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1日星期四

蒙古国、土耳其、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成立TAKM联合部队]

2013年1月29日,蒙古国、土耳其、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日前在巴库通过了成立四国联合部队的决议。

由四国代表出席的护法机关会议23日在巴库举行,会议决定成立简称为TAKM的联合部队。

土耳其宪兵司令卡利昂奇在会议新闻稿中说,成立联合部队旨在加强四国军事护法机构之间的合作,部队任务包括维和及护法行动。

四国联合部队的首任主席国为土耳其。

从经济发展上来看,蒙古、土耳其、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的GDP增长迅速,这些国家因此都有意愿谋求安全上的合作,但土耳其有限的综合国力能否真正聚合四国是个很大的疑问。

TAKM联合部队标志
在“大突厥梦”的指引下,土耳其再次力图在中亚扩张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在土耳其的推动下,土耳其、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国四国于23日成立了一个名为欧亚大陆护法机关会议的组织。在此之上,四国近日还决定成立一个以四国英文名首字母缩写的TAKM联合部队。

  对于土、阿、吉、蒙四国这一略显“意外”的合作,单从经济发展上来看,土耳其、蒙古、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的GDP增长迅速,这些国家因此都有意愿谋求安全上的合作,但土耳其有限的综合国力能否真正聚合四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土耳其宪兵司令卡利昂奇29日在会议新闻稿中说,成立联合部队旨在加强四国军事护法机构之间的合作,部队任务包括维和及护法行动。该组织宣称,TAKM联合部队不针对任一国家与组织。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同日发表讲话称,这一组织的成立是突厥语国家紧密合作的象征。

  TAKM联合部队首任司令官及首任组织主席是土耳其将军贝吉尔·卡尔永库,他将任职到2014年5月,下一届轮值主席国将是吉尔吉斯斯坦。

  土耳其媒体称,不排除未来TAKM联合部队会吸纳其他国家加入,但部队的名称不会改变。

  据公开资料不难发现,该会议组织从创建伊始,就有着浓厚的土耳其色彩,除了工作语言设为土耳其语外,还将永久秘书处设在土耳其。此外,该组织标志上的图案也耐人寻味,土耳其风格十足。据悉,该组织标志上的奔马图案来源于土耳其的民间传说,图案上还有4颗星,分别代表土耳其等4个创始国。

  土耳其媒体分析,以往土耳其的安全支柱依赖的是北约,未来它不仅要继续与西方盟友紧密联系,也要向东拓展安全利益,尤其是借TAKM联合部队加强与“泛突厥”国家以及上合组织的合作。

  埃尔多安所领导的土耳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一直有一个所谓的‘大突厥梦’,希望成立一个从高加索到中亚的所谓‘突厥共同体’。”然而刘中民也表示,自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伊朗等国多次试图加强在高加索与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区格局产生深远变化,土耳其判断自身面临战略机遇期。不过土耳其如何在未来聚合这些国家?目前看它的综合国力仍无法支撑起大的战略目标。此外,‘突厥共同体’只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产物,而蒙古国本身就并不是所谓的突厥语族国家。

  土耳其此举不排除背后有北约的战略意图,北约战斗部队即将于2014年撤出阿富汗,“作为‘泛突厥’国家、伊斯兰国家,同时又是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主导下的TAKM联合部队有可能会对上合组织造成影响。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已明确表明美国必须撤出玛纳斯军事基地,但TAKM联合部队可能在中亚核心地带构成一个新变数。

蒙古的“向西看”战略
  对于土耳其为何极力与阿塞拜疆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加强合作,近几年来,土耳其社会保持稳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令土耳其领导人对国内温和伊斯兰复兴及‘土耳其政治模式’越来越有信心。与此同时,在‘阿拉伯之春’后,地区内其他大国都遭到了削弱,土耳其判断自身出现了战略机遇期,并试图在地区变局中扩大影响力,挺进中亚正是土耳其多年来的夙愿。土耳其与伊朗就南高加索地区的争夺由来已久,由于伊朗与阿塞拜疆有着复杂的民族及领土纠葛,而土耳其则与亚美尼亚间存在着“大屠杀”争论,土耳其早就与阿塞拜疆结盟对抗伊朗与亚美尼亚。

  土耳其与吉尔吉斯斯坦走近,还与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变更有关,“以前土吉两国虽语言相近,但关系并不紧密,自从阿坦巴耶夫担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以来,两国关系有了长足发展。去年10月,安卡拉北约军事学院还专门召开了一个有关上合组织的高规格研讨会,其中就有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军方代表出席。土耳其越来越试图与中亚国家保持密切接触。

  突厥语国家的联合情有可原,但作为非突厥语国家的蒙古宣布加盟则耐人寻味。从意图上判断,土耳其在加入欧盟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国家战略改为‘向东看’,此举意在打通从高加索到中亚的通道,增加该国在欧亚腹地的影响力。

  以蒙古的角度分析称,与土耳其“向东看”政策相类似,蒙古国正在实施“向西看”战略,“蒙古此次的意图,同以往加入欧安组织,搞‘第三邻国’一样,它试图在与中俄这两个大国的交往中,寻找地区外的安全伞。

2013年1月27日星期日

U.S. GOVERNMENT POLICIES TOWARDS MONGOLIA IN - 回顧過去20年來美國政府對蒙政策

回顧過去二十年來美國政府對蒙政策

Dr. Alicia J. Campi│廖淑馨 譯

過去20年美蒙雙邊關係雖有相當的進展,但其關係的動能,特別是在90年代,是針對正在現代化之中國的發展及瓦解中的蘇聯。1987年美國承認了蒙古,美國只是將蒙古當做中蘇關係以及從莫斯科延伸到一個忠誠的蘇聯衛星國新改革開放政策的一個窗口。美國政府對於蒙古並無一個真正的經濟發展策略。1990年雙方的貿易總額僅有90萬美元的羊絨毛及牲畜副產品的出口。而蒙古幾乎沒有美國的進口品1。

1990年初,美國大使館只有2位全職官員以及一位不駐任所的大使,本人在使館只是暫時性地工作。但在1991年蘇聯瓦解的同時,蒙古放棄了共產主義而採和平民主革命,美國對蒙古的看法完全改變。接下來的17年,美國協助蒙古創造一個穩定的自由市場及民主社會,以作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走向同樣艱困轉型的模範。1990年代初在美國大使館的外交人員─均是當代的產物,他們見過越戰期間大規模的、往往是暴力的反政府示威。他們起初並不認為幾千名幾近沉默而規矩地在烏蘭巴托的示威者,會嚴重地威脅在位的蒙古人民革命黨(MPRP)。使館內無人預見,3月7日早上在蘇赫巴托廣場由10人開始,而至晚間增為30人的一項簡單絕食示威所造成的心理影響。美國使館官員及整個外交圈(包括蘇聯及中國)感到驚訝蒙古人民革命黨黨魁及總理巴特蒙赫(Batmonkh)兩天後會在電視上宣稱,停止絕食示威的唯一和平解決之道就是政治局一起辭職。之後,他做了以下的解釋:有人批評我們屈服了。是的,這是一個妥協。但是我們應該了解誰屈服了誰。我們並沒有向外國敵人屈服。我們是向新紀元及年輕的一代屈服。沒有比這更好的事情。2

混亂的政治局指定一個妥協的人選奧其爾巴特(P. Ochirbat)取代巴特蒙赫,成為一個過渡的蒙古人民革命黨的主席。雖然共產制度仍舊運作,新的政治氣候立即反映在和美國關係的加溫上。蒙古第一副總理邊巴蘇倫(D. Byambasüren)3為了第一輪成功的會談,而於4月30日至5月4日訪問華府。在其訪問後的幾天,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安德生(Desaix Anderson)向眾院外交委員會作證,與蒙古建立外交關係是一個特殊的時機了。他說:「在蒙古歷史的轉捩點以及他們的領導們期待我們援助時,我們認為這是加強努力的好時機。」4他說明美國和蒙古關係的發展「. . . 大部分是因為蒙古新的開放外交及經濟政策的結果。」5取代蘇聯:美國穩定蒙古的政經政策美國政府早在共產主義瓦解前已決定派一位新大使駐烏蘭巴托。新大使雷克(JosephLake)在參院作證時證實在蒙古開館將增加167,000美元,幾乎是1990年會計年度大使館預算的3分之1。他說,「顯然時代變了。」6雷克於7月18日抵達烏蘭巴托,可能是國務院最偏遠的外館,是兩國嶄新多元關係的象徵。雷克到任後兩星期,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首次訪蒙,當時因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成此趟訪問不到12小時。1年後,貝克再度訪問蒙古,以補上次訪問之不足。雷克大使後來之所以說「若無貝克對於蒙古有興趣以及對蒙古之承諾,就不會有美蒙的關係。」7國務卿的訪蒙提高蒙古以及美國決策者的姿態,美國決策者擔心中國在天安門事件後的不穩定以及蘇聯的瓦解。過去20多年美國眾院以及政府也表現出對蒙古有份特別的喜愛。

1998年國務卿歐布萊(Madeleine Albright)及前總統克林頓夫人(Hillary RodhamClinton)的高層訪問蒙古可以說明。這樣的官方訪問如雪球般地增加,並且在2005年隨著國防部長onald Rumsfeld 及 國務卿Condoleezza Rice 甚至George W. Bush總統的訪問而達到高峰。

雷克於1990年初擔任駐蒙大使,正好是蒙古在經濟上最困難的時刻。蘇聯的大量援助不見了,蒙古經濟陷入大衰退。解的都市經濟普遍遭遇到肉類、奶品及電力的短缺之苦。當破產的國營企業崩潰時,人民逃離工業城達爾汗及喬巴山以及所有的省會,而湧入烏蘭巴托。30萬人口的首都,其人口一下子就多了1倍。失業及通膨高升,帶來了流浪人口、無家可歸的街童以及犯罪等社會問題。美國及蒙古的決策者見到加強雙邊關係的戰略優勢,特別是政治方面的關係。1990年代初,許多蒙古人包括首度民主選出的總統奧其爾巴特8相信,儘快與美國建立堅定可行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他於1991年1月訪問美國會見布希總統。9

布希宣布和蒙古已簽訂一項科技協定,10並給予蒙古價值8百萬美元的糧食賒欠及最惠國待遇的地位。華盛頓展開一項美國援外總署(USAID)計畫以幫助蒙古的自由市場改革。21位和平團的團員自願從1991年夏天開始在烏蘭巴托教授英文及電腦,這項服務慢慢地擴展到鄉下。在教育的領域方面,原來預定給中國的美國政府獎學金也有幾年轉給了蒙古,讓年輕的蒙古民主及政治活躍人物能進入美國的頂尖機構如哈佛大學。

1987年蒙古有5個蘇聯軍區,但在1992年之前就全撤走了,雖然還有幾百名蘇聯顧問留在蒙古。5年內,這些蘇聯專家很快地全被來自美國、其他西方國家及日本和韓國的新經濟專家取代了。美國對蒙政策在很大的一個程度上是自然產生而無須費心建構。雷克後來承認:「如同我們先前所說的,沒有人預期蒙古最後會發生什麼結果。蘇聯瓦解,整個世界改變了。我們原先想要協助蒙古建設其未來的假設不再存在……對蒙古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11。

美國以及其他的援助國家最先要做的是,建立一個機制以支撐湧入烏蘭巴托市的鄉下民眾。美國於1991年提供了緊急能源援助的資金以及1990年代中提供了緊急的奶油及小麥支援給蒙古。同時蒙古逐漸將西方援國——特別是美國——視為可以取代曾占蒙古3分之1預算的蘇聯援助的當然人選。12冷戰勝利者的美國在反傳統的「震盪治療」13的戰略之後,扮起了主導加速蒙古政治改革及採取自由市場經濟的設計及執行者的角色。這個戰略包括了儘速地取消對價格及貿易的經濟控制,而轉為浮動匯率以及無國家補助的嚴格工資及信貸管制的私有市場經濟。同時完成了國有財產私有化、財政金融改革、鼓勵外國投資、重整教育及保健等的組織改造。結果卻不順,1990年代的前五年,經濟混亂及矛盾使得貧窮及失業增加。美國在1990年代的援助計畫每年達1,200─1,700萬美元,位居日本及德國之後,成為第三大援蒙國家。在此期間,蒙古每年接受外援達2億美元。美國在早期都是透過美國援外總署的計畫,只將援款撥給幾個大型的計畫,例如:購買價值500萬美元的蘇聯零件供位在烏蘭巴托市的蘇聯興建的老式電站使用以及法律及銀行方面的訓練。14

美國國會在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國家民主基金會)之下設立了 the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簡稱:IRI)(共和黨國際事務協會),並於1992年在蒙古工作。IRI 連同美國援外總署以及國務院的經費集中在教導年輕的蒙古民主領袖現代政治競選及組織技術,以及教育蒙古政府官員增加效率、可信度、以及強化政治的進程。

IRI的官員推展快速私有化政策以及類似美國保守政治家Mewt Gingrich在其「與美國有約」發展出來之政治行動的概念。實上,年輕的蒙古改革人士在1995年受到鼓勵出版了他們自己的「與蒙古選民之約定」,他們認為這個幫助他們贏得了1996年的國會選舉。在轉型的早期,美國有三家私人合資企業投資在駝絨及羊絨方面,它們因共產時期畜毛收購制度的崩潰而受到嚴重影響。1999年蒙古獲得美國的最惠國待遇,使得其紡織品得以進入美國市場。蒙古出口美國貨值在第一個10年僅有90萬美元,而在2000年直達9,290萬美元,僅次於輸出中國的27,430萬美元。15

美國的援助幾乎沒有送到鄉下給牧民,而這是擴大蒙古的城鄉居民的經濟及文化鴻溝的原因。然而這種偏袒都市卻被視為十分正確的政策,因為顧問們錯誤地害怕,蒙古的經濟發展在共產主義瓦解之後會轉向鄉間,開始生產牲畜副產品以及向蒙古鄰國出口食品的新手工工業。美國的經濟計畫者建議,若蒙古要脫離都市失業的問題,它應該要刺激小企業及集中發展「基本的財產權,有關貿易方面的商業法及解決糾紛的機制。」16

美國顧問及美國援
外總署的官員認為,蒙古應採用西方國家有關土地使用及土地擁有所累積的智慧。這項有缺點的政策建議並未考慮到蒙古的遊牧經濟,或者造成遊牧生活方式的嚴峻氣候環境。而這卻是了解傳統蒙古人對財產權的想法的主要方法。蒙古尋找「第三鄰國」蒙古及美國政治學家及決策者在90年代初期擔心中國獨占蒙古經濟的潛力,就如同其北鄰蘇聯在共產時期所為一樣。那個時候蘇聯是動盪不安而無法與中國的經濟活動力競爭。在這樣一個不確定的戰略環境中,國務卿貝克在1990年首次向蒙古提出所謂「第三鄰國」的外交政策新概念。17

具有政治、軍事、文化及經濟內涵的這個戰略概念意味著其他大國,例如美國、德國或日本可以扮演猶如「第三鄰國」的角色,以與蒙古邊鄰中國和蘇聯扮演的傳統角色抗衡。蒙古決策者很快地喜歡上這個概念,並且在1990年代開始「尋求第三鄰國」的工作。蒙古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標示在1994年6月30日蒙古國會通過的兩個文件─國家安全概念18以及外交政策概念19。

國家安全概念強調的是,蒙古找尋一個多元的夥伴或者多支柱的方法,以確保其重要的利益。最優先的是,與其鄰國─中國及蘇聯保持等距離,但是它會「尋找一個開放的外交政策。」這個新戰略思想的一個成果是,蒙古政治學者及經濟學家支持蒙古與東北亞地區的整合,並認為它是國家發展及繁榮的最好機會,同時可以平衡中國的政經影響。東北亞被稱做蒙古的自然經濟領土20,類似「區域性的第三鄰國」。許多蒙古政府首長接受這個概念,因為它似乎是可以很快地從亞太地區經濟的成功而獲益的一個辦法。21

很不幸地,1990年代中期之後亞洲金融危機粉碎了日本或韓國成為第三鄰國的所有希望。在歐洲,德國則有自己的重新統一的問題。因此,對於蒙古來說,美國是「第三鄰國」的唯一現實選擇。誠如蒙古前外交部長L. Erdenchuluun 22寫道:「對許多蒙古政治家及政府官員而言,美國是新蒙古的救星以及蒙古國家安全的「主要支柱」。23

但最初美國官員認為第三鄰國概念是一個無成功希望的構想,因為他們認為蒙古是一個友好但介於美國重要對手中國及蘇聯之間的小國。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及國際恐怖主義昇高,美國提高警覺並重估其戰略利益,而在21世紀初接受和蒙古為第三鄰國的關係。美國政策及蒙古民主聯盟政府1990年代中期雙方互派大使。民主聯盟湊巧在1996年的蒙古國會選舉獲得大勝。在英國受過訓的Jalbuugiin Choinkhor派駐華盛頓7年。他強調要擴大與美國政府的政經協定。他的主要成就是,1997年美國支持蒙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於1999年給予最惠國待遇地位。美大使Alphonse La Porta於1997─2000年駐烏蘭巴托期間,他顯然地改變了美國的發展援助計畫方向,而朝向於親美商業及投資計畫上。

美國對民主聯盟政府的影響很大,甚至於模仿蘇聯顧問在共產時期所採用的架構。三位美國計畫經濟學家於國家大廈的蒙古總理辦公室辦公,獲得空前未有的接近蒙古決策機構的權力。美國顧問和年輕的蒙古人一起評估政策改革的必要性,決定優先次序、擬出議程、找出其他可行辦法、而在選出的辦法中建立共識,以及執行新的計畫綱要。他們一起將銀行組織私有化,以及重修過去MPRP(蒙古人民革命黨)控制時期的保護主義以及反投資的法律。

同時,美國援外總署在支援蒙古進行中的政經轉型的發展邏輯上也有一些改變,而透過提高經濟繁榮及大幅成長以及民主和法治的方法。主要的美國援助重點在90年代後半期是:(1)在財政及能源部門改革的設計及執行上,提供技術援助,(2)完成蒙古國有財產的私有化,以及(3)執行農業及貿易政策的現代化。當1990年代有幾個主要的聯合國發展計畫(UNDP)及世界銀行經援的研究指出,增進自由市場及政府組織私有化的美國支援計畫造成貧窮,而非減少貧窮24時,美國為蒙古所做的經濟計畫效能引起質疑。美國援外總署不同意世界銀行在1995年及UNDP 在1998年所採用衡量生活水平的調查(LSMS)方法,並宣稱在蒙古鄉下,仍有3分之1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有位美國研究學者引述,經濟指數指出蒙古有一半的人口從事農業,而他們在1995─1998年之間提高了國民人均所得成長超過50%,而貧窮及極貧牧民家庭擁有牲畜頭數在1998年比1995年多了三倍。而且,最貧窮人口的糧食消費亦在這些年之間明顯地增加。

新世紀的關係
當蒙古牧民忍受了幾年嚴峻的各種冬天災害,而迫使美國以及其他援蒙國家和蒙古中央政府更注意蒙古的特殊遊牧經濟時,這項有關貧窮及它在鄉下的界定之爭論在上世紀末時消沈了。鄉下人口在1995年占總人口的46.6%,1998年增加到50.4%,但在冬害期間快速下降,在2000年占42.8%。25大多數鄉下貧民湧入烏蘭巴托更造成首都的問題。希望蒙古在1999年獲得在美國市場的最惠國待遇地位,可以幫助牧民的畜毛產品賣得高價。1999年之後,蒙古輸美的服飾及紡織品明顯地增加,到了2002年它占蒙古總出口的45%。不過1999─2002年之間,一些未加工的物質愈來愈多非法運到中國加工時,蒙古的羊毛及畜毛產品在世界市場事實上少了8%。 而且,投資在羊絨及駝毛收購方面的美國公司多年來未受到美國政府充分的支持後,最後聯袂自蒙古市場撤退到中國。因此,美蒙在牧業經濟產品的貿易,最後並未如預期的提升,兩國的整體貿易在1990代並未有顯著的發展。

然而在許多方面,1990年代是美蒙經濟關係的全盛時期。在那段期間,美國是蒙古最大的投資國,因為除了紐約市的Mongol Amicale投資羊絨及駝毛方面外,還有休士頓的SOCO Tamsag在石油方面的投資。26

但美國在礦業營運方面的大規模投資並未如預期,原因是幾年來就礦業法內容、蒙古投資法的修訂、以及和國際貨幣組織的課稅及關稅的紛爭不斷。在這樣一種易變的情況下,美國資金從蒙古流出。SOCO在2004年賣給中國。到了2006年,美國的投資落到第5位。過去幾年雙方在軍事合作領域的關係有顯著成長。起先,只限於英語教學、醫藥、民防、災害救濟以及軍法訓練。而與1996─2000年的親民主政府在防禦上的合作已進展到具體的計畫,美國提供蒙古軍隊現代化的援助,特別是為了加入全球和平行動(the Global Peace Operations Initiative) 的一部分之國際維和的設計。蒙古與美國的軍事關係令俄國及中國擔心,它們認為這樣的行動是美國企圖在此地區建立其勢力。27

而在2001年之後,當中亞各國都擔心激進的伊斯蘭恐怖份子流竄時,俄國及中國無法公開地抱怨,蒙古在伊拉克及阿富汗提供軍事活動以及和美軍一起參加區域的聯合演習的決定。截至目前,蒙古在波蘭指揮下的伊拉克Ad Diwaniyah 地區的Camp Echo已經提供了10梯次的軍隊28,而且在「可汗遠征」的計畫下主辦過幾次亞洲地區軍事演習。蒙古媒體報導,蒙古將在9月25日撤走其士兵,而且不再派新的替換士兵,即使美國要求這些軍隊留到年底。29

2007年10月23日,當蒙古政府和代理美國政府的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經過多年的會談而簽下一個5年28,500萬美元的掃貧計畫後,美國援蒙計畫的性質有了重大的改變。蒙古成為亞洲第一個有這樣資格的國家。這份合同將集中在鐵路現代化、財產權、職業教育以及衛生方面。30

結論
當蒙古發展得更民主及實施自由市場制度時,美國不斷地忠告蒙古要很小心地與其兩個強鄰儘量保持等距離的關係。但是,美國的援助政策並未或仍未為達此目的而建構。事實上,可以說相反的模式永遠存在。例如,1990年代的美國援助支持了蒙古對蘇聯能源的依賴。美國投入千萬美元到蘇聯在烏蘭巴托市興造的老舊無用電站,而未幫助蒙古發其自己有規模的能源資源,反而保持蒙古對其北方鄰國的過度依賴。雖然兩國的許多政治及戰略家皆表示,擔心中國人逐漸對蒙古經濟的滲透,並且注意到這個趨勢會有軍事及政治的負面影響,而許多的美國援助計畫卻是針對提高中國成為蒙古的最大消費及貿易夥伴而設計的。而不是增加美國的進口及鼓勵更多的美國投資,以幫助蒙古對抗(中國)的一個趨勢。它只會助長一個環境,使中國企業藉此更容易滲透並壟斷蒙古脆弱的部門。在美蒙建立雙邊關係的13年之後,中國成為蒙古的最大外國投資者以及僅次於俄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這樣的趨勢在新的世紀只會加快,因此到了2007年,中國成為蒙古的最大貿易夥伴,並且占蒙古總出口的60%以上。

過去20年,美國可以說高度支持蒙古同時發展民主機制以及融入全球市場的自由市場經濟。這些政策相當成功,因為美國強力的支持,蒙古於1997年1月成為第一個加入WTO的新轉型國家,即為明證。蒙古已成為美國國會及政府最喜愛的宣傳海報。對他們來說,蒙古證明了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中,它可以同時執行政經改革─雖然蒙古成就的真實紀錄可以由更多方面來評斷。雖然美國政府的援助政策以及早期美國投資者的活動總是得不到正面的結果,但他們已提供兩國密切合作的好傳統─1987年建交之初從未預期的密切。

進入到雙邊關係的第30年,美國商人對於蒙古礦產蘊藏感到興奮,幾個很大的公司已準備好進入市場。雖然這些計畫因為蒙古的改變投資課稅規則而慢了下來,但仍寄望很高,希望蒙古決策者將會穩定投資的環境,使大的礦產探勘及開採能夠進行。若能如此,美蒙的政治及經濟關係一定會有非常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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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Mongolian Statistical Yearbook》,2000 指出2000年沒有來自美國的進口貨物,見頁180。
2 同上註,頁53。
3 邊巴蘇倫(1942─)是蒙古人民革命黨改革派的一員。他於1989年12月成為部長會議副主席,1990年3月為第一副主席以及國家計畫及經濟委員會主席。終結共黨統治的示威期間,他是蒙古人民革命黨與蒙古民主聯盟的年青示威者的主要協調者。1990─1992年,他是蒙古總理並且在1992年被選為國會議員。1992年12月辭職後,由扎斯萊主政。1993年他創立世界蒙古人大會(World Mongolian Congress)及蒙古發展協會(Mongolian Development Society)。1994 年創立蒙古民主復興黨(Mongolian Democratic Renewal Party),並被選為黨主席。參見Uradyn E. Bulag,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 (London: Oxford Press, 1998), 87─88; Sanders, Historical Dictionary, 33─35.
4 “Statement for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Anderson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May 14, 1990).
5 Ibid.
6 Ibid.
7 Lake Confirmation Hearings, “Resident Ambassador” (May 1990), 24

8 奧其爾巴特(1942─)於1987─1990年擔任外貿關係與供應部部長。1990年3月被推為人民大呼拉爾會議主席。同年9月3成為首度民主選出的蒙古總統。1993年6月連任直至1997年。Sanders, Historical Dictionary , 158─159; Jim Hoare and Susan Pares, “Ochirbat,”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ctionary of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5),253. http://encarta.msn.com/encyclopedia_761584258/ochirbat_punsalmaagiyn.html

9 George Bush, “Remarks following Discussion with President Punsalmaagyin Ochirbat of Mongolia,”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924210 “Agreement Relating to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Mongolia”(January 23, 1991).
11 Lake, “U.S.-Mongolia Relations,”22.
12 美國人對1990年代初西方顧問在蒙古的逐漸增加,而蘇聯影響力下降的重要分析,參見: Morris Rossabi, Modern
Mongolia, From Khans to Commissars to Capitali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Chapter 2“From Russian to Western Influence,”30─42. 而蒙古對於相同現象的分析,參見Munkh-Ochir D. Khirghis, “Adriftor Advance? Socio-economic Aspects of Mongolia-Russia Relations at the Onset of the 21st Century,” Neighbors Through the Centuries: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Aspects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Mongolia and Russia,, Vol.
27 (Ulaanbaatar: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5), 95─111.
13 東北亞經濟研究院(ERINA)的Enkhbayar Shagdar在ERINA Discussion Paper No. 0703E (Niigata,Japan: April 2007)的一篇報告”Neo-Liberal :Shock Therapy” Policy During the Mongolian Economic Transition,”中稱蒙古的震盪治療為「新自由的」。對於此政策的主要評論者是Keith Griffin. 見Keith Griffin.主編Poverty Reduction in Mongolia(Australia: Asia Pacific Press, 2003). 另一較持平的觀點,參見Julia S. Bilskie and Hugh M. Arnold, “An Examination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of Mongolia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Journal of Third WorldStudies, Vol. 19 (Americus, Georgia: Fall 2002), 205─218.
14 Raytheon Engineers and Constructors, “Final Report for Energy Sector Project, Emergency Heat and Power ProjectNo. 1,” Project No. 438─0003, Vol. 1 (July 1993).100
15 Terry McKinle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Aid Coordination,” Poverty Reduction in Mongolia , KeithGriffin ed., (Australia: Asia Pacific Press, 2003), 179─180.
16  Ibid., 15.
17 有關貝克的發言,請見1990年7月與貝克國務卿會談的已故大使Olzvoy的回憶錄. Kh. Olzvoy, “J. Beikeriin Ailchlal xiigeed “guravdaxi tunsh”- uun assudald, “ Olon Ulsin Xariltsaa, (World Affairs), vol. 184(5), no. 1 (Ulaanbaatar),166─168. 蒙古對於「第三鄰國」的分析,請見 Tsedendamba Batbayar, “Geopolitics and Mongolia’s Search forPost-Soviet Identity,” Journal of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43,no.4 (June 2002), 323─335.18 全文請見the Embassy of Mongolia USA website, http://www.mongolianembassy.us/eng_foreign_policy/the_concept_of_national_security.php

20 Dr.Robert Scalapino 對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Northeast Asia and Mongolia’s Challenge,”論文的評論。此未出版的論文發表於蒙美雙邊會議,Mongolia-U.S.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in the Context of North East As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ashington: February 28, 2005).

21 L. Erdenchuluun, “Mongolia’s strategic option,” in Northeast Asia towards 2000: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K. Lho and K. Moller, ed. (Baden-Baden, Germany: 1999), 95 cited in Ts. Batbayar, “Mongolia’s New Identity,”Mongo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3, (Ulaanbaatar, 1996), 65─66; M. Dugersuren, “Changing Mongoliain a New Environment,” Mongolian Journal , No. 1 (Ulaanbaatar: 1994), 21.

22 Luvsangiin Erdenchuluun 曾是職業外交官,他在1991─1995年為蒙古駐聯合國大使,2000─2004年為蒙古外交部長。2006年他擔任人類安全政策研究中心(Human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Center)主任。2007年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行政委員會(the Executive Board of UNESCO)的會員。

23 Erdenchuluun, “Mongolia’s Strategic Options,”95.
24 World Bank, “Mongolia: Poverty Assessment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Report No. 15723─MOG (Washington,D.C.: The World Bank, June 27,1996); NSO/UNDP,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 1998) (Ulaanbaatar: NSO/UNDP, 1998); FIDE, “Review of the 1998 Mongolia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 report prepared for theNSO and the CUNDP (Washington, DC: FIDE, 1999).
25 UNIFEM and UNDP, “A Gender Lens on the Rural Map of Mongolia: Data for Policy”(Ulaanbaatar, 2002), 18.26 FIFTA, “Steppe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Ulaanbaatar, 2006), 2. 2004年SOCO被蒙古政府列為外國投資中最「成功的公司」,而Mongol Ameicale名列第八。其他主要美國投資公司在列者為,GL-Monpolimet (位第十二) U.S.-Sino Company Rock Oil(位第十八)。
27 Tsedendamba Batbayar,” Mongol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90s: New Identity and New Challenges,”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and Mongolia, Vol. 17 (Ulaanbaatar: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2), 229.
28 “Mongolia May Pull Troops from Iraq As Early As September”(Mongolia Web News: August 18, 2008) , http://www.mongolia-web.com/content/view/1954/2/
29 “It's Asked Not to Withdraw Mongolian Troops from Iraq”((Daily Business News Mongolia: August 20,2008) http://www.business-mongolia.com/mongolia-government/it%E2%80%99s-asked-not-to-withdraw-mongolian-troops-fromiraq/
30 Mongolia and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Building a Dynamic Partnership for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Economic Growth”(Fact Sheet: October 22, 2007) http://www.mcc.gov/documents/factsheet-102207-mongol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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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GOVERNMENT POLICIES TOWARDS MONGOLIA IN THE LAST 20 YEARS—A EVIEW

Dr. Alicia J. Campi  (US-Mongolia Advisory Group, Burke, VA)

Although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ngolia has grown considerably in the last 20 years, the dynamics of the relationship, particularly in the decade of the 1990s, were mainly reactive—reacting to developments in a modernizing China and a collapsing Soviet Union. In 1987, the year of U.S. recognition of Mongolia, the United States valued Mongolia only as a window on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hip and on the new glastnost and perostroika policies spreading from Moscow to a loyal Soviet satellit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had no re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Mongolia. In 1990 total bilateral trade turnove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as a mere $900,000, which were exports of animal hair (cashmere goat and wool) and animal byproducts such as casings. There were almost no American imports reaching Mongolia.1 The embassy in early 1990 consisted of only two full-time officers, myself on temporary assignment, and a non-resident ambassador.

But, in 1991 the American focus towards Mongolia changed completely when Mongolia’s peaceful democratic revolution abandoned communism during the concurrent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U.S. throughout the next 17 years sought to assist Mongolia in creating both a stable free market and a democratic society, which would be a model for other former socialist nations making the same difficult transition.1 9

The diplomats in the U.S. Embassy in early 1990—all products of the generation that had seen large-scale, often violent, anti-government demonstration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at first did not see the several thousands of nearly silent, well-behaved Mongol demonstrators in Ulaanbaatar as serious challengers to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st Mongol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or MPRP. No one in the Embassy predicted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a simple hunger strike in Sukhbaatar Square, the capital’s central plaza, that began on the morning of March 7 with ten people and grew by the end of the day to thirty. The American embassy officials and the entire foreign diplomatic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Soviets and Chinese) were shocked to hear MPRP Party leader and Prime Minister Batmönkh announce on television two days later that the only way to find a peaceful solution and to stop the hunger strike was for the Politburo to resign en masse. Batmönkh later explained: “Some people criticized us, saying that we capitulated. Yes, it was a compromise. But we have to understand who has capitulated to whom. We did not capitulate to a foreign enemy. We did capitulate to the arriving new era and to our younger generation. There was nothing better than that.”2

The confused Politburo appointed a compromise candidate, G. Ochirbat, as the new interim MPRP chairman replacing Batmönkh. Although the communist system was still in place, the new political climate immediately was reflected by a warm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Mongolian First Deputy Prime Minister D. Byambasüren3, visited Washington from April 30 to May 4 for a successful first round of talks. Just days after his visit,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Desaix Anderson testified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that the establishing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ongolia came at a specially opportune time: “We are presented with unique opportunities to be supportive of positive developments at a turning point in Mongolia’s history and at a time when their leaders are looking to us for assistance.

We think the conditions are right for special effort.”4 He explain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relationship with Mongolia “…is in large part an outgrowth of Mongolia’s new open foreign and economic policies.”5 Replacing the Soviets: 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to Stabilize Mongolia The U.S. Government, even before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had made the decision to appoint a new Ambassador who would be resident in Ulaanbaatar. The new Ambassador-designate, Joseph Lake, in Senate testimony justified the additional cost of $167,000, or almost one-third of the FY-1990 embassy budget to locate the ambassador in Mongolia, by saying, “Clearly, the times have changed.”6 Lake arrived on July 18 in Ulaanbaatar, possibl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most isolated foreign service post to be symbol of a new, mor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wo weeks after Lake’s arrival,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 made his first visit to Mongolia—a visit that was dramatically cut short to less than twelve hours because of the Iraqi invasion of Kuwait. Baker visited Mongolia again a year later to make up for the aborted original trip. Ambassador Lake would later declare that “Without [Baker’s] interest in and commitment to Mongolia, there would be no U.S.-Mongolia relationship.”7 These visits by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raised Mongolia’s profile significantly with American policymakers, who were concerned with instability in China after the Tiananmen incident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y also initiated a peculiar but potent infatuation with Mongolia by the U.S. Congress and successive American administrations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at explains the highranking visits of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Albright and then First Lady Mrs. Hillary Rodham Clinton in 1998. Such official courtesy calls snowballed in number in the new millennium, peaking with the 2005 visits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 and even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Lake’s tenure as ambassador in the early 1990s occurred during the most arduous period for Mongolia economically. Large-scale Soviet assistance disappeared and Mongolia plunged into a deep recession. The disintegrating urban economy suffered widespread meat, milk, and power shortages. As bankrupt state enterprises collapsed,

people fled Mongolia’s industrial cities of Darkhan and Choibalsan, as well as all the aimag capitals, to pour into Ulaanbaatar. The capital city of 300,000 soon doubled its population.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soared, bringing in their wake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hooliganism, homeless street children, and crime.

Policymakers from both the U.S. and Mongolia saw strategic advantages in strengthen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especially political ties. During the early 1990s many Mongols, including the firs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resident, P. Ochirbat,8 believed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quickly establish a strong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e visited the U.S. in January 1991 to meet with President George Bush.9 Bush announced that the U.S. and Mongolia had signed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eement,10 and he granted eight million dollars worth of food credits and issued the waiver to open the door to granting Mongolia most-favored-nation status. Washington developed a USAID program to assist Mongolia with its free market reforms. A Peace Corps program began in the summer of 1991 with twenty-one volunteers teaching English and computer skills in Ulaanbaatar and slowly expanded to the countryside. In the educational sphere U.S. Government fellowships, originally

destined for China, were diverted for a few years to Mongolia. This enabled young Mongolian democratic, political activists to go to elite U.S. institutions such as Harvard.

In 1987 there were five Soviet army divisions in Mongolia, but by 1992 they had withdrawn, although there remained several hundred Russian adviser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decade these Soviet specialists were soon replaced by hundreds of new economic experts from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nations, Japan, and South Korea.

To a great extent, American policies developed for Mongolia were spontaneous and not necessarily well constructed. Lake later admitted, In the end, [in] Mongolia, as was said earlier, no one expected what happene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The whole world changed. And so the assumptions we started with in trying to help Mongolia build its future simply did not exist anymore….it was a very difficult time for Mongolia.11

The first pri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other foreign donors was to find mechanisms to sustain the urban populace pouring into Ulaanbaatar.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d the capital with emergency energy assistance in 1991 and emergency butter and wheat in the mid-1990s. Meanwhile, the Mongols increasingly saw the western donors, particularl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ogical sources to replace Soviet aid which had amounted to around one-third of the nation’s annual budget.12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in its role as winner of the Cold War that took the lead in devising and implementing programs both to accelerate Mongolia’s political reforms and its transition to a free market economy, following a controversial strategy called “shock therapy.”13 This strategy involved removing as fast as possible the command economy controls and regulations on prices and trade to shift to a private market economy by introducing a floating currency exchange rate and strict wage and credit controls with abolition of state subsidies. Concurrently, structural changes such as privatization of government assets, financial and banking reforms, encouragem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ducational and healthcare restructuring were implemented. The results were uneven, an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90s economic dislocation and contraction increased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The U.S. assistance program totaled some $12-17 million a year in the 1990s, making it the third largest provider of foreign donor assistance to Mongolia, after Japan and Germany. At this time Mongolia was receiving nearly $200 million a year in aid. In these early years, American assistance through the USAID program was granted only to a few large-scale projects, such as procuring $5 million worth of Russian spare parts for its old-style Russian-built power stations in Ulaanbaatar,14 as well for legal and banking training.


The U.S. Congress, which had created the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IRI) under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ssigned it to work in Mongolia in 1992. The IRI, with USAID and Department of State funding, focused on teaching modern political campaigning and organization techniques to the young Mongolian democratic leaders and educating Mongolian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increase effectiveness, accountability, and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process. IRI officials promoted rapid privatization policies and political action ideas paralleling those developed by America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 Newt Gingrich in his “Contract with America.” In fact, Mongolian young democratic reformers were inspired in 1995 to publish their own “Contract with the Mongolian Voters,” which they claimed helped them wi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f 1996.

In the early transition years, American private investment consisted of three joint ventures in the camel hair and cashmere sectors, which was severely affect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communist era animal hair procurement system. In 1999 Mongolia was granted free trade status, which permitted its textiles to enter the U.S. market. Mongolian exports to the U.S., whose value totaled only $900,000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ecade, skyrocketed to $92.9 million in 2000, second only to $274.3 million in exports to China.15 Almost none of the U.S. aid went to the countryside herder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widening economic and cultural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Mongols. However, this urban bias was viewed as absolutely correct policy, because consultants wrongly feared that,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ngolia would be diverted to the countryside to startup new, craft-based industries manufacturing animal by-products and to providing food exports to Mongolia’s neighbors.

The American economic planners advised that, if Mongolia wanted to find a way out of urban unemployment, it would have to stimulate small enterprises and concentrate on developing “basic property rights, trade facilitating aspects of business law an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16 American consultants and USAID administrators proclaimed that Mongolia should adopt the accumulated wisdom of Western countries regarding land use and land ownership. Such flaw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did not include any recognition of Mongolia’s defining nomadic herding economy or the especially harsh climatic environment, which necessitated the transhumant livestock-raising lifestyle that is key to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Mongolian views of property rights.

Mongolia’s Search for a “Third Neighbor” Early in the decade Mongolia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policymakers became nervous about China’s potential to monopolize Mongolia’s economy as its northern neighbor, Russia, had done in the communist period. In those years Russia was unstable and not able to compete with Chinese economic dynamism. In this uncertain regio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a new foreign policy concept, called the “Third Neighbor Policy,” was first proposed for Mongolia in 1990 by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17 This strategic concept, which had political, military, cultural, an economic components, meant that another large power, such as the U.S., Germany, or Japan, would act as a “Third Neighbor” for Mongolia to counterbalance the traditional roles played by Mongolia’s border neighbors, China and Russia. Mongolian policymakers quickly became enamored by the concept and in the 1990s embarked on the task of “searching for the Third Neighbor.”

Mongolia’s main international foreign policy goals for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were outlined in two documents adopted by the Mongolian Parliament on June 30, 1994—the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18 and the Concept of Foreign Policy.19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emphasized that Mongolia sought a multi-partner or multipillar approach to securing its vital interests. Top priority would be given to balanced relations with its two neighbors, China and Russia, but it would “pursue an open foreign policy.”

One result of this new strategic thinking was that Mongolian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economists supported Mongolian integration with the Northeast Asian region as the best chance for the country to develop and prosper, as well as to balance Chin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Northeast Asia was called Mongolia’s 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y,20 a kind of “regional Third Neighbor.” Many Mongolian government leaders embraced this concept, because it seemed a way to quickly benefit from the success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es.21 Unfortunate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90s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dashed all hopes of the special Third Neighbor role for Japan or South Korea. In Europe Germany was self-absorbed in its own reunification problems. Thus, for Mongolia, the only realistic choice was the United States as “third neighbor.” As former Mongoli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L. Erdenechuluun22 wrote: “To many Mongolian politician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U.S. would appear as the savior of new Mongolia and “major pillar” of its national security.”23 However, at first, American officials dismissed the Third Neighbor concept as a non-starter, because they viewed Mongolia as a friendly,

but minor nation wedged between significant American rivals, Russia and the PRC. It would take the events of September 11, 2001 and the increased attention attached to 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for the U.S. to recalculate its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o embrace the Third Neighbor relationship with Mongolia.

U.S. Policies and the Mongolian Democratic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the mid-1990s, there was a change of ambassadors on both sides. This coin cided with the victory of the democratic coalition parties in the 1996 Mongoli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Washington, Jalbuugiin Choinkhor, who had been trained in Great Britain, began a seven-year posting. Choinkhor emphasized expanding U.S. government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greements. His main accomplishments were garnering strong American support for Mongolia’s 1997 entrance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gaining U.S. Congressional favorable trade status for Mongolia in 1999. During Alphonse La Porta’s ambassadorship in Ulaanbaatar from 1997 to 2000, he markedly changed U.S.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policies in the direction of pro-American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projects. U.S. influence in the new democratic coalition government was great, even at times mimicking structures employed by Soviet advisers in the communist era. Three American project economists were physically located in the Mongolian Prime Minister’s Office in the Government House, which gave them unparalleled access to the Mongolian policymaking apparatus. The U.S. advisers worked with young Mongolian counterparts to assess needs for policy reforms, assign priorities, develop an agenda, explore alternative solutions, build consensus around the chosen alternative, and implement new policy structures. Together they privatized the banking structure and revised protectionist and anti-investment legislation from the previous MPRP-controlled period.

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some modification of USAID’s development philosophy of supporting Mongolia’s ongo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rough promoting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broad-based growth, as well a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major American aid focal points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decade were (1) provid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reform in the financial and energy sectors, (2) completing privatization of Mongolia’s state enterprises, and (3) carrying out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moderniz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planning for Mongolia was called into question when in the 1990s several major UNDP and World Bank-funded studies concluded that the American-supported plan to promote free market and privatiz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was causing poverty, not relieving it.24 USAID disagreed with the methodology used in the Living Standard Measurement Surveys (LSMS) conducted by the World Bank in 1995 and the UNDP in 1998, which claimed that poverty levels in Mongolia’s rural areas remained at one-third of the population. An American researcher cited economic indicators showing that it was the fifty percent of the Mongol population engaged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hat had increased national GDP growth more than fifty percent from 1995 to 1998, and that herd size for poor and very poor herder families in 1998 was three times larger than that for such families in 1995. Furthermore, food consumption among the poorest population al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during these same years.

Relations in the New Century This debate about poverty and its definition in the countryside was silenced somewhat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when Mongolian herders endured several years of severe dzuds (winter disasters of all types) which forced the United States, other foreign assistance donors, and the Mongolian central government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nation’s specialized nomadic economy. Rural population that had stood at 46.6% in 1995 and peaked at 50.4% in 1998, rapidly fell during the dzud years to 42.8% in 2000.25 Most of the rural poor moved to Ulaanbaatar, further aggravating the capital’s problems.

It was expected that Mongolia’s acquiring free trade status in the U.S. market in 1999 especially would help herders to get better prices for their animal hair products. Mongolia’s apparel and textile related exports, mostly destin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did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fter 1999, so that by 2002 they accounted for forty-five percent of Mongolia’s total exports. Yet, Mongolian wool and animal hair products actually lost eight percent of the world market share from 1999 to 2002, as these unprocessed materials moved illegally more and more to China for processing. Furthermore,

American companies that had invested in cashmere and camel hair procurement, after years of insufficient support from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finally dropped out of the Mongolian market altogether to retreat to China. So, in the end, U.S.-Mongolian trade in products originating in the herding economy did not increase as predicted, and overal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id not develop to a significant degree in the decade.

Nevertheless, in many ways the 1990s were the heyday for American-Mongolian economic ties. The United States at one point during those years was Mongolia’s largest foreign investor, owing to the presence of SOCO Tamsag of Houston in petroleum and Mongol Amicale out of New York City in the cashmere and camel wool sector.26 But sizable American investment in mining operations did not proceed as expected due to years of contention about the contents of a mining law, revisions in Mongolia’s investment legal regime, and taxation and customs disputes with the IMF. In such a fluid situation, American capital flowed away from Mongolia. SOCO was sold in 2004 to the Chinese. By 2006, United States investment had slipped to fifth place.

It is in the area of military cooperation that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grown noticeably in the past few years. At first it was confined to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edicine, civil defense, disaster relief, and military legal training. However, with the pro-democracy government of 1996 to 2000, defense cooperation grew into concrete programs in which the U.S. provided assistance to modernize the Mongolian armed forces,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as part of the Global Peace Operations Initiative. Mongolia’s military t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were observed warily by both Russia and China, which viewed such activities as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merican power in the region.27 However, after 2001, when all of Inner Asia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spread of militant Islamic terrorists, Russia and China could not publicly complain about Mongolia’s decision to provide troops for military operation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and to participate in regional joint exercises with American troops.

To date Mongolia has provided 10 rotations of troops in Iraq under Polish command at Camp Echo in Ad Diwaniyah, Iraq28 and hosted several Asian regional military exercises under the program “Khaan Quest.” It is reported in the Mongolian press that Mongolia will withdraw its soldiers on September 25th and not send a new rotation, although the U.S. side has requested these troops remain until the end of the year.29 The nature of the U.S. foreign aid program in Mongolia was changed fundamentally on October 23, 2007 when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agency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after several years of protracted negotiations,

signed a 5-year, $285 million, compact to reduce poverty. Mongolia became the first Asian country to so qualify. The Compact will focus on railroad modernization, property right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health.30 Conclusion The United States repeatedly advised Mongolia, as it developed more democratic,

free market institutions, to carefully co-exist with its two giant neighbors in as balanced a relationship as possible. Yet, U.S. donor policies were not and still are not structured to achieve that result. In fact, one could say that the opposite pattern was perpetuated. For example, American aid in the 1990s propped up Mongolia’s dependency on Soviet energy power by both pouring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to the failing Soviet-built power stations in Ulaanbaatar and by doing nothing to help Mongolia develop its own sizable energy resources rather than remain heavily dependent on its northern neighbor.

Although many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researchers from both nations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the growing penetration of the Mongolian economy by the Chinese and cautioned that this trend potentially had negativ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many American aid programs were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PRC as Mongolia’s optimal consumer and trade partner. There was no effort to help Mongolia counterbalance this trend with incentives to increase imports from the U.S. and spur greater U.S. investment.

It only encouraged an environment whereby Chinese enterprises could more easily infiltrate and monopolize Mongolia’s weak private sector. Thirteen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U.S.-Mongolian bilateral ties, the PRC had become Mongolia’s leading foreign investor and second largest trade partner after Russia. In the new millennium this trend has only accelerated, so that by 2007 China was Mongolia’s number one trade partner and received over sixty percent of Mongolia’s total export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highly supportive of Mongolia’s simultaneous efforts to develop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a free market economy in order to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 marketplace. Proof of the relative success of these policies is that in January 1997 Mongolia, strongly backed by the U.S., became the first newly acceding country in transition to join the WTO. Mongolia has become the favorite poster child of the U.S. Congress and Government. To them Mongolia proved it was possible to implement simultaneousl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a former socialist country—even though Mongolia’s actual record of accomplishment could be judged as more mixed. Although the U.S. Government’s donor policies and the activities of the early American investors have not always had a positive outcome, they have provided a sound legacy for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a closeness that was never envisioned at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87.

Entering the third decade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merican businessmen are excited by Mongolia’s mineral potential, and several very large companies are poised to enter the market. Although such plans have been slowed to a crawl by Mongolian changing investment and tax regulations, hopes remain high that Mongolian policymakers will stabiliz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so that major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can proceed. If this does happen, it should have a very positive impact on U.S.-Mongolian political as well as economic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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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Mongoli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0 lists no imports from the U.S. in the year 2000, see 180.
2 Ibid ., 53.
3 Dashiyn Byambasüren (1942─) was a member of the MPRP’s reformist wing. He became deputy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in December 1989, the first deputy chairman and concurrently chairman of the State Planning and Economic Committee in March 1990. He was the MPRP’s chief negotiator with the Mongolian Democratic Association’s young demonstrators during the protests that brought about the end of communism. He was Mongolian Prime Minister from 1990 to 1992 and elected to the Mongolian Great Khural in 1992. In December of 1992 he resigned from his seat and the MPRP in opposition to the Jasrai government. In 1993 he founded the World Mongolian Congress and the Mongolian Development Society. In 1994 he founded and was elected leader of the Mongolian Democratic Renewal Party. See Uradyn E. Bulag, 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 (London: Oxford Press, 1998), 87─88; Sanders, Historical Dictionary , 33─35.

4 “Statement for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Anderson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May 4, 1990).

5 Ibid .

6 Ibid .

7 Lake Confirmation Hearings, “Resident Ambassador” (May 1990), 24.

8 Punsalmaalgiin Ochirbat (1942─) was Minister of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Supply from 1987 to 1990 when in March 1990 he was mad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Great Khural. On September 3, 1990 became the firs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resident of Mongolia. He was re-elected in June 1993, serving until 1997. Sanders, Historical Dictionary,158─159; Jim Hoare and Susan Pares, “Ochirbat,”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ctionary of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5), 253. http://encarta.msn.com/encyclopedia_761584258/ochirbat_punsalmaagiyn.html 9 George Bush, “Remarks following Discussions with President Punsalmaagyin Ochirbat of Mongolia,”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9242

10“Agreement Relating to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Mongolia” (January 23, 1991).

11 Lake, “U.S.-Mongolia Relations,” 22.

12 For a critical American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of Soviet influence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advisers in Mongolia in the early 1990s, see Morris Rossabi, Modern Mongolia, From Khans to Commissars to Capitali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Chapter 2 “From Russian to Western Influence,” 30─42. For Mongolian analysis of the same phenomenon, see Munkh-Ochir D. Khirghis, “Adrift or Advance? Socio-economic Aspects of Mongolia-Russia Relations at the Onset of the 21st Century,” Neighbors Through the Centuries: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Aspects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Mongolia and Russia , Vol. 27 (Ulaanbaatar: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5), 95─111.

13 Mongolia's shock therapy was dubbed “neo-liberal” by Enkhbayar Shagdar of the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Asia (ERINA) in his report “Neo-Liberal “Shock Therapy” Policy During the Mongolian Economic Transition,” ERINA Discussion Paper No. 0703E (Niigata, Japan: April 2007). One of the leading critics of this policy is Keith Griffin. See Poverty Reduction in Mongolia, Keith Griffin , editor (Australia: Asia Pacific Press, 2003). A somewhat more balanced view is found in Julia S. Bilskie and Hugh M. Arnold, “An Examina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of Mongolia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 Vol. 19 (Americus, Georgia: Fall 2002), 205─218.

14 Raytheon Engineers and Constructors, “Final Report for Energy Sector Project, Emergency Heat and Power Project No. l, “Project No. 438─0003, Vol. 1 (July 1993).

15 Terry McKinle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Aid Coordination,” Poverty Reduction in Mongolia, Keith Griffin ed . (Australia: Asia Pacific Press, 2003), 179─180.

16 Ibid ., 15.

17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Baker statement, see the memoirs of the late ambassador Olzvoy, who participated in negotiations with Secretary Baker in July 1990, Kh. Olzvoi, “J. Beikeriin Ailchlal xiigeed “guravdaxi tunsh”—uun asuudald,” Olon Ulsin Xariltsaa, World Affairs , Vol. 184 (5), No. 1 (Ulaanbaatar, 2002), 166─168. For Mongolian analysis of the “Third Neighbor Concept,” see Tsedendamba Batbayar, “Geopolitics and Mongolia’s Search for Post- Soviet Identity,” Journal of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 Vol. 43, No. 4 (June 2002), 323─335.



20 Comment by Dr. Robert Scalapino when presenting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Northeast Asia and Mongolia’s Challenge,”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Mongolia-U.S. Bilateral Conference, Mongolia-U.S.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in the Context of North East As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ashington: February 28, 2005).

21 L. Erdenchuluun, “Mongolia’s strategic options,” in Northeast Asia towards 2000: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

K. Lho and K. Moller, ed . (Baden-Baden, Germany: 1999), 95 cited in Ts. Batbayar, “Mongolia’s New Identity,” 5; Kh. Olzvoy, “A Mongol’s View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Mongo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No. 3, (Ulaanbaatar: 1996), 65─66; M. Dugersuren, “Changing Mongolia in a New Environment,” Mongolian Journal, No. 1 (Ulaanbaatar: 1994), 21.

22 Luvsangiin Erdenchuluun was a career diplomat who became Mongolian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1991─1995) and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2000─2004). He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Human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Center in 2006 and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UNESCO in 2007.

23 Erdenchuluun, “Mongolia’s strategic options,” 95.

24 World Bank, “Mongolia: Poverty Assessment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Report No. 15723-MOG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June 27, 1996); NSO/UNDP,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 1998) (Ulaanbaatar: NSO/UNDP, 1998); FIDE, “Review of the 1998 Mongolia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NSO and the CUNDP (Washington: DC: FIDE, 1999).

25 UNIFEM and UNDP, “A Gender Lens on the Rural Map of Mongolia: Data for Policy” (Ulaanbaatar, 2002), 18.

26 FIFTA, “Steppe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Ulaanbaatar, 2006), 2. As of 2004, SOCO is listed by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as the Number 1 most “successful company” among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Mongol-Amicale is number eight. Other major American investments listed are GL-Monpolimet (ranked twelfth) and the U.S.-Sino Company Rock Oil (ranked eighteenth).

27 Tsedendamba Batbayar, Mongol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90s : New Identity and New Challenges ,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and Mongolia, Vol. 17 (Ulaanbaatar: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2), 229.

28 “Mongolia May Pull Troops from Iraq as Early as September” (Mongolia Web News: August 18, 2008), http://www. mongolia-web.com/content/view/1954/2/

29 “It’s Asked Not to Withdraw Mongolian Troops from Iraq” (Daily Business News Mongolia: August 20, 2008) http:// www.business-mongolia.com/mongolia-government/it%E2%80%99s-asked-not-to-withdraw-mongolian-troops-from-iraq/

30 Mongolia and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Building a Dynamic Partnership for poverty Reducation Through Economic Growth” (Fact Sheet: October 22, 2007) http://www.mcc.gov/documents/factsheet-102207-mongolia.pdf

2013年1月25日星期五

Be flash mob - Mongolian the biggest Flash mob - 快闪族 - 蒙古最大的快闪族






蒙古将建首个炼油厂

蒙古政府在近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蒙古将在2015年底前在中部的达尔汗省建成一个具有年加工200万吨原油能力的国有炼油厂,这将是蒙古第一个炼油厂。

声明说,这个新炼油厂将由日本东洋工程公司建造,而蒙古公司作为这个项目的分包商。蒙古将开始与日本银行就为这个炼油厂获得贷款一事进行谈判。

据了解,蒙古没有炼油工业,本国所消耗的约90%的石油产品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蒙古是高端重卡的“荒地”

近日,英国媒体报道称2013年世界GDP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蒙古国今年经济增长定为15.2%,将保持高速增长。

蒙古是高端重卡的“荒地”。在这个市场上,欧美进口卡车一年销量不到20辆,经济型中国卡车甚至二手车占据着该国卡车市场主导地位。不过,随着蒙古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重卡企业也开始觊觎这块经济增长宝地,纷纷选择来这里安营扎寨。

随着这些欧洲重卡企业的加入,蒙古未来的重卡市场将会如何发展?

蒙古国,国土面积165.6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之一,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它北与俄罗斯接壤,东、南、西都与中国交界。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缘,大量中国冒牌卡车涌入该国,跑在该国道路上异常刺眼。

这个国家每年用于基础设施的费用是非常低的,卡车市场也很小。蒙古重卡市场一年销车约5000辆。目前整个蒙古市场重卡保有量约为9万辆,中国冒牌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将近90%的中国车辆应用于矿山领域。

然而,中国卡车虽然价廉,但却不能满足蒙古高质量用户的需求。尤其是随着蒙古国经济连续七八年的快速增长,用户对高端卡车的需求正在与日俱增。

四五年前,人们大多购买解放、重汽、北奔等中国卡车。最近两三年,大宇、现代等韩国重卡品牌也进入到这个市场中,但它们更多是以二手车形式进口到蒙古并销售。

蒙古国政府制定的2013年经济发展目标是,将通胀率由12%降至8%。由于财政收入逐渐增长,政府对滞后的基础建设投资也开始“补课”,更多基建项目与工程项目纷纷上马,将为工程机械车辆和物流运输车辆提供商机。

由于中国对蒙古国矿产存在巨大的需求,所以矿业是蒙古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蒙古国将成为2013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GDP预期增幅为18.1%。蒙古国财政部部长乌兰称:“据观察,到去年年末,美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复苏形势,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发生的危机也有缓解趋势,我们两个邻国的经济下跌也变得较慢,在年末基本上稳定了,希望变得更积极。”

蒙古国政府预期2013年该国经济增长为15.2%,继续保持高增长,主要是矿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以及由此带动其他行业、增加工作岗位、吸引外资等因素所致。

蒙古矿产资源丰富,这带动了资源运输的发展。物流市场增长也比较快。除此之外,蒙古大部分市政车辆和消防用车都是前苏联的二手车,蒙古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改进这种状况,未来这个领域的需求会比较大。

官方数据显示,蒙古国内重卡市场虽然大幅下滑,但欧洲进口卡车的销量却一直在增长。有人士由此认为,在进口西方重卡市场,蒙古将会是一个大市场。

蒙古将取消与中国铝业2.5亿美元煤炭合同

蒙古贷款3.6亿美元助Erdenes中止向中铝供煤
《彭博》报道,蒙古最大的煤炭供应商Erdenes Tavan Tolgoi LLC行政总裁Yaichil Batsuuri 透露,当地政府承诺批予一笔总值3.55亿美元(下同)的贷款,公司拟将当中1.8亿偿还中铝,作为中止一份双方在2011年签署合约的代价,该份合约总额为2.5亿元,双方同意可以煤炭或现金支付。 Erdenes 由当地政府拥有,自从中铝拒绝支付运费补贴,致公司出现财政问题后,在2011年1月起已停止向中铝供应煤炭,而中铝是其最大客户,但由於合约中的煤炭订价低於开采及运输成本,公司一直希望可以作出修订,Erdenes行政总裁强调,未来仍然希望与中铝保持合作,但并非如目前的合作模式,特别是在订价机制方面。 蒙古正在尝试与中国最大煤炭生产商神华合作 。

《华尔街日报》引述蒙古矿业部一名官员称,蒙古将取消与中铝签订的煤炭供应合同,但有意重新协商合同条款。同时,蒙古正在尝试与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商神华合作,从而替代中铝,解决与後者的合同纠纷。 该官员称,希望可以重定与中铝合同条款以反映煤炭市场价格波动。同时,蒙古已经与神华进行了几次对话,但目前尚无明确结果。神华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中铝与蒙古於去年7月签订总值2.5亿美元煤炭供应合同。

蒙古宣布2009年以来首次降息以支持增长

1月26日蒙古央行周五宣布,在考虑到未来的通货膨胀前景依然温和之后,决定“审慎地”对货币政策进行宽松,希望通过2009年以来的首次降息决定支持经济增长。

蒙古央行网站上的表格确认新的政策利率已经由之前的13.25%降低到12.5%;央行首席经济学家Sandagdorj Bold确认了这一已经从周四开始生效的新利率。他在接受彭博社电话采访时表示,央行有信心在2013年实现8%的通货膨胀率目标。

受到该国最大出口商品煤炭的价格下跌,占据92%出口商品采购量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蒙古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11年的17.3%放缓到了12.3%。而Sandagdorj Bold所说的政府所实施的财政限制也导致了”更为自律“的开支,从而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

Sandagdorj Bold进一步指出,央行所实施的,包括向燃料进口商提供贷款在内的项目,确保了食品,燃料,住房以及运输成本的价格稳定。在国内燃料进口商表示可能需要提高汽油价格之后,蒙古央行在2012年年底为国内的燃料进口商提供了830亿图格里克贷款。

矿产业的迅速繁荣加上海外资金的快速流入刺激了蒙古经济的发展,主要的开发项目包括了力拓集团名下60亿美元的奥尤陶勒盖铜金矿。

蒙古国家统计办公室数字指出,该国2012年出口了2090万吨煤炭,略低于2011年的2130万吨;2012年的出口煤炭价值是19亿美元,2011年时候是22.7亿美元。

哈达关押中与妻短聚 与外界通讯仍被切断(图)

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刑满出狱至今已两年多,但仍遭法外拘禁。据海外人权组织近日透露,官方监禁哈达的理由是因为他的家人没有停止向外界披露他的情况。哈达的妻子元旦期间获准与丈夫短暂相聚。本台连日多次致电新娜但始终无法联系。当地公安称,只有领导才可见到新娜。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图片: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中)与妻儿合照。
曾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刑15年的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自2010年12月刑满出狱后,一直被囚禁在呼和浩特市郊。其妻子新娜去年9月探望丈夫后,因向外国媒体披露丈夫出现精神异常症状,而被公安禁止探望,最后连他的儿子威勒斯也不准探父。

据纽约的人权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称,哈达的岳母星期三说,新娜新年期间被允许探望哈达并和他一起呆了一周;哈达的身体不像以前那样糟糕,伙食也稍有改善,至少可吃到蔬菜。但当局仍不允许哈达的儿子威勒斯工作,怕他与外界接触。而且,不仅新娜和威勒斯的手机仍被封锁,哈达岳母本人的手机在每次与境外通话后,也会被切断多日。哈达的岳母还说,有内蒙古自治区官员说,只要哈达的亲友不停止接听境外电话并披露哈达一家的情况,哈达就不会获释。

本台周四多次致电新娜和哈达的岳母电话,但显示关机和“停止服务”。哈达的舅舅哈斯朝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也无法联系到新娜:“啊呀,没他消息,新娜那边给我来过一个电话(去年底),快一个月了”。

记者:听说新年,她跟哈达相聚了一个星期?

回答:新娜最近见着他了,不知道详细情况。

记者:我打新娜的电话也不通。

回答:新娜来过一次电话,还不到一个月,我想回打电话,再打也打不通电话。

哈达家人电话仍被屏蔽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称,哈达的岳母气愤地谴责当局无法无天,并说哈达已服满15年刑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继续关押他。她还透露,哈达仍坚定地拒绝与当局合作、不肯认罪,因为他仅仅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而每个人都有思想的权利。

住在赤峰市的哈斯朝鲁距离呼和浩特哈达家有一千多公里,由于新娜家的电话被屏蔽,无法直接获得他们的消息,只能从其他亲友那里间接得到片言只语。哈斯朝鲁说,目前新娜和儿子威勒斯生活陷于困境:“她各方面还可以,但主要是经济方面好像挺困难”。

记者:新娜和威勒斯好像每个月(当局)给他们两千元。

回答:两千一百元,一个人两千一。

记者:跟他们联系很难吗?

回答:很难。

被蒙古族人称为民族英雄的哈达,1989年在呼和浩特市创办蒙古学书店,努力恢复弘扬蒙古民族的文化。后与朋友成立“内蒙古民主联盟”并担任主席,他主张内蒙古高度自治,1996年被判刑15年,2010年12月10日刑满后被继续关押至今。

公安称领导才能见新娜


本台就此致电哈达所在辖区的巧报派出所,试图向所长佟白龙询问新娜的近况,公安称,只有领导才可见到新娜,具体情况要问领导。

记者:您好佟白龙(派出所所长)在吗?
公安:不在。
记者:问一下,新娜家的电话,怎么一直都打不通?
公安:新娜的电话,这个我也不清楚。
记者:她人在家里吗?
公安:啊呀。。。不清楚。
记者:你们现在每个星期去看她吗,经常去吗?
公安:这个要去的话,也是领导去看了,有事问领导,他现在不在。
记者:听说他家里经济环境不太好啊?
公安:这个我们也不清楚,这种事情你得问领导,我们下面的人不清楚。
记者:现在他们好像不准随便出门吧?
公安:嗯。。。啊呀,你给我们佟所长打电话吧。
记者多次致电佟所长办公室,但无人接听。

公安见哈达舅不提精神异常
哈斯朝鲁说,已经好久没有哈达的消息。数月前,关押哈达的人员曾上门找他:“关押哈达的人员我见过一次,当时来过一次,他们说他(哈达)挺好的”。

记者:什么时候见的?
回答:两个多月了,我都忘了具体时间,有一段时间了。
记者:他们跟您怎么讲?
回答:哈达挺好的。
记者:听说精神状态有一些异常症状。
回答:那些我不知道啊,他们没说。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ql1-01242013115606.html

哈达之子叙述生活现状 -- 德国之声

今年年初,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的儿子维勒斯同"中国人权组织"(HRIC)进行了电话访谈。哈达在15年监禁结束后于2010年12月出狱,但仍没有恢复自由。其间,哈达的妻子和儿子也均遭关押。以下是维勒斯谈话的节选。

直到今天,父亲没有看病的权利
连续17年的监禁和没有自由的生活严重损害了哈达的健康和精神。尤其是在他"获释"后,他的两位亲人都被当局抓走。

哈达在押期间,不准读报,不准接待来访者,不能写信,不能锻炼身体。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他需要些什么东西。

哈达获释初期,当局许诺说会给他就医的权利,但直到今天,他仍没有得到看病的权利。假如他一直可以看医生的话,人们一定会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们还不让父亲同家人会面。他们给父亲的每日饭菜像猪食,还让我们花钱给父亲订阅报纸。

一名姚姓看守跟我们无冤无仇,却对父亲特别残酷,很显然,这是上面发出的指示。我们感到,他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不能让哈达死在他们手上;二是逼迫他认罪。私下里,这些人都很清楚,我父亲不过是一名知识分子,因为不放弃理想而被判刑10年以上。现在,不仅家庭不能团圆,家庭成员也受到严密监视。他们到东北去骚扰父亲的亲戚,并对我们谎称他并不想见我们。果真如此,也是他们造成的。我的叔父到呼和浩特来也没让他见父亲。

父亲精神有了问题
我母亲去年总共才见了父亲几次面,而每次见面他们都吵个不停。父亲受到的精神压力太大了。我母亲说,父亲变的疑神疑鬼,精神有了问题。我去看他,他不跟我说一句话。我试着去安慰他,但他劈头盖脸地喝斥我。
 
2012年9月来,我们多次申请去看望他,终于当局同意了母亲于2013年1月1日去探视。昨天(2013年1月4日),警方拿来一封母亲于1月3日晚书写的信,信中称,父亲体重明显增加,神情呆滞,不愿离开住处。探望他的第一天,他还显得很高兴,跟母亲到室外活动了一会儿,还在外面吃了饭,喝点酒,睡的比平时少些。但到了第二天,他开始不再理睬她。

母亲离职后,书店也不许经营
我母亲原先在教育部门工作,因为父亲的原因被迫离开了学校。后来,她开了一家旨在保护蒙古文化的书店,这也是为了在难以言状的艰苦条件下将我培养成人。但最后,因为父亲不肯认错,不愿接受8项条件,他们又把母亲抓起来,说她"非法经营书店",价值数万元的图书、录像以及其他物品都被没收。他们先说,她的营业执照过期了,后来又说,是违规经营。总之,母亲从监狱释放回来后,便不能再经营书店了。

我们居住的小区也处于惊恐状态。有8个摄像头在监视着我们,他们监听我们的电话,我们就像是他们手中的木偶。如果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些信息,我们的电话便可以接通,但更多的时间电话是不通的,收不到任何电话。我们甚至不能跟祖母打电话。

我们需要生存,计划卖掉些书换点钱。要买书的人竟然也被他们轰走,在离开书店后,这些人还会受到威胁。渐渐的,他们连我们的电话都不敢接了。

上次我母亲从包头探望外祖母回来,在小区的大门口迎面碰上许多人,当地警察分处的副处长冲她喊,"如果你再敢到包头去,我们就停止发放你们的生活费"。从这以后,邻居们都开始躲着她。

因为父亲,我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只因为我是哈达的儿子,便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和我一块长大的朋友,都不敢同我接触,没有人不惧怕共产党。我父亲2010年12月10日从监狱获释,母亲于当年12月3日就被抓走。书店、杂货铺以及我们家,都被搜过并被翻了个底朝天。此外,他们还开始跟踪我。父亲释放3天后,他们指责我非法拥有毒品,声称在我的房间里找到了毒品,我极力反对并要求检查毒品上的指纹。

后来,他们要求我在一份有6项保证的文件上签字,他们说可以取消对我的刑事诉讼。假如我真的有毒品,他们怎么会取消对我的诉讼而放我一马?6点保证包括不再接受外媒采访,不再网上公布我们家的信息,不再同某些人接触等等。他们还借给我一台照相机学习拍摄。去年11月我接受了一个采访后,他们便收回了这台照相机。

他们说,我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我想挣钱自己养活自己,便到了一家餐馆当跑堂,但只过了20来天,老板便对我说,警察来过,已同他谈了4、5 次了。他们说,我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们对我老板说,假如我继续在这里干活,他们就会勒令关掉这家店。我同女友外出,他们也会威胁她。与朋友去卡拉OK,警方也会因毒品的事找到我。他们想在我朋友面前造成一个既成事实:我这个人有问题,于是,朋友们都渐渐同我中断了交往。他们还对我说,如果我不介入我父亲的案子,我会生活得很好。如果我不再充当父亲的炮灰,他们会帮我找一份工作,甚至找一个女朋友。
我们在押期间,他们还试图让我的叔父放心,告诉他我们是在自由的状态,只是不便说话。他们说,哈达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这些全是骗局。我父亲一直都在被非法关押着。
来源:中国人权 编译:李鱼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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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蒙古盟旗制度建立的意涵

一種「天下體系」觀念下的國際政治制度創新
摘要
蒙古「盟旗」制度原非蒙古所有,究非農業帝國之「郡縣」制,盟旗與清帝的關係,亦非內地省府州縣可比,而是具有更多的彈性和不確定性。這也可從蒙古諸部對清朝貢的不規則性看出。清政府為穩定蒙古情勢,特別沿用本身創設的「八旗」制度,陸續沿用於漠南、漠北與漠西蒙古。又借重蒙人所信奉之黃教(喇嘛教,以達賴為宗)以定分止爭,並在蒙境設置若干「喇嘛旗」以示優禮蒙境喇嘛,牽制蒙古盟旗。此一制度後來證明有相當的成效:既保障蒙古諸部間的和平,使其維持高度自治之傳統,又不至於脫逸出清廷的統治之外,相互串連而形成明代以前與中原對立的統一游牧政權。
本文認為,清代將八旗制度移用於蒙古諸部形成盟旗制,是滿族統治者創造性的發明。蒙古作為清代皇室的外藩,其制度的演變與多樣性,非常具體、鮮明地展現了中國朝貢體制下的「天下體系」的特質:體系是「多元單位體系」(system of multimorphic units),而國家是「異質並存國家」(multi-morphic state)。此一體制創新有其歷史的偶然性,也不乏政治經濟面出於權謀的設計。但這一制度創新卻可以對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研究有很多啟發,進而促進蒙藏研究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交流。

關鍵詞:盟旗、蒙古、國際體系、天下、朝貢體系、八旗
 
壹、前言
「盟旗」制度原非蒙古所有,卻是清政府沿襲明代前蒙人既有之「鄂托克」(即清人之「和碩」,亦即行政上的「旗」)與「艾馬克」制度改進而來。1「後金」與「清」亦原非以定耕為業的農業帝國,其政權性質本即有類蒙古諸部:以戶口牲畜等數為基礎建立行政單位,而非逕以地界建立行政單位。然清入關後,亦繼承中國農業帝國的特徵,並加強為蒙古諸部區分清楚的行政區劃。此舉除欲收「分而治之」之效,亦可為騷亂事件確立責任歸屬。

然而盟旗制度究非農業帝國之「郡縣」制,以游牧為生產特徵的蒙古諸部為爭逐資源等而相互征伐時有所聞。盟旗與清帝的關係,亦非內地省府州縣可比,而是具有更多的彈性和不確定性。這也可從蒙古諸部對清朝貢的不規則性看出。清政府為穩定蒙古情勢,特別沿用本身創設的「八旗」制度,陸續沿用於漠南、漠北與漠西蒙古。又借重蒙人所信奉之黃教(喇嘛教,以達賴為宗)以定分止爭,並在蒙境設置若干「喇嘛旗」以示優禮蒙境喇嘛,牽制蒙古盟旗。

此一制度後來證明有相當的成效:既保障蒙古諸部間的和平,使其維持高度自治之傳統,又不至於脫逸出清廷的統治之外,相互串連而形成明代以前與中原對立的統一游牧政權。也因為此一原因,中華民國建立之後,仍大體沿用前清舊制,先後以蒙藏院和蒙藏委員會延續前清「理藩院」業務,處理蒙回藏邊區政務。1940年代國民政府一度企圖以「建省」方式削弱蒙古自治,反而遭受挫折。1949年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陸續廢除民國所建內蒙諸省。由於中共積極在內蒙發展黨組織,把東三省諸盟旗歸併到內蒙以稀釋當地原有之族群結構,且積極執行民族識別措施,在寧夏成立「回族」自治。這些配套措施除了使以盟旗制度為框架的內蒙自治得以延續,且中共對當地的控制更形加強。2

考察清代對蒙古採取的盟旗行政區劃及宗教羈縻政策,在清代末期前相當長時間,為地區的穩定提出了一種範式。此種體制也使清朝的中國展現了一種不同於現代西方主權國家的風貌:皇帝與蒙古盟旗間獨特而具有彈性的政教關係。而近年來兩岸國關與歷史學界興起「中華世界帝國」世界觀與「天下體系」、重構「亞洲」論說,3蒙旗制度似乎可以作為歷史上的一種成功的實踐和佐證。
尤其是考慮到當前國際局勢的發展,「中國崛起」現象已經成為冷戰後國際政治中的客觀現實。此一現實使得中外國際關係學者努力思索,它對既有的主流國關理論與西方營造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會造成何種衝擊,朝貢體系會否以新的面目重現東亞。4
晚近受到關注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或「中國模式」)與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競爭,5以及美國學者討論的「中美」世界(Chimerica)、後美國霸權、無極(non-polar)世界、西方何去何從,6只是這些討論的冰山一角。遠處隱約傳來的序曲應該是,中國是否 / 將如何導入另一種世界秩序。

筆者雖非蒙古學、西藏學領域的專業學者,而多半浸淫於國際關係理論的探索,但(依據審查人意見刪除若干字)深感當代蒙藏學研究,必有其時代意涵,而可貢獻於前瞻性的世界新秩序建設原理。乃依據現有資料,將「盟旗制度」的研究導向跨科際的領域,彰顯此一體制與西方民族國家體制之殊異,使蒙古學之歷史研究亦能對政治學、國際關係學有所貢獻。
貳、西方的「國際體系」與中國的「天下體系」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古代國際秩序由來已久,
7但很少認為這一秩序觀有可能在現代西方體系宰制之下重出江湖。但當代西方重要學者對可能出現的中國版本的世界秩序內涵的注目,可以2008年4月,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到日、韓、
臺、大陸進行巡迴座談為例。其團隊近期已經開始密切關注中國崛起、亞洲區域主義轉型
和世界文明政治走向等主題。他延續2007年在北京大學刊物《國際政治研究》所討論過
的課題,進一步分析中國作為一個「文明政體」(civilizational polity),所具有的改造國
際秩序的建構性能力(constructive power)。他認為相關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東亞朝貢秩
序,因而是儒家哲學的展現。它與歐洲現代體系的精神差異在於,儒家朝貢體制的本質是
「形式不平等」(formal hierarchy)與「非正式平等互惠」(informal reciprocal equality)
的結合。而現代西方國際體系的精神則是「形式平等」(formal equality)與「非正式不平
等」(informal hierarchy)的結合。8後者也可以用克萊斯納(Stephen D. Krasner)的「偽
善主權」(sovereignty as an organized hypocrisy)觀念去理解。9上述古代東亞朝貢體系值
得關注的原因還在於,中國除了中共建政到文革一段之外,歷史上即是一個異質要素不斷
出入的「開放帝國」。10
卡贊斯坦認為這是它與美國近似,卻與日本帝國、德意志帝國等較為不同的地方,也是它之所以有可能使未來全球新秩序面貌更為複雜的根本原因。

一、西方的「國際體系」概述
「國際體系」乃是援引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特別是結構現實主義的術語。拿來分析「中國」、「蒙古」汗國等等由古至今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政治單位,便將它們視為是「體系」的單位成員,受到體系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法則的制約。11這種角度傾向認為,當單位實力相對不足的時候,應藉由加強軍備與參加結盟來制衡強權的侵犯。在單位實力相對強大的時候,透過威脅與擴張來鞏固自己的優勢。根據國際政治學的體系理論(systemic theory),單位之間的唯一差別,在於他們的權力大小,而國際體系的性質則是根據國家之間權力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的狀況來決定。因此,單位間的屬性總是相同的,也不因為國家領導階層的信仰、種族或階級而出現差異。並且各個單位之間的權力關係是互斥的,一國相對實力的增長,就必然構成其他國家的潛在威脅。而一個單位若在某些方面(司法、軍事、財稅)受制於另一個單位,就只能說它失去了主權單位的身分,等於是從「體系」中消失。要言之,體系中的單位本體論上是原子化、互斥的個體(atomic entities),只能相互制衡或兼併。合作共存是短暫的,競爭是永久的。

二、朝貢體系概述
關於古代東亞朝貢體系,學者何芳川認為,它是迄今最古老且理念完整之國際體系。學者張啟雄認為,此一制度構成了古代所謂「中華世界帝國」的概念。12這個體系嚴格而言興起於紀元前200年前後(漢代),但當時其制度並不成熟,範圍亦小。至紀元600年以後邁入全盛(唐代),在陸路與海路都有發展。

所謂「朝貢」,其本質是儒家倫理學關於上下關係禮儀與「名分」實踐的外化,因此作為一種倫理關係的表演,「禮」的意味極為濃厚。日本學者渡邊信一郎名著「天空的王座」指出了中國朝廷禮儀體現的三種秩序:天子與中央官僚的秩序、天子與地方郡縣的秩序、天子與四夷的「天下秩序」,最後一種即為「朝貢」。13古籍《國語》中,以「孝」為倫理中心延伸的「五服」體制所顯示的同心圓架構,和上下對應的禮儀與政策原則,是朝貢體系的理念原型。學者陳向陽將上述原則整理成表:
表一:朝貢體系儀式與對策表
距離天子遠近甸服侯服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下位者對天子禮儀祭祀享朝貢可自稱王天子面臨失序時的對策司法刑罰攻伐征討示威文告勸諭資料來源:筆者轉引自陳向陽並節略。參閱陳向陽,《中國睦鄰外交:思想、實踐、前瞻》(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頁29。對於遙遠的朝貢者,朝貢體系倚靠以下三個實踐原則來維繫:和親、冊封、朝貢貿易。14現實面而言,「朝貢」也可以作為「羈縻」政策的工具,一方面測試對手的意圖,一方面提供貿易和親等誘因使其妥協。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認為這是一項「防禦性外交」的行為。
15
但由於強大的對手有時並非朝貢所能羈縻,因此朝貢也時常
表現為「厚往薄來」的儀式性行為,用以繼續「證實」中央帝國統治者的正當性。甚至因
為「厚往薄來」過甚,變成帝國的沈重包袱,使「天子」有「入貢既煩,勞費過甚」的怨
言,要求企圖透過朝貢貿易獲利的小國,「世一見」(新君繼位請求冊封確認)即可。
16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朝貢」體系的「天子—天下秩序」並非從儒家經典中憑空而。它有其物質性的經濟條件,及藉此構成的思想基礎。例如何芳川認為,此秩序反映農業帝國強調自足(self-sufficiency)的保守價值,而與游牧帝國或海洋政權強調進取開拓的價值不同。而中國周遭的地理環境與當時科技條件的限制,也構成此農業帝國擴張的物理障礙。其對外關係的經營,使「朝貢」實際上是一種「帝國家政」。即「中央帝國」這個經濟上相對自主、軍事上相對強勢的集團,用祭祀禮儀,組合從「中央」到遠方不同的生活地域。17
上述中央農業帝國的物質條件,也形成古代中國雖在勢盛時嗜採攻勢,出擊削弱對手,但卻因為蔑視對手的物質與文化資源,而缺乏對入貢者遂行佔領、長期殖民經營的企圖。18
中國古地圖中央大邊緣小,明知與現實衝突,仍以自我為中心,也是此心態之證明。19
前述近似「不干涉」原則的例外情況有二。首先,體系中被期待應「依禮」朝貢者,若拒絕配合演出,帝國又(自認為)有軍事優勢,則可能為維繫「面子」與正當性而採取強制。另外,朝貢甚工者,如果遭到他國攻擊而又在帝國力所能及,雖勉力而為所費不貲,帝國亦可能不計成本出擊。這是朝貢體系可能產生烏托邦主義實踐的方面—「興滅繼絕」原則的堅持。例如朝鮮遭豐臣秀吉攻打,求助國勢日衰的明帝國。大明與朝鮮雖然贏得勝利,但代價慘重。不久,明帝國即滅亡。而後朝鮮長期「尊周尊明」,一度不承認清帝國的「正統」,仍私祭崇禎皇帝朱由檢,是朝貢體系及其理念極端化的表演。20
 
三、「天下秩序」作為新的「問題意識」
雖然「朝貢體系」不乏虛幻性質,但哲學學者趙汀陽卻據以推出相當抽象的「天下秩序」。他預先承認,「天下」秩序作為一種世界觀,近似柏拉圖(Plato)的理念主義哲學。用柏拉圖的話講,「天下」是一種哲學上的完美「形式」(form),未必在現世中能獲得實現,而且古代中國的朝貢秩序也僅是極小部分實踐了此觀點,缺點與虛偽反而很多。當前國際局勢也缺乏「天下」世界觀立即實現的條件,但這無礙人們思考當代世界秩序的改善方法。21
趙汀陽首先對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假定提出批判。他認為無政府假定下的西伐利亞 / 霍布斯秩序實際上是「非世界」的「無序」。霍布斯的「無序」,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無法提供人類一個完整的思考世界的架構,其本質是「反世界」、「反社會」的。趙汀陽接著援用類似美國政治哲學學者羅爾士(John Rawls)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方法,尋找一種從具體到抽象,從地理空間、全人類時間,和最高的政治制度的概念可能。它是所有「人」存在的最大情境(context),是「大於『國家』總和」的存在,而不能化約(reduction)、還原到國家單位裡去。22這一情境從而絕不可能是自限於西伐利亞體系假定的、「疆界」之內的、彼此相互對抗且互不隸屬的「民族國家」。

根據趙汀陽的說法,「天下」世界觀優於霍布斯秩序與西伐利亞體系的具體原因,在於它作為「完美形式」,其組織原理是「無外」原則。「無外」語出《春秋》公羊傳等典籍之「天子無外」或「王者無外」。意指與「疆界觀念」相反的「天下」一體思想。「無外」原則因而有兩項意涵:第一、若將「天子」設想為秩序的抽象中樞,「無外」意思是體系成員間只有與中樞的親疏遠近差別,而非黑白判分、不可化約的異端他者。易言之,「華夷」原則是「文化中心」主義而非「民族主義」。23「中心」的文化與疏遠的邊陲風俗的關係,則是「中心」的文化優越意識和「多樣共存」,而非干涉、「改宗」。第二、體系中樞的「天子」理想上是開放給任何能「得民心」的體系成員。在儒家價值當道的古代東亞,即指事實控制此區域,且多少實踐儒家原則,扮演好儀式性角色的「正當」(legitimate)統治者。因而公元400年前後的「北朝」、1,600年以後的「清」,仍能被多數族群視為「正當」。24
當然,「天下論述」興起未久,也面臨不少難題。例如中國王朝遵循「天下」世界觀的程度與能力都頗低,充滿大量「陽儒陰法」的陰暗現實。25它這些現實問題一時難以解決,足以解釋官方何以不願直接援用中外學界熱烈討論的「天下」概念。但「天下」論說間接鼓勵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界以多元的學科與方法,加入國際政治的研究。特別是歷史學、社會學與哲學,甚至重新思考「東亞」、「新區域主義」與「世界」的意義等等,都確實是此一論說的貢獻。26例如,「天下」論說顯然極為重視「關係」與「角色」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這便與當前國關學界積極研究「身分」議題的建構主義潮流有關,也正在催生某種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的萌芽條件。27

參、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的源流與架構
一、蒙古盟旗制度的起源
清代以後出現於蒙古各部的盟旗制度並非蒙古民族自有。遼、金時期曾在今日內蒙部分地區實行州、縣體制(其上時而置有「司」、「路」)。蒙古克遼金而建元,除恢復部落諸王分封牧地,亦兼採金制並於部分地區置行省。明代對蒙古所在的「關外」雖採個個擊破的政,但總體上處於戰略收縮態勢,並不積極介入蒙古地區的地方行政。設置「衛、所」與長城的修築即是顯例。28

至後金興起,乃在蒙人社會基層組織「鄂托克」基礎上,移用自己發展出的軍政一元的宗法組織—八旗制,將最早來歸的察哈爾及科爾沁蒙古諸部(東三省西部遼河一帶)從先是兩旗又擴編為蒙古八旗,並建立「八旗察哈爾」。29

而「旗」在滿州原無固定管轄區,滿人只有旗籍無地籍。但施用於來歸的蒙古諸部,則為蒙古盟旗依據地理條件等劃定明確的「牧區」,不使越界相互侵擾、勾結。30而早在設立蒙古盟旗之前,後金即已在六部之外另開「蒙古衙門」。1637年改為「理藩院」,日後專管蒙疆藏事務直到清末。這一機構後來又演變成民國的蒙藏院與蒙藏委員會。

二、蒙古盟旗制度的組織架構
蒙古盟旗制度既然來自滿人「八旗」體制,則有必要先述明「旗」的制度。「旗」作為軍事與行政合一的組織,其基礎是來自結合生產、漁獵、戰鬥單位的「牛彔」。每十男丁為一牛彔而設組長「額真」一名,後來因人數增加而擴編為每300人設牛彔額真(又稱「佐領」)一名。每5牛彔組成一「甲喇」(約1,500人),設甲喇額真(又稱「參領」,「甲喇章京」)一名。每5甲喇即構成一「旗」(約7,500人),由皇族之旗主貝勒為「旗主」,下置「固山額真」(又稱「固山章京」、都統)統率。31
此一制度移用於蒙古部族後,即以該部貴族之首為札薩克(旗主),通常依其對王事之貢獻有親王、郡王等不同之爵位,且其位世襲。札薩克開府建衙,是為「旗衙」,又稱「印務處」。札薩克諸子封鎮國公一、輔國公一。下置由當地蒙古貴族出任之協理臺吉,32銜四品(清末有晉至二品者),實際管理旗衙行政。協理臺吉之下再設「管旗章京」正副各一。再下又設左右「梅倫章京」正副共四人。直到最基層單位「蘇木」或「巴格」(蘇木為軍事單位,巴格為游牧單位),相當於「鎮、鄉」,分置「蘇木章京」,銜五至七品,每旗約三十餘蘇木不等。若此,旗之行政等級約略同於內地之「縣」,但屬官品級與特權則高出許多。33
「盟」則是在旗之上,集合若干旗的組織,相當於元代的封建官職「萬戶」。原初用於各旗會盟校閱,後成定制,而設「盟長」,由蒙古貴族選任但不世襲,可監督軍事民政。34
如果將前述滿洲八旗制度與蒙古盟旗對比制表,可大約歸納如下:
 
 
然而,並非所有蒙古諸部都適用一致的盟旗制度。如同古代中國王朝經營國際秩序一般,周邊群體、單位與天子、朝廷的關係往往充滿多樣性和彈性。蒙古盟旗制度亦然。滿清統治者依照與滿洲皇室關係的遠近、忠誠於天子的程度、地理位置與戰略價值等多種因素考慮,同樣是蒙古盟旗,在盟旗的設置及盟旗首長身分認定的標準上往往存在很大的差異性。35甚至有的部族是「有旗無盟」成為直轄旗,有的旗的首長根本不是蒙古貴族的旗主王爺,而是中央派任的軍事首長—將軍或都統。其下的官職建制與內地州縣幾無差別。不過,在多種多樣的盟旗中,仍可依地理位置與旗主身分大別為以下幾類:首先是「內屬蒙古」。對於曾發生事變的部族,如北元政權後嗣林丹汗所屬察哈爾部所設之八旗察哈爾(民國廿三年為「察哈爾盟」,後曾為「察哈爾省」),因與準噶爾戰爭駐兵的歸化城(綏遠之歸綏),青海羅布藏丹增叛變後設立的西寧將軍轄區,東北邊遠的呼倫貝爾地區,北方邊境的阿爾泰烏梁海(2旗)、唐努烏梁海(5旗),烏里雅蘇臺將軍轄區(2旗),皆以直接派出之旗「將軍」或總管統轄,旗設「總管」、「佐領」,不設札薩克。另駐藏大臣亦率八個佐領組成的蒙八旗部隊。以上蒙古諸部、單位,雖未必距離京師較近,但因直轄於朝廷,不實行蒙古貴族首長世襲,「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專」,統稱「內屬蒙古」。36

其次是旗札薩克實行世襲的「外藩蒙古」。依照地理區域,又分為「外札薩克蒙古」與「內札薩克蒙古」。「外札薩克蒙古」包括喀爾喀蒙古(又稱漠北蒙古,今蒙古國,以其四部設為四個「盟」級單位—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札薩克圖汗部、賽音諾顏部,共86旗)、衛拉特蒙古(又稱漠西蒙古,即明代瓦剌所屬大部,包括科布多地區設二盟,19旗;伊犁將軍
所轄地區設四盟,13旗)、青海蒙古(置二盟,29旗,受西寧將軍節制)及不設盟的阿拉善和碩特旗(即今日阿拉善盟)、額濟納土扈特旗與科布多和碩特旗三個特別旗,共150旗。外札薩克蒙古的旗主札薩克在軍事與外交上另需受制於盟長或將軍,民政、司法、財政上則自主。但三個特別旗的旗主自有軍事權,直接接受天子號令;民國之後,亦直屬蒙藏委員會管轄。因無盟長,又不受「盟」的制約。37
「內札薩克蒙古」又稱漠南蒙古,共設49旗,包括今日內蒙古地區大部。漠南蒙古共分六盟:由東向西分別是哲里木盟(10旗)、昭烏達盟(11旗)、卓索圖盟(8旗)、錫林郭勒盟(10旗)、烏蘭察布盟(6旗)、伊克昭盟(7旗),原有49旗,後增為52旗。旗主即是軍事統帥並兼領民事、司法、財政。38

民國年間知名的內蒙獨立運動領導者德王
(全稱德穆楚克棟魯普親王)即是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翼旗札薩克(旗王爺),後任盟長。足見盟旗貴族當年在區域內仍有頗大的影響力。39

三、盟旗與皇帝/皇室的關係
蒙古盟旗與一般設治的省府道州縣相比,與朝廷(中央政府)間的關係不同,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蒙古盟旗(特指外藩蒙古的盟旗)旗主、鎮國公、輔國公、各級臺吉等為世襲,其勛位亦同。然內地州縣首長則循科舉選才後依律晉升、簡任。世襲貴族除按年班進
貢,不需上稅,每年且有「俸銀、俸緞」,如同內地一般官員且更為優厚。例如漠北喀爾
喀三汗王年俸2,500兩白銀(下同)、一般札薩克親王2,000兩、郡王1,500兩、貝勒或貝
子爵500-800兩、鎮國公或輔國公200-300兩、其他臺吉100兩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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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蒙古盟旗頗多與滿清皇室有密切的聯姻關係。某些旗甚至數百年持續不輟。聯姻則又產生世襲之爵位與恩賞待遇。例如直屬旗的阿拉善和碩特旗,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共有29次與滿清皇室嫁娶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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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姻產生的後嗣,經揀選後還可能留於內廷與滿族貴族一同接受教育,造成親上加親的關係。盟旗領導者與國家元首(天子)的關係因此成為「家內」關係而非單純之「君臣」關係。且此種親緣關係不同於漢朝以「和親」權宜換取國家間和平的概念,反而接近近代以來歐洲各貴族、王室通婚的習慣。根據杜家驥考察前清檔案的研究,滿清入關後蒙古貴族娶皇室女共有336例,蒙女嫁給滿清貴族者也有85人,規模不可謂不大。42
第三、蒙古盟旗又需比照其他藩屬國實行「年班」與「圍班」(參加天子圍獵活動)制度,對天子履行朝貢義務。而此項朝貢也比照其他外藩,依照遠近親疏律定入貢晉見的頻率(三年一見或五到六年一見)。43
天子亦比照以往中國前代王朝之朝貢體制,施以「薄來厚往」之優遇,例如內札薩克蒙古旗主定例年班各貢羊一隻,羊奶酒一瓶。漠北喀爾喀蒙古諸汗例貢為「九白」(八白馬,一白駱駝),喇嘛旗旗主喇嘛例貢哈達與馬,皆無甚經濟意義,以展現中央王國與藩屬關係的核心本質絕非物質利益(殖民開墾等等)而是「親、仁」的精神。不惟如此,旗主王公還可比照八旗貴族領取年俸,且享有在京營造王府的特權。44

肆、盟旗制度的戰略作用與政治經濟分析
無庸諱言,蒙古盟旗制度除了有防止部盟糾紛、保障部盟各自的獨特性外,對於以少數族群統治多數民族的滿清皇室而言,也有優待蒙藏以牽制漢族,以及分封諸蒙以防止串連的戰略功能。

關於滿清八旗制度移用於蒙古的戰略效果,可分列以下幾點概說。第一、蒙古鄂托克制度原指牧區,滿清蘇木、旗等制度也是漁獵或戰鬥團體,並無地籍概念。但用於蒙古諸部,則為蒙古各群體劃分了相對確定的牧區,不准盟旗彼此跨區放牧侵擾。此一作法是為「定界」。第二、蒙古諸部貴族數量不多,但移用八旗制度後大量產生新封賞的旗主,若干部族被分為左、中、右翼旗,各有不少新貴族。旗丁增加者,又尋找原因恩賞新封旗主立為新旗,原有較大的部落因此被削弱。此一作法可稱「分封」。第三、將蒙古諸部區別為外藩旗與內屬旗,外藩旗上派盟長、將軍督導軍務外交,內屬旗則直接由朝廷選派流官(將軍、都統),使蒙古各部軍事權盡可能受天子的節制。此一作法可稱「統軍」。45
從蒙古盟旗體制的政治經濟分析角度言之,滿清皇室又有以下政策使蒙古諸部不足以挑戰天子與清廷。首先是「區隔蒙漢」政策。滿清在蒙古實施盟旗與世襲爵位,鼓勵蒙古貴族與滿族貴戚通婚,卻禁止漠南與漠北貴族未經批准的婚姻,也禁止蒙人習漢文,不准其參加科舉,任官只能通過加恩、軍功封賞,亦嚴格限制漢人至盟旗地區貿易(此一限制因缺乏貫徹能力,以及考慮外患需要實邊,到清末漸次廢除),不得與蒙女聯姻。這些制度雖可能延後蒙漢衝突,保障蒙地資源,卻造成蒙漢隔閡。清末盟旗制度逐漸削弱,封禁及禁止通婚等規定形同具文。不僅清廷無力執行,蒙古王公亦主動招募漢人開墾其領地以收取佃租。蒙漢雜居、聯姻,蒙人學習漢文情況在內札薩克蒙古也日漸普遍。迫於形勢開放移民開墾後,卻也難免導致許多衝突。46

第二項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措施,是推尊藏傳佛教,兼以制約蒙古諸部。由於蒙民信仰黃教甚篤,且曾有固始汗、拉薩汗等貴族入藏直接干預西藏軍政,清廷深知聯絡西藏政教領袖,對維護滿清在信仰精神、政治正當性領域的關鍵作用。其措施概言有下:第一是對於蒙境黃教給予財政甚至民事上的特權,使寺院不受蒙古貴族節制,不需向旗主納稅,加入僧侶還免服兵役,更增加了寺院的人口。部分大的寺院更成立直屬天子的喇嘛旗,由活佛兼任旗主直接統治。第二是在各旗中使大的寺院活佛(呼圖克圖),實行轉世,不使受旗主制約。轉世需得理藩院的確認。部分重要的呼圖克圖,且需在北京執行金瓶掣籤(例如漠南最高活佛章嘉呼圖克圖,甚至常駐北京)。47

第三是鼓勵蒙人捐輸黃教。據說此舉不僅顯示天子護教赤誠,亦削弱蒙古王公的財政能力。而皇室本身為表率於前,也從內帑(而非戶部)定期捐輸各寺。僅乾隆年間的統計,此支出即達六百萬兩以上。48

前述政治與經濟措施的施行,至清末便逐漸廢弛。這一方面是因為國家能力的下滑,無力貫徹既有法令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央到地方諸多官員認為,日俄列強滲入滿蒙嚴重。滿蒙地區人煙稀少,民力不足以實邊和開發,不放鬆蒙漢隔離,無以鞏固中國在邊境的控制。但是滿族入關長達兩百年,固有較深的漢化基礎,蒙古諸部則不然。這也是為何辛亥舉義、民國成立後,何以立即發生諸多蒙古部盟,特別是外札薩克蒙古地區,在俄國(後來是蘇聯)的鼓勵下,發動獨立的原因。

伍、結論:異質共存的天下體系樣本
筆者初步認為,清代將八旗制度移用於蒙古諸部形成盟旗制,是滿族統治者創造性的發明。此一體制創新有其歷史的偶然性,也不乏政治經濟面出於權謀的設計。但這一制度創新卻可以對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研究有很多啟發,進而促進蒙藏研究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交流,值得重視。

首先,中國「國家」歷史上本即與現代西方國家有範式上的不同。強求一致,反而掉入理論的誤區和實務上的諸多困境。49 如本文前段所述,西方的「民族國家」典範本來就具有建構性甚至偽善性,50其結果所產生的現代「國際體系」亦絕非人類和平的歷史終結性解答。蒙古作為清代皇室的外藩,其制度的演變與多樣性,非常具體、鮮明地展現了中國朝貢體制下的「天下體系」的特質:體系是「多元單位體系」(system of multi-morphic units),而國家是「異質並存國家」(multi-morphic state)。筆者認為這一論斷,甚至可能比社會學者費孝通的「多元一體」論更為豐富。因為「多元一體」強調「中華民族」作為高層實體,具有差異的各民族為基層實體,不免有鞏固中共主權而過於強調「齊一」的缺點。51

但本文所言的「異質並存國家」的歷史經驗,與近期大陸國際關係學界興起考察古中國國際經驗,建設「中國學派」的旨趣,恰好不謀而合。本文即認為蒙古盟旗制度,是中國經營東亞「多元單位體系」即—「天下體系」的重要典型之一。國關學界「中國學派」主要探索者之一,大陸的外交學院學者秦亞青認為,根據三十年來中國國關學界發表之論文的計量分析,中國學派的理論典範尚未成形。2001-2007年是「理論學習深化期」。但立足於經典儒家思想與古代東亞政治秩序的研究—他稱為傳統派,卻在此時期經歷從無到有,異軍突起的現象。其元素多是由哲學學者率先提出—天下學說即是最顯著的證例。52
秦亞青的這一說法值得重視,也與本研究的焦點不謀而合。本文認為,盟旗制度對國際關係研究具有普遍意義,也具有東亞的問題意識。可見創新不貴在「文獻詳盡」、「方法複」,而是問對問題。53

本文行文倉促,疏漏之處必多。但作者期盼社科同行們能從蒙藏學中找尋有價值的問題,使社科的研究視野能更深更廣。
 
The Significance behind the Creation of Mongolian Banner System in Qing Dynasty: An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under the “Tianxia” Concept
 
Chang Tengchi│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ongolian banner system is not something originally created by the Mongolians. It is not similar in nature to the county system practiced by ancient agricultural empi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golian banners and Qing Dynasty emperors was different from the one between inland local officials and Qing Dynasty emperors in that the former had a higher level of flexibility as well as uncertainty, as shown in the irregularity in the conditions of tribute sent by the Mongolian banners to Qing Dynasty emperors. To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in Mongolia,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court introduced transformed versions of its Eight Banners system in Monan Mongolia (also known as Inner Mongolia), Mobei Mongolia (Outer Mongolia), and Moxi Mongolia (Oirat Mongolia) and relied on the "Yellow Hat" Gelugpa Sect of Tibetan Buddhism (Lamaism, headed by the Dalai Lama) followed by the Mongolians to settle conflicts.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court also set up several “Lama Banners” in honor of lamas in Mongolia to keep the Mongolian banners in check. The system proved quite successful, ensuring peace and high-level autonomy among Mongolian banners while also keeping them under the rule of Qing Dynasty imperial court. The Mongolian banners made alliance with each other to form a unified nomad regime against the Central Plain regime of China, just like the situation before the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draws the inference that Mongolia’s banner system is a creative invention of the Manchu Qing Dynasty rulers, deriving from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Since Mongolia was a vassal state belonging to the Qing Dynasty imperial court back then, the evolution and diversity of its banner system are a true reflection of the “Tianxia” (all China) concept under China’s tributary state system, which means Mongolia was a multi-morphic state that follows a system of multi-morphic units. This innovative system is a result of historical factors as well 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alculations, and may inspire future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a number of ways as well as facilitating the exchange between Mongolian and Tibeta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 of social science.

Key Words: banner system, Mongolia, international system, Tianxia, tributary state system, Eight Banners
 
* 本文部分成果屬於作者「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的發展與應用:以『天下』秩序及朝貢體系研究為例」計畫的一部分。謹此感謝行政院國科會的獎助和匿名審查人的評論意見。
1 達力札布(編),《蒙古史綱要》(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55-256。
2 吳啟訥,〈民族自治與中央集權:1950年代北京藉由行政區劃將民族區域自治導向國家整合的過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5期(2009),頁81-129。
 3 前者可參閱張啟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緣起〉,收於吳志攀等(編),《東亞的價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05-146;黃枝連,《天朝禮治體系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何芳川,「華夷秩序論」,《北京大學學報》,總190期(1998年),頁30-44。後者可參閱趙汀陽,《沒有世界觀的世界:政治哲學和文化哲學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年);張登及,〈中國外交的典範轉移—從大國外交到和諧世界〉,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2008年年會研討會,2008年9月28日(嘉義:中正大學政治系主辦);陳威志、石之瑜,〈從亞洲認識中國:濱下武志研究「朝貢體系」的啟示〉。《政治科學論叢》,39期(2009年),頁59-84;石之瑜、張登及,〈中國崛起的認識論及其敘事衍生〉。《世界經濟與政治》,總353期(2010年),頁37-51。
4 關於當代中共與周邊國家關係是否有「朝貢體系」之特徵,可參閱張登及、陳瑩羲,「朝貢體系的再現?以90年代以後中緬、中越關係為例」。發表於慶祝政大外交系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臺北,2010年10月22日。
5 相關中西文獻之中譯可見黃平,崔之元(編),《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關於「北京共識」,參閱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6 參閱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1 (2008),pp. 23-37. 有關「無極」世界,係由知名國關學者哈斯(Richard Haass)提出,可見Richard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Vol.87-5 (2008), pp.44-56;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趙廣成、林民旺譯,《後美國世界》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
7 例如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為西方研究東亞朝貢秩序的先行者,參閱John K.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8 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美國主導體系下的亞洲〉,《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2期,頁10-20。卡贊斯坦2008年4月在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的演講,以及第一會議室座談內容,係依據筆者筆記。卡贊斯坦尚未將演講與座談付諸文字發表。另外,臺灣學者陳光興在2005年一個座談中也提到類似觀點,參閱白永瑞、陳光興、孫歌,「關於東亞論述的可能性」,同前引文,頁35。
9 Stephen D. Krasner, “Problematic Sovereignty”,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Problematic Sovereignty: Contested Rules and Political Possibili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pp. 1-23.
10 此處「開放」指生產與觀念要素進出地域的頻度和規模,而與政治哲學中,自由主義理念的關懷沒有直接關係。有關分析可進一步參閱Valerie Hansen,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2000).
11 典型分析例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S: Addison-Wesley Press, 1979);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ism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5-1, pp. 5-41.
12 參閱張啟雄,〈東西國際秩序原理的衝突:清末民初中暹建交的名分交涉〉,《歷史研究》,2007年7月,頁88-114。
13 日本學者渡邊信一郎對此的研究極為詳確。可參閱渡邊信一郎,《天空的王座:中國古代帝國的朝政和禮儀》(東京:柏書房,2000年);中文引介參閱臺灣大學教授王德權所著,〈在東京與京都之外:渡邊信一郎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新史學》,17卷1期(2006年),頁143-202。
14 參閱陳向陽,《中國睦鄰外交:思想、實踐、前瞻》,(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頁135。
15 轉引自陳廷湘、周鼎,《天下、世界、國家:近代中國對外觀念演變史論》(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頁4。
16 《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外國五」,轉引自何芳川,《北京大學學報》,總190期(1998年),頁39。實際上,也不乏確實相信朝貢秩序而頻頻來朝的例子,其著者為明代的琉球與朝鮮。
17 「帝國家政」為渡邊信一郎用語,轉引自王德權,同上注,頁190。
18 關於強勢中國偏好主動出擊的戰略,參閱Iain Alastair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 參閱葛兆光,〈作為思想史的古輿圖〉,收於甘懷真(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17-254。
20 參閱陳向陽,《中國睦鄰外交:思想、實踐、前瞻》,前引書,頁156-160。
21 柏拉圖的「理想國」亦是如此。有關柏拉圖觀念論的本體論哲學,及對「形式說」的簡要討論,可參閱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何保中、陳俊輝譯,《西方的智慧(上) 》(臺北:業強出版,1986年),頁80-82, 88;另亦參閱趙汀陽,《沒有世界觀的世界:政治哲學和文化哲學文集》,同前引書,頁9, 52;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
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40-48。
22 此處「大於『國家』之總和」與「化約」的比喻,係筆者之見解。其觀點來自於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與華爾志(Kenneth N. Waltz)。盧梭與華爾志的理論都有一種「整體主義」(holism)的觀點。
23 亦見渡邊信一郎(著),徐沖(譯),《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2。
24 趙汀陽,《沒有世界觀的世界:政治哲學和文化哲學文集》,同前引書,頁16-18;陳向陽,《中國睦鄰外交:思想、實踐、前瞻》;頁31,151-152。
25 例見Violetta Ravagnoli, 〈中國的世界秩序觀:天下概念與西方的秩序觀〉,王巨新譯,收於陳尚勝(編),《儒家文明與中國傳統對外關係》(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25-236。
26 王正毅,同前引文,頁20;白永瑞的意見,參閱白永瑞、陳光興、孫歌,〈關於東亞論述的可能性〉,同前引文,頁36。
27 例見秦亞青,〈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性與必然性〉,《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3期),頁14-21。
28 參閱曹永年(編),《內蒙古通史(卷二)》(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2007年),頁13-30, 104-110, 289-295, 393-400。
29 達力札布,《蒙古史綱》(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2006年),頁191-199。
30 劉學銚,「蒙古盟旗制度」,收於劉學銚、陳又新,《蒙古盟旗制度/西藏政教制度略述稿》(臺北:蒙藏委員會,1996年),頁3-4。
31 細節參閱杜家驥,《清皇族與國政關係研究》(臺北:五南出版,1998)。
32 「臺吉」,即王子之意。
33 綜合參閱劉學銚,〈蒙古盟旗制度〉,同前引文;梁麗霞,《阿拉善蒙古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頁115-117;程厚、葉大匡等,《哲里木盟十旗調查報告書》(上冊)(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7年),頁118-119。
34 達力札布,《蒙古史綱》,同前引書,頁255;劉學銚,〈蒙古盟旗制度〉,同前引文,頁8。
35 劉學銚,同上注,頁7。
36 達力札布,《蒙古史綱》,同前引書,頁190、259-260。
37 參閱梁麗霞,《阿拉善蒙古研究》,同前引書,頁103-105。
38 劉學銚,同上注,頁11-12;達力札布,《蒙古史綱》,同前引書,頁253-254。
39 參閱孟繁荔,「國共內戰後期德王領導之蒙古自治運動分析」,《中國邊政》,168期(1996年),頁43-53;吳啟訥,「民族自治與中央集權:1950年代北京藉由行政區劃將民族區域自治導向國家整合的過程」,同前引文。
40 達力札布,《蒙古史綱》,同前引書,頁268-269。
41 梁麗霞,《阿拉善蒙古研究》,同前引書,頁123-137。
42 轉引處同上注,頁136。
43 可參閱祁美琴、李文琪,「清代外藩蒙古王公來京原因考」,《中國邊政》,175期(2008年),頁33-52。
44 達力札布,《蒙古史綱》,同前引書,頁272。
45 見劉學銚,同上注,頁4-5;梁麗霞,《阿拉善蒙古研究》,同前引書,頁105。
46 此政策亦稱「封禁」;達力札布,《蒙古史綱》,同前引書,263-264;案例參閱程厚、葉大匡等,《哲里木盟十旗調查報告書(上冊)》,頁71-83,124-139。
47 例如阿拉善和碩特旗除旗主外,另有黃教三大寺,各有轉世產生之呼圖克圖。參閱梁麗霞,同前引書,頁108-109。
48 賴惠敏,「清政府對北京藏傳佛寺之財政支出及其意義」,《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58期(2007年),頁1-5。
49 例見張登及,「『中國』概念的內涵與流變」,收於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地位與大國外交》(臺北:揚智出版,2003年),頁308-313。
50 細節參閱Jens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52.
51 參閱費孝通(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2003年)。
52 秦亞青,「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收於王逸舟(編),《中國對外關係轉型3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306-343。
53 秦亞青,「研究設計與學術創新」,《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8期,頁75-80。

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其政策逻辑上的谬误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下简称“民族自治”),到今天已经制定六十余年了,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但是,这个从未实行的、徒有虚名的政策却面临着被取消的危机。近年来,一批包括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在内的中共官员、政府智囊和高校学者,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论述,宣传他们取消民族自治的建议与主张。

一、争议的起源与论述

在今年2月13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的头版头条上,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发表署名文章《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建议对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过去,中共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大都只在内部进行,除了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时期之外,少有公开的谈论,而这一次,拥有官方高级职务的朱维群却公开发表此文,因此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朱维群的这个发言可以视为中共高层政策思路的某种转变与试探,也预示着中共在民族事务上未来的政策走向。[1] 虽然文中没有直接说出“改变民族政策”这几个字,但任何人读他的文章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简要地概括朱维群的建议,就是下面四点:(1) 在将来中国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2) 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3) 不搞“民族自治市 ”,(4) 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西藏等少数民族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治权,这一直是有很大争议的问题。朱维群的建议却意味着,中共当局不但不想给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反而准备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他们想要用釜底抽薪的手段,取消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把各个少数民族统统归入所谓的“中华民族 ”,从根本上否定西藏等少数民族作为独特民族的存在。对中共当局来说,没有了不同的少数民族,也就没有了自治权的问题。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思路不是朱维群一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体现了中共统治者的现实政治需要,是一群中国专业学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从大中国强权的利益出发,自诩提出了民族理论的“新思路”。他们要求中共当局修改民族政策,但中共尚不敢放弃毛泽东自建国以来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直到2008年西藏骚乱,中共当局感觉到“中华民族”的最核心利益受到了威胁,于是开始考虑这些建议。

我按照时间顺序,列出几位提出“新思路”的学者及其观点:

(1) 2004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马戎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文章,提出“去政治化”的“新思路”。马戎主张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淡化民族意识,只保留“中华民族”的概念,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2]

(2) 2009年,中国知名自由派学者刘军宁,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但没有解决预期的问题,反而使民族问题加速恶化。刘军宁提出了“取消民族多元共治”的观点。[3]

(3) 2011年,被认为是中国政府重要智库人物的胡鞍钢,和胡联合公开提出“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胡鞍钢等人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就是要加强国家认同,取消民族差别。[4]

其他还有一些中国官方学者和自由派人士的观点和论述,这就不一一列举。

长期以来,西藏等少数民族被中共剥夺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现在,中共更要剥夺少数民族的最后一点尊严,即作为一个独特民族的称号及名义上的自治权。这群主张取消民族自治的学者,不论自称其论述为“新思路”、“新民族政策”,还是“第二代民族政策”,我将在以下的论述中,以“取消派”统称他们。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将指出“取消派”在论述民族问题上所犯的一些逻辑概念谬误。在此文里,我着重指出他们在政策逻辑上所犯的一些谬误。

二、“取消派”民族政策之认知谬误

在纯粹逻辑层面,正确的政策必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对现实的正确认识;第二是设定人民想要达到的目标;三是设计符合因果逻辑的路径,设计出来的路径必须能让给定的现实,依循客观的因果逻辑,逐步发展到预设目标。

我将从上述三项条件来说明“取消派”的民族政策建议所犯的谬误,并同时利用下图一来帮助说明。

图一上方标示着现实、目标与路径三要项,其下方标示逻辑正确的民族政策:中国的现实是民族治理失败,导致民族问题丛生,少数民族追求的目标是民族自治,因此,唯有彻底推行民族自治政策,才是符合因果逻辑的路径设计。然而,“取消派”民族政策建议却犯了图中标示的四项谬误:现实认知的谬误、历史认知的谬误、法律认知的谬误、路径逻辑的谬误。下面我将逐一讨论。

(一)现实认知的谬误

自2008年起,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相继爆发暴乱和抗议示威,其声势之大,时间间隔之短,前所未有。[5] 这些事件的发生,证明了中共民族治理失败的事实。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真正地实行民族自治,中共没有给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权,导致少数民族的不满与反抗。但“取消派”学者的认识却完全相反,他们将治理失败归咎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中共不应该学习“苏联模式”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比如,马戎认为,这些民族问题“与‘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等民族分裂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不但使西藏、新疆等地的城镇成为社会骚乱的常发地”,[6] 也让中国面临国家分裂的风险。[7] 朱维群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楚克也持相同的论点。[8] 他们在苏联解体后担心中国分裂,认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中共学苏联,搞民族自治,助长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分离主义。[9]

民族自治是否真的是苏联瓦解的原因呢?我认为,是很多复杂的原因造成苏联解体这么一个结果,应该说是“多因一果”,这里暂且不论。现在我只从“取消派”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看成是学苏联模式这一点,去分析他们在认识上的谬误。

中国的民族政策绝对不是学习苏联模式的,我的理由有二:(一)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有自己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管理机关,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等等,那是一种联邦制的国家制度。(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大都由当地民族人士领导,在其权力结构中,尤其在法院、军界以及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当中,俄罗斯族的代表性均不充分。

而在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如西藏、内蒙和新疆,都只是名义上的自治。中共建立的是汉族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少数民族自治区完全不曾享有苏联加盟共和国那样的独立自主权。因此我认为,中国民族治理的失败不是因为仿效了苏联模式,而是没有真正地实行民族自治的结果。

(二)历史认知的谬误

“取消派”把中国民族治理的失败归因于苏联模式,为了改变这个现实,他们提出了取消民族自治的建议,并大力推崇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2011年10月,胡联合、胡鞍钢在署名的文章中指出,“实践证明,‘民族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 而马戎早就提出把族群“文化化”的思路,他认为:根本上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出路,就是学习美国和印度,强调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视为文化差异,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美国民族大熔炉模式,早已是一个被放弃的过时的模式。“大熔炉”(melting pot)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08年,曾一度在美国风行。百年前的美国社会要求来自他国各民族(族裔)和文化群体放弃其民族(文化)特性,全面融入“美利坚民族”(American nation)。但之后美国社会出现了反对的声音。犹太裔的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Horace Meyer Kallen)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熔炉、反同化的“多元文化主义”。他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真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东西。真正的民主应该使人自由地保持族性,而不是消解人的族性。

从此,美国人不再提“大熔炉”,而以“百衲被”(patch work)一词替代。“百衲被”又叫“百家被”,是用多种不同色彩、不同形状的布块拼接缝制而成的薄被,它意味着包容异己、尊重差异、消解中心。

美国的多元文化是从个人自由出发,到获得集体的民族权利,其中的关键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公民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不同民族的人可以组织自己的宗教团体、政治团体。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结成社团,就形成了族群集体的力量,获得某种特殊的代表权,以便争取本民族的权益,更有效地实践和提升其民族文化。在美国,任何一个族裔都有自己的学校、教会、电台、电视、报纸、杂志等等,传播自己的文化。此外,美国还有各种法律限制和约束政府,保障多种族权利,使政府在对待各民族的权益问题上不敢任性专断。

“取消派”主张取消中国的民族自治,想要拿“中华民族”这个虚构的概念来凝聚人心,是不会被少数民族承认的。如果他们真要学美国,就应该要求中共当局保障中国每个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包括自由结社、选举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等等,用普世价值来凝聚各民族的人心。但是,胡鞍钢等“取消派”却很奇怪,他们抛弃美国社会最珍贵的价值内涵,闭口不谈美国“大熔炉”模式产生和被抛弃的历史,更不谈美国保障公民政治权利这个凝聚人心的关键原因。

(三)法律认知的谬误

胡鞍钢等 “取消派”推崇美国模式,他们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美国政府不对族群(种族)进行法律、政治等实体方面的认可和标识,不给予族群(种族)集团以法律上的承认,特别是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 这个法律认知的错误,是由于胡鞍钢不懂美国法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知,他混淆了“外来移民”(ethnic minority)和“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的区别。

什么叫“外来移民”?移民,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作永久性居留,即定居下来。移民曾有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之地,因为各种原因自愿移民到其他国家,就自动放弃了其母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作为外来族裔,他们无权在新的国家要求自然资源和自治权。当然,他们仍然可以保护自己的民族特性,要求不受歧视等多种族权利。

什么叫“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第一民族最初指加拿大境内的北美洲原住民及其子孙,现在有人用“第一民族”泛指所有土著民族。

把这两种人群在概念上的区别搞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分辨出,胡鞍钢所说的,美国政府“不给予族群(种族)集团以法律上的承认,特别是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那些族群指的是外来移民,不是第一民族。美国的第一民族即印地安人。由于他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生活在北美大地,他们在政治法律地位以及所享有的权利方面,和外来移民是有很大区别的。美国印地安人认为自己的地位比外来移民要优越得多,可见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和胡鞍钢所说的情况恰恰相反,美国既给予印地安人法律上的承认,也给予他们政治上的自治权。美国的法律规定,印第安人享有独立的对保留区内事务的管辖权,印第安部落有独立的行政和司法体系,各部落政府与州政府平行,其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

三、“取消派”民族政策之路径谬误

路径逻辑的谬误是指,政府无法依照设计出来的路径,从给定的现实逐步发展到预设目标。不论是“取消派”的策略或传统的民族政策,由于民族自治是中国汉人政府虚构的目标,所以他们在设计政策路径时,其指向的目标实际上是“大一统”。因此,此处讨论的路径逻辑的谬误,指的也就是其政策设计能否实现“大一统”的能力。

首先我将讨论中共历年来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怀柔政策,再讨论“取消派”所建议的民族政策。

(1)怀柔政策的谬误:无法实现目标的路径

虽然中共承认民族治理的失败,但却不愿以真正的自治政策去实现民族自治的目标,而是施以略优于汉人待遇的怀柔政策,去笼络少数民族。其效果只是加深了民族之间的猜忌,无法实现其预设的“大一统”目标。

中国历代皇帝有一种对待蛮夷的手法,叫做“怀柔远人”,即以赐予、和亲、通商和教化等形式,安抚四方藩国。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是把中国当作人类的中心,远方的蛮夷都是未开化人,应该归顺、效忠于中国朝廷。同样地,中共对他们用武力征服的少数民族,除了使用大棒镇压之外,还必须加上一些胡萝卜,给少数民族一些恩惠政策。按照中共的说法,他们的优惠政策是“为了促进国家建构与社会整合、缓解族群冲突。”

在西藏骚乱事件和新疆事件之后,很多汉人指责说,政府制订少数民族优待照顾政策,但少数民族享受这些优惠待遇,却不知感谢,反而闹事。就是在汉人的这种舆论之下,朱维群建议中国以后“不要突出民族身份,给予超市民待遇。”在中文网上搜索一下,不少汉人表达了对政府“反向歧视”政策的怨愤与不满,指责中国政府歧视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这种不满大致可归纳出几类:

(一)中国计划生育的不同政策,如对少数民族比较宽松;[10] (二)少数民族在教育上的优惠政策,如高考加分;(三)在一些普通刑事案件上,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人士的处理比较宽松;(四)中国政府对民族贸易网点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贷款优惠利率和税收优惠等。

英国思想家穆勒曾经说过:在有些实行专制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其专制政府“或许尽管出自其中的一个民族,但对它本身的权力比对民族感情有更大的兴趣”。身为中国汉人,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汉人政府其实也并不爱自己的汉族,他们真正在乎的是牢牢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11] 那么,只爱权力不爱任何民族的中国专制统治者,制订出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他们的目的可想而知。

对西藏等少数民族来说,优惠政策这种胡萝卜式的小恩小惠,并不能弥补他们被剥夺民族自主权的痛苦。他们家乡的资源被掠夺、环境被污染、其语言文化在消失,信仰权利被侵犯。这些巨大的丧失,是那些抱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汉人所不能理解的。

汉人不满共产党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向中共去要求生育权,而不应该抱怨少数民族可以多生孩子。少数民族考生用汉语考试时享受加分政策,不但不是什么优惠,而是一种人权剥夺,即少数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剥夺了使用本民族语言参加考试的权利。[12]

(2)取消民族政策的谬误:代价极高的路径

“取消派”将现实的民族危机错误地解读为苏联民族自治模式的后果,提出“大一统”目标,并设计了如朱维群之四点建议的政策。他们鼓吹的建议能否成功?我不能否定其可能,因为当年巴尔干半岛也曾有过极端的种族清洗政策。然而,我必须指出,如果中共真的取消民族自治政策,他们将要付出极为巨大的代价。我把这些代价归纳为六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中共将在宪法理论上陷入尴尬的境地,无法自圆其说。取消民族自治,就必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还必须否定毛泽东亲自制订的中国宪法。[13] 中共早年就是靠反帝反殖民、主张“民族自决”起家的,所以在中共建国时,民族区域自治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中给予明文规定。如果中共真要颠覆这项国策,理论上很有难度。

第二个后果是:中共的执政基础会因此动摇。西方执政党经过民主选举,取得合法性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通过战争获得,没有经过人民的民主投票选举,因此必须依靠各种美好承诺来笼络人心。建国之初,中共许诺汉人一个虚幻的“共产主义”,许诺少数民族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尽管有关民族自治的许诺从未实现过,但只要它摆在宪法纸面上,少数民族仍然有要求中共落实这一政策的可能性。一旦民族自治政策被取消了,少数民族就会彻底清醒过来,中共的执政基础也就动摇了。

第三个后果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将被终结。中藏之间的和谈,主要是基于中国宪法中有关民族自治的条款。取消了这些条款,也就取消了中藏谈判。当少数民族连自己的民族身份都不被承认时,他们将会激烈地要求高于自治权利的确切保障。

第四个后果是:少数民族地区将发生强烈的群众抗议。这个政策的改变将让少数民族感到绝望,例如,他们的后代将不再能获得本民族的教育,其语言文化将濒临灭绝;他们将被迫只生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将被迫和汉人的孩子混校,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因此,他们肯定会抗议,会在民族的旗帜下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大汉族主义强权的不满。[14] 2010年,青海等藏区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举起小黑板上街,发起“撑藏语”的示威游行,中共当局应该记忆忧新。

第五个后果是:动了少数民族官僚利益集团的奶酪。中共长达六十余年的专制统治,豢养了各少数民族地区一批批效忠北京的本地官僚。本地官僚总是打出发展落后民族地区的旗号,向北京争取更多的拨款和优惠政策。例如在西藏,尽管广大藏民还很贫穷,但藏族利益集团的官僚因为帮助中共“维稳”、“反分裂”,早就先富起来了。[15] 一旦取消民族自治政策,他们一定会群起反对。

第六个后果是:国际社会将会反对这种倒行逆施。联合国有两个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宣言,中国政府都投了赞成票。一是1998年的《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二是2006年的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这些宣言要求各国“实行克制,不采取其目的或效果为将少数群体同化到主流文化中的政策”。而取消民族自治,就是一种典型的同化政策。如果中共取消民族自治,国际舆论对中共来说肯定是非常负面的。

四、结论

从前面所分析的各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共要真要取消民族自治,将会遇到很多很大的困难。因此,中共可能不敢贸然从事。虽然完全颠覆民族政策难以办到,但分步骤实行却有可能。例如,中共可能按照朱维群提到的几个步骤,逐步推动。例如,先在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接着是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然后又……。这个逐步实行的过程可能相当曲折与隐蔽,但民族自治政策被取消的危险始终存在。

“取消派”认为民族自治必须取消,其逻辑前提是国家的统一高于一切。其实世界上已有不少范例证明,统一不一定比分离好。[16] 只有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才是高于一切的价值。我们在辩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样一个大问题时,应该有一个公认的核心价值做标准。这个核心价值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是中共的“三个代表”,更不应该是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它应该是联合国的两个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宣言。这两个宣言都强调,保障土著人民保持和加强自身制度、文化和传统以及按照自身需要和愿望选择发展道路的各项权利,并保护土著人不受歧视。中国政府是签署了这两个宣言的,因此,他们有义务遵守和履行这些条约。

注释:

[1] 朱维群在任记者时,曾经到西藏做过采访。后来他奉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中央致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贺电草稿的修改。1994至 1995年间,朱维群参与十世班禅转世工作。出任统战部副部长后,朱维群的主要工作即专门针对西藏问题,并任中共中央的西藏问题协调小组领导办公室秘书长。从2003年起,朱维群就代表中共中央处理西藏问题并就西藏问题对外发言,多次和达赖喇嘛特使谈判。据说朱维群曾先后三十多次前往西藏,布置对藏民的镇压和统战。

[2] 即马戎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一文。中国学界在2010年至2011年,围绕马戎“去政治化”的“新思路”,开展了一场较大规模的争论,直到朱维群代表中共中央做出表态。

[3] 中国于2009年发生了两起事件,考生家长通过改变考生民族身份获得加分的重庆高考加分事件,和在乌鲁木齐发生的暴力流血事件。刘军宁发表《取消民族 多元共治》一文。

[4] 即胡鞍钢和胡联合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该文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 ,倡议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加强国家认同: 1、政治上推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坚持平等的向每个民族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2、经济上促进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推进各族公民混居杂居。 3、文化上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每个民族进行文化改造,强制推行普通话,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促使人人争当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国民,以工作为天职,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

[5] 下面例举几个典型事例。2008年3月14日,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发生骚乱,造成多人伤亡。骚乱波及几个省区。2009年7月5日,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爆发震惊世界的大规模暴乱,数百人被杀,数千人受伤,上万人参加打砸抢烧杀。2011年5月,蒙古族牧民莫日根因为抗议采矿,在试图阻拦运煤货车开进草原时被撞身亡,引发内蒙古人郁积多年的愤怒情绪,导致内蒙古30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浪潮。2011 年7月18日,新疆和田发生被中共官方定性为“严重暴力恐怖案件”,造成多人伤亡,派出所被纵火焚烧。在和田事件两周之后,新疆喀什又接连发生两起暴力袭击事件。

[6] 马戎在《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一文中说:“如果说许多中国人在2008年以前对我国目前存在的“民族问题”还不很了解和不太理会,那么在拉萨 3-14事件、奥运火炬境外传递遇到的干扰和新疆一系列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人们现在都开始意识到中国确确实实存在着‘民族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与 ‘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等民族分裂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不但使西藏、新疆等地的城镇成为社会骚乱的常发地,使北京等大城市成为恐怖袭击的可能目标,而且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关系。”

[7] 马戎说:“必须坚持中华民族,而56个民族改称族群,使它与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分开。中国在21世纪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国家分裂。按照民族自决权理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独立的权利。而在我们的身旁,苏联这艘巨轮已经解体,民族自决理论就是导致其解体的腐蚀剂。这一腐蚀剂注入并流淌在甲板的各个结合部,在人们不知不觉间降低了船体的整体稳固性,使大船无法经受起巨大的风浪和暗礁的撞击。在21世纪,解体的苏联应当一直是中国的‘前船之鉴’。”

[8] 朱维群说:“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意味着团结、稳定的问题,尤其是反对分裂主义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可以解决了。在这个问题上,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教训非常深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楚克说:“由于移植苏联做法并不完全适应中国国情,我国一部份民族政策逐步偏离政府初衷。……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在想方设法固定、创造自己的‘族源特征和文化传承’时,将必然导致‘趋异’而不是趋同。”

[9] 朱维群在《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教训非常深刻。苏联搞加盟共和国制度,宪法规定各共和国有权通过‘自决’自由退出联盟,原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几十年后闹成真的了。” 胡鞍钢与胡联合在其文中写到:“苏联是‘民族大拼盘’模式的典型。‘民族大拼盘’模式则因其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和地域多元主义体制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无法促进民族交融而建构统一的国族,容易使民族矛盾冲突与地区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化为民族分裂甚至民族战争。”

[10] 马戎等取消派学者忧心忡忡的是,对汉族进行严格限制,而对少数民族则网开一面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汉族人口的增长速度。

[11] 中共政权也并不善待自己的汉民族,例如六四镇压,就是大棒政策的一个血淋淋的例证。几十年来,中共在汉人地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手段残酷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例如,杀死婴儿、强迫堕胎,对坚持生第二胎的人实行诸如罚款、坼房、开除公职等各种惩罚。对此,汉人应该去向中共抗议,争取自己的生育权利,而不是要求取消少数民族可以多生孩子的政策。

[12] 瑞士为多官方语言的国家,在语言的使用上采取“地区原则”,即不同地区的学校用不同语言授课和考试。例如瑞士西部用法语,瑞士东部用德语,瑞士意大利语区用意大利语授课。按照这个文明国家的原则,西藏地区的学校也应该使用藏语授课和考试。如果有汉族学生在西藏地区使用藏语参加高考,也可以考虑给他们加一些分数。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中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除了宪法之外,在八十年代,中共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

[14] 汉人损害少数民族权益的“建议”或“改革”,引起少数民族的强烈反弹,这在历史上有不少先例。民国时期新疆维吾尔地区的“哈密暴动”,就源自一场由金树仁的幕僚所建议的“改革”。

[15] 马戎在《民族问题应“去政治化”》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有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知识份子也不接受我的观点,因为他们担心淡化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去政治化”)会导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优惠政策的弱化,这样也许会影响他们的一些实际利益。”

[16] 这个“统一高于一切”的前提,在北欧民主国家早就被否定了。1905年,挪威闹着要从瑞典分离出去,瑞典人觉得和平高于一切,于是就友好地与挪威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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