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 - 楊海英

 

在日本人如退潮般離開之後的草原，蒙古人與中國人展開生死之鬥。由於各大國同意將內蒙古維持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當作是換取蘇聯對日參戰的條件，蒙古人的民族統一夢想因此破碎。中國之所以可以擁有萬里長城以北的廣大土地，是因為蒙古民族付出了代價。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人在國籍上不得已成為中國國民，但多數人依舊抱持「祖國是蒙古」的信念。 

　　與沮喪失意、陷入谷底的蒙古人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現， 讓中國人變得充滿自信。他們變得比以前更看不起蒙古人，認為蒙古人是文明低下的民族。如果是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人還有自覺， 知道自己是向蒙古人借土地生活的外來者，但現在成了「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之後，不僅在蒙古人的故鄉享受與蒙古人同等的權利，甚至態度一變，覺得自己更優異。對於烏蘭夫而言，身邊的中國人幹部， 他們蠻橫的行為簡直讓人無法忍受。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穿過嚴寒的錫林郭勒草原，烏蘭夫朝著貝子廟（現在的錫林浩特市）前進。銀白色的草原無限延伸。現在還是有中國人覺得草原充滿浪漫色彩，但「草原」原本是從日本導入的概念。中國人傳統將蒙古人的領土稱作「草地」或「荒地」， 用來代表「蠻人的巢穴」。中國人開始公開表示要將草原的「野蠻居民」趕出去，改造成農耕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烏蘭夫於二十四日，召集錫林郭勒和察哈爾兩盟的幹部，做出以下訓示（楊 2012a: 168- 169）：蘇聯的西伯利亞有大塊地區到今天還是畜牧業，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部分。外蒙古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其國民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還是畜牧業。那就是說，農業有前途可以發展為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農業，畜牧業同樣有前途可以成為新民主主義、也可以發展為社會主義的畜牧業。

　　建國後不到半年，中國人幹部就露骨地展現根深蒂固、充滿歧視的大漢族主義。他們主張畜牧業是落後的生業，農業才是先進的經濟，才是可以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活動，故此應該中止「落後的遊牧」，定居開墾草原，改成農耕地。

　　蒙古人與中國人的對立根深蒂固。蒙古人最忌諱、最厭惡的就是草原開墾。表面上看起來綠油油的草原，只要開墾過一次，很快就會變成沙漠。然而，中國人對於環境保護毫不關心。蒙古人為了守護生活的基盤，全民族一直以來都與持續開墾的中國人侵略者對抗。美國歷史學家歐文．拉鐵摩爾的分析非常正確。「中國人的殖民代表著滅絕蒙古人的行為。自一八九一年起至一九三○年代為止發生無數次蒙古人起義，就代表了這個事實。」（Latimore 1969: 114）然而，中國共產黨卻無視這一段賭上民族存亡進行對抗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在高聲批判「反動的國民黨」在草原開墾，同時卻又獎勵「被解放的中國人」拿著犁和鋤頭撕裂大地。

　　烏蘭夫想必已經看清，中國共產黨在痛批軍閥和國民黨的同時， 又與少數民族定下賦予自決權和聯邦制的甜美約定，這一切不過是謀略。「社會主義經濟也需要草地。新民主主義經濟也不可缺少草地。說草地落後的人，沒有任何根據。」蒙古人義憤填膺。自決權遭到剝奪，聯邦也化成泡影，就連自己的生活型態也被人看不起，烏蘭夫不可能忍得下這一口氣。既然無法從正面主張蒙古人的政治權利， 那剩下的就只能維護經濟上的權利。於是，針對經濟政策的對立愈演愈烈，最後終結了他的政治生命，這樣的發展也是必然的結果。

　　「三不政策」和過早的環境保護政策

　　在中國逐漸全面介入韓戰的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烏蘭夫在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擴大會議上，做出「當年度任務」的相關指示。比起面對美國、朝鮮半島以及蘇聯，該如何參與戰爭的國際關係，烏蘭夫將焦點放在自治區的民族文化復興。烏蘭夫在這裡再度批判中國人的「重農輕牧」思想。他提出，讓蒙古人「自由放牧、增加家畜」才是自治區黨委員會的基本方針。他將「自由放牧」定位為，根據內蒙古畜牧地帶的經濟條件所制定的政策。他又提出，「在遊牧地區， 牧主不鬥爭、不分財產、不劃階級（不分、不鬥、不劃）的政策正確。」這就是後來遭到批判的「三不政策」。「牧主」是原本不存在於蒙古社會當中的詞彙，是仿效中國人社會的「地主」所創造出來的新概念，用來指「蒙古人剝削階級」。

　　烏蘭夫的政策幾乎全部遭到中國共產黨政府否決，又或是被當地人口大逆轉的漢人農民忽略，草原逐漸荒漠化。早在建國當初的一九五一年春天，烏蘭夫就提出「保護牧場、禁止開墾」的環境保護政策，這讓人不得不肯定他是一個獨具慧眼的政治家。然而，中國出版的各種烏蘭夫相關文獻當中，都沒有收錄這一段一月十六日的演說。那是因為除了保護牧場之外，他還做出了許多有關民族自決的發言。他無論如何都忘不了民族自決權。

　　對文化自治的批判

　　關於民族自決，烏蘭夫說了些什麼呢？他說若想要解決民族問題，首先必須遵循史達林明示的「四個要素」。根據史達林的定義， 「所謂的民族是有著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有著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共同體（史達林 1928: 325）。」烏蘭夫舉出的「四個要素」是「民族自決」、「區域自治」、「民族平等」、「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團結」。他是以史達林的理論為依據， 但沒有提及「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結果成為他日後失去政治生命的導火線。

　　自決是民族的權利，但運用應根據具體情況，看看是否對革命有利。比如外蒙的革命，採取了民族自決，脫離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那是革命的。相反的在今天中國革命已在全國勝利的情況下，西藏反動上層要提出民族自決，脫離共產黨領導，必然投到帝國主義的懷裡，那就是反革命的。

　　就像這樣，他從革命與反革命的基準，論斷是否應該行使民族自決權。烏蘭夫解釋，「無產階級在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中獲得解放之後，行使自決權。」然而，他當時似乎沒有想到未來的命運竟是社會主義比帝國主義更加壓迫少數團體，更加進行大屠殺與同化。

 　　擅長俄語的烏蘭夫熟知共產主義的民族自決理論。我之前也曾公開烏蘭夫於一九五四年所寫的〈民族政策學習筆記〉（楊 2012a: 493- 496）。在這本筆記當中，他批判哈布斯堡帝國的倫納和鮑爾5 過去在多民族混住地區提倡「文化自治」的歷史，以及「資產階級的代表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論」。烏蘭夫引用列寧的分離獨立權論，否定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派提出的「文化或個人的文化自治」理論。他藉由批判倫納等人的「文化自治」，表達對中國區域自治政策的不滿。

一九四六年，日本人退出內蒙草原後，蒙古民族分別組織了好幾個政府，不斷嘗試建立「由蒙古人自治自主的國家」。這些組織最後經由烏蘭夫之手獲得統一，而烏蘭夫的主張正是「在中華聯邦的體制下，建立起高度自治的加盟共和國」。

一九四六年，日本人退出內蒙草原後，蒙古民族分別組織了好幾個政府，不斷嘗試建立「由蒙古人自治自主的國家」。這些組織最後經由烏蘭夫之手獲得統一，而烏蘭夫的主張正是「在中華聯邦的體制下，建立起高度自治的加盟共和國」。

　　民族的問題之一：語言

　　烏蘭夫鉅細靡遺地掌握存在於內蒙古的民族問題。解放軍的中國人幹部從一九四○年代起，便用「驢在叫」來形容蒙古人說蒙古語， 且將蒙古語稱作「驢語」（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1139; 1249）。「驢」是中國人在辱罵他人時會使用的歧視字眼。就算自治區成立，中國人幹部依舊輕視蒙古語。烏蘭夫在這個時候提議，將蒙古人民共和國使用的斯拉夫字母導入內蒙古自治區。在錫林郭勒的畜牧地區，就學率僅百分之六，通遼的中學有三百多名學生，但蒙古人僅八名。烏蘭夫知道必須改善這樣的情形，他也全盤掌握各地實際的狀況，以及應該如何解決。通遼在滿洲國時代是教育非常發達的地方，但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蒙古人感到失望，逐漸不去上學。

　　烏蘭夫指示，「蒙古人幹部必須確實學習蒙古語。也希望漢人幹部學習蒙古語，但如果不想學的話，不會強制。」眾所皆知，他的故鄉由於遭到中國人占領，失去了民族文化，因此他的母語說得不好。根據史達林的定義，語言是民族特徵的一大要素，因此不允許忘記母語。自從自治政府成立以來，中國人幹部在各級的政府機關都占壓倒性多數，中國人無論去到哪裡，都不願意學習「落後野蠻人」的語言，蒙古幹部無計可施，只好說漢語和他們溝通。烏蘭夫強烈批判這樣的現象是「官僚主義的表現」。也許只有失去語言的人，才深知母語的可貴。根據某個證言，烏蘭夫一生熱愛蒙古語，多次在重要的政治場合上努力說蒙古語，讓蒙古人深受感動（舍那木吉拉 1990: 279-287）。推動蒙古人學蒙古語無可厚非，但呼籲「最文明的中國人」學習「野蠻人的語言」，許多人因此對他反感。這些中國人逐漸集結成為一股反烏蘭夫的勢力。

　　民族問題和土地問題

　　「土地問題就是民族問題」，這是烏蘭夫的論點。國民黨山西省的中國人在轉為投靠共產黨之後，依舊掌握綏遠省的實權，因此如何進行土地改革，便成為了重要的課題。烏蘭夫計劃將自己的故鄉納入自治政府，而將內蒙古自治政府機關遷移到「荊州」張家口， 這一切都是為了守護自決權遭到剝奪、僅擁有有限自治權的同胞。在他的故鄉，「漢人農民吵著分配蒙古人的土地，蒙古人則無論階層皆表反對」的事情持續發生。蒙古民族全體保有的土地被中國人有組織地掠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烏蘭夫對共產黨華北局針對綏遠省正在討論當中的「有關蒙古減租問題的指示」，提出意見（楊 2012a: 177- 180）。

　　烏蘭夫分析綏遠省「對蒙古人地主的處分方法和剝削的實況」， 並針對民族問題當中最尖銳的土地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綏遠省是以「和平起義」的方式獲得「解放」；因此，國民黨軍在當地仍然繼續保有實力。所有軍官階級的人都是地主階級出身，為了消滅剝削階級，必須與「舊部隊的改造」連動，不然也可能會遭遇武裝抵抗。由於烏蘭夫向華北局提出的意見獲得採納，在綏遠省「和平起義」的國民黨軍被送到朝鮮半島，成為與美國人海戰術中的消耗品，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故事。

　　下面來看看烏蘭夫的見解。綏遠省內純農耕地區和半農半牧，以及純畜牧地帶犬牙交錯。而且，從以前開始就在共產黨支配下的「老解放區」和剛獲得「解放」的「新區」並存，因此社會狀況也錯綜複雜。再加上土地是原住民蒙古人以全體民族方式所擁有，因此強烈反抗將土地交給後來的中國人。於是，為了不讓蒙古人和中國人因為土地相爭，烏蘭夫提議，「就算是為了社會安定，也要將蒙古人的大地主降級對待，與中國人地區的富農相當。中小地主也要相應減租。」「將蒙古人的大地主降級對待」在日後成為他「包庇蒙古人剝削階級」的決定性證據。他為了「社會安定」才提出此建議的特殊狀況， 並沒有獲得酌情處理。

　　半農半牧地帶的狀況更複雜。那是因為存在「二東家」問題。「二東家」就是二房東，又稱作「二地主」或「地商人」，這些人都是中國人。雖說是半農半牧，但蒙古人主要從事放牧，而入侵的中國人從事農業。土地由蒙古人所有，但經由「二東家」轉租給漢人農民。「二東家」僅付給蒙古畜牧民微薄的租金，實際上進行剝削的是這些中國人，蒙古人的生活水準遠不及中國人。因此，烏蘭夫提議必須取締「二東家」。烏蘭夫不僅熟知綏遠省的蒙古人社會實情，而且他原本也就是為了打破侵略者—中國農民的掠奪和「二東家」階級的剝削，才會參加民族自決運動。雖然自決權遭到中國社會主義者的剝奪，但如果不能守住當初投身革命的動機，那麼他人生的一切都將變得徒勞無功。

　　民族間紛爭的原因和無法接受的自治

　　「純畜牧地帶也應該廢止封建的特權，但不要暴力鬥爭牧主，也不要瓜分他們的財產。最好不要說要打倒王公貴族。」烏蘭夫如此提議。就算在「群眾運動」，也就是「貧窮大眾追打剝削階級」之際， 「藉由漢人與漢人的鬥爭來影響蒙古人，讓他們覺醒。當蒙古人鬥爭剝削階級的時候，絕對不可以讓漢人在蒙古人群眾起身之前出手。」烏蘭夫警告，占壓倒性多數、邁入近現代後便單方面屠殺蒙古人的中國人如果率先使用暴力，立刻就會發展成為民族間的紛爭，蒙古人將會超越階級團結。

　　烏蘭夫說明：「綏遠省的民族紛爭，自從綏遠這個名字出現在歷史上開始，就一直存在。」

　　蒙古人與中國人的對立根深蒂固，可以追溯到中國人跨越長城「綏服遠方」，在草原開拓殖民地的時代。

　　「漢人幹部不可抱持大民族主義。」

　　烏蘭夫如此牽制中國人幹部。就算他的分析符合社會現況，但中國領導幹部們的內心並不樂意。那是因為「對於剝削階級太有溫情」。就連中國共產黨在中日戰爭的「國難時期」，都沒有採取這種微溫的政策，故此，烏蘭夫被視為太過溫和的人道主義者。

　　那麼，究竟該如何解決蒙古人和中國人的紛爭呢？烏蘭夫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向綏遠省的幹部說明「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法」（楊 2012a: 180-182）。

　　烏蘭夫說道：「蘇聯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法是民族聯邦和區域自治，民族可以自決分離。今日的中國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屬於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從這段講話可以看出，就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兩年，他依舊將其視為是「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現況已經完全不同， 事實上是中國人的一黨專政。就算如此，烏蘭夫依舊說是「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可見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本人。

　　在蒙古高原上，試圖脫離中國人的民族革命得到成功。「三十年前，外蒙古成功獨立。這場民族自決具有革命性，是進步的。」烏蘭夫對同胞國投以羨慕的眼神。這場演說也收錄在《烏蘭夫論民族工作》（內蒙古烏蘭夫研究會編 1997a: 126-137）和《烏蘭夫文選》（烏蘭夫 1999: 198-208）當中，但「民族可以自決分離」、「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是進步的自決」等內容遭到刪除。從徹底竄改的事實可以看出， 中國人有多麼地視民族自決為眼中釘。

今日的内蒙古是警世之镜，中共如何同化内蒙古

 

印度《星期日卫报》（The Sunday Guardian）的文章指出，中共通过侵蚀蒙古语、蒙古文化及自治权，在习近平的民族政策下推行以汉族为中心的认同，从而同化了内蒙古。这种同化虽不如西藏或新疆明显，但其影响同样深远。

内蒙古曾被誉为“模范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个获得自治地位的地区。然而如今，自治权已名存实亡。中共将蒙古文化重新包装为“边疆文化”，刻意抹去其独特性，将其纳入更广阔的汉族叙事框架。这种话语转变与中共在西藏和新疆的做法如出一辙——将民族身份重新定义为地域奇观而非鲜活传统。

同化政策中最关键的工具当属语言政策。蒙古语教学体系遭系统性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普通话教学。曾经送子女就读蒙古语学校的家长如今面临残酷抉择：要么接受普通话作为唯一晋升语言，要么冒着子女被边缘化的风险。这种策略与新疆、西藏如出一辙，但在内蒙古的变革更为隐蔽，未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媒介——更是承载记忆、诗意与世界观的容器。通过从课堂中抹去蒙古语，中共确保后代将用普通话而非蒙古语思考、梦想和辩论。

习近平冒进将民族同化作为其治国方略的基石。他倡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内蒙古得到最顺畅的落实——当地人口结构本就倾向汉族：十人中有九人是汉族，仅一人是蒙古族。这种数量优势使同化更易实现：蒙古族人被汉族邻居、汉族教师、汉族官员所环绕。顺应压力的存在是持续的、隐蔽的、无情的。

与西藏或新疆不同，内蒙古并未引发同等程度的国际谴责。这里没有大规模拘留营，没有士兵巡查寺院的画面。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官僚政策、学校课程和文化重塑实现同化。分析人士指出，内蒙古已成为中共处理民族事务的“示范区”——展示如何在避免镇压场面下抹去少数民族身份认同。这使内蒙古尤为危险：它向中共展示了如何在不招致全球谴责的情况下实现同化。

蒙古族身份认同的消蚀虽不剧烈，却具有毁灭性。看不懂蒙古文学的孩子、被禁止用蒙古语授课的教师、被冠以“边疆文化”之名的节日——这些日常抹杀行为日积月累，终将化作沉默。

内蒙古的同化策略并非压制抵抗，而是确保不存在可压制的抵抗。通过使蒙古族身份隐形，中共实现了在西藏和新疆未能达成的目标：让民众顺从甚至满足，而其文化灵魂已被掏空。

今日的内蒙古是警世之镜。同化未必披着暴力的外衣，有时它化作政策、课程与话语。中共证明了消灭一个民族无需摧毁其意志，只需教他们遗忘自我。

中共主张惟雙語教育仍以漢語為重

 有一內蒙古自治區在中國北部，它的北方是蒙古國。二個蒙古可有彼此互望的想像Enze Han提到，現今內蒙古自治區人口漢人80%，蒙古族才17%。清朝將內外蒙分治，太平天國事變之後，開放內地人口北遷內蒙開墾。文化大革命之時，中共指控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人黨）有叛國嫌疑，因其宣稱欲與蒙古國合併。政府進行掃蕩，受害者近35萬人，其中1.7萬人因案被殺。1981年內蒙出現學生運動，強烈反對漢人遷入，後被鎮壓，該行動被視為蒙古族最後的呼聲。

  今天傳統生活方式與空間均被破壞，青年一代也快速漢化。當地土地沙漠化嚴重，因過度放牧，常出現沙塵暴。政府10年禁牧，一戶每畝補助美金4.8元，但根本不足夠。原本放牧一家一年可收入10,000元，現在補償只能拿到5,000元。何況每三個月發放一次，大家都很擔心不知何時就突然不發錢了。因牧養不足，羊隻個個瘦小，賣不出去，於是牧民開始負債。各戶留有的20畝牧地，難以滿足基本需求。

  禁止草原放牧，族人被迫搬至城市，此舉簡直就是消滅認同。蒙族不喜歡住市區，要去市場買肉品，很怪，也買不起。政府同時鼓勵在此開礦，與禁牧政策顯然相互矛盾。蒙族在中國成了無土的民族。現在蒙族父母送小孩去蒙語學校者人數大減，因為，得不到任何政治和經濟利益。蒙語學校出身者，進不了大學，就算進了，礙於條件，也只能限選擇少數幾個科系。內蒙古民族大學漢族生甚至占了一半。若蒙文生欲自己出外找工作，幾乎找不著。商業和媒體工作全是漢族人，網路遊戲流行文化也只寫用漢文。  

  在海外有「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等組織，他們尋求內蒙的獨立，但，聲勢太小，無足輕重，因為，太分散，人口少，缺乏如藏族和維吾爾族領袖的人物，而東西蒙古又常陷於內鬥紛爭，更缺乏一有力的宗教認同。多數喇嘛寺被移走了，恢復傳統薩滿又不切實際，且自治區距離北京太近，很容易被完全監控。一般而言，相較於其他北方民族，內蒙蒙古族人更效忠中共。1959年內蒙軍人幫助毛澤東打敗藏軍，造成今天二族學生不相往來。今天中國取代了舊蘇聯，成了蒙古國的最大商業貿易國夥伴，內蒙提供蒙古國貸款和財務支援以及基礎建設如鐵公路等。1980年代之前，雙蒙不往來，直至2005年，雙蒙才合辦慶典儀式。文革時，中國蒙古人視蒙古國為聖地，今雙蒙國家認同相異，經濟力也大不同。蒙古國人自認正統，內蒙人去到蒙古國之後，發覺人家不把你當蒙古族人，而僅是中國內蒙人，態度也很不友善。中國蒙古族人認為蒙古國人語言腔調全變，完全像俄國人了，根本不再是蒙古族，很多人決心再也不去蒙古國了。

  Joakim Enwall寫到，除了元朝之外，南北蒙古從未組成單一政體，尤其清朝更刻意分治之。二十世紀之前，外蒙的中國人非常少。蒙古國人口政策規定，必須父母均為中國人才是中國人，所以，中國人還是少。中國建設工人曾入蒙國協助工程，引來在地不滿。中共主張融合，惟雙語教育仍以漢語為重，內蒙甚至沒有少數民族高中。近年西部大開發，大量漢人移入，少數民族到頭來別無選擇，只能學漢語。

  Enwall以蒙古國最西面Bayan-Olgii省的族群關係例子進行說明。當地主要族群為Kazakhs（哈薩克人），其他為Tuvans（圖瓦人）和蒙古人。哈薩克為Muslims，圖瓦人信仰薩滿，蒙古人則專奉喇嘛教。圖瓦人對外卻常稱己為蒙古人，生活像蒙族。蒙族傳統上也是薩滿信仰。過去並無邊界問題，放牧者四處走動，自清帝國和沙皇俄國分界後，才有所謂越界問題。蒙古獨立並與中國分界後，有的圖瓦人不願離開中國，就續留原地，現在為新疆的一部分，民族識別為蒙族。

  在蒙古國早期，因為蘇聯內部另有一圖瓦加盟共和國，因此，造成國家內部的圖瓦人與蒙古政府關係緊張。在Bayan-Olgii省學校上課用哈薩克語，而蒙語卻為官方語言。前幾年Bayan-Olgii地方出版哈薩克語文的書，後因出版蕭條面臨倒閉，哈薩克政府出面協助撐住，對在地影響甚大。哈國的Eastern Kazakhstan University甚至在此成立分校。圖瓦人找不到好工作，因為全被哈薩克人包辦，而蒙語基本上沒用，因全境沒有幾個蒙古人。1992年第一個圖瓦語學校成立，1997年即關閉，學生只好去哈薩克語學校。後來圖瓦人轉去首府Olgii，由於受過較多教育，也熟悉蒙語，於是漸漸掌控蒙語學校。圖瓦人自認為蒙古人，只有遇到全部都是哈薩克人時，才用哈薩克語。哈薩克人使用圖瓦語時，多半是在表達不屑。哈薩克人說圖瓦人懶惰、酒鬼、罪犯、偷牛。圖瓦人則指控哈薩克人貪婪、流氓。圖瓦人多操三種語言，而哈薩克不會圖瓦語。

  Nasan Bayar指出，內蒙古為中國和蒙古國的橋樑。雙蒙古的接觸先是走親戚，後來卻越像熟悉的陌生人。蒙古煤礦運往中國，全由中國公司專斷。2011年起，蒙古國規定中國公司卡車司機一定要聘用蒙古國人，而任何中國人只要涉及在蒙古國工作，都要有工作簽證。那麼，要如何能信任蒙古國司機呢？因為有不少車子開入蒙古國之後，就失去蹤影，不再開回，有的被變賣掉。中國公司雇用中國蒙古族人擔任中間人。中間人找來他在蒙古國的姻親和血親，以及歃血為盟的兄弟擔任司機，這是透過親屬關係的保證，再由這些司機滾雪球般地找來更多相互信任的人來駕駛卡車。司機要繳交2000人民幣當作保證金，而中間人替司機們保險，強迫存款，教他們中文，帶其就醫，接待來訪的家人，雙方相互信任。同族人不會自然而然就具有社會交往能力，一切需要實質的操作才能成功。

  三篇文章各有重點，但，可以看出雙蒙各自內部人類群體及其生活頗為複雜，大家也於不同情境裡，對於另方有所評論。Han較為悲觀，他看到彼此的怨懟，也道盡內外的難解問題。Enwall的特定舉例，清楚寫出在地族群認同的維繫與改變，實與國家介入深淺息息相關。Bayar則樂觀看待南北蒙古經濟往來的族人連線角色，或許稍稍沖淡了Han之交惡描述的比重。「蒙古族回望蒙古國」的訂題，實已道盡雙方往來方間的可能掙扎。不過，今日一方勢弱國家，另一方則屬大國之一小部分，無論如何想望或爭得正統，可能都難躲祖先輝煌的巨大壓力。此時的回望，其實還是當今作為少數身分的一種悲涼心境吧！

中共官宣：对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王莉霞“双开”

 

王莉霞，女，蒙古人，1964年6月生于辽宁建平，2016年10月，王莉霞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2021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后任自治区政府主席。2025年8月，中共官方通报王莉霞被查。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主席王莉霞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双开），中共官方通报指她严重背离“两个维护”，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违规插手司法活动、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和家风不正等。

新华社星期四（2006年2月12日）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原主席王莉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王莉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严重背离“两个维护”，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自行其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贪慕虚荣、追求享乐。

通报还称，王莉霞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由他人支付应当由本人支付的费用；违规干预、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属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中纪委通报指出，王莉霞严重违反中共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中共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莉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中共二十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王莉霞开除中共党籍的处分，将待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中共这支小小的队伍是如何接管了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的？这要感谢日本、美国和苏联

 

如果被问及毛泽东的遗产，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会背诵出一份精准的裁决：七分功，三分过。冯客显然会对这种“算术式的粉饰”不以为然。他因撰写了关于毛泽东统治时期的重要三部曲而闻名，通过广泛发掘档案，记录了“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压迫与大规模暴行。尽管中国官方持续否认或淡化这段历史的残酷现实，但冯客就像是一个单枪匹马的真相委员会，坚持不懈地揭露那些夺走了数千万生命的恐怖事实。

在《红色黎明照耀中国》中，这位任职于香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历史学家为他的三部曲加上了一部有力、动人但充满个人观点的“前传”，揭示了共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是如何一路厮杀夺取政权的。

这本书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冯客极具深度的研究。他怀着极大的热忱研究了流转至香港的300多卷党内文件，它们来自全国各地。他的雄心在于为数以百万计被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暴力与镇压所噤声的中国人发声。

冯客指出，从1921年建党到1945年二战结束，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力量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根据共产国际夸大的数据，1940年以前的中国，大约每1700人中才有一名共产党员——这一比例与当时的美国大致相当。

那么，这支小小的队伍是如何接管了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的？冯客的回答直截了当：“关键词是暴力，以及施加暴力的意愿。”冯客重新讲述的中国革命并非一场势不可挡的浩大群众运动，而是一场充满偶然性的事件，其动力与其说来自民众支持，不如说来自毫不妥协的残酷手段，以及相当程度的运气。

像许多内战一样，毛泽东也得到了外部援助。尽管中国革命者标榜自己代表了人民的真实意志，但冯客认为，他们的运动曾多次被外国力量（尤其是苏联）塑造并拯救。中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汲取灵感，并从苏联驻华特工那里获得培训、思想灌输和武器。1926年，一名苏联共产国际特工任命了时年32岁的毛泽东去管理一所培训农民运动骨干的讲习所。

尽管有斯大林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中期仍险些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剿灭。共产党当时并未赢得城市工人，而且尽管土地改革具有吸引力，但农民更畏惧红军的恐怖手段和征敛。

相比于“商人阶级的剥削”，农民们更担心旱涝灾害。冯客尖刻地写道，到1935年共产党结束了从国民党追击下仓皇撤退的长征时，其队伍已严重削弱，以至于他们“在民众中的吸引力大概只相当于一个籍籍无名的宗教教派或小型秘密结社”。

这一次，拯救共产党的竟然是日本的侵略。1931年日军侵入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后，共产党仍专注于对抗国民党而非外敌。1937年，日本帝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场灾难夺去了约1400万中国人的生命。毛泽东虽然与国民党建立了貌合神离的临时“统一战线”，但他更倾向于让国民党军队承担抗日冲击的重担，共产党军队则乘机休整并建立新根据地的控制权。

虽然其他史学著作——如哈佛政治学家托尼·赛奇的权威著作《从叛乱者到统治者》（From Rebel to Ruler）——也讨论过共产党在争取工农阶级时面临的困难，但冯客很少花时间描写该党在社会经济或文化上的诱导手段，而是集中关注其暴力手段和思想灌输。

冯客写道，在共产党的根据地，他们实施“恐怖统治”，处决地方官员和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他用冷峻的笔调展示了共产党如何试图通过抨击儒家思想、宗教机构和乡村生活，从而“在一夜之间摧毁旧秩序”，这预示了几十年后的文革：“人们在所谓的‘斗争大会’上反目成仇，谴责一切权威，无论是村长、族长，还是普通的父母兄弟。”

在广岛原子弹轰炸几天后，苏联终于对日宣战，共产党再一次获得了无比宝贵的助力。百万苏联红军冲入具有重要战略和经济价值的日占满洲。当毛泽东在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中同国民党虚与委蛇时，苏联秘密与中共勾结，为苏军撤离后中共接管满洲铺路。苏联还将从战败日军手中缴获的坦克、飞机和武器移交给了中共军队。

冯客对那些误判形势、轻信共产党的美国人给予了严厉抨击，其中包括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记者埃德加·斯诺。本书书名讽刺的正是斯诺1937年的畅销书《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他还抨击了乔治·马歇尔将军在战后初期迫使蒋毛组建联合政府的徒劳行动，认为马歇尔不是一个接手了不可能任务的和平调解人，而是一个被骗得团团转的人。

然而，正如记者丹尼尔·库尔茨-费伦在《中国任务》（The China Mission）中所展示的，马歇尔虽然毫无疑问地失败了，但他对共产党的策略和宣传一直保持警惕。他在1946年警告哈里·杜鲁门总统，只要中国“存在一个独立的共产党政府和独立的共产党军队”，就永远容易受到苏联的颠覆。

冯客在书中以50年代初共产党征服西藏作为结尾，他以阴沉的笔调写下：“在那个时候，只有香港、澳门和台湾尚未落入中共的掌控。”如今，中共在国内面临严重逆风，从高企的青年失业率到习近平对军队不断升级的清洗。然而自2017年以来，习近平开始宣称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内精英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首次当选视为西方急剧衰落的证据，认为这为自身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特朗普不断印证着他们的观点：他发动并输掉了对华贸易战，削弱了北约，并疏远了日韩盟友。在今天阅读冯客的书，很难不听到历史的回声：又一个愚蠢的外国人正忙着来当中国共产党的救星。

《红色黎明照耀中国：共产主义如何征服四分之一的人类》 | 冯客 著 |  362页

Дэмчигдонров Ван （德王）

OpenAI报告指中共执法部门账号求助ChatGPT打压异见人士，要求协助抹黑高市早苗，散布关于内蒙古状况的正面评价 -BBC

2月25日，ChatGPT开发商OpenAI发布名为《遏止恶意使用AI》的最新安全报告，披露与中共执法部门有关的帐号曾使用ChatGPT发动大规模“网络特战”行动。

有关用户据报要求ChatGPT协助策划抹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计划，包括散布大量负面评论塑造公众观感、将其描绘为极右人物等。

该用户还要求ChatGPT协助润色一份范围更广的定期行动报告，目的是“发现、施压、干扰及噤声”异见人士。

报告形容，有关行动“似乎规模庞大、资源充足且持续不断”——至少动用数百名工作人员，在数十个平台创建数千个虚假帐户，当中有使用如Deepseek等中国生产的AI模型。

行动策略有数十种，包括恶意举报异见人士社交帐户、大规模发布网路帖子，甚至伪造文件以及冒充美国官员恐吓批评者等。

报告指，行动不仅针对中国境内的用户，也针对世界各地的异议人士和批评者。ChatGPT称，目前有关帐户已被封锁。

对于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6日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我不清楚你所提到的情况，也看不到这一指控的任何依据。”

报告指出，2025年10月中旬，ChatGPT接到一名用户请求，协助规划行动，目的是诋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时正值高市早苗竞选首相前夕，高市曾公开批评中国人权状况。

该用户要求模型设计一个包含6大要素的行动计划：扩散关于高市的负面言论、批评她对外国移民的立场（用假电邮冒充外国人寄送信给政界人士）、攻击生活成本（用假帐号动员网民制造压力）、指控高市有极右翼倾向、着重煽动对美国关税的不满，以及转移对日中关系的关注。

最后，该用户建议散布关于内蒙古真实状况的正面评价。报告指，ChatGPT拒绝提供建议，该用户暂停有关操作。

不过在10月底，再收到用户要求协助润色一份“抹黑高市行动”执行情形的报告。OpenAI指出，行动未有得到ChatGPT协助下仍有继续进行，而有关报告大致与原规划结构相似。

OpenAI透过开源技术比对，发现该行动的计划与现实网络发生的事情高度吻合。如自去年11月起，网路出现多个帐号发布“右翼共生者”的迷因指控高市早苗与极右翼有关联等。

被要求润色进度报告

报告还指到，该用户还要求ChatGPT润色一份范围更大的“网路特别行动”进度报告，目的在发现、施压、干扰及噤声异议人士和批评者。

该用户向ChatGPT提及一份超过100种“战术”清单，当中包括操控叙事；建立大量假社群帐号；以亲中或无关内容大量洗版反中共言论；恶意攻击异议人士的贴文；进行心理打击等。

例如报告举例，该用户在一则指令声称，“网路特别行动”小组曾建立“精日展览馆”网站，公开20多位异议人士的敏感个资，对他们施加心理压力。

“精日展览馆”一名曾出现在名为“revealscum.com”网站的标志上。OpenAI在2024年5月首次揭露该网站，指出其与频繁发布垃圾信息的中国水军行动“Spamouflage”相关。

2023年，Meta曾表示有关行动由中国执法部门领导。

BBC中文访问上述网站，现名为“汉奸展览馆”，首页大字写道“揭露伪装，还原真相”，当中收录超过100名中国异见人士，其中一人是网名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李颖。

该用户提到曾在贴文下回覆辱骂留言、指控其为外国间谍、大量检举其帐号至受限等。攻击目标包括“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艺术家惠波及支持台湾网友X平台帐号。

特别注意的是，针对中国境内的政府批评者，该用户向ChatGPT强调战术要结合线上与线下，如向目标人物的雇主或房东捏造不实指控、在其家属住所附近张贴具敌意的海报，再拍照上传网路，营造民众自发的假象。

对于海外异见人士，该用户也曾描述中国行动人员假扮美国移民官员，警告在美异见人士言论违法。

OpenAI指出，威胁活动很少侷限于单一AI平台，操作者可能会在流程不同阶段使用不同模型。

“资源充足的秘密作战策略”

报告形容中国“网路特别行动”是一项“资源充足、精心策划，针对国内外对手的秘密作战策略”。

手法结合线上线下，横跨中国国内如微博、微信等社群平台，以及300多个“外国”社群媒体平台。该用户描述，中国境内平台的贴文多达数百万则，外国平台也有数万则，大量帐号为假帐号或隶属行动单位。

而一份指示ChatGPT协助草拟的报告声称，单一省份就有300名行动人员跨中外平台参与资讯作战。

除了人力外，OpenAI指出威胁活动很少侷限于单一AI平台，操作者可能会流程不同阶段使用不同模型。如该中国用户还有提及使用其他AI系统，包括用DeepSeek-R1、Qwen2.5与YOLOv8等模型。OpenAI指无法独立查证。

在行动影响方面，报告指部份异议人士或因流失粉丝、减少发言，甚至因身心受骚扰放弃经营社群帐号。不过仍有帐号如“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惠波”继续经营。

报告最后总结，该用户的操作内容，清楚展现出中国公安长期有系统展开隐蔽影响力行动的手法。虽然无法证实所有内容，但该用户所描述部分行为与网路实际发生的活动非常相似。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y8gve49mngo/si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