙边境上。东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蒙族牧区,那里的蒙古族还保持着非常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草原上散落的蒙古包、驮载着荒老沧桑的勒勒车、玉带般缠绕的草原河流、夕阳晨光中游涌的牧群和那些被风雕琢的蒙族人面庞,这些都让阿音欣喜若狂,他看到的都是最能进入摄影镜头的图画。

阿音开始了他的"创作",也把自己的家搬到了东旗,甚至也正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一个地道的蒙族名字--阿音,是取蒙语中"走很远的路"的意思,可见他下了多大的决心。他好像忽然有了重新确认自己民族身份的愿望,他自认找到了心中的天堂。东乌珠穆沁旗的一切让他感动,此时他的心情应该正像腾格尔在他的"天堂"一歌中所唱的那样"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哎耶/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哎耶/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哎耶/还有你姑娘/这是我的家哎耶--"。内蒙古草原宏大的气象和游牧的蒙族同胞让阿音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他也忽然感受到一种力量,这是他童年时代所没有的感觉。童年逼仄的生存空间,让他羡慕那些所谓的以汉族为代表的现代文明,而东旗那恢宏的天地气象和质朴的人们,则让他看到了纯净和顽强的生命力量。他决心为自己的民族拍照,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寻找自己蒙古人的感觉和身份。
阿音开始了他的工作。他首先在东旗的镇上开设一家小小的影楼,作为自己生存的基地,然后再用经商所获得的利润进行他理想的实践。

不过没多久,阿音在开始的感动和激情之后,他感觉到了许多问题。随着对东旗的越来越熟悉,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看到了在美丽的彩霞和悠远的长调之后的种种。无数的现实,让阿音觉得彩霞不再绚烂,长调也越来越悲伤,他心中的圣域远非只是诗意。

东乌珠穆沁旗作为最典型的蒙族游牧地区这些年实际上在暗中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国全面的现代化浪潮中,这里也被深深地波及,早已不是一个阿音原来理想的世外桃源了。从上世纪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畜牧业的发展,草原上的牧畜群开始迅速扩大,导致草原的牧畜承载量不堪重负。于是,作为中国最好的两大草原之一的锡林郭勒草原(另一为呼伦贝尔)迅速退化,由原来没膝的草地变成斑秃般的草地,加之全球气候的变化,丰饶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也出现了沙化的征兆。蒙族牧民们在改革初始一些年获得一些令他们惊喜的收入后,迅速又被日益逼来的所谓现代生活方式和商业市场规律所折磨。他们必须不断地扩充自己的畜群,以维持发展生产的需要,结果就是眼看着原来赖之生存的家园环境越来越恶化。他们投入的越来越多,但得到的却越来越少,因为生活的成本不断提高。没有人再骑马放牧,而是改成骑摩托车放牧,人们也越来越少使用勒勒车这样自然的运输工具,而是代之以汽车等的内燃机车辆。草越来越少,牲畜缺少食物,牧民们在冬季要从外地购买牧草。无所不在的现代资本也越来越频繁光顾这块偏远之地。他们在草原上掘地挖坑,寻找矿石;他们在草原上用现代化农业机械耕耘播种粮食,因为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会获得更大规模的利润。羊群、牛群、马群和牧人,这些原来草原上的主人,现在反而成了可能被放逐的草原"异物"。牧民们被政府聚集起来像汉族一样村居,牲畜则围圈蓄养。更为可怕的是,从古代一路走来的游牧民族文化受到威胁。阿音悲哀地看到,他的蒙族同胞们在这场迅疾的"现代化"中,原来纯净的灵魂受到骚扰。他们渐渐丧失原来那种昂然于天地之间的自信。他们许多家庭,放弃自己的畜群,背离自己的家园去城镇和大城市去打工。他们在这种所谓的新生活中茫然无措,因为他们属于草地,并不熟悉新的环境。他们也没有除放牧之外的技艺,因此丧失了获得美好安详生活的权利。那原来与芳香草原相依相亲建立起来的人伦信仰与价值观,也渐渐沦丧,人们迷失了。人们相互之间开始变得冷漠,不再视远道而来的人为尊贵的客人。曾经驰骋广漠草原骁勇善战的蒙古人和以卷席般的力量横扫半个欧亚大陆的蒙古精神衰落了。甚至那些在草原上和蒙古人朝夕相伴的黄羊和苍狼也不再眷恋这块土地,它们乖巧地利用边境的铁丝网和凶猛的现代化玩起捉迷藏的游戏,因为那绵延千里的铁丝网北面是尚可它们安憩的安全之地。

阿音进入了悖论。他自以为摆脱了"文明"的汉区,终于找到他与他内心血脉相连的真正灵魂之地,但却与他一起雄壮走来的却还是那个来自汉区的现代文明。他刚刚熟悉的亲切的同胞们,也并不是他心中原来想象的那尊贵的英雄般的人们,他们已在现代化的绑架之下沉沦了。他们还依然纯朴,但却茫然,像被放回现代的远古物种,在新的陌生的环境中无奈地挣扎。阿音的取景框也因之沉重,他觉得他仍然要抗争,要为最后的蒙古人留下身影和面容。他用最老实的"造像"方式,端庄地为东旗的蒙族人拍照,寻找他们那深藏在灵魂深处的尊严。他镜头中的蒙族人,突出了"蒙古人"特征的一切--他们站在风雪中,包裹的是他们生存的恶劣环境;他们坐卧在毡房内,周遭是他们安居的空间与家庭物品,窄小却温馨;他们坐在勒勒车上,那是他们跋涉遥远草原的小舟;他们怀抱着洁白的羊羔,那是他们未来生活希望的襁褓。在这些阿音镜头中的蒙古人脸上,都刻着沉着和乐观,就像那宏大宽广的草原般雍容。他们似乎随时都准备着迎接漫天的风和无尽的雪,与那些牛羊驼马共同走到日月终结。阿音在这些影像中,充分使用了摄影师的权利。他排除了绝对的现实真实,选择了他内心中的真实。他坚持用摄影寻找他的蒙古人,要为他自己的血统重新认证,要用自己的镜头重现蒙古人的尊严。阿音在自己的认证中,特意突出了蒙古女人的母亲形象。阿音的蒙古女人们,表现出真正草原主人的身份,她们承担了草原生活的大部分责任--哺育后代、操持家务、照看畜群。她们是草原上最美丽的花朵,也是最早凋谢的花朵。她们的身后,才是真正伟大的草原和不息的蒙古人。

阿音在深情地唱着赞歌之时,也没有忘记为自己的民族现实留下证据。他在拍摄每一个家庭和人物之时,都进行了细致的采访,记录了他们目前生活的真实数据--他们的羊群、他们的困境和愿望。这些都附加在阿音的影像中,让影像有了历史的依据。阿音知道,即使蒙古历史真会终结,他的努力也会给未来留下记忆。
阿音在寻找蒙古人时找到了自己。

啊,蒙古人阿音,一条遥远的路。

席慕容--泪流满面的蒙古人

席慕容在成陵拜祖祭奠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让他在天涯海角总不能相忘
  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
  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
  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正像席慕容在她创作的诗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中所表达的,带着父亲对草原的思恋,带着席慕容对遥远故乡的思念,6月28日,席慕容再次从台湾飞赴内蒙古,驱车来到成吉思汗陵园拜祖寻根。记者获得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晚9:45,在成吉思汗陵园宾馆的房间里,听席慕容倾吐她的草原情结。
  草原是我心中46年的等待
  著名作家、画家席慕容是蒙古族,却并非生于内蒙古(祖籍是内蒙古察哈尔盟的明安旗)。1943年10月15日,席慕容出生于重庆,父亲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母亲是国民党国大代表。她少时处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一直在颠沛流离,随父母辗转重庆、上海、南京,最后到了台湾。席慕容深有感慨地讲:“在每一个地方,我都只待一段时间,都不长,所以每到一处地方,我都是一个外来者,异乡客。刚把周围环境熟悉,却又成为一个转学生。作为一个永远的转学生,我内心是很孤独的。那时候,我接触到的第一部启蒙读物是《古诗十九首》,那里面许多寄托乡愁的诗句,如‘思乡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我淡淡的乡愁与思念故乡的情绪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生在中国南方,故乡内蒙古我从来没到过。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是读初中开始,便在日记上开始等待,因为小时候我每换一次环境,便增加一重孤独,只好通过写诗来平衡内心世界,乡愁成了我内心世界的一个深深的烙印与情结。草原、故乡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种期待与守候。随着岁月的流逝,血液里沉淀了越来越厚重的故乡情结和渗入生命的蒙古血统,越来越让我强烈地感到这种‘蒙古血统’的震撼,我强烈地感到自己是蒙古人,我要回家。”说到这里,席慕容的情绪相当激昂,两行热泪顺着腮边轻轻流下,饱含了这位年已花甲的诗人的思乡之情。
  1989年8月22日,对于席慕容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激动不已的席慕容说:“得知可以回大陆探亲的消息,1989年年届不惑的我在第一时间收拾行装,归心似箭,飞赴内蒙古。当飞机缓缓降落在内蒙古机场时,我心中默默对自己说:‘我终于回到故乡了!这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在踏足内蒙古草原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获得新生般的震撼,获得自由与解放的超脱。”这一切只因为内蒙古是她的故乡,她是在46岁时第一次踏上故乡这方热土。席慕容不无激情地讲:“草原对于我来讲是我46年的等待。此次来内蒙古参加国际草原文化节的百家论坛是我第三次来到内蒙古。来到内蒙古每一次感受都不同,回家的感觉真好!”
  草原是我创作的分水岭
  大多数人不知道1989年第一次回故乡的席慕容是怎样的席慕容,但人们仍深深记得席慕容的《七里香》,记得她的《无怨的青春》和《时光九篇》。
  席慕容深情地讲:“1989年的故乡之行,可以说是我创作上的分水岭,我的转变在那之后很明显,这种转变与年龄的增长和来内蒙古看到草原有关。来了内蒙古,回到家乡之后,我以前心中的火种被点燃了,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认为这是自己用46年的等待换来的,我将我46年的积蓄释放出来,我觉得我心里存在一个草原,我要把它写出来,我陷入了狂热的境界。《边缘光影》、《迷途诗册》以及最近(2005年3月)我新出的诗集《我折叠着我的爱》,都是回到故乡、草原之后的创作。我要把草原中美丽的东西写出来,是草原延伸了我诗歌艺术的生命。”尤其近年来,席慕容更加致力于农耕文化、游牧文化、青铜文化研究,研究它们的异同和趋势,对民族文化、草原文化有了更深的感受。
  不会说母语很遗憾
  当谈及席慕容对自己母语(蒙古语)的运用时,她说:“我虽然是蒙古人,我却不会讲蒙语。”她说5岁之前她是一个标准的蒙古娃娃,能说流利的蒙语。可后来,由于自己生活在南方,后来又漂移在台湾,母语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说话间,席慕容眼神中带着几分无奈与歉意。从前,外婆经常对她讲,土生土长的蒙族孩子生来骑得好马、唱得好歌、讲得流利的蒙语,席慕蓉隐约感觉到外婆语气里的惋惜与责备。
  1989年初次来到故乡内蒙古,当举起杯面对家乡亲人的祝福时,当倾听原声的蒙古长调时,不会讲蒙语的她需要借助朋友的翻译才得以沟通,无论如何,只能表达出七八分的情感,不能代表她心中渴望发出的心声。她说:“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疼痛与欠缺,好像在心底深处纠缠着、撕扯着的东西都浮现出来,我感到空虚而又无奈。”不能流利地运用自己的母语表达,这是深藏在诗人心底的一个不解的情结。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记得儿时,父亲经常带着年幼的我黄昏时分去芳草凄凄的公园散步,每每至此,父亲都不无感慨地对我说,真正的草原在我们家乡,那里有茂密的草原,浩瀚的森林,大河浩荡……”席慕容说到这里顿了顿,继续讲:“父亲说他在有生之年不可能再看到故乡的草原了,告诉我长大了一定要回到故乡,去看看家乡的草原,感受草原的情怀。父亲的言语中带着挥洒不尽的遗憾与无奈。”席慕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泪水再次缓缓涌动。
  “1989年当我第一次回到故乡,行车在天边的草原,倾听着西拉木伦河缓缓流过,翻过了兴安岭,我的家乡兴安盟科尔沁草原就座落在那里。在这片热土上,祖先曾在这里流血流汗,开荒牧马。冬季冰封万里,夏季春暖花开,深深地呼吸一口,你都能感受到草原的气息,我的内心也被这一切激烈地碰撞着,冲动着。直到 2000年再次回到草原,应歌唱家德德玛之邀我终于写出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歌中唱到:
  虽然已经不能用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每当听到这首歌,我都有种如歌如泣的感受,我也被其中的情结深深感动了——了却了父亲一生的心愿。”
  伤心落泪的蒙古人
  当谈到家乡发生变化时,席慕容由衷地感动、激动,但她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指出:随着“工业文明化”的进程,原生态的草原正被“工业文明”侵害。现在“草原在缩小,河流在消失”,远离了诗人心目中的圣地草原。面对草原被破坏、沙化情况凸显,席慕容不无忧伤地说,她是一个伤心落泪的蒙古人。她积极呼吁,国家应该重视这一生态问题,工业的发展不能违反自然规律,要治理西北,积极采取退耕育林、退耕还草、封山育林、育草措施,还诗人心中“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2009年7月19日星期日

中国可以不高兴,而我们不能

文/安然
有人质问我为什么要写《未完成的束海达依》,要给哈马斯那样的恐怖组织唱赞歌,而且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我不便言明的准阿拉伯身份。我要坦白自己的历史,我不仅为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写过东西,而且,还为车臣恐怖分子、匪首、前民选总统马斯哈多夫写过悼诗,也就是那首已在网间流传了四年光阴、被纷纷传说为车臣民歌的《车臣尼亚别为我哭泣》,有人还把它引用到自己的小说里,说成是车臣游击队员最喜爱的战歌——没有上过一天战场的我实在是太荣幸啦。其实,我还以藏人的身份写过诗,比如《为了自由怀念》,这样的融入式情感体验在我的写作过程里比比皆是,在我的作品中我可以成为任何人,这正是写作的魅力所在。

那些对少数民族人士一向十分敏感与十二万分警惕的中国人,为了一首小诗反复追问我的原因,我猜主要有两条,一是他们不明白文学是怎么一回事儿;二是企图要我改变,变得像他们一样在千万人众中分不清自我。有中国特色的同化道路是被不计其数的大小汉族文人美化过的“大一统”,从表情到精神的完整改造,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大到让你不堪重负,彻底放弃小我存在的意识,选择像大多数人一样做一头没有思想、充满欲望的动物。动物最安全,做人是危险而痛苦的。因为是“人”就有可能会产生“邪恶”(在某些高级动物看来)而不切实际的理想,动物的原始本能——欲望则是消费社会的第一推动力,在这个经济至上的社会里是可以免罪,并受到热烈追捧的。

动物世界里也像我们人类世界一样分三六九等,奥威尔的《动物农场》里有一句被修正过的口号是如此解释这种情况的:“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从“一律平等”到“更平等”,丧失思考能力的动物们都只有目瞪口呆、盲从欢呼的份儿。

动物庄园(其实翻译作“动物公社”不是更贴切)里的动物不能使用太过个人化的话语,喊得都应是口号,何况我辈在那里面还属于一个特殊阶层——“野生动物”。奥威尔在那本旨在揭露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伪社会主义的政治小说里,用野生动物隐喻少数民族,真的很传神,我们还真的和野生动物们有神似的地方呢,我们都不曾也不愿接受“文明”(无论是苏俄文明还是大汉文明)的驯化。

所以,某些拥有特殊利益、身负特殊任务并“潜伏”(这个词儿随着一部电视剧的热播流行起来了,老夫也赶一回时髦)在我们身边的同志们不能眼见我这头“野生动物”流露自己独特的认同、肆意表达少数民族的悲情而无动于衷。他们痛心疾首啊,一个人内心悲情地洞开就能够威胁到他们脆弱的国家安全与族际和谐。我确实不能认同你们,当你们靠不人道的压制和卑鄙的阴谋来维系这一切的时候,请不要让我去爱你们以及你的国。因为你我并不一样,我这个附属民族的成员没有表达的自由、悲情的自由,生命及尊严也从来都是朝不保夕。

一个汉族人面对来自西方的人权与民族问题的过度指责时可以爆发出一种“中国人的愤怒”,对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公正问题也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大声谴责;而少数民族对汉族社会公开提出的不满甚至是抒发对穆斯林近亲的同情都会被想当然地认定为“民族上层中有分离意识的人在国外势力的扶助下为了政治目的人为地煽动仇恨”,要治其谋逆大罪。同样是悲情,同样是意见,所给予的待遇很不同。

在中国从帝制时代进入现代社会的艰难百年中,汉民族遭遇了来自西方人乃至近邻东洋人的入侵与欺凌,长期承受异文明的压力,民族心理不平衡,群体内部积聚了极大的民族主义悲情,这是历史的伤口,有目共睹,我也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但很多以西方文明受害者自居的汉人却不愿试着去体察更弱、在汉文明压力下更加无助的少数们——藏人、维人、蒙人、回人积攒下的伤口。歧视加于自己身上会令他热血沸腾,而他不认为别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一句话:拥有不高兴权力的是那些以中国自居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们,无权的我们也无权表达自己的“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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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内忧外患

内患:蒙独,藏独,疆独,台独,腐败,政治体制引发的各种矛盾,警民冲突,现代人心灵脆弱与极端化心理,社会贫富差距等矛盾,房地产泡沫...

外患:地缘政治日趋恶劣,朝鲜核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与其猜忌之心,中日东海问题,与越南等国南海问题...

按照世界和中共历史规律,结合大汉民族汉人沙文主义的抬头,往后的日子更会多灾多难,以日本民族特性,中共21世纪与日本必有一战,一代人不可能总生活在和平幸福中,重新划分势力,改写世界秩序的时候也许很快就会来到了...。

伟大的蒙古民族领袖噶尔丹

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他的名字叫噶尔丹,他具有雄才大略,有着统一世界混同宇内的理想。为了实现民族大统一大融合的伟大事业,噶尔丹首先统一了新疆中亚地区,恢复了元朝版图的大片领土,他的军队最远达到了黑海之畔,他的强大使沙皇俄国也望而生畏。在完成了巩固西部的基础以后,噶尔丹挥师东进,向割据中原汉地与东北的满清政权进军,开始了统一北方诸蒙古割据状态的大业。然而,统治汉人与满人的康熙却顽抗到底,不肯参与到统一大业中来,反而纠集了一支军队对噶尔丹进行抵抗。经过了数年艰苦的战斗,噶尔丹功亏一篑,最终被康熙击败,统一中原与西域的伟大事业就此告终。在一百年以后,康熙的孝子闲孙乾隆彻底打败了准噶尔人,并且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

在中共的历史书上,噶尔丹被描绘成了民族分裂势力,这真是颠倒黑白的谬论——准噶尔人从来就不是满清帝国的一部分,甚至从来也不是明朝的一部分,当卫拉特蒙古人统治天山南北时,野蛮的女真人还在长白山里以打猎为生呢。凭什么准噶尔人要受满人的统治?历史书上悍然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既然满洲人能够做中国皇帝,蒙古人为什么就不可以呢?既然清朝可以取明而代之,噶尔丹为何不能取清而代之?今天中共的历史书里特别荒谬的是,一写道满洲人进军中原就是统一中国,而一写道准噶尔人进军中原却变成了分裂中国了?当年满人先在关外割据一方,然后由吴三桂带路进军关内,和噶尔丹的计划并无区别,两个人所做的根本就是同一件事,却被定性为两种完全相反的性质,请问这又是什么强盗逻辑?按照满清遗老遗少们的思维逻辑,噶尔丹进军中原的行为应该算是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
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设想一下,若是当年在乌兰布通获胜的是噶尔丹,那么在今天的历史书上,被称为民族分裂势力的就将是败类康熙,而噶尔丹将成为统一中国大业的英雄。噶尔丹入主中原,将使东亚与中亚大陆连为一体,一个全新的准噶尔帝国将崛起在地球的东方(很可能会恢复元朝的国号),并将成为中共野史上一个正统的朝代,而昙花一现的满清政权则将永远被历史所抛弃。

蒙古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份

蒙古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份。元朝时是中国属于蒙古,决不能据此反而说蒙古属于中国。清朝时中国与蒙古同时为满洲人征服,同为满洲帝国的殖民地,彼此并无隶属关系。满清覆灭时,中国与蒙古同时发生革命,同时独立,各自成立了国家。但中国政府却派兵硬把内蒙抢去,至今不还,人为地导致了蒙古民族的分裂。中共执政后,外蒙曾请苏联居间斡旋,要求收复内蒙。但苏联人说反正大家都是共产党国家,不必再扯了,于是此事不了了之。

蒙古从来没让汉人官吏治理过,我们一直有自己的国王.据我所知,蒙古原来是一个完整的地区,并无内外之分。上世纪末,沙俄为蚕食鲸吞该地区,强迫清朝将蒙古人为地划为内外蒙,并规定外蒙由中俄共同“保护”,俄国十月革命后内战期间,一股白军溃败入外蒙境内,以此为据点窜扰西伯利亚。苏俄大军挥师直取库仑,干脆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外蒙沦为苏俄殖民地。

外蒙只有几百万人,中国人强行向内蒙大量移民的结果,害得蒙古人在自己的地方成了少数民族。中国人(汉族)毁灭了蒙古文化,取缔蒙文,强迫蒙古人讲汉话,歧视蒙古人,使得蒙古青年以做蒙人、讲蒙语为耻。
说蒙古国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不要只站在中国人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然后一厢情愿的以为蒙古人现在都受苦受难,都盼着“回归”。事实上,蒙古人的命运是要蒙古国蒙古人自己决定的,你爱国,人家也爱国,你以为是分裂出去,人家还认为是主权独立了呢,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呢。

2009年7月18日星期六

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

分析科索沃问题及其对今后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不能不深入研究南斯拉夫解体过程。本文将着重探讨“民族自决权”问题,因为前南斯拉夫内外政治势力均以“民族自决权”为南斯拉夫解体的依据。同时,“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的理论演变(即从强调“对外自决”转到强调“对内自决”),为北约国家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论奠定了基础。

认真对待民族自决权,人权和主权等问题,18世纪英国哲人休谟的如下名言依然适用,甚至更加适用于21世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之迷,不在前者的暴力,而在后者接受了前者创造的公共舆论。

换言之,北约对南联盟--即以“人权高于主权”理论来构建“世界新秩序”。 在人权和主权两个概念之间经历了长期的理论与实力的较量。其间,“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发挥了关键的链接作用。

最先在国际社会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的是列宁。1916年3月,列宁发表“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一文,说世界各民族均应享有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中解放出来。列宁明确说“民族自决权”要求“民族”与“国家”一一对应,日后苏联宪法赋予各加盟共和国退出权来看,列宁的确认为每个民族均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

美国宪法则未给予各州“退出权”。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也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称民族自决应是重新划分“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奥突曼帝国和保加利亚)领土的依据。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概念并未得到实施,其部分原因是战败国指责战胜国国内亦不尊重民族自决权,因英国的爱尔兰问题与美国的黑人问题等。威尔逊的国务卿承认,如真正贯彻“民族自决权”,美国和加拿大均将不复存在。

列宁承认,苏联与德国于1918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和平条约,没有尊重波兰的民族自决权。列宁认为这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维持生存的需要,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仍是反帝反殖的有力武器。

当1941年“大西洋宪章”签署后,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宣布,“大西洋宪章”中所肯定的民族自决权适用于德国等侵占国家的领土。在1945年4月建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将民族自决权写入联合国宪章。

最终通过的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如下:“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随着殖民地人民独立解放的潮流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西方国家不再淡化和否定民族自决权,而是赋予“自决权”以新的涵义。他们最重要的新理论是区分“对外自决权”(ex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和“对内自决权”(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前者指反殖民主义,后者指各族人民选择和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权利。

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的宣言,进一步明确“对内自决权”就是指尊重人权和民主选举权。从此,“人权”这一概念通过“对内民族自决权”的中介与“国家主权”联系起来了。既然民族自决权是建立国家主权的一个途径,而人权又是“对内自决权”的核心,则“人权高于主权”就似乎顺理成章了。

西方“对内民族自决权”的新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应学习西方国家接过“民族自决权”话语并赋予新意的经验,西方的“对内民族自决权”和人权话语并赋予新意。研究南斯拉夫解体过程,正好提供了一个理论创新的机会。

2009年7月16日星期四

蒙独、台独、藏独、疆独、被占领土……中国统一问题的障碍和前景

王 东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统一和分裂交替出现,但即使在诸侯割据的时期,能一
统天下也是任何五方的梦想。在被视为番邦蛮夷的非汉民族的政权看来,入主中原也充满不可抗拒的诱惑。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自足的环境中,以为自己便是天下的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到了最后的清王朝那里,无论从疆域上还是国民成份上,它的轮廓基本稳定下来。但是,清帝国的平静被西方列强打破后,它受到了空前的冲击,领土和政治主权不断被破坏,中国被动地开始了向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的转型,这一过程极其艰难,经过了百余年始初告落定。从此,中国的统一或分裂都被纳入了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中。

  西潮袭来后,中国人开始知道“独立”这个概念,并随着付出血的代价逐渐加深了理解。中国的独立并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事,还要抵抗外来压力的逼迫;国家政权获得名义上的独立,但并不等于民族拥有了真正独立于世界的资本。清末民初革命党人常常宣布某省某地独立,甚至毛泽东青年时,还鼓吹过几个省独立来打破中国落后困境,但这种“独立”其实质上仍只是传统中的起事割据而已。中国在国际政治环境中的独立,自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是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一段路途。

  但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个分裂的国家。有两个都自称代表中国的政权存在,有多处领土仍被外国占据控制,内部也有企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各种独立运动。所以,经过百多年沧桑后的中国,还是要面对统一与分裂这一古老的问题。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它甚至有愈发严峻的的趋势。中国人的民族智慧正面临着并不轻松的考验。

台  独

  在几种分裂势力中,台独是影响最大、实力最强、情况最复杂的。台独未来动向会深远地影响到中国的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去年,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地位后,局势出现了更多的变数。台独作为一种思潮,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点:台湾历史上曾屡被外敌侵占,在甲午战争后更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由此产生的强烈的被遗弃被欺压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弹。孤悬海外的地理特徵和移民性质,产生了有排他和自闭倾向的心理意识与地域认同;日本占据五十年中受到的毒化教育,使部份人对中国抱有敌意和岐视;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对本土势力的强力打压和独裁统治引起的仇恨与反感,尤其是二、二八事件造成的情感创伤与省籍对立后遗征极难平抚;大陆政府在国际政治环境中对台湾的排挤,虽说是名份之争,但令许多台湾人在国族认同上走向偏激。只有认清台独思潮的产生根源,才能予以化解。与其他分裂势力不同的是,台独有较强的情绪化特徵,而且在大陆“台独即意味着战争”的底线设置的约束下,显得好像在计算成本,条件有利则台独声浪趋涨,条件不利则趋弱。即使在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内部,对于台独也有不同看法。完全不计成本,只一味要求独立的可以根据1996年台湾大选的情况分析,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仍然处于少数。根据台湾学者对台湾初中和高中学生所作的历史记忆调查(见附表),可以看出有关中国的历史记忆还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不过,由于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推行所谓“本土意识”教育,使年轻一代的国族认同会产生大动摇,目前还值得观察。

  对于台独,大陆方面采取的“察其言、观其行”策略其实是以静制动的招数。一方面利于台湾内部的政治分歧和族群矛盾,加以分化瓦解;一方面发挥经济上大市场的优势,吸纳台商台资,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准备条件。但同时,大陆也应在对台政策,尤其是政治层面上多一些弹性,少一些教条;多一些实质,少一些空洞。台独问题,归根结底,处理不好会成为大患,应对得当也可能将成本降到最小限度。但一旦若因台独引发海峡两岸爆发战火,那无疑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剧。

藏  独

  藏独的最大特点是其政教合一性和其领袖在海外拥有巨大声誉。说到各种硬件资本,藏独都极为缺乏,但它的形像影响力不容忽视。达赖喇嘛以睿智的宗教圣人和坚韧的领袖的面目,在西方国家有较广泛的号召力。但国际政治以实力为后盾,是拒绝乌托邦幻想的现实主义世界,因此,藏独虽然延续了几十年,但始终无法形成更强大的声势。就连达赖也不得不转而求“高度自治”。

  在中国几大少数民族当中,藏族从地域上、宗教上都有其鲜明的独特性,而且历代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不那么紧密。但造成藏独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中央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出现的失误。作为唯一视察过西藏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就曾对此颇有感触,并撤换了负责官员。而达赖也相应地表示了愿意和胡耀邦进谈判的意愿。但时过境迁,如今达赖想和中央政府谈判的筹码相当有限,而藏独也不是最具紧迫感和威胁性的危机所在。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最好的选择是拖延战术,等到年事已高的达赖去世,因为以高僧的人格魅力著称的达赖的离去对藏独将可能是致命性的打击,那时藏独的资本将少到可怜的地步,而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在转世灵童等问题上大作文章。藏独中有一极端份子即使想走上暴力对抗的道路,也无法掀起多大的风浪。

疆  独

  疆独的特点就是它是仅有采取暴力极端手段的分裂活动,但它在国际上的声势也最小,得到的外力支持也只限于土耳其和一些伊斯兰恐怖组织。但是,疆独制造的骚乱、暗杀和爆炸事件已经影响到了许多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几起还造成了不小的人员伤亡。

  早在清朝初年,回疆叛乱就给中央政府带来过麻烦。在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还成了故事的历史背景。更有趣的是,小说中汉人和回人站在同一战线上共同抗击清军,而今天的现实是疆独主义者对汉族有强烈的民族仇恨。在全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怖活动都是备受关注的危险,中国也概莫能外,但相对于中国人数众多的穆斯林,这个危险的比例已经很小,只要能把狂热的极端份子限制在这一小范围内,并佐以对其在境外境内的活动给予持续压力,疆独并不能带来更大的损害。

蒙 独

有学者指出,为何蒙独始终无法形成气候的重要缘由便是内蒙在经济发展上远远领先于外蒙,使蒙独难以形成心理基础。


结  语

  纵观各种分裂或独立诉求,其理由无处乎民族或宗教矛盾,以及对政治和经济环境的不满。对于前者,可以用刚柔相济、恩威并施的策略,并且要极力避免矛盾的继续扩大化。对于后者,归要结底,还是要推动政治改革和经济增长。只要自己建设好,不仅不握有人想分家独立,可能还会出现使远人宾服的局面。
  中国从传统文化和现代民族国家两个角度中,都得到了对国家统一的坚持追求的启示,因此这场统一和分裂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同时,令中国人日夜不忘的还有几处被外国占据的领土,包括印度控制下的数万平方公里的边境地区,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占领的南海诸岛和被日本窃据的钓鱼岛列岛。但相信在这个曾缔造伟大文明的民族不懈努力下,完整的统一的中国将不会是个梦想。

维吾尔、藏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中国的火药库

罗马(亚洲7月6日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同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举行会谈时提到了人权问题。两位国家元首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开辟了人权领域的新前景及新需要”。 而纳波利塔诺总统的讲话,则与《零八宪章》完全相同。后者是中国知识分子、学者、活跃分子及中共党员签署的文件,要求以非暴力形式进行民主改革,遏制因中国不尊重人性尊严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暴力和不公。《零八宪章》写道:“执政集团继续 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

其中所指的“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实实在在地与日俱增。昨天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的本地居民和警察的血腥暴乱,无疑是有力佐证。尽管中国继续指责海外疆独势力煽动挑起动乱,但国内问题已持续十几年。北京以“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为由,正在推行地区殖民主义、立法压制民众及其宗教性。维吾尔族穆斯林教长每周五需向地方政府提交祈祷讲道词;禁止向十八岁以下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为支持“经济发展”)伊斯兰经院和清真寺被摧毁;斋月期间,学校学生被老师强迫吃饭。社会和政治排斥维吾尔人的方式,相当于青海和西藏自治区藏人的遭遇。而且,近日的疆独几乎再现了奥运会前藏独势力血腥暴乱。

二OO八年三月,藏人示威游行变成了与军警的血腥冲突,导致十几人死亡、数千人被捕、实行军管。针对疆独和藏独的暴力与其它团体的方式基本相同。人权活跃分子、帮助穷人反抗中共党员掠夺的律师、抗议赖以生存的耕地和住房遭到侵占的农民,遭遇基本相同:压制和遏制。没有土地要求的宗教团体的尊严和自由,也遭到了暴力镇压。至少两年的时间里,正上演着取缔地下新教团体以及所谓家庭教会的运动、摧毁教堂、逮捕牧师、殴打信徒、禁止传播圣经。天主教会的境地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官方教会的大约七十位主教完全在严格控制之下,因为他们与教宗秘密修和;地下主教(大约四十位)被软禁。

值得一提的是几位失踪时间较长的主教:七十五岁的河北省保定教区苏志民主教,一九九六年被捕、失踪;八十六岁的河北省易县教区师恩祥主教,二OO一年四月十三日被捕、失踪;今年三月三十日再度失踪的贾志国主教。维吾尔人、藏人、民主活跃分子、新教徒、天主教徒,加之因经济危机而不满的失业人员和移民,无疑表明中国正坐在火药库上,一触即发。确切地说,正在导致暴乱以及与军队和警察的冲突。而中国的星火,却可能燎原整个全世界。教宗本笃十六世(二OO五年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若望·保禄二世(二OO五年世界和平日文告)有关人权与和平之间关系的阐述,再精辟不过了。不尊重人权,中国让世界更加接近战争。意大利总统府的新闻公报,急于表白意大利对北京的任何人权行动总之都将“在最大程度上尊重中国的理由及其自主”。或许太少了。对维吾尔的压制非孤立事件。新教徒被捕、主教失踪。

中国的人权压制具流行性、导致了动乱和冲突的根基,星星之火可能燎原于各地。教宗本笃十六世和若望·保禄二世:人权是和平的根基。

民族冲突可能使中国崩溃解体——访蒙古族学者巴赫

送交者: 曹长青 于 2009年7月12日, 15:34:32:

伊宁暴动,北京公车被放置炸弹,藏人要求独立,内蒙骚乱┅┅民族矛盾在中国几乎白刃化。怎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毛病在哪里?

“毛病在於专制统治,和大汉族主义的中国人对其他民族的种族歧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巴赫先生最近在纽约接受采访时这样概括。

今年42岁的巴赫是一名蒙古族学者,原在新疆社科院历史所专事研究西北民族史,即新疆、内蒙和西藏问题。八年前应丹麦文化部邀请到该国皇家博物馆甄别中国民俗历史资料。随後又在瑞典博物馆和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研究新疆和蒙古史。

●“东土国”曾统一过新疆

在谈到今年二月的伊宁暴动事件时,巴赫先生感叹地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931年,新疆维吾尔人民就在哈密暴动,成立了“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反抗国民党汉人统治。当地军阀盛世才依靠苏联军队和坦克才把暴动镇压下去。1944年,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和蒙古族等原住民在伊犁武装起义,再次竖起“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旗帜,起义部队统一了除现在乌鲁木齐周围以外的所有土地,一直坚持到1949年。当年底,“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五位主要领袖,在乘坐苏联安排的飞机前往北京谈判途中,飞机坠毁,五位领袖全部身亡。随後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进军新疆。

●20万新疆人集体大逃亡

中共统治新疆後,向新疆大量移入汉人,并实行军事统治。被新疆人称为“杀人王”的王震成为新疆的土皇帝,他统领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有两百万人,再加上中共在新疆境内驻扎的几十个师,基本都是汉人。大量汉人迁入,再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抢占原住民的土地、草原和私有财产,尤其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政策,使新疆人的生活迅速恶化,新疆也像内地一样出现大饥荒。1962年5月中旬,二、三千伊宁市各族居民走上街头,要求粮食,抗议大量汉人迁入。当游行队伍冲进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大院时,州党委书记兼伊犁军分区司令员张世功接到新疆军区司令王震的命令:“开枪”!在枪弹扫射下,手无寸铁的市民死伤无数,酿成震惊全疆的大血案。而同样的屠杀事件,在新疆塔城地区随後也发生,而且市民死伤情况比伊犁更严重。

血腥屠杀激怒了当地住民,狂怒的人们拿起棍棒、铁锹和猎枪等,冲进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办公大楼,把桌椅门窗砸了个稀巴烂,随後举家逃离新疆。当年在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额敏等边境口岸,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和蒙古族等各族当地居民,骑著马、骆驼,赶著牛羊、坐著马车,人喊马嘶,像决堤洪水,滚滚冲过边界关卡,演出了一场悲壮的现代“出埃及记”。



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1923-不详)



祖农·太也夫(1919--1988)


据中共文件说,逃亡人数有15万到20万。民间说法是70万。几天之内,伊犁、塔城地区十室九空。连被中共曾笼络的少数民族领袖也随民众大逃亡。上至新疆军区副司令马尔戈夫将军、新疆军区副总参谋长租农泰也夫,厅长、州长、地区专员、以及县长、公安局长、医生、教师、宗教人士等等。後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苏联和土耳其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阵线”,决心解放新疆。

中共诬指这是苏联策动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但一直找不到任何证据。後来把这一事件降级为“伊塔边民外逃事件”,最後含糊地称为“伊塔事件”了之。

●维吾尔族人要刨王震的坟

王震在新疆滥杀无辜,激起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当地人说,王震的“将军”名声根本不是在战场上得来的,因为他在战场上从没有什麽建树,而是杀戮新疆老百姓得来的。王震有一次表示他死後要葬在新疆天山上。当地老百姓说:“我们决不让这个屠杀新疆人的异教徒的骨头弄脏了天山的净土,他要葬,我们就刨了他。”

王震在新疆如此杀戮,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上调北京出任农垦部长。屠夫王震离开新疆,但屠杀却没有离开。1969年6月,中共调来另一个军头龙书金出任新疆军区司令。他到任後,为了让新疆人惧怕他,在一天之内就在全新疆范围内以“地方民族主义”的罪名逮捕了一万两千多人,枪毙了37人。新疆维吾尔族著名的翻译家托乎提.库尔班就是被龙书金下令枪杀的。

●西出阳关无好人

汉人在五十年代初在新疆仅占5%,现在则激增为37%。在新疆目前的1,500万人中,汉人达600万。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在新疆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虽然新疆的面积相当於60个江苏省或40个台湾,而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中共扶持的全国25个贫困县,有20个在新疆。

巴赫说到这里,引述了1912年的新疆总督杨增新对出塞汉官的评价:“西出阳关无好人。汉人冒著风险到塞外,无非是为了升官发财。所以,不可能不吮吸民脂民膏。”巴赫虽是蒙古族,但出生在新疆伊犁地区,他亲眼目睹了大大小小的“王震们”如何骑在新疆人头上作威作福。他说,被视为肥缺的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工厂学校的职务名额,90%以上被这些大小“王震们”的亲属和汉人所占有。而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只能从事所谓的“自然经济”,即种地、放羊和卖烤肉等。

●强迫新疆人使用北京时间

大汉族主义对新疆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呈现在各个领域。例如龙书金的打手们当年在批斗不会讲汉话的维吾尔族干部时曾狂喊:“讲人话(即汉语),不许说牲口的话(即当地语言)。”龙书金在干部大会上训话:“什麽新疆时间,难道还想搞独立?老子是玩枪的,不管那麽多,以後一律改成北京时间。”一句话,与北京时差两小时的新疆只得用北京时间。即使现在恢复了新疆时间,但在新疆的汉人们仍顽固地采用北京时间。

巴赫的话使我想起一年多前在《纽约时报》(1995年12月4日)看到的该刊记者迈耶(Karl Meyer)写的编辑笔记“亚洲失落的世界——在中国殖民下的新疆”。迈耶写到,他随二十名旅游者去了新疆,在和田地区,导游告诉他们,全城有18万居民,其中96%是维吾尔族人。但他们参观的工厂,墙上贴的告示都是汉语。而在吐鲁番附近的火车站,几乎全部的指示说明用的是汉语,包括火车时刻表。这位记者感叹地说,对那些要乘火车而不会汉语的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来说,这会多麽不方便。在距离北京2,100英哩的喀什城,迈耶发现,由於时差,到中午时分,天才亮。当地的20万居民,90%是维吾尔族,但被强迫使用北京时间。

●王震骂胡耀邦是“卖国贼”

七十年代末,杨勇主持新疆工作,提出让原住民高度自治,并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给地方管理。杨勇的温和政策缓和了新疆的民族矛盾。但杨勇调离後,在王震的支持下,新疆又恢复了“生产建设兵团”。因为王震曾大骂说,谁否定兵团,就是对他的否定。兵团恢复後,那些兵团的既得利益者们在乌鲁木齐近郊的五家渠为王震修了一个专用别墅,王震曾去住过一次。王震有个嗜好,喜欢与回族女子过夜。王震的部下们找了一个年轻的回族少妇陪王震睡觉。事後那对年轻夫妇因此离婚。

新疆的又一次转机是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和新疆後提出“新疆六条”,让新疆充分自治。但当时身居副总理要职的王震坚决反对,王震仗著在文革中保护过邓小平的特殊关系,以及他和邓小平在民族问题上观点一致,在中央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谁做这样的决定,简直是卖国贼!”结果胡耀邦的“新疆六条”以失败告终。

●新疆有了电,也有了核污染

新疆人除了深受中国殖民主义的压迫,还遭受著原子辐射的残害。因为中共的几百次核试验几乎都是在新疆境内进行的。1995年8月17日,中共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罗布泊核子基地进行的核试验,震撼规模相当五点六级地震,威力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的10倍。

中共在新疆博斯腾湖畔建造的“马兰核子基地”,距离当地蒙古人居住的和硕县只有10公里。巴赫曾去过这一带考察。“马兰核子基地”是聂荣臻、张爱萍建造的“原子城”,里面修筑了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试验室、营房和四合院。当地的蒙古族居民告诉巴赫说,“这几十年有两个变化,一是有了电,二是有了核污染。”

巴赫在当地发现,在靠近核试验场方向的树木,树叶全部脱光。当地毛发脱落和皮肤病患者很多。由於空气污染,当地的酸雨频率已占总降雨天数的80%。当地人困惑,为什麽老天连续降下黄土,天空总是灰蒙蒙,人也灰头土脸。

博斯腾湖是新疆第一大淡水湖,是附近几万蒙古人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并盛产鱼类。但由於核子辐射,现在鱼肉已不能吃了。附近的库尔勒市以盛产香梨闻名,如今也由於污染严重而停止出口。

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医院的一个院长告诉巴赫,自1964年中共开始核试验以来,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接近试验地区的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和汉族人血液病变的数量是一般地区的四至五倍。当地儿童、妇女患白血病、喉癌的人数直线上升,孕妇早产和畸形儿出生率也急剧增加。据最近返乡的一位蒙古喇嘛回到纽约告诉巴赫,他的两个弟弟都死於莫名其妙的病症。当地青年人死亡数量增长之快,令人吃惊。

●军事镇压解决不了新疆问题

大汉族主义的殖民统治,激起当地人民的不断反抗。自中共建政以来,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暴动在新疆就有11次之多。而小规模的反抗无以计数。巴赫回忆道,1995年,就有7名维吾尔族转业军人因找不到工作,愤而抢了当地的武装弹药库,和一部三菱汽车,一路射杀,死伤了200多人,最後这7人被中共野战部队击毙。

巴赫先生的结论是,“伊宁暴动”不是第一次,也决不会是最後一次。中共靠军事镇压解决不了新疆问题,民族仇恨只能越杀越深。

●蒙古人在内蒙成了少数

巴赫目前正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资深研究员司马晋合写一部论蒙汉关系的书。他谈起蒙古问题,更是如数家珍。

他认为目前内蒙古的问题与新疆一样,根本问题是大汉人种族主义。他举例说,内蒙古的人口在1947年只有68万,现在激增到2,300万。祖祖辈辈在草原上生活的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少数,现在只占总人口的14%。

巴赫介绍说,内蒙古也像新疆一样,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独立运动。1924年外蒙古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1937年,成吉思汗的第31世孙德王组织了“蒙古自治政府”和蒙古自卫军。当时国民政府允许蒙古人高度自治,允许保留蒙古自卫军十个师。国民政府负责外交和国防,其他均交由蒙古自治政府自理。

1950年,中共军队进军内蒙古,打败了德王的蒙古自卫军。不久中共在内蒙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蒙古人是游牧民族,世代以草原为生。但中共在内蒙开矿建厂,建造重工业;并强迫蒙古牧民在草原上种粮食,强行推行“人民公社”政策,同时把大量汉人迁入内蒙。

●5万蒙古人被打死,50万人致残

文革中,北京军区副司令腾海清调到内蒙出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腾海清像统治新疆的王震一样,在内蒙古大开杀戒,在清查所谓的“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时,逮捕关押了80万人。腾海清的口号是“对内人党不可手软,只有触及他们皮肉,才能刺痛他们的灵魂。”结果内蒙古的很多工厂、学校、寺庙、医院以至幼儿园都成了牢房。腾海清的打手们到处私设公堂,任意刑求,酷刑有几十种,包括吊打、老虎凳、过电、钉竹签、烙铁烫。更残酷的是两眼被挖出,叫取走两只灯泡。在哲里盟,有妇女被逼与公牛交配。在锡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被割去耳朵的。砍臂、断腿的,不计其数。在这场大杀戮中,有五万蒙古人被拷打迫害致死,多达50万人致残。被拷打致死的上至内蒙古自治区的三位副主席,高级法院院长,内蒙师范学院院长,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下至普通农牧民和妇女儿童。

●没有汉人因迫害少数民族被处分过

蒙古人无法理解他们为什麽要这样被杀戮。上千蒙古人骑马冲过层层封锁,跑到北京申冤告状。最著名的是“八百铁骑”,他们裸露著上身,把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脯的肌肉上,来到中南海申冤。当毛泽东说了“挖内人党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後,成千上万被关押的蒙古人才获释。随著牢中酷刑和各种惨案被披露,死伤家属纷纷走向街头,举行街头控诉会和刑具展览会,很多死亡家属自发组织了“五十孤儿上访团”,“一百寡妇上访团”,“干部家属申冤团”,数以千计的蒙古人在大街上呼冤求救,哭天喊地,场面极为悲壮。

结果,像“杀人王”王震一样,腾海清只是调离内蒙,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没有任何处分,更不要说刑事追究。

巴赫谈到这里悲愤地说,在中共统治新疆、内蒙和西藏这四十多年间,以“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为罪名迫害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人民,但从没有一个汉人因“大汉族主义”被处分过!

●民运人士的口气与邓小平一样

巴赫很感触地说,中国人的“大中国”情结很深,一听到少数民族暴动,第一反应是指责他们分裂中国,而从不去认真了解一下,为什麽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等不愿意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巴赫在美国接触过中国异议人士,有些异议人士见到他是蒙古人,第一句话是,如果你不主张蒙古独立,咱们可以谈。那种口气和思维与邓小平说的“只有不主张独立,别的可以谈”一模一样。

巴赫强调,维吾尔族、蒙古族和藏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其风俗习惯与汉族也大不相同。例如蒙古的文字是字母由上而下拼写,与汉语完全不同。这些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曾在历史上建立过独立於汉族的国家,而且蒙古人还统治过汉人。如果中国人想把这些民族保留在中国的大家庭之内,解决的根本办法,不仅仅是结束专制,还需要放弃“大汉族主义”的种族歧视和大中国的殖民心态,让这些民族充分自治。

对有些中国异议人士提出的中国将来实行联邦制,巴赫表示赞成。他举例说,当今世界上六个主要国家,五个是联邦制,因为联邦制比较适用於大国。他质问到,香港几乎全是汉人,可以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为什麽不可以在新疆、内蒙和西藏也这样做,让“藏人治藏”、“新疆人治疆”、“蒙古人治蒙”?如果像现在这样对新疆、内蒙和西藏只是一味军事镇压、殖民统治,民族仇恨只会越积越深。但仇恨的“火山”总有一天会喷发,那时候,不仅“大中国”可能因此崩溃解体,还可能会有一场民族大冲突、大流血,这对哪一个民族都是悲剧。
(载《开放》1997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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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干部和二等公民

少数民族干部提拔时可能受照顾有优惠,可是他们的职权呢?一般是在汉臣监督下,管理本民族事务,不过是赏赐的品级的土司头人而已.

蒙、藏、维族人担任东土重要官职,而且超越民族界限,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承担东土政治经济军事要职,直接领导和指挥广大汉人,如果汉人各省和国家级主官队伍中,看不到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这种"异族人",那这个国家根本就谈不上民族平等.

这是汉人政权在统治异族.这时候,不管是宽,还是严,都是一种驭民之术.把人家做为被统治的二等公民,同时给予某些施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家有时以"二等公民"的方式反抗,恐怕也是难免啦,除非你在人家的家乡把人家都杀绝了或者同化了.

事实就是:
1)民族关系不和谐,
2)少数民族在东土也是得不到平等待遇的.恩惠不是平等.
3)汉人中间那种居高临下而且还觉得自己施了恩惠受了委屈的情结非常普遍.

关于司法公平,其实,整个民族问题都不公平的时候,对统治者来说,不过是驭民而已,是宽是严,凭政治判断,司法也不管是个手段.说什么司法公平,那才是奢谈.

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政策

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南斯拉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提供了最惨痛的教训,这些国家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上的宣传策略,和现在的中国是一脉相传,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极尽回避掩盖压制之能事,不是以史为鉴,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不是把民族之间的道理说清楚说透彻,而是用压制回避的方式来换取表面的团结,自我满足自我麻痹,他们的这种自以为得意的做法最终换来的是什么结果呢?最终就是民族问题的爆炸,就是惨绝人寰的仇杀!
    
    《巴尔干纷争》一书说“(二战后社会主义时期)当时民族问题在巴尔干国家也是一个‘禁区’,历史的真相不准在报刊上披露,社会各界对此知之甚少。国内的民族问题被千方百计加以掩盖,而‘兄弟国家’之间若提出民族问题,即被认为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团结’,是‘干涉别国的内政’,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分立主义和复仇主义的表现,是‘外部反动势力的颠覆活动’。”[1]
    
    而所有这些国家中,南斯拉夫又是表现最突出,对历史上民族问题掩盖回避压制的最厉害的一个。
    
    首先应该说明一下,南斯拉夫这种对历史上民族问题掩盖回避的背景是什么?应该说这种掩盖回避从一开始就是在带有强烈倾向性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个背景就是铁托以“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为口号,对国内人口占多数的民族(塞尔维亚)拼命打压,在铁托统治时期甚至流行着“弱塞强南”的荒唐口号。
    
    在《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要让小民族放心,大民族没有野心,就必须让大的变小,小的变大,基于这种逻辑,铁托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一是把塞族人居多的波黑划出一个共和国,并以宗教为由划分成一个波黑穆斯林族,借以分割塞尔维亚,这在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也为30年后发生的波黑战争埋下了祸根。二是在塞尔维亚境内建立了两个自治省,并给予它们几乎和共和国一样的地位,以牵制和削弱塞尔维亚在联邦内的老大形象和发言权。铁托时期流行一个口号‘弱塞强南’,好象只有塞尔维亚被削弱了,南斯拉夫才能强大起来。这种本来可以避免的人为做法在各民族之间不但加剧了原来的矛盾,而且又埋下新的矛盾种子,不尊重历史现实和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绝对的人为的平等和短期效果去处理民族问题,从表面上看一时间好象问题解决了,其实矛盾只是在压力和发生变化以后潜伏更加深了。”[2]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了维护所谓“民族团结”,对历史上塞尔维亚遭受其他民族侵略和屠杀的历史自然也是能回避则回避,能淡化则淡化,通过直面正视历史来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来疏导化解历史上积压的民族情绪也自然无从谈起。
    
    比如在14世纪到15世纪晚期,塞尔维亚被奥斯曼土耳其侵略征服,从此被奴役了长达五个世纪,原本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在被奴役的过程,有相当一批人因此而改信奥斯曼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这也是所谓说塞尔维亚语穆斯林的由来。铁托既然根据宗教信仰,从塞尔维亚中划分出一个穆斯林族来,那么为了照顾这个所谓穆斯林族的民族情感,就自然刻意淡化这段历史,避免对当时伊斯兰教侵略塞尔维亚的暴行充分揭露和鞭挞,以维护所谓的“民族团结”。
    
    他的这种种做法表面上看暂时压制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情绪,但实际上却使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情绪不能通过正当理性的渠道进行释放,积蓄得越来越多;而那些从塞族中划分出来的穆族也因为没有能对历史进行正确的反思,病态的情绪无形中得到助长和纵容。后来南斯拉夫解体后,波黑内战穆族和塞族的疯狂仇杀,不能不说和铁托当年推行的这种政策有着密切关系。这个事例足以生动说明那种刻意压制一个民族理性的正义的对侵略和压迫的谴责和鞭挞,其结果只能是让民族情绪通过疯狂的狭隘的非理性的渠道来释放,其结果是惨痛不堪的。
    
    此外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对克族和塞族历史上的恩怨仇杀也没有做到充分的正视与揭露鞭挞,同样是以回避掩盖淡化的方式来处理,还自以为这样做就能化解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团结。
    
    1929年,克罗地亚人成立了一个叫乌斯塔沙的组织,该组织信奉纳粹的意识形态,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在德国攻占南斯拉夫期间充当了德国法西斯的帮凶,建立集中营,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屠杀,受害的塞尔维亚人成千上万。而与之针锋相对,塞尔维亚人也建立切特尼克组织进行报复。
    
    很显然,对这种历史,正确的态度是将其作为反面典型,浓墨重彩的加以宣传,严厉批判谴责,让当时南斯拉夫的每个民族每个成员都痛恨这种民族屠杀的行为,都为本民族历史上屠杀迫害其他民族的行为感到羞耻惭愧,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上积压下来的民族对立情绪,仇恨情绪通过合理的渠道释放掉,但很显然铁托等人采取的政策依然是尽量淡化这段历史。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反而依旧积压下来,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下,就再次爆发出来,这也是造成南斯拉夫后来解体并陷入战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南斯拉夫的惨痛教训可以让人引以为鉴!任何对历史回避掩盖,粉饰歪曲,纵然可以在一段时间来压住矛盾,来获得虚假的表面的和平团结,但本质上都是在变相的鼓励纵容民族迫害乃至民族屠杀的行为!是打着维护民族团结的招牌,从根本上破坏民族的团结!南斯拉夫是如此,中国未尝不是如此!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政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民族国家观念毒害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不过是把民族国家观念当成一个工具利用,需要时就用,不需要时就踢开,或者用文字游戏的方法来篡改其含义
    
    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对任何领域的公平与正义,都有一种狂热的信仰,真诚的尊崇[1]。包括民族领域也同样是如此。所以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真心诚意的受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的,一方面对这个理论提出了修改,另一方面这种修改并不是完全,其造成的影响仍旧扎实的体现在民族政策上面。
    
    于是一方面为了迎合民族国家的理论,人为的制造一了一个国族的概念,比如所谓苏联民族,南斯拉夫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之类的概念,表示自己确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另一方面为体现民族平等,用政策的方式,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民族的界限人为的固定化,人为阻断了正常情况下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同化。
    
    这种心理的来由是什么?本来真诚的相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现在为了国家的需要尽量要把不同民族放在一个国家里,而不愿意都分裂成独立的国家,于是政府当局觉得对那些少数民族好象亏欠了什么,好象万分内疚,于是拼命的给少数民族以种种刻意的优待,给予行政上的自治,甚至对本来没有文字的民族都要制造出文字来,更有甚者,对原先没有基本认同的群体,也不是将其融合到主体民族中来,而硬要指派成一个独立的民族。
    
    这种做法实质上已经不是站在国家本身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去推行政策了;已经是为了平等而平等,乃至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实际上也牺牲这些民族的人民本身的利益。造成的结果是人为加深了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对立,人为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人为促成了民族分裂势力的增长强大。
    
    我们可以摘引一些论述,来看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现在的中国在内,所实行的民族政策的荒谬性。
    
    “在苏联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悉心致力于在那些从未组成过民族行政单位的地方,或从不曾考虑要组成民族行政单位的民族当中,依据族裔语言的分布创造出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的,正是共产党政权本身,认为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这几个苏维埃共和国,都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显然只是苏维埃知识分子一相情愿的想法,而非这些民族想要追寻的目标”[2]
    
    :“这一政策还有一些离奇可笑之处。有时会碰到这种情况 ,即在 20 年代建国时命名的某个民族实际上没有自己的语言 ,或者已习惯于使用别民族的语言。然而 ,苏维埃政权却硬性规定 ,作为行政单位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拥有并使用一种自己的语言 ……更离奇的是 ,他们还组织一些语言学家把只有几百人的小部落才讲的一些地方方言变成书面的文学语言。尽管很穷 ,苏维埃国家却把大量的力量和费用用于这种文化发展 ,有时甚至去无中生有地生造文化。”[3]
    
    “1987 年哈萨克共和国科学实践会议披露的材料表明 ,哈萨克族学生在高校的比例已上升到 75 % ,而当时哈萨克族人仅占共和国人口的 38 %。苏联学者批评这种“放宽条件”的照顾政策使一部分居民产生了民族的特殊感和优越感 ,而在另一部分居民中则不断引起不满。 总的看来 ,这还不是全局性问题 ,但在各民族的心理上却是个不祥的阴影。”[4]
    
    “一位塞尔维亚著名院士著文道:南共‘用党的决定制造新的民族 ,首先是黑山族。然后又用自治社会主义的名义制造出穆斯林族———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民族。这样就加深了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及历史的分歧与对抗 ,从而导致了今天的四分五裂’。”[5]
    
    前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刻意维护少数民族利益,强化少数民族意识的做法是否因此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赞美呢?答案是恰恰相反!以对南斯拉夫的评价而言,吉尔著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说
    
    “乐观的看法,正是从共产主义制度的南斯拉夫特殊性中,产生了南斯拉夫的后共产主义灾难,悲观者认为,共产主义并未在任何地方消除种族紧张,只是通过武力将其冻结并同时加强了这种紧张”[6]
    
    中国所实行的民族和苏联与南斯拉夫本质上是一脉相传的。比如中国与苏联一样,不是尽量把那些原本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融合到主体民族汉族中去,而是刻意为那些民族去创造文字。
    
    “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广泛尊重和使用分不开的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原来没有文字或没有通用文字的少数民族迫切要求政府解决他们的文字问题。于是,帮助这些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就成为民族平等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
    
    “1955年,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在两三年内普遍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并完成对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的设计工作。……1956年制订了布依文、4种苗文、彝文、新傈傈文方案;1957年制订了两种哈尼文、佤文、拉诂文、纳西文、黎文方案,……1958年制定了侗文方案,……80年代设计了白文、瑶文、土家语等方案”[7]
    
    中国少数民族政策更为离奇的地方是,原本一些群体并没有明确的民族归属,融合入主体民族汉族中去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政府为标榜彰显所谓的民族平等,置国家利益和这些群体本身的利益不顾,硬是人为指派他们属于一个少数民族。
    
    比如20世纪50年代广西民族识别,乐尧山区陇人,本来的情况是“部分群众认为是汉族,个别群众也有说是瑶族,一般都自称是陇人”这种情况下,划分成汉族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结果当时政府工作人员“认为陇人生活苦,又居住在山区”,就把他们划成了瑶族。
    
    “据1953年7月桂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工作队实地调查的材料云:‘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如参加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大会代表潘德茂说:我去参加开会是以瑶族身份为代表,……其瑶族的根据,我也不懂,以后我做代表回去,也跟着宣传是瑶族。因此,乐尧山群众说自己是瑶族是由此而来的。这次到县参加学习的积极分子也说: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族,政府给我们定什么民族,我们就定什么民族’”[8]
    
    让一些人说出“政府给我们定什么民族,我们就定什么民族”的话来,这真是只有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荒唐到极点的民族政策下才有可能出现的笑话!为了体现政府所谓的民族平等,政策几乎已经到病态可笑的地步。而实际上,这样的政策与其说是民族平等,不如说是人为制造一个国家内人群的隔阂对立分化!
    
    此外还有所谓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和中期,我们党是将民族政策的颁行和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放在同一位置上的。…… 在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同时,我们党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求汉族同志‘凡事都‘求其在我’’,承认在历史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多向少数民族做解释工作。……”
    
    至于刻意制造一些眼前利益上向少数民族偏斜的优惠政策,比如高考加分,计划生育上的优免,这是尽人皆知的,无须多说。
    
    作为对照,我们不妨把被一些人吹嘘成自由民主的西方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政策来做一个对照。
    
    加拿大的威尔.金里卡著《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一书,有许多段落是能够说明西方实行的是什么民族政策的。
    
    西方人也构建所谓民族国家,但他们对本国所构建的民族国家,意思已经不是鼓励国内的少数民族独立建国(而民族国家的本义却恰恰是指少数民族有独立建国的权利),更不是造出一个空洞的国族概念,类似于苏联民族,南斯拉夫民族,中华民族等等,而是彻底歪曲成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那个含义,是毫不含糊的用西方人的主流文化去彻底同化国内的少数民族。
    
    “自由民主国家从以下意义上讲,都曾有过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它们鼓励,有时甚至是强迫生活在国家领土上的公民融入到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共同公共体制中。西方国家曾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取得这种语言和体制的融合:国籍和归化法、教育法、语言法,有关公务人员雇佣、兵役制度和国家传播媒体的政策等等。”[9]
    
    以美国为例,美国行政区域的划分都是刻意保证说英语的人口占据多数:
    
    “美国被认为是‘中立’国家的原型,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的实际政策。历史上政府边界的划定和它们加入联邦的时间都经过了精心安排,以确保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可以在美国联邦的50个州中都占多数,这帮助确立了英语在美国全部领土上的主导地位”[10]
    
    “盎格鲁撒克逊殖民者占据了后来组成美国最初的全部13个州,就象约翰.杰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的那样,‘上帝乐于把这个连成一片的国家赐予一个团结的人民——这个人民是同一祖先的后裔,语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隶属于政府同样原则,风俗习惯非常相似。’杰伊夸大了殖民地人口的族裔文化均一性 ——最为明显的是他忽略了黑人——不过十三个州中没有一个控制在少数民族手中,这是事实”[11]
    
    “若是在19世纪,建立一个比如说纳瓦霍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或是夏威夷土著人的州是完全有可能的。当时这些民族被并入美国,在他们的家乡占人口的多数。然而政府作出了一个审慎的决定,即不将联邦制度用以包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相反,还决定,直到少数民族在数量上不占多数,这一领土才会被接受未联邦的一个州。在一些案例中,政府通过划分边界的方式使印第安部落和西班牙裔群体在数量上变为少数(如在佛罗里达)。还有一些案例是拖延建州的时间,直至盎格鲁撒克逊人涌入该地区,并超过了原住居民(如夏威夷,西南各州)。结果是50个州没有一个象在魁北克保证魁北克人的自治那样来保证实行少数民族自治。
    
    “总之,美国式的领土联邦制远非为了包容少数民族,而是使事态恶化,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设计美国联邦制度的人根本对包容少数民族毫无兴趣”[12]
    
    美国的邻居加拿大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19世紀加拿大总理麦克唐纳爵士在谈及混血人时曾说到,‘这些原始地半开化人……必须用强有力地手段加以压制,直到他们被涌入地移民淹没’”[13]
    
    把前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民族政策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民族政策产生的效果对比一下,究竟哪个的效果更好呢?
    
    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说,确实后者的效果更好!
    
    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体现和标榜的所谓的民族平等(其实根本不是平等),千方百计的打压主体民族,给予少数民族种种自治的权利,种种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优惠,甚至让主体民族自虐来千方百计委屈恭顺到极点的讨好少数民族,结果是陷入民族分裂的泥沼中苦苦挣扎,难以自拔。苏联解体了,南斯拉夫分裂,就算原本也属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现在也因为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弄的焦头烂额,苦不堪言。
    
    而看看美国这样从建国一开始就建立在用西方白人文化强迫同化其他民族基础之上的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民族矛盾,更不存在民族分裂势力,就算是闹矛盾最厉害的黑人,他们所希望的也不过是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而不是独立建国。
    
    难怪西方的学者可以得意洋洋的嘲笑前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并未在任何地方消除种族紧张,只是通过武力将其冻结并同时加强了这种紧张”[14]
    
    “按照通行的文化学派标准,美国和瑞士这两个联邦合众国的人口庞杂程度绝不亚于南斯拉夫,但却并未陷入内战的泥沼”[15]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实践已经说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实行的民族政策确实相对来说更为合理,更有助于消除民族分裂势力,化解民族之间的对立与矛盾,那就说明他们所实行的民族政策中的内容确实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然,这种学习,也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照搬,而是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且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来进行。
    
    所谓糟粕,美国从建国一开始所推行的同化融合政策,就带有相当的暴力强迫成分,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色彩,这些必须是坚决摈弃的。而且其同化本身也确实是造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落停滞乃至消亡,这点也是必须反对的。
    
    至于精华么,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尽量发扬多数民族的文化,尽量提倡少数民族融合到主体民族中来,这点确实应该好好学习。
    
    更具体的说,中国应该实现这样的民族政策。
    
    首先彻底取消把民族部族化的短视政策,也即彻底取消把民族血统化、行政化、眼前利益化的政策。
    
    凡是政府下发要求人民填写的表格,一律取消民族一栏。民族身份完全由每个人的自愿认同来决定,也即每个人宣称自己是什么民族,并且他所宣称归属的那个民族其他人也认可认同他的归属,那么他就是什么民族。
    
    承接上面这一点,既然政府的表格取消民族一栏,那么根据民族身份来决定一些所谓的优惠政策比如高考加分之类的也自然取消,那些优惠政策其实是对少数民族变相的歧视。
    
    其次在行政上取消民族自治区,在教育上,汉语教育应该推广到所有地区,凡是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任何民族的人都应该接受汉语教育,但允许少数民族的人在自愿基础上另外选修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在文化上,国家的立场不应该是绝对平均主义。通过弱化主体民族文化的方式来体现民族平等,实际上导致的结果是全面西化,是国家范围内所有民族的文化都逐渐被西方同化。应该在增强主体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境内所有民族的文化。首先一点是做好倡导汉族文化的工作,倡导和强迫的关系一定要区分清楚。所谓倡导汉文化,是指国家应该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光明正大用国家的力量,用国家的资金对汉文化进行宣传推广发扬。比如用国家的资金建设汉族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汉文化的研究机构,倡导汉文化中一些优良传统和习俗。这样才能真正和强势的西方文化抗衡,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此外对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宣传推广,这在中国过去也做过,现在的中国反而不怎么做了!比如用拍摄电影或动画片的方式把少数民族的一些神话传说,少数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的艺术,以及少数民族的经典文学反映出来,使少数民族的文化也能被全国范围内的人所接触了解。
    
    上面几点中,在少数民族也尽量推广汉语的教育,可能会引起一些不理解。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少数民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消亡。我的看法是语言文字固然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也并非是全部表现。在国家范围内,一种语言一种文字的通行使用就已经足够了。少数民族保留和发扬自己的文化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民族艺术,民族服装,民族的传统习俗。语言文字是交流的工具,如果少数民族不能熟练掌握这个国家最通行的语言文字,无异于使他们在竞争的起点上就落后于国家的大多数公民,必然导致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经济上发展的落后,而经济的落后最后还是会反映在文化的落后上。
    
    因此为了少数民族人民自己的经济利益发展利益考虑,让他们国家大多数人一样接受汉语教育也使应该的。
    
    不要过度夸大少数民族的民族情绪,在中国历史上,即便汉族并非统治地位的民族,少数民族也往往逐渐放弃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改用汉字汉语,比如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至于后来满清统治,对汉人极尽残酷压迫之能事,但他们自己也逐渐放弃满语的使用,也能够说明问题。
    
    那种把使用民族语言,民族文字的神圣化,宗教化的观点,本身就是部族主义的表现,真正文族主义的观点应该是从实现世界范围内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去考虑!世界上的拼音文字已经有这么多种,再增加一种有什么意义?
    
    我们不是为民族而民族,那样的民族主义不过是黑帮民族主义而已,应该以促进世界范围内文化多样性为最高标准,在中国范围内,让所有人熟练掌握汉语,增加中国的凝聚力,向心力,这在目前西方文化占据绝对强势的情况下,对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而言,是最大利益所在,这点是必须想通的。
    
    让一些小的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最终从中国独立出去,对他们自己发展民族文化也没有任何好处。这种缺乏强大实力的小国家,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在经济上成为西方的附庸,在文化上也必然成为西方的附庸,最终的结果就是彻底被西方同化。相反如果在中国领土内,通过与汉文化的结合,其民族文化反而可以保留和发扬的更多。
    
    这就是我的观点,绝不能迂腐的实行文化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前社会主义国家四分五裂,乃至陷入内战的惨烈恶果已经是前车之鉴了。
    
    这些政策目标不是构建什么民族国家,而是建立以汉文化为主体,多种民族文化并存互补的局面,这样才能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取消民族自治区,实现真正民族平等

民族问题在中国本来并不严重、不是主要矛盾,是中国的民族政策凸显了民族问题,结果逆转了当政者的原意,反而扩大了民族隔阂,加剧了民族对立,这是这次新疆暴乱事件的乱因之一,也是去年西藏暴乱的乱因背景,将之全推给境外各种势力,是为自已推脱责任的做法,境外势力其实只是诱因之一。中国高层决策者必须检讨六十年来包括设立民族自治区、安排少数民族花瓶官员、在教育、计划生育等等领域对少数民族特殊优惠等等在内的民族政策,从根本上调整民族关系。

新疆暴乱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不仅两名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周永康)、一名政治局委员(王乐泉)、一名国务委员(孟建柱)全力指挥处理这一中共建国以来罕见的严重民族冲突,总书记胡锦涛也从意大利提前回国处理危机。政治观察者何频,日前在洛杉矶与一些关心中国问题的人士讨论了乌鲁木齐“7·5”暴动事件,分析了这一事件的根源和处理之道,希望当局治标更要治本,要釜底抽薪,而不要抱薪救火。

从来将中国的社会矛盾、动乱和少数民族问题作为观注要点,最近仅仅一年之內,就出版了《中国反恐大布兵》、《西藏之乱》、《2009中国本命年》、《中国民变》、《胡温难关》、《十面埋伏中南海》等一批专著,《新疆之乱》一书早完成了大部分内容,目前正在编校之中,即将出版。

与其它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本来并不严重突出,原因在於,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实力相差十分悬殊,中国的少数民族基本上不可能撼动共产党的一统天下。然而,中国的民族问题多年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非但没有像当局一再歌唱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民族一条心”,近年来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纠纷愈演愈烈,此起彼伏。个中缘由,固然有境外各种势力千方百计影响国内,但最根本的原因,应该归咎于中国执政者历史长远的、错误的民族政策,以及在这一民族政策下,培植起来的一批可能听话、享有特权却无能的民族官员。西藏、新疆的暴乱事件是一个最鲜明的标志,标志着这一民族政策的失败。

中共为凸显所谓“民族团结”,在各种官方正式场合,从中共党代会、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到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都要刻意安排一些人穿戴民族服装——许多少数民族人士说,他们一年也就穿这么一两次;明明少数民族人口如此之少,却成立五个疆域如此辽阔的“自治区”,各机关也特别突出“花瓶”般的少数民族领导人;建立以族裔、血统为入学资格的各种民族大学、民族学院;在教育、计划生育方面,制定种种照顾少数民族的优惠条款……这些实际上制造了或拉大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引起了双方的不满。中国有56个民族,而美国的族裔更多,几百个,能特殊照顾得过来吗?实际上,中国当前的政策,照顾的不是少数民族的民众,而是一批人士的特殊利益、腐败行径,给弄虚作假提供了机会。

现在民族之间的对立和骚乱不仅发生在新疆、西藏这些地区,在全国各地凡有多种民族存在的地方到处开花。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这一严峻现实,唯利是图、自身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宁愿漠视中国严重的社会冲突和中国当权者的执政缺失。可以断定,如果不及时从根本上进行政治调整,今后类似事件还会在不同程度上重演,如果形成各地呼应,麻烦就大了。“光依靠资本家的钞票和马屁文章是救不了中国的”。

对待少数民族,治本之策,是尊重其独有的宗教、文化,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而在公民基本权利上,则应该做到与汉族平等。何频说,应该取消有名无实、反而贻人口实的“自治区”、民族大学、“花瓶”领导人和特殊政策,可以考虑建立民族文化保护特区。

自治,民族自治,只是存在于共产主义国家

在共产主义国家,由于其集权性质,为了表现其对于少数民族的尊重,和有效的治理,提出民族自治的概念。实质上,都是虚假的,一切实质上的权利必须集中在共产党的手中。少数民族干部,也必须是由共产党培养,首先效忠于共产集团的。比如,达赖提出的自治,完全没有超越中国宪法的范围。但达赖不是自己人,要把老共的假戏真唱。于是老共就歪曲抹黑达赖,非说他是‘分离’。

在民主国家没有必要用什么‘民族自治’的概念。因为地方自治原本就是这些国家的基本制度。如果一些同民族的居民住在一起,通过地方自治,就是民族自治了。像加拿大的魁北克,美国的原住民保留地,还有那个不食现代烟火的德国后裔 Amish 村,就是完全的民族自治。他们自己决定他们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

漢人居多,蒙族面臨印地安化

民族國家和種族分離席捲後冷戰的世界之際,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正在新聞封閉下騷動不安。儘管北京的中央政府仍然以鐵腕控制著大局,少數民族的分離運動,正在獲得更多的空間和條件。

九十年代繼新疆穆斯林之後,內蒙古的民族緊張逐漸升溫,引起國內外的關注。西元十三實世紀,成吉思汗蒙古部落振興時,傳說他一度想把中原辟爲牧場,將漢人遊牧化。後經策士力諫漢人務農可以納稅,才打消此念。但從此而後,從黑龍江到阿爾泰山之間的大片土地,卻吸引了半數的蒙古人定居,與漢族人處於共生狀態。是爲內蒙古,而那些繼續保持遊牧習性者,散居於今日的外蒙。

面積相當於德、法兩國總和的內蒙,迄今已爲漢人所牢牢控制。但蒙古人保持著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習慣,尚不能被完全同化。隨著外蒙結束共產黨當權,內蒙的蒙古人與漢人間傳統的不信任正在滋長,越來越多的開始尋求政治、文化的自我認同,北京的開放政策使他們有機會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繫,甚至組織地下運動,要求民主和更多的自治。

內蒙的地下運動類似八十年代初期的立陶宛。他們秘密結社,進行獨立的政治活動,並且公開地呼籲“復興蒙古文化”。歷史學家要求修訂由漢人寫的蒙古史。一位元地下獨立運動人士對“紐約時報”記者稱,如果我們再不復興蒙古文化,我們將落得美國印第安人那樣的命運——被保留、被同化、甚至被滅絕。

一些蒙古分離主義者,最近流亡到外蒙首都烏蘭巴托,並以此爲基地尋求內蒙獨立。一位地下運動負責人烏合哈達表示,他們正在建立有組織的反對運動。現在他的組織已有兩千多人參加,一半的成員在內蒙境內生活。這個新成立的團體叫做“內蒙復興運動總協調委員會”。中共當局已經禁止該委員會在內蒙活動。烏合哈達擔心,北京會通過外交壓力,壓迫烏蘭巴托禁止該委員會在外蒙的活動。

外蒙古作爲獨立國家,一九九零年在蘇東波的衝擊下,放棄一黨專政開放選舉,迄今已進行了兩次大烏拉爾(議會之意)選舉,前共產黨蛻變的政黨,繼續執政。這一事實對內蒙造成文化上的衝擊,因爲傳統的蒙古宗教和文化在內蒙復活,內蒙可以清楚地吸收外蒙的無線廣播,內外蒙邊境的軍事緊張解除後,兩邊的蒙古人貿易大增,來往頻繁。民族主義苗頭也迅速滋長。

內蒙自治區到目前爲止,尚未象西藏和新疆那樣,引起北京的劇烈頭痛。在西藏,在北京高壓的統治下,迫使西藏人不斷反抗,在北京高壓的統治下;在新疆,一九九零年發生過一起未遂的武裝起義。但內蒙正在趨向與新疆和西藏同步。蒙族人民開始反對漢人的移民和同化,要求自治和經濟的特殊化,對北京鎮壓獨立聲音感到憤怒。

在烏蘭巴托流亡的另一蒙獨分子岑賴表示:“內蒙經濟完全依賴漢人的殖民政策。我們現在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少數民族,漢人大量移入,使蒙古人比什麽時候都窮”。

但中共官方宣稱內蒙的生活條件相當不錯。內蒙的蒙古人民享受少數民族的優惠待遇,收入增幅很高,特別是醫療衛生條件大爲改善。但是中共官方也承認與近年來中國大陸漢人的生活迅速改善比較,蒙古族人還是差了一大截。

同西藏新疆一樣,蒙古人最不滿的是漢人大批移居內蒙自治區。漢人在清朝初才開始移民內蒙古。到一九四九年中共上臺時,內蒙的漢、蒙人口比例已達五比一。到一九九零年最新統計內蒙人口共有兩千一百五十萬,其中蒙古人口只有三百四十萬,不到七分之一。漢蒙人口比例爲六點四比一。儘管北京宣稱對少數民族實行開放政策,不要求少數民族生育節制,但中共官方承認內蒙的漢人還是增加得比蒙族迅速。

近年來國際社會周期性地持續有內蒙古發生大規模反抗運動的報導,但是中共當局甚少批准外國記者進入內蒙採訪。詳情外人無從得知。

北京官方多次否認有關內蒙動亂的報導,斥爲謊言,但許多前往內蒙公幹的外國人,都承認那裏的不滿和民族情緒在加溫當中。異見分子努力尋求與西方的聯繫,將內蒙的人權狀況報導於外界。亞洲觀察的研究員蒙洛指出,“內蒙古的持不同政見者往往被當局秘密鎮壓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處境,但最近的一兩年內蒙正在與國際社會建立特別的資訊管道,所以有一些鎮壓爲外間獲悉”。亞洲觀察在過去十二個月裏,報導了兩起內蒙的動亂與鎮壓的消息。這些消息又被西方電臺傳回內蒙,使本來孤立的事件,被許多人知道。也使得分離主義者受到鼓勵,繼續他們的活動。在中國大陸,持不同政見者都會遭遇失去人身自由的危險。已經確知至少有十七名內蒙人因政治行動而被關進監獄。相信實際的數位會更多。

許多分離主義者希望內蒙最終與外蒙合併,建立一個大蒙古共和國。但他們承認達到此目的幾乎不可能。因爲內蒙境內的大多數是漢人,他們對此不能接受。一些激進的分離者甚至提出驅逐內蒙的漢人,或讓他們自行遷入別的省。

對內蒙的異見人士而言,現下首先和最迫切的,是言論自由和新聞開放。流亡到烏蘭巴托的一個內蒙地下文化復興組織負責人圖曼說:“內蒙需要真正的自治,而非現有的自治。

藏族作家唯色一直关注新疆事件

她表示,官方媒体对这次对新疆骚乱的报道确实同以往有所区别。

藏族作家唯色曾经力图打破官方的新闻封锁,在去年拉萨事件发生后,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事件的最新进展,最后博客被封。唯色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此次新疆事件后官方采取了有效的手段掌控海内外的舆论,但普通百姓不了解这次新疆事件的内情,包括事件的导火索,也就是广东旭日玩具厂发生的冲突,多数人并不知道内幕,而事后官方为封锁消息付出了代价。

唯色认为,由于中国目前仍然不允许真正的独立媒体存在,外国记者的采访报道又受到限制,不论中国媒体的报道是否准确和客观,都会遭到外界的质疑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diaochabaodao/m0715invest-07152009132951.html

新疆事件是政府错误民族政策所致

应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之邀,「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在纽约法拉盛的讨论会上,分析了新疆暴力事件的原因。表面看是中共政府压制了当地人为韶关问题请愿的和平游行,激化了矛盾。而此前维族人与汉族人就有长期的矛盾。中共的政策似乎在优待维族人,考大学加分,提拔干部有比例。为什么维族人却仇视汉人?胡平阐述了个中缘由。

胡平说:“共产党给少数民族的好处不是白给的。它为什么要给呢?就是要剥夺少数民族自己的一些权利。它知道在这些问题上大大的伤害了少数民族。作为一种补偿,避免少数民族有反弹,所以另一方面给点小恩小惠。胡平还说,在西方的报道中,谈到新疆和西藏的问题都会提到当地有多少汉人,中国人往往不会注意这个问题,对少数民族的问题很无知。新疆原来维族人占70%多,现在占40%,乌鲁木齐原来的汉人只有5%,现在达到70-80%。中共从五十年代支边的强制移民政策,到如今大量的汉人涌入新疆,从打工的到高端的职位把维族人都排挤掉了。“我们中国人到美国来, 还觉得有点不自在,那是自己选的。你还有家,在中国,什么时候想回去就回去了。可是维族人藏族人什么感觉呢?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园成了少数民族了。这不是荒唐吗?我们在我们的家园倒成了外乡人了。满眼看去的招牌写的都是我们不认识的字。”

胡平还说,暴力冲突之后,维族人往南疆跑,汉人也离开自己住的地方,形成了自然的分开。目前有些人以为去的汉人太少,再多去当地人就不敢怎么样了,这种做法恰恰把药用反了,只会激化矛盾。他认为解决民族矛盾的关键是真正的民族自治。“在中国,新疆也好西藏也好,真正要实现民族自治,其中就包含著让当地的少数民族能够控制他们的事情,能够保持在他们那个地方的主体感。”

中国的民族问题---同化是手段

(注:此类文章不代表本博客之立场,只是转贴那些汉人极端民族主义者们的小脚动作以及意淫,让世人有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一直被两个问题困扰,一是国家统一的问题;二是国家分裂的问题。统一的问题在香港、澳门回归之后,主要是指台湾回归的问题(有人提出外蒙问题,可能不怎么现实);分裂的问题实质上是反分裂的问题,也就是反对藏独、反对疆独、反对蒙独,其实质是民族问题。

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历朝历代的老问题,但晚清以来,伴随着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命运,民族问题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分裂国家的问题,外蒙独立,满洲建国,西藏自治,新疆自治等等,都是帝国主义操纵下,利用民族矛盾,肢解中国的行为。处理好民族问题,分裂问题也就不复存在。而处理好民族问题,就要根据我们民族特点、国家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现状,探讨解决方案。

一、民族特点与对策

就民族居住结构而言,相对于所有的大国,我们国家主要是以汉族为主,各民族小聚居,大杂居。也就是说,无论哪个民族聚居的地方,都存在多民族杂居;无论哪个民族杂居的地区,多数以汉族为主。而就文化特征而言,各民族、各地方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或者方言,各民族、各地方均保留着自己的民族习惯或者风俗习惯,但汉语和汉文化居于统治地位,这不只是因为他是官方语言,更是因为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体系性、包容性、进步性、深度、广度都大大超过其他民族的文化,因此,即使有满清长达数百年的统治,满文化也无法取代汉文化,反而被汉文化同化。

针对这一特点,我们首先应该坚信,利用民族问题分裂国家是不可能的,无论是西藏还是新疆或者内蒙,就是让当地的各个民族投票表决,赞成成立藏族政权、维吾尔政权或者蒙古族政权都是不可能的,试问新疆的汉族人、回族人、蒙古族人、哈萨克斯坦人等等等等,会愿意在一个维吾尔政权下吗?更何况,现在我们是一个繁荣稳定的大国,人心思定,外部势力也不敢像清末民初那样嚣张,那个时候没有独立出去,现在还有可能吗?

事实上,长期以来以汉族为核心的建国体制对各个民族都不见的是一件坏事。在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之下,没有各个民族的小国林立,保证了民族关系的相对稳定,避免了很多的民族战争和杀戮,使我们国家丰富的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尽管这期间可能也出现过汉族以大欺小的状况,但整个历史上汉族统治的时候还是以怀柔政策使各民族得以和睦相处,民族矛盾限制在了可控的范围。因此,统一的中央集权下,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尊重民族差异,倡导各民族共荣共生,充分体现国家是各个民族的国家,提高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另一方面还要保持强势的姿态和权威,严厉镇压民族仇杀、民族分裂,确保各个民族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土地上自由地居住、贸易、通婚等等,禁绝妨害这些自由的破坏。只要强化一个个民族杂居融合的事实,让大多数人们体会到民族融合、和睦的好处,分裂祖国就再也没有了空间。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既然民族矛盾是因为民族差异造成的,我们的执政方略上应该尽量淡化民族的概念,加强民族融合,具体地:首先,取消民族身份的概念,任何的档案、表格,事关工作履历、出身等,不再设“民族”一栏。淡化一种差异性,强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其次,一切民族优惠政策改为地区优惠政策,诸如高考、招工、援建、计划生育等等,都不再以民族为基础,而是要以地区为基础,体现是中央对地方的政策,而不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专门针对少数民族设立政策,可能会强化一种民族意识,强化一种少数民族的劣势心理,觉得自己一直没有被公平对待,缺乏独立自主,在大汉族的压迫和恩赐之下生存,加剧民族矛盾。淡化民族差异之后,地区意识代替民族意识,地方观念代替民族观念,民族习俗融合为地方风俗,强化一种对中央的认同,进而强化对国家的认同。第三就是文化教育,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比较落后的特点,大力援建教育,加快文化融合。

http://bbs.koubei.com/thread_110_4339_1.html

二、外部势力的干预及外交对策

民族问题的解决功夫在内政,而非外交。但当今这个社会是一个开放程度很高的社会,民族的问题不可避免的变成国际事务。当前我们面临最大的困惑是如何对待达赖在海外的挑逗以及东突厥势力海外的影响,而且前者是最重要的外交问题,因为后者被定义为恐怖组织之后,别人想明目张胆地支持还不是很容易。

无论从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或是扩张的野心上来看,最希望西藏独立国家可能是印度了。但那些对别国领土怀有野心的大帝国,不论是土耳其帝国、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元帝国,还是德国与小日本,最终没有一个逃脱覆灭命运的。印度坚持下去的下场不可能好到哪里去,更不用说是在这样一个反对劫掠的国际社会大背景下试图侵占日益强大的中国领土了。所以,让他打他的如意算盘去吧,我们坚持“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发展自己。鼓励印度去扩张吧,等它四面楚歌的时候,一举收拾了它,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至于法、英、德、美之流,一方面明确告诉他们西藏独立那是不可能的,任何压力都不能改变中国不择手段地阻止西藏独立,他们所主张的什么人权民族自决[1],在中国国家统一的大义面前都无足轻重;另一方面就是忽悠他们,争取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国家强大了,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再有就是,外交上的被动是因为我们缺乏系统的应对方案,比如西藏问题:首先,我们没有必要遮遮掩掩,让西方记者去报到去好了,打砸抢杀是事实,还怕他去报到吗?其次,对于西方不实报道,我们应组织力量反驳,对于西方故意歪曲事实,栽赃陷害的报道,我们要用西方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西方世界通过司法诉讼来正本清源。第三,对于西藏的历史与现状,我们缺乏足够的宣传,这使得全世界不会因为达赖的一面之词而枉顾是非。第四,就是不要在意外国的看法,要用坚决的手段对付暴乱,那些所谓的人权人士去说吧,说多了,没有新意了,大家也就不听了。第五,我们要大度地听取别人的批评,如果别人能提出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又何妨遵照执行呢?说得不对,一笑置之就可以了,国家关系上,哪里有什么对错呢?何必为对错而愤怒呢?

其实,对于法国也好,英国也好,他们会见达赖什么的,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他说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大家各行其是,习以为常,也就好了。我们要有充足的自信,中国不是晚清的时候了,西方国家可能还转不过来弯,我们自己不能转不过来这个弯。

相信这一点:相对于印度、俄罗斯等,我们的民族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汉族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文化发达。尝试分裂的维吾尔族、藏族都在边陲活动,在那里闹,影响有限;想到内地来,长相什么很容易辨认,想搞破坏都不容易。因此,让他闹去吧,国家太安宁了,人们会失去斗志。

[1] 事实上,我们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要比他们文明得多。他们靠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贩卖黑农和鸦片,屠杀土著民,为了获得黄金和土地,他们几乎杀光了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大洋洲的毛利人。可以说,怎本主义是通过血腥的劫掠起家的。

http://bbs.koubei.com/thread_110_4340_1.html

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

20世纪末,随着冷战基本结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与上个世纪分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两次民族主义浪潮不同的是,民族分裂主义是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主要特征。

与“新独”、“藏独”相类似的还有主张大蒙古主义的蒙独势力,将内蒙、外蒙和前苏联境内的布里亚特蒙古合并成一块独立的政治版图。尽管这些民族势力所在地区、民族不同,但其分裂思潮和目标完全一致,都是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在现代国际环境下制造出来的,是国际反华势力与国内民族分裂势力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此次民族主义浪潮具有浓厚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色彩和狂热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发了族际间有各种纷争,甚至出现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以及反目成仇的激烈内战。

由于达赖受到西方关注,本来分散的海外疆独势力,近年来已有整合趋势,且受达赖的指导,目前疆独、藏独及蒙独等已有联合会议,近期联繫,这也是近一、二年疆独动乱事件特别多的原因。

中蒙首次联合军演“水到渠成”(转)

中国和蒙古作为拥有几千公里共同边境线的邻国,首次进行联合军演的意义非同小可。
  维和安保是演练重点

  6月28日,中蒙“维和使命-2009”联合训练在北京地区某训练场举行了开训仪式。据新华社报道,这是中蒙两军举行的首次联合训练,也是中国军队首次与外军举行以维和为主的联合训练。按照计划,本次联合训练分为理论研讨、共同训练、综合演练3个阶段,演习持续5天,于7月3日结束。

  此次演习是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的,双方就联合国框架下维和分队担负的任务进行了研讨,并混编1个维和任务连,共同组织单科目训练和联合指挥所演练。演习的主要内容是以执行维和使命为背景,演练物资运输与警戒防卫任务。

  据了解,中蒙双方此次分别派出46人和45人参训,中方参训分队主要由北京军区某集团军所属部队组成。开训仪式后,中蒙双方还集中展示了各自的参训装备。

  蒙美军演规模更大

  虽然中蒙是首次开展联合演习训练,但作为内陆国家的蒙古,在对外军事交流方面并不闭塞。上世纪90年代以后,蒙古坚持不结盟外交政策,在军事外交方面则坚持“多支点战略”,以及与中俄两大邻国均衡发展关系的指导思想。此外,还强调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日、印及欧洲诸国建立军事合作,将区外军事强国视为“第三邻国”,通过与“第三邻国”发展军事关系,达到制衡中俄两大邻国、提升自身地位的目的。

  从1996年起,蒙美两国每年均举行代号“平衡魔术”的联合民防救灾演习。1996年的演习是蒙古脱离苏联阵营后首次与外军进行的联合演习,参演人数仅几十人。随着与外军交流的深入,蒙古军队的身影在演习场上愈发频繁地出现。2000年,蒙古第一次派员参加美国主导的代号“集中-2000”的维和军事演习;同年,又派员参加“中亚维和营”演习。

  2001年以来,蒙军开始应邀派观察员或分队参加“金色眼镜蛇”演习,这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联合演习。2003年开始,蒙美又开始举行代号“可汗探索”的年度例行联合军事演习,该演习突破了以往蒙美联合演习的民防与救援性质,且规模不断扩大。到2007年时,“可汗探索”演习的规模已经达到了近千人(其中蒙古军队600余人)。

  从蒙古与美国及其盟国联合军演的不断升级,不难看出该国通过与“第三邻国”开展军事外交,以巩固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的战略构想。

  中蒙互动是水到渠成

  要分析中蒙联合演习的意义,必然要从中蒙关系说起。作为中国曾经的领土,中蒙关系极其复杂。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蒙古在苏联军事战略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根据1966年签订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除了苏联派遣3个摩步师、2个坦克师和2个空军师进入蒙古外,蒙军还将指挥权完全交由苏军掌握,其军事装备也全部由苏军无偿提供,苏蒙两军每年均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演习,两军完全实现了一体化,中国称蒙古为苏联的卫星国。

  当时的很多预测显示,一旦发生中苏战争,苏军装甲部队就会沿着历史上游牧民族多次入侵中原的路线长驱直入。所以,很多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国防工程,都和苏军进驻蒙古有关。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驻蒙苏(俄)军全部撤出蒙古,蒙古的对外军事交往也发生了彻底变化,越来越追求“独立”。如前所述,出于对中俄的防范,蒙古将重心放在了中俄以外的国家。但基于地缘政治因素,蒙古若长期冷淡中俄,同样会对其自身的发展不利。所以,蒙古积极调整与中俄两国的关系。

  2008年11月1日,蒙古与俄罗斯在蒙古境内进行了为期30天的维和军事演习,这是苏联解体后蒙俄首次举行联合军演。近年来,中蒙的经济关系日趋紧密,两国在军事合作、军事互信上取得进展也是水到渠成。此次中蒙联合训练,其实正是这种调整的表现。

http://www.qnck.net.cn/content/2009-07/04/content_2741655.htm

“中国”边疆6区维稳不容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表示,维护中国边疆稳定的6个重点地区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内蒙、南海的安全角势不容忽视,局部恐有冲突激化的危险,其中新疆地区对中国的稳定最重要。

  香港「文汇报」引述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建英说,中国陆疆面积佔国土总面积的60%,另有广阔的海疆。边疆人口稀少,经济基础薄弱,且与境外相连,民族众多、宗教问题复杂,并各有特点。

  据许建英分析,中国东北地区主要问题包括涉外安全,延边与俄罗斯、北韩接壤;历史遗留,如高句丽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历史文化遗产是个挑战。

  内蒙:总体情况较好,虽有零星「蒙独」势力,但不成气候。

  西藏:达赖喇嘛将西藏问题国际化,处理好西藏问题需要内部加强建设,促进民生工作,对外做好宣传和友好交往,扩大发言权,消除有关国家对藏独的庇护。

  云南:近年来贩毒问题缓和,但依然存在。需要加快发展,加强与东南亚邻国的共同发展、文化交流以及水资源共享。

  南海:南海形势非常严峻,必须在确保国家领土安全、不受侵害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南海的共同开发,否则会引起争端甚至冲突,还要警惕不被某些大国势力利用、介入。

  新疆:新疆面积160万平方公里,文化上是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交汇之地,文化差异很大。除反分裂、反恐问题外,还要重视缉毒。

http://dailynews.sina.com/gb/chn/chnoverseamedia/chinesedaily/20090711/0009464037.html

中共错误的民族政策搞得民族自治区域非常贫困

2009年3月19日 香港中通社特约记者庄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出现在内蒙古,以“赴内蒙古中央代表团团长”身份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而在二00五年,率团庆祝西藏成立四十周年与新疆成立五十周年的中共高层分别是贾庆林和罗干。

一九四七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两年,内蒙古即成立省一级自治地区,此后被官方认定为实践中共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典范”,如今则成为中国第一个迈进六十年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

自七月末以来,中国各官方媒体均以“内蒙古辉煌六十年”为题,掀起一波宣传内蒙古的舆论攻势;此间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此举旨在借内蒙古这一民族政策“样本”,彰显其应对民族问题的政治智慧。

作为民族自治地区,分裂主义在内蒙古未成气候。尽管流亡海外的“蒙独”势力屡屡透过互联网指责中共同化“马背民族”蒙古族,破坏蒙古族传统文化,但内蒙古并未出现类似藏独、疆独的重大威胁,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也鲜有耳闻。

中共应对民族问题可谓有两大“法宝”,这在内蒙古表现突出。其一是“民族区域自治”,该制度的一大特点是规定各民族自治地区在中国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之下,拥有半个”立法权“,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民族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以此享有更大自主权利和政策空间。

在内蒙古,即便人口只有几万人的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拥有半个“立法权”,可自行制定涉及民族教育、生态保护的单行条例。这种一视同仁的“小民族、大政策”策略既维护了内蒙古各民族团结、也给中国国家形象加分不少。

一九七八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时任“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曾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此后,大力扶持民族自治地区发展经济成为中共民族政策另一“法宝”,内蒙古经济现状对此体现尤为明显。

自二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煤电油运”的日趋紧张,号称“遍地煤”的内蒙古经济总量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排名在五、六年间从第二十四位升至第十七位,人均GDP在二00六年排名第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对媒体也不讳言,今年内蒙古经济总量将会超过广西,排名第十六位,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内蒙古有“血缘关系”的邻国?蒙古国经济发展落后,至今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现在内蒙古已有企业进入蒙古国开采煤田和铁矿,很多蒙古国青年则纷纷奔赴内蒙古留学。

经济高速发展让“蒙独”势力在内蒙古几乎没有市场,也让内蒙古成为秉持“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中共眼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样本”,虽然在海外流亡的异议人士屡屡指责中共在发展经济之际破坏了当地自然环境,损害了其文化传统,但相信未来中共民族政策仍会遵循“发展”主线,以民族地区经济总量的增长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应对与化解外界对其民族政策的各种指摘。

中共是民族动乱的根源

中共民族自治是导致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早在中共建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就已经提出鼓动中华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暴动,并且中共按照不科学的民族观,建立了许多所谓的新民族,如信仰伊斯兰教的汉人成为回族,而帮助中共打天下的广西苗裔成为壮族等等。
中共的民族政策:49年前支持“民族自决”,49年后反对“民族分裂” 中共的民族政策是说一套做一套,内外不一。
郭泉先生在他的有关中共民族问题的文章里面就说明了中共民族政策存在的问题。
郭泉:民主先声183:中共的民族政策:49年前支持“民族自决”,49年后反对“民族分裂”

本人15年前在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期间潜心研究民族和民俗问题多年,特别对中共民族政策颇有心得,后攻读哲学博士和文学博士后,无暇继续研究民族和民俗问题,现将部分“中共民族政策”研究成果公布,供大家批评研究查阅引用。

1921年,中共为了能有效地颠覆中华民国、夺取政权,在中共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让各民族从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中独立出去的“民族自决”政策。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这个宣言里就明确的说: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加入苏联。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两个宣言。在这两个文献中,中国共产党明确表达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即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宣言中说: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

1925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赞成外蒙古独立,赞成苏联派军队驻扎在外蒙古。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个大会的宣言里有一句话:“我们只有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离权,也就是承认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并自成一国,那么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从我上面列举的中共党史材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的民族政策是:民族自决。我们在来看看,在这一政策下,中共是如何具体运用的。

1928年以后,共产国际要求原来被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台湾共产党转变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45号一家照像馆的楼上为台湾共产党拟定了一个纲领叫“三大主张”:台湾民族、台湾革命、台湾独立。这是台独的第一份政党文件。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天政府秘书长邓小平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此“宪法”1934年正式颁布)。

中共的这一宪法的第十四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

中共被迫长征之后,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多民族聚集的贵州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各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3月,在川陕苏区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中共一路上鼓励各族人民实现独立自治和建立自己的政权。

在这种“民族自决”政策的指引下,红四方面军在藏族聚集区建立了两个藏族政权。

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
1936年5月5日,波巴人民共和国(藏语译音,意“藏族”)在甘孜县宣告成立。

我收集到了红四方面军在1936年5月5日关于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发表的宣言:

“我们就向全世界全中国宣布:波巴(藏族)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领土应当永远归波巴自己管理……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卒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不甘心灭亡的波巴人民,奋起啊! 我们一定要翻身,要恢复我们祖宗所以留给我们的旧山河,要独立自由,要在世界上永远成为独立,自由的人民!”——摘自红四方面军:“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

1945年,毛泽东在他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应该让西藏实行“民族自决”。
1949年,一切发生了变化。

1949年1月8日,美驻印度大使韩德森(Ambassador L.Henderson )致电国务院,要求改变以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立场,积极考虑支持西藏独立,以适应美国在东南亚遏制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他建议,如果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美国就应当准备把西藏作为独立国家对待。

这一情报被共产国际获悉。斯大林认为西藏独立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注:俄国图谋侵略我国西藏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彼得一世时期。当时以“商务往来”为名,刺探军事情报并了解当地物产;然后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然后再运用军事手段,“加以占领”。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俄国对西藏的侵略活动不断变本加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顶峰)。

1949年1月,斯大林秘密派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中国传达斯大林的重要指示。2月1日至3日三天,米高扬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当时担任俄语翻译的是师哲。

2月4日,米高扬用电报向莫斯科汇报了自己向毛泽东转达的斯大林对于中共民族政策的建议:“我已转告毛泽东,我们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要过分大度,如让少数民族独立并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

1949年7月8日,西藏噶厦政府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及其驻西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国民党驻藏机构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二百多人,被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当日的美国合众社电讯:“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

英国通讯社专稿:“英国从来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

这一情况再次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此时他已经断定西藏问题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背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斯大林立即指示中共展开针锋相对的行动。

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逼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

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

1949年10月,中共夺取政权。斯大林立即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商谈“一系列问题”,随后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电报中特别申明:“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

另外,我还特别注意到,此电报还特意落款为“一月二日上午四时”,而同时代的其余电报只落款月日从未落款到“时”,可见,此电报之重要,且毛泽东等人在苏联一夜未眠。

17天后,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指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事实,声明西藏无权擅派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独立”。
此年,距中共一大(1921年)提出“民族自决”政策惟29年矣。

2000年3月22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宗淮大使指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以民族自决为幌子公然鼓吹分裂主权国家的活动应当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和坚决反对”。

是年,离中共一大(1921年)提出“民族自决”政策惟79年矣。

蒙独势力影响北部边疆安全(转)


蒙古政经形势总体稳定。蒙古人民革命党继续保持在国家大呼拉尔(议会)中的稳固地位,该党政府基本实现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扩大投资、整顿金融财政秩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中蒙两国长期友好,近年来双方互信进一步增强,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特别是两国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风沙治理和疫情防治等方面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蒙总理恩赫巴亚尔访华时表示,发展对华睦邻友好与平等互利合作是蒙对外关系的“首要方针”[18]。 目前中国与蒙古之间虽然建立了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但“9·11”事件后,美国通过经济援助、政治和军事合作,对蒙古进行积极渗透,对中国北部安全构成新的威胁。特别是发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蒙独”势力,进入90的威胁。特别是发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蒙独”势力,进入90年代后期日趋活跃。“内蒙古独立”逐渐代替“三蒙合一”成为“蒙独”组织追求的主要目标。由于蒙古国提出“依靠政治、外交、军事等多种手段综合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其新文化战略很容易被我国内极少数主张“三蒙合一”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助长他们图谋分裂祖国的野心,影响着国家安全和内蒙古地区的稳定。

http://blog.cntheory.com/u/qicz/archives/2008/80.html

关于对华关系与蒙独势力

蒙古各界人士都表示,蒙把对华关系放在首要位置,把对华作为对外关系的一个基础。两国没有未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上个世纪较长时期的对立,影响了很多人对中国的认识,因此,对中国的不信任还存在。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发展强大,蒙担心中国的影响过大。大多数人不再相信中国将来还要把蒙古要回去,但是担心被中国控制。许多人都表示,与中国发展紧密关系对蒙有利,也别无选择,但中国的经济影响无处不在,不仅市场依赖中国,而且资源开发可能为中国垄断。因此,蒙古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和资源开发上要尽可能多元化。在政治与安全上,尽量不靠中国,也愿意建立明显的蒙中俄三国机制化的协商,以摆脱中俄控制。
  从各方面的情况看,蒙独势力不成气候,“泛蒙古主义”运动,只在很少的知识分子中存在,大多数人尽管有想法,但缺乏策动大规模势力的可能性。由于我内蒙发展很快,大大好于蒙古,蒙古的吸引力大大下降。现在,蒙古青年到内蒙和中国其他地方学习、就业的人数增加,中国对他们有吸引力。明年,蒙古要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届时,世界各地蒙族人聚集乌兰巴托,一些可能会借机煽动“泛蒙主义”,但估计不会掀起大的政治风浪。

2009年7月15日星期三

中共瓦窑议堡会议号召蒙独、疆独

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瓦窯堡會議).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過)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拿自己的榜样和真诚的口号给蒙古人,回人(指新疆)等被压迫民族看,你们也组织自己的国家呵!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卖国贼,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联合起来打倒这个 ...

清除泛蒙古主义势力,维护北方地区稳定(转)

泛蒙古主义问题是指在内蒙古地区活跃着的一小撮独立分子,宣称蒙古民族是匈奴人(东汉时已经消失)的后裔,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根本的区别,要求将内、外蒙古合并,企图将内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在内、外蒙古建立一个“大蒙古国”。“蒙独”分子于1997年3月非法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党”,企图谋求独立,给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带来严重隐患。

“蒙古”最早见于唐代,是当时蒙古地区诸部落中一个部落的名称。蒙古部落发祥于古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7世纪向西部草原迁移,并分衍出许多部落,散布在从鄂嫩河到贝加尔湖之间的辽阔地带。

13世纪初,蒙古部落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诸部,于1206年被推为大汗,号称成吉思汗,蒙古地区诸部由此逐渐合为一个新的共同体--蒙古汗国。随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先后三次西征,建立了横跨亚欧的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打通了亚欧陆路交通线,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此同时,蒙古人挥师南下,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历经70多年,推翻南宋政权,统一中国,建立了元朝,确立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从蒙古人入主中原,到元朝被推翻,蒙古人统治中国近百年,与汉民族及其它民族的人民共同缔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元朝统治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11年12月,沙皇俄国利用中国内乱,一手策划了外蒙古的独立。在中国近代史上,沙皇俄国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实际上远大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沙皇俄国不仅侵吞了我国近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侵略中国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还造成了外蒙古的事实独立。

事实上,从蒙古民族的历史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来看,包括内、外蒙古人民在内的蒙古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对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蒙独”分子胡言的蒙古民族是匈奴人的后裔,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根本的区别,是站不住脚的,企图将内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政治图谋,必然招至包括内蒙古地区民众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近年来,在我严厉打击之下,“蒙独”势力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但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彻底铲除“蒙独”势力,维护我国北方地区的稳定。

http://study.hhit.edu.cn/subject/CourseWare_Detail.aspx?TeachCourseWareID=6358

蒙古人会成为第二个鲜卑人或者第二个契丹人吗?

蒙古人现在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他们正在面临成为第二个鲜卑人或者第二个契丹人的可能,在短短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的孩子的已经不再讲自己的母语了,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那些不讲自己的母语的蒙古人也还是蒙古人,但这样的情况能维持多久呢?现实已经严峻到了我们必须去改变的程度了,因为我们没有犹太人的那种民族凝聚基础--强大而不可动摇的犹太教,我们也没有藏族和维吾尔族的优势,因为他们是聚居而我们则散居在全国各地。这一切都是导致我们成为第二个鲜卑人或者第二个契丹人的最可怕的不利因素,历史上鲜卑人和契丹人正是因为不具备犹太人那样的强大的宗教和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消失在汉人中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厄运历史重演一般地发生在了我们蒙古人的身上了,我们到底是坐以待毙呢?还是积极探索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出路呢?这是一个所有蒙古人都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因为现实的情况已经不允许我们再这样沉默下去了,沉默下去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消亡,不管现在的蒙古人多么的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也不管现在的蒙古人多么的痛心疾首,如果不做出努力情况只会向越来越不利我们的方向发展。相信当年的鲜卑人和契丹人也肯定曾经面临我们现在同样的处境,但他们终归没能摆脱彻底消亡的命运。一个曾经强大的鲜卑民族就这样消失了;一个曾经强大的契丹民族也这样消失了;一个曾经同样强大的满洲民族也面临着同样的厄运。现在是由我们来回答这一问题的时侯了,那么蒙古人是否会做出另一种回答呢?

汉文化巨大的包容性是让任何一个接近它的种族不寒而栗的,在过去的数千年的蒙汉文化碰撞中我们的祖先成功地抵御了汉文化的巨大诱惑,这一切得益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格格不入,我们的祖先对那种“七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的枯燥生活嗤之以鼻,他们根深蒂固的游牧本性和对牧歌般生活的迷恋使他们成为与汉文化如此接近反之又如此排斥它的唯一成功者。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成功抵御汉文化的武器已经不再有效,因为汉人们已经带着微笑和诚意扑面而来了,他们已经深刻到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妨仔细考察一番,六十年前的内蒙古还是一片荒凉的的自然面貌,解放前的内蒙古人口不超过500万,而现在则是3700万,按照正常的统计在解放初期内蒙古的蒙汉人口比例是1:1,而现在则是8.3:1。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六十年时间里有3200万汉人来到或出生在这里,他们是内蒙古发展的巨大动力,因为他们提供了内蒙古历来匮乏的劳动力,不止这些,他们还带来了农耕技术、教育和医药等等,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才使我们的人口增长率得以提高。因此,他们的到来为我们的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这是他们的到来的积极的一面。反之,他们的到来也给草原带来了灾难,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才使大片的草场被开垦,从而导致草原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汉人们对土地的迷恋使他们对蒙古高原觊觎已久,当年张作霖用枪杆子都没有达到的目的被他的后人们用微笑和热情达到了,孤独的蒙古人重重地栽倒在汉人的微笑和热情里面,他们糊里糊涂地交出了自己的土地和手中的权力,那些千千万万以乞讨者的身份来到这里的汉人们现在俨然成了这里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攫取了这里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这就是汉文化巨大的渗透力,那种吞噬了强大的鲜卑人、契丹人和满洲人的渗透力,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渗透力。现在,我们蒙古人已经进入到了他们的这种渗透力的有效作用范围,因为他们已经将我们层层包围。

蒙古人,我们在劫难逃了吗?

当然不是,我们还有机会,是否在劫难逃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救世主,我们也不能乞求谁来为我们主持正义,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我们必须从认识我们自己并改造我们自己开始,蒙古人是落后的,她的文化是落后的,她的经济是落后的,让我们如此迷恋的游牧生活并没有能够给我们以深厚的文化基础,我们拥有的只是一段辉煌的世界征服史。为此我们必须再造我们的文化和我们自身,在这种再造中我们将获得理性基础上的自信和自豪。一个没有自信的民族是不可能创造自己灿烂的文化的,一个不能创造新东西的种族也必将丧失欣赏旧东西的能力,蒙古人恰恰处在这种不利状态之中。因为没有自信他们即不能创造自己的新文化也不能欣赏汉文化,因为不能创造新东西,他们也正在失去自己的传统。

有些激进的蒙古民族主义者要求进行民族独立,以避免自己被同化的危险,因为他们看到了蒙古民族正以惊人的速度被同化着,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自身的同化与否,与独立没有直接的关系,犹太人曾经数十世纪地各地流浪,他们却没有被同化,这才是一个民族的强大生命力最为具体的体现。因为如果不能创造蒙古民族自身的东西,不能在迅猛发展的世界潮流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即使是独立了也难免被同化的危险,因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已经大势所趋,如果没有确保自身纯洁的精神支柱做为自己区别于他人的标志的话,那么同化过程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迟早的事。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民族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生存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我们可以区别于他人的根本所在,因为如果没有我们区别于他人的引以为自豪的东西的话,我们迟早会忘了自己是谁的。

那么我们如何来发展自己呢?发展自己的什么呢?答案是:发展我们的经济和创造一个我们自己的上帝。

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是我们蒙古民族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物质保证,犹太民族在世界各地流浪数十世纪并最终得以复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一个强大的犹太教是他们不被同化的保证,而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他们可以复国的保证。历史上的犹太人始终掌握着欧洲的经济命脉,他们是欧洲最大的银行家和资本家,曾经显赫一时的德国的犹太人罗斯采尔德家族拥有遍布欧洲各国的最大银行,拿破伦在奥兹特里兹战役中胜利的消息是最先由罗斯采尔德家族获得的,因为他们最为关心拿破伦的成败,因为拿破伦的成败关系到他们在法国的投资收益,十八世纪中叶有人担心做为城邦的两个德意志国家要打仗,罗斯采尔德家族的一个老太太漫不经心地说:“才不会呢,我儿子不会给他们钱的”。而我们蒙古人是没有这样的经济文化基础的,历史上的游牧经济是最原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蒙古人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形成发达的资本运作经济,就连蒙古语里的“钱”(蒙古语为‘角斯’)字也是来自于汉语的外来语,它应该是汉语里的“角子”,因此,当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就遇到了麻烦,因为在汉语里还有一个东西与“角子”发音相同,那就是“饺子”,于是蒙古人只好把“饺子”称为“偏食”,现在北京土话里的偏食显然具有蒙古遗风。

现在的蒙古人主要从事以下几大职业:

其一是农民,他们大都生活在与汉人接触较早的蒙古高原边缘地区,接受了农耕文明也同时接受了较多的汉文化,因此,他们的汉化程度是最高的,母语的使用程度是最低的,即使使用母语也是夹杂着大量汉语的蒙古语。他们的生活基本和当地的汉人一样,都相对比较贫困。

其二是牧民,他们最大程度地继承了蒙古民族的历史遗产,因此他们的生活还象几百年前的蒙古人一样,以游牧、散居为基本生活基调,但汉文化的冲击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相当充分,因为他们已经能够使用相对流利的汉语了,而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经济生活是相对富裕的,但他们的医疗、教育、文化生活是极其落后的,为此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盟市政府所在地接受教育或者到盟市政府所在地寻医问药。因此出生率极低的草原婴儿的成活率也是非常低的,这就是草原人口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几乎没有发生增长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三是城市工薪人员,他们大都接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具备良好的汉语素质,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经不能使用自己的母语了,即使也能够使用母语,他们也大都没有使用母语的环境,使用母语较多的地方也就是民族学校等等。他们的经济、文化,教育生活与当地的其他民族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们却是感受本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冲突最深的群体,因为他们虽然接受汉文化程度较高,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处事态度和对许多事物的理解却是蒙古式的,他们厌倦那种勾心斗角的生活却不得不应付这种生活,因为他们无法脱离这种生活。尽管他们硬着头皮应付,却不是个中高手,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深厚修养,在这种疲于应付中他们身心疲惫、无所是从。这种情况即可以是他们痛苦蜕变的开始也可以是他们自我觉醒、发奋图强的开始,如果是他们痛苦蜕变的开始的话,他们就会在这种环境中逐步适应并习惯下来,从此被完全地同化掉,如果是他们自我觉醒、发奋图强的开始的话,那么他们就在这种困境中去思考自身和民族的未来并将这种思考付诸实践当中。

因此,他们当中很少有大企业家和大政治家,因为搞企业经营和资本运作是他们完全陌生的东西,而搞政治同样不是他们的强项,这也是他们终将丧失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为此我们必须在未来的几年或几十年内造就一批自己的思想家、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我们的艺术家已经远远地走前面了,他们以自己对蒙古民族的理解和对蒙古民族的一腔热血讴歌蒙古民族的个性和传统,他们深深扎根于蒙古民族的艺术土壤之中,把对蒙古民族的爱和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并以此打动世人。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拉苏荣、哈扎布、德德玛、腾格尔、斯琴格日乐、齐峰、玛希等等,同时我们也需要明安图、李四光、旭日干这样的科学家、嘎达梅林这样的民族英雄、席尼喇嘛那样的民族斗士。我们不怕别人称我们民族主义者,因为我们就是蒙古民族主义者,我们为我们蒙古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奔走呼号是天经地义的事,没人可以以此为由来阻止我们。但我们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我们要求的是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并不要求独立,我们本着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的诚意来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和物质生活条件是顺天意、应民心的正当举动。

为此,我希望我们每一个蒙古民族的成员都行动起来,为我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献计献策、添砖加瓦。

来吧,蒙古人,为了不被我们后代耻笑同时也为了不被他人耻笑,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不辜负圣祖成吉思汗的英名和他创造的伟大业绩。

强烈抗议法理“蒙独”的严重事件

(注:此类文章不代表本博客之立场,只是转贴那些汉人极端民族主义者们的小脚动作以及意淫,让世人有个清醒的认识!)

思宁
  中华民国当局1月13日宣布废止《蒙古盟部旗组织法》,这是法理“蒙独”的严重事件。
  《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经全体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全体立法委员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提出领土变更案,并于公告半年后,经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投票复决,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不得变更之。”目前,即使按照所谓“增修条文”第四条,固有疆域也没有在宪法上变更。
  因此,廢止《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的法理“蒙独”事件,是严重的违宪行为,也是严重的叛国行为。法理“蒙独”必然导致外蒙的未来回归永远失去宪法和法律根据。这个事件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和同胞感情。
  法理“蒙独”也是中华民国当局企图通过领土变更走向法理“台独”的重要的法理铺垫。因此,反对法理“台独”必须反对法理“蒙独”。
  任何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公民,包括蒙古同胞,都不能容许外蒙从中国永远分裂出去。
  中华民国当局应当立即纠正法理“蒙独”的严重错误,立法院应当恢复《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的施行。特别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在立法院中的立法委员,更应当看清法理“蒙独”与法理“台独”的法理联系,立即通过立法院改正这一严重错误,不要做破坏中华民族大家庭,损害一个中国原则的事情。
                     20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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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被废止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

       蒙古盟部旗组织法
(中华民国九十五年一月十三日废止)

  第 一 条 蒙古各盟、部、旗管辖治理权,依本法之规定。
  第 二条 蒙古各盟、部、旗以其现有之区域为区域,但于必要时,得以法律变更之。
  第 三条 蒙古各盟、部、旗境内居住之蒙人,即为各该盟、部、旗之人民,权利义务一律平等。
  第 四条 等于盟之各部,得适用本法关于盟之规定;其总管制之各旗,得适用本法关于旗之规定。车臣、土谢图、三音诺颜、札萨克图、塞音济雅哈图,唐努乌梁海、青塞特奇勒图、乌拉恩素珠克图、巴图塞特奇勒图各部,其施行本法日期,以命令定之。
  第 五 条 蒙古各盟及各特别旗直隶于行政院。
  第 六条 蒙古各盟及各特别旗,遇有关涉省之事件,应商承省政府办理。
  第 七条 蒙古各旗,直隶于现在所属之盟,遇有关涉县之事件,应与县政府会商办理。
  第 八条 蒙古地方所设省、县遇有关涉盟、旗之事件,应与盟、旗官署妥商办理。
  第 九条 蒙古地方之军事、外交及其它国家行政,均统一于国民政府。
  第 十条 蒙古各盟盟长,综理盟务,监督所属职员及机关。蒙古各盟备兵札萨克,照旧设置。
  第 十一条 蒙古各盟副盟长,辅佐盟长处理盟务。盟长因事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盟长代理之。
  第 十二条 蒙古各盟得置帮办盟务,帮同盟长、副盟长办理盟务。
  第 十三条 盟长、副盟长、备兵札萨克、帮办盟务之任用办法,以命令定之。
  第 十四 条 盟长得用随行秘书一人至二人。
  第 十五条 盟长公署设总务、政务二处,各置处长一人,荐任;其佐理人员之额数及处务规程,由蒙藏委员会拟订,呈请行政院核定之。
  第 十六条 盟长公署因事务之必要,得咨请蒙藏委员会呈准行政院设专管机关。
  第 十七条 蒙古各盟,各设盟民代表会议,其代表由本盟所属各旗旗民代表会议推选之,名额大旗三人,中旗二人,小旗一人,任期一年。
  第 十八条 盟民代表会议之职权如左:一、关于盟务之立法事项。二、关于盟务之设计事项。三、关于盟务之审议事项。四、关于盟务之监察事项。五、其它特别规定之事项。
  第 十九条 盟民代表会议,置常任代表五人至九人,由全体代表互选之。
  第 二十条 盟民代表会议及常任代表会议之议事规则,由该会议自定之,但应咨请蒙藏委员会转呈行政院备案。
  第 二十一条 盟长对于盟民代表会议之议决案如何执行,由蒙藏委员会呈请行政院定之。
  第 二十二条 蒙古各旗札萨克,综理旗务,监督所属职员及机关。
  第 二十三条 蒙古各旗协理、管旗章京、副章京,均改为旗务委员,佐理旗务,名额大旗六人,中旗四人,小旗二人。
  第 二十四条 旗札萨克因事故不能执行职务时,应指定旗务委员一人,或由旗务委员互推一人代理之,呈由该管盟长咨请蒙藏委员会转呈行政院备案。
  第 二十五条 旗务委员遇有缺出,由旗民代表会议推选加倍人数,札萨克保荐加倍人数,呈报该管盟长咨请蒙藏委员会转呈行政院选择荐任之;其特别旗旗务委员出缺时,由旗民代表会议推选加倍人数,札萨克保荐加倍人数,呈请蒙藏委员会转呈行政院选择荐任之。
  第 二十六条 各旗重要旗务,应由旗务会议决定,旗务会议以札萨克、旗务委员组织之,札萨克为主席,其会议规则,由该会议自定之。但应呈报该管盟长咨请蒙藏委员会备案。
  第 二十七 条 各旗公文,以札萨克、旗务委员之连署行之。
  第 二十八 条 旗札萨克得用随行秘书一人。
  第 二十九条 旗札萨克公署,设总务、政务二科,各置科长一人,其佐理人员之额数及处务规程,由该旗拟订,呈报该管盟长咨请蒙藏委员会转呈行政院核定之。
  第 三十条 旗札萨克公署,因事务之必要,得酌设各项专管机关。但应呈报该管盟长,咨请蒙藏委员会转呈行政院核定之;如属特别旗,得径咨请蒙藏委员会转呈行政院核定之。
  第三十一条 蒙古各旗,各设旗民代表会议,由本旗所属各佐各推代表一人组织之,任期一年。
  第 三十二条 旗民代表会议之职权如左:
  一、关于旗务之立法事项。
  二、关于旗务之设计事项。
  三、关于旗务之审议事项。
  四、关于旗务之监察事项。
  五、其它特别规定之事项。
  第 三十三条 旗民代表会议置常任代表五人至九人,由全体代表互选之。
  第 三十四条 旗民代表会议及常任代表会议之议事规则,由该会议自定之,但应呈报该管盟长咨请蒙藏委员会备案。
  第 三十五条 旗札萨克对于旗民代表会议之议决案如何执行,由蒙藏委员会呈请行政院定之。
  第 三十六条 本法施行条例由蒙藏委员会拟订,呈请行政院核定之。
  第 三十七 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藏独,疆独和蒙独(转)

由于负笈国外,消息来源比较通畅.在此说下我说知道的藏独,疆独和蒙独.

首先臧独在外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可能和西方人对西藏特殊文化的神秘感和向往.另一方面***(达赖)喇嘛还是有一定的个人影响力(拿过诺贝尔),所以普遍得到西方人的同情.但是达赖好象放弃了独立的主张.可是他的要价很高,他所谓的藏区,除了现在的西藏外也还包含了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他省份的部分土地。要占国内土地的4分之一.而且共产党好象也不允许达赖回西藏而是要他在北京当个什么副主席.因此和谈成功的几率有限.另一方面达赖对新一代海外的藏民的控制力减小.而他们有恐怖主义的倾向.他们在海外活动范围很广.他们存在不到个10网站,中文论坛人气不足.

疆独,他们叫新疆为东土耳其,简称东土(西游记?)独立倾向很浓,暴力倾向严重.可能是老美宣布东突为恐怖分子他们自称不支持恐怖,但是却在混淆恐怖和***的概念.主要网站都有他们一些武装组织对中国所谓的宣战.而且许多文章颠倒黑白. 在一些新疆暴动事件的描述中他们刻意增加维族的伤亡减少汉人的伤亡.并把责任全部推卸给汉人.可笑的是他们竟然埋怨民运人士不支持他们.而民运的一些国内看来已经很不能接受的建议他们也嗤之以鼻.他们似乎就等着中国出乱子了.叫嚣着什么很快能武装40w人,中国3点种打台湾他们4点种就起事.对待已经在新疆的汉人他们认为到时"胆小怕事"的汉人都会逃走.气焰十分嚣张.虽然疆独组织不少,但是他们之间有相互倾轧的迹象.而且没有象***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在海外的支持者较少.活动范围多在土耳其,德国和瑞典.有个多国语的网页不见论坛.

蒙独,他们叫内蒙古为南蒙古.并且在日本恢复了所谓的内蒙古人民党,,简称内人党(老婆党?)还在日本发表了个什么章程.他们还是以前什么故乡网的老调子.不顾现在内蒙就百分之十几的蒙人,说什么蒙人主汉人客.要汉人学什么蒙语通过蒙语考试之类的.至今他们对故乡网的封闭还做窦娥状.蒙独有求助于日本的样子.可惜他们的影响力比疆独还小,有时只能傍着疆独臧独一起出来造造势.蒙独一般活动在瑞典和日本.有若干网站和一个几乎没人气的论坛.ps:我当年来汉网是因为受到蒙古的故乡网,满网,阿里狼的颇多刺激..特别是那个故乡网.听说被查封了.不知道什么那兰性德,燕山胡鸡,贝肋进没进过局子了.

另外在xx功网站发现个奇怪的事情.他们好象分成了2派一个支持汉服和汉文化复兴.还有一派走清遗路线.且成水火之势,不过.国内的朋友最好不要去这些网站,一是打不开.二国内网警会接受到相关报警.

最后要说的是我竟然发现了个汉奸论坛.叫什么热血汉奸.里面的文章简直就是不堪入目.他们以秦桧,汪精卫,为荣.媚日到让人作呕.所有的帖子都在辱汉.我相信就是最平和的汉人看完里面一些文章都会有打人的冲动.我严重怀疑这个论坛骨干分子的民族属性和建站动机.

所以大家在复兴大汉的过程中千万不很忽视了那些蠢蠢欲动的分裂分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的不说西部大开发是个十分正确的政策

胡锦涛力挺的治疆强人王乐泉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 7日黄昏,就在成群结队的汉族人于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四处游荡寻觅,欲向在2天前杀死了不少汉人的穆斯林维吾尔人暴乱者复仇时,一名秃顶的共产党官僚突然出现在这个城市的电视台屏幕上,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

  这位官僚就是王乐泉,他的9分钟的演讲,大体上也是政府陈词滥调的官话:这次暴乱不是一次中国的内部问题,而是一次境内外敌对势力蓄意破坏破坏中国民族团结的“大阴谋”;乌鲁木齐民众应该同仇敌忾,“把矛头对准境内外敌对势力,”而不是自己的民族兄弟和姐妹;不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受到攻击,都是令人心痛的。



  然后,他向在街道上寻找复仇机会的汉族民众喊话:“同志们,这种行动,根本没有必要,我们的专政力量完全可以把坏人打掉,无需采取这种行动。”

  纽约时报刊登该报记者迈克尔•外恩斯(Michael Wines)一篇题为“一名强人是中国在民族冲突中的砥柱”(A Strongman Is China’s Rock in Ethnic Strife)的报导。该报导说,这位现年64岁的王乐泉,是共产党派遣至新疆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在新疆拥有绝对的权势。这个人在中国之外,还无人知晓,而且直到最近,在国内还都一直处于聚光灯外。但是,中国领导层的精英,特别是他的顶头上司、国家主席胡锦涛,都对他极为信任:他们让他治理新疆长达15年,远远超出了通常一个省级负责人在拥有实权的职位上10年的任期。他们更提拔他至中央政治局,进入了党的内部核心机构。

  他们视他为少数民族政策决策时的专家。如今,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占了13亿总人口中的1亿左右。据说,那些掌握着中国国家权力的人,给王乐泉在调控和监督少数民族政策的中央高级顾问团里安排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他们还任命了王乐泉的下属,原新疆副党委书记,去负责管理难以驾驭的西藏。

  据那些观察王乐泉的人说,北京高层做所有这些事情的原因,正是因为王乐泉有着像他这次在乌鲁木齐电视屏幕上那样的表现。

  中国政府的媒体可能把这次的暴乱视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严重的民族暴力,它杀死了至少184人,使得100多人受伤。但是,王乐泉完全有能力平定暴乱,镇压邪恶分子。他在1997年时就这么做过,镇压了靠近哈萨克斯坦边界的伊宁的暴乱,而这次镇压过程中所付出的死人代价至今仍未对外界公开。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导说,软硬兼施的王乐泉,压制伊斯兰,欢迎工商业进来,在使维吾尔族语言边缘化的同时,又为新疆修建了连接外界的公路和铁路,而且,在封堵恐怖主义和让维吾尔族融入中国大家庭的名义下,监视、逮捕了无数少数民族公民。

  甚至批评他的人都承认他干得出色。他获得了“稳定书记”的外号,就归功于他的控制混乱,维持秩序的能力。

  “他巩固了一片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的领土。几个世纪以来,在民族冲突和安定西部方面,那里的事情一直令北京当局头痛不已,”香港的人权观察组织的研究员的尼克拉斯?比奎林(Nicholas Bequelin)先生说,他对王乐泉的少数民族政策发表过尖锐的批评。“他在那里为国家控制打下牢固的基础。这在中国政治系统里,是份量很重的功劳。”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导指出,现在的一个具有标志性问题是,这样做,是否继续会有“份量”。因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密室政局变动的时期,中共领导人正在准备任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后的接班人。一些中国局势分析师怀疑,这次在新疆,以及去年在西藏的暴乱,都可能成为中国未来权力斗争中的利器。

  从一种简单的层面来看,现在的问题是,北京的领导层将如何评判在中国两个最难驯服的地区的镇压暴乱,是军事上的成功呢,还是政策上的失败。但是,中国政治很少会是那么简单地论成败;它是由一种基于忠诚、自身利益和理念形成的联盟之间形成的缠结。王乐泉的成功还是失败,都将由站在他那一边的朋友和师父们共享,而在这个名单上,列首位的就是胡锦涛。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身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人的胡锦涛,吸纳了不少有才干的成员作为自己的盟友,其中就包括了王乐泉,当时他是共青团山东省委的负责人。胡锦涛就任党和国家第一把手以来,已经提拔了许多团干部进入到中央政治局和重要的政府领导职位。

  王乐泉和胡锦涛还有另外一层关系:胡锦涛在西藏任职时,王乐泉也于1991年从山东调入到新疆。他们两人在少数民族事务上都是以强硬政策闻名。胡锦涛于1992年突然跃入中共领导高层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顺利的镇压了1989年的西藏暴乱。

  一些中国学者猜测,胡锦涛于乌鲁木齐骚乱后突然从意大利的经济峰会返回北京,就是为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争取支持,保证西部这次暴乱不至于引发最高领导层内部的政治冲突。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本次新疆暴乱会不会被视为一次黑色信号。而中国领导人判断成功或失败的观点,与美国的政界领导人是非常不一样的。

  “没有人会从基本面上重新考虑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除非这些政策无法带来稳定,”密切注视中国领导层精英的北京分析师美国教授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说。但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稳定有一种特殊的含义。

  “这里谈的不是街道上的稳定,”他说。“而是在谈关系统治正当性的稳定。”墨儒思认为,乌鲁木齐暴乱证实了许多外国分析家的看法:社会动乱对中国共产党的持续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如果中国官方不设法努力避免这类动乱,中共的政府甚至有倒台之虞。

  王乐泉也已经积累了自己的政治资本,这大多数都归功于他得以有效地,同时无情地解决北京面临的最严峻考验的名声。

  王乐泉“是强硬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他们看来,比起经济低迷,民族问题更有可能成为中共的软肋,”墨儒思如是说。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导说,王乐泉出生在中国的工业和石油大省山东省。文革期间,21岁的他被下放到了农村。他于1966年回城后,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25年后到达了副省级。

  他熟悉石油业,这可能也是他被调往盛产石油的新疆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上任后,在积极开发经济的同时,采取铁血手段,让突厥新疆重新打上汉族中国的形象。

  王乐泉到达新疆就任时,正值苏联解体,苏联在中亚的原“殖民地”纷纷独立。数百万在1949年被毛泽东的中国军队占领新疆后迁居至当地的汉族公民纷纷离开新疆。北京当局担心,新疆逐渐壮大的穆斯林维吾尔族人口会试图效仿他们的前苏联邻居,要求独立。

  王乐泉的“解药”,是一种“大剂量”的促使古代维吾尔文化现代化的政策。他开放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钻探,将管线的埋设东达中国腹地,西及哈萨克斯坦,并把生产建设兵团,这样一个为汉族退伍士兵提供就业机会而安排工作的叽叽嘎嘎的安置工程,变成了一个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赚钱机器。

  汉族工人开始回流新疆,他们是被企业和政府提供的工作吸引回来,但是维吾尔人说不公平,因为新的工作机会都不相称地分配给了外地来的汉族人。在20世纪90年代,人权观察组织的比奎林先生说,大约有200万汉人迁移到了新疆。



  与此同时,王乐泉严格地限制维吾尔族的文化和宗教。他规定在小学一律用普通话取代了维吾尔族的语言,说少数民族的语言是“与21世纪格格不入”,并且禁止或限制政府工作人员参加伊斯兰宗教和祷告活动,包括留胡须和匝头巾和诸如在工作时间祈祷和禁食。

  而在美国发生“9.11”袭击事件后,王乐泉加强了防范和打击。几个月后,他开始了一项针对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行动,这是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一个维吾尔组织。2002年布什政府同意,将这个组织列入和基地组织一起的恐怖组织名单。

  在随后几年中,新疆展开了一系列的“严打”运动,横扫了成千上万被控犯有恐怖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的维吾尔人。

  在运动开始后的同一年,胡锦涛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席位奖励了王乐泉先生。

  “王乐泉到来后厉行镇压,推出‘严打'运动,你瞧瞧!他因此得道,提升到了政治局,”莫纳学院的太平洋盆地研究所所长和中国事务专家杜磊(Dru C.Gladney)说。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导最后说,现在,新疆的暴力已经爆发,西方的批评者可能会认为,王乐泉的铁腕治疆政策已经失败,就像美国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城市种族骚乱被看作是社会和法律政策的失败一样。

  不过迄今为止,没有迹象显示,这种论点将被北京的领导人所接受。

  王乐泉在新疆的副手,张庆黎,在2005年成为西藏的党委书记,然后迅速以与王乐泉同样的铁腕治藏政策而闻名。在2008年,西藏遭受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动乱。今天,张庆黎先生端坐党的中央委员会。

中国少数民族政策不会有太大改变

曾昭鹏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上周日骤发的维族骚乱,以及汉族的反抗行动,凸显了少数民族治理在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和严峻挑战,但受访学者都认为,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不会因为这次的汉维冲突而有太大的改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指出,以新疆骚乱判定中国政府少数民族政策失败言之过早。他说:“中国建国60年,我认为总体(少数民族政策)是成功的。中国现在有55个少数民族,除了藏族和维族,其他族群出现大规模抗议的情况几乎没有。但在维族和藏族的问题上,也有历史和文化的原因,还需要(中国政府)进一步去思考和改进政策。”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讲师赖洪毅认为,中国政府虽然客观上想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但在落实方面却没有注重各族的利益得到平衡照顾,往后的相关政策设计必须能够消除汉维两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

  他指出,宏观来说,中国政府可以学习一些国家如美国,在法律上保障族群平等。政府也可以通过法律保障他们的就业机会,如按照人口比例,要企业聘请少数民族。“按照中国政治的态势,(中国政府)在民族政策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它在微观、具体执行的政策,甚至立法方面一定要有些突破才行,否则这种民族隔阂很难根本解决。”

  瑞典安全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施万通教授则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可以执行得更有效”,但他也承认要具体落实“非常困难”。

  他说:“维族的社会经济情况必须得到改善,以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树立维族的成功典范。当然现在已经有一些,但需要更多(典范),以改变这个社会是不平等的印象。新疆不是一个贫穷的区域,资源不是问题,但维族人必须获得更大的分配。而警察和军队也应吸收更多维族人,至今这个情况并未出现。”

  希望看到维族中产阶级

  施万通表示希望看到一个能与汉族中产阶级竞争的维族中产阶级,中国要有稳定,就必须创造条件,让维族感觉他们也能在中国的制度下成功。

  族群关系撕裂,唯有时间能抚平伤痕,而避免类似时间再次发生是重要的工作。施万通说:“当下(新疆骚乱)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不肯定是不是一个分水岭,但如果坐视不理,(汉维关系)日后将经历非常困难的时期。”

  三名受访学者都指出,族群平等在中国应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具体来说,赖洪毅建议采取综合的做法,一方面立法确保族群平等,一方面也要做到不给少数民族太多太大的优惠。

  陈刚则指出,政策方面应该尽量强调“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概念,而不要过分强调族群之间的差异,尽量往融合的方向去做。都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不该是什么人,就有什么待遇。”

《联合早报》

南(内)蒙古网站管理人被调查询问

SMHRIC 2009年6月22日 纽约
2009年6月13日最受欢迎的蒙古语网站之一“蒙古包联盟”管理人苏都蒙古勒先生受到了辽宁省朝阳市宣传部网络管理中心的询问。他被询问的内容与他所从事的互联网活动有关。

被询问后苏都蒙古勒先生在“蒙古包联盟”网站上公布了他被询问的内容。他透露这次调查是由中央政府通过内部参考来命令执行的。内部参考是一部40多页,由新华社一周两次出版专供给党,军和地方中高层领导提供内部材料的出版物,其内容涉及到重要的中国国内敏感问题和事件。

苏都蒙古勒先生是南蒙古翁牛特旗出身,现在辽宁省朝阳市教蒙古文。

作为南蒙古互联网使用者的聚会地之一的“蒙古包联盟”致力于保护南蒙古原住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民族文化,语言和传统。在此网页上发表的内容为中国政府对蒙古人的民族政策,环境问题,包括“生态移民”工程和“禁牧政策”,蒙古文化同化和蒙古语教育废置问题,还有世界各地蒙古人的诸多问题。

下面的内容是由苏都蒙古勒发表到“蒙古包联盟”网站上面的。

今天我被叫到朝阳市宣传部网络管理中心后围绕我们的网页受到了一下的询问调查:

1. 办这个网站的目的是什么。

2. 筹办的资金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国外的资金。

3. 网站的每个部分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许可。

4. 网站的管理和结构是什么,谁是管理员,他们有没有工资。

5. 服务器的详细情况,有没有论坛。

6. 论坛的服务状况,有几个管理员及他们的任务。

7. 有没有西藏,蒙古和新疆独立的内容,如果有怎样去处置。

8. 有没有与国外或国外人士有联系,有没有发表蒙古国的新闻和信息。

9. 有多少人访问了网站及访问者从哪里来的。

10. 谁进行了捐款或筹款。

这次调查是中央政府通过内部参考来命令执行的。

http://www.smhric.org/Chino_260.htm

“民运联席会议”是推销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的杂货铺(转)

台湾情治系统监视控制大陆海外民运、推魏京生为台独代言人的伪"民运联席会议"十二日九日至十日在德国波恩召幵第三届年会。由于海外民运根本不愿与之"合作",伪"民运联席会议"在数十名台谍、投机商、人蛇、偷渡者、政庇掮客、共特以及蒙独、藏独、疆独组织成员的丑恶表演和肮脏交易之中草草落幕,狐遁鸟散,很快回复了莱茵河畔某酒店狭小客厅里的平静。由于当地报纸都不加理会这场闹剧,所以即使天天从酒店门前走过的行人也全然不知酒店内所发生的一切。所幸《中华评述》主编纪晓峰通过网讯披露了伪"民运联席会议"群丑闹剧的真相,满足了读者探隐揭私的好奇心。笔者现将该网讯以及其它来自波恩的消息整理如下:

● 乌合之众各怀鬼胎

据纪晓峰先生现场观察,参加伪"民运联席会议"的人根本代表不了海外民运,其中三分之一是薛伟(真名王元泰,原四川强奸犯)、倪育贤(因向共产党表达"第二种忠诚"而遭"四人帮"拘押数月,后被平反)、杨建利(民联民阵大会合并内斗悍将)、盛雪("民运最大贪污犯"万润南的姘妇)等几个"老面孔"台湾情治人员﹔三分之一是齐墨(真名修海涛,驻德台谍)、陈国(偷渡客,混骗政庇未果)等自诩德国"民阵"成员者﹔三分之一是借"民运"招牌申请政庇谋求居留的偷渡者。这三种人各怀鬼胎,纠集在一起时话不投机,许多人对台面上的夸夸其谈根本不感兴趣,溜回宿舍打牌或结伴逛街,急得主持会议的齐墨不时拼命喊叫:"外边的人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一些人三五成群在过道里窃窃私语,话题无非是会议的费用问题。他们多半抱怨某某人拿着台湾的钱到处跑,上酒馆寻欢作乐,而他们跑来幵会还得自掏腰包,似乎被人耍了。还有些人逢人便声明自己是"民运的票友",对倪育贤、薛伟等人的人格、丑闻大表不满,甚至称魏京生乃初中生闹"民运",小儿科难成气候。

● 团结假象是为了骗台湾的钱

尽管魏京生、齐墨、王希哲、倪育贤等人这些年来在海外争名夺利内斗不休,贪渎嫖赌无恶不为,这次却异乎寻常地大谈"团结",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为了骗取台湾的"经费"。

齐墨忿然在会上讲: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他同魏京生、盛雪、万润南到台湾拜见李登辉,当面提出要二百万美元的资助,不料有人背地里向陆委会主管人告黑状,揭露"民运"内斗和贪污,而且每笔账都清清楚楚,有据可查,结果导致台湾方面的资源断绝。齐墨恶狠狠地说:"这个人是谁我们知道,他的目的在于破坏我们,所以必定是共产党特务。"(在场人士都明白他指的是徐邦泰、汪岷、林樵清和王涵万。)

魏京生的话匣子也打幵了:"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从九八年起,美国国会有一笔援助中国民主运动的基金,每年总数约二百万美元,美国人要求民运有一个团结的形象,要求民运为美国政策服务,但那年大家闹不团结,结果谁也没拿到。九九年,王希哲受别人挑动,在美国国会闹事,结果经费又停顿了一年。只有吴弘达,他用劳改基金会显示了一下团结,大概从中拿走了七十万美金。今年,民运两派在WTO和永久最惠国问题上有分歧,美国人认为民运打内战,钱又泡了荡。因此,民运一定要紧密团结,想打架回家打去。"

实际上,从一九九八年以来的每一场内斗都是魏京生等人挑起的,先后被魏京生诬蔑为"特务"的有王军涛、卢四清、徐文立、傅申奇、李洪宽、徐邦泰、石磊、岳武、王希哲、薛明德、叶宁、吴方城、杜智富、伍凡、王丹、王炳章、谢万军、鲍戈、宋书元等,最近又与林樵清、郑源反目成仇。

曾经把魏京生诽谤中国民主党的恶行告上法庭的王希哲这次为了拿台湾的钱而硬着头皮前来捧场,不过他并不承认几番"倒魏"出于争名夺利的丑陋内心,把"摩擦"和"误会"归罪于刘青、萧强、陈破空、张林的"作梗",以及王炳章、石磊、连胜德、叶宁的"挑拨"。

● 成了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的讲台

伪"民运联席会议"在网上发布公报称:会议第一天下午就进入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题目----"中国民主化与民族关系问题"。既然拿了台湾的钱来欧洲一游,总得把台独、藏独、蒙独、疆独作为中心议题吧。

会场的天花板被维吾尔的代表迪里夏提铿锵有力的发言震得嗡嗡作响。起先魏京生还不住地点头听着,可是迪里夏提突然话锋一转,目光向他逼来,道:"要想得到维族独立运动的合作与支持,现在就必须表态赞同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独立原则,并且保证今后不使用歧视维族人的'新疆'一词。"

蒙族代表"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说:"独立是人权和尊严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即使是经济问题,我们内蒙的资源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富裕。中共不让我们独立不是因为我们太穷了,而是太富了。"

民族分裂分子们的讲话还多引用有关"历史渊源"的论据,似乎义正词严,可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魏京生跑到台北说"山东也可以独立",却让李登辉也听得犯傻。

● 为人蛇、偷渡客幵政庇证明

《中华评述》主编纪晓峰先生花了一天的时间,在会场上进行观察,耳闻目睹了两桩难民生意:一个叫傅尧波的不到三十岁的温州人拿着摄相机、照相机东窜西钻,张罗着为场内的数十名偷渡者办理政庇材料,据知请他给写一份"证明信"的价格是二百美金,跟齐墨出价相同。"民阵"在中德的负责人陈国自己的政庇请求被德国法院拒绝了,正在上诉,却操起了人贩子中间商的职业,叫一个穿裙子的从福建长乐偷渡到特蒙德打黑工的姑娘跑来会场参加拍照,混一份政庇证明材料。姑娘自称为了到德国,已花了十万元给人贩子,陈国为她出庭作证是付钱的。

其实在幵会之前卖"证"活动就已经幵始了。在驶往波恩的路上,纪晓峰先生得到了一份十一月十日由齐墨以"民主中国阵线"名义亲笔签署的公幵出售魏京生签名"证书"的骗钱文件,上面赫然写着:"我今天写此信给大家,是希望大家能提供赞助,或许这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最后的一次赞助。向大家募捐,一是实在出于需要,二是事出有因。凡是个人捐助的,根据捐款者的要求,可以给予由魏京生和我签字的证书一份。捐款不分多少,均很需要,但条件好的朋友,最好每人能在二百马克以上。捐款者可将款项汇入下面帐号:XIU Haitao, Konto-Nr: 251745600, BLZ: 50040000. Commerzbank Frankfurt-H hst.请注明Stichwort: Tagung."

● "宣传、暴动" 新提法、老骗术

伪"民运联席会议"的小丑们一味在海外投机撞骗,却拿不出任何切合实际的促使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具体建议,为了向台湾主子有所交代,于是只好又唱起" 革命"高调来。不过,这一次他们并没有重复在纽约幵会时所说的"民运应该拥有核武器"那种令人捧腹大笑口号(因为连台湾自己也没有核武器),而是借那个专门给人蛇、难民提供服务的"莱茵通讯"的编者钱耀君之口提出所谓的"宣传和暴动"的"新方针"。然而谁都明白,那不过是老板骗钱的一招把戏,实际上他们既不敢到中国去向大众"宣传",更不会拿起武器去流血"暴动",一旦台币、美钞到手,很快就落入流莺们的腰包里了。

疆独、藏独、台独并蒙独的威胁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转)

从长远看,台独、藏独、蒙独皆不为虑,唯疆独是我们心头之患。

台独问题关键是美国干涉,美国问题解决了台湾问题就不难办,时间在我们只一边。藏独短期掀不起大浪,从长远看局势对我们有利。蒙独尚未成气候,解决起来比较容易。最难解决的是疆独。

分裂势力存在的基础一是外部干涉,二是内部存在的社会问题。最根本最长远的还是内部问题,主要是种族、宗教、民族和文化四个方面(下文简称“四个方面”)。

台湾在这四个方面和我们大同小异。难度在于我们目前对台不拥有实际管辖权,美国一直从中作梗。美国的问题毛邓解决了百分之八十。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因素将会弱化。最不利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有军事手段的选择,统一后不存在种族、民族、文化、宗教的深层障碍。

藏族四个方面和我们大部分相同少部分有差异:宗教基本相同,文化部分相通,人种相同,民族不同。但民族之间可以通婚,长远看相互之间可以融合。加之达赖老矣,主动权在我们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藏独势力会逐渐减弱,国外流亡者空间会被大大压缩,一部分可能会融入当地社会,一部分会“叔齐下首阳”,返回中国。

蒙古族和藏族差不多,四个方面和我们大部分相同少部分有差异:宗教基本相同(以佛教为主),文化相关度高,同为蒙古人种。民族不同,但与汉民族融合程度高于藏族。蒙古不但有元朝八十九年的融合历史,在清朝又和满族(他们源于一个民族)共同融入中国社会近二百七十年,但由于地域的分离,相对于满族他们保留了更多一些的民族特性。原来由于苏联和外蒙的支持和西方其他势力的介入,尚有一定力量,但现已不成气候。


最大的隐患来自疆独。新疆的少数民族四个方面相比和我们是大异小同:首先宗教不同,他们绝大部分信伊斯兰教。其次民族不同,人种也不同,他们属于白种人。再有文化差异很大。一个最大的障碍是不能通婚,这使相互交融非常困难。汉族的女孩嫁过去一定要信仰他们的宗教,反之如果汉族小伙子娶他们的姑娘,男方也必须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这种封闭、排他的特性和政教相关度高的特点,是相互融合的很大障碍,即使再过一百年、二百年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而且只会扩大。我们现在的自治区制度又人为地加大了相互之间沟通的距离。

八十年代的一次关于民族问题的不恰当的讲话刺激和吊起了一部分疆独分子的胃口,而后引发了一系列恶性事件,直至今日还留有后遗症。这不但反映了**在民族问题上的幼稚和肤浅,更说明了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九十年代初去新疆出差,听到一些五十年代过去的老支边干部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很难和他们交流,他们很排斥汉族干部,长期这样下去我们有可能会失控。而新疆军区的裁撤也造成我们新的被动。要不是当年毛泽东决策让王震带领军队(后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屯田戍边,那里的形势问题会更大。

目前那里的政治形势虽不如毛泽东时期,但比九十年代好了很多。原因是“九一一”之后美国(包括土耳其阿富汗)等外部颠覆势力大大减弱,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向我们靠拢,《上合组织》起到了对疆独势力的抑制作用。新疆经济的发展形成的与周边国家的对比优势,也大大有利于那里的社会稳定。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长远看,疆独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随着马列主义在那里生活中影响的减退,宗教和宗教首领的势力在不断扩大(阿訇的作用已经浸透到普通家庭的方方面面),我们与之融合的能力在相对减弱。随着少数民族地方官员的崛起,形成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我们的领导力也在不同程度的减弱。这个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优势和偏远的地域条件都是对那里社会的稳定是不利的。如果我们的周边发生变化,国际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从长计议,早作准备,长远布局。

一,实行人口和民族的大迁徙,以促进各民族的交融,从长远看要改变那里的人口比例,保证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比例优势。

新疆人可到北京、河北来,四川人、湖南人也可以迁往新疆。我们要制订相互迁移的鼓励政策,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快了易产生动荡,要准备花几十年上百年。由于民族问题的复杂和敏感性,一旦发生民族骚乱,我们不能轻易用军事的方法解决,因为一旦使用军队就有可能留下无穷无尽的后遗症。有了以上的布局,退一万步,就是新疆出现最坏的局面,我们还可以用选票把它拿回来。


二,随着人口的比例变化要逐渐改变自治区制度,自治只能是过渡性的,决不能是永久的。

最终我们要实行的是各地域的平等,谁也不能特殊。一段时间内在经济上照顾和扶持落后地区是必要的,但是过分的迁就妥协会造成尾大不掉,甚至地方割据,这是非常危险的。


三,要重新调整行政区划,把过大的省级行政单位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

新疆外部环境复杂,有多达八个国家与之毗邻,加之地域面积太大,可分为三个省。蒙古可以东西分为两个行政省(东蒙和西蒙);西藏可分为上下或前后两藏。这样不但便于管理也有利于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大大压缩了分裂势力的活动空间。

美国面积比我们还小一些,他们设立了五十个州(但没设一个自治区 ,这真是明智之举!)。我们设立四十个左右省级单位是恰当的。


我们要坚定走自己的路,种好自己的庄稼,不要管“拉拉蛄”怎么叫。美国人几乎把印第安人赶尽杀绝,他们至今没有道歉,他们占领夏威夷并没有想让波西尼亚土著人自治,他们占领大片墨西哥领土也没有让拉丁后裔或印第安人自治,他们廉价接管了位于现在美国中部的原法国殖民地密西西比河地区的路易斯安那州也没让这块法语区自治。他们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改造和融合了一切民族,成为民族的大熔炉,最后那里的人都接受了以西方文化为根基的美国文化,世界上还把这些当做美谈。与之相反,苏联以民族为单位的加盟共和国联盟一夜间便土崩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民族为基础分裂成为七个国家,就是加拿大也有魁北克问题,英国有个北爱尔兰的问题。这说明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单一民族永远控制一个地域,从任何角度讲都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