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律师

hohbolog
十一长假即将到来，我约了几个朋友想要去蒙古国旅游，9月27日到了口岸城市二连浩特。9月28日，我从蒙古国住二连领事馆处轻松领取到签证，买了当天下午从二连到扎门乌德的681次列车票顺利通过了火车站安检，在进站口查验车票和护照时查验护照的一个武警战士告知我说到值班室进一步核实身份。我以为这是出境必须履行的手续就被两个武警战士引领，来到边防检查站值班室。接待我的是个武警少尉警官，他询问我住所地、职业、姓名等在电脑前操作了一番，又拿上我的护照出去近半个小时回到值班室对我说“对不起！你不能出境”，我问他“为什么？什么原因？”，他回答“我们不知道原因，电脑系统显示你是属于不能出境人员”，我说“我持有合法护照，又有蒙古国签证，你们无权阻止，你们必须说明不让我出境的原因！”，他回答“通辽市公安局已经把你列入到不能出境人员名单，你可以到通辽市公安局查询”。

做为律师我知道什么人不能出境，法律规定一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认定的犯罪嫌疑人；二是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三是被判处刑罚正在服刑的； 四是正在被劳动教养的；五是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的人员。我可以排除前四中情形，那我肯定是被通辽市公安局认定为“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的人员了”。我万万没想到一个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奔波12年的职业律师，自己不知不觉中已被通辽市公安局认定为人民的“敌人”，成了“囚徒”。做为律师我深知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意味着什么，我真的想不起来在何时何地实施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无法想象“文化大革命”已过去40年，竟然还有人随意给一个公民“扣帽子”划为“阶级敌人”，更无法忍受的是在一个法制的国度里一个维护他人合法权益的执业律师却无法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被划为“阶级敌人”，成为“囚徒”。

我自以为我虽称不上优秀公民但起码也称得上是“良民”（伪满时期没有反日情绪，拥护伪满政府的民众叫良民），但今天我才发现在这个国度里我已成了一个被“专政”的对象。在这强权泛滥，法律尊严随意糟蹋的时代做为一名律师我很无奈，只因我无法以正常的法律途径维护我合法权益，所以今天我只能采取这种无奈的行为，在车身张贴抗议条幅，先在二连市区示威，表示抗议，在车身张贴抗议条幅驱车路径锡林浩特市，赤峰市回通辽市等候通辽市公安局对我的“制裁”，“专政”！

注：胡宝龙律师是内蒙古自治区享有盛誉的著名律师，2000年创办了蒙古族律师组成的蒙嘎里律师所，立志要维护蒙古族合法权益。他曾经多次被内蒙古卫视蒙古语“法制先行”节目邀请为嘉宾，为广大牧民提供法律咨询。
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今天也被中共公安剥夺了自己作为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为蒙古族法律基本权利而努力工作的律师今天被中共当局当作危害国家安全的一分子了。
转载: http://user.qzone.qq.com/102909037?ptlang=2052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20100930.htm

福布斯发布内蒙古富豪榜 庆华集团掌门人居首--“黑金”煤炭是他们最主要的生财之道

2010年9月25日，《福布斯》中文版第一次发布了“内蒙古富豪榜”。今年共有10位商业精英榜上有名，他们的财富总值达到340亿元，其中8位来自采矿业。榜首之位由中国庆华集团董事长霍庆华以65亿元身家夺得，内蒙古众兴煤炭集团的林来嵘和亿利资源集团的王文彪均以39.5亿元的身家并列第二。

借着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东风，内蒙古的地下资源迅速转化为巨额财富。过去以羊绒闻名于世的内蒙古，如今已成为中国煤炭业的领头羊，而在这个行业中，中国又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GDP达到9,700亿元，距离万亿俱乐部只有一步之遥。从2000年至2009年，内蒙古GDP的现价增速达到20.4%，连续8年全国第一。中国西部大开发10年，内蒙古并不是唯一的资源富地，但却跑赢了其他11个西部省市。这一方面缘于相对较低的起点，但更重要的驱动力来自活跃的大型民营企业、以及果敢的民营企业家。

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内蒙古的企业数量不可同日而语，但却是大型民营企业的舞台，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并不多。这些“大民企”往往依托于当地能源优势，采取多元化发展策略，资产规模庞大，成长速度惊人。而它们的掌舵人更像是盘旋在草原上的雄鹰，眼光锐利，动作敏捷，不放过任何一个发财致富的机会。

“黑金”煤炭是他们最主要的生财之道。内蒙古已探明煤炭储量达到7,016亿吨，继续居全国之首。其中，鄂尔多斯地区的煤炭储量就占全国的1/6。多年来，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一直饱受争议，伴随着能源利用率低、对环境污染严重等指责。但相对于山西的煤炭同行，内蒙古的“煤老板”们显然更具后发优势。他们执掌的煤炭企业不但规模较大、技术装备先进，而且在起步和发展过程中就考虑了循环经济、提高附加值等因素。

内蒙古“首富”霍庆华的循环经济工业园就坐落在阿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发展模式，他投资建设了一批重点工业项目，主要包括300万吨重介洗煤、200万吨焦化、20万吨焦炉煤气制甲醇、1亿块粉煤灰蒸压砖等。10年间，庆华集团的生意已经辐射到宁夏、青海、甘肃甚至蒙古国。

在延伸煤炭产业链、开发清洁能源上，少数极具实力的“大民企”已经起航。2009年3月，伊泰集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间接煤制油品项目正式投产，预计未来8到10年生产规模还将提升至1,000万吨。今年5月，汇能集团也宣布了自己的煤化工布局，其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暨1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的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但对于生产成本较高的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大部分企业还处于观望阶段。

煤炭行业缔造的财富正在渗透到内蒙古的其他行业，这为该地区的企业家们创造了新的机遇。林来嵘则将集团业务扩展到了铁矿开采，而王文彪也在努力开发适合干旱地区种植的农作物。在大兴土木的“造城运动”中，房地产开发和路桥建设也为企业家创造了无限商机。武世荣的万正投资集团主要投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他的目标是帮助鄂尔多斯发展成为内蒙古最具活力的商业和购物中心城市。但遗憾的是，此次榜上没有来自乳制品、牛羊肉制品行业的富豪。

疾速发展也让他们遭遇着成长中的烦恼。致富机会太多令一些企业家盲目多元化中犯错跌倒；对国家宏观政策的把握失误，让大规模投资陷入进退两难；“西部大开挖”破坏了原本美好的生态环境；还有与中央直属企业之间“竞争多于合作”的微妙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上榜富豪中有一位曾经是政府官员。在煤炭行业的低谷，郭金树卸任鄂尔多斯市煤炭管理局局长，创办了汇能煤电集团。另一个特点是，内蒙古富豪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并不紧密。只有一位富豪榜成员的业务已经上市，即王文彪的亿利资源。

在地域分布上，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为中心的“金三角”地区诞生的富豪最多，仅鄂尔多斯就占据了6个席位。不过，内蒙古12个旗县发展失衡的格局正在得到改变。凭借65亿元问鼎榜首、来自西部盟阿拉善的霍庆华就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呼包银(银川)”正在替代传统“金三角”，让企业家的眼界更为开阔。与此同时，东部五盟市也加快了融入东三省经济圈。今年4月，内蒙古与东北三省签署25项合作协议，这无疑为赤峰、通辽等地的创业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主要创始人王林祥此次并未上榜，因为他表示自己持有的股份并不多，集团主要是由员工集体拥有。蒙牛集团的牛根生也未上榜，因其控股情况不明。小肥羊集团董事长张钢所持有的股份价值亦不足以让其跻身本榜。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09/201009271027.shtml

内蒙古大肆采矿导致荒漠化、沙化严重

2010年3月19日至21日，内蒙古强烈沙尘暴、滚滚黄沙蔓延至中国江南，影响到朝鲜半岛，日本、台湾，甚至美国西海岸也刮起内蒙古黄沙。从4月到9月出现了19次的沙尘暴。

　　中共大肆在内蒙古的开垦、采矿、挖矿，导致千年形成的植被被毁于一旦。植被严重破坏，土地严重沙化，导致了草原生态用一百年也很难恢复。

　　更重要的是：汉人内蒙古大肆采矿导致荒漠化、沙化异常严重！

　　开矿后，沙土弃于草原和河道，成为沙源；采矿与风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山风阴冷，并夹杂着黄沙往人鼻孔、眼睛和耳朵里钻。当地牧民认为沙患更多的是来自大肆开矿。采矿挖山破坏了植被，矿被选走了，沙被扔到了河道里。下大雨，沙就被冲到了其他地方，刮风就继续往外蔓延。

　　2008年奥运会前夕，为了控制沙尘进京，当局在内蒙古强力全面关停了所有的矿企。但是2010年，随着各种矿产品价格回升，内蒙古各类矿企开足马力复产和扩大开挖量和开采量。

　　挖矿废弃的黄沙堵塞河道，破坏农田草地，造成了环境破坏；因为河道被矿渣堵塞，自从大肆开采后，黄沙也多了起来，草地逐步被征用，没有征用的也被矿渣掩埋。

　　内蒙古当年在所谓农业学大寨时，草原造田，土地严重沙化，风沙漫卷历来已久，在公路上，过去风沙大的时候小车都无法通行。

目前，内蒙古沙化及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区草原面积的63%，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44.9%。“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是内蒙古生态环境目前形成的特征。”

　内蒙古的某些区域，进入农耕社会不足60年。农业学大寨年代开始开发草原造田，导致植被破坏，风沙日益严重。内蒙古每年刮风沙20多次，漫天黄沙，五十米外就看不到人。沙化最严重的地方，大片植物也枯死了。

　　泛滥的非法，无管制采矿在内蒙古泛滥成灾。对生态环境产生异常破坏作用。有些采矿的地方有树有草，但是开挖着挖了不管，植被就被毁了。采矿无方案，以采代探、乱采乱挖、植被破坏、环境污染严重。

沙尘暴含大量煤尘 露天矿成污染源。从内蒙古高原上卷起的弥漫黄沙随着强劲大风席卷南下，直达香港和台湾地区。此次强沙尘还漂洋过海，波及朝鲜半岛、日本、美国西岸。

　　一天时间，北京地区的降尘总量累计达到15万吨，相当于4000万北京人每人能分到10公斤沙尘。在这些沙尘里，经过分析、采样比较，沙尘中所含的砷、硒、锑三种元素的浓度非常高。这三种元素只能从煤里面来，说明沙尘暴带来了大量的煤矿里面的煤灰。沙尘暴能够把内蒙古广大地区煤矿里面扬起的沙尘带到各地去。

举例：
这里是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沙尘暴对当地人来说，并不陌生。最近几年，即使不刮沙尘暴，当地人也是常常被灰尘包围。“你看这窗台上，全是这样的灰，你晾出处咱们的白衣服，白天晾出去，到晚上都是黑的”，当地人说。

附近的煤矿、煤厂很多，刮风的时候，黑颜色的东西就过来了。污染的罪魁祸首就是附近的几座大型露天煤矿。当地路上行驶的都是重型的大卡车，车轮扬起的巨大灰尘淹没着周围的一切....

《蒙古包网盟》网站负责人曹都先生被取保候审

据悉，《蒙古包网盟》网站负责人，在辽宁省朝阳市教育学院任教的曹都先生与2010年7月23日被取保候审。

曹都（Sodmongol）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原住民问题永久论坛（UNPFII）第9次会议的特约代表。他在4月18日为了参加在纽约的会议准备飞往美国前在通过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后被中国当局逮捕的。

据说，曹都先生被取保候审后，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被安排到一个汉校做闲职。每个月必须到当局指定地点做思想回报，被限制在指定区域活动，出门必须得到有关部门批准。

在此期间，几经磨难的《蒙古包网盟》网站（http://www.mongolger.net/）或（http://mongolger.net/）终于被中共当局彻底关闭。网站的数据资料当时被保存在胡琴呼女士（原名高玉莲）等几位网站志愿维护人员的电脑硬盘里。

当局派人到内蒙古、深圳等地强行删除了网站遗存数据。其中，通辽公安局有个叫吴仲福副局长、通辽安全局肖燕何大队长、白光副大队长（蒙古人）三个人胡琴呼家里，使用恐吓、威逼的手段强行删除了网站被保留的全部数据后，要求胡琴呼女士写保证书，此后绝对不允许再上载、复制和传播《蒙古包网站》遗存数据。
本站编辑报道。

治边疆新思维还是权宜之计？

作者 雅尼克
今年8月19日，新疆七五事件一周年刚刚过去，位于新疆西部的阿克苏市发生爆炸案，造成七人死亡十四人受伤。案发之后，到任不久的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就处理此案提出了意见，引起关注，本台也给予了报道。

张春贤表示，此案“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伤害的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暴力犯罪分子“不代表哪个民族，也不代表哪个宗教”，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张春贤在谈话中虽仍然提到“与境内外三股势力的斗争”这样的传统意识形态用语，但重点已经转变。

张春贤于今年四月份调任新疆接替以强硬派著称的王乐泉。此次张春贤对阿克苏事件的表态，传达了某种新思维。按照中国意识形态话语诠释，所谓“三股势力”，是指“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中国官方话语一直认为，所谓三股势力各自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本质并无根本不同，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幌子，进行暴力恐怖活动。

然而，2009年七月五日新疆发生的骚乱使这一将族群、宗教、恐怖视为一体的强硬政策受到严峻挑战。长期以来，中国官方的民族政策，尤其是新疆和西藏政策以维护统一，粉碎分裂为重心。这是典型的传统帝国统治手段。十八世纪，满清帝国曾经在征服新疆时对蒙古准噶尔族群实行屠杀，“全行剿灭，不留余孽”。史称准噶尔屠杀。站在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高度，中国进入世界秩序中心之后的今天，历史上发生过的这种种族清洗之类的反人类暴行已不可想象。通过其他强制手段谋求同化也难以如愿。对于如维吾尔或西藏这样本身拥有悠久文化传统，又有着深厚宗教信仰的民族来说，汉化也无可能。实际上，不仅对于新疆或西藏，甚至对于被称为“同文同种”的台湾，强制归顺的时代已经过去。

从摆脱中华帝国心态，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出发，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建构超越不同族裔的精神价值。从国家认同角度出发，中国今后的发展前景如何？极而言之，未来中国发展逃不出以下两个大方向：

一是未来民族国家的建构向着单一民族的方向发展，汉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信仰成为所有这一民族国家成员的精神依归。而对少数族裔实行同化。同化意味着失去自我，失去本族裔认同；拒绝同化则有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于是争取独立成为最后选择。

第二种前景即是参照多族裔现代民主国家如美国的国家认同模式，在族裔平等基础上打造一套为大家共同认可的超族裔、超文化，超宗教的普适价值，并为这套普适价值建构坚实的制度和法律保证。参照欧洲的经验，实际上，国家无论大小，族裔无论多寡，任何现代民族国家都无法避免建构国家认同的艰巨任务，无论是建立各族裔共享的精神价值，还是打造保障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多元民主制度。比利时人口仅有千万上下，同中国广州市人口相差无几，但却面临着讲荷兰语的弗拉芒族与讲法语的瓦隆族的分裂危机。法国被认为是以共和价值整合民族国家的样板国家，但其国家认同却受到来自北非等地以伊斯兰信徒为主的移民浪潮的强大冲击。基督教无疑是欧洲的文化传统，但是欧洲联盟2005签署的《欧洲宪法条约》和2007年通过的《里斯本条约》则不提基督教信仰。面对现代族群融合与国家认同，对于中国这种多族裔的大国说来，只有各族裔都能接受的价值和共同的法律规范才能成为认同准则。

中共新任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上任之初，提出的上述以“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为重点的新疆维稳观可以称之为治疆新思维。但是，这一新思维是体现了经过“七五”新疆骚乱之后中国官方对民族政策的整体反思，还是面对新疆维汉矛盾激化的权宜之计还须进一步观察。
法广电台

12月10日是哈达获释的日子

蒙古族学者哈达因"分裂国家罪"和"间谍罪"被判处15年监禁。今年12月10日是他刑满出狱的日子。就在出狱前，由于拒绝认罪，他在狱中被禁止购买食品。

1995年，正在内蒙古大学就读研究生的哈达因倡导保护濒临消亡的蒙古语言文化，呼吁政府修正民族政策，因言获罪。哈达的妻子新娜表示，12月10日是哈达获释的日子。不过，近几个月来，身体状况极差的哈达在狱中被禁止购买食品。新娜说："他已经是最后几个月了。以前还挺松动了，以前是给点钱、花点钱，--因为他身体不好，狱方还挺照顾，买点肉，隔一个星期还吃一顿、改善一顿。最近，我儿子是八月份去的，就不让他吃小灶了。实际上有些腐败分子都有单人房间，有电视，活得都可好。他们就是变相地整他吧。我让我儿子告诉他，咱们就忍着吧，已经14年忍了，还差这三个月吗？"

"这涉及一个尊严问题"
新娜说，现在经常有人找哈达谈话，让他认罪，内蒙政法委、呼和好特市政法委找他谈话，狱方经常找他谈话："我爱人你想也挺烦心的。以前也没人这么整他。如果认罪，他就可以提前释放。他这个案子当年一共抓了很多，最后就判了两个。那个小伙子他判了10年。他也是觉得先出来，就认罪以后提前三年出来。上次这个小伙子也跟我说了，要不然认罪早点出来。我说，已经这样子了，它这涉及到一个尊严问题吧。我先生自己也是这样的。已经这样了，所以就没有走这样的路。"

在狱中近15年，56岁的哈达如今身体状况很糟糕。新娜说，以前网上有人登的她爱人的照片，与现在判若两人："头发都白了，特别憔悴。这也是十多年精神、肉体的折磨必然的。我说，等回来自己调整吧。精神还可以。身体很弱，很多这儿疼那儿疼的。全凭精神在坚持。"

15年前，警方带走哈达和新娜，并搜查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的儿子还只有11岁。这些年来，新娜和儿子完全依靠在呼和浩特开办的一家蒙古学专业书店"蒙古学书社"为生，生活非常艰难："我最近心脏不好，今天有两个朋友来了，还说呢，得注意。其实主要是累，每天在店里闹十多个小时。人不是说，心脏主要是精神和劳累么。再注意点，别他来了，我再病倒了。他出来了还需要我们照顾。"

新娜上次见到丈夫是4月份的事情。见面时，她也与丈夫谈了他出狱之后的事。夫妻二人还是希望利用法律武器上诉："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案子是不公的，是典型的一种民族问题上的迫害。他定的罪是分裂国家罪，间谍罪。这都是不实之词。我们也想通过法律程序继续上诉。另一方面，他现在需要调养。这么多年，体质这么差。"

新娜说，她有一次看到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照片，感触特别深："他在集中营的那个照片，我爱人现在就这个状态。很憔悴，很瘦弱。他（索尔仁尼琴--编者注）出来以后，我看那照片就好一些。都一样，都受到精神的折磨。那么瘦，穿一个破棉袄。特别憔悴，气色很不好。现在我爱人就这样的。有一次我偷拍了一张，网上有，状态很不好。现在监狱方面也不让拍照了。他真实的情况只有出来之后才能看到。"
德国之声

中国少数民族只是所谓“文化符号”

自从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中国报刊上冒出“淡化民族论”的观点。

族群与民族这两个概念按相关惯例同时使用。“在中国民族问题上，把少数民族被当作含糊的文化概念，而不是地域集团利益概念、利益集团概念。现在的中共少数民族政策，人为地按所谓“少数”民族成分划了太多的地域边界、利益边界。

中共让族群仅仅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文化身份而存在，与“族群作为一种身份标识，不能在社会政策中被过度使用，族群的意义，只能是文化上的；只会局限在文化领域中。”中国的民族分界、民族身份已经“文化化”，即“去政治化”。所谓“中华民族“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同化手段。

民族概念的淡化：
民族和民族问题不是一个王朝所能任意摆布和作用的。民族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问题具有普遍、长期、复杂、国际性。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利益、文化、语言与共同心理和血缘共同体。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共同的信仰宗教起着绝对作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的多。一个民族的长期存在期间，会有很多个王朝兴起和灭亡。中共政权也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不可人为毁灭和同化性。

中共对民族问题的政治手段，在历史上曾有很多败绩。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人为推进“民族融合”的极端路线措施。在民族地区反地方民族主义的绝对扩大化，残害民族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大批民族干部，民族上层人士受打压迫害致死。

中国所谓56个民族．汉人约占92％．所谓“少数民族”占8％．为此，中共建立了5个所谓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 个自治县．还有1173个民族乡。因此，冒出了55个"少数民族"，其中44个民族还建立了自治地方。

文化语言和血缘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淡化”民族论，把所谓“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概念不能强加替于民族之上，也不能代和涵盖“民族”与“族群”一词的学术概念。

阿拉善被搞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当老子什么都不懂？

“党”要求以科学发展观看问题，可是这些地方官员各个都殖民地总督的嘴脸，忽悠谁呢？
阿拉善不是沙尘源，扯你妈的蛋谁信，当老子没去过西部？
阿拉善的沙漠除了巴但吉林，都是历史到现在垦荒导致的，几大沙漠都是恳荒出来的。当老子没学过历史地理？
在阿拉善搞原子弹实验，导致额旗搬迁几次，当老子是不懂污染？
黑水河上游建立大坝，开垦，大量使用河水，导致下游河流枯竭，居延绿洲生态受到近代最大的一次破坏。乃至于西部地区近代最大的生态灾难。你当老子不知道你们这些殖民地总督模样官员的无能？罪恶？
在阿拉善搞开挖，所有山头都开挖，到处都是碾金厂，氰化工厂，洗煤场，选场，大量的使用有限的水资源，使地下水位枯竭性下降，而且往大地，河流里倾倒剧毒污染物，你当老子不知道？这些项目不是你们这些总督大人批的，你们能白批？你们睁一眼，闭一眼，以开发为幌子给这些破坏环境的人打掩护，能是义务的？不给你们钱？

这些官员，往往和奸商一起，一唱一合，不把科学发展观当回事情。
以殖民底总督的嘴脸教训牧民。
把自己的罪恶推给牧民，
你敢公开你的财产不？总督大人！
你敢公布你把牧民强制搬迁后，把那片地方在买给资本家，矿老板给你的好处费不？你敢公布不？

这就是当年和锡盟开恳，导致沙漠化那群人是一样的人，一样的思路。
外来的一群五毛专家。
你能你妈的把工矿企业的疯狂破坏调查一下不？
你能你妈的把农业开垦对水资源的利用，地下水的下降调查一下不？

你能不要假祸于牧民不？
你们掌握着话语权，想你妈的怎么造谣就怎么造谣。想怎么导向，就怎么导向，你敢公布你的姓名和财产不？

别你妈的装腔作势。说白了，你就是想买矿。想捞点。想搞阿凡达。

草原就是在体制内沦丧的，还什么体制内的善意， 别这么风情万种。恶政是恶党造就的！

禁牧与粮食补贴

最近十几年内蒙古执行的两个政策。先不谈政策对与错，我来分析一下它给草原带来的直接后果。

咱们看一下禁牧，禁牧的结果草场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问题。

（1） 由于不适应圈养方式，牧民的一部分牛羊会死掉。
（2） 由于禁牧，牧民无法圈养那么多牛羊只能卖掉很大一部分，这时牛羊贩子会趁机打压牛羊价格，使牧民损失惨重。
（3）由于禁牧第一年，大部分牧民把牛羊低价出售，所以第二年牛羊肉会涨价，但是涨幅不会很大，因为没有禁牧地区牛羊肉会进来，得利的的是外省的人。

再看一下“粮食补贴”，他是为了增进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结果会带来以下问题。

（1） 由于种粮有补贴农民会开垦更多土地。
（2） 更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回乡种地使城市出现“农民工黄”现象。
（3）由于耕地增加需要抽更多的地下水灌溉。

单看这两个没什么大问题，合起来就问题大了。

（1）由于禁牧只罚不赏得不到禁牧补贴，所以牧民得到的只有损失。（听说巴特尔主席上台后要给牧民发放禁牧补贴，不知道是真是假。）
（2）由于放牧没有利润，为了生存牧民们会放弃放牧、开始耕种。
（3）更多的牧民会转向农民。

还有“退耕还林”是自愿的，“禁牧还草”是强制性的。再说最近几年种树根本活不了。以前的树林也一片一片的旱死呢，我觉得应该是地下水下降太快原因。

通过分析我得出很奇怪的的结论：保护草原 = 把牧民变成农民。等于把草原变成沙漠。

各级政府处于闹钱的私利，都有打着“保护草原”的幌子。大肆破坏草原的事情，大家一定要能辨别，那些才真的是为保护草原。

最近几年工业化成了草原最大杀手，开垦和工业化更是破坏草原的"双动力"！
牧民的出路在哪里？禁牧以后牧民生活怎么样？

为朋友祈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6d9f980100iedx.html

1920 年代蒙古问题之争

———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__敖光旭
内容提要　蒙古问题既为中俄复交久拖不决之主要原因,亦因中俄交涉而由舆论之边缘进至中心视野。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苏俄对蒙古问题的介入乃是导致这一变化最敏感、最直观之因素。各方对“民族自决”及其基本范畴之不同阐释与论争,将蒙古问题高度意识形态化。随主权话语渐次压倒革命话语,告别“自决”之趋势因以出现。“民族自决”本为被压民族、国家之理想诉求,其流播世界辄成不同势力之政治利器。蒙古问题乃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外来“民族自决”在此遭遇特殊困境,促使其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并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特殊影响。

关键词　民族自决　蒙古问题　主权　革命　中俄交涉
“蒙古问题”亦称“外蒙古问题”,不仅是晚清民初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亦为国人了解苏俄对华政策的最直观窗口。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即坦陈:“蒙古是我们对华政策中最为敏感的问题。”①此外,它不但长期成为中苏复交之瓶颈和死结,亦为欧战后国际之一焦点问题。②1920年代之蒙古问题,因苏俄因素而由社会舆论之边缘视点而渐趋中心视野③,进而关乎中国之政局与思潮,并成为各种意识形态及民族理论交锋最烈、论争最深入持久的领域之一。中共、国民党、醒狮派、研究系及知识界其他势力,在此问题上之歧异与斗争,首先表现为对外来的“民族自决”概念的不同认知及阐释。以往学界分别对民族自决理论问题和蒙古问题之研究,成果相当丰厚,惟对1920年代“民族自决”与蒙古问题具体而复杂之联系关注不够。张启雄《独立外蒙的国家认同与主权归属交涉》一文,虽涉及此问题,然局限于辛亥革命时期蒙古独立运动。其他研究亦未对中国本部各界之反应及错综复杂之思想学术斗争,作纵深之历史解析。因欧战及俄国革命而起之民族自决浪潮,对蒙古问题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适国内革命激进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激烈交锋,蒙古问题受到革命与主权、理论与实际、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严重困扰。此种背景下之纷争,亦投射出中国现代民族理论建构之某种理路。此层因无专文,故作尝试。①辛亥革命之际,部分蒙古王公以“民族自决”相尚,在日俄两国极力怂恿之下亟谋独立。嗣经中、俄、蒙三方交涉,中方仅保有对蒙之“宗主权”,而俄方实际控制该地。及十月革命发生,白军谢米诺夫率部入蒙,蒙古各部对红俄亦“切实防范”②,北洋政府遂趁机派兵克复库恰。红俄则组织蒙古国民党及蒙古青年革命团,继续蒙古独立运动。1921年赤军不顾北京政府一再反对,藉追歼白党进占库恰等地,扶助成立蒙古国民政府。③蒙古问题自此成为十月革命后,中俄复交之最大障碍。国内舆论对此问题之看法纷然杂陈,并不断出现局部或偶发之侧面冲突。随中俄交涉之艰难进行,护蒙派与弃蒙派、亲俄派与仇俄派、稳健派与急进派益形分殊。及1924年春,交涉步入最后关头。

3月14日,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未经授权,即与加拉罕签订“王加草约”,实际承认苏俄控制蒙古之现状,引发政潮,知识界大规模之“国民外交”运动亦因之高涨。与此同时,在蒙古问题上首次出现大范围之正面交锋,它系统、全面、集中地投射出五四以来各界在该问题上之矛盾。谁是帝国主义?3月15日,曾友豪于《时事新报》发表《外蒙古问题》,认为“不单法律上、事实上、或国防上,中国宜完全统治外蒙古。即外蒙古人民,也曾觉他们有做中华民国国民的必要”。按国际公法“,一国固有的土地,除了经过宣战被敌国占住,非经条约别样规定,其主权仍旧属于固有该地的政府”。就国防言之,外蒙为中国北方屏障。“一经失去,不特满洲、内蒙古、新疆各属,岌岌可危,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及各特别区域将受其影响??况现在西藏问题,与外蒙问题相似。”文章进而提出保守外蒙之方策:“(一)防守外蒙的军队,不可因北京政治的变换而进退,须长戍该地;(二)速改外蒙为行省,使其政治设施,受各省同样的待遇;(三)厉行殖边政策,运输内地剩余的人民以实空地,及奖励资本家前往开垦富源;(四)速实行感化蒙民的教育政策。”④曾氏之论,当时并非鲜见,中国政府在交涉中所以力争蒙古,依据与此差同。外报亦云:外蒙这片极大的土地,乃中国将来“唯一不二之一条活路”,且在国防上言,保有满蒙方可免他国之侵略。⑤

3月19日,施存统于《评论之评论》发表《蒙古问题与治藩政策》,指陈曾友豪一面反对帝国主义,一面以帝国主义自居,是“莫名其妙的矛盾思想”。中国本受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自己却又以帝国主义压迫蒙古。蒙古人民受中国政府统治,至少应有两个前提:一为蒙古多数人民愿意;二为蒙古人民有平等参与中央政府组织之权利。瞿秋白亦于《向导周报》撰文批评曾氏之论,实为传统“理藩政策”,正与日本之治高丽、法国之治安南无异。①在亲俄派视之,外蒙已然一独立国家,故与高丽、安南相提并论,而此种提法与苏俄提法类似。1919年8月3日,苏俄政府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宣言即称:“蒙古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②

曾友豪《外蒙古问题》之国家主义立场,在稳健知识界颇能引起共鸣,于是成为引发论战之契机。据实而论,曾氏统治外蒙之“三大理由”和四点方策,无疑与中国传统治蒙政策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也与蒙古及中国本土激进势力所理解之“民族自决”相悖。按当时情形,实行感化蒙民之教育政策,的确与轻视文化差异性的种族同化存在关联。而移民殖边,本身即激化汉蒙矛盾之重要根源。吴文藻曾批评学者们在认识蒙汉矛盾时,偏于政治方面而忽略经济因素,进而强调:“蒙汉两族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乃基于农垦经济与畜牧经济的利害不相容。”③曾氏速改外蒙为行省一策,亦正与俄国立场针锋相对。民国初立之际,俄国政府就曾向中国提出三要求:“不驻兵,不殖民,与乎蒙古由蒙人自治,不得视为行省,而干涉其自治之权。”④

蒙古、青海、西藏三大区域,在前清时代被视为“外藩”,固与本部22行省不同。⑤满洲入主中原之际,对蒙古各部惟以征服为务;之后所取之政策,多为愚民与怀柔,同时隔绝满汉之接触,以利其统治。至清末,专以游牧为主之蒙地益形贫弱。帝俄则积极推进扶蒙抑华外交,致蒙人“反华亲俄”倾向日渐明显。⑥王勤在《蒙古问题》书中论曰:清廷之蒙古政策,“实为蒙古问题发生之最大原因”⑦。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社会主义浪潮渐及外蒙,内蒙留日学生则带回民族自决主义,因以出现蒙古民族自救运动。⑧及辛亥革命,部分王公亟谋独立。其独立之最要理论即是,蒙古领土自古属于蒙古人民,未尝一属中国,惟为清廷之藩属,今满洲既倒,蒙古与中国之关系即已断绝。⑨陈崇祖于《外蒙近世史》论曰,外蒙独立,民族自决主义“实为其主因”。刘曼仙亦有同样判断:“外蒙古独立的动机,是由于民族思想的勃兴。”蒙古临时政府曾议决由四部蒙古各派代表一人,前赴巴黎和会“,要求其根据民族自决之宣言,承认蒙古恢复其故国。此外,蒙古独立之理论,亦深受革命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之刺激。国粹派主张建立独立之“皇汉民族国家”,即汉人“以一民族建立一国家”。汉人以此论排满,而蒙人则援此论以排汉。此种逻辑亦延伸至革命派一侧,章太炎甚至提出“:蒙古则自古未尝宾服”“,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①北京政府颁布五族共和大纲,从事民族民主运动之蒙人多不接受。达乌里蒙古临时政府代言人曾撰《蒙古与中国之关系》,称蒙古已形成独立之民族国家,谓蒙古为中国之蒙古,犹如谓中国为日本之中国。②该文对五族共和大纲所定蒙古待遇条件更为不满,以其为违背共和精神之殖民和愚蒙政策“,诚为第二日韩合并条约矣”③。

在蒙古自决派看来,改外蒙为行省,无异否认其民族国家地位;但在争取完全独立过程中,又以暂取“联邦制”为宜,这样或可防范中国之“侵略”。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大期间,共产国际明确要求国民党在处理蒙事时,必须承诺“民族自决”原则,实行联邦制而反对行省制,否则即是“中国帝国主义”。④至于何谓“帝国主义”,在当时知识界并无明确界说,厥为与“民族自决主义”相对之物。施存统等指曾友豪之论调为“帝国主义”,盖基于此种语境。

对蒙古“自决”之同情,并不局限于所谓“共产派”,它至少是五四时期大部趋新势力之态度。早在1919年《,每周评论》即对传统“愚蒙政策”进行批评,主张“我们应该睁开眼看看世界思想的潮流,不要关起门来,还在家中用那几千年前的羁縻主义才好”。“强制同化主义,已反乎现在的潮流”,传统羁縻政策“也实在没有再用的价值”。甚至以为“,当民族自决主义盛行的时代,蒙人果能自动,果能自治,未始没有商榷的余地。”该文特别强调处理蒙古问题应坚持平民主义,而不应以蒙古贵族之意愿为依归。⑤梁启超也曾回忆:“巴黎和会将开,余尝与同志拟议,欲草一蒙古西藏自治案,与山东满洲问题诸案同时提出。盖思彻底的适用民族自决主义,而以我国为天下倡也。”⑥此等拟议,厥以当时流行之世界主义为前提,而以国家主义为世界战乱和纷争之源。

为回击《评论之评论》及《向导周报》,3月27、28日《时事新报》连载曾友豪《崇拜苏俄与断送蒙古》上下篇,指责施存统等“想用一时未曾实现的主义,解决万目注视的问题”,“因信仰苏维埃俄罗斯政府是根据正当的原则而设立,便以为中国政府没有收回现在受苏俄操纵政权的外蒙古资格”。⑦曾氏此言确有所指,此前高君宇即撰文强调,中俄同盟“是中华民族脱离压迫的第一要件”。

苏俄在革命未成之时交还蒙古,不过为帝国主义加一块殖民地,为军阀添置地盘。⑧张国焘亦称:苏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大本营”,俄蒙结成军事及经济同盟,均是“解放全世界”之革命步骤。⑨曾友豪接着指出,苏俄一面主张社会革命,一面用帝国主义外交手段与列强谈判,才是“莫名其妙的矛盾思想”①。满汉蒙回藏五族及22行省、蒙与藏、青海的结合,是中国存在的要素。在苏俄未脱帝国主义或未退出外蒙之前,“不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是孙中山、曹锟、吴佩孚、张作霖或存统先生,我必竭力鼓吹国人助其收回”;蒙古应受中国统治之三理由,即是防止居心叵测之苏俄侵略中国的理由。苏俄不能放弃以前掠去的西伯利亚,不能撤退驻军,故仍属帝国主义。②

此处将孙中山与施存统及军阀曹、吴、张并提,实另有原委。自越飞来华与孙中山接触谈判,国民党拟以蒙古问题上之让步,换取俄援之意图愈来愈明,故致国内护蒙派之不满。曾氏表示“极端赞成蒙古自决”,然又提出:民族自决由理想变为现实之前提是,大同主义或世界主义成为各国共守之信条;亲俄派首先假设苏俄为国际正义之化身,故处理蒙古问题悉以苏俄为依归。然事实上苏俄仍属帝国主义,以“未曾实现的主义”适用于该问题,难为一谈。应该说,指苏俄为帝国主义并非自此时起。早在越飞使华之际《商报》《时事新报》《中华新报》、《哈尔滨国际协报》、《益世报》等即指出,红俄是否抛弃帝俄之满蒙政策,乃一大疑问,甚至说苏俄对华外交,不过于白党旌帜之上涂以赤色而已;并就此与上海《民国日报》及《向导周报》发生争论,此后各方关于此问题之讨论一直时断时续。③总体而言,大部知识界对苏俄之观感,数年间历经巨变:从五四时期的“友俄狂飚”,至1924年要求驱逐苏俄外交代表加拉罕。而对蒙古“自治”之同情,相当程度缘自苏俄两次对华宣言,以及宣言所激起之理想主义、国际主义与激进主义。国人多将宣言视为苏俄世界革命、民族自决精神之体现,许多激进团体还宣称响应其国际主义,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④加以威尔逊民族自决之说同时风行世界,国内鼓吹蒙古去留悉以“民族自决”为衡者,颇不乏人。张君劢在言及蒙古等问题时说:“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余极欣悦,以为国际主义从兹可以实现,两国外交必可得一总解决。”⑤时在巴黎通讯社、后来成为醒狮派领袖之一的李璜,亦为苏俄“发过狂热”“,曾希望他能够解决欧洲以及世界终不能了的局面”,1919—1921年间还为此写了三四十篇有关苏俄的通讯。⑥《星期评论》认为,对华宣言“是为谋世界全体的幸福,决不是专为一国”⑦。上海《民国日报》谓:宣言所体现之原则,“实在是自有国家这个东西以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所不愿作,不能作,不敢作的”⑧。

如今看来,苏俄当时对蒙政策,实含双重动机——促进远东革命与保障自身国家利益。怀特指出“使用传统的‘分而治之’办法,以使蒙古反对中国,中国反对日本,以及亚洲反对西方”,最终确保俄罗斯之民族利益和世界革命胜利,一直是莫斯科之既定方针。⑨亦有时论云:在苏俄视之,“得有外蒙,方足供其国内之原料,方足以居控制中国之地势”。联系到1945年斯大林所说:蒙古对苏联来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所以蒙古必须保持独立①,前后显然存在联系。1924年2月研究系报纸分析说:“蒙古天产甚富,由俄人观之,蒙古不啻一油煤皮革金货之栈房??然而俄政府于稍行其理想主义之后,仍恢复旧日之传统政策,则已显而易见。”②对占有蒙古之巨大经济意义,苏俄国际法专家S.Kotliarevsky也直言不讳:“战前,蒙古是俄国能够成功面对外贸竞争的少数几个市场之一。如今由于畜牧养殖,蒙古正成为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作为苏俄国家经济后备仓库的意义会越来越重要。”③1921年8月10日莫斯科《经济生活日报》说:这是俄国市场能够自由获取物产的唯一地方。④苏俄曾反复强调,出兵蒙古纯系“防御白党”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其实更主要的意图是抵抗“中国帝国主义”。1923年,苏联官方发言人就说:鉴于存在中国重新向蒙古“扩张”之危险,俄国军队完全有理由驻扎库伦。他的结语明确表明,当初出兵并非为保卫蒙古人民;“如果不立即采取决定性措施从经济上巩固俄国在蒙的政治成就,因1921年军事胜利及革命事件而带来的政治影响将化为乌有”。⑤至俄蒙关系,也带有明显殖民和不平等色彩。⑥越飞在给列宁等人的信中表示,苏俄在蒙古及中东铁路问题上之政策,过于注重“商业目的”而忽略世界革命计划,因而“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⑦。他与马林都认为,不能因为200万蒙古人而损害同中国民族主义者和4亿中国人的关系。⑧

称苏俄为帝国主义,从学理上讲并不严密。不过随国家主义思潮之崛起“,赤色帝国主义”之说益发流行,竟至引发1925年11—12月“联俄与仇俄问题”大讨论。指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蒙古问题系首要之依据。参与此次论战的自由主义学者江绍原即言:“苏俄近来在蒙古的势力,似乎很使不少的中国人眼红。他们所说的赤色帝国主义,正指这一类的事实而言。”⑨苏俄之控制蒙古,在积极方面被视为世界革命之步骤;而在消极方面,却是赤色帝国主义之“铁证”。由此可见,苏俄对蒙政策,实为国人对其观感发生巨变之首要直观因素。

“自决”还是“他决”?
施存统所言蒙古自决之两前提,实为中国与苏俄何者为帝国主义之具体化和延伸。曾友豪不仅表示“极端赞成蒙古自决”,更表示赞成施氏所主张之两前提,惟双方所持之论据及评判标准相去甚远。曾氏论曰:在哥萨克骑兵鱼肉蒙民之下,不仅无法寻出蒙民公意,也决无自决可言。如谓红俄受蒙人欢迎,无异袁世凯钦派代表欢迎袁氏做皇帝。蒙人如要自决,定要和汉满回藏四族结合,且要帮助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政府驱逐哥萨克兵。改外蒙为行省,与各省共同组织中央政府,正是施存统所言之第二条件,即平等参政。中国国会现在不能代表蒙古,何以见得以后决无改善?①

《崇拜苏俄与断送蒙古》受到舆论广泛关注,施存统再于《评论之评论》发表《反抗帝国主义和收回蒙古》,李春蕃于《觉悟》杂志发表《崇拜帝国主义与压迫蒙古》。前者称,在蒙古多数平民看来,苏俄政府远好于北洋政府。改为行省也只能替军阀添置几个督军省长来压迫蒙民,况且蒙古经济、地理等情形都与本部不同,正不必采同一政治组织。文章还表明:“在中国未成为真正的民主的国家以前,反对任何军阀政府派兵去镇压蒙古,同时亦应主张俄兵退出蒙古,让蒙古人民完全独立自治;但若蒙古人民欢迎俄兵驻蒙协助时,我们便不应反对。”②因蒙民欢迎俄兵便不应反对一语,颇为一般读者所忌,何泽芗《告时事新报》一文补充说,施存统之本意是主张中俄都不驻兵蒙古,让蒙古人民自治。③论辩往复之际,张东荪提出《蒙古问题之我见》,声明赞成蒙古自决,然在未弄清蒙民是否愿归中国统治及尚未实行自决之前,蒙古仍是中国领土。他支持曾友豪所言,速改外蒙为行省,即平等参政之举措。不过该文所附编者按,对张东荪之“和事老”态度却有微词。按曰:即便北京收复蒙古是“理藩政策”,赤俄将蒙古拿去何尝不是?俄国早移蒙古于治下,而蒙民并未自决。俄国侵略本性未改,与其把蒙古交在俄国治下,还不如暂交在非人民政府的北京政府下。④

以当时情形,派北兵收蒙戍蒙,可能导致大规模蒙汉冲突,劫掠杀戮或不可免。徐树铮规复蒙古的前车之鉴,当为明证。部分蒙民之归附苏俄,此亦重要原因。客观来讲,苏俄及蒙古左派势力在蒙之建树,诸如推行社会及经济革新等,颇使蒙古呈现出若干新气象。在多数蒙民看来,苏俄政府好于北京军阀政府之判断,亦有部分依据。然以多数蒙民皆存叛华归俄之念,似无充分实据。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蒙民意愿如何之争议,不但存在于国内亲俄派与反亲俄派之间,也存在于莫斯科高层之中。苏俄外长契切林坚持说,蒙古人民大众“曾经象期待救星一样”盼望红军的到来,而“以最激烈的方式仇视中国人”。⑤细察其语境,显然出于苏俄对蒙古战略地位之重视,故有所偏颇。而越飞在1922年11月给外交副长加拉罕的密函中则提到:“很怀疑整个蒙古是否会跟我们走。”⑥他还通过对蒙古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指出苏俄之对蒙政策是没有阶级基础的:“阶级分化无论在蒙古,还是在中国远未强烈到克服民族团结情绪的程度。”⑦红军入蒙不久,从事蒙古独立运动之部分知识分子,即对蒙古当局一味归附莫斯科表示担忧。有识之士遂草拟《敬告外蒙国民政府当道书》,痛陈辛亥以来“,蒙古之一兴一废,或治或乱,常随外援之代替以为转移”,遑论所谓“自决自治”,因而对外蒙政府“一任俄使之操作”大惑不解。“盖吾民族目前之所争者,惟在完全之自治权,非必完全之独立国也。”“且中国与吾蒙古疆域连接,经济上实有相互为命之关系”,应积极增进中蒙人民之沟通。“不然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徒苦吾民族耳。”⑧谢彬虽承认俄蒙关系异常密切,但也强调:外蒙对于中国“,形式上之关系,虽经断绝。精神上,则多有关联之处。”蒙古国民党之党纲与中国国民党精神一致,且表示如与中国本部组织联邦国家,“对外统一,对内分治,则外蒙甚愿通“未必就是他们的本来面目”。①《敬告外蒙国民政府当道书》亦指出,就外蒙现状,“现在之独立国不独无建设之资格”“,亦无期成之必要也”。②醒狮派之胡国伟则以为,蒙古独立运动“完全出于苏俄的诱惑和唆使,已是万口一辞,谁也不能否认”③。与此相关,有人认为以蒙古现今状况,根本谈不上自决,遑论蒙古与中国本部行联邦制。1926年殷德华发表《联邦与中国》,斥责在蒙藏区域实行联邦制,乃是救火添薪之“离散制”。“盖蒙疆之谋独立,纯为外人所煽动诱惑,其地人民,未尝闻有联邦之思想,亦未尝有联邦之要求，此制今日行之本部各省,尚足以酿成割据之局,矧遥遥边疆,人民乏政治思想,而强邻有吞噬野心,如赤子离襁抱而伍虎狼,其祸岂可幸免。今日联邦行于蒙藏等地,是将蒙藏等地,拱手送诸外人,其患岂独割据而已哉?”④《向导周报》所刊振宇答宋先礼函中,并未正面回应其质疑,而是强调:“蒙古独立与解放的主要条件,就是与社会主义的劳农俄国联盟。”⑤自由主义提倡之“民族自决”,以“民意”、“平等”等理念为核心;而共产主义者所提倡之“民族自决”,显然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依归,与其谓“民族自决”,毋宁谓民族中之无产阶级“自决”。

以上关于蒙民归属取向及有无自决能力之判断,多出自仇俄派或反亲俄派,情绪化显而易见,未必客观准确。不过,仍可从中得一大致结论:外蒙之独立及脱离中国,诚有蒙古民族主义觉醒之原因,然居于支配地位者,则是苏俄主导下之革命“自决”,亦可称之为“他决”。部分国内人士对此报以同情和容忍,还与1920年代平民主义之盛行存在关联。从长时段来看,倾向离俄联华者,盖蒙古上层居多。上海《民国日报》曾发文公开表示“,所谓‘五族共和’是五族的人民共和,而不是五族的贵族共和,蒙古王公之意见无足轻重”⑥。有人对中国与苏俄之蒙古政策亦一贬一褒:“中国之驭蒙,驭其贵族,苏俄之结蒙,结其平民。”⑦更有人认为“,我们今日只当问中俄交涉对于人民的利害究竟怎样,所谓‘政府’的态度是不相干的”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将下层蒙民与上层王公分别来看,一定程度上隐含着阶级分析之推论。其实,利用俄国境内之布里雅特蒙族以统御蒙古,乃苏俄之重要策略,对此很难以“平民”、“贵族”之别来作解释。《盛京时报》即指出,俄人拟“先由俄属布里雅特蒙族,胁迫外蒙,倡言蒙族统一主义,欲联合所有蒙族地方,建立一大蒙古国。此种实情,国人或未深知”。且俄人可随时借口蒙人之请求入侵外蒙,此为将来大患。⑨

“卖国贼”与“反革命”
论争之初揭示出来的分歧,更多的是政治、外交之表层碰撞。究竟谁是帝国主义,蒙民多数之意愿究竟如何,对此等主要问题,双方均不能出示翔实精确之证据,并作周密之论证。随论战的深入和规模之扩展,双方分歧的核心争点始逐渐浮现。

4月2日《时事新报》刊发蓝孕欧《反对亲俄派》一文,索性将双方论战上升到爱国与卖国高度。文章说,亲俄派与亲日派一样,都是卖国贼。反对军阀政府收蒙,实际就是赞成俄兵长驻蒙古,任哥萨克骑兵蹂躏蒙古。外蒙为我固有领土,主张巩固疆围自与帝国主义无涉。“在世界大同主义未实现以前,国家主义一时自难消灭。就现在世界各国的趋势,也使我们弱小的中国人不得不主张爱国。”苏俄对华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故不主张联俄。①随后张季忻《斥袒俄者》更谓:如说“现在北京政府是没有资格去统治蒙古,这条只是反面;正面便是主张蒙古永久留在俄人手里,而不交给中国”②。4月6日,李春蕃发表《帝国主义者底“特色”》反击蓝孕欧,称“又有一帝国主义者”,以“三大帝国主义式的理由”“,高谈五族的国家主义”。“亲”某国“联”某国,并不就是“卖国”“亲’和‘联’是以国家底利益为前提‘,卖国’是以个人底利益为前提”。③同日施存统《革命与反革命》一文指斥《时事新报》及其师梁启超“,专门做投机生意”,并称北京政府历来是卖国政府,蓝、曾等人在蒙古问题上与北京政府同一步调,就是“卖国贼一流人物!”他称,反对军阀政府派兵赴蒙,正如反对军阀政府派兵蹂躏其他各省一样。赞成军阀政府收蒙者“,完全是与全国被压迫人民利益相反的反革命党”。主张“联俄”并非“亲俄”,联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故此次争论“,完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④“革命与反革命”之说,显然激怒了更多的收蒙派。4月8日,曾友豪在《论反对中国现存政府收回外蒙的主张》中说,瞿秋白、施存统等不反对北京政府向其他国家收回权益,偏反对政府收回外蒙是自相矛盾。俄人欺骗手段“如果不比英法美日更厉害,总和英法美日为一丘之貉了”。莫斯科的黄金“已把许多天理良心勾引去了”。文章还指责施存统等人对社会主义一知半解,“念了几篇关于共产党人或苏俄的文字,便要做社会主义的老师”。⑤

双方固然存在根本分歧,不过互诋“卖国贼”,足证不乏共同之处,只是纷争之中但见其异,而不见其同。其实不难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及具有国家主义倾向者,均有救助中国、救助世界之方略,惟步骤与方法容或有异。具体到蒙古独立,中共要人瞿秋白认为中国与蒙古同受列强欺凌,若要联合蒙古反对列强“,惟有互相承认绝对的自决权”,否则会招致外蒙之反感。因而主张:“国民革命运动之联合,反对军阀的弹压政策,协助外蒙的独立自治;国民革命成功以后,汉蒙自由结合而成统一的共和国。”⑥从后来的论争中可以看出,李春蕃等人之本意为:革命成功是目的,至蒙古之去留则无关紧要,它可以与中国联合,也可独立,更可以和苏俄联合。⑦而曾友豪则表示“极端赞成世界大同”,然现局之下,只能以救护中国为救护世界之基本。“现存中国政府收回外蒙古后,将来真正民意政府成立时,外蒙人民,与其余四族,即可合力救护中国,救护世界。”⑧一强调以国家为本位,由救护中国进而救护世界;一主张以“民族自决”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实行革命之途径,在完成世界革命之前提下解放中国。此前蔡和森即将蒙藏问题置于世界革命中加以考察,提出“为同隶于一版图的被压迫民族计,惟有互任并互助其各个之自决与独立,然后再联合以抵抗国际帝国主义”⑨。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与苏俄之意图并非完全一致。其主张确有破除国家樊篱之理想主义层面,但不能据此否认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国家观念之内在联系。五四时期众多自由主义者所以转向共产主义,关键是深信俄国式革命及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在蒙古问题上自不能不受制于莫斯科,然以其所作所为,纯以苏俄利益为旨趣,亦与史实不符。其声言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或并非饰词。

孙中山曾指陈:五四运动以来,革新思潮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唱”①。革命乃1920年代主要政治势力之共同诉求和价值标准,而新派势力往往在革命与苏俄之间划上等号。1925年陈威伯在《反共产与反革命》中,批评国中流行之新逻辑:“布尔什维克者,革命党也。反布尔什维克者,反革命也。”②研究系也以革命相尚,故被“革命与反革命”之说所激怒。它与此时之国家主义者均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实行革命,而部分共产主义者在阶级革命与国家革命之间却呈现出内在之紧张或不确定性。《时事新报》指中共为“卖国贼”,中共指研究系为“反革命”,可谓各自价值体系合乎逻辑之推延。其争点亦集中表现为革命与外交、联俄与主权之争。东吴法科大学教授黄秩容特撰《呵亲俄者》一文,申论“承认北京政府是对内的问题,而收回外蒙则是绝对的对外问题,我们若因对内的问题而妨碍对外的问题,这是万万不可的”。施存统极力否认“亲俄”、“袒俄”名词,而主“联俄”,并称联俄须以不丧失主权为限。③

论战之初,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亦卷入论战。该报总编辑叶楚伧4月6日发表《我主张蒙兵保蒙》一文,反对曾友豪将蒙古“改为行省”之说。因北兵所到之处无不民怨沸腾,改置行省之目的又在“派北兵去戍”,故其根本错误为“目无蒙人”,因提出“蒙兵保蒙”、“蒙兵治蒙”主张。④曾友豪反驳道:“说到蒙兵治蒙这句话,我以为不应对着中国说,而只应对着俄国说。俄国如真知尊重民族自决的道理,当然自行撤兵,让蒙古自己练兵以为疆防。”⑤4月9日叶楚伧再以《重申蒙兵保蒙的我见》回应,文章强调该报态度是:“既不愿委外蒙于中国之外,又不忍置外蒙于军阀之下。”⑥时《评论之评论》及《觉悟》均系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之副刊,中共党员复列籍国民党,故外间多视国共两党为一体,因于论争中对孙中山亦频加弹射。曾友豪称,拿破仑军队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口号蹂躏欧洲,正如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五宪,军队却在广东鱼肉百姓。⑦蓝孕欧亦号召国人声讨广州高谈民族主义却反对收蒙的人们。⑧4月15日,国民党老党员沈定一也加入论战,支持蒙古独立。他在《蒙古独立问题》中称:“蒙古独立,正是被国际帝国主义重围中一支首先冲开血路”的被困之军。“我们比较围层更厚的部队,即腾不出手来援助蒙古,只〔至〕少也该替蒙古发一声喊壮声威。”⑨

国共两党被稳健舆论一并视同“亲俄派”,其实两者对蒙政策并不一致,即国民党内部之分歧,也不亚于国共两党。国民党内部也存在“护蒙”派与“弃蒙”派之别,上海《民国日报》与广州政府所掌控之《广州民国日报》,在蒙古问题上之持论,几针锋相对。其所以如此,一因蒙古问题乃国民党换取苏俄援助之最大筹码,故措辞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一因国民党自身亦深受自由主义民族由主义者所以转向共产主义,关键是深信俄国式革命及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在蒙古问题上自不能不受制于莫斯科,然以其所作所为,纯以苏俄利益为旨趣,亦与史实不符。其声言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或并非饰词。

孙中山曾指陈:五四运动以来,革新思潮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唱”①。革命乃1920年代主要政治势力之共同诉求和价值标准,而新派势力往往在革命与苏俄之间划上等号。1925年陈威伯在《反共产与反革命》中,批评国中流行之新逻辑:“布尔什维克者,革命党也。反布尔什维克者,反革命也。”②研究系也以革命相尚,故被“革命与反革命”之说所激怒。它与此时之国家主义者均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实行革命,而部分共产主义者在阶级革命与国家革命之间却呈现出内在之紧张或不确定性。《时事新报》指中共为“卖国贼”,中共指研究系为“反革命”,可谓各自价值体系合乎逻辑之推延。其争点亦集中表现为革命与外交、联俄与主权之争。东吴法科大学教授黄秩容特撰《呵亲俄者》一文,申论“承认北京政府是对内的问题,而收回外蒙则是绝对的对外问题,我们若因对内的问题而妨碍对外的问题,这是万万不可的”。施存统极力否认“亲俄”、“袒俄”名词,而主“联俄”,并称联俄须以不丧失主权为限。③论战之初,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亦卷入论战。该报总编辑叶楚伧4月6日发表《我主张蒙兵保蒙》一文,反对曾友豪将蒙古“改为行省”之说。因北兵所到之处无不民怨沸腾,改置行省之目的又在“派北兵去戍”,故其根本错误为“目无蒙人”,因提出“蒙兵保蒙”、“蒙兵治蒙”主张。④

曾友豪反驳道:“说到蒙兵治蒙这句话,我以为不应对着中国说,而只应对着俄国说。俄国如真知尊重民族自决的道理,当然自行撤兵,让蒙古自己练兵以为疆防。”⑤4月9日叶楚伧再以《重申蒙兵保蒙的我见》回应,文章强调该报态度是:“既不愿委外蒙于中国之外,又不忍置外蒙于军阀之下。”⑥时《评论之评论》及《觉悟》均系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之副刊,中共党员复列籍国民党,故外间多视国共两党为一体,因于论争中对孙中山亦频加弹射。曾友豪称,拿破仑军队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口号蹂躏欧洲,正如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五宪,军队却在广东鱼肉百姓。⑦蓝孕欧亦号召国人声讨广州高谈民族主义却反对收蒙的人们。⑧4月15日,国民党老党员沈定一也加入论战,支持蒙古独立。他在《蒙古独立问题》中称:“蒙古独立,正是被国际帝国主义重围中一支首先冲开血路”的被困之军。“我们比较围层更厚的部队,即腾不出手来援助蒙古,只〔至〕少也该替蒙古发一声喊壮声威。”⑨

国共两党被稳健舆论一并视同“亲俄派”,其实两者对蒙政策并不一致,即国民党内部之分歧,也不亚于国共两党。国民党内部也存在“护蒙”派与“弃蒙”派之别,上海《民国日报》与广州政府所掌控之《广州民国日报》,在蒙古问题上之持论,几针锋相对。其所以如此,一因蒙古问题乃国民党换取苏俄援助之最大筹码,故措辞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一因国民党自身亦深受自由主义民族由主义者所以转向共产主义,关键是深信俄国式革命及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在蒙古问题上自不能不受制于莫斯科,然以其所作所为,纯以苏俄利益为旨趣,亦与史实不符。其声言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或并非饰词。

孙中山曾指陈:五四运动以来,革新思潮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唱”①。革命乃1920年代主要政治势力之共同诉求和价值标准,而新派势力往往在革命与苏俄之间划上等号。1925年陈威伯在《反共产与反革命》中,批评国中流行之新逻辑:“布尔什维克者,革命党也。反布尔什维克者,反革命也。”②研究系也以革命相尚,故被“革命与反革命”之说所激怒。它与此时之国家主义者均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实行革命,而部分共产主义者在阶级革命与国家革命之间却呈现出内在之紧张或不确定性。《时事新报》指中共为“卖国贼”,中共指研究系为“反革命”,可谓各自价值体系合乎逻辑之推延。其争点亦集中表现为革命与外交、联俄与主权之争。东吴法科大学教授黄秩容特撰《呵亲俄者》一文,申论“承认北京政府是对内的问题,而收回外蒙则是绝对的对外问题,我们若因对内的问题而妨碍对外的问题,这是万万不可的”。施存统极力否认“亲俄”、“袒俄”名词,而主“联俄”,并称联俄须以不丧失主权为限。③

论战之初,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亦卷入论战。该报总编辑叶楚伧4月6日发表《我主张蒙兵保蒙》一文,反对曾友豪将蒙古“改为行省”之说。因北兵所到之处无不民怨沸腾,改置行省之目的又在“派北兵去戍”,故其根本错误为“目无蒙人”,因提出“蒙兵保蒙”、“蒙兵治蒙”主张。④

曾友豪反驳道:“说到蒙兵治蒙这句话,我以为不应对着中国说,而只应对着俄国说。俄国如真知尊重民族自决的道理,当然自行撤兵,让蒙古自己练兵以为疆防。”⑤4月9日叶楚伧再以《重申蒙兵保蒙的我见》回应,文章强调该报态度是:“既不愿委外蒙于中国之外,又不忍置外蒙于军阀之下。”⑥时《评论之评论》及《觉悟》均系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之副刊,中共党员复列籍国民党,故外间多视国共两党为一体,因于论争中对孙中山亦频加弹射。曾友豪称,拿破仑军队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口号蹂躏欧洲,正如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五宪,军队却在广东鱼肉百姓。⑦

蓝孕欧亦号召国人声讨广州高谈民族主义却反对收蒙的人们。⑧4月15日,国民党老党员沈定一也加入论战,支持蒙古独立。他在《蒙古独立问题》中称:“蒙古独立,正是被国际帝国主义重围中一支首先冲开血路”的被困之军。“我们比较围层更厚的部队,即腾不出手来援助蒙古,只〔至〕少也该替蒙古发一声喊壮声威。”⑨

国共两党被稳健舆论一并视同“亲俄派”,其实两者对蒙政策并不一致,即国民党内部之分歧,也不亚于国共两党。国民党内部也存在“护蒙”派与“弃蒙”派之别,上海《民国日报》与广州政府所掌控之《广州民国日报》,在蒙古问题上之持论,几针锋相对。其所以如此,一因蒙古问题乃国民党换取苏俄援助之最大筹码,故措辞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一因国民党自身亦深受自由主义民族自决思潮之影响。①

总体来看,革命与外交(或主权)始终是1920年代蒙古问题之矛盾主线。1923年孙越宣言签订,规定中俄复交可在苏军不必撤出蒙古之前提下实行,而苏俄方面则须大力援助广州政府,以推倒北廷。因与北京政府数年所争相距甚远,遂引起稳健舆论之非议,最激烈之论战则发生于《商报》与上海《民国日报》之间。邵力子索性指出:“无好政府也实在不能讲外交。”②直白地讲,国民党对俄外交之策略即是先革命后外交,或曰以外交换革命。《商报》主笔陈布雷则认为,希望产出好政府再接收蒙古,恐期之无日。蒙古撤军乃中国与苏俄间之外交问题,不应与改造政府混为一谈。③其时,赞同以外交换革命之论调颇为盛行。陈布雷亦承认“,此种论风,几于弥漫全国,试披京沪报纸,满纸皆是叹词。”④而在1924年的这场大论战中,亲俄派之声势已不如从前之盛。更值得注意的是,论战并不局限于国、共、研究系之间。中俄交涉中之“反革命”与“卖国贼”,亦即革命与外交问题,引起知识界、舆论界之广泛关注和讨论,且与“国民外交”运动相应和。3月29日北京学联发动声援苏俄外交之示威后,进一步刺激国内知识界之反思,此后舆论总体发生逆转,维护国家主权之声浪渐居主流地位。《香港华字日报》也发表文章,指责施存统等“明目张胆,断卖国土”“,广州之大元帅又欲承认外蒙古独立让与苏俄保护。志在金钱、志在乘机攘夺权势”。同时呼吁国人“内清卖国贼,外力争蒙古”。⑤《商报》称国人之助外人,形同“中风狂走”“,自有对外交涉以来,未有今之怪异纠结者也”。⑥

陆叙百《卖国式的对俄运动》亦叹曰:“此真举世未闻之怪事也。”⑦蓝公武发表对中俄交涉之主张,强烈批评亲俄派“并主义交涉为一谈”,“隐然以中国国民而为俄代表之后盾”。⑧此文几为京沪所有著名报刊所转载,足见普通舆论之倾向。至如何对待军阀政府与外交《京报》亦论曰“:不能谓政府疆吏既混帐该死,俄国即应当公然对我侵略也。”⑨当然,仍有部分论者沿袭革命思维,这在1925年底“联俄与仇俄”问题论战中至为明显。时已参加中共工作的陈翰笙,于《联苏俄的理由》中坦陈:“即使他们对于外蒙有什么阴谋,我们为急于抵抗英国起见亦只可暂时牺牲一部分权利,先谋达到解决大局的目的。忍其小而图其大,方才能成功。”论战主将之一、国民党左派刘侃元甚至提出,为革命成功,东三省亦可让日本“挪去”,此或可为中国“解决一重大隐忧”:“失去一东三省,能救出其余十九省,失去一两千万同胞,能救出三亿七八千万同胞,并不算得不偿失。”lv依此类推,失去一蒙古,又何足惜哉。

蒙古问题首先是外交与国内民族问题,进而演变为要不要“联俄”之重大政治问题,实际成为国人了解苏俄之重要窗口,也是亲俄派与反亲俄派、联俄派与仇俄派的分水岭之一。此一分流过程贯穿整个1920年代,进而对中国政局、革命与“反革命”、革命阵营内部“左派”与“右派”之组合及中国向何处去,皆产生不容忽视之影响。

“民族自决”还是“国家自决”?
论战后期,核心争点逐渐移至“民族自决”之理论与现实问题。还在4月2日,李春蕃文章就指出,双方根本分歧就是:“一主张民族自决,一主张弱小民族不能自决”,这表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互相水火的”。他以为“,承认一切民族,都有权利可以决定他们一民族底命运。不管这民族是大是小,它若要和他民族联合,就与他民族联合。它若要独立,组织一个独立的国家,就宣布独立。其他民族,绝对不能干涉,应该让它自决。我们对于蒙古,也是这样。”①显而易见,李氏主张者即瞿秋白所言“绝对的自决权”。4月4日徐剑缘《卖国的罪案》直接指出:“亲俄派要想把外蒙卖给苏俄,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所以找到了一个‘民族自决’的理由以自护。”此风一开,将来亲日派亦可主张满洲民族自决,亲英派亦可主张西藏民族自决。②由前文可知,指研究系之《时事新报》否认民族自决原则,显然与事实不符;而指责亲俄派纯以民族自决为借口,一意断送外蒙与苏俄,亦不乏偏激之嫌。互以“民族自决”相诘责,表明双方尚共具价值认同,只是各自所理解之含意,及阐释“民族自决”之话语系统相异。而此类相异之点,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决”是否适用于蒙古问题。

4月8日《时事新报》记者按曰:“民族自决一语用于蒙古,是绝对不适用的,因为蒙古是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主人翁之一,并不是汉族的藩属或奴隶。”五族人民同样受困于军阀,不能享有主人地位,民族自决论者总是假想蒙族受虐于汉族“,其结论自然完全是狗屁不通了”。③随后中华书局王寿昌撰文批评那些高唱民族自决的人,“简直是亡国奴的头脑”④。蓝孕欧亦不失时机,发表《再斥袒俄者》,指责李春蕃“看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便大放厥辞,硬把民族自决一语用诸蒙古问题上去”。文章特别提到:“要谈民族自决就应该以中华民族为单位,换言之就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一句话。”俄人占蒙古,就是“扰乱中华民族自决的原则”。蓝氏以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中华民族”自决或中国自决,而蒙古与中华民族本属一族,并非“异族”。中国各地言语、风俗均不同,不能以为异族之标志“,世界上焉有同民族而行民族自决的”?他还借用孙中山民族主义演讲,说明提倡民族自决,是指团结中华民族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⑤李春蕃随后反驳道:“帝国主义者”故意曲解“民族自决”是“国家自决”。其实“,民族和国家,是有分别的”,蒙古民族与汉族决不是同一民族。⑥

至此,民族自决是否适用于蒙古,复细化为如下子命题:其一,通常所谓“self2determinationofnations(民族自决)”中之“nation”,究指“民族”抑或“国家”;其二,蒙古是否系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是否有“绝对的自决权”。

“中华民族”一词在当时已成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之主流思想,孙中山也曾对合满汉蒙回藏等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之“五族共和”思想不断阐发。“中华民族”概念,实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nation2state)建构之产物,与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等提法完全一致,只是斯时内化及近代化之程度不及后者。蓝孕欧否认具有悠久历史之蒙古为一民族,已趋另一极端,映射出国家主义蒙古观在理论上之缺陷。以蒙古为独立民族,作为蒙古独立之根本依据早经提出。至少在1922年9月《,向导周报》就刊文认为“:蒙古在他的经济和文化方面,样样与中国截然不同,他自成为一种民族,是毫不容疑问的事实。”即按资产阶级所唱的老调“民族自决”,蒙古人民也有决定自己命运之权利。①此类认识不仅存在于共产主义者之间,国民党之相当部分亦视为正论。1926年11月《觉悟》杂志刊载彭十严文章说:“蒙古以历史,宗教,性质,习惯,语言文字无一不与汉族两样,我们断不能说她不是另一民族。”如主中国民族(即汉族之通称)自决,就无理由说蒙古民族不应自决。②显然,急进派之推论与国家主权严重冲突,曾友豪在论战中就提出:若以风俗、制度不同主张蒙古分离,中国各地又何尝一致,是否应照民族自决原则“将中国分为几千百国”?③是“民族”自决还是“国家”自决,这一争议本来就贯穿于欧洲数百年之国家主义运动。欧陆民族国家之建构不过两种形式:一是“一民族一国家”模式,一是多民族国家模式,且后者居绝对之多数。前者既为一理想之类型,从事民族主义运动者多肆力鼓吹,并往往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及政治势力之利器。沙俄曾标榜“民族自决”,企图以泛斯拉夫主义瓦解、吞并波兰。1866年恩格斯尖锐指出:“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俄国试图通过偷换“民族自决”中之“民族”概念———将nation偷换为nationality,以实现其泛斯拉夫主义之梦。④准此而论,将民族自决应用于蒙古,至少有以nationality偷换nation之嫌。再如,威尔逊与列宁均曾提倡“一民族一国家”之民族自决⑤,然威尔逊之论不过门罗主义在20世纪之延伸,目的是适应美国之世界扩张。⑥

列宁强调“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⑦,但其自决之中心目的,是服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之建立与巩固。迨1920年,斯大林即宣布鼓吹国内民族分立,就是“反革命的企图”⑧。因有论者曰:民族自决对苏俄来说并非“目的或理想”,而是“借着‘民族自’以达到‘世界革命’的目的”。⑨应该说,中世纪以后的资产阶级“民族自决”原则,乃是列宁“民族自决”思想之重要来源,后者虽经阶级斗争理论的改造,依然面临难以克服之困境。正因如此,越飞强烈反对在蒙古推行“民族自决”。他坦率指出:“必须承认,从革命的对外政策的角度看,民族自决原则把那些特殊的教条变成莫大的错误。我们很清楚,这一原则根本不是我们的,而且,它实质上同阶级原则大相径庭。我们把它当做自己的口号,并非出自原则性的思想,而是出自策略和宣传鼓动的考虑。”①

早有学者指出,种族、民族、国家、政邦四者“,向为中西学术界及政论上最易滥用之名词”,对付此种外国名词,必须斟酌特殊情形,由译意确定译名。②"nation”兼有“民族”与“国家”双重含义,及“self2determinationofnations”思想传入中国,“民族”与“国家”之混用、滥用、曲解、误读更有过之,蒙古问题之争议旷日持久,重要根源即在文本来源缺乏严密性与确定性,以及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之激烈斗争。因而,李春蕃在总结此次论争时说:“这次曾友豪和施存统所引起的蒙古问题的论战,是‘北京军阀的奴才’的帝国主义者与‘反对北京军阀’的民族自决主义者的冲突。”③

论战之中,亲俄派对论敌抬出孙中山民族主义不以为然,并以国民党一大所规定之民族自决原则为据,反制对方言论。诚然,国民党一大宣言关于民族自决之表述,颇易令人误解:一面承认中国各民族之自决权,一面强调在中国范围内实行自决。④中共多从民族分立权方面理解,而国民党右翼多强调在五族共和前提下自治。据报载,张作霖曾致电孙中山征求对中俄交涉意见,孙电复曰:其事关国体者,当力争。”⑤此所谓“国体”,即国家主权。4月11日《广州民国日报》刊发《革命党与蒙古》,明确表示:“革命党第一个主义,就是民族主义,主张民族主义的革命党,断不肯抛弃蒙古。”⑥4月3—11日《,广州民国日报》连发4篇专论,抨击苏俄及无条件承认苏俄运动,在外间视之,无异孙中山与广州政府之代言。5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孙科之国民党对蒙主张》,文曰:“内外蒙皆属中华民国之领土,蒙古民族,为中华民族之一。孙总理近在高师演讲民族主义,即已明言汉满蒙回藏,合为中华民国之国族。”⑦施存统13日发表《蒙古问题争论之结局》,表示不愿再战。⑧国民党高层态度之趋于明朗,显然是影响论战之关键性因素。同时国内舆论之逆转,亦为促使亲俄派偃旗息鼓之重要原因。蓝孕欧也见好即收,发表《斥袒俄者之末次》。该文直陈世界大同实现之前,中华民族应该保持主权,不可“以国家殉主义”。施存统等作为国民党员,在蒙古问题上之主张显然违背国民党党章之规定,也与孙中山民族主义背道而驰。⑨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华民族自决还是蒙古民族自决问题,国民党内长期存在分歧和表述混乱,游离于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复因该党在二三十年代意识形态中之支配地位,此种双重诠释对蒙古问题之长期复杂化,存在深刻影响。

邹鲁曾透露,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鲍罗廷即于北京召集国共两党及蒙古要人,会议独立事。席间鲍“无非引总理民族自决之言,希谅解外蒙之独立”,邹则“据总理民族自决,合组国民政府及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为中华民族之言,拒其独立”。席散,邹私语戴季陶曰,外蒙表为独立,实苏俄欲其为附庸。戴季陶顿足答曰:“中国人自了中国事足矣。”lu在这位国民党权威理论家那里,外蒙俨然外国矣。1926年12月,戴季陶在国立中山大学演讲“三民主义的国家观”,主张对蒙藏之独立运动“,不特许可他,还应该赞助他,应该尊重他,这个问题,不但在理论上有这样处置的必要,就是在事实也必须如此”。他批评国家主义者只有一半的道理,即“一半要自己独立得到平等,还有一半是不要人家独立,不许人家平等”。演讲中还提及,国民党一大期间,许多同志均认可必须承认蒙藏之独立运动。①至少国民党左派之蒙古观,带有浓厚之自由主义色彩。他们对待蒙古问题之首要基准,似乎就是“平等”与“自由”,主权或在其次。1928年,陈公博在《民族主义之科学的说明》中曰:“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蒙古和西藏要求独立,我们也是承认的。”若俄人援助蒙古独立,系以蒙古利益为前提,其自决似无不可。②蒋廷黻在1933年还说:“外蒙古问题是苏俄帝国主义和中华帝国主义的冲突。”③至二战结束之际,在斯大林欲强取蒙古时,蒋介石还声称:“外蒙独立在主义与道义上论,皆无问题,但今日俄国之要求,却非蒙古之真独立耳!”④

告别“自决”:民族学之反思
蒙古问题发生时期,适值中国民族主义之发达期。不过固有思想尚未形成严密之系统,且十之八九为种族观念,故民族主义之发达,多因西洋思想之输入,中国民族学(当时或称“人类学”、“民种学”、“人种学”等)亦赖此酝酿发育。论战过程中,民族理论之捉襟见肘,基本概念之似是而非,尤其是西方民族学理论与中国实际之反差等问题,可谓毕现无遗。清末立宪派与国粹派就满汉关系所作的论争,堪为近代中西民族理念之首次大整合,卒使颇具激进倾向之“排满兴汉”、“一民族一国家”大行其道。及民国成立“,中华民族”“、五族共和”之说复风行国内,而蒙藏等族、知识界之部分,仍以自由主义“民族自决”与之反对。外来民族自决理论与国内民族关系现状、国家主权之矛盾,遂成中国民族学臻于成熟之相关因素,而蒙古问题则成为“民族自决”中国化之重要转换中枢和民族问题学术制高点之一。

尽管直接间接参与1920年代蒙古问题讨论之个人及组织,政治立场、文化背景及所属派别不同,但大抵尚能遵循各自或共同之学理与逻辑,从而使民族理论与蒙古问题讨论之互动成为可能,而论争本身即当时国内诸民族思想交锋、汇集之地。共产主义者对蒙古问题之见解偏于理想和革命,三民主义之蒙古观失之于汗漫游移,研究系知识分子之持论虽多立于国家主义,然缺乏深厚连贯之学理支撑。而国家主义派在知识界之崛起,为解决“民族自决”与蒙古问题,提供了特有的意识形态视角和思想学术资源。自1923年始,国家主义运动开始异军突起。1926年吴文藻指出:“国家主义大有驾乎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二者之上之趋势。”⑤1929年6月陈启天曾提到:“经过六年间的努力,直接受我们的影响的至少有十万人,间接受我们影响的更不计其数。”⑥

具体而言,自由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所以在蒙古问题上聚讼纷纭,就学理一层而言,首先是对“民族”与“国家”之概念解读不同。或者说,他们在此问题上之分歧,最终在形而上之层面,表现为对此等概念及其关系之不同阐释。四者虽兼及精神与物质因素,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中共之“民族”范畴,多缘自列宁、斯大林之相关思想,强调客观物质因素,尤其是“经济上的联系”①。譬如在蒙古问题讨论中《,向导周报》即发表《从经济的视察不单是援助蒙族独立》,强调社会经济决定社会政治,勉强把经济程度与汉族不同的蒙古,置于同一政治制度之下,就是违反民族自决精神。②

如前所述,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一度居国内民族思想之主流。他对“民族”与“国家”之界说为,“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并将造成民族之五原因依次排列为: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③纯以“王道”处理国内民族之离合,似符合自由、平等之准则,国家主权之强制性却因以减杀。他对民族形成之解释,总体而言侧重于物质层面,然将血统视为首要因素,显有可议之处。在相当部分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看来,以人种与血统为民族识别之首要标志,直是神话而已。④孙的民族思想为国内民族之分立,至少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⑤齐思和曾指出,孙中山民族主义之主要缺点,是忽略了种族与民族之区别。民族之构成是精神的、主观的,种族则是物质的、具体的。所谓满汉蒙回藏的说法,是以种族划分之结果,期间不适用“民族自决”原则。种族问题既虚无飘渺,则应提倡组织民族主义之国家。⑥
国家主义派在传播西方民族学、人类学上之贡献,向被忽视。1925年7月,胡国伟通过对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及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的考察,发表《民族自决与蒙古问题》。文章论证了“民族纯一”本非立国之条件,合五族而成一共和国家“,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一件事”。“民族自决”之意义,决不是教各国中之各民族分裂,其正确含义应是:“凡备有历史和地理上的关系,而同受外力压迫的各民族,应该本国性的要求,同化于同一的政治和文化之下,造成一个带国性的大民族,尽力摆脱外来的羁绊,实行自决,保全固有的主权。”因而主张“大中华民族自决”,反对蒙古独立。⑦诚然,威尔逊鼓吹一民族一国家,绝非要美国数十民族四分五裂;列宁之民族自决,亦非鼓励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维埃联邦。不过胡氏之论,更多的是经验与现象之总结。

国家主义派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及法国年鉴学派之影响,在民族、国家学说上之发明,实为其学术思想之重心。其中李璜致力于“民族”、“国家”等基本概念之“正本清源”,以证激进民族自决主义之非。他提出“nationalisme”应译为国家主义,但却被国人误作“民族主义”。若将它译为民族主义,“internationalisme”就不应译为“国际主义”,而应译作族际主义。故依西方nationalisme原则,对共处于中国之蒙藏各民族,便不赞成分离。⑧李璜注意到概念误用乃至偷换之危害,却忽略national2isme确有“民族主义”的含义,李的观点显然并不严密。几乎在世界范围内,威尔逊“一民族一国家”之说被视为民族主义之要义,已是不争事实。面对此一悖论,李氏只能避而不谈,但称威尔逊之主义“与国家主义不同”。按西方主流人类学观点“,民族”为文化及精神之范畴“,国家”则为政治之范畴,将“nationalisme”译为国家主义,反不如“国族主义”或“族国主义”精当。欲完整解决上述问题,显然有待民族学上之深层探讨。一般以为,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吴文藻在美发表《民族与国家》,标志中国民族学或人类学之创立。遗憾的是,早年吴氏乃一国家主义者①,其《民族与国家》亦为国家主义思想之结晶,则鲜为人知。该文虽属学术研究,却系针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及国家主义在民族与国家问题上之争议,以及国内民族自决问题而发。吴文藻从种族、民族、国家、政邦概念之源流入手,借用柏伦知理、吕南、席满恩等人之人类学、民族学成果,说明民族与国家为“文化上及心理上之概念”。文中主要观点多与醒狮派相通,且反复引用该派论述,表明国家主义派之相关研究已充分融入其中。

将民族、国家视为一种生物有机体,不但有其形质,更重要的是有其“灵魂”,可谓醒狮派之共同倾向。②吴文藻批评孙中山客观民族说中之五成因“颇有疑问”,以王道之自然力及霸道之武力,作民族与国家之分界,与费希特之唯心论“同为一种玄谈”。他赞同吕南否定种族、语言、公共利益、地理、历史等物质因素,为种族之最后判断标准,强调民族、国家之本质即是“文化精神”,亦即醒狮派常言之“国性”及“民族性”。文章虽非专对蒙古问题而论,然其理论明确昭示:国内民族特有之种族、地理、历史、语言、风俗习惯、生产方式,难为民族分立之理由。“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更具思辨意味的是,吴氏提出,就“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团体生活之丰厚浓度”而言,单民族国家远不及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自马志尼、密勒提倡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以来,理论辄易掩饰事实,变态竟且视作常情,此乃思想界混淆之所由起。”考此主义之由来,实缘自弱小民族之反抗运动,复有仁人志士主持公道“,发表一种愤世之良心主义”。故民族性之真正要求“,非为独立而独立也,乃为自由而独立也。今之人舍本逐末,竟言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而不明其最后之用意所在,益其思想之混乱也。”③

民族与国家之关系,为20世纪西方民族学主要课题之一。可以说,中国民族学之成立,与破除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理念,并创造性提出“多元一体”构想是同步进行的。有论者指出,吴文藻对中国民族特性及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之反思,为中国民族学或人类学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替代性观点”④,其《民族与国家》“,在实质上可以说开创了中国人类学独立理论思考的道路”⑤。国家主义派将反对蒙古独立,拥护“五族共和”及捍卫五色国旗列为主要政纲,透过其理论上之表述,可清晰看到1920年代的蒙古问题之争与国家主义学说之间的完整思想链条。尽管反对蒙古独立者不必为国家主义者,然其蒙古观却多具国家主义倾向。国家主义派之思想学术,虽不免捉襟见肘之处,却以政治保守主义姿态,提供了解决蒙古问题之现实思路。

辛亥以还之蒙古问题,由边政、外交问题逐渐演变为国内政局及舆论之焦点,进而延伸至学术前沿。它不仅受到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西方“民族自决”理念与中国民族关系现实之严重缠绕,还受到国内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潮消长之制约。

在众多矛盾中,主权与革命为其主要矛盾。简而言之,蒙古问题所以从舆论视野之边缘,进至国内问题之中枢,厥有三因:其一,蒙古问题乃中俄复交之首要障碍,国人在高度关注中俄交涉之同时,不能不将视线移向长期被漠视之蒙古问题。其二,苏俄作为影响1920年代中国之最大国际因素,其对蒙古问题之介入,使之成为国人认知苏俄的重要窗口。亦即它是国人对苏俄态度发生变迁、分化之最直观、最敏感,亦为最大之刺激因素之一,在由世界主义向国族主义转变过程中,起了特殊作用。其三,晚清民初为中国建构民族国家之关键时期,随天下主义之式微及民族主义之勃兴,近代国家意识逐渐浓厚,蒙古问题亦不可再掩。

自1920年代后期,中国主流民族思想逐渐告别“自决”。北伐统一全国之后,南京政权强调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不再提各民族自决,更不容其独立。①抗战爆发后,中共提出“民族区域自治”构想,虽仍具若干理想色彩,言及“自决权”,然不再提“分离权”。②及中共执政,周恩来明确宣布,中国不再采取“民族自决而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③。从“一民族一国家”之民族自决主义,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构想,知识界从蒙古问题此一特殊个案之论争和反思,发散至一般民族学问题,其在思想、学术及外交、政治上之意义,值得学界关注。
〔作者敖光旭,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副教授。广州,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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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见林军《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内部分歧》《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第55页。
②1924年蒙古教育界人士郭道甫强调:“现在欧战已息,其足为世界最大问题者,厥惟太平洋问题,但太平洋之问题在中国,而中国之问题,尤在蒙古??如不设法将蒙古问题解决,则将来世界第二次大战争,蒙古或为其导火线。”《欢迎蒙古教育代表纪》,1924年7月26日《时事新报》,第3张第4版。
③白云梯1924年特别指出,中国“惟对于蒙藏问题,不独尚无确实之准备,即对于蒙藏问题之真相,犹未彻底明了。故十年以来,国人对于蒙藏问题,忽而张皇失措,不知所归;忽而忘诸脑后,视若无事。”白云梯:《叙》,郭道甫:《蒙古问题》,出版者不详(藏中山大学图书馆),1934年版,第1页。

①张启雄文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91年6月,第259—291页。此外,朱源《民国以来华人国家观念的演化》(《认同与国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编印,第1—36页),陈仪深《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37—66页)之相关研究,对本文颇有启发。
②郭道甫:《蒙古问题》,第39页。
③至欧战前后中日俄三国在蒙势力之消长,参看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版,第45—46页。另参见Sow2ThengLeong,Sino2SovietDiplomaticRelations,1917—1926(Canberra: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Press,
1976)第9章China’sLossofOuterMongolia,pp.162—180。
④曾友豪:《外蒙古问题》,1924年3月15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1版。
⑤SSK:《中俄交涉中之外蒙与中国之前途——某外人之观察》,1924年4月2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2版。

①巨缘《时事新报之理藩政策》《向导周报》第57期,1924年3月19日,向导周报社编《向导汇刊》第2集,1927年版,第454页。
②《苏俄政府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宣言》(1919年8月3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
③吴文藻《蒙古包》(1934年)《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④王勤:《蒙古问题》,商务印书馆民国19年版,第54页。
⑤燕树棠《蒙古的政治》《现代评论》第7卷第169期,1928年3月3日,第2页。
⑥唯刚《俄蒙交涉始末》《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第3—5页。
⑦王勤:《蒙古问题》,第46页。
⑧李毓澍:《从蒙共六十年来演变对外蒙现况的探讨》,台北,“蒙藏委员会”1985年版,第1—2页。
⑨Korostovetz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版,第1页。
10.陈崇祖:《外蒙近世史》“自序”,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
11.曼仙:《外蒙民族运动与日俄阴谋》,1929年6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第4张第4版。
12.郭道甫:《蒙古问题》,第10页。
13.柳亚子强调:“人种的起源,各各不同,就有种族的分别。凡是血裔、风俗、语言同的,是同民族;血裔、风俗、语言不同的,就不是同民族。一个民族当中,应该建设一个国家,自立自治,不能让第二个民族占据一步。”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8年版,第814页。

①章太炎:《中华民国解》,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257页。
②该文云:“蒙古者蒙古人之蒙古也。有独立之历史,独立之人民,独立之土地,又有独立之言语文字,独立之风俗习惯,独立之宗教政治。特缺独立之统治权,不能与世界各国互相酬酢耳。今谓与中国有密切之关系则可,谓中国之蒙古实不可也??汉族人士欲效掩耳盗铃之计,提倡五族同化论,以欺世人。即以蒙古为中国之领土,以遂其用名谊灭亡蒙古民族之心,其误更甚。”郭道甫:《蒙古问题》,第43—44页。
③文章曰:“今者中华烈烈健儿,衮衮诸公苦于满清之专制,激于帝王之淫威,不惜掷头颅绞心血以推倒清室,组织共和国体。独于我蒙古不但未尝提及人民,反尊加王公之特权,以固其专制之势。又从而策封爵位,以招来之攘取蒙古固有之土地权,以为汉族之殖民地,而美之以与内地一律待遇之名词。甚至专重汉文汉语,以消灭蒙古固有文字言语。呜呼,以此而言五族共和,且倡言中华民国有利于蒙古者,其欺天乎欺人乎?惟欺我无识之蒙古耳。”郭道甫:《蒙古问题》,第47—48页。
④参见敖光旭《失衡的外交——国民党与中俄交涉》,提交香港浸会大学主办“孙中山学术会议”,2005年12月。《国内大事述评·蒙古独立的消息》《,每周评论》第15号,1919年3月30日,第2版。
⑤《国内大事述评·蒙古独立的消息》《每周评论》第15号,1919年3月30日,第2版。
⑥梁启超:《叙》,郭道甫:《蒙古问题》,第1页。
⑦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上)》,1924年3月27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1版。
⑧君宇《中俄会议——为了谁的利益?》《向导周报》第42期,1923年9月30日,向导周报社编《向导汇刊》第1集,1924年版,第319—320页。
⑨国焘《还是赞助新蒙古罢》《向导周报》第8期,1922年11月2日《向导汇刊》第1集,第68页。

①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上)》,1924年3月27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1版。
②曾友豪:《崇拜帝国主义与断送蒙古(下)》,1924年3月28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1版。
③详见敖光旭《革命、外交之变奏———中俄交涉中知识界对苏俄态度之变迁(1919—1924)》(待刊稿)。
④《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新青年·附录》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1—29页。
⑤《加拉罕之中俄外交谈》,1923年9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第2张第6版。
⑥李璜《对俄问题的我见》《晨报·社会周刊》第3号,1925年10月20日,人民出版社编《晨报副刊》第10分册,1981年影印,第12页。
⑦参见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香港,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473页。
⑧《中国人与俄国劳农政府通告》,1920年4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第4张第13版。
⑨AllenS.Whiting,SovietPoliciesinChina,1917—1924(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54),p.254.
10.SSK:《中俄交涉中之外蒙与中国之前途——某外人之观察》,1924年4月2日《时事新报》,第1张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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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EX就蒙古政府的铁道基础设施整备业务之商务咨询与蒙古铁道公司正式签署框架性备忘录

美国商业资讯：东京--(美国商业资讯)--CADEX株式会社（东京都港区，法人代表：若井紀良，以下简称：CADEX），与蒙古国国有铁道事业会社----蒙古铁道株式会社（总部：乌兰巴托，GM：Batbold，以下简称：蒙古铁道）之间，就完善蒙古国铁道交通基础设施的商务咨询部分正式签署了备忘录并结盟，特公告如下。

结盟背景
蒙古国幅员辽阔，其国土面积约为日本国4倍，地下矿产资源丰富，近年备受世界瞩目。伴随时下对矿产资源需求的增大，蒙古国内的资源开发亦日趋加剧。但是，由于蒙古国内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配套严重不足，致使被开采的矿产资源难以顺利外运，成为影响开发之瓶颈。

现存运送矿产资源等沉重物资而必不可少的铁道运输，是以俄罗斯和蒙古两国政府各自出资一半成立于1949年的乌兰巴托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乌兰巴托铁道）为中心运营的。

就蒙古现状而言，现存轨道网络，运输车辆，运营系统等一系列设施配套已陈旧不堪，而事关推动开发?采掘这一国家战略如此至关重要的矿产资源埋藏区域之轨道交通网络竟尚未完善，为此，蒙古国亟待就包括轨道支线的开辟、货运车辆的采购、铁道系统等基础设施配套寻求合作。

此外，蒙古政府在直面上述问题的同時，尚需应对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克服的难题，即铁道事业在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技术、资金、人才等经营方面的诸多课题，进而使得项目得以顺利进行。

通过此次合作关系的建立，CADEX和其集团公司CADEX LLC Mongolia（总部：乌兰巴托，法人代表：A. Munkhbold，以下简称：CADEX蒙古）作为蒙古铁道的商务顾问，，将首先确保向蒙古铁道提供以技术、人才?教育为中心的项目运营方案，同时也将为蒙古铁道日后得以长期稳定的运营和发展推动并贯彻整个项目。

此外，作为蒙古铁道，可在有效地借鉴使用CADEX在中国铁道相关业务以及项目运营方面所积累的涉及亚洲区域的网络资源、业绩、技巧的同时，亦可与其他国家的协力者相互协作，为早日完善蒙古国内的铁道基础设施配套实现安定的物资运输，开拓新兴的商贸业务，加速地下矿产资源的开发而努力。

有关蒙古铁道
为使蒙古国内的铁道基础设施配套得以迅速完善、国内资源有效开发以及确保面向国际市场的物资供应，蒙古国政府于2008年全资打造了蒙古自己的铁道事业公司。蒙古国政府通过蒙古铁道的建立，就后勤保障的合理化，安全的铁道管理系统，安定的质量管理系统的确立?运营予以实施，从而推动了该国国内铁道设施的现代化，巩固了在国际资源市场影响力，为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有关CADEX株式会社
CADEX株式会社，作为「亚洲的良好伙伴」，是以有助于亚洲区域得以持续发展为初衷而成立的综合商社。近年来，尽管日本在诸多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及评价明显低落。但是，位于亚洲最东边，也就是被称之为极东、这块于地政学具有其独特环境所孕育出的技术、人才、资金力量，无疑就未来发展尚存广大空间的亚洲区域而言尚必不可少。CADEX除国际贸易外，日后将在亚洲区域、通过对人们日益关注的「环境」「生活」「安全?安心」题材所涉及的日本之技术、人才、资金力量的提供及有效利用，为亚洲经济圈的腾飞贡献绵薄之力。详细信息可参照本公司网页：

www.cadex.co.jp
CONTACT:本案咨询机构

CADEX株式会社（担当：　鈴木）
东京都港区西新橋2丁目13-16
TEL: +81(0)3-5157-2081
E-mail: enquiries@cadex.co.jp

北洋汉人军阀小丑徐树铮入侵外蒙古始末

徐树铮是典型的军阀小丑，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侵略军兵力不足，（仅一个不满员旅）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小丑徐虚张声势，一路上大肆张扬，自谓作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第二，直接入侵库仑。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蒙古哨卡对这支侵略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小丑徐在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吓唬当地蒙古高层人士。

当时敢于和中国汉人侵略军交战的是俄国白俄军队。白俄军队与骑兵小丑徐交手几会和，汉人侵略军被打的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一路上小丑徐树铮还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所谓中华教育。（参见中华书局《徐铁珊公日记》）

蒙古国担心过度依赖中国，新铁路计划倒向俄罗斯

蒙古政府将很快宣布“新铁路计划”建设第一阶段工程开始国际竞标。根据规划，该阶段工程完成后，蒙古可以将矿产直接运往俄罗斯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它将成为蒙古继中国天津港后的第二个出海口。
　　
上周末，竞标预备会议在首都乌兰巴托举行，有竞标意向的俄韩日中等国80余家公司派代表出席会议，蒙古政府向与会者介绍了相关政策。“新铁路计划”完成后，基本上可以形成连接蒙古全国的铁路运输网。目前除连接俄中的纵向铁路单线外，蒙古国内只有乌兰巴托至额尔登特、乔巴山至蒙俄边境的楚伦浩饶特等几小段铁路线。
　　
据当地媒体报道，蒙古开辟第二出海口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本国矿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提供条件，同时又可以摆脱矿产品出口依赖中国的局面，从而保障蒙古国家安全。目前，韩国、日本、印度等国都对蒙古的矿产品有很大兴趣。
　　
虽然近年来与中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蒙古又担心“过度依赖中国”，因此对中国的投资和需求怀有矛盾心理。

路透社报道称，出于对中国这个邻居的忧虑，蒙古决策者没有选择再建一条直接向南的线路，而是经过俄罗斯“迂回”到太平洋。从蒙古战略矿区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为4500公里，而到中国天津只有1500公里。

印度《经济时报》14日报道说，蒙古去年70%的矿产出口到中国，对中国的过度依赖让蒙古精英阶层感到担心，促使他们在签署投资协议和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时进一步倒向俄罗斯。

国际媒体组织谴责蒙古没收报纸电脑

记者: 海彦 华盛顿 2010年 9月 17日
全球性媒体组织国际记者联合会星期五谴责蒙古有关当局没收一家报纸的存有保密消息来源信息的电脑系统主机。

国际记者联合会9月17号发布新闻稿，谴责蒙古的法警8月27日进入“公众明镜”日报报社，强行没收了这家报纸的电脑主机。

新闻稿说，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一家法庭下令没收这家报纸主机的事件与这家报纸2009年9月1日登载西部哈萨克省的一封读者来信，揭露当地8位地方政府官员腐败有关。这些官员状告这家报纸诋毁名誉，法院于2009年12月24日裁决报纸败诉，要求报纸声明撤回读者来信并道歉。这家报纸上诉，2010年3月，首都城市法庭维持原判。

新闻稿说，在法庭做出判决后，哈萨克省的许多民众绝食抗议，并有3000多位民众联署要求被揭露的地方官员辞职。

*侵害媒体对消息来源的保护*

另外，蒙古记者联合会和蒙古保护独立媒体权益并监督侵害言论自由情况的非政府组织“地球国际”抗议蒙古有关当局利用法律条款侵害媒体自由和保护媒体消息来源的国际惯例。

总部设在乌兰巴托的蒙古保护独立媒体权益“地球国际”的总裁娜仁扎格尔女士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政府官员利用权力侵害媒体权益，危害记者保护消息来源表示担忧。

她说：“现在这家报纸对有关官员如何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使用电脑里的消息来源信息感到担忧。蒙古没有保护揭密者的法律，没有保护记者保密消息来源的法律，但是，这是国际标准和惯例。既然蒙古正在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这两个方面都是要做到的。另外，我们对一些官员利用法律恐吓媒体的做法非常不满。”

国际记者联合会亚太区主任帕克女士在新闻稿中，谴责蒙古有关当局没收报纸电脑主机和保密资料是侵害媒体自由，恐吓媒体，并对有关官员滥用法律危害保护媒体消息来源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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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学者哈达因拒不认罪被禁购买食品

（维权网信息员郑毅报道）因“分裂国家罪”和“间谍罪”被呼和浩特中级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蒙古族学者、社会活动家哈达，在内蒙古赤峰监狱被禁止购买食品。

据了解，哈达将于今年12月10日刑满出狱，结束他15年被监禁的生活。近期，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有关领导及监狱人员找哈达谈话，要求他认罪，遭到哈达拒绝后，哈达在监狱中每月可以自行购买食品的权利被剥夺，并且不准其他犯人与哈达说话。

8月份，哈达的儿子到赤峰监狱见到父亲，感觉他精神很好，但身体状况极差，人苍老虚弱，由于不允许哈达在监狱商店购买食品，营养更加跟不上。

哈达的妻子新娜表示，哈达还有不到三个月就回来了，总算有盼头了！在哈达入狱近15年中，新娜以开《蒙古学书社》为生，长期的操劳，新娜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她非常乐观，并希望能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写一本书，以见证历史。

另外，一些蒙古族人士认为，在蒙汉民族问题上，政府对待蒙族人的严酷是不自信的表现，希望政府能从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出发，给蒙古族人民以真正的自治、自决权，并希望政府解禁不久前被封锁的《蒙古包》网站，因为老百姓喜欢看真实的东西，更喜欢自己的文化。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09/201009171118.shtml

全世界蒙古人应该定期到蒙古进行朝拜，祭祖！

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再修建，改建，扩建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的目的何在？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成吉思汗陵实际上是蒙古人心中的圣地。历史上，在日本军入侵内蒙古时成吉思汗陵遭几度搬迁，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拉拢蒙古人，举行盛大祭奠，迁移成吉思汗陵至榆林，青海，甘肃等地。实际上这是汉人的一种政治策略，只要抓住成吉思汗陵这个问题不放，就可以做出有利于汉人的很多文章来。

现在的中共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起投入巨资对成吉思汗陵进行所谓的全面改建，扩建。对成陵周围的伊金霍洛旗镇１６０多户机关、学校、商店、居民整体搬迁，用汉白玉和紫霞花岗岩加固陵宫墙体，更新陵宫穹顶，更换陵宫台基；重建汉白玉苏勒德祭坛，紫霞花岗岩门牌楼、广场、九十九级台阶式步道和其它文物景点；恢复成吉思汗八白室，绘制陵宫壁画和彩绘，增加蒙元时期文物５００件。

可见中共对成吉思汗陵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国民政府，甚至超越历代政府对南蒙古人的怀柔，控制。我们可以看看中共高官所谓视察成吉思汗陵的新闻。

·卫生部部长陈竺考察成吉思汗陵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视察成吉思汗陵
·十一届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考察成吉思汗陵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视察成吉思汗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视察成吉思汗陵
·山西省党政代表团考察成吉思汗陵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视察成吉思汗陵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视察成吉思汗陵

其实，圣祖成吉思汗的大伟业不仅仅体现在成吉思汗陵，当年圣祖成吉思汗即蒙古可汗位，登大蒙古帝国皇帝位的历史遗迹和地点均在蒙古国肯特省境内。成吉思汗缔造大蒙古帝国时活动的整个区域中心位置就是蒙古国内的BurhanKhaldan，即祭天圣台。那里才是全体蒙古人真正圣地所在。全世界蒙古人应该定期到蒙古进行朝拜，祭祖。

Mongol American Cultural Association--美国蒙古文化协会

Mongol American Cltural Association

Mission Statement The Mongol-American Cultural Association (MACA) was founded in 1988, and formally incorporated in 1992, as a 501-C-3 private, non-profit, non-political organization. The association has two essential purposes: 1. providing charitable and humanitarian support to Mongolia, where Mongolia is understood in its broadest sense, as those areas of the world inhabited by Mongol peoples and 2. promoting and preserving Mongol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Mongolian Children’s Aid and Development Fund (MCADF), which uses publicly donated monies to find innovative means to support children’s institutions, orphans and other deserving groups in Mongolia. The second is achieved through various public cultural programs and a website which contains information and links related to current events and the culture of Mongolia. Both of these purposes are also achieved through modest grants to deserving students and scholars. Membership is open to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who share a common interest with the aims of the association. The association's annual meeting i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nnual Chinggis Qan ceremony, held during the fall season of each year. MACA is operated by a Board of Directors, who donate their time and receive no compensation. There is no paid staff. MACA Board of Directors               Advisory Board to MCADF Sanj Altan                                            James A. Baker III (Honorary) Chinggeltu Borjiged                              Tony Ettinger (Chairman) Palgi Gyamcho                                     Howard Roth Enghe Chimood                                                      Chagaan Baatar

The Mongol Tolbo Archive

Issue #1	Nov '93	Issue #10	Jan '97	Issue #19	Apr '00
Issue #2	Mar '94	Issue #11	Jun '97	Issue #20	Jul '00
Issue #3	Aug '94	Issue #12	Dec '97	Issue #21	Mar '01
Issue #4	Dec '94	Issue #13	Jun '98	Issue #22	Jun '01
Issue #5	May '95	Issue #14	Sep '98	Issue #23	Aug '01
Issue #6	Sep '95	Issue #15	Dec '98	Issue #24	Apr '02
Issue #7	Jan '96	Issue #16	Apr '99	Issue #25	Oct '02
Issue #8	Jun '96	Issue #17	Sep '99	Issue #26	Jan '03
Issue #9	Sep '96	Issue #18	Jan '00	Issue #27	Oct '03

 
MACA Board Members ：

Sanj Altan, President

Sanj Altan was born in 1947 in Pfaffenhofen, Germany. His family emigrated to the US in 1951. His grandparents had fled Russia following the 1918 revolution and were part of the Kalmyk emigre community in Eastern Europe during the 20s, 30s and 40s. He graduated from Rutgers University in 1968 and  from Temple University in 1977, with a Ph.D. in Biostatistics. He is currently employed by Johnson & Johnson where he supports pharmaceutical drug development.
Sanj Altan traces his interest in Mongol culture to his parents, who insisted on speaking their Mongolian dialect at home, and his teachers, the late Professor Gombojab Hangin, who inspired his pursuit of the Pan-Mongol movement, and the late Tsorj Lama, former Abbott of the Khorgha Temple in Western Sunid, Inner Mongolia, who inspired hs spiritual pursuit of the annual commemoration of Chinggis Khan.   

Chagaan Baatar

Chagaan Baatar was born in the Ordos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 He graduated from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in 1983 and came to the Unites States in 1986 to attend graduate school. Chagaan received his MS and Ph.D. degrees, both in physics, from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respectively. He held various research positions in academia,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and is currently employed at the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as a program officer. Chagaan lives in Northern Virginia with his wife and three children.

Chinggeltu Borjiged

Chinggeltu Borjiged was born in 1952. His family originated from Jirimin Qigulgan of Southern Mongolia. They fled to Taiwan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the 1950's. Chinggeltu received a BS degree and a MS degree in Engineering. He worked for AT&T Bell Labs and Lucent Technologies as a member of technical staff for 18 years. Currently he is employed by TDK-Lambda Americas Inc. as a senior mechanical engineer.
Chinggeltu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78 with his wife Monica Unenmedeltei Uriangkhai. They have a son and a daughter, both of whom have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nd are working in their professional fields.
Chinggeltu has devoted himself to helping Mongolia and Mongols as much as he can. His biggest wishes are to see Mongols stand united and perserve their culture. He is willing to work with anyone who has an interest in building a better futur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Mongols.

Enghe Chimood

Enghe Chimood, an ethnic Mongolian, was born in Taiwan in 1953. He graduated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1976 with a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ubsequently, he received M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from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in 1982. Enghe worked for several communication system design companies as a professional engineer until he co-founded a communication systems development company in 1996.
Enghe has been influenced deeply by his parents regarding his root back in Mongolia. He has been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supporting orphan children in Mongolia. Since 1994, with the support from MACA board members, he visited Mongolia regularly and has implemented various tasks of Mongolian Children’s Aide and Development Fund (MCADF) under MACA’s guidance.
Enghe is married to Jane Chimood and has adopted 4 Mongolian orphan children. They now live in Washington DC area in the USA.

Tony Ettinger

Tony Ettinger has been a long time supporter of Mongolia and its people.  In 1995, he founded the Mongolian Children’s Aide and Development Fund with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 and MACA.  He has served as its Advisory Board Chairman since its inception.  On the business front, Tony has been the founder of several market lead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have generated over $1 billion of profits since inception.  He is currently a Managing Director of 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 (FIG), one of the largest 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nagers in the world.  Tony is married to Patti Ettinger and has two children; Jared and Leah Ettinger.

Palgi Gyamcho

Palgi Gyamcho’s parents were originally from Omon Govi Aimag. They fled their native country during the tumultuous period of the 1930’s. They made their way to Inner Mongolia, and eventually went on further south to settle down in Lhasa, Tibet. After less than a decade of tenuous existence in Tibet and with the impending Chinese occupation of the country, they continued their exodus further south on into India. They settled down in Kalingpong, a tiny town nestled in the foothills of the Himalayan range, bordering Nepal, India, Sikkhim, and Tibet.
Palgi and his late brother, Toch-Toch, were born in this town. With the outbreak of Indo-China border conflict, their family once again moved deeper into India to tentatively settle down in Mussoorie. In 1968, the entire family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call Newtown, Connecticut, their final home.
Palgi graduated from Fairleigh Dickenson University and has since then worked at Robert Fulton Company as a design and development engineer. His is married to Tuya Dagvadorj and has three children. The oldest son, Jagi, age 18, is attending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Middle son, Sodnomdarjay , age 13, is in eighth grade, and Chinguun, the daughter aged 9, is enrolled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nggis Khan Ceremony Archive
2009 Ceremony Photos      2008 Ceremony Photos      2007 Ceremony Photos      2006 Ceremony Photos
2005 Ceremony Photos     Older Ceremony Photos   

Video Montage of the Past 20 Ceremonies

http://www.maca-usa.org/index.shtml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蒙古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这里修建生态城

 蒙古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蒙古的面积是德国的四倍，而人口仅有300万。不过，该国人口差不多一半居住在首度乌兰巴托。虽然，乌兰巴托并没有很多大型工业，但该市上空仍然聚集一层厚厚的废气尘埃。乌兰巴托的空气尤其受到那里三座供暖厂的污染，而千家万户在传统的蒙古包里生火做饭，加上取暖，对大自然造成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希望能在这里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北京飞往乌兰巴托只需两小时。途中，人们看到的是无尽的山脉、沙漠以及几乎杳无人烟的草原。乌兰巴托城市出现前，人们就先看到密布在城市上空的烟云，同蔚蓝的天空形成鲜明对照。

蒙古人喜欢用"蓝天之国"来歌颂他们的家乡。在辽阔的草原地区，蓝天之国的说法也的确名副其实。不过，在乌兰巴托，要想欣赏蓝天则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尤其是在冬季，乌兰巴托被一层厚厚的尘埃紧紧地包裹着。这时，该市的气温可以降到摄氏零下30度以下，为居民楼供暖的暖气站不得不开足马力，而在市郊分散于各处的约15万个蒙古包内，为了取暖，可以在炉子里燃烧所有物件。

假如能够降低取暖耗能，节约的将不止是金钱。这也将是为净化这座世界上最寒冷首都的空气做出的贡献。在乌兰巴托西南部靠近机场的地方，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做出示范，告诉人们怎样取暖节能。

生态样板房：两层式建筑，外表涂成黄橙色
在一片72公顷的土地上，人们正在创建一座蒙古-德国生态城，计划修建2200套住房，还有学校、绿地以及购物中心。如果现在来到这里，人们只能看到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孤零零只有两座样品房，它们是两层式建筑，外表涂成黄橙色。这样的小楼在德国的新建小区里也能看到。工人们已开始为修建另外5座生态房打地基。

来自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的埃尔贝克先生负责乌兰巴托综合城市建设项目。他骄傲地站在生态房前，指着房顶上熠熠发光的太阳能电池说：

 "这是用来取暖以及提供热水的。乌兰巴托能源不足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供暖部门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取暖的需要。因此我们考虑寻找其他解决办法。"

乌兰巴托日照充足，为生产太阳能提供了有利条件。这里，每年日照时间平均2800小时，而德国日照时间只有900小时。

对埃尔贝克而言，生态房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即回收和处理废水。人们希望，将以缺水著称的乌兰巴托建设成绿色的植物园。他说：
 "我们将严重污染的水加以处理，并重新利用那些一般的脏水，用他们冲洗厕所，浇灌绿色植物带，让这个城市保持绿色。"

生态样板房：两层式建筑，外表涂成黄橙色

样品房的房间明亮舒适，土质地板显得很温暖。房子都是座北朝南，墙壁封闭得很好，足以抵挡冬季的寒冷。而恰恰是这一点，比社会主义时期建造的500多座高层住宅楼要强得多。乌兰巴托的主要景观依旧是这些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楼房。它们为大约25万人提供6万套住房。这些住宅是俄式建筑，多年失修，目前基本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它们没有经过加厚墙壁的环保隔离处理，窗户经常关不严。蒙古没有测量用户消耗能源和水资源的机制。

2007年，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乌兰巴托西部对一座建于1982年的楼房进行了整修。这座5层的大楼共有大约30套住宅。来自德国的贝克早在德东地区就已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他说：
 "我们在三个月内就完成了整修任务，供暖问题、强化屋顶等，我们对大楼进行了加固和密封，还改善了卫生系统，修建了基础管道。我们几乎将德国的模式一对一地拿到这里来并完成了实施。"

楼房整修之后，大楼的耗能总量降低了70%，而同时，住房的舒适程度也得到明显提高。根据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的推算，如果乌兰巴托所有这类楼房都进行了整修的话，该市目前的三座供暖厂有一座可以关闭。不过，整修房屋耗资巨大，平均算来，每整修一平方米耗资100欧元，但新建房屋耗资却又是它的三至四倍。如果不整修，这些楼房在10年后就到了不得不拆迁的地步。

乌兰巴托的上空重新变蓝，恐怕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在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请听德国之声广播

想去达兰萨拉见达赖喇嘛的东杰一家

中午我们的车在玛多县的一个小镇停下来休息。这里属于藏区,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脸膛黑红穿着藏袍的成年男女,还有穿袈裟骑摩托车的僧侣。一些老人坐在街边晒太阳。小孩子大多穿着牛仔裤,几乎每个小孩头上都戴着一顶HipHop帽。一个小姑娘说,帽子是在镇上买的,12元一顶,现在很流行。

东杰也戴着这样一顶帽子。这个眼睛大大牙齿洁白的男孩子在镇上的小学读四年级。他手里拿着一本藏文书,我们问他这是不是学校的用的课本,他回答说"就是"。再问他是哪门功课用的教科书,他回答不上来。我们又问他家住得远不远,能不能去他家看看。他竟然非常痛快地说"可以",然后带我们去了他家。

东杰的家就住在街边。外面是个卖藏服的铺面门脸,里间是一家人的卧室。铺子里挂满了藏式服装,东杰的父母是一对十分憨厚朴实的藏人夫妇,他们都不会讲汉话,看我们一群人走进来只憨憨地笑。我们问东杰能不能进里屋看看,他一边掀门帘子一边说可以。

里面的屋子是个细长条,估计只有15、6平米的样子。一进门就看见电视柜上方端正摆放的达赖喇喇的大幅照片。在中国,藏人被禁止在家摆放达赖喇嘛的照片。东杰说,在他们这里家家都供放达赖喇嘛的照片。他说,照片是以前在四川买的,现在已经买不到了。我们问他警察不管吗？他说,照片在里屋藏着,警察看不见。我们又问他,警察进来发现了怎么办？他说,警察发现了会罚款,要罚2000元人民币。我们再问,警察发现了会不会把爸爸抓走？东杰点点头说"就是"。

东杰家窄小的屋子里填满了家具,一张大床占了屋子面积的三分之一。床的旁边是个大火炉,一面墙都是彩色的柜子,柜子上挂着两个转经法轮。柜子前面的方桌上散乱着放着几张DVD光盘,一张DVD的封皮上写着"风云之雄霸天下"的字样,看起来像是功夫片。东杰说,DVD在镇子上买的,10元一张。他很喜欢看功夫片。东杰的姐姐穿着校服害羞地坐在窗前的单人床上。我们问她多大了,她说自己17岁,上六年级。我们问她喜不喜欢汉人的流行歌曲,她说喜欢。我们就央求她唱两句,她害羞地笑了笑然后大大方方地唱了起来。她唱的歌词和曲调我们都没听,看起来应该是西北当地流行的音乐。我们又问她知道不知道"S.H.E"和周杰伦,她摇摇头。

东杰的母亲热情地给我们端上满满一盘藏族小吃,给每个人都倒了热茶。东杰的舅舅在10多公里外的寺庙修行,现在赶上庙里放假,舅舅来镇子上看望东杰一家。虽然语言不通,东杰的爸爸和舅舅都坐下来陪我们说话,东杰和姐姐就在中间做翻译。

东杰的爸爸说,外面的藏服店是两年前开起来的,在这之前一家人是牧民,在草原上放牛。后来为了让三个孩子上学,他们放弃了放牧的生活。在中国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儿童可以享受到完全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东杰说,今后他要读大学,去北京当老师。姐姐说,要去西宁当医生。说到这儿的时候,东杰的舅舅开玩笑说,等姐姐长大了让姐姐在家里卖衣服。姐姐生气了,转过身,背对着我们。我们问东杰的爸爸,如果子女以后都想离开这里去大城市工作,他同意不同意。这个汉子笑着说:"同意。"我们又问他,家里只剩下他们夫妻两个人怎么办。他笑着简单地回答:"继续卖藏服。"我们又问,家里住5、6口人挤不挤,想不想住大房子,有条件想不想盖新房。东杰的爸爸一直笑着只用一个词回答:"可以。"

东杰的姐姐手上戴着一串佛珠,东杰说他们每天早晚各要念一次经。我们问东杰的姐姐想不想去达兰萨拉,她说想,但是太远没有钱去。我们又问她为什么想去？她说,"达赖喇嘛是藏族最好的菩萨"

她想去达兰萨拉见达赖喇嘛。
我们和东杰一家人聊了半天,准备起身告辞。我们让东杰教我们用藏语说"谢谢",他教了一遍一转眼就不见了,原来是跑回学校上课了。我们还是没有记住藏语的"谢谢",但是我希望这纯朴的藏人一家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感谢之情。
摘自：黄河十年行生态考察沿途报导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906640,00.html

黄河内蒙古段十年生态沿途考察

今天一行人马到达了乌梁素海。去那里之前我一直在打听乌梁素海在蒙语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这个词在蒙语里是"红柳湖"的意思。乌梁素海是地球同纬度荒漠区最大的湿地型湖泊,也是内蒙古境内第二大淡水湖。现在这里已经被开发成景区。景区入口处一个老汉挑来两桶水在浇花。

老汉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他说,浇完这些花需要8桶水。水是从附近的井里打上来的。以前打井,打上20多米就可以打到水,现在要打上80米才能打到水。他讲话的时候,不断有蚊子落在他黑红的脸上,老汉用手驱赶着蚊子眯眼笑着对我说:"来这儿就是来坐坐快艇,吃吃鱼。"

乌梁素海景区内正在建造现代化的别墅,这和一片自然风光很不搭配。一个小贩在浮桥上搭建的商铺里摆放了两台电脑给游客拍快照。窗户上贴着的两张样照。其中一张照片上一个游客的发型被修改成毛泽东的发型,站在他旁边的几个人看起来很像乡村干部。不知道这样的样照能为小贩招揽来多少顾客。

离开乌梁素海我们又去了乌海市的一个村庄。村子附近修建了不少化学工厂、钢铁厂和水泥厂。村子里还有一些土坯房,但是看起来已经没有人居住。

一个19岁名字叫康伟的小伙子在黄河边放羊。他说他在包头上大专,暑假回家帮家里放羊。康伟的父亲为儿子在县城里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楼房,康伟并不高兴。他说,80后90后的人要自己打拼,毕业后他要留在包头工作,赚了钱要找个女朋友。他说,村子里的年轻人都跑到别的地方去"打拼"了,没有人原意留在那片田地。康伟的表弟15岁的康龙开学就该上初二了。他说话时一副成年人的口气,喜欢用一些"发展"、"成效"、"前景"之类的词。我问他这些话是不是从报纸上背下来的,他腼腆地笑着说,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康龙说,等他长大了,"也要去包头、呼和浩特等大城市发展"。我问他要不要带着女朋友一块去大城市发展,他严肃地说:"那要看基础怎么样了。"
摘自：黄河十年行生态考察沿途报导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906640,00.html

伊克昭盟的所谓"羊煤土气"背后

内蒙伊克昭盟康巴什新城,柏油马路宽阔而整齐,城市中心广场上竖立着4座以成吉思汗为题材的巨大雕像。以广场为中心,四周围绕着地方人大、地方政协、地方政府以及博物馆、图书馆等气派豪华的现代建筑物。

宽阔的大道显得有些冷清,只是偶尔才有一辆汽车呼啸而过。远处正在施工建设中的住宅楼高楼林立,据说当地新开盘的商品房售价已经达到平方米7000元人民币,这一房价已远远超过中国许多中等规模城市的平均房价。在广场上经营一个冷饮摊的小贩说,这个地方很多住宅小区的房子销售一空,但是居住率却只有30%。他说,很多人在康巴什上班,但是都在几十公里外的东胜居住。

不少从甘肃来的姑娘在这里找工作,在鄂尔多斯一家普通餐馆做服务员,月收入往往可以达到1600元人民币,而在甘肃这种工作的工资则只相当于这里的一半。

在中心广场卖冷饮的小贩一脸认真地说:"在这里随便拦住一个老汉,他家里一定至少有200万的存款。"不过只是当地人这么有钱,外地人没有。"他又补充道。

伊克昭盟在蒙古语中是"守灵部落"的意思,成吉思汗的陵墓就在这里。这里的自然环境属于干旱到半干旱的荒漠草原,旱生植物的聚集地区。这一地区地下70%的面积都储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另外还拥有大量的稀土和天然气资源。因此这一地区也被赋予了"羊煤土气"(羊绒、煤炭、稀土、天然气)的称号。近几年伊克昭盟发展飞速。甚至有人说康巴什新城两年来新建筑赶上美国拉斯维加斯发展几十年的建筑水平。

但是关注生态发展的环保人士却对伊克昭盟飞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这一地区属于较干旱地区,每年的水资源蒸发量相对于降水量有可能高出20到200倍。水资源的缺乏被看作是当地经济发展潜在的瓶颈。环保人士汪永晨评价说:"经济开发应该有规划,现在这种大手
笔的开发就是一种暴发户式的开发模式。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生态财富在这里仅仅在两年之内就遭到改变。"

康巴什新城道路两旁种植了不少绿色植物,一位环保人士指着路边的杨树忿忿地说:"在这种干旱半干旱地区根本不合适种植杨树之类的高耗水的植物,应该种植耐旱植物,比如胡杨。但是耐旱植物经常不好看。当地政府还是在打生态牌,想改变鄂尔多斯地区生态遭破坏的负面形象,但是做出来的却是只绿化不生态的'形象工程'。"

一些环保人士认为,1949年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曾提出"人定胜天""改造自然"的思路已经过时,现代社会已经过度到生态文明。他们:"不是有钱就能做所有的事情,我们需要环保理念。"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928318,00.html

旅居德国的内蒙古反对派人士特姆其勒图（Shovchuud Temtsilt）对近二十年来蒙中关系的发展变迁极为关注

蒙古能否实现“中俄等距离外交”？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乌兰巴托成吉思汗像正在进行亚洲之行的中国总理温家宝6月1日至2日对蒙古国进行了访问。媒体报道称，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定。那么，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经济落后的蒙古，又是怎样看待中国这个迅速崛起的邻居呢？

高层接触频繁

中国总理温家宝出访蒙古之际，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对中蒙关系现状予以积极评价：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取得了新的进展，政治互信不断加深，经贸合作继续扩大。近年来，中蒙双方高层接触相当频繁，中国总理温家宝到访前夕，蒙古总理及总统也都先后访问过北京。而当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上台伊始，也以蒙古作为出访的第一站。
乌兰巴托的中国问题专家奥云认为，蒙古地处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蒙古除了同上述两国发展友好关系，并无其他的选择。她表示："蒙古各大媒体都对本次中国领导人来访极为关注。温家宝访问期间，蒙中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定，内容涉及矿产资源，建筑以及农牧业领域的合作。而且中方承诺向蒙方提供价值5000万人民币的援助。这一切对蒙古的发展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不过，奥云同时也表示，同中方的密切合作在蒙古并非没有争议。很多蒙古人担心，随着中国资本的流入，环境破坏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中国移民的数量会越来多，而来自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会让更多的蒙古人丢掉饭碗。

腐败官僚和企业家为中国利益代言

旅居德国的内蒙古反对派人士特姆其勒图（Shovchuud Temtsilt）对近二十年来中蒙关系的发展变迁极为关注。特姆其勒图认为，中国出于地缘政治以及经济利益的考虑，显然极为重视对蒙古的关系。毕竟中蒙两国拥有数千公里的边界线，蒙古国政府的外交取向，同中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而蒙古国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是中国日益膨胀的国民经济所急需的。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蒙古金矿的童工
但他认为，同北京的合作，对蒙古来说危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姆其勒图说："和中国在非洲的作为一样，中国一方面希望控制蒙古的资源，另一方面，中国也培养了一批腐败的蒙古官僚和企业家作为中方利益的代表。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这种通过正常贸易往来，资源合作等带给蒙古这样一个小国的危险，是当年苏俄统治几十年也不曾出现的。"

过去几年来，蒙古媒体曾披露过多起蒙古政界人士接受中国企业贿赂的丑闻，而透明国际所公布的全球廉政排行榜也显示，蒙古的排名已从2008年的102位下滑至2009年120位。每逢大选，是否过分亲北京也是政治家相互攻讦的热门话题。不过，蒙古的中国问题专家奥云则认为，中国试图对蒙古施加影响其实不足为奇。她说："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试图对小国施加影响，这种现象历来都是存在的，今后也不会发生改变。而这就更需要考验蒙古人的智慧，既要同外界合作，又不至于依附于人。"

寻找”第三个邻居”

九十年代初，蒙古成功实现社会转型开始民主政治后，历届政府均强调，蒙古要在中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寻求均衡外交，并且要拥有"第三个邻居"，也就是说，要摆脱对中俄两大邻国的依赖，建立同西方国家的稳固关系。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乌兰巴托的高层住宅
而当前蒙古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所谓"中俄等距离外交"和"第三个邻居"的外交路线，是否也就名存实亡了了呢？特姆其勒图认为："今天中国主要是试图从经济上控制蒙古，并不能像冷战时期苏俄那样在政治方面对蒙古发号施令。在这个过程中，蒙古也作出了一些努力，比如，蒙古没有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而只保持观察员身份，以突出蒙古没有向中国一边倒的姿态。另外，蒙古还同美国举行军事演习，这种演习规模很小，在军事上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却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特姆其勒图认为，高层频繁互访，经济合作热络的背后，基于历史及现实原因，蒙古民间对中国极为普遍的戒备心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他说："蒙古民间，包括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中国对蒙古的渗透，并对蒙古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他们已经通过内蒙古的实例，看到了中国的扩张能力。内蒙古生活着和他们血脉相连的同胞兄弟，但是，中国几乎已经把内蒙古吞灭掉了。所以，内蒙古的前车之鉴使外蒙人产生了危机感。"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644217,00.html

新疆的少数族群如何看待民族关系

提起新疆，人们总是会想到维汉冲突，却往往会忽略那里的其他少数民族。在这个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还有哈萨克、回、蒙古等族群。同维吾尔人相比，他们似乎对汉族的主导地位更能接受。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遍布四处的新疆哈萨克人

维吾尔族有人口八百万，是新疆除了汉族之外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同时新疆也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共有47个少数民族。哈萨克族是新疆人口第二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大约140万。因此，在伊宁、阿尔塔、乌鲁木齐等新疆城市，哈萨克人都随处可见。24岁的阿维娜（Alwina）来自塔城，新疆大学毕业后，这个哈萨克族姑娘在一家酒馆里面工作。比起一些汉语不好的维吾尔族人，她和汉族人的沟通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学汉语的，就是上了汉语学校，我们家，我妹，我爸我妈都上了汉族学校"。

因为维语和哈萨克语比较相似，所以很多哈萨克人都会说维语。他们看起来似乎比维族人更适应周边环境，一般哈萨克人都会说汉语。或许这就是哈萨克族失业率比维吾尔人低的原因。不过，在阿维娜看来，哈萨克和汉族人在文化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就是用很简洁的方法去做，而我们要走一大步，就是不一样，一道题可以用一种解决方法，就是他们会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做，而我们不是，我们会去考虑很多问题，就是步骤特别多"。

新疆另一个重要的少数族群：回民

回族是新疆另外一个政治诉求不明显，但文化保护意识很强烈的民族。目前在新疆生活的回民大概有一百万人，回民中通行有方言特点的汉语。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他们更认为自己是汉维两族间的桥梁。比如70岁的马建国（音译），他是乌鲁木齐一个清真寺的管理员，"一般来说，只要到这个清真寺里面来嘛，大家关系都是挺融合的，并不分民族。这一点比以前好多了。以前，维吾尔人当中有大民族主义，认为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说了算。"

而回族和汉族的关系也差不多，回族人尽可能和在那里生活的汉族人和平相处。和其它的少数民族相比，回民对中国的认同感更强烈。

为什么哈萨克人和蒙古人对汉人的主导地位比维族人更能接受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哈萨克人和蒙古人都有自己的国家，自从中亚国家对外开放以来，一些少数民族和这些国家的联系增多了，其中有的人选择了移民，而维族人没有这个条件，他们认为新疆才是他们真正的家乡。

从表面上看，中央政府表态要支持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在新疆生活的哈萨克族、蒙古族和维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学校和广播电台，可是这一切都接受着国家的严格监控。而一旦出现独立诉求，中央政府会马上采取干预措施。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754560,00.html

利用太阳能为蒙古供电

项目类型：水力发电站。
项目内容：为1200个家庭5000多用户供电。
项目规模： 76万欧元建造成本
减排二氧化碳：每年525吨。

蒙古的电力需求越来越大。最迟到2012年该国将会出现严重的电力短缺。迄今为止，蒙古政府主要使用燃煤发电和柴油发电机。但是，对气候无害的供电技术越来越得以利用。在这方面。在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游牧民利用太阳能，也建起了小型水电站。如今，这些都可以作为向全国推广的一个范例。

游牧民是气候变化中首当其冲的牺牲者

游牧民的生活方式没有给气候变化带来任何影响，但是，他们现在却已经感受到自然变化带给其灾难性的后果。 
在埃塞俄比亚的博拉娜和索马里地区，游牧民们几百年来赶着牲畜辗转于一片片贫瘠的牧场。援助组织CARE的一份报告表明，游牧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一概顺应旱季和雨季变换，以及草木茂盛和枯竭的变化。他们不需要长期研究，也不需要气温变化表。对他们来说，气候变化早已成为事实。据报告中埃塞俄比亚的牧民叙述，过去每隔六至十年出现一次旱灾，现在几乎每年一次。因此，旱期过后他们根本没有时间休养生息。由于用水短缺，水必须从远处运到当地。干枯的土地被侵蚀的速度更快，牲畜容易得病，新生动物数量下降，农民本来就很微薄的收入更少了—— 他们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四千万受害者
天气的极度变化无常、干旱、洪涝、风暴、气温上升，以及沙漠的步步逼近，使埃塞俄比亚、尼日尔、毛里塔尼亚、肯尼亚和苏丹的几百万游牧民受到威胁。德国最著名的游牧民研究者之一、位于撒勒河畔哈勒市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学研究所的龚特•施雷(Günther Schlee)说：“例如在索马里，那里大多数居民都从事游牧业。”据他估计，目前世界上仍有大约四千万游牧民。
Bildunterschrift: 一群驯鹿冬天在瑞典北部活动
但是，直接受自然变化危害的不仅仅只有非洲的牧民。降雨量较大的暖冬也给芬兰北部和俄罗斯放养驯鹿的牧民带来了很大问题：过去冻结的土地变成了沼泽，动物和牧民陷入泥地，植被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河流推迟结冰或提早融化，放牧的路线和时间都被打乱。

寒冬酿成重灾
蒙古有270万人从事畜牧业── 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游牧民，他们赶着牲畜游牧全国。这个中亚的草原之国受气候变化之害尤其之深，夏季的干旱直接过渡到寒冷的冬季。去年冬天，即便在蒙古也出现了极度寒冷的天气，并下起了罕见的大雪，这使游牧民陷入了生存危机。根据红十字会的信息，最低温度达到零下40度，450万山羊、绵羊、骆驼和马被冻死，数以万计的游牧民失去了生活基础。
无论在埃塞俄比亚、芬兰还是蒙古，游牧民们需要创意来适应变化了的气候条件。在蒙古，这些创意可能就是移动式发电。在干旱地区，则是加强蓄水和取水措施，即打井和修建地下蓄水池。人类学者施雷认为，尤其是要在中期内改变社会和政治框架条件，“因为游牧民的问题绝不仅仅来源于气候变化”。对游牧民来说，比气候变化更严重的是片面扶植定居经济形态的政策、人口的增长，以及日益减少的自由放牧面积。
气候战争：游牧民 VS 定居者？

Bildunterschrift: 肯尼亚的雨水也越来越少，植物枯竭，游牧民的牲畜难觅饮水
社会心里学者罗伯特•威尔泽尔(Robert Welzer)认为，气候变化的社会后果是“现代最大的挑战”。他的著作《气候战争》历数了全世界70起由于气候变化而面临激化的争端。由政府军队和20多股武装分子参与的苏丹内战，就是在定居民和游牧民之间展开的。在威尔泽尔看来，这就是第一场“气候战争”。
自古以来，定居民和游牧民之间就会有冲突发生。游牧民研究者施雷并不认为，气候变化敲响了游牧生态的丧钟，相反：新的移动技术如手机，可以使游牧民的生活更方便。施雷说，“其实，定居的理由越来越少”，游牧生活在工业国家也越来越常见，“大部分音乐会都是游牧民们在组织，从一个国家走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家酒店迁到另一家酒店。”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764037,00.html

争取小额贷款在蒙古非常不易--自主创业而非乞求施舍

创办小额贷款金融机构的想法也为蒙古居民摆脱贫困，艰苦创业提供了帮助。尽管如此，蒙古广播电台的卓力格特(Densmaa Zorigt)对接受德国之声表示，争取小额贷款在蒙古非常不易。
创办小额贷款金融机构的想法也为蒙古居民摆脱贫困，艰苦创业提供了帮助。尽管如此，蒙古广播电台的卓力格特(Densmaa Zorigt)对接受德国之声表示，争取小额贷款在蒙古非常不易。

额尔登特位于乌兰巴托以西350公里处，是蒙古第二大城市，该城居民人口为10万，现年46岁的阿尔坦策策格(Altantsegtseg) 就是其中的一位。

阿尔坦策策格有一家自己的家俱厂，厂房就坐落在额尔登特城边。阿尔坦策策格领导的企业由两栋小型建筑组成。在这位强干的女性将自己的机械设备搬入前，那里曾被用作私人住房。在工厂的院子里，一位工人正在往床架上喷漆；其他职工则在缝纫机旁忙碌，或是忙着为床垫铺弹簧。阿尔坦策策格家俱厂每月的产床量为60张，每张床都带有床垫。创业之初，这位女性企业家曾获得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提供的小额贷款担保基金的帮助：该基金为贷款人清偿一半贷款提供担保。有了这样的担保，创业企业家们便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

"绝大多数银行都要求贷款人出具安全还贷的数据和担保。但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幸亏有了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项目的参与，才使我们获得了低息贷款银行的资助。现在我们的企业正在扩建之中：在未来的三个月内，我们计划再购进一台缝纫机。 "

蒙古银行的贷款利息通常较高。贷款期也很短。3%的月贷款利息不在少数。放贷的风险预估越大，利息也就越高。尤其是贫穷，或是月收入低的蒙古居民无法享受这样的贷款。因为他们无法为贷款银行提供足够的保障。

2005年，阿尔坦策策格与丈夫一道开始生产床垫。如今，这家家庭企业已能保障企业12名员工的收入。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不仅帮助蒙古的创业企业家获得银行贷款，还教会他们如何有效运作自己手中获得的资金。比如登德夫(Toin Dendev)就参加了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开办的商业培训项目。这位来自额尔登特的老先生在乌兰巴托销售马鞍。
"在我因为健康原因退休后，我看到了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登出的一则培训广告。于是我接受培训，并参加了该公司于2007年搞的经商规划比赛，我的创业计划是生产马鞍和折叠装，我为此得了一等奖。"

也有一些银行同样采取了灵活对待自己客户的政策。尤其是创建于2001年的蒙古哈斯银行(XAC-Bank)就极具创新精神，该银行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小额贷款试点项目合并的产物，旨在为社会边缘群体和受社会歧视族群提供帮助。哈斯银行不断开拓新的经营渠道，比如客户可随时通过手机了解自己的帐面情况，也可以办理汇款业务等。该银行在争取更多客户的同时，也尝试着不断摸索经商新路。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833135,00.html

蒙古新纳粹仇视中国人 蒙古社会并不排外 -- 席海明：中国在蒙古的"新殖民主义"

蒙古共和国的一些新纳粹组织从全球化浪潮中看到的威胁不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不是城市商业文化对游牧文化的冲击，而是生活在那里的中国人。

他们自称要捍卫蒙古血统的纯洁，他们开着敞蓬奔驰轿车在乌兰巴托大街上招摇印有德国纳粹党十字标志的旗帜，行纳粹向元首希特勒致敬的举手礼节。

目标就是中国人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离开蒙古的土地，把中国人清除出去。只有把生活在蒙古的中国人，中蒙混血以及那些持有蒙古护照的中国人都赶出蒙古，我们的目标才能算实现了。"

巴特是"泛蒙古"(Dayar Mongol)组织的成员，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毫不掩饰他对中国人的仇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逐渐对外开放的蒙古共和国境内生活着数万外国人，而像"泛蒙古"这样的以纳粹为榜样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主要把矛头指向中国人，用巴特的话说，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是蒙古人。"

中国是蒙古最大的外来投资国，中国人在蒙古的矿业开发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中国人认为，他们在蒙古创造出就业岗位，为丰富的蒙古矿产资源提供了主要销售市场，他们在蒙古的经济活动是一种"双赢"局面。而巴特则毫不含糊地说，"只有把中国人驱逐干净，才对蒙古有利。"

据中国的《侨务工作研究》杂志报道，2006年曾在蒙古发生了一些专门针对华人中餐馆、超市及宾馆的打砸事件。在英美新闻媒体关于蒙古"新纳粹"的报道中说，这些新纳粹主义者恐吓要将跟中国男人发生亲密关系的蒙古女子剃光头。

新纳粹到底有多大影响？

巴特声称，"只要是血统纯正的蒙古人，都会支持我们"，但却不能给出该组织成员的统计数字。在乌兰巴托从事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尼亚姆先生对德国之声说，"这些新纳粹组织最近两年在蒙古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虽然这些组织自己宣称有几千名成员，但是估计其实这些人也就是几十人，大都是爱走极端的年轻人，他们通常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有的人没有工作。"

从中国内蒙古流亡到德国的政治异见者席海明对蒙古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颇为关注。他指出："按照在西方社会人们的理解，这一组织确实是属于极右组织。我觉得他们是缺乏理性，是一种情绪发泄。他们对德国历史不了解，把纳粹标志不当回事儿。在德国，使用纳粹标志是很重大的事件。"

有人认为，蒙古新纳粹势力的出现，是因为经济上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让蒙古人感到了威胁。尼亚姆则指出，蒙古是个人口只有两百多万的小国，经济也不发达，对一个强大的邻国自然带有警惕和不安的态度，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世界上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的不仅仅是蒙古。不过，尼亚姆认为，"蒙古社会并没有普遍的排外情绪，蒙古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外开放以来，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开发旅游业，欢迎国外游客，普通民众对国外游客持欢迎态度。据我的观察，中国人到蒙古来旅游或经商，并不会遭遇特别的危险。"

席海明：中国在蒙古的"新殖民主义"

席海明认为，在蒙古从事经济活动的中国人也都是生活在生存压力下的普通人，新纳粹组织将矛头对准普通中国人和在蒙中经济贸易活动中发挥作用的蒙古人，让他感到不能理解。他说：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在蒙古推行一种'新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不是占据土地，而是利用金钱来收买蒙古的政治与经济精英阶层，达到控制资源的目的。对于这一问题，新纳粹主义的排外做法于事无补，只能给新殖民主义政策帮忙，只会损害蒙古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民族感情。"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872793,00.html

蒙古国二战曾援苏300公斤黄金建一支坦克旅

据有关资料显示，1942年2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向苏联捐赠了250万图格里克、300公斤黄金和10万美元，并用这笔资金在苏联生产了T34、T70等型号的坦克53辆，组建以“革命蒙古”命名的坦克旅。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蒙古人民还多次向苏联捐赠棉衣、食品、马匹等物资和金钱。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兼作家哈罗德·莱姆的力作《征服世界的人——成吉思汗》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兼作家哈罗德·莱姆的力作《征服世界的人——成吉思汗》近日公开发行。这部在西方世界畅销五十余年而不衰的名著是首次被翻译出版，它的付梓刊行将便于成吉思汗研究者和爱好者们的珍藏和研究。

原著作者哈罗德·莱姆是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他创作了诸如《十字军东征》、《亚历山大大帝》、《荒原之狼：哥萨克族人大冒险》、《野蛮人的行进》、《哥萨克人的领袖》、《西部之剑》、《彪悍的杀手》、《沙漠之剑》等数部有世界影响力的名著。其中，《征服世界的人——成吉思汗》以其明畅的笔法、跌宕的文学表达和宏大的史诗风格而晓喻世界文坛，迄今为止，这部名著已拥有德、法、俄、日、西班牙等二十多种语言的译本。一本只有十余万字篇幅的小册子，竟然在西方热销半个多世纪而不衰，这在出版界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当然，这部名著之所以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是与其本身独特的文学魅力密切相关的。具体来说，《征服世界的人——成吉思汗》一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

纪实手法与文学表达相得益彰。哈罗德·莱姆身上的多重身份和多样才能，使得他的这部著作呈现出严谨与趣味并存、学术因子与文学元素互渗的独特色彩。书中除少数情节外，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有典可循、有章可据的。作者非常注重采集翔实丰富的史料，也分外看中对历史细节和故事情节的描述。这种从历史中来的严谨的纪实手法与回到文学园囿中去的趣味创作之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既消弭了由于繁冗史料的堆砌带来的枯燥乏味，增加了阅读的欣悦效果，又驱除了由于文学加工的虚拟带来的浅薄虚妄，强化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厚重感。

细节与史诗场面相辅相成。哈罗德·莱姆是一位天生的电影编剧家，他的杰作《十字军东征》之艺术成就为美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西席尔·地密尔（Cecil B.Demille）所欣赏，并聘请他为电影顾问、编剧。在《征服世界的人——成吉思汗》一书中，我们也能明显地感受到他的出色的电影编辑才能。书中仅用十余万字（以汉字计）便将成吉思汗的一生完美再现于读者眼前，篇章结构紧凑，情节跌宕起伏，给读者以一气呵成的快感。作者非常会布置作品的节奏，琐碎的生活细节与宏大的历史场面悉注笔端，却丝毫没有让读者有些微的不合拍的杂乱之感。相反，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既能激情观赏到重大事件的宏大开阔、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为之动容动心，又能深刻触摸到伟大人物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和深沉咏叹的生命搏动。在细小音节与宏大乐章的跳跃律动中，一个血肉丰满、真实感人的成吉思汗从沉重的历史故纸堆中脱颖而出，平易近人地走向千年以后仍为他着迷疯狂的亿万读者。

再现描绘与研究视野互为表里。在该书中，哈罗德·莱姆没有将笔触局限于真实再现历史画面和历史人物的纪录层面上，而是带着研究、审视的犀利目光来诠释成吉思汗这个“千年风云第一人”的。无论是引经据典，还是细节描绘，作者都表现出一种探究的姿态，透露出一种追根到底的决心。作者既想生动再现人物的历史原貌，又急于表达自己对这个人物的见解，使得这部作品呈现出再现描绘与研究视野互为表里的创作格局。它给读者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和认知触动是具有震撼力的，也富有启迪性的。因此，这部著作不应只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更应该当作一部研究成吉思汗的专著来慎重对待。
内蒙古日报

蒙古人历史意识形态问题

18至19世纪清朝对蒙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保留其天人合一的自然游牧经济，汉人军阀的入蒙、汉人商人盘剥，让蒙古人至今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始终不能忘却。

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从1960年代中期起，蒙古通讯社指责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蒙古始终怀有觊觎之心。

蒙古报刊杂志上每天有上百篇揭露中国人不轨行为的文章。1966年蒙古和前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大批苏军进驻蒙古。

蒙方对自己的历史问题始终抱有及其的敏感态度和强烈反应。国际蒙学家大会每年都会邀请中国专家，但中方只参加文学语言艺术等部分，涉及历史问题一概回避。2006年，蒙古国政府举行纪念“大蒙古帝国国”建国800周年活动，邀请中方高层级的官员参加，但中方经过慎重考虑，派了一个政协副主席前往，“说声祝贺就完了”，“具体什么都不谈”。

1989年3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华。5个月后，中方外长钱蒙古进行了正式访问，当时北京发生了89事件，西方国家制裁和孤立中国。

1989年年底，蒙古彻底民主化。12月10日，一些青年第一次公开批评国家政策，乌兰巴托四处都能见到批评国家政策、呼吁民主改革的传单，全国各地爆发群众示威。

次年2月，反对党蒙古民主联盟诞生，并于1990年3月在首都苏赫巴托广场发动静坐绝食，要求当时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

经过审时度势，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巴特蒙赫作出离职决定，自愿辞职。蒙古由社会主义制度转入民主化市场经济体制。1990年夏天，蒙古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化多党制议会自由选举，1991年1月13日，通过了第一部尊重人权自由的民主宪法。
《凤凰周刊》2009年第10期

蒙古国政府决定划定扎门乌德市等5个经济专属区

蒙古国政府召开例行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划定经济专属区事宜。划定了奥云陶勒盖铜金矿、塔旺陶勒盖煤矿、赛音善达市、汗楚格特车其市附近的地区属于经济专属区。

会议决定东戈壁省赛音山达市的3521.5公顷土地用于建筑工业园区；南戈壁省汗博格德市的7736.1公顷土地用于奥云陶勒盖金铜矿的开采；南戈壁省汗楚格特车其市的3661.3公顷土地用于塔旺陶勒盖煤矿的开采；中央省、色楞格省的12084.9公顷土地将用于建设国际机场；东戈壁省扎门乌德市的882.3公顷土地均划定为经济专属区。

蒙古国毒品犯罪现象

据蒙古国媒体报道，近年来蒙古国吸毒贩毒现象出现逐年增加趋势，该国境内已形成走私、贩卖和吸毒网络，毒品走私活动也日益扩大。

据统计，蒙古国1999年在国内查出吸毒人员45名，而近期调查显示，吸毒人员已经增加到410人。这些吸毒者中多数为女性和未成年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

蒙古国反毒品协会主席勒哈格瓦苏伦说，蒙古国于2000年出台了反毒品法，但实施效果不理想。最近3年，戒毒中心的人数不断增加。被送到戒毒中心的吸毒者51％为女性，30岁以下的青少年占59％。该协会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果断措施，严防青少年吸毒。

针对涉毒案件增加的情况，蒙古国警方近期在扎门乌德、乌兰巴托、阿拉坦布拉格等地区开展缉毒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大蒙古帝国空前绝后四百年

当年蒙古40万人灭亡40多个国家、征服720多个民族、消灭军队超过千万，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大蒙古帝国。这究竟是怎样一种气魄、怎样一种精神？

近日推出的大蒙古帝国历史大作《狼性征服：蒙古帝国空前绝后四百年》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狼性征服》讲述的是从1206年到1635年这四百多年蒙古帝国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再现了蒙古帝国的血腥征服史，同时也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兴衰史。

和静土尔扈特汗王府

天山网讯：和静县隆重举行土尔扈特汗王府修缮竣工。

１７７１年，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在首领渥巴锡汗的率领下，百折不挠、浴血奋战，回归故乡。定居和静后２００多年里，曾建立了许多王宫和庙宇，汗王府是最具代表的一座王宫。王宫用青一色砖瓦修建而得名，是一座具有俄式建筑风格、构造精美的宫殿式王宫，是土尔扈特部落最后一个汗王府和盟长公署，曾一度是南路旧土尔扈特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最高权力机关，是东归历史文化的见证。

据了解，和静县城中心的土尔扈特汗王府暨民族博物馆，占地８５１０平方米，是展示“东归”历史文化及察吾呼沟文化专题型博物馆。该馆包括土尔扈特“东归”前后历史文化、建筑实体、艺术展品及察吾呼沟文化出土文物两部分。目前，和静县土尔扈特汗王府暨民族博物馆已成为和静县研究东归历史和东归文化的中心。

德国将向蒙古国提供300万欧元无偿援助---成为蒙古国的第二大援助国

本月抵达蒙古国访问的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长尼贝尔说，德国将向蒙古国提供300万欧元无偿援助，用于改善蒙古矿产企业管理、人才培训、高附加值产品工业等领域，目的是为了减少贫困等。

　　蒙古国财政部长巴亚尔朝格特表示，德国是蒙古国主要的欧洲伙伴国，自1990年以来德国累计向蒙古国提供了2.9亿欧元的无偿援助，成为蒙古国的第二大援助国。

　　尼贝尔访问期间，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对外关系部长赞登沙塔尔、矿产能源部长召力格特官员与他举行会谈，并就双方合作等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贝尔是1991年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长访蒙后该部部长的又一次访问。

内蒙古发现成吉思汗时代使用的蒙古文岩文---大蒙古帝国皇帝玉玺的开头语

近日，专家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山中发现了成吉思汗时代使用的蒙古文——回鹘体蒙古文岩文。

回鹘体蒙古文是在成吉思汗时期使用的改良自回鹘文的传统蒙古文。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造新体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作为元朝法定文字。１６世纪－１７世纪回鹘体蒙古文经过改革，形成近代蒙古文，成为今天通行的蒙古文直接前身。

蒙古语文学会名誉会长、民族大学教授哈斯额尔敦前不久参加首届内蒙古鄂托克·阿尔寨文化高层论坛观看“鄂托克旗岩画图片展览”时，在一幅照片上发现隐隐约约有三行回鹘体蒙古文岩文。随后有关专家前往鄂托克旗棋盘井镇乌仁都西嘎查阿玛乌苏沟进行实地考察，并发现有两处蒙古文岩文以及藏文岩文和佛塔、法轮、人面像等岩画。

哈斯额尔敦说：“这两处岩文，一处刻的是地地道道的回鹘体蒙古文。另一处刻的是时代较晚的蒙古文，有现代蒙古文的特点，其内容是佛教的咒文六字真言。”

他说，至于回鹘体蒙古文岩文的内容，现在还不能够定论，乍看类似“长生天气力里”字样，但因岩壁风蚀，有些字节看不清，需要进一步研究。

内蒙古鄂托克旗地方志办公室副译审仁钦道尔吉介绍，“长生天气力里”，是大蒙古帝国皇帝玉玺的开头语，蒙古帝国时期的圣旨、诏书、令牌的开头，都有写“长生天气力里”这几个字的惯例。

蒙古国旅游业强劲复苏

蒙古国旅游业去年遭受较大冲击，不过今年头８个月出现强劲复苏，旅游业收入创新高。

据蒙古国国家旅游中心公布的数据，今年头８个月蒙古国接待的外国游客达３１．５万人次，同比增长２７．３％。头８个月的旅游业收入达到创纪录的１．５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４％。

数据显示，来自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外国游客数量均有大幅提高。来自亚太地区的游客数量增长了３０％，来自欧洲国家的增加了２６％，来自美国的游客增长了２０％，来自澳大利亚和非洲的游客猛增５０％以上。

据了解，蒙古国旅游业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发展迅速，２００６年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人数已超过１０万。不过，由于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经济不景气，加之来自欧美和中国等主要游客来源国的游客减少，蒙古国去年外国游客人数和旅游业收入均大幅下降。

蒙古国政府和相关旅游部门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恢复出口猎隼以吸引阿拉伯国家游客；举办多项国际性的文体活动及富有游牧文化特色的节日活动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等。

蒙古自由联盟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了“乌兰巴托2010年夏季会议”

2010年8月12日，蒙古自由联盟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了“乌兰巴托2010年夏季会议”。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蒙古自由联盟党成员代表，日本国本党成员及支持者、蒙古国国民运动、劳动党党首以及内蒙古人民党成员等各界。

会议伊始，由蒙古自由联盟党党首 Rubin 先生发言。Rubin 先生阐述和总结了本党近几年的社会活动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会议接着制定并通过了“南蒙古自由民主运动基金”总则和执行方案。

会上通过基金，授予了至今还在中共监狱里被莫须有的罪名关押的哈达先生“南蒙古人权活动先锋”的荣誉称号。

会议上还宣布了本党通过“南蒙古自由民主运动基金”，面向在为南蒙古自由民主活动中做出过贡献的南蒙古各界人士颁发荣誉和奖励的方案。接着与会者发表了各自对本党活动的认识，对未来活动重点的建议，蒙古国问题和世界各地蒙古人联合、蒙古民族未来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等，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会议最后通过了阐述本党今后工作重点和本党立场的“乌兰巴托宣言”。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100911.htm

内蒙古和蒙古国方面拟共同出资建蒙古国境内运煤公路

近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和蒙古国方面就提升甘其毛都口岸原煤过货量达成共识，拟共同出资建设蒙古国境内运煤公路。

甘其毛都口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川井苏木境内,与蒙古国南戈壁省嘎顺苏海图口岸相对应， 2007年9月12日被国务院批准为常年开放口岸.该口岸设计年货运能力20万吨，年客运能力10万人。

按照双方达成的意向，该公路为一级不限载公路，宽12米，全程245公里，项目总投资约3.7亿美元，建设工期为两年。该公路项目建设主体为两国企业在蒙古国共同参与的股份合作公司，由蒙古国阿吉纳公司控股，出资为51％，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一家企业出资49％，投资收益按实际出资比例依法分配。项目建成后对于改善原煤过货通道、提升原煤过货量，特别是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目前，蒙古和内蒙古双方正在进行项目前期申报工作，争取项目核准文件尽快进入实施阶段。

胡锦涛欲让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春华进十八大，自己会继续担任一届军委主席，

中共高层无法将妻子．子女送国外做裸官，而每个家庭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后代的保护主要来白接班人是否可靠。这种考量从邓小平选接班人开始，已经几乎是最重要的因素。对家族的保护，一是接班人可靠，二是领导层有足够自己的人马。

现在正处在十八大布局关键时期，习近平．李克强接班基本成定局，胡锦涛现在正努力的是要安排习．李之后的人选，胡饰涛最中意的人选是一一胡春华，在努力让他进入十八大政怡局。在2009年犯月，卢展工．孙春兰．王氓．孙政才．胡春华分别任命为河南省．福建省．辽宁省．吉林省和内蒙古白怡区党委书记。这次“批量’任命的，基本都是胡锦涛的人马。

对胡春华的提拔开始紧锣密鼓。胡锦涛和胡春华等嫡系每月私下碰头一次，研讨策略。现在看来，胡锦涛的想法遇到很大阻力，在近期的一次政怡局学习会上，胡锦涛提出要提拔年轻干部。胡锦涛说：我党历来有选拔优秀干部的做法，多数在关键时刻选出的干部都是正确，当年战争时期，我们的领袖干部者『朋多岁，比现在的年轻多啦，我们要重用年轻干部。

胡锦涛的这番讲话显然为把胡春华提拔进入招大做铺垫，因为胡春华年轻领导。胡春华是胡锦涛在西藏时一手提拔的。

博讯记者了解，胡锦涛对以后的安排显然考虑了子女的前途。胡锦涛的儿子胡侮峰已经是厅级，估计会继续在仕途高升。而胡侮峰和其他领导人后代一样，不用去贪，白然有大笔的银子“合法”收入口袋。为了避免后人被打压．情算，胡锦涛对招大的安排需要有白己的人马。

胡锦涛的基本思路是，胡春华进入招大，掌管中宣部。白己继续担任一届军委主席，期间继续安排胡春华成为习近平后的总书记。

现在看来，这种安排阻力非常大。因为中共多年来对提拔上层干部有一套做法，要在基层．中层．中央者『锻炼，每个位置做2年以上。胡春华和孙政才提升陕速，不具备这个条件。但胡锦涛在这个问题上，可浙同样的理由调整习．李的安排，他们也是直接从地方到中央，没有中央的经验。

胡锦涛在政怡局学习会上还具体讲了胡春华在西藏的优秀表现，建议让胡春华掌管宣传工作。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09/201009100053.shtml

荒唐的闹剧---Namina

8月24日通辽自警察局吴中富、通辽市国宝大队队长肖燕何和副队长白光等人来到 erehcholoo老师的家里，从老师电脑里强行将蒙古包联盟里的不到1MB的文件删掉后又强迫 erehcholoo 老师写下：今后不得将蒙古包联盟上的任何文件上传到任何网站否则由 erehcholoo 老师负责的保证书后扬长而去。态度之恶劣，手段之卑鄙不愧为中共体制下的“执法人员”。他们还透露他们是负责通辽这一块的工作，因为深圳也有人存有蒙古包联盟的数据，已经专门从内蒙古公安厅派人去删除了。由于将近一年来不断受到黑客的攻击 erehcholoo 老师也考虑到不备份数据的话早晚会失去她和苏德老师他们苦心经营10年的心血。但是由于自己的电脑也被攻击所以至今也未能备份。仅存的一点文件他们也“如获至宝”，像灭掉了“一群分离分子”一样带着胜利者的姿态，以威胁的口吻恐吓老师后离去。

记得有一个电影上的情节，一个很年轻而且美丽瘦弱的女子被关在没有门和窗户的房子里，每天定点有个身体强壮的男子从房子顶部的圆孔里放下楼梯走下来之后殴打那位柔弱的女子，天天如此...旧的伤口还没好，又添新的。不断重复，终于一天，那位美丽的女子被打的浑身是伤，奄奄一息。最后被剥掉全身的皮肤之后悲惨的死去了。因为没有看到影片的开头，所以也没看懂为什么那位女子受到如此恶毒的殴打和屠杀。只是看完之后心里很难受，心里堵了好一阵子。

此时蒙古包联盟的境遇很像那位女子悲惨的遭遇，经过无数次黑客攻击，多次无故被关闭和负责人苏德老师被多次警告和最终被莫名的罪名关押了两个多月后，终于消失在网络世界里，曾经是蒙古人精神家园的蒙古包联盟就这样被“灭掉”了。其实现实中也不断重演着像上述影片一样荒诞而没有理性的情节。甚至比影片更为荒诞和悲惨。因为电影里触摸不到的情节只是感觉上的匆匆过客。但是现实中它却如此真切，如此恐怖。它和它经营者所遭受的惨烈境遇和那个女子的下场是如此地相像。莫名其妙的理由，甚至都拿不出任何要关掉的理由，蒙古包联盟从此便成了历史。我从 erehcholoo 老师的字里行间里真切感受到一个已经快要步入老年却日夜被这些警察骚扰而惶惶不能终日，可怜无助的，身体上带着重病的蒙古人无助的呐喊。就像那个影片里那位可怜女子的求救自始至终没人听到，所以没人理会也没人能搭救。

当他们听到 erehcholoo 老师“即使是有备份的数据我也不给你们！”的愤怒回答时他们气急败坏地恐吓老师，但是三个威猛的警察终于“战胜”了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当着她的面从她的电脑里删掉了她心爱的，曾经让她日夜为之呕心沥血的蒙古包联盟里仅剩下的还不能打开的一点文件。然后又让她违心地写下无理的保证书，用威胁和恐吓的语调撂下一句“不要着急，你给我等着！”就走了。多么伟大的“胜利”啊！回去后该喝庆功酒了！

在网络上刊登过的区区几个文字资料让中共警察们如此忐忑不安，穷追不舍，不惜重金调兵遣将，兴师动众。更何况大多数文章只是蒙古人对真实现状的描述而已，仅此而已！

2010 年 9月10 日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100910.htm

北方游牧民族史与蒙古人

东胡史

北方古老游牧民族，蒙古人的祖先。东胡是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

约公元前十六-十一世纪，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据中国《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东胡主要活动在当时燕国（北京一带）的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今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东胡从有史记载以来，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东胡曾打败过燕国，

匈奴刚刚兴起时，也受东胡的敲诈勒索。燕国便从今河北怀来直到辽宁的辽阳一带修筑了长城，以防东胡。匈奴的冒顿单于刚即位时，东胡恃强向匈奴索要宝马、美女，冒顿单于采用麻痹敌人的做法，对东胡的要求一一满足。冒顿单于趁东胡王轻敌之际，向东胡发动进攻，大破东胡。从此东胡部落联盟瓦解，东胡各部成为匈奴的种族奴隶。当然，东胡各族并未就此消亡，如后来退居乌桓山的乌桓族和退居鲜卑山的鲜卑族，就是东胡主要的部落集团。

东胡族系包括的部落和民族很多：如东胡、乌桓、鲜卑以及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各部。

柔然出自于鲜卑，中国《魏书·蠕蠕传》中记载：“蠕蠕（即柔然），东胡之苗裔也。”。库莫奚和契丹也是出于鲜卑，库莫奚，《魏书·库莫奚传》说它是“其先，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契丹原先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一起游牧后从鲜卑分离出去，自号“契丹”，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仑河）及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带。

室韦，《北史·室韦传》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室韦）”。“蒙古”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旧唐书·室韦传》，传中称它为“蒙兀室韦”，是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南岸的一个部落，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成员。

《辽史》中所载的契丹语和蒙古语差不多，清末著名蒙古史学者沈曾植，经过用鲜卑语和蒙古语相比较之后，说“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从地域上看，鲜卑起源于今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大鲜卑山，而后来的室韦的活动地区也在额尔古纳河这一带，可见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是属于东胡这一族系的。

　　东胡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后来大漠南北的很多民族都使用它，如现在的蒙古族语言，它就源自东胡语言。

室韦史

蒙古人直系祖先。11世纪，史书上才无室韦活动记事，凡历6个世纪左右。其间，约从9世纪末起，因累遭契丹袭击等原因，一些部落西迁南徒，中世纪后期名震亚欧大陆的蒙古族，即是他的蒙兀部西迁后发展形成。
　　
蒙古室韦，公元5～10世纪主要活动在嫩江﹑绰尔河﹑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流域。又作“失韦”﹐或“失围”。中唐以后﹐文献上又把室韦称作 “达怛”。室韦－达怛人是东胡后裔﹐是蒙古族的先民。 10世纪初被契丹人征服后。

室韦，初作失韦，隋时始用室韦，后也有写作失韦、失围的。原系蒙古语音译，森林之意。用作族称，意为“林中人”，方壮猷等说室韦为“鲜卑”的同名异译或别称。

室韦人居住在今内蒙古东北部和嫩江流域。他们使用角弓和长箭猎获野兽﹐用鹿皮制作衣服。男子束发﹐妇女束发作叉手髻。语言与契丹相同﹐都属东胡语言的方言分支。 　　

突厥汗廷统治蒙古高原之后﹐室韦人成了突厥臣属。突厥可汗派3个吐屯(总领几个部落的官员)统治室韦。

在隋代﹐室韦分为5大部分﹕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

南室韦在契丹之北﹐内分25个小部落﹐已出现世袭的部落首领。他们用芦苇和柳条编织房舍。使用木筏和皮船。粗放的农耕只能得到少量的收成。饲养为数不多的马匹﹐而猪﹑牛较多﹐但不养羊。自南室韦北行11日路程﹐便到北室韦之地。

北室韦内分9个小部落﹐以渔猎为主要的生产活动。捕貂取皮﹐猎获獐﹑鹿﹐取得肉食和皮张。捕鱼也是他们经常的生计﹐即使在寒冬﹐也要凿冰捞鱼。由于气候寒冷﹐在土穴中过冬。人们善于滑雪。

再往北﹐是钵室韦的居地﹐他们也分为若干小部落。有用桦皮覆盖的房屋﹐生活方式与北室韦人相同。

深末怛室韦在钵室韦的西南﹐也是穴居的游猎民。在他们的西北﹐是大室韦的居住地。 　　

唐朝初年﹐室韦人还处在典型的原始公社阶段﹐“其国无君长”﹐“无赋额”。部落首领称为 “莫贺弗”。在原始的农耕中使用人拽的木犁。盛行集体围猎。在父权家族中保留着明显的母权制遗迹﹕男子娶妻﹐要在岳丈家劳动3年﹐才能领回妻子。据唐人记载﹐当时室韦人分成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婆莴室韦﹑讷北支室韦等9部分。 　　

唐代蒙古高原动荡的局势把室韦人卷进同邻人的战争纷乱之中﹐刺激了他们的社会发展。进入8世纪之后﹐称为“三十姓达怛”的呼伦贝尔高原室韦人﹐在反抗突厥汗廷统治的斗争中发展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一些室韦人逐渐向西向南移动﹐他们在文献中又被称为达怛。

到回纥汗廷时期﹐漠北有九姓达怛﹐漠南有阴山室韦(又称阴山达怛)﹑黑车子室韦(又称黑车子达怛)。这些部落参与蒙古高原和唐朝北边的政治军事纠纷﹐迅速发生阶级分化。室韦各部不断向唐朝朝贡﹐接受唐朝所授都督﹑大都督等官号﹐出现了部落显贵。 　　

8～9世纪﹐唐朝人对呼伦贝尔高原一带的室韦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据记载﹐俱伦泊(今呼伦湖)“四面皆室韦”。泊西南有乌素固部落﹐其东有移塞没部落。河(今绰尔河)之南有塞曷支部落。其东有和解部落﹑乌罗护部落﹑那礼部落。在这些部落的东北有山北室韦。其北有小如者室韦﹑婆莴室韦。此外还有岭西室韦和人户众多的黄头室韦。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畔有大室韦﹑蒙兀室韦﹑落坦(一作“俎”)室韦。“蒙兀”是蒙古一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最早记载。 　　

至辽代﹐室韦人先后被契丹贵族所征服﹐成为辽朝的臣属。契丹人把室韦-达怛人称作“阻卜”﹐金朝也常沿用此名称。 　　

室韦一词﹐据法国学者伯希和(即P.佩利奥)的推测﹐是“鲜卑”的同词异译。7～8世纪以后﹐室韦逐渐被称为达怛(元代译作塔塔儿)﹐这是因为达怛部落强大﹐其它大小部落也纷纷以达怛自称。室韦─达怛人的语言是乌桓﹑鲜卑以来一脉相传的东胡语言的分支﹐蒙古语便是从东胡语言的一支方言演变和发展起来的。

室韦─达怛人是蒙古族的先民﹐是古蒙古人。11～12世纪的蒙古﹑塔塔儿﹑蔑儿乞﹑札剌亦儿等操蒙古语的游牧民﹐都是室韦─达怛人的后代。840年﹐黠戛斯人南下﹐迫使回鹘人西迁。室韦─达怛人乘机成批迁入漠北﹐使这一片原是突厥语游牧部落的牧地逐渐蒙古化﹐从而改变了蒙古高原的民族分布。

　　各部落尚未结成统一的部落联盟，氏族、部落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各部落有号称“乞引莫贺咄”的酋长，主持部落内的一些公共活动；生产则由各氏族组织，所谓“每戈猎即相啸聚，事毕去，不相臣制”。酋长更替，实行在其死后由其子代立的世选制，嗣绝才由众推“贤豪”继位。社会内尚无赋税，但私有制已确立，南北朝时已有“盗一征三，杀人者责马三百匹”的习惯法；贫富分化也已出现，富者脖颈常戴五色杂珠。室韦族最初的部落情况，最先为其作传的《魏书》未作交代。7世纪前后，下分五大部。唐代“分部凡二十余”，有户至少3万，人口在15万以上。 　　
五大部为：南室韦，有25个氏族，在今齐齐哈尔市至呼伦湖一带；

北室韦，凡9个氏族，分布大兴安岭东侧的诺敏河流域东达小兴安岭西段；钵室韦，居大兴安岭北麓盘古河流域；深未但室韦，大体在今根河流域大室韦，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唐代室韦的部落名称和数目，两唐书《室韦传》所列不尽相同，经勘比后得20部。部名和所在地为：乌素固部，在今克鲁伦河下游地区；那礼部，居于诺敏河下游南；岭西部，在小兴安岭西侧钠谟尔河附近；移塞没部，居乌尔逊河至海拉尔河之间；塞易支部，在哈拉哈河至绰尔河上游一带；和解部，散居雅鲁河、阿伦河地区；乌罗护部，约在今讷河县至齐齐哈尔市一线的嫩江东西附近；山北部，居绰汗山北、大如者室韦，分布于甘河上中游地区；小如者室韦，在诺敏大山附近；婆莴室韦，居盘古河流域；黄头室韦，约以今乌兰浩特市为中心，散布在北至绰尔河的洮儿河上中游地区；讷北（讷北支、讷比支）部，在今嫩江县治北的嫩江东岸附近。
　　
室韦族的解体，始于9世纪末。这是由于在其西边的宗主国突厥被回纥攻破后，9世纪中叶回纥又为黠戛斯所破，或西迁，或南逃，不久大量黠戛斯人返回天山西部地区，这给室韦创造了向西移住的有利条件；在其南方，契丹趁唐衰落之机，在9世纪末连连北进，致使室韦诸部或西迁南徙，或被契丹征服。出现重新组合。此后有的以新的称号活动，有的在一个时期内虽保留了原族称，但在后来不断变化的形势下也改号易名。已知的有：西迁的有蒙兀、大小如者室韦。蒙兀室韦约在10世纪初由额尔古纳河以东向西迁移，最后到达斡难河（今鄂嫩河）发源地不儿罕山（今大肯特山），

在辽朝时以萌古或被称袜劫子为号，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到金末发展为拥有16个部落的蒙古族。

大、小如者室韦，约在9世纪初已由大兴安岭以东西迁至石勒喀河流域，唐后期称“俞折”（系“如者”转音），辽又转称羽厥（亦作乌古），这时一些在大兴安岭以西的移塞没等部落也改称乌古，使其地域有今海拉尔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金末加入了蒙古族。

南徙和西南徙的有大室韦、乌素古、和解等部。大室韦是在唐中期以后由石勒喀河流域南下至阔连海子（今呼伦湖）、捕鱼儿泊（今贝尔湖）一带的，辽代称敌烈，金称塔塔尔部，蒙古兴起后为蒙古兼并。乌素固部和西室韦等部，在8世纪中叶以后因军事行动已转移到阴山之阳的振武附近，军事上受挫后似未返回原故地，在辽金时代与黑车子室韦同被称为阴山室韦。黑车子室韦称号见于唐后期，他是和解、那礼等部在南徙过程中采用的新称号，新居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至山西省大同市一带，被辽征服后不久。其名渐不复见，乃以阴山室韦之名见于史书，金代是汪古部的成员，13世纪初归入蒙古族。经过上述变动后，辽代尚以室韦作称号的主要有室韦部和突吕不室韦部。室韦部是辽代对原居嫩江上游和黑龙江北一些室韦部落的总称，金初归附女真后遂不见其名，似加入了女真族。突吕不室韦来源于黄头室韦，黄头室韦是唐代室韦诸部中的大部，唐未分为大、小二部，辽初被阿保机征服后，置突吕不室韦部、涅刺拏古部，成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契丹20部成员，居住在今齐齐哈尔市至泰来县一带；辽圣宗耶律隆绪契丹34部中涅刺挛古部改称涅刺越兀部，并被迁戍黑山（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北，不见突吕不室韦部之名，疑黄头女真是该部改名。

　　室韦人的社会生产，直至9世纪末西迁南徙时，一直是以游牧、游猎为生，辅以捕渔和农业。由于室韦区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不一，所以各部从事的生产并不完全一致。据载，在五大部时期，南室韦上述四项生产皆有之；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则主要从事狩猎、捕渔和畜牧业，而且有的或以捕貂为生，或“衣以鱼皮”；大室韦以畜牧、狩猎为主。

匈奴史

匈奴是古代一个强大而影响深远的蒙古民族，是历史上第一个在大草原建立国家的民族。匈奴雄踞蒙古草原数百年，为草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匈奴是历史上唯一对当时三大帝国（汉、波斯、罗马）均构成过直接威胁的种族，是匈奴人促成了欧洲历史发展的转折。他们把丛林里的日耳曼人推上了历史舞台，并终结了古罗马人的辉煌。几个世纪以后，匈奴的首领阿提拉（Attila）被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称为“上帝之鞭”、“上帝的惩罚”，表达了整个欧洲对匈奴的恐惧和无奈。这个令人惊悚的称号至今还保留在一个意大利修道院的阿提拉浮雕的头像下面。

匈奴人从哪里来？匈奴人的先祖是谁？北方草原上就有“鬼方”、“ 猃狁”等民族，并在商周时期就和中原政权有过接触。中国《周易·既济》记载：“（商王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西周以后，“鬼方”、“猃狁”这两个名称消失，开始出现“犬戎”、“狄”等少数民族。《国语·周语上》记载：“（周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时期，“匈奴”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汉文史籍中。在公元前17世纪左右，欧洲人的说法有：哥特王菲利莫尔进入西徐亚人地盘后，发现了一些来历不明的巫婆，于是把她们赶到荒野中去了。巫婆们在荒漠遇到几个妖怪，和妖怪生养了一个种族——“Hun”，他们的天性就是要压迫和毁灭其他民族。“Hun”就是欧洲人对匈奴的称谓。由于匈奴无文字，以语言为约束，根据留传至今的少量古代汉语记录确定匈奴的先祖也十分困难，所以只能简单的说——匈奴就是两千多年前生活在北方草原的蒙古人的祖先，一个游牧民族。

匈奴的出现见于记载的由匈奴单于修筑的头曼城，就在内蒙古包头市境内。近年来外考古学者在漠北的诺颜山、内蒙古及其他地区发掘上百个匈奴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属于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铁器，包括兵器（铁刀、铁剑、铁镞），生产工具（铁镞、铁铧）和生活用具（铁马嚼、铁环、铁片、铁钉），以及铁块、铸铁的模型与炼铁炉等，证明匈奴族于约公元前3世纪在大漠南北兴起的时候，物质文化已开始进入铁器时代。铁器文化使匈奴社会的生产力迈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不仅畜牧业大为繁盛，而且还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迁徙，过着游牧的生活。住穹庐（毡制帐幕）、食畜肉、饮潼(tong)酪（牲畜乳制的乳浆）衣皮革、被毡裘，狩猎业和农业居于次要的地位。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是冶铁业，其次是铸铜业和陶器制造业（匈奴墓葬出土了大批的铜器和陶器）。匈奴设有王庭、左右贤王、谷蠡(lí)王、 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等管理机构与职位，说明匈奴的社会形态已经不再是一个原始部落联合体，而是一个国家了。

后来，匈奴还不能算强盛。匈奴东侧的东胡、西面的月氏都强盛于匈奴。当时匈奴单于的名叫头曼，曾与秦军交锋，兵败北逃。匈奴的崛起乃自头曼单于之子冒顿，冒顿是强大匈奴帝国的缔造者，是北方草原上第一个大英雄。

冒顿本来是头曼的大儿子，很早就被确定为单于的继承人。可是年老昏花的头曼新娶了娇妻又生下一个儿子，在枕边风的温柔吹拂下，头曼想废掉冒顿，重立宠妃之子为太子。于是头曼想出一个自以为很“高明”的办法——先把冒顿送到月氏作人质，然后派兵攻打月氏，想以此借月氏之手杀掉冒顿。在头曼发兵攻打月氏时，冒顿竟然抢得一匹好马逃了回来。头曼看到了自己儿子智勇不凡，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改变了主意，让冒顿去统领万骑军马。

冒顿得到兵权后就显示了他的果断、坚定与谋略。他让工匠制做了一种“鸣镝”(响箭)，下令部下：“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就是说自己的响箭射到哪里，每一个部下必须跟着射到哪里，否则将立斩无赦。开始是在打猎的时候，冒顿间或抽出一只响箭射向猎物，有的部下没反应过来而没跟着射，冒顿就下令将这些部下斩首。接下来有一天，冒顿突然抽出响箭射向自己的爱马，有些部下稍一犹豫没跟着齐射，又被冒顿拖出去斩首。再下来的某一天，冒顿做出了更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竟然用响箭射向自己的妻子，有些部下犹豫了，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冒顿的立即处决。从此部下们心中有了这样一个信念——无论冒顿作出多不合理、不可思意的决定，都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

在一次出猎中，冒顿有意测试一下部属，用响箭向他父亲单于的爱马射去，部下全部毫不犹豫地随之齐射。冒顿默然点头，知道时候到了。于是他带着部属随头曼出猎，并在出猎中用响箭射向头曼。顿时万箭齐发，头曼顷刻成了刺猬，从此冒顿自立为匈奴的单于。

冒顿初立时的匈奴并不强大，还经常受到其邻邦东胡的欺辱。东胡听说冒顿是杀父得位的，以为欺负匈奴的机会又来了，就派人到匈奴去要千里马。冒顿听了东胡使者的来意后，征求群臣意见，大家头领都认为千里马是匈奴难求的宝物，不能随便给别人。冒顿却说“怎么能因为喜欢一匹马而破坏与邻国的关系呢？”，于是把千里马交给东胡的使者带回。东胡得到了千里马以为冒顿是好欺负的，更加骄横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派了一名使者，这回是要冒顿的一位妻子。冒顿再次召集头领聚议。许多匈奴头领一听便气炸了肺，认为这是对匈奴的公然侮辱，请单于发兵攻打东胡。冒顿却摇头表示反对：“对一个女子的爱恋难道比维护友邦关系更重要吗？”，然后把自己的一个妻子交给东胡使者带回。东胡因此更加轻视冒顿了，并开始西侵。深谋远虑的冒顿如同射杀他父亲时一样，不动声色地准备着。在东胡与匈奴之间，有一块千余里的荒地无人居住。

东胡使者的第三次西行就是为了这块辽阔的土地。使臣说：“匈奴与东胡之间的广大土地，匈奴本身也没有使用，我们东胡想要它。”。冒顿于是再次召众聚议。属下们想到以前已经把千里马和美女都给了，就说：“这块地反正也没多大用，给也可以，不给也行。”。冒顿听后大怒道：“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随便给人呢？”，下令将所有赞成放弃土地的头领斩首，随后冒顿跨上战马，号令全体部众进攻东胡，有落后者斩。匈奴大军气势澎湃，杀向东胡。而此时的东胡，虽然实力不弱于匈奴，但误以为冒顿一向软弱可欺，根本就没有作任何战争准备。在冒顿率领的充满斗志的军队打击下一触即溃、全军覆没。冒顿虏得东胡的民众、财产、牲畜后并没有骄满和停顿，马上又带着匈奴军队向西杀去。月氏根本没料到匈奴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同样纷纷溃败。从此匈奴称霸北疆，形成了与中原帝国面积相当的匈奴汗国。被迫西迁的月氏人从河西走廊跑到中亚挤走了那里的西徐亚人，后来建立了贵霜帝国，被殴州人称为“白匈奴”。失去家园的西徐亚人只好西迁到乌克兰地区，迫使当地的日耳曼人再向西去挤压罗马帝国。从此，中原面临的不再是一个个弱小可欺的游牧部落，而是有着相当实力的统一了的国家，中原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外患。

在冒顿统一北疆的时候，趁机收回了黄河以南被汉人秦军夺去的故土，并在燕、代等地向中原侵掠。此时的冒顿号称有控弦之士三十万，是匈奴最鼎盛的时期。

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病逝，而后他的儿子与孙子先后继位，史称老上单于与军臣单于。老上单于把月氏逐出西域，把月氏国王的脑袋做成了酒碗。匈奴控制着东起大小兴安岭、西至中亚的广阔地区。在此近半个世纪里，匈奴和汉朝借助美丽公主们柔软的乳房，与汉人保持着相对和平的状态。

公元前101年，且鞮侯单于即位，表示与汉朝和解，把过去所拘留的中国使节全部送返长安。

草原游牧部落的文化与政治发展相对缓慢，草原部落的强大对英雄有着很大的依赖性。草原的历史，更像是一个个英雄的传记。鞮侯单于死后匈奴内部开始出现权力的争夺，最终出现多个单于并立的局面，统一的匈奴走上了分裂，而分裂又造成整体力量的衰落。

罗马史学家阿密安·马瑟利讷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对匈奴人做过这样一段描述：“匈奴人比欧洲所有的蛮族还要野蛮很多。他们四肢粗短，躯干壮硕，大脑袋，罗圈腿，整个身体的线条就好像是上帝用斧头在一块老树根上随便砍出来的一样。他们吃半生不熟的兽肉，或者是地里挖出来的草根，从来不用调料；穿粗糙的亚麻布衣服，或者是鼠皮袍子。他们在马背上生长，可以几天几夜不下马。打仗的时候，他们很少排成整齐的队形，时而分散，时而聚集，来去如风，往往在敌人没有防备的时候就已经冲到眼前，而杀戮劫掠一番后又迅速离去。”这些描述中显然充满对匈奴的恐惧与无奈。

从东方到后来的匈奴又到了西方又开始续写他们的辉煌，成了西方新的霸主。在离开东方到在欧洲出现的200年里匈奴去了哪里？史料记载也是相当模糊。但是在公元3世纪末，这个原本已经消失了的民族突然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内，这群在野地游荡2个世纪之久的荒野之狼，最终以飓风般的姿态改写了整个欧洲历史！

匈奴人在于公元四世纪前后突然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随后在称为巴兰比尔（也有文献译称巴拉姆贝尔）王的领导下开始了他们的征服战争，第一个目标便是当时称为阿兰的东欧国家（汉史籍中称奄蔡国）。当时的阿兰国堪称强国，阿兰王倾全国之兵与匈奴军战于顿河沿岸却遭惨败，阿兰国王被杀、国家覆灭，阿兰余部最终臣服于匈奴。

灭亡阿兰国后，匈奴在顿河流域附近逗留了几年，然后在他们年迈的国王巴兰比尔的带领下继续开动他们极具毁灭性的铁蹄踏向西方。在他们的面前，是东哥特和西哥特——两个势力强大的日尔曼部落联盟，再继续往西，便是西方世界的中心——罗马。

公元375年，匈奴大军进入东哥特领地，身披重铠手拿标枪的东哥特步兵根本就不是匈奴铁骑的对手。匈奴铁骑自天地交接处如潮水般涌来，一眼看不到边际，大地为之震动。东哥特人只听到天上突然传来异响，如风、似雨……抬头看时只见漫天如蝗之飞矢，东哥特人接二连三倒地，尚未短兵相接，东哥特败相已露。这匈奴人用的箭也是不一般，其准头高，射程极远，杀伤力极强，箭头用锋利的金属或坚硬的动物骨头作成。据说匈奴人有时会在作战前事先将箭头沾上马粪，被这种沾上马粪的“脏箭”射伤的人轻则伤口发炎，重则染上破伤风！匈奴骑兵可边快速冲锋边放箭矢，射程达200米之远，而且能保持较高的精确度，这些功夫在西方的骑士中根本没有的，许多东哥特士兵还没有见到匈奴人的模样便死在箭雨之中。

东哥特灭国后，匈奴人接着继续向西，西哥特人以德聂斯特河为险布兵拒守，试图击匈奴军于半渡。匈奴军一边在河对岸作势佯攻，主力从上游乘夜偷渡包抄。这边西哥特人在河岸构筑防御工事备战正酣，却不料被拦腰痛击，兵败如山倒的西哥特数十万人马渡过多瑙河逃入罗马帝国境内。

多瑙河附近肥沃的匈牙利平原暂时停止了匈奴人西进的脚步，他们占据了乌拉尔山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整个草原在那里居住了下来。罗马人见匈奴停住了西进的步伐总算松了一口气，但这些逃难而来的数量庞大的日耳曼人却成了罗马人的麻烦。地方官吏也瞧不起这帮西哥特“难民”，试图把苛捐杂税往这些西哥特人身上加。西哥特人正当国破家亡之际，当下群起造反，把当地罗马人给赶走，大有在罗马境内“复国”的架势。罗马人急忙派兵镇压，西哥特屡败罗马军，还乘机扩大了控制区域。慌了手脚的罗马皇帝华伦斯于公元378年御驾亲征西哥特，却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阿德里亚堡战败被杀。罗马将军狄奥多西接着镇压，双方势均力敌久战不克后于公元380年左右达成协议：罗马允许西哥特在西巴尔干划地自治，双方暂时相安无事。之后狄奥多西任罗马皇帝，临终前将帝国分作东西两部让两个儿子分别继承，自此罗马帝国分裂为以罗马城为首府的西罗马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

公元396年，西哥特等日耳曼部族再与罗马交恶，西哥特军于公元396年攻雅典，400年攻意大利，410年洗劫罗马城，416年占西班牙并宣布建国。其余日耳曼部落也纷纷效仿割地封侯，一时间罗马帝国境内成立了数个日耳曼人的国度。而此时的匈奴人一直就在肥美的匈牙利草原上放牧休闲，建立起他们的匈奴帝国，罗马人每年还要交纳大量的贡税给他们享用。

公元435年左右，匈奴人的首领阿提拉杀了原本与自己共同掌权的兄弟而大权独揽，匈奴人和欧洲人的历史共同翻开了新的一页！

匈奴王阿提拉是个伟大的巨人，有着超常的征服欲望。他一上台就大量扩充军备，逼迫东罗马交纳更多的贡税，并且不断插手西罗马的外交事务。罗马无法满足这年年高升的“苛捐杂税”，匈奴人则以此为借口于公元441年向拜占庭宣战，大肆洗劫巴尔干地区，四处攻城掠地。直到442年才被东罗马的阿斯帕尔将军阻截于色雷斯地区。但阿提拉却于公元447年发动了规模更大的入侵，他们一路重挫罗马守军，彻底铲平了色雷斯城，于次年直杀到君士坦丁堡城下。东罗马皇帝狄奥多修斯二世讨饶求和，缴纳了大量的“战争赔款”，割让了多瑙河以南的大片土地才使得匈奴人得意离去。

匈奴人重挫拜占庭后回到匈牙利平原，许多日耳曼部落纷纷前来投奔。此时匈奴帝国的势力达到顶峰，不仅收编了许多日耳曼部族，东西罗马都得向他们进贡，其疆域更是东起里海，西至波罗的海和莱因河，匈奴王阿提拉已成为欧洲最有权势之人。阿提拉和他的匈奴人被惊恐的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称为“上帝之鞭”。

西罗马的皇室和贵族沉浸在美酒与女色中，开放的性观念、豪华的温泉洗浴，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皇帝的妹妹霍诺莉娅公主更是个多情的种子，男友无以数计，并和一个宫廷中的佣人热恋。最后为维护皇家尊严，国王杀了那个佣人，把公主送到拜占庭的一座修道院，想借助修女们的“安慰”来洗清公主“心中的伤痛”。

在修道院的霍诺莉娅公主竟然给匈奴王阿提拉写信诉说自己的寂寞，希望能够英雄救美。匈奴王阿提拉随即于公元451年初挥师度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地区，除了数量空前庞大的匈奴军外还有为数不少被收编的东哥特人和其他来投靠的日耳曼人，总兵力达50余万之众，是当时欧洲大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

阿提拉将这支军队兵分三路，右路通过阿拉斯向西挺进，左路取道梅斯，中路主力直扑巴黎。阿提拉大军所到之处田园城镇均遭铲平，人员牲畜均遭灭顶。4月份，阿提拉大军攻破梅斯城，5月初，匈奴大军围攻奥尔良城，却没想这奥尔良守军顽强抵抗，竟然久攻不克。6月份中旬，匈奴人眼看将要得手，这时天地交接处突然黄沙滚滚，隐隐还传来如闷雷般轰响，阿提拉一言不发独自眺望远方，敏锐的战神嗅出了战争的气息。那不是风刮黄沙，那是罗马军团移动时扬起的战尘；那不是天边闷雷，那是千军万马奔驰的脚步震动着大地。那是西罗马联军，加入此阵营的主要还有西哥特王亲领的哥特军和由阿兰人、及法兰克人等日耳曼部落群众组成的志愿军。领军的正是罗马名将、高卢行政官阿提纽斯，这只罗马联军人数亦有近40万众。

奥尔良城内的罗马守军见援军杀到顿时是精神百倍，更加勇猛异常。而阿提拉生怕在奥尔良城下遭到罗马军夹击，被迫放弃攻城，他留下一部分军队作为后卫掩护撤退，主力则回师向东一路撤到赛纳河东侧的卡达隆尼平原。匈奴人撤退了，罗马人还是首次以兵力逼退匈奴人。第二天，双方在卡达隆尼平原对阵。阿提拉每逢战前总要巫师占卜吉凶，这回巫师给他的回答是：难以取胜，但罗马联军主将会死于此役。阿提拉觉得以自己一次的失利换取罗马帝国唯一有用的将军阿提纽斯的死还是值得的，他立即下令决战，著名的卡达隆尼会战爆发！

公元451年6月20日早，双方开始排兵步阵。阿提拉将实力最强的匈奴兵置于中路亲自指挥，左翼为东哥特军，把其他日耳曼部落人全放到右翼，计划利用中路匈奴骑兵主力快速冲破罗马军中路，将罗马联军分割歼灭。罗马联军则将阿兰军以及法兰克等部落联军放在中路，右翼为西哥特军正好与匈奴左翼的东哥特军相对，阿提纽斯亲自领罗马主力置于左翼，计划是利用左右两翼击退匈军左右翼再夹攻匈军中路主力。近午时，匈奴骑兵试图抢占一高地，却被西哥特国王的儿子托里斯莫德率骑兵将其击退赶下了山坡，匈奴军出师不利。中午2时左右，双方均采用三路并进，罗马联军与匈奴联军左中右三路阵线几乎同时相撞，欧洲大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会战开打。罗马联军左路罗马兵团奋力推进，匈奴军右翼日耳曼部落联军不敌，连连后退，匈奴军右翼失利。匈奴军左东哥特军与罗马军右西哥特军相残，西哥特军占据骑兵优势，东哥特军仍奋勇抵抗，战况一时陷入胶着。中路的战况最为激烈，匈奴骑兵大部因受左右两翼挟制，其惯用的快速机动、聚散自如的战法失灵，只能采用集团密集冲锋。这阿兰人与匈奴人曾有亡国灭祖之血海深仇，此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面对匈奴精锐骑兵部队如水银泄地之攻势，阿兰人寸步不让个个战至最后一滴血，哪怕已身中数箭满身刀痕也要扑上去用匕首刺杀匈奴人，就算杀不到人也要刺杀马匹将匈奴人掀翻在地自己才肯断气。阿兰人不要命的死战实在是大大出乎阿提拉意料，他万没想到占尽武器装备、兵员数量优势的匈奴骑兵在这些阿兰人面前居然举步艰难推进如此缓慢。下午3时左右，匈奴军右翼完全崩溃，罗马兵团转而支援中路，匈奴军中路主力此时尚未完全突破罗马联军中路的阿兰人阵地。双方激战至日落西山，匈奴军退却，撤向自己后方大营，罗马联军也鸣金收兵。天亮后，只见尸横遍野血染平原，罗马军本欲点兵再战，无奈被躲在防御阵地中的匈奴人乱箭射回。随后，西哥特人在战场上发现了他们老国王的尸体，可怜西哥特国王在激战中中箭落马惨死荒野，匈奴巫师关于“罗马联军主将会死于此役”的预言竟然是应验在他的身上。西哥特王子托里斯莫德悲伤之余便率部打道回府。双方均无力再战，各自收兵返回。

此役双方在平原上各留下了几十万具尸体，就兵力损失上可说是旗鼓相当。但罗马联军主要损失在于中路的阿兰人和日耳曼部，罗马高卢军团虽也受创但其精锐尚在；而据罗马人事后计算尸体，匈奴人主力骑兵部队直接战死达十万余，另有大量伤兵实际已失去战斗力，估计战力仅剩原先的一半左右。如果以此相较来说显然匈奴人吃亏不小。此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避免了西方文明被毁灭的命运，若此战匈奴人胜，恐怕整个人类文明历史都会因而改写。

匈奴王阿提拉于次年再次大规模发兵，匈奴军绕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眼看匈奴军矛头将指向罗马城，罗马的教皇里奥出面了。里奥教皇亲自涉险出城到北意大利的米西诺河附近拜会阿提拉，通过谈判阿提拉最终撤兵。

公元453年，阿提拉大帝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的最后一夜是在洞房中度过的。那天，阿提拉又新娶了一个妻了，但是次日清晨却发现阿提拉口鼻流血，死于床上。或许阿提拉喝多了酒，或许是这位美女的谋害……总之阿提拉大帝就这么非常遗憾地辞世了。

阿提拉死后匈奴帝国出现了内讧，东哥特和其他日耳曼部落顺势起兵反叛。454年，东哥特人和阿提拉的长子埃拉克的军队战于班诺尼亚，埃拉克兵败被杀。大部匈奴人在阿提拉之幼子邓吉希克的率领下撤退到多瑙河下游和南俄罗斯地区，其余人部分投靠了罗马帝国。邓吉希克曾试图重建霸权，公元461年他率部与拜占庭军战于多瑙河下游，但最终他的首级做为战利品被拜占庭人带回了君士坦丁堡。再以后，匈奴人在俄罗斯平原的大部又分裂为多个小部族互相争战不休，逐步融入当地民族之中。那支在亚速海的匈奴人，最后和当地人融合通婚后，形成了另一支游牧民族----保尔加人，后来他们在阿瓦尔人的征服中逃离了南俄平原，进入了巴尔干，是保加利亚民族的先祖之一。

就这样，在亚洲和欧洲的匈奴人则分别融入了当地民族，匈奴在世界范围内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第一代天之骄子的传说结束了。如果当时的汉朝军队一直追击到欧洲，世界历史又将是什么样子？

匈奴和蒙古的文化对比中可以得知，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中生活过的，匈奴名族的文化与蒙古民族的文化有许多的相同之处。在历史上匈奴众多文化习俗深刻地影响了后其在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游牧民族。

鲜卑史

“鲜卑”一词为音译，在中国史籍中，也被译为“师比”、“犀比”。有人把他解释为“瑞兽”之意，也有人解释为“祥瑞、美好”之意。

鲜卑族属于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游牧民族。鲜卑的先祖是东胡人。公元前2世纪，匈奴冒顿单于进击东胡,东胡灭亡后，东胡人融入匈奴，还有一部分迁移到大兴安岭嘎仙洞（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深山密林中的山崖上）一带生活下来（大兴安岭原名就为鲜卑山），臣服于匈奴汗国。经过两个多世纪的休生养息，人口逐步发展，进而占据呼伦贝尔草原，形成蒙古民族的分支--鲜卑人（有些史籍上称之为“室韦”）。中国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认为鲜卑为蒙古族,这是今天官方的定论。鲜卑与蒙古有着族源上的共同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活动于今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鲜卑仍为匈奴役属。公元87年，鲜卑大败北匈奴，斩杀优留单于。公元91年，鲜卑占据了漠北地区，留在漠北的匈奴十余万落并入鲜卑，鲜卑自此强盛起来。
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民族中涌现出一位勇健而有智略的首领——檀石槐。鲜卑在檀石槐带领下不断壮大，统一了鲜卑诸部，建牙帐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县）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今内蒙古商都县附近）。随后，檀石槐率部北拒丁零、东败扶余、西击乌孙，南扰汉边，占据匈奴故地，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部联盟。联盟分东、中、西三部，其势力“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后来，西部鲜卑叛离，漠南自云中以东分裂为三个集团：一是步度根集团（檀石槐后裔），拥众数万,据有云中、雁门一带，二是轲比能集团，分布于代郡、上谷等地，三是原来联盟“东部大人”所领属的若干小集团，散布于辽西、右北平和渔阳塞外。袁绍据河北时，汉人为避其苛虐刑政，多投奔鲜卑轲比能。后来轲比能集团势力不断强大，先后兼并了步度根等部，最终统一了漠南地区。轲比能强大后，进军魏国边境，被汉人刺客所杀。漠南统一局面又再度陷于四分五裂之中。东部鲜卑先后兴起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他们乘机南迁，占有乌桓故地。宇文部落本为匈奴人，后来东迁辽东与鲜卑人杂处，逐渐鲜卑化。

北方各族部的统治者形成了纷争割据的局面，在100多年中先后建立了许多政权，中国史书称“五胡十六国”。在这100多年中,鲜卑族先后建立九个政权:辽西（今辽宁、河北一部）、代（今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后改北魏，逐渐统一北方）、宇文（史称北周，今河北北部）、前燕（今河北、山西、河南和辽宁一部分）、后燕（今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辽宁一部分）、南燕（今山东、河南一部分）、西燕（今陕西、山西一部分）、西秦（今甘肃西南）、南凉（今甘肃西部、青海一部分）。

鲜卑拓跋部居于今内蒙古西部和山西北部，以游牧射猎为生。公元338年，首领什翼犍（jiān）建立代政权，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逐渐强大起来。

公元386年，鲜卑拓跋珪（什翼犍之孙）恢复代政权，后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公元395年，后燕攻北魏，拓跋珪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南）大败燕军并乘胜南下，夺取中山（今河北定州市）、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等重要城镇，拥有黄河以北地区，成为北方的强大势力之一。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珪称皇帝——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击败后燕进入中原后，奖励农业生产，招纳汉族大地主参加统治集团。拓跋珪死后，其子拓跋嗣（魏明元帝）、孙魏太武帝拓跋焘承其前业，国势大盛，于公元431年灭夏，436年灭北燕，439年灭北凉，使北方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复归于统一。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帝王，在位期间，进行了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实行均田制和改革鲜卑旧俗、实行天人合一的游牧政策。改变了北方荒凉残破的景象。

北魏末年，内部发生变乱。公元530年，魏孝庄帝杀死了专权的尔朱荣，尔朱兆（尔朱荣弟）又杀死北魏孝庄帝，立元恭为帝，政权又为尔朱氏所握。后来尔朱氏又为其部将鲜卑人高欢所灭，高欢杀元恭，另立元修为帝（魏孝武帝）。元修为摆脱高欢所控，从洛阳出逃，投奔镇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此后，北魏分裂为两个政权：高欢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宇文泰杀元修，立元宝炬为帝，都长安，史称西魏。

公元547年高欢死,其子高澄、高洋相继执政，550年高洋废魏孝静帝元善见，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都邺。

西魏在鲜卑人宇文泰执政下，国势日盛，公元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废魏恭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公元560年，周武帝宇文邕（yōng）采取了一些经济政治的重大举措，国势日渐强大。北齐与北周东西对峙。公元576年，北周发兵攻北齐，先占晋阳，继又东进，577年攻陷北齐邺城，北齐亡，北方归于统一。周武帝灭北齐后又进军南方的陈朝，取得了长江以北的土地，为后来隋朝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鲜卑族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这些政权，对中国汉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大力推广佛教。

鲜卑族以前信奉的是在北方草原很有影响力的“萨满教”。天兴元年（398）他下诏在京城建寺，使信众有所居址。后来又诏沙门道果进京，令其担任僧官沙门统，绾（wǎn）摄僧徒。

太武帝时期实施了禁佛政策，毁弃了寺庙等佛教场所，到文成帝时又开始大力兴佛。文成帝下诏：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用，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文成帝下令各州、郡、县都要建造佛寺一所，凡是想出家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听任出家。于是以往所毁的佛寺，又都恢复起来了，佛像经论，又得以流传，著名的云冈石窟，也在文成帝时开凿。

孝文帝继位后下诏整肃僧尼，严格限制无籍游僧的活动，至于有教籍的僧人的活动，必须持有各级公文。同时禁止不顾财力、大兴豪华大寺的做法，把佛教的发展纳入法制和秩序的规范之下，防止那些“无知之徒”败坏佛教的声誉。孝文帝本人也常在寺庙设供。

北齐是代东魏而立的又一个北方蒙古人政权，历六帝二十八年。北齐佛教的鼎盛期是文宣帝高洋时代，他“大起佛寺，僧尼溢满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绝。当时京师邺城的寺僧，“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在供施方面，高洋把国家财产分成三份，供养僧尼就占三分之一。高洋还喜好坐禅，坐禅时整日不出。他又行素食，禁止捕杀鱼虾虫鸟。

公元581年，北周大丞相杨坚废掉周静帝，篡夺鲜卑北周王朝而建立隋朝，隋朝朝廷充满鲜卑族官员，连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都是鲜卑人，独孤皇后是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因此，从隋朝的国家政权的组成和民族的构成上说，鲜卑族的比重极大。独孤皇后的家族连她自己在内，先后出过三位皇后和一位皇太后。她的姐姐是北周周明帝的皇后，她的大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她的从姐妹是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生母。她的鲜卑家族性格刚勇，势力强大，深刻影响了北周、大隋和大唐三个朝代。她在皇宫，后宫不敢给隋文帝送嫔妃，她还敢于杀掉隋文帝看中的女人。在隋文帝时期，中原民族性格强悍、文化发达。

大唐朝，实际上也是鲜卑族创造的一个伟大王朝，是草原狼性格精粹。唐朝是唐承隋制。李唐王朝继承了隋朝皇族，尤其是隋皇族女系母统的强悍鲜卑性格。从血统上，李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和初期君主都是鲜卑贵族。唐高祖李渊的生母、皇后、一个儿媳均为鲜卑人。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鲜卑人，李家也出过李世民的太子承乾那种学胡语，吃胡食，仰慕突厥狼头军旗、想解发回草原当突厥人的例子。这也证明李唐家族中的草原民族血统和及其影响极重极深。另外，“环肥燕瘦”的审美标准，与游牧民族有着必然的联系。

隋唐以来，锡伯族是古代鲜卑人的后裔，有“须卜”、“室韦”、“失韦”、“失比”、“西伯”、“席伯”、“席北”、“史伯”、“锡窝”等不同译音。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东麓，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16世纪编入蒙古后，其社会组织发生了急剧变化。18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防，将部分锡伯族迁往新疆。

柔然史

蒙古族形成以前，大漠南北地区先后出现过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室韦一达怛等北方民族。他们的活动对蒙古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柔然 --- 约在公元四世纪末叶，柔然兴起在大漠南北。它初居于乌兰察布高原，后进入漠北。柔然的统治核心是东胡苗裔郁久闾氏族，但大部分臣民是突厥语族各部。

柔然在首领社仑时，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在漠北弱洛水(今蒙古土拉河)建立汗庭。

柔然的语言是东胡后裔诸语言的一种方言,但在蒙古高原突厥语世界中逐渐被同化。

柔然，亦称蠕蠕、芮芮、茹茹、蝚蠕等等。北朝的碑志、杂曲中，往往泛称之为“匈奴”、“鬼方”、“凶奴”、“猃狁”、“北虏”、“北狄”等。“柔然”名号始于车鹿会之自称,而“蠕蠕”之名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柔然侮辱性的改称。北魏后期柔然又以“茹茹”作为自称或姓氏。中国史书《魏书·蠕蠕传》提及蠕蠕为“东胡之苗裔”、“匈奴之裔”、“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宋书·索虏传》、《梁书·芮芮传》均认为柔然是“匈奴别种”。而《南齐书·芮芮虏传》则以为是“塞外杂胡”，柔然实际上与蒙古人祖先有着深层的必然联系。欧洲历史著作中有称柔然为“阿哇尔人”（Avars），认为公元5世纪中叶，居住在太平洋沿岸名叫阿哇尔的民族，因大洋雾气过重和龙蛇侵扰，向中亚迁徙，迫使Savirs等族向西奔逃。阿哇尔即是柔然。“柔然”一词，有认为是“聪明、贤明”之意，或认为是“勇敢、强大”之意，或认为含有“礼义、法则”之义，或认为源于阿尔泰语的“异国人”或“艾草”等。

相传鲜卑拓跋部首领力微出兵掠夺邻居部落，抢得一个小男孩，其主人给他取名“木骨闾（lǘ）”（又译作郁久闾），意为“秃头”。木骨闾长大以后英武健壮，被主人免除其奴隶身份，成为一名骑士，不断建立战功，但在一次战役中，因“坐后期当斩”罪，“亡匿广漠溪谷间”——因迟到延误战机，怕被处死，遂与部属100多人逃到大兴安岭西南的纥突邻部落中避难。木骨闾死后，其子车鹿会当了首领，征伐和收抚周围的部落，人数越来越多，于是自称“柔然”，从此出现了“柔然”这一新的民族。这时的柔然役属于拓跋鲜卑，“岁贡马畜貂豽（nà）皮，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北魏登国九年（394），车鹿会率众继续向西南方向的蒙古高原迁徙，当地的匈奴人和鲜卑人都不断投归。车鹿会死后，其部分为二：长子匹候跋居今内蒙自治区河套东北、阴山以北一带原柔然游牧地，缊纥提所统的西部，从河套向西扩展到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代国被苻坚灭后，柔然曾一度依附于朔方塞外的铁弗匈奴部。至四世纪末，社仑成为首领，与北魏交恶。公元402年，社仑率众南下，准备救援后秦姚苌（cháng）的属部黜忽和素古延，被北魏大将和突击败，急忙向北方逃逸。他一路征服许多高车部落，人口日益增多，地域日益广阔，迅速统一了蒙古高原，于是自称“丘豆伐可汗”，创立法制，组建军队，建立柔然汗国。

柔然的社会形态为游牧奴隶制，兵民合一，人皆控弦，以故武功强盛。精于骑射，骁勇善战的高车人就是柔然军队的主力，高车人先祖是汉代居于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他们东征西战，为柔然汗国的开疆拓土立下了头功，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北魏与柔然的一次战役中，仅俘获的高车部众就达数万人。北魏将他们迁移到内蒙古的阴山下，于是那里出现了一个叫“敕勒川”的地方（丁零又名敕勒），著名的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即为高车人的民歌。

社仑可汗在位时加强经营西域。他出兵天山南北，逐走了呼得和车师后部，将乌孙人赶至帕米尔高原中，扶立匈奴余众在乌孙故地建立“悦般国”。接着他又南征高昌、焉耆、龟兹、鄯善、于阗。柔然汗国强盛时，西域一度为柔然汗国所控制，其势遍及大漠南北，北达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到大兴安岭，“尽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在柔然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其它民族成分。根据《魏书》、《北史》及隋唐有关史书记载，柔然所统辖的姓氏共有60余种，其中属于柔然的部落有郁久闾氏、俟吕邻氏、尔绵氏、约突邻部、阿伏干氏、纥奚部、胏渥氏；属东胡鲜卑的有托跋氏、丘敦氏、无卢真氏、树格干氏、尉迟氏、谷浑氏、匹娄氏、勿地延氏、莫那娄氏、叱豆浑氏、库褥官氏、温盆氏、树黎氏、乌氏（乌洛侯）；属于敕勒的有乙旃（zhān）氏、斛律氏、副伏罗氏（部）、达簿干氏、屋引氏、他莫孤氏、奇斤氏、泣伏利氏以及东部高车等；属于匈奴余部的有拔也稽部（一说属敕勒）、贺术也骨部、乌洛兰氏；属于突厥的有阿史那氏；属于西域诸胡的有龙氏、高氏（一说为汉人）、希利垔（yīn）、邢基祗罗回、侯医垔等。此外，柔然内部还有一些汉人。由上可知，柔然主要是鲜卑、敕勒、匈奴和突厥等许多民族和部落所组成。

社仑死后他的弟弟大檀即位柔然可汗。425年，大檀可汗曾邀请悦般王入国相会，悦般王进入柔然国境，见柔然人不洗衣，不洗脸，饭后不洗手，伸长舌头舔碗底的残羹剩菜，十分生气，大骂其为走狗国，转身返回。大檀可汗派兵追赶不及，从此双方结怨，互相攻伐不止。悦般国一再遣使北魏，结为同盟，共同对付柔然汗国。5世纪20年代，北魏曾屡破柔然与漠北，但未触动柔然政权在西域的统治。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424-452），先后吞并后燕、大夏、北燕、北凉，统一中国北部，着手经营西域。435年，他派王恩生、许纲等12人出使西域，中途被柔然抓去。第二年，拓跋焘又派董琬、高明等六人到西域，成功与乌孙取得联系，受到乌孙王的热烈欢迎。乌孙王告诉北魏使者，葱岭以西的破洛那（今费尔干纳）、者舌（今塔什干）等国也想与北魏通好，并派人护送北魏使者前往。董琬等人在西域广泛活动，满载而归。乌孙、悦般、鄯善、车师、焉耆、龟兹、疏勒、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破洛那、者舌、粟特等十几个国家都先后派使者到北魏首都平城，表示臣属。西域各国都希望北魏进入西域，推翻柔然的统治。柔然则极力挟制北凉统治者阻扰北魏与西域的交往。北魏于439年讨伐北凉，北凉王沮渠茂虔投降，北凉亡国。自此打通北魏与西域的通道。

448年，北魏皇太子亲率大军北伐，柔然败退，北魏北方边塞安宁。同年，北魏大将万度也率兵平定了西域焉耆王的叛乱。当年年底，龟兹、疏勒、破洛那等国都分别遣使向北魏进贡。452年，拓跋焘去世，拓跋余继位，由于北魏内部斗争趋于激化，北魏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对西域的军事行动也即终止。

公元5世纪后半叶，柔然内部的被奴役部落连续反抗和逃亡，大大削弱柔然的力量。487年（北魏太和十一年），原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阿伏至罗率10余万人西迁，脱离柔然的统治，建立高车国，自立为王。柔然对西域的控制开始动摇，由盛转衰了。

南北朝时，由于战争俘获，主动归附及和亲陪嫁户等散居中原的柔然人有数十万。北魏为了充实北方边防，先后将内附和俘获的柔然、敕勒迁于六镇及平城等地，与拓跋鲜卑军民杂居共处，并使之充作隶户和营户，以供驱役。为了防止逃亡还将其中一部分迁入内地。柔然部众往往以逃回漠北的方式，反抗北魏的压迫，并掀起反抗北魏统治者的狂澜。如509年（北魏永平二年），迁到济州的柔然人曾乘北魏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起兵时，发动起义，渡过黄河，北上攻取郡县。六镇起义后，留在北边的柔然也曾起兵响应，进攻马邑。

北魏对俘虏或降附的一般柔然部众驱役压迫，而对柔然上层贵族却封官晋爵，男婚女嫁，和亲不绝，使之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这固然是由于北魏统治者认为与之同源，血统高贵，故愿意与柔然王族通婚；另一方面亦是为了削弱、分化柔然政权本身，以减少来自北边的威胁。崔浩曾云：“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反映了北魏对柔然贵族的优遇。迁居内地的柔然人，通过杂居共处、互相通婚等各种途径，大多先融合于鲜卑，最终被同化于中原汉族之中。现在河南洛阳、山西雁门、代郡等地闾氏、郁久闾氏、茹茹氏、茹氏等一些姓氏，其先祖系柔然人。

公元6世纪初，柔然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夺汗位，发生内讧。520年（北魏正光元年），可汗丑奴为其母及大臣所杀。其弟阿那瓌（guī）刚继位10来天，就被族兄示发战败，投归北魏，受隆重迎接，位藩王下，安置于燕然馆，封之为朔方郡公、蠕蠕王。杂曲歌辞“阿那瓌”描写其在洛阳出行盛况云：“闻有匈奴主，杂骑起尘埃，列观长平坂，驱马渭桥来”。后阿那瓌从兄婆罗门又率数万人击溃示发，自号称偶可社句可汗，旋为敕勒驱逐，率10万骑归降北魏。面对当时形势，北魏采取了保存柔然，分其势力，以牵制和抵御日益强盛的高车国的策略。将阿那瓌安置于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西南）北的吐若奚泉，婆罗门置于居延海附近的故西海郡（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522年（北魏正光三年），婆罗门叛离北魏，抢掠凉州，欲投奔嚈（yè）哒（嚈哒汗三妻，皆为婆罗门姐妹），被北魏追擒归于洛阳，第二年死于燕然馆。次年，阿那瓌也在柔玄、怀荒二镇之间聚兵30万，扣留北魏使臣，驱掠魏边“良口二千，并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退还漠北。是年，北魏爆发了六镇大起义。为了维护自己统治，525年（北魏孝昌元年），召阿那瓌率10万大军，从武川镇西向沃野镇，击溃破六韩拔陵所率之义军。瓌乘机抢掠，扩充实力，占据长城以北漠南地区，“部落既和，士马稍盛”，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击败了因内乱而日益衰弱的高车国。

北魏灭亡，东西魏分裂，柔然复兴。高欢、宇文泰为了减轻北患，竞相与阿那瓌结好。阿那瓌周旋其间，先后与东、西魏通婚，接受双方的馈赠。540年，东魏高欢以常山王高骘（zhì）妹乐安公主（改封兰陵郡长公主）嫁阿那瓌子庵罗辰。阿那瓌把孙女邻和公主嫁给高欢第九子高湛，高欢亦娶阿那瓌爱女为正室，称蠕蠕公主。“及齐受东魏禅，亦岁时往来不绝”。彼此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当军事冲突有所缓和后，柔然逐渐注意整顿内政，改官制，立年号。柔然其逐水草而居，原无城廓。“天监中（510年前后），始破丁零，复其旧土始筑城郭，名曰木未城”，作为冬季或夏季居住的聚集点以防御高车。木末城大概在张掖、敦煌之北汗庭的西南面。

柔然在阿那瓌可汗时，曾一度复兴。然而不久，爆发了被奴役的部落和奴隶的反抗。至6世纪中叶，居住在今阿尔泰山南麓的原柔然锻工——突厥部日益强大。522年（北齐天保三年），突厥首领土门（伊利可汗）因求婚于阿那瓌被拒绝，联合高车，发兵击柔然，阿那瓌兵败自杀。柔然王室庵罗辰等逃至北齐，而留在漠北的亦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部余众立铁伐为主；西部余众则拥立邓叔子为主。东部柔然复为突厥击败投奔北齐，被安置于马邑川一带。次年，庵罗辰等叛北齐返回漠北。经北齐追击，东部柔然基本上为之瓦解，庵罗辰下落不明。555年，突厥木杆可汗俟斤率军击溃西部柔然，邓叔子领余众数千人投奔西魏。西魏虽优遇邓叔子，“给前后部羽葆鼓吹，赐杂彩六千段”，但在突厥使者一再威逼下，遂将邓叔子以下3000余人交与突厥使者，惨杀之于长安青门外，中男以下免，并配王公家。柔然汗国灭亡，余众辗转西迁。有的学者认为拜占庭历史上的阿瓦尔（阿哇尔）人，即是被突厥灭亡后西迁的柔然人。而留在漠北的柔然余众逐渐融合于突厥、契丹部落之中。

突厥史

突厥民族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突厥民族（实际上是北方游牧民族派生族）在几乎所有的文明中心都留下了他们的历史，并至今生生不息着。他们曾是欧亚草原的霸主，他们在历史上首度在西域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在北方草原称汗政权对峙，他们主宰过伊朗高原，征服了神话般的罗马帝国，统治了半个欧洲。突厥是中亚民族的主要成份之一。现在全球约有1.3亿操突厥语族语言的人，他们大多自称是突厥人或者突厥化蒙古人的后裔。这些人的分布地域西起土耳其，东至新疆，遍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突厥”一词，最早出现于隋唐时期的史书中，如《周书》、《北齐书》等。突厥一名含义，据史载，因其先人在6世纪中居金山之阳，为柔然锻工，因金山形似兜鍪（móu）（古战盔），其俗谓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11世纪70年代成书的《突厥语词典》,则把突厥解释为“最成熟最旺盛之时”。突厥起源地在叶尼塞河上游，是一个以狼为图腾的一个部落，与蒙古人属于同宗。

据《周书·突厥传》中记载，传说突厥人的祖先与狼结合后，生下十男，十男长大后，各娶妻生子，各自为一姓，阿史那就是其中之一。大约在唐朝以前，阿史那部与铁勒等部通婚融合，受匈奴统治。后来匈奴政权崩溃，王朝四分五裂，游牧民族乘机而入，割据占地，立国称王。柔然、铁勒等部在西域建立了自己的汗国。阿史那部遂在高车国（铁勒部的国家）东北与柔然边境相接的金山（今新疆阿尔泰一带）安顿下来，为柔然汗国锻铁制器，是柔然汗国的工匠奴仆。

公元546年，高车国密谋攻击柔然，突厥汗国的缔造者——阿史那土门率部族五万余众击败高车。此后土门自恃有功于向柔然王求婚。柔然王“阿那瓌”怒言辱骂土门：“尔乃我锻奴（打铁匠），何敢发是言耶？”（《周书》50卷，突厥传）。土门心怀不满，便转向西魏政权（鲜卑血统）求婚，当时的西魏皇帝（文帝拓跋元宝炬）把长乐公主嫁给了他。阿史那部族通过联姻壮大了势力，便开始对柔然进行报复性战争并击败柔然汗国。552年，土门自称“伊利可汗”，突厥汗国成立。

公元553年，伊利可汗死，其子“燕都”木杆可汗继位。此人“勇而多智，遂击茹茹（柔然）灭之”（指灭柔然残余），（《周书·突厥传》）“又西破囐（zá）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隋书·突厥传》）。征服了金山以东蒙古草原诸族。“伊利可汗”的弟弟“莫贺咄叶护”（叶户即突厥爵位）开拓了西域和中亚部分地区。此时，突厥汗国形成一个“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周书》50卷，突厥传）、疆域约一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大国，首都（牙庭）设在鄂尔浑河上游的于都斤山。突厥汗国把中亚草原、西域诸城郭国家、蒙古草原统一起来，逐渐形成共同的语言——突厥语，创造了突厥文字，这是突厥汗国最强盛时期。从民族学角度讲，突厥只能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而不是一个民族。他们使用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属于突厥语系，也就是阿尔泰语系），但不完全具有血缘方面的联系。

在552～581年间，突厥是欧亚草原上最强大的国家，控制着东西交通与贸易要道。但是，这个迅速崛起的游牧汗国，在政治结构上还没有定型的可汗继承制度，汗室的争位内讧，加剧了汗国的分裂，助长了强大部落首领的割据。581～583年间的大风雪造成草原上的大荒年，再加上隋朝对突厥部落的军事打击，导致突厥汗国于583年正式分裂为东（北）、西两个突厥汗国。隋朝统一中原后出兵攻打东突厥，东突厥屡战屡败，一度沦为隋的附庸国。尔后隋出兵大破西突厥，其余部奉隋命迁往河套一带。西突厥“突利可汗”被隋文帝册封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西突厥另外几个重要可汗降的降、逃的逃，最终因“处罗可汗”被迫降隋而肢解。

由于隋炀帝穷兵黩武的残暴统治，天下再次大乱，居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迁入突厥领地，东西突厥便萌东山再起之意。公元609年，“启民可汗”死，其子“始毕可汗”继位，娶隋义城公主（隋帝室女）。公元615年起兵叛隋，把视察边防的隋炀帝围困雁门，所幸义城公主好言相劝，炀帝方能得救，史称“雁门事变”。

唐朝建立之初，局势未定，无力顾及突厥，东突厥再次成为北方大国。“始毕可汗”死后，其子什钵苾复称“突利可汗”，其弟莫贺咄则称“颉利可汗”。“颉利可汗”勇武过人，常有吞并中原之意。唐表面上对突厥以礼相待，答应与颉利和亲，暗中却积极准备抵御。

公元624年，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全部兵力大举犯唐，唐高祖李渊令李世民、李元吉挂帅出征。世民设计离间突利、颉利二人。与突利结为兄弟，致使颉利孤掌难鸣。颉利可汗率突厥精锐骑兵打到长安附近，京城一片震怖。当时颉利可汗占据战场的绝对优势，李世民不仅力排众议，反对迁都，反而率少量部队直接来到颉利对面，与突厥大军对峙。李世民以坚定的姿态、威慑的手段，未发一箭，让对手慑服，颉利认为唐军早有准备，居然决定退军。正当颉利退军时，天降大雨，李世民鼓励众将：“突厥人众，如鸟铩翮（hé）”， 命令唐军“此而不乘，夫复何时？”，李世民身先士卒，唐军利用突厥不习水战，大破颉利，东突厥败退后乞和。李世民几乎以一人之力，挽救了大乱后的唐朝。

626年，李世民即位，东突厥颉利可汗以为唐朝政局不稳，再次发动骑兵远征，10万大军直抵长安城下。唐太宗此时虽兵微将寡，但依旧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他召集了所有可用的人，打开城门，把他们置于各城门前，而他亲自率领小部分骑兵沿着渭水向敌军背后扑去。突厥诸首领见其不可思议的英勇，皆大惊。太宗纵马到突厥营前，训斥颉利可汗及众首领背信弃义，破坏停战协定，颉利可汗羞愧低头。次日，太宗与颉利按传统习俗，歃（shà）白马而盟后颉利可汗退兵北归。

为了继续削弱颉利可汗，唐太宗支持薛延陀部反叛（627年），随后在630年派出由李靖和李襀（jì）率领的唐军猛攻颉利，击溃其部落，颉利本人被俘。在之后大约50年中（630～682年），东突厥陆续臣属于唐朝。突厥“贵族子弟，陷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作唐婢”。唐朝把东突厥降民安置在幽州至灵州一线，把原突利可汗之地设置为四个都督府，以突利为顺州都督统其部众；又分颉利可汗之地为6州，置定襄、云中二都督府，任命阿史那思摩为北开州都督，统辖颉利旧部。

颉利可汗被俘后，突厥余部共推小可汗斛勃为主，打败薛延陀，在金山（阿尔泰山）之北建立牙帐，自称乙注车鼻可汗，收笼突厥散族势力复强。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派高侃率回纥、仆骨兵攻打车鼻可汗，突厥各部纷纷投降。唐朝在其地设置新黎等12州，分隶云中、定襄二都督府。高宗永徽元年（650年），高侃率兵出击，突厥诸部不服车鼻可汗调遣，车鼻遁逃，在金山被唐军捉获，其部众被安置在郁督军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抗爱山北），设置狼山都督府统辖。唐朝在此基础上设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统领各都督府，有效地管辖这一地区。

630年，唐策动西突厥的葛逻禄部反叛并杀害了统叶护，西突厥分裂为葛逻禄部和咄陆部两部互相混战。咄陆部可汗为进攻唐朝在哈密地区的屯军，但被唐将郭孝恪在今天的乌鲁木齐附近的博格达拉山附近击败（约642年），逼其逃往阿富汗地区。自此，唐朝获得了对西突厥汗国的宗主权。

651年，咄陆部贺鲁可汗得到葛逻禄部的承认，恢复了西突厥汗国。为了谋求独立，贺鲁可汗反叛唐朝。唐朝与回纥突厥人（从前的铁勒部）结成联盟，唐高宗派遣大将苏定方讨伐。当时冬季来临，地上覆盖着两尺厚的积雪，苏定方鼓励部下说：“虏恃雪，方止舍，谓我不能进，若纵使远超，则莫能禽。” 于是，唐军冒着暴风雪袭击，在准噶尔地区艾比湖和楚河流域取得胜利，迫使贺鲁逃到塔什干（657年）。而塔什干人抓了贺鲁，把他交给了唐军。此后，唐朝任命突厥人阿史那弥射为咄陆部新可汗（657年），阿史那步真为葛逻禄部的可汗。西突厥再次并入唐朝版图，唐朝成为整个中亚的宗主国。

在东突厥向东扩展的同时，西突厥在土门可汗弟弟室密可汗的率领下也在向西扩展。这时波斯的萨珊王朝日趋强盛，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造成了很大威胁，于是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与568年与西突厥结成反对萨珊波斯的牢固联盟，突厥向波斯开战。572年，拜占庭人也向波斯开战，这一战争持续20年（572～591年）。在此期间，西突厥与拜占庭人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575年，室密可汗去世，达头可汗即位。由于君士坦丁堡宫廷与柔然的残部（也就是阿瓦尔人）达成了友好协定，达头可汗派突厥骑兵去攻打拜占庭在刻赤附近（黑海沿岸）的潘蒂卡派（576年）。581年，突厥又兵临刻赤城下，直到590年，他们才完全撤出该地区。

西突厥与拜占庭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影响西突厥继续对波斯的战争。在588至589年期间，他们入侵了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西突厥汗国完成了对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里亚的征服。630年，当玄奘途经该地时，巴克特里亚是昆都士的西突厥可汗儿子的封地。当时的西突厥从哈密一直延伸到里海和波斯，以阿姆河南岸为界与波斯相邻。

公元8世纪大食（阿拉伯）人在怛罗斯打败唐军，一部分突厥人开始接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并参加大食的军队。由于他们具有游牧民族高超的骑射本领和长期战争锻炼，很快表现出优良的军事素质，在大食的军队中逐渐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随着大食政权的日渐衰弱，突厥军人由原先的仆人地位变成了主人。大约970年，突厥的一支“塞尔柱（突厥人同波斯人的混血）”人，顺利越过边境，进入穆斯林地区。在巴格达（大食都）几度废立统治者，控制数任哈里发（大食君主），不久便大权独揽。

1071年，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突厥人大获全胜，俘虏了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从此，小亚细亚的大分部地区，由基督教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一直延续至今。

1242年，塞尔柱帝国与蒙古交战屡屡失利。塞尔柱帝国和拜占庭相邻的萨卡利亚河畔的一部突厥人乘机发展壮大。1300年，该部落首领奥斯曼自称苏丹（意为“尊贵的”，相当于阿拉伯帝国一个省份或者几个省份的最高教政长官，也就相当于在大帝国中的领主）。虽说此时名义上还在塞尔柱帝国统治之下，但事实上帝国属于蒙古帝国统治。1326年，奥斯曼夺取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重镇布鲁萨，控制了马尔马拉海峡，并把首都迁到布鲁萨，这一新的国家称为奥斯曼帝国，占有统治地位的突厥人被称作“奥斯曼突厥人”，汉语音译为土耳其人（Turkey）。

此后历经两个世纪的斗争，奥斯曼帝国先亡塞尔柱，后灭拜占庭，并于1453年迁都于原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16世纪中期，帖木儿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经过不断扩张侵略，变成一个庞大的帝国。版图囊括了以前存在过的阿拉伯和拜占廷两个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这个突厥化蒙古帝国称霸一时。直到1914年，奥斯曼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后来在凯末尔的领导下，于1923年10月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

在突厥人涌向了小亚细亚一带的同时，一部分突厥人也在向印度方向扩张.他们以阿富汗的加慈尼为基地，吞并了印度的旁遮普，将旁遮普变成穆斯林地区。从那时起，这里开始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印度教与穆斯林）的斗争，其结果是二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留在原突厥汗国领土上的突厥后裔，今大多分布在中亚地区的五个国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他们和土耳其共和国并称为“突厥语六国”。

回鹘史

北方及西北民族。原称回纥，唐德宗时改称回鹘。当时，漠北有九姓铁勒，回鹘即其中之一。回鹘部落联盟中以药罗葛为首，后来的回鹘各可汗，大多出自这个氏族。驻牧在仙娥河(又名娑陵水，今蒙古色楞格河)和温昆河(今蒙古鄂尔浑河)流域。是蒙古人直系祖先。回纥人使用突厥卢尼文字，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

　　隋唐时期，回鹘受突厥政权统治。公元605年，回鹘联合仆骨等部族起来反抗，终于摆脱突厥的统治，逐渐强大起来。公元646年，回鹘配合唐军攻灭了薛延陀政权，首领吐迷度自称可汗，接受唐朝的管辖，唐在其地分置六府、七州。公元744年，回鹘首领骨力裴罗自立为可汗，建立回鹘政权。这时回鹘控制的地区，东起今额尔古纳河，西至今阿尔泰山，势力日益强盛。 　　
公元840年回鹘政权被黠嘎斯推翻后，大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徙。一支迁到葱岭以西，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一支迁到西州(新疆吐鲁番)。西州回鹘又向西发展，以高昌(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西州回鹘后来改称为"畏兀儿"，也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人。

突厥、回鹘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突厥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使用动物名称作符号以计算年份。大漠南北的蒙古高原大半属于突厥语世界。突厥和回鹘草原贵族都力图加强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契丹人、室韦——达怛人的统治，在契丹、室韦驻有官员。后突厥还似乎曾向兴安岭一带移民。突厥、回鹘势力进入内蒙古东部地区，便向室韦——达怛等族打开了通向大漠南北的门户。突厥和回鹘对室韦——达怛人的经济文化都有影响。

　　早在6世纪末，西突厥的势力已达到今伊朗东北部的呼拉珊(Khorasan)。此时突厥似仍为游牧、半游牧民，只在各绿洲派驻有收税的官员。在此期间，西突厥人自然接触了许多伊兰文化成分，例如他们的文字和各种宗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佛教以及景教（即基督教在亚洲的一派）。 　　

蒙古草原上的东突厥汗国的统治持续到8世纪中期，之后为同为突厥族的回纥（回鹘）取代。游牧在蒙古草原北部的回鹘人在630年左右，其统治者中似已有人倾向于佛教，这从当时其部族首领的名字叫“菩萨”可看出。回鹘汗国与中国的关系比前一时期密切的多，所以我们在其文化中可以见到较强汉文化的影响。762年他们又出兵帮助唐朝皇帝平定安（禄山）、史（思明）之乱，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可能就在这期间，他们接触了粟特人摩尼教僧侣并在其影响下接受了摩尼教并尊之为国教。

　　立国前，回纥的前身敕勒是最早在西元前三世纪为分布于贝加尔湖以南的部落联合体。该部落群有狄历、敕勒、铁勒、丁零等名称，都是相同发音的音译。由于使用一种“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大车，又被称为高车。这些部落共有袁纥、薛延陀、契苾等十五部。东铁勒袁纥游牧于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流域，且为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 隋朝称韦纥，隋大业元年，袁纥部因反抗突厥的压迫，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成立联盟，称回纥。

西元744年，以骨力裴罗为领袖的回纥联盟在唐朝大军的配合下，推翻了突厥汗国，并建立起漠北回纥汗国，王庭(牙帐)设于鄂尔浑河流域，居民仍以游牧为主。 唐朝时，回纥取“迅捷如鹘然”的意思，改作回鹘。立国后，回纥因历史的关系与唐朝的关系一直很好，不像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要对农业国进行骚扰与掠夺。回纥曾帮助唐平定安史之乱。 版图最大时疆域东接室韦，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跨大漠。

回纥后因长期与吐蕃战争，加上统治无道，内讧不断，于846年被所属部黠戛斯所亡。西迁 　　分三路西迁： 一迁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西州回鹘公元9世纪西迁 回鹘之一支。亦称高昌回鹘、北庭回鹘、和州回鹘、阿萨兰回鹘。其所辖东抵哈密、西至库 车、南达于阗、北越天山。首府位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国王称阿萨兰汗，意为狮子王 (后改称亦都护)。

西昌，夏居北庭(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种植五谷 、棉花、瓜果(以葡萄为最)等作物。兼营畜牧。灌溉独具特色，以坎尔井闻名。实行奴制，间有租佃制。信奉佛教，兼事摩尼教和祆教。文字使用回鹘文，善歌舞，精于木刻印书术与壁画艺术。10至11世纪，与五代、北宋关系密切。12世纪初隶属西辽。13世纪初归附蒙古。14世纪20年代起，地属察合台汗国。17世纪后期被准噶尔部占领。18世纪中叶归清管辖。一迁葱岭西楚河一带，称葱岭西回鹘。 一迁河西走廊，称河西回鹘，后来成为河西地方的土著，就是现在的裕固族。 其中前两支定居新疆的回纥，发展成今天的维吾尔族人。

　　当草原回鹘汗国于9世纪中期被黠戛斯（今柯尔克孜族之先人）灭亡后，他们分三支西迁 ：1) 一部分回鹘人到了北部。2) 一部分在今甘州站住了脚跟，在那里建立了王国——甘州回鹘王国。与西夏人、契丹人、塞人、藏人及其它突厥民族如拔野古（Bayirqu ）等杂处一地。回鹘人过去是现在都是对外族文化开放的。在一度属于甘州回鹘王国的沙州（敦煌）发现有许多回鹘文写本。另外，在敦煌等地的壁画上，在家人穿的衣饰也见于吐鲁番写有回鹘文题词的壁画上，这说明在敦煌和吐鲁番之间，曾有过密切的往来关系。3) 另一部分回鹘人在其出自统治部落药罗哥（Yaghlaghar）的一王子的率领下来到了吐鲁番绿洲，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存在四、五百年之久并接受和发展了城市和农业文化，并在摩尼教、佛教背景下创造了回鹘文明，直到蒙古时期当来自西南方之伊回鹘文字伊斯兰教在当地占有优势为止。

除吐鲁番外，在天山北面的别失巴里（Bishbaliq ——意为‘五城’，汉文称北庭）作为国王的夏驻地也属于高昌回鹘王国。 其东面的哈密（Qamil>Qomul）绿洲及西面的曲先（Küshn, Kucha）也在一个时期属于高昌王国。回鹘人在吐鲁番这个重要绿洲遇到了很古老的文化。这里的早先居民可能为主要操印欧语的“吐火罗人”。另外，吐鲁番附近有好战的高车等突厥部众。他们只是按四季季节利用附近的牧地，他们中是否有一部分已定居于绿洲则不得而知。总之，上面已说过，回鹘人可能并不是第一批定居于高昌的突厥人，因为在当地发现的写本中可确立至少两种不同的突厥方言。少数写本出自8世纪，即回鹘汗国尚统治蒙古草原时。所以这部分写本应为其它突厥部人留下的。下面的情况也使我们认为吐鲁番地区住有多种突厥部落的人：在当地壁画上画有许多男女突厥贵人，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于7种不同的服饰和10种不同的头饰。这种情况似不是因个人爱好所致，而是代表不同的部族（这里可能有时间因素在内）。所以不同的服饰也表明高昌地区住有多种突厥部族。在吐鲁番地区尚发现两个几乎相同的带有回鹘文突骑施汗（Turgish xan）字样的铜币。最后还要提到一文献中说，赐予高昌一新王 以拔悉密（Bashmil）王的“亦都护”（Iduq-qut）称号。所以我们认为在前回鹘时代在吐鲁番绿洲似住有突骑施人和拔悉密人。此外，根据当地出土的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写本来看，在吐鲁番地区尚住有古代车师/姑师人（操所谓甲种“吐火罗”语）、粟特人、塞人以及一些叙利亚人（多为景教僧侣）和西夏人，之后藏人和蒙古人也来到了这里。 　　

回鹘人在九世纪中期迁居这里后，在高昌古代居民的影响下逐渐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并在他们的信仰影响下，逐渐舍弃了摩尼教而皈依了佛教。此外，在吐鲁番的布拉依克（Bulayiq）（即现在的葡萄沟）地区德国考古队曾发现景教遗址和许多多种语言的景教文献。那里应为有景教徒的居住地，他们在回鹘人中从事传布景教的活动。

　　回纥是维吾尔族的先民。从646年回纥汗国建立，到840年汗国灭亡，立国200年。
历代君主：
特健俟斤 　菩萨 　叶迷度 　婆闰 　比栗毒　　独解友 　伏帝匍 　承宗 　伏帝难 　怀仁可汗 药罗葛骨力裴罗 　葛勒可汗 药罗葛磨延啜 　　牟羽可汗 药罗葛移地健 　　武义成功可汗 药罗葛顿莫贺 　　忠贞可汗 药罗葛多逻斯 　　奉城可汗 药罗葛阿啜 　　怀信可汗 药罗葛骨咄禄 　　滕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 　　保义可汗 　　崇德可汗 　　昭礼可汗 药罗葛曷萨特勒 　　彰信可汗 药罗葛胡特勒 　　勿荐公 　　勿介可汗 药罗葛乌希特勒 　　遏捻可汗 　　河西回鹘(甘州回鹘) 　　英义可汗 药葛罗仁美 　　顺化可汗 药罗葛仁裕 　　景琼 　　夜落纥密礼遏 　　忠顺保德可汗 药罗葛夜落纥 　　怀甯顺化可汗 药罗葛夜落隔归化 　　归忠保顺可汗 药罗葛夜落隔通顺 　　宝国夜落纥 　　伊鲁格勒雅苏 　　龟兹回鹘 　　禄胜 　　智海 　　(智海之子) 　　阿连撒罗 　　喇拉汗(葱岭回鹘、黑汗、哈卡尼耶) 　　前喇拉汗 　　毗伽阙.卡笛尔汗 　　巴兹尔 　　苏丹.沙图克.柏格拉汗 　　巴依塔什 　　克里木 　　阿里木萨 　　阿赫马德 　　曼苏尔 　　阿赫马 　　卡笛尔汗(优素福) 　　苏莱曼 　　西喇拉汗 　　穆罕默德 　　伊卜拉欣 　　纳赛尔 　　布兹尔 　　阿赫马德 　　亚古伯 　　阿赫马德 　　马斯乌德 　　苏来曼.本.达吾提 　　马黑木 　　哈桑特勒 　　穆罕默德.本.苏来曼 　　阿赫马德 　　伊卜拉欣二世 　　马黑木 　　伊卜拉欣三世 　　恰格雷汗(阿里) 　　马斯乌德二世 　　骨咄禄.毗伽汗 　　穆罕默德 　　伊卜拉欣.本.侯赛因.本.哈桑 　　奥斯曼 　　东喇拉汗 　　苏莱曼 　　穆罕默德 　　伊卜拉欣 　　马赫穆德 　　奥玛尔 　　哈桑 　　阿里德 　　伊卜拉欣二世 　　西州回鹘(高昌回鹘) 　　仆固俊 　　毕勒哥

回鹘文 　　
也称回纥文。回鹘（古代维吾尔）人使用的拼音文字。自唐代至明代（8～15世纪)主要“流行于今吐鲁番盆地和中亚楚河流域。这种文字的文献，近代发现于哈密、吐鲁番和甘肃地区。11世纪的《突厥语词典》、13世纪的《蒙鞑备录》都曾记述过这种文字。根据《九姓回鹘可汗碑》等文物推断，回鹘文是在窣利文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回鹘文从什么年代开始使用，目前尚无定论。10世纪后，新疆南部回鹘人虽已改用阿拉伯字母，但回鹘文并未完全停止使用。1687重抄的《金光明经》回鹘文译本，证明这种文字一直到17世纪仍在使用。字母数目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最少为18个,最多达23个。23个字母中有5个字母表示8个元音,18个字母表示22个辅音。

在早期文献中有的字母表示两个以上的语音，在后期文献中才在相应字母左方或右方加一个点或两个点予以区别。字母分词首、词中、词末等形式。有句读符号。在摩尼教文献中还在句读符号上加红色圆圈。段落用对称方形的四个点“凒”隔开。有印刷体和书写体。书写体又分楷书、草书两种。楷书用于经典，草书用于一般文书。行款起初由右往左横写，后改为从左往右竖写。
　　
回鹘文字母在元代为蒙古人所采用，形成了目前南蒙古地区使用的蒙古文。16世纪以后，满族又仿照蒙古文创制了满文。
　　
现存回鹘文文献甚多,包括宗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经典、医学著作、文学作品、 公文、契约(见图1、图2)、碑铭等。明代《高昌馆杂字》传到欧洲后,德国人J.克拉普罗特(1783～1835)进行研究,于1820年出版《回鹘语言文字考》。1870年,匈牙利人H.万伯里(1832～1913)发表《回鹘语文献与福乐智慧》。19世纪末,俄国人 B.B.拉德洛夫(1837～1918)翻译并出版了《福乐智慧》全文。随着20世纪西北考古工作，已出土大量文献,多存于欧洲。1930年在新疆发现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残本),经历史学家整理,于1951年影印出版。

契丹史

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蒙古人和世界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西欧文献“契丹”就写成Khitay。转写成俄语字母就是Китай（kitai）。所以俄文称中国为Китай（kitai）就是来自契丹。

契丹族在契丹国志中引用传说为白马青牛的仙人之后，始祖为奇首可汗。契丹早期历史都有神话传说为主。一种说法契丹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

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著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契丹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他们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但受到通古斯语族的强烈影响。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405年，553年的北齐时期，高洋曾大破契丹。

在茫茫的北方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叫西拉沐伦河，意思是"黄水"。人们把它看作是黄河在远方的女儿，所以文献上写作“潢河”；另一条河叫“老哈河”，也叫“土河”，两河流域孕育了草原上的文明。传说中，一位驾着青牛车从潢河而来的仙女，与一位从土河骑着白马来的仙人，在两河的交汇处相遇，两人相恋，并结为夫妻，他们便是契丹族的始祖。历史学家根据这个传说和一些相关史料的考证，对契丹族的起源作了如下解释:他们认为仙女和勇士所代表的分别是居住在两河流域的两个原始氏族，一个以“白马”为图腾，居住在“马盂山”；一个以“青牛”为图腾，住在“平地松林”。

后来两个氏族都迁徙到两河汇聚处的木叶山，他们联姻繁衍，他们的子孙繁衍成为八个部落,逐渐发展成为以后的契丹族；也有一种说法说白马仙人和青牛仙女生下的八个儿子就发展成了后来的契丹八部。 　　

古契丹有八部：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於部。涅里是辽的始祖。契丹人有三年选一次可汗的习惯，早期可汗都在大贺氏家族中产生，中期在遥辇氏中产生，最后由契丹迭剌部耶律氏族夷里堇建立统一的契丹。

辽朝大臣耶律俨《皇朝实录》称契丹为黄帝之后。《辽史·太祖纪赞》和《世表序》主张契丹为炎帝之后。近年在云南发现的契丹遗裔，保存有一部修于明代的《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附一首七言诗，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这些契丹人认可契丹为炎帝苗裔的说法。回纥人亡国时，大批回纥人逃入契丹，因此有契丹半回纥的说法，有些回纥人溶入契丹人的萧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皇后述律平就是回纥人，耶律德光后将述律氏赐姓萧氏。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它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

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外兴安岭，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

而南柔然避居今 西喇木伦河，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先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北魏时，始见契丹族名。原分八部，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常以名马文皮贡献北魏，并进行贸易。628年，契丹首领摩会率其部落背突厥附唐。此时，契丹已形成部落联盟，君长出自大贺氏。648年,契丹诸部皆请内属，唐廷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以其首领窟哥为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又置羁縻州十，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契丹有别部酋领孙敖曹,621年，附唐。其曾孙万荣，武周垂拱(685～688)中为归诚州刺史，万岁通天(696～697)中，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之后)并为唐营州都督赵文翙所侵侮，遂举兵杀文翙,据营州反,进攻河北地区，屡败唐军。武则天征发大兵讨之，借奚及突厥之助,始得平定。是后,契丹附于后突厥。715年（唐开元三年）,其首领李失活来附，唐廷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玄宗又以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其后，契丹首领可突干再次叛唐，唐为防御契丹，加强东北边防兵力，建立范阳、平卢两节度，重用胡人安禄山，结果酿成安史之乱。唐至德(756～758)年间，契丹与唐保持朝贡贸易关系, 但亦受崛起于漠北的回鹘控制。9世纪中叶回鹘破亡,契丹又归顺唐，唐赐以"奉国契丹之印"。 　　
而8世纪中叶后，唐朝转衰，无力顾及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到了9世纪末10世纪初，唐崩溃了。　契丹西北面的两个强邻突厥、回纥，早已分别在8世纪中叶和9世纪中叶衰落。在

10世纪前后的契丹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他就是 耶律阿保机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契丹诸部盟主的舞台。

　　公元907年，契丹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取代痕德堇即可汗位。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契丹国。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服渤海国，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

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割让给契丹。阿保机创建国家后，确定皇权世袭，建立军队，制定法律，修建都城，制造文字，此后继续向外扩张。西打到甘州回鹘，东灭渤海国，南占燕云十六州。
兴盛
　　
926年，耶律阿保机回师途中病倒，其妻述律平称制。927年（天显二年）十一月，耶律德光在述律氏的支持下即位。930年（天显六年），契丹东丹（原渤海国）王耶律倍南逃后唐，耶律德光统一了契丹。944年（会同四年），后晋出帝石重贵即位，上表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于是率军南下。947年（会同七年）正月十日，攻克后晋首都东京，灭后晋。二月，以晋国称大辽，改年号为“大同”。因“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不遽遗诸节度还镇”大失民心而招中原人民反抗，无法巩固统治，四月，被迫引军北返，在河北栾城病逝。经过世宗,穆宗,景宗，一再发生争夺皇权战争。上层不稳，迫使穆宗停止了辽太宗、辽世宗一贯执行的南伐中原政策，以恢复因长期战事而消损的国力，与南唐、北汉联合对抗遂渐兴旺的后周政权。

969年（应历十九年）二月，辽穆宗被侍人所弑。景宗耶律贤被推举为帝，改元为保宁。由于景宗勤于政事，重用贤臣如室昉、郭袭，使辽王朝出现了一阵清明。景宗对穆宗时谋反的皇族采比较宽松的政策，因而谋乱者少，少层比较稳定。

979年亲征北汉，辽派数万兵支援北汉。三月，辽军在白马岭与宋军交战，被击溃，辽将耶律敌烈等人战死。辽派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名将率军与宋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宋军大败。 　　1004年，萧太后与圣宗亲率大军深入宋境。宋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坚持，无奈亲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此战辽将萧闼凛战死。辽恐腹背受敌，提出和约。辽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并与西夏结好，从而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据局面。

982年，辽景宗崩，辽圣宗继位，尊萧绰为皇太后，摄政。时萧绰30岁，圣宗12岁，。萧绰摄政二十七年，后改嫁给韩德让。萧太后执政期间，进行了改革，重农桑，修水利，减赋税，整吏治，练军队，使辽国富裕，国势强盛。1009年，圣宗亲政后，辽朝进入鼎盛，基本上延续萧太后执政时的辽国风貌，并且还反对严刑峻法，不给贪官可乘之机。实行科举，编修佛经，佛教极为盛行。在位其间四方征战，进入辽国疆域的顶峰。对宋战争屡屡获胜，俘获号称杨无敌的宋朝名将杨继业。 杨继业在京剧艺术中的形象。到兴宗,道宗时期皇室内部政变频繁，各族人民反抗辽朝的起义连绵不断，辽王朝日见衰败。

　　1112年（天庆二年）二月十日天祚帝赴春州（今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宝石镇宝城村古城}，召集附近的女真族酋长来朝，宴席中醉酒后令女真酋长为他跳舞，只有完颜阿骨打不肯。天祚帝不以为意，但从此完颜阿骨打与辽朝之间不和。从九月开始完颜阿骨打不再奉诏，并开始对其他不服从他的女真部落用兵。

1114年春，完颜阿骨打正式起兵反辽。一开始天祚帝不将阿骨打当作大的威胁，但是此年所有他派去镇压阿骨打的军队全部被战败。 　　

1115年（天庆五年）天祚帝开始觉察到女真的威胁，下令亲征，但是辽军到处被女真战败，与此同时辽朝国内也发生叛乱，耶律章奴在上京叛乱，虽然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是这场叛乱分裂了辽朝内部。此后位于原渤海国的东京也发生高永昌叛乱自立。这场叛乱一直到1116年（天庆六年）四月才被平定。但是在五月女真就借机占领了东京和沈州。

1117年（天庆七年）女真攻春州，辽军不战自败。这年完颜阿骨打自称皇帝，建立金朝。 　　1125年（保大五年）二月，天祚帝在应州被俘，八月被解送金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子），被降为海滨王。
1128年，天祚帝病故，契丹和辽共历时210年，历经9位帝王。

公元1125年辽被女真族的金所灭。在辽朝即将灭亡之际，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200余人向北进入漠北地区的驻扎着辽国仅存的两万铁骑的可敦城，后为躲避金的进攻，又向西发展，征服了今天中亚的广大地区。

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建立西辽政权（即黑契丹Karakitai）,又称“哈喇契丹”，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西辽于公元1218年亡于蒙古帝国。 　　

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奴隶制度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北部，留下了契丹辉煌的历史。

辽朝帝王世表
太祖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 耶律氏 讳亿 字阿保机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 耶律德光 　　
世宗孝和庄宪皇帝 耶律阮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 耶律璟 　　
景宗孝成康靖皇帝 耶律贤 　　
圣宗文武大孝宣皇帝 耶律隆绪 　　
兴宗神圣孝章皇帝 耶律宗真 　　
道宗孝文皇帝 耶律洪基 　　
天祚皇帝 耶律延禧

蒙古史

蒙古族属东胡族系。公元前209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东胡诸部在匈奴人统治下达三世纪之久，公元一世纪末至二世纪初，东胡人的一支鲜卑人自潢水流域转徙其地，剩余的匈奴人也都自称为鲜卑，鲜卑自此强盛起来。公元四世纪中叶，居住在潢水、老哈河流域一带的鲜卑人的一支，自称为“契丹”；居住于兴安岭以西（今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的一支则称为“室韦”。蒙古部就是室韦人的一支，在唐朝时已有记载，称为“蒙兀室韦”。

据蒙古史书《史集》记载，蒙古部最初只包括捏古斯和乞颜两个氏族，他们被其他突厥部落打败后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逃到了额尔古涅昆（额尔古纳河畔山岭）一带居住下来，生息繁衍，大约经过了400多年的时间，部落逐渐兴盛起来，并产生了许多分支，公元8世纪，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为了更好的发展，不得不外迁徙，这时已分出了70个分支了，这70个分支被称为“迭儿勒勤蒙古”。在迁出的蒙古人当中，有一位很有声望的人，名叫孛儿帖赤那，以他为首的迭儿勒勤蒙古自称为“乞牙惕氏”（乞颜的复数）。“乞牙惕氏”人迁徙到了斡难河源头肯特山一带，生活方式由狩猎转为游牧。

据《蒙古秘史》记载，孛儿帖赤那的的十二世孙朵奔篾儿干死后，他的寡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儿子，传说这三个儿子是感光而生的“天子”，因为他们是从阿阑豁阿洁白的腰里出生的，因此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尼伦蒙古”。在尼伦蒙古中，以孛端察儿为始祖的孛儿只斤氏就是成吉思汗的祖先。迭儿勒勤蒙古和尼伦蒙古，被统称为“也克蒙古”（大蒙古），他们是原蒙古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蒙古语系部落，他们是原蒙古人：
札刺亦儿——在辽代曾是强大的部落，有哲惕、脱忽刺温、朵龙吉儿十个分枝．游牧在斡难河流域。在与辽兵的战争中，札刺亦儿人受到沉重打击。辽设札刺部节度使司统治他们。到十二世纪时这个部落早已衰落了。

塔塔儿——牧地在贝尔湖周围。以前很强大，所以好多部落都以塔塔儿人自称。后来这个部落为成吉思汗所灭。
蔑儿乞——牧地在色楞格河流域。在金末还是个强大的部落，最后也为成吉思汗所灭
斡亦剌、巴儿忽——居住在靠西北的部分。

辽金时期，蒙古地区还有三个强大的部落：突厥语族的克烈、乃蛮和汪古。他们都是原蒙古人。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建立强大的大蒙古帝国。用新的千户制体系分封人口。战败的部落，如塔塔儿、克烈、乃蛮被瓜分到各千户。族属不同、社会发展不平衡、方言各异的各部在统一的汗权统治下，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基础、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

《蒙古秘史》记载：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的祖先，他们奉上天之命降生到人间。然后共同渡过腾汲思，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开始繁衍生息，生下了巴塔赤罕。这里所说的巴塔赤罕就是成吉思汗的始祖。其实，苍狼和白鹿在蒙古语中分别读为：勃儿帖赤那和豁埃马兰勒，只是汉译为苍狼和白鹿。

蒙古民族的真正族源的问题上，现、当代多数学者认为蒙古族出自东胡。东胡，是包括同一族源、操有不同方言、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公元前5至前3世纪，东胡各部处于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各部落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

4世纪中叶，鲜卑人的一支，自号“契丹”，生活在潢水和老哈河流域一带。居于兴安岭以西(今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的一支，称为“室韦”。室韦，始见于《魏书》，作失韦。室韦与契丹同出一源，以兴安岭为界，“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北史》卷94《室韦传》)。6世纪以后，室韦人分为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恒室韦、大室韦等5部，各部又分为若干分支。

按语言学家从语系方面的推论，活动在蒙古地区的诸部分为蒙古语系和突厥语系两大部分。在突厥文史料中，称室韦为“达怛”(鞑靼)。公元732年在斡尔浑河右岸建立的《阙特勒碑》文中，记有三十姓达怛。三十姓达怛可能是紧邻突厥的一个强大的室韦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突厥人用这一名字称呼所有的室韦部落。

后来，达怛又成为蒙古诸部的总称。因为，“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是大部分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都被称为鞑靼”(拉施特《史集》卷1第1册)。由于蒙古部的强大，“达怛”一名逐渐又被“蒙古”所代替，成为室韦诸部的总称。文字记载蒙古之称谓，始见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以南地区。

12世纪时，这部分人子孙繁衍，氏族支出，渐分布于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上源和肯特山以东一带，组成部落集团。其中较著名的有乞颜、札答兰、泰赤乌、弘吉剌、兀良合等民族和部落。当时与他们同在蒙古高原上的有游牧在今贝加尔湖周围的塔塔儿部，住在贝加尔湖东岸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活动在贝加尔湖西区和叶尼塞河上源的斡亦剌部。这3部都使用蒙古语族语言。另外，还有三个信奉景教的突厥贵族统治的蒙古化的突厥部落，即占据回鹘汗庭故地周围的克烈部，其西的乃蛮部，和靠近阴山地区的汪古部。

这些部落按其生活方式和发展水平，大致分为“草原游牧民”与“森林狩猎民”两类。第一类包括久住原地过游牧生活的突厥诸部，和后来迁入接受突厥影响，完成向游牧生活过渡的蒙古诸部；第二类是留居森林地带，主要从事狩猎的诸部。

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阶级分化；阶级对立代替了氏族的平等关系。富裕者从氏族中分离出来，成为叫作“那颜”的游牧贵族，他们占有众多的牧畜，握有支配牧场的权力，一些强有力的游牧贵族还在身边聚集一批称为“那可儿”的军事随从。一般牧民称为“哈剌出”，由原来有平等权利的氏族成员变为向贵族纳贡服役的依附者。还有因被俘掠或其他原因沦为奴仆地位被叫作“孛斡勒”的人。有人根据纳贡服役和人身依附现象，认为当时的蒙古社会性质是封建牧奴制；也有人根据俘掠他人为奴的现象认为是奴隶制。这两说还在讨论之中。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聚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国的建立，对蒙古族的形成具有很大意义。从此，国北方第一次出现了统一各个部落而成的强大、稳定和不断发展的民族——蒙古族。凡是这个国家统辖的漠南、漠北地区，概称为蒙古地区，此地区各个部落的居民，统称为蒙古人。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蒙古帝国君主成吉思汗(1162─1227)及其子孙先后征服了从太平洋到欧洲的广大领土，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姓孛儿只斤，乞颜氏。铁木真生于蒙古贵族家庭，9岁时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儿部落毒死，母亲领着他和几个弟弟艰难度日。

少年时期的经历培养了铁木真坚毅勇敢的品质。为了恢复祖业，铁木真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采取重点打击、各个击破的战略，终于统一蒙古诸部，结束了蒙古高原各部落相互残杀的局面。

蒙古族属游牧民族，不善农耕，将劫掠和对外征服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蒙古铁骑的征服活动在给欧亚广大被征服地区带来灾难的同时，摧毁了许多古老腐朽的欧亚封建国家，加速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从1205年起，成吉思汗三次大举入侵西夏（今宁夏、甘肃一带），随后又率军南下攻金，占领金中都（今北京）。1218年，蒙古大军在灭掉西辽政权（今新疆一带）时，与中亚大国花剌子模（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发生边界冲突。此时，传来花剌子模大将谋害蒙古一个大商队的消息，成吉思汗决定发兵20万征讨花剌子模。

交战之初，花剌子模军队在战阵前部署战象，想以此震慑从未见过大象的蒙古士兵，不料蒙古军队使用的火器在花剌子模军阵里爆炸，战象受惊,调头冲入己方军阵，花剌子模军队大乱，蒙军遂乘势取之。1220年，成吉思汗的大军先后攻下了花剌子模重镇不花剌（布哈拉）和新都城撒马尔罕（均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等城，又派3个儿子术赤、窝阔台、察合台合兵围攻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乌尔根奇），幼子拖雷领军进入呼罗珊。花剌子模统治者摩诃末算端（素丹）逃至里海孤岛病死。1223年，蒙军主将速不台率部与南俄大公穆斯提斯拉夫和基辅大公决战于卡尔卡河畔，基辅大公投降，随后蒙军攻陷基辅旧都诺夫哥罗德，向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推进。由于当地居民的英勇抗击，蒙古军才不得不退回中亚。

1226年，成吉思汗再次出征西夏，攻克沙、甘、肃、凉、灵诸州，围攻中兴府(今银川)。次年6月，西夏末帝率众请降。7月，成吉思汗病死贺兰山下。蒙古军队惟恐西夏有变，杀死西夏末帝，尽灭西夏王族，并对西夏王陵进行有计划的破坏。其后，又命令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离开本土，散布到汉族地区生活，并规定党项人必须与汉人通婚。在其后不到300年的时间里，党项人在中国彻底消失。

1234年，蒙古灭金。次年，继任蒙古大汗的窝阔台召开蒙古诸王大会，决定征讨钦察、斡罗思（俄罗斯）等国。蒙古大军接连攻占莫斯科等十几座城市，并歼钦察部于伏尔加河上游。1240年秋，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蒙古军围攻基辅城，基辅大公逃到波兰，蒙古军屠杀和抢掠后离去。第二年春，蒙军分兵两路侵入波兰、匈牙利等地。蒙军攻陷匈牙利都城佩斯后，杀尽居民，烧毁城市，随后又进攻斯洛伐克、捷克各地，一直打到维也纳附近。由于奥地利大公和波希米亚国王联军的抵抗，蒙军被迫退走。1242年，从蒙古国内传来窝阔台的死讯，拔都率大军东归。1252年，蒙古宪宗蒙哥决意西征，西征军由蒙哥之弟旭烈兀统率。1258年，西征军攻占巴格达城。次年，旭烈兀西征叙利亚，叙利亚诸城大多不战而降。1260年，蒙古军占领大马士革城。此时，旭烈兀得知蒙哥征伐南宋时战死合川钓鱼城下，遂决定班师争夺汗位，同时命令大将怯的不花率两万蒙古军继续攻打叙利亚各地。同年，蒙古遣使到开罗，命令埃及投降，遭埃及国王拒绝。埃及军队与蒙古军在大马士革之南交战，蒙古军队惨败，怯的不花战死，埃及军队占领大马士革，将叙利亚全境变为埃及的辖地。埃及军队的胜利遏止了蒙古军向埃及和非洲的扩张。

四大汗国

蒙古西征后，在被征服地区建立了被称为“四大汗国”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四大汗国的统治者在血统上出自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彼此血脉相联，因而同奉入主中原的元朝为宗主，与元朝驿路相通。

四大汗国中的钦察汗国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征统帅拔都所建，疆域最为辽阔，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今匈牙利、波兰一带，都城萨莱在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以北。由于拔都的大帐使用金顶，因此在欧洲史书中钦察汗国也被称作“金帐汗国”。钦察汗国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商业贸易中心。

伊儿汗国的建立者是蒙古第三次西征的统帅旭烈兀，与元朝统治者同为拖雷后裔，关系也较其它汗国更为密切。元朝曾经与伊儿汗国双方互派官员、工匠，经济和文化交流也很频繁。在最有建树的合赞汗统治时期，为争取当地领主和穆斯林的支持，改奉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废除“大汗”称号而改称“素丹”，加速了当地蒙古人的伊斯兰化进程。

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的一部分位于今中国境内，距离元朝本土较近。两汗国曾于1269年公开反对忽必烈（1271年定国号为元，被称为元世祖，1279年灭宋）的汉化政策，与元朝为敌。直到公元14世纪时察合台汗国吞并了窝阔台汗国，才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

蒙古帝国崛起的背景
讲突厥语的黄种人部落吉尔吉斯和回纥结仇，用重兵击败了回纥政权。回纥在契丹的帮助下，转移到西域，征服了那里印欧语系的文明政权，从而和当地人一起，融和成一个新的回纥族，就是现在被称为维吾尔的民族族。而吉尔吉斯把回纥从蒙古高原赶走以后，自己并没有占领那里。於是大量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民族，先后迁移到权力真空蒙古高原。使得成为从此真正成为主要以蒙古语部落游牧的地方。

回纥所征服征服西域民族，具有高度发达文明。回纥征服者被当地丰富的物质财富吸引，接受了当地的文明管理方式。不再以游牧和掠夺为生存手段。契丹政权曾邀请回一起争霸草原的邀请，也不能打动他们。这本来应该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由於这个新文明的统治者的背景，使得其首领和草原政权保持著千丝万缕的联系。蒙古人从西域掌握了武器技术。从此，草原武器越来越先进。

在当时的草原社会，可以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种人。平民的蒙古语就是黑头发，贵族是身高马大、身体强壮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成吉思汗的部落名字就是兰眼睛，其东胡演变成室韦以后，最大的部落称为黄头女真。

元朝
1271年－1368年，又称大元，是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由蒙古族统治者忽必烈（即元世祖）于1271年所建，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国号大元，1279年灭南宋。统治地区《元史》记载：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大元的疆域空前广阔，今天的东疆、西藏、外蒙古、云南、东北、澎湖及南海诸岛，都在大元统治范围之内，还包括西伯利亚大部分，直到北冰洋，东到白令海、锡金、不丹、克什米尔东半部、缅甸北部、泰国北部、老挝、朝鲜东北部。领土面积超过220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国家。1368年元朝的中原部分被朱建立的明推翻。其后蒙古人退居漠北的大蒙古帝国，与明军对峙，中国史称北元，直至1402年才去国号。

世界上著名的游牧民族：
柏柏尔人 澳大利亚土著   匈奴（蒙古） 回鹘   山戎  羯   柔然（蒙古） 铁勒   丁零  贝都因人   布须曼人   契丹（蒙古） 印第安人   东胡（蒙古） 氐  敕勒   薛延陀   靺鞨   吉普赛   涅涅茨人   女真   俾格米人   鲜卑（蒙古） 羌   党项族（蒙古） 吐谷浑   室韦（蒙古） 哈萨克族   突厥   羌族   富拉尼族   乌桓   车师   乌孙   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