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今天，我很荣幸能以自由人的身份与大家相会于此。我们脚下的土地是德国纽伦堡。这座城市在二战后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际司法形式追问国家犯罪、政治暴力与个人责任的地方。
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后，盟军在此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其主要领导人。1946年判决确立了一项核心原则：任何人，即使是国家领导人或执行上级命令的公务人员、军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也不能因此免除对严重国际犯罪的个人责任。这些原则后来成为现代国际刑法的重要基础，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予以确认。
今天站在纽伦堡，我想谈的不是德国，而是中国：当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政治迫害后，我们应如何面对历史？
一
六十年前，也就是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我于1966年10月13日出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一个村庄。那个时代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环境，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家庭与精神世界。我今天能站在这里，正是后来一系列历史事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二
我首先要讲的是内蒙古。1967年至1969年前后，这里发生了一场规模极大、后果极其严重的政治迫害，后来被称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肃清事件”，简称“内人党事件”。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20世纪上半叶蒙古民族政治运动中的一个历史组织，主要活动于1925年至1930年代初，后来基本消亡。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早已不存在的组织却被重新定义为巨大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大量蒙古族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因此被怀疑、审讯、关押、批斗和酷刑。问题在于：一个已经消失的组织，如何证明一个人不是它的成员？本应是国家拿出证据，但政治运动却把逻辑颠倒了——不再问“你做了什么”，而是问“你是不是敌人”；不再问“证据在哪里”，而是逼问“你为什么不承认”。
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要求平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干部和群众，释放被捕者，并明确规定不许武斗、打、砸、抢、抄、抓。这恰恰说明当时社会与法律秩序已遭严重破坏。官方后来也确认这是一场规模庞大的政治迫害，但直到今天，这段历史仍未能在中国社会得到充分、公开、自由的讨论。
三
纽伦堡告诉我们：国家不能成为犯罪的庇护所，政治权力不能成为借口。“国家领导人”或“执行命令”都不是免罪符。内蒙古的悲剧则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独立司法，如果政治权力可以随意决定谁是“敌人”，如果法院不能独立于政治运动，如果政治身份可以取代具体犯罪事实，普通人就会失去最后的保护。
纽伦堡的意义并不只属于德国。它第一次明确告诉世界：国家主权不能成为迫害人民的绝对盾牌，“国家命令”“政治需要”或“领袖意志”都不是一切。在国家权力之上，还有人类最基本的法律原则。我今天来到这里，不是要把中共治下的中国与纳粹德国简单等同——那样的类比并不严谨。但我要问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纽伦堡原则适用于纳粹德国，这些原则是否也应成为衡量其他国家政治暴力的标准？我认为应该。否则，所谓“普遍人权”就不是真正的普遍。
四
1989年的六四，对我而言更为直接。那时我已是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亲身参与了学生运动。我们走上街头，不是为了毁灭中国，而是要求反腐败、政治问责、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与更大的政治参与权，以及一个能真正保护公民尊严的制度。
6月3日至4日，军队使用实弹和装甲车辆进入北京，对民众开枪。大赦国际等组织指出，数百人甚至可能数千人在北京的镇压中死亡，随后还有大规模逮捕、拘押和不公平审判。由于信息严格控制，准确死亡人数至今无法确定。对我来说，六四不是书本上的历史，而是我自己的人生。
1989年以后，我的人生发生根本改变。我离开中国，后来到台湾，再到法国巴黎，从一个大陆青年学生变成生活在欧洲的流亡者。三十多年过去了，但内人党和六四的问题从未真正解决。被杀害的人没有得到公开、公正、独立的司法调查，许多家庭至今不知道完整真相，许多参与者被监禁或被迫流亡。在中国大陆，“六四”本身成为不能公开讨论的话题。
五
文化大革命、内人党、六四——它们时代、背景、受害者群体不同，但有一个共同问题：当政治权力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会发生什么？
一个人可能因政治身份或标签成为“敌人”；学生、工人和其他民众要求政治改革，却遭暴力镇压。贯穿其间的核心问题是：法律究竟能不能限制政治权力？
德国战后没有简单说“战争结束了，忘掉过去”，而是逐步建立了对纳粹罪行的记忆、研究、教育和司法追责体系。纽伦堡审判是重要起点。它虽有局限，但确立了关键原则：历史罪行不能仅因时间过去就自动消失。
中国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大跃进、内人党事件、六四镇压、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其他大量政治迫害。然而，至今没有类似德国那样公开、系统的国家级历史清算机制，没有真正公开的档案，没有完全独立的调查，没有让受害者与加害者在公开法庭上面对事实的可能。许多档案仍无法查阅，许多家庭无法公开纪念亲人，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过。
六
我今天来到这里，不是要求复仇。我反对把历史记忆变成民族仇恨，反对把普通中国人变成政治敌人，也反对在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制造新仇恨。我要求的是：记忆、真相、责任、法治与和解。
没有真相，就没有真正的和解；没有责任，就没有真正的正义；没有对受害者的尊重，就没有真正的历史和解。
纽伦堡留下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谁应该负责？不是抽象的“国家”“政府”或“制度”，而是具体的人必须承担具体的责任。谁下达命令？谁执行命令？谁制造政治罪名？谁参与酷刑与非法逮捕？谁帮助掩盖事实、销毁证据？谁知道真相却选择沉默？如果只说“那个时代很疯狂”，真正的责任就会消失。犯罪不能因为“时代疯狂”而没有责任人，“执行上级命令”本身也不能自动免除责任。
中国需要找到自己的历史清算道路，但这一过程必须包含最基本的原则：档案开放，历史研究自由，受害者可以公开发声，家属有权纪念死者，司法必须独立，政治犯的事实应得到重新审查，酷刑必须禁止，任何领导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不是西方价值观的强加，而是现代文明最基本的共同原则。
七
我们最终要保护的，其实只有一个东西：人，大写的人。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学生、牧民、教师、工人、农民、母亲、父亲、兄弟、姐妹，一个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年轻人，一个在内蒙古监狱里遭受酷刑的人。他们首先都是人，而不是党、国家机器、领袖、意识形态、革命或极端民族主义。
请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回到1968年，一个普通的蒙古族年轻人被抓起来，有人告诉他“你是内人党”。他问“证据在哪里？”没有答案。他说“我要律师”“我要公正审判”“我没有犯罪”。回答却是“你就是反革命”。这个人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更是作为一个人的法律身份。而这恰恰是法治必须保护的最基本东西。
八
今天，我想把纽伦堡、内蒙古、天安门放在一起。它们地理上相隔很远，历史完全不同，却共同提出一个问题：当国家权力伤害自己的人民时，谁来保护人民？
纽伦堡给出的回答是：法律、国际法、司法、个人责任与历史记录。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也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记住内蒙古那些被迫害的人，记住文化大革命中数以千万计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的人，记住1989年6月4日北京和各地死去的学生、工人和普通市民。不要让他们只剩下一个数字。他们有名字，有家庭，有父母，有孩子，有梦想，本来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各位朋友：我站在纽伦堡，不是要求复仇，而是要求记忆；不是要求民族仇恨，而是要求承认——人的生命高于政治，人的尊严高于意识形态，法律高于权力，真相高于宣传，正义不能因为时间过去而失效。
六十年前我刚刚出生，三十七年前我成为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年轻人，后来因追求自由而流亡。今天，我站在纽伦堡。我不知道自己这一生能否看到中国真正完成一次公开、自由、彻底的历史清算。但我知道：只要还有人记得，历史就没有死亡；只要还有人敢于说出真相，那些被沉默的人就还没有完全消失。
让我们记住内蒙古，记住文化大革命，记住天安门，也记住纽伦堡。这一切不是为了让仇恨延续，而是为了让法律最终战胜恐惧；不是为了审判过去而审判过去，而是为了让未来不再需要另一个纽伦堡。
谢谢大家！
2026年10月15日
（作者王龙蒙为旅居法国巴黎的八九民运参与者、艺术家和海外民主运动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