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正处于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的初期阶段。这个前苏联卫星国的经济总量只有50亿美—还不及英国的泽西岛。但在今后10年，蒙古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增至目前的3倍。这是因为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是惊人的资源“圈地运动”的焦点。
从北部山区到南部的戈壁沙漠，在蒙古的地表下蕴藏着巨大的矿产财富。蒙古的煤炭、铜、金和铀资源近来已成为世界采矿业经常谈论的话题。
这个位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内陆国度正在发生的情况，生动地表明蒙古在以多快的速度影响着全球经济秩序。
蒙古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游牧或半游牧人口——他们的生活围绕着马和其他牲畜展开。尽管如此，外国直接投资无视全球经济衰退不断涌入，
2009年超过7亿美元，还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承诺投资蒙古。2003年以来，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都与采矿业相关。
蒙古的南部邻国中国需要的许多资源将来自蒙古——尽管内蒙古有很多资源可以抢夺，但是蒙古的资源目前缺乏开发。一座矿山有2亿吨的煤炭储量，距离中国边界只有145公里。蒙古的大部分煤炭都是钢铁生产必不可少的高质量炼焦煤。低“剥采比”——必须剥离的废渣量——意味着生产成本低廉，每吨只需15美元。
相比之下，内蒙古的煤炭资源质量普遍较低，而且开采成本更高。这是北京对蒙古的煤炭如此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国75%的电力来自燃煤电厂。
这可以解释中国政府为何成为了蒙古最大煤矿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北京甚至帮助修建了一个24小时开放的新边防哨所和新的铁路，因此能最大程度减少进口蒙古矿山的废石所面临的延误。
中国在蒙古以及中亚地区投资的力度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不论是蒙古的煤矿和铜矿，还是哈萨克斯坦的油田，中国的资金都大量流入这个资源丰富地区的每个国家。例如，北京在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田都拥有大量股份。中国还修建了一直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俄罗斯在这方面表现的就慢了，可以说在蒙古国俄罗斯输惨了！
蒙古对外关系部新闻与对外宣传处２１日发布消息称，蒙古正式加入欧安组织，成为该组织第57个成员国。这一消息将于2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欧安组织会议上正式宣布。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主导下的欧安组织和北约一样，积极拉拢蒙古的最主要原因是看重蒙古位于中俄之间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蒙古也是连接中亚和东北亚的重要国家，遏制中国的意图不言而喻。1975年成立的欧安组织，成员主要为美加及欧洲国家，同时也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
在蒙古国加入欧安组织之前，就在今年3月，北约与蒙古国正式签署了合作伙伴协议，标志着蒙与北约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为进一步拓展双方合作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作为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一方面寻求蒙古国对其反恐战争的积极支持，另一方面更看重其位于中、俄两大国家间的战略地位。因此，美国不惜重金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建立了国际维和训练中心，并从2003年开始举行代号为“可汗—探索”的联合军演。目前蒙古国总兵力为1万多人的军队已建成两个维和营，参与全球维和。而据统计，近10年来有5600多名蒙古国军人参加了各种维和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蒙古国经过几年努力成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国，其宗旨是利用政治、外交途径保障国家安全，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而北约拉拢蒙古国则是其东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大背景下，蒙古国对北约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
蒙古国加入欧安, 夹在中俄两个区域大国之间的蒙古并非神秘国度，苏联利用铁腕有效控制了蒙古。
历史是无情的，人们总要面对现实。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崩溃和中国的崛起，蒙古的战略地位凸显。走出苏联阴影的蒙古开始思考如何在大国夹缝中赢得尊重和利益。
但是，蒙古人却更多地倾向于西方，力图给西方公司提供更多的优惠条件。尤其涉及到自然资源开采领域和重要的战略矿区更是如此。蒙古前总统恩赫巴亚尔的政策对于蒙古自身来说是最安全的，与中美俄三国的等距外交构筑的国际政治三角型最具稳定性，进退空间有余。
而现政府要打破这个稳定的平衡关系。而作为内陆国家的蒙古在军事政治上可以得到美国的全面支持。从经济角度上，虽然蒙古矿产丰富，但是出口和外运都要依赖俄罗斯，而之前蒙古试图打破这种依赖与中国洽谈中蒙铁路构想，在中国开辟新的出海口。而这个问题是美国无论如何都解决不了的。
俄罗斯专家卢佳宁认为，蒙古现政府的目光极其长远，而且这可以完全忽略蒙古的地理地缘因素限制。
但是由于地理地缘，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保证蒙古的安全。在军事介入上美国不得不考虑中俄的感受，所以装备支援和人员训练的层面，在蒙古建立军事基地都将面临中俄的强烈回应。
俄如对蒙古实行经济封锁和围堵，那么蒙古经济将很难存活。这是摆在蒙古政府面前最残酷的现实。美国是当今一超是不争的现实。
在蒙古眼里可能有两种危机感，一是俄罗斯拥有的传统军事钳制能力，二是面对新兴经济大国。不过要解决这两种担忧都要在地缘政治范畴内考量对外政策，这不是美国的能力范围能够帮助蒙古脱离困境的，况且美国的全球政策永远是要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
从美国和其北约盟国的视角看蒙古的军事价值，就不得不说美国的全球战略。其意义仅仅定位在蒙古作为北约伙伴国的地位有所提高。中国对这个峰会应关注的重点在于日、韩、新加坡、澳大利亚等“亚太小北约”国家，正在被整合到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的军事构架之中。
这个构架已经非常清晰了，即在美国的战略收缩期中，不再全球开花，只重点加强在与美国相关的两大洋彼岸构建安全防火墙，大西洋彼岸有北约，太平洋彼岸有东亚及澳大利亚构成的军事同盟，使中俄这两个可与之抗衡的大国的威胁被限制在欧亚大陆之内。这两条防线之中，北约防线是放心的，前苏联解体后，这条防线不但压力骤减，反而东扩前移，现在因经济原因暂停攻势，只从容的布置反导系统，使之更加坚实可靠。
而东亚这边，美国是感到压力的，现在重心调整到亚太，正全力构建一个令其放心的安全体系。所以，拉亚洲国家入伙最积极的应该是美国。欧洲国家其实更关心的是本地区的安全协作，欧洲之外的事儿，除了北非、中亚的石油等与能源安全有关的，其他的并无多大兴趣。梳理一下美国的需求，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需求是A两洋彼岸的安全防火墙+B中东能源控制+C国际贸易咽喉水道控制。
A项是实实在在的直接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项目。其中欧洲防线稳定，人员投入将逐步减少，只投入先进的防御装备保持这面盾牌的坚固性。
东亚防线尚存隐患，解决方案是：东北亚由军事实力不弱的日韩在一线站岗，美国撤至二线机动驰援最理想。当中的不稳定因素是韩国，怕他随中俄的崛起投入中俄的怀抱，从而失去东北亚的登陆点，所以朝鲜半岛不统一最好，符合诸大国的利益，大家都有缓冲地带，前提是朝鲜不能有核。
所以在韩国，美军不是不想撤出至安全的地方，而是在朝鲜没有弃核之前，美军撤至二线也没有安全保障可言。而且朝鲜一旦拥有运载能力，整个二线基地都不安全，随时都可能被疯狗咬一口，而这是用来对付中俄的，毁在中俄手里还物有所值，被朝鲜毁了算什么事儿啊。
所以朝鲜一发导弹，美国就像朝鲜核试一样敏感，不如原地保持随时打击朝鲜核设施的能力。
如果引发战争，最多打烂的是韩国。所以现在驻韩美军是想撤撤不了，而在日本美国是真心想撤，毕竟日本和亚洲大陆之间有海洋，加之日本自身的实力不俗，单纯防御，足以应付中俄威胁，所以正和日本谈基地搬迁。撤出来的美军要补充到更为靠近台湾的地方，因为这是中国将来通过实现两岸统一有可能打开第一岛链缺口的地方。
对于美日同盟，今后长期困扰美国的是，如何看住日本，又能让他服务于美国安全战略，解除捆在日本发展军力手脚上的绳索好分担对抗中俄的压力，同时又担心日本自身坐大。
对于东北亚，可以预见的是：朝鲜半岛别想统一，三个大国加日本都希望他永远处于分裂状态，朝鲜和韩国别看一个军事上强横，一个经济上崛起，其实注定是个悲催的民族，因为他们生错了地方。日本将在中俄美三国的夹缝中寻求崛起的机会，尽管这个机会非常渺茫，也非常危险，但他会长期忍辱负重，孜孜以求。
朝鲜、韩国、日本都别想拥核，这不符合中俄美三国的利益，他们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拥核，都等于在这个如同火药桶般的夹缝地带，插上了一个核引信，三大国有可能随时被动的点燃核大战，无不欲除之而后快。从这一点上讲，朝鲜拥核中国、俄罗斯是有责任的。
美国看日本，别人是看住了的，甭管他科技多发达，至今没破无核三原则，韩国就别提了。中俄家门口看个穷朝鲜都看不住，现在还有失控的危险，难辞其咎。东亚的北部其实现在是暂时平衡的，不甘寂寞搅局的是朝鲜。
美国现在中菲岛争上低调，是经济上一时接济不上，将来必定是浓墨重彩的地区。现在中国正在南海发出利益诉求，经济和军事的影响力正在向该地区延伸，而在这个地区没有军事和经济力量可以和中国顽抗一阵的国家，美国就必须自己赤膊上阵。
从缅甸、柬埔寨、越南，再到新加坡、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美国最近几年的发力点在哪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即东亚的南部，这里是他力量的薄弱地带，以前有，后来撤出了，所以他说是重返。
那么重返的重点在哪里？一线是新加坡、菲律宾，二线是澳大利亚，其他南海周边国家都是牵制而已。
所以这次，菲律宾闹腾是事出有因的，阿基诺不傻，最后被冷处理是因为美国在该地区只是预热阶段，现在是为在菲律宾建立军事基地营造氛围并等待美国国内经济的复苏，阿基诺其实配合得非常棒，美国已经达到了目的。
从军演的规模和紧密程度上大家也能看出来，美国真正的选点就是菲律宾，只有菲律宾才直接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澳大利亚将是重要的后方基地，现在不是已经派兵踩点了吗？所以所谓“重返亚太”大家可能觉得范围有点大，概念有点模糊，其实亚太指的就是新、菲、澳，其他国家不在其列，重返指的就是新、菲、澳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
其中菲、奥是属于A项中的安全项目。前期美国的打算这几天新闻已经印证了，已经开始掺和东盟自贸区，就是先把东盟与中国做得火热的买卖搅黄了，先堵上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地区缺口再说，军事随后就到。
B、C两项虽无关主题，在B项中，目前无人挑战美国的控制权，不稳定因素是伊朗，伊朗拥核很危险，一切都可能瞬间玉石俱焚。
最可靠的盟友不是把钱存在美国的石油国家，而是处于被包围中的以色列，他们有共同的需要，是天然的盟友。美国在该地区仅需保持少量的军事存在，如有危机，保证拥有快速投入兵力的落脚点即可，其思路是基地化、据点化，常驻人员规模最小化，能抵御恐怖分子进攻就可以，其他的交给以色列这个打手去办。
B项更多是出于经济目的，属于货币项目。俄有巨大资源，美国必须控制另一部分资源才有与中、俄长期经济抗衡的定价权，并维持美元的霸主地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同样悲催，这对冤家不会有和好的可能，美国需要他们长期对立以保持对中东产油国的控制。
叙利亚、也门不是美国的重点，他们也不是北约的重点，所以命运绝不可能像利比亚，美国其实需要他们稳定。
所以别看美国对叙利亚说的热闹，最后一刻他想明白了，在中俄反对的情况下，再在那里去扩张势力范围不理智，经济上目前也不支持。
如果不能乘热打铁推翻亲俄的巴沙尔政权，快刀斩乱麻，那么派遣军队陷入持久战就会造成地区混乱，所以又缩回去了。美国不是怕俄罗斯的破航母，而是不符合他的利益和既定战略。
C项在冷战时期早已就绪，目的是扼住全球的贸易通道，控制了海洋，就能随时打击经济上的竞争对手，控制物资的流向。
现在最终享受物资的是美国，美国不会去动开关，中国造，美国、欧洲消费。一旦成品物资大量流向中俄消费，你看他动不动。
美国的思路很明确：A=安全，B=美元，C=商品，即首先确保国家安全，其次维持货币霸权，影响钱流的走向，再其次是控制物流。
在东亚，美国长期打算是北退南进。南海及其周边目前是中俄美三国的真空地带，尤其中美，双方在此展开角力，胜负关系到实力的此消彼长，里外里差远了。
美国成了，美国的霸主地位100年内无人可法动摇，否则就要退出亚太。东南亚，整个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都将因经济上的天然依存性，而瓜熟蒂落的投入中国怀抱，最终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中国与美国，在太平洋隔岸对峙，这才是美国最最不愿意看到的。
当下日本的军力部署立即配合美国准备重心南移，而置北方的强邻俄罗斯于不顾。这说明美日之间已达成共识，即他们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
俄罗斯这头北极熊在亚洲没出路，有崛起的中国挡着南下，东边有美日韩，事实上已困死在东亚的北方。冷战时期美国需要拉拢甚至配合中国遏制苏联南下，现在中国发展了，足以独自阻挡。
俄罗斯要成事，必须向小国扎堆的欧洲突破，而那边有北约伺候着。俄罗斯说什么战略重心东移，那是基于他国内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开发远东，巩固人烟稀少的边疆。手段是借中国的经济东风，目的是防范美国及中国可能的军事扩张进入后院。
普京上台后，首要任务是想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发展经济，稳定战略后方，甚至将来不排除与中国分工，中国在东北亚牵制美日，俄罗斯等实力恢复了再向欧洲杀个回马Q，所谓双头鹰战略基本属于扯淡。
俄罗斯是乐于见到中美在南海死磕的，他的大使不是表态了吗，给中国打气加油。中美在南海互掐，可以降低他在远东的压力。
如果中国真的在地区坐大，就像三国演义，相对弱势的两方就会联合，俄罗斯搞不好会转而配合美日在东北亚拉扯中国。
那么中短期可以预见的是，俄日、韩日之间的岛争将进入一个休眠期，日本在钓鱼岛、台湾问题上会积极策动，配合美国，中日钓鱼岛之争会越来越热闹。美国正在调动一切资源准备在南海放手与中国一较高下，南海从此不会太平。美国对台湾是希望保持现状，只求卖军火能敲诈一笔而不希望出状况。中国现在有两大不可控的变数，一是台湾，二是朝鲜。
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蒙古于美国的这些需求有多大联系？价值几乎为零！
像蒙古这样深入内陆、远离海洋的国家，南北被中俄两个硕大的国家死死围住，不与任何第三国交界，在地图上找了半天都没找着一个相似的国家。
文化角度看，游牧民族原创的文化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来就是占统治地位的。逐水草而居的民族，其内部的管理本身就持久紧密，有了这个基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很容易。
历史上辉煌的游牧民族，是依赖饲养战马——这个冷兵器时代最强机动能力的动物的便利性而取得的。
蒙古帝国曾经在军事上强大无比，生产方式较简单，但更能长久。蒙古人的文化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其地缘政治地位微妙。
美国与蒙古关系，其实还没有日本积极。日本是基于与中国争夺资源的考虑，或者牵制中国的发展，出手很大方。
美国援助的金额都是百万美元级，这对于美元的发钞国而言，几乎等于没投入。一方面蒙古实在是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沾不上边，对于这块战略“飞地”，投入钱没有多大价值，经济上对蒙古也没有什么需求，俄中不开放领土、领空，军事、经济上蒙古就是个孤岛。
美国会在这里搞出很大动静，就像在格鲁吉亚一样。美国的军事优势在海洋、在太空，空海一体才是他的强项。美国在蒙古设监听站，收集收集中俄腹地的军事情报，作为俄中民族分裂的策源地。
所以美国拉拢蒙古，不是真心拉他入伙，他顺带招呼一声。
对于历史的车轮，中国只是在螳臂挡车。美国的军事同盟四大基石：欧洲的北约、中东的以色列、东北亚的日本、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作为阻挡中国进入南太平洋的最后防线，美国正加紧提升美澳关系。
二流伙伴都是前线炮灰级国家：欧洲是东欧国家，中东原来是科威特、沙特，现在是伊拉克、土耳其，中亚是阿富汗，格鲁吉亚、和几个斯坦小国，东北亚是韩国、东南亚是菲律宾，层次非常分明。
2013年1月5日星期六
2013年1月3日星期四
蒙古游牧民正在逐渐消失(图)
千百年来，他们在草原放牧、生活。由于严冬和草场日渐贫瘠，很多蒙古游牧人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转而进入矿区或城市谋生。乌兰巴托市周围的蒙古包里住的都是那些流离失所的牧民。年轻的一代已经不去学习那些在草原上生存所必须具备的技能和手艺。”
"消失中的文化"项目的发起人、摄影师泰勒·魏德曼说：“蒙古牧人构成了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游牧文化。
"消失中的文化"项目的发起人、摄影师泰勒·魏德曼说：“蒙古牧人构成了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游牧文化。
英媒称2013全球经济增速蒙古国第一
英国《经济学人》网站3日报道称，2013年世界经济的灾难时期仍没有过去，报道称，2013年世界增长最快的十个国家(地区)中，蒙古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2013年经济增长最快的明星国家(地区)是经济不甚发达的蒙古，其次为澳门，这两个经济体2013年GDP预期增幅分别为18.1%和13.5%。不过，《经济学人》指出，蒙古矿产有着巨大的需求，而矿产是蒙古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2013年经济增长最快的明星国家(地区)是经济不甚发达的蒙古，其次为澳门，这两个经济体2013年GDP预期增幅分别为18.1%和13.5%。不过，《经济学人》指出，蒙古矿产有着巨大的需求，而矿产是蒙古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2013年1月2日星期三
内蒙古各旗县蒙古族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
旗县 盟市 总人口（万） 蒙古族人口（万） 蒙古族人口比例（%）
1 科右中旗 兴安盟 25.4700 21.1834 83.17
2 新巴尔虎右旗 呼伦贝尔市 5.0000 1.5000 79.80
3 新巴尔虎左旗 呼伦贝尔市 4.0143 3.0231 75.27
4 科尔沁左翼后旗 哲理木盟 39.0286 29.3339 75.16
5 东乌珠穆沁旗 锡林郭勒盟 5.6500 4.0800 72.00
6 西乌珠穆沁旗 锡林郭勒盟 7.2376 4.9216 68.00
7 科左中旗 哲里木盟 54.6500 37.1000 67.80
8 苏尼特左旗 锡林郭勒盟 3.2000 1.9456 60.80
9 库伦旗 哲里木盟 17.4000 10.4988 59.17
10 镶黄旗 锡林郭勒盟 3.1000 1.6000 52.00
11 阿巴嘎旗 锡林郭勒盟 4.8000 2.3000 48.00
12 扎鲁特旗 哲里木盟 30.0000 14.4000 48.00
13 巴林右旗 昭乌达盟 17.7000 8.3000 46.89
14 陈巴尔虎旗 呼伦贝尔市 5.6000 2.4080 43.00
15 喀喇沁旗 昭乌达盟 34.6000 14.5000 42.00
16 正蓝旗 锡林郭勒盟 8.3000 3.2305 41.30
17 扎赉特旗 兴安盟 39.1831 16.2161 40.30
18 科尔沁右翼前旗 兴安盟 42.2300 16.1300 37.50
19 奈曼旗 哲里木盟 43.2000 16.0000 37.00
20 阿鲁科尔沁旗 昭乌达盟 31.1295 11.3000 36.30
21 巴林左旗 昭乌达盟 36.0277 11.8499 33.50
22 阿拉善右旗 阿拉善盟 2.4290 0.7827 32.20
23 苏尼特右旗 锡林郭勒盟 6.8773 2.2595 32.00
24 鄂托克前旗 鄂尔多斯市 7.3300 2.3236 31.70
25 乌审旗 鄂尔多斯市 9.1100 2.6700 30.00
26 额济纳旗 阿拉善盟 1.7023 0.5022 29.50
27 正镶白旗 锡林郭勒盟 7.1975 2.0297 28.20
28 乌拉特后旗 巴彦诺尔盟 6.2060 1.6490 26.60
29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盟 14.0741 3.6531 26.00
30 乌拉特中旗 巴彦诺尔盟 13.9475 2.5762 18.70
31 杭锦旗 鄂尔多斯市 13.2000 2.3000 18.15
32 突泉县 兴安盟 30.7200 5.4100 17.00
33 鄂温克族自治旗 呼伦贝尔市 12.8733 2.1674 16.80
34 鄂托克旗 鄂尔多斯市 15.3000 2.4000 15.07
35 开鲁县 哲里木盟 38.1356 5.4000 14.16
36 翁牛特旗 昭乌达盟 45.0000 5.8000 13.00
37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包头市 11.1000 1.6600 10.00
38 克什克腾旗 昭乌达盟 25.6000 2.3000 9.00
39 四子王旗 乌兰察布盟 20.4884 1.6739 8.17
40 伊金霍洛旗 鄂尔多斯市 15.0000 0.9372 6.50
41 太仆寺旗 锡林郭勒盟 20.8000 1.20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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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右中旗 兴安盟 25.4700 21.1834 83.17
2 新巴尔虎右旗 呼伦贝尔市 5.0000 1.5000 79.80
3 新巴尔虎左旗 呼伦贝尔市 4.0143 3.0231 75.27
4 科尔沁左翼后旗 哲理木盟 39.0286 29.3339 75.16
5 东乌珠穆沁旗 锡林郭勒盟 5.6500 4.0800 72.00
6 西乌珠穆沁旗 锡林郭勒盟 7.2376 4.9216 68.00
7 科左中旗 哲里木盟 54.6500 37.1000 67.80
8 苏尼特左旗 锡林郭勒盟 3.2000 1.9456 60.80
9 库伦旗 哲里木盟 17.4000 10.4988 59.17
10 镶黄旗 锡林郭勒盟 3.1000 1.6000 52.00
11 阿巴嘎旗 锡林郭勒盟 4.8000 2.3000 48.00
12 扎鲁特旗 哲里木盟 30.0000 14.4000 48.00
13 巴林右旗 昭乌达盟 17.7000 8.3000 46.89
14 陈巴尔虎旗 呼伦贝尔市 5.6000 2.4080 43.00
15 喀喇沁旗 昭乌达盟 34.6000 14.5000 42.00
16 正蓝旗 锡林郭勒盟 8.3000 3.2305 41.30
17 扎赉特旗 兴安盟 39.1831 16.2161 40.30
18 科尔沁右翼前旗 兴安盟 42.2300 16.1300 37.50
19 奈曼旗 哲里木盟 43.2000 16.0000 37.00
20 阿鲁科尔沁旗 昭乌达盟 31.1295 11.3000 36.30
21 巴林左旗 昭乌达盟 36.0277 11.8499 33.50
22 阿拉善右旗 阿拉善盟 2.4290 0.7827 32.20
23 苏尼特右旗 锡林郭勒盟 6.8773 2.2595 32.00
24 鄂托克前旗 鄂尔多斯市 7.3300 2.3236 31.70
25 乌审旗 鄂尔多斯市 9.1100 2.6700 30.00
26 额济纳旗 阿拉善盟 1.7023 0.5022 29.50
27 正镶白旗 锡林郭勒盟 7.1975 2.0297 28.20
28 乌拉特后旗 巴彦诺尔盟 6.2060 1.6490 26.60
29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盟 14.0741 3.6531 26.00
30 乌拉特中旗 巴彦诺尔盟 13.9475 2.5762 18.70
31 杭锦旗 鄂尔多斯市 13.2000 2.3000 18.15
32 突泉县 兴安盟 30.7200 5.4100 17.00
33 鄂温克族自治旗 呼伦贝尔市 12.8733 2.1674 16.80
34 鄂托克旗 鄂尔多斯市 15.3000 2.4000 15.07
35 开鲁县 哲里木盟 38.1356 5.4000 14.16
36 翁牛特旗 昭乌达盟 45.0000 5.8000 13.00
37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包头市 11.1000 1.6600 10.00
38 克什克腾旗 昭乌达盟 25.6000 2.3000 9.00
39 四子王旗 乌兰察布盟 20.4884 1.6739 8.17
40 伊金霍洛旗 鄂尔多斯市 15.0000 0.9372 6.50
41 太仆寺旗 锡林郭勒盟 20.8000 1.20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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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内蒙古武斗和军管
作者：摩天岭岭之鹰
在和讯博客看到一篇关于内蒙武斗的文章，说内蒙67年1月军队和红卫兵发生冲突，是全国武斗第一枪。印象中，上海的一月风暴（后来引发大闹怀仁堂）才是第一家。后来在老鬼新浪博客看到宇鹏发的帖子，才知内蒙古那一枪是2月初打的，夺权比上海要迟，但军队开枪杀红卫兵，的确是独家开了先河。所以后来才有滕海清中将奉命改组内蒙古高层，并奉命大抓内人党。
文革打出的第一枪
1967年1月，离开了喧嚣的北京，离开了那漫天的阴霾和暗红色的夕阳笼罩的城市，我们在归程间奔向河套地区。
火车过了卓资山，在苍茫的原野上奔驰，远远望见北方的塬上隆起的大山的阴影。那是河套平原北部天然的屏障——大青山脉，属于阴山山脉。而眼下的卓资山，则是这个东西千里的平原的东部战略支撑点。从此向西，远远别离了桑干河流域的土黄，洪荒，逐渐进入历代草原民族欲南下侵扰中原的最大的战略集结区域。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昔日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千里草原，已为农耕文明和新型的工业文明变成了沃野和散布平原各处的工业基地。望着车窗外闪过的景物，我沉郁的胸怀，不觉开朗起来。
黄昏时分，火车到了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是有鹿的地方，旧名归绥，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我们下了火车，想在这儿逗留两天，看看内蒙古首府的风光。
红卫兵接待处把我们安排到内蒙古工学院，住在三楼的教室里。暖气烧得挺热，教室里暖融融的。铺着毛毡，盖着毛毯，感觉不到北国凛冽的寒气。同室几个来自河套腹地山村的学生，小小年纪，却有人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据他们说，和东北老林里的人一样，他们村子男女都从小抽旱烟。也许是生活的环境使然。我却不敢恭维这一习俗。第二天早上，进来了几个内蒙的中学生。黑而黄瘦的面庞，枯干的身躯。他们是来约我们同室的同学。我以为这些留分头的学生是男生，一张嘴说话，才知道是女的。我奇怪她们何以都装扮成男人，同室告诉我们，为了彻底与封资修决裂，做到革命化、无产阶级化，他们那儿，女生都剪了长发，留了分头。那一个个短发尼姑样的女生，怎么看都怪兮兮的。我一向认为，女孩子的美，相当一部分在头发。如此男女不分，连美丑都颠倒了。
吃了早饭，出了工大校门，就碰见几个学生拿着喇叭，呼吁同学们到内蒙古军区静坐去。我们不知就里，决定随他们去军区门口看看。内蒙古军区在呼市北郊，从工大南下，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折向东行不远，便是军区大院。几百工大学生席地而坐，要求军区副政委刘昌等交出内蒙古自治区几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内蒙古军区第一政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主席乌兰夫已经倒台。而军区却将另外几位书记保护起来，不让红卫兵揪斗。因而导致了学生静坐示威的行动。
军区铁栅门关得紧紧的。荷枪实弹的一排卫兵在墙内紧张地与墙外学生对峙着。学生们似乎并不畏惧这些荷枪实弹的卫兵，一个劲地喊着：
“内蒙古军区不要成为走资派的保护伞！”
“把王逸伦交出来！”
“打倒刘昌！”
第一次见到大学生们与军队对抗，我们无法评价孰是孰非。看了一会，就折转头，向市区走去。
前套地区连降了几天大雪，厚厚的积雪在大街上结成了严冰，光洁而平滑。来往车辆后面都拖着防滑链条，司机还不敢放开速度开车。街市不太繁华，行人也不算多，但街旁小吃店里的肉馅饼却异常好吃，令我们赞不绝口。虽然是内蒙古，其首府穿着民族服装的人并不多见。我们所在的新城，扩建于解放以后。据说旧城要南去十里之遥。天气太冷了，我们难耐风寒，也只在新城溜达溜达，算是认识了这座高原上的城市。
下午，从城区回来，路过军区的十字路口，只见一个军官模样的魁梧大汉，骑着摩托车，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路口用喇叭向行人宣读内蒙古军区的命令，命令认定：大学生静坐军区大门示威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阴谋的反革命事件；勒令静坐学生必须于一小时内撤离军区，返回校园，否则将采取行动。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过往行人听着那体格硕壮，满脸络腮胡子的军官威严的宣告声，似乎无动于衷地继续赶路。
我们却不免为与我们一样，其目的只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学生们的命运而惴惴不安了。
回到工大，刚刚坐到暖烘烘的地铺上，就听进来的学生说，军区开枪打死了一个示威学生。听到这一噩耗，大家心情都有些沉重。而校园里却沸腾了。高音喇叭声讨着军区走资派镇压革命学生的罪行，呼吁全校师生去声援军区门前的正义斗争。一队队学生整装赶赴军区大院，事态没有平息，反而更扩大了。在剑拔弩张的对峙中，内蒙古军区到底没有如命令所言，采取进一步过激行动。
在喧哗与不安中过了一夜，后半夜才算真正睡着。一直睡到小晌午。我不再想军区门前的事，一心想到呼市附近的王昭君的青冢去拜谒。这样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从工大到市区，竟没有几个人弄得清她究竟是谁，说得清她的青冢在什么地方。好容易弄明白了个大概，可是青冢远在市西十五里，不通公共汽车，在冰天雪地中无法前往。我也只好作罢。
翌日，我们登上西去的列车，告别了这座粉妆玉裹的城市。
越来越多地听到内人党的传言。这本来是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内蒙古一些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青年成立的图谋内蒙独立的非法组织，随着伪蒙疆自治政府的倒台，共产党的入主草原，他们早已作鸟兽散。如今却被从垃圾堆里翻出来，成为乌兰夫以下，大多数蒙古族党政干部及部分内蒙当地汉族干部无人能幸免的政治冤案的罪名，内蒙古算是倒了霉了。内蒙，革命历史悠久。有自己完整的干部体系。但它沿长城线与内地广泛接壤，无险阻可守；加之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汉族占绝对优势，根本不可能独立割据。但编织罪名，网罗无辜，涂炭生灵，是政客们一贯使用的伎俩，戕害几十万内蒙古干部又算得了什么？
内蒙古大学学生静坐军区门口，要求揪斗内蒙走资派的闹剧，仅是这整个大闹剧其中的一幕。它却开启了全国武斗的序幕，开启了文化大革命平民死亡的先河。尽管这一插曲已淹没在历史的风烟之中……
1967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内蒙古事件的决定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逸伦，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等被交与群众批斗。改组后的内蒙古军区以腾（滕）海清为司令员。内蒙古事件暂告平息，而揪内蒙古人民党的斗争却仍然如火如荼。又有什么梅花党的消息不胫而走，仿佛于1965年归国的李宗仁的老婆郭德洁，以及王光美等人均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潜伏于中国大陆的战略特务。一时间人们谈虎色变，再也分辨不清消息的真伪。
一个是非颠倒，浑浑噩噩的时代！
注：刘昌：少将，福建长汀人，10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入党，长征前为团政委。抗日战争时任陕甘宁边区独立营政委，八路军留守兵团陇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任内蒙古军区骑兵四师政治部主任，骑三师政委。建国后，为内蒙古军区副政委、政委。文革遭受迫害，后平反。
王逸伦，出生于1904年，赤峰翁牛特旗人。
早年在赤峰二道街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在赤峰接官亭学校、林东小学校任教师。1932年赴北平求学时，由内蒙特委书记陈镜湖、刘刚介绍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上海中央训练班学习。1933年受内蒙特委派遣回家乡热河赤峰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1934年在河北省委任组织干事。后到河套从事地下活动，任中共临河县委书记。
1935年夏，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问题研究院学习。1938年秋回国。1939年4月到延安。7月奉派到华北敌后工作，任冀南区党委工农委员会书记。1942年受东北工委派遣做地下工作，在赤峰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对日斗争。1945年9月任热北游击支队司令，热北军分区政委，中共热北地委书记，中共热辽区委员会秘书长，热辽警备区政委，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常委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内蒙古自治区财委主任，中共内蒙古东部区委员会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内蒙古党委财贸部部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86年6月2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82岁。
七 枪声，惊周恩来
1967年2月5日。军区大院被围攻已经六七天了。南墙外交通阻断，人声鼎沸，军区大院内的车辆行人，进出一律受到禁止，日常工作陷于瘫痪。
鉴于局势危急，军区领导正电询总参谋部：一旦造反派冲进军区重地，是否可以开枪。总参请示叶剑英、徐向前，叶、徐二帅尚未答复。
大门内，原先为防止“呼三司”冲击，停放了两辆大卡车。此刻，军区等候总部的指示，已做好开枪的准备。两部卡车驶离南大门，围堵在大门外的红卫兵暴露在枪口之下。同时，军区大院南门外的胜利路两端也各放了一个连，准备相机行事。
12时15分，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手持话筒，正在南门口喊话，要刘昌出来辩论。这时，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怒气冲冲地走来，挥刀便砍，韩桐闪身躲过。柳青随即举枪，清脆的枪声压倒人海的嘶喊，在空中回荡。子弹从韩桐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肺动脉被击穿。经抢救无效，韩桐身亡。
当时，驻呼和浩特的《红旗》杂志记者于××和《解放军报》记者宋××正在现场。他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支持“呼三司”，迅速将枪击事件上报中央。
内蒙古的枪声惊动了周恩来。他立刻在2月6日，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名义发出急电：要求立即停止冲突，不要扩大事态；要求内蒙古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四方面，各派3至5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
同一天，两架专机从北京起飞，1小时后，徐徐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四方代表共20来人，分乘两架专机，直飞北京。
1967年2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首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周恩来环视小会议厅，先一一询问了四方代表的姓名、民族、年龄，然后向“呼三司”代表高树华说道：“你们三司有一个同学被打死，怎么不让检验尸体？”
高树华回答：“因为他们要抢尸，毁灭罪证。”
周恩来浓眉一扬，问“是谁要抢尸？”
高树华道：“红卫军。”
周恩来转向红卫军代表，责备地说：“怎么能抢尸体呢？为什么搞得这么对立？人是怎么打死的？”高树华、郝广德报告了事件经过。
周恩来听罢，微蹙眉头，问军区代表道：“开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军区司令部军务部长蒋××起立回答：“那天12点打死人，到下午3点才听说。后来有个老工人反映说，他看见放了两个爆竹，还冒了一股烟。”
周恩来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放爆竹怎么能打死人？他自己能把自己打死吗？你们检查枪膛子弹没有？”蒋××答：“没有。”
周恩来挥手让他坐下，神情严肃：“你们没有检查枪膛子弹，怎么能断定不是你们打死的？你们这就输了一着嘛？如果我是个司令员，我马上就把人集合起来，检查枪膛子弹，你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你们追查凶手了没有？”
接着，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我们都是军人嘛！我是个老军人，后来退伍，现在因为工作需要，又穿上了军装。打死人很容易查清，一清点武器、弹药，就清楚了嘛！”
周恩来当即命令内务部带法医去呼市，调查事件经过。第二天拂晓，内务部部长曾山乘专机飞抵呼市，总政保卫部也派侦查处资深技术员王士一，随同前往。
内蒙古军区探明中央态度，深知闯下了大祸。此前，军区个别领导为掩盖错误企图将枪击事件嫁祸于地方造反派。他们造出舆论说，凶手是呼市河西公司造反派的人。同时，军区也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组长正是柳青部下的一位营职干事。
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军区所能控制了。
曾山部长赶到呼市，立即着手调查。验尸结果，打死韩桐的是五九式手枪子弹，而且子弹正是来自军区方向。实际上，早在开枪当天，就有群众在南门外拾到子弹壳，上交给军区保卫部。保卫部当晚便命令侦察科科长青吉如木调查。青科长带人来到南大门，在右侧门柱上发现了弹痕。撬开上面的五合板，终于找到了钻进里面的一颗五九式子弹头。五九式手枪是1959年的新型国产手枪，当时在内蒙古军区只有师职以上干部才配备，数量有限。验枪结果，只有柳青的枪最近使用过，而且缺少两发子弹。同时，司令部有几名干部密报：2月5日，他们目击了柳青开枪的全过程。保卫部立即将柳青的手枪、弹头和弹壳上交总政保卫部，柳青被拘押起来。
2月16日深夜到次日凌晨，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做出了四点指示。可是内蒙古事态仍不见好转。支持“呼三司”和支持军区的对立双方继续、武斗、捕人，军区宣布内蒙古党委的高锦明、权星垣等是“三反分子”，支持军区的群众组织抓了权星垣、康修民等人，严刑毒打，关押游斗。3月7日凌晨1时，呼市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和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两个组织，约3万人，乘着夜色团团包围了内蒙古师范学院，一举捣毁了“呼三司”总部。
3月9日下午，周恩来在国务院小会议室单独接见“呼三司”代表，随后又单独接见了红卫军代表，苦口婆心地劝告批评，然而局势仍不断恶化。
这时，军区个别领导人扣押了《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驻呼市的两名记者，没收了他们的笔记本，还派兵到北京，在甘家口大街上拘捕了上京告状的军区干部。同时，支持军区观点的造反组织连续三天，围攻内蒙师院。
3月18日拂晓，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第三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这次，康生也参加了，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参与内蒙古事务。
这次接见结束时，周恩来派副总参谋长李天佑，立即率中央调查团赶赴呼和浩特，平息内蒙古局势。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吴涛也随中央调查团，一同返回呼市。
吴涛是沈阳人，蒙古族，“9
八 军人抗命（此处略）
九 夺权运动落下帷幕
1967年6月17日，在大西北戈壁深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翌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炎热的阳光下，红旗飞舞，人海簇拥，15万群众隆重，热烈吹呼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同时，大会宣布：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于即日成立，滕海清任筹备小组组长，吴涛任副组长，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以及郝广德、高树华、刘立堂、霍道余、杨万祥、王志有、周文章，那顺巴雅尔等造反派头头共17人为成员。
应该说，滕海清和革委会筹备小组巧妙地借用了这颗氢弹的巨大政治威力。
在前几个月的内蒙古政治风波中，自治区党委和内蒙古军区两败俱伤。滕海清则随××军××师进驻呼市，快刀斩乱麻，一举平息了事态，稳定了局势。此时，内蒙古各派造反组织正在逐步实现大联合。而原定内蒙古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刘贤权，因忙于青海事务，抽不开身，中央便把内蒙古自治区七盟二市交给了滕海清。
滕海清奔走于各盟市之间，谈形势，讲任务，归纳起来就是三条：第一，要把对敌斗争搞好；第二，要把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搞好；第三，要把生产搞好。
6月底，在“呼三司”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总部头头们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会议上，滕海清做了长篇讲话。他谈到内蒙古的形势时说：“这里有乌兰夫黑线；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军队又犯了错误，有一小撮人是反党反中央的反党集团，这就增加了内蒙古地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阶级敌人采取各种阴险、毒辣、隐蔽、曲折的手段进行公开和隐蔽的破坏活动，如暗杀、打黑电话、破坏生产等等。”
1967年10月28日，北京，钓鱼台。
近日，康生案头又堆满了有关内蒙古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是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毛泽东和林彪已经亲自审阅并刚刚划圈通过。
滕海清等人到京已经几天，送上报告后就一直等候着批示。
这天中午，康生打电话召来滕海清和高锦明，同时，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应召赶来了。郑维山同滕海清一样，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1955年授衔的中将。
在8号楼豪华的会客室里，康生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找你们来没有别的，就是叫你们看看这个。”说着，把毛泽东和林彪圈阅过的报告递给了滕海清。
滕海清接过报告，看到毛、林圈阅的笔迹，问道：“就这样定了？”
康生答道：“定了吧！”
还在前一天下午，康生曾把滕海清召到钓鱼台谈话。那时，毛泽东和林彪还没有批复内蒙古的报告，康生只谈了内蒙古的一般形势。滕海清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康生的重要指示，康生说：“内蒙古的敌人是很多的。”“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古用的人就知道了。奎璧、吉雅泰是叛徒，权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
康生提到的这人都是内蒙古党委书记处的成员，有的已被打倒，有的还在台上，而且准备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结合到革委会中去。
此刻，在讲到内蒙古时，康生又说：“内蒙古对乌兰夫的斗争很不够，系统地揭露很不够，乌兰夫很舒服，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把他搞臭。”
接着，康生结合前一阶段内蒙古的动荡局势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古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
康生就这样主观臆断，对内蒙古形势做了极为歪曲的判断。当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已被公开打倒，康生则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第七位跃居第五，同时，他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务，因此，滕海清唯唯喏喏，把康生的一席话当作中央精神，再三领会。他起身告辞，第二天就赶回了呼和浩特。
11月1日，深秋的塞北草木凋零。这天，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盛大的成立大会。
滕海清坐了头把交椅——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吴涛、高锦明、霍道余任副主任，常委除以上四人外，还有谢振华、权星垣、杨永松、李树德、李质、张广有、郝广德、高树华、王金宝、王志友、刘立堂、杨万祥，那顺巴雅尔、李枫、周文孝，其中郝广德以下都是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
当天，大会发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至此，惊心动魄的内蒙古夺权运动，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十 乌兰巴干
乌兰巴干在“文革”期间曾是内蒙古地区的一位风云人物。
他曾因写作小说《草原烽火》而成为全国知名作家，当上了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兼作协分会主席。“文革”爆发后，他抢先组织了“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
滕海清来内蒙古后，这位“揪叛”头头立刻与滕的秘书陈小庄等人挂上了钩，让“滕办”给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写了一封公函，以“查叛徒材料”为名，介绍他去看对外保密的公安厅档案。
公安厅有个干部名叫丁振声，他把自己以前工作上掌握的有关历史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档案和一些地方发生的案件材料，悄悄交给了乌兰巴干。
那时，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有个女演员同内蒙古大学的一位男教师关系暖昧，被人发现。本来，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教育或纪律处分一下也就过去了。可事情不巧，这位内大教师偏偏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后回国的人员。
乌兰巴干嗅觉很灵，他串通呼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些人将女演员关押审问，逼她编造交代了有关参加叛国组织的情况，搞出了一份七八十人的名单。
这位小说家结合丁振声提供的材料，编编抄抄，不几天就整理出了一份材料。
1967年10月3日，乌兰巴干来到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叩响了4号楼的大门。这里是“滕办”驻地。
乌兰巴干说明来意，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叠材料。一行大字跳入人们的眼帘——《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简要报告）》。
这是乌兰巴干向“滕办”秘密送交有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材料，也是 “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第一次正式提出“内人党”问题。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成立于张家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共产国际、国共两党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共同影响、领导下建立的一个蒙古族人民的政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衰落和消亡。
1945年日本投降后，8月18日，东蒙地区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哈丰阿为首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主张内蒙古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重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不久，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派张策、胡昭衡、方志达、胡秉权等人到东蒙开辟工作。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放弃了内外蒙合并的主张，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6年“四三”会议决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停止活动。1947年“五一”大会召开，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此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许多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参加了共产党，日后成长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级领导干部。
11月10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刚刚九天，乌兰巴干又匆匆忙忙直奔新城宾馆4号楼，送上了第二份材料《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什么货色？》。
11月25日，朔风凛烈，砂雪横飞。这天，乌兰巴干手下的“揪叛联络站”非法拘捕了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特古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是东蒙地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
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据后来内蒙古有关组织的统计，乌兰巴干前后给滕海清办公室报送了几十份有关“内人党”的材料，所“发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共有一百多个。
此时的乌兰巴干俨然成了“内人党”问题的头号专家，在呼市地区先后做了二十多次关于“内人党”问题的大型报告，耸人听闻地提出了“四个演变”的理论，说：
“内蒙古的共产党是内人党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军队是内人党的自治军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干部是王公贵族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共青团是内人团演变过来的”。
这“四个演变”的理论是乌兰巴干每次报告必讲的内容，影响之大，遍及内蒙古七盟二市。在报告中，乌兰巴干还常常说：“乌兰夫二十年来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发展‘内人党’，因此草原遍地都是‘内人党’，甚至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还在发展‘内人党’。”
乌兰巴于是蒙古族，可他却偏偏煽动汉族对蒙族的民族仇恨，挑拨蒙汉民族关系。他在报告中说：“‘内人党’的自卫军从哲盟一直杀到昭盟，把辽河两岸的汉族都杀光了。”
滕海清初来乍到，对内蒙古原来的干部大多不信任，却喜欢同造反派们来往，尤其是喜欢绕开组织系统和主管部门，同乌兰巴干这类人物接触。他身为内蒙古七盟二市的最高首脑，却把一位小说家提供的“材料”作为决策的依据。一场空前规模的惨剧由此而生！
十一 滕海清夜访钓鱼台
1968年1月6日，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这天，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又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整整开了十二天。1月17日，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滕海清做了长篇讲话。
正是在这篇讲话中，滕海清提出了“打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的口号，正式肯定了乌兰巴干一伙人早已掀起的这场运动。后来，高锦明又将“清流毒”改成“肃流毒”。血腥残酷的“挖肃”运动终于开始了！
1968年2月4日，北京，钓鱼台。
自从中央文革小组进驻国宾馆以后，钓鱼台便成了“中央文革”的代名词，与毛泽东、周恩来所在的中南海和林彪的巢穴毛家湾鼎足而立，成为主导中国政坛的一方势力。
晚9时许，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和常委李树德来到钓鱼
在8号楼宽敞的客厅内，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等人接见了滕海清一行。接见一直持续到深夜12时。
滕海清和李树德先汇报了内蒙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挖肃”运动的进展情况。当提到革委会委员王再天时，康生插话说：“王再天这个人很阴险，他是苏修特务。内蒙古是否还有别人？王再天不仅是苏修特务、张学良的忠实走狗，而且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王再天是哲盟科左中旗人，蒙古族，早年参加东北军，任少校联络参谋。1936年加入共产党，任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委员，开始了地下工作。他于1946年调入内蒙古工作，任中共内蒙古工委社会部长。解放后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后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分管政法工作。
这时，江青插话说：“我在北京文艺界做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文艺界的坏人没有挖出来，内蒙古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
江青接着说：“内蒙古阶级斗争比较复杂，革命群众挖出了一些坏人和一些反动党派组织，群众专政指挥部是个好形式。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以后，抓了阶级斗争，工作做得比较深入扎实。青海革委会成立后，抓了整党建党，各有特色。”
康生对滕海清等人指示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在部队内肃清。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锋，这样群众就知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蒙古族的坏人发动蒙古族的群众去揪斗，这样更有利。”
滕海清和李树德点头称是，康生又说：“内蒙古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这样，康生一伙对“内人党”问题已经做了明确指示。滕海清经过这一番耳提面命，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番了。
十二 滕海清的“王牌 ”
1963年2月6日，乌兰察布盟集宁市。寒冷中，邮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呵着两手，像往常一样进到邮件存放间，漫不经心地检查从这里寄出的一个个邮件。突然，一件奇怪的信件引起他的注意。
这是一个沉甸甸的信封，收信人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市的奥依德布道尔吉，寄信人署名“中国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集宁市民族中学赵金海”。信封上除奥依德布道尔吉的人名是用斯拉夫文写的以外，其他均用汉文，笔迹流畅。邮检员还注意到，信封上面贴了一张二角四分钱的邮票，按照当时的邮价，明显超重了。
很快，这封可疑的信件被送到了设在集宁市的乌兰察布盟公安处的办公桌上。
公安处将信件拆封，发现里面竟是一幅京剧大师梅兰芳戏剧条屏。条屏背面，是用老蒙文密密麻麻写的一封长信，译成汉语约合7000多字。
经过鉴定，这是一封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会”名义寄给奥依德布道尔吉，让他转交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的政治信件。
信中称：“1961年11月26日召开有22名代表参加的首届党代大会以来……最近召开了43名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党代大会。”该信内容大致分为五部分：一对1962年12月中两国正式划定边界表示不满；二，提出内外蒙合并的主张；三和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共的民族政策横加指责；五，提出内外蒙合并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信的末尾写道““为争取1966年7月1日以前统一内外蒙而奋斗。假如第一个计划实现不了的话，继续更加英勇努力，为争取在1966年7月1日或11月26日最后的胜利而奋斗。”该信还称同样内容的信一共寄出五封，但我公安机关只截获了两封。初步调查结果，集宁市民族中学根本没有赵金海此人。
这是一起恶性政治案件，乌盟公安处和盟党委立即上报内蒙古党委和自治区公安厅。信件是在2月6日发现的，所以取名“206”案件。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立刻召开党委会议，指定主管政法和安全工作的书记王再天亲自挂帅，立案侦查。
王再天和自治区公安厅召集各盟市和各部门公安处长和侦察科长开会，在全区范围内做了周密部署，暗中核对笔迹，查找写信人。然而，尽管集中了得力干部连续侦查了三年半，但案情始终毫无进展。
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各方面的意见逐渐一致，认为此信所述内容很可能并无其事，而是少数敌对分子使用的反间计，意在挑拨是非，制造混乱，扰乱我内部。
在挖“内人党”期间，滕海清等人在“206”案件中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前面，自欺欺人地加了一个“内”字，将“206”案件当作“内人党”存在的一个铁证。同时，他们还把这一悬案同所谓“43人委员会”联系起来。
1957年以前，为加强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文化联系，根据中蒙两国文化协定，内蒙古在蒙文改革方面与蒙古合作，准备试行斯拉夫字母，名词术语也力求统一。为此，该年春，自治区曾派人专程前往蒙古国，就文字改革和名词术语统一问题进行协商。内蒙古代表额尔敦陶克陶临行前，曾和特古斯一道，向乌兰夫汇报请示。
当时，人们曾提出需要一个协调机构，以便联系和协商。这样，蒙古国26人，中国内蒙古自治区17人，共43人，准备成立一个“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
不久，由周恩来主持，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在青岛拉开帷幕。会间，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改革应实行拉丁化的方针，向汉语拼音靠拢。
内蒙古党委当即决定停止试行斯拉夫文字，制定推行拉丁字母的方案。这样，原有的与蒙古国的联系随之中断，酝酿中的“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未能建立。
在“文革”前的内蒙古，除去上述“206”案件和“43人委员会”外，还有所谓“陶、那、松”案件、呼伦贝尔盟的“统—党”和“真理党”等民族分裂性案件。案发原因大多是由于当事者对党的民族政策缺乏理解，而提出内外蒙合并的错误主张。
“文革”期间，这些事件又被人挖掘出来，滕海清则将之当作“内人党”地上活动的“铁证”。
十三 第三次全委会
下有乌兰巴干提供材料，上有康生、江青的煽动催促，内蒙古地区的“挖肃”矛头，终于转向了子虚乌有的“内人党”。
1968年2月6日，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召开碰头会，认为“内人党”在1947年的
“五一”大会之后，仍有地下活动。为区别起见，此后的“内人党”常常称作“新内入党”。
2月13日，中共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滕海清被指定为组长，吴涛、高锦明为副组长，成员有权星垣、李树德、杨永松和李质。
15日，在各盟市的汇报会上，高锦明代表自治区革委会及核心小组讲话，着重谈了“内人党”的问题。他先把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下属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抛开，认为这个组织不存在问题。然后，把“内人党”的历史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5年在张家口召开成立大会到三十年代；第二阶段：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恢复活动到1947年“五—”大会宣布取消；第三阶段：从“五一”大会后转入地下。
高锦明说，前两个阶段的“内人党”没有问题。只有第三阶段的“内人党”才是“挖肃”对象，而“内人党”在第三阶段存在的铁证就是“206”案件。
当时，尽管内蒙古革委会领导成员极左盲动，对挖“内人党”跃跃欲试，但他们仍然试图掌握政策，因而设置了四条“防线”：一，“内人团”除外，不属于“挖肃”对象；二，第一阶段的“内人党”除外；三，第二阶段的“内人党”除外；四，只有在第三阶段加入“内人党”的旗县以上干部才算反革命，旗以下的普通党员则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为“内人党”于1945年恢复活动时，曾决定支部建立在旗上。
4月13日上午，呼和浩特新华广场。正当中共中央《4.13决定》发布一周年之际，呼市军民举行大规模庆祝。
滕海清发表长篇讲话。他说：“我们正在开展的挖黑线、肃流毒的人民战争，已经进入了向乌兰夫及其一切残余势力发动全线总攻击的新阶段。”
为配合庆祝活动和滕海清的讲话，《内蒙古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向阶段敌人发动全线总攻击》。在传媒铺天盖地，大肆鼓动“全线总攻击”的同时，各种“挖肃”群众性组织纷纷建立，摆出了总攻的架势。
这个时候，一个人物又起到了牵动全局的作用，他就是郭以青。
郭以青是三十年代的老北平地下党员，以后又但任过河南特委书记。五十年代，他调到内蒙古地区工作，“文革”前夕任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此公一贯极左，早在1965年5月，就曾给自治区党委领导写信说：“种种迹象表明，自治区（特别是文教界）似以乎有一个相当形式的民族分裂组织，不是小集团，而是一个反动的派别，或者政党。”假如面对着我们的是一个有组织、有准备、有国际背景的阴谋集团，就必须针锋相对地作出全面部署，下决心一下打乱他们的阵势，才有可能各个击破。”
郭以青还提出：“‘真理党’问题，又有一种说法，说就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搞内外蒙合并的，并且牵涉到法院的特木尔巴根同志。……我怀疑东部蒙族中有一二百人的民族分裂集团，如特古斯、巴图等。”
从1967年起，郭以青开始支持乌兰巴干。乌兰巴干曾带上大口罩到郭家密谈，郭则几次邀请乌兰巴干到内蒙古大学，作关于“内人党”案件的报告。
1968年3月，郭以青向滕海清汇报乌兰巴干反映的情况，当时在场的还有高锦明。他此时对挖“内人党”的态度，已转为积极支持。4月14日，滕海清讲话刚过一天，郭以青带着几名造反派来找高锦明。
高锦明同郭以青是老相识，他叫来负责专案工作的核心小组成员李树德和“滕办”主任李德臣，一起听郭以青等人的汇报。
郭以青等人信誓旦旦地说：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巴图是“内人党”常委，他的“内人党”问题和“206”案件都已经被我们“突破”了！巴图供出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医学院院长木伦和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等，一共8个人，都是盟市级以上的蒙族干部。
他们走后，核心小组成员对汇报内容半信半疑。当时，滕海清、吴涛都在北京参加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核心小组研究后决定：逮捕上述8名盟市级以上干部，对他们实行分别军管，成立专案组，个别审讯和交待，使案犯无法串供。
鲍荫扎布原来被关押在内蒙古军区步校，由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监管，已被关押了4个多月。如今又落到了专案组手里。
从4月24日下午到第二天上午10时，在专案组组长刘占龙主持下，对鲍荫扎布进行了连续18个小时的严刑挎打。鲍荫扎布被迫编造了参加地下“新内人党”的假口供，供出了盟市级以上干部共30多人。
4月26日，李德臣主持起草了一份《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上呈“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北京军区（请转滕、吴）”。高锦明签发了报告。当时，滕海清和吴涛还在北京。
5月的一大，经内蒙古革委会研究决定，成立了第二专案办公室，由任家骥担任主任。原先已经成立的第一办公室是专门负责揪叛徒、特务的，而这个第二办公室则专挖“新内人党”。
1968年7月5日，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滕海清主持下拉开了帷幕。
这次全委会是内蒙古“文革”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内蒙革委会正式做出了关于深挖“新内人党”的决策。会上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对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和《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的处理意见》。这些文件断定，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内人党”便转入地下；文件称乌兰夫是“内人党”的后台；并规定，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勒令一般党徒进行自首登记，对抗拒者从严惩处。
第三次全委扩大会于7月20日落下帷幕。之后，《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351号文件印发全自治区。
同时，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也向康生口头请示过。康生说：“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
这样一来，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一跃而具备了合法的形式。一场有领导、有组织、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在全区席卷而来。
9月，希望转瞬即逝
内蒙古革委会的正式文件一经发布，各地区、各单位闻风而动，层层落实。很快挖出了一批又一批“新内人党”。但与此同时，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恶性消息也不断传来。革委会的一些头头感到不安了。
1968年8、9月间，内蒙古革委会关于“新内人党”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
这时，不少人已经感到群众运动易放难收，感到挖“新内人党”的局势难以控制。李德臣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不能再搞了，肯定有错的。下边报上来的不可靠，最起码有百分之七十错了。要成立专案小组，落实政策。”
高锦明显得很激动：“不能再挖了，再挖就挖蹋了！”
然而，在争论中，掌握最后拍板权的滕海清却一言不发。
以后，李臣多次找到滕海清，向他提出防止扩大化的问题，建议立即刹车。
据李德臣后来回忆说，此时的滕海清依然沉着脸，默然无语。李德臣急了。他是随滕海清从北京军区来内蒙古支左的，在滕海清面前敢于“放炮”。
经过这番争取，内蒙古革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准备通过关于挖“新内人党”立即刹车的决议。这时，大约是1968年9月13日，正是秋凉季节。
滕海清参加了这次常委会。但是，他发了—个言之后，便匆匆赶往飞机场了。中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即将召开，滕海清此行是回京参加会议的。
滕海清走后，常委们意见也趋于一致，决定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刹车，转入整建党工作。为落实决定，召开一个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势在必行。
常委会上，大家共推吴涛在直属机关大会上代表常委会讲话。
吴涛身兼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和军区政委，是滕海清之下党政军名副其实的第二把手，由他讲话是再合适不过了。不料吴涛断然拒绝。
接着，大家又请吴涛主持大会，吴涛再次拒绝。
这样一来，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只好改由高锦明讲话，权星垣主持。
9月25日，自治区政府礼堂。高锦明开始讲话了。尽管他也曾经极左偏激，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毕竟是一位负责任的党的干部，在此时此刻敢于挺身站出来，还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高锦明刚说几句话，以肖应棠副司令为首的几个军区领导人呼喇喇站起身，拂袖而去。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字报已经刷到大街上了，公开称；“高锦明9.25讲话是一个大毒草！”
内蒙古全乱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反对的，支持的，观望的，各种观点的人们纠缠在一起，闹得不可开交。运动失去了方向。此时，吴涛已经赴京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去了，家里只有高锦明、权星垣等人留守，而他们已经控制不了局势了。
几天之后，新城宾馆小礼堂。高锦明主持核心小组会议，研究对策。
这时，“滕办”成员李良走进会议室，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原来，滕海清、吴涛刚从北京打来电话。权星垣接过电话记录，上面大意是：内蒙古不要搞乱了，高锦明同志有右倾问题，是属于工作中的错误，我们也有责任。
“工作中的错误”这句话至关重要，因为这等于挽救了高锦明的政治生命。
尽管高锦明已经做了关于刹车防左的讲话，然而，内蒙古地区深挖“新内人党”的运动仍然按照自身的惯性运转着。
10月18日，呼和浩特的主要建筑和交通要道，张贴出了一份份《通告》，勒令“内人党”分子限期登记，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到《通告》规定的最后期限——11月21日，呼市地区共登记了70人。其中，1945年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23人，1946年的33人，1947年的10人，而所谓1962年以后加入的只有4人。这些人都是被逼无奈才来登记的。
十四 恐怖的气息
1968年11月23日，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新贴出了一批告示。酷寒中，神情严肃的人们三五成群，匆匆地阅读着那墨迹才干的大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关于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的第二号通告
通告措词严厉地说，10月18日发出通告后，从10月21日至11月21日已经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了登记，使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通告说：“但是，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小撮‘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顽固分子，仍对我党政策置若罔闻，负隅顽抗，同时，在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工作中受到右倾翻案暗流的严重干扰和阶级敌人的破坏，阻碍登记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此，公安机关军管会宣布登记工作延期一个月，截止到12月23日结束。
在下达第二号通告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呼市群众专政总指挥部联合发布了《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标语口号》，其中，总共拟定了32条标语口号，同《通告》并列张贴在一起。人们读罢《通告》和32条标语口号，匆匆散去。恐怖的气息遍布呼和浩特。
11月24日，《内蒙古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社论：《一定要稳准狠》。标题以特大号字体排出，十分醒目。
当时，正是内蒙古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后，挖“内人党”进入高潮之际，自治区各直属机关、各盟市旗县人民公社、内蒙古军区各师和各军分区，普遍举办了以挖“内人党”为任务，限制人身自由，以刑讯逼供为手段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几乎就在为深挖“内人党”大造舆论的同时。12月初，内蒙古革委会在原先的第二专案办公室之外，又成立了挖“内人党”领导小组，组长正是挖派中坚人物李树德。
到此为止，内蒙古地区挖“内人党”的运动由浅入深，以反右倾为号召，运动进入高潮期。
严刑之下，专案人员所需要的口供源源而来，真可谓战果辉煌。1968年12月，滕海清考虑向中央报功，主持起草《关于“内人党”问题的汇报提纲》，执笔者正是“滕办”主任李德臣。
《汇报提纲》是一份用钢鞭棍棒蘸着受害人的血泪而写成的文字。这是一篇冤案录，是一份谎言书，更是—部暴行记。
就在滕海清踌躇满志，准备向中央报功之时，内蒙古干部群众反抗、抵制挖“内人党”暴行的声音，也不断传向北京。
当时，北京军区党委接到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的大量申诉信和求救信之后。于1968年12月，派出副政委张南生和干部部部长曹振东，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内蒙古军区调查情况。
十五 滕海清一意孤行
北京军区工作小组由六七人组成，除张南生、曹振东外，还有干部任免科科长范希圣以及几个秘书和工作人员。他们来到呼市后，住在了军区招待所。
张南生此行目的明确，他知道内蒙古挖“内人党”闹得正凶，随身带了有关的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语录，准备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正确执行政策。
从12月20日起，由吴涛主持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张南生、曹振东到会，听取了肖应棠代表军区党委所做的汇报。当时，滕海清又回北京了，在呼市的军区常委刘华香、刘彬、王弼臣和党委委员郭云昆等都出席了会议。
那时，吴涛既是内蒙古军区政委，又是北京军区副政委。
曹振东事后回忆说，他们对吴的印象不错，觉得他为人正派，也察觉到了挖“内人党”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并向北京军区党委做了反映。但在“文革”初期，吴涛曾被打倒，因此顾虑重重，在关键时刻，只是随声附和，不敢挺身而出。
在交谈中，张南生、曹振东他们突出地感到：内蒙古军区领导思想非常“左”，在指导思想上把内蒙古看得一团漆黑，认为军区干部基础不好，是伪满时期留下的底子，不彻底翻不行。
曹振东和工作组一起到军区的几个学习班做实地调查，发现存在着“三多”现象——关押的人多，打死的人多，逼供信的花样多，像什么烤烧鸡（把人按在火炉旁烤）、闷豆芽（用棉被盖住人脸使其窒息）、吃猪蹄（将人手用力向内扳，拉伤腕关节）、鸭子浮水（把方凳翻过来，强迫人站在凳子腿上）等等，一共百十种刑罚。
曹振东也是枪口刀尖上闯过来的人，对这些花样繁多的刑罚，竟闻所未闻。
工作组住在军区招待所，军区内的造反派三番五次找上门来，向他们反映“情况”，为揭挖“内人党”运动加火升温，甚至要造工作组的反。
内蒙古军区党委继续召开会议，张南生指出，内蒙古清队运动的打击面已经宽了，发生了“左”的偏向。
张南生一行在呼和浩特待了二十多天，于1969年1月中旬返回北京，向北京军区党委作了汇报。政委陈先瑞主持听取汇报后。指示张、曹二人向在北京的滕海清介绍在内蒙古军区了解到的情况。
张南生和曹振东驱车直奔滕府，然而，话不投机，滕海清正看好内蒙古的清队形势，对逼供信和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满不在乎，认为只是运动当中的支流。
与此同时，滕海清还几次向内蒙古打电话、捎信，指示不得提防“左”口号，不得把“打击面宽了，制止逼供信”等意见写在决定上，还指出军区党委通过的决定是右倾的表现，
吴涛左右为难，只好请示上级，电话打到北京军区党委，找政委陈先瑞。
陈先瑞很快回话，大意是：军队清队运动和地方上是一致的。滕海清同志在北京，他知道中央的精神，你们按照滕海清同志的意见办吧。于是，军区党委集体作出的防“左”决定就这样被滕海清一人推翻了，军队系统的一次抵制行动再度夭折。
滕海清是在上年年底回到北京的。当时，他从内蒙古调了几枝笔杆子来京，炮制了一篇长文：《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对1968年9月内蒙古转瞬即逝的防“左”运动严加批判。
原来，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大多数成员事先不同意写作该文，所以滕海清悄悄把人马调来北京，在半秘密状态下策划炮制。文章写成后，核心小组其他成员仍不同意公开发表，以为把“九月”与“二月”相提并论，上纲太高了。
但滕海清仍一意孤行，下令在《内蒙古日报》、《工人风雷》、《红卫兵》三家报刊上联合发表。这时，是1968年12月31日。
紧接着，1969年2月，滕海清在北京的解放饭店，召集内蒙古各盟市革委会负责人举行了一次会议。
滕海清始终控制着会议，把内蒙古的“挖肃”成果吹得天花乱坠，同时继续反右，不点名地批评了吴涛。当时，吴涛没来开会，留在家中主持工作。
会间，权星垣曾提出：内蒙古挖“内人党”成绩是有的，可是不是搞的面宽了？
滕海清在一旁插话：“你是‘内人党’的总书记吗？”问得权星垣一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滕海清接着说：“你要不是‘内党’总书记，怎么知道每个单位有多少‘内人党’？你无非是说我‘左’了，要是有一个单位有五百个‘内人党’，我打了一千，你说出来，我就承认搞错了。我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成绩永远是主要的！”
此时，滕海清实际上是以攻为守，极力掩盖自己的极左错误，企图通过继续深挖，进一步找到“内人党”的铁证，也好以功掩过。因此，这个时候，他最恼火的就是提防“左”的意见。
牧区“挖肃”的一段回忆
知青的天真、单纯、热情有好也有坏的一面。热情、冲动往往容易代替理智易简单行事。大家来牧区不久便卷入草原上那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简称挖肃）的斗争旋涡里。在牧区开始划阶级时（牧区解放时没有划阶级），我和其他同学的观点还能大体一致。随着”挖肃”斗争开始和深入，我们一部分同学与另一部分积极主张”挖肃”的同学有了分歧。
1968年全国要解放一部分干部，结合到各级革委会中。秋天，公社调我和公社武装部干事格日乎（意思光明的儿子）去厢白旗和厢蓝旗，调查公社原副社长桑几扎布和副书记额仁青的历史，准备结合到革委会中。桑副社长是内蒙解放前被抓当炮灰后投诚解放军的，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功。额副书记是学生出身参加革命，一直搞党团工作。额的母亲，在蓝旗文革中重新”划阶级”时定为牧主。文革中大家都喊毛主席万岁，打倒乌兰夫时，她不跟着喊。别人问她为什么不跟着喊？老太太说只认识乌兰夫，不认识毛主席。老太太又被定为反动牧主。我们去调查时，老太太被关押。回公社的路上，我与格日乎都倾向先解放桑几扎布。可回到公社时一切都变了。内蒙开始了一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残酷斗争，公社的”挖肃”成了这场斗争的急先锋。当时有”旗里看萨麦（公社），锡盟看东乌（旗），内蒙看锡盟”之说。东北有揪新土匪，山西有深挖新”阎锡山”之说等等的全国性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我们准备要结合的干部和没解放的干部都成了”内人党”。公社要留我搞”挖肃”，我对当时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知青何铁军（何芳芳）说了我不想参加的意见后回到了大队。
公社是个边境牧区，有时外蒙的畜群跑过来，公社的马匹、牛群也有跑过去的时候，免不了双方都有些交涉和接触。1945年东乌旗被苏联红军解放的时候，旗里的大牧主带走了不少畜群和一部分牧民跑到了外蒙，边境线内外的牧民从血缘关系上讲都有些沾亲带故的成分。公社书记赫西尔图在逼供的情况下，交代自己是”内人党”，并”里通外国”。这样，所有过去跟他有工作关系的人也都成了”内人党”，没有一人幸免。1969年初的大雪，我和X走到公社，见到被关押在黑屋子里的武装部部长。他的眼睛乌黑青紫，身子摇摇晃晃地站在墙角。我问他，你的头和身上怎么都肿了？他说是公社搞”挖肃”的知青和外来户青年打的。他还说，不交代出别人，他们就不让他睡觉，已经站了两天两夜。我和X心里很难过。桑几扎布那个老糊涂怕挨打，”挖肃”的人问什么就摇晃着脑袋”交代”什么。他与大队书记、队长开会的事经我们”落实”都是一些生产上的事。公社里交代下的”内人党”们的口供，没有一条内容与”内人党”有关。那时侯，除了知识青年外，人人自危。有的知青蒙话没学好几句，却学会了”吐下那，我的马，吐下坏，强嘎”（意思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晚上他召集浩特牧民开会就会说这几句，吓的牧民谁也不敢出声。会后牧民青年和大队的新书记告诉我，一看见有几个骑马的过来，就自己先吓的脸色煞白。我说，不要理他们这些。更有甚者，大队部唯一的外来户女党员，主动交代自己是赫西尔图发展的”内人党”党员，并交代大队80的牧民都是”内人党”党员，连60来岁的牧民老太太都是党员。一天早上，一个男知青兴冲冲地跑到冬营盘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说不可能都是”内人党”啊。他说，是他们自己主动交代的。后来我骑马去了大队部，亲自询问了那个人。她和她丈夫还是一口咬定交代的是事实。我问他们，”内人党”蒙话怎么说？他们说”道套了那民”（内党），我再问，那”人”呢？他们说，”道套了浑那民”。我又问内人党的全称怎么说，他们回答不上来。他们说赫当初就是用汉话说的”内人党”。过后，我对那个知青说，他们连”内人党”是什么都不清楚，赫西尔图是个老蒙古根本就不会用汉语与他们讲话。你信他们是”内人党”吗？对这场”挖肃”，我已经从当初的反感走向了反对的立场，尽力说服我周围的同学不要相信这种逼供信出来的东西。对于大队那些被打成”内人党”、”走资派”、”新牧主”、”反革命”、”土匪”和”反动大喇嘛”的人，我照样到关押他们的蒙古包里与他们聊天说笑。可惜我的蒙话不好，想与大喇嘛聊聊他们的喇嘛历史、文化、生活等我都想感兴趣的故事，却无法如愿。
开始时小x也积极支持”挖肃”斗争，后来看出这场斗争的苗头不对，她与另部分同学发生了分歧。但这些人没有善待她，对她讽刺挖苦，并讥笑她是”后院里的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对于”挖肃”和一部分同学的”疯狂”，我采取的是冷漠和反对的态度，当这些少部分人对斗争热情不减时，我和多数同学已一头扎到牧民之中，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http://tibet.woeser.com/?p=34951
在和讯博客看到一篇关于内蒙武斗的文章，说内蒙67年1月军队和红卫兵发生冲突，是全国武斗第一枪。印象中，上海的一月风暴（后来引发大闹怀仁堂）才是第一家。后来在老鬼新浪博客看到宇鹏发的帖子，才知内蒙古那一枪是2月初打的，夺权比上海要迟，但军队开枪杀红卫兵，的确是独家开了先河。所以后来才有滕海清中将奉命改组内蒙古高层，并奉命大抓内人党。
文革打出的第一枪
1967年1月，离开了喧嚣的北京，离开了那漫天的阴霾和暗红色的夕阳笼罩的城市，我们在归程间奔向河套地区。
火车过了卓资山，在苍茫的原野上奔驰，远远望见北方的塬上隆起的大山的阴影。那是河套平原北部天然的屏障——大青山脉，属于阴山山脉。而眼下的卓资山，则是这个东西千里的平原的东部战略支撑点。从此向西，远远别离了桑干河流域的土黄，洪荒，逐渐进入历代草原民族欲南下侵扰中原的最大的战略集结区域。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昔日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千里草原，已为农耕文明和新型的工业文明变成了沃野和散布平原各处的工业基地。望着车窗外闪过的景物，我沉郁的胸怀，不觉开朗起来。
黄昏时分，火车到了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是有鹿的地方，旧名归绥，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我们下了火车，想在这儿逗留两天，看看内蒙古首府的风光。
红卫兵接待处把我们安排到内蒙古工学院，住在三楼的教室里。暖气烧得挺热，教室里暖融融的。铺着毛毡，盖着毛毯，感觉不到北国凛冽的寒气。同室几个来自河套腹地山村的学生，小小年纪，却有人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据他们说，和东北老林里的人一样，他们村子男女都从小抽旱烟。也许是生活的环境使然。我却不敢恭维这一习俗。第二天早上，进来了几个内蒙的中学生。黑而黄瘦的面庞，枯干的身躯。他们是来约我们同室的同学。我以为这些留分头的学生是男生，一张嘴说话，才知道是女的。我奇怪她们何以都装扮成男人，同室告诉我们，为了彻底与封资修决裂，做到革命化、无产阶级化，他们那儿，女生都剪了长发，留了分头。那一个个短发尼姑样的女生，怎么看都怪兮兮的。我一向认为，女孩子的美，相当一部分在头发。如此男女不分，连美丑都颠倒了。
吃了早饭，出了工大校门，就碰见几个学生拿着喇叭，呼吁同学们到内蒙古军区静坐去。我们不知就里，决定随他们去军区门口看看。内蒙古军区在呼市北郊，从工大南下，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折向东行不远，便是军区大院。几百工大学生席地而坐，要求军区副政委刘昌等交出内蒙古自治区几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内蒙古军区第一政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主席乌兰夫已经倒台。而军区却将另外几位书记保护起来，不让红卫兵揪斗。因而导致了学生静坐示威的行动。
军区铁栅门关得紧紧的。荷枪实弹的一排卫兵在墙内紧张地与墙外学生对峙着。学生们似乎并不畏惧这些荷枪实弹的卫兵，一个劲地喊着：
“内蒙古军区不要成为走资派的保护伞！”
“把王逸伦交出来！”
“打倒刘昌！”
第一次见到大学生们与军队对抗，我们无法评价孰是孰非。看了一会，就折转头，向市区走去。
前套地区连降了几天大雪，厚厚的积雪在大街上结成了严冰，光洁而平滑。来往车辆后面都拖着防滑链条，司机还不敢放开速度开车。街市不太繁华，行人也不算多，但街旁小吃店里的肉馅饼却异常好吃，令我们赞不绝口。虽然是内蒙古，其首府穿着民族服装的人并不多见。我们所在的新城，扩建于解放以后。据说旧城要南去十里之遥。天气太冷了，我们难耐风寒，也只在新城溜达溜达，算是认识了这座高原上的城市。
下午，从城区回来，路过军区的十字路口，只见一个军官模样的魁梧大汉，骑着摩托车，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路口用喇叭向行人宣读内蒙古军区的命令，命令认定：大学生静坐军区大门示威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阴谋的反革命事件；勒令静坐学生必须于一小时内撤离军区，返回校园，否则将采取行动。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过往行人听着那体格硕壮，满脸络腮胡子的军官威严的宣告声，似乎无动于衷地继续赶路。
我们却不免为与我们一样，其目的只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学生们的命运而惴惴不安了。
回到工大，刚刚坐到暖烘烘的地铺上，就听进来的学生说，军区开枪打死了一个示威学生。听到这一噩耗，大家心情都有些沉重。而校园里却沸腾了。高音喇叭声讨着军区走资派镇压革命学生的罪行，呼吁全校师生去声援军区门前的正义斗争。一队队学生整装赶赴军区大院，事态没有平息，反而更扩大了。在剑拔弩张的对峙中，内蒙古军区到底没有如命令所言，采取进一步过激行动。
在喧哗与不安中过了一夜，后半夜才算真正睡着。一直睡到小晌午。我不再想军区门前的事，一心想到呼市附近的王昭君的青冢去拜谒。这样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从工大到市区，竟没有几个人弄得清她究竟是谁，说得清她的青冢在什么地方。好容易弄明白了个大概，可是青冢远在市西十五里，不通公共汽车，在冰天雪地中无法前往。我也只好作罢。
翌日，我们登上西去的列车，告别了这座粉妆玉裹的城市。
越来越多地听到内人党的传言。这本来是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内蒙古一些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青年成立的图谋内蒙独立的非法组织，随着伪蒙疆自治政府的倒台，共产党的入主草原，他们早已作鸟兽散。如今却被从垃圾堆里翻出来，成为乌兰夫以下，大多数蒙古族党政干部及部分内蒙当地汉族干部无人能幸免的政治冤案的罪名，内蒙古算是倒了霉了。内蒙，革命历史悠久。有自己完整的干部体系。但它沿长城线与内地广泛接壤，无险阻可守；加之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汉族占绝对优势，根本不可能独立割据。但编织罪名，网罗无辜，涂炭生灵，是政客们一贯使用的伎俩，戕害几十万内蒙古干部又算得了什么？
内蒙古大学学生静坐军区门口，要求揪斗内蒙走资派的闹剧，仅是这整个大闹剧其中的一幕。它却开启了全国武斗的序幕，开启了文化大革命平民死亡的先河。尽管这一插曲已淹没在历史的风烟之中……
1967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内蒙古事件的决定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逸伦，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等被交与群众批斗。改组后的内蒙古军区以腾（滕）海清为司令员。内蒙古事件暂告平息，而揪内蒙古人民党的斗争却仍然如火如荼。又有什么梅花党的消息不胫而走，仿佛于1965年归国的李宗仁的老婆郭德洁，以及王光美等人均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潜伏于中国大陆的战略特务。一时间人们谈虎色变，再也分辨不清消息的真伪。
一个是非颠倒，浑浑噩噩的时代！
注：刘昌：少将，福建长汀人，10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入党，长征前为团政委。抗日战争时任陕甘宁边区独立营政委，八路军留守兵团陇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任内蒙古军区骑兵四师政治部主任，骑三师政委。建国后，为内蒙古军区副政委、政委。文革遭受迫害，后平反。
王逸伦，出生于1904年，赤峰翁牛特旗人。
早年在赤峰二道街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在赤峰接官亭学校、林东小学校任教师。1932年赴北平求学时，由内蒙特委书记陈镜湖、刘刚介绍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上海中央训练班学习。1933年受内蒙特委派遣回家乡热河赤峰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1934年在河北省委任组织干事。后到河套从事地下活动，任中共临河县委书记。
1935年夏，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问题研究院学习。1938年秋回国。1939年4月到延安。7月奉派到华北敌后工作，任冀南区党委工农委员会书记。1942年受东北工委派遣做地下工作，在赤峰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对日斗争。1945年9月任热北游击支队司令，热北军分区政委，中共热北地委书记，中共热辽区委员会秘书长，热辽警备区政委，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常委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内蒙古自治区财委主任，中共内蒙古东部区委员会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内蒙古党委财贸部部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86年6月2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82岁。
七 枪声，惊周恩来
1967年2月5日。军区大院被围攻已经六七天了。南墙外交通阻断，人声鼎沸，军区大院内的车辆行人，进出一律受到禁止，日常工作陷于瘫痪。
鉴于局势危急，军区领导正电询总参谋部：一旦造反派冲进军区重地，是否可以开枪。总参请示叶剑英、徐向前，叶、徐二帅尚未答复。
大门内，原先为防止“呼三司”冲击，停放了两辆大卡车。此刻，军区等候总部的指示，已做好开枪的准备。两部卡车驶离南大门，围堵在大门外的红卫兵暴露在枪口之下。同时，军区大院南门外的胜利路两端也各放了一个连，准备相机行事。
12时15分，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手持话筒，正在南门口喊话，要刘昌出来辩论。这时，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怒气冲冲地走来，挥刀便砍，韩桐闪身躲过。柳青随即举枪，清脆的枪声压倒人海的嘶喊，在空中回荡。子弹从韩桐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肺动脉被击穿。经抢救无效，韩桐身亡。
当时，驻呼和浩特的《红旗》杂志记者于××和《解放军报》记者宋××正在现场。他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支持“呼三司”，迅速将枪击事件上报中央。
内蒙古的枪声惊动了周恩来。他立刻在2月6日，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名义发出急电：要求立即停止冲突，不要扩大事态；要求内蒙古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四方面，各派3至5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
同一天，两架专机从北京起飞，1小时后，徐徐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四方代表共20来人，分乘两架专机，直飞北京。
1967年2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首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周恩来环视小会议厅，先一一询问了四方代表的姓名、民族、年龄，然后向“呼三司”代表高树华说道：“你们三司有一个同学被打死，怎么不让检验尸体？”
高树华回答：“因为他们要抢尸，毁灭罪证。”
周恩来浓眉一扬，问“是谁要抢尸？”
高树华道：“红卫军。”
周恩来转向红卫军代表，责备地说：“怎么能抢尸体呢？为什么搞得这么对立？人是怎么打死的？”高树华、郝广德报告了事件经过。
周恩来听罢，微蹙眉头，问军区代表道：“开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军区司令部军务部长蒋××起立回答：“那天12点打死人，到下午3点才听说。后来有个老工人反映说，他看见放了两个爆竹，还冒了一股烟。”
周恩来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放爆竹怎么能打死人？他自己能把自己打死吗？你们检查枪膛子弹没有？”蒋××答：“没有。”
周恩来挥手让他坐下，神情严肃：“你们没有检查枪膛子弹，怎么能断定不是你们打死的？你们这就输了一着嘛？如果我是个司令员，我马上就把人集合起来，检查枪膛子弹，你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你们追查凶手了没有？”
接着，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我们都是军人嘛！我是个老军人，后来退伍，现在因为工作需要，又穿上了军装。打死人很容易查清，一清点武器、弹药，就清楚了嘛！”
周恩来当即命令内务部带法医去呼市，调查事件经过。第二天拂晓，内务部部长曾山乘专机飞抵呼市，总政保卫部也派侦查处资深技术员王士一，随同前往。
内蒙古军区探明中央态度，深知闯下了大祸。此前，军区个别领导为掩盖错误企图将枪击事件嫁祸于地方造反派。他们造出舆论说，凶手是呼市河西公司造反派的人。同时，军区也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组长正是柳青部下的一位营职干事。
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军区所能控制了。
曾山部长赶到呼市，立即着手调查。验尸结果，打死韩桐的是五九式手枪子弹，而且子弹正是来自军区方向。实际上，早在开枪当天，就有群众在南门外拾到子弹壳，上交给军区保卫部。保卫部当晚便命令侦察科科长青吉如木调查。青科长带人来到南大门，在右侧门柱上发现了弹痕。撬开上面的五合板，终于找到了钻进里面的一颗五九式子弹头。五九式手枪是1959年的新型国产手枪，当时在内蒙古军区只有师职以上干部才配备，数量有限。验枪结果，只有柳青的枪最近使用过，而且缺少两发子弹。同时，司令部有几名干部密报：2月5日，他们目击了柳青开枪的全过程。保卫部立即将柳青的手枪、弹头和弹壳上交总政保卫部，柳青被拘押起来。
2月16日深夜到次日凌晨，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做出了四点指示。可是内蒙古事态仍不见好转。支持“呼三司”和支持军区的对立双方继续、武斗、捕人，军区宣布内蒙古党委的高锦明、权星垣等是“三反分子”，支持军区的群众组织抓了权星垣、康修民等人，严刑毒打，关押游斗。3月7日凌晨1时，呼市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和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两个组织，约3万人，乘着夜色团团包围了内蒙古师范学院，一举捣毁了“呼三司”总部。
3月9日下午，周恩来在国务院小会议室单独接见“呼三司”代表，随后又单独接见了红卫军代表，苦口婆心地劝告批评，然而局势仍不断恶化。
这时，军区个别领导人扣押了《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驻呼市的两名记者，没收了他们的笔记本，还派兵到北京，在甘家口大街上拘捕了上京告状的军区干部。同时，支持军区观点的造反组织连续三天，围攻内蒙师院。
3月18日拂晓，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第三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这次，康生也参加了，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参与内蒙古事务。
这次接见结束时，周恩来派副总参谋长李天佑，立即率中央调查团赶赴呼和浩特，平息内蒙古局势。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吴涛也随中央调查团，一同返回呼市。
吴涛是沈阳人，蒙古族，“9
八 军人抗命（此处略）
九 夺权运动落下帷幕
1967年6月17日，在大西北戈壁深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翌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炎热的阳光下，红旗飞舞，人海簇拥，15万群众隆重，热烈吹呼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同时，大会宣布：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于即日成立，滕海清任筹备小组组长，吴涛任副组长，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以及郝广德、高树华、刘立堂、霍道余、杨万祥、王志有、周文章，那顺巴雅尔等造反派头头共17人为成员。
应该说，滕海清和革委会筹备小组巧妙地借用了这颗氢弹的巨大政治威力。
在前几个月的内蒙古政治风波中，自治区党委和内蒙古军区两败俱伤。滕海清则随××军××师进驻呼市，快刀斩乱麻，一举平息了事态，稳定了局势。此时，内蒙古各派造反组织正在逐步实现大联合。而原定内蒙古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刘贤权，因忙于青海事务，抽不开身，中央便把内蒙古自治区七盟二市交给了滕海清。
滕海清奔走于各盟市之间，谈形势，讲任务，归纳起来就是三条：第一，要把对敌斗争搞好；第二，要把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搞好；第三，要把生产搞好。
6月底，在“呼三司”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总部头头们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会议上，滕海清做了长篇讲话。他谈到内蒙古的形势时说：“这里有乌兰夫黑线；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军队又犯了错误，有一小撮人是反党反中央的反党集团，这就增加了内蒙古地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阶级敌人采取各种阴险、毒辣、隐蔽、曲折的手段进行公开和隐蔽的破坏活动，如暗杀、打黑电话、破坏生产等等。”
1967年10月28日，北京，钓鱼台。
近日，康生案头又堆满了有关内蒙古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是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毛泽东和林彪已经亲自审阅并刚刚划圈通过。
滕海清等人到京已经几天，送上报告后就一直等候着批示。
这天中午，康生打电话召来滕海清和高锦明，同时，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应召赶来了。郑维山同滕海清一样，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1955年授衔的中将。
在8号楼豪华的会客室里，康生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找你们来没有别的，就是叫你们看看这个。”说着，把毛泽东和林彪圈阅过的报告递给了滕海清。
滕海清接过报告，看到毛、林圈阅的笔迹，问道：“就这样定了？”
康生答道：“定了吧！”
还在前一天下午，康生曾把滕海清召到钓鱼台谈话。那时，毛泽东和林彪还没有批复内蒙古的报告，康生只谈了内蒙古的一般形势。滕海清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康生的重要指示，康生说：“内蒙古的敌人是很多的。”“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古用的人就知道了。奎璧、吉雅泰是叛徒，权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
康生提到的这人都是内蒙古党委书记处的成员，有的已被打倒，有的还在台上，而且准备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结合到革委会中去。
此刻，在讲到内蒙古时，康生又说：“内蒙古对乌兰夫的斗争很不够，系统地揭露很不够，乌兰夫很舒服，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把他搞臭。”
接着，康生结合前一阶段内蒙古的动荡局势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古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
康生就这样主观臆断，对内蒙古形势做了极为歪曲的判断。当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已被公开打倒，康生则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第七位跃居第五，同时，他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务，因此，滕海清唯唯喏喏，把康生的一席话当作中央精神，再三领会。他起身告辞，第二天就赶回了呼和浩特。
11月1日，深秋的塞北草木凋零。这天，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盛大的成立大会。
滕海清坐了头把交椅——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吴涛、高锦明、霍道余任副主任，常委除以上四人外，还有谢振华、权星垣、杨永松、李树德、李质、张广有、郝广德、高树华、王金宝、王志友、刘立堂、杨万祥，那顺巴雅尔、李枫、周文孝，其中郝广德以下都是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
当天，大会发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至此，惊心动魄的内蒙古夺权运动，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十 乌兰巴干
乌兰巴干在“文革”期间曾是内蒙古地区的一位风云人物。
他曾因写作小说《草原烽火》而成为全国知名作家，当上了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兼作协分会主席。“文革”爆发后，他抢先组织了“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
滕海清来内蒙古后，这位“揪叛”头头立刻与滕的秘书陈小庄等人挂上了钩，让“滕办”给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写了一封公函，以“查叛徒材料”为名，介绍他去看对外保密的公安厅档案。
公安厅有个干部名叫丁振声，他把自己以前工作上掌握的有关历史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档案和一些地方发生的案件材料，悄悄交给了乌兰巴干。
那时，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有个女演员同内蒙古大学的一位男教师关系暖昧，被人发现。本来，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教育或纪律处分一下也就过去了。可事情不巧，这位内大教师偏偏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后回国的人员。
乌兰巴干嗅觉很灵，他串通呼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些人将女演员关押审问，逼她编造交代了有关参加叛国组织的情况，搞出了一份七八十人的名单。
这位小说家结合丁振声提供的材料，编编抄抄，不几天就整理出了一份材料。
1967年10月3日，乌兰巴干来到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叩响了4号楼的大门。这里是“滕办”驻地。
乌兰巴干说明来意，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叠材料。一行大字跳入人们的眼帘——《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简要报告）》。
这是乌兰巴干向“滕办”秘密送交有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材料，也是 “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第一次正式提出“内人党”问题。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成立于张家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共产国际、国共两党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共同影响、领导下建立的一个蒙古族人民的政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衰落和消亡。
1945年日本投降后，8月18日，东蒙地区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哈丰阿为首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主张内蒙古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重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不久，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派张策、胡昭衡、方志达、胡秉权等人到东蒙开辟工作。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放弃了内外蒙合并的主张，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6年“四三”会议决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停止活动。1947年“五一”大会召开，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此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许多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参加了共产党，日后成长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级领导干部。
11月10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刚刚九天，乌兰巴干又匆匆忙忙直奔新城宾馆4号楼，送上了第二份材料《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什么货色？》。
11月25日，朔风凛烈，砂雪横飞。这天，乌兰巴干手下的“揪叛联络站”非法拘捕了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特古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是东蒙地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
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据后来内蒙古有关组织的统计，乌兰巴干前后给滕海清办公室报送了几十份有关“内人党”的材料，所“发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共有一百多个。
此时的乌兰巴干俨然成了“内人党”问题的头号专家，在呼市地区先后做了二十多次关于“内人党”问题的大型报告，耸人听闻地提出了“四个演变”的理论，说：
“内蒙古的共产党是内人党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军队是内人党的自治军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干部是王公贵族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共青团是内人团演变过来的”。
这“四个演变”的理论是乌兰巴干每次报告必讲的内容，影响之大，遍及内蒙古七盟二市。在报告中，乌兰巴干还常常说：“乌兰夫二十年来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发展‘内人党’，因此草原遍地都是‘内人党’，甚至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还在发展‘内人党’。”
乌兰巴于是蒙古族，可他却偏偏煽动汉族对蒙族的民族仇恨，挑拨蒙汉民族关系。他在报告中说：“‘内人党’的自卫军从哲盟一直杀到昭盟，把辽河两岸的汉族都杀光了。”
滕海清初来乍到，对内蒙古原来的干部大多不信任，却喜欢同造反派们来往，尤其是喜欢绕开组织系统和主管部门，同乌兰巴干这类人物接触。他身为内蒙古七盟二市的最高首脑，却把一位小说家提供的“材料”作为决策的依据。一场空前规模的惨剧由此而生！
十一 滕海清夜访钓鱼台
1968年1月6日，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这天，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又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整整开了十二天。1月17日，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滕海清做了长篇讲话。
正是在这篇讲话中，滕海清提出了“打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的口号，正式肯定了乌兰巴干一伙人早已掀起的这场运动。后来，高锦明又将“清流毒”改成“肃流毒”。血腥残酷的“挖肃”运动终于开始了！
1968年2月4日，北京，钓鱼台。
自从中央文革小组进驻国宾馆以后，钓鱼台便成了“中央文革”的代名词，与毛泽东、周恩来所在的中南海和林彪的巢穴毛家湾鼎足而立，成为主导中国政坛的一方势力。
晚9时许，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和常委李树德来到钓鱼
在8号楼宽敞的客厅内，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等人接见了滕海清一行。接见一直持续到深夜12时。
滕海清和李树德先汇报了内蒙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挖肃”运动的进展情况。当提到革委会委员王再天时，康生插话说：“王再天这个人很阴险，他是苏修特务。内蒙古是否还有别人？王再天不仅是苏修特务、张学良的忠实走狗，而且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王再天是哲盟科左中旗人，蒙古族，早年参加东北军，任少校联络参谋。1936年加入共产党，任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委员，开始了地下工作。他于1946年调入内蒙古工作，任中共内蒙古工委社会部长。解放后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后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分管政法工作。
这时，江青插话说：“我在北京文艺界做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文艺界的坏人没有挖出来，内蒙古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
江青接着说：“内蒙古阶级斗争比较复杂，革命群众挖出了一些坏人和一些反动党派组织，群众专政指挥部是个好形式。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以后，抓了阶级斗争，工作做得比较深入扎实。青海革委会成立后，抓了整党建党，各有特色。”
康生对滕海清等人指示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在部队内肃清。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锋，这样群众就知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蒙古族的坏人发动蒙古族的群众去揪斗，这样更有利。”
滕海清和李树德点头称是，康生又说：“内蒙古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这样，康生一伙对“内人党”问题已经做了明确指示。滕海清经过这一番耳提面命，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番了。
十二 滕海清的“王牌 ”
1963年2月6日，乌兰察布盟集宁市。寒冷中，邮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呵着两手，像往常一样进到邮件存放间，漫不经心地检查从这里寄出的一个个邮件。突然，一件奇怪的信件引起他的注意。
这是一个沉甸甸的信封，收信人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市的奥依德布道尔吉，寄信人署名“中国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集宁市民族中学赵金海”。信封上除奥依德布道尔吉的人名是用斯拉夫文写的以外，其他均用汉文，笔迹流畅。邮检员还注意到，信封上面贴了一张二角四分钱的邮票，按照当时的邮价，明显超重了。
很快，这封可疑的信件被送到了设在集宁市的乌兰察布盟公安处的办公桌上。
公安处将信件拆封，发现里面竟是一幅京剧大师梅兰芳戏剧条屏。条屏背面，是用老蒙文密密麻麻写的一封长信，译成汉语约合7000多字。
经过鉴定，这是一封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会”名义寄给奥依德布道尔吉，让他转交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的政治信件。
信中称：“1961年11月26日召开有22名代表参加的首届党代大会以来……最近召开了43名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党代大会。”该信内容大致分为五部分：一对1962年12月中两国正式划定边界表示不满；二，提出内外蒙合并的主张；三和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共的民族政策横加指责；五，提出内外蒙合并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信的末尾写道““为争取1966年7月1日以前统一内外蒙而奋斗。假如第一个计划实现不了的话，继续更加英勇努力，为争取在1966年7月1日或11月26日最后的胜利而奋斗。”该信还称同样内容的信一共寄出五封，但我公安机关只截获了两封。初步调查结果，集宁市民族中学根本没有赵金海此人。
这是一起恶性政治案件，乌盟公安处和盟党委立即上报内蒙古党委和自治区公安厅。信件是在2月6日发现的，所以取名“206”案件。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立刻召开党委会议，指定主管政法和安全工作的书记王再天亲自挂帅，立案侦查。
王再天和自治区公安厅召集各盟市和各部门公安处长和侦察科长开会，在全区范围内做了周密部署，暗中核对笔迹，查找写信人。然而，尽管集中了得力干部连续侦查了三年半，但案情始终毫无进展。
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各方面的意见逐渐一致，认为此信所述内容很可能并无其事，而是少数敌对分子使用的反间计，意在挑拨是非，制造混乱，扰乱我内部。
在挖“内人党”期间，滕海清等人在“206”案件中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前面，自欺欺人地加了一个“内”字，将“206”案件当作“内人党”存在的一个铁证。同时，他们还把这一悬案同所谓“43人委员会”联系起来。
1957年以前，为加强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文化联系，根据中蒙两国文化协定，内蒙古在蒙文改革方面与蒙古合作，准备试行斯拉夫字母，名词术语也力求统一。为此，该年春，自治区曾派人专程前往蒙古国，就文字改革和名词术语统一问题进行协商。内蒙古代表额尔敦陶克陶临行前，曾和特古斯一道，向乌兰夫汇报请示。
当时，人们曾提出需要一个协调机构，以便联系和协商。这样，蒙古国26人，中国内蒙古自治区17人，共43人，准备成立一个“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
不久，由周恩来主持，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在青岛拉开帷幕。会间，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改革应实行拉丁化的方针，向汉语拼音靠拢。
内蒙古党委当即决定停止试行斯拉夫文字，制定推行拉丁字母的方案。这样，原有的与蒙古国的联系随之中断，酝酿中的“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未能建立。
在“文革”前的内蒙古，除去上述“206”案件和“43人委员会”外，还有所谓“陶、那、松”案件、呼伦贝尔盟的“统—党”和“真理党”等民族分裂性案件。案发原因大多是由于当事者对党的民族政策缺乏理解，而提出内外蒙合并的错误主张。
“文革”期间，这些事件又被人挖掘出来，滕海清则将之当作“内人党”地上活动的“铁证”。
十三 第三次全委会
下有乌兰巴干提供材料，上有康生、江青的煽动催促，内蒙古地区的“挖肃”矛头，终于转向了子虚乌有的“内人党”。
1968年2月6日，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召开碰头会，认为“内人党”在1947年的
“五一”大会之后，仍有地下活动。为区别起见，此后的“内人党”常常称作“新内入党”。
2月13日，中共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滕海清被指定为组长，吴涛、高锦明为副组长，成员有权星垣、李树德、杨永松和李质。
15日，在各盟市的汇报会上，高锦明代表自治区革委会及核心小组讲话，着重谈了“内人党”的问题。他先把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下属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抛开，认为这个组织不存在问题。然后，把“内人党”的历史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5年在张家口召开成立大会到三十年代；第二阶段：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恢复活动到1947年“五—”大会宣布取消；第三阶段：从“五一”大会后转入地下。
高锦明说，前两个阶段的“内人党”没有问题。只有第三阶段的“内人党”才是“挖肃”对象，而“内人党”在第三阶段存在的铁证就是“206”案件。
当时，尽管内蒙古革委会领导成员极左盲动，对挖“内人党”跃跃欲试，但他们仍然试图掌握政策，因而设置了四条“防线”：一，“内人团”除外，不属于“挖肃”对象；二，第一阶段的“内人党”除外；三，第二阶段的“内人党”除外；四，只有在第三阶段加入“内人党”的旗县以上干部才算反革命，旗以下的普通党员则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为“内人党”于1945年恢复活动时，曾决定支部建立在旗上。
4月13日上午，呼和浩特新华广场。正当中共中央《4.13决定》发布一周年之际，呼市军民举行大规模庆祝。
滕海清发表长篇讲话。他说：“我们正在开展的挖黑线、肃流毒的人民战争，已经进入了向乌兰夫及其一切残余势力发动全线总攻击的新阶段。”
为配合庆祝活动和滕海清的讲话，《内蒙古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向阶段敌人发动全线总攻击》。在传媒铺天盖地，大肆鼓动“全线总攻击”的同时，各种“挖肃”群众性组织纷纷建立，摆出了总攻的架势。
这个时候，一个人物又起到了牵动全局的作用，他就是郭以青。
郭以青是三十年代的老北平地下党员，以后又但任过河南特委书记。五十年代，他调到内蒙古地区工作，“文革”前夕任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此公一贯极左，早在1965年5月，就曾给自治区党委领导写信说：“种种迹象表明，自治区（特别是文教界）似以乎有一个相当形式的民族分裂组织，不是小集团，而是一个反动的派别，或者政党。”假如面对着我们的是一个有组织、有准备、有国际背景的阴谋集团，就必须针锋相对地作出全面部署，下决心一下打乱他们的阵势，才有可能各个击破。”
郭以青还提出：“‘真理党’问题，又有一种说法，说就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搞内外蒙合并的，并且牵涉到法院的特木尔巴根同志。……我怀疑东部蒙族中有一二百人的民族分裂集团，如特古斯、巴图等。”
从1967年起，郭以青开始支持乌兰巴干。乌兰巴干曾带上大口罩到郭家密谈，郭则几次邀请乌兰巴干到内蒙古大学，作关于“内人党”案件的报告。
1968年3月，郭以青向滕海清汇报乌兰巴干反映的情况，当时在场的还有高锦明。他此时对挖“内人党”的态度，已转为积极支持。4月14日，滕海清讲话刚过一天，郭以青带着几名造反派来找高锦明。
高锦明同郭以青是老相识，他叫来负责专案工作的核心小组成员李树德和“滕办”主任李德臣，一起听郭以青等人的汇报。
郭以青等人信誓旦旦地说：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巴图是“内人党”常委，他的“内人党”问题和“206”案件都已经被我们“突破”了！巴图供出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医学院院长木伦和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等，一共8个人，都是盟市级以上的蒙族干部。
他们走后，核心小组成员对汇报内容半信半疑。当时，滕海清、吴涛都在北京参加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核心小组研究后决定：逮捕上述8名盟市级以上干部，对他们实行分别军管，成立专案组，个别审讯和交待，使案犯无法串供。
鲍荫扎布原来被关押在内蒙古军区步校，由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监管，已被关押了4个多月。如今又落到了专案组手里。
从4月24日下午到第二天上午10时，在专案组组长刘占龙主持下，对鲍荫扎布进行了连续18个小时的严刑挎打。鲍荫扎布被迫编造了参加地下“新内人党”的假口供，供出了盟市级以上干部共30多人。
4月26日，李德臣主持起草了一份《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上呈“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北京军区（请转滕、吴）”。高锦明签发了报告。当时，滕海清和吴涛还在北京。
5月的一大，经内蒙古革委会研究决定，成立了第二专案办公室，由任家骥担任主任。原先已经成立的第一办公室是专门负责揪叛徒、特务的，而这个第二办公室则专挖“新内人党”。
1968年7月5日，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滕海清主持下拉开了帷幕。
这次全委会是内蒙古“文革”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内蒙革委会正式做出了关于深挖“新内人党”的决策。会上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对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和《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的处理意见》。这些文件断定，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内人党”便转入地下；文件称乌兰夫是“内人党”的后台；并规定，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勒令一般党徒进行自首登记，对抗拒者从严惩处。
第三次全委扩大会于7月20日落下帷幕。之后，《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351号文件印发全自治区。
同时，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也向康生口头请示过。康生说：“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
这样一来，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一跃而具备了合法的形式。一场有领导、有组织、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在全区席卷而来。
9月，希望转瞬即逝
内蒙古革委会的正式文件一经发布，各地区、各单位闻风而动，层层落实。很快挖出了一批又一批“新内人党”。但与此同时，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恶性消息也不断传来。革委会的一些头头感到不安了。
1968年8、9月间，内蒙古革委会关于“新内人党”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
这时，不少人已经感到群众运动易放难收，感到挖“新内人党”的局势难以控制。李德臣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不能再搞了，肯定有错的。下边报上来的不可靠，最起码有百分之七十错了。要成立专案小组，落实政策。”
高锦明显得很激动：“不能再挖了，再挖就挖蹋了！”
然而，在争论中，掌握最后拍板权的滕海清却一言不发。
以后，李臣多次找到滕海清，向他提出防止扩大化的问题，建议立即刹车。
据李德臣后来回忆说，此时的滕海清依然沉着脸，默然无语。李德臣急了。他是随滕海清从北京军区来内蒙古支左的，在滕海清面前敢于“放炮”。
经过这番争取，内蒙古革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准备通过关于挖“新内人党”立即刹车的决议。这时，大约是1968年9月13日，正是秋凉季节。
滕海清参加了这次常委会。但是，他发了—个言之后，便匆匆赶往飞机场了。中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即将召开，滕海清此行是回京参加会议的。
滕海清走后，常委们意见也趋于一致，决定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刹车，转入整建党工作。为落实决定，召开一个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势在必行。
常委会上，大家共推吴涛在直属机关大会上代表常委会讲话。
吴涛身兼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和军区政委，是滕海清之下党政军名副其实的第二把手，由他讲话是再合适不过了。不料吴涛断然拒绝。
接着，大家又请吴涛主持大会，吴涛再次拒绝。
这样一来，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只好改由高锦明讲话，权星垣主持。
9月25日，自治区政府礼堂。高锦明开始讲话了。尽管他也曾经极左偏激，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毕竟是一位负责任的党的干部，在此时此刻敢于挺身站出来，还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高锦明刚说几句话，以肖应棠副司令为首的几个军区领导人呼喇喇站起身，拂袖而去。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字报已经刷到大街上了，公开称；“高锦明9.25讲话是一个大毒草！”
内蒙古全乱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反对的，支持的，观望的，各种观点的人们纠缠在一起，闹得不可开交。运动失去了方向。此时，吴涛已经赴京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去了，家里只有高锦明、权星垣等人留守，而他们已经控制不了局势了。
几天之后，新城宾馆小礼堂。高锦明主持核心小组会议，研究对策。
这时，“滕办”成员李良走进会议室，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原来，滕海清、吴涛刚从北京打来电话。权星垣接过电话记录，上面大意是：内蒙古不要搞乱了，高锦明同志有右倾问题，是属于工作中的错误，我们也有责任。
“工作中的错误”这句话至关重要，因为这等于挽救了高锦明的政治生命。
尽管高锦明已经做了关于刹车防左的讲话，然而，内蒙古地区深挖“新内人党”的运动仍然按照自身的惯性运转着。
10月18日，呼和浩特的主要建筑和交通要道，张贴出了一份份《通告》，勒令“内人党”分子限期登记，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到《通告》规定的最后期限——11月21日，呼市地区共登记了70人。其中，1945年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23人，1946年的33人，1947年的10人，而所谓1962年以后加入的只有4人。这些人都是被逼无奈才来登记的。
十四 恐怖的气息
1968年11月23日，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新贴出了一批告示。酷寒中，神情严肃的人们三五成群，匆匆地阅读着那墨迹才干的大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关于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的第二号通告
通告措词严厉地说，10月18日发出通告后，从10月21日至11月21日已经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了登记，使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通告说：“但是，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小撮‘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顽固分子，仍对我党政策置若罔闻，负隅顽抗，同时，在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工作中受到右倾翻案暗流的严重干扰和阶级敌人的破坏，阻碍登记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此，公安机关军管会宣布登记工作延期一个月，截止到12月23日结束。
在下达第二号通告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呼市群众专政总指挥部联合发布了《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标语口号》，其中，总共拟定了32条标语口号，同《通告》并列张贴在一起。人们读罢《通告》和32条标语口号，匆匆散去。恐怖的气息遍布呼和浩特。
11月24日，《内蒙古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社论：《一定要稳准狠》。标题以特大号字体排出，十分醒目。
当时，正是内蒙古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后，挖“内人党”进入高潮之际，自治区各直属机关、各盟市旗县人民公社、内蒙古军区各师和各军分区，普遍举办了以挖“内人党”为任务，限制人身自由，以刑讯逼供为手段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几乎就在为深挖“内人党”大造舆论的同时。12月初，内蒙古革委会在原先的第二专案办公室之外，又成立了挖“内人党”领导小组，组长正是挖派中坚人物李树德。
到此为止，内蒙古地区挖“内人党”的运动由浅入深，以反右倾为号召，运动进入高潮期。
严刑之下，专案人员所需要的口供源源而来，真可谓战果辉煌。1968年12月，滕海清考虑向中央报功，主持起草《关于“内人党”问题的汇报提纲》，执笔者正是“滕办”主任李德臣。
《汇报提纲》是一份用钢鞭棍棒蘸着受害人的血泪而写成的文字。这是一篇冤案录，是一份谎言书，更是—部暴行记。
就在滕海清踌躇满志，准备向中央报功之时，内蒙古干部群众反抗、抵制挖“内人党”暴行的声音，也不断传向北京。
当时，北京军区党委接到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的大量申诉信和求救信之后。于1968年12月，派出副政委张南生和干部部部长曹振东，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内蒙古军区调查情况。
十五 滕海清一意孤行
北京军区工作小组由六七人组成，除张南生、曹振东外，还有干部任免科科长范希圣以及几个秘书和工作人员。他们来到呼市后，住在了军区招待所。
张南生此行目的明确，他知道内蒙古挖“内人党”闹得正凶，随身带了有关的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语录，准备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正确执行政策。
从12月20日起，由吴涛主持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张南生、曹振东到会，听取了肖应棠代表军区党委所做的汇报。当时，滕海清又回北京了，在呼市的军区常委刘华香、刘彬、王弼臣和党委委员郭云昆等都出席了会议。
那时，吴涛既是内蒙古军区政委，又是北京军区副政委。
曹振东事后回忆说，他们对吴的印象不错，觉得他为人正派，也察觉到了挖“内人党”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并向北京军区党委做了反映。但在“文革”初期，吴涛曾被打倒，因此顾虑重重，在关键时刻，只是随声附和，不敢挺身而出。
在交谈中，张南生、曹振东他们突出地感到：内蒙古军区领导思想非常“左”，在指导思想上把内蒙古看得一团漆黑，认为军区干部基础不好，是伪满时期留下的底子，不彻底翻不行。
曹振东和工作组一起到军区的几个学习班做实地调查，发现存在着“三多”现象——关押的人多，打死的人多，逼供信的花样多，像什么烤烧鸡（把人按在火炉旁烤）、闷豆芽（用棉被盖住人脸使其窒息）、吃猪蹄（将人手用力向内扳，拉伤腕关节）、鸭子浮水（把方凳翻过来，强迫人站在凳子腿上）等等，一共百十种刑罚。
曹振东也是枪口刀尖上闯过来的人，对这些花样繁多的刑罚，竟闻所未闻。
工作组住在军区招待所，军区内的造反派三番五次找上门来，向他们反映“情况”，为揭挖“内人党”运动加火升温，甚至要造工作组的反。
内蒙古军区党委继续召开会议，张南生指出，内蒙古清队运动的打击面已经宽了，发生了“左”的偏向。
张南生一行在呼和浩特待了二十多天，于1969年1月中旬返回北京，向北京军区党委作了汇报。政委陈先瑞主持听取汇报后。指示张、曹二人向在北京的滕海清介绍在内蒙古军区了解到的情况。
张南生和曹振东驱车直奔滕府，然而，话不投机，滕海清正看好内蒙古的清队形势，对逼供信和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满不在乎，认为只是运动当中的支流。
与此同时，滕海清还几次向内蒙古打电话、捎信，指示不得提防“左”口号，不得把“打击面宽了，制止逼供信”等意见写在决定上，还指出军区党委通过的决定是右倾的表现，
吴涛左右为难，只好请示上级，电话打到北京军区党委，找政委陈先瑞。
陈先瑞很快回话，大意是：军队清队运动和地方上是一致的。滕海清同志在北京，他知道中央的精神，你们按照滕海清同志的意见办吧。于是，军区党委集体作出的防“左”决定就这样被滕海清一人推翻了，军队系统的一次抵制行动再度夭折。
滕海清是在上年年底回到北京的。当时，他从内蒙古调了几枝笔杆子来京，炮制了一篇长文：《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对1968年9月内蒙古转瞬即逝的防“左”运动严加批判。
原来，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大多数成员事先不同意写作该文，所以滕海清悄悄把人马调来北京，在半秘密状态下策划炮制。文章写成后，核心小组其他成员仍不同意公开发表，以为把“九月”与“二月”相提并论，上纲太高了。
但滕海清仍一意孤行，下令在《内蒙古日报》、《工人风雷》、《红卫兵》三家报刊上联合发表。这时，是1968年12月31日。
紧接着，1969年2月，滕海清在北京的解放饭店，召集内蒙古各盟市革委会负责人举行了一次会议。
滕海清始终控制着会议，把内蒙古的“挖肃”成果吹得天花乱坠，同时继续反右，不点名地批评了吴涛。当时，吴涛没来开会，留在家中主持工作。
会间，权星垣曾提出：内蒙古挖“内人党”成绩是有的，可是不是搞的面宽了？
滕海清在一旁插话：“你是‘内人党’的总书记吗？”问得权星垣一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滕海清接着说：“你要不是‘内党’总书记，怎么知道每个单位有多少‘内人党’？你无非是说我‘左’了，要是有一个单位有五百个‘内人党’，我打了一千，你说出来，我就承认搞错了。我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成绩永远是主要的！”
此时，滕海清实际上是以攻为守，极力掩盖自己的极左错误，企图通过继续深挖，进一步找到“内人党”的铁证，也好以功掩过。因此，这个时候，他最恼火的就是提防“左”的意见。
牧区“挖肃”的一段回忆
知青的天真、单纯、热情有好也有坏的一面。热情、冲动往往容易代替理智易简单行事。大家来牧区不久便卷入草原上那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简称挖肃）的斗争旋涡里。在牧区开始划阶级时（牧区解放时没有划阶级），我和其他同学的观点还能大体一致。随着”挖肃”斗争开始和深入，我们一部分同学与另一部分积极主张”挖肃”的同学有了分歧。
1968年全国要解放一部分干部，结合到各级革委会中。秋天，公社调我和公社武装部干事格日乎（意思光明的儿子）去厢白旗和厢蓝旗，调查公社原副社长桑几扎布和副书记额仁青的历史，准备结合到革委会中。桑副社长是内蒙解放前被抓当炮灰后投诚解放军的，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功。额副书记是学生出身参加革命，一直搞党团工作。额的母亲，在蓝旗文革中重新”划阶级”时定为牧主。文革中大家都喊毛主席万岁，打倒乌兰夫时，她不跟着喊。别人问她为什么不跟着喊？老太太说只认识乌兰夫，不认识毛主席。老太太又被定为反动牧主。我们去调查时，老太太被关押。回公社的路上，我与格日乎都倾向先解放桑几扎布。可回到公社时一切都变了。内蒙开始了一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残酷斗争，公社的”挖肃”成了这场斗争的急先锋。当时有”旗里看萨麦（公社），锡盟看东乌（旗），内蒙看锡盟”之说。东北有揪新土匪，山西有深挖新”阎锡山”之说等等的全国性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我们准备要结合的干部和没解放的干部都成了”内人党”。公社要留我搞”挖肃”，我对当时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知青何铁军（何芳芳）说了我不想参加的意见后回到了大队。
公社是个边境牧区，有时外蒙的畜群跑过来，公社的马匹、牛群也有跑过去的时候，免不了双方都有些交涉和接触。1945年东乌旗被苏联红军解放的时候，旗里的大牧主带走了不少畜群和一部分牧民跑到了外蒙，边境线内外的牧民从血缘关系上讲都有些沾亲带故的成分。公社书记赫西尔图在逼供的情况下，交代自己是”内人党”，并”里通外国”。这样，所有过去跟他有工作关系的人也都成了”内人党”，没有一人幸免。1969年初的大雪，我和X走到公社，见到被关押在黑屋子里的武装部部长。他的眼睛乌黑青紫，身子摇摇晃晃地站在墙角。我问他，你的头和身上怎么都肿了？他说是公社搞”挖肃”的知青和外来户青年打的。他还说，不交代出别人，他们就不让他睡觉，已经站了两天两夜。我和X心里很难过。桑几扎布那个老糊涂怕挨打，”挖肃”的人问什么就摇晃着脑袋”交代”什么。他与大队书记、队长开会的事经我们”落实”都是一些生产上的事。公社里交代下的”内人党”们的口供，没有一条内容与”内人党”有关。那时侯，除了知识青年外，人人自危。有的知青蒙话没学好几句，却学会了”吐下那，我的马，吐下坏，强嘎”（意思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晚上他召集浩特牧民开会就会说这几句，吓的牧民谁也不敢出声。会后牧民青年和大队的新书记告诉我，一看见有几个骑马的过来，就自己先吓的脸色煞白。我说，不要理他们这些。更有甚者，大队部唯一的外来户女党员，主动交代自己是赫西尔图发展的”内人党”党员，并交代大队80的牧民都是”内人党”党员，连60来岁的牧民老太太都是党员。一天早上，一个男知青兴冲冲地跑到冬营盘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说不可能都是”内人党”啊。他说，是他们自己主动交代的。后来我骑马去了大队部，亲自询问了那个人。她和她丈夫还是一口咬定交代的是事实。我问他们，”内人党”蒙话怎么说？他们说”道套了那民”（内党），我再问，那”人”呢？他们说，”道套了浑那民”。我又问内人党的全称怎么说，他们回答不上来。他们说赫当初就是用汉话说的”内人党”。过后，我对那个知青说，他们连”内人党”是什么都不清楚，赫西尔图是个老蒙古根本就不会用汉语与他们讲话。你信他们是”内人党”吗？对这场”挖肃”，我已经从当初的反感走向了反对的立场，尽力说服我周围的同学不要相信这种逼供信出来的东西。对于大队那些被打成”内人党”、”走资派”、”新牧主”、”反革命”、”土匪”和”反动大喇嘛”的人，我照样到关押他们的蒙古包里与他们聊天说笑。可惜我的蒙话不好，想与大喇嘛聊聊他们的喇嘛历史、文化、生活等我都想感兴趣的故事，却无法如愿。
开始时小x也积极支持”挖肃”斗争，后来看出这场斗争的苗头不对，她与另部分同学发生了分歧。但这些人没有善待她，对她讽刺挖苦，并讥笑她是”后院里的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对于”挖肃”和一部分同学的”疯狂”，我采取的是冷漠和反对的态度，当这些少部分人对斗争热情不减时，我和多数同学已一头扎到牧民之中，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http://tibet.woeser.com/?p=34951
内蒙古草原成废渣堆放场
美丽内蒙古该如何保护--5家环保组织以公开信的方式，对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发电)旗下三级公司的环保问题提出了质疑。
大唐发电(注：公开信将公司简称为大唐国际)旗下内蒙古大唐国际多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多伦煤化工)被指存在工业废水、废气、废渣污染问题。环保组织的公开信中提出两项诉求，长期关注草原生态问题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负责人赫晓霞博士向记者表示，诉求集中在“他对现状的一个陈述和解释，以及他要公开环评报告”。
昨日(11月22日)，大唐发电证券事务代表魏玉萍表示，自己对于这个事情尚不清楚，但会进行相关的了解，并根据事件的敏感度来决定是否“走公开的渠道”。
公开信提出两项诉求
2012年7月底，环保组织在内蒙古发现大唐发电子公司的环境问题；9月，环保组织和大唐发电进行了一次对话，公司承诺坚决做好环境工作。9月，环保组织再次在内蒙古发现大唐发电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10月，环保组织致信大唐发电，再无音信。11月14日，中国五家民间环保组织写公开信，要求大唐发电对内蒙古环境问题进行解释并公开环境信息。11月19日大唐发电回复信件，由下属公司负责沟通和回答……
今年7月份，环保组织对大唐发电三级公司多伦煤化工的工业废水和废气污染问题提出质疑；9月16日，环保志愿者调研小组四人在大唐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邀请下到多伦煤化工工厂内部了解情况。之后，公司在大气污染物和污水处理方面做出了努力，并进行了整改。环保组织在公开信中提出第一项诉求：“我们非常希望可以获知这些环保措施具体完工和投入使用的准确日期”。
据悉，被提及的多伦煤化工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该县位于北京正北，被普遍认为是北京市的风沙源，并长期开展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同时，多伦县是滦河上游，是京津地区重要水源地之一，克什克腾旗是西拉木伦河的发源地，流域上游的环境变迁势必对中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及自然和社会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环保组织提出的第二项诉求是针对多伦煤化工的废渣堆放场。邮件信息显示，今年9月份，长期关注草原生态问题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负责人赫晓霞博士在多伦县考察时，通过村民介绍，意外发现了多伦煤化工的堆渣场，“现场似乎比之前绿领调研团队发现的环境问题还要严重。”
堆渣场被指三大环保问题
在堆渣场的途中，一路上看见运送废渣的汽车后面扑腾着大量黑色的粉煤灰，现场更是难以想象。大量废渣、废水混合物直接倒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草原和沙地上，我很难把现场和一个负责任的央企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就是这样！
据网上公开的照片信息显示，开放的草原上，堆渣场的黑色煤水混合物在露天堆放。
昨日(11月22日)，他没有采取合理的防护措施，这个废渣场不是封闭的。我看到堆放的那些污染物，不能确定里面到底是哪些东西，也不清楚当时的环评规定。所以我们才会写了这样的一个公开信，其实我们也就是把自己放在普通公众的立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希望企业能够给一个公开合理的解释。
这个开放式堆放的“大约有方圆一公里大小的”废渣堆可能存在的环保问题集中在三点。首先，交通道路的污染情况，“因为很多是液态的，车辆在那里来来往往很多次，在路上洒了一路的污染物、废弃物。其次，废渣堆在一个远离县城的开放式的山沟中，“实际上是对当地地下水和草原生态的一个影响，我们没有看到他做隔离或者防护的措施。他是完全开放的，没有封闭，旁边就是草场，有可能羊群、牛群会走进这个废渣堆。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本地人不可能知道这里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他们会看到有各种颜色的(废渣)，有固态的也有液态的，但是这个废渣堆旁边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告示。
大唐发电19日曾初步回复
10月30日，以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名义致信大唐发电，希望得到有效答复和处理，在确认收到传真后，对方简单回复，会调查处理。
但是两周过去了，大唐发电没有任何反馈。11月14日，这5家民间环保组织向大唐发电发出公开信，希望就发现的关于大唐发电下属子公司环境问题提出的疑问得到解答。
11月19日下午，收到大唐发电的回复函，提到大唐发电上层非常重视此事，并要求下属大唐能化公司进行沟通和解释。在邮件中，记者看到了大唐发电的这份盖有公章的复函。
这份回复是对我们公开信的初步回复，大唐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给我们一个正式的回复，或者说他们需要向公众对这个事件做一个解释。环保组织的诉求集中在“他对现状的一个陈述和解释，以及他要公开环评报告。
昨日，大唐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总监郝军表示，正在和达尔问等环保组织交流，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会有比较公开的信息“那就不知道了”。而大唐发电证券事务代表魏玉萍表示，这个事情可以跟有关的部门去沟通。“如果真的是一个很敏感的信息，我们会走公开的渠道，但是如果是一个常规的事情，因为很多企业都会有环保事项，处理方式是否一定要公开，这个是不一定的。”
据记者从大唐发电官方网站查询到的《2011年社会责任报告》显示，在“加强生态保护”一项中，大唐发电称，“公司认真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竣工验收工作，在建设过程中注重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植被保护。”
而针对这次在公开信中被环保组织提及的多伦煤化工项目，上述责任报告中的相关表述称，“内蒙古多伦煤化工公司地处草原腹地，在建设和生产中注重生态保护，打造环境友好型示范项目。”
大唐发电(注：公开信将公司简称为大唐国际)旗下内蒙古大唐国际多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多伦煤化工)被指存在工业废水、废气、废渣污染问题。环保组织的公开信中提出两项诉求，长期关注草原生态问题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负责人赫晓霞博士向记者表示，诉求集中在“他对现状的一个陈述和解释，以及他要公开环评报告”。
昨日(11月22日)，大唐发电证券事务代表魏玉萍表示，自己对于这个事情尚不清楚，但会进行相关的了解，并根据事件的敏感度来决定是否“走公开的渠道”。
公开信提出两项诉求
2012年7月底，环保组织在内蒙古发现大唐发电子公司的环境问题；9月，环保组织和大唐发电进行了一次对话，公司承诺坚决做好环境工作。9月，环保组织再次在内蒙古发现大唐发电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10月，环保组织致信大唐发电，再无音信。11月14日，中国五家民间环保组织写公开信，要求大唐发电对内蒙古环境问题进行解释并公开环境信息。11月19日大唐发电回复信件，由下属公司负责沟通和回答……
今年7月份，环保组织对大唐发电三级公司多伦煤化工的工业废水和废气污染问题提出质疑；9月16日，环保志愿者调研小组四人在大唐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邀请下到多伦煤化工工厂内部了解情况。之后，公司在大气污染物和污水处理方面做出了努力，并进行了整改。环保组织在公开信中提出第一项诉求：“我们非常希望可以获知这些环保措施具体完工和投入使用的准确日期”。
据悉，被提及的多伦煤化工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该县位于北京正北，被普遍认为是北京市的风沙源，并长期开展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同时，多伦县是滦河上游，是京津地区重要水源地之一，克什克腾旗是西拉木伦河的发源地，流域上游的环境变迁势必对中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及自然和社会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环保组织提出的第二项诉求是针对多伦煤化工的废渣堆放场。邮件信息显示，今年9月份，长期关注草原生态问题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负责人赫晓霞博士在多伦县考察时，通过村民介绍，意外发现了多伦煤化工的堆渣场，“现场似乎比之前绿领调研团队发现的环境问题还要严重。”
堆渣场被指三大环保问题
在堆渣场的途中，一路上看见运送废渣的汽车后面扑腾着大量黑色的粉煤灰，现场更是难以想象。大量废渣、废水混合物直接倒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草原和沙地上，我很难把现场和一个负责任的央企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就是这样！
据网上公开的照片信息显示，开放的草原上，堆渣场的黑色煤水混合物在露天堆放。
昨日(11月22日)，他没有采取合理的防护措施，这个废渣场不是封闭的。我看到堆放的那些污染物，不能确定里面到底是哪些东西，也不清楚当时的环评规定。所以我们才会写了这样的一个公开信，其实我们也就是把自己放在普通公众的立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希望企业能够给一个公开合理的解释。
这个开放式堆放的“大约有方圆一公里大小的”废渣堆可能存在的环保问题集中在三点。首先，交通道路的污染情况，“因为很多是液态的，车辆在那里来来往往很多次，在路上洒了一路的污染物、废弃物。其次，废渣堆在一个远离县城的开放式的山沟中，“实际上是对当地地下水和草原生态的一个影响，我们没有看到他做隔离或者防护的措施。他是完全开放的，没有封闭，旁边就是草场，有可能羊群、牛群会走进这个废渣堆。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本地人不可能知道这里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他们会看到有各种颜色的(废渣)，有固态的也有液态的，但是这个废渣堆旁边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告示。
大唐发电19日曾初步回复
10月30日，以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名义致信大唐发电，希望得到有效答复和处理，在确认收到传真后，对方简单回复，会调查处理。
但是两周过去了，大唐发电没有任何反馈。11月14日，这5家民间环保组织向大唐发电发出公开信，希望就发现的关于大唐发电下属子公司环境问题提出的疑问得到解答。
11月19日下午，收到大唐发电的回复函，提到大唐发电上层非常重视此事，并要求下属大唐能化公司进行沟通和解释。在邮件中，记者看到了大唐发电的这份盖有公章的复函。
这份回复是对我们公开信的初步回复，大唐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给我们一个正式的回复，或者说他们需要向公众对这个事件做一个解释。环保组织的诉求集中在“他对现状的一个陈述和解释，以及他要公开环评报告。
昨日，大唐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总监郝军表示，正在和达尔问等环保组织交流，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会有比较公开的信息“那就不知道了”。而大唐发电证券事务代表魏玉萍表示，这个事情可以跟有关的部门去沟通。“如果真的是一个很敏感的信息，我们会走公开的渠道，但是如果是一个常规的事情，因为很多企业都会有环保事项，处理方式是否一定要公开，这个是不一定的。”
据记者从大唐发电官方网站查询到的《2011年社会责任报告》显示，在“加强生态保护”一项中，大唐发电称，“公司认真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竣工验收工作，在建设过程中注重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植被保护。”
而针对这次在公开信中被环保组织提及的多伦煤化工项目，上述责任报告中的相关表述称，“内蒙古多伦煤化工公司地处草原腹地，在建设和生产中注重生态保护，打造环境友好型示范项目。”
2013年1月1日星期二
在中国境内受迫害作家中，藏族、维吾尔族和蒙族人占很大比重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声援受迫害民族协会亚洲部负责人德利乌斯 （Ulrich Delius）指出，中国目前有五十四位作家系狱，中共当局越来越多运用更加隐蔽的手段，对中国作家们控制和威胁，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在受迫害作家中，藏族、维吾尔族和蒙族人占很大比重。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向德国之声表示，近年中共当局恐惧少数民族精英，其独立思想对所在区域的民族有示范作用，亦担忧这些有清醒认识的作家和民族精英揭穿其在少数民族区域的高压及愚民政策，遂对这些人呈严厉政治打压之势。而亚辛身亡的传闻亦让她想起在遭受狱中酷刑后保外就医的作家力虹，于2010年12月31日离世，中国敢言和异议作家受到迫害，被钳制思想和写作已是不争的事实，为此廖天琪再对中共当局发出谴责。
"打压少数民族作家也成为当局对少数民族高压政策中的一个方式，亚辛只是写了这么一首长诗，怎么能构成十年刑期，这是完全不能忍受的。我们笔会有个最高宗旨，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作家没有写作自由，其他人的自由也谈不上。"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向德国之声表示，近年中共当局恐惧少数民族精英，其独立思想对所在区域的民族有示范作用，亦担忧这些有清醒认识的作家和民族精英揭穿其在少数民族区域的高压及愚民政策，遂对这些人呈严厉政治打压之势。而亚辛身亡的传闻亦让她想起在遭受狱中酷刑后保外就医的作家力虹，于2010年12月31日离世，中国敢言和异议作家受到迫害，被钳制思想和写作已是不争的事实，为此廖天琪再对中共当局发出谴责。
"打压少数民族作家也成为当局对少数民族高压政策中的一个方式，亚辛只是写了这么一首长诗，怎么能构成十年刑期，这是完全不能忍受的。我们笔会有个最高宗旨，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作家没有写作自由，其他人的自由也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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