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鄂尔多斯官场官员买卖价码公开，从30万元—300万元不等，民族政策更是惨遭蹂躏践踏

 鄂尔多斯官场大震动，以李理为首的一批前内蒙古政府主席王丽霞的马仔，俗称“王家帮”的一众官场官员买卖价码遭公开。他们拉帮结派，自成利益输送团体，体横行鄂尔多斯地方，一手遮天不把上级政府放在眼里，阳奉阴违我行我素，统一口径极力隐瞒之前煤炭领域的贪污腐化和买卖任命官员行为，使得众多当地知情人士敢怒不敢言，当地群众更是怨声载道。

“鄂尔多斯是个热土”，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王莉霞的丈夫王振龙第一次踏上鄂尔多斯高原时兴高采烈地说“这片热土，风水宝地，应大有作为”。从此，鄂尔多斯成为打造“王家帮”的利益重灾区。当时正值这座“煤都”的后黄金时代。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使使得这里的遍地乌金变成了流动财富，政府掌握大量的资源配置权，使这里的官员与煤老板之间迅速形成一条隐秘的利益输送链。这里的党政一把手都来自内蒙古能源局，也是王莉霞掌控的贪腐老窝点。

通过王振龙的暗中操作，王丽霞的马仔李理当上了鄂尔多斯市委书记，之后他大肆收受贿赂钱财，买官卖官，直接把利益输送到王丽霞家里，明目张胆的败坏了共产党在鄂尔多斯多年经营的政治生态文明。

据说这位李理以前是内蒙古政府副主席牛玉儒的秘书，后来他结识了前内蒙古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李鹏新，并通过他攀上了王振龙之后行贿李鹏新300万元人民币和外币，并答应把鄂尔多斯煤炭老板介绍给王振龙，让王振龙在鄂尔多斯有利可图。于是从2021年1月顺利上任鄂尔多斯市长，三个月之后马上改任鄂尔多斯市委书记，速度之快创造了鄂尔多斯升迁记录。

前鄂尔多斯市政府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现任鄂尔多斯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高闻何在包头市石拐区任书记期间想方设法结识了王振龙，给他提供项目便利，输送钱财，顺利出任鄂尔多斯市政府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2023年5月转任鄂尔多斯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高闻何在任公安局长和组织部长期间先后调进自己嫡系人员80余名，每人受贿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至此鄂尔多斯市委和市委组织部成为“官员批发买卖中心” 与“富翁子弟的当官摇篮”。据可靠消息，有台湾背景的某人员用高额贿赂诱惑高闻何顺利调进鄂尔多斯的公安组织系统之后放出更多内幕消息，说在李理、高闻何的掌控下，鄂尔多斯境内普通干部调动价码是30万元起步，提干或升迁至科级干部，则需要60万—100万元，任命鄂尔多斯旗县一二把手，则是从200万-300万元，在当地已经成为了默认的半公开潜规则，只要钱到位，不管是谁撸着袖子就可以上。

另一例是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原副校长王羽强的一个学生在王振龙的“草原云公司”工作，他通过这个学生结识了王振龙，可能是王姓一氏是一家的缘故，很快他们就加强了联系，加深了关系。长王羽强当场给王振龙上贡200万元，在众目睽睽，众人上告反映问题的情况下，提拔带病的王羽强为鄂托克前旗党委书记。有了王家帮这个大靠山的王羽强书记，赴任第一天起，就开始疯狂掠财，独断专行，在地方无恶不作，大小事由都由他一人说了算。他亲自从外地带来自己的施工队，霸占这人口不到9万的小县城内的有价值地盘，盖满了楼堂馆所，20万以上的工程项目均由他亲自把关审批，旗里没钱的情况下，他用旗财政局担保，从银行贷款几十亿，然后挥霍掉。在政府专供小餐厅内带着一帮人吃喝玩乐，当众让女性在政府餐厅陪酒耍流氓，无恶不作。有一天他下乡回来喝完酒后，大白天和有夫之妇，鄂托克前旗电视台总编苏媛叫到宾馆开放诱奸，其夫知晓当场报警抓脏。事后王叫来工程对老板付200万元给摆平了事，所涉出警人员调岗处理掩盖经过。

有趣的是，他对《民族》二字还特别敏感。把蒙古族中学和蒙古族小学幼儿园的名称全部更换，学校搬迁，领导和老师全部改为汉人担任，并强令蒙古族校内禁止讲蒙古语，用中央的名义带头挑起民族矛盾，说这是中共中央的民族政策，他只是在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该旗人大，政协内设机构中的《民族宗教委员会》被取消，一度把旗民族事务委员会也要和旗民政局合并，但因上级部门的干涉之下未能得成，很是气愤。王羽强书记特别喜乐的事是每天晚上吃完饭喝完酒之后叫他的两个得力马仔，新上任的旗蒙医院门外汉院长梁东刚（汉族）和旗教育局局长郜伟（汉族），给他轮流找来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女医生，女护士为他作乐。当地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他恨之入骨，叫他为“五毒俱全的王工头”，他的违纪违法，胡作非为行为纷纷上报自治区反映，但是在王丽霞的遮盖下石沉大海，无踪无影。反而，这样《五毒俱全的王工头儿》在《2025内蒙古自治区担当作为好干部公示名单》中赫然在内。这只是“王家帮”内的一个小小故事之一，还有很多，等待披露，我们拭目以待。

2021年内蒙古中共党委率先把鄂尔多斯市党委书记，政府市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四套班子一把手全部换成清一色汉族，打响了把蒙古人赶出政治舞台的第一炮。接着巴音淖尔市、阿拉善盟、呼伦贝尔市、乌海市、包头市、赤峰市、乌兰察布盟等等逐步实行了《汉族当政，汉化优先》的政治打压。接着鄂尔多斯各旗县也开始实施改换清一色汉族统治四套班子的理政措施。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东胜区，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已相继沦陷，全市各级组织部长全部实行汉人当政，从市直机关到旗级机关一把手98%以上均由汉人担任，东胜区已实现100%全覆盖，蒙古族干部基本原理政治舞台。鄂尔多斯市直属机关内仅有的两名局长，即：鄂尔多斯市人社局局长苏日嘎拉图和鄂尔多斯市审计局局长都日斯哈拉也先后在在2024年被莫名贪污受贿罪撤职打入大牢，目前这两个局已改为汉人任领导。在鄂尔多斯近几年，很大一部分蒙古族干部如有稍微加反抗，中共地方当局就“贪污受贿”等莫须有的罪名调查入狱。鄂托克前旗交通局局长热西上任不到两年，没有按旗委书记王羽强的内部指示分配修路项目给自己人，被查入狱判了刑期。在鄂尔多斯，由李理书记为首的一帮汉人“王家帮”，把打压蒙古人，摧残蒙古文化作为中共政治任务来执行，因为由“王家帮”在后台支撑，没有人撼动这帮狂躁的政治流氓团伙，他们这些人的劣迹在明眼人中历历在目，历史的审判将永远不会错过这些人渣的倒行逆施！

时至今日，在前主席王丽霞的“关怀”下，依然在位，风光无限的还大有人在。同样给李鹏新当情妇的，送上百万元，摇身一变成为了鄂尔多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苏翠芳也是在“王家帮”的庇护下2025年3月跃升鄂尔多斯市政协主席，风光无限。

让我们从历史角度看这片耸立着成吉思汗陵的鄂尔多斯神圣土地上，鄂尔多斯蒙古人的反抗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特性，有过很多名人志士反抗统治阶层剥削与压榨当地百姓的英雄事迹， 20世纪初，特别是1900-1930年代在伊克昭盟爆发的、历时长达几十年，席卷整个鄂尔多斯地区的以席尼喇嘛为代表的蒙古族反抗封建统治的“独贵龙”抗垦运动，也有过像沙格德尔扎布旗王领导下，伊盟人反抗国民党民族压迫的武装起义。

到了近现代，则以反同化、捍卫民族文化为核心，代表人物由胡群特古斯，如：2020年因教材调整引发的抗议活动中涌现了更多无畏的反抗勇士。这种抗争体现了当地蒙古族在文化与环境巨变下的倔强性格，他们采取示威、拒绝入学等方式只是为了维护母语教育权利。面对中共的同化冲击，鄂尔多斯蒙古人在保留自身文化习俗和倔强性格方面表现出极强坚持，致力于保护成吉思汗信仰的蒙古文化传统。鄂尔多斯蒙古人的上述抗争活动持续受到国内外长期关注，反映了在该地区共产党民族政策与本土文化保护之间的长期冲突。所以说，最不怕统治阶层的打压的是鄂尔多斯蒙古人，他们率先打响反抗共产党严酷统治，永远走在抗争队伍的最前沿。

Bid Nuudelchin（Бид нүүдэлчин ） - Dorjzotovin Damdinsurung

内人党惨案 中共灭绝民族行动的冤案

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搞了很多惨绝人寰的整肃运动，其中中共在内蒙古自治区进行了十年的清查整肃所谓「内人党」的运动，不仅使蒙古族精英遭受了灭顶之灾，同时这也是中共第一次推动的民族灭绝运动。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虽然现在很少有人提及，但是对于了解中共建政之后的历史却极为重要。

「内人党」事件，全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肃清事件，是在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中共将领滕海清主持的在内蒙古自治区进行的一场大规模肃反运动，这场运动发生于1967年下半年至1969年5月期间，运动中通过刑讯逼供，将上百万人定性为「内人党」成员，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杀或遭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此次肃反运动中的屠杀或迫害的方式包括压杠子、老虎凳、吃炉渣、火柱烫、穿指甲、掏肝脏、压油板、拔人河、上吊、打夯、割舌头、割鼻子等等。

「内人党」民族灭绝事件为何发生？

内蒙古人民党主席、旅居德国的席海明表示，那些在家里早请示、晚汇报，老老实实每天喊毛主席的蒙古人，被突然杀了。1968年11月27日，突然来一帮民兵拿著枪把我们家一包围，把我爷爷用绳子捆起来抓走了，关了42天，当时我12岁，69年1月9日我爷爷就被打死了。被打死了以后，他们说我爷爷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些经历对我们刺激很大。后来我们到大学，我是七七级的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的，当时我们上大学以后，刚开始我以为就是我们家很惨，后来一接触周围的朋友，发现几乎每个蒙古人家里都有很悲惨的一段历史，家里有被打死的，或者其它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不是个人的恩怨。

你看我们家，我爸当时是在北京《人民日报》工作，每天要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往内蒙古用电报发过去，所以他很安全。我爷爷就被打死了，我妈也被打了，还有我们的亲戚里头，有个我大姥爷的孙子，他二十多岁被抓走了，他老婆带著一岁多的孩子在家，被他们那个大队书记给强奸了，最后我那个嫂子就上吊自杀了，结果那一岁多的孩子，在那屋子待了好几天，差点饿死。

这种事情很多，还有我的一个同学，她是回族人，她丈夫当时还是内蒙政府的副秘书长，她被抓去以后，这个女的长得比较白净，比较好看，最后他们把这个女子集体轮奸，把她的腰都压断了。还有我们老家一个远亲叫牡丹，她当时已经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了，那些打人的人去了以后，就往她阴道里放二踢脚（一种飞上天空爆炸的鞭炮）最后这个女的就疯了。我说的这些事情，不是文字上来的，都是我周围经历的事情。

席海明说，实际上当时蒙古人没有造反的准备，没有造反的迹象，也没有造反的力量，每个人只是说怎么样明哲保身，共产党说啥就跟著说啥，并没有几个公开反对或者公开抗争的，结果还是照样摆不脱被屠杀的命运。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要搞这个东西，而且还派出一个中将，北京军区负责人滕海清，让整个内蒙古都被军管，内蒙是第一个被军管的地区。中共在别的地方有阶级斗争，有站错队的，而在内蒙杀内人党，就是以你是蒙古人为标准的，你是蒙古人，那你就是内人党。

滕海清69年去内蒙古挖「内人党」，这跟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有些关系。在69年珍宝岛事件后，在新疆还有两个苏联的机械旅逼近边境，所以毛泽东当时认为，中苏战争不可避免，毛泽东当时也有一线二线三线这种计划，深挖洞、广积粮。而且毛泽东的战略不是说寸土不丢，而是说要跟苏联打的话，咱们不在边境上硬拚，他们武器比咱们先进，咱们可能是吃亏，把他们先放进来，放进来以后用人民战争来包围，把他们消灭掉。因为如果苏联进来，外蒙就会跟著苏联进来的，原来1945年打日本的就是苏蒙联军，外蒙跟著苏联进来到张家口，所以这个苏蒙联军再进来以后，那么外蒙有可能或者苏联有可能就支持内蒙独立，这样内外蒙就会合并。对毛泽东来说，那我就先下手为强，把他们精英分子或者有头脑的都杀掉，这样的话就可以延缓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样的解释，不是在这瞎猜，而是相对符合逻辑性和当时的政治态势。

内人党事件制造民族仇恨 中共造恶 汉族背锅

文革期间内人党整肃事件和中国大陆其它的反党集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中共的其它运动基本上都是以阶级来划线的，文革的时候，在西藏、在新疆也有很多整肃发生，它都是以阶级来划线或者是以政治来划线，走资派、保皇党、地主、富农、贫下中农等等，这些都是阶级划线。还包括其它两个民族自治区，比如说广西和宁夏那里所有的运动也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在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中，基本上是以民族划线，它的整肃对象是蒙古族人，基本上没有汉人被打成内人党，受到内人党事件牵连的几十万人，都是蒙古族人，这种区别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蒙古族和汉族，可以说是交往历史最长、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民族了。在中国各个少数民族中，蒙古族和汉人也是最密切的，蒙古族人也最汉化的。其实不是汉化，而是两个民族都苏联化，但两个民族是最同质的。但中共的一系列统治方法，却埋下了很大的危机。我有大学同学他是内蒙古的，他基本上是汉人，其实他家族是蒙古人，他对汉人那种仇恨和痛苦是非常深厚的，但是他对老子文化都是非常认同的，但是他对现在的汉人非常仇恨。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和别的少数民族不同的是，蒙古族现在有一个自己的国家——蒙古国，其它藏族、维族、回族都没有。中国人在蒙古国非常不受欢迎，除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原因之外，汉人在文化上对蒙古族人的压迫，也是重要因素。

我在美国有一个朋友，他是个西方人，他是去蒙古国的大学里面教书。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能不能带我去蒙古玩儿一下，我去内蒙去不了，外蒙我可以去。他跟我说，你千万别来，这边从我的学生到我的同事，对中国人的那种蔑视和那种仇视非常厉害，他说对中国人来讲非常不安全。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来以后你可以冒充是日本人或者是韩国人，你得有一些标志表示你是日本或者韩国人，你就问题不大。如果你说你是中国人，你在街上那我很难保证你的安全。这个说了后，让我毛骨悚然，蒙古人仇恨中国人都到这种程度了。

生存权受威胁 中共暴政逼蒙人寻求独立

中共政权基本上处处都是在模仿苏联，唯有一个叫做民族区域自治，没有用苏联那种加盟共和国的方式，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历史原因是俄国在沙皇崛起之前受蒙古人统治过两百年，所以俄国人治理国家承接了蒙古的很多方法，或者说亚细亚大草原帝国的方法，就是部落联合制度，意思是每个部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但是部落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威就可以了。这和草原民族的特点有关，因为游牧民族随水草流浪，固定的官员很难管理，所以亚细亚草原上崛起的帝国，基本上是部族制度，就是现在所谓的一国两制了，其实是一国多制。其实中国元朝和后来的清朝都是用这个方式的，清朝的统治就是一国多制，统治汉人是一种方法，对蒙古人、对藏人、对新疆的维族和准格尔人用的制度都不一样。苏联实际上继承了沙俄帝国的这个传统，因此用了加盟共和国的方式。但中共的情况就不一样，他们更类似秦始皇的制度，就是农耕民族是定居的人，固定在土地上，官员就固定在人民上。秦始皇要的是书同文、车同轨，一切都要一样的，这是汉民族汉人政权的一个特点。中共建政的时候，这种思想模式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毛泽东坚持用民族自治区，而不是这种加盟共和国，这跟苏联有很大的区别。

席海明表示，最近中共在内蒙再次推所谓的汉化教育，内蒙古的蒙语教育现在干脆被制止了，也不是说个别学校或者部分学校，而是整体的，这是从两年前开始的。我估计你们在网上也看到了，内蒙人签字、反抗、孩子们跑出学校、冲出校门，但是最后习近平派当时的姓赵的公安部长去内蒙坐镇，抓完了以后，关起来，你要是不认错，就要判刑，认错签字以后可以放你。还有一个胁迫就是开除公职，最后你要是想让你孩子学蒙文，你就会两口子都被开除公职。通过这一系列的办法，有人说五千，我还听到上万的，就是家属被拘留，最后把这个抗议平息下去，今年9月1日就开始正式执行。这是习近平的所谓中华民族整体化的意识或者一体化的意识（编者注：中共不代表中华民族），这是习近平的话，习近平的指示。其实学习语言，中国宪法上说，各民族有学习使用自己语言的自由，这个是有法律保障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有这个规定，共产党几十年都讲过来了，你现在突然自己把自己宪法扔掉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谁都接受不了。

席海明说，你们是汉民族汉人，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是蒙古人，你共产党曾保证给我们自治，甚至还说将来可以搞联邦制，这都是共产党曾经答应过的事情，我们也没说要联邦制，但你最少给我们生存权吧？但是共产党没有给我们生存权。我们已经过腻了、过伤心了，永远不想跟你过了，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这是一个民族被逼到这种的地步。

由美国政府提供3.5亿美元无偿援助的大型废水再生厂在乌兰巴托投入运行

 2026年3月16日，蒙古国首座大型废水再生利用厂16日正式投入运行。

该废水再生利用厂是根据蒙古国政府与美国千年挑战公司2018年7月27日签署的第二期千年挑战紧凑型合作协议，在“乌兰巴托市整体供水能力提升项目”框架下建成。该项目由美国政府提供3.5亿美元无偿援助、旨在将乌兰巴托市供水能力每年提高最多5000万立方米。项目完成后，未来30年内，乌兰巴托市240多万居民将具备持续获得符合饮用和生活标准清洁用水的条件。这是蒙古国水务领域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

项目包括新建乌兰巴托市西部供水水源、建设废水再生利用厂以及实施保障水务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措施。在此框架下，蒙古国首次建成并投入使用大型废水再生利用厂。该厂连同输水管道、蓄水池、加压泵站及其他配套基础设施一并建成，再生废水可用于能源生产。

工厂将接收并处理中央污水处理厂每日排放的5万立方米废水，随后输送至第三和第四热电厂使用。预计每年可节约约1400万至1800万立方米地下淡水资源，对保护城市有限水资源、建立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水资源管理机制以及维护生态环境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的血色文革：内人党冤案

 

中共絕對不想你知道！「內人黨」大案始末！---“内人党”事件。

这个“内人”可不是指自己的妻子那个“内人”，而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这个党派曾经存在过，但是在文革的时候早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一场完全虚构出来的迫害，波及上百万人，死亡人数数以万计，大部分是蒙古族人。它给内蒙大地和蒙古族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无法抹灭的创伤。

从打倒“蒙古王”开始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以“清除阶级敌人”为名，掀起了全国性的政治风暴，内蒙古也未能幸免。

在内蒙古，风暴的第一个目标是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乌兰夫是中共的忠实追随者，曾经留学苏联，与邓小平并肩作战，是中共的建政上将之一。

乌兰夫是蒙古族，来自内蒙，所以中共篡政后，他一直主政内蒙，甚至有“蒙古王”之称。

然而，6月至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乌兰夫被公开揭发批判。他被指控反对毛泽东思想、搞民族分裂、建立独立王国，甚至被贴上“党内最大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标签。

到8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撤销乌兰夫的所有职务，将他软禁在北京，禁止返回内蒙古。他的倒台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为内蒙古的全面清洗拉开了序幕。乌兰夫的“罪名”成为当局的借口，内蒙古被要求彻底清除他的“流毒”，一场针对所谓“新内人党”的迫害运动悄然酝酿。

谎言的诞生与“挖肃”运动

1967年，毛泽东任命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为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并随后担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上任后，立即启动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运动，简称“挖肃”。这场运动的核心，是揪出一个所谓的“新内人党”。

“内人党”这个概念源于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成立过一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30年代解散；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出现过一个同名组织，后来归顺中共，1947年停止活动。

1963年有人给内蒙古公安厅写匿名举报信称，又出现了一个“新内人党”。这种毫无证据的举报却被中共当作事实。在“挖肃”运动中，这个子虚乌有的组织被塑造成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网络，威胁“国家安全”。

滕海清利用宣传机器大肆散布关于“新内人党”的谎言，称其成员潜伏在内蒙古的各个角落，策划分裂活动。

同时，当局采取高压手段，使用古今中外各种酷刑，逼迫被捕者承认自己是“内人党”成员。无数人被关押、审讯，甚至被迫牵连他人。

内蒙古大学党委一位副书记在酷刑折磨下指认了16名高级干部为“内人党”骨干，这些人又牵连出更多无辜者，冤案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公安厅、军区、地方机关，处处都在“挖”内人党，仅仅内蒙古军区就“挖出”3,500多个所谓成员。整个内蒙古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

锡林郭勒盟一个旗的党委组织部长，被长期关押刑讯，在第285天，终于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在十年的时间里，先后加入了“内人党”“沙窝子党”“自由党”“团结党”“统一党”“青年党”和“成吉思汗党”，荒诞的罪名令人瞠目。

内蒙古地质局的做法是清查有多少名蒙古族职工，因为蒙古人都是“内人党”，用不着审问是不是“内人党”，只令对方交代罪行。结果，为了抓住八名蒙古族工作人员，地质局成立了24个行动小组，其中8个小组负责抓人，8个小组执行抄家，8个小组突击审讯。

迫害的惨烈代价

在滕海清的指挥下，挖肃“新内人党”运动，从首府呼和浩特迅速蔓延到地方各盟、旗、县、乡、村，凡是有蒙古人的地方，就能挖出“内人党”。许多被挖出的“内人党”遭受惨烈的肉体酷刑和精神凌辱。

官方数据称，34.6万人被关押，1.62万人丧生，8.18万人致残。但一些学者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估计高达80万人被捕，50万人致残，5万人死亡。

在这场运动中，蒙古族成为主要打击对象。许多社区被污蔑为“黑户”，连普通牧民也难以幸免。

这场运动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家庭破裂，社区分裂，文化遭到破坏。1968年，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下乡到锡林郭勒草原，震惊地发现，当地大队只有三户被认为是“红的”，其余全被打成“内人党”黑户。

内蒙古的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军队和政府机关陷入瘫痪，民众的苦难无处诉说。

民众的抗争

1968年底到1969年初，“挖肃”运动达到顶峰，内蒙古的冤情终于引发了强烈反弹。

无数受害者带着申诉书、亲人的遗书和血衣，突破重重阻碍，涌向北京上访。北京火车站、中南海、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地挤满了内蒙古的访民，他们用泪水和证据控诉这场灾难。

民愤的浪潮让中共高层无法忽视。然而，毛泽东拒绝承认“挖肃”运动的错误，只承认其“扩大化”，将责任推给滕海清。

1969年5月，毛泽东发布“五二二指示”，批评滕海清的“扩大化”错误。滕随后在多次“批滕大会”上面对受害者的控诉，尝到了被批判的滋味。

毛泽东原本想牺牲滕海清，缓解内蒙古的社会不满和民族矛盾，但是，这没能止息内蒙古民众的怒火，上访事件仍然层出不穷。

更让毛担心的是，内蒙古的军队也陷入瘫痪，地方军分区高级军官公然不买内蒙古革委会的帐，政府机关被围攻、武器弹药被抢夺，内蒙古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面对内蒙古的危局，中共高层反过来又对“批判滕海清”踩刹车。

当局的应对

为了防止内蒙古事态恶化，中共采取了三大措施：

第一，对内蒙古分而治之。将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盟划归甘肃省。

第二，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组成内蒙古前线指挥所，统一领导内蒙古的工作。同时调几支军队进驻内蒙古。

第三，对内蒙古官员集中办学习班。内蒙古科长以上的干部，全部集中到河北省各地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一办就是两年多。

内蒙古民众的抗争被中共强压下去了，但是，军管期间还在继续抓“内人党”和“挖肃”，旧的冤案没有平反，许多新的冤案又被制造出来了。

主要责任人是谁？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开始平反冤假错案。

到1980年，中共最终给“内人党”冤案平了反，认定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新内人党”。但是，中共把责任全部推到毛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以及毛文革第一政治打手、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等人身上。

实际上，此冤案的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

毛发动文革，在中央要打倒的最重要政敌，是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刘、邓被称为党内第一号、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在中央要打倒刘、邓，在地方也要打倒一批刘、邓路线的代理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就成了刘、邓在内蒙古的代理人。

毛发动文革，还有一个“由头”，就是所谓“反修防修”。“修”就是指苏联修正主义。蒙古在分为内蒙古、外蒙古之前，与苏联接壤，跟苏联关系密切。文革开始后，内蒙古成为毛“反修防修”的重要地区之一。

正因为毛是文革打“内人党”的最高决策者，文革结束后当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要求严惩滕海清时，中共中央认为，他只是文革政策的执行者，同时念及他是老红军，过去有功劳，决定不予追究。

1975至1980年，滕海清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直至退休。

牺牲品？替罪羊？

那么，这个大冤案最后有人承担责任吗？

有一个叫乌兰巴干的人被判坐牢15年。他是内蒙古文化艺术界联合会的干部，是一名作家。检察院说他给滕海清办公室提供“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名单”等材料。

乌兰巴干被判坐牢。一些蒙古人认为，他是“蒙奸”。另一些蒙古人认为，这是一桩“糊涂案”，是把虐杀几万名蒙古人的罪名扣到一个蒙古人的头上，死的是蒙古人，坐牢的还是蒙古人。

在法庭上，他的律师表示，文革是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乌兰巴干是响应了中共的号召，他只是一个参与者，不是政治运动的制造者，如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该是那些共产党的高官，比如滕海清，站在被告席上。乌兰巴干只是一个牺牲品，替罪羊。

蒙古国修宪，议员从76人增加到126人

2023年5月31日，蒙古国议会（国家大呼拉尔）批准了《宪法修正案》，将议员人数从76人增加至126人，这可以说是31年来蒙古国第一次进行如此大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蒙古国修宪的历史

蒙古国是一院制议会，自1992年2月12日新版《蒙古国宪法》（蒙古国称之为“民主宪法”）生效以来，76名议员的规定一直延用至今。从1992-2023年，蒙古国共进行过3次大的修宪。

1．第一次修宪：2000年

2000年，蒙古国议会曾修订过一次《宪法》，但这次修宪是被批评为“越修越差”的一次修订。此后，在2008-2019年间，曾7次成立了制定宪法修正案的工作组，并于2011、2012和2015年向议会提交了修正案，但从未正式提上议程。

2．第二次修宪：2019年

在上一届议会（2016-2020年）中，因人民党控制绝对多数席位，2019年11月14日，人民党主导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是对1992年版宪法进行的第二次修订，此次《宪法修正案》是2019年6月6日由议员丹增•伦代姜灿（Danzan Lundeejantsan）为首的63名议员联名提交的，伦代姜灿是议会元老级人物，连续担任议员30年，曾担任过议长和副议长职务。

这次的《宪法修正案》自2020年5月25日开始生效。根据修订后的宪法第39条第1款规定，“除总理外，兼任内阁成员（部长）的国会议员不得超过4名”。换句话说，最多只能有5名议员在内阁任职（蒙古国称之为“双层蒙古袍”），总理有权任命和罢免其内阁成员，在总理辞职时，内阁（政府）也应集体辞职。

但是，这一规定（第39条第1款）于2022年8月25日在议会全体会议上举行表决后被正式废除，因为2022年8月15日宪法法院裁定该规定违宪。宪法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是独立的，负责监督议会立法的合法性和政府成员的活动。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在执政党人民党的主导下，取消了对“双层蒙古袍”的人数限制，这样以来，人民党就可以任命更多议员（自己人）担任各部委的部长，为2024年的议会选举打基础。

再往前回顾一下，2012-2016年是民主党执政，2014年时，作为反对党的人民党还曾抗议民主党搞“双层蒙古袍”。但到了2016-2020年人民党执政时，它之所以赶在2019年11月主导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双层蒙古袍”名额限制在5名，是怕2020年6月29日的议会选举中输给民主党，所以要提前修宪，因为选举法规定，在大选前6个月内是不能修改宪法的。但是2020年人民党赢了选举，它能持续执政到2024年了，所以到了2022年时，它又想取消限制，让人民党的议员占据大部分内阁部长位置。因为新冠疫情的封锁解除后，人民党政府需要提振经济、赢回民心，让人民党议员担任政府要职，便于创造政绩，为2024年的议会选举争取更多选票，为人民党树立起良好口碑，作为蒙古国的百年大党，它也想长期执政。

于是，2022年8月25日取消“双层蒙古袍”的人数限制后，总理奥云额尔登（同时也是人民党主席）就开始着手重新改组内阁。因为他当初在2021年1月27日接任总理时，接手的是前一任总理呼日勒苏赫（现任总统）在2021年1月21日辞职后留下的大部分班底，这次改组，他要换掉一大批“老人”，换上一些“自己的人”。

根据蒙古国《宪法》规定，总理有权提名政府内阁成员名单或直接任命，在向总统和国家大呼拉尔（议会）介绍人员的相关情况后，在议会中宣誓就职。2022年8月29日，人民党领导委员会（即党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将8名部长解职、新任命8名议员兼任部长（双层蒙古袍），29日当晚，议会举行全体投票表决批准了新的人事任命。此时，以奥云额尔登为总理的新一届内阁人数扩大至22人，政府部门由4个综合大部和12个专业部门组成。

截止目前（2023年6月），4个综合大部是：经济发展部（部长为议员）、外交部、财政部（部长为议员）、司法和内务部（部长为议员）；12个专业职能部门是：国防部、环境和旅游部、建筑与城市建设部（部长为议员）、教育和科技部（部长为议员）、交通运输发展部（部长为议员）、矿山和重工业部（部长为议员）、文化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为议员）、电子发展与通信部（部长为议员）、能源部（部长为议员）、卫生部（部长为议员），以及食品、农牧业与轻工业部（部长为议员）。在2022年8月29日的这次内阁改组中，还新增加了3名分管政府具体事务、但不设部的部长岗位：国家口岸复兴委员会主席，国家缓解首都乌兰巴托市道路交通拥堵委员会主席（部长为议员），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全民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部长为议员）。再加上总理（议员）、副总理（议员）和政府办公厅主任，整个内阁总共是22人，其中拥有“双层蒙古袍”身份的议员就有16人（占内阁总数的73%、占议员总数76人的21%）。

实际上，这次人民党政府的内阁改组，是总理与总统、议长商量的结果，总理得到另外两位“大佬”的鼎力支持。现任总统呼日勒苏赫在当总理（兼人民党主席）时把当时的政府办公厅主任赞丹沙塔尔推上了议长的宝座，后来呼日勒苏赫又为了当总统而辞去总理和人民党主席的职务，并将这两个大权全部让他的“亲信”、时任政府办公厅主任奥云额尔登接手。

现在，人民党要瞄准2024年的议会选举、要持续长期执政，党主席（现任总理）奥云额尔登寄希望将现任议员尽可能多地任命为政府部长，做出一些亮眼的成绩来，以赢得选民的信任和支持。而让这些“自己人”占据政府重要岗位，成为总理的坚强后盾，也有利于人民党这几年出台的“新复兴计划”和“口岸复兴政策”等施政纲领的落实。大家共同努力创造的政绩也就自然是人民党坚强领导的功劳，而这一切的“总设计师”要归功于现任总统呼日勒苏赫，他可以称得上蒙古人民党的“中兴之主”，也是蒙古国近些年少有的政治强人。

截止目前（2023年6月），拥有“双层蒙古袍”身份的16名议员覆盖了以下选区：乌兰巴托的青格尔泰区（1名议员）、宋给纳海尔汗区（2名议员）、巴彦格勒区（1名议员）、巴嘎诺尔区和巴彦杭盖区以及纳来哈区（1名议员）、巴彦祖尔赫区（1名议员），达尔汗省（1名议员），肯特省（2名议员），东方省（1名议员），库苏古尔省（2名议员），乌布苏省（2名议员），科布多省（1名议员），前杭爱省（1名议员）。这些地区又都是蒙古国人口集中的选票区。

3．第三次修宪：2023年

2023年5月31日，蒙古国议会最终三读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当天出席全体大会的议员有68名，其中有66人投了赞成票（97%的支持率），另有2人反对：人民党议员策仁皮勒•达瓦苏荣（Tserenpil Davaasuren）和独立议员赛音呼•钢巴特尔（Sainkhuu Ganbaatar，2021年为了竞选总统获得提名加入了民主党）。《宪法修正案》将于2024年1月1日起生效，根据修订后的宪法第21条第1款规定，议会仍然保持一院制，议员人数为126人，议会选举实行“混合制”，其中78名议员由“多数制” 选举产生、另48名议员由“比例制”选举产生。也就是说，即将到来的2024年议会选举将采用新的选举制度：保持现有的选区数量不变，78名议员将从选区中提名，另外48名议员将按照比例或者从政党名单中提名，具体的选举规则将在接下来的半年内逐步修订选举法予以明确。

二、为什么要将议会从76人扩员到126人

实际上，2023年的这次修宪扩员的提案最初是由民族劳动党（HUN）主席、国会议员陶格米德•道尔吉汗德（Togmid Dorjkhand）提出来的。2022年6月，他与非议会政党（被边缘化的那些小党派）讨论后，24个小政党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支持修宪，然后该提案也得到了人民党和民主党的支持，也就是说，蒙古国的26个政党一致同意修改宪法。最早人民党政府提交给议会的扩员方案是从76人增加到152人（增加一倍），在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最后才缩减为126人（60%:40%的方案）。

1．减少因“双层蒙古袍”导致的权力过度集中

目前76名国会议员中有16人担任内阁成员，这导致议会中有21%的议员因身兼两职而没时间去监督政府（或者因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而无法做到监督政府），这影响了议员的本职工作。而且许多议员由于行政事务缠身而频频缺席议会全体大会，使议会的法定出席率降低，甚至议程推进效率变低、运转失灵。因此，通过将议会成员数量增加到126人，议会将能够更好地掌控和监督政府，而不是被挟持，这次议会改革将使蒙古国议会选举制度迈上一个新台阶。

2．让议会中各专委会在出台法律时更精准施策

蒙古国议会下设11个专委会：（1）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委会（有15名议员）；（2）环境、食品和农业专委会（有20名议员）；（3）教育、文化、科学和体育专委会（有13名议员）；（4）道德与纪律专委会（有4名议员）；（5）创新与电子政策专委会（有12名议员）；（6）社会政策专委会（有19名议员）；（7）国家结构专委会（有10名议员）；（8）预算专委会（有14名议员）；（9）工业化政策专委会（有10名议员）；（10）司法专委会（有19名议员）；（11）经济专委会（有18名议员）。

目前的情况是，76名议员分属不同的专委会，11个专委会的成员总数是154人（有不少议员身兼3个专委会）。由于议员人数太少，这就使得这些专委会的议员们分身乏术，跨界任职但不够深入和精通，以致于有些法律（提案）仓促地被制定出来，却未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严密论证，然后在政策施行过程中又发现不合时宜，再三番五次地修订法律，给人留下一种政策多变、投资环境欠佳等不好的印象，影响蒙古国的经济发展。

3．让议会真正体现国家利益而不是地方利益

以前的议会选举是：在一个选区（省、首都的区）中获得多数选票的人当选为国会议员，然后作为该选区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在议会中发声（相当于地方代表进中央）。

这种“多数制”选举的缺点是：一方面，选举时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财力和人力资源等，容易出现选票舞弊和贿选。往往有钱者当之，商而优则仕，那些社会名流、财力雄厚的财阀家族和矿主企业家们，可以通过花钱买选票的方式当选国会议员、捞取政治利益，进而演变成政治世家和垄断集团。

另一方面，有人会为了竞选拉票而胡乱许诺，向选民做出实现不了的承诺，或者有意煽动“民粹主义”。往往在一个选区，选民们更关注候选人能为该选区吸引多少资金、能带来什么样的项目，这反过来又让议员变成了地方酋长式的人物，而非全国人民集体利益的代表。所以，当出现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情况时，在议会投票表决或者出台法律、国家政策时，为了给选民有所交待，或许会优先照顾选区利益，使地方利益高于国家整体利益。

现在通过议会扩员，引入“混合制”选举，可以稀释议员的权力，促使旧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这也将改变选民的心态。

4．让每位议员所代表的公民数量更加均衡

在制定1992年版宪法时，国会议员人数是根据当时蒙古国的总人口计算得来的（约210万人），一个议员平均代表2.7万公民，于是就规定了76名议员。现在蒙古国人口增长到约345.8万人（截止2022年12月31日，蒙古国国家统计局数据），首都的人口就已达180万。

目前，76名议员平均每人代表4.5万多名公民，从乌兰巴托的各个区选出来的议员平均代表10万人左右，而其它地方省份的议员则代表2.5-3万人，比例已经严重失衡。因此，议会作为国家立法机构，也需要与时俱进，将议员人数扩大到126人，使每位议员所代表的公民数量更加均衡（2.8万人左右）。

除了现有的76人，新增加的50名议员也可以吸纳各行各业的代表，尤其是为大型社会团体的代表进入议会创造条件。例如：牧民、农民、医生、教师、知识分子、青年、妇女、残疾人等，都属于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议会中要有他们的代表，这才能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广泛代表性。

5．让各个小党派都能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

1992年版宪法生效以来至今，虽然期间也有过多党联合执政的经历，但基本盘还是人民党（MPP）和民主党（DP）这两大政党轮流执政。2016-2024年，人民党一直稳占议会多数席位，基本处于一党执政的局面，这也使得在议会中拥有席位的另外两个政党——民主党（本届议会有13席）和民族劳动党（本届议会只有1席）以及其它小政党不满。因此，这些小党派自然支持修宪扩员，它们都希望通过增加议员人数和改变选举制度，从而在下次选举中挤进议会、坐在议会大厅里参与政治，而不是在议会外的广场和大街上谈论国事（发起游行抗议、静坐绝食等），最终目标还是促进政府决策时体现出多元化。

不过人民党议员、现任建筑与城市建设部部长策仁皮勒•达瓦苏荣也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不赞成修宪扩员。如果让小党派都能进议会拥有一席之地，那么政党多了政局就会变得不稳定，政府凝聚力会下降。但是现任总理、人民党主席奥云额尔登在议会上表示，给予其它小政党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对于发展多党制的议会民主治理具有崇高意义，“独行快、众行远”，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宁愿集体走得远、也不愿让一个政党走得快，蒙古国应该通过发展自身与世界各国竞争，而不是在内部竞争（党派内部的内斗和政党之间的内耗）。

总而言之，人民党政府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在团结各政党利益的情况下，最终就《宪法修正案》达成一致。现在的当政者（总统、议长、总理）可以说都属于有理想、有抱负、有远见的一代政客，旨在纠正过去33年来“民主转型”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并为未来30年再开创一个新局面，格局一变，前景自然跟着起变化。

桑·宾巴朝格特当选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长

2026年4月3日——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下午的全体会议审议了任命桑·宾巴朝格特为国家大呼拉尔主席的事项。民主党团表示，不再延长此前就该议题申请的暂缓期限。随后，大呼拉尔继续进行表决，114名议员参加，其中87人投赞成票，桑·宾巴朝格特正式当选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第15任主席。

桑·宾巴朝格特1974年出生于科布多省，拥有经济学和法学教育背景，与妻子及3名子女共同生活。他于1999年毕业于财政经济高等学校，2005年毕业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2014年毕业于蒙古国立大学法学院，专业为经济学和法学，拥有经济与工商管理、法学硕士学位。

从履历来看，桑·宾巴朝格特长期活跃于蒙古政界和政府系统。2000年至2008年，任“New Progress”集团总经理、董事会主席；2008年至2016年，任国家大呼拉尔委员；2012年至2013年，任蒙古人民党党团副主席；2013年至2016年，任蒙古人民党党团主席。此后，他又先后担任司法与内务部长、国家机构常设委员会主席、法律常设委员会主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国防部长，并自2025年起担任部长兼政府办公厅主任。

随着此次表决结果出炉，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领导层人事调整正式完成，桑·宾巴朝格特接掌议长职务。此前由蒙古人民党主席乌其日勒担任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主席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