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31日星期六

内蒙古牧民呼市为草场请愿被抓 反腐败无果锡盟牧民自杀身亡 -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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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草场的征用补偿款,内蒙古四子王旗等地百余牧民周一前往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农业厅讨说法无果。数十人随后又先后前往内蒙古政府以及两会会场,不过,他们并没能见到官员,反而被警察全部带走。此外,内蒙古锡盟牧民特木勒多次向政府部门反映腐败问题无果,于1月19日上吊身亡。本周一,距离其身亡已有一周,但地方政府仍不闻不问。

日前因草场征用补贴不到位而赴京请愿的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牧民上访无果,已于周日返回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本周一,他们与来自其它地方的牧民一同前往多个政府部门讨说法。

牧民杨先生周一下午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上午到访了内蒙古农业厅,并和农牧办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对话,不过,对于牧民们的质疑,对方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他们满意的解释。

杨先生:“他们含糊不清地解释完了,我们也没听懂,下午准备去内蒙政府呢。”

记者:“今天有多少人啊?”
杨先生:“中午那会是一百六、七(十)吧。现在五六十个人吧。”

记者:“您说的含糊不清是怎么样一个解释方法?”
杨先生:“他一项一项给我们解释了,但不合理,当我们反驳他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不懂、那不懂,就完事了。”

记者:“今天除了你们四子王旗牧民之外,还有其它地方的吗?”
杨先生:“有。有西苏旗,跟我们的地区不一样,但是一个目的。他们也是征用草场,修公路,他是一亩给2400块钱。”

从牧民现场发来的照片可见,他们手拉“还我们草场 还我们公道”的横幅站在政府大楼外,一些牧民的手中还拿着不同的标语和诉求。

video杨先生说,由于农牧办并未给出任何答复,他们数十人正在前往内蒙古政府的路上,准备继续讨要说法。

另一名牧民敖登画拉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说,他们在内蒙古政府外吃了个闭门羹,她目前正在内蒙古两会会场外,希望能向与会的领导递交材料。不过现场有大量警察戒备,进入会场几乎不可能。

敖登画拉:“我们去了政府,政府领导都不在,开两会。我们就去门口了,门口警车什么挺多,警察都穿便衣。当时警车就在旁边,开着喇叭说不能扰乱社会秩序,不能在公共场所怎么怎么样。后来我们就来这个两会现场看看。”

记者:“会场这里有没有警察警车之类的在戒备呢?”
敖登画拉:“警察多了,可多了。”
记者:“有没有可能能够进到两会会场里面呢?”
敖登画拉:“我看不可能了。现在旁边就来了四、五十个警察了,马路对面,排队站在那。大会门口还有二、三十个警察呢。”

数小时后,记者再致电敖登画拉时,她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全被带上了警车,或许会把他们送回老家。

敖登画拉:“我们现在在警车上往回拉呢。现在还没出城呢,可能往老家拉。”

记者:“你们这些到了会场的牧民全都被他带走了?”
敖登画拉:“对对对。警察说不能来,别的啥也没说。”

此外,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吉日嘎朗图苏木海日罕大队牧民特木勒因向多个政府部门揭发地方腐败问题无果,于1月19日上吊自杀身亡。

根据牧民提供的材料可见,特木勒多次找政府讨说法,但政府非但不管,还冷嘲热讽道:“你去告吧”。万般无奈下,特木勒以生命为代价作出了最后的控诉。

本台记者周一致电特木勒的家属,对方并不愿意多说,只是告诉记者事件仍未得到解决。

记者:“现在您这个事情解决了吗?”
对方:“没呢。你想了解你就来锡林郭勒盟吧。”

据了解,特木勒身亡已经一周,但当地政府至今仍对此不闻不问。

(特约记者:扬帆; 责编:胡汉强)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yf1-01262015104711.html

访杨海英:回溯心路与草原历史 ——谈《没有墓碑的草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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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没有墓碑的草原》作者杨海英教授

*杨海英:《没有墓碑的草原》中译本出版,是满、蒙、汉真正和谐下出的书*

在上次节目里,报道了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由刘英伯、刘燕子父女翻译、杨海英日文原作《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中文译本,中译本副标题是“——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

《没有墓碑的草原》日文原作获日本纪实文学大奖“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奖”。

日文原著者、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来自鄂尔多斯草原的蒙古族人俄尼斯.朝格图,中文名杨海英博士接受我的采访,谈这本书的出版。

杨海英:“出版社是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叫富察。所以我们这次到台北去开新书发行仪式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我们的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还有我们的汉军八旗,三个八旗联合起来,做出来的一个民族和解的书’。

因为我们知道大清帝国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还有汉军八旗,三大民族非常和谐。这本书出来也是,蒙古人写的原著,汉人翻译,然后满人给出版,出版社的名字又叫八旗,所以我说‘这是满蒙汉真正和谐的情况下出的书’。”

*杨海英:我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居“两个‘特殊’”的被“试验”成功学生*

杨海英教授回顾自己求学和研究与写作的心路。

杨海英:“我是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学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个很特殊的学校,它以前属于外交部,在全国各个重点城市招生。所以我呢,是第二外语学院的两个‘特殊’。第一,我是进入第二外语学院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第二,第二外语学院向全国地方招生后,我是属于第一批从农村进入第二外语学院的学生。

正因为要招收我,所以第二外语学院还开过会,说‘有这么个蒙古族学生,有这么个少数民族,能不能要他?’(笑)后来学校开了领导会议,觉得‘这个蒙古人日语考得非常好,可以要他’。至于少数民族能不能学好外语,我们不妨试一试’。所以我是很荣幸,被试验的这个角度录取到第二外语学院。

因为我从高中就学日语,所以按校方角度来说的话,非常成功,少数民族呢,也证明能学外语。所以,我四年级时,第二外语学院开始向西藏招生,进来一批藏族学生。”

*杨海英:我很小就接触“挎洋刀的”,有机会学到日语,考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主持人:“请问您的母语是蒙语还是汉语?”
杨海英:“我的母语是蒙古语。

蒙古语和日本语从语法、构造等等角度讲,非常接近,所以蒙古人学日本语非常好学。

还有一点,我是怎么接触到日本语的呢?这个和接下来的话题都有关系。因为内蒙古三分之二的领土过去是属于日本统治下的地盘儿。东边是满洲国,满洲国属于日本的殖民地,满洲国三分之一是蒙古人的草原。再往西,一直到锡林郭勒,这些呢,是属于德王的蒙疆政权,也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内蒙古在日本统治下,产生了好多会讲日语的人才。我们知道后来共产党叫他们‘挎洋刀的’。‘挎洋刀的’非常多,有几万人。他们举止非常文雅,会讲日语、蒙古语、汉语,有的甚至会讲俄罗斯语。

我很小就接触他们,他们在当时内蒙古各个高中都教日语,所以我有机会学到日语,后来就考到第二外语学院。”

*杨海英:1972年政府让蒙语学校尽量停办,蒙族人走上被“文明化”、被遗忘的道路*

主持人:“在您中学时代,蒙语和汉语教学上比例是怎么样?”

杨海英:“蒙语当时情况非常惨淡。像我自己,小学时曾经学过一段蒙语,但是1972年时政府有个政策,尽量让蒙古语学校停办,都统合到教汉语的学校去。这样以后,大批的学生不得不进入汉语学校,像我个人就是这样。所以在内蒙古,当时汉语授课的学校占绝对多数,而蒙古语的就非常少。”

主持人:“那您在离开中国之前,蒙语的阅读和书写情况怎么样?”
杨海英:“没问题。因为我在家里一定要用蒙语讲话,读写都没有忘。”

主持人:“能够像您这样保持对蒙语的阅读和书写的,和您同龄的人多吗?”

杨海英:“像我这个年龄的,在草原上的人可能相对多一些;在蒙汉杂居,或者在城市的就相对少一些,因为没有这个语言环境。另外当时刚刚恢复高考,认为用汉语考可以走得更远,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用汉语的话‘是文明化的过程’。所以好多人其实会讲,但是也不愿意讲;其实会写,但是他也认为,反正这是一个落后的文字,他也不写。这样,就走上这个被‘文明化’的、被遗忘的道路。”

*杨海英:三十多年前我离开家乡时,汉族人口已占百分之七十,蒙族占百分之三十*

主持人:“您的故乡鄂尔多斯,您所在的地方是农区还是牧区?”
杨海英:“我的家乡是属于牧区。我们知道当时‘全国学大寨’,牧区是学‘牧区大寨乌审召’,乌审召在鄂尔多斯的乌审旗,我的家乡就是乌审旗。我们那个地方属于牧业区。南部,乌审旗靠近陕西省的地方是农业区。鄂尔多斯总体来讲是半农半牧区。”

主持人:“在您离开鄂尔多斯之前,您周围蒙汉人的比例大致是多少?”
杨海英:“我到北京上学以前,蒙汉基本上是分开居住,但是汉族人口已经占到百分之七十左右,蒙古人占百分之三十左右。蒙古人基本上还是聚居在一起放牧,当时还没有达到杂居程度。后来‘改革开放’后,基本上两个民族杂居到一起,矛盾也开始增多。
汉人人口虽然占大多数,但他们主要集体居住在有河流、湖泊的地方,也就是住到有利于农耕生产的地方。蒙古人虽然聚居,但主要分布在放牧的草原上。”

主持人:“您还有第二外语吗?”
杨海英:“我的第二外语学英语。”

*杨海英:大学时得知日本的蒙古学在世界上领先,我决定到日本学蒙古学相关课程*

主持人:“您后来到日本留学,然后攻读了与文学有关的专业,获得了博士学位。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力转向关于您的家乡内蒙古和蒙古历史的研究?”

杨海英:“我当时在北京,和在北京的蒙古人来往比较多。比如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有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现在的民族大学,我在跟这些蒙古人知识分子接触的过程中,得知日本研究蒙古……也就是日本的蒙古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正因为他们过去在满洲、在内蒙古有过统治。而且我发现蒙古族知识分子对日本的感情非常好,我又是学日语专业的,所以一直就很向往日本。高中那三年过程中,所谓‘挎洋刀的’那些蒙古人,还包括几个汉族老师,他们也是东北地区接受日本教育的汉族知识分子,他们也是对日本基本上不持否定的态度。再加上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这样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所以我就决定到日本学有关蒙古学方面的课程。”

*杨海英:在日本出第一本书《成吉思汗的后裔》:二十世纪历史凝聚在“文革”十年*

杨海英:“我1989年3月29日东渡日本。我自己一直认为,要是没走的话,我可能也在天安门广场。当时我从北京向日本走的时候,不知道我要学什么,因为您也知道,当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几乎是没有的。像大学没有社会学课,也没有什么人类学等等,这些都是在1980年代以前被否定的。

所以我到了日本,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开始学人类学。用这个人类学的方法调查研究,回过头来研究自己本身的民族,也就是蒙古族和周边各个民族的关系。”

主持人:“我们回过头说《没有墓碑的草原》日文原著,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写这么一本书?”
杨海英:“我在日本写的第一本书,1994年出版的《成吉思汗的后裔》,写的是鄂尔多斯地区的一个蒙古王女,她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她的命运也就是:从蒙古最后的那种牧歌式的和平生活,就是1940年代,因为我们鄂尔多斯靠近陕北这个革命根据地,所以1940年代共产党就来了,然后1950年代一直到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一直是动乱。我就写过这样一个王女的故事。

这本书呢,实际上也是写的‘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这是一个蒙古人她在谈起自己二十世纪的历史时,只能用‘文化革命’这种命运来表达。换句话讲,如何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可以说把全部二十世纪的历史都凝聚到这十年了。所以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写‘文化大革命’。

这本书当时引起一点回响,但是当时因为张戎的《鸿》那本书正在轰动日本的时候,我的那本书就没有引起多少关注。我也就没有去作这方面的研究。”

*杨海英:从东到西觉醒了的蒙古人和新来的汉人不可避免产生了民族矛盾*

杨海英:“但是我一直从1991年每年大概要回内蒙作几个月的调查,一直持续到2004年时,我突然发现,我已经写了五、六十本笔记。笔记里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写‘文化大革命’,从东部的大兴安岭,一直到西部的阿拉善沙漠。我就突然想起‘我为什么一直在作这方面的记录?是什么力量让我记录下他们的声音?’或者说,我本来没有这个打算,本来要作传统蒙古学……比如说,蒙古人的传统文献啊,蒙古人的各种历史活动啊,但是我发现蒙古人……我要向他探讨文献的问题,我要向他探讨历史的问题,可是从大兴安岭一直到阿拉善,每个蒙古人给我讲的都是‘文化革命’的历史,我才发现,我已经作了十几年的调查,蒙古人在回过头来看自己历史,无论是文献,无论是一般我们讲的历史,他都要谈到‘文化大革命’。

后来我把笔记做了一个整理。我发现内蒙古的蒙古人从东部觉醒,东部最先接触到日本这样一个现代化文明以后,觉醒的现代化浪潮一步一步往西,一直走到鄂尔多斯和阿拉善。这个觉醒又和另一个浪潮是同步的,也就是正是这个过程中,汉人大规模的走出万里长城,来到草原上,要开垦草原,要占领蒙古,引起了和蒙古人的对立。觉醒了的蒙古人和新来的汉人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民族矛盾。”

*杨海英:《没有墓碑的草原》忠实记录、还原蒙古人自己走过的近百年历史*

杨海英:“但是在1949年以前,双方一直有一种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也就是说,有矛盾,但不是那么非常激烈的。那么,双方的民族矛盾突然一下子以大屠杀的方式出现是从1966年爆发的‘文化革命’期间。

所以蒙古人一谈到自己的历史,不管你问他‘你的文献’、‘你的历史’的时候,他都要谈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十年的故事。

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写这本书的。”

《没有墓碑的草原》一书中记录了十四位不同背景、身份、地位的蒙古族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文革’遭遇和见闻,呈现中国大陆“文革”中以‘挖肃内人党’为名的大屠杀,并追溯更久远的历史。

杨海英:“这十四个人可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在安排这书的章节时,也是基于从东往西这样一个安排。因为东部的蒙古人最先接触到日本人,也就是在1904年前后。‘日俄战争’以后,东部最先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最先办日本式的邮局、女子学校、医院、电信局。东部的人最先建立军事学校,东部的人最先接触共产主义。所以东部的主人公……比如说排到第一章、第二章。然后慢慢往西走。

西部的蒙古人又是如何接触日本人……再往西,那就是西部的蒙古人……比如说鄂尔多斯和我们呼和浩特附近格根塔拉附近的蒙古人如何接触到共产党,共产党又是如何进入内蒙古……

所以就是整个内蒙古的革命也好,现代化过程也好,都是从东往西走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中共如何打压蒙古人也都是从东往西走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是蒙古人自己走过的历史,我只是把它做了一个忠实的还原。也就是二十世纪刚开始的这个年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就是1976年,这样一个二十世纪近百年的历史。

在他们每个人讲完自己的经历以后,他要引旁证的例子。我都会问‘这是不是您个人特殊的例子?’他说‘不是’。他还会给我讲其他人的例子。其他人也是有过如此的经历。那么,在这十四个人的历史背后呢,其实还有其他人,整个民族,可以这么讲。”

*杨海英:有关“内人党”历史回顾*

主持人:“当时发生在‘文革’中内蒙古的这场‘挖内人党’,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所谓‘运动’?持续了多久?它的说法是什么?怎么会有这么一回事?”

杨海英:“这个运动一开始是这样的,内蒙古的最高领导人是乌兰夫,他领导蒙古人1947年5月1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年半以前,他已经建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不叫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是1925年成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的党员。我们刚才讲过‘挖内人党’,这个‘内人党’是1925年10月份共产国际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帮助下成立的。

顺便讲一下,现在中国的官方历史说这个‘内人党’是中国共产党援助下成立的,完全是假话。这个党是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下在1925年成立的。乌兰夫是它的党员。成立以后乌兰夫马上被派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去学习。1929年他回国,回到家乡以后,一直搞‘民族自决’运动,不是‘自治’运动。


1945年日本人走了以后,乌兰夫从延安来到草原上,和东部地区的蒙古人一同在1947年5月建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

当时乌兰夫来以前,我们东部地区的蒙古人和西部地区的蒙古人都是要求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统一合并,建立蒙古人自己的国家。

但是乌兰夫当时接受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说‘蒙古人应该在不同的国家,也就是在中国也可以搞高度的民族自决’。因为这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当时也是共产国际的党员。他说服其他要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统一的蒙古人,建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

那么,他为什么要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呢?他要建立一个苏联式的联邦制内的民族高度自治,这样呢,他1947年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

但是两年半以后,建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联邦,给他的权力是民族区域自治,不是俄罗斯式的那种自治共和国,或者是自治政府。那么他的自治政府也在1954年被改为内蒙古自治区。

这样的一个乌兰夫觉得自己受骗了,他一直和北京政府有一些抵抗。比如说,不愿意接受北京让大批农民到内蒙古啊,或者不允许北京在呼伦贝尔开垦草原哪,他都一直抵抗。”

*杨海英:1966年5月1日乌兰夫被叫到北京,然后失去一切 *

杨海英:“1966年5月1日——这点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16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发出去以后,这个时候‘文化革命’的号炮打响了。但是,乌兰夫是1966年的5月1日被叫到北京,然后他就失去了一切。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我的书里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从内蒙古开始的。因为毛泽东首先必须把内蒙古安定下来,然后他才能在全国……比如说他要打倒刘少奇也罢,他要打倒邓小平也罢,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也罢,他必须首先做到这一点。内蒙古不让毛泽东放心啊,内蒙古有那么多‘挎洋刀的’,也就是日本人培养的几万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日本人走了以后,他们没有热爱中共,他们要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统一,毛泽东很不放心。当时是中苏对立,万一苏联军队……我们叫‘苏修’,打进来了,那‘挎洋刀的’肯定要跟苏修跑啊,所以他把这个蒙古人叫到北京来算账。”

*杨海英:现行的两种蒙文*

杨海英教授受访时,谈到现行的两种蒙文。

杨海英:“内蒙古用的是……我们叫老蒙文,就是那种竖写的蒙古语;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就是现在的蒙古国用的是斯拉夫文,用俄罗斯的文字表达蒙古语,现代蒙古语。”

主持人:“那种一串儿一串儿的就是老蒙文?”
杨海英:“对对,一串儿一串儿竖写的那种老蒙文,十三世纪就用这个。”

主持人:“现在内蒙还是在用这个吗?”
杨海英:“还是在用这个。蒙古国学校教育也开始用这个。因为他一直是在俄罗斯(苏联)人的羁縻之下,不允许他用这个,那么知识分子当然用。1990年他们放弃社会主义走入自由阵营以后,开始恢复这个。所以现在蒙古国从中学开始教这个,通行两种文字, 因为这毕竟是从十三世纪到现在的文字。”

*杨海英:1957年周恩来提出蒙文用汉语拼音表意,引抵抗,后成屠杀“罪状”之一*

杨海英:“是这样,当时内蒙自治政府是1947年成立,然后一直到1957年以前,我们内蒙古也是用这个斯拉夫蒙古语。当时内蒙领导人乌兰夫就提出来‘虽然蒙古人是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我们的文字应该是共同的’。所以内蒙古当时……包括新疆的蒙古,或者是东北黑龙江的蒙古,都是用斯拉夫(注音)的文字。

后来1957年8月在青岛召开青岛民族工作会议的时候,周恩来就提出‘你们马上终止用斯拉夫文,要用汉语拼音表意方式。

这个命令下来以后,内蒙古和新疆……当时因为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也是用斯拉夫文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那么这样以后,这两个民族(内部)之间的语言发生巨大的不同。用新词的时候,因为蒙古语呢,讲汉语的时候非常别扭,比如说一个新的词,电视,他用汉语讲电视蒙古人不会发音说‘dianshi’这样非常不好听,但是用телевиз 的时候非常好讲,也容易发音,再加上蒙古人也一直憧憬西方文化,所以这样1957年被割断以后,我们日常用语里边就进入很多汉语, ‘电话’、‘电视’、‘手机’……(笑)这样的。这个呢,和蒙古国就发生了不一样。

那么,到了蒙古……比如说八十年代以后我们互相来往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尴尬场面,互相……蒙语基本上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但是一些现代化的词语不一样,普通人用起来就非常尴尬。

那么周恩来说用这个呢,他当然是用心远大,他为的就是隔开两个(同一)民族(内部),而且他当时提出来,内蒙古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必须用汉语拼音表意方式以后,引起了蒙古人和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的抵抗。这引起1962年哈萨克人、维吾尔人向苏联大规模逃亡的伊塔事件,大概有十几万人跑到苏联去。

内蒙古虽然没有跑,但是这个问题提到1966年的时候,就认为‘你乌兰夫、你内蒙古的蒙古人没有听我们的话’,这也成了1966年开始大屠杀的‘罪状’之一。
这是语言引起的民族问题。”

*杨海英:“挖肃”运动的形成背景和过程*

据《没有墓碑的草原》一书论考,“文革”中内蒙“挖肃内人党”共有两万七千九百人遭到杀害,十二万人致残,蒙古族人中每五十人里就有一人被杀害。

杨海英教授谈“挖肃内人党”的发端。

杨海英:“1967年开始,首先是‘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简单讲叫‘挖肃’。到了1968年进一步‘挖内人党’,合并起来,他说‘内人党的头目也是你乌兰夫,乌兰夫就是内人党’。这点确实也对,乌兰夫确实是‘内人党’,那么这样以后呢,两个运动合而为一,变成‘挖内人党’这样一个运动,一直挖到……中共认为是1969年结束,实际上……我当时在内蒙古,一直到1972年都没有结束。‘文化革命’是1976年结束,‘挖肃’这个运动也没有被‘平反’,一直到1979年,所以很晚。
这就是屠杀蒙古人的历史背景、历史过程。”

*杨海英:乔巴山建立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与乌兰夫建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主持人:“在蒙古国有乔巴山建立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内蒙这边是乌兰夫建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两边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

杨海英:“这实际上是一个党。乔巴山建立蒙古人民革命党,然后在1924年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二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建立了,也就是说,新生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一年之后,帮助内蒙古同胞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两个党都是蒙古人民革命党。意味着他就是要搞民族的统一,因为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就是认为‘我内蒙古的同胞依然处在汉人的统治下’,他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内蒙古的同胞’。

后来日本人来了,从1932年建立满洲国以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目标增加了一个,它的各种档案里或者政府工作会议是这样提的‘我们的任务是要从日本人和汉人的手下解放内蒙古的同胞’。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也就是乔巴山等等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民族解放目标。

那么我们内蒙古的革命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其实和蒙古是一样的,包括我们的乌兰夫,他早期的著作也是这样写的‘我们要赶走日本人和大汉族主义者’,也就是他的民族解放的目的也是两个。后来他的著作在中国当作中共领导人出版的时候,都把这个他要革命的对象,也就是汉人或者是‘大汉族主义’给删掉了。”

*杨海英:从毛泽东“三五宣言”里说“可以独立”,到“内人党”解散*

主持人:“在1949年之后设立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本人在党籍方面、在隶属关系上,还有实质性的所谓‘组织联系’,和共产党是什么关系?”

杨海英:“乌兰夫1947年5月1日建立的是内蒙古自治政府,他的党是叫内蒙古共产党,并不叫中国共产党,他说他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华民主联邦这样一个体制内,搞苏联式的民族自治运动。而且因为毛泽东在1935年有一个宣言,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致内蒙古人民宣言》,我们简单地讲,叫‘三五宣言’。《宣言》里讲过‘内蒙古人民,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和汉人搞中华民主联邦;如果不愿意,你可以独立’。那么乌兰夫相信这一点了,所以乌兰夫1947年成立这个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时候,他的党是内蒙古共产党。因为苏联也有一段讲过‘每个民族可以有一个共产党’,乌兰夫是在苏联接受的正统教育,所以他虽然建立的是共产党,但是,是内蒙古共产党。当时内蒙古还有一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夫本身是这个党的党员。这个党呢,在1947年他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时候,宣布解散,这个确实是解散了。”

*杨海英:历史上蒙古共产党与西藏共产党被指分裂,遭挖肃,很有共同点的问题*

主持人:“那么解散了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后来他的很多成员是不是也成为‘内蒙古共产党’的成员呢?”

杨海英:“对。您讲的对。1968年开始‘挖内人党’的时候,共产党就说‘你那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还没有解散,一直在地下搞活动,所以我要挖你,要肃你的毒,把你的毒要排出去’,是这样一个借口。

当然乌兰夫建立的内蒙古共产党后来他自己也不讲了,他后来改成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分局,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委员会。因为不能再提这个内蒙古共产党了,共产党自己也不敢这么讲了。因为这样讲的时候,很可能要引起其他民族的问题。

这点很类似于西藏,我们知道西藏有一个平措旺介——平王,平王他实际上是西藏共产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他的朋友,所以他把共产党领到西藏,但是后来共产党说‘你那个西藏共产党是一个民族分裂的党’,我们知道平措旺介——平王,也被挖肃。这都是很有共同点的一个问题。”

【以上是本专题报道之二,待续】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zuopinyuzuozhe/mind-01272015163702.html

草原的杀戮 记忆的墓碑 ——谈《没有墓碑的草原》中译本面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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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没有墓碑的草原》中文译本,日文原著者与译者简介*

2014年11月,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刘英伯、刘燕子父女翻译、杨海英日文原著《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中文译本(中译本书名副标题是“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在中文世界引起很大反响。

日文原著者是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来自鄂尔多斯草原的蒙古族人俄尼斯.朝格图,中文名杨海英博士。日文原作在2009年由日本最大的书店之一岩波书店出版,该书获得日本纪实文学大奖,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奖”。书中记录了十四位不同背景、身份地位的蒙古族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文革”遭遇和见闻,呈现中国大陆“文革”中以挖肃“内人党”为名的大屠杀,并追溯更久远的历史。

中文译者刘英伯先生是湖南衡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是冶金化学高级工程师,在“文革”中九死一生。本书另一位译者是他的女儿刘燕子,刘燕子女士1991年留学日本,获大阪市立大学教育学硕士、关西大学文学硕士,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是中、日文双语作家、翻译家,有多部中、日文诗歌、散文、文化评论集、作品和译著。

*作家王力雄先生为中译本作序,题为《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没有墓碑的草原>》*

中国著名作家王力雄先生为中译本新书《没有墓碑的草原》作序,题为《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没有墓碑的草原>》。

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在北京的作家王力雄先生,请他谈谈为什么他认为这是一本“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

王力雄:“之所以我认为杨海英教授写的这本书是所有汉人都应该读的书,主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们汉人一方面对蒙古人所做的这些行为,确实对他们伤害太大了, 但另一方面很多……绝大多数汉人又是浑然不知,甚至会认为给他们带去的是幸福,根本不知道在历史上给蒙古人造成的这些灾难和现实当中给蒙古文化造成的这些摧毁性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汉人都应该看一下杨海英教授的这本书。

这本书有一种震撼的效果,让我们看到,原来蒙古人在历史上会和我们汉人之间曾经是这样一种关系,受到这样广泛的迫害和遭到这样的摧残。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过去是怎么做的,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来重新看待它,未来应该怎么重新改变。”

*王力雄:刘英伯、刘燕子父女投入巨著翻译、人文关怀非常可贵,值得汉人思考*

主持人:“现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两位翻译者是汉人,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和分析?”

王力雄:“中国的民族关系主要是取决于……当然一方面是政府对于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的态度,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一个几乎同样重要的方面就是从汉民族、汉人的角度,怎么对待其他民族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汉人真的是做的不够。不仅是从做的方面有问题,在基本的想法上,最基本的对人的人道主义的,或者是人权角度的,或者是人文关怀的,更不要说更高的那种宗教意识上的博爱、普世的那种东西,这方面确实是都非常少的,只是追逐利益。而且是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基础上,对他们用的几乎是不带有任何其它方面顾虑的、肆无忌惮的从利益上的争夺。

那么在这方面,我觉得刘燕子和她的父亲刘老先生一块儿,能够用这么多时间……刘老先生已经是八十多岁了,能够投入到这样一部巨著的翻译当中。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能看出在汉人当中是非常可贵的,能够对少数民族的问题有这样一种关怀。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特别值得其他的汉人好好思考。如果不能做到同样的程度,至少要去考虑自己在民族问题上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对他们的态度。”

*刘燕子:这本书出版后,父亲说“我们心安了”*

我打电话给《没有墓碑的草原》中译本译者之一、现住在日本大阪、在关西学院大学任教的刘燕子女士,先请问‘另一位译者、她在中国的父亲刘英伯先生是不是方便接收我的采访?’

刘燕子说:“我们父女来做了这么一件工作。这本书出来以后,我父亲说‘我们心安了’。他说,他真的是很高兴,他年纪也很大了,如果说媒体或者是其他的介绍,他说就特别感谢,不用了,能够做一件他自己觉得比较安心的事情,他已经很开心了。”

*刘燕子:日文原著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获日本纪实文学最高奖“司马辽太郎奖”*

谈到当初是怎样想到要将日文原版的《没有墓碑的草原》译成中文,刘燕子女士从日文原版2009年12月出版后在日本的反响谈起。

刘燕子:“这本书出版后,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有二十几篇评论,从不同的角度……比方说国际政治、人类文化,从历史、从蒙古与日本的关系……有好多评论。杨海英获得‘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大奖’。他当时来大阪参加这样一个授奖会,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授奖的词语。有机会来拜读这一本书,然后他又把书给寄来了。

司马辽太郎是日本的国民作家,在日本有很大影响,这个奖是对于纪实文学最高的一个奖。

这本书获奖时,有这样一个获奖词‘2011年在日本大阪接受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大奖。这个奖,奖励杨海英教授以高度逼真的日语再现了基于周到缜密的采访之上,因为反自民族主义遭受大汉族主义迫害的蒙古人痛切的呼喊。”

*刘燕子:了解惨痛历史事件,听不同的声音,以引起警觉,关注民族和解*

主持人:“那您决定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时,又是怎么想的呢?”

刘燕子:“我只是想通过这本书,如果让大家能够知道还有一种不同的声音,就是认为这一场以‘挖内人党’为名义的这么惨痛的历史事件,蒙古人他们自己其实不认为是因为‘文革’的‘左倾’错误,而认为是一场种族屠杀,是反人类罪这样一个不同的声音。

哪怕是不同意这个声音,我们也知道原来有人跟我们的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能够引起这个警觉,而因此来关注这些问题,可能会对未来的民族和解、对未来的真正的和平可能会好一些吧。”

*杨海英:蒙汉民族矛盾突然以大屠杀方式出现是从1966年爆发的“文革”期间*

《没有墓碑的草原》日文原著者杨海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来自鄂尔多斯草原的杨海英教授说,他最喜欢的蒙古族民歌之一是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

(插播:蒙古族民歌《嘎达梅林》片段)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 ,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 ,
(是) 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1989年3月杨海英留学日本,后获文学博士学位。现在静冈大学任教的杨海英教授谈他的日文原著《没有墓碑的草原》成书经过。

杨海英:“我到了日本,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用崭新的方法,一张白纸,开始学人类学。用这个人类学的方法调查研究,回过头来研究自己本身的民族,也就是蒙古族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虽然蒙古人和汉人之间有一定的矛盾,但是在1949年以前,双方一直有一种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也就是说,有矛盾,但不是那么非常激烈的。

那么,双方的民族矛盾突然一下子以大屠杀的方式出现是从1966年爆发的‘文化革命’期间。”

*杨海英:历史的讽刺:解放者成屠杀者;蒙古人给我的任务:代笔者的使命*

杨海英:“这正好是一个历史的讽刺,也就是说,共产党打着‘要解放全人类、让各民族平等’这样一个旗号的时候,无论是内蒙古的蒙古人,还是内蒙古新来的汉人都接受了共产党。但是呢,新来的这个‘解放者’反而把矛盾激化了,以最恶劣的形式表现成汉人屠杀蒙古人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蒙古人一谈到自己的历史,不管你问他‘你的文献’、‘你的历史’的时候,他都要谈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决定,再也不要谈什么文献了,再不要谈什么十三世纪的历史……这当然对我们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六十年代这十年的故事。

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写这本书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好多蒙古人的声音在推动我做这本书。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采访了一百多人,我写了五、六十本日记,这好像是给我的一个使命、给我的一个任务,只能由我来写。所以我就开始写这本书。

我认为,这本书,我仅仅是一个代笔者,就是代蒙古人下笔,是所有的蒙古人……好像他们也并不是有意识的让我写,突然一下,我一看,结果就是好多蒙古人好像在对我讲‘这本书,我们的这段历史好像就能由你来写了’。在这点上,我有一种‘老天爷赋给我这样一个使命’的感觉。

还有一点,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做任何我个人的创作。

蒙古人有这样一个传统,有中亚民族长篇叙事诗的传统。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每个人很会把来龙去脉讲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你问他‘我想了解文化大革命这个事件,您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他说‘可以呀’。他讲的时候,不见得是从1966年开始讲,他很可能从1945年日本战败讲到现在。从日本战败,然后如何1958年人民公社,然后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才给你讲这个‘文化革命’。因为他自己头脑里有一个历史观。

我采访一百多个人,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认为仅仅做了把他们的声音变成文字。我当然加进了一些社会背景啊、国际关系方面的背景啊、中国政治的背景,仅仅是这些,但是主线都是蒙古人自己讲的。”

*杨海英:书中收入十四位蒙古族人的讲述,他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主持人:“实际上成书的时候,里边真正收入的是比较完整的十四个人讲的吗?”

杨海英:“上下卷是十四个人。”

主持人:“这十四个人的诉说,是在您采访的这一百多个人里您选取了其中十四个人的谈话……”

杨海英:“对。这一百多个人里我选的是十四个人,因为其他人有的讲‘我给您讲了,但是你不要把我写出来,因为我害怕重新被卷入政治斗争’、‘(给)我写出来了,我害怕我的儿女受到牵连’等等。那么,这十四个人就说‘没关系,你把我写出去,这是我的历史,我们蒙古人的历史’。这十四个人可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杨海英:日文原著在日本的反应*

主持人:“能请您简要讲讲日文原著出版后的反应吗?”

杨海英:“2009年12月从日本岩波书店出版,这个书店是日本最大的书店之一。该书获得2012年度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奖”。司马辽太郎是一个代表当代日本文学界的最有名的作家之一,他主要写……比如说,中国历史题材方面的小说,还有西域……中国人叫西域,也就是中亚,还有北亚游牧民族,还有写日本近、现代历史,这样一个著名的作家,我们叫‘国民性的作家’他去世以后,办了一个文学奖。”

主持人:“每年都颁发吗?”

杨海英:“每年都颁发这个奖。”

主持人:“每届有几个人获奖?”

杨海英:“基本上是一个人。有很少一、两个年度是两个人。”

主持人:“因为我们不懂日文,想知道您得了这个奖之后,日本方面有哪些主要的反应?引起的反响也好,对这本书的注意也好。

杨海英:“我的书出版以后已经引起了各界积极的反响。日本的各大报纸……像《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五大报纸都做了书评。

《朝日新闻》讲‘这本书书突破了本民族主义历史观,他通过写蒙古,又表现出了和日本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和旁边的汉人的关系’,是这样评论的。

各个学术杂志到一般的公论杂志也都出了好多书评。

另外还有一个奖,也基本上要决定颁发给我,但是日本一个著名的左派外交官,以前是驻中国大使,他就强烈反对要给这个书奖,就说‘这个书出来以后,会不会引起中日外交论争?这本书写的是中国的文革期间蒙古人被大屠杀这样一个民族问题,那么这个民族问题会不会因为用日语出版以后,觉得日本干涉中国民族问题?’所以他基于这种自束,日本人叫‘自束’,这个奖就没有发给我。

我并不是说因为没有得奖有什么看法,我只是觉得,就是因为出了这本书能引起这样一个关注,日本舆论界当时也分为两派。那么,它当然和‘干涉内政’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日本的左派,或者是日本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书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他们能想象的影响。

这个故事呢,可以讲这点。”

谈到来自中国的人获得日本大奖,杨海英教授说,据他所知,他是第二个。

杨海英:“还有一个作家,叫杨逸,是东北人,是一位女性,她得过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她是第一位能够获得日本著名奖的外国人。我很荣幸,我是属于第二位。”

(插播:蒙古族民歌《嘎达梅林》片段)

“ 天上的鸿雁从南往北飞 ,
(是)为了追求太阳的温暖哟。
反抗王爷的嘎达梅林(是) ,
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

*杨海英:日文原著已经或正准备译成蒙文、韩文、英文、德文等*

杨海英教授的日文原著《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出版后,已经和正在被译成多种文字。

杨海英:“2012年已经译为蒙古语,已有两种版本的蒙古语在乌兰巴托出版。两种版本意思就是,内蒙古用的是……我们叫老蒙文,就是那种竖写的蒙古语;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就是现在的蒙古国,用的是斯拉夫文,用俄罗斯的文字表达蒙古语,现代蒙古语。所以这两种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这两个版本出来后,这两年内蒙古自治区的人经常要去蒙古国旅行,他们去了以后,大批带回这本书。现在内蒙古已经有‘地下版本’或者说是‘盗版’,引起内蒙古执政方面的震惊,他们认为‘怎么把这个事情又给挖出来了?会不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目前还有韩国语,翻译过程正在进行中;美国的蒙古人正在准备英语版;德国朋友正在准备德国(文)版。我想,过两年各种版本还会增加一些。”

*杨海英:中译本文笔好,并加入论文及作者、译者对话,某种意义上成为全新著作*

主持人:“现在中文译本新书出版,您觉得中文译本在翻译过程中有什么能够告诉我们的?无论是关于译者,还是现在看到的中译本怎么样?”

杨海英:“汉语译本精彩度非常高,译者是刘燕子小姐和她的父亲大人刘英伯。刘英伯先生是五十年代北大的高材生,刘燕子呢,是当代的一个作家,所以他们的文笔非常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刘英伯先生和刘燕子对‘文化革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们在……比如说用词,或者是解释一些事件的时候非常准确。

还有一点就是在中文版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加进了一些新的内容,也就是我这几年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单独写的一些论文。

比如说,我提到中国对少数民族的这种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殖民地统治。我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全世界的历史教科书都说,殖民地统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结束了,包括阿拉伯,包括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以后,殖民地就不存在了。我说,中国和俄罗斯苏联的这种社会主义殖民地还在进行中——这是我提的一个新的观点。那么,把这个论文收进去了。

还有一点,中文版最后,有一个我和翻译者刘燕子小姐的对话。

就是说,一个蒙古人作者和一个汉人译者之间,我们如何沟通,达到一个蒙古人如何与他的邻居汉人,我们和平共处。因为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把问题写出来,要播下新的仇恨的种子。

我的意思就是,问题写出来了,首先要做到理解真相。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基于真相然后再和解,和解以后我们才能和平共处。

你不知道真相的时候无法和解。虽然现在汉人和各个民族表面看起来和平共处,但实际上那不是真正的和平共处,因为少数民族害怕这个强大的汉族,心里还是没有达到和解的地步。

所以这样一个蒙汉对话,我们写到这本书的卷末。所以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汉语版是一个全新的著作。”

*刘燕子:父亲的经历与他读这部书、译这部书的心情*

在采访中译者刘燕子女士的时候,我很想知道,他的父亲刘英伯先生是一位工程师,虽然有科学方面的著作,但没有人文学科背景,他老人家是怎么想到要和女儿一起翻译这部书呢?

刘燕子女士说:“因为我爸爸的妹妹,我叫姑姑,她曾经在‘文革’的时候下放在内蒙古的林河县,我父亲正好在‘文革’期间去过一趟内蒙,所以他能够感受到内蒙当时因为‘揪出内人党’而感到的那种恐怖的状况。

因为我从二十三年前来日本留学以后,我父亲就开始一直在自学日语,他的阅读能力是很强的。所以‘文革’深刻的体验和他自己在内蒙看到的一些状况……我父亲阅读了杨海英教授这一本书以后,心里觉得特别难过和内疚,他说是‘伤心伤骨,心肺两痛’。

我父亲是1957年在北大上化学系的时候曾经遭遇了‘反右斗争’,他也因为‘严重右倾’,是一个‘准右派’,而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我父亲说当时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了,他被开除了学籍、党籍。

他当时是个北大的翩翩学子嘛,那么被下放在江西省的偏僻的矿山工作。然后在‘文革’期间,他自己因为写了诗歌的问题,又被叫 ‘无产阶级专政’的‘千钧棒’揪出来。我父亲说是打个半死,当时是说要判他一个死刑,由于种种原因又留了一条性命。

所以他特别觉得,自己很疼,所以看到人家有一点疼……他说‘真的是非常难受’。

另外,这一本书,他一直告诉我说‘燕子,这是杨老师的书,把我们的介绍(写的)越少越好,甚至可以不要介绍’。所以才写了他一行名字(和简介),就为了这一行字 ,他都跟我死较劲哪。”

*刘燕子:我向日本读者翻译介绍:西藏图伯特,维吾尔,再日译中关于内蒙古*

刘燕子:“ 我们父女来做了这么一件工作。我自己因为在日本已经二十几年,前半是留学,后半是在教书。一边教书,一边在写作,一边在翻译。这一本书之前,我已经向日本读者翻译和介绍了唯色的《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这本书。还有,推动了王力雄的《你的东土,我的西域》这一本书的出版。王力雄先生的这一本书也是我写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从西藏图伯特,到维吾尔,到内蒙古,三本书。这一本是中文的。”

*刘燕子:2012日本地震海啸,研讨会仍进行,与杨海英、王力雄见面,课题沉重*

刘燕子:“两年半以前,日本发生海啸和核辐射事件时,那年正好是我邀请王力雄先生来日本参加一个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学术研讨会。

正好3月11日那一天,日本发生了大地震,(他们)正好在我家,我们就以为,在日本出现这样一个大难的面前,可能会取消‘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实际上也有一些人因为地震而没有赶到京都来,可是我们这个会照常举行。

之后,我们又去了静冈大学,然后到杨海英教授的研究室,看到他二十几年来所采访的一百多位因为‘内人党’……按照杨教授定义,他认为是一场民族大屠杀。那么多受难者的口述历史,他全是用日文写的笔记,我都很吃惊。

杨海英教授和王力雄先生他们后来就对民族问题、对许多问题交谈,我都在旁边。我觉得这个课题太大了,非常沉重的主题,一直觉得没有耐心和精力、勇气来做这件事情。阅读,觉得真是伤心伤肺、伤筋伤骨。”

主持人:“您能举一两个印象最深的事件、细节吗?”

刘燕子:“哎呀,太多。尤其是……比方其中有其莫斯仁这个小孩的回忆,因为她全家全部死亡,只剩下这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儿,她的记叙是特别的令人心疼。

书中还有许多关于女性的被屠杀,对(加)于她们的残忍我很难用语言来表述,就是强奸,还有肚子里边的小孩都给钩出来……我觉得超出了我们(心理)所能够自我调节的能力呦。

*刘燕子:父亲读原著老泪纵横,说“燕子,我替你打个基础你再修改,好不好?”*

刘燕子:“我父亲来日本探亲,我就跟他介绍这本书。我父亲就说‘诶,我在这个期间……正好发生大肃清事件的时候(去过内蒙)’。

因为他当时被‘千钧棒队’打得个半死,他就想,最小的妹妹在内蒙,他就想去看她一眼。他就从江西历尽千难万苦,在当时又没有钱,我父亲说‘就像叫花子似的’赶到内蒙古林河县去看我的小姑,她是个北京‘知青’。

然后看到‘哎呀,怎么这样一个气氛?’了解到当时的一些状况。但是因为我父亲他自己已经是戴罪而逃,所以没有特别的那么深刻的体验。

隔了这么多年,他七十九岁。我说‘爹你看一下杨海英教授的这三本书’。哇,他看了以后可以说是老泪纵横啊,我父亲说‘天地良心,怎么干出这么多太对不起少数民族的事情!’

我就说‘我很想翻译成汉语,可是我又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精力、耐力’。

我父亲就想了很久。有一天颤巍巍的捧着书来跟我说‘燕子,我替你打个基础,你再来修改。好不好?’

那些个片假名中间的事件、人物非常难(译),比一般的书要难得多。”

*刘燕子:草原上没有一块墓碑,我们这里用纸张做一个纪念碑,墓志铭就刻在我们心*

燕子:“父亲回到湖南省以后,他就是用手写啊,好厚的几本,天天趴在那里。我妈就说‘也好,就靠一件事情把老头给套住了吧’,就很支持他。我就给他装备好电子词典,因为他还在查老式词典嘛,一干就干了两年。

然后再到我这儿来的时候,跟背个宝贝似的背在背上,用细铁丝把那稿子给串上,因为老人家还没有我这么会用电脑,他要用那种手写……背过来以后,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

我就说‘好,爹我再来对照一下时间、地点’。

这么两、三年的功夫‘吭哧吭哧’就把这本书给弄出来了。

书出来以后,我父亲就说‘我们心安了’。虽然草原上没有一块墓碑,这件事情也逐渐被人淡忘,可是在我们这里,用纸张来做一个纪念碑,它的墓志铭就刻在我们心里。他觉得很宽慰。”

*刘燕子:感谢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和总编辑富察在纸媒受到极大挑战时愿意出版此书*

燕子:“因为现在在中国大陆言论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和侵害,上哪儿去寻找出版?香港出版那么难,现在的状况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如果出版没有人买,就要打成纸浆。

所以我去台湾时就通过朋友去寻找。没料到八旗文化出版社会那么快给一个回音,愿意来做这一件大家认为可能商业上不太会成功、但在出版意义上很大的事情,总编辑叫富察。我和我父亲都非常感谢!

在今天,先不说政治方面的言论自由吧,在商业上纸媒受到极大挑战的时候,能够出版这么一本有意义的书,能够另眼看历史,我觉得非常有远见。而且这位总编一直跟我说‘燕子,你不要考虑到它的销路状况’,就是一再给力。

这次在台湾召开新书出版会,这个八旗文化出版社,还有‘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的杨宪宏先生,我觉得他们都是下了很大功夫。哪怕这个声音非常微弱,但也能够不断发出声音,说‘有这么一件事情,有这么一个另类的声音说,历史不能忘记’。非常感谢!”

*刘燕子:把不同观点拿到平台讨论,为未来民族和解、真相究明、未来和平作铺垫*

刘燕子:“我很感谢杨海英教授他对我们这样的汉字的信任!也许还有不足的地方,我想这是一个平台,可能出版这本书以后,即便是汉族自由派,也未必完全同意杨海英教授这个声音,或许说‘这仍然是一个文革的左倾所造成的事件,而非一场有意图的种族屠杀’。

但是,哪怕这个‘种族屠杀’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拿出来谈,有一个平台。加害者很容易忘记这个疼痛,受害者不是这样的。

我想这些所做的,这十几年所做的、我所摸索的和我父亲所想的……我们都想说,为未来的民族和解,真相究明,为未来的和平,能够做一些铺垫吧。”

【以上是本专题报道之一,待续】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http://mandarin.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zuopinyuzuozhe/mind-699-01152015110039.html

席海明:一党专制、非法治国已经导致蒙古族民众重新思考他们的未来走向 - RFA

收听声音节目 

一月下旬,在内蒙古持续发生了蒙古族民众保卫自己生存环境和权力的抗争。在日本的蒙古族人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来声援同胞的维权行动。

进入二零一五年,从中国的内蒙古地区继续传出蒙古族民众为了保卫牧场的各种上访、示威等抗争行动。与此同时,记者获悉,一月下旬,流亡世界各地的蒙古族异议人士,侨民团体在日本举行会议,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该组织推举流亡德国的席海明先生为主席。大约几乎与此同时,在台湾也成立了支援蒙古族民众抗争的《南蒙古之友会》,席海明先生二十号亲自到台湾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感谢并且祝贺该组织成立。

关于海外蒙古族团体的这些新动向,二十八号夜间席海明先生返回德国科隆,二十九号上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首先对记者介绍说,“这次会议是因为我们蒙古人在海外陆陆续续地建立了很多不同的组织。现在形势紧迫,我们大家感到有必要把各种组织统一起来,形成一种统一的力量。所以我们这次在日本主要是做这件事情。我们的会议基本上可以说是很成功的。”

对此,席海明先生介绍说,大约与此同时从国内传来牧民上访事件,这个事件更激发了大家的决心。“因为在这期间正好发生了牧民到北京上访两周,一共有五拨人去,但是北京迟迟拖延不做回应。后来他们被迫又到呼和浩特进行抗议和游行,并且递交了请愿书。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保护蒙古草原,延续蒙古民众文化生存的一个斗争。因为草原是蒙古族,蒙古族文化存在的根基和基础,关系着整个蒙古民族的生存。因此这也可以说是蒙古人,全民族抗争的开始。我们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有一种紧迫感。”

席海明先生说,一党专制,非法治国已经迫使所有在中共的族群从新思考他们的未来走向。“西藏民众不可能有尊严地活下去,因此自焚了一百多人,蒙古人现在也发生了特木勒自杀事件,以及这么多牧民起来抗议、反抗事件。这个说明共产党已经撕毁了他们自己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撕毁了他们自己制定的草原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是抗争,与此同时也要从新思考我们蒙古民族未来的出路和生存方式。”

关于他们新成立的这个筹备性的组织,他介绍说,“我们新成立的组织是《南蒙古大呼拉尔太筹委会》,用中文说就是《南蒙古大议会筹委会》。这在历史上,成吉思汗时代有过,大议会筹委会,我们准备在一年内正式筹建成立这个组织。如果中共对我们牧民显示出真正要解决问题的善意,我们也会关注到。否则我们在中国变局中会重新寻找我们的出路,计划我们的未来。”(特约记者:天溢  责编:申铧)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gr-01292015100409.html

2015年1月26日星期一

神户講演会「南蒙古現状与未来 及亚洲民主化運動」(多图)









四子王旗进京上访维权牧民离京声明

自2009年朱日和军事基地在四子王旗和苏尼特右旗草原上建立以来 牧民们的生活彻底被颠覆,离开家园的牧民们 不仅惜别了传统的游牧生活,还需痛苦面对转型后的一系列文化冲突,更为令人伤心的是 对搬迁牧民们的承若至今未兑现,底层牧民流完血现在还在流泪,,,朱日和军事基地占地1066平方公里 涉及搬迁牧民823户2907人 补偿款共计18亿,但落实到牧民身上的款项缺口很大,我们希望政府公开账目 解释补偿款去向,但这一基本要求至今无人回应,为此 我们已上访维权了五年。

   这次 我们又一次进京上访,从2015,1,12日到今天,我们走访了八个部门并递交了材料,结果 遭到其中五个部门的冷遇,有的部门非但不收我们递上的材料还极不友好的将我们的身份证一一扫描,接待我们的部门 也只是收下材料表示转交而已,...没有人认真听取我们底层牧民的心声,我们深表遗憾!

   昨天 四子王旗领导亲自来京劝我们离京返家 表示回去后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态度也较诚恳,常言道: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北京没人重视 我们只有回家乡继续维权了,所以 今天我们将离京返家 特此声明!

   在此  我们深深感谢十几天来 全世界蒙古族同胞网络上的积极声援!我们还要感谢各民族及各界良知的真诚帮助!我们更感谢国内外媒体的及时介入!上访维权的路 我们已经艰难的走了五年,我们还将依法维权 继续前行 直到政府还我们以公正!

           此致:

                                                                                                      四子王旗上访维权牧民
                                                                                                      2015,1,24日

南蒙古席海明訪台 主張真正自治聯邦制

旅居德國的「內蒙古人民黨」主席席海明20日在台灣拜會了「南蒙古之友會」。他表示,現在奮鬥目標是實現南蒙古真正的自治、中國的民主化以及聯邦制。

根據南蒙古之友會22日發布的新聞稿指出,此次席海明是到日本參加1月17日舉行的「南蒙古的現狀和未來」研討會及其他活動,順道來台訪問。

席海明與「南蒙古之友會」成員會談時表示,1981年他領導南蒙古學生運動,有幾萬人參加,至今他為南蒙古的人權、民主奮鬥已經將近34年了。不過幾年前他就放棄追求內蒙獨立,因為他明白這是不可能實現的。現在席海明的奮鬥目標是實現內蒙古真正的自治、中國的民主化以及聯邦制。

席海明說,此次東京會議期間,他和一些來自南蒙古的同志決定成立「南蒙古大呼拉爾(大議會)籌備委員會」,大家推他為主席。「南蒙古大呼拉爾籌備委員會」將積極關注內蒙古的草原生態保護,蒙古人的人權問題,蒙古語言和文化的保存,以及蒙古人資源被漢人掠奪的問題。

席海明說,因為牧場被中共軍隊佔用,近日蒙古牧民又到北京上訪,這是近年蒙古牧民第5次上訪,可見南蒙古牧場問題的嚴重性。席海明說,此次中共並未在內蒙就將上訪牧民攔下,上訪牧民得以抵達北京,但是前幾天有風聲說中共要抓人了,席海明希望這不是真的。

席海明表示,習近平就任後大力反腐肅貪,有些革興的氣象,對南蒙問題的處理或許稍微溫和了些。前不久,中共下令南蒙古的漢人幹部要學習蒙文,這是好的政策。席海明希望習近平和中共能重視南蒙蒙古人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給蒙古人真正的自治權,讓蒙古人保存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並加速處理南蒙古的環境問題。

席海明的老戰友,南蒙古民主、人權鬥士哈達剛被中共從牢裡放出來,但還處於被軟禁的狀態。席海明說,哈達的身體不好,他呼籲中共儘快讓哈達結束被軟禁的狀態,出國治病。

席海明表示,「內蒙古」是以中國的觀點來看,分為內蒙古自治區和外蒙古共和國。但如果從俄羅斯的觀點來看,內蒙是俄國的外蒙;而外蒙真正的國名是蒙古共和國。所以稱呼為「南蒙古」較為正確。

席海明很高興台灣關心南蒙古的朋友成立了「南蒙古之友會」,他認為「南蒙古之友會」對南蒙古人爭取民主、人權的事業幫助很大,他將推動在世界各地成立「南蒙古之友會」。

http://newtalk.tw/news/2015/01/22/56112.html

异议人士哈达被拒发身份证银行账户及善款遭冻结 - RFA

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获释已经一个多月,哈达星期五告诉本台,当局早前承诺发给他居民身份证,被推迟到三个月后,其家人担心三个月后,这种承诺再次成为谎言。目前哈达家人的银行账户均被冻结,其中部分是海外捐款及哈达治病的钱。哈达的妻子新娜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被当局连续羁押近20年的内蒙异议人士哈达自去年12月9日获释后,当局早前向哈达作出一个月内发放居民身份证的承诺,没有兑现。哈达星期五告诉本台,当局日前借故不发身份证:“身份证说是一月份给我。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他们,说至少还要等两、三个月,这是最快的,甚至过两、三个月可能都办不下来。我估计他们可能不让我出呼和浩特市,也就是限制我的行动自由。”

内蒙有关当局在哈达获释后,继续实行严厉的监控,包括在其住所周围设立监控室,屏蔽网络及手机信号。哈达的妻子新娜周五对记者说:“哈达的事,现在不仅不给他身份证,本来说好1月15日给,现在拖到三个月以后,还有国保竟然去东北部新安盟哈达老家,告诉他们说哈达要回家过年,这简直是绑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没有这个意思。昨天警察来我们家说,上面说给你儿子找工作,你不同意,我说是谁说的我不同意,现在我儿子找工作都给你们封锁”。
新娜还说,哈达目前享有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而当局却拒发身份证:“大家都知道,一个人没有身份证就受到很多限制,不能出门,不能买火车票,不能办理手机卡,不能办理银行卡。现在我们家银行卡都被冻结了,我们还想用哈达的身份证办一个,现在就是这种情况,而是公安用更卑鄙的手段,希望国际社会关注这件事,哈达虽然出来了,但是他没有完全自由,把发身份证往后拖不给是其中之一”。

本台曾报道,海外人士及在深圳的蒙族人向哈达捐款,被银行退回或被扣押。哈达的儿子威勒斯周五对记者说,他们全家人的银行账户也被冻结:“钱不能取了,而且这次封存银行卡,没有任何单位出面说把你的银行卡停了,没有。各界的捐款和我们卡上的钱都不能取了,最主要的是我父亲下一步想看病,一直没有能力,就是因为这个。本来说等生活费解决后看病,但是现在看不了病。一直以来,内蒙方面就在拿我们家在做事”。

今年60岁的哈达曾在1989年创办蒙古学书店,后与朋友成立“内蒙古民主联盟”并担任主席,他主张内蒙古高度自治。后被内蒙当局以分裂国家等罪判刑15年,刑满出狱后又被以“剥夺政治权利”为由,法外羁押4年。哈达就此将起诉内蒙古政法委等相关部门,非法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
近日哈达和妻子新娜致力于为内蒙牧民维权,公开支持牧民争取合法权益。哈达也曾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称:他这一辈子蹲监狱就是为了蒙古牧民的利益、草原的利益。
威勒斯说:“自从我父亲接受完采访,在网上声援牧民草场维权以后,不仅是身份证被拒发,现在冻结银行卡,现在我们还担心三个月后是否会给他身份证”。

新娜表示,他们一定要为牧民发声:“为牧民维权,实际上也是为我们维权,这都是蒙古人的事情,哈达是蒙古人问题的一部分,牧民的处境更凄惨,全内蒙都有,所以我要介入。因为介入要把我怎么样,我也不怕”。

早前,旅居日本的一批蒙族留学生发布《募捐倡议书》,紧急呼吁在当地留学的蒙古族同胞声援哈达,积极捐款,以便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为哈达提供治疗费。(特约记者:乔龙;责编:胡汉强/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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