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7日星期二

專訪內蒙古語言學者:蒙古國使用的西里爾蒙文,對我們來說就是外語


本篇訪談了來自內蒙古的學者白春花,她分享了內蒙古蒙語教育的情形:「像我爸爸媽媽,各自的蒙漢教育背景都隨時代有所不同,這是因為中國對於少數民族的政策隨時代有所不同,這變化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過去有時會禁止接受蒙語教育,有時候又較鬆綁,所以會隨時間而不同。」

蒙古國政府決定從2025年起,將全面恢復使用傳統蒙文。

蒙古語的使用者主要集中在蒙古國及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俄羅斯靠近蒙古國區域,以及吉爾吉斯部分區域,其中蒙古國使用的是跟西里爾字母,在俄語使用的西里爾字母上加了蒙古語特有字母進行轉寫。

另一方面,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則保留了傳統的回鶻文蒙古字書寫。不過因為內蒙古的語言環境中蒙語漸漸式微,傳統蒙文也遇到很大的挑戰,這次蒙古國恢復傳統蒙文,內蒙古出身的學者又是怎麼看的呢?

今天麻瓜訪問了來自內蒙古的學姐。因為訪談內容比較多,麻瓜把它整理拆成兩篇發表。

第一篇主要想了解蒙古語在內蒙古的現況,以及對於保存弱勢語言的意見與分享。當中穿雜了很多內蒙與外蒙的比較,內容不純然是語言學,也一併分享給大家。

受訪者:白春花(現任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特任講師)

麻瓜:想請教內蒙古的蒙古語教育現況,當地的人們是怎麼接觸蒙語、什麼時候開始學蒙語的呢?

其實這個也是有一個歷史(變化)的過程,像我自己就和現在的孩子不一樣,我自己是上小學三年級以後才在學校裡學習漢語,到了中學環境裡才開始碰到使用漢語的孩子,小學的時候一般都只是在學校裡學習漢語,但環境裡基本上都是蒙語,除了漢語課外整個環境都是蒙語。

就連數學課和其他課程我到了大學都還是用蒙語學習的。不過像我剛剛說的,初中的時候有些同學家裡本身就是漢語環境,所以必須得跟他們說漢語。

但是現在的孩子,就是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學漢語,接受所謂「漢語教育」的孩子也挺多的,所有科目都是漢語,這些人家裡可能會用蒙語,在社會中的一些小圈圈也是用蒙語,但一走到大街上,可能就開始用漢語。

我小時候大家都是用蒙語的,但現在漢語很多,所以我才說有個歷史性的變化,這幾年特別能感覺到。現在也有「蒙語教育」,所謂的蒙語教育基本就是和我過去所受的教育一樣,不過差別是他們在小學一年級就會有所謂的雙語教育。這個雙語教育就是除了漢語課——也就是國語課之外,他們也有用漢語去學習別的知識的課,只是以蒙語為主,也就是說接受蒙語教育的人肯定會學習漢語,也會有用漢語學習其他學科的機會;但如果是選擇接受漢語教育的小朋友,就不會有蒙語的課程。漢語在語言上比較強勢,跟我小時候蒙語比較強勢的狀況不一樣。

不過這僅限於我的狀況,像我爸爸媽媽,各自的蒙漢教育背景都隨時代有所不同,這是因為中國對於少數民族的政策隨時代有所不同,這變化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過去有時會禁止接受蒙語教育,有時候又較鬆綁,所以會隨時間而不同。

我是在呼和浩特,現在講蒙語的還算多。我丈夫是在牧區成長的,不過牧區的人有時候還是會把孩子送到漢語教育的地方,不太一定,蒙古族的有一個權利是可以自己選擇教育,是爸媽決定的。牧區的話我想很多都還是選擇蒙語,但城市的話就不是,以呼和浩特的十多間小學來說,大概也就一兩間是蒙語教育,蒙語教育比較少。

麻瓜:在內蒙古,什麼場合會使用普通話、什麼場合使用蒙語呢?

我在家裡主要是使用蒙語,上街去如果對方會說蒙語,那我通常也會用蒙語。不過如果對方不會,我就會說漢語。如果是完全不認識的人,就要看場合。比如百貨店,基本漢族人比較多,所以我可能會說漢語;但是像書店的話,通常會有蒙語區和漢語區,就會根據去的是哪一區決定使用哪個語言。市場就要看,像買菜的菜市場,可能就會用漢語比較多,現在的話去市場基本完全是漢語。

在公共場合使用蒙語的地方,以呼和浩特來說是越來越少了,但你要是去我丈夫的故鄉那邊,他們牧區那邊基本上都還是用蒙語。在牧區或者農村,公共場合都還是用蒙語。

麻瓜:目前在內蒙古,蒙語的使用狀況有什麼變化嗎?年輕族群會說蒙語的機率高嗎?

這要看具體區域,像呼和浩特因為有很多蒙古族大學,呼和浩特有七所比較有名的大學,這七所當中有的是漢語教育有的是蒙語教育,感覺上甚至蒙語課程多一些。加上因為整個內蒙的大學生幾乎都會集中來到呼和浩特求學,蒙古族大學生相對多,所以年輕人雖然整體說漢語的很多,但蒙古族的、說蒙語的人也不少。

不過內蒙古還是會有像其他少數民族一樣的狀況,就是雖然是蒙古族但不會講蒙語。我自己家裡就有親戚,基本上能聽懂蒙語,但不會講,主要是因為他們接受的是漢語教育。這幾年感覺漢語教育比較強勢一點。

麻瓜:我們知道很多語言都面臨到方言式微的問題,目前在教育現場上所使用的蒙語是標準語嗎?

蒙語主要有八種方言,根據地區有時會有聽不懂對方的情況,內蒙大致分為東西,東西兩邊的人要是沒上過大學,兩邊基本上聽不懂對方的方言,相當於兩種不同語言的狀況。但是如果有上大學,到了大學以後他們因為都得住宿舍,交流多了,通常過了兩三個星期就能逐漸聽懂對方說話,漸漸可以交流。

內蒙古的標準語並不是呼和浩特的方言,而是牧區那邊,一個叫錫林浩特地方的方言。內蒙古各地學蒙語都是用同一套教材,教學的老師們各自都有方言,所以教學都是用自己的方言。內蒙東北出來的孩子就講(蒙語)東北話,不會說西方方言;相反地,西部出身的孩子只會說西部的語言。書面語是一樣的,教材也是一樣的,實際的讀法則會各地不一樣,都帶有自己的方言。所以實際教學的時候,都是各地各上各的,但是到了大學大家也不會特別去分你的語言是哪個方言,大學老師也來自內蒙各地,可能有些老師來自東部,但他們教學時也不會改變自己的語言,學生得自己去適應.鍛練自己。

我上大學的時候,有堂邏輯學,老師是西部出身的,我剛開始真的聽不懂他在講什麼。後來因為邏輯課本身就比較有意思,後來慢慢地就聽懂了,就像這樣,學生都是自己鍛練自己,提高自己(笑)。我記得從不懂到聽懂,也就兩三週吧。

麻瓜:內蒙和外蒙(蒙古國)的人會有很多交流嗎?

有的,還是有很多交流。像我們那帶的可能比較少,不過要是去別的地方——特別是西部地區,也就是我們那「標準」的蒙語,本身跟外蒙烏蘭巴托的蒙語,就是比較相像的,所以交流起來也都沒問題。

我現在有時候也會接待從外蒙來的老師們,他們可能來東大訪問什麼的,我帶著他們,基本上交流沒有問題。語言溝通上是沒問題的,文字就比較難。

麻瓜:我們現在知道蒙語在內蒙還是有不少使用者。接著想請教書寫方面,實際在內蒙古生活時,什麼時候會使用到傳統蒙文呢?

文字很多地方都會看到,例如你到呼和浩特的每個地方,都能看得見漢語和蒙文寫成的標識。哪怕只是一個小商店,賣個水果,他也會在招牌寫上蒙語和漢語,雙語標識。當然看不懂蒙語的年輕人就會看漢語,不過很多情況下,招牌上的漢語都是特別大的,然後蒙語就小一些。這可能跟蒙語是豎著寫的有關,要是放大蒙語的話看板就會變得很大,因為我們那邊招牌還是橫向的為主,加上蒙語會有一些記號,整個小小的,所以整體的感覺還是會覺得漢語比較大。

麻瓜:一般內蒙古的人能讀懂蒙古國所使用的西里爾蒙文嗎?

要看人,像我媽的話可能是連聽都聽不懂,讀也讀不懂。因為外蒙的語言跟內蒙西部的比較相像,特別是顎爾多斯那邊,和外部(外蒙)的蒙語就很接近。所以像那邊的人,就算沒上過大學應該也聽得懂蒙古國的蒙語。

讀的部分,要不是特意去學習,基本上不會讀。在內蒙出版的書中,蒙語書還是挺多的,都是用傳統蒙文寫。比較特別的是,內蒙古也會出版一些蒙語書,是以外蒙的文字寫成的,整體來說很少,而且除非接受過外蒙文的教育,否則一般是讀不懂的。要說讀得懂的人,可以說特少。

對於這兩種不同的蒙文,倒是沒啥主觀的感情好惡。不過外蒙的那個文字,對我來說就是個外語(笑)。

麻瓜:我們知道現在許多軟體都是以橫寫文字基準,如LINE、微信等等,對話框都是橫的,豎寫的蒙文怎麼打字呢?跟家人朋友聊天時會打傳統蒙文嗎?

有的,我上面給你發的就是蒙語的樣子,跟家人會用,我大學同學很多彼此也會用蒙語。但是蒙語現況是你要在電子設備上用,得特意去下載安裝。蒙語鍵盤得要特意去下載才有。朋友家人之間打字還是會用蒙語的,就是說要特別下載才能用。而且它其實是豎寫的,因為是豎寫,讀的時候常要把頭這麼側過來(歪頭示範)。當然一看還是能分辨出來、讀得懂,但有時候還是要歪著頭看,比較麻煩。

內蒙有開發直書的文件,像我現在寫我自己的實驗材料就用蒙語寫,或者有些老師寫一些東西在網上公佈,就都是直書、豎寫的,網頁一開就全部都是豎的。電腦系統的話,則有蒙語的也有漢語的,不過漢語可能還是更多一些。我最近才知道蘋果的MAC也可以把語言設定成蒙語的,有Unicode。但是它還是有些不方便,原因在於蒙語裡面會有一些記號,還有蒙語當中有母音和諧的現象,比如說母語在蒙語中有七種,看最前面是哪個母音,後面能連接的母語也會不一樣,如果是母音a,那下面只能連接a類的母音。這種母音和諧有時候在Unicode寫有時會沒有體現出來,所以寫的時候就不太好寫,寫出來就會覺得「嗯,這個不對,是錯別字」,還挺多的。所以像我的話,最近就比較少用蒙語的軟體。

麻瓜收到了一些迴響。有時候因為忙來不及一一回覆臉書和這裡的留言,先謝謝讀者願意花時間讀這些東西。另外,也很謝謝世界各地的大家所補充的資訊。

在小訪談的後段,麻瓜詢問了有關於蒙古族的認同、內蒙外蒙的一些差異,以及身為弱勢語言的使用者,對於孩子的教育有什麼想法、以及對大環境的期望。

麻瓜:我們知道內蒙和外蒙現在是不同的政治體,不過我好奇兩邊會因為語言或文化有親近感或共同的認同感嗎?

這個也分人,有些人覺得現狀完全沒問題,因為這個(分離)是歷史的變化。像我在外蒙也有很多朋友,我和我的朋友都不介意這樣的政治狀態。

我上次去(外)蒙古旅遊的時候,外蒙的朋友帶我去的,他們就特別叮囑我:「欸,妳在這裡不要說話喔!」,因為我一說話當地人就聽得出來我的方言是內蒙的,然後如果知道我是內蒙的,那個地方就要多收我五千圖格裡克(蒙古國貨幣),而本地人或者其他外國人是不用錢的,所以我的朋友才叫我不要說話,因為外表看不出我是內蒙人。後來我沒說話,還真的通過了。這個收費不是對所有外蒙以外的人,而是針對內蒙的蒙古人。如果是一個法國人去,可能也不會被收錢,當地有些地方還是會對內蒙古的蒙古族有歧視。

一方面內蒙古的人對外蒙有些時候也有人會歧視。所以現在有個詞,我們那邊是不太好的詞,就叫「南蒙」和「北蒙」,拿地區來分蒙古族。

在蒙古國二三月是蒙古新年,今年記得沒錯的話好像是五號還六號那附近,我有點忘了。那時聽到是外蒙的過年,我就問我當地朋友:「咦,你們這會兒過年,為什麼啊?以什麼為基準的?」他們就開玩笑地說:「這個我們聊起來,可能咱們就得吵架了。」我再三說不會吵架,他們才說這是因為歷史上的宗教問題,蒙古宗教有分黃教和紅教,還有一些其他的教派,根源其實是一個,但內蒙和外蒙是不同宗教。

外蒙是按照紅教的曆法去過年的,這個紅教黃教就是個歷史問題,最早好像是13世紀的時候從印度還西藏引進來的佛教,隨著歷史的變遷分化出一些教派,主要比較大的就是黃教和紅教,這也讓內蒙和外蒙有著不同宗教。內蒙的人們還是滿虔誠的,以佛教為主。

(麻瓜註:學姐說提及的蒙古國過年時間,據我後來所查的資料,2020應是在二月下旬。蒙古國許多地方的新年是以藏曆為主。這與內蒙古主要使用中國農曆的習慣不同。)

而所謂的歧視,就是來自於政治的。現在內蒙和外蒙的政治體不一樣,在內蒙官方語言是蒙語,但官方是漢人掌權,所以外蒙可能就會有種我們是被侵略、低一等的感覺。但是我自己是沒有這種被侵略的感覺,當然這還是看人,外蒙有一些人比較敏感,另一些人就無所謂。

內蒙比較少這樣想法的人,到目前為止我可能就遇到一次吧!我們說比較極端思想的人,而且那人還是內蒙的,那時我是在Facebook上面加入了一個蒙古族的社團,然後我有次好像說了類似希望大家和平共處的話題還是什麼,那人就發訊息攻擊我,說我憑什麼這麼說話。我當時很不解,覺得怎麼這樣,後來才知那人的立場類似蒙古的民族主義,所以可能有著像我剛剛說的那種蒙古族是被侵略的想法,這樣的人對外蒙可能就會有親切感。所以在發言上如果比較維護中國,就會被他認為是背叛者或是什麼。只是我覺得現在這樣的狀況,我覺得沒必要。

麻瓜:方言可以聽出外蒙和內蒙的區別嗎?如果可以,具體是從哪個部分來判斷的呢?

可以,從方言不僅能聽出是內蒙還是外蒙,還可以聽出你是內蒙的哪個地區呢!就算是靠近外蒙的內蒙地區,語言相似,但很多時候也能分得清。語調不一樣,語速不一樣,有些時候用詞也不一樣。西部感覺講話比較快,不過這也不一定,因為西部的人說東部講話比較快(笑),主要還是因為不了解對方方言。

內蒙西部受漢語影響比較少,而東部被漢語的同化或影響比較多。西部也保留了比較多傳統蒙古族的生活方式,我們講「西部」是指赤峰以西的地區為主,而赤峰以東通常被漢族同化的程度較高。

在內蒙漢族的比例算很高,這個似乎是有個歷史過程,1978年以後,可能他們就想「開拓」整個內蒙古,因為內蒙古的資源比較多,他們就開始派人進來,漢人就逐漸多起來了。我記得來自山東的人好像多一些。山東其實不遠,隔個河北就到內蒙了,很多漢人祖籍是山東的。

內蒙和外蒙的語法也不一樣,特別是最近。我自己也還在學外蒙的西里爾文字,他們好像母音和諧的寫法和其他語法都不太一樣,不過這個是聽說的。但可以確定的是一聽就知道是內蒙還是外蒙。

麻瓜:對外蒙這次決定恢復傳統蒙文有什麼看法?

我真的是非常開心,因為據說蒙文是世界唯一、只能豎寫的文字,其實世界上文字很多,可能也不是全部文字都調查過,但我是這麼聽說。前陣子傳統蒙古文被列入了瀕危文字,可能會很快滅絕,內蒙的蒙語好像也是很危機的。但如果蒙古國能恢復傳統蒙文,那蒙文的危機就可能可以解除了,而且這樣對我來說再方便不過了。

你也知道,民族必須有自己的文化,而文化很大部分是靠文字語言去支撐的。當自己的文字沒有了,文化可能也會慢慢消失,最後你這個民族的存在可能也就沒什麼意義了。而我是非常想要保存這個蒙古族文化的。

麻瓜:您覺得內蒙目前的語言現狀,對蒙古語的保存、蒙語未來的發展,有沒有什麼優缺點、好處或問題?

這個問題很有趣,也很難一時想出一個解方。但我覺得內部的經濟可能要先發展起來,如果沒有經濟的支撐,最後保存文化的權力就會落到其他人,讓其他人幫忙保存你的文化,但如果其他人不幫你維護文化呢?如果經濟可以好點,那麼語言可能就會有個立足之地。

再來這個蒙文的Unicode必須得有,現在畢竟是網絡的世界,如果傳統蒙文的Unicode更加發展普及,那麼大家使用蒙語的機會可能就更高一些。我現在也是儘量用傳統蒙文去寫一些東西。

我所擔心的可能是教育,畢竟像就業找工作什麼都是。如果用漢語的話,信息量通常是最新的,所以比起接受蒙語教育或用蒙語研究的,用漢語能接受到比較多新資訊。我所指的訊息量是指——比如我在大學時主修教育心理學,你也知道只要跟心理學沾上邊的,最新研究基本上都來自西方,因此就要翻譯很多資料,通常是先從英語翻譯到漢語。假使你是用蒙語做研究,你要等蒙語界從漢語翻譯到蒙語,可能要再多等個幾年,產生了很多時間差。假使西方出現一個新的概念,翻成漢語我們估五年,漢語再到蒙語再花五年,等到蒙語界看到了都是十年前的概念了。因此在中國的環境裡,用漢語才能確保最新的信息。可能很多人因為這樣把孩子送到漢語學校。

外蒙的學術素質也算滿高的,所以也有滿多內蒙的老師們會派自己的學生去外蒙接受教育,外蒙對講蒙語的人來說就不會有太多學術上的時間差,因為他們會直接把外語翻成蒙語。但是要去留學,現狀下首先也得學外蒙的西里爾文字,要是以後外蒙開始普及傳統蒙文,那對內蒙也會方便很多。

最近二十年,越來越多孩子接受漢語教育了。你知道,我在高考前我唯一的「外語」是漢語,到了大學突然開始學ABC、學英語。同樣的漢族學生,從很小就開始學英語,水平整個高很多。像我們當時的教育學班,就分成「蒙班」和「漢班」,兩個班教的內容基本上差不多,但到了大學二年級,我們有個專業科目是用英語授課,這時候蒙班就弱勢了,因為裡面的蒙族學生都是進大學才學ABC的,讀英文授課的東西都像天書,而且大學外語必修只有兩年,所以對蒙族的外語要求特別低,如果蒙族的孩子自我要求不高,外語學習就到那裡就結束了。

漢班的學生整體英語水平好很多,蒙班就是學了頭兩年,其他都是自學。但是等到一畢業,所有企業都要求你的英語,要求英語四六級考試(麻瓜註:這是中國教育部統一舉行的標準化英語能力測驗),或者托福成績。但學了兩年英語,你覺得能考好托福嗎?所以蒙班到知名企業的越來越少,久而久之可能大家就把孩子往漢語教育送。

麻瓜:台灣的環境裡有很多不同語言,也有很多家長希望能讓孩子維持母語能力,這個母語可能是在社會中相對弱勢的語言,跟您在日本的處境有一些類似點。能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們家裡的語言環境以及你教育上的做法嗎?

我們家基本是全蒙語家庭,特別是去年冬天之前,孩子都只說蒙語。後來因為我們搬家了,離孩子的保育園比較遠,沒有保育園可以上,怕他以後當地課程跟不上,所以我在家開始會跟孩子說點日語。不過對於孩子也還是會擔心的。

孩子現在跟我講日語,跟奶奶講蒙語,跟爸爸則都說(笑)。其實也會擔心孩子以後被這個環境帶走,不會說自己的語言。但我還是希望能讓他保持蒙語能力,所以有時會參加一些蒙語活動,或者讓他和一些朋友的孩子見面,都是蒙語家庭,讓他們一塊玩。

當然還是要堅持在家裡有蒙語環境,另外我也在跟朋友商討定期辦蒙語聚會,教他們一些蒙語歌曲,讓孩子也學一些蒙古文字等等的。現在東京也有一些蒙族的家長組成社團,讓他們孩子一起學習蒙語歌曲和文字等等。

麻瓜:台灣前陣子候選人間政策交流時出現一個語言相關的討論,有些人認為為了保存本土語言必須在學校教授,另一派認為那些時間應該拿來學習外語,所謂的「母語」在家學就好了。對於這兩種想法,您有什麼想法呢?

台灣的情況我只是略知一二,但也就是很膚淺的認識,所以我先不評論台灣的情況。但從我們蒙族的情況來說,學校必須有蒙語教育才可以,因為這樣你才可以營造歸屬感,孩子在這個環境可以培養identity(身分認同)。要是沒有這個認同,孩子長大了他也不會對自己身份有認同,他也不會覺得自己是個蒙古族人。

我會想讓孩子有個「歸屬感」,讓他有一點身為自己民族的自信。如果外部環境中沒有文字、文化在裡邊,就單單一個家庭環境,很難讓孩子真的有個歸屬感。一個孩子這樣,兩個孩子這樣,久而久之這個群體大家都不會有歸屬感了。語言和文化久了就消失了。

蒙古現在一是缺人才,二是經濟上比起其他中國區域還不夠發展。蒙古的整個教育我希望能繼續發展,不管是翻譯資料還是教育上,都需要改變,但是這些改變都需要人材,而人材卻持續外流,主要外流到國外或者中國其他沿海城市。我自己未來有機會也是會想回內蒙的,希望也能做點什麼幫助自己的家鄉。

後記

從與學姐的訪談中,或許大家不難看出她對於自身語言未來處境的擔憂。事實上這樣的擔憂,在這個國際化的世界裡是不分國界的。而學姐提及的「經濟問題」(我個人解釋為經濟格差),以我看來也是非常兩難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裡,實際就是存在著那些語言和經濟必須擇一的處境。

遙遠的內蒙古是,台灣也是,很多地方都是。即使我們知道也認同要努力存續一個語言,但是在資源分配不均、非主流族群與社會奮鬥的背景下,我們的環境是不是能讓這個語言的使用者,能夠在不放棄自我語言的狀況下,追逐他所想要的個人發展呢?

2026年3月16日星期一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内蒙古”

 


我們想讓你知道:呼和浩特既是一座媲美台北的首府,都會區該有的娛樂場所、購物中心、精品百貨等應有盡有。一路走來,也多半是操中文的居民或遊客,除了店家中文招牌上必備的蒙古文與觀光景區「蒙元文化街」部分建築外,傳統蒙古的痕跡不深。

此處除有中國人權的爭議性問題外,同時帶出中國獨特的民族政策「民族區域自治」。由於中國仍屬社會主義國家,與台灣學習的歐美西方民主政體有別,加上台灣連原住民自治區都未能設立,其實很難理解該項政策。

中共的民族區域自治

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論述,簡單來說,民族區域自治是奠基於中國憲法所創設的獨特制度,肇因於中國複雜的民族成分與少數民族「小聚居、大雜居」的特點,意思是從全中國範圍來看,各民族混合居住,但自各省區縣市著眼,會有部分少數民族相對比例高,聚居在一地域的特色。

因此為讓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相結合,並配合政治經濟條件,特別設立民族自治地方(即民族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自治旗),但在推動民族區域自治的同時,須強化國家統一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直白地講,統一是自治的前提,任何的民族區域自治都要為統一服務。不過關於民族區域自治的運行成敗實在是大哉問,本文僅就走訪的內蒙古自治區分享所見所聞。

內蒙古自治區屬中國五大民族自治區之一,與省、直轄市、特別行政區同級,為一級行政區。因蒙古族控制地域歸附清朝有先後之別,並粗略以戈壁即大漠為界,形成先來的「漠南蒙古」與後到的「漠北蒙古」。漠南蒙古最終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行政區劃幾經調整,便成為如今的「內蒙古自治區」。

而漠北蒙古大部分成功獨立為「蒙古國」,台灣俗稱「外蒙古」。台灣人一般會認為成吉思汗發跡於漠北蒙古,且建立一國,故蒙古國當為蒙古族正統,但若細究歷史來看,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即黃金家族的末代大汗林丹汗之根據地察哈爾部還在今內蒙古境內,以正統論斷內蒙古其實也不盡公平。

沒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內蒙古呼和浩特

言歸正傳,當年我先走兩岸航線飛往石家莊過夜後,高鐵北上到北京轉巴士,舟車勞頓下,才輾轉抵達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得以一睹內蒙風采。

而呼和浩特原名「歸綏」,亦為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綏遠省省會,現今台北市尚有「歸綏街」,台中市則有「綏遠路」,紀念這段被人淡忘的歷史。呼和浩特另有個「青城」稱號,原來呼和浩特為蒙古語音譯,「呼和」為青色,「浩特」為城市。如今的呼和浩特基本上就是座繁榮都市,市區雖有點綴的蒙古包,但絕無台灣人對蒙古琅琅上口的「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之印象。

呼和浩特既是一座媲美台北的首府,都會區該有的娛樂場所、購物中心、精品百貨等應有盡有。一路走來,也多半是操中文的居民或遊客,除了店家中文招牌上必備的蒙古文與觀光景區「蒙元文化街」部分建築外,傳統蒙古的痕跡不深。

其實整個內蒙古自治區漢族數量早已遠超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熱鬧好討生活的青城自不例外。此外尚有許多回族居住於青城,亦有清真寺等回族聚居區,與以伊斯蘭建築取勝的伊斯蘭風情街,其街口的廣場上除有雪白阿拉伯宮,還有個大型阿拉丁神燈供人拍照,極富異國風味(對台灣人來說)。

飲食上呼和浩特除相應的清真料理,大江南北及異國菜色都有,但仍屬蒙古族飲食大塊吃肉,大口喝酒最具特色,販售馬奶酒的超市也相當多。蒙古羊肉更是一絕,主餐我點過羊肉麵,絲毫沒有台灣人詬病的羊騷味,那個麵湯實在是生平喝過之最,整個給我喝個碗底朝天,好鮮甜!知名的蒙古奶茶口感則是極為紮實,與台灣鮮奶茶走濃醇香路線不同,專攻濃,化不開的濃郁,且極為暖身,入口馬上通體熱了起來。

由於呼和浩特人口稠密,大眾運輸自是王道,市區還提供免費公車提振觀光,就在類似台北忠孝東路的主幹道上來回運行,車班密集,幾個重要景點如內蒙古博物院、綏遠城將軍衙署等都設站,購物中心等商城也在同條大路上。其中內蒙古博物院是寓教於樂的優質景點,分為6大展廳,自內蒙古的地貌、歷史、資源、民族、航太等方方面面介紹,院內服務人員皆身著亮白緞面民族服飾親切講解。

內蒙古所見所聞

不過我在內蒙古數日,其實待在城市院校跟許多青年師生或社會人士交流的時間最多。內蒙古幾年前仰賴原物料的開採,的確有段風光時光,但經濟快速成長同時產生泡沫。鄂爾多斯市因炒作房地產,大肆蓋樓房,最後周轉不靈,形成所謂的「爛尾樓」,且空屋率極高,成為著名的「鬼城」,竟然是現在的新興景點,值得台灣警惕與戒慎恐懼。

內蒙古力求現代化的同時,內蒙古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的兩難更成為當地人熱衷討論的議題,漠化形成的沙塵暴已是當地政府全力整治的目標,惡化的沙塵暴甚至能遠渡重洋直達台灣。而環境問題背後也反應出另個深刻議題,即漢人追逐經濟利益至上的價值觀,造成過度開墾與放牧的衝擊,已使蒙古族傳統生活與文化發生質變。

於酒酣耳熱之際,蒙古族青年學子仍能來段搖曳生姿,抖動肩膀的傳統蒙古舞蹈,但更有許多身分證明載蒙古族的學生自承說不來幾句蒙古話,甚至表示考量就業,僅願意花時間學好英語等外語。蒙古文化內涵流失或者是說「觀光化」的速度極快,成為我最深刻的印象。

台灣能做的事

最後,中國邊疆其實是探討中國政治與經貿議題的重要一環,台灣有許多關注「北上廣」與一、二線城市經濟發展的學者或媒體,但在民族政策此一面向鮮少探討。對中國既缺乏全面性的瞭解,便無法準確預判與規劃政策,個人認為相當可惜,也希望台灣有識之士能不偏廢放棄,多多認識這塊繽紛多彩的神祕領域。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6015

習近平加強火力的「中華民族化」熔爐

中共政府發布「反分裂鬥爭」長篇內容,反著重在「民族宗教工作扎實推進」一章中強調: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也是西藏工作的策略性任務。」

這顯示著,中共已經從身體上完全控制了人的思想和意識形態。這亦是中共首次在官方文書中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可以看出中共在推廣民族文化與宗教信仰的相關工作以「中華民族」認同去同化其他民族,其目的就是摧毀民族地区傳統語言文化及民族認同,從而讓民族地区完全服從中共當局。

中共創造的「中華民族」和中國的民族主義

19世紀末「民族」一詞從日本傳入中國後,產生了「中華民族」這一民族學詞彙。梁啟超於1901年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中國民族」的概念。

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使用了「中華民族」7次(簡稱「華族」),「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其為「我中國主族,即所謂炎黃遺族」。但梁啟超在具體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時卻比較混亂,有時指漢族,有時又指中國的「所有民族」。

「中華」即是中原華夏;「中華民族」亦是中原華夏民族。那麼飽受中原文化歧視的四方「蠻夷」之一的西藏人,怎麼就變成了「中華民族」?不管古代的「以漢化夷」和「用夏變夷」,或現今的「中華民族」都是強權一方對弱勢者的壓迫。

對如今的「中國」與「中華」基本都是音譯或意譯,而其本來內容早就有各自的稱謂,至於「中國」與「中華」,主要也指的是漢民族。

民國時期,中國的理論家們將其繼承「滿清帝國疆域」合法化,先後提出「中華民族」與「中華國族」、「種族」、「支族」、「部落」及「宗族」等等,來試圖淡化「少數民族」在語言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異於中原漢人的存在。但此時,西藏人真正的立場是斷絕與滿清或中國的一切政治關係,尋求獨立。

「中華民族」 這個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帶有濃郁的民族主義色彩。1943年,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強調只有漢族為主題的中華民族,否認其他所謂「少數民族」的存在。但民國政府最後於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中選擇了「各民族」這一看似較「平等」的詞彙。

中共初期,其主要社會主義詞彙亦為「中國人民」和「各民族」,但是自毛澤東於1976死後,重新使用「中華民族」一詞逐漸取代了「中國人民」和「各民族」的說法。

毛澤東用階級鬥爭治國,將人分成三六九等,蠱惑底層人們互相去鬥爭,用仇恨治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當局又拾起了「中華民族」這早在中華民國時期破產的民族主義概念,宣示中共選擇用極端民族主義治國。習近平上台後其民族主義更加強烈,在西藏為首的所謂「少數民族」地區同化手段更強硬,導致約160名藏人焚身明志,抗議中共政府消除藏人的民族認同與傳統文化。

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政策,從宗教和語文開始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上任以來多次正式宣布:「中國夢的最大公約數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習近平是大漢民族主義者,更準確的說習近平利用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來維持中共政權的穩定與合法性。

習近平要復興「中華民族」,鼓吹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那麼原本就對中共政府不滿,且具有獨特文化和語言、宗教、本民族認同的少数民族,首當其衝被視為「絆腳石」。因此習近平以「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藏傳佛教中國化」和「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名,動用所有國家機關在學校與寺院,以及每個村落推廣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要求擁護中國共產黨,需要同所謂的「分裂主義」、即對本體民族的認同切割,在政治上完全服從中共。

習近平加強火力的「中華民族化」熔爐

中共強制推行幾世紀前澳洲和加拿大等地殖民者將原住民孩子送入白人家庭的同化政策和手段,試圖消滅少数民族文化。中共的目的是將淡化原生家庭對兒童的宗教與文化,母語等的影響,達到從根源加速同化的目的。

深化中華民族視覺形象塑造、建成中華文化主題樂園,讓中華文化始終成為各民族人心凝聚、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紐帶」。不難看出中華民族認同是中共當前工作的主調,那麼中華民國政府時期失敗的偽民族概念「中華民族」,現今的中共政府能成功實踐嗎?

《左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也是中共官員根深蒂固的觀念,所以當局透過不斷觸碰底線的方式要求人们表忠心,強制要求家家戶戶懸掛「中共領袖像」、「中國國旗」等方式,表達對中共政權的忠心,而且這忠心一表就是70多年載,還在繼續著。

在習近平高科技極權主義籠罩下,境內無持有身分證寸土難行。「網格化管理」隨處可見的「便民警務站」及監視器、「網路舉報機制」、「徵信機制」和「雙聯戶」等政策,採集人的血液和DNA、掃描眼睛虹膜,整個歐威爾式的高壓環境,監控維穩做到零死角,使得每個人的衣食住行受到嚴密管控,猶如無形的監獄。同時中共打破藏人社會誠信制度,打破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破壞底層的紐帶。中共獨裁政府就是靠人的恐懼,來控制人。

在中共治下以「尋挑釁滋事」和「危害國家安全」等口袋罪,中共對其家屬實施連坐制,家庭中有公職人員便一律開除,孩童上學困難、不被大學錄取,之後更不能考取公職。如有家人涉及「敏感」問題,中共就會切斷該戶家庭的農作物肥料,導致無法進行正常耕作,有時也會殃及到整個苏木村落。

現今中共已經從身體上完全控制了少数民族地区,人人自危的壓抑環境下,人们不肯吭聲、不敢表達觀點,但這不代表人们認同中共的做法。此類強制消滅語文和傳統宗教文化及民族認同的做法,「物極必反」,早晚会遭到反噬,將會增加人们對中共政府的不滿;這種反感情緒達到頂點,等時機成熟定會引來少数族聚居区人的大規模的抗議,屆時中共就会土崩瓦解,彻底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一場內蒙古的政治滅絕:《長城外的造反派》映照中共治理血色預言

 


根據官方統計與眾多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共造成1.6萬到30萬不等的蒙古族死亡,當時蒙古族的人口約莫有120萬,也就是說每千位蒙古族,就有13到250人死於文革,這比例明顯高於官方提出的全中國平均數字每千人有10人死亡。中共官方至今不僅沒有表達任何明確的歉意,也始終將這場「革命」定性為「階級鬥爭」,而漠視蒙古族爭取政治自決與文化自決的可能。

本書認為,文革時期內蒙古發生的針對蒙古族的大規模迫害與屠殺,雖然帶有明顯民族性質,但不宜簡單歸類為「種族滅絕」。本書提出「政治滅絕」一詞,強調這場暴力的真正目的是摧毀蒙古族的政治自主性與組織力量。

60年前的「政治滅絕」影響至今

我們希望以對內蒙古文革經驗之於社會正義與民主化的反思,作為本書的結語。這些目標,正是許多造反派當年奮鬥的理想。起點是這樣一個觀察:自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陸續出現民主運動,至1989年六四事件達到高潮,卻遭嚴厲鎮壓。其後,大批參與者被迫流亡海外,主要流向美國,亦遍及歐洲與亞洲多地。在這些流亡者中,不乏文革期間的造反派與1989年民運的積極分子,他們日後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持者。其影響力也延伸至台灣、香港的後續民主運動,乃至全球華人僑民社群。

文革時期的造反派程鐵軍,後來於1980至1990年代成為美國的民主人權活動人士。有趣的是,一些美國的民主運動參與者將中國民主運動的源頭,追溯至1966年8月8日《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的「十六條」,而該文件後來催生了《七五憲法》中所載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中國及海外的民主倡導者譴責,這些被稱為「大民主」的憲法權利,在鄧小平1979年鎮壓「民主牆」運動之後,透過1980年修正《七八憲法》,被正式取消。

這些民主理念突破了對投票權的狹隘理解,強調每個人都有權直接挑戰權威、賦權於弱者。然而,這也留下了一個隱患:動員式民主政治可能以「大多數」的名義,剝奪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這種悲劇性後果於文革期間已在內蒙古清晰展現;而今,即便不再依賴自下而上的群眾動員,這一邏輯依然在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持續重演。

因此,內蒙古的文革經驗,對中國治理的核心原則(包括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的基本結構,以及憲法所保障的政治權利)提出了獨特而深刻的挑戰。1967年初,內蒙古的造反派在與保守派和軍方的對峙中,處於壓倒性的劣勢。軍方掌握著武力,以及國家機構、經濟與政治資源。但當毛澤東發出將矛頭對準「走資派」的號召,而內蒙古又爆發軍官槍殺學生造反派的事件後,中央文革小組(由周恩來主持),乃至毛本人,開始支持造反派,並促成該地區黨政軍的全面改組。造反派的地位急劇上升,迅速接近自治區的權力核心。當時尚未大學畢業、甚至被禁止入團的程鐵軍,與其他學生一同被任命為《內蒙古日報》記者,成為中共在區內的宣傳喉舌。他在師院的兩位造反派同伴(一位教師與一位學生)更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常委,進入自治區領導層。儘管如此,實權依然牢牢掌握在軍隊與黨的「核心小組」手中。

正如本書所指出,1966年,造反派與忠於黨的保守派一同批判烏蘭夫及其「黑幫」,指責他們搞民族主義、分裂主義等嚴重罪行,並競相表演,力圖在聲勢與立場上超越對手,以顯示徹底與「敵人」切割。與此同時,在軍方主導的挖肅運動中,蒙古族造反派自身也成為被清算的對象,而掌握權力的漢族造反派,在極少數例外之外,大多積極支持這場屠殺。由此可見,中國動員型政治中,那種以製造「受害者」為手段的政治文化,在針對蒙古人的政治清洗中表現得尤為深刻。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20年間,蒙古人在烏蘭夫主政的內蒙古政權中一直扮演著積極角色。但在這場大屠殺之後,他們幾乎失去了任何有效的政治能動性。代罪羔羊政治並不限於某一派別,它本身就構成了對建立能夠調解社會深層分歧的民主制度的挑戰。有人主張,流亡海外的前造反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的「民主派」,但他們所謂的「民主」並非來自於對投票制度的訴求,而是致力於擴大那些能夠在政治結果中發揮作用的社會階層。

然而,內蒙古大屠殺也提醒人們,即便是「民主派」在面對「他者」時──無論是少數民族、共產黨人、地主、知識分子,還是宗教信仰者,仍同樣可能施加壓迫。歷史也揭示這樣的悖論:中國共產黨在1930至1940年代曾嚴厲批評國民黨壓迫少數民族,率先提出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少數民族權益,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卻是他們親自發起了對蒙古人的大清洗;進入21世紀,又在西藏、新疆等地實施大規模的民族鎮壓。

少數民族的權利,究竟該如何保障?

在一個多民族國家中,憲法是否應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有的話)對「多數」加以限制,尤其當這個「多數」本身就是在某一區域或全國占壓倒性人口和權力優勢的民族、種族或宗教群體?又或者說,如何在尊重民主原則中「多數決定」的同時,確保「少數」的權利和生存不被犧牲?這一張力,不僅貫穿中國的政治現實,也同樣存在於當代美國、歐洲,以及歐美現在或過去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中。只需看看當下的美國便可明瞭:白人至上主義根深蒂固,警察暴力頻頻針對非裔、美洲原住民、亞裔及其他有色人種;在歐洲,極右翼民粹主義則將移民視作攻擊目標。在全球北方,教育體系也正經歷一場劇烈的撕裂:支持去殖民化的學者與批判種族理論的反對者之間,爭執不斷。這場衝突本身,正是種族主義持續影響社會結構的明證。

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應當用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所使用的分類方式,來理解中國內部的民族與文化多樣性。威廉.基姆利卡(William Kymlicka)提出,應當將「少數民族」與「族裔群體」做出明確區分。這兩類群體有著不同的歷史淵源,其形成與國家建構的過程密切相關。他所說的「少數民族」,是指那些原本擁有自治權、地域上相對集中、具有自身文化傳統的群體,這些群體後來被納入一個由異質文化或族群主導的更大國家之中。而「族裔群體」則通常由透過遷移而定居在新國家或地區的個人及家庭構成,是一種較為鬆散的社會聯合體。由於形成路徑不同,這兩類群體對於國家的期待也不盡相同。少數民族往往希望保持自身的獨特社會形態,能夠與主流文化並行共存,並爭取各種形式的自治,以保障自身作為一個獨立群體的延續。而族裔群體則多半希望融入主流社會,並被視為其正式的一員,獲得平等對待。

兩者的區別,經常被進步派政治人物、學者以及人權運動者忽略,尤其是在美國與其他一些西方國家。他們往往忽視,甚至拒絕「少數民族」這一分類,將其視為共產主義話語的產物,而堅持使用「族裔群體」這一稱呼。然而,釐清這兩者的差異至關重要。舉例來說,當我們比較蒙古人、維吾爾人和藏人(這些居住在本民族歷史地區的少數民族)與遷入這些地區的漢人時,這種分類的意義尤為明顯。若不做區分,或不自覺地套用與多元族裔國家相關的政治倫理,將可能誤解少數民族的訴求,甚至在幫助他們的過程中,造成進一步的不公。例如,外界對中國政府或漢人歧視少數民族的批評,常常立基於民族團結與族群平等的理想之上,而這些理想忽視甚至否認了少數民族希望在其歷史家園中實現文化與政治自治的願望。結果便是,這種批評立場可能無意中與中國打壓所謂「民族分裂主義」及推行同化政策的行動站在了同一陣線上。

定居者殖民主義下,誰被認為是「第五縱隊」?

文革時期,一些漢族造反派以「大民主」和「平等」為名,猛烈抨擊所謂「蒙古民族分裂主義」,他們的激烈言行在事後看來,與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之間有著令人不寒而慄的聯繫。這提醒我們,內蒙古(這個歷史上屬於蒙古民族的故鄉)已經轉變為一個漢族的定居殖民地,這一現實構成了蒙古人行使與漢族相對獨立的自治權利,或在名義上維持其作為「主體民族」的地位的結構性障礙。在這片土地上,相較於占絕對多數的漢族人口,蒙古人早已成為絕對少數。

截至2022年,內蒙古的人口結構中,蒙古族占18%,漢族占79%,其餘為其他少數民族。漢人在內蒙古的定居殖民,早在晚清和民國時期便已開始。1966年烏蘭夫及其蒙古族盟友被罷黜之後,接下來的50年間,多次大規模移民潮不斷推進,使得政治控制權徹底落入漢人之手。回看20世紀上半葉,漢族移民在邊疆對當地民族的壓制方式,不禁讓人聯想到美國西進運動期間,牧場主和農民如何驅逐乃至屠殺美洲原住民──只是中國的情形缺少了美國那套「牢固民主傳統」的制約機制。1930年代和1940年代,在日本入侵之後,許多西北和西南邊境的漢人本身就是難民。儘管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初期,仍以「反帝」和「反分裂」為名,對邊疆的土著群體採取嚴厲甚至殘酷的手段。這種程度的暴力,最終也引起了中共高層的憂慮。1950年,時任總理的周恩來,罕見地向少數民族發表了公開道歉:

「我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矛盾很大。在漢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是漢族對不起少數民族。今後我們漢族同志要代為受過,並向他們賠不是。要多做解釋工作,說明今天的中國和過去不同,不會再去壓迫少數民族了。說一次不行就再說一次,不怕多說幾次。人家終究會知道你的話是對的。」

中共在建國初期,刻意將自己與傳統的漢族政權區分開來,尤其是與國民黨和軍閥勢力劃清界線,並向少數民族表達歉意,借此為民族和解鋪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少數民族在共和國成立之初,選擇了與中共偕同。1947至1966年,烏蘭夫主政內蒙古期間,蒙古人在治理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在經濟上也取得了發展;與此同時,漢族移民的權益亦受到保護。然而,中共的道歉並未伴隨政策性撤離漢人移民。相反地,這是一項有意為之的政治策略,其目的在於透過持續推動漢人定居來加強邊疆控制,同時緩解少數民族的抵抗情緒。文革期間,尤其是在挖肅運動全面展開之後,早期的悔意徹底消失。黨國政權借「蒙古民族分裂主義」之名,展開了大規模政治清洗。大量蒙古人遭到殺害或致殘,倖存者普遍經歷嚴重的心理創傷,而原有的政治自治制度也被徹底清除。最終,毛澤東下令停止清洗,只留下一句輕描淡寫的批示: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

問題的核心在於:少數民族權利這一政治議題,雖然在世界各國均以不同形式存在,當代中國是否能夠給予有效保障,仍是個根本性的問題。文革期間內蒙古的政治歷史,以及新疆、西藏和內蒙古當下的發展現實,以不同方式凸顯了保障少數民族權利所面對的阻礙。文革期間實施的政治滅絕留下了一種持久的後果:少數民族在多數人和國家權力機關眼中,往往不再被視為遭受中國剝削或壓迫的受害者,而是可能叛國的「第五縱隊」;與此同時,漢人則被看作是在中共領導下捍衛中華民族的堅定力量。從這個角度來看,內蒙古文革的經驗,無疑為我們審視近年來新疆的種種提供了一個視角。

從內蒙到新疆,中國多民族邊疆未來的走向預示

自2017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了嚴厲的政策,監禁了數十萬或更多的維吾爾人及其他穆斯林公民,聲稱要對他們再教育,讓他們成為「更好的」中國公民。與維吾爾人生活、語言、宗教、飲食相關的文化規範、音樂及藝術成為破壞的目標,許多代表性文化人物失蹤、被捕、噤聲。現行政策的出台,固然跟某些漢族知識分子的攻擊有關:他們批評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例如在高考中,為少數民族加分,或免除「一胎化」政策。但更重要的是,一些著名中國學者批評民族政策,特別是自治制度,助長了維吾爾分離主義。這些批評與文革期間的譴責密切相關,也是中國政府唯一一次公開支持對其民族政策的攻擊。與文革時期的內蒙古情形相仿,如今幾乎所有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地區的漢族定居者,普遍對當地少數民族「自認為家園主人的態度」感到不滿。中國政府則藉此不滿情緒為憑,以打擊民族分裂主義與少數民族暴力之名,壓制其所謂的民族主義訴求。

1967至1969年,在挖肅與新內人黨運動中,蒙古人的遭遇與2017年以來新疆的鎮壓,相似之中又存在顯著差異。最重要的不同在於,新疆的穆斯林是多數群體,其語言與文化的同化程度遠低於蒙古人。相比之下,自1960年代以來,蒙古人在內蒙古的人口比例始終低於18%,在城市人口中的占比更低。這或許解釋了中國政府為何大規模監禁維吾爾族,被一些國際批評者稱作「緩慢的種族滅絕」──透過絕育與墮胎壓低生育率,同時加速漢族移民新疆,意在讓漢族成為當地多數。兩個邊疆地區的共同之處在於:漢族定居者的廣泛動員。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自己正參與一場生存戰爭,自行執法,採取暴力行動。在這兩種情形中,都是國家制定議程、指揮進攻,而非調解對立的社群。我們稱內蒙古的大屠殺為「政治滅絕」,意指中國共產黨主導並實施,旨在徹底摧毀蒙古人自我組織的政治能力。歷史學家米華健(James Millward)也將近年來針對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暴行,定性為「制度化的族群滅絕」(institutionalized ethnocide),其中包括持續的監控、大規模關押、壓制生育和強迫勞動。

2020年,少數民族權利問題在全國各地重新浮現,包括內蒙古這片民族自治所剩無幾、語言、文化與社會高度同化的土地。絕大多數蒙古人講漢語,多數以漢語為第一語言。只有極少數蒙古人,特別是鄉村地區的家庭,仍將孩子送入蒙古語授課的學校,這是中國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以「母語」接受教育,或可被視為少數民族所剩不多的自治權之一,亦即管理其「內部事務」的權利。然而,2020年8月下旬,中國政府削弱了這一憲法權利,推行普通話教學改革,擬在3年內分3階段,逐步取消蒙古語教學。這意味著已長期式微的蒙古語正被進一步驅離公共領域。在習近平宣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新公共領域中,國家正試圖建構一個以「國家通用語言」(普通話)為基礎的語言共同體,所有成員須使用普通話進行交流。簡而言之,不僅蒙古語,所有少數民族語言的地位都被壓縮。少數民族不再是享有領土、政治、文化、語言等憲法賦權的「民族」,而是變為須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族群」。

因此,當我們思考如何在內蒙古、新疆、西藏這些多民族邊疆地區實現民主和平等的成果時,一個核心問題也隨之浮現。內蒙古的文革,最終發展成一場毀滅性的政治滅絕;此後,新疆維吾爾人遭到嚴厲鎮壓;而近年來,內蒙古自治區及其他民族自治區的少數民族語言教育,也面臨廣泛削弱。這些事態的發展,或許正預示著中國多民族邊疆未來的走向。

今天的中國,正如文革時期一樣,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邊疆政策被推向國家事務和對外戰略的中心位置,民族政策也由此成為國家未來藍圖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我們也正處在一個全新的世界格局中。作為當今全球最具實力的兩個國家,中美之間的關係,已從過去的廣泛合作轉向激烈對抗。兩國互相批評對方的人權紀錄:美國及其盟友嚴厲指責中國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做法是「種族滅絕」,而中國則反擊,提醒世界美國自身在歷史上對美洲原住民的屠殺,以及奴隸制度和針對非裔、拉美裔、亞裔等移民群體的系統性歧視。我們所能做的,也許只是希望,這段被記錄下來的政治滅絕歷史,以及我們嘗試提出的分析視角,能為人們更好應對中國、美國,乃至其他多民族國家正在逼近的不確定未來,提供一些準備和反思的空間。

蒙古人物 Marshal Khorloogiin Choibalsan 乔巴山

掌權的人民革命黨:喬巴山時期1924-1952

蒙古大清洗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也就是後來成為蒙古紀念史達林鎮壓紀念日的這一天,對黨和政府進行的大清洗開始了。

在這場運動中,大多數的蒙古知識分子被開除了政府和黨的職務。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這次清洗運動結束後,喬巴山被宣布為總理。在大多數沿用蘇聯黨政模式的國家裡,掌握最大權力的人是黨的總書記,但是在這一時期,黨的領導層軟弱無力,四分五裂,喬巴山的獨裁統治是建立在他對政府的領導,而不是對黨的領導之上的。

雖然喬巴山從一九三九年到他在一九五二年死亡之前一直是蒙古的統治者,但是他只能在得到史達林和位於莫斯科的蘇共政治局(Politbur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首肯之後才能行使他的權威。

喬巴山和史達林(死於一九五三年)是時間非常接近的同年代人,他常常被拿來和這位蘇聯領導人相提並論,尤其是在圍繞著他發展出來的個人崇拜語彙上。在蒙古,對喬巴山的頌揚相較於對史達林的可謂是小巫見大巫,而且他也絕對沒有史達林擁有的那種政治權勢。

喬巴山被認為要對一九三○年代的鎮壓和清洗負有個人責任,發生在清洗中的行徑還包括對寺院的破壞和對成千上萬名僧人的殺害。在令人震驚的一九三○年代,雖然他毫無疑問地處於政治結構之中,但是在最嚴重的暴行發生時,他還絕不是蒙古的最高級官員。

他對動亂和暴行負有責任,但是這一亂局在一九三○年代初就已經開始了,他當時還不是重要的政治角色,動亂和暴行的責任要由他和蒙古其他的政治人物共同承擔,尤其是應由史達林和史達林共產國際的代理者來負責承擔,因為正是他們進行了混亂和混淆的干預,並且對暴力浪潮袖手旁觀。

最初的清洗中,需要從權力結構中優先清理出去的一百一十五人名單並不是由蒙古人制定的,它是由NKVD副手米哈伊爾・弗里諾夫斯基(Mikhail Frinovski)策劃的,此人也是臭名昭彰的尼古拉・葉佐夫(Nikolai Yezhov,於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間執掌NKVD)的副手。

弗里諾夫斯基說喬巴山是為了讓蒙古擺脫反革命分子而「獨自一人進行鬥爭」。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日,清洗目標的指令以喬巴山的名義發出,他隨後向葉佐夫報告了第一次搜捕的成功情況。最早被捕的六十五人是知識分子、中央委員會和小呼拉爾成員、部長和高級軍官。

隨後,這場清洗運動轉而針對佛教的建制機構: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有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名喇嘛被迫害,其中大部分遭到了集體槍決。一九九二年,在木倫(Mörön)附近的墓地發掘發現了一千多具喇嘛的遺體。特別引人注意的還有那些為了躲避史達林的攻擊而逃離蘇聯的布里亞特蒙古人和哈薩克人,他們被蒙古人和NKVD視為實際或潛在的叛徒。

喬巴山沒有發起清洗,或者甚至沒有控制清洗的實施方式。他甚至不是蒙古政府的首腦;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的總理是阿瑪爾。喬巴山在清洗進行得最激烈的時候被傳喚到莫斯科,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日離開了烏蘭巴托。他此行的表面原因是治病,因為他的健康狀況受到過度勞累的影響,而實際上,他去索契(Sochi)待了一個月時間,這裡是蘇聯菁英階層在黑海之濱的度假地點,這個地區在十九世紀時曾經被俄國和高加索人爭奪。

這次在蘇聯的逗留期間,他兩次見到了史達林,並被告知他將會接替阿瑪爾出任蒙古的總理。

喬巴山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回到了烏蘭巴托,在三月六日舉行的小呼拉爾擴大會議上,他宣布了指責阿瑪爾反革命活動的起訴書。雖然喬巴山在起訴書上簽了字,但是對阿瑪爾的譴責和告發,仍然照例是由莫斯科駐蒙古使團的首腦和NKVD的蘇聯工作人員管理的。阿瑪爾被送去了西伯利亞,然後又被轉送到莫斯科,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被指控為日本從事間諜活動並受到審判。

關於他命運的傳言有很多,但是後來人們得知他是被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判處死刑並在七月二十七日執行。在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發表了祕密談話後,對阿瑪爾判決的複審認定他的案件從來沒有任何的實際證據,因而在死後得到了平反。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公開了正義不彰的細節和另外三十一位以這種方式被清洗的蒙古國領導人的案情。

喬巴山並沒有下令實施這樣的清洗和處決,但是他配合了蘇聯當局。他是個軟弱的人,是一個心甘情願的工具,並從此獲得了政治上和個人的利益。然而,他並非一個自由活動的代理人,而是莫斯科和NKVD所作所為的「象徵性掩護」。

蒙古的菁英階層屈服在偏執氣氛中,喬巴山也有同感。對日本反革命和間諜活動的擔憂比比皆是;雖然大多數都毫無根據,但它們為指控和清洗提供了有用的藉口。

阿瑪爾被解職以後,在史達林的命令下,喬巴山同時擔任總理和內政部長。這給了他正式的政治權威和對安全機構的有效控制。這時候,另一個來自莫斯科的代表團帶著新的指示抵達:是時候結束恐怖統治了。莫斯科下結論認定這裡有「過度激進」,但毫無疑問的是,大清洗所引起的反蘇情緒是這一戲劇性轉折的主要因素。

由於喬巴山在清洗的高峰期時在俄國待了很長時間,因此,他對許多無辜者的被迫害和死亡可以甩開個人的直接責任;四月二十日,他為自己缺席期間的所作所為表示了歉意。他解僱了他的副手,解散了管理大清洗運動的特別委員會,並且對那些被判定是「過度激進」的人再進行了新的清洗;很多人被送到了莫斯科受審。

總的來說,十八個月的恐怖行為造成三・六萬至四・五萬人死亡。與此同時,蒙古全境的八百座寺院和廟宇幾乎無一倖免地被摧毀,包括珍貴宗教文物在內的寺院資產遭到沒收,宗教書籍被焚毀。大清洗的受害者人數眾說紛紜,要得出一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數字是不可能的。莫瑞斯・羅薩比(Morris Rossabi)使用了一個低得多的數字:

對鎮壓期間死亡人數的估計差別很大,最可靠的數字在兩萬五千人左右。這一數字範圍內遭殺害的佛教僧侶人數也有爭議,但是專家們一致認為,在二十世紀初有十萬人左右的僧侶,到中葉時,繼續在寺院裡的僧侶已經不足千人。大多數人被還俗,也有一些人被殺,絕大多數寺院不是被摧毀就是遭到了嚴重破壞。

一九三九年末,喬巴山回莫斯科匯報政治形勢並請求蘇聯援助蒙古的經濟發展,援助請求中還包括蒙古和蘇聯鐵路系統的串連。在這次出訪任務中,陪同他的是他的助手澤登巴爾,他們在十一月八日離開烏蘭巴托,但是直到一九四○年一月才見到史達林。喬巴山提出請求能允許他卸下一些職責,但是史達林沒有同意。喬巴山是唯一他願意相信的蒙古人,但是現在澤登巴爾也加入了這個非常短的名單。

他們回國以後,喬巴山建立了一個新的統治團隊,他自己是總理和軍隊總司令,澤登巴爾則是人民革命黨的總書記。對於喬巴山的「個人崇拜」是以蘇聯的史達林崇拜為樣本推行的,圍繞著喬巴山把國家從日本人手中拯救出來的說法來建構,但是對史達林的崇拜在蒙古更加盛行。一九四○年,史達林給喬巴山授予了列寧勳章。

在和史達林結盟這件事情上,喬巴山曾有其他選擇嗎?他所在的蒙古人民革命黨起初是一個獨立的民族主義組織,它非常依賴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支持,幾乎就是莫斯科的附屬品;幾乎所有的領導人都是在蘇聯接受訓練的。查爾斯・鮑登認為:

在三○年代,蒙古真正的國家獨立從來就不是一個實際命題。從理論上來說,蒙古要在與蘇共結盟(在一九二一和一九二九年都是完全投向蘇聯)和被日本滲透之間作出抉擇,因為日本的帝國主義野心現在已經開始把蒙古包圍起來了。

唯一的一個其他選項是和中國和解,但這是無法想像的:蒙古在一九二一年之所以發起最初的革命就是要逃脫中國的枷鎖,而且在一九三○年代時,中國仍然宣稱蒙古是它的,甚至比之前更加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而且在當時無論怎麼看,中國都正在日本的面前節節敗退。

一九五二年喬巴山死後,澤登巴爾成了繼任者,他從一九五二年擔任政府首腦直到一九七四年,一九五八至一九八四年亦擔任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總書記。當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六一年決定「清算喬巴山個人崇拜的有害後果」時,與史達林統治的類比就再接近不過了。雖然喬巴山能夠有此地位要歸功於史達林、蘇聯和共產國際,以及來自蒙古內部的政治支持,但是喬巴山和史達林在背景、前景和政策上都是不相同的。

歐文・拉鐵摩爾認為,「如果把喬巴山說成是史達林在蒙古的影子,那是對歷史的誤讀。」在和一位前政治犯的談話中,他告訴拉鐵摩爾:

當我在一九四四年見到喬巴山的時候,在我看來他一點也不像是那種搞陰謀算計的人。事實上,我覺得他身上有很多老派蒙古人的優點——你知道的,直率、直來直往的。難道他不能阻止這些事情嗎?或者說,他不能至少對他認識的人的案子給予干預嗎?〔受訪者回答〕「喬巴山沒什麼問題,他是個好人。但是他頂著巨大壓力,而且他的權威是受限的。」

喬巴山最喜歡的事情莫過於參加蒙古人的傳統遊戲,或者是在某個牧民的蒙古包裡停下來,大口地豪飲發酵馬奶,然後滔滔不絕地講話。然而,他還是滿足於用史達林的影子來上位,並且無情地利用這一點,或者是允許這件事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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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譯者:苑默文


蒙古國——夾在俄羅斯熊和中國龍之間的小國,在龐大野心威脅下,從自我覺醒到認清現實,

一路顛簸但也逐步走出對自己最有利的獨立之路。

在僅僅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裡,蒙古國經歷了1911和1921年的革命;還經歷了作為蘇聯附屬國的70年;以及作為一個完全獨立國家的將近30年時間。這段百年史因其夾在中俄之間特殊的地緣政治而足以成為許多邊緣小國該關注的借鏡。

作為最重要的蒙古國研究的專家之一,邁克・迪倫帶來這個迷人國度的現代歷史

邁克・迪倫在本書中講述這個迷人國度的現代歷史。他審視了這個國家曾經發生的鎮壓歷史、對該國佛教徒的屠殺、在蘇聯統治和獨裁統治下的痛苦經歷和腐敗的歷史。但如今,它的未來是充滿希望的,它現在有一個運作良好的議會民主制度,廣泛地代表了蒙古國各民族的混合。這種情況能持續多久雖是另一個問題,但當這個國家開始對世界事務產生自己的影響,這本短小精悍、尖銳而權威的《蒙古國》將會成為關於該地區歷史的一本經典之作。

蒙古國的經驗很重要,它作為夾在俄羅斯熊和中國龍之間的小國,在和兩個強大鄰國的交手過程中,為了國家和獨立所作出的奮鬥凸顯出了許多地緣政治帶來的壓力和妥協,非常值得許多國家借鏡。

1938年,苏联以残忍的方式处决了2万余名蒙古高官显贵,其中包括蒙古王后吉尼皮尔。蒙古彻底脱离了白俄,成为了苏联的傀儡。三十年代末,苏联在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处决了三名元帅、上百名将军和60余万人。

1938年,一片广袤的草原上,恐怖无声蔓延,这一年,苏联用最残酷的手段,将两万多名外蒙古的社会精英和高层送上绝路,其中甚至包括蒙古的末代王后吉尼皮尔。

就这样,一个号称“独立”的民族,在挣脱旧日宗主国的枷锁之后,等来的并非自由,而是沦为另一个强权的掌中玩物。

而蒙古的故事,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北边那个庞大的邻居.....

时间拨回1911年,当时的清帝国因武昌起义而摇摇欲坠,沙皇俄国便在背后推了一把,促使外蒙古在当年12月自行宣布独立,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随即登基称汗,建立大蒙古国,这算是外蒙古脱离满清后,第一次尝试自己当家做主。

可是,沙俄的角色很快由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接替,后者对蒙古事务的干预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1年,苏联红军直接进入外蒙古境内,助力其完成所谓的“革命”,外蒙古也随之名义上建立起共和国。

但从那一刻起,外蒙古的每一步棋,都得看莫斯科的眼色。

苏联急切地想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复制到草原上,然而,这片土地上的声音并不统一。

从1921年到三十年代初,关于国家未来方向的争论从未停止,泛蒙古主义和民族情绪交织,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牧民起义,局势一度失控,但面对动荡,苏联和共产国际越是强力插手,局面反而越是混乱。

到了1932年前后,斯大林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他很清楚,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边境冲突不断,外蒙古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必须尽快扩充军力。

在他看来,遍地的喇嘛和寺庙就是最大的绊脚石,必须铲除,为此,斯大林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蒙古委员会,交由伏罗希洛夫负责,目标简单粗暴:快刀斩乱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时任外蒙古总理的根登于1934年与斯大林有过几次当面对话,两人围绕喇嘛和军队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斯大林把话挑明了:“喇嘛就是反革命,必须公开镇压。”但根登却认为,处理喇嘛问题应该通过立法渐进式管理,而军队建设的重点应该是提升技术装备,而不是盲目扩充数量。他还特地写信给莫斯科重申立场,但斯大林根本不理会。

到1935年底,两国谈判军事同盟时,斯大林又揪住老问题不放,根登的坚持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这下彻底激怒了斯大林,于是,他开始物色新人,准备换掉根登。

1936年春天,一个叫乔巴山的人物,在苏联的暗中支持下,于外蒙古的一次会议上向根登猛烈开火,很快就让根登丢了总理的位子,紧接着,军事部长杰米德也跟着倒台。

1937年初,根登与杰米德被冠以“破坏与苏联友好关系”之罪名,皆被枪决。

而乔巴山被斯大林提拔为内务部长后,他迅速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主导了从1937年到1939年长达两年的大清洗。

这场清洗的血腥程度超乎想象:近两万六千人被审,超过两万人被扣上叛国的帽子执行枪决,就连只是说了一句“蒙古不该凡事都听苏联的”王后吉尼皮尔,也难逃一死。

而这场浩劫不仅血洗了政坛,更摧毁了蒙古的文化根基,近十万神职人员遭到清算,七百多座寺庙被夷为平地。

之后斯大林和乔巴山联手,把外蒙古的领导层从上到下换了个遍,中央委员被干掉了六成七,主席团成员更是清洗了八成。

到了1940年,整个主席团,只剩下乔巴山一个光杆司令,苏联的目的很明确:打造一个绝对听话的傀儡班子,把外蒙古牢牢绑在自己身上。

而另一边,国际局势的变化也让中国的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当时的日本不断在东北挑起事端,二战全面爆发,蒋介石虽想拉拢苏联以获取援助,但在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上,外蒙古的命运还是被摆上了交易台。

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来,中国还是与蒙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乔巴山本人,晚年也曾尝试向苏联争取一些自主权,结果却招来莫斯科的严厉批评,直到去世,他再也不敢提这件事。

直到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外蒙古才算真正走上自己的路,切断了与昔日宗主国的依附关系,转而向西方世界靠拢。

习近平是所谓“民族团结”+民族同化的罪魁祸首

习近平没事找事加速同化 “少数民族”,没等到9-3,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王莉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共纪委监委调查。內蒙古多名高官接連落馬,接替王莉霞、孫紹騁主政內蒙古的王偉中,則面臨著不小的政治考驗。內蒙古作為戰略地位重要的少數民族自治區,面臨多重治理挑戰,加之當地官場經歷過劇烈的震盪與塌方——前任書記孫紹騁與主席王莉霞均已落馬——王偉中能否在任內迅速穩住局面,將成為他更進一步的決定性因素。

如果内蒙古的蒙古族干部真是由蒙古族人民亲自选举、确实代表蒙古族利益,热爱民族并能切实行使自治权,那还轮得到乌兰、王莉霞这种由北京一手提拔、明显亲中国、倾向汉化的人来当权。她们即便有贪腐问题,也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共专制体制与中央操控的土壤所致——北京在提拔并利用她们的同时,对其贪腐纵容与鼓励,难辞其咎。

真正有能力并愿意为民族权益抗争的蒙古族干部,不会愚蠢到以贪腐自毁前途、给民族利益带来伤害。夸张地说,内蒙古的资源理应属于蒙古族人民;若他们得不到公正分配,任其被浪费也比被外来掌控、剥夺还要来得不那么可耻。

习近平是所谓“民族团结”+民族同化的罪魁祸首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主席的声明说,中共当局过去在西藏和新疆也进行了类似的课程改革,“这种系统、有时强制地致力于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在习近平上台后得到了全面强化。”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知道他(习近平)到底想要什么”,肖恩说。“总加速师的名字给得很恰当。他本来在高速路上以50英里的速度在同化,人们最近因为一切向钱看以后对民族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视了,大家都想多挣钱,搞好自己的生活,对民族的东西也有些疏忽了,大环境就是这样,反正蒙语学了汉语也学了,在这个社会上大家也习惯了,现在你一下把速度加到100英里,大家不晕车吗?就觉得不安全了嘛。”

肖恩说,“如果你的文化这么优秀的话就让它自然同化嘛。干嘛一定要用武力来同化一个民族呢?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中共强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赋予中共跨境打击境外 “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活动的权力

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近日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法要求少数民族儿童从学前教育起学习普通话,并赋予政府跨境打击境外 “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 个人或组织的权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Volker Türk)发布声明,对中共的新法表示关切,指出此举将使中共今后能够以法律形式来继续加大推动同化主义政策,限制“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并压缩“少数民族”自由践行宗教与文化的空间。

图尔克强调,国际人权法明确要求各国切实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少数群体及宗教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而中共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表达自由、信仰自由与集会自由则造成更大限制,并使那些和平行使自身权利的人身陷遭受法律惩处的危险。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除强制推行普通话教育外,还鼓励汉族与非汉族通婚,要求家长“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

这部法律的本质——它不过是对现行政策的法律包装,其中包括中共在民族地区强制推行的殖民寄宿学校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彻底抹杀民族地区人民的民族身份认同。中共试图透过推出新法来合法化其同化政策,严重加剧了人们身份认同与生活方式所面临的威胁。

此次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还赋予中国政府跨境打击境外 “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活动的权力 ,同时赋予了中国更多“法律依据”来打击那些向儿童“灌输有损民族和谐观念”的个人或组织。这为中共迫害那些积极践行本民族语言、宗教与习俗的个人提供了法律依据。告称,诉。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实施的同化政策正威胁着少数民族作为独特民族的持续存在。联合国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报告员尼古拉斯·莱夫拉特在那份报告中,指出中共打压一个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等同于消灭这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