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30日星期日

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合法权利


作为内蒙古蒙古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内享有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一切合法权益。这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所赋予蒙古人的合法权益。

那么,作为蒙古人,你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时候,行使过与蒙古语言、文字相关的合法权利吗?

那个“著名”的蒙古语邮件的官司,应该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了。

我也听身边的朋友说起过他们经历的事,包括蒙古语邮件被要求写汉字的问题。当然,更多的也许还是类似下面的事吧:

一个朋友带着伙伴儿们来到了一个所谓的“蒙餐馆”(个人一直认为还是叫蒙古餐比较好)。招牌和屋里面的装潢体现了蒙古味道。他们进去了以后,当然的使用了蒙古语和服务员说“有。。。。吗?”但是,女服务员很直接,“听不懂,说汉语。。。。。”。当然他们生气了,用汉语讲:“"蒙餐"馆的服务员听不懂蒙古语!!???还叫什么"蒙餐"馆!??”。。。。。。。。

这个也许应该是申张合法权益的一个类型事件吧?毕竟显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没有蒙古语的服务,这类人群是不满意的。

现在,虽然有很多蒙古人自己在从事类似的商业活动,但是,在内蒙古搞民族产业的更多是汉人,但打的牌子可是草原文化、蒙古文化、蒙古艺术、蒙古工艺。真的要去那样的地方消费,遇到人家不懂蒙古语是不奇怪的。

我记得我和我的朋友说:下次再有这样的事,不要生气,生气也没有意思。但是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整个过程里面不要说汉语,一个汉字都不要说,她听不懂就换人嘛,店里面没有懂的就换别的一家店嘛。

用脚投票是非常有效的做法。但是,别说一个汉字,绝不!!!

当然,我们的社会生活不仅仅是去蒙古饭店,蒙古工艺品店消费一下。那些社会性服务部门,并不是蒙古人开的私营小企,所以,没有懂蒙古语的员工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蒙古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只停留在纸上。而且,很多蒙古人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

那么,作为蒙古人,你行使过你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权利了吗?你写过蒙古语信件吗?你要求过车站、交警、银行职员为你提供语言服务吗?或者,像有的老同志说的那样,开会的横幅或者通知没有蒙古语的就不到场吗?

内蒙古新闻曾经报道,呼和浩特好多餐馆的老板禁止蒙古族服务员说母语,理由是他听不懂。难道他们就不知道,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也是通用语言文字吗?

今年过年时候,我带着儿子去参观呼和浩特新建的“内蒙古博物院”,进去之后发现大厅里有很多讲解员,我也决定请一位,到售票口交钱并提出要求请蒙语讲解员,结果很意外,居然没有。售票口的工作人员叫来一个负责人模样的人,向我解释说:全博物院只有一个蒙语讲解员,但他是下午的班,所以无法满足我的要求,问我可不可以下午参观。当时我感到非常的意外,也很气愤,后来他们也叫来了一位蒙古族女孩,她是这里的讲解员,蒙汉语兼通,但从来没有蒙语讲解过,女孩告诉我,她到博物院工作以来第一次遇到我这样要求蒙语讲解的人!由于她自己没有自信,我最终还是要求博物院给我安排专职的蒙语讲解员。后来那个负责人打了一圈电话,又向上级请示,最后,临时把那位唯一的蒙语讲解员请来了。讲解员来了以后,我感觉他好象是一位搞蒙古文化研究的博物院工作人员,他对蒙古文化部分展厅很通,但对其它的展厅讲得也不够深度。不过,不管怎么样,他的蒙语非常流利,对蒙古文化有比较深的研究,还有,对休息时间突然被叫来一事毫无计较,对我和儿子非常热情。他尽了最大的努力。

到火车站、航空售票处;电信、煤气、供电营业厅……等等国营地方,我们都可以试着说蒙古语(如果你不是很着急办事,有充分的交涉时间),不管你汉语水平多高。这是权利,也是对民族的爱。
如果所有蒙古人都这么做,相信会有效果。大家想想,那么多草原孩子,大学毕业找不找工作!
我们做不了大事,总可以做点这样的小事吧?这不违反汉人法律,绝对带不了什么帽子。

生态移民对内蒙古的冲击


草原游牧文化的历史冲击

内蒙古大草原并非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尤其是近四五百年,大量移民的入侵及受农耕文化的影响,草原游牧文化的原始形态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

移民不仅增加了内蒙古大草原的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还将农耕文化一并带入了内蒙古大草原,和草原游牧文化不断碰撞。据历史记载,明朝和清朝期间,有大量的农民移入内蒙古,他们在大草原上垦荒种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内蒙古为解决周边地区的困难或者说是全国之困难,国家允许东北三省,华北四省,南方诸省及宁夏、甘肃等西部地区迁入内蒙古,这一历史时期,内蒙古增加人口约600万。这种大量的汉民移入,不仅增加了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不断改变蒙古族的原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种植业不断兴起,千百年来蒙古族用来进行畜牧业生产的草地遭到破坏。

20世纪80年代牧区实施的“草畜双承包”政策是效仿农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制定的,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是蒙古民族由游牧转变为半游牧或定居的巨大转折点,素以游牧而闻名的时代从此成为历史。蒙古民族游牧生产方式的结束,从很大程度上阻断了游牧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但是,蒙古人仍然生活在这片虽然已经退化了的大草原上,从事着与他们的祖先方式不同的生产活动,饮食种类、习俗、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仍有部分的保留和体现。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草原巨变

近些年,无论是科学研究、新闻媒体都在不断的报道内蒙古草地退化、沙化的惊人消息,也因此内蒙古大草原也就背负上“沙尘暴之源”的罪名,事实上内蒙古是受沙尘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而这一点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草地退化的主要缘由是草地超载,超载有源于人口过多,而“草畜双承包”的产物“围栏”又无形地加剧了草地承载强度。在典型草原地区,大面积的草地退化主要表现在植物种类减少、矮化,地面裸露,生产力下降;沙地植被减少,流沙横溢。而这种恶劣的环境,给当地的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同时,频繁的自然灾害每年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锡林郭勒盟“围封转移”战略

为切实保护锡林郭勒草原生态环境,2001年,锡林郭勒盟提出“围封转移”战略,即通过围封禁牧、春季休牧、划区轮牧等措施,保护和恢复草原植被。在全盟生态环境极度恶化、已失去基本生存条件的地区,实施生态移民,对迁出区草场进行围封禁牧;对植被有一定再生能力的地区实行春季休牧或划区轮牧;农区大力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因此,近些年在各地都相继出现了生态移民的踪影。截至2005年,锡林郭勒盟有9049户40250人告别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曾经美丽富饶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成为生态移民。

解读生态移民的内涵

移民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古老话题,中国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里。中国的移民大致可以简略地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先秦黄河中下游方向移民期;秦国统一至两宋时期从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由北向南的移民期;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期及近代沿边多方向移民期。这些移民都属于生存移民,其目的是为了找到可以生存居住的地方,在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生存移民也很多,主要的两次是明朝以后至清朝末期,另一次是建国初期,这两次移民过程是大量的汉族人口迁移到草原上使农耕文明逐渐渗透到草原上,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的几次草原大开垦也与汉族人口的迁入有密切的关系。

生态移民和普通意义上的移民有所不同,它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加快脱贫步伐将农牧民迁移到生态与环境较好的地方,这是我国近年来所实施的生态保护策略之一。内蒙古生态移民的基本思路,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兼顾经济实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四个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实施围封转移战略,必须遵照三个原则:(1)迁出地已经恶劣到人们不可生存;(2)迁入地必须具备生存的条件,或者适于人类生存的条件;(3)迁移过程中移民从心理上、生活习惯上都应该能够适应一个转变过程。

新兴的“奶牛村”

锡林郭勒盟近几年由于实施“围封转移”战略,在各城镇边建立起了许多移民新村,这些新村以饲养奶牛而著称,因此又叫“奶牛村”。

奶牛村的村民大都是来自牧区的牧民,他们告别世代生活的草原,举家搬迁来到城镇边缘,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生产。

移民新村实施统一建设规划,住房由国家补助和个人补贴,每户牧户集资2500元(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或者8000元(锡林浩特市),其余费用由国家补贴,这样牧民可以分到2间砖瓦房(按户分配,不管每户有多少人)。

移民新村的生产活动主要饲养奶牛,牧民从牧区走进移民村后,告别了放牧,由个人出资(3000元),国家贷款(15000元),政府统一采购奶牛。新村的村民们每户一般有2~3头奶牛,也有仅有一头的,奶牛头数多的可以达到10头或者50头。

移民后,牧民原来的草地处理情况各地均有不同。在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移民新村的村民,仍然拥有草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能够在原来的草场上居住和放养牲畜,但是可以进行打草。而在锡林浩特市,政府给他们很少的补贴,便把草地收归。

新村村民说“在这里生活没有以前好”

移民新村的村民们普遍反映“在这里生活没有以前好”。当然,这种感觉并非没有根据,他们充足的理由和亲身的体会让我们对他们的说法没有任何怀疑。

第一,生活空间狭窄了,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他们生活在牧区的时候,每家少说也有几百亩草地,而今,他们生活的空间仅有两间房子和一个棚圈,总共加起来不到一百平方米,在辽阔的草原上祖祖辈辈生活,他们在草原上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开阔、坦荡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与脾性,来到新村,自然会感觉到空间的狭小和生活的压抑,这种无形的束缚,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折磨。

第二,生活环境嘈杂了。过去他们生活在牧场里,少则几百亩大则几千甚至上万亩草地中仅有一户人家,他们从事牧业生产,在宽阔的空间里只有牛马羊的欢歌而没有汽车、工厂带给他们的嘈杂。

第三,邻里关系难处了。在牧区,他们生活的空间大,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之间的距离比较远,除了有牲畜侵犯边界偶尔会产生邻里矛盾之外,一般不会因生活琐事造成邻里关系的紧张。而来到新村之后,生活空间的急剧减小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两家虽没共处一室,但是共用一堵墙。邻里间的生产生活琐事由于“距离”的拉近,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为了避免冲突,他们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难怪很多人说自己过得累。

第四,生活节奏紧张了。在牧区,他们从事放牧生产,每天将牲畜(牛和羊为主)从圈里放出,牲畜自己就去吃草了,基本不需要人去管,牧场有网围栏,牲畜也不会走丢,而且到了晚上赶上头羊,它们自然就回到棚圈了。除了喂养简单之外,饲养的蒙古羊疾病少,防疫也简单。而如今养了奶牛,每天要给它们定时喂料、赶着牛去站上(挤奶站)挤奶,而且,奶牛比羊“娇气”,容易得病。总之,对于他们来说,养两头奶牛比养1000只羊累得多,他们不习惯这种生活节奏,很无奈。

第五,感觉生活开支大了。在牧区,他们的日常消耗主要来源于牲畜,比如燃烧的是羊砖,投资很小却永久可用的风力发电,吃的以肉食为主,花钱买蔬菜时候很少,廉价的砖茶和自己家挤得牛奶就能制作出营养丰富、味美可口的奶茶等等,习惯了自给自足的牧场生活的牧民如今进了城,这一进城不要紧,电费每月上了百,牛羊不能宰杀了,想吃还要买商品肉,燃料由粪变成煤,燃烧能量高了,钱也得出腰包了……

第六,吃得不如以前好。在牧区生活,他们每年可以宰杀自己的牲畜,富裕的牧户每个人拥有的羊肉量可达10只,每户宰杀一头牛,除此之外,牛奶以及奶食品也很多,除了自己消费,还可以把传统的、纯正的白食送给亲戚朋友、贵宾高客。再看新村的村民,他们没有了全部的羊,吃肉需到城里买,一掏腰包就心疼,只能买点蔬菜凑合着过。

第七,手紧没有余钱花。在牧区,他们每年都出售羊羔,生产投入比较少,每年都有结余。可是到了奶牛村,形势就大变样了。村民核算着卖奶钱勉强能够给奶牛买饲料的,这还得遇上好奶牛(当年下了犊,挤奶量每天在40斤以上),一旦倒霉,遇上病牛、不下犊的或者产奶少的,眼看着钱往火坑里扔。

第八,村民有贷款,心理负担重。这些移民来到新村的时候,购买每头“黑白花”贷款15000元,他们在牧区,自给自足还有结余,而如今,刚进新村,就背上了欠债的包袱,他们心里总惦记贷款的事,因为移了几年大部分人没得钱挣,国家贷款要到期还不了贷款怎么办。

第九,生活困难,打工也难。这些人举家搬迁到城镇边缘,两三头奶牛一个人照顾是忙了些,但是为了生计,有些人准备去城镇打工,试过之后,才知打工难。他们大都来自牧区,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没有,汉语言也不太好,这样来到城里,也只能做些体力活。问题又随之出现,体力活城里没得干,即使干了活好多都不给钱,他们无奈,也不知怎么办。还有,即使有合适的工作,他们习惯了牧区自由自在的生活,来到城里被约束,有些不习惯,加上豪放的自然脾性,冲突事件常常发生。

第十,好客之情难以述表。蒙古人热情好客是公认的美德,在牧区,他们招待客人是有规矩的,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重,其中除了语言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通过饮食礼节来表达。如今,移到“奶牛村”的那些蒙古人,生产、饮食发生重大的变化,贵客登门,他们再也无法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礼节表达他们敬客的心意。

当然,新村的村民们不喜欢现在的生活,理由多多,他们眷恋家乡,思念曾经美好的家园,向往那里和谐安宁,怀念那里的祖祖辈辈留给他们的一切……

改变的背后

蒙古族牧民世世代代的从事牧业生产,在历史的冲击中,定居代替了游牧,给游牧文化带来了重大的创伤,但是,在蒙古人身上仍然可以找到传统游牧文化的踪影,因为他们是蒙古人,流着蒙古民族的血,虽然告别了游牧,可是仍然还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吃得是肉,喝的是奶和茶,在那片土地上可以去体味祖辈们的生活,品味祖先们留下来的传奇故事,尊崇祖先们的宗教信仰。

文化离不开生产生活,它是在生产生活中不断积累沉淀的产物,脱离开生产生活的文化要么被扭曲,要么就在沉默中消逝,远离曾经孕育他们的土地,作为历史的曾经或者神话,风俗与美德只能被传唱而无法世代传承。

草原游牧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传承与游牧生产、蒙古民族以及他们生活的大草原休戚相关。在近代历史的碰撞中,草原游牧文化不断的遭到冲击,但是,哪次冲击都没有像生态移民这样彻底。游牧变成定居,富有生态哲理的生产方式只能记载在历史的一页上,蒙古人虽然不能游牧了,但是,他们仍然在那片土地上从事着与他们的祖先相似的生产活动——畜牧业生产,离他们生活最近还是牛马羊和茫茫无际的草原,他们的生活、习俗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吃的仍然是肉,喝得仍然是奶和茶,信仰的仍然是“天”和“地”,他们沿袭着祖先的脚步,承载着祖先的文化在蹒跚。

如今,牧民变成了新村的村民,身份的改变表达了一切,他们虽然还向往大草原上奔马走将的生活,怀念饮酒吃肉的情趣,但是,这一切已经不能从头再来。他们的生产方式、生产对象彻底发生了改变,生活环境已经不再是草原,吃的、喝的、用的也被迫因为生产对象与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粗放的牧业生产被近似于精细的农业生产所代替,这种替代,是一种彻底的、无奈的代替,没有任何选择。这种改变不只是蒙古人生产、生活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在改变中不断受到冲击。

无法阻抑的冲击波

草原游牧文化千百年来在生活在大草原上的蒙古人中间世代传承,就像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经久不衰。生态移民工程改变了蒙古人的生活环境,这一过程和结果,剥离了蒙古人与大草原的关系,远离草原、远离放牧的蒙古人,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把草原游牧文化传承给他们的子孙,这将留给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

信仰找不到实体,图腾又成神话。信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支柱,是蒙古族人民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谐的最具权威的法则,对“天”和“地”的崇拜和尊重,是草原游牧文化得以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泉。原始的蒙古人,用“山”、“水”和“木”来替代无形的“天”和“地”,把尊重“天”和“地”延展到对自然生灵的尊重和保护。而如今,牧民变成了村民,离开了祖先文化传播的自然环境——美丽富饶的草原,对“天”和“地”的崇敬又会加载到哪里,没有实体的信仰又怎么延续,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思考和质疑。

蒙古人敬天地的另一种表达就是祭祀山神——敖包。在他们生活的地方,不远就会有敖包,祭祀敖包是蒙古人非常隆重的事情,直至今天,那些蒙古“村民”都会坚定的说“祭祀敖包试探们永远都不会丢掉的事情”,然而,他们也会叹息的说,过去祭祀敖包非常隆重,每家都捐送牛羊,而现在,没了牛、没了羊,只能捐上点钱了,没有以前热闹隆重了,而且现在有些蒙古人居住的新村离原来生活的地方比较远,养奶牛也很忙,到了祭祀的时候,如果有时间还是会一家出个人参加的,如果实在脱不开身,也就不去了。就这样,一种信条,一种坚定的信条,将在这种无奈中不断遭到冲创,我们不敢肯定的说这一代会被冲创出什么结果,但可以推断的是,祭祀敖包的传统蒙古文化对于他们的后代来说也许只能成为传说。

马背民族——蒙古族,和马有着深厚的感情,马在蒙古族人的生产生活以及蒙古人创造辉煌历史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在奶牛村几乎看不到一匹马,“马上行国”的历史会因为马的消逝而中断,“马上行国”创造的游牧文化,是否也会因为马的消逝而逐渐远离蒙古人呢?

草原文化艺术,因为有草原而生,有草原而传唱,有草原而令人向往。勤劳勇敢的蒙古人与草原和谐相处,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草原文化艺术,在草原上每个蒙古人都是好歌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留有蒙古人的血脉,更重要的是茫茫草原与草原上驰骋的骏马赋予了他们深厚的情感,像著名歌唱家拉苏荣说,“长调是草原上的歌,是马背上的歌离开草原是找不到长调感觉的,如果只有坐在沙发上的感觉,没有骑在马背上的感觉,是体会不到长调意境的”。

总之,草原、河流、骏马、羊群、蒙古包、敖包、长调……共同构建了一个和谐的天堂,蒙古人曾经在这个天堂纵意驰骋奔翔,骏马驮带着马背民族的时代子孙,追赶着羊群游荡在锡林河畔,悠久的历史沉淀下无比灿烂的辉煌。如今的蒙古族移民,无奈的远离自己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地方,草原、河流、骏马、羊群、蒙古包、敖包只能化作曾经的记忆在心头思念回荡。他们,只有一个梦想,有那么一天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

历史留有我们的遐想

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在中国北方广阔的草原大地上,以牧业生产为主的民族——蒙古民族,以及他们千百年来创造的草原文化正在遭受新的挑战。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一历史责任并不能全部归罪给我们勤劳勇敢的蒙古人。

保护传统游牧文化势在必行,这不但是科学家们的呼唤,更是蒙古民族的呼唤。一种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作为历史的记载,永远陈列在博物馆里,让后代子孙瞻仰、感叹。草原游牧文化来自生产、生活,是保护草原的最好法则,我们不但要保护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发挥民族文化对保护内蒙古大草原的积极作用,让这样悠久而又优秀的文化不断地在蒙古民族的血统里、在大草原上传承和发展。

2008年11月29日星期六

内蒙古大草原退化的真实原因


作者:佚 名 2006年11月06日

同意某些网友的观点, 把草原退化的责任简单地归咎于哪个具体的民族不是正确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应当是:找出草原退化的具体的原因, 如自然条件, 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国家当时的产业政策, 人对自然的认识水平, 对草原开垦的监督管理等等.

在80年改革开放之前, 确有在"以粮为纲"和"农业学大寨"的产业政策的影响下, 在不适合种植的草原上发生过相当程度的过度开垦, 结果是生草环境被破坏了, 粮食也没有生产出来多少. 当时国家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是正确的, 因为那时中国的粮食产量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但把这种政策贯彻到靠开垦草原来增加农业生产却是行不通的, 结果是使草原受到伤害. 这是草原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网友提出市场上撅菜和其他一些珍贵药材, 植物能卖的很好, 这也大大刺激了人们去挖掘, 出售赚钱而根本不顾草原的生态的维护. 这也是致使草原退化的一个原因.

在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的提高,各行各业都大显身手,增加生产,牧业生产也不甘落后. 这是由于:一是人们的饮食习惯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肉食需求量显著增加;二是人们对衣着的要求也变化了,尤其是对皮衣,皮鞋,毛线衣等皮革制品和羊毛制品的需求量比改革开放之前大大增加; 三是成本较低的羊毛制品和半成品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 因此出口大幅增加.正是由于这三条市场原因,使得牧业生产急速增加,用句行话说就是载畜量严重超载,由此引起草原退化.


还有, 草原上狼的减少, 破坏了草原上的食物链(FOOD CHAIN), 使得野兔泛滥成灾, 在草原上打洞, 把草吃光, 那羊还吃什么啊. 记得70-80年代, 草原上的牧民人人有枪, 因为狼也要吃羊, 对狼毫不客气, 碰上就开枪.但他们似乎已经忘掉了草原上的生物链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了. 现在草原上究竟还有多少狼就很难说了.

事实证明, 游牧虽然是一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但是一种先进的方式. 它能够较精确地控制载畜量, 能逐水, 草而居, 而且抗灾能力相当强. 大小规模的牧业生产, 不至于造成草场的破坏. 但如果是以满足畜产品加工厂的原料需求大的规模生产, 则种传统的方式就不灵了, 为此就必须以能够控制载畜量的圈养方式(即围栏方式)来进行计划性的生产. 现在根据中共政策,草原上已经完全实现了圈养方式, 牧民们也由过去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变成为被动定居方式.

除此之外, 中共有关部门对草原的监督管理不利是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 主要表现在法律不健全,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监测手段方法落后, 缺乏操作性, 用于监测的经费不足或被有关部门挪用贪污也无人过问.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很多人利用草原发了财, 收羊毛,羊皮, 羊肉. 这种活动可以说是对草原的掠夺性开采.发了财,有了钱,也没有把钱再用到维护草原生态上, 而是进城做了买卖. 草原监管部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该受处罚的人却逃了.

另外, 人们包括各级领导, 对大自然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也并不是领导们存心制定政策要破坏草原的. 我们今天在21世纪的高科技时代去批评那时侯人们的"愚昧无知", 不懂的怎样保护草原不也证明了我们相同的无知吗? 现在在内蒙古, 各地被强行退耕还牧, 种树种草, 培植土层, 防止沙化, 牧民们结束游牧方式, 对牲畜实行科学的圈养, 包括配种, 防疫, 剪毛, 牧民们也聚集而居以便管理畜群实际上是人们对草原认识上的倒退.

还有一个影响草原环境恶化的原因就是内蒙古草原及其周围的自然条件. 客观的讲, 内蒙古草原和沙漠交互存在, 只要看看地图便知. 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来的冷空气经常控制了内蒙古的天气, 吹起的风沙打在脸上都发疼. 这样的气候条件是由来已久的了, 这既不能把它算在共产党的头上, 也不能归因于农业或牧业生产方式, 更与民族二字无关. 内蒙草场(尤其中西部)的土层很薄, 而且土层中的腐殖土成分又少, 不利于草生长. 再加上降雨量有限, 长出的草象幼苗一样. 碰上7,8级以上的大风, 把草周围的土吹走了, 那草也就很难立在那里了. 公元200-300年间, TARTAR和其他游牧人群离开蒙古高原迁到西方,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干旱(另一原因是战争). 尽管过去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言, 但事实求是的讲, 内蒙古草原的自然条件与美国德克萨斯州草原的条件简直不能比. 希望大家在探讨这个问题是能够看到内蒙草原的自然弱点.

下面再谈谈面对草原退化, 怎么办?

既然基本原因已经认识到了, 那么再采取措施就可以有的放矢了. 我认为:

1. 要弱化人们穿皮衣, 羊毛衣, 吃羊肉习惯. 鼓励人们穿人造纤维或棉织品的衣服, 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牧业生产的产量, 进而就可以使草场得到有效的休养生息, 有个十几年草场就可以恢复到一定水平. 但由此带来的牧民们拿什么来生存呢? 畜牧业产量减少了, 畜产品价格必然会增高. 想吃羊肉, 想穿皮衣, 掏钱吧. 同时可以政策性减少些牧业人口, 把这些多余牧业人口动员去从事三产, 旅游, 或加入到城市服务业的的行列中.已达到最终目的。

2. 做好退耕还牧, 还草, 还林的工作. 多多种植草, 树以增加水土的保持能力. 修补草原, 治理沙漠. 北京密云县境外的燕山主峰雾灵山在清朝时期封山育林200年, 今日才有那郁郁葱葱的"黄山景色."

3. 加强草原环境的监管力度, 完善法律制度, 对于破坏草场的人和组织坚决予以追究责任. 在草原上修公路, 铁路, 旅游点, 一定要照顾好草场, 不要使草场遭到破坏.

最后, 内蒙古草原是蒙古人之财产,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去保护她, 维护她健康的生机以造福我们的后代子孙。

泛蒙古运动等蒙古激进组织声言将对外国人采取极端措施


2007-08-30 文章来源:驻蒙古使馆经商处

8月23日,“泛蒙古运动”、“兰色蒙古”等激进组织举行记者会,声言将对不遵守蒙古国法律的外国人采取极端措施,包括强行撤除外国餐馆门口挂着的灯笼和外文招牌、对召妓外国人进行人身攻击等等。为此,我馆提醒在蒙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提高警惕,注意安全。遇到突发事件,及时向当地警方报警,同时立即通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领事部和经济商务参赞处,联系方式如下:
大使馆电话:320955,323940,311903
传真:311943,323987
领事部主任:周伟民 99112578(手机)
经商处参赞:宋学军 99112398(手机)
另,请尚未在我处登记注册的中资企业,尽快来我处注册登记,以便发生突发事件时及时取得联系。 驻蒙古使馆经商处 2007年8月24日

2008年11月28日星期五

达赖喇嘛为世界受尊重领袖


美国之音 华盛顿 2008年11月28日

星期五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西欧和美国民众中是最受尊重的世界领袖之一,受欢迎程度超过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

除了在美国以外,达赖喇嘛被各国接受调查的民众普遍以较大的领先幅度评为最受尊重的领袖。他在美国仅以微小差距输给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布什虽然没有敬陪末座,但是名次很低。排名最后的是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其他排名靠后的领导人有俄罗斯总理普京和总统梅德韦杰夫、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这项对19位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领袖所作的调查由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法国电视新闻24频道联合在西欧国家和美国举办。在此之前,德国媒体调查发现,达赖喇嘛在德国人心目中比来自德国的罗马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还令人尊重。

2008年11月27日星期四

论「三蒙统一」与之相关问题


苏联瓦解开始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随之调整,中国成为美国世界霸权所要瓦解的下一个目标,于是有「头号敌人」、「拆散中国」、「五独攻心」之说甚嚣尘上,「五独」者指的是「新独」、「藏独」、「港独」、「台独」及「蒙独」,除了「台独」比较为人所知外,本文特别介绍「蒙独」,可见「五独攻心」,并非空穴来风,中国不能不警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更不宜见木不见林,尤不可做「拆散中国」的帮凶,以免误国误人。 编者

所谓「三蒙统一」,根据中共内蒙古国家安全厅苏蒙局势分析小组,于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编印的内部刊物《苏蒙情况反映》第三十四期上「警惕『三蒙统一』活动」一文指称,「三蒙统一」的说法系于一九九○年二月十八日,由「蒙古民主党」领导人苏索巴林在该党成立大会上首次所提出,其初步构想是:以蒙古现有版图为中心,将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等三个共和国,加上中共的内蒙古自治区、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合并成立「大蒙古国」。而为求达成上述目的,其行动纲领的近期规划是,先进行宗教、文字统一的工作;长期规划则是,依靠美国等西方势力,以实现「三蒙统一」的事业。

《苏蒙情况反映》三十四期所载该文并记录有蒙古肯特省「民主联盟」主席达木丁苏荣的谈话摘要,他说,「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宗教、文字不行。无论住在几个国家,只要有统一的宗教和文字,就能把一个民族自然地连在一起。」而方法是大力发展黄教(喇嘛教),兴建寺庙、佛教学校等,让蒙古成为世界黄教的中心。该文亦引述前苏联布里亚特科学院院长丹巴的说词,他说,「国家独立、民族统一是当代的潮流,蒙古要从中、苏两大国身上割下两块肉,光靠自己力量是办不到的,只有依靠美国等西方势力,『三蒙统一』事业始可望实现。」此外,蒙古的一些组织更提出「奋斗十五年实现蒙古民族统一」的说法。

由以上仍嫌简略的资料可知,所谓「三蒙统一」构想或口号的提出,应与苏联式微、蒙古民主化与恢复自主化的运动同步,其实质应为一民族主义运动,甚至可以认为,它是晚近蒙古民主化、自由化发展动力的精神基础。

但前引刊物那篇文章中也指出:「一九九○年秋,美国利用『蒙古民主联盟』总协调员昭日格等人访美期间,提供渠等活动经费,并支持其接见旅美蒙古人,策划建立大蒙古国问题」;「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美国密宗黑教主持人林云大师率团赴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访问,其间曾暗示该区活佛要多观察外界情况」;「近年日本部分组织和多位社会知名人士亦积极支持『三蒙统一』活动」;「近年蒙古佛教联盟副主席将其布多次赴呼和浩特市活动,主动介绍达赖近况,迫切要求该区宗教界人士出去访问达赖」;「近年达赖二度访蒙,主要目的是在甘丹寺利用诵经机会物色知己,从事『西藏独立』和『三蒙统一』活动」。这些资料同样证明了中共方面对外蒙古动向的密切注意与高度警惕,并且似已明显的以「蒙古民主党(联盟)」为具威胁性的潜在敌人。而由中共内蒙安全部门的分析人员的说法来看,他们无异是把外蒙的「民主联盟」与重要宗教领袖,视为与美国、日本、达赖等「境外势力」相互勾结利用,以破坏或分裂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制造中共政权统治的麻烦为目的之假想敌。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于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曾发出题为「关于中央对内蒙古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纪要等文件扩大传达学习范围的通知」,其中包括有中共中央对内蒙古维护稳定之指示七项要点,内容值得重视者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持续在幕后支持土耳其搞东土,又搞大蒙古,其破坏是必然的,巩固关键在于自己的头脑要清醒,特别是高级干部,尤以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地」;「周边地区的稳定很重要,要注意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周边地区(西藏、内蒙古、新疆)进行渗透活动,要特别注意敏感地区的稳定工作,不要以为在台上,政权在手,就一定不会出事」;「当前影响稳定的突出表现有二:一是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和捣蛋;二是如何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地方党政领导不能只抓经济工作与物质文明,不抓政治与精神文明」;「各级领导干部对治安与渗透的问题要有新的认识,……特别是在热点地区工作的干部,要依靠群众,发挥专政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优势,靠广大群众与专政机关结合打击反动势力,并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议」;「……迅速发展经济与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做好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搞好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缩小民族分裂势力的活动市场」;「加强对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在民族政策上避免强调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并加强中华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民族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用。在处理涉及民族问题时,由民族干部出面较汉族干更有效」;「对蒙古今后可能召开之世界蒙古人大会之类的活动,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应阻止人民参加,并批驳某些错误论点」。

这份「通知」除了列有中共中央的「指示」之外,也比较详细的记录了「会议讨论」的诸多重点,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苏联、东欧剧变,两极格局被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国内进行『西化』、『分化』,国际上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滥,『泛蒙古主义』活动加剧,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活动日趋猖獗,其与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同达赖集团组织相结合,在境内外建立各种民族分裂组织,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将内蒙古分裂,建立『大蒙古国』」。这是明白指出美国是「大蒙古国」问题的幕后要角,并且有意促成内蒙古的由中国分裂出去。而提出这种看法的则包括中共中央与内蒙自治区的中共领导干部,我们认为这里面更值得去了解的在于,内蒙古的中共汉族干部与蒙古族干部之间,对此一问题是否在看法上完全一致?如果不是,其不一致之处又是什么?因为所谓「泛蒙古主义」并非「西化」,它甚至可以说是反「西化」的。以蒙古在民主化后的首任总理边巴苏伦的夫人苏‧杜兰玛汗德女士所撰论文─「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the MongolianState Policy」(《蒙古秘史与蒙古国家政策》)之中所强调的,蒙古国家政策的现行指导纲领实系于蒙古历史精神与民族传统文化,蒙古国将以恢复对成吉思汗的崇拜来追求与巩固蒙古民族的光荣与独立,这种论点应为近年来蒙古领导菁英用以号召其人民与国外同胞的基本宗旨,它很可能会对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产生影响,而导致「分化」效果,但与「西化」似无直接关联。

因此,内蒙古的民族问题的深层原因,应该是汉族干部与群众,在改革开放大潮下出现「西化」倾向,而蒙族干部与群众却在北邻蒙古国家的「统战」呼唤下,出现「离心」倾向,二者当然会有矛盾。

这份「通知」中列举了近二十条八○年代后在内、外蒙地区发生的「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分裂活动事例,其值得注意者诸如:「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三蒙统一委员会』、『布里亚特联盟』、『公太吉─德穆楚克栋鲁布协会』、『蒙古青联会』等四个组织在蒙古图书馆召开秘密会议。阿木古朗(『三蒙统一』活动头面人物)称:这次会议以『三蒙统一』为宗旨,号召世界有蒙古血统的人要为蒙古族的振兴和统一而奋斗。目前『三蒙统一』要改变活动方式,现阶段主要以宣扬成吉思汗精神为主,先从思想和文化上把蒙古人统一起来,然后由内蒙古、布里亚特闹独立,最后达到统一的目的。」「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蒙古民主党『伊勒桃布其』报,刊登署名为『内蒙古教师和大学代表』的信,信中说,你们(蒙古国)要努力发展经济,否则会被中国吞并,我们要实现『三蒙统一』建立大蒙古国,现在内蒙古的蒙古人受汉人欺压,文化、土地、资源被占用。」「一九九三年七月三日,『西藏青年大会』、『东土耳其斯坦青年民主联盟』、『内蒙古民族解放阵线』成员,于达赖生日宴会中,商定年底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今后如何互相支持联合行动,加强『民族解放斗争』。」「一九九三年七月九日,乌兰巴托召开「世界蒙古人大会』,前蒙古国总理边巴苏伦对在中国成立内蒙古分部提出四条任务:一,联络内蒙古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把他们聚集在『世界蒙古人联合会』的旗帜下;二,负责与台湾蒙藏委员会联系;三,负责与达赖喇嘛联系;四,负责与『世界蒙古人联合会』拟设联合国办事处联系。特木其勒图等人并在会中散发题为『我们抗议中国对内蒙古人民的压迫』材料,该文攻击『中国在内蒙古进行种族灭绝的政策』、『美国印地安人的悲剧正在内蒙古上演』。」「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赤峰蒙文师范专科学校发现『蒙古人联合会赤峰分会』的非法组织,起草『蒙古人联合会赤峰分会总纲、成员章程及工作要点』,声称『蒙古人联合会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是蒙古族各阶层的先锋队,是为蒙古民族利益奋斗的忠实代表,是实现蒙古族统一事业的领导核心。联合会最终目标是联合世界各地的蒙古民族,共同建立光明发达的蒙古国,成为世界上政治、军事、外交方面领先的蒙古国』,并散发『给蒙古同胞的公开信』,称『蒙古人如今要面临灭亡』、『蒙古族的解放和统一像当年中国的解放一样,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斗争的方法是『首先发展自己的经济来源,加强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扩大自己的力量,条件成熟后要转变成政治斗争。汉族内部混乱,我们就像立陶宛离开苏联一样,离开汉人』。」

综合以上来自内蒙中共安全部门内部文件与分析报告之所透露者,我们似可归纳出以下几点意见做为结语:

一、外蒙自苏联的高度控制下解放获得真正独立后,可说百废待举,但此中最关重要的,仍为经济建设,故极有必要与中共、日本、南韩等近邻,以及美国、德国等建立经贸关系,以利生存发展,但也因此很难避免别具用心的国家藉此对他进行影响。而较诸外蒙当局的小心谨慎务求万全的对外姿态,外蒙国内某些「民主组织」却卖力演唱「三蒙统一」高调,并多方企图在内蒙建立分支,则说明了:蒙古国领导阶层颇善于玩弄小国的狡智,以争取实惠。只有在上述情况下,蒙古朝野才能同时从中共与美国双方取得可能的利益。这是可以理解与同情的。

二、蒙古民族之拥有辉煌历史乃一事实,重获独立后的蒙古国家(Mongolian State )的恢复祖先崇拜,系寻回认同与自尊的自然发展,但以今天外蒙整体来看,尚并无条件成为亚洲强权,即使「三蒙统一」,因此所带来的新问题,亦将迫使蒙古国必须寻求俄、中的善意援助支持,则又何必非割回这两块别人身上的肉不可?

三、一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蒙古驻日本大使云登回答日本众议院成员山本重信的话十分诚实。山本问:「现在对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国家呼声很高。大使阁下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云登答:「我可以谈谈个人的看法。我对中国的内蒙古情况不太了解,但对苏联布里亚特比较熟悉。我想就人口问题而言,布里亚特蒙古人只占百分之三十二,百分之六十八的人是俄罗斯及其他民族。如果说『统一』,这部分人怎么办?再加上内蒙古的人口,要远远超过我们蒙古十几倍,我们怎么办?」具体而生动的反映出蒙古国的并无「扩张主义」。当然,我们无法确知蒙古国内是否有人出于民族主义感情,而被外国利用为工具,执行了破坏邻国主权的坏事。

四、内外蒙古的统一,在情理法三方面都具正当性,但这个问题严重的涉及现阶段的中国与蒙古国的关系定义,十分敏感。从长远看,最好的发展是:内蒙做为中国的一部分,当它与外蒙二者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到达有如统一前的西德、东德的情况时,外蒙人民可能自动的选择与内蒙统一。这对蒙古民族与全中国都是有利无害的。

高玉莲的散文集遭查抄


据路透社星期二引述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消息,内蒙古当局查抄了通辽市女教师高玉莲的散文集《 顽石无言 》。据报道,这本书大多数文章是曾经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过的42篇以记事抒情为主的散文。其中有游记,亲情记录,怀旧,环保以及生活感悟等。书的内容没有涉及敏感的政治话题。高玉莲申请出版,但是被当局拒绝。高玉莲去年10月在一个外地印刷厂印刷了《顽石无言》。该书运到通辽后存放在高玉莲亲友处,但是遭到当局的查抄。购买该书的学生被要求交出该书并禁止阅读,否则将被开除。据报道,高玉莲曾经是被取缔的“南蒙古民主联盟”的成员,为此曾经被收容审查和被传唤,至今她的工资比其他人将近少一半,各种活动也受到限制。高玉莲要去蒙古国旅游被拒绝办理护照,她到通辽市科尔沁区法院立案庭行政诉讼请求立案也遭到拒绝。

2008年11月26日星期三

蒙古自联党成员会见了热比娅


蒙古自联党瑞典蒙古委员会代表会见维吾尔女士热比亚
Sarangowa 报道 :

2008年4月19日蒙古自由联盟党成员 Yilatu 等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了来访的维族领袖热比娅女士。热比娅女士说道:蒙古族与维族有着漫长的历史渊源,在很早以前维族血液里就流淌着蒙古人的血液,所以两个民族出自一个祖先...等!

Yilatu 介绍了最近蒙古国民Soyolt因其内蒙古出身,也是内人党成员而遭中共当局无理逮捕和南蒙古发生的蒙古民主人士接二连三被逮捕事件!双方就中共当局对两大民族进行人权迫害、移民同化等政策进行了谴责,声援了藏族兄弟的示威活动。

期间瑞典国会议员Annlie和 Amnesty International 机构接待了热比娅女士,对蒙藏维等民族为争取自由的呼声表达了声援和支持,希望中共尊重上述民族的人权自由,尊重他们的民族文化和自我发展的选择。

蒙古不是中国—藏汉历史关系


王力雄
On 八月 13th, 2008
以大陆的官方修史认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始于十三世纪。那时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横扫世界,而吐蕃王朝已经崩溃解体,西藏经历了四百年的分裂割据,不再具有与蒙古对抗的能力。大小地方割据势力在大势之前纷纷向蒙古表示归顺。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汗在西藏选中了当时藏传佛教的中心——萨迦,命令西藏全境各方势力都要服从萨迦的领导。此后延续一个世纪的元王朝,一直通过萨迦对西藏实行统治。从历史学家提供的材料看,也许那时已经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的主权成分。然而问题在于:那到底是蒙古对西藏实施的主权,还是中国对西藏的实施的主权?

其实中国那时和西藏一样,同是蒙古铁骑征服的对象。说起来还不如西藏,西藏尚能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中国却是彻底地亡国。无法解释,一个连自己主权都没有了的国家,又如何能对别的民族实施主权?元与后来的清不一样,虽然同是异族入侵后进行统治,但是清朝满人无论是居住地还是其民族最终都被整体地同化归并,融合于中国一体,而蒙古现在仍然有自己的国家,蒙古民族居住在亚洲广大区域,与中国完全是两个概念。硬把蒙古对西藏的征服说成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根据,这种“阿Q”式的逻辑显得既奇怪又不诚实。

何况,蒙古和西藏到底是谁征服谁,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从军事角度,西藏肯定不是蒙古的对手。但是西藏有西藏高原的天险,蒙古军进藏也不是易事。事实上,蒙古并没有对西藏进行征伐,西藏的归顺是通过西藏萨迦的首先归顺实现的。有蒙古人的军威做后盾,当时的萨迦班智达给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发出晓谕,让他们认清形势,接受萨迦的──也就是蒙古的──统治,从而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年战祸频仍的分裂局面1。当时元朝向西藏派驻军队,目的不在直接统治西藏,主要是为了震慑西藏其他地方政教势力不得挑战萨迦政权。元朝中央政府设立掌管西藏事务的机关——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由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首任统领,而后的各任统领也都多为八思巴的族人2,也就是说,元朝对西藏的统治,大部分是西藏人自己实行的。

那时的萨迦政权不能完全被视为蒙古的傀儡。虽然西藏在军事上臣服蒙古,蒙古却接受了藏传佛教。甚至当时的蒙古文字都是由八思巴创制的,所以可以说西藏是在精神上反过来征服了蒙古。那时元朝皇帝对西藏喇嘛教狂热崇信,为此元朝专设一种特殊官职──帝师(皇帝的老师),都是由藏人担当。帝师位尊百僚,上朝时满朝文武大臣排列站立,只有帝师享用专座。据说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喇嘛甚至坚持自己的座次应该高于忽必烈大帝3。由此足以反映藏人的地位。历代元朝皇帝即位前都得从帝师受戒,后妃、贵戚、大臣从西藏僧人受戒也蔚为风尚。当时的帝师气焰万丈,连其弟子殴打王妃,皇帝也不过问4。

在元朝攻灭在长江以南坚守的南宋政权过程中,西藏人积极配合蒙古人。八思巴为此在涿州兴建一座神殿,亲自为其开光,派一手下法师在其内修密咒法,保佑元军5。而在元军攻破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之后,又把投降元朝的南宋皇帝赵显送到西藏的萨迦寺,名为学佛,实为使其远离中土,又能置于可靠人手中确保控制。后来那位南宋的末代皇帝在西藏被杀,威胁元朝的祸根就此彻底除掉6。要说这是中国在对西藏行使主权,岂不是有些荒谬。

在元朝的民族等级序列中,藏人属于色目人等级,高于汉人。藏人担当的帝师同时兼任宣政院最高首领。宣政院是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位平等的最高层元朝权力机关,可以直通皇帝。它的职能除了直接管辖藏区所有军政、民政、财政事务,还负责管理汉族地区的佛教事务。在元朝那种狂热的宗教氛围之下,可想这种权力必定是很厉害的。八思巴的弟子杨琏真加去江南担任释教总统,为掠夺财宝挖掘南宋皇帝及大臣的陵墓一百一十多座,占良田二万三千亩,受人献美女宝物无数,杀害平民多人。当时西藏各色人士纷纷以高等民族的身份跑到中国内地捞好处,有时累百上千,沿途旅店住不下,他们就强住民房,并乘机奸污民女7。那时的汉人大都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从当时的历史现象而论,与其说是元朝中国对西藏建立了主权控制,还不如说是蒙古与西藏联手对中国实行了统治。

1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5。
2 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载《历史研究》59.7。
3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三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78。
4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9。
5 《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72-173。
6 《红史》,陈庆英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2。
7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9。
(来源:博讯网)

中国曾经是蒙古的一部分


西藏不是中国一部分

所谓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说确立蒙藏关系的元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就是典型的汉字思维,对中国人所造的伪史之外的历史一无所知,对其他民族的历史一无所知。

[1,中国曾是蒙古的一部分]
先说蒙古人的风俗是“幼子守灶”,就是最小的儿子留在家里,其他的都赶出去立业。所以在成吉思汗的“天下”蒙古帝国,长子术赤、二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都出去建立自己的汗国,其中老三窝阔台继承了成吉思汗的蒙古大汗之位;蒙古老家则成了老四的“拖雷汗国”,首都一直是哈拉和林,至今仍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拖雷汗国依次吞并了大金、大理、大宋,所以现在南方的云南属于北方方言而北方的浙江属于南方方言,因为云南是老解放区而浙江是新解放区。拖累的孙子忽必烈吞并“中国”以后,或曰中国成了蒙古的一部分,为了愚弄汉人的正统观念,就取了一个“大元”的汉名,或者“大元”是拖雷汗国的别名。但在蒙古人内部,依然称为拖雷汗国,正如其他的察合台汗国等。

那个时候,所谓新疆,维吾尔斯坦属于察合台汗国,而不属于拖雷汗国=中国,而且是最老的老解放区,是在成吉思汗西征时解放的,又怎么说呢?那些被割掉睾丸的汉人就拍马屁,从未到过中国的、从没听说过元朝的成吉思汗成了元太祖,灭掉汉人自己祖国的忽必烈成了“元世祖”,最后大多数汉人居然也都信了,欣欣然地接受这种奴化教育,同时还要嘲笑台湾人所受的皇民教育。

在元朝,高丽人的地位都要高于汉人,因为蒙古老爷流行娶高丽女子为妾,但对汉人女子只是尝试一下初夜权就踢走。说说元顺帝时,偏偏立了高丽妃子做皇后,引起朝政混乱,汉人乘机造反,自相残杀之后成立明朝。元顺帝一看汉人不可救度,于是带着高丽皇后跑回了蒙古老家哈拉和林[汉人史书称为“北元”]。所以要明白,汉人能够造反建立大明朝,根本不是靠什么朱元璋太祖英明,而是因为高丽女人的肚皮的功劳。

[2,蒙元的正统传给满清,无关明朝]
元顺帝之后经过几代,蒙古人再也不想南下了,于是不再使用“大元”的别名,但蒙古人内部的称谓一直是大汗[Hing=King]。朱元璋的杂种儿子朱棣成了明太祖,迁都北京,一直想灭掉北元,打了好几代,结果不仅没有灭掉蒙古人,反而是大明朝的皇帝朱祁镇被蒙古的一个瓦剌部落擒获,中国人记得么?

满洲的皇太极打败了最后一任蒙古大汗林丹汗,得其印信,按照草原会盟的方式成为蒙古诸部公推的大汗。在蒙古人看来,满洲人是蒙古人的一个分支,为了进关征服汉人也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大清,但是法定的国语=满洲语、国文=满洲文,你又如何解释?所以,满洲人回到老家复国叫做满洲国,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满洲国是灭在俄罗斯人手里,而不是中国人手里。俄罗斯人和蒙古人是什么关系呢?俄罗斯人的祖先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现代蒙古人的祖先是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满洲人与蒙古人是近亲交配,整个清朝的野战军都是蒙古骑兵,汉人只能当伪军,叫做绿营兵,相当于现在的武警。

明白了吧,拖雷汗国的道统传给元朝、北元、满清,但是满清皇帝逊位之后就成了满洲国主而非天下盟主,那么北蒙古诸部落也就不尊他的号令了,而是拥立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活佛八世为主,这个活佛是格鲁派第三大活佛,也是达赖喇嘛确认的,而且每一次的转世都必须在图博高原上的海拔最高的草原--康域理塘[今四川省理塘县,海拔4014米>拉萨海拔3648米]。

[3,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现在,西藏人如果要说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实只要一条证据就够了:
中国实行以儒教科举制度为基础的儒生文官制度,西藏从来没有实行科举;从来没有中国的儒生去西藏当县长,也没有西藏人到中国参加科举当县长;自古以来,中国从来没有把科举制度推行到西藏,没有派遣郡县官吏去西藏,怎么叫作拥有主权?

而且,没有中国王公娶西藏女子为妻,也没有西藏喇嘛娶中国人为妻[除了金庸造谣的西藏喇嘛嫖了中国公爵韦小宝的妈妈],两个民族不存在高层通婚,对比欧洲的王室通婚,就可以知道:中国曾经是蒙古的一部分,但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炎帝就是伏羲氏大蛇,黄帝就是有熊氏。但是西藏人说他们的祖先是一个发情的女妖诱惑了猴子,生下了六只小猴,可见西藏人不是炎黄子孙,不属于中华民族。

要说最早的吐蕃与唐朝的关系呢,实质是西藏人与维吾尔人的关系。先说汉人的正统,从两汉传到魏晋,再传给宋齐梁陈。汉人所吹的行使西域主权的安西都护府,实质是一个保护通商的国营镖局,而不是治理地方的行政机关。那时候,吐蕃是天下最强的国家,突厥人被他们打得乱逃,有些逃到中原,把汉人也打得乱逃,所谓“五胡乱中华”。中国人称他们为“北朝”,自己则逃过淮河以南建立“南朝”。最后,突厥人统一为隋朝,灭掉了汉人的祖国南陈,又被唐朝取代。

[4,两个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道统]
隋唐两朝的皇室是近亲,都是突厥人,盛行父子共妻、兄弟共妻,若在汉人就是乱伦扒灰的大罪。隋唐两朝的将军,重用的都是哥舒翰安禄山之类的突厥人。所以,吐蕃攻打唐朝,实质是西藏人与维吾尔人的战争,与汉人无关。安史之乱后,唐朝请求吐蕃人和突厥人出兵帮助自己复国。最终唐朝灭亡之后的五代,其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代都是突厥人当中的沙陀人建立的。

这样才能解释并能说明,唐朝与元朝和清朝一样,三个大融合的帝国都不是汉人的朝代。汉宋明三个闭关自守的窝囊国家才是真正的汉人朝代。汉朝打匈奴,宋朝打大辽,明朝打瓦剌蒙古,都是大败而回。有趣的是,中华民国继承的是汉宋明的道统,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是唐元清的道统,两条道统象拧麻花一样,拧成中国的历史。那么,现在台湾民国呢,他的前世是后汉、南宋、南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局将是后唐、北元、满洲国,这是历史的宿命。

在冷兵器时代,西藏蒙古满洲都是盛产骏马崇尚武力,汉人无论如何经济发达“礼乐诗书”在他们眼里就像小孩子玩家家丰富多彩,但随时都被他们的马蹄踹了。 汉人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占据大陆、攻入西藏,有两个因素:一是苏俄红军缴获了满洲国的军火给了共产党,二是苏俄制造了蒙古独立,让蒙古骑兵帮助共产党抢夺满洲。结果呢,得满洲者得天下,得蒙古者得西藏。

你站在地图上的南京或者郑州之类的江河之间向四周看,你是“高贵的、神圣的中国”,但你如果有点空间想象能力的话:图博高原最高、蒙古高原次高,二级高台构成了一个半圆形,他们高兴了就可以蹦到下面这个叫做“中国”的池子里屙屎撒尿,拿中国人当皮球踢了玩,玩的节目叫做大唐、大元、大清,玩累了就蹦回高台,丢下中国人自己玩个宋朝、明朝、中华民国。


[5,印度西藏蒙古满洲,构成完整的文化包围圈]
再看看地图,从印度次大陆的北部,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图博高原,再降到蒙古高原,直抵鲜卑利亚,都是藏传佛教的覆盖面积。有关文字的关系是:依照梵文,创制了图博文;依照图博文,创制了蒙古文;依照蒙古文,创制了满洲文。文字从印度到藏到蒙到满绕了一大圈,就是不沾汉字的边,也说明了汉字的难学。用汉字的汉人虽然人口总数上占据优势,但几乎从来就是个受气包,都是汉字造的孽,这种文字不仅让人雄性衰退(汉文化总是阴盛阳衰),而且使人脑子不清楚。

最初是藏人从印度学来梵文,就能训练出260万军队,打败唐朝,蒙古人从藏人那学来了文字,就能征服中原,满人在从蒙古人那学来文字后还不到六十年就灭了大明,日本人普及使用假名三十多年就在甲午海战中战胜了大清,可见汉字真是个不吉利的东西,是个亡国的玩艺。汉字这东西,只用用于艺术,不能用于科学。唐诗宋词元曲,几个朝代的第一流知识分子的脑力,全都消耗在汉字的排列组合。汉字一音多字,一字多意,能把所有的严肃讨论变成纠缠不清的扯淡,永远不能用于开拓性的思维。你看英语,真他妈英明,4时x4态=16时态,都清楚了。你看自由中国,再严肃的问题扯到最后都比撒尿还要龌龊。

藏传佛教还象厚厚的棉被,包裹着中国文化免遭伊斯兰文化的肆虐。我们看看维吾尔斯坦,再看看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就知道,浆糊一般的儒教文化极为可怜地只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对伊斯兰文化的抵抗力是极为孱弱的,一旦失去极权力量的庇护就象鸡巴用毕立刻软下去。如果没有藏传佛教征服了蒙古统治者,那么原本信仰真空的蒙古人就会让侵略性极强的伊斯兰教征服中原。所以中国文化保存至今,汉人至今还能大吃猪肉,还能朝拜夫子庙诵读四书五经,首先应该感谢藏传佛教的呵护。否则,我们生下来就是穆斯林,每天三次赞颂默罕默德。

中国人最为自豪的中医,其实是从蒙医剽窃来的,蒙医则是学自藏医,因为西藏人从公元八世纪学透了佛教,就把人体看作臭皮囊,经常搞天葬解剖尸体,充分研究了人体结构。汉人是做不了儒才做医,藏人也是做不了喇嘛就做医。所谓辨证施治,也是西藏特有的哲学思辨的结果,汉人的哲学成就最高的就是白马非马,而且除了吃人肉从无学术性的解剖尸体,怎么能开发出经络思想?

[6,结语]
在世界文明体系当中,唯有藏传佛教真正继承了古印度佛教的哲学思辨,是佛教文化的正宗。汉地佛教之禅宗是老庄清谈的变体。人类学呢,也把东方人统统成为Mongolian,中国人Chinese和西藏人Tibetan都是Mongolian的一部分。现在汉人把自己的汉字搞得一塌糊涂,还想做文明大国,唉,韩非子说过“存亡在于虚实而不在于众寡,安危在于是非而不在于强弱”。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是卫青霍去病之流鼓吹的,仗着皇帝小舅子的身份意淫而已,汉人平民怎能相信?我们中国汉人,祖宗被人家杀过奸过,家园被糟蹋过蹂躏过,悲愤的心情可以理解,直言不讳说西藏人曾经帮助蒙古人满洲人杀过中国人要报仇也行,估计达赖喇嘛也不会否认。但如果硬要把蒙满强盗说成自己的祖宗,把蒙满强盗的厕所说成自己的祖国,丢死人了。

这种逻辑可以简化为:因为你爷爷曾经闯入我家杀掉我爷爷强奸我奶奶,所以你爷爷就是我爷爷、所以你家就是我家、所以你不欢迎我到你家等于你背叛你自己的家,是吧?

2008年11月25日星期二

蒙古国一公民在中国被判死刑


蒙古通讯社(蒙通社,Montsame)11月3日报导,一名蒙古国公民因贩运20.2公斤海洛因,在中国西部一地区被判处死刑。

蒙通社报导称,37岁蒙古国男子Damdin,去年8月在从一中亚国家越境进入中国时被逮捕。

他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被判处死刑。

蒙通社报导称,之前因贩毒被逮捕的蒙古国公民分别被判处过有期徒刑15年至无期徒刑不等。

中国对贩毒问题尤为警惕,因为在历史上,鸦片上瘾被认为是中国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屈服于西方列强的部分原因之一。(完)

2008年11月23日星期日

达赖喇嘛:计划不周危害藏人


BBC 2008年11月2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7:47北京时间 15:47发表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说,流亡藏人如果在采取任何行动前计划不周,将导致西藏人民面对“更大危害”。

达赖喇嘛星期天(11月23日)在印度达兰萨拉会见将近600名出席流亡藏人大会的代表时作出了如上表述。

达赖喇嘛说:“我对中国官员的信任变得越来越薄弱。”

“在未来的20年,如果我们在行动或者策划上不够小心,西藏社群将要面对更大的危险。”

达赖喇嘛说,西藏全面独立并不可行,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创新的方法来支援西藏人民”。

最近健康状况备受外界关注,73岁的达赖喇嘛随后告诉记者们说,他仍然没有退休的打算。


中国拒绝与达赖代表谈“西藏问题”

星期六(22日)结束的流亡藏人大会决定,除非中国拒绝让步,否则将继续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

不过西藏流亡政府议会副议长嘉里卓玛在会议结束后表示,与会者都认为现在是结束与北京对话的时候。

参加这次大会的流亡藏人代表同意,如果“中间路线”没能得到任何结果,也应该考虑其他选择,包括独立。

达赖喇嘛本人没有参加大会的讨论,“以避免影响民主辩论和决策”。

这次大会是1988年达赖喇嘛提出“中间路线”,寻求西藏自治而非完全独立以来,对流亡政府策略的首次大规模重新审议。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发言人噶玛秋贝说,希望能进一步推行中间路线。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740000/newsid_7744400/7744426.stm

一个蒙古族人的想法


元朝和清朝都是中国,但中国却不是元朝也不是清朝,作为中华始祖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的子孙,中国在元朝和清朝只是被占领,而作为一个军事政治统治意义上国家,中国在不同朝代显然也有不同的版图,国家与祖国不是一个概念,所谓祖国,英语中很明确,母亲的土地。中国是蒙古人的祖国吗?显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蒙古人都不把今天的中国认同为祖国。在蒙古人的眼里,只是记忆着蒙古人曾经辉煌地占领过中国,奴役过中国人,大肆劫掠强奸中原妇女,蒙古人依然陶醉在成吉思汗时代的辉煌霸业中。如果因为蒙古人曾经占领过中国,中国就成了蒙古人的祖国,那么,蒙古人曾经占领过辽阔的欧洲,欧洲是不是也成了蒙古人的祖国了呢?蒙古人还占领了朝鲜、越南、柬埔寨,那么这些国家是不是也是蒙古人的祖国呢?还有,如果当年的小日本占领中国得逞,是不是中国也成了日本人的祖国呢?
  成吉思汗是蒙古人,虽然今天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把成吉思汗当作是中国的英雄,可是苏联人也可以把成吉思汗当作是苏联的英雄,当然最有资格的还是蒙古人,蒙古国最有资格提出领土要求,他可以要求中国乃至欧亚大陆都回归祖国。
或许,蒙古人从来也不认为中国是蒙古人的祖国,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祖国概念不同于你们汉人,他们打到哪里哪里就是祖国。
 汉人们只记得大汉,大唐(可能是受了电视剧的影响太多,但那个什么还猪格格不也是无数汉人在看?),以为那就是辉煌,我这个蒙古人只能苦笑。
 说起辉煌,那个民族都有,你笑话得了谁?
 知道汉族人自己是怎么评价自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朝代么?有句话叫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
 看明白了么?
 这咱也不说了,咱就说说别的吧,先说蒙古曾经入侵过日本,那五万蒙古铁骑曾经远征过日本,这是历史上我们中国人(我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我们不是汉人)真正一次去欺负小日本。
 可那五万蒙古铁骑竟然遭遇了日本人后来称为“神风”的海上风暴全部沉没在漆黑的海底。
 至今我一听到“神风”两个字就心头一紧,我恨啊。
  那是蒙古人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如今那五万蒙古人的英灵还在漆黑的日本海底游荡,他们在也回不到他们深爱的大草原,再也回不到他们的故乡,再也回不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土。
  谁说蒙古人没有家乡?我们不是吉普塞人,我们也不是犹太人,在历史上我们也很少受到别人的欺负,这些都是成吉思汗为我们赢得的。
 因此我们尊敬他老人家。
  清朝的满族统治者为什么和蒙古贵族联姻?因为他们都强悍,换句话说,强者才能和强者交朋友。
 满清的八旗里就有蒙古人一旗,而且身份不低。
 当清政府的八旗军早已经腐朽堕落时,蒙古人的铁骑依然保持着战斗力。
  他们怎么保持战斗力?靠血脉里流动的成吉思汗的血,靠的是强悍的民族精神。
  无论合时何地,他们均能一战。
  在八国联军侵华时,这支由蒙古科尔沁亲王统帅的蒙古铁骑和英国鬼子展开了一场血战,三千铁骑只剩七人七骑。不要笑话这些战死的蒙古勇士,他们失败不是他们的错,错在我们中国的科技落后。
  你可以想象英国侵略者当时的表情,无数悍不畏死的蒙古骑兵是怎么面对着如蝗虫一样的枪弹浴血冲锋,他们难道不是人么?他们难道不知道疼么?但是他们上去了,敢战,就是好汉子。
  他们没有丢蒙古人的脸,也没有丢中国人的脸。
  那一次,天一定下了很大的雨,雨水合着血水渗进了我们脚下的土地。
 那里,不是大草原。
  难道谁还把蒙古人当做外人?还把蒙古族不看做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么?
 清朝完蛋了,蒙古人依旧不慌不忙,为什么?
  我们有我们的土地,怕什么?
  我们依旧在我们的草原上繁衍生息。
 日本人来了,占领了东三省,占领了中国很多地方,但蒙古依然是蒙古,蒙古人也依然是蒙古人。
 我无法了解日本鬼子是怎么看待蒙古人的,我也不想知道。
 我只知道,日本鬼子也想夺取蒙古人的土地。
  日本的关东军出兵了,兵锋直指如今的外蒙地区,蒙古人有军队,他们的职责是保卫自己的土地,但他们太弱小了,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这时,苏联出兵了,硬是用无数的飞机大炮把日军关东军精锐给堵了回去,无数的鬼子把尸体丢在了外蒙的大草原上,作为这片土地实际的主人---蒙古人他们会怎么看?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蒙古人将失去自己的家园沦为亡国奴,所以他们感激苏联,认为苏联人是朋友(就像中共叫苏联老大哥一样),你要是在那时对蒙古人说,中华民族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蒙古人会很轻蔑的告诉你,中华民族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毛主席又是谁?他有斯大林牛么?中国共产党?好象还在打游击吧?我们比他们还强呢,至少我们的家园保住了。
  这就是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发生的事实。
  别以为蒙古人是被施舍的角色,他一直保持着他的民族独立性,也从来没有当过亡国奴。
 这时候一位叫乌兰夫的蒙古族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共产主义,也开始团结了一批和他有着一样理想的人。
 但那时他不是当权者,没人,没枪,没军队。
  换句话说就是他说了不算。
  苏联老大哥坏啊,这王八蛋从来没把中国人当兄弟,他们怕蒙古人和他们的土地并入到将来的中国(他们一开始根本就看不起老毛头,也不相信老毛头能成为中国老大),于是他就挑拨那些蒙古的当权者,那些蒙古的王公们。蒙古王公也没办法啊,谁叫你中国那时候正打得热火朝天,菜得连东三省都得靠人家苏联出兵收复呢?
  再说蒙古王公也没那么高尚,谁不为自己打算打算?
 蒙古的土地上没有一个汉人,这里也不是汉人的土地,为什么要听弱小的中共领导呢?
 于是,蒙古人历史上最大的民族悲哀造成了。
 蒙古人分家了,一部分选择了自己生存,一部分和汉人距离近的蒙古人选择了共产主义。
  蒙古人尴尬的发现,世界地图上竟然出现了内蒙古和外蒙古。
  内蒙古是中国,内蒙人也是中国人,但内蒙古是自治区,也就是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土地,共产党从来没说,也不敢说内蒙古是汉人的土地,汉人可以在我们的土地上生存,我们也可以去汉人的土地上发展,就像一家人一样。因为蒙古人(内蒙)承认了自己是中国人。但我们依然分得清楚,我们是蒙古人不是汉人,汉人也永远无法成为 蒙古人,我们也不承认什么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我们依然相信苍狼于白鹿的传说,任何人也无法改变我们的信仰。
  我们依然认同外蒙古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也不会喊着什么收复外蒙,蒙古人不可能打蒙古人。
  外蒙和台湾不一样,差得太远。
  外蒙真是个好地方啊,他奇特的夹在了俄罗斯和中国的中间。显得是那么的安全和平静。
  谁又能说当初那些出去的蒙古人的选择是错误的呢?
 外蒙会回归么?
 我告诉你,那不可能,为什么?人家凭什么回归?那是人家自己的土地,人家在那里生存的好好的,为什么非得找个老大?苏联的垮台是件好事,尤其是对外蒙,因为外蒙再也不用看俄国鬼子的脸色了。
 换句话说,俄罗斯也不能把外蒙怎么样,因为根本没那必要。
  就像两个穷人是邻居一样,谁也没心思去对方院里去偷什么东西。
  共产党也无法对外蒙提出什么要求,更别说领土要求了。
 那不笑话么?你根本没为人家做什么还有脸要求么?
 内蒙人承认是中国人就已经不错了,怎么可能要求人家外蒙人也卖你这个帐?
  说远一点的话,外蒙古从来也不是中国的敌人,甚至在将来是好朋友(中共目前也在努力的这么做)。
  但仅仅是好朋友而已,不可能形成什么从属关系。
  连内蒙都不是从属关系,何况外蒙?
 有内蒙古在这里挡着,外蒙永远也是不可能与中国打起来。
 因为我们同根同种。
 写完这些不仅抬头看了看中国的地图,那一片巨大面积的国土曾经有机会属于中国,中国那只雄鸡的背完全可以挺得更直,但是现实是这只鸡的脊梁骨是弯的。历史与蒙古人开了一个玩笑,与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
 如果你落泊至极的话,你将失去一切的朋友和亲人。
 这句话永远都对。
  那些梦想着什么大汉王朝和前唐盛世的傻瓜们该醒醒了。你们应该荣幸,中国有55个民族和他们脚下的土地愿意与汉族人民同舟共济,我们愿意把历史的赌注押在中国身上,如果没有那55个民族的人民和占中国国土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你们站在一起,那中国还剩下什么了?
 所以中国不要搞什么大汉主义,那会伤害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当你发现中国这艘船上只剩汉族人时,那你就祈祷吧,因为它快沉没了。
 经常有人同我说:原来你是蒙古人,怪不得,没见过大海嘛。
  我还明告诉你,汉族人里没见过大海的人比蒙古人的总数还多N倍。
  我要告诉所有人的是,中国56个民族才组成了中华民族,不要以为中华民族只包括大汉民族,汉族人数多并不能说明什么.

2008年11月21日星期五

胡锦涛视察内蒙古--刘晓竹


周日, 11/25/2007 - 22:41 — 刘晓竹
十一月下旬,胡锦涛开完了十七大,身心俱累,想到京城外面走一走,散散心。在令计划的建议下,胡锦涛一行轻车简从,来到了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要深入草原牧区。此刻,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和政府主席杨晶小心翼翼,陪伴在侧。总书记看他们战战兢兢的样子觉得好笑,不紧不慢地说:“我这次来内蒙古,是要向你们提抗议的。我在北京黄沙满天,一口新鲜空气都没有。我不找你们算帐找谁算帐?”储波与杨晶一听傻了眼,杨晶忙说,“请总书记批评,内蒙古要不断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决引向深入,真正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我们的工作。请总书记给我们时间,我们一定在落实上狠下工夫,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总书记啊,”杨晶的声音带着哭腔。

胡锦涛狠狠地一摆手,好像是草原上的骑手挥鞭子:“内蒙古当地有丰富的资源,你们都干了什么好事?好一个培育出知名企业和知名品牌,昨天的汇报会上,你们是把我当傻子?还是把我当昏君?在鄂尔多斯集团那里,你们拿了多少好处?你说啊,储波。你把这个羊绒制品送遍了北京城,到处做好人,以为我不知道吗?还有你杨晶,伊利实业集团你有多少股份?你那七大姑八大姨都沾光啊。你是科学发展观?还是家族发展观?为什么那油水都科学到你亲朋好友口袋里面去了呢?你说啊?”

两个自治区的最高领导人平日里威风凛凛,颐指气使,今天却如堕冰窖,浑身发颤,但脑门上却渗着冷汗。此刻,储波也顾不得旁边的下属看笑话,心思敏捷反应快,当即就跪在了胡锦涛身边,一把抱住总书记的一条腿:“总书记,我知错了。”接着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杨晶则抱住另一条腿,也是泣不成声。令计划一看这个场面,心里觉得好笑。他知道胡锦涛喜欢这身休闲装,怕被这两个人糟蹋了,就赶忙拉他们起来:“有话好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想要挟中央吗?”

令计划此话一出,储波与杨晶都不敢再闹了,但爬在地上还是不敢起来。胡锦涛见状,长叹一口气说:“你们起来吧。”说着指了指沙发,示意他们坐下,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听说过苏武牧羊的故事吗?汉武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使臣,他就到过这个鄂尔多斯的地界,后来还到了漠北的贝加尔湖一代。十几年在外啊,但是他一天也没有忘记朝廷交给的任务。当时的匈奴单于威逼利诱让他投降,他宁死不屈。我今天给你们讲这个故事,不是要你们去放羊,也不是让你们去喝西北风,而是要你们保持这点气节啊。这一个忠字比什么都重要,你们听明白了吗?”

说到这,胡锦涛停下来,打量着这两个满脸激动的封疆大吏,好像要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来消化这番话。然后,胡锦涛语气缓和地说,“明天我要去看看晟纳吉光伏材料公司,去给你们打打气。我喜欢讲机会这两个字,我不来是机会,我来了也是机会,凡是机会就要用足用好。我希望你们好好干,过去的事情先不算帐,我看你们的行动。你们要瞄准国内外市场需求,搞出一点自主创新的东西,要有特色优势,真正把内蒙古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神华和亿利是好的,你们做的好,我不会埋没你们。你们要注意两个事情,一个是能源发电,另一个是循环产业链,这两件事你们要走在全国前面。现在国外有一套经验,我带了专家来给你们讲,材料也带来了。好,我们上车,边走边谈。”

初冬的内蒙古高原天气渐寒,胡锦涛一行驱车前往位于毛乌素沙地东北边缘的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令计划摩拳擦掌,准备试一试打猎的运气。果然运气不错,胡锦涛枪法矫健,也大有收获。按照事先的安排,胡锦涛还要顺道考察当地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情况,当然都是走过场了。胡锦涛兴致勃勃来到蒙古族牧民布仁吉日嘎拉家,仔细察看了院子里的羊圈,并到他家中同几位牧民拉起家常。因为心情好,胡锦涛不由高兴地说:“你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改放养为圈养,既保护了生态,又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走上了致富道路,为广大牧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带了好头。不过,为什么就你们这几家,村里其他人呢?”见他们有点犹豫,胡锦涛爽朗地说,“你们不相信我这个总书记吗?有话尽管直说,不要怕。”牧民们见状就鼓起勇气说:“唉,总书记啊,我们是坚守岗位的,村里的其他人都去上访了。去年,旗里说要搞新项目……”。胡锦涛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后面的话都没有听进去。

晚饭的时候,胡锦涛带来的特级厨师烧烤了新鲜的猎物,大家喝了点酒,有点醉醺醺的。胡锦涛突然愁眉不展,连令计划都摸不着头脑,对着储波与杨晶使劲使眼色。这些胡锦涛自然看在眼里,就说:“今天的美酒佳肴都很好,只是让我想到一件事。困难群众的生活过得怎样?中央一直十分牵挂。这些困难群众、低保户,要想办法啊,不能都到北京来。现在上访的群众,光北京一年就是五十万。你们要做一些试点,比如,能不能嘘寒问暖制度化?从家里的日常开支到市场的物价情况,从看病就医到子女上学,要有一个通盘的解决方案。像徐光春在河南那样搞,一味的围追堵截,看起来也不是办法,而且闹得国际上纷纷扬扬。”

胡锦涛突然举起酒杯,动情地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为了什么?还不是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吗?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是改善民生政策却落实不了,惭愧啊。就说那些退休人员,他们为国家建设作了贡献,有的是一辈子啊,党和政府不会忘记他们。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标准应该要提高一点,退休人员的生活要安排得好一点,可是现在呢,我们现在的退休福利标准连泰国、马来西亚都不如。你不能总说没有钱,没钱也要想办法,对不对?小令啊,一定要把这件事抓好,回去马上跟国务院协调。我们要使广大群众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个原则问题。”胡锦涛说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犬儒式学者们,请留步!


作者: Nergui

1,2008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天灾人祸”的一年。从元月份的南方大雪灾开始一系列的事情,让中国政府鸡犬不宁。其实这些“预兆”去年九月份的股市重挫之事已经开始了。之前,中国制造的“巴拿马药物糖浆中毒事件”、“美国宠物食物中毒事件和玩具含铅量过多事件”以及后来发生的“日本毒饺子事件”,使“Made in China”产品的国际市场失去了进一步的信义,给中国出口产品市场带来萎缩,中国的出口制造业频频失去订单。尤其今年9月份的“有毒奶粉事件”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使中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中小型企业频频倒闭。在政治面上,3月份的西藏民众的抵抗运动、折腾8年的“举国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的屡次抵抗运动以及国内弱势群体的种种暴动、反抗运动的猛增,让中共政权鸡鸣狗跳。
现在一方面“对付”海内外藏族的抵抗运动,另一面“忽悠”台湾“蓝、绿阵营”的统战,想通过“国共合作”,打算2016年以前“不战而胜回归台湾”的真假口号来提倡民族主义,把激烈的种种社会矛盾左右避开,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宝座”政权。主要目的不是台湾领土、也不是西藏领土,而关键是它怎么操作、欺骗,才能保护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正当性。其实达赖喇嘛放弃一切,成为普通僧人的身份进入布达拉宫,中国政府也不让他回去的。因为达赖喇嘛不仅仅是世界藏族的精神领袖,他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宽容,任何人都比不上的。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来说,一方是领着信仰金钱族群的专制集权者,另一方是领着信仰佛教的有神论和蔼者,两种相反的价值理念,不会谈判成什么结果的。
2,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于海内外的宣传,喉舌媒体CCTV、人民日报、新华社所涉及不到的角落里,利用御用学者和犬儒式学者的嘴,欺骗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今年开始,在海外,尤其在日本,藏族、维吾尔族以及蒙古族共同走向抵抗中国政府的殖民统治的运动接连不断。三民族的几次互动联合,冲破了中共政权的要害神经。最近,中国政府按着惯例,利用他们自己所谓的学者,来日本地区进行宣传或歪曲周边民族的现实。中国政府的代言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中日友好协会”、“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等机构,主办“学术会”,从大陆请来シヨニマ(Xirao nima)、郝时远、杨圣敏等官僚学者,以“中国现实和世界课题”、“中国的多元文化和少数民族现状”等等题目进行忽悠日本学者和在日留学生。请看有关通知:

http://www.mmjp.or.jp/nichu-kankei/kankeidantai/08.10.27kajinkaigi.html
http://www.china-waseda.jp/research/kajin_kyojyu_kaigi.html
http://www.kobe-u.ac.jp/info/event/e2008_11_25_01.htm

3,11月初,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披着“学者”身份访台,引起台湾民众的抵抗。虽然大陆媒体和外交部说陈云林是“学者”,可是台湾民众明知陈云林的所作所为。这次来日本的三位“学者”的简历来看,都是大名鼎鼎的官僚,一个个都是“陈永林”。还说这三位是藏族、蒙古族、回族出身,而且从事研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历史和现实社会的“专家”。尤其说蒙古族出身的郝时远先生是中国政府颁发的“少数民族蓝皮书”的撰稿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歌颂者,拥护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现实有机结合”者的推广者。三位先生不是校长就是院长、会长等官衔。
4,共同参与的由大使崔天凯先生、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以及日本的几所大学。中国执行“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很多国家派了留学生,现在这些学生已经分别扎根在不少大学里,当教授、学者或专家。中国政府利用收买、拉拢、统战等不择手段,让他们给中国政府“研究”出“改革开放的花朵”,还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外国的亲共学者、教授,让他们的对于中国改革的“研究成果”转内销,进一步欺骗大陆的民众,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大家都知道民主社会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学派,左派、右派、亲共、反共等等。尤其当今日本社会,国民很幼稚,没有在集权主义社会里生活过的人数多,还加上跟中国政府的交往得到经济贸易利益,甚至国家利益等理念,使不少教授学者已经忽略了周边民族的利益、人权状况等等现实。更重要的是日本政界里的左派势力很大,很多媒体偏向亲共,尽量多报道中国政府的正面形象,很少报道负面消息。比如说今年三月,西藏发生事情以来,表面上报道几次藏族同胞的消息以外,经常报道跟中国政府请求“熊猫”、“上海料理、广东料理”以及“奥运赛场内景”等表面现象,藏族同胞的苦难历程和宝贵生命好像不如“熊猫”似的。
这样我们就不奇怪为什么外国学者、教授很愿意去大陆的举措,那里等待着美餐美室美女,内蒙古大学的桃李湖宾馆、中央民大的星级宾馆以及这几年在大学校园里建立的豪华宾馆,等待着海外的学者专家。也许大陆过来参加“学术会”的学者专家是本国学者专家的回请。
自以为“少数民族”的学者、专家、教授们,请您们记住,周边民族得到说话权的那一天、看到明媚灿烂的阳光的那一天,他们会来跟您们或者跟您们的子孙清算这笔帐的。请您们早日留步!您们今日的官衔和红色“荣誉证书”,是未来的您们的罪证。

2008年11月17日星期一

蒙古自联党参加自由西藏集会


2008年7月14日 本站报道 

2008年7月13日,在摄氏34℃度高温的东京渋谷宮下公园,自由西藏青年会议在日本东京集会,抗议中共北京当局镇压自由西藏运动,南蒙古、西藏同胞的人权,反对中共独裁政府举办2008年奥运会活动。

蒙古自由联盟党秘书长DaiChin先生应邀参加了此次集会活动,并讲了话。他提到:"中共在南蒙古实行的酷刑镇压蒙古人的活动不比在西藏、维吾尔弱,被屠杀、残害致死和残疾的蒙古人也不必上述地区少,在环境被破坏,游牧传统生活被当局以无须有的借口制止 。人权被侵害的时候,我们只有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人类历史上黑暗的暴政。人权自由是人与生俱来应该有的,不是什么人赠与的,但是就像大家所看到的一样,在南蒙古完全没有自由和人权,所以我们要与中共抗争,并希望大家理解与支持。"

参加此次活动的还有:自由西藏青年会议的代表弥纳女士和维吾尔代表伊利翰姆先生。日方参加的代表有:自由西藏协会的元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教授日本代表酒井信彦先生,中国民主団結連盟副主席王进忠先生 ,并一一讲了话。集会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把此次活动推向了高潮。

详细内容请参看日文报道: http://tibet.blog.shinobi.jp/

蒙、藏、维三民族在东京集会


2008年10月23日

2008年10月18日至19日蒙、藏、维三大民族在日本东京联合集会游行。
在东京文京区拓殖大学院内,作为在中共统治下的三大民族蒙、藏、维首次联合聚会和游行。本次活动由三大民族集会游行筹备委员会举办。会议由西藏问题研究会会长小林秀英主持。会上西藏流亡政府原大臣天吉,帖屯、世界维吾尔大会副总裁赛提,土木土日库和蒙古自由联盟党秘书长代沁等作了演讲。 接着三大民族共同商量和探讨了继续合作意向和具体操作步骤。 会上,日本国会议员松原也作了简短的演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讨论会上三大民族代表人士揭露了中共政府打着《西部大开发》的旗号,继续对三民族地区实施大规模的移民政策、继续掠夺性开采资源, 导致了上述三民族地区的生态系统进一步恶化、揭露了中共对三民族文化实施的各种灭绝政策并一再重申了三民族在这个特殊历时阶段必须联合起来抗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翌日,在东京文京区宫下公园,在日三大民族和支持者共三百名举行了示威游行。 活动自始至终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的支持。

2008年11月15日星期六

席海明:致人权圣火发言稿


人权圣火传递 2007年8月26日
http://www.humanrightstorch.org/gb/archives/299#more-299
席海明,蒙古名字叫滕吉勒吐,畢業於內蒙古大學歷史系,現生活在德國,是內蒙古人民黨主席。當得知人權聖火活動將在慕尼黑舉辦後,他表示非常支持併發來了一下發言稿,聲援人權聖火這一活動他認為,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是這個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是踐踏和破壞人權的邪惡中心。如果奧運會如期舉行,將是希特勒柏林奧運會的重現,這將是整個人類的恥辱。

以下是內蒙古人民黨主席席海明發言稿的全文:
女士們、先生們,今天我們在慕尼黑迎接傳遞中的「人權聖火」。這次由GIPFG組織的「人權聖火」活動,意義重大。我們內蒙古人民黨願意積極參與並大力支持。我們衷心地希望參與和支持「人權聖火」的人,都成為點燃聖火的火星與傳播者,讓人權聖火不僅傳遍世界、也照亮全世界所有黑暗的角落。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是這個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是踐踏和破壞人權的邪惡中心。對內它剝奪了人民的天賦人權,對基督家庭教會和法輪功等團體實行殘酷的鎮壓,甚至對被它們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進行活體器官摘取,喪盡天良。

中共在內蒙古一方面瘋狂破壞蒙古草原,掠奪豐富的地下資源,同時又迫不及待的對蒙古人民在文化上推行同化政策,不斷的關閉中小學,讓蒙語的使用範圍越來越小,使用蒙語的人越來越沒有出路。

這與它們在西藏推行的政策如出一轍,只是更露骨、更瘋狂而已。中共同時也是世界不安定的因素。對外它豢養了北朝鮮並與之狼狽為奸,不僅破壞了東亞的和平與安寧,也使朝鮮人民苦難無盡;中共不顧聯合國的決議,暗中買武器給伊朗;為了在聯合國逃避譴責,它在非洲大把的撒錢給第三世界國家。零八年的奧運會將在北京舉辦,這是對奧運精神的玷污。如果此會如期舉行,將是希特勒柏林奧運會的重現,這將是整個人類的恥辱。我們希望國際奧委會尊重奧林匹克原有的精神和尊嚴。讓「人權聖火」傳遍世界,照耀全球,並燒燬所有破壞人權的魔窟!

席海明

2008年11月14日星期五

雪白血红 藏人的流亡路


2006年9月,一群逃往尼泊尔的西藏人被中国边防武警开枪拦截;外国登山者用摄影机将血腥画面第一次披露到雪山外的世界。

英国广播公司BBC2台 于2008年11月10日播出了《雪域谋杀》纪录片http://news.bbc.co.uk/1/hi/programmes/this_world/7715109.stm
2006年9月,在白雪皑皑的喜玛拉雅山脉的一个关口,中国边防武警开枪拦截一群逃往尼泊尔的西藏人。附近的一队外国登山爱好者用摄影机纪录了枪声下的雪山、藏民和武警。英国广播公司BBC2台11月10日播出了《雪域谋杀》纪录片,详细讲述了2006年9月在喜玛拉雅山脉从西藏通往尼泊尔边境的一个关口发生的故事。 据估计,每年大约有两千五百个西藏人翻越喜玛拉雅山脉非法从西藏进入印度。其中许多是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希望能到印度自由追求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教育。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去拜见流亡在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2006年,一队登山爱好者在海拔5千5百米的南帕关口见证并拍摄了中国武警向试图翻越关口进入尼泊尔的藏人开枪的过程被公开报道后,藏族流亡者的处境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逃亡计划在这群逃亡者中有两个来自藏族农场的少女,16岁的多玛·帕尔基和17岁的尼姑格桑·南措。她们俩从十岁开始就是好朋友,多玛回忆说:"我们当时三个女孩一起决定了出逃。逃出西藏一直是我们想做的事。每次我看到至尊达赖喇嘛的照片我都想能亲眼见到他就好了。" "有一天,格桑·南措和我正在干活,她把我叫过去说,有人要去印度了,你要不要去?"

多玛现在印度达兰萨拉上学 当时她家附近正好有一些尼姑刚刚从印度的尼姑庙修行回来。她们讲述的所见所学让格桑的父母同意让她也去印度。 骗人的向导 与家人依依告别后,多玛和格桑还有她们的朋友一起去了拉萨见一个向导。 她们每人交了约800美元,被告知说,路上会与另外几个人一起走,整个路途大约要四天,其中还有一段得徒步走半天。他们不知道向导根本没说真话。 她们在拉萨同行的还有14岁的加央·桑滕,这个男孩从十岁开始就想走出西藏。 他说:"汉人占领西藏让我没有正常的学习,我上过一个汉人的学校,如果我不懂,老师也不管,他们还用脏扫把打我们。" 艰苦的路途 这些少年最后和大约70个出逃的藏人一起被塞进了一辆卡车。为了躲过武警的巡逻,卡车每天等到天黑了才上路。

达赖喇嘛是许多藏人逃往印度的动力 第三天夜里,车停在离边境100公里以外的地方。接下来的十天,这些人,白天随便睡一觉,晚上步行穿越崎岖的山路,没什么吃也没什么喝。 9月30日早晨,南帕关口就在眼前,他们听到了枪声。 多玛说,"当时我们没想到这是枪声。我们还以为是登山的人放鞭炮玩呢。" 而就在附近的卓奥有山的登山大本营内,一些登山爱好者目睹了这一过程。许多拿起摄影机和照相机,拍下了正在眼前发生的一切。 还在往南帕关口走的藏人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是中国边防武警枪口对准的目标。 多玛走在格桑的前面,当格桑被子弹击中时,多玛说当时感觉被电打了一样。她想回去帮助格桑,但是其他人把她拖住继续前进,告诉她应该想想自己这条命。 被抓 而被分到另一行人中的加央,跟其他30个人一起被中国边防武警抓住了。武警押着他们走过登山者的营地。 来自英国的登山者史蒂夫·罗斯亲眼见到了这些被拦截的藏民。

他说: "一群孩子走过我们的营地,年纪大概6岁,10岁,12岁。他们肯定是有人看守着的。他们看上去都很害怕,这是最让我难过的,因为我儿子当时也就是9岁,跟他们一样的岁数。那些武警看起来也还是孩子,18岁,20岁出头的样子。" 加央是在离尼泊尔边境不到400米的地方被子弹击中背部后被抓的。他说,被抓后挨了很多打,被关了三个月后,他叔叔交了一大笔罚金,他才被放了出来。 报信者 最先将发生在南帕山口血腥故事透露给外部世界的是登山队的向导刘易斯·本尼特斯。他因此不再获准在喜玛拉雅做登山向导。 "我用卫星电话联系了一个朋友,她开了一个探险网站。我对她讲述了发生在雪山上的谋杀。我跟她说,你信不信这里发生的事情。她说,你在说什么?开枪?谁被打了?" 刘易斯说:"我对当时在场的百十号人特别生气,他们都看到了枪击事件,还有他们中百分之七十五有卫星电话设备。但他们决定保持沉默。这种可怕的沉默,在我看来,比枪击事件本身更家可怕。似乎大家都遵守一条不宣自明的规定,不要惹麻烦,不要兴风作浪。" 罗马尼亚摄影师瑟乔·马泰在南帕山口拍摄的片段播出后,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回应说:中国边防的职责是维护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宁和安全。新华社报道说,武警是被迫自卫。出走之后 加央之后再次从另一条路逃出西藏,这次他顺利抵达印度。他现在和多玛以及其他藏族难民一起在印度上学。 加央说,他希望能当一名老师,为流亡藏民工作。多玛和加央都终于有机会见到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劝告多玛"格桑为她的追求而死,她的来生将会不同寻常。" 多玛说,达赖喇嘛的话给了她无穷的力量,让她继续学业,也打算继续她的梦想成为一名尼姑,做为对格桑的纪念。

改变美国--奥巴马获胜演说文


如果还有人对美国是否凡事都有可能存疑,还有人怀疑美国奠基者的梦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依然鲜活,还有人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晚,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

这是设在学校和教堂的投票站前排起的前所未见的长队给出的答案;是等了三四个小时的选民所给出的答案,其中许多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投票,因为他们认定这一次肯定会不一样,认为自己的声音会是这次大选有别于以往之所在。

这是所有美国人民共同给出的答案--无论老少贫富,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是黑人、白人、拉美裔、亚裔、原住民,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我们从来不是“红州”和“蓝州”的对立阵营,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整体,永远都是。

长久以来,很多人一再受到告诫,要对我们所能取得的成绩极尽讽刺、担忧和怀疑之能事,但这个答案让这些人伸出手来把握历史,再次让它朝向美好明天的希望延伸。

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但今晚,由于我们在今天、在这场大选中、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所做的,美国已经迎来了变革。

我刚刚接到了麦凯恩参议员极具风度的致电。他在这场大选中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奋斗,而他为自己所深爱的这个国家奋斗的时间更长、过程更艰辛。他为美国做出了我们大多数人难以想像的牺牲,我们的生活也因这位勇敢无私的领袖所做出的贡献而变得更美好。我向他和佩林州长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我也期待着与他们一起在未来的岁月中为复兴这个国家的希望而共同努力。

我要感谢我在这次旅程中的伙伴--已当选美国副总统的拜登。他全心参与竞选活动,为普通民众代言,他们是他在斯克兰顿从小到大的伙伴,也是在他回特拉华的火车上遇到的男男女女。

如果没有一个人的坚决支持,我今晚就不会站在这里,她是我过去16年来最好的朋友、是我们一家人的中坚和我一生的挚爱,更是我们国家的下一位第一夫人:米歇奥巴马(Michelle Obama)。萨莎(Sasha)和玛丽亚(Malia),我太爱你们两个了,你们已经得到了一条新的小狗,它将与我们一起入驻白宫。虽然我的外祖母已经不在了,但我知道她与我的亲人肯定都在看着我,因为他们,我才能拥有今天的成就。今晚,我想念他们,我知道自己欠他们的无可计量。

我的竞选经理大卫普劳夫(David Plouffe)、首席策略师大卫艾克斯罗德(David Axelrod)以及政治史上最好的竞选团队--是你们成就了今天,我永远感激你们为实现今天的成就所做出的牺牲。

但最重要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场胜利真正的归属--它属于你们。

我从来不是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一开始,我们没有太多资金,也没有得到太多人的支持。我们的竞选活动并非诞生于华盛顿的高门华第之内,而是始于得梅因、康科德、查尔斯顿这些地方的普通民众家中。

我们的竞选活动能有今天的规模,是因为辛勤工作的人们从自己的微薄积蓄中拿出钱来,捐出一笔又一笔5美元、10美元、20美元。而竞选活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则是源自那些年轻人,他们拒绝接受认为他们这代人冷漠的荒诞说法;他们离开家、离开亲人,从事报酬微薄、极其辛苦的工作;同时也源自那些已经不算年轻的人们,他们冒着严寒酷暑,敲开陌生人的家门进行竞选宣传;更源自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他们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证明了在两百多年以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未从地球上消失。这是你们的胜利。

我知道你们的所做所为并不只是为了赢得大选,我也知道你们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我。你们这样做是因为你们明白摆在面前的任务有多艰巨。因为即便我们今晚欢呼庆祝,我们也知道明天将面临我们一生之中最为艰巨的挑战--两场战争、一个面临危险的星球,还有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今晚站在此地,我们知道伊拉克的沙漠里和阿富汗的群山中还有勇敢的美国士兵醒来,甘冒生命危险保护着我们。会有在孩子熟睡后仍难以入眠的父母,担心如何偿还按揭月供、付医药费或是存够钱送孩子上大学。我们亟待开发新能源、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我们需要修建新学校,还要应对众多威胁、修复与许多国家的关系。

前方的道路会十分漫长艰辛。我们可能无法在一年甚至一届任期之内实现上述目标,但我从未像今晚这样满怀希望,相信我们会实现。我向你们承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将会达成目标。

我们会遭遇挫折和不成功的开端。对于我作为总统所做的每项决定和政策,会有许多人持有异议,我们也知道政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会向你们坦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会聆听你们的意见,尤其是在我们意见相左之时。最重要的是,我会请求你们参与重建这个国家,以美国221年来从未改变的唯一方式--一砖一瓦、胼手胝足。

21个月前那个寒冬所开始的一切不应该在今天这个秋夜结束。今天的选举胜利并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改变--这只是我们进行改变的机会。而且如果我们仍然按照旧有方式行事,我们所寻求的改变不可能出现。没有你们,也不可能有这种改变。

因此,让我们发扬新的爱国精神,树立新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让我们每个人下定决心全情投入、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彼此关爱。让我们铭记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我们不可能在金融以外的领域备受煎熬的同时拥有繁荣兴旺的华尔街--在这个国家,我们患难与共。

让我们抵制重走老路的诱惑,避免重新回到令美国政治长期深受毒害的党派纷争和由此引发的遗憾和不成熟表现。让我们牢记,正是伊利诺伊州的一名男子首次将共和党的大旗扛到了白宫。共和党是建立在自强自立、个人自由以及全民团结的价值观上,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珍视的价值。虽然民主党今天晚上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我们是以谦卑的态度和弥合阻碍我们进步的分歧的决心赢得这场胜利的。林肯在向远比我们眼下分歧更大的国家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虽然激情可能褪去,但是这不会割断我们感情上的联系。对于那些现在并不支持我的美国人,我想说,或许我没有赢得你们的选票,但是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而且我也将是你们的总统。

那些彻夜关注美国大选的海外人士,从国会到皇宫,以及在这个世界被遗忘的角落里挤在收音机旁的人们,我们的经历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我们的命运是相通的,新的美国领袖诞生了。那些想要颠覆这个世界的人们,我们必将击败你们。那些追求和平和安全的人们,我们支持你们。那些所有怀疑美国能否继续照亮世界发展前景的人们,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精华--美国能够改变。我们的联邦会日臻完善。我们取得的成就为我们将来能够取得的以及必须取得的成就增添了希望。

这次大选创造了多项“第一”,也诞生了很多将世代流传的故事。但是今天晚上令我难忘的却是在亚特兰大投票的一名妇女:安尼克松库波尔(Ann Nixon Cooper)。她和其他数百万排队等待投票的选民没有什么差别,除了一点:她已是106岁的高龄。

她出生的那个时代奴隶制度刚刚结束;那时路上没有汽车,天上也没有飞机;当时像她这样的人由于两个原因不能投票--一是她是女性,另一个原因是她的肤色。

今天晚上,我想到了她在美国过去一百年间所经历的种种:心痛和希望;挣扎和进步;那些我们被告知我们办不到的世代,以及那些坚信美国信条──是的,我们能做到──的人们。

曾几何时,妇女没有发言权,她们的希望化作泡影,但是安尼克松库波尔活了下来,看到妇女们站了起来,看到她们大声发表自己的见解,看到她们去参加大选投票。是的,我们能做到。

当30年代的沙尘暴和大萧条引发人们的绝望之情时,她看到一个国家用罗斯福新政、新就业机会以及对新目标的共同追求战胜恐慌。是的,我们能做到。

当炸弹袭击了我们的海港、独裁专制威胁到全世界,她见证了美国一代人的伟大崛起,见证了一个民主国家被拯救。是的,我们能做到。

她看到蒙哥马利通了公共汽车、伯明翰接上了水管、塞尔马建了桥,一位来自亚特兰大的传教士告诉人们:我们能成功。是的,我们能做到。

人类登上月球、柏林墙倒下,世界因我们的科学和想像被连接在一起。今年,就在这次选举中,她用手指触碰屏幕投下自己的选票,因为在美国生活了106年之后,经历了最好的时光和最黑暗的时刻之后,她知道美国如何能够发生变革。是的,我们能做到。

美国,我们已经走过漫漫长路。我们已经历了很多。但是我们仍有很多事情要做。因此今夜,让我们自问--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活到下个世纪;如果我们的女儿有幸活得和安一样长,他们将会看到怎样的改变?我们将会取得怎样的进步?

现在是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机会。这是我们的时刻。这是我们的时代--让我们的人民重新就业,为我们的后代敞开机会的大门;恢复繁荣发展,推进和平事业;让“美国梦”重新焕发光芒,再次证明这样一个基本的真理:我们是一家人;一息尚存,我们就有希望;当我们遇到嘲讽和怀疑,当有人说我们办不到的时候,我们要以这个永恒的信条来回应他们:

是的,我们能做到。感谢你们。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2008年11月13日星期四

蒙古国至策克铁路项目启动


蒙古国那林苏海图煤田至额济纳策克铁路项目启动
2008-11-11
南蒙古时事评论11月11日电:来自内蒙古额济纳旗口岸消息,蒙古国那林苏海图煤田至内蒙古额济纳策克口岸至铁路建设项目目前已正式启动,勘察设计工作将于年底前完成。

据介绍,蒙古国政府在今年8月20日通过了319号决议,批准由“蒙古之金”有限公司新建蒙古国那林苏海图煤田至中国策克口岸铁路。9月4日蒙古国“蒙古之金”有限公司副总裁特·朝克图一行到呼和浩特,同内蒙古铁道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进行了会晤,并委托内蒙古铁道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进行新建蒙古国那林苏海图煤田至中国策克口岸铁路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工作。

“蒙古之金”有限公司为蒙古国境内规模较大的矿业公司,主要经营煤矿开采、煤化工及原油特品等。那林苏海图煤田位于蒙古国南戈壁省古日班特斯县境内,距策克—西伯库伦口岸50公里。该煤田由“蒙古之金”有限公司与中国庆华公司共同开发。

目前,内蒙古铁道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已经完成蒙古国境内的初步勘察设计,近日在策克口岸实地勘察测量,该项目勘察设计工作将于年底前完成。

该铁路的修建,将使那林苏海图煤炭、石油资源及其深加工产品通过临—策铁路、嘉—策铁路运至中国国内及蒙古国市场,为两条铁路提供了可靠的运量保证,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开发那林苏海图煤田。此外本线将来有望与北部巴彦特克煤田等经济据点相连,进而在蒙古西部、西北部及南戈壁省与中国之间形成路网通道,最终有望成为蒙古国煤田矿产输送中国,两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交通运输网。

内蒙独立宣言---《三五宣言》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内蒙古全体民众们!现在我们是处在全世界大变动的关头。你们还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的宰割,作他们的炮灰而趋灭亡;还是乘机奋起,努力图强,以争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望速择之。野心勃勃、凶焰逼人的日本帝国主义,欲占领全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欲称霸于全世界,必先占领全中国,这个野蛮计划,现在已逐步实现,首受其害者,为东三省、华北五省的民众和内蒙古的整个民族。狡猾卑鄙、口蜜腹剑的日本强盗,正在用各种欺骗手段,假借《大蒙古主义》,来达到占领蒙古的整个土地财富,奴役整个内蒙古人民的目的,它准备把你们的土地作战场,人民当炮灰,以达到它进攻中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进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目的。不信,请看朝鲜、台湾、东三省的人民,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不能有居住、行动、耕种、牧畜的种种自由,一切政治经济的权限,完全操在日本倭奴之手。再看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察哈尔的军事布防与军事设备,及兴安总署与其他的一切阴谋,便可以了然内蒙古民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机。何况还有恬不知耻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不独自命为宗主国,更进而把内蒙古整个的区域划为行省,驱逐蒙古民族于黄河以南,阴山以北,更时常指使井岳秀、高石秀等小军阀,不断的占蒙古民族的牧地、盐池,企图逐渐消灭蒙古民族,作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加速内蒙古民族之灭亡。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所有的英勇红军,在数年来的英勇战斗,无数次的给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军阀以严重的打击。中国红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特别是英勇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突破了全世界的行军记录,胜利的达到了北上抗日预定的计划。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的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而获得如土耳其、波兰、乌克兰、高加索等民族一样的独立与自由。因此,本政府向你们宣言:

(一)认为原来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二)我们认为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的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三)凡是内蒙古区域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发展民主主义,使这些民族与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应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等的自由。

(四)首先将井岳秀所占领的把兔湾,与高石秀所占的区域及两个盐池,交还内蒙人民,并将长城附近,如宁条梁、安边、定边等地划为商业区域,以发展你我双方间的贸易。

(五)我们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或其他的武装队伍,绝对没有向草地进攻的企图,但你们亦不要允许中国军阀或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经过草地来向我们进攻,来加速你们自己的灭亡。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总之,只要你们真认识到蒙古民族解放的必要,不愿做亡国奴,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中国军阀的决心,那不管你们的领导者是王公贵族或平民,我们都可以给你们以善意的实力的援助。蒙古民族素以饶勇善战见称于世,我们相信你们若一旦自觉的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为可欺也。请为熟思,并望互派代表以建伟业,则不胜幸甚!谨此宣言。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主席 毛泽东

额济纳绿洲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额济纳绿洲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通往额济纳旗的公路上刮起流沙(2008年10月摄)。 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戈壁深处,生态环境的快速恶化导致这里成为西北地区主要沙尘源地之一。

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在胡杨保护区实施了禁牧,山羊全部改为圈养,侵害牧民利益,意在保护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2008年10月摄)。

从碧海云天到荒沙弥漫

额济纳河是黑河的下游河段,黑河是河西走廊最大的内陆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祁连山地。黑河水系先沿祁连山南坡东南流,至祁连县北的黄藏寺附近与东南来的八宝河汇合,转向西北切穿祁连山,至莺落峡口出山,进入张掖绿洲,后经正义峡流入额济纳荒漠绿洲,最终注入在东、西居延海。

说到居延海,人们并不陌生,这曾是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湖泊之一,孕育了古居延文明。据历史图集记载,额济纳河冲积扇的扇缘洼地就已经有湖泊,昔日的居延海是由东、西居延海和古居延泽三个湖泊组成的一个连通大湖,水域面积曾达到2600平方公里。由于气候变迁和人类活动导致河道改变,居延海演变为相距30公里的东、西两湖。早在新时期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匈奴时期是居延地区最为繁荣的时期,曾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并入中国后,其考古队对居延海文化遗址进行了多次掠夺性考察,迁走了很多极具价值的文物。

很多文人墨客曾形容,居延海自远古以来就是一片碧海云天、树木葱茏的好地方。“然而,如今的居延海已失去了往昔的风姿神韵。”参与这次监测的主要工程师,内蒙古生态与农业气候中心主任巴特说。西居延海原有水面近3000平方公里,自1961年干涸以来,一直被白茫茫的碱漠和荒沙覆盖,成为飞扬沙尘的发源地之一。

额济纳绿洲位于额济纳河东支额木讷高勒的河道周围,它完全依赖于黑河水的自然补给和滋养,主要生长着胡杨、红柳、白刺、梭梭、枸杞等乔、灌木和一些草本植物。过去由于地下水位较高,适宜于芦苇、芨芨草等草甸植物及胡杨、沙枣、红柳等乔、灌木植物生长,在额济纳河流两岸形成的天然绿洲成了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

这里属于大陆性气候,常年干旱少雨。根据1971至2000年的内蒙古自治区地面气候整编资料,该地区年平均气温为8.9℃,8级以上大风日数平均每年38.4天,沙暴平均每年10.7天,年平均降水量35.2毫米,年平均蒸发量3136.6毫米,蒸发量是降水量的89倍。随着黑河中游地区用水量的增加,导致下分水量大幅度减少,使下游地区的地下水位明显降低。

如今的额济纳绿洲已经变得日益沧桑。据监测显示,额济纳绿洲茂密植被区的面积从276.3平方公里减少到5.7平方公里,河岸分布的红柳、梭梭、芦苇及芨芨草等灌丛草甸大面积退化并逐渐被枸杞、骆驼刺及红砂等旱生或超旱生荒漠植被所取代,绿洲生态环境已经严重恶化。

蒙古国的大学介绍


蒙古大学教育一般为四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可攻读硕士学位。硕士学位一般为一年半。获得硕士学位后可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一般为三年。根据蒙古2002年公布的《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等教育分为:
大学(University):可授予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
学院(Institute):可授予毕业文凭、学士及硕士学位;
专科院校(College):可授予毕业文凭及学士学位。
蒙古大专院校协会(The Consortium of Mongol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CMUC)成立于一九九五年,蒙古私立大专院校协会成立于一九九六年,皆系蒙古司法机关备案的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分别拥有二十三所及六十七所成员院校。根据其2002年整理的“大专院校名录”,蒙古有大专院校117所,其中大学14所(国立9所,私立5所),学院45所,专科院校58所;其中国立高校49所,主要有:国立大学、科学技术大学、教育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国立农牧业大学、医科大学、人文大学、文化艺术大学等;私立高校128所,主要有奥特根腾格尔大学、蒙古商业学院、乌兰巴托学院、鄂尔浑学院等;另有7所外国大学。有65所私立大学被蒙古国家教文科部承认学历。

第一部分 国立大学

一、蒙古国立大学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NUM)
位于首都乌兰巴托,1942年10月5日成立。系蒙古国最高学府,是蒙古国最早建立的唯一的综合性大学,是蒙古国社会学科学、自然科学研究重要中心之一。 在蒙古高等教育方面一直起着主导作用。该校自建校以来培养了大批的各个专业的专门人才,活跃在蒙古的各个领域,并担任各种领导职务。该校有教职员工900人,其中教师600余人,在校生近万人,还有来自俄、中、韩、日等二十多个国家的157名留学生在该校学习。目前该校设有生物学、化学和地理地质学等三个系,下设数学与计算机、物理与电子学、信息技术、蒙古语言与文化(蒙古学学院)、外国语言与文化、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经济、法律等九个学院,共80多 个专业,并在科布多、扎布汗和鄂尔浑省设有分校。 详细...>

二、蒙古农业大学 Mongolian State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或Agricultural University
位于首都乌兰巴托,1942年10月5日成立。当时是蒙古国立大学的动物兽医系,1958年 与蒙古国立大学脱离隶属关系。系蒙古农牧业教育、科研领域的最高学府。学历层次:学士、硕士、博士。设有畜牧(Animal Husbandry)、兽医(Veterinary Medicine)、农业经济(Agriculture Economics)、农业工程(Agricultural Engineering)、农业生物学(Agrobiology)五个系。下属学院有达尔汗种植和农业学院(Research and Teaching School of the Plant Science and Agriculture in Darkhan)、科布多农业学院(Agriculture School in Hovd)和东方省农业学院(Agriculture School in Dornod)。
地址:主校区位于乌兰巴托市汗乌拉区Zaisan街153号(Zaisan 153,Han-Uul District,Ulaanbaatar)
邮箱:Post Office-53 Ulaanbaatar 210153 电话:341770(Fax),341377
网址:http://www.msua.edu.mn/ (待确认)

三、蒙古国防大学 Defense University of Mongolia
蒙古的综合军事学府。校长扎拉布扎布。共有6个下属军事院校:国防研究所、国防管理学院、通用军事学校、军事音乐学院、军事教育学院和士官学校。开设有军事科学、军事经济、炮兵指挥、飞行技术、防化、高炮、坦克、雷达等13个军事学科和政治历史、工程技术、无线电通信等11个民用学科专业,可授予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 学制4年。其国防研究所是专门研究国家防务问题的学术机构,有防务政策研究、军事科学理论、军事历史、军民关系和科学实验等研究中心(室),研究员中有博士学位的占35%左右,有硕士学位的占60%。为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新军事变革需要,蒙古国防大学还非常重视对外交往,与俄、美、德、日、英、韩和土耳其等国军事院校开展互派留学生或学术交流活动。 详细...>

四、蒙古卫生大学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ongolia(HSUM)
原为蒙古国立医科大学,成立于1942年10月4日,2003年改为现名。该校自建校以来,培养了1.28万多名医学博士、传统医学医生、牙科医生、公共 卫生管理人才、卫生学家和药剂师。有研究生院、医学院、生物医学院、传统医学院、牙科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护理学院 等44个院系。医学院在戈壁阿尔泰省、东戈壁省和达尔汗乌拉省设有分院。是蒙古卫生专业的最高学府。 详细...>

五、蒙古国师范大学 Mongolian State University of Education或State Pedagogical University
亦称蒙古国国立师范大学、蒙古国立教育大学,成立于1951年 。是蒙古国培养师资力量的最大学府,进行教育学教学科研的同时也讲授和研究蒙古地区历史文化、文化特性等相关蒙古学内容。在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该校为蒙古国培养了上万名的专业人才,在诸多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立师范大学致力于培养众多专业领域的教育人 才,始终如一地坚持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与国际接轨,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注重学生人际沟通能力及专业技能的培养,为学生展示自身特长提供机会。 详细...>

六、蒙古文化艺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rts and Culture(MUAC)
位于首都乌兰巴托,1960年成立 ,在蒙古国立大学和蒙古师范大学的相关专业基础上组建。校长著名作家D·策德布博士。学历层次 有学士、硕士和博士。设有社会科学、音乐、戏剧艺术三个系。下属学院(Institutes)有 美术、无线电与电视、艺术设计、文化艺术研究院 、文化专科学院、音乐与舞蹈专科学院五个 。有100多名资深教师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其中有2名理学博士、13名哲学博士、15名副教授。有60%获得蒙古“最佳艺术工作者”和“最佳教育工作者”称号。详细...>

七、蒙古科学技术大学 The Mongol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T)
1982年以蒙古国立大学的技术学院为主体成立,2001年改为现名。是蒙古历史悠久的唯一一所培养工程专业人才的大学。以工科教育为主,理工结合,科研领域涉及采矿、建筑、能源、通信、地质、食品生物技术、工业、管理、人文、材料科学、经济、化学技术、语言等。曾多次举办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主校区位于乌兰巴托市,在达尔汗、额尔登特、苏赫巴托、前杭爱省设有分校。设有17个专业院系、学院与3个研究院及36个实验技术中心组成,提供大学、硕士、博士各阶段的教学与实践。现有包括国际学生在内的2万多名在校生,120名教授和上千名各类技术人员服务于学生培训、教学和研究活动以及学校的行政与管理。其民用工程学院是该校的重点学院。 详细...>

八、蒙古人文大学 Mongolian Humanity University或University of the Humanities
位于首都乌兰巴托,成立于1979年,原名高等教育学院。现在人文大学在全球化浪潮中成长为国际化的一流大学,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大学、研究生教育与科研服务,满足年轻人成长为国家的中间力量所需的知识。校长楚龙道尔吉(B.Chuluundorj)教授。在校生3000多人。学历层次:毕业文凭、学士、硕士和博士。 特色专业:人文、商业管理、计算机软件、信息管理、生态学、认知学、社会科学。下属院校:社会行为学院、 商学院、外语学院、研究生院。外语学院的中文系是蒙古的热门科系,有200多名学生(大学),由中国访问教授授课,采用中国汉语教材,并参加中国汉语资格考试(HSK)。 详细...>

九、乌兰巴托大学 Ulaanbaatar University
成立于1992年。校长 尹淳。学历层次:学士、硕士、博士。设有工业技术、语言文学、社会科学、蒙古学系、亚洲系等学系。下属学院有蒙俄联合人文学院(Mongolian-Russian Joint Institute of Humanities)、蒙美联合国际学院(Mongolian-American Joint International College)、蒙俄联合能源学院(Mongolian-Russian Joint Energy Institute)。其蒙古学系培养蒙古学专业人才,该系开设蒙古语和朝鲜语研究班,主要研究和讲授蒙古历史、文化、文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等。该系主页上经常报道蒙古学相关的信息和教学科研动态。


乌兰巴托大学校长尹淳

网址:http://www.ulaanbaatar.edu.mn/ (基里尔蒙古文版)(待确认)
地址:主校区位于乌兰巴托市巴彦珠尔赫区(Bayan-Zurkh Dsitrict, Ulaanbaatar)
邮箱:Box 167,Post Office-51 Ulaanbaatar 210651
电话/传真:358327

第二部分 私立大学

一、伊和扎萨克大学 Ih Zasag University
始建于1994年,目前在校生6000余人,在蒙古国高校中排名第5位,是蒙古国最大的私立大学。校长尼亚姆•奥瑟尔。该校是蒙古国一所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大学,现开设有法学、历史学、旅游管理、计算机科学等本科专业,具有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建校10年来,为蒙古国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学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赢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
地址:乌兰巴托市巴彦珠尔赫区Tusgaar Tortnol路Horoo4号(Tusgaar Tortnol Avenue, 4th Horoo, Bayanzürh District, Ulaanbaatar)
邮箱:Box 349, Post Office 49, Ulaanbaatar 传真:455736 E-mail: ikh-zasag@mongol.net
二、哈拉赫林大学 Karakorum University
位于蒙古旅游胜地哈拉赫林。
地址:前杭爱省哈拉赫林县哈拉赫林镇(Harhorin Town, Harhorin Soum, Övörhangai Aimag)
电话:372935
三、鄂尔浑大学 Orhon University
位于首都乌兰巴托,成立于1992年。学历层次:毕业文凭、学士、硕士。设有英语教学、英语翻译、教学、英语翻译、中文教学与翻译、日语教学与翻译、德语教学与翻译、俄语教学与翻译、法语教学与翻译、朝鲜语教学与翻译等学科。
地址:乌兰巴托市汗乌拉区成吉思路(Chinggis Avenue, Han-Uul District, Ulaanbaatar)
邮箱:Box 176,Post Office-36 Ulaanbaatar 210316 电话:342697 传真:342696
网址:http://www.orkhon.edu.mn/ (基里尔蒙古文) http://www.orkhon.edu.mn/en/ (英文)
E-mail: info@orkhon.edu.mn
四、奥特根腾格尔大学 Otgontenger University
位于首都乌兰巴托,成立于1991年。学历层次:毕业文凭、学士、硕士。设有法语教学与翻译、德语教学与翻译、日语教学与翻译、中文教学与翻译、英语教学与翻译、司法、新闻、会计与经济管理等学科。
地址:主校区位于乌兰巴托市Baga Toiruu街22号(22 Baga Toiruu ,Ulaanbaatar)
邮箱:Post Office-46 Ulaanbaatar 210646 电话/传真:325205
网址:http://www.otgontenger.edu.mn/ (基里尔蒙古文) E-mail:info@otgontenger.edu.mn
五、蒙古文化大学 University of Mongolian Knowledge
地址:乌兰巴托市青格尔泰区Horoo路4号(4th Horoo,Chingeltei District,Ulaanbaatar)
邮箱:Box 153, Central Post Office, Ulaanbaatar
传真:458354 E-mail: mon-med@magicnet.mn

第三部分 学 院

包括国立学院7所,私立学院38所,共45所。

第四部分 专科院校

包括国立院校、私立院校以及大学在各省设立的分校共72所。

南蒙古的绿色污染和黑色污染

Tergel------南蒙古时事评论首发------2008.11.13


南蒙古地区的绿色污染和黑色污染

1,南蒙古地区的严重沙漠化、荒漠化状况,俗称沙化,也可以说黄色污染。那么生态环境的其他污染状况,可分为绿色污染和灰色污染。不管是黄色污染、绿色污染还是黑色污染,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导演权还出自于红色政权。人和牲畜的鲜血染成的红色旗帜泛滥于中国大陆以后,周边的其他民族地区就开始遭到了血腥统治。从孩提时就开始被红领巾掐脖子失去人身自由,所有的人在血色红旗之下以外,神圣的大自然也失去了其发展的规律,遭到了黄、绿、黑色的污染。
绿色污染是指当局90年代中后期开始提倡的“植树造林、禁牧、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等政策所引导的“绿化工程”。黑色污染,指的是当局提出的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政策所造成的各种大中小企业的排气、排污。

2,在有民权的国度里,一个政策的提出和执行,涉及到很多问题。首先涉及到这个政策对国民有没有利益,对享受利益者有没有其他负面影响。还得考虑极少数得不到利益者的损失以及个人财产被保护等等基本的常理之下,收集专家学者的研究、讨论,同时利用媒体给公民公开传播,让公民参与、监督。然后纳入国家预算,最后通过参议院、众议院以及国会等投票才可能产生,最后在实行之前还得进一步仔细研究,还配备其他相关条例、监督机制等等的配合之下才可以开始运作、执行。

在专制国度里,提出一个政策以及其实行,往往没有那么多的配备机制,也没有什么监督机能。表面上看中国政府也有很多专家、学者,还有“人民代表大会”、发改委、政策研究中心等有关机制,可是那些专家学者,大多数属于官方的人,提出意见之前,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这个政策已经“大局已定”,只不过利用专家的嘴唇来摸一摸而已。即使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政治环境和自己在这个“会场”的定位。一方面他们明白几代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命运,另一方面他们已经不是以前的“穷知识分子”、“臭老九”了。他们与政权通过“合作”,这个政权已经让他们得到了应该“享有”的物质生活,利用金钱堵住了他们的嘴,政权把他们向权利拉近了距离,跟官员一起败坏了。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是这些专家学者不像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那样有宗教信仰和独立人格。这些原因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嘴里到底说出什么样的“主意”。之所以人们说,专家一旦被政府御用,就变成“砖头”、学者变成“血虫”、学术会变成了“骗术会”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所谓的人民代表,不是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相反一个个都是上级指令决定的“代表”,他们只能代表上级的意图,不能代表民众的意图。如果各阶层的人民代表,代表了民众的意图和利益,那么中国政府不是专制国家了,而是属于民主国家。专制政权不允许存在民主选举,更不允许民众代表进入朝廷里说话,正因为如此,他的政权才能维持下去。
中国政府的每一条政策的产生和运作,都是通过这样的“专家学者”、“人民代表”抚摸以后杜撰出来的一种不伦不类的政策。

3,在南蒙古地区执行的很多政策都是违背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和人类的基本生存规律的。这里举两个例子来分析绿色污染和黑色污染的基本情况。中国政府长期主导的大量开垦农业和对于大量汉族移民到南蒙古地区的默认,导致了南蒙古地区进一步严重荒漠化,煽起每年数十次的恶劣沙尘暴,卷入北京天津以及日本韩国,引起国际媒体的舆论和关注。面对这样的惨剧,中国政府提出了“禁牧、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植树造林”等等政策。我不完全排除这些政策给某些少数地区会带来积极的作用,可是对整个自然界和蒙古民族来说,消极的因素大于其积极因素。把责任推到广大农牧民身上,而且收买专家学者来进一步强化他所提出的这些政策。90年代末期,很多学者的主要结论是“绵羊多了、牲畜多了、人口多了、牧民没有草原的产权、蒙古族文化所决定的”,顶多涉及到的结论是“人为的”因素。恰恰没有人提出当局的政策和策略是主因。到底谁的牲畜多了?谁的人口多了?“人为的”因素里,哪些人是属于主因导致的等问题很暧昧、不清。大家看看那些专家学者的论文就明白的,也有不少蒙古族专家学者亲自执笔的。
没有弄清楚到底是谁的原因,罪魁祸首是谁也不清楚的情况下,提出了这些政策,回避现实责任。政策已出台,开始大面积造林。从来没有考虑和研究什么地方适合什么植物,什么季节、什么气候,适合什么植物,乱开发、乱种树,反而带来草原的绿色污染。也没有把土质、水质、地形等等通过验收的科学依据,任意开垦种草种树。进入本世纪以后,这些政策进一步恶化或浮华。

图片注释:通辽发电厂

4,大家都知道欧洲人和美国人,大多数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中亚和西亚人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或犹太教,南亚和东南亚人信仰佛教等,而是中国人信仰金钱。尤其是中国当局从南蒙古挖掘矿产资源的同时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把南蒙古地区变成是他们的“粮仓之地”,南蒙古有数不尽的“国家筹备粮库”。河套平原、土默特平原以及东北三盟成了他们的“皇粮之地”。当局最不愿做的事情是绿化工程。因为绿化工程对他们来说是属于“看不见效果”的事情。既然他们说“十年树木”,可是对强制性地盲目追求GDP的政权来说,植树造林是一件“赔钱”买卖,高楼大厦才是能看得见“成绩”并官员发财的“主流工程”。当局不愿意在沙漠上“撒钱”,只不过对付民主国家很幼稚的公民组织几个民间团体,来南蒙古进行义务植树的举措,在表面上扶一扶摸一摸,表现“大国的形象”。汉族的文化里,从来没有保护自然的因素,他们只知道“索取、拿来”,不知道“还给、回报”,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餐厅、饭馆、酒店鳞次栉比,他们只知道“吃”的问题,而往往考虑不到“吃”了以后“怎么解决”的厕所问题。我知道蒙古、日本、韩国的厕所卫生,尤其是日本的乡村和城市的厕所卫生,每一所都比北京机场、上海机场的厕所干净又舒适。在中国餐厅里的喧哗声中和怪味里坐着吃饭,还不如呆在日本厕所里的瞬间的舒适。那么大的国家,说是“崛起”,连厕所问题都不想解决而且也解决不了的一个民族,何能还谈什么“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呢。
5,政府不愿意“撒钱”的情况下,产生了很多在植树造林的名义下,欺骗民众的“植树造林”团体。也利用植树造林的名义,出现了对草原进行绿色污染,掠夺土地的公司、企业。这些公司企业正在进行大面积的污染南蒙古的生态环境,也吞剥蒙古族的土地资源。这里介绍运营当中“失脚”的一所大型“绿化公司”---“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有限公司”。
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有限公司于2004年1月,在通辽注册成立,也叫亿霖公司。董事长陈相贵、副董事长何庆魁、总经理刘艳英,相关人员有高秀敏(已被驱除人间,进入地狱)、杨澜等大名鼎鼎的“演员、艺术家”,这家公司总部设在辽宁省,称辽宁万里大造林有限公司。在通辽市利用440亩地,建立庄园式公司园景。在南蒙古东部三盟(昭乌达、哲里木、兴安盟),跟当地官员勾结,低价收买农牧民土地,“种树造林”,骗取民众集资入股。几年以后反而高价出售所谓的“已绿化的土地、草原”,从中骗取几千亿的赃款。笔者前几年在东部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时,到处都会看到本公司的铁丝网、招牌、边界牌照,也到处听到蒙古族农牧民对于这家公司的舆论。这家公司肆无忌惮地吹嘘“为民为国、利民利国”、 “万里大造林,利国又利民”,“今天投入2.66万元,8年后回报18万元”等的宣传到处都是,还利用直升机散播传单,利用CCTV和当地媒体大量宣传 。各旗县林业局、农牧业局、政府、乡苏木政府大力支持其“发展”,自治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后来这家公司涉及土地面积不仅仅是南蒙古,还涉及到了其他14个省市的土地。
董事长陈相贵曾在电视剧 《刘老根2》中扮演马书记。 他曾被誉为中国民营造林第一人,曾获“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中国最具有影响力企业家”等称号。2006年至2007年7月31日,万里大造林向全国405家媒体投入了5000万元,做有偿新闻或广告宣传 。万里大造林公司联合小品作者何庆魁和笑星高秀敏夫妇,号称“用5年时间投入100亿元,在长江以北14个省份造林1500万亩”。公司在内蒙古以每亩每年2元至30元不等的价格承包(租赁)土地种植幼苗,或直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林地,再以每亩林地2660元左右的价格出售给买受人。 在万里大造林的网站上,2005年3月29日发布了一篇题为《杨澜不了的万里情》的文章,文章写道:“2004年9月3日17时,一架银白色的专机降落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机场。著名节目主持人、2008年中国申奥大使、人们喜爱的杨澜女士伴着爽爽的秋风,踏着幽幽的绿意,悄然来到内蒙古草原,与前来迎接的中国万里大造林集团董事长陈相贵、总经理刘艳英一一握手。作为万里大公司的形象大使,她又将为世人圆一个永远的绿色的梦。”
据《城市晚报》报道内蒙古万里大造林公司的董事长陈相贵等3位负责人涉嫌集资诈骗,近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内蒙古万里大造林自成立以来,在全国12个省区市成立了100多家分公司,销售人员达9000人以上。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近日决定,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有限公司的涉案林地管护工作由所在地政府接管,林地管护所需费用先由当地政府财政拨付。由于万里大造林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涉嫌非法集资、非法经营等多项经济犯罪,2007年9月28日,该公司董事长陈相贵、总经理刘艳英等多名高管被正式批捕。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为了确保涉案林地不受损失,决定在涉案公司被依法取缔后,由涉案林地所在地盟市、旗县、苏木(乡、镇)政府立即接管,并负责做好林地管护工作。对于管护不力造成树木损失的,将依法追究有关地方领导的责任。 公安部最近对内蒙古万里大造林公司逃犯徐树荣发出B级通缉令,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工作,发现犯罪嫌疑人即予拘捕。对发现线索举报人、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给予人民币1万元奖励 ……
6,也许给这家公司撑腰的“靠山”在中央政府里已经垮台,所以当成替罪羊,成了绿色污染的“冰山一角”而被曝光在各家媒体。中国政府的喉舌—CCTV、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代言机构繁殖出来的所谓的“明星、演员、艺术家、杰出企业家”等怪胎,并不仅仅是这些人物。80年代“中越还击战”时期唱出了“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的“著名歌唱家”董文华女士,卷入跟商人赖常青、北京市长陈希同、王宝森等人合伙的“远华案件”。她跟李雪健一样,一直歌唱了党歌,92年小邓进行“南巡讲话”时,董文华为他唱了“有一个老人‘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歌曲,覆盖大陆,红得发紫;著名的“歌唱家”宋祖英女士的跟某大哥的丑闻故事;最近的明星歌手臧天朔与斯琴格日勒的丑闻 等等比比皆是。中国政府喉舌媒体用“人工授精所孕育出来的”每一位“演员”的背后,都有一幕幕肮脏的、骇人听闻的丑恶故事。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像类似这样的公司、企业是属于中国政府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亲自导演、培植、扶养的。前些日子在“三鹿、蒙牛、伊利”所发生的三聚氰胺之事轰动了全球,也是如此。万里大造林公司在大中型城市里,公然演讲、传播宣传,利用CCTV和地方媒体公开进行欺骗的力度,比中央宣传部和内蒙古党委宣传部还厉害。还有自治区政府、党委、通辽市政府、党委给他们撑腰,当帮凶,同时给旗县旗长书记“介绍”本公司之“雄厚力量”,旗长书记、林农业局积极配合而造成的。是属于中国政府经常所说的“有计划、有阴谋、有策划”的“别有用心”的举动,是黑色集团和红色集团共同扮演的绿色污染。今天,这家黑公司的几十人被捕,可是那么多的当“配偶”的贪官污吏,还是“伟大光荣正确”地坐在他们的“宝座”上,成了安然无恙的顽石。
7,另一所介绍的公司是《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梅花味精集团是“从玉米深加工的大型民营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创立于2002年,梅花集团总部位于河北省霸州市东段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下设两个生产基地:河北基地和通辽基地,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孟庆山。通辽基地的具体地址是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离市中心仅十几公里)。注册资金10亿元 。
梅花集团公司跟“三鹿、蒙牛、伊利”集团同样,顺利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HACCP食品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认证和ISO18001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梅花味精被农业部绿色食品办公室认为“绿色食品”,“梅花”为中国驰名商标。“梅花味精自2003年入驻木里图镇以来,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解决了当地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为当地解决就业4000多人,为木里图农民订阅二万份《农民报》,并为木里图镇小学、木里图镇中学各赞助50万元和100万元。而且,梅花的环保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并且通过了自治区环保局的验收现在梅花味精又投入了3千多万新上了废水再处理后回用的一套设备,今年建成后废水将基本不外排” ……
梅花集团通辽基地建成经营以后,所排放的废气、废物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严重污染,水质、土壤、空气等三渠道的严重污染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抗和通辽市政府的关注。若走在通辽市街面,有轻微的风吹,那种毒味会让你呕吐、头疼。曾经公司经营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产生纠纷,中国政府喉舌媒体CCTV《焦点访谈》、内蒙古电视台《今日观察》都播放过几次。可是今天为止,梅花集团通辽基地的味精厂仍然大量污染着蒙古族生态环境。笔者2005年、2007年在甘旗卡---通辽市之间坐车路过两次时,那些臭味和毒气闯进车内,使人难受得不得了。出租车司机说:“路边的那个大院就是那所味精厂,这里不能停车,若是他们发现有人在拍照,公司派黑社会打你、骂你甚至炒你家,百姓谁也不敢接近这家公司院,连放牛羊的人也不能靠近”。既然这样,2006年6月1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批准“梅花”MEIHUA及图正式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7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回良玉率中央代表团二分团,“到梅花集团通辽生产基地看望慰问干部职工,与大家共同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
中国总理温家宝、公安部周永康也去过通辽“视察”过,可是他们二话没提,或许他们带了氧气筒,或许他们使用陪同者的嘴唇呼吸了“新鲜”空气,既没有“视察”看见,反而大大增添了这家公司的“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的黑色污染势力。

以上两家(万里大造林、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在南蒙古地区进行大面积绿色污染和黑色污染的千千万万公司之林的“两颗小树”而已,其他层面进行绿色污染和黑色污染的大小企业、公司、个人、官员,尤其是创建发电厂、造纸厂、塑料厂、煤矿、合金厂等等数不胜数的大小企业将近几千家,好像一群饥饿的恶狼在田野上疯狂地对于无主人的羊群进行蹂躏似的,毫无克制地侵蚀着南蒙古大地。中国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流域建立的高污染性很恶劣的公司企业,在那些地区已经失去了生存空间,所以90年代末期开始大量企业“北伐”,从南蒙古、新疆等地区找到落脚点,从中央找他们的“带路人”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疆自治区政府、西藏自治区政府高层官员勾结、合伙、结伴,对周边的民族地区进行糟蹋。我们观察储波、杨晶、巴特尔等官员的举措,就不难看出他们的盗行。
8,我们回顾过去60年的历史,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前30年(1949-1979)是政治运动,不让百姓好好生活的历史;后30年(1979-2008)是掠夺资源的腐败运动史、破坏人的心灵和破坏大自然的黑暗历史。小邓说“发展是硬道理”,不管是“三鹿五鹿还是蒙牛汉牛”,“会抓老鼠都是好猫”,从小邓的话语里看出,以前共产党没有搞发展,没走好路,没有找到“硬道理”,搞政治运动是属于“软”发展;胡大哥提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自己表明了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社会不是和谐社会,而是反和谐;不是科学发展的,而是反科学、反自然的一个极恶的执政党。
从共产党的哲学理论来观察,它既没有理性的一面,也没有合乎逻辑的一面;从它的执政理念和历史来分析,它既没有历史合法性也没有执政正当性;从它的官僚阶层来探讨,他们既没有人性的一面,也没有其他人类所具备的共性;从汉族的文化来追寻,汉族人的心灵已经失去了人心的善良的一面,邪恶和恶魔控制了他们的灵魂。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质、土壤、空气等基本自然环境,在中共执政的短短几十年中,已经被破坏的极其严重,到了人们开始无法生存的地步。
共产政权即使土崩瓦解了,其他执政党来领导中国大陆;即使成了民主化体系来运作了,现在已经被破坏的自然界和被毒化的人的心灵,即使利用几十年的时间也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了。对于人心的摧残,也许通过几代人的教育达到一种预期目标。可是对于没有宗教信仰、没有道德约束的、已经道德败坏的十几亿人口的汉族人来讲,那是比上天还难的事情;大自然的恢复、复苏,是需要一个既漫长又很小心翼翼地去呵护才行的事情,可是,对于汉族人来说,这些事情是很难做到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只能建立自己的牢固城墙才能有可能维护自己的传统美德和神圣土地。

被扭曲的文化--Tergel

Tergel------南蒙古时事评论首发------2008.11.13


图片注明:毛泽东的雕像在呼和浩特大召寺里,跟佛像、成吉思汗像摆在一起出售的呢!


被 扭 曲 的 文 化

1,题外叙说
自1949年开始南蒙古地区被中国政府支配以后,发生了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政府屡次主导的政治运动以及强制性的文化宣传彻底摧残了蒙古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主精神,更摧毁了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企图要让蒙古民族忘掉自己的祖先。前些年挨家挨户在墙壁上几乎都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由此可见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程度。笔者的社会调查结果表明:今天的哲里木盟库伦旗和科左中旗以及东部区其他边远地区的蒙古族年轻人,举行结婚典礼时还在先给“毛主席感恩戴德”地鞠躬,然后才给自己的父母鞠躬,很多海外蒙古族同胞听到此事后都觉得不可理喻、哭笑不得。

中国政府对于汉族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是他们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国民就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相反,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产生什么样的国民。对于汉族文化的深层意义上来讲,实行高压、权力高度集中、专制独裁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并不是仅仅在中国大陆泛滥,曾经在世界上不少的国家和地区同样泛滥过,但是今天的世界已经与以往不同,曾经有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已经大开眼界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决裂,走向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民主国家道路。这也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选择的道路,最起码今天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们初步理解甚至已经普遍形成了这样的价值理念。因为曾经有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他们历来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以此来抵抗共产政权的反人性行为。可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地方就很难存在社会道德和人性良知。

中国古代有过宗教信仰,可是经过几个朝代皇位更迭,再加上反对宗教信仰的无神论政权---共产政权的统治以及中原人的懒惰、贪财、贪官等等文化特性,造成今天的中国百姓已经失去了社会良知和道德理念,物欲横流、假货漫天,何况说起宗教信仰呢。中国汉族社会一旦失去控制,十几亿人口向海外扩散,全世界会变成难民和乞丐遍布的世界,而且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和道德理念的群体,他们给所到之处就会带来各种经济灾难和社会灾难的。从汉族的文化和历史来看,高度打压和独裁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举个简单例子,世界上很多地方自古以来就有种鸦片、倒卖毒品等极少数人群的活动场所,至今也存在着毒品买卖。可是很多国家的民众本身就有抵制邪恶,提倡善良的文化元素,而中原人—汉族文化就没有抵制邪恶的本能,导致他们的历史上出现了“鸦片战争”。其他国家的历史为什么没有鸦片战争呢?难道没有人去贩卖毒品吗?汉族人研究出来的结论是:“西方列强”来大陆种鸦片贩卖毒品的目的是为了毒害我们,因此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抵抗而发动了此类战争等等。如果大陆的每个人都不吸毒不需要鸦片、每个人都不和那些毒贩合作的话,哪来的那么多搞毒品贩卖活动的人呢?以今天的中国社会来举个例子吧,今天的中国大陆的那么多的假酒、假药、假化肥等等假冒伪劣产品,不是胡锦涛、温家宝造出来的,而是由大陆人的人性和道德因素以及他们的价值观所造成的。问题出现的关键在中国大陆的“人心”。很多海外汉族学者把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结到共产政权上、社会主义制度上,我不否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人心的摧残,那么共产政权以前的汉族人怎么样呢?秦始皇、义和团、鸦片战争等等很多很多事件的背后没有什么主义的因素啊。

另一个问题是,在海外搞汉族民主化人士和很多学者对于大陆民主化以后的周边民族地区的自决或独立问题上观念始终是暧昧的。不管中国大陆出现什么制度或者什么演变,汉族是永远离不开他们的传统文化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他们虽然说中国大陆实行民主化以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都好办、好解决,可是历史证明,汉族兄弟的文化里根本没有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的本能性因素。各界周边民族不可能接二连三地上他们的当。尤其是南蒙古人们千万不要相信汉族的一切甜言蜜语和阴谋诡计,也不要中他们的既得利益“糖衣炮弹”的毒。
我对被中国政府强行支配的除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即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以及被同化掉的其他民族的处境感到很悲哀、很遗憾、很可惜。他们本来有和汉族完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甚至曾经有建立过自己国家的辉煌历史,可是被强行接受跟汉族清一色的残酷政权的统治,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寻常、也是很悲惨的。
共产政权和独裁政权继续存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靠暴力,它主要靠军队、警察和特务组织。现代政治学里讲,一般情况下军队和警察是国有而存在并维护国家领土和维护社会治安的;相反,军队和警察绝不能被某些人或某些社会团体以及某个政党来控制的,军队和警察更不能对着自己的人民和学生开枪、打压的。另一个是靠谎言,就中国政府来说是靠宣传上的误导、欺骗、造假以及控制所有媒体。
我们必须冷静反思过去60年的南蒙古历史,把历史的真相还给民众,让我们的同胞知道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共产政权是如何给我们民族带来种种灾难、黑暗、欺骗、侮辱、迫害、摧残等等。这是当今南蒙古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道德良知。尤其是对南蒙古知识分子来讲,一个知识分子假如失去了自己对于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就等于失去了他做人的尊严,也等于维护或认可共产政权的邪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于邪恶的妥协或者成了邪恶的帮凶一样。

2,今天的南蒙古地区不仅成了中国政府公然掠夺资源的殖民地,而且也成了放肆推广共产文化和汉文化的细菌库。本节主要浅谈近期的5—8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南蒙古地区实行的文化隐蔽政策。随着时代的演变中国政府对于民众的谎言和同化政策也不断地演变,还装腔作势,千方百计地使我们慢慢地很难分清黑与白、对与错,一旦我们发现时已经恶化成晚期。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他们都会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双慧眼才能明白他们正在干什么。
谈论当今南蒙古发生的很多事情时,必须以中国大陆社会以及中国政府为大背景思考,因为支配者毕竟是中国政府,而且一切恶果的起因归根结底也是中国政府。当今南蒙古地区的很多所谓的研究家、作家、学者、艺人,制作研究课题、写作、或者谈起南蒙古的社会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经济问题、文化教育问题、历史问题等种种问题的起因时,论出来的结论总是暧昧的,都回避或一概不谈政府或者执政党所造成的这个原因。关于南蒙古的知识界人士和艺术界人士的心理和职业道德问题以后另谈。中国政府的在南蒙古地区的代理机构是中共内蒙古党委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以及这两位黑老大手下的其他机构。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和法律法规都是这两个黑老大下达命令,再通过内蒙古党委宣传部来传播的。

2003年11月2日,内蒙古党委、政府发出文件(内党发2003-20号),《内蒙古党委、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发展的决定》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纲要(试行)的通知》。这两个文件原来是2003年4月17日,自治区常委会议通过的,先后修改并跟中央频繁研究以后下达的。文件通过当局的主流喉舌—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电视台和电台,覆盖整个南蒙古大地,引起知识界、艺术界、媒体、以及盟市旗县等文化界的强烈反响。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两份文件的内容不用在这里重复了,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几点:主旋律是发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扬共产党主导的中国特色民族文化;大力挖掘各阶层文艺人、创造培育文人;创造民族文化大区等等。

很可惜蒙古族学者、教授、艺人甚至普通职工和大多数人,按照惯例把“发扬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等内容单纯地理解为党和政府主导发扬我们的蒙古族文化传统、建设蒙古民族文化大区等,结果是理解错了。很可惜到目前为止,时隔5年,我们的故乡—南蒙古地区出现了什么文化大区了?
以文化的现代概念来概括的话,文化里包括人的一切。关于理论方面不用多谈,只谈现实。

首先,曾经在南蒙古地区使用的“内蒙古”“蒙古”等戴“蒙”字的名称逐渐消失,既然有了蒙古名字,前面还故意戴上了政府的“顶冠词”。比如说“内蒙古电视台”变成“中国—内蒙古电视台”,与此同样各盟市电视台、电台都戴上了“中国”二字;内大、内师大、社科院等机构进行学术会议时,会议名称不能戴“蒙”字,被改成“北方民族”或者“北方少数民族”;有关蒙古族历史方面的书籍、文论等要回避戴“蒙古”,以“北方少数民族”来代替;“北方民族”,“北方少数民族”两词,很流行很时髦。这是内蒙古宣传部吐出来的恶语,其目的就是把“内蒙古”等字样从南蒙古大地消除,时间长了让人们忘记,有步骤有预谋地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的脑子里塞满“北方民族”,尽量把“蒙古”二字从人们的脑子里抹掉。很多人忘记了“昭乌达盟”、“伊克昭盟”一样,隔一段历史,人们逐渐忘掉“哲里木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等等很多原有的东西。

其二,经过“建设了5年的民族文化大区”,南蒙古地区出现了三个文化大区:红山文化、大窑文化、河套文化。东部地区赤峰为中心出现了红山文化,主要制造者、提倡者或传播者是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席永杰先生。席先生的背后由新华社等媒体关于他的“新研究”“新发现”几乎每周发表一次,主旋律是“红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猫头鹰是红山文化的主要图腾崇拜物,北方民族的起源是红山文化”“北方民族的图腾是从猪演变成龙”等等谬论。当然席永杰先生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并被政府的巨款诱惑,为了实现他本人的犬儒式知识分子德行,可是做一位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研究是很不人道的。西部地区的大窑文化和河套文化也是同样的渠道---“制造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英明领导下”,御用学者和官方学者们,在社科院的巨额“研究”基金的收买下兢兢业业创造出来的呢。以上出现的三个“怪胎”文化的制造工程里参与的“专家”“学者”大部分是“听话的”汉族学者,而蒙古族学者几乎没有参加。不过蒙古族学者专家在其它领域里也是同样做着类似的不道德的、失去民族尊严的、失去人性和理性的事情,请看以后的评论。

其三,很奇怪的事情是,这几年官方从我们的故土里不断挖掘出了很多很多的古代瓷器、墓葬等“古董”,而且都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用过的东西或者跟汉族历史有关的东西,难道蒙古高原是古代汉族的垃圾场吗?这里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政府利用文字游戏那样,媒体上几乎看不到他们所谓发现的、所谓挖出来的文物的“样本”或“躯体”,只能是文字上加工出来的“文物”。即使看到的,我们也必须明白大陆的媒体是政府导演的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在89年的西藏事件、89年的天安门事件、2008年的西藏事件等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他所控制的媒体把杀人、抢劫的戏剧性事件一一能成功地导演了,蒙蔽了国内民众又欺骗了海外社会,何况导演这么简单的“文物制造”戏剧呢,对他们来说这是小菜一碟。连诡计多端的汉族同胞们也被他们欺骗了几十年,何况还谈我们纯洁善良的蒙古族同胞呢;认定文物的考古学家也是政府派的主角;鉴定出来的结果没人没地方去进行再认定,所以正确了解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很简单,就是警察杀人以后他自己去检查杀人现场并汇报给曾经给他下命令去杀人的上级一样,一切由政府黑老大的命令之下进行,从土里挖出了不伦不类的所谓历史文物的东西。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的目的何在呢?大家不要忽略这些事情,再过几年政府就“光明正大地”出版白皮书、黑皮书等,说“南蒙古地区历来是汉人居住的地方,蒙古族是北方来的民族,不是原住民”“我们有铁的证据”等等依据来进一步欺压我们、进一步欺骗国际社会。现在流行的“北方民族”的“北”字,不知道指“北”到何处,因为说话权都在中国政府手里,他说“北”到蒙古国、西伯利亚、北冰洋、北极都可以,他说黑就黑、白就白,“十年邓小平,被变了三次”等荒唐的事情数不胜数。

其四,通过社会调查发现,乌兰浩特的成吉思汗庙、伊盟的成吉思汗陵、呼和浩特的大昭寺、五塔寺、二连浩特的“国门”、内蒙古大小博物馆以及其它寺庙等不少地方,陈列着很多佛像、也陈列着成吉思汗像、还陈列着毛泽东像。这些地方成了政府进行“爱国教育”的场所了;大青山南山坡成了中共内蒙古团委的“生态植物园”,大门上雕刻了“神舟五号英雄—杨利伟”的雕像,20多米高。进入园内就会看到几所大型蒙古包式的建筑物,上面雕刻了似“狗”似“猫”的雕像。蒙古族历来的蒙古包上面从来没有过狗、猫等动物的雕塑。
其五,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把蒙语歌曲翻译成汉语唱”的歪风邪气进一步蔓延,近几年政府又成功地创造了红色歌手--布仁巴雅尔,并奖赏了德德玛的蒙汉双系统同时操作的电脑嗓子,把斯琴格日勒同化以后又生出了齐峰。逐渐夺取了民族歌坛,让蒙语演唱的歌手们慢慢销声匿迹。从蒙古国传来的很多很多美好的歌曲,通过政府艺人的严密加工,演变成汉语流传大地,酸不溜丢的味儿很浓。前几年我四处打听了两年,渴望知道“吉祥三包”“在乌兰巴托的爸爸”两首歌曲的深层意义,百思不得其解,可是CCTV一夜间仅播放了一次录像,天亮就出来了歌手,而且歌声传遍了南蒙古大地,也进入了手机铃声。在民主国家,成一位歌手很不容易,必有生理基础,再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和顽强拼搏,通过激烈竞争,还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攻关以后,演唱出国民所需求的心声,才被慢慢认可,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中国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度里,被政府牢牢把握的媒体变成了“会下金蛋的多功能老母鸡”,会生出明星、又会生出歌星、也一样生出假药。2007年7月27日晚,共产内蒙古政府举行了 “60年大型庆典 ”歌舞晚会----《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唱出“毛主席共产党哺育我们长大”,可是很多人见怪不怪了,13世纪到1949年的漫长历史时期,谁哺育了我们?今天蒙古国的同胞们没有共产党了,那么谁哺育了他们呢?接着 “60周年庆典仪式”上,腾格尔先生站在“马头琴”上唱歌的景观有点奇怪的,平时蒙古族是不会站在马头琴上;接着出来的景观更有点不对劲儿,让德德玛女士站在“银碗里”唱歌。哪个时代的蒙古人站在碗里的呢?有吗?接着出来的景观是江泽民先生的大名情人—中外有名的宋祖英女士站在蒙古族的Tulga(Gal golomt gedeg tulga)上,唱出了红色革命歌曲;最后在红色的五星红旗覆盖了整个场面的画面中序幕演唱结束。是很悲哀的!(内蒙古电视台网站里能看到的,请大家看一看)

其六,2003年以后,黑老大哥进一步允许蒙古国的艺人来内蒙古演唱、也可以参加主持节目、参加晚会等活动,这不是坏事,可是这不是黑老大的真正目的。与此同时、内蒙古的电台、电视台、书店、商人,他们以正当渠道进入蒙古国,对南蒙古进行歪曲宣传并且想误导蒙古国百姓,传播“南蒙古的蒙古族跟着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得到幸福安康”等等内容。又向蒙古国孩子提供南蒙古边境地区学校,尽量接受为过来学习汉语的蒙古国孩子,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大型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的片头上写,“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等等大量宣传“大中华”、“中华圈”,“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等大汉族主义思想,而且暗地里提倡“内蒙古有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庙,内蒙古才能代表世界上整个蒙古族的正宗”等谬论。近年来黑老大推动东联公司,把成吉思汗陵的地皮买下,大建扩建;投资巨额款项在成陵建立了成吉思汗文化研究所;推动商人从蒙古国收买代表传统文化价值的很多文物,摆在呼和浩特博物馆、通辽博物馆,据内部人士消息说,去年通辽博物馆用80万元人民币回收一套马鞍。

当今世界上,蒙古国是全世界蒙古族血统的唯一独立的国家,蒙古国是蒙古族的祖国,我们的文化在那里得到保护和发展。蒙古国也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踏入了民主化道路,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民国家、有了国民、进行公开选举,逐步走向更成熟的民主国家道路。这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中国政府篡改历史,把蒙古族的元朝说成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还想把黑爪伸向蒙古国。虽然这几年蒙古国政府面临着腐败、贫富差距、教育经费、医疗保障等等问题,可是这些问题慢慢可以解决的,蒙古国会有更聪明的才子们出来建设和完善自己的家园的。经历过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社会主义国度的国家,温和而和平地进入了民主化社会,这是很不一般的现象。当然进入民主化以后马上开始经济腾飞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个成熟、稳定的过程。困难是暂时的。一个民族,自己有了独立政权而且合乎现代国民国家的规则来运行,表明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也表明这个国家就有解决各种问题的政治平台。
中国政府这几年对文化上的人力物力的加深、宣传、“制造工程”的主要目的是制造“蒙古族文化的中心在中国”、“世界蒙古族的中心在中国”、“蒙古族是中国的北方民族,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不断派汉族商人和南蒙古的“听话的蒙古族”商人,去蒙古国经商,想在经济上侵略蒙古国;收买蒙古国议员和政客,在政治舞台上进行捣乱;同时进行文化上的侵略等等微妙的政策。

在很多意义上说,中国不是现代的国民国家,它只能是封建王朝的现代版。南蒙古地区也是封建王朝支配下的一个新兴殖民地区。英、法、意、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曾经在很多地区实施过殖民统治。可是当时这些国家对于殖民地的原住民的文化、宗教以及人心方面没有共产主义政权这样进行过毁灭性的迫害或者摧毁。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很多殖民统治之下的民众得到独立自由的权利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尤其冷战结束为止,世界上基本上消除了殖民统治,唯一残留的带有殖民统治性质的而且比原先的殖民统治更残酷的政权,就是社会主义、共产制度之下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独裁专政,比如前苏联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朝鲜人民共和国、古巴、津巴布韦、苏丹等等。他们有的对于自己的本民族进行殖民、独裁、高压政策,有的对于其他民族进行殖民、独裁、欺骗政策。
汉文化是有很强的同化功能的,历史上很多民族支配过、统治过中原人,可是没有一个民族同化过汉文化,相反被汉文化同化的民族不少。满族曾经统治过中原人长达260多年,可是最后满族还是被同化掉了,蒙古族也曾经统治过中原人,由于蒙古文化也有很强的生命力,所以没被同化掉。近十年,中国政府所主导的文化政策也许是对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同化的最强烈的一次运动,希望南蒙古年轻一代要关注南蒙古地区的民族文化状况。

2008年11月9日星期日

外蒙古十万汉人神秘失踪悬案


蒙古的十万中国人哪去了?这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中的一大被湮没的谜团。

1920-30年代世居外蒙古的10万中国人全部神秘失踪,在本人读到的许多文献中都谈到外蒙古的大量中国移民的这一失踪悬案。

外界普遍认为这些中国人于20年代末被前苏联与伪外蒙国当局(乔巴山政权)秘密杀害了。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效~法~波兰政府对“卡庭森林”事件的态度,进行详细调查,还被害同胞以正义。

外蒙的十万“中国人(Chinese)”哪里去了?

据“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第35页记载:

一、1918年外蒙总人口647504, 其中喀尔卡蒙古人492000, “中国人(Chinese)”:100000。

二、1963年外蒙总人口1017158, 其中喀尔喀蒙古人775527, “中国人(Chinese)”:无数据。

三、1969年外蒙总人口1188271, 其中喀尔喀蒙古人911079, “中国人(Chinese)”:725。

四、1979年外蒙总人口1594386,其中喀尔喀蒙古人1235806, “中国人(Chinese)”:344。

五、1989年外蒙总人口2043954,其中喀尔喀蒙古人1610424, “中国人(Chinese)”:247。

看了这组数据,您有没有心惊肉跳的感觉?为什么在外蒙人口翻两翻(内蒙蒙古族人口也几翻)的时候,我们的十万同胞,却只剩下247人?外蒙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这十万人的消息?作为中国人,我们有权知道,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知道。大家把眼光向外看,世界上到处有我们的同胞,难道我们真的可以随便被人灭绝吗?

“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的作者是蒙古人,而非汉人,上述数据皆非中国来源。

相反,在外蒙古北边的再被俄国侵占的布里亚特蒙古,却是完全另一番景象。

布里亚特共和国南邻蒙古国,西邻图瓦共和国,而北部、西北部与伊尔库茨克州接壤,东邻赤塔州。共和国有4/5的面积被森林覆盖,树木种类主要是红松和冷杉林,木材储备量达20亿立方米。共和国面积35.13万公里2,2003年共和国共有人口100.33万人,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70%,当地土著民族布里亚特蒙古人仅占24%。

25万布里亚特蒙古人分布在布里亚特共和国,还有不到20万布里亚特蒙古人分布于伊尔库次克州的乌斯季-奥尔登斯基布里亚特民族自治区和赤塔州的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等处。被俄国人分而治之。

布里亚特元代称不里牙惕,从种族上是厄鲁特蒙古人近支,原游牧于外贝加尔地区,后来向北发展到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地区。1631年,俄人到达叶尼塞河支流通古斯卡河上游,立即与布里亚特人发生冲突。经过25年的战争,布里亚特人被完全压服,才臣服于俄国。但其中一部分反抗俄人到底,向南移入喀尔喀领地。另外一部分,当清军在黑龙江以西打败俄人时投向中国,被赐名巴尔虎人,编入八旗,并安置在呼伦贝尔地区。在苏维埃政权70多年的时间里,布里亚特人基本丧失了自己的语言文化,成了以俄语为母语的人。布里亚特青年不懂本族语,不看本民族文学作品,不听本民族的音乐,完全是在苏俄文化的熏陶下长大。原布里亚特的知识界已经在大清洗的30年代被肃清。取消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后,民族文化逐渐复兴,首先是佛教的复兴,在这里重建了安宁喇嘛寺院,在距乌兰乌德不远的伊沃金寺佛学院为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19处的佛教团体培养新一代主持。达赖喇嘛曾多次到布里亚特活动,1991年8月达赖第四次访苏,到了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1992年9月再次访俄,重游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并到图瓦。我国佛教界有必要加强同布里亚特佛教界的交流,相互支持,使佛教文化发扬光大。

布里亚特共和国位于东西伯利亚南部、东经98°40′至116°55′、北纬57°15′至49°55′之间。南邻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邻图瓦共和国,而北部与西北部与伊尔库茨克州接壤,东邻赤塔州,由北至南距离长600公里,由西至东420公里。布里亚特共和国是典型的山地地形,平原少,海拔为 500—700米。在布里亚特共和国领域内有一闻名世界的大湖——贝加尔湖。共和国内水域系统发达,许多河流流入贝加尔湖。重要的河流有:色楞格河和巴尔古津河。灰化土壤、沼泽与沼泽地区域占据了大面积的山间盆地。共和国有五分之四的面积被森林覆盖,南部是草原和半森林半草原地带。树木种类主要是红松和冷杉林,木材储备量达20亿立方米。布里亚特共和国内有许多各种动物如:紫貂、松鼠、雪兔、狼獾、猞猁、熊、驼鹿、马鹿、野猪、山羊、狍子等,其中贝加尔湖上的紫貂闻名于世。

布里亚特共和国气候为明显的大陆性气候,冬季长且寒冷,无风少雪,夏季短而暖温,夏季温度幅动于14℃至22℃之间,冬季浮动于零下18℃至零下 28℃之间。早期霜冻一般在八月下旬来临,平均年降雨量为300毫米左右,植物生长期约为90天——155天。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多年生耐寒植物品种多样。

布里亚特共和国有丰富的稀有金属、有色金属。地下矿产资源有钨、钼、金、多种金属、石炭、褐煤、铁矿、霞石正长岩、石墨、石棉、石灰岩。

水利资源潜能平均功率约为1500万千瓦。此外,布里亚特共和国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动物资源。

布里亚特共和国领土面积为35.13万平方公里,行政机关与单位有21个区,共和国附属城市3个,附属区的城市有3个,市区3个,城镇29个,农业机构2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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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有关资料

布里亚特人
Buriats,Буряты

【概况】

  西伯利亚南部的居民。又称“布里亚特蒙古人”,也叫布拉特人。约35.3万人(1979),主要分布在苏联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部分分布在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属蒙古人种西伯利亚类型。

【人口分布】

  特布里亚特人,即“布里亚特蒙古人布里亚特人有35.3万(1979年),占全苏人口的0.1%。主要分布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20.69 万人),其余居住在赤塔州的阿金斯克布里亚特民族区、伊尔库茨克州的乌斯季奥尔蒂恩斯克布里亚特民族区等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东北也有一些布里亚特人。

【历史】

  布里亚特人的远祖可追溯为新石器时代就已分布在贝加尔湖沿岸的居民。13~14世纪时,他们又吸收了一些北方蒙古部落的成分。17世纪,由贝加尔湖西岸的布拉加特人、埃希里特人、杭戈多尔人与东岸的霍林人等相结合,形成布里亚特部族。17世纪末,其住地被沙俄兼并,布里亚特人曾多次起义反抗。 1918年2月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8月被日军占领,1919年4月又被美军占领。1920年恢复苏维埃政权,1922年初成立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1923年改为自治共和国。17世纪中叶,布里亚特人父系氏族制度解体,早期封建关系开始发展,但长期保留着血族复仇、氏族互助等残余。19世纪后期,东部地区的布里亚特人主要从事游牧业,饲养绵羊、马和骆驼;西部的多为半游牧民,兼种少量大麦和黍子,并从事狩猎和捕鱼。由于较早掌握了炼铁技术,制作铁器是他们的主要手工业。20世纪20年代以来,多由游牧转为定居。传统的住屋是圆锥形的毡制蒙古包,西部地区已转入定居的农民则住壁桁式的木架帐篷。穿着与蒙古人类似,男女都穿右开襟的竖领长皮袍,束宽腰带,穿翘头毡靴。文化和生活深受俄罗斯人影响。

  另有少数布里亚特人分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

  布里亚特人是13—14世纪进入贝加尔湖地区的蒙古部落与当地居民混合而成的,其民族形成过程在17世纪基本完成。17世纪布里亚特人的土地并入俄国。1921年4月27日和1922年1月9日分别成立了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和蒙古——布里亚特自治州。1923年5月30日将上述两州合并为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属俄罗斯联邦。1958年改名为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人以畜牧业为主,狩猎和捕鱼业也很重要。

布里亚特民族从种族上是厄鲁特蒙古人近支。其祖先原游牧于外贝加尔地区,后来向北发展到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地区,与当地居民混合而形成现代的布里亚特人,其民族形成过程在17世纪基本完成。1631年,俄人到达叶尼塞河支流通古斯卡河上游,立即与布里亚特人发生冲突。经过二十五年的战争,布里亚特人被完全压服,才臣服于俄国。但其中一部分反抗俄人到底,向南移入喀尔喀领地。另外一部分,当清军在黑龙江以西打败俄人时投向中国,被赐名巴尔虎人,编入八旗,并安置在呼伦贝尔地区。目前居住在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至今仍保留着完全蒙古式生活的村寨部落,有的已被辟为“民俗文化村”供人参观,其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与现在的蒙古族相近,建筑也表现着不同于俄罗斯其他城市的风格。

【语言】

使用布里亚特语,分东西两大方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18世纪起使用老蒙文,1931年创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拼音文字,1938年改用斯拉夫字母。自1939年起使用俄文字母的文字。

【宗教】

多信奉传统的,原信萨满教,东贝加尔湖地区的居民则多信喇嘛教,现名义上信仰东正教,实际上仍保留萨满教残余。锡尼河庙是他们的宗教活动场所。

【习俗】

  目前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有50余万布里亚特人,一些地区至今仍保留着完全蒙古式生活的村寨部落,有的已被辟为“民俗文化村”供人参观,其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与现在的蒙古族相近,建筑也表现着不同于俄罗斯其他城市的风格。

  在生活上,他们较早地开始定居或半定居,房舍多为砖木或土木结构,有的人家还铺设地板、瓷砖或地板革。住屋旁边,是铁盖砖木结构的牲畜棚舍。即使居住蒙古包,包内也是十分清洁,家具齐全,摆放井然有序。几乎家家都有收录机、电视机,有的人家还有电冰箱。他们讲究生活的舒适,在铁床或木床上睡眠。他们使用绞肉机做肉类食品,使用牛奶分离器加工奶食品;家家有面包烤炉,烤出的面包色鲜味美,松软可口。去布里亚特蒙古人家里作客,好客的主人会以奶食品和面包热情款待您,并在面包上涂抹"希米丹"(稀奶油)和白糖。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奶茶与其它地区不同。用壶将砖茶沏成浓浆,开水装在另一暖瓶中,牛奶单放容器内。喝茶时,将茶浆、开水、牛奶以每个人的习惯兑成不同成色的奶茶,一般不加盐。用羊肉、羊下水和草原上野韭菜做馅的"布里亚特包子"香味扑鼻,并成为一道知名的地方风味。

  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服饰别具特色,样式美观大方。男人春、夏、秋三季头戴呢子尖顶帽或前进帽,身着长袍,腰束绸带,足蹬马靴。女子则头系绸巾,未婚女子多身穿溜肩式长裙,前胸打褶。已婚女子身着肩部打褶的长袍。肩部是否打褶,成为女性已婚、未婚的醒目标志。两种袍服均不系腰带,与常见的蒙古袍样式相比,别富韵致。冬季,男女均头戴尖顶红缨帽,脚蹬马靴,身着皮袍或长裙。男子腰束绸带,女子则在长袍之外再罩一件皮、棉坎肩。外地游人置身于布里亚特蒙古人中间,无不对其服饰的艺术性和高超、精湛的剪裁、缝制技术发出由衷的赞叹。

  布里亚特人朴实无华,热情好客。许多布里亚特人仍保持着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主要食品自给自足,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小院,种植蔬菜、水果,养着猪、鸡等畜禽。一百多年前,布里亚特女孩最小的十三四岁就结婚,现在她们要18岁以上才能结婚。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婚礼仍保留着北方游牧民族古老的传统风俗。婚礼大致分为订亲、送亲和结亲三个步骤。订亲由男方的使者牵线搭桥。订亲仪式上,女方家长常以假意推辞或一时静默来考验对方的智慧,场面诙谐、风趣。女方家长接过男方使者呈献的"哈达",即表示应允婚事,男方使者将随身带来的奶食、糖果郑重地放入主人家的果盘内,表示两家已缔结"秦晋之好"。此后,男方双亲择日来女家认亲,两亲家母合用羊皮缝被,备儿女新婚之用。婚礼举行的前一天晚上,女方家举行隆重的送亲仪式,当地人称"讷利祥"。亲朋、村邻在包外毛毡上围圈坐定,男的按辈份分长幼坐于东,女的坐于西;两半圈衔接处,即将出嫁的姑娘衣饰一新,面南而坐,旁有女伴相陪。她们的面前摆放着盒装的熟羊头。年长的歌手举杯祝福,用高亢动听的歌声对出嫁的姑娘谆谆叮嘱。歌儿结束的时候,人们燃起篝火,围着火堆翩翩起舞,舞姿奔放,场面热烈。翌日清晨,新娘跨上接亲使者牵来的骏马,由十余名男女青年簇拥着,向男方家驰去,绿野之上荡起阵阵笑语、串串蹄声。以马送亲,是牧民的传统,不论男方家近在咫尺,还是远隔百里,都要乘马相送。伴娘均为已婚妇女。婚礼的第三部曲是举行结婚盛典。新郎家原有的旧蒙古包旁,搭起洁白的新包,上系七色彩条,成为草原上特有的洞房。女方送亲人摆放完嫁妆后,要举行"抢枕头"仪式。女方家四个壮汉,抱着枕头蹒跚而来。枕头形状奇特,两头粗细不同,长约一米。男方家四名壮汉迎上前去,将枕头围在中间,双方你拉我拽,互不相让,围观的人们叫好助威,十分热闹。难解难分之际,有长者出面劝解,方才罢手,双方对视一笑,共同将枕头放于新人的婚床上。新娘卸下闺妆,换上妇人装束:头戴圆筒帽,其上珠玉熠熠闪光;足蹬高筒马靴,乌黑发亮;婚前梳起的七根发辫合为两根,分别装入黑金丝绒缝制的辫套内,其下缀有镶珠银链。袍肩密褶耸起,腰部纤瘦,裙摆四散,犹如孔雀彩屏半开。盛妆的新娘雍容华贵,艳丽中透出几分圣洁。此时新郎还在包外干活,按牧民习俗,新郎被众人请回后,新娘拜见父老尊长,逐一向人们敬酒。酒过三巡,小伙子们跳起"鹰舞",摔起蒙古跤,婚礼气氛达到高潮。

  许多人平日主食一半以本民族的手擀面、各类肉排等为主,一半是俄罗斯餐。逢年过节时,布里亚特人还要穿上本民族艳丽的布里亚特袍(外形款式与蒙古袍相似)。布里亚特聚居地有自己的学校,传授本民族的语言和风俗知识,但现在年轻人平时已很少用本民族语言交流。

  布里亚特人祈求神灵的方式也很独特。在土著村附近,记者看到有许多树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布条,一位村民正站在树边,一边喝酒,一边往树上洒酒、挂布条、扔钱币。每逢重大节日以及家庭中有结婚、生子等重要事情时,他们会以这种独特的祭祀神灵方式,来祈求保佑自己和家庭成员平安、健康、幸福。

【油画:沙皇接见浩里布里亚特人】

从一六八五年(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赛时代)起,浩里布里亚特人开始用狩猎所获兽皮顶替钱币纳税。遇有不能如期缴纳者,俄国官吏竟抓去他们的孩子作为抵押或者抢夺他们的牧场等生息之本。浩里布里亚特人无法再忍受以上种种暴行,便由嘎拉朱德姓(也是我的姓)杜拉巴拉登为首,由十一姓若干名代表组成了上告(申诉)组,骑着马。于一七零三到达了莫斯科,同年二月二十五日拜见了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赛,申诉了他们的苦难。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赛看到他们是异地异族之臣民,给予了特赦,于一七零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下令西伯利亚公署,由该署向额日苏,尼布楚公署长官下令,要他们保证这些臣民在所在地区不再遭受压迫与刁难。此令于同年五月三日即生效。
[走近布里亚特人:古代蒙古人的一支后裔]
约16世纪起,古代蒙古人的一支后裔就在贝加尔湖流域一带生活。他们与现在的中国蒙古族有着相近的习俗

中俄2005中新药业贝加尔湖科考队生态环境考察组,昨天来到距乌兰乌德100多公里的土著村,探访这里的布里亚特人,感受了他们独特的民族风情。

当考察队来到布里亚特土著村时,令考察队员惊讶的是,这里的建筑风格和村民的长相、服装等,与俄罗斯其他地方有着天壤之别。接待我们的是村民亚克汗。如果不是在异国他乡,仅从外形打扮看,他与我们黄种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亚克汗介绍说,俄罗斯布里亚特人是古代蒙古人的一支后裔,现在蒙古国、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和中国的内蒙古等地,都有布里亚特人聚居。布里亚特人的先民,约16世纪起就已在贝加尔湖、色楞格河流域一带的草原上过着游牧、狩猎生活。

亚克汗说,目前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有50余万布里亚特人,一些地区至今仍保留着完全蒙古式生活的村寨部落,有的已被辟为“民俗文化村”供人参观,其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与现在的蒙古族相近,建筑也表现着不同于俄罗斯其他城市的风格。

走进布里亚特土著村记者看到,村里有10余户布里亚特人家,村民朴实无华,热情好客。许多布里亚特人仍保持着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主要食品自给自足,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小院,种植蔬菜、水果,养着猪、鸡等畜禽。

亚克汗家的装修与陈设相对简单,与我国北方农村的家庭风格极其相近。亚克汗说,一百多年前,布里亚特女孩最小的十三四岁就结婚,现在她们要18岁以上才能结婚。许多人平日主食一半以本民族的手擀面、各类肉排等为主,一半是俄罗斯餐。逢年过节时,布里亚特人还要穿上本民族艳丽的布里亚特袍(外形款式与蒙古袍相似)。布里亚特聚居地有自己的学校,传授本民族的语言和风俗知识,但现在年轻人平时已很少用本民族语言交流。

布里亚特人祈求神灵的方式也很独特。在土著村附近,记者看到有许多树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布条,一位村民正站在树边,一边喝酒,一边往树上洒酒、挂布条、扔钱币。亚克汗告诉记者,每逢重大节日以及家庭中有结婚、生子等重要事情时,他们会以这种独特的祭祀神灵方式,来祈求保佑自己和家庭成员平安、健康、幸福。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8月07日)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08/200708070801.shtml

2008年11月6日星期四

美国大选与中国的民族政策

作者:赛依德•海力利 时间:2008-11-05 地点:东土耳其斯坦

备受瞩目的美国总统选择终于落下帷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黑人奥巴马不负众望,以297:139赢得总统大选,顺利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

此次选举对于中国的所谓“少数民族”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因此我也很早就开始关注大选。选举的结果让我们看出美国民族政策的成功,选举不仅是奥巴马或者民主党的胜利,也是美国民族政策的胜利,更是美国民主的胜利。而这胜利也狠狠的将一巴掌扇在了中国执政党的脸上。美国虽然是移民国家,但白种人还是占大多数。而今却选举产生一个黑人总统,无不让人感到欣慰。换成是中国,哪怕奥巴马是汉人,成为国家主席也是空想罢了。

不管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在中国“少数民族”承受着比汉人更多的压迫。而这种压迫的直接建造者正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实追随者(其实中国共产党早已抛弃马克思主义,而转向了权利、金钱主义),中国共产党也自然承接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策和含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它自身形成、发展到消亡的客观规律。我们暂且不讨论民族的起源,但不可否认当今社会民族多样化的特点以及民族之间语言、文字、文化、风俗之间的差异。越是发达的国家,对待民族问题则越是小心谨慎。美国在开拓西部版图时对土著印第安人实施了惨绝人寰的杀戮和驱赶,但是那毕竟是19世纪的事情。而现在,土著印第安人的居住区被小心的保护起来,限制人员出入、地方政策支持土著居民发展自身文化。在这个高度发达的世纪,一个民族的文化如何能得以保留和沿袭,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即使民族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那我想也不应该是近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之内的事情吧。而共产党在中国则将“民族消亡”当作“神圣的历史使命”,刻意充当上帝的角色,企图使其他民族灭亡。

中国政策对于非汉族(暂且称谓“少数民族”吧)人员所采取的措施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怀疑就是向“少数民族”区域大量移民,使该民族在所谓的“自治区域”之内称谓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中国共产党使用武力夺得政权初始,对于各“少数民族”许下美丽的谎言。蒙古人民党听信了共产党的谎话,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可自从1949年之后汉人的移民速度可谓惊人。短短半个世纪,内蒙古的蒙古族成了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在人口失衡的劣势下,蒙古人不得不被迫学习汉语,习惯和接受汉族文化,自然就丢失了本民族的文化以及语言。而今的内蒙古早已是汉人的天下,只有官场上那个所谓的“自治区主席”是蒙古人。


美国大选与中国的民族政策

在美国宣布独立的民族
图片来源:www.smhric.org

在中国,实际意义上的民族,只有四个:汉族;一个已经被同化了80%以上正在消亡的蒙古族(蒙古国人口也仅仅在300万左右徘徊);藏族和维吾尔族。这几个民族中,无论语言文字还是文化差异,与汉族之间存在最大的分歧的莫过于维吾尔族。维吾尔族与汉族本不属于一个民族,其语言更不在一个语系,民族文化也是千差万别。对于一个蒙古族人和藏族人,起一个汉名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一个维吾尔人来说,起一个汉名将会显得及其可笑。我想如果有天在大街上遇到一个羊肉串的维吾尔族小伙子,当他开口用标准的汉语说:“你好,我是胡锦涛”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听到这句话的汉人,会因为自己民族成功的同化了其他民族而感到幸福和满足?还是会因为其他民族失去自身语言文字和文化而感到羞耻?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每个汉人的心中都是不同的。

21世纪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综合国力的问题,而是民族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导致汉人对于执政党的不信任、反感;另一方面,其他“少数民族”对中央及地方政府所执行的民族政策也不满,而且这种声音正在慢慢的扩大、变强。在政府职能受到群众怀疑的同时,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民族政策,一旦“少数民族”当中有任何一个民族出现大的问题,则会将现在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然而可悲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无法听到这种呼声。对民族政策持迟缓态度的党内人士,不是已经去见了马克思,就是被压制在底层无法翻身。因此,在中国,类似苏联解体式的“叶利钦”人物是不会出现。只有中国乱到一定程度,各个地方与中央公开不和,才会引发事态进一步的发展。首先将会是民众对执政党的反对,其后将会引发各“少数民族”的“独立”。如果不及时停止现行的民族政策,其后果不堪设想。



美国大选与中国的民族政策

军队和武警联合镇压维吾尔人
图片来源:王力雄新著《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我从来不认为宗教会影响到现在的政治。“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你便让他信仰宗教便是,何必持“恐惧和怀疑”的态度用冷漠的眼睛看待周围的民族呢?对“少数民族”宗教的压制、破坏,会对其民族信仰产生莫大的影响。即使再多的物质享受,倘若失去了精神信仰,又怎么能使人满足?在东土耳其斯坦,政府不允许维吾尔族青年进入清真寺做礼拜,不允许“少数民族”干部信仰宗教,在学校里更不允许学生信仰宗教,这也就间接的迫使整个民族失去信仰。然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有信仰则是最可怕的。失去了信仰也就失去了底线,一个没有任何底线的人,就可以做出任何事情,哪怕是极其违背人类道德。而中国政府正在迫使他们失去信仰,却又职责他们做出违背信仰的事情。这种“官逼民反”的事情,正式政府迫使他们做出的。汉人有句古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如果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们的事情,他们有什么理由会闹事?越是绷紧的线越是容易断裂,反而放开了,也就让他们失去了反抗机会。

在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实施只有一个不变的前提:任何地方一把手必须是汉族。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乡里田间,没有任何例外。这种不信任的态度越是“少数民族”觉得反感。我不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什么,但我希望那不是我想到的一幕。

当一个民族没有了任何的希望,暴力也就是最后的希望。

2008年11月4日星期二

康生与“内人党”冤案


图门简介:

图门,蒙古族,全名图门毕利格图,1928年出生在辽宁省贝一个穷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他很小就开始帮着父母做拔苗、放牛、养猪、锄地等活,还要上山打柴,挑到集市上去卖钱贴补家用。图们16岁时考上了伪满洲国设立在王爷庙(现内蒙古乌兰浩特)的“兴安学院”。

1946年,东蒙军政干部学校招生,他参加了该校军事队,后经学校领导推荐,转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1946年底,图们被分配到内蒙古骑兵第一师,报到的第三天就被任命为3团6连政治指导员。那一年,图们才18岁。之后,他就随着部队四处征战,浴血疆场。 图们在军队保卫战线工作了20余年,直至内蒙古军区(大军区)保卫部副部长。

他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中校,1964年晋升为上校,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央军委法制局首任局长当我问到您是如何从军队保卫战线转到了军事法制战线时,图们顿了一下说:“这要从文化大革命谈起。”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图们同许多正直的人一样,在疑惑和不解中被打成“反革命”,而且“待遇”也不断升格:从乌兰夫的黑帮爪牙到彭真、罗瑞卿黑线人物,再到后来的“内人党”分子。政治上的诬陷、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虐待让他痛苦万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图们的问题未能彻底处理平反。为此,耿直的图们只身前往北京,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告状”。接见他的中共领导与他经过一番交谈后,为他澄清真相洗刷罪名,还上报组织,将图们调到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不久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重建,图们被调到那里,仍然承担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突然有一天,组织上通知他参加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作为24名特别检察官之一,图们是唯一的蒙古族成员。

“共和国第一大案”直到1982年才正式结束。它让图们与同事们付出了整整两年的时光。之后,图们又被调到中共解放军军事法院任副院长,1988年被任命为新设立的中央军委法制局首任局长。先后撰写发表了《加快和深化军法工作改革,更好地为部队建设服务》、《必须重视和加强军事法制建设理论的研究》等数十篇学术论文,并且主持编写、审定了《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检察工作专辑》、《(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法分册》等几十万字的军事法学的专著。作为法学家,图们的最大特点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很少空洞议论。他的很多学术观点都对法制实践产生了一定作用。中共军委法制局的设立就和他的积极论证有关。他为中共的法制史留下了不少第一:参与筹建中央军委法制局并且任第一任局长;在他的倡导下,建立了北京市军事法学会,他任首任会长;主持编写的《中国军事法学教程》填补了中共军事法学教材的空白;起草、论证、制定了中共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立法暂行条例》和《军事设施保护法》;审定出版了中共首部军事法学理论专著《中国军事法学》、倡导并且审定首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审判史概述 他还先后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军事法学会会长。

图门离休后成为作家,1990年下半年离休后,他又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写作。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参与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案件,他同别人合作创作出版了新中共政法工作史上的3个之最,即审判工作之最《超级审判》、个人冤案之最《共和国最大冤案》、集团冤案之最《康生与“内人党”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审判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如同“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一样,此次审判无疑是一件震撼中外的大事。《超级审判》(济南出版社1992年出版)是一部国内外都非常关注的珍贵史料,是中共历史上最全面的一部“两案”审判的正史,后经增补,2002年以《特别审判》为名再次出版图们在1978年后调到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后来又到“两案”审判办公室工作,有条件接触刘少奇同志冤案的情况。从那时起,他就注意收集资料,决心把这一共和国最大冤案的制造过程写出来,加以分析总结,引以为鉴。经过他和助手祝东力的努力,《共和国最大冤案》于1993年展现在读者面前。书送到王光美同志处,她感动地对图们说:“谢谢您把它们写出来,有很多事我都不了解呀 “文革”期间,内蒙古自治区发生的“内人党”冤案,共挖出34万名“内人党”,竟然比全区共产党员还多5万名,致伤者不计其数,16222人含冤而死。“那个惨状你根本想象不出,全是土刑法。”图们回忆道。

能够披露此案的详情,图们有着特殊的条件:他在“文革”期间目睹了这一冤案形成的过程;他是受害者之一;他参加了平反落实政策工作;他参加了对这一冤案元凶的审判。1994年,一本名为《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的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图们总结出这个冤案的几大最:“文革”中最大的集团冤案,死伤人数最多、殃及面最广、手段最恶劣、后果最严重。此书出版后内蒙古的各族干部群众奔走相告,竞相阅读,据说很多人是流着泪读完了全书。中共民族出版社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出版了蒙文版《康生与“内人党”冤案》,发行到农牧区,满足了蒙古族读者的需求 图们和他的夫人再过3年就要迎来钻石婚——结婚60年纪念日。他的夫人阿力贡也是蒙古族,他们对记者的到来很高兴。图们说:“谢谢你们,谢谢内蒙古的父老兄弟的关心。我在内蒙古战斗工作了34年,是从那里成长起来的,最美好的青春也奉献在那里,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康生与“内人党”冤案
一 华北局会议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远在风光旖旎的杭州西子湖畔,没有出席会议。当时的康生在政治局忝居末座,只是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却由他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召开“介绍情况的座谈会”,第二项议程是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通知在1966年5月16日上午,提交给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所以又称作《5.16通知》。这个《通知》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总纲。
1966年5月21日。北京,前门饭店。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到第17天的时候,华北局工作会议也在前门饭店开幕了。中央和地方的会议交错举行。毛泽东当时的用意是:以中央带动地方,发动“文化大革命”!
还在这年4月的时候,华北局就曾通知内蒙古:5月召开工作会议。为准备会议,华北局常务书记解学恭带领几位部长、主任亲临呼和浩特,找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们征求意见,同许多人谈话,不仅了解情况,收集乌兰夫的材料,还为后来会议上整乌兰夫等人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部署。
乌兰夫出席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直接从会上赶来,参加了华北局工作会议。
这次来京一起参加华北局会议的,还有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奎璧、王铎、王再天、高锦明、权星垣、刘景平,党委常委中来了吉雅泰、雷代夫、克力更,还有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盟市、旗县和农村、牧区、城市“四清”工作团干部,上上下下共有146人之多。
此时的乌兰夫身兼多职——
在中央,他高居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位,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地位最高;在地方,他担任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大学校长等要职,集内蒙古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乌兰夫的汉名叫云泽,出生在大青山南麓的土默特左旗塔布村,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从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后,他便一直担任政府主席。
内蒙古自治区尽管地处边疆,北线毗邻苏联、蒙古国,但其南端却又靠近京畿重地。从呼和浩特乘火车经集宁、张家口,只需11个小时就到北京。自从六十年代初,中国与苏蒙关系恶化以来,内蒙古的战略位置便显得日益重要。
尽管常驻塞外边城,但乌兰夫由于在京兼职的缘故,频繁往来于呼市与京城之间,近来尤其关注着北京的形势。他这次先出席了政治局会议,再三领会中央精神,对华北局会议心里早有准备,并已悄悄做了布置。
一段时间以来,北京报刊对《海瑞罢官》大加挞伐,还在同时围剿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杂文集《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
在《海瑞罢官》的问题上,说起来,内蒙古也曾栽过跟头。因为,《内蒙古日报》当时没有及时转载姚文元的那篇大作。为这件事,主管文教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高锦明曾专门做过检讨,那是1966年初的事情。所以,这一回,乌兰夫决心跟上中央的脚步。
5月份的《内蒙古日报》上已经开始连篇累牍地转载姚文元、戚本禹等人狠批吴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棍子文章。
这次进京,乌兰夫又带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杂文集《老生常谈》,作者署名“李欣”。乌兰夫的打算是:仿照北京的做法,向内蒙古的这株“毒草”开刀!
那么,这位“李欣”又是什么人呢?原来,他就是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已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全国有名的杂文作家——胡昭衡。当时,这位胡昭衡在前门饭店的天津组会议上已经受到批判。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乌兰夫的意料之外。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刚刚从政治局会议上赶来,带来了毛泽东和中央的最新精神和部署安排。这位59岁的第一书记掌管下的中共华北局下辖北京、天津两市,河北、山西二省,还有一个内蒙古自治区。
这些两市两省一区的会议代表只有召开大会时才集中在一起,平时则分别住宿和活动在北京饭店和前门饭店两处。内蒙古代表全都住在前门饭店。
当时,内蒙古组会议领导小组由乌兰夫负责,高锦明协助。乌兰夫住在北京家里,内蒙古组的实际工作便由高锦明具体主持。
在与前门饭店仅隔一条街的北京工人俱乐部,由李雪峰主持传达了《5.16通知》。之后,又传达了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的讲话,主要内容有三:第一是大讲“政变”,第二是大讲“反复辟”,第三是大讲毛泽东的“天才”。林彪对古今中外的政变,曾花过一番研究的苦功。这篇臭名昭著的《5.18讲话》,后来中央曾作为中发(66)500号文件批转。批转时,中央指出:“林彪同志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
二 乌兰夫受到围攻
乌兰夫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
中央和华北局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参加并领导内蒙古组的会议。工作组由华北局常务书记解学恭领队,副组长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组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春,还有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李树德等人。
李雪峰来参加过两次内蒙古组全体会议,每次都讲了话。按照华北局的布置,内蒙古的任务是集中火力向乌兰夫发难,根本没提《老生常谈》这类文艺问题!
早在1964年“四清”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曾在自治区范围印发了有名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毛泽东名义于1935年12月20日发出的宣言,简称《三五宣言》。
该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满蒙政策”,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省置县,抢占蒙古民族的土地牧场,以消灭蒙古民族的罪行。宣言阐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工农红军“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在当时内有国民党高压统治,外有日敌侵略吞并的历史条件下,《三五宣言》曾主张内蒙古实行民族自决。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国内国际环境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中国建立前,内蒙古已经实行了区域自治,建立起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新型的民族关系,内蒙古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重要一员。因此,《三五宣言》中的某些提法已不再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现实状况。
前门饭店会议抓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四清”期间重印《三五宣言》一事,将乌兰夫的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上纲到“民族分裂”、“反党叛国”的高度,在会上又重新印发了《三五宣言》,以作为批判材料。
从6月7日这天起,华北局组织内蒙古代表揭发批判乌兰夫,直到7月20日,整整用了43天。除了小组会议外,中间先后开了8次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6次有各盟、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型会议,16次全体会议。
乌兰夫的“民族分裂”问题是会议集中批判的靶子,此外,他的“宗派主义”和在牧区实行的“三不两利”政策等也受到猛烈攻击。同时,有人提出: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夫当年为何不按反动党团处理?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内蒙古第一次触及“内人党”问题。
小组会议,只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的书记们和中央派来的解学恭等人参加。这种会小型机密,不拘形式。在7日的小组会议上,李雪峰先介绍了北京的情况。那时,彭真已经被撤销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被秘密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某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改由李雪峰兼任。
乌兰夫与彭真关系不错,每次进京,都要到彭真府上拜访。
李雪峰说:“内蒙古党委的错误相当严重,我怀疑有一帮修正主义分子。要放手发动群众,把问题揭透。”
于是,大家便把火力对准乌兰夫。一次次上纲上线,调子越来越高。7月9日到11日,高锦明全面揭发、批判了乌兰夫的“路线错误”。乌兰夫一次次做检查,把自己的错误一次比一次说得严重。
7月13日,乌兰夫做了第四次检查。此时,已经换了高锦明主持会议。
高锦明原名叫敖白枫,是辽宁省义县满族人。“9.13”事变后,他流亡到北平,参加了北平中共党的地下活动。从1946年起,他就一直在内蒙古地区工作。
7月15日,在前门饭店的大会上,高锦明做了系统发言。他说:“我们现在没有把你当敌人看,你犯的是严重错误。你如果改正错误,我们仍然拥护你。如果你坚持错误,我们就坚决打倒你!”
三 “政变”的讯息
乌兰夫在北京挨批被整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几天就传遍了呼和浩特。这时,内蒙古军区正在呼市召集会议,各师和军分区的首长都到了。
那时,全国设有13个大军区,内蒙古军区也属于大军区之列。
六十年代初以来,中国与苏蒙交恶。内蒙古自治区由原先的大后方,一下子变成了反修最前线。内蒙古与苏联、蒙古国的边境线长达四千多公里,草原地区地势平缓开阔,对于苏蒙军机械化大部队的展开十分有利。更何况,这里离北京近在咫尺。一旦战争爆发,形势将十分危急!所以,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内蒙古,战备的空气已经一日甚似一日。
昭乌达军分区副参谋长云成烈在呼和浩特开会期间,听说了乌兰夫在北京挨整的消息,不禁怒从心头起!云成烈也是土默特左旗人,是乌兰夫的远房侄子。他在呼市遇到几个土默特籍的蒙族干部,一同悄悄商议。
这几个干部和云成烈一样,对当时刚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猜测是华北局的李雪峰和内蒙古党委的高锦明等人联起手来整治乌兰夫。
李雪峰在三十年代担任过北平地下党的市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又做过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和太行军区政委,算得上是高锦明的老上级。两年前,即1964年的夏天,李雪峰到内蒙古检查工作,在呼和浩特市做了三个半天的报告。李雪峰狠批了内蒙古领导,说内蒙古不抓阶级斗争等等。
几个土默特小同乡密商之后,决定让云成烈在回昭乌达军分区途经北京时找一下乌兰夫。云成烈副参谋长二话不说,坐上火车直奔京城。从呼和浩特到昭乌达盟军分区,每次往返都要从北京转车。而且,云成烈的妻子原就是北京人,所以他对北京十分熟悉。
在北京,云成烈先找了另一个同乡——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周仁山的妻子,让她给被“困”在前门饭店的乌兰夫捎信:“一定要顶住!”还说:“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大青山打游击也要革命!”
周仁山妻子闻听此言,如同晴天霹雳:这可是要谋反哪!她一刻也不敢耽搁,马上就去找人。可是,周仁山妻子没有把云成烈的话捎给乌兰夫,而是直接去找了华北局副秘书长刘谦汇报。刘谦立即报告李雪峰,李雪峰上报中央!
前门饭店会议上,空气骤然紧张。
大青山是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呼和浩特北面的一座巨大山岭,紧靠京包铁路的呼包线北段,东西长四五百里,南北有四十至六十里,峰峦起伏,山势险峻。每至春夏之际,山区遍长青草,一派葱绿,大青山便因此而得名。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中共中央曾派遣120师358旅政委李井泉和参谋长姚(zhe),率队来大青山开辟抗日根据地。大青山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蒙汉杂居,人烟稀少,又靠近呼和浩特、包头这两个边城要塞,也的确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林彪的“5.18”讲话人们还记忆犹新,果然——内蒙古就“应验”了!人们似乎真地嗅到了“火药的味道”。
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反馈回来,经内蒙古党委研究,决定派权星垣马不停蹄,星夜赶回呼和浩特,掌握内蒙古局势。同时,决定内蒙古军区的领导们立即随权星垣返回内蒙古,稳住军队,并通知各“四清”点上的团以上干部,火速返回各自部队。决定中还有一条:乌兰夫的妹夫、军区副司令员孔飞不准回军区。
前门饭店会议上并未正式通报云成烈事件,但参会代表们却私下获得了消息,窃窃议论。
再说云成烈。他回到昭乌达盟军分区,刚一下火车,就被拘押、隔离审查了。
内蒙古军区动作迅速,与此同时还隔离审查了其他几名土默特旗籍的军官,他们是骑兵第5师师长云一立、军区作战部部长李存义、独立第2师副师长李自勉。审查结果,没有发现他们和云成烈之间有什么串通谋反的活动。
说起来,云成烈也是从小参加革命的。他在延安读书上学,旋即参军入伍,当了一名小八路。在部队,他向来性格火爆、偏激。其实,云成烈在北京说的“上山打游击”,不过是在当时特殊环境和情绪下冲口而出的一句气话。他并没有做什么实际准备和部署,比如打游击必需的人员、武器、给养之类,都没有考虑过。他说完了气话,就自己回军分区了。
可是,云成烈的这句话却引起了内蒙古地区不必要的混乱,使当时已经十分严重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了。云成烈的话干扰了中央对内蒙古地区所谓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为夸大敌情,扩大打击面,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依据”。
四 厄运,如离弦之箭
1966年6月1日晚8时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举国震动,各地纷纷响应。
就在第二天,《内蒙古日报》在第一版报导并全文转载了聂元梓大字报。6月4日,内蒙古党委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高等院校领导干部和部分师生代表会议,紧跟北京形势,动员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6月6日,《内蒙古日报》又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按照《5·16通知》的精神,号召全区各族群众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草原大动乱的帷幕终于揭开了!
熊熊烈火首先是从自治区直属机关和高等院校煽起来的。大批判的矛头直指乌兰夫等高层领导。于是,内蒙古与北京、会外与会内遥相呼应、里应外合,乌兰夫的厄运已如离弦之箭,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据说,华北局会议进行的时候,李雪峰曾跟随周恩来往来于北京和杭州之间,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当然,李雪峰请示汇报最多的还是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先后找乌兰夫谈过话。刘少奇批评了乌兰夫,措词十分严厉。
7月25日,旷日持久的前门饭店会议终于结束了。
两天之后,李雪峰就把一份《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递给了中央。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已经换成陶铸了。他刚从中南局调到北京,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走马上任才两个月。陶铸接到《报告》,对李雪峰说:报告需要修改。李雪峰不敢怠慢,连忙组织解学恭、高锦明等三人在北京饭店加紧修改。改过的报告对乌兰夫上纲更高,火药味更浓。改毕报送陶铸,从此石沉大海,被陶铸压下了。
8月1日,毛泽东在京召集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间,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与会者无不骇然。8月12日,全会闭幕。新选出政治局常委11人,排名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康生青云直上,从原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居到第七位,竟排在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前。
内蒙古党委这边还一直在等着中央批发华北局的报告,因为中央不发话,内蒙古“文革”的下一步就不好走了。
8月16日,中央批准撤销了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从此,乌兰夫被监护在北京,不能返回内蒙古了。
与此同时,中央还任命解学恭为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可是,解学恭并未到任。
华北局的报告仍未批复,乌兰夫名义上还担任着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内蒙古大学校长等职。
内蒙古党委还在等待。
金秋10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此时,陶铸因为“保皇”,招惹起康生、江青一伙人的嫉恨,在中央的地位已摇摇欲坠。
内蒙古党委又一次急催中央,说是发现呼和浩特有人替乌兰夫“翻案”,叫赶紧批复报告。这样,周恩来从陶铸手中拿过了报告,交还给华北局和内蒙古党委。周恩来说:“你们三个月前写的报告,现在有没有过时?”让他们再次修改。
11月2日,凌晨4时。中央专线电话从北京打到内蒙古党委办公厅:华北局的报告批复了。那时,内蒙古党委下属机关已经瘫痪,连文件都发不下去了。党委办公厅只好派出几个通讯员,顶风骑上自行车沿街散发。
这份经中央批复的报告给乌兰夫安了五大罪状,说:“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乌兰夫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在全国省、自治区级的第一书记中,乌兰夫是最早被打倒、最早受批判、定性上纲最高的一位。华北局的报告给乌兰夫扣上“三反”的政治帽子,这已经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了。本来,《5·16通知》中那些出自毛泽东亲笔的段落已经明明白白写着“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代表人物”,地方上当然就要对号入座,抓一个大“人物”,以示“紧跟”的步伐。
前门饭店会议一阵乱炮,先轰了乌兰夫。炮火之下,内蒙古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奎璧,自治区副主席、党委统战部长吉雅泰,书记处书记毕力格巴图尔,还有一大批蒙古族干部都未能幸免,这些乌兰夫的老战友、老部下统统被打入“土家村”、“云家店”,一夜之间成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这已经从个人上升到了组织,为日后大挖“内人党”埋下了祸根。
更为严酷的政治风暴就要在草原上降临了。
五 危机,军区被围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市委、市政府全面瘫痪。
上海的“一月风暴”使全国“文化大革命”迎来了一个更加严酷的岁月。
在夺权运动仍在进行的时候,驻呼和浩特的内蒙古新闻单位便已得知:上海夺权,中央已经首肯。于是内蒙古的夺权运动也在悄悄酝酿之中。
1月11日,《内蒙古日报》社内部的群众组织“东方红战斗队”突然查封并接管了报社,代之出版了新的《内蒙古日报》,即“东方红电讯”。
报社夺权,全自治区为之震惊!当时,自治区已先后组成了内蒙古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呼三司”),以及它的对立面组织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一时间派系林立,一片混战。
18日,“东方红战斗队”的对立派组织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的人马,冲进了报社大院。报社内的造反派寡不敌众,报社被转手接管了。
内蒙古军区自前门饭店会议以来,揭批了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尔后又揪斗了第一副政委吴涛以及副司令员孔飞、副政委廷懋、副参谋长塔拉和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到“一月风暴”袭来时,全军区靠边站和被揪斗的干部已多达235人。
但是,军区的运动一直限于部队内部,除了组织到内蒙古党委大院等单位参观大字报外,并没有介入地方的造反活动和它们的派系之争。报社被转手夺权之后,社内原造反派串连“呼三司”,酝酿反夺权,并与已经掌权的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的人发生武斗。接着,掌权的一派赶到内蒙古军区,要求军队出面给予支持。
此时,实际主持军区工作的是军区党委副书记、副司令员肖应棠。他是陕西省长安县人,早年参加过有名的大冶兵暴,解放战争时期在聂荣臻麾下,任65军副军长。他是1955年的少将,1964年从北京军区某野战军调到内蒙古军区。
肖应棠同军区其他领导商议后,决定先请示北京,再做安排。
1月22日晚,内蒙古军区作战值班室接到徐向前元帅的答复。徐帅的答复共有三条:一,军队不得动武;二,对两派群众组织情况不明时,不要轻易表示支持任何一派;三,如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派部队徒手前去劝解。
值班员李廷武将徐帅指示报告了肖应棠和参谋长王良太。此时,报社武斗已趋激烈。军区领导决定派一个连,全副武装赶往报社,制止武斗。这个连由群众工作部副部长高碧带队。群工部平时兼管民兵工作,常与地方打交道。
高碧带队星夜赶到报社,支持了掌权的一派,惹怒了对立面“呼三司”。“呼三司”由内蒙古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成,共有65个组织,总部设在呼市城南的内蒙古师范学院,头头是高树华、郝广德等人。他们要求军区领导出面。23日,军区领导派副政委刘昌来到报社。“呼三司”当即与之辩论。刘昌承认武装出兵不对,并答应过后到“呼三司”所在地当众检讨。然而,军区领导却不同意向“呼三司”低头。
不料,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自命左派的“呼三司”有恃无恐。他们不断到军区大院张贴大字报,要求刘昌公开检讨。内蒙古军区领导置之不理。
“呼三司”一声令下,呼市全城街巷贴满了炮轰刘昌的大小字报。
一时间,军区大院成了全自治区造反运动的漩涡中心。
军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之后,仍一致认为:刘昌副政委不能检查。
谁知,以后的形势急转直下。1月29日,“呼三司”纠集几千人马,包围了军区南大门,静坐示威。严寒中,红卫兵们用嘶哑的喉咙一遍遍背诵毛主席语录,口号声如山呼海啸,震天动地。赶来加入和围观的群众络绎不绝。北京清华“井岗山”造反兵团驻呼市联络站的人也出谋划策,深深卷入了当地的造反运动。
与此同时,军区支持的“呼三司”对立面组织内蒙古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等,也赶到军区大院南墙外声援军区。他们与“呼三司”辩论争吵,冲突时有发生。整个呼和浩特市分裂成了“呼三司观点”和“军区观点”两派。
几天过去了,示威活动再次升级:“呼三司”部分红卫兵宣布绝食!军区铁下一条心,拒不检查,同时组织武装巡逻和游行,抓了一些红卫兵。红卫兵激动起来,他们打算冲进大院,揪斗军区首长。
当时,全国许多地方的军队都指挥失灵。各地造反组织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有鉴于此,中央军委在1967年1月28日专门发布了《中央军委命令》,通称《军委八条》。
《八条》中特别规定:对于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许冲击。
军区手中握有《八条》,根本不把“呼三司”放在眼里。为防止意外事变,他们在南大门修筑了临时工事,在楼顶架起机关枪,子弹上膛,枪口直对南门外。一场武装流血冲突稍触即发。
七 枪声,惊动周恩来
1967年2月5日。军区大院被围攻已经六七天了。南墙外交通阻断,人声鼎沸,军区大院内的车辆行人,进出一律受到禁止,日常工作陷于瘫痪。
鉴于局势危急,军区领导正电询总参谋部:一旦造反派冲进军区重地,是否可以开枪。总参请示叶剑英、徐向前,叶、徐二帅尚未答复。
大门内,原先为防止“呼三司”冲击,停放了两辆大卡车。此刻,军区等候总部的指示,已做好开枪的准备。两部卡车驶离南大门,围堵在大门外的红卫兵暴露在枪口之下。同时,军区大院南门外的胜利路两端也各放了一个连,准备相机行事。
12时15分,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手持话筒,正在南门口喊话,要刘昌出来辩论。这时,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怒气冲冲地走来,挥刀便砍,韩桐闪身躲过。柳青随即举枪,清脆的枪声压倒人海的嘶喊,在空中回荡。子弹从韩桐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肺动脉被击穿。经抢救无效,韩桐身亡。
当时,驻呼和浩特的《红旗》杂志记者于××和《解放军报》记者宋××正在现场。他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支持“呼三司”,迅速将枪击事件上报中央。
内蒙古的枪声惊动了周恩来。他立刻在2月6日,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名义发出急电:要求立即停止冲突,不要扩大事态;要求内蒙古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四方面,各派3至5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
同一天,两架专机从北京起飞,1小时后,徐徐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四方代表共20来人,分乘两架专机,直飞北京。
1967年2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首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周恩来环视小会议厅,先一一询问了四方代表的姓名、民族、年龄,然后向“呼三司”代表高树华说道:“你们三司有一个同学被打死,怎么不让检验尸体?”
高树华回答:“因为他们要抢尸,毁灭罪证。”
周恩来浓眉一扬,问“是谁要抢尸?”
高树华道:“红卫军。”
周恩来转向红卫军代表,责备地说:“怎么能抢尸体呢?为什么搞得这么对立?人是怎么打死的?”高树华、郝广德报告了事件经过。
周恩来听罢,微蹙眉头,问军区代表道:“开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军区司令部军务部长蒋××起立回答:“那天12点打死人,到下午3点才听说。后来有个老工人反映说,他看见放了两个爆竹,还冒了一股烟。”
周恩来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放爆竹怎么能打死人?他自己能把自己打死吗?你们检查枪膛子弹没有?”蒋××答:“没有。”
周恩来挥手让他坐下,神情严肃:“你们没有检查枪膛子弹,怎么能断定不是你们打死的?你们这就输了一着嘛?如果我是个司令员,我马上就把人集合起来,检查枪膛子弹,你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你们追查凶手了没有?”
接着,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我们都是军人嘛!我是个老军人,后来退伍,现在因为工作需要,又穿上了军装。打死人很容易查清,一清点武器、弹药,就清楚了嘛!”
周恩来当即命令内务部带法医去呼市,调查事件经过。第二天拂晓,内务部部长曾山乘专机飞抵呼市,总政保卫部也派侦查处资深技术员王士一,随同前往。
内蒙古军区探明中央态度,深知闯下了大祸。此前,军区个别领导为掩盖错误企图将枪击事件嫁祸于地方造反派。他们造出舆论说,凶手是呼市河西公司造反派的人。同时,军区也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组长正是柳青部下的一位营职干事。
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军区所能控制了。
曾山部长赶到呼市,立即着手调查。验尸结果,打死韩桐的是五九式手枪子弹,而且子弹正是来自军区方向。实际上,早在开枪当天,就有群众在南门外拾到子弹壳,上交给军区保卫部。保卫部当晚便命令侦察科科长青吉如木调查。青科长带人来到南大门,在右侧门柱上发现了弹痕。撬开上面的五合板,终于找到了钻进里面的一颗五九式子弹头。五九式手枪是1959年的新型国产手枪,当时在内蒙古军区只有师职以上干部才配备,数量有限。验枪结果,只有柳青的枪最近使用过,而且缺少两发子弹。同时,司令部有几名干部密报:2月5日,他们目击了柳青开枪的全过程。保卫部立即将柳青的手枪、弹头和弹壳上交总政保卫部,柳青被拘押起来。
2月16日深夜到次日凌晨,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做出了四点指示。可是内蒙古事态仍不见好转。支持“呼三司”和支持军区的对立双方继续游行、武斗、捕人,军区宣布内蒙古党委的高锦明、权星垣等是“三反分子”,支持军区的群众组织抓了权星垣、康修民等人,严刑毒打,关押游斗。3月7日凌晨1时,呼市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和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两个组织,约3万人,乘着夜色团团包围了内蒙古师范学院,一举捣毁了“呼三司”总部。
3月9日下午,周恩来在国务院小会议室单独接见“呼三司”代表,随后又单独接见了红卫军代表,苦口婆心地劝告批评,然而局势仍不断恶化。
这时,军区个别领导人扣押了《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驻呼市的两名记者,没收了他们的笔记本,还派兵到北京,在甘家口大街上拘捕了上京告状的军区干部。同时,支持军区观点的造反组织连续三天,围攻内蒙师院。
3月18日拂晓,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第三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这次,康生也参加了,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参与内蒙古事务。
这次接见结束时,周恩来派副总参谋长李天佑,立即率中央调查团赶赴呼和浩特,平息内蒙古局势。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吴涛也随中央调查团,一同返回呼市。
吴涛是沈阳人,蒙古族,“9·18”事变以前就在北平求学,参加了“12·9”学生运动。建国后,他先后担任军委直属政治部和总参谋部直属政治部主任,1959年调任内蒙古军区副政委。“文革”初期曾被打倒。1967年3月15日,总理办公室直接打电话给军区,指名要吴涛来北京,他这才结束关押生活。
李天佑一行来到呼市,同各方力量会谈,先解了师院的重围,然后指名放出了内蒙古党委的权星垣、康修民等人。可是,仍有几百人继续被关押着。
3月30日,周恩来和其他中央负责人单独接见内蒙古党委代表。4月6日,周恩来等人第四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4月12日,周恩来等人第五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至此,事态渐趋平息。
1967年4月13日的一天。23时30分,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肖华、王力、李天佑等中央领导人第六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西大厅内,气氛庄重,被接见的各方代表四面环坐,屏息静气,雅雀无声。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严厉批评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口头宣布了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决定的主要内容,这就是著名的《4·13决定》,会后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的名义,作为中发(67)126号文件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军以上单位。
《4·13决定》指出,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2月5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指出“呼三司”是革命组织,反对“呼三司”的内蒙古党委书记王逸伦、王铎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呼三司”的对立面也被定性为保守组织。此外,《决定》还宣布改组内蒙古军区领导,任命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为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为军区政委;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为首的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央还决定:在刘贤权到任以前,先由北京军区调一个副司令员代理一段工作。这位副司令员就产腾海清。
第六次接见刚刚结束,拖延了两个多月的内蒙古事件似乎就要告一段落了。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央4月13日的一纸《决定》在内蒙古掀起轩然大波。正在平息下去的局势再一次急速恶化!
八 军人抗命
《4·13决定》下达后,“呼三司”、“8·18”等造反组织欢呼雀跃,扬眉吐气。相反内蒙古军区广大干部战士和“红卫军”、“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等群众组织由于无端地被定为保守组织,心中不服,怨气冲天!
连续几天,“红卫军”等对立面组织在呼和浩特市内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支持军区的郊区农民也赶着大车涌进城内。游行群众横穿军区司令部大院,往日警备森严的军区大院此时大门洞开。
警卫营平时负责军区大院的守卫工作,在“呼三司”等组织静坐示威的那些日子里,同红卫兵曾发生冲突,矛盾较深,于是任凭支持军区观点的示威队伍往来穿行。个别人甚至擅离职守,加入到群众队伍中。
4月16日,北京沙河机场。清晨,一辆军用吉普车在机场上一架银灰色专机前嘎然停住,滕海清一步跨下车来。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的李德臣已在机场等候多时了。他昨天才接到命令,要他随滕副司令员前往内蒙古“支左”。同机返回的还有参加北京会谈的四方代表。
滕海清是安徽金寨人,1930年参加红军,从班长一直做到团政委。以后任八路军385旅教导大队大队长,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三野21军军长。解放后,他先在南京军事学院,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担任石家庄步兵学校校长,1961年调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滕海清平素沉默寡言,性格倔强而又暴躁,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在内蒙古局势动荡复杂的情况下,由他来支左,真可谓人非其选。不过,中央当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事先指示北京军区准备了部队,必要时武力平息局势。滕海清一行在呼市一下飞机便遭到围攻。甚至不敢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开始住在新城宾馆,但为躲避围攻和纠缠,不得不频繁变换驻地,最后才在已被北京部队接管的呼市铁路局落下脚。内蒙古局势持续恶化。成群结队的群众拦阻火车,上京告状,其中也有军人。
滕海清无法控制局势,匆匆飞回北京请示。
4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给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各群众组织和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一架军用直升机飞临呼市上空,马达轰鸣着在空中往来盘旋,越飞越低。突然,舱门拉开,飞机上抛下一团团白色传单。传单在空中翻飞着徐徐降落,如漫天纷飞的雪片。
传单上印的是中央《4·13决定》和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写给内蒙古的信。但是,空投传单并未缓和内蒙古局势。赴京上访的人员越来越多,达到数千人,最后发展到在中南海门前集体静坐。
毛泽东被惊动了。
4月2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受毛泽东和林彪委托,同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肖华、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内蒙古军区的吴涛、刘华香一道,接见内蒙古群众组织“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数千群众,被接见的还有“呼三司”数十人、北京“红代会”数千红卫兵。
周恩来结合内蒙古情况,逐行逐段详细解释了《4·13决定》的内容,劝说上访人员立刻返回内蒙古。其间,很多不满于《4·13决定》的内蒙古干部群众当场鼓噪,呼口号,鼓倒掌,吹口哨,甚至中途退场。这种混乱的场面,是周恩来几十年革命生涯中都极少遇到的,但他仍保持了极大的冷静和克制。
翌日,总政治部发出指示,命令内蒙古军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4·13决定》。5月16日,周恩来等人接见内蒙古军区赴京上访人员。5月19日,周恩来、肖华接见内蒙古军区警卫营代表。然而,赴京上访人员仍滞留不归。
5月21日,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晚8时许,周恩来和康生等人又一次接见内蒙古军区和内蒙古党委领导人。接见会上,周恩来严厉批评军区领导,通知他们说,中央准备好的一辆专列已经待命,要将军区来京的1千多人统统拉回内蒙古。他还警告说,如果还不服从命令,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就要采取行动了。
就在内蒙古军区领导准备带人离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5月25日,北京,政协礼堂。这一天,中央军委在这里召集内蒙古军区领导和上访人员近千人举行会议,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军委办公厅主任路扬都到会了。会间,上访人员宣读了五项要求,仍然希望中央能够收回《4·13决定》,搞掉他们“保守派”的帽子。上访人员长时间高呼口号,与总部首长大声辩论。他们还要政委吴涛在五项要求上签字,吴涛拒绝了。干部战士们共一百多人冲上主席台,揪住吴涛便打,会场秩序大乱。李天佑、徐立清厉声喝止,但根本弹压不住。吴涛重伤不起,同时被打的还有路扬等人。
中央闻讯,极为震怒,立即采取措施。
中央军委于26日发出(67)12号文件,即《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命令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隔离反省,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停职反省;来京上访人员禁止外出,将他们集中到外地整训;同时调一师兵力移驻呼市,将不守纪律的警卫营、通讯营部分人员和高炮营、测绘大队等调离呼市,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宣布内蒙古军区降为省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
军令如山。滕海清、吴涛和副司令员刘彬立即随北京军区第××军××师开进呼和浩特,稳定局势。
前门饭店会议后,内蒙古军区先揪出“孔、廷、塔、鲍反党集团”,现在又打倒了黄、王、刘、张,全军区同时被打倒、揪斗的干部多达712人,元气大伤。
九 夺权运动落下帷幕
1967年6月17日,在大西北戈壁深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翌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炎热的阳光下,红旗飞舞,人海簇拥,15万群众隆重集会,热烈吹呼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同时,大会宣布: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于即日成立,滕海清任筹备小组组长,吴涛任副组长,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以及郝广德、高树华、刘立堂、霍道余、杨万祥、王志有、周文章,那顺巴雅尔等造反派头头共17人为成员。
应该说,滕海清和革委会筹备小组巧妙地借用了这颗氢弹的巨大政治威力。
在前几个月的内蒙古政治风波中,自治区党委和内蒙古军区两败俱伤。滕海清则随××军××师进驻呼市,快刀斩乱麻,一举平息了事态,稳定了局势。此时,内蒙古各派造反组织正在逐步实现大联合。而原定内蒙古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刘贤权,因忙于青海事务,抽不开身,中央便把内蒙古自治区七盟二市交给了滕海清。
滕海清奔走于各盟市之间,谈形势,讲任务,归纳起来就是三条:第一,要把对敌斗争搞好;第二,要把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搞好;第三,要把生产搞好。
6月底,在“呼三司”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总部头头们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会议上,滕海清做了长篇讲话。他谈到内蒙古的形势时说:“这里有乌兰夫黑线;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军队又犯了错误,有一小撮人是反党反中央的反党集团,这就增加了内蒙古地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阶级敌人采取各种阴险、毒辣、隐蔽、曲折的手段进行公开和隐蔽的破坏活动,如暗杀、打黑电话、破坏生产等等。”
1967年10月28日,北京,钓鱼台。
近日,康生案头又堆满了有关内蒙古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是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毛泽东和林彪已经亲自审阅并刚刚划圈通过。
滕海清等人到京已经几天,送上报告后就一直等候着批示。
这天中午,康生打电话召来滕海清和高锦明,同时,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应召赶来了。郑维山同滕海清一样,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1955年授衔的中将。
在8号楼豪华的会客室里,康生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找你们来没有别的,就是叫你们看看这个。”说着,把毛泽东和林彪圈阅过的报告递给了滕海清。
滕海清接过报告,看到毛、林圈阅的笔迹,问道:“就这样定了?”
康生答道:“定了吧!”
还在前一天下午,康生曾把滕海清召到钓鱼台谈话。那时,毛泽东和林彪还没有批复内蒙古的报告,康生只谈了内蒙古的一般形势。滕海清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康生的重要指示,康生说:“内蒙古的敌人是很多的。”“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古用的人就知道了。奎璧、吉雅泰是叛徒,权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

康生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内蒙古党委书记处的成员,有的已被打倒,有的还在台上,而且准备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结合到革委会中去。
此刻,在讲到内蒙古时,康生又说:“内蒙古对乌兰夫的斗争很不够,系统地揭露很不够,乌兰夫很舒服,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把他搞臭。”
接着,康生结合前一阶段内蒙古的动荡局势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古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
康生就这样主观臆断,对内蒙古形势做了极为歪曲的判断。当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已被公开打倒,康生则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第七位跃居第五,同时,他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务,因此,滕海清唯唯喏喏,把康生的一席话当作中央精神,再三领会。他起身告辞,第二天就赶回了呼和浩特。
11月1日,深秋的塞北草木凋零。这天,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盛大的成立大会。
滕海清坐了头把交椅——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吴涛、高锦明、霍道余任副主任,常委除以上四人外,还有谢振华、权星垣、杨永松、李树德、李质、张广有、郝广德、高树华、王金宝、王志友、刘立堂、杨万祥,那顺巴雅尔、李枫、周文孝,其中郝广德以下都是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
当天,大会发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至此,惊心动魄的内蒙古夺权运动,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十 乌兰巴干
乌兰巴干在“文革”期间曾是内蒙古地区的一位风云人物。
他曾因写作小说《草原烽火》而成为全国知名作家,当上了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兼作协分会主席。“文革”爆发后,他抢先组织了“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
滕海清来内蒙古后,这位“揪叛”头头立刻与滕的秘书陈小庄等人挂上了钩,让“滕办”给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写了一封公函,以“查叛徒材料”为名,介绍他去看对外保密的公安厅档案。
公安厅有个干部名叫丁振声,他把自己以前工作上掌握的有关历史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档案和一些地方发生的案件材料,悄悄交给了乌兰巴干。
那时,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有个女演员同内蒙古大学的一位男教师关系暖昧,被人发现。本来,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教育或纪律处分一下也就过去了。可事情不巧,这位内大教师偏偏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后回国的人员。
乌兰巴干嗅觉很灵,他串通呼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些人将女演员关押审问,逼她编造交代了有关参加叛国组织的情况,搞出了一份七八十人的名单。
这位小说家结合丁振声提供的材料,编编抄抄,不几天就整理出了一份材料。
1967年10月3日,乌兰巴干来到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叩响了4号楼的大门。这里是“滕办”驻地。
乌兰巴干说明来意,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叠材料。一行大字跳入人们的眼帘——《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简要报告)》。
这是乌兰巴干向“滕办”秘密送交有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材料,也是“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第一次正式提出“内人党”问题。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成立于张家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共产国际、国共两党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共同影响、领导下建立的一个蒙古族人民的政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衰落和消亡。
1945年日本投降后,8月18日,东蒙地区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哈丰阿为首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主张内蒙古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重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不久,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派张策、胡昭衡、方志达、胡秉权等人到东蒙开辟工作。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放弃了内外蒙合并的主张,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6年“四三”会议决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停止活动。1947年“五一”大会召开,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此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许多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参加了共产党,日后成长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级领导干部。
11月10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刚刚九天,乌兰巴干又匆匆忙忙直奔新城宾馆4号楼,送上了第二份材料《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什么货色?》。
11月25日,朔风凛烈,砂雪横飞。这天,乌兰巴干手下的“揪叛联络站”非法拘捕了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特古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是东蒙地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
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据后来内蒙古有关组织的统计,乌兰巴干前后给滕海清办公室报送了几十份有关“内人党”的材料,所“发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共有一百多个。
此时的乌兰巴干俨然成了“内人党”问题的头号专家,在呼市地区先后做了二十多次关于“内人党”问题的大型报告,耸人听闻地提出了“四个演变”的理论,说:
“内蒙古的共产党是内人党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军队是内人党的自治军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干部是王公贵族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共青团是内人团演变过来的”。
这“四个演变”的理论是乌兰巴干每次报告必讲的内容,影响之大,遍及内蒙古七盟二市。在报告中,乌兰巴干还常常说:“乌兰夫二十年来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发展‘内人党’,因此草原遍地都是‘内人党’,甚至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还在发展‘内人党’。”
乌兰巴于是蒙古族,可他却偏偏煽动汉族对蒙族的民族仇恨,挑拨蒙汉民族关系。他在报告中说:“‘内人党’的自卫军从哲盟一直杀到昭盟,把辽河两岸的汉族都杀光了。”
滕海清初来乍到,对内蒙古原来的干部大多不信任,却喜欢同造反派们来往,尤其是喜欢绕开组织系统和主管部门,同乌兰巴干这类人物接触。他身为内蒙古七盟二市的最高首脑,却把一位小说家提供的“材料”作为决策的依据。一场空前规模的惨剧由此而生!
十一 滕海清夜访钓鱼台
1968年1月6日,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这天,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又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整整开了十二天。1月17日,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滕海清做了长篇讲话。
正是在这篇讲话中,滕海清提出了“打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的口号,正式肯定了乌兰巴干一伙人早已掀起的这场运动。后来,高锦明又将“清流毒”改成“肃流毒”。血腥残酷的“挖肃”运动终于开始了!
1968年2月4日,北京,钓鱼台。
自从中央文革小组进驻国宾馆以后,钓鱼台便成了“中央文革”的代名词,与毛泽东、周恩来所在的中南海和林彪的巢穴毛家湾鼎足而立,成为主导中国政坛的一方势力。
晚9时许,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和常委李树德来到钓鱼
在8号楼宽敞的客厅内,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等人接见了滕海清一行。接见一直持续到深夜12时。
滕海清和李树德先汇报了内蒙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挖肃”运动的进展情况。当提到革委会委员王再天时,康生插话说:“王再天这个人很阴险,他是苏修特务。内蒙古是否还有别人?王再天不仅是苏修特务、张学良的忠实走狗,而且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王再天是哲盟科左中旗人,蒙古族,早年参加东北军,任少校联络参谋。1936年加入共产党,任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委员,开始了地下工作。他于1946年调入内蒙古工作,任中共内蒙古工委社会部长。解放后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后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分管政法工作。
这时,江青插话说:“我在北京文艺界做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文艺界的坏人没有挖出来,内蒙古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
江青接着说:“内蒙古阶级斗争比较复杂,革命群众挖出了一些坏人和一些反动党派组织,群众专政指挥部是个好形式。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以后,抓了阶级斗争,工作做得比较深入扎实。青海革委会成立后,抓了整党建党,各有特色。”
康生对滕海清等人指示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在部队内肃清。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锋,这样群众就知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蒙古族的坏人发动蒙古族的群众去揪斗,这样更有利。”
滕海清和李树德点头称是,康生又说:“内蒙古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这样,康生一伙对“内人党”问题已经做了明确指示。滕海清经过这一番耳提面命,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番了。
十二 滕海清的“王牌 ”
1963年2月6日,乌兰察布盟集宁市。寒冷中,邮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呵着两手,像往常一样进到邮件存放间,漫不经心地检查从这里寄出的一个个邮件。突然,一件奇怪的信件引起他的注意。
这是一个沉甸甸的信封,收信人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市的奥依德布道尔吉,寄信人署名“中国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集宁市民族中学赵金海”。信封上除奥依德布道尔吉的人名是用斯拉夫文写的以外,其他均用汉文,笔迹流畅。邮检员还注意到,信封上面贴了一张二角四分钱的邮票,按照当时的邮价,明显超重了。
很快,这封可疑的信件被送到了设在集宁市的乌兰察布盟公安处的办公桌上。
公安处将信件拆封,发现里面竟是一幅京剧大师梅兰芳戏剧条屏。条屏背面,是用老蒙文密密麻麻写的一封长信,译成汉语约合7000多字。
经过鉴定,这是一封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会”名义寄给奥依德布道尔吉,让他转交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的政治信件。
信中称:“1961年 11月26日召开有22名代表参加的首届党代大会以来……最近召开了43名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党代大会。”该信内容大致分为五部分:一对1962年12月中蒙两国正式划定边界表示不满;二,提出内外蒙合并的主张;三和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共的民族政策横加指责;五,提出内外蒙合并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信的末尾写道““为争取1966年7月1日以前统一内外蒙而奋斗。假如第一个计划实现不了的话,继续更加英勇努力,为争取在1966年7月1日或11月26日最后的胜利而奋斗。”该信还称同样内容的信一共寄出五封,但我公安机关只截获了两封。初步调查结果,集宁市民族中学根本没有赵金海此人。
这是一起恶性政治案件,乌盟公安处和盟党委立即上报内蒙古党委和自治区公安厅。信件是在2月6日发现的,所以取名“206”案件。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立刻召开党委会议,指定主管政法和安全工作的书记王再天亲自挂帅,立案侦查。
王再天和自治区公安厅召集各盟市和各部门公安处长和侦察科长开会,在全区范围内做了周密部署,暗中核对笔迹,查找写信人。然而,尽管集中了得力干部连续侦查了三年半,但案情始终毫无进展。
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各方面的意见逐渐一致,认为此信所述内容很可能并无其事,而是少数敌对分子使用的反间计,意在挑拨是非,制造混乱,扰乱我内部。
在挖“内人党”期间,滕海清等人在“206”案件中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前面,自欺欺人地加了一个“内”字,将“206”案件当作“内人党”存在的一个铁证。同时,他们还把这一悬案同所谓“43人委员会”联系起来。
1957年以前,为加强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文化联系,根据中蒙两国文化协定,内蒙古在蒙文改革方面与蒙古合作,准备试行斯拉夫字母,名词术语也力求统一。为此,该年春,自治区曾派人专程前往蒙古国,就文字改革和名词术语统一问题进行协商。内蒙古代表额尔敦陶克陶临行前,曾和特古斯一道,向乌兰夫汇报请示。
当时,人们曾提出需要一个协调机构,以便联系和协商。这样,蒙古国26人,中国内蒙古自治区17人,共43人,准备成立一个“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
不久,由周恩来主持,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在青岛拉开帷幕。会间,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改革应实行拉丁化的方针,向汉语拼音靠拢。
内蒙古党委当即决定停止试行斯拉夫文字,制定推行拉丁字母的方案。这样,原有的与蒙古国的联系随之中断,酝酿中的“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未能建立。
在“文革”前的内蒙古,除去上述“206”案件和“43人委员会”外,还有所谓“陶、那、松”案件、呼伦贝尔盟的“统—党”和“真理党”等民族分裂性案件。案发原因大多是由于当事者对党的民族政策缺乏理解,而提出内外蒙合并的错误主张。
“文革”期间,这些事件又被人挖掘出来,滕海清则将之当作“内人党”地上活动的“铁证”。
十三 第三次全委会
下有乌兰巴干提供材料,上有康生、江青的煽动催促,内蒙古地区的“挖肃”矛头,终于转向了子虚乌有的“内人党”。
1968年2月6日,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召开碰头会,认为“内人党”在1947年的“五一”大会之后,仍有地下活动。为区别起见,此后的“内人党”常常称作“新内入党”。
2月13日,中共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滕海清被指定为组长,吴涛、高锦明为副组长,成员有权星垣、李树德、杨永松和李质。
15日,在各盟市的汇报会上,高锦明代表自治区革委会及核心小组讲话,着重谈了“内人党”的问题。他先把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下属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抛开,认为这个组织不存在问题。然后,把“内人党”的历史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5年在张家口召开成立大会到三十年代;第二阶段: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恢复活动到1947年“五—”大会宣布取消;第三阶段:从“五一”大会后转入地下。
高锦明说,前两个阶段的“内人党”没有问题。只有第三阶段的“内人党”才是“挖肃”对象,而“内人党”在第三阶段存在的铁证就是“206”案件。
当时,尽管内蒙古革委会领导成员极左盲动,对挖“内人党”跃跃欲试,但他们仍然试图掌握政策,因而设置了四条“防线”:一,“内人团”除外,不属于“挖肃”对象;二,第一阶段的“内人党”除外;三,第二阶段的“内人党”除外;四,只有在第三阶段加入“内人党”的旗县以上干部才算反革命,旗以下的普通党员则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为“内人党”于1945年恢复活动时,曾决定支部建立在旗上。
4月13日上午,呼和浩特新华广场。正当中共中央《4·13决定》发布一周年之际,呼市军民举行大规模庆祝集会。
滕海清发表长篇讲话。他说:“我们正在开展的挖黑线、肃流毒的人民战争,已经进入了向乌兰夫及其一切残余势力发动全线总攻击的新阶段。”
为配合庆祝活动和滕海清的讲话,《内蒙古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向阶段敌人发动全线总攻击》。在传媒铺天盖地,大肆鼓动“全线总攻击”的同时,各种“挖肃”群众性组织纷纷建立,摆出了总攻的架势。
这个时候,一个人物又起到了牵动全局的作用,他就是郭以青。
郭以青是三十年代的老北平地下党员,以后又但任过河南特委书记。五十年代,他调到内蒙古地区工作,“文革”前夕任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此公一贯极左,早在1965年5月,就曾给自治区党委领导写信说:“种种迹象表明,自治区(特别是文教界)似以乎有一个相当形式的民族分裂组织,不是小集团,而是一个反动的派别,或者政党。”假如面对着我们的是一个有组织、有准备、有国际背景的阴谋集团,就必须针锋相对地作出全面部署,下决心一下打乱他们的阵势,才有可能各个击破。”
郭以青还提出:“‘真理党’问题,又有一种说法,说就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搞内外蒙合并的,并且牵涉到法院的特木尔巴根同志。……我怀疑东部蒙族中有一二百人的民族分裂集团,如特古斯、巴图等。”
从1967年起,郭以青开始支持乌兰巴干。乌兰巴干曾带上大口罩到郭家密谈,郭则几次邀请乌兰巴干到内蒙古大学,作关于“内人党”案件的报告。
1968年3月,郭以青向滕海清汇报乌兰巴干反映的情况,当时在场的还有高锦明。他此时对挖“内人党”的态度,已转为积极支持。4月14日,滕海清讲话刚过一天,郭以青带着几名造反派来找高锦明。
高锦明同郭以青是老相识,他叫来负责专案工作的核心小组成员李树德和“滕办”主任李德臣,一起听郭以青等人的汇报。
郭以青等人信誓旦旦地说: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巴图是“内人党”常委,他的“内人党”问题和“206”案件都已经被我们“突破”了!巴图供出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医学院院长木伦和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等,一共8个人,都是盟市级以上的蒙族干部。
他们走后,核心小组成员对汇报内容半信半疑。当时,滕海清、吴涛都在北京参加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核心小组研究后决定:逮捕上述8名盟市级以上干部,对他们实行分别军管,成立专案组,个别审讯和交待,使案犯无法串供。
鲍荫扎布原来被关押在内蒙古军区步校,由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监管,已被关押了4个多月。如今又落到了专案组手里。
从4月24日下午到第二天上午10时,在专案组组长刘占龙主持下,对鲍荫扎布进行了连续18个小时的严刑挎打。鲍荫扎布被迫编造了参加地下“新内人党”的假口供,供出了盟市级以上干部共30多人。
4月26日,李德臣主持起草了一份《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上呈“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北京军区(请转滕、吴)”。高锦明签发了报告。当时,滕海清和吴涛还在北京。
5月的一大,经内蒙古革委会研究决定,成立了第二专案办公室,由任家骥担任主任。原先已经成立的第一办公室是专门负责揪叛徒、特务的,而这个第二办公室则专挖“新内人党”。
1968年7月5日,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滕海清主持下拉开了帷幕。
这次全委会是内蒙古“文革”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内蒙革委会正式做出了关于深挖“新内人党”的决策。会上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和《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的处理意见》。这些文件断定,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内人党”便转入地下;文件称乌兰夫是“内人党”的后台;并规定,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勒令一般党徒进行自首登记,对抗拒者从严惩处。
第三次全委扩大会于7月20日落下帷幕。之后,《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351号文件印发全自治区。
同时,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也向康生口头请示过。康生说:“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
这样一来,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一跃而具备了合法的形式。一场有领导、有组织、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在全区席卷而来。
9月,希望转瞬即逝
内蒙古革委会的正式文件一经发布,各地区、各单位闻风而动,层层落实。很快挖出了一批又一批“新内人党”。但与此同时,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恶性消息也不断传来。革委会的一些头头感到不安了。
1968年8、9月间,内蒙古革委会关于“新内人党”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
这时,不少人已经感到群众运动易放难收,感到挖“新内人党”的局势难以控制。李德臣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不能再搞了,肯定有错的。下边报上来的不可靠,最起码有百分之七十错了。要成立专案小组,落实政策。”
高锦明显得很激动:“不能再挖了,再挖就挖蹋了!”
然而,在争论中,掌握最后拍板权的滕海清却一言不发。
以后,李德臣多次找到滕海清,向他提出防止扩大化的问题,建议立即刹车。
据李德臣后来回忆说,此时的滕海清依然沉着脸,默然无语。李德臣急了。他是随滕海清从北京军区来内蒙古支左的,在滕海清面前敢于“放炮”。
经过这番争取,内蒙古革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准备通过关于挖“新内人党”立即刹车的决议。这时,大约是1968年9月13日,正是秋凉季节。
滕海清参加了这次常委会。但是,他发了—个言之后,便匆匆赶往飞机场了。中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即将召开,滕海清此行是回京参加会议的。
滕海清走后,常委们意见也趋于一致,决定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刹车,转入整建党工作。为落实决定,召开一个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势在必行。
常委会上,大家共推吴涛在直属机关大会上代表常委会讲话。
吴涛身兼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和军区政委,是滕海清之下党政军名副其实的第二把手,由他讲话是再合适不过了。不料吴涛断然拒绝。
接着,大家又请吴涛主持大会,吴涛再次拒绝。
这样一来,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只好改由高锦明讲话,权星垣主持。
9月25日,自治区政府礼堂。高锦明开始讲话了。尽管他也曾经极左偏激,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毕竟是一位负责任的党的干部,在此时此刻敢于挺身站出来,还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高锦明刚说几句话,以肖应棠副司令为首的几个军区领导人呼喇喇站起身,拂袖而去。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字报已经刷到大街上了,公开称;“高锦明9·25讲话是一个大毒草!”
内蒙古全乱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反对的,支持的,观望的,各种观点的人们纠缠在一起,闹得不可开交。运动失去了方向。此时,吴涛已经赴京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去了,家里只有高锦明、权星垣等人留守,而他们已经控制不了局势了。
几天之后,新城宾馆小礼堂。高锦明主持核心小组会议,研究对策。
这时,“滕办”成员李良走进会议室,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原来,滕海清、吴涛刚从北京打来电话。权星垣接过电话记录,上面大意是:内蒙古不要搞乱了,高锦明同志有右倾问题,是属于工作中的错误,我们也有责任。
“工作中的错误”这句话至关重要,因为这等于挽救了高锦明的政治生命。
尽管高锦明已经做了关于刹车防左的讲话,然而,内蒙古地区深挖“新内人党”的运动仍然按照自身的惯性运转着。
10月18日,呼和浩特的主要建筑和交通要道,张贴出了一份份《通告》,勒令“内人党”分子限期登记,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到《通告》规定的最后期限——11月21日,呼市地区共登记了70人。其中,1945年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23人,1946年的33人,1947年的10人,而所谓1962年以后加入的只有4人。这些人都是被逼无奈才来登记的。
十四 高锦明下台
1968年10月13日,北京京西宾馆。这一天,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隆重开幕。
滕海清、吴涛作为内蒙古革委会的第一、二号人物,列席了这次全会。滕海清决定继续狠挖“新内人党”,跟上北京的步子。
会议期间,滕海清把李德臣召到北京。他一改离开内蒙古时的态度,狠狠撸了李德臣一顿,说:你犯了右倾错误,跟着别人跑了!李德臣明白,这个“别人”指的就是高锦明。
第二天,李德臣又赶到滕海清处。这次,滕司令员缓和了态度,他一边拉开抽屉,一边说:“康老有指示,挖‘内人党’刹车,都是高锦明的圈套!我这里有材料,高锦明是叛徒。”
原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讨论了中共“九大”的筹备工作。康生约见了滕海清和吴涛,指出高锦明政治上有间题,决定不提高锦明为“九大”代表。
李德臣后来回忆说,当时,他的确看到抽屉里放着一叠材料,但滕海清—句话说完,便又关上了抽屉。于是,康生对滕海清究竟说了些什么,抽屉里面又是什么材料,对于当时的“滕办”主任来说也是一个不解之谜。
李德臣在北京待了四五天时间,滕海清、吴涛二人对他当面作了布置。之后。他便匆匆赶回内蒙古,传达滕、吴的指示。
滕海清在指示中说,内蒙古的整个工作是好的,但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最近有些混乱,右倾又有抬头,
滕海清提到,听说我在9月13日说过一句糊涂话,说内蒙古与乌兰夫的基本矛盾解决了。我忘记是怎么讲的了,如果讲了这个话这是错误的,要宣布收回。
在指示中,他只字未提高锦明,语气也相当缓和。
10月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落下帷幕。
11月1日上午,呼和浩特新华广场。这天,呼市军民又一次隆重集会,庆祝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一周年。几乎就在同时,滕海清同吴涛等人乘坐专机飞回呼市。
11月3日,自治区政府礼堂。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大会。高锦明同往常一样,坐在主席台上。
此时,滕海清却判若两人,突然在讲话中狠批内蒙古前一阶段的右倾问题,宣布停止高锦明的工作。
本来,挖“内人党”刹车也是滕海清拍板通过的,在10月的电话和口头指示中,他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承担责任。但几天之后,其态度便发生逆转。
就在同一天,内蒙古革委会第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正式召开。
会议日程是:一,3日至9日,以滕、吴指示为纲,全面揭批高锦明;二,10日上午吴涛传达党章(草案)和“九大”代表产生办法的决定,结合批判高锦明;三,10日下午至12日小组会继续揭批高锦明;13日吴涛传达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13日下午至14日上午,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继续揭批高锦明;四,14日下午,高在大会检查;五,15、16日,大会批判高锦明;六,17日讨论纪要,18日滕海清做长篇讲话,19日通过纪要。
从此,高锦明成了管制对象,隔三差五便被批斗一次,一次,在批斗会开始前,他身染风寒。发了高烧,滕海清说:跟上个医生,不行了打—针,还得“斗!”
当时,高锦明是内蒙古的第三号人物,他的升降去留,是要经过中央批准的,这一点滕海当然清楚。四次全委会时,滕海清找权星垣谈话说,批高不是我们的意思,这次我到中央去,康老讲了他的问题,还给我看了一个名单。
同时,他又对李树德讲过:“反高是康老点头的。”
联系滕海清在京西宾馆对李德臣说过的话,情况便十分明确:在10月中央全会期间,康生又直接插手内蒙古问题,亲自布置了对高锦明的断然处置。
十四 恐怖的气息
1968年11月23日,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新贴出了一批告示。酷寒中,神情严肃的人们三五成群,匆匆地阅读着那墨迹才干的大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关于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的第二号通告
通告措词严厉地说,10月18日发出通告后,从10月21日至11月21日已经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了登记,使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通告说:“但是,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小撮‘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顽固分子,仍对我党政策置若罔闻,负隅顽抗,同时,在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工作中受到右倾翻案暗流的严重干扰和阶级敌人的破坏,阻碍登记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此,公安机关军管会宣布登记工作延期一个月,截止到12月23日结束。
在下达第二号通告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呼市群众专政总指挥部联合发布了《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标语口号》,其中,总共拟定了32条标语口号,同《通告》并列张贴在一起。人们读罢《通告》和32条标语口号,匆匆散去。恐怖的气息遍布呼和浩特。
11月24日,《内蒙古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社论:《一定要稳准狠》。标题以特大号字体排出,十分醒目。
当时,正是内蒙古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后,挖“内人党”进入高潮之际,自治区各直属机关、各盟市旗县人民公社、内蒙古军区各师和各军分区,普遍举办了以挖“内人党”为任务,限制人身自由,以刑讯逼供为手段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几乎就在为深挖“内人党”大造舆论的同时。12月初,内蒙古革委会在原先的第二专案办公室之外,又成立了挖“内人党”领导小组,组长正是挖派中坚人物李树德。
到此为止,内蒙古地区挖“内人党”的运动由浅入深,以反右倾为号召,运动进入高潮期。
严刑之下,专案人员所需要的口供源源而来,真可谓战果辉煌。1968年12月,滕海清考虑向中央报功,主持起草《关于“内人党”问题的汇报提纲》,执笔者正是“滕办”主任李德臣。
《汇报提纲》是一份用钢鞭棍棒蘸着受害人的血泪而写成的文字。这是一篇冤案录,是一份谎言书,更是—部暴行记。
就在滕海清踌躇满志,准备向中央报功之时,内蒙古干部群众反抗、抵制挖“内人党”暴行的声音,也不断传向北京。
当时,北京军区党委接到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的大量申诉信和求救信之后。于1968年12月,派出副政委张南生和干部部部长曹振东,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内蒙古军区调查情况。
十五 滕海清一意孤行
北京军区工作小组由六七人组成,除张南生、曹振东外,还有干部任免科科长范希圣以及几个秘书和工作人员。他们来到呼市后,住在了军区招待所。
张南生此行目的明确,他知道内蒙古挖“内人党”闹得正凶,随身带了有关的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语录,准备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正确执行政策。
从12月20日起,由吴涛主持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张南生、曹振东到会,听取了肖应棠代表军区党委所做的汇报。当时,滕海清又回北京了,在呼市的军区常委刘华香、刘彬、王弼臣和党委委员郭云昆等都出席了会议。
那时,吴涛既是内蒙古军区政委,又是北京军区副政委。
曹振东事后回忆说,他们对吴的印象不错,觉得他为人正派,也察觉到了挖“内人党”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并向北京军区党委做了反映。但在“文革”初期,吴涛曾被打倒,因此顾虑重重,在关键时刻,只是随声附和,不敢挺身而出。
在交谈中,张南生、曹振东他们突出地感到:内蒙古军区领导思想非常“左”,在指导思想上把内蒙古看得一团漆黑,认为军区干部基础不好,是伪满时期留下的底子,不彻底翻不行。
曹振东和工作组一起到军区的几个学习班做实地调查,发现存在着“三多”现象——关押的人多,打死的人多,逼供信的花样多,像什么烤烧鸡(把人按在火炉旁烤)、闷豆芽(用棉被盖住人脸使其窒息)、吃猪蹄(将人手用力向内扳,拉伤腕关节)、鸭子浮水(把方凳翻过来,强迫人站在凳子腿上)等等,一共百十种刑罚。
曹振东也是枪口刀尖上闯过来的人,对这些花样繁多的刑罚,竟闻所未闻。
工作组住在军区招待所,军区内的造反派三番五次找上门来,向他们反映“情况”,为揭挖“内人党”运动加火升温,甚至要造工作组的反。
内蒙古军区党委继续召开会议,张南生指出,内蒙古清队运动的打击面已经宽了,发生了“左”的偏向。
张南生一行在呼和浩特待了二十多天,于1969年1月中旬返回北京,向北京军区党委作了汇报。政委陈先瑞主持听取汇报后。指示张、曹二人向在北京的滕海清介绍在内蒙古军区了解到的情况。
张南生和曹振东驱车直奔滕府,然而,话不投机,滕海清正看好内蒙古的清队形势,对逼供信和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满不在乎,认为只是运动当中的支流。
与此同时,滕海清还几次向内蒙古打电话、捎信,指示不得提防“左”口号,不得把“打击面宽了,制止逼供信”等意见写在决定上,还指出军区党委通过的决定是右倾的表现,
吴涛左右为难,只好请示上级,电话打到北京军区党委,找政委陈先瑞。
陈先瑞很快回话,大意是:军队清队运动和地方上是一致的。滕海清同志在北京,他知道中央的精神,你们按照滕海清同志的意见办吧。于是,军区党委集体作出的防“左”决定就这样被滕海清一人推翻了,军队系统的一次抵制行动再度夭折。
滕海清是在上年年底回到北京的。当时,他从内蒙古调了几枝笔杆子来京,炮制了一篇长文:《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对1968年9月内蒙古转瞬即逝的防“左”运动严加批判。
原来,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大多数成员事先不同意写作该文,所以滕海清悄悄把人马调来北京,在半秘密状态下策划炮制。文章写成后,核心小组其他成员仍不同意公开发表,以为把“九月”与“二月”相提并论,上纲太高了。
但滕海清仍一意孤行,下令在《内蒙古日报》、《工人风雷》、《红卫兵》三家报刊上联合发表。这时,是1968年12月31日。
紧接着,1969年2月,滕海清在北京的解放饭店,召集内蒙古各盟市革委会负责人举行了一次会议。
滕海清始终控制着会议,把内蒙古的“挖肃”成果吹得天花乱坠,同时继续反右,不点名地批评了吴涛。当时,吴涛没来开会,留在家中主持工作。
会间,权星垣曾提出:内蒙古挖“内人党”成绩是有的,可是不是搞的面宽了?
滕海清在一旁插话:“你是‘内人党’的总书记吗?”问得权星垣一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滕海清接着说:“你要不是‘内人党’总书记,怎么知道每个单位有多少‘内人党’?你无非是说我‘左’了,要是有一个单位有五百个‘内人党’,我打了一千,你说出来,我就承认搞错了。我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成绩永远是主要的!”
此时,滕海清实际上是以攻为守,极力掩盖自己的极左错误,企图通过继续深挖,进一步找到“内人党”的铁证,也好以功掩过。因此,这个时候,他最恼火的就是提防“左”的意见。
十六 周恩来保持低调口吻
1969年2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晚8时整,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接见了滕海清。当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温玉成和汪东兴都到场了。
腾海清先汇报了内蒙古挖“内人党”运动的情况,手中拿的稿子就是李德臣起草的《汇报提纲》。
在汇报过程中,滕海清提出要增加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和常委,这时,康生插进来说:“要看—看,不要急于增加,清理阶级队伍后增加更有把握。不仅内蒙古有这个问题,北京、上海和其他省市都有这个问题。”
在康生之后,姚文元称赞了内蒙古说:“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开展得较早,有不少经验。”
康生接着讲:“内蒙古的敌人很多,有伪满洲国的,有伪蒙疆的,有傅作义的,还有乌兰夫的。”
谢富治身兼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和北京军区政委等党政军要职,接过康生的话说:“乌兰夫包庇了不少坏人。”
这时,康生拿出一份电报,是以前打给滕海清的关于挖“内人党”的指示。可是,滕已经不记得有过这份电报了。
周恩来在一旁明察秋毫。他知道,滕海清到内蒙古支左后与康生往来密切。于是,他便含蓄地点了一下滕海清:“你们不要把我们中央文革某些人的讲话,当作中央的指示来执行。”
滕海清回答道:“对中央的指示,我们就是要坚决照办的。”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绝大多数都是极左分子,然而,周恩来仍然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掌握谈话的艺术和分寸。
接下来,周恩来对滕海清说:“解决内蒙古问题需要一个过程,要花时间,你们的步子太快了,中央从来没有督促你们,你们不要急嘛。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掌握政策,要扩大教育面,要缩小打击面。”
江青把话题拉回到革委会增加新人的问题上,说:“革委会刚成立,混进少数坏人是难免的,只要领导心里有数就行了,对这些坏人可以不采取很快作组织处理,防止反复。”
张春桥一开口,便把内蒙古全盘肯定下来:“内蒙古的形势好!对挖出的这些人处理不处理,除对山西有影响外,对其他地区不会有影响。你们要顾全大局,不要急于组织处理,防止敌人对革委会各个击破,防止反复。”
江青说:“‘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活动的,要狠狠地打击。”
谢富治插话道:“‘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坚决搞掉。”
康生也说:“内蒙古军队里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成了‘内人党’的部队,对这个部队要改造。”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一片为滕海清叫好助威的鼓噪声中,周恩来孤掌难鸣,但他坚守原则,始终保持着低调口吻。他对滕海清说:“就是‘内人党’的首要分子也要做争取教育工作,总会有个别的会起义。”
接着,针对内蒙古的情况,周恩来指示滕海清说:“第一,对草原一定要很好地保护;第二,对国防工厂的生产要好好地抓。国防工业的生产计划完不成,你们的产值也就完不成。”
时间悄然流逝,接见会从晚上8时一直持续到午夜12时。
康生在接见会快要结束时,提到了高锦明,说:“高锦明的问题很严重,他的历史问题不清楚,还有三反言论,去年又犯了右倾错误,搞反复。”
等到别人插过话后,康生又说:“高锦明搞反复,他就是看支流,把支流看多了,必然要犯错误。历来的群众运动出问题是必然的。高犯错误对你们有好处,使你们有警惕。”
康生还说:“群众运动中出现支流是难免的,高锦明的错误是把支流看得过重。你们要把‘内人党’的组织搞垮搞臭,要打击少数。”
这次中央文革碰头会及康生等人的赞许,对滕海清又是一次莫大的鼓励。
十七 军区招待所的伪证大展
1969年2月,内蒙古军区招待所。一次全自治区范围的“内人党”罪证展览揭开了帷幕。这是一次伪证大展览。其中,数以千百计的“内人党”罪证全部是伪证。
在展览中,除“内人党”外,还有所谓“内人党”变种组织的“罪证”,比如统一党、独立党、自由党、团结党、呼和浩特蒙古党、真理党、哈拉哈高勒党、蒙古联合党、成吉思汗党、沙窝子党等等。
之所以冒出这么多变种组织,是因为在严刑逼供下,受害人常常因不知道“内人党”这一名称而乱说一气,各级革委会和群专指挥部无奈,只得将之统统归为“内人党”的所谓变种组织。
在这次展览会之后,内蒙古革委会第二专案办公室将部分图片编辑成册,作为“内人党”反革命集团罪证,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层层下发,配合正值高潮的揭挖运动,有着很大的蒙蔽性。
据事后统计,因“内人党”等冤案,内蒙古地区受到迫害的干部群众竟多达34.6万人,致死者达16222人。
十八 滕海清调整步子
1969年3月9日,在北京,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了“九大”预备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其他各方的头面人物共128人,都到会参加了。
滕海清和吴涛早早赶到北京。这一次,他俩身居“九大”代表之列,并且很有可能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还在2月26日,内蒙古革委会又通过了一个《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草案)》,同以往的同类文件相比,没有增添什么内容。
3月,内蒙古革委会起草《关于“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几个问题的报告》,正式上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份《报告》与此前起草的《汇报提纲》相比大同小异,也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一切迹象都表明,迁延时日的挖“内人党”运动又到了一个关口,面临着新的可能性。它需要新的刺激,需要新的爆炸性新闻,方能产生新的一轮轰动效应。
权星垣回忆说,1969年3月,在滕、吴赴京之前,他的妻子突然被审查,白天接受批判,夜晚放回家,勒令其揭发权星垣的“问题”。专案人员对权的妻子诱供说,权星垣介绍了两名“内人党”徒加入共产党,而这两个人同时把权拉人“内人党”,以便互相包庇,狼狈为奸。
权星垣坐不住了。在一次核心小组会上,他自动要求停止工作,说“免得组织上被动”。有人拍桌子说:“怎么,清队清到你老婆头上,你不干了!”
吴涛淡淡地说:“要正确对待嘛。”
其实,此时吴涛的周围也是险象环生,自身难保。
在2月4日,滕海清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内蒙情况时,曾经说过“吴涛已经不可靠了,他是乌兰夫反党集团的人。”周恩来当即批判了滕海清。但事后证明,伸向吴涛的手仍在幕后悄悄动作看。
有几个专案组在审讯时暗地里追逼他的黑材料。内蒙古军区政治部的挖“内人党”骨干马殿元,在宣传部副部长海山和教育科长赛希的专案组里,就要他们交待吴涛的“内人党”问题,他们屈打成招,按照专案组的口径说了。
同时,社会上也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纷纷传说不久就要挖出一个更大的“内人党”来,这个人比乌兰夫小,但比迄今挖出来的还大。造反派的小报更加露骨,说是有一个掌权的“内人党”党魁,代号叫“口央”。“口央”组合不正是繁体“吴”字吗?
当时内蒙古主要负责人的策略是:先集中打高锦明,稳住权星垣,而吴涛,则是最后的攻击目标。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腾海清一行来京参加了“九大”预备会议,他们意外地发现:北京的风向似乎正在悄悄地转变。原来,自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落下帷幕以后,毛泽东就三令五申地指出:要缩小运动的打击面。
1968年12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将一份《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批转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同时附了一封信。此后,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起草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12月26日,毛泽东又在《通知》中添加了重要内容。
正是在此期间,毛泽东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
当时,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两年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一大片,破坏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毛泽东正在考虑重新建设的问题。因此才有了上述的一系列批示和讲话。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和讲话,在肯定“文革”成果的前提下,对解放被打倒的干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中央文革召开的“九大”预备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3月9日,就在滕、吴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康生就先向滕海清打了招呼:内蒙古清队有扩大化和逼供信错误。这期间,周恩来也委托谢富治和温玉成找滕海清谈话,更全面地指出了其错误的严重性。
这样,3、4月间,滕海清和吴涛频频从北京向内蒙古来电来函,口气调子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滕海清在不动声色地调整自己的步子,以便跟上北京目前已经逐渐和缓下来的运动节拍。
十九 康生吹风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4月4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人打电话给权星垣及其他留在呼市的革委会常委,对内蒙古工作又做了一番指示,其重点是“落实政策”问题。
4月11日,毛泽东接见了各大组召集人,又一次就纠“左”问题作了指示。
此间,滕海清接到康生的一个电话。康生说:“滕海清同志,我问你:高锦明为什么不能当‘九大’代表?我问过谢富治同志,高锦明是个很好的同志。”
滕海清急得大声说:“康老,高锦明不当‘九大’代表,不是当面请示过您吗?!”谁知康生大怒,在电话里喊:“怎么,你连中央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吗?!”
在这之后,身为“九大”主席团成员的康生,又参加了内蒙古组的小组会议。
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内蒙形势的批评。同时,他本人对内蒙古清队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急转弯。
当时,中苏珍宝岛事件刚刚发生,全国上下弥漫着临战的气氛。作为北部边防的内蒙古,自然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
因此,在“九大”期间,对于这样一个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总体评价,决不是康生一人能够拍板定论的。
事实上,内蒙古问题一定经过了政治局常委会桌上的讨论,并经过毛泽东主席的认可。至于让康生正式出面把问题挑明——这不过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顾全大局而对康生本人的一种爱护和挽救。
谁都知道,康生一直对内蒙古挖“内人党”大力支持,并经常出谋划策。假如由另一个人——比如周恩来——直接出面,指明内蒙古的扩大化错误,那么实际上就等于向外界表明,中央已经正式认为康生在内蒙古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在当时将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
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由康生本人出面,也意在向人们表明,党中央内部没有意见分歧,是团结一体的。结果,康生乘机把错误推得干干净净。
二十 来自草原深处的家信
今天看来,党中央包括周恩来本人,对内蒙古的运动真相,也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实际上,内蒙古与北京近在咫尺,逼供信和清队严重扩大化的消息,冲破层层封锁和阻挠,不断上达中南海。
祁宝荣原是沈阳军区司令部的警卫营长。当时,陈锡联是沈阳军区司令员。
祁宝荣在挖“内人党”之前,奉调到内蒙古刚刚组建的步兵30师任副团长。挖“内人党”的运动袭来时,祁宝荣未能幸免,严刑之下,被毒打致死。
祸从天降,祁宝荣的遗孀在内蒙古哀告无门,便直奔沈阳,找到陈锡联,并通过他上告中央。
周恩来忧心如焚,对内蒙古日渐恶化的局势早就有所察觉。那时,他除去其他渠道的消息来源之外,还有一条“内线”——即他的亲侄女周秉健。
1968年夏,周秉健初中毕业,和同学们一起,报名到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落户。行前,她与邓颖超联系,说临走想见见伯伯。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周秉健来到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邓颖超。
直到吃晚饭时,周恩来才跨出办公室的门,亲热地招呼小秉健,问她什么时候走?思想准备得怎么样?
那时,周秉健只有15岁,是个十分文静的小姑娘,在伯父面前,还有些拘束。饭后,周恩来领着周秉健来到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面前,给她指点锡林郭勒盟的位置,又交代了几句话,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周秉健下来的当天晚上,一位懂汉语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给知青们讲了形势。
那时,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会刚刚结束,挖“内人党”的决议文件下发到了各基层单位。周秉健所在大队的这位革委会副主任正好是“挖肃”骨干,他向北京来的学生们大讲“内人党”的“滔天罪行”,说乌兰夫要“叛国投修”,草原上到处都是他的“黑线”,全大队只有三户牧民是红的,其余的都是黑户。
周秉健住在阿妈这,邻居都是反革命,紧张得她心怦怦直跳。
10月1日,草原忽然紧张起来,纷纷传说苏蒙修可能趁国庆期间打进来。周秉健所在的阿巴嘎旗靠近边境,那几天,她和伙伴们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夜里和衣而睡,小蒙古刀就搁在枕头下面。
下到草原后,周秉健每隔半个月就往北京写—封家信,通过周恩来身边一位姓赵的秘书转收。在信中,她把自己下来以后的经历和感受,一五一十地向伯父和邓颖超娓娓道来,根本没意识到它们有什么价值。然而,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却通过侄女的普通的家信获得了宝贵的信息。他意识到:北京和内蒙古都有人在向他封锁消息,并由此发现,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的错误十分严重。
后来,周恩来召集内蒙古领导干部开会时,曾提到“内蒙有个女知青写信反映情况”,草原上便轰地传开了。
周秉健也听到了上述传闻,但她浑然不知这个“女知青”就是她自己。
二十一 转折点
“九大”开到一半的时候,内蒙古代表团秘书李德臣通过李雪峰找到周恩来,向他反映了内蒙古清队“扩大化”的严重情况,周恩来当即作了指示。
从周恩来处回来后,李德臣去找滕海清,说:“我们应当向中央认个错。”当时,吴涛、李树德也在坐。滕海清闷声不响,吴、李表示,同意向中央写检查。
旷日持久的挖“内人党”运动终于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于是,李德臣立刻起草了一份检讨报告,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人名义,呈送给中央。这时,是1969年4月19日。
这份《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同志的检查》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扩大化的错误,对
高锦明同志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衷心接受,认为这是
对我们的爱护,对内蒙的关怀。
检查书的最后一段写道:“以上检查还是肤浅的,认识是不够的。”但是,平心而论,这份《检查》写得相当有条理,同时还辅以各种数字材料,比如说“在革委会四次全会以前,内蒙就挖出了13万多人”。“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15日又挖出了25万多人……”在中央打招呼之后,仅几天时间,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就交出了这样的检查报告,这说明,起草人对内蒙古的“挖肃”错误早就心中有数。
对于中央来说,不采取公开批评内蒙古革委会负责人,而是把主动权交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检查认错——这无疑是出于对滕海清等人的爱护。同时,这种积极稳妥的处理方式也有助于内蒙古大局的稳定。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落实政策问题。毛泽东的讲话迅速传达下去,全国各地释放和解放了一大批人。也正是在此时,中央对于内蒙古问题下了决心,在5月初,将内蒙古的两套班子——内蒙古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内蒙古军区党委常委,召到北京。
5月13日和16日,京西宾馆,周恩来、康生等人接见了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
周恩来对滕海清说:“你是老同志、老红军,咱们以前在苏区打改组派,在鄂豫皖打AB团,你怎么不接受教训呢?”责备之中含着关心和爱护。
康生则一反常态,对这位内蒙古的第一把手严加训斥。
滕海清消极对抗,一言不发。
话题集中在滕海清擅自将高锦明撤职批判一事上。周恩来问滕海清:“你把高锦明同志停职,向中央报告了吗?经过中央的批准吗?”
高锦明事后回忆,当时老滕埋着头一声不吭,态度很不恭敬。
康生转向高锦明,旧话重提说:“高锦明同志,我原来就感觉你有点右。”
周恩来在一旁没有搭话,继续对滕海清说:“滕海清同志,你要是听了高锦明同志的话,犯的错误可能要小一些。”
然后,他又对高说:“你发不了电报,为什么不写封信反映情况?”
周恩来接着对权星垣说:“权星垣同志为什么也不反映?”
康生应声说:“权星垣你是不是有些滑头呀?”
周恩来接着说:“可能吴涛同志更正确一些?”
接见临结束时,滕海清思想仍然没有通。周恩来向吴、高、权等人说:“你们帮助帮助他!”
第一次接见后,在京的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立刻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名义发了一份文件:《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九大”精神坚决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基本群众,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影响了斗、批、改的顺利发展……”在《通知》之后,还附有一份《关于被误打成“新内人党”分子平反及其有关问题的几点意见(草案)》。
16日的第二次接见结束后,由李德臣执笔,以内蒙古核心小组滕、吴、高、权、李(树德)、李(质)六人的名义,在5月19日又起草完毕一份文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这份意见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精神是周恩来接见党的核心小组和军区党委成员时的讲话内容,有些字句甚至就是周恩来的原话。
“内人党”冤案曲折艰难的平反工作开始了。
二十二 中央24号文件
5月21日晚,滕海清一行没有向中央正式辞别,登上北去的列车,返回呼和浩特。临行前,滕海清亲笔写了一份检查,托周恩来的秘书转交周本人。在检查中,滕海清承认“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此时此刻,几位内蒙古领导人的心情彼此迥然不同。
高锦明被无端打倒,险些断送政治性命,现在由中央亲自予以平反,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正确,自然会感到扬眉吐气。
相反,滕海清却挨了当头一棒。此前,他一直有康生撑腰打气。可是忽然,康生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对以前的言论统统不认帐,把脏水都泼在他一人身上。滕海清怎能不窝一肚子火呢。
况且,对内蒙古挖“内人党”中的错误,他也一直认为只是运动的支流,思想上一直没通,甚至在周恩来、康生面前,也不掩饰自己的抵触情绪,认错表态完全是迫不得以的。
吴涛、权星垣对“挖肃”扩大化问题早有看法,只是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反而受制于滕海清,随声附和。现在,内蒙古问题由中央一锤定音,明朗化了,尽管错误也有他们一份,但他们内心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列车飞驶,发出有节奏的震动声。满腹委屈的滕海清闷坐在车厢里,谁也不搭理,到了吃饭的时候还是一动不动。
高锦明、吴涛、权星垣、肖应棠等人则来到餐车车厢。5月下旬,天气闷热。他们要了几瓶啤酒,边吃边聊。
不想,这些琐事被“滕办”的某个秘书看在眼里,告到中央,后来竟成了高锦明的一条罪状。康生日后在北京就曾训斥高锦明说:“你们还庆祝胜利?!”
火车开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到达集宁,停车加水。这时,周恩来的专线电话从北京直接打到了集宁火车站站长办公室,要和滕海清等人讲话。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你们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不打个招呼?接着,周恩来同内蒙古几个领导人一一通话,责备滕海清说:告诉你不要写犯了路线错误,检查里怎么还写“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不要按这个检查!然后,又再次叮嘱他们一定要搞好团结,稳定内蒙古局势。
放下电话,滕海清等人继续登车西行,几小时后便回到了呼和浩特。这时,中央关于内蒙古问题的批示以(69)24号中共中央文件发来了。
在这份文件的中央批示前面,以红色大字,赫然印着毛泽东的亲笔批示:“照办”。在中央批示之后,是滕、吴、高、权、李(树德)、李(质)的《意见》全文。最后,还附有滕、吴、李三人4月19日的检查全文。
二十三 会场沸腾了
5月22日傍晚,内蒙古财贸干校。主席台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吴涛的声音:“下面,传达核心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照办。”
接下来,吴涛一字一句念了中央批示全文。当时,批示中的“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被称为24个字方针。之后,吴涛又念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的几点意见》全文。
会场沸腾了!
受尽冤屈、九死一生的人们泪水滂沱,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吴涛传达之后,滕海清讲话。他先宣读了4月19日滕、吴、李三人向中央所做的检查。一口气读完后,说:“这就是我们三个同志的检查。我的检查要单独来检查。这实际上是吴涛、李树德同志给我承担责任罗。他们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主要是我来负责。”
滕海清讲话的时候,听众反应冷淡。
接着,高锦明做了简短的发言,台下则报以热烈的掌声。
宣布散会时,劫后余生的人们,互致问候,彼此打听亲友熟人的消息。然而,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的工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
二十四 平反工作举步难艰
第一批被强行打成“内人党”中央执委和骨干分子的特古斯、毕力格巴图尔、巴图、木伦等“要犯”,仍被关押在呼和浩特粮食干部学校,不久,又秘密转移,远离自治区首府。军区系统包括鲍荫扎布在内的“内人党”要犯被解往黄河以南的准格尔旗,地方系统的“内人党”骨干则押送到伊克昭盟的东胜。
那些仍然身陷囹圄的受难者,不少人是当年的老“内人党”员,而这些人也正是“挖肃”运动中一系列假口供的主要来源,是全自治区愈演愈烈的挖“内人党”运动的重要依据。比如鲍荫扎布,军区政治部的许多二级部长都是他在严刑之下,被逼无奈供出来的。
在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中,最重要的,是革委会核心小组没有下大力气做好各级“挖肃”骨干的思想工作。他们都是各级革委会和群专指挥部掌握印把子的人物,其中中央“5·22”批示下达之后,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
另一方面,这些人虽然犯了错误,但毕竟只是执行者,不负有决策之责。因此,当众多受害者的满腔怒火朝他们头上宣泄的时候,这些人就更是满腹怨气,干脆撂挑子不干了。
这样,“落实政策”等于是一句空话。
自己纠正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是很难的,对于当时在全自治区一言九鼎、手操党政军大权的滕海清来说,尤其如此。他虽然在中央的严令之下口头上认了错,但实际上思想未通,抵触情绪很大。
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对内蒙古局势十分关注。滕海清一行刚刚回到呼市,他便打来电话,到6月23日再次来电,反复叮嘱要尽快纠正错误,落实政策。
周恩来说,虽然内蒙古犯的不是路线错误,而是违犯政策的错误,但违犯政策的错误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周恩来以自己的经历举例说,“八一”南昌起义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违犯政策,最后遭到极大的损失以至于失败。所以,不能说违犯政策的错误就小。
尽管总理苦口婆心,但内蒙古主要领导人仍行动迟缓,争取主动的机会被一再错过。当时,吴涛、高锦明等人倒是希望能尽早落实政策,以安定人心。但他们支配不动下面革委会的许多领导人,因而也是无能为力。由于核心小组态度不明朗,措施不得力,处境越来越被动,终于激出了变故。
二十五 内蒙古陷入混乱
就在中央24号文件下达一周之后,呼市地区、各军分区、各盟市旗县那些曾身陷冤狱的人们及死难者家属,自发地组成上访团,汹涌的人流直奔核心小组所在地——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往日警备森严的新城宾馆,如今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办公桌了。
与此同时,名目繁多的专门揭批滕海清的群众组织,例如“批滕联络站”、“批滕前线”等,也在数日之内相继成立。
各群众组织召集的批判会接二连三地召开,大字报贴满了呼市全城。在高压之下,积郁己久的怨屈、愤懑、思索,此时如沸腾的岩浆一般喷涌而出。
核心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们不得不撤往呼市郊外,东躲西藏,今天还在30师部,明天就到通讯营,后天又转往89团。军区党委副书记、第一副司令刘××干脆称病,住进了253医院,并对外保密。
那时,李德臣作为“滕办”主任,不得不留守在新城宾馆。
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滕海清无处藏身,高锦明曾捐弃前嫌,主动请滕到他家里暂避一时。因为在内蒙古尽人皆知,“滕老左,高老右”,两人曾是对立面,因此绝不会怀疑滕海清竟然藏在高锦明处。
然而,滕海清在高锦明家心神不定地躲了几天之后,突然踪迹杳然。
高锦明不禁心急火燎。
那时,由于落实政策极不得力,已经激起众怒,再加上前一阶段“挖肃”高潮中曾打死不少人,因而高锦明十分担心,怕滕司令出什么意外。
正在这时,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滕海清在电话中低声说:“老高,我现在很安全,请放心。”
原来,滕海清在高家还是感到不保险,悄悄转移到军区大院里的肖应棠家,钻进了防空地道。
那时,全自治区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批滕派和保滕派。保滕派大多是原先的“挖肃”积极分子,当时被称为“扛铁锹的”。这些人保滕,无非是把滕海清当作保护伞,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自保。
那时,以受害人及其家属为主的批滕派与保滕派舌战、冲突、武斗,上至自治区首府,下至各盟市旗县,无不如此,内蒙古局势大乱。锡盟发生武斗,还打死了人。
这期间,1969年6月9日,内蒙古革委会和内蒙古军区,联合发出了165号文件:《关于认真贯彻“九大”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5.22”批示及中央对内蒙古当前工作的指示的通知》。之后,内蒙古革委会又连续发出186号、189号,一共三个文件,试图加快落实政策工作的步子。
6月24日下午4时,迁延时日、一拖再拖的滕海清的“单独的检查”,终于在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总校,和大家见面了。
这时,从4月份中央正式批评滕海清算起,已经过去近两个半月了;如果从毛泽东“5.22”批示、中央下达24号文件算起,也已经是一个月零两天了。
时间拖得愈久,内蒙古广大军民的心情也愈焦急。然而,当他们听过滕的检查之后,却大失所望。
二十六 军管,紧急行动
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一项命令:军事管制内蒙古自治区。
依照决定,北京军区立即由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前线指挥所,进驻呼和浩特。
北京军区下属的几个野战军立刻行动起来。由十余名军师级干部率领,从几个野战军中抽调精锐部队,对区划变更后留存的呼市、包头和巴、锡、乌、伊各盟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华北地区,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开始了。
“12·19”命令下达前夕,内蒙古革委会的滕、吴、高、权、李(树德)、李(质)以及雷代夫、张平、张鲁应召晋京,周恩来、康生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当时,85号文件已经拟定,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召内蒙古负责人来京,只是为了当面传达和解释。
接见匆匆结束。之后,内蒙古革委会一行人与“前指”领导人郑维山、杜文达、黄振棠、张正光等人同机飞往呼和浩特。
从此,新的权力机构发指示、下命令,草原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感觉到“前指”的存在。继欢欣鼓舞的“5·22”之后,内蒙古的“文革”历史又曲径通幽,转入一个晦暗的时代。
当时,在外部强敌压境,内蒙古局势动乱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的确不失为一项迅速稳定政局的决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内蒙古的乱局,特别是对几十万宗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不力的问题。然而,郑维山接替了滕海清,仍然以一种狐疑的眼光打量脚下这片陌生的土地,对内蒙古一百个不信任。他说:“我走遍内蒙四盟二市和许多旗县,没有发现一个好干部。”军管期间,“前指”对“内人党”冤案的受害者不平反,那些对落实政策工作提过意见的干部也都被戴上“有民族情绪”的帽子,作为高职低用甚至不用的理由。
军管一个月后,“前指”将内蒙古军区团职以上干部,向河北、山西、天津和陕西汉中地区各调走一百名。其中既有冤案的受害者,也有“挖肃”积极分子。
对于全自治区瞩目的“内人党”一案,郑维山的态度是,继续宣称内蒙古平反工作犯了“一风吹”的扩大化错误,而且还以“前指”党的领导小组名义,宣布内蒙古革委会为落实政策颁发的第165号、186号、189号三个文件停止执行。
“12·19”命令使内蒙古局势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至此,半年以前的“5·22”批示已成为一纸空文,落实政策工作完全停顿下来。
二十七 总理接见
1970年1月8日,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向“前指”呈交了一份《关于整顿内蒙古革委会办事机关的建议》,要求“自治区革委会办事机构除留少数人外,其余人员调出内蒙古地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前指”当即批复了《建议》。
当时,陈伯达为学习班规定了“五不准”:不准串连,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探视,不准上街。学习班成了限制人身自由的变相集中营。
1月20日,内蒙古学习班正式开学,当年权倾一时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兼管学习班事务。
学习班自1970年1月开办,到1971年5月结束,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这期间,中央领导人曾两次接见内蒙古学员,一次是1970年3月3日,一次是1970年6月6日。
3月3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晚7时,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康生、江青、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叶群、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等人,接见了内蒙古小班学员。
接见时,周恩来一一点名。接着,他耐心、解释中央办学习班的用意,指出内蒙古地处北疆,必须保持团结和稳定。
周恩来旧话重提,问滕海清:“1969年国庆节前,我让郑维山同志给你转信,你接到了吗?”听滕海清说“接到了”,周恩来提高了嗓音说:“接到了还这样做,挖‘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这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吗?!”说到此处,总理感慨地说;“你真是情况不明,决心很大。”
滕海清低头检讨:“我有罪。”
康生疾言厉色,大发脾气地说:“滕海清,站起来!”
滕海清垂手恭立,康生说:“你把北疆、把少数民族地区搞乱了,我‘九大’时怎么跟你交待的?!”
滕海清一直站了一个多小时,被康生说得唏嘘啜泣,周恩来几次让坐,都没敢坐下。
接着,周恩来又批评高锦明,在平反工作中没有全力支持滕海清。周恩来说:“你态度不明朗,应该明朗。”又批评权星垣“没有原则性。”
康生说:“你们‘5·22’后把内蒙搞乱了,一风吹了,所以才实行军管。军管革委会,军管一切。”
他随口问:“呼和浩特平反了多少人?”
呼市革委会主任高增贵起立回答:“三千多。”
康生追问:“平反有何根据?”
高增贵答:“平反的都是‘内人党’,打的时候也没有根据。国民党、特务、叛徒一个也没平反。”
当话题转到李质身上时,康生不知牵动了哪根神经,盘问李质道:“什么时候入的党?谁介绍的?是什么人?”
李质一一回答。康生蛮不讲理地说:“你入的什么党,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叛徒。”
黄永胜等人也对李质发起攻击。结果,内蒙古学习班结束后,核心小组成员中,只有李质被留下,继续审查。
接见会快结束时,周恩来再次申明:对内蒙古实行军管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号召大家“在批判乌兰夫的立场上团结起来”。当时,为了使内部矛盾盘根错节的内蒙古领导人重归于好,也只能提这样的口号。
自从1967年初以来,内蒙古局势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恩来以及康生等人接见内蒙古各方面人员已达数十次之多,这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在3月3日的接见会上,康生发感慨说:“关于内蒙古问题,我和总理说的最多,可以编一本书了。”
关于内蒙古问题,从所谓“二月逆流”时期、革委会成立和“挖肃”运动,直到打“内人党”、“5·22”批示、全面军管,再到办学习班,尽管周恩来和康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但两人的确出面最多,说话也最有份量。
二十八 唐山学习班
转眼到了炎热的夏季,空气郁闷,蝉声四起。
6月6日,中央再次接见内蒙古小学习班。周恩来讲话说:革委会领导单独学习,下面广大干部有意见,要求你们同各大班合并,接受广大基层干部的帮助。以后,自治区领导到唐山大班,各盟市领导回各盟市学习班。
6月11日,北京小班宣布撤销,滕海清、高锦明、权星垣等人来到唐山大班。
这年7月,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又接见了在唐山学习班的几位内蒙古负责人。康生仍然抓住滕海清不放,说:“滕海清的主要错误,是到内蒙古以后没有批乌兰夫,没有打击敌人”。
各学习班以批乌兰夫为纲,以检讨清队扩大化和平反扩大化的错误为重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检查、揭发、批判。其中,滕海清的主要错误是“左”倾,高锦明则被迫承担了“5·22”以后内蒙古局势混乱的责任。然而,中央当时对滕海清采取保护态度,因此,内蒙古学习班的重点还是批所谓“平反扩大化”。
这期间,学习班编印了《乌兰夫罪行一百例》、《高锦明罪行一百例》和《滕海清错误一百例》,以此作为学习材料和揭发、批判的口径。
那时,在各学习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说滕海清挖“内人党”是“发了一阵疯,扑了一个空,做了一场梦”,可以看作是人们对揭挖“内人党”运动的概括。

在唐山班,滕海清得过一次感冒,但没病的时候有时也去医院,人们估计是去看中央文件的。当时,中央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
在8月23日至9月6日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为设国家主席等问题,林彪、江青等两集团发生争论,引起毛泽东警觉。会后,毛泽东下令:批陈整风。林彪集团的“黑秀才”陈伯达最先被揭露。12月22日,奉毛泽东之命,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地区各有关单位联合召开了华北会议。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陈伯达,并株连到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和司令员郑维山。周恩来到会,代表中央做重要讲话,同时宣布中央的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接下来是改组北京军区。李德生接替郑维山,而负责内蒙古军管的“前指”司令员则换了尤太忠。尤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抗战时期在129师,解放战争期间在刘邓大军的第6纵队任旅长。建国后曾任27军军长,北调内蒙古时正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
郑维山倒了。中央和北京军区找到在唐山学习班的滕海清,要他写揭发陈伯达和郑维山等人的材料,滕海清着实忙了一阵。
1971年4月25日,军委办事组来人宣布:批滕到此为止。与此同时,内蒙古各学习班也进入收尾阶段。滕、高、权、李(树德)等人各自起草自己的检查,滕海清的检查是扎那、李德臣等人帮助写成的。
接着,对学习班的学员分别做了处理。大部分人转往设在呼市和包头之间的内蒙古五七干校;一部分人下放到公社、生产队劳动锻炼;少数人历史问题“不清”,留在学习班继续审查;只有极少数人回原机关工作。
在核心小组成员中,滕海清回北京军区,继续任副司令员,高锦明到24军农场劳动,权星垣去了工厂,李质受康生一番话的影响,被认为历史有“问题”,留在了学习班。只有李树德回到内蒙古革委会,继续当常委。
遗留问题堆积如山
1971年5月,内蒙古同时经历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在内地开办的内蒙古各学习班宣告结束;第二件大事令人振奋: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缓解和内蒙古局势的渐趋平稳,历时一年零五个月的军管终于解除了;最后一件是,5月13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呼市召开。党组织重新建立,内蒙古的整党建党工作算是完成了。
在此之前,内蒙古前指党的领导小组曾向中央呈交了一份《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补台”工作的请示报告》。
5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前指”的《请示报告》,同意尤太忠任内蒙古革委会主任;增补徐信、邓存伦、赵紫阳、滕俊清、倪子文、宝日勒岱、沈新发七人为革委会副主任;增补尤太忠、徐信、邓存伦、赵紫阳等18人为革委会常委;同时,正式免去了滕海清革委会主任和核心小组组长职务。
中共内蒙古第三次大会召开了五天。在会上,尤太忠代表内蒙古党的领导小组做了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仍日调重弹,称原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在“5·22”之后,犯了平反扩大化错误。自滕海清以来,内蒙古领导人已经更换了三届,然而这些领导人对内蒙古形势的估计,对内蒙古干部队伍的看法,却始终未变。
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内蒙古新党委才两次讨论原内蒙古革委会为落实政策而制发的(69)165号、186号、180号文件,并重新加以肯定,推翻了郑维山先前的指示。然而,尽管如此,平反落实政策的工作仍然步履艰难,没有切实展开。
内蒙古广大受害者在军管解除之际刚刚萌生的希望,顷刻之间又化归泡影。
内蒙古中共党的这次代表大会选举并报中央批准,产生了新的常务委员会,尤太忠任第一书记,吴涛、徐信、邓存伦、赵紫阳任书记。
新的书记处除吴涛外都是新面孔。其中,赵紫阳原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文革”初期被广州市警备区实行监护。几年后下放到工厂劳动,直到1971年4月,才解除监护,北调内蒙古。这次调动,据说是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决定的。
1971年是“文革”发生转折的一年。林彪集团覆灭,军权转到以叶剑英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手中。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做了自我批评,国内局势开始松动,各地陆续释放了一批被关押的老干部。
内蒙古也在紧跟形势,布置批林整风。
时间之流缓慢地移动着。1973年4月,关押在大后方伊克昭盟鄂尔多斯沙漠深处的所谓“内人党”骨干分子,像原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再天、毕力格巴图尔,原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孔飞、副政委廷懋以及鲍荫扎布、特古斯等一批人,终于被陆续解除监禁,回到了呼和浩特。
8月24日至28日,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十大前后,毛泽东纠正了若干“左”的错误,一批“文革”初期被逐出政坛的老干部东山再起。邓小平当选为十届中央委员,另一位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老人与内蒙古渊源深厚,他就是乌兰夫。
乌兰夫重返政治舞台,曾经过周恩来的多方努力。十大前,在讨论中央委员人选时,周恩来为摘掉乌兰夫“反党叛国”、“民族分裂”的帽子,曾特意提到一件往事——
1945年10月,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出现了一个以补英达赉为首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乌兰夫奉中央委派,带了几名随行人员,深入锡林郭勒,解散了“临时政府”。周恩来将乌兰夫的这次行动称为“单刀赴会”。结果,乌不但进入十届中央委员会,而且还出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在滕海清秘不示人的《汇报提纲》里,乌兰夫被当作“内人党”的“总头目”。仅仅四年多光景,前“内人党总头目”便重新受到启用。这一激变对于内蒙古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1974年春,就在乌兰夫重新工作半年之后,呼市街头出现了“重用‘新内人党’党魁就是最大的复辟”、“‘新内人党’的复活是最大的复辟”、“否定挖肃就是最大的复辟”等标语和大字报,社会上的极左势力蠢蠢欲动。
不久,呼市中山路派出所的人借故打了内蒙古师院和蒙文专科学校的蒙族学生,还将他们抓进派出所,刑讯逼供,重提“内人党”旧案。
尽管有种种干扰和阻挠,在十大之后,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内蒙古自治区落实政策的工作也在迟缓地逐渐恢复。
1974年3月,中共内蒙古党委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5月17日,中共内蒙党委又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由自治区党委常委和部门负责人共15人组成,日常办事机构为落实政策办公室。
与此同时,四盟二市也相继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下设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办”),着手解决清队特别是挖“内人党”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开始为平反人员补发平反证书。
当时,“挖肃”运动中层层积累下来的问题早已堆积如山。
据四盟二市(不包括建设兵团、内蒙古直属机关)不完全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挖“内人党”中,被打、被逼而非正常死亡者4759人。其中,农牧民社员、城镇居民占80%,机关干部职工占20%。
各地数字也陆续统计上报——乌盟被迫害致死1679人,锡盟致死1250人,伊盟致死938人,巴盟致死346人,呼市致死341人,包头致死205人。
死者凡属干部职工的基本上都做出了政治结论,农牧民社员、城镇居民则只做了三分之一左右。
另外,致伤致残者大约有15000人,其中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约1000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有7000人上下。
落实政策绝不仅仅是个政治上平反的问题。
1973年,中央拨给内蒙古救济费130万元,自治区拨补助费100万元,共计230万元。其中,下拨各盟市186万元,内蒙古直属机关3万元,主要用于农牧民、城市居民,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死者遗属、伤残人员的生活补助。
然而,无论中央还是自治区拨出的款项都不啻是杯水车薪。
二十九 新的转机
1970年冬,年逾古稀的康生一病不起。
尽管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登上了一生权力高峰,但病情却每况愈下。到1975年,他已经病入膏盲,卧床不起了。
从1974年起,毛泽东就不断指名批评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随后,四届人大江青组阁失败,毛泽东建议由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出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接管了党政军大权。
显然,极左势力正失去宠幸,政坛斗争前景迷离,毛泽东百年之后,鹿死谁手,还是一个谜。
当此情形,老谋深算的康生又在调整步法,筹划全身之策。
王海蓉唐闻生在毛泽东晚年经常陪伴左右。康生通过王、唐向毛泽东密告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是企图同日益失势的“四人帮”摆脱干系,以保全自己身后的名节。
1975年12月16日,77岁的康生终于撒手人寰,一命呜呼。
进入1976年,巨星殒逝,大地震荡。
金秋10月,中央宣布对“四人帮”隔离审查。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王震在小组会上公开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通过决议,一举恢复了邓小平的全部职务——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总参谋长。闭幕式上,邓小平做了复出后的第一次重要讲话,重申: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
与北京一步之遥的内蒙草原紧跟形势,接二连三地做出反应。
1976年10月21日,呼和浩特地区20万军民举行隆重集会和游行,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及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随后,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内蒙古追随者的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1977年4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发出认真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和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通知。
从7月30日开始,内蒙古自治区举行为期九天的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以陈锡联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莅临呼市。在几位副团长中,排名第一位的就是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
与此同时,一大批被诬陷为“内人党”党魁的老干部,纷纷恢复工作。
12月20日,内蒙古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在呼市举行,“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原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奎璧、克力更、王再天、孔飞、朋斯克当选为四届政协副主席。
从北京到内蒙古,从组织到舆论,拨乱反正的举措层层深入,终于触及到了牵动着草原千百万人心的共和国最大的集团冤案——“内人党”冤案。
三十 草原掀起层层波澜
1978年4月10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尤太忠等人接到中央指示,匆匆赶到北京。
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汪东兴和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接见了尤太忠一行。尤太忠汇报了内蒙古党委落实政策工作的情况,并同中央领导人一起研究了有关解决“内人党”冤案的遗留问题。
4月16日,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池必卿来京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也一同参加了讨论。随后,根据中央的建议,他们共同起草了《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呈交党中央。
这份后来经过华国锋亲自修改,审定的《报告》明确写道——
究竟有没有一个“新内人党”?是全区广大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一
直关心,并希望给以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家认为,在揭批“四人帮”
斗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是应该而且有条件对这个问题作出实事
求是的结论了。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根据在落实政策中了解到的大量事
实,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
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
人,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主观臆断,盲目蛮
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
4月20日是“内入党”冤案史上的根本性转折的日子。这天,中央对内蒙古《报告》做出批示,批示全文如下——
华主席、党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尤太忠、池必卿、侯永同志
《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并望认真贯
彻执行。
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五省、区也有同类问题。为了统
一思想,统一政策,共同解决好挖“新内人党”的遗留问题,中央委托
胡耀邦同志通知这五省、区党委各派一位负责同志来京,向这些同志传
达这一文件。
从毛泽东的“5·22”批示到华国锋的“4·20”批示,时光荏苒,整整过去了九年。从为“内人党”冤案的受害者个人平反,到完全否定“内人党”整个组织的存在,历史跨出的这一步耗费了漫长的岁月。
尤太忠一行马不停蹄地返回内蒙古,立即召开了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4·20”批示和尤、池、侯三人的《报告》。
4月30日,尤太忠在会上讲话,总括了党委常委们的意见。5月5日,内蒙古党委印发了尤太忠的讲话,作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1978)30号文件下发各盟市、旗县党委,内蒙古军区党委,自治区党委各部、革委会各委、办、局党组,各高等院校党委,各大厂矿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4·20”批示和以尤太忠讲话为内容的中共内蒙古30号文件迅速传达,如信风般散播到各地,草原掀起层层波澜。
历时十载,迁延拖沓的落实政策的步伐陡然加快了。
各盟市、自治区机关各级党组织一般都采取了先领导,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的方法,分别召开了党委常委会,党委扩大会、党员大会、干部大会、职工大会、社员大会等各种不同类型会议,由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传达和动员。
与此同时,对一些民愤极大的凶手和挖肃分子也进行了处理。尤其令内蒙古各界拍手称快的是,自治区党委终于依法拘留了恶名昭著、逍遥法外多年的乌兰巴干。
6月,内蒙古党委召开了各盟市、各直属机关落实政策汇报会。20日,汇报会临结束的时候,尤太忠发表长篇重要讲话。
6月27号,根据全区落实政策汇报会的讨论结果,内蒙古党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解决挖“新内人党”历史错案遗留问题的几项具体规定》。30日,内蒙古党委将《规定》作为(1978)56号文件下发自治区公社以上单位。
随着全自治区范围落实政策工作的深入,人们关注的焦点,渐渐集中在惩处对于制造这起冤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人身上。
在“挖肃”运动中,一批又一批受害者政治上受诬陷,人格遭侮辱,精神被伤害,肉体遭毒打。人们强烈要求那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深刻检讨,同时更强烈地要求对那些打人、杀人凶手,对那些直接负有决策之责的人绳之以法,以使生者心慰,死者灵安。
三十一 康生的政治结论
1978年8月19日,吉林省哲里木盟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一份反映赵玉温情况的报告,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桌案上。
赵玉温原是哲盟革委会主任、核心小组组长和军分区司令,挖“内人党”运动中的一路“诸侯”。在内蒙古区划变更后,已于1971年4月调到吉林省军区,任四平军分区司令员,从1976年6月起,改任分区顾问。对于他,上级机关迟迟未做处理。
邓小平阅毕哲盟落办的报告,当即做了如下批示——
对这样大量血案的人,必须清理。如主要责任不在本人,用适当方式
向群众讲清楚,承担应负的责任,是很有必要的,否则不能平民愤。
随后,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王恩茂,在省军区关于学习贯彻邓副主席重要批示的情况报告上,也做了批示,要求赵玉温等人“检讨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向哲盟群众交待”。
像赵玉温这样的情况绝非个别现象。在1969年“12·19”内蒙古军管以后,为缓解矛盾,许多“挖肃”运动中的敏感人物都纷纷调离了草原。
就拿原核心小组成员来说,除了吴涛留守内蒙古并于1977年12月离职审查外,高锦明在农场劳动结束后,到了洛阳拖拉机厂,任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被免职;权星垣调往西北,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兼计委主任,1980年离休;李树德最后虽然回到了内蒙古,但已于“文革”后期因病去世;而滕海清在唐山学习班结束又返回北京军区,1975年调离北京,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直到1980年才被免去职务。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中央应考虑影响大、涉及面广的历史遗留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云还指出:康生的错误很严重,中央应当在恰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隆重揭幕。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恢复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内蒙古的影响是深刻的。继“内人党”冤案平反之后,1979年1月15日,内蒙古党委又起草了《关于彻底推倒“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内蒙二月逆流”冤假案的请示报告》,呈交党中央。
1月21日,中央明确批示,同意内蒙古党委的《请示报告》,为两大冤案的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至此,内蒙古“文革”期间的三大冤案被全部推倒了。
5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恢复内蒙古自治区原行政区划的通知》。该《通知》作为中发(1979)42号文件迅速下发,从这年7月1日起,东三盟、西三旗将重归内蒙古,周恩来当年的预言实现了。
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组建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后,中央纪检会成立了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审理工作领导小组,开始了审查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审查结果表明,林彪、江青集团已经触犯了刑律,应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1980年4月下旬起,公安部开始对林彪、江青集团在押犯进行侦查预审。
9月,预审工作基本结束。
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
9月29日,全国五届人大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集团案主犯。
10月,中共中央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与此同时,康生已被列为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
11月20日下午2时,北京正义路甲1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特别法庭设在公安部机关礼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史进前宣读了36页、共两万多字的起诉书。
在被起诉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中,已死去五年之久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后,居第三位。起诉书第28条写道——
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康生、谢富治的唆使下,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作为“内人党”冤案最大的一只黑手,康生巨佞,尽管躲过了生前的惩处,最终却躲不过历史的评判。盖棺不能论定,一切都要放在历史的天平上。
那么,这起冤案在内蒙古的具体决策者和执行者呢?人们焦虑地期待着。
三十二 棘手的问题
就在特别法庭对十名主犯判决一年之后,1981年11月初,中央又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两案审理座谈会,主要讨论对“文革”中犯错误的省级干部的处理意见。11月6日,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廷懋匆匆飞至北京,参加了座谈。
廷懋是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115师344旅政治部的民运干事、修械处指导员和教导营总支书记等职。那时候,旅政委是黄克诚。“文革”初期,他作为“黑帮”被打下台去,揭挖“内人党”的风暴席卷而来时,又被诬陷为“内人党”党魁。1968年底,张南生率队来内蒙古调查,说过“廷懋是重要人物,不能打死。”暗中保了他一回。
林彪事件后,廷懋被解除监禁,回到呼市。“四人帮”覆灭后,他出任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内蒙古军区第二政委。那时,第一书记是周惠。
在“4·20”批示以后,内蒙古地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日子里,廷懋不辞辛劳,作了大量工作。
1979年6月25日,内蒙古党委和内蒙古军区党委正式为原骑兵5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当时,骑兵5师已改称北京军区守备第2师,但仍归内蒙古军区直接领导。
6月28日,守备2师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廷懋亲临会场,做了重要讲话。
经过长久的酝酿,到1980年7月,廷懋撰文《略论三大冤案》,系统论述了“文革”期间在内蒙古发生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冤案,初步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1981年8月1日,廷懋致信老首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黄克诚,代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为民请命,提出应对滕海清追究法律责任,并详细陈说了理由,同时请示黄老:可否将信“转呈中央书记处”。
9月23日、79岁高龄的黄克诚提笔复信,回顾了冤案发生的历史环境和康生的主导作用,对中央宽大处理滕海清的政策,以商量的口吻作了耐心解释。
不久,中央两案审理座谈会便悄然召开了。
那时候,内蒙古大学的一些蒙族学生强烈要求惩处“内人党”冤案的头号肇事者滕海清。
11月7日,廷懋在两案审理座谈会的小组会上发言,根据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和自治区党委的意见,主张对滕海清绳之以法。发言引起很大反响。
这次会议共分八个组,其中有五个组主张对滕海清判刑,只有中南组、中直一组和军队二组,或者未提到滕海清,或者主张“挂起来”。
在北京,廷懋找到黄克诚,又当面申说利害,反映自治区党委的处理意见。当时,滕已被免去了济南军区副司令的职务。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谁也没被说服。最终,黄克诚无奈,对廷懋说:“你找胡耀邦吧。”
对于党中央来说,要处理“内人党”冤案中的犯错误人员,的确相当棘手。
那时,内蒙古干部群众要求惩办的呼声很高,如不做严肃处理,不能平息民愤,对于“文革”之后刚刚形成的安定局面,特别是对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团结,是极为不利的。而且,健全和完善法制的角度,也应当依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因此,在内蒙古,乌兰巴干、郭以青等冤案的直接炮制者和其他直接杀人凶手,都按刑事犯罪处理,绳之以法。另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或做出深刻检讨,或给以党纪政纪处分。
然而,在内蒙古草原,“内人党”等冤案的受害者多达三十四万六千余人。在冤案制造过程中,犯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人员也是一大批。
在同一个时代,假如一个庞大的人群犯下同样的错误或罪责,那么,这样的错误或罪责,就将远远超出纯粹个人的范围,而成为某种社会性的过失。因而重要的就不是追究个人的罪责,而是探寻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史无前例的“文革”绝非一场偶发事件。“文革”爆发时,共和国已跨人第十七个年头。长期单一模式的历史发展,势必积累下种种社会问题,例如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等等,再加上法制不健全,历次政治运动留下的后遗症,与苏联关系破裂后孤立的国际地位等等,使得这些社会问题有时会相当尖锐。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某些问题,试图予以解决。“文革”初期群情激愤、应者如云的形势,也说明这场运动在其初始阶段的确拥有深刻的、不容忽视的社会基础和背景。
然而,最高领导人遵循一条极左路线,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手段,实际上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更大的问题,在纠正错误的同时,又犯下新的、更大的错误,以至被少数野心家利用,从而滑向民族灾难的深潭。
实际上,在运动中犯错误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绝大多数也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
运动过后,在内蒙古地区,这些人犹疑观望,心情忐忑不安。有的人满腹牢骚,口服心不服,认为自己当年只是奉命行事;有的人上下推诿,拒不认错,甚至嫁祸于人;有的人错误严重,害怕追究,惶惶不可终日;也有的人明知犯了错误,思想包袱很重。
毫无疑问,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如何团结教育好广大犯错人员,将关系到当时社会的稳定,甚至关系到未来历史的发展。
胡耀邦从1977年底起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一系列工作。关于对“文革”中犯错误干部的有关政策,他有过许多明确指示,体现了当时中央的意见。
1979年7月15日,胡耀邦在一封来信上批示说:“对前几年说过错话,作过错事的同志仍要坚持中央的方针,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可苛求。”
这年12月30日,在全国人事局长会议上,他讲话说:“现在还有犯错误的怎么办,这也有个落实政策问题,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思,是中央讲的。林彪、‘四人帮’在台上时,犯了错误的人,中央的意见,只要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死党,又认识了错误,其中的大多数,要分配工作。犯了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要为他们创造改正错误的条件。中央反复说,‘四人帮’在台上,不犯一点错误是比较困难的。”
1980年11月5日,在中宣部例会上,他说:“我们每个同志都有一本老帐,只有亏欠多少之分,没有有无之分,到处算老帐,天下要大乱。”
在1981年1月1日的一封来信上,他又批示说:“要把历史条件打进去”。“要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看。”
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看黄、廷之争,可以说,廷懋为民请命,无愧于内蒙古父老;黄克诚从大局着眼,历史地看问题,体现了中央的政策精神。
从历史上看,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对巨大数量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是中共党史上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健康、最顺利的一次。它既给一系列历史遗案的受害者落实了政策,又使绝大多数误入歧途的犯错误者受到教育,心服口服。可以说,既稳妥,又积极。这次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在当时维护了社会稳定,在日后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没有出现任何大的反复。
七十年代末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可以说,正是以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跨入了成熟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