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人问题特别报告员、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发展权特别报告员、教育权特别报告员、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适足住房权特别报告员以及宗教或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
参考编号：OL CHN 5/2026，日期：2026年4月16日
阁下：
我们谨以少数人问题特别报告员、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发展权特别报告员、教育权特别报告员、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适足住房权特别报告员（作为适足生活水准权组成部分及在此背景下不受歧视权）以及宗教或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的身份，根据人权理事会相关决议，向阁下致函。
我们希望提请阁下政府注意2026年3月12日通过、将于2026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下简称《法律》）。我们提出以下观察和评论，目的是与阁下政府建设性地互动，确保该法律的有效实施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背景
《法律》似乎是中国民族事务法律和政策框架更广泛演变的一部分。中国现有的民族治理体系以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条和1984年通过、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基础。该框架承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以及“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它还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以及“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我们注意到，自2010年代初以来，一种通常被称为“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政策话语逐步推进，更加强调塑造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非容纳民族差异。这一方针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得到正式认可，此后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国家政策和立法举措中。新通过的《法律》旨在将这一方针以国家层面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在2025年12月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删除了此前允许学校在少数民族学生为主地区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例外规定）背景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入了一个全国性的立法框架，旨在促进民族团结和加强共同的中华民族认同。该法的通过是2024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2025年8月政治局据报讨论了草案。该法案于2025年9月8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两次公开征求意见，并于2026年3月12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
我们想提请注意，《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强化一种统一的民族关系处理方式，从而可能加剧对少数民族权利的限制。在这一背景下，该法在全国范围内的适用可能将临时性或试验性的区域措施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全国性义务，这可能对包括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在内的民族社区的语言、文化和宗教自治产生严重影响。
虽然我们承认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统一的重要性，但我们想提请注意，该法可能对少数民族社区维护和发展其语言、文化和宗教或信仰认同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正式确立并受宪法保护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
虽然《法律》第1条声明其以宪法为基础制定，以促进民族团结和进步，但我们观察到其若干条款可能与宪法相抵触，特别是第4条，该条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虽然我们承认该法某些条款包含积极承诺，包括第5条促进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并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但我们观察到其他若干条款引发了其与国际人权标准兼容性的问题，详见下文。
见解和言论自由
我们观察到，该法可能不适当地限制见解和言论自由权。第10条通过禁止被认为“外国势力”的干预来限制涉及民族团结和进步问题的讨论，并暗示人权不能被用来挑战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们观察到，任何基于人权的对该法的分析都可能被负面定性并被错误地描述为外国干涉。
此外，第6条禁止任何“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由于未界定其范围，该条款含糊不清，可能导致广泛解释和潜在滥用。在没有明确参数的情况下，该条款可能被不一致或任意适用，使个人无法确定哪些行为实际被禁止，并容易受到选择性执法的影响。
第14条要求公民“尊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并禁止对其“侮辱、贬低或亵渎”。我们注意到，该条款可能被用于惩罚记录民族少数群体历史歧视的学术研究；惩罚表达对历史事实意见的法律与见解和言论自由权不相容。
同样，第20条禁止父母或监护人向未成年人传播“不利于增进民族团结和进步”的思想；该条款的含糊性使其适用容易被解释和潜在滥用。在缺乏明确定义的情况下，该条款可能被用于惩罚属于少数民族的父母仅仅因为向子女传授其自身少数民族文化、语言或宗教而受到惩罚。
此外，第31条赋予网络运营商管理用户发布信息并报告任何被认为破坏民族团结的信息的责任——如果不履行，根据第61条将受到刑事处罚。该条款范围广泛，似乎缺乏保障措施，并有可能被滥用，例如审查少数民族的文化表达。
少数民族语言教育
我们观察到，该法可能限制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权。第15条要求国家“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教育教学的基本语言文字”。这一规定似乎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7条相抵触，后者规定在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材和作为教学媒介。该法要求少数民族语言在公共场合的“地位、顺序等方面”从属于普通话，进一步强化了语言等级制度。此外，我们观察到，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阻挠”公民学习普通话的规定可能被用于针对优先考虑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教育工作者、父母或倡导者。
充分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
我们观察到，该法可能阻碍充分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第13条规定的国家引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框架似乎将解释何为可接受文化表达的权威集中化，这可能限制文化自治的实际行使，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8条相抵触，后者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自主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事业的权力。此外，第40条促进“移风易俗”和“文明新风”，这可能被援引来压制或改变对少数民族社区认同至关重要的文化实践、传统和习俗。
适足住房权
我们观察到，该法可能阻碍适足住房权，特别是通过第22条和第23条的影响，这些条款要求县级以上政府推进“嵌入式社区环境”的建立，在这种环境中各民族群众“共同居住、共同学习、共同建设、共同分享、共同工作、共同娱乐”，并将这些要求纳入城市规划、人口管理、住房政策和社会服务。虽然促进各民族和谐共处是合法目标，但这些条款并未包括与受影响人口进行有意义协商以避免强制同化或迁移的要求。适足住房权包括选择居住地点和维持文化适当性的权利。在缺乏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该法可能为针对少数民族社区的通过人口结构调整的强制同化或重新安置政策提供法定依据。
发展权
我们观察到，该法可能削弱发展权，发展权要求发展是人民为中心的、整体的、参与性的、公平的、非歧视的，并以自决为基础。第四章“共同富裕与发展”下的条款仅侧重于服务国家优先事项，而不是人民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人权。例如，第32条强调“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加快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但并未保证社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塑造该发展。同时，第33条要求所有经济和社会政策规划必须支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分裂主义”。这似乎与发展权的非歧视、自决和人民中心参与的要求相冲突。
宗教或信仰自由
（文件后半部分继续讨论宗教或信仰自由等其他权利，这里省略部分内容以避免过长）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3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