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31日星期六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犯法了! 控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鄙视蒙古语言文字 (见图)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口口声声的说重视蒙古语言文字和风俗,实际上根本没做到,就这个政府网站上没有蒙古文网页,更让人震惊的是把蒙古文写反了,怎么读,只能拿着镜子才能读,这就是所谓政府说的重视蒙古语言文字吗?

再说了,这个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是犯法了,你们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六节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第三章第二十一条和第一章第十条,还有《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列》,然后再看看这个网址,http://www.nmg.gov.cn/main/nmg/这个是不是犯法了?

再看看这些重要网站:
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  http://www.nm.zsks.cn/
内蒙古人事考试信息网  http://www.impta.com/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  http://www.nm12333.cn/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网  http://www.nmgwh.gov.cn/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网  http://www.nmgat.gov.cn/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网  http://www.nmgov.edu.cn/

这些网站都没有蒙古文网页,蒙古语言文字的实际使用范围缩小到已经不能再缩小了!其根本原因是不是就因为这些网站根本就不重视或不视蒙古文为内蒙古的主要民族语言文字?从而根本就没想过制作蒙古文网页呢?这是不是客观上限制了在内蒙古范围内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权利行为?中共内蒙古政府不重视蒙古语言文字是犯罪,蒙古人应该改控告中共内蒙古所谓自治区政府!!



2013年8月30日星期五

从8月28日开始,中国境数十个蒙古人开设的QQ群被查封!



有数字显示,自2013年8月28日起, 有数十个蒙古人开设的腾讯QQ群被当局查封关闭。被查封的群一律显示“因安全原因,此群被查封”字样。

例如:世界蒙古人校友群,海外蒙古人总群,蒙古文化群,蒙古人万岁,蒙古人,蒙古包等群。




有专家分析,这个时候这些蒙古人群被查封的原因是:
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之后表现出明显的左倾姿态,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是现在再次得到强调。当局也会努力巩固政治权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毛派和左派的辞令。

8月29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召开“全区公安机关打击网络制造传播谣言违法犯罪活动”会议,对网络制造传播谣言行为,将开展调查取证,将对嫌疑人进行打击处理。
  
截至目前,全区公安机关已清除网上涉及各类谣言信息1200条,抓获网上制造传播谣言信息和谎报灾情、疫情、警情的违法犯罪嫌疑人52名。其中,21人被警方行政拘留,10人被罚款,3人被警告,18人被教育训诫。

内蒙古个别少数民族网民在网上散布谣言,特别是谎报灾情、疫情、警情的情况比较突出。更有甚者还在网上炒作内蒙古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民族矛盾纠纷,蓄意挑拨民族关系,鼓动群众采取罢课,示威等过激方式表达 利益诉求。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将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建立打击网络制造传播长效机制。近期公安机关查处的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8月18日,呼伦贝尔市网民徐某在其个人微博散步谣言称,有6名越狱逃犯流窜至海拉尔市,大肆作案,专门对女性下手,已有1人死在河边;8月19日,该市百度贴吧吧主刘某在其管理的贴吧中散步谣言称,有杀人犯已经来到海拉尔,昨晚9点又发现1名女子死于河边,呼吁大家晚上不要出门;8月22日,该市网民李某通过QQ和微信频繁在网上散布谣言称,有6名越狱逃犯流窜至海拉尔,一个月内已杀害78名女性,抢劫700万元财物。上述谣言信息引发当地群众极大关注,造成社会恐慌,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发现相关情况后,呼伦贝尔市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查获了网上制造传播谣言信息的违法嫌疑人,依法给予了行政拘留和罚款等处罚,及时公布了处理结果,清除了相关谣言信息。
  
鄂尔多斯市公安机关查处了3起网民散布谣言,谎报鄂尔多斯市遭遇暴雨冰雹天气灾情和受灾人数案件。乌海市公安机关查处了网民编造其目击乌海机场发生坠机事件全过程的案件。

另外就是:最近,中国扩大对网络谣言制造和传播者的抓捕。据不完全统计,最近两个月,中国各地警方逮捕和刑拘了最少五百多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严打网络谣言,本质上是对言论自由的侵害,防民之口,也无法挽回民心。

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几个月中国政府推动的所谓网络谣言严打运动,中国警方抓捕的人数已经接近一千人。

谣言对社会造成冲击,只有在官方垄断和控制新闻舆论的国家才能出现,而官方机构和官方媒体缺乏民众的信任,是谣言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谣言只有在极权专制的和严格控制的社会才起作用。因为没有信用,人们不信任党报官报,才会去相信谣言。

所谓打击网络谣言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任何自由主义和涉及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言论,都将受到打击,而中国的网络空间将因此被摧毁。

虽然中国公安部门严打网络制谣传谣,但制造谣言和传播谣言本身却难以依照法律条文入罪,因此中共强行推动这个运动,最后将进一步破坏中国的法制基础。

谣言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属于一个言论自由的范畴,如果它造成了具体的财物损害才可能判罪。如果只是一句话,是很难判罪的。”

从早前高校教师的“七不讲”规定,到随后的整治意识形态的九号文件,再到最近的网络严打行动,显然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派合作发起的一次反击,目标是全面压制中国不满现状的自由派言论。这预示中国的政局,很可能会在近期出现较大变化。



2013年8月29日星期四

替罪羊也必须是蒙古人-儿子眼中的作家乌兰巴干

(该文选译自日本学者大野旭所撰文化人类学专著《標墓なき草原》,翻译时有删略。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本文只是个文化人类学学术著作,其观点与博主无关。欢迎博友们对该文反映的事情和现象发表观点)作者:清新

一、为了庇护真凶的“正义的审判”
我手里有一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的起诉书,时间为1987年8月31日(起诉书的原件为“87/呼检法诉字第一号”)。起诉书起诉的不是滕海清—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员”的罪名虐杀几万蒙古人的主犯,而是给滕海清办公室提供“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名单”等材料的作家乌兰巴干。
这份起诉书的最明显的特征为:它把虐杀几万蒙古人的罪名都扣到这个蒙古人头上了。对乌兰巴干的审判,当时的中国媒体曾作大量报道。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但尚滞留在北京。审判的大致情况我是从呼和浩特的朋友那里听说的。据朋友说,审判是在愤怒的声讨声中进行的。声讨声是由着意安排在法庭主要旁听席的汉人大学生们发出的。与此相对照,坐在非主要位置的蒙古人那里却传出了叹息和抽泣的声音。
这个审判,可以说受到了来自自治区全体蒙古人和部分有正义感的汉人的质疑。
为什么要放过那个曾发出一个又一个的杀戮令,且指挥过具体的杀戮过程的原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汉人滕海清?他于1970年秋离开内蒙古后,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继续其高官生涯,过着优雅的生活。

为什么不逮捕、起诉曾忠实执行滕海清将军的命令,在现场指挥虐杀的原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和哲里木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赵德荣曾指示说“我见蒙古人就恶心,把锡盟老蒙古全挖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赵玉温则说“在挖内人党的运动中,即使出了死人的情况,也没必要大惊小怪。”(杨2009a,15,896)这简直是视蒙古人的生命如草芥和昆虫,但确实是这些汉人共产党高官的真实写照。即使如此,这些曾亲自指挥“挖肃”,指挥虐杀蒙古人达几年的汉人高官们竟没有一个受到法律的惩罚。
进一步,那些在内蒙古各地,用各种惨绝人寰的手法残杀蒙古人,长期监禁、强奸蒙古妇女的犯人们,也悠然过着法外生活。一部分杀人犯和强奸犯被调往外地,又有一部分则被提升,总之都销声匿迹了。其中有些被军队庇护的,甚至不允许蒙古人进行检举揭发。
为了让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把一切的罪恶都归咎到这个蒙古人作家身上了。从判决下达的那一天至今,蒙古人保持了常年的沉默。实施这一血腥虐杀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和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不仅如此,即使在杀戮过后的岁月,蒙古人还必须面对政府方面不愿树立正义,不承认过错的严厉姿态。在法庭上,政府传递出导致蒙古人大规模被杀的原因在于蒙古人自己,而非汉人的信息。

二、审判“伪造的证据”
让我们看看作家被起诉的内容:
被告人乌兰巴干,又名吴凤翔、宝音达赉,男,蒙古族,现年(1987年)五十八岁,家庭出身经营地
主,本人成份学生,原籍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彦塔拉乡,文化程度大学。捕前系内蒙古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干部,住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宿舍。……(中略)
1978年5月1日因制造1968年的“新内人党”假案的罪行,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由内蒙公安局拘留,同年9月29日依法逮捕。
被告乌兰巴干于1967年9月,在内蒙古大学召开会议,研究建立跨行业组织“内蒙古揪叛徒集团联络站”(简称“揪叛站”),乌兰巴干任站长,额尔德尼乌拉仁副站长(额尔德尼乌拉另案处理)。受到了原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的支持。
“揪叛站”组建之后,制定了明确的纲领。为了揭露“内人党”的叛国罪行,被告乌兰巴干就大肆搜集所谓“内人党”的历史和现实材料,上报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制造了“新内人党”大冤案,对全区挖“新内人党”造成严重的后果,起了很坏的作用。……(中略)
综上所述,被告人乌兰巴干是“新内人党”假案的积极制造者,捏造了大量的所谓叛国材料,指名道姓的诬陷了为数甚多的干部、群众,后果严重,影响极坏,犯有诬陷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8条之规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依法起诉。

这是份多么了不起的公诉啊!连明言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官方起诉书都承认“肃清内人党的运动”为莫须有的捏造。那么,是谁捏造这一假案了呢?起诉书不愿更不敢提及。其实,捏造的首谋就是这个政府。因此,起诉的对象应该是“伟大的领袖”和“人民的好x理”才对。或者,站在被告席上的至少应该是滕海清将军和赵德荣、赵玉温司令员。那样,相信50多个少数民族也会欣喜地扑进占人口90%多的汉族的宽广的怀里。但是,执政者不可能进行如此公正的审判。不仅如此,至今,没有谁、更没有哪个民族勇于站出来承担在荒野中堆积起无数少数民族?宓男淌略鹑魏腿说涝鹑巍?

起诉书所列举的乌兰巴干的罪行为:
第一、编制了“伪造的材料”。1946年3月,哈丰阿、特古斯等人又重新组织起了此前业经中共指示解散了的内人党,此即“新内人党”。这份材料是乌兰巴干捏造于1968年。
第二、捏造了内人党员和“蒙古修正主义特务”、“苏联修正主义特务”进行活动的“伪造的分布图”。
第三、在大学和铁路局等单位作了关于“内人党活动”的讲演。
根据这三项罪行,乌兰巴干被判处了15年的重刑。需要重复强调的是,这是为追究几万蒙古人被杀戮,无数妇女被强奸责任而进行的唯一的审判。在这里,追究了蒙古人作家“给核心小组上报伪造材料的罪”,却没有追究下令伪造材料的汉人高官和实际行刑的屠夫们的责任。后者倚仗国家给与他们的治外法权,照样过着他们的悠闲的生活。就这样,作家乌兰巴干成了刽子手们的替罪羊。那么,他都写过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三、为“母亲般慈祥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唱赞歌的作家内蒙古的蒙古人都知道有个叫《草原烽火》的小说。这是乌兰巴干于1958年出版的成名作。

当我在到处搜寻《草原烽火》的初版本时,位于呼和浩特市内的一家古旧书店的店主对我说道:“在科尔沁草原,这本书能换取一头马”。于蒙古人,马是神圣的财产。虽说在乌兰巴干的家乡科尔沁草原,蒙古人早已弃牧事农,过起了定居生活,但对马的评价依然很高,马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那么,《草原烽火》都演绎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日本鬼子侵占内蒙古草原后,就和反动的蒙古达尔汗王爷勾结在一起。从此,无数的蒙汉人民倒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为了从地狱般的水深火热中拯救内蒙古人民,中国共产党派来了很多优秀的党员。他们克服了种种的艰难险阻,深入草原,深入在日本鬼子和达尔汗王爷的统治下过着奴隶般生活的蒙汉人民中间,组织、指挥抗日斗争,不辞辛劳和牺牲地战斗在最前线。李大年就是其中的一人。

这与其说是小说,倒像是中共的宣传教材。《草原烽火》的结尾如下:
李大年举起拳头,大声说道:“同志们!我们经过艰苦的战斗,付出了牺牲后,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有蒙汉各族人民的钢铁般的团结,所以绝对能战胜敌人。科尔沁草原的燎原之火就从这里燃起,这是胜利的开始。……”

小说的内容异常简洁:年轻的蒙古“奴隶”们虽然不满于腐朽的蒙古王公的统治,但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应该怎样去“斗争”。给这些只知道“蛮勇”的“奴隶”们伸出“援助之手”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完美无暇的汉人共产党员李大年教育、觉醒了蒙古“奴隶”们,使他们认识到了真正的“敌人”日本鬼子。不言而喻,小说的创作源泉并非实事。

其实,这部小说不过是中共所谓的“汉族领导少数民族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宣传性文艺作品之一。在把居住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迎入“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过程中,中共派出了很多“李大年式的党员”。在这里,无论是哪一个少数民族,都比汉族落后,大脑极其简单,只知蛮勇。不过,他们一旦受到汉人党员的领导,马上就能觉悟,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会把仇恨对准迄今为止的朋友、同胞中的富裕阶层。内蒙古西部土默特出生的蒙古人作家云照光所著《鄂尔多斯风暴》也是此一类型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把我的故乡的蒙古人为争取从中国独立而?氛睦罚鄹奈喝斯膊吃绷斓嫉摹爸泄锩贰薄?
关于写这本小说的动机,乌兰巴干在《草原烽火》的“后记”中作了如下陈述(乌兰巴干1992,538-53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内蒙古人民取得了真正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给了蒙古民族无限的幸福。……为了表达蒙古人民热爱慈母般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感情,我写出了这部小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汉族作家的支持,就不会有这部小说。

曾经,作家是如此热爱中共和汉族人民。既如此,“为了正义和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中共为何把视己为“慈祥的母亲”的“赤子”当做大屠杀的人质,给供出去了呢?抱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于2006年4月25日、5月27日以及2008年3月10日,分三次采访了乌兰巴干的儿子苏日(57岁)。

四、创作缘自对政治的失望
哲里木盟科左中旗是个很奇特的地方。哈丰阿、阿斯根以及特古斯、等几乎近一半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骨干都出自这个旗。1929年,取意为红色之柱的乌兰巴干也在此出生。2岁时,有神童之称的他被选为当地藏传佛教活佛的转世之身。
满洲国成立后,乌兰巴干也走上了当时的很多有志蒙古青年必走的路子:先上当地的国民小学,继而在王爷庙入读兴安军官学校。日本战败的时候,他已经从军官学校的预备班毕业,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了。
当时,很多蒙古青年自满洲国时代就景仰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干也不例外。苏蒙联军进驻内蒙古以后,乌兰巴干就开始学习俄文,并达到了熟练的程度。之所以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都相信,内蒙古很快就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统一,寄人篱下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为此,必须学会掌握俄语。

乌兰巴干的儿子苏日补充道:(父亲)“也会汉文,也能说蒙古语,但不会写蒙古文”。
当时,哈丰阿,还有特古斯等人正在开展有关事关内外蒙古统一的签名活动。恰在此时,乌兰巴干参加了东蒙古自治政府的军队—东蒙古自治军。也是在此时,乌兰巴干结识了从日本人创立的南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的蒙古姑娘马月英,两人结成了伉俪。她就是苏日的母亲。马月英出系吉思汗的直系后代,因生身父亲早亡,后来随了养育其长大的养父的姓。
因受苏美等大国的无理阻扰,内外蒙古统一的运动无果而终,不得已,内人党只得走与中共合作的路子。
苏日说:“我父亲一直想参加中共,但因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未能如愿。因此,多有怨言,并由此在1951年被打成了三反分子。政治上的失意,促使我父亲转向了文学创作。”
五、兜售在“伪满洲”的经历乌兰巴干开始以日本统治时代的东蒙古地区的生活为素材,进行小说创作。当时,作家中有很多中共党员,且都经历过1942年的延安的“整风运动”。在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指针为“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1956年,乌兰巴干写出了《草原烽火》的初稿,送给自治区的高官们,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引来了当时任自治区工业厅厅长的克力更的大声斥责:“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延安派都未来得及写自己的历史,你们满洲国出身的挎洋刀的倒捷足先登了!”乌兰巴干默默地从床上拾起被克力更扔过去的初稿,走了出去。
克力更是内蒙古西部的土默特蒙古人,很早就步乌兰夫的脚步到了延安,并在那里与内蒙古东部地区出身的蒙古族姑娘乌兰结婚。因了这层关系,克力更被认为是延安派中比较了解东部蒙古历史和文化的人。即使如此,在被延安洗脑的克力更看来,受过日本式近代教育的东部知识分子还是低他们一等。

此后,据苏日说,乌兰巴干被自治区最高领导乌兰夫叫到北京,对他的小说作了很多详尽、具体的指示,告诉他要突出中共的正确领导。由此有了李大年这个虚构的人物,有了蒙古族人民在汉人共产党员李大年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一虚构。尽管是纯粹的文学创作,却到处塞进了中共党员那种令人生厌的说教。乌兰巴干非常清楚,不如此写,著作就很难出版,要想使之变成活字,唯一的选择就是听命。

1958年9月,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初版印数为800万册,销量好得惊人。北京京剧团把它改编成具有现代风格的京剧,予以公演。辽宁省歌剧院更是把它改编为歌剧,于当年在各地巡回演出。1959年,小说被评为《建国10年以来的最优秀文学作品》,出了精装本。之后,继1960年有了蒙古文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吉里尔蒙古文版之后,相继有了英、俄、朝鲜、越南、乌克兰语版。都是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版发行的。不言而喻,作品已成为进行“抗日”这一正统意识形态宣传的组成部分。应该承认,于20世纪蒙古文学,该作品毕竟还是属于?

可以说,在《草原烽火》中,乌兰巴干最大限度地利用并加工、兜售了自身在满洲国时代的生活经历。由于有了这一经历,强化了作品的可信度,其知名度也随之提高了。

六、在草原上耸立的“红色的柱子”
小说《草原烽火》以燎原之势,在中国大陆各地迅速传播,给作者带来了莫大的声誉。乌兰巴干因而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的主席和“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联合会”的副主席。

“如同所有的蒙古知识分子,成了名人的父亲也毫无吝啬地赞扬着自治区最高领导的乌兰夫。不过,当时的父亲虽然已成为能够代表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但因受满洲国经历的影响,始终没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64年12月,父亲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身份是党外群众代表。”苏日介绍说。
纵然如此,乌兰巴干耀眼的成就和名望还是成为嫉妒者关注的对象。在这方面,尤为明显的是中共党内的作家。应该承认,在乌兰巴干已取得的成绩中,有其自身努力的成分,但也有很大一部分靠的是中国政府的恩赐。于中国政府,有一个非党出身的少数民族作家,有利于阐释党的宽容和多元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部分蒙古族有识之士认为乌兰巴干不过是“共产党的花瓶”而已。
1963年夏,当时的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在1980年代初以前,中共地方党委设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副书记以及书记若干职位—博主)邓拓(1912-1966)来访内蒙古。当时,受毛泽东旨意,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由其撰写适度评论时政的文章(马南邨1979,苏双碧/王宏志2000)。在访问期间,邓拓由乌兰巴干和汉人作家张长弓陪同,浏览了达尔汗茂明安草原和大黑河等地。和乌兰巴干挺投缘的邓拓,曾写诗相赠:
一望人天不老
红柱子挺立在河边
草原此日有新篇。

这是首称赞乌兰巴干的诗。尽管子虚乌有,但还是制造了一个“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的现代神话。在这个神话中,红色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自治区的最高首脑为“红色之子”,自治区诞生的地方为“红色之市”。“红色之柱”—乌兰巴干也成为这一红色神话的组成部分。
当时,张长弓也曾求邓拓给写诗,但未能如愿。由此,乌兰巴干成为张长弓特别嫉妒的对象。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两人之间的对立依然如故。

七、和汉人投契的“红色之路”
文化大革命伊始,和乌兰巴干同为科尔沁左翼中旗出身、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特古斯加盟到了批判乌兰夫的阵营。苏日回顾道:“特古斯是个很善良、诚实的人。他受汉人干部的煽动,开始批判乌兰夫,说他有意排斥东部出身的干部。父亲和特古斯同为乌兰夫所倚重,都曾称赞乌兰夫是蒙古民族的英杰。可是,到了此刻,事情变化得如此突然,很难想象能一下子反目成仇。”
即使如此,要想抵抗时势是很难的。1967年秋,科尔沁右翼中旗出身的蒙古人作家扎拉嘎胡牵头组织了“揪叛徒联络中心”的群众组织,开始批判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历史。扎拉嘎胡以1959年发表的题目为“红路”的小说而一跃成名。这部小说描写了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蒙古人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斗争形势下的生活画面。

小说《红路》的开头如下:
1947年的扎兰屯被浓雾遮蔽,看不到阳光。……某个蒙古人说:“蒙古人不许接受中共的领导!中共是汉人的政党,很难想象他们会为蒙古人着想。蒙古人要想站起来,要有自己的领袖,而且,这个领袖必须是我们这个草原的人。”
说这个话的是在日本统治时代成长的“反动人物”,是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者”。结果,蒙古人放弃了独立、自决的设想,接受了中共的正确领导,选择了区域自治的“红路”。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蒙古人如此表达了对“母亲般慈祥的中国共产党”的满腔的情感(扎拉嘎胡2003,352):
仰望着美丽的夜空,他终于下了决心。

啊,中国共产党!您为内蒙古的人民倾注了多少心血,让至今还在苦难中痛苦挣扎的内蒙古人民热烈地拥抱您吧!您如松明,在黑暗中给了我们自信和力量,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如果有谁要我们内蒙古人民离开您的领导,把我们引向苦难的老路,我们就会用无数的铁拳消灭他们。蒙汉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用鲜血开辟了内蒙古崭新的历史篇章。
听起来,这与其说是在憧憬面向未来的理想,倒不如说是汉人共产党员的歇斯底里的演讲。它宣示了“由汉人控制的、一当读菜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正确的道路”,自决、独立或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统一的路子为老路。在都为中共的领导唱赞歌的意义上,《红路》和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竟惊人地一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扎拉嘎胡是乌兰巴干的战友。
八、对走“老路”者制裁“如果有谁把我们引向苦难的老路,我们就会用无数的铁拳消灭他们”的运动来得竟意外的快。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苏日继续说道:
最初,扎拉嘎胡邀请父亲参加他们的阵营。父亲因自己不是中共党员,曾拒绝参加。后来,听说同为非党员的《内蒙古日报》社的编辑额尔德尼敖拉、拉喜以及作家巴图巴音也都参加了造反组织,就不再犹豫了。扎拉嘎胡怂恿他担任该组织的头头,说是“这是个群众组织,由非党员担任领导正合适”。由此,父亲成了“揪叛徒联络中心”的头头。扎拉嘎胡是中共党员。

如本文开头所述,乌兰巴干的一大罪状为成立“揪叛徒联络中心”。
1967年11月,以文化艺术界联合会所属作家张长弓为首的、汉人占绝对多数的造反派组织“翻江倒海”,召开了批斗乌兰夫的儿子、时任内蒙古文化局局长布赫及夫人(内蒙古电影制造厂厂长)珠兰其其格、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自治区人委副主席哈丰阿的大会。当时,特古斯虽然也是批判乌兰夫的造反派组织“鲁迅兵团”的主要成员,但从11月24日开始成了“人民的敌人”。这是因为,哈丰阿和特古斯都曾是追求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老路”的排头兵。
揪斗大会结束后,扎拉嘎胡叫起乌兰巴干,俩人一起去看望布赫、珠兰其其格。见了他们,珠兰其其格说了句“蒙古人完了!”之后大哭不止。虽然扎拉嘎胡和父亲与布赫两口子的关系都不错,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个人已经无能为力了。”就这样,两个蒙古人作家在彷徨和疑惑中被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九、公安厅绝密材料的出现
从1967年的春开始,扎拉嘎胡和额尔德尼的行为显得神秘了起来。“他们与公安厅有了秘密联系的渠道,开始接触由公安厅保管的、只有中共高级干部才得以阅览的绝密文件。在那里,扎拉嘎胡和额尔德尼他们看到并复写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绝密文件和与发生在呼伦贝尔地区的“统一党”分裂事件相关的文件以及据说是于1963年2月发现的“206事件”、等秘密文件。

据苏日说,此前,乌兰巴干一直不知道存在所谓的“统一党事件”和“206事件”。对此,当时担任秘密调查文化艺术界动态工作的文化厅高官敖努斯也证实了上述说法。奥努斯说:“乌兰巴干不是党员,不可能知道‘206事件’”。
自此,扎拉嘎胡和额尔德尼奥拉以在公安厅复写的材料为依据,提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背叛祖国的民族分裂主义集团,他们的党员都是叛徒”的主张,并且要求由“揪叛徒联络中心”的头头乌兰巴干出面宣布此一重要信息。乌兰巴干接受了扎拉嘎胡的要求。在内蒙古大学和呼和浩特铁路局等单位进行的演讲中,还出示了扎拉嘎胡提供的上述证据。
“其实,父亲自己也曾参与过当时的内人党的活动。在《草原烽火》的写作过程中,也曾采访过很多当事人。当时内蒙古的知识分子们大都知道内人党在40年代进行的内外蒙古统一的历史活动。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正如1963年的‘206事件”所示,父亲根本没想到早就解散了的内人党还在进行秘密的分裂活动。毋庸讳言,公安厅的秘密材料似乎使父亲跃跃欲试了。”
今天,人们已经知道了所谓的“206事件”,不过是中共为了清除蒙古人而设置的自导自演的阴谋。

十、特意选中的祭品
关于“自导自演”的阴谋,这里另有证言。
据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著名的造反派头头高树华说,在1967年的11月,呼和浩特有“揪叛徒联络中心”、“揪乌兰夫黑党联络中心”、等大小45个群众造反组织。他们通过自治区领导高锦明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北京军区的郑维山、陈锡联以及最高领导毛泽东、等联系(Woody1993,6-12,高树华/程铁军2007,292)。众所周知,给造反派有选择地提供警方保管的个人情报,使之成为“人民的公敌”,是公安部长谢富治谙熟的政治手段,屡试不爽。根据高树华等的忆述,为了清除蒙古人,高锦明很有可能根据谢富治的指示,向造反派提供了有关内人党的秘密材料。
苏日回忆说:“当时,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滕海清、委员高锦明,还有郭以清等经常叫父亲到他们那里去。可是,每当有重要会议,他们都以父亲的非党员身份为由,让他出去在走廊里等,直至会议结束。每当此时,扎拉嘎胡和额尔德尼他们却能参加会议。这是个非常奇怪的逻辑,以滕海清为首的共产党员们决定的事情,却由非党员的父亲来执行。”
“1987年审判父亲时,说错定内人党为民族分裂主义政党,是因了父亲的诬告,法庭也出示了相关的证据。父亲抗辩说那些材料并非自己所写,笔迹也不同。鉴定的结果,证明是扎拉嘎胡和额尔德尼敖拉所写,是两人在公安厅复写后带过来的东西。但是,因为两人都是中共党员,法庭作出了另作处理的决定。”
“纵观中共的历史,党总是处于绝对正确的地位。即使是有了重大的错误,那也只是一部分党员所犯的错误所致。因此,纵然是几万蒙古人被集体大屠杀的事件,也被解释成滕海清等极少数人错误执行左倾政策的结果。
毋庸置疑,为了不给历史留下疑点,对蒙古人的清除工作是按照事先的精心计划进行的:祭品或替罪羊必须是蒙古人自己。
另有旁证:
1968年2月10日,康生发出了“让蒙古人自己揪蒙古坏人”的指示。1969年1月30日,滕海清也曾发出过相同的命令(Woody1993,11.杨2009,195,547)。
进一步的证据有:
1969年7月27日,“呼和浩特大中专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呼三司)发行的报头为“呼三司”的报纸曾刊有“乌兰巴干为何许人?”的文章。该文透露,1968年,滕海清的秘书陈小庄曾对红卫兵说过如下一段话“乌兰巴干确实曾为乌兰夫所宠,打倒他非常容易。但是,现在他正积极参与深挖内人党的运动。因此,保留他是必要的。”
乌兰巴干也罢,扎拉嘎胡也罢,都逃脱不了既定的命运了。

十一、奴隶的奴性
审判当时,苏日出面为父亲辩护。原来说好由专业律师张向东(汉族)出庭为乌兰巴干辩护,但由于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张向东于中途退缩了。苏日虽然没有律师资格,但作为“亲属辩护人”,当年24岁的苏日勇敢地担起了为父亲辩护的重责。
苏日从1970年开始在呼和浩特近郊的榆林公社下乡劳动。1977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吉林大学。可是以“父亲在文革中曾迫害他人”为由,被剥夺了入学资格。为了能见到父亲,苏日拿出经商所得的钱贿赂狱警,探视父亲。
1978年5月1日,乌兰巴干被伸张社会主义正义的中共逮捕,关到了位于呼和浩特郊外的警校院里。这里由公安厅第五处管辖。这些人经常以肝门插棍棒之刑侮辱、折磨乌兰巴干,食物供给也不充分。即使如此,作家还是拿起笔,开始写作《草原烽火》的续编《科尔沁草原的战火》、《燎原之火》等小说。
1984年(原文如此,似为1994年之误—博主),乌兰巴干获准保释。但是,由于有“不许随便行动”的禁令,连到户外散步都受到严格的限制。2005年6月23日,乌兰巴干因突发心脏病逝世。

“无论是您父亲,还是扎拉嘎胡,可不可以说被人利用了?”我问道。
“在他们的小说中,作为主人公的蒙古人都用近乎谄媚的语言赞美汉人和中共,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有这种现象。可是,如果不塑造这样一个主人公,你写的东西就不会变成铅字。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代表20世纪蒙古人的作家。可悲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作着极力抹杀自己民族的真实历史和心路历程的事情。即便如此,对方还不满足。是啊,抹杀不能仅仅限于文学作品中,有必要从肉体上消灭蒙古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苏日作结论道。
今天,内蒙古的蒙古人认为,乌兰巴干和扎拉嘎胡是中国的奴隶,他们使出了作为奴隶的全部的本性来谄媚中国,两人都被恩赐给奴隶的名誉所陶醉。既然能给奴隶恩赐名誉,也一定会有作为替罪羊摈弃的时候。这就是奴隶的命运!
数万蒙古人被杀,大量蒙古妇女被强奸,无数的蒙古牧民被强制迁离故乡,移居他处。最后的清算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创造近现代内蒙古历史的人们就这样被抹杀得无影无踪,草原上连一根墓碑都没有留下。(tsagaan)

2013年8月28日星期三

蒙古国政府要求《钢铁侠3》做出道歉



蒙古文化、体育与旅游部长奥云格日勒近日向美国惊奇工作室总统凯文·菲戈发函要求就《钢铁侠3》影片中不礼貌地使用蒙古传统文字而做出公开道歉。

奥云格日勒部长在函电中指出,作为蒙古文化和传统文字的承载者,蒙古国反对《钢铁侠3》影片中把蒙古传统文字和书法与伊斯兰恐怖组织象征图案使用在一起,并希望该影片制作者美国惊奇工作室向蒙古国政府和人民做出公开道歉。
    
蒙古传统文字是蒙古人至少800年前创作的老文字,现在已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3年8月27日星期二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学生全区总罢课紧急通知


于2013年8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学生自由联席总会通过紧急决定宣布自2013年9月2日起举行全区蒙古族学生总罢课。

罢课范围:内蒙古自治区各个初中,高中,大专院校的所有蒙古族学生
罢课期间:2013年9月2日至2013年9月13日
罢课方式:不上课,可上网,不去教室,可去图书馆,鼓励请休假或病假

罢课直接原因:
1. 乌审旗图克镇牧民巴彦巴特尔被铁路工人打死一案没有得到公平处理。

2. 西乌珠穆沁旗牧民权益捍卫者,牧民合作社带头人,著名宗教人士色恩道无辜被捕和被拘留至今。
3. 苏尼特左旗汉族人殴打蒙古族人并侮辱所有蒙古人的尊严。

4. 近一百万四川灾民大量移民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右旗,苏尼特左旗,扎赉特旗和其他地区。政府隐瞒事实,移民仍在继续。

罢课间接原因:
1. 无需开矿破坏草原,政府和企业侵占征用牧民的草场,牧民的合法权益遭到严重侵犯。

2. 牧民被迫离开家乡,蒙古族语言,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濒临灭绝。

3. 民族教育没有得到保障和尊重,蒙语授课的学生招聘时得到严重歧视。

4. 蒙古族人经常受到民族歧视,民族尊严遭受汉人的侮辱。

通知传达方式:QQ,人人,百度,微博,维信,好力宝,短信,个人博客和电子邮件。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学生自由联席总会

2013年8月25日

2013年8月25日星期日

四大发明的鬼话和汉字表达之关系


我曾经写过至少三篇文章来揭示所谓的“四大发明”“古代中国科学发现”等等巫婆神汉之类鬼话的荒诞无稽,但是始终都感到批判得不到位,好像没怎么抓住要点,自己也不太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明明在心里是搞得很清楚明白的一个问题。
  
直到我接触到启明等网友关于汉字思维的局限性等若干论述,给我很多启发,结合我以前对此问题的思索和总结,我突然明白这个问题(四大发明的鬼话)的关键是什么了。
  
这完全是因为汉字这种思维载体本身的弱智和低能,其能够承载的信息量的贫乏有限,其表达概念的模糊性,不精确性,简略性,可随意组合而导致的多歧义等等原因造成的思维混乱。

  
汉字是一种单音节文字,每个单字通常都具有其独立的意义,成为单音节词,但是在近代以前,这种以数量有限的单音节词为主的简略的文字(思维载体)所能够表达的思想和所能承载的信息量都是极其有限的。
  
到了近代,面对从西方社会如潮水般涌来的新概念,新思想,东方人(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字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不得不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用汉字那种有限的单音节词组合成新的多音节词来表示这些新概念。
  
但是由于组成新词的每个单字本身都具有独立而且多元的意义,这就很容易使人对由单字构成的新词望文生义,产生与原来含义不同而且多元的理解,造成思维混乱。
  
虽然英文的词汇大多数也是由具有一定含义的词根和前后缀组合而成,但是其词根本身并不能作为词汇单独表达含义,而是要与其他成分组合在一起才有意义,这就使得英文词汇的意思得以严格定义,含义表达清晰而准确,对概念的分类细致而且界限明白。
  
而且因为这个特点,英文的词汇量得以扩展得很巨大,而每个词汇的意义又准确明白,定义严格。使得英文总体上能够承载的信息量很大,各个概念间又界限分明,不易混淆。
  
而汉语呢,只能跟在英文的发展后面,人家有了什么新概念,新词汇,自己才能生搬硬套地用原本就有歧义的单字生造出相对应的新词出来,不仅含义表达不清楚,而且其简略化的缺点仍然无法改变。
  
简略化的文字导致了简略化的思维,所以就有了以下这些笑话:
比如说“火药”这个词汇,他们就用这么两个简单的单字拼接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符号就稀里糊涂地把千千万万种毫不相干的不同产物囊括在一起了,然后再白痴呓语般地来一句“是我们发明的”就都成了自己的功劳了。
  
所以我指出,火药有黑火药和黄火药两大类,而且两者毫不相干,这些家伙就开始倒打一钉耙,反倒指责起我“用词不规范”“不专业”“混淆概念”。
  
而我仅仅只是把“火药”做了个“黑火药”和“黄火药”的简单概念划分,他们都接受不了,我要是再把“黑火药”和“黄火药”这两个概念再进一步细分下去,告诉你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只是用这个笼统的词汇含含糊糊地牵扯在一起的千千万万毫不相干的产物中的某一种而已,他们能理解得了吗?我要是不用这种通俗的表达方式,大家肯定都还会以为近现代枪炮火箭炸弹导弹用的都是咱们“发明”的“火药”呢。
  
所以构成近现代整个军事工业基础的黄色炸药,棉花火药,无烟火药,双基火药,黑索金,TNT等黄火药系列是无法用汉语的简略表达方式表述清楚的。
  
至于“黑火药”,也不可能含混地算作是咱们中国人的功劳。这个问题,请参考《全面解析所谓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等文章。
  
又来说说“印刷术”。我怎么说也还接触过一点印刷工艺,我不明白,这些家伙怎么脸皮就这么厚,这么死皮赖脸地就把“印刷术”算作是自己“发明”的了?你们到印刷厂去看看好不好,看看到底那个“印刷术”是不是跟官方宣传中胡扯的所谓“毕升的印刷术”是一回事。不要人云亦云。
  
这不是某些人辩解的那样是什么“材料的不同”“工艺复杂程度不同”,而是方法,原理根本就不同。本质上就有区别。
  
关于毕升的所谓“印刷术”,不过是一个既没有实物证据和印本传世而仅仅只有野史杂书中三言两语记载的孤证的这样一个传说,中国官方就能够厚颜无耻地把它宣传成是“发明”了“印刷术”,还死皮赖脸地硬要把人家古登堡发明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说成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也不知道这个子虚乌有的毕升那所谓的“印刷术”连他本村本乡都没有传出去,却莫名其妙地凭空传到了数万里之遥的德国古登堡哪里,也不知道是怎么“传”的,是托梦,还是心灵感应?
  
而且,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被蓄意误导之处,那就是所谓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活字印刷”,他之所以把单个字符分开刻印,只是为了解决整版刻印容易刻坏版的问题,因为整版刻印,一旦刻错一个字,整块版就坏了。所以当时所谓的“活字印刷”,仅仅只是把字符分开单独刻好以后,再拼在一起使用,而拼在一起的胶泥字符就粘在一起了,根本不能再拆下来反复使用了,跟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活字印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个谎言应该结束了。
  
如果这就算是“发明”了所谓“印刷术”,那么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类似的“发明”都多得是,比如说:印章,从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希腊米诺斯文明时期和印度哈拉巴文明时期,都早就有了。
  
我没有必要再在这里解释西方印刷术的历史源流,技术特征,以及“凸版印刷”“凹版印刷”“平版印刷”“孔版印刷”“丝网印刷”“铅版印刷”“滚筒印刷”“印刷油墨”“铅字铸模”“排版”这些概念了,读者可参考《全面解析所谓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等文章。
  
如果谁还要继续坚持毕升“发明”了“印刷术”这样一种弱智论调,那就请你继续使用毕升泥活字印刷吧,不要一边用着西方人发明的印刷术,一边又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多么有骄傲的本钱。
  
还有很多阿Q式的傻瓜常喜欢炫耀的那段从西方人编写的历史故事小册子中断章取义拼凑而来的“没有我们的四大发明,就没有你们的资本主义,文艺复兴,科学,民主”一类的蠢话,本来这只是西方人惯有的那种夸张的语言习惯。跟西方人打过交道的人知道,西方人恭维人时是不吝啬于使用极为夸张的形容词的,结果这些阿Q式的傻瓜就真的把这些哄小孩子开心的奉承话当作值得夸耀的资本了,也真够滑稽的。
  
其他诸如此类的“古代中国科学发现”,都是用这样指鹿为马的拙劣手段胡乱炮制出来的。
  
怎么样玩弄文字游戏,炮制没有任何社会价值没有任何智力贡献的无聊鬼话,就是某些中国人的“专业”,就是他们赖以混口饭吃的“专业”。
  
这些蠢货,他们根本不需要去进行任何有创造价值的思想劳动,只需要嘴巴一张,胡乱把几个汉字拼接在一起,偷换一下概念,就轻轻松松,无中生有地把整个人类智慧的成果都算作成了自己的功劳了。
  
这些所谓的“古代科学发现”,其实只不过是一些跟现代科学技术性质完全不同的似是而非的原始手工艺技术或粗浅的感性认识,甚至干脆就是一些从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野史杂书中挖掘拼凑出来的所谓“国粹”,“民族遗产”。最接近的也不过就是一些夭折了的技术雏形。而其他国家同样的这类技术雏形早早晚晚的也多的是,只不过他们故意不提或干脆就不知道。
  
另外一个相类似的笑话,就是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四大文明古国”之类的顺口溜。他们连“文明”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含义都搞不清楚,却嘴巴一张就是“五千年”“四大”,多么轻松。
  
所以大家应该明白了,越是智力有缺陷越是不愿意思考的人就越是能吹牛,越是喜欢吹牛。因为这能够掩饰他们在智力上的缺陷和思维上的懒惰无力。(关于此问题,可参考《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一文)
  
自从李约瑟这个喜好猎奇的巫术爱好者考证出所谓的“四大发明”之后,以及象斯塔夫里阿诺斯之流的文科出身的左派知识分子跟着一吹捧,中国的这些“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就如获至宝,仿佛自己一下子就有了面子似的,仿佛得了洋人的脸似的。逢人就恬不知耻地象一帮傻X似的大肆炫耀(还是用虚假的材料):是我们发明了四大发明,才有了你们西方的整个文明和科学,怎么样,了不起吧?
  
这些蠢货,自己本钱都还不知道在哪里,就开始在盘算着怎么向别人收利息了。
  
他们应该自己摸着良心问一下:如果不是西方人来了,教会了中国人科学,民主,法治,等等这些使用汉字作为思维载体的脑袋瓜根本产生不了的思想,概念,如果不是这样,毫无疑问的,现在大家都还会在给官老爷磕头,打屁股,白天刨地晚上点油灯的野人一样的生活中麻木地行尸走肉地苟延残喘着。
  
要不是汉语实现了欧化,毫无疑问地,现在大家都还在操着那只有有限的几个双音节词和单音节词的弱智的古汉语,象傻瓜一样继续重复着那“之乎者也”的白痴一样的呓语。
  
我根本不会试图去说服这些愚蠢的所谓“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因为他们的愚蠢和偏持根本上是由基因决定的(请参考《中国人的专制习性是不是因为遗传原因》等文),事实的真相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只愿意相信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虚幻的荣耀的消息,哪怕那是谎言。
  
至于炮制这些鬼话出来愚弄“民族主义者”“爱国者”们以为政治目的服务的那些在背后操纵的师爷们,当然就更不存在说服教育的可能性了,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炮制的这些东西只是谎言,要愚弄欺骗别人的人自己当然还不至于愚蠢到自己都把自己的骗局当真的地步。
  
我只想提醒那些跟我一样,曾经被官方的愚民教育所蒙蔽,却又良知未泯,仍然想要追求真理的人们,不要再轻易相信这一类的鬼话了。

2013年8月24日星期六

《没有墓碑的草原》 -敬致作者大野旭教授 - 席慕容


往昔 草原是没有墓碑的
死去的人与大地成为一体
是合葬 也是重生
来年芳草遍野 是文化深处
对大自然的信慕于疼惜

如今 草原也是没有墓碑的
遍野都竖起了蛮横的铁丝网
大自然的循环被迫断裂 走向死亡
所有生命最后只能与文化合葬

其中原由 后人
或许可以从你的书中探究
而我们的悲伤呢
那时会在何处 在何处隐藏?


如今 草原是资源掠夺
遍野都竖起了蛮横的油井
大自然的循环被迫断裂 走向死亡
所有生命最后只能与共和合葬

其中原由 后人
或许可以从你的书中探究
而我们的悲伤呢



联合报 2013-5-22

2013年8月23日星期五

外贝加尔是游牧文明的摇篮,是匈奴和蒙古帝国的发祥地

俄罗斯和蒙古国考古学家们在研究经过俄罗斯外贝加尔、蒙古国和中国境内的古代防卫设施-“成吉斯汗墙”。

不过,这和成吉斯汗并无关系,大概只是因为蒙古语系人民对伟大统帅表示崇敬而已。那里的许多大自然和建筑设施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这种防卫设施属于15世纪,与蒙古有亲缘语系的契丹王朝。历史文件中有关于它的、存在于10-12世纪的辽国记载。其地盘从日本海延伸到东突斯坦。一百多年内辽国曾是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后被居住在现今的沿海地区、北朝鲜和中国地区女真族消灭,而女真族以后又被成吉斯汗王朝吞并。

有趣的是,契丹本是游牧民族,可是占领中国和渤海人的大片土地之后却定居了。考古挖掘领导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考古、历史和民族研究所工作者克拉金说:“这是长达700公里的巨大建筑。它比不上中国长城,但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我们相信土墙建设于11世纪,当时契丹成了强盛的王朝,它利用土墙保护自己北方和西北方边界。有一个著名的格言“骑马可以征服中国,但管理不了中国”。据说这是成吉斯汗的契丹顾问吕楚才的话。实际上这句名言是很久之前的一个思想家说的。为了不失去占领的土地,契丹人不得不定居下来,因为在这里,草原战争的法则行不通。”

沿土墙发现的不大的城市遗址证实了契丹人的定居。最近10年在蒙古国和外贝加尔发现了将近40座小城,其中24个已经过研究。这些城市相距20-30公里,等于当时骑马半天的路程。那里居住着保护国家的军人。契丹人想出了防止游牧民族侵袭的方法。不过,这次考古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

克拉金说:“十年来我们对契丹城市进行了考古挖掘,出土了许多文物。契丹社会的文化很复杂,其中有契丹创造的文化,也有它征服的中国人和渤海人的文化。通常新的国家生活开始情况都是这样。我们在蒙古国找到了渤海人的遗迹,而渤海国却是建立在遥远的满洲,在沿海地区。有史料证明渤海人曾罢工,为了压服他们,部分渤海人被强迫迁到蒙古。此外,我们还找到了成吉斯汗时代的几个墓地。所有这些对研究游牧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

明年将对土墙进行地磁研究。这将使有可能找到未挖掘的古迹。与此同时,科学家准备出版关于契丹考古的巨著和关于“成吉斯汗墙”的单行本。

正在进行挖掘的过程中从外贝加尔首府赤塔传来了可喜的消息:外贝加尔大学将开设考古教研室克拉金教授说:早就该这样了。外贝加尔是游牧文明的摇篮,是匈奴、鲜卑和蒙古帝国的发祥地,这里有大量纪念物”。9月份在赤塔举行的国际考古学大会上将讨论新教研室的工作前景。参加会议的将有来自俄罗斯、蒙古、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学者。

日政府拟邀蒙古总理访日

据日本共同社8月21日报道,日本政府21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将分别邀请蒙古国总理阿勒坦呼雅格和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于9月11日起访问日本。预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围绕在资源开发与安全领域等加强合作与其展开磋商。

阿勒坦呼雅格将于9月14日结束访日之行,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将于13日离开日本。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表示,“期待能以两位的访日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并扩大两国与日本的关系。”

蒙古牧民被汉人殴打致死一案 乌审旗政府从开始就跟铁路工站在一起 (图)


鄂尔多斯乌审旗发生当地蒙古族牧民牲畜死亡 祸起中石油长庆油田非法排污




“鄂尔多斯乌审旗湖水污染牲畜死大量亡事件”
自8月20日,内蒙古乌审旗嘎鲁图镇萨如努图嘎查斯布扣社15户牧民暴死羊近千只。牧民相信是牛、羊饮用被当地国有石化企业排污水受污染所致。反映当地因暴雨致使中石油长庆油田苏5-15-27AH井场泥浆池液体外溢到湖中和周围草场,造成15户牧民家畜大量死亡。

如今,牧民仍继续牲畜死亡,镇政府会同旗环保局对俄日克淖尔湖及其东面约1.5公里处的另一湖水进行取样检测。结果显示,检测出了铝、砷、硼等重金属严重超标。

专家分析认为,本次事件是当地唯一污染源长庆油田引起的,属于违规非法排污,牧民要求企业赔偿其经济损失。

自去年8月26日,中石油长庆油田气井号为苏5—15—27AH的工人为节约处理钻井污水成本,将污水直接排入该社境内额日克淖尔湖,致该湖1350亩水受污染,成群成群的羊、牛饮用湖水出现中毒反应,大量羊、牛死亡。而令人震惊的是死羊、牛至今240多天,仍然没有深埋,更没有作无公害处理。至22日止,大量死羊还弃于山坡上,横七竖八堆放于牧场旁边,任其腐烂发臭,造成二次污染。
  
牧民:我们收到“扶贪款”疑为“封口费”
18日,记者专程到鄂尔多斯乌审旗嘎鲁图镇斯布扣社采访。牧民告诉记者,该社十多户牧民饲养的羊、牛由于饮用受污染湖水后,相继大量死亡,至目前仍在死羊。牧民担忧,羊饮受污染湖水会死,本身饮用紧邻湖边的井水也可能受污染,牧民也会得病,甚至危及生命。全社70多牧民,整天忧心忡忡,惊恐万分!

牧民说发生死羊后,9月底,牧民15户,每户都收到3万元“扶贫款”,牧民从来没有收过如此多的扶贫款,感到奇怪,权当“封口费”违心收了,心更不安了。

“为什么8个月仍不处理死羊?”牧民讲,处理死羊,埋掉了,就没有证据了。况且涉事采汽厂、公司没有责任会轻易发给我们几十万元“扶贫款”。我们蒙古人世居这里几百年,以牧羊为生,从来没发生过羊群死问题。涉事排污企业难逃其责。

在乌审旗政府副旗长兼公安局长张治雄讲,已对排污企业罚款5万元,责令整改,并由检测站对湖水进行检测。但牧民不认可检测结果,私自取湖水到北京送检。如此送检,既不合规也不合法,当然无效。 张副旗长表示,对死羊问题,旗政府一定会依法依规查清楚原因。牧民如果对检测有异议,可由旗政府出资,双方请权威部门检测鉴定。对于死羊未作处理,旗政府确实有错,我们会尽快抓紧处理死羊。

2013年8月22日星期四

2013年8月21日星期三

内蒙牧民护草场被打致死 官员否认警称正调查事件 -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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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周一发生牧民与铁路工人冲突事件,据称一位牧民为保护自家草场被铁路工人殴打致死。而当地镇政府官员称,该牧民可能死于心脏病,具体死因要等法医鉴定。当地警方人员表示,稍后会按法律公布调查结果。继今年五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数十蒙古族牧民因草场纠纷被一百多人殴打,、多人伤重送医院之后,本周一,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镇也发生一起牧民为保护草场而导致的命案。据海外的南蒙古观察网站星期二发布的消息,图克镇一名58岁的蒙古族牧民巴颜巴特(音)为保卫自己的草场,与在当地修筑铁路的中铁23局的工人冲突中被殴打致死。他的儿子和其他几位牧民被打伤,目前正在当地医院救治。

据报道,当地牧民抗议当局强征草场修筑铁路而不给适当补偿。中铁23局威胁当地牧民,如果他们继续抗议就会要他们的命,而且派出打手持刀杀人。当地警方虽然最后到达现场,但是并没有逮捕杀人凶手或其他逞凶者。

图克镇政府官员高侯堂星期三接受本台查询时称,牧民死因可能是心脏病复发引致:“没有打死这一说,他可能本来有什么毛病,这方面现在还没有什么(调查结果)呢。(双方)有些口角,以后派出所过去协调,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个牧民死了。现在正在查这个事情。主审现在是乌审旗刑警队。具体我不太清楚整个情况,事情发生在前天下午”。

记者:听说是中铁23局施工方占了他们的牧场,牧民不让,是不是这样的?
官员:不是因为这件事,他们说是因为一点小事起了矛盾,并不是说因为占牧场,占牧场早就赔偿到位了。
新浪网民(qiqi13514771484jiji)星期二发帖称,一位牧民在自己的牧场阻挡占牧场的铁路人员,发生冲突后,被活活打死,儿子重伤在医院。

网民上传的图片中,两名男子和一名相信是蒙古族人发生肢体冲突,旁边还站着三个人。他们后面是一辆银灰色吉普车。而在天涯社区论坛,相关的帖子已被删除。

记者继续问高先生,但谈到细节时,他说不太了解。
记者:当时他们两边有多少人?
官员:我听他们说对方(铁路人员)有三个人,这边有十多个人把他们的车拦住了,以后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就开始冲突了。具体情况我们不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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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在记者再三询问牧民死因的情况下,称牧民有心脏病:“没有打,他们有事,开始有人去了,。我问了一下,他原来就有什么病吧,后来去得医院,他们可能认为有心脏病。要通过法医鉴定,看是不是真的因为打他致死,具体我们也不太清楚事情”。

图克派出所警察杨瑞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警方正在调查冲突致死事件,暂时不便对外公布:“我们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调查完之后给大家公布,暂时不方便透露。我们会按法律程序,按时公告”。

记者;冲突是不是发生在牧民的牧场?
回答:不在牧场里面,就在土路上。
记者:有没有人不协助调查?
回答:现在这点还不好透露。

这是三个月来,内蒙古传出的第二起因草场纠纷引发的同类事件。本台曾报道,5月17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巴彦花镇萨如拉宝力格村的牧民为保护属于自己的草场,与外地汉人争执。对方出动一百多人,打砸牧民的摩托车、小车等,打伤十多人、其中多人重伤。

据南蒙古观察说,自2010年以来,至少有5名蒙古族牧民为保卫自己的草场被外来的工人打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2013年8月20日星期二

中国铁路工队人又打死了一个无辜的蒙古族牧民 (图)

中国铁路工队人又打死了一个无辜的蒙古族牧民、中国法律在哪儿?昨天下午5点半,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镇图胡岱嘎查牧民巴音巴特儿,58岁, 被中铁23局施工队人活活打死了 。

乌审旗图克镇图胡岱嘎查塔兰其其格社,因为占用村里集体道路的问题,二加煤矿铁路的员工和当地牧民发生争吵,铁路工人动手打人,将一名牧民活活打死,现如今死者在乌审旗医院。并且打伤了好几个牧民。当时牧民要求土地占用赔偿款增加时中铁二局的施工者没有耐心地倾听牧民的话直接动手打人,还派人去车里拿刀,嘴里还大声嚷着要杀死牧民。更可恨的是派出所民警故意放走了杀人犯。现如今全国上下搞群众路线活动,党中央三番五次呼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那么对老百姓人命关天的如此大事地方政府怎么处理,打压和隐瞒还是阳光下公平公正的解决问题。我们拭目以待。

 

 

 

 

 


2013年8月18日星期日

蒙古边防军在边境线附近发现大量恐龙骨骼化石


日前蒙古边防军0131部队在前戈壁省瑙木干县境内发现了从土里裸露出来的恐龙骨骼化石,并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然而,究竟是被风吹出来的,还是被图财者挖出来的,尚未得到确定。

边防机构已经将此事报告给科学院古生物研究院的专家们。古生物研究院的专家们认为,该地区可能有大量的自然遗存。因此,得到文化体育旅游部的许可之后,古生物研究院的专家们将赴当地进行发掘。

乔巴山元帅与结发妻子于1932年


如果说浩日劳.乔巴山其人开创了一代蒙古历史,是当之无愧的。这里展示他的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以飨读者。
 
一方面,他被认为是伙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实施1937年的大清洗时,成为其帮凶,并扮演了主要角色;而另一方面,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为了得到国际上对独立蒙古的承认,完整地保留蒙古的领土,他不得不那样做。
 
乔巴山的真名叫杜古尔,被载入史册的乔巴山是他在庙里为徒时取的法名。乔巴山有过两次婚姻,他的结发妻子名叫宝日陶勒盖,他们从1921年至1935年间生活在一起。这张照片上与其合影的女士就是他的结发妻子宝日陶勒盖。1935年他们正式分手时,宝日陶勒盖说道:
 
“乔巴山你是肩负党和国家重要责任的人,而我是笃信佛教的普通的下等女子,对你能有什么作用?你我思想认识相左,对任何一方都是沉重的心理负担。我给你介绍一个普通的好姑娘吧。”而后,她把贡德格玛介绍给乔巴山后离他而去。

贡德格玛做为贤妻良母与乔巴山元帅一直相守到他去世。

达木丁·苏赫巴托尔

达木丁·苏赫巴托尔(蒙古语:Дамдины Сүхбаатар,1893年2月2日-1923年2月20日)蒙古族,蒙古国库伦人,蒙古人民党的创始人之一,后为该党领导人。被视为蒙古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生平:早年生涯
达木丁·苏赫巴托尔的出生地,位于乌兰巴托的Amgalan(旧称买卖城)苏赫巴托尔生于大清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地的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巴托尔”在蒙古語中是“英雄”或者“勇士”的意思,是對蘇赫的尊稱。巴托尔和清代的封号“巴图鲁”以及当代中国蒙古族常用人名“巴特尔”是蒙古语在不同时代的汉语中不同音译。苏赫巴托尔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第三个。苏赫巴托尔的父母离开了所在的车臣汗部的旗。苏赫巴托尔的父亲打零工、日工。苏赫巴托尔6岁时,全家搬到了俄国领事馆附近。苏赫巴托尔从俄国儿童那里学会了一些俄语。14岁时,苏赫巴托尔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师从宰桑扎木彦(Zaisan Jamyan)。从16岁起,苏赫巴托尔当了好几年代理车夫(那时,人们经常被迫向当局提供某些服务,所以有人就找别人代替自己干活)。蒙古1911年第一次宣布独立后,苏赫巴托尔被征入新成立的国家军队中。

在博克多汗的军队:1912年,俄国顾问在Khujirbulan开办了一所军事学校,苏赫巴托尔等士兵被派入该校学习。苏赫巴托尔的骑射天赋以及军事战术素养为其赢得了战友们的尊重,培训结束后,他在Khujirbulan成为机枪连的排长。1913年,苏赫巴托尔与其妻子彦吉玛组成家庭。1911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但彦吉玛的父母反对他俩的关系,理由是苏赫巴托尔太穷了。

1914年6月下旬,苏赫巴托尔参加了反对军队生活条件差和腐败的士兵暴动,但这一事件似乎对他没有负面影响。1917年,苏赫巴托尔被部署到蒙古的东部边界,受哈丹巴特尔·马克思尔扎布指挥。 1918年,蒙古政府成立了一个印刷所,印刷法律和佛教典籍,苏赫巴托尔被派到该所任职。该所由扎木彦领导,所以苏赫巴托尔的名字可能是由他过去的老师扎木彦转递上去,所以这种转移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苏赫巴托尔的上司想要让他脱离其他士兵。

1919年秋,一些蒙古王公开始就取消蒙古自治而同中国的驻扎官员陈毅进行谈判。徐树铮进驻库伦,与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签署《六十四条》。大约在同一时间,两个秘密团体成立,它们后来演变为蒙古人民党,苏赫巴托尔为其中一个组织的成员。外蒙光复以后,俄国人扶植的蒙古军队被解散,苏赫巴托尔因此失业了。

两个秘密团体于1920年初合并,并开始张贴海报,批评新的统治者。他们开始收集有关驻扎在库伦的中国军队的情报,以及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其他身居高位的喇嘛和上层贵族对中国的态度。此外,他们还同库伦的俄罗斯人社群中的革命者们建立了联系。1920年年中,共产国际代表们说服该秘密组织派遣一个代表团赴伊尔库茨克。随后,该秘密组织于1920年6月25日定名为蒙古人民党,并抽签决定谁将赴苏维埃俄国以争取获得苏维埃俄国的支持。乔巴山、索林·丹增于7月初出发,道格索姆·鲍道和丹巴·恰格达尔扎布在7月中旬出发。 7月25日,该党余下的人员通过达喇嘛彭朝克道尔吉(Puntsagdorj)成功获得了博克多汗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要求苏维埃俄国支持蒙古抗击中国。苏赫巴托尔、达理扎布·洛索勒和丹斯兰比勒格·道格松于7月下旬携带该信启程赴俄罗斯。苏赫巴托尔负责将博克多汗的信走私通过中国检查站,苏赫巴托尔用于此目的的中空的鞭子现在收藏在乌兰巴托的一个博物馆。

人民革命主条目:1921年蒙古革命
1932年的蒙古邮票上有苏赫巴托尔的像1920年8月19日,蒙古代表团成员都到达了伊尔库茨克,并会见了苏维埃俄国政府的代表Gapon。 Gapon转述称,苏维埃俄国已经准备好帮助蒙古,但代表们应解释他们想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府,他们将如何对抗外敌,和自己的未来政策会是怎样。9月初,丹增、洛索勒和恰格达尔扎布经鄂木斯克被送往莫斯科;同时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留在伊尔库茨克接受军事训练,并负责在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和蒙古之间保持联络。 鲍道和道格松被送回库伦。

在此期间,中国已经监禁了蒙古人民党的一些成员和同情者。1920年底,恩琴的俄国白军从东部进入蒙古,并在1921年2月下旬占领了京都库伦。乔巴山和恰格达尔扎布被派回蒙古,同持民族主义的蒙古王公和其他蒙古领导人建立联系。 2月9日,苏赫巴托尔被任命为蒙古人民游击队的统帅。他开始招募士兵,并于2月20日率游击队首次同中国军队作战。蒙古人民党成立大会于1921年3月1日至13日在恰克图举行,苏赫巴托尔在大会上被再次任命为统帅,并被选入新成立的临时政府。

马背上的达木丁·苏赫巴托尔大会结束后,临时政府和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随即决定从中国军队手中解放恰克图在蒙古的部分,并于2月15日向当地的中国驻军发出最后通牒。中国指挥官拒绝投降,3月18日,苏赫巴托尔的部队成功占领该地,尽管他的部队人数相对很少。如今,每年这一天是蒙古军队的法定节日。临时政府迁至恰克图在蒙古的部分,并开始建立军事部、财政部和外务部,但是,当战斗造成的火灾烧毁该城大部份之后,临时政府迁至阿勒坦布拉格(即买卖城)。

1921年5月底,恰克图受到恩琴军队的攻击,当时恩琴正向苏维埃俄国方面转进。6月中旬,在远东共和国军队的帮助下,这次进攻被打退。6月底,蒙古人民游击队和苏联红军决定中解放库伦。7月6日,他们到达了库伦,并沿途击溃了恩琴的小股部队。

7月11日,新政府宣告成立,苏赫巴托尔成为军事部长,博克多汗的权力有限,成为象征性的元首。

逝世:新政府的地位并不稳固,并出现了反共产主义的传言。 1922年,鲍道、恰格达尔扎布、达喇嘛彭朝克道尔吉(Puntsagdorj)和其他人被处决,因为他们受到指控称他们同新国家的内外敌人合作。1923年初,官员们怀疑有在白月(Tsagaan Sar)的时候政变的计划,苏赫巴托尔因处于警戒状态而变得过于疲惫。2月14日到15日晚上,苏赫巴托尔病倒了,并于2月20日死亡。1940年代乔巴山统治时期称,苏赫巴托尔是被毒死的,但后来的社会主义出版物并没有明确讨论其死亡原因。

蒙古首都于1924年更名为乌兰巴托(蒙古语意为“红色英雄”)。 1954年,苏赫巴托尔的遗体被从其在Altan Ölgii坟墓中发掘出来,葬于乌兰巴托苏赫巴托尔广场新建的陵墓中。2005年,陵墓被拆除,苏赫巴托尔的遗体被火化,骨灰安葬在Altan Ölgii。喇嘛监督了其火葬仪式。

苏赫巴托尔的遗孀彦吉玛后来担任蒙古政府的一些高级职位。

纪念:以其為名的有一個省(苏赫巴托尔省)和一個城市(色楞格省首府苏赫巴托尔市,位於蒙俄邊境)。另外,乌兰巴托市的中心广场也被命名为苏赫巴托尔广场,广场上立有苏赫巴托尔的雕像。

蒙古银行发行的5至100图格里克(1993年系列)纸币采用的图像为苏赫巴托尔,更高面额的纸币则带有成吉思汗的画像。

中共内蒙古警察任意抓捕牧区普法知名人士色恩道












現今的烏茲別克人認為成吉思汗是祖先


駝鈴聲叮叮咚咚響,千百年來,商人領著駱駝一步步踩出了絲路的繁華。從敦煌乍見佛教藝術綻放的光芒。續往喀什,走進了維吾爾族的文化。翻越天山山脈,彷彿駱駝商隊裝載著絲綢、瓷器,穿越中亞,遇見了二千年歷史的布哈拉古城……。

中亞烏茲別克的綠洲古城布哈拉,市集裡戴呢帽穿藍袍的小販叫賣聲,讓人重返古絲路的盛況。駐足絲路上的綠洲古城,不禁想像著眾多歷史人物,曾在此留宿暫歇,商業、宗教、文化全交織在絲路上。擠在老街裡頭,結實纍纍的葡萄棚下,孜然烤羊肉串的香氣逼人。包著頭巾的的婦女販賣水果、乾果、(食囊)烤餅,令人垂涎。

布哈拉古城中,眾多的古建築物大致上有清真寺、神學院以及古墓三類,是座露天的大博物館。而蒙古族、烏茲別克族、俄羅斯人、塔吉克等多種民族,活生生地永續著博物館裡的歷史。

布哈拉最大也最醒目的建築,是Ark皇城(始建於公元前1世紀),在16世紀時有12公里長的城牆與11座城門護衛著城市,輝煌的氣勢反應了絲路的繁華。而今只剩下城堡作成為博物館,默默展示著歷史文物。最駭人的是城門內關著人物蠟像的幽室,據說昔日經過絲路不繳稅的商人與罪犯都被囚禁於此。

另一座奇幻建築則薩曼尼陵墓(Ismail Samanid Mausoleum)。在9~10世紀時興建,這座10米高的正方立體建築,建築材料是燒陶磚,但它同時也是設計媒材,每塊磚砌成斜紋或凹凸狀等不同圖案。每一面外牆都開了十個小窗讓光線透入,隨著光影變化中,令人難以置信,這是簡簡單單的燒陶磚所砌出的建築藝術。

順著小街道,來到卡蘭清真寺(Kalan,12世紀建造,16世紀重建)前,47公尺高的「卡蘭」喚拜塔是中亞最高的建築,104階的螺旋梯通往塔頂的烽火台,曾經指引著沙漠中的駱駝商隊。800年前蒙古大軍西征至此,連成吉思汗都對塔讚嘆不已而下令保留。因政治變遷也曾作為死刑刑場──把罪犯從塔頂摔下去,多駭人呀!

走進卡蘭清真寺,來到被蒙古皇帝成吉思汗焚毀的圖書館,教人感慨這頁沈甸甸的歷史。儘管布哈拉歷經蒙古三次西征後來劃入伊兒汗國,但現今的烏茲別克人仍認為成吉思汗是祖先,民族的恩怨早已被時光化解。

乌兰巴托要改成Chinggis市,苏赫巴特尔骑马雕像代之以成吉思汗的塑像。

为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40周年和大蒙古国建立800周年,国家的相关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其中的一项计划就包括首都的改名工作。议员A.Tsanjid介绍了这项计划,将要重新命名首都为Chinggis市,他说这一变更是有根据的,因为从历史上成吉思汗就被尊称为“Ulaan Baatar”。乌兰巴托是1920年命名的,即代表历史上的意思也象征当时人民革命的精神。

国家有关权威机构的成员原则上已经同意了这一计划,下一步要进行讨论,争取及时在庆典之际完成这一更名工作,这可能会导致修改宪法。更名计划现在已经走在了议会大厦正面的修善工作之前,修善后的大厦将会成为代表成吉思汗的综合性纪念建筑,预计在明年7月庆典前完工。 这一修善工作将会涉及到D.Sukhbaatar, Kh.Choibalsan and J.Sambuu的陵墓搬迁问题,因为这些陵墓正好在议会大厦广场上。经过相关讨论,已经决定将陵墓迁往Altan-Olgii墓地。

另外为纪念官方发行的邮票还将建一组纪念碑。这一系列邮票包括纪念1206年的大蒙古国、1911年Bogd Khaan君主国、1925年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议会以及1992年新成立的民主政体制度下的共和国。

最后一项计划是更换苏赫巴特尔广场的D.Sukhbaatar(苏赫巴特尔)骑马雕像,代之以成吉思汗的塑像。所有这些建设工作,政府计划投入7.5亿图的资金。下一步的900万资金估计将用于Sukhbaatar雕像的铜铸工作和迁至自由广场的工作。

译自:乌兰巴托邮报

蒙古国苏赫巴托广场更名为成吉思汗广场


近日召开的蒙古首都公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讨论通过决议,决定将苏赫巴托广场更名为成吉思汗广场。

首都公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声称此决定是依据1111热线广泛征求公民意见的结果作出的。广场虽然更名,但苏赫巴托将军的纪念碑仍然会得到保留。


過去,烏蘭巴托市以成吉思汗命名的重要地標,主要是一家高檔飯店Chinggis Khaan Hotel,和市郊的國際機場"Chinggis Khaan International Airport",現在最具象徵意義的中心廣場也要改名了。

共產主義革命領袖和現代蒙古國締造人的名字,正從蒙古現代民族國家的主要象徵符號中淡出,幾年前,在原來的俄式建築外新增了玻璃帷幕牆和成吉思汗雕像,讓八百年前的蒙古英雄不再孤獨,成為後社會主義時代蒙古國家認同的圖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