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门简介:
图门，蒙古族，全名图门毕利格图，1928年出生在辽宁省贝一个穷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他很小就开始帮着父母做拔苗、放牛、养猪、锄地等活，还要上山打柴，挑到集市上去卖钱贴补家用。图们16岁时考上了伪满洲国设立在王爷庙（现内蒙古乌兰浩特）的“兴安学院”。
1946年，东蒙军政干部学校招生，他参加了该校军事队，后经学校领导推荐，转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1946年底，图们被分配到内蒙古骑兵第一师，报到的第三天就被任命为3团6连政治指导员。那一年，图们才18岁。之后，他就随着部队四处征战，浴血疆场。 图们在军队保卫战线工作了20余年，直至内蒙古军区（大军区）保卫部副部长。
他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中校，1964年晋升为上校，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央军委法制局首任局长当我问到您是如何从军队保卫战线转到了军事法制战线时，图们顿了一下说：“这要从文化大革命谈起。”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图们同许多正直的人一样，在疑惑和不解中被打成“反革命”，而且“待遇”也不断升格：从乌兰夫的黑帮爪牙到彭真、罗瑞卿黑线人物，再到后来的“内人党”分子。政治上的诬陷、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虐待让他痛苦万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图们的问题未能彻底处理平反。为此，耿直的图们只身前往北京，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告状”。接见他的中共领导与他经过一番交谈后，为他澄清真相洗刷罪名，还上报组织，将图们调到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不久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重建，图们被调到那里，仍然承担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突然有一天，组织上通知他参加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作为24名特别检察官之一，图们是唯一的蒙古族成员。
“共和国第一大案”直到1982年才正式结束。它让图们与同事们付出了整整两年的时光。之后，图们又被调到中共解放军军事法院任副院长，1988年被任命为新设立的中央军委法制局首任局长。先后撰写发表了《加快和深化军法工作改革，更好地为部队建设服务》、《必须重视和加强军事法制建设理论的研究》等数十篇学术论文，并且主持编写、审定了《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检察工作专辑》、《（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法分册》等几十万字的军事法学的专著。作为法学家，图们的最大特点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很少空洞议论。他的很多学术观点都对法制实践产生了一定作用。中共军委法制局的设立就和他的积极论证有关。他为中共的法制史留下了不少第一：参与筹建中央军委法制局并且任第一任局长；在他的倡导下，建立了北京市军事法学会，他任首任会长；主持编写的《中国军事法学教程》填补了中共军事法学教材的空白；起草、论证、制定了中共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立法暂行条例》和《军事设施保护法》；审定出版了中共首部军事法学理论专著《中国军事法学》、倡导并且审定首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审判史概述 他还先后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军事法学会会长。
图门离休后成为作家，1990年下半年离休后，他又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写作。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参与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案件，他同别人合作创作出版了新中共政法工作史上的3个之最，即审判工作之最《超级审判》、个人冤案之最《共和国最大冤案》、集团冤案之最《康生与“内人党”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审判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如同“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一样，此次审判无疑是一件震撼中外的大事。《超级审判》（济南出版社1992年出版）是一部国内外都非常关注的珍贵史料，是中共历史上最全面的一部“两案”审判的正史，后经增补，2002年以《特别审判》为名再次出版图们在1978年后调到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后来又到“两案”审判办公室工作，有条件接触刘少奇同志冤案的情况。从那时起，他就注意收集资料，决心把这一共和国最大冤案的制造过程写出来，加以分析总结，引以为鉴。经过他和助手祝东力的努力，《共和国最大冤案》于1993年展现在读者面前。书送到王光美同志处，她感动地对图们说：“谢谢您把它们写出来，有很多事我都不了解呀 “文革”期间，内蒙古自治区发生的“内人党”冤案，共挖出34万名“内人党”，竟然比全区共产党员还多5万名，致伤者不计其数，16222人含冤而死。“那个惨状你根本想象不出，全是土刑法。”图们回忆道。
能够披露此案的详情，图们有着特殊的条件：他在“文革”期间目睹了这一冤案形成的过程；他是受害者之一；他参加了平反落实政策工作；他参加了对这一冤案元凶的审判。1994年，一本名为《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的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图们总结出这个冤案的几大最：“文革”中最大的集团冤案，死伤人数最多、殃及面最广、手段最恶劣、后果最严重。此书出版后内蒙古的各族干部群众奔走相告，竞相阅读，据说很多人是流着泪读完了全书。中共民族出版社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出版了蒙文版《康生与“内人党”冤案》，发行到农牧区，满足了蒙古族读者的需求 图们和他的夫人再过3年就要迎来钻石婚——结婚6０年纪念日。他的夫人阿力贡也是蒙古族，他们对记者的到来很高兴。图们说：“谢谢你们，谢谢内蒙古的父老兄弟的关心。我在内蒙古战斗工作了34年，是从那里成长起来的，最美好的青春也奉献在那里，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康生与“内人党”冤案
一 华北局会议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远在风光旖旎的杭州西子湖畔，没有出席会议。当时的康生在政治局忝居末座，只是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却由他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召开“介绍情况的座谈会”，第二项议程是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通知在1966年5月16日上午，提交给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所以又称作《5．16通知》。这个《通知》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总纲。
1966年5月21日。北京，前门饭店。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到第17天的时候，华北局工作会议也在前门饭店开幕了。中央和地方的会议交错举行。毛泽东当时的用意是：以中央带动地方，发动“文化大革命”！
还在这年4月的时候，华北局就曾通知内蒙古：5月召开工作会议。为准备会议，华北局常务书记解学恭带领几位部长、主任亲临呼和浩特，找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们征求意见，同许多人谈话，不仅了解情况，收集乌兰夫的材料，还为后来会议上整乌兰夫等人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部署。
乌兰夫出席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直接从会上赶来，参加了华北局工作会议。
这次来京一起参加华北局会议的，还有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奎璧、王铎、王再天、高锦明、权星垣、刘景平，党委常委中来了吉雅泰、雷代夫、克力更，还有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盟市、旗县和农村、牧区、城市“四清”工作团干部，上上下下共有146人之多。
此时的乌兰夫身兼多职——
在中央，他高居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位，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地位最高；在地方，他担任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大学校长等要职，集内蒙古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乌兰夫的汉名叫云泽，出生在大青山南麓的土默特左旗塔布村，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从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后，他便一直担任政府主席。
内蒙古自治区尽管地处边疆，北线毗邻苏联、蒙古国，但其南端却又靠近京畿重地。从呼和浩特乘火车经集宁、张家口，只需11个小时就到北京。自从六十年代初，中国与苏蒙关系恶化以来，内蒙古的战略位置便显得日益重要。
尽管常驻塞外边城，但乌兰夫由于在京兼职的缘故，频繁往来于呼市与京城之间，近来尤其关注着北京的形势。他这次先出席了政治局会议，再三领会中央精神，对华北局会议心里早有准备，并已悄悄做了布置。
一段时间以来，北京报刊对《海瑞罢官》大加挞伐，还在同时围剿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杂文集《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
在《海瑞罢官》的问题上，说起来，内蒙古也曾栽过跟头。因为，《内蒙古日报》当时没有及时转载姚文元的那篇大作。为这件事，主管文教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高锦明曾专门做过检讨，那是1966年初的事情。所以，这一回，乌兰夫决心跟上中央的脚步。
5月份的《内蒙古日报》上已经开始连篇累牍地转载姚文元、戚本禹等人狠批吴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棍子文章。
这次进京，乌兰夫又带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杂文集《老生常谈》，作者署名“李欣”。乌兰夫的打算是：仿照北京的做法，向内蒙古的这株“毒草”开刀！
那么，这位“李欣”又是什么人呢？原来，他就是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已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全国有名的杂文作家——胡昭衡。当时，这位胡昭衡在前门饭店的天津组会议上已经受到批判。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乌兰夫的意料之外。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刚刚从政治局会议上赶来，带来了毛泽东和中央的最新精神和部署安排。这位59岁的第一书记掌管下的中共华北局下辖北京、天津两市，河北、山西二省，还有一个内蒙古自治区。
这些两市两省一区的会议代表只有召开大会时才集中在一起，平时则分别住宿和活动在北京饭店和前门饭店两处。内蒙古代表全都住在前门饭店。
当时，内蒙古组会议领导小组由乌兰夫负责，高锦明协助。乌兰夫住在北京家里，内蒙古组的实际工作便由高锦明具体主持。
在与前门饭店仅隔一条街的北京工人俱乐部，由李雪峰主持传达了《5．16通知》。之后，又传达了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的讲话，主要内容有三：第一是大讲“政变”，第二是大讲“反复辟”，第三是大讲毛泽东的“天才”。林彪对古今中外的政变，曾花过一番研究的苦功。这篇臭名昭著的《5．18讲话》，后来中央曾作为中发（66）500号文件批转。批转时，中央指出：“林彪同志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
二 乌兰夫受到围攻
乌兰夫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
中央和华北局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参加并领导内蒙古组的会议。工作组由华北局常务书记解学恭领队，副组长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组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春，还有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李树德等人。
李雪峰来参加过两次内蒙古组全体会议，每次都讲了话。按照华北局的布置，内蒙古的任务是集中火力向乌兰夫发难，根本没提《老生常谈》这类文艺问题！
早在1964年“四清”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曾在自治区范围印发了有名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毛泽东名义于1935年12月20日发出的宣言，简称《三五宣言》。
该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满蒙政策”，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省置县，抢占蒙古民族的土地牧场，以消灭蒙古民族的罪行。宣言阐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工农红军“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在当时内有国民党高压统治，外有日敌侵略吞并的历史条件下，《三五宣言》曾主张内蒙古实行民族自决。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国内国际环境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中国建立前，内蒙古已经实行了区域自治，建立起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新型的民族关系，内蒙古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重要一员。因此，《三五宣言》中的某些提法已不再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现实状况。
前门饭店会议抓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四清”期间重印《三五宣言》一事，将乌兰夫的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上纲到“民族分裂”、“反党叛国”的高度，在会上又重新印发了《三五宣言》，以作为批判材料。
从6月7日这天起，华北局组织内蒙古代表揭发批判乌兰夫，直到7月20日，整整用了43天。除了小组会议外，中间先后开了8次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6次有各盟、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型会议，16次全体会议。
乌兰夫的“民族分裂”问题是会议集中批判的靶子，此外，他的“宗派主义”和在牧区实行的“三不两利”政策等也受到猛烈攻击。同时，有人提出：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夫当年为何不按反动党团处理？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内蒙古第一次触及“内人党”问题。
小组会议，只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的书记们和中央派来的解学恭等人参加。这种会小型机密，不拘形式。在7日的小组会议上，李雪峰先介绍了北京的情况。那时，彭真已经被撤销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被秘密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某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改由李雪峰兼任。
乌兰夫与彭真关系不错，每次进京，都要到彭真府上拜访。
李雪峰说：“内蒙古党委的错误相当严重，我怀疑有一帮修正主义分子。要放手发动群众，把问题揭透。”
于是，大家便把火力对准乌兰夫。一次次上纲上线，调子越来越高。7月9日到11日，高锦明全面揭发、批判了乌兰夫的“路线错误”。乌兰夫一次次做检查，把自己的错误一次比一次说得严重。
7月13日，乌兰夫做了第四次检查。此时，已经换了高锦明主持会议。
高锦明原名叫敖白枫，是辽宁省义县满族人。“9．13”事变后，他流亡到北平，参加了北平中共党的地下活动。从1946年起，他就一直在内蒙古地区工作。
7月15日，在前门饭店的大会上，高锦明做了系统发言。他说：“我们现在没有把你当敌人看，你犯的是严重错误。你如果改正错误，我们仍然拥护你。如果你坚持错误，我们就坚决打倒你！”
三 “政变”的讯息
乌兰夫在北京挨批被整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几天就传遍了呼和浩特。这时，内蒙古军区正在呼市召集会议，各师和军分区的首长都到了。
那时，全国设有13个大军区，内蒙古军区也属于大军区之列。
六十年代初以来，中国与苏蒙交恶。内蒙古自治区由原先的大后方，一下子变成了反修最前线。内蒙古与苏联、蒙古国的边境线长达四千多公里，草原地区地势平缓开阔，对于苏蒙军机械化大部队的展开十分有利。更何况，这里离北京近在咫尺。一旦战争爆发，形势将十分危急！所以，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内蒙古，战备的空气已经一日甚似一日。
昭乌达军分区副参谋长云成烈在呼和浩特开会期间，听说了乌兰夫在北京挨整的消息，不禁怒从心头起！云成烈也是土默特左旗人，是乌兰夫的远房侄子。他在呼市遇到几个土默特籍的蒙族干部，一同悄悄商议。
这几个干部和云成烈一样，对当时刚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猜测是华北局的李雪峰和内蒙古党委的高锦明等人联起手来整治乌兰夫。
李雪峰在三十年代担任过北平地下党的市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又做过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和太行军区政委，算得上是高锦明的老上级。两年前，即1964年的夏天，李雪峰到内蒙古检查工作，在呼和浩特市做了三个半天的报告。李雪峰狠批了内蒙古领导，说内蒙古不抓阶级斗争等等。
几个土默特小同乡密商之后，决定让云成烈在回昭乌达军分区途经北京时找一下乌兰夫。云成烈副参谋长二话不说，坐上火车直奔京城。从呼和浩特到昭乌达盟军分区，每次往返都要从北京转车。而且，云成烈的妻子原就是北京人，所以他对北京十分熟悉。
在北京，云成烈先找了另一个同乡——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周仁山的妻子，让她给被“困”在前门饭店的乌兰夫捎信：“一定要顶住！”还说：“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大青山打游击也要革命！”
周仁山妻子闻听此言，如同晴天霹雳：这可是要谋反哪！她一刻也不敢耽搁，马上就去找人。可是，周仁山妻子没有把云成烈的话捎给乌兰夫，而是直接去找了华北局副秘书长刘谦汇报。刘谦立即报告李雪峰，李雪峰上报中央！
前门饭店会议上，空气骤然紧张。
大青山是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呼和浩特北面的一座巨大山岭，紧靠京包铁路的呼包线北段，东西长四五百里，南北有四十至六十里，峰峦起伏，山势险峻。每至春夏之际，山区遍长青草，一派葱绿，大青山便因此而得名。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中共中央曾派遣120师358旅政委李井泉和参谋长姚(zhe)，率队来大青山开辟抗日根据地。大青山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蒙汉杂居，人烟稀少，又靠近呼和浩特、包头这两个边城要塞，也的确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林彪的“5．18”讲话人们还记忆犹新，果然——内蒙古就“应验”了！人们似乎真地嗅到了“火药的味道”。
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反馈回来，经内蒙古党委研究，决定派权星垣马不停蹄，星夜赶回呼和浩特，掌握内蒙古局势。同时，决定内蒙古军区的领导们立即随权星垣返回内蒙古，稳住军队，并通知各“四清”点上的团以上干部，火速返回各自部队。决定中还有一条：乌兰夫的妹夫、军区副司令员孔飞不准回军区。
前门饭店会议上并未正式通报云成烈事件，但参会代表们却私下获得了消息，窃窃议论。
再说云成烈。他回到昭乌达盟军分区，刚一下火车，就被拘押、隔离审查了。
内蒙古军区动作迅速，与此同时还隔离审查了其他几名土默特旗籍的军官，他们是骑兵第5师师长云一立、军区作战部部长李存义、独立第2师副师长李自勉。审查结果，没有发现他们和云成烈之间有什么串通谋反的活动。
说起来，云成烈也是从小参加革命的。他在延安读书上学，旋即参军入伍，当了一名小八路。在部队，他向来性格火爆、偏激。其实，云成烈在北京说的“上山打游击”，不过是在当时特殊环境和情绪下冲口而出的一句气话。他并没有做什么实际准备和部署，比如打游击必需的人员、武器、给养之类，都没有考虑过。他说完了气话，就自己回军分区了。
可是，云成烈的这句话却引起了内蒙古地区不必要的混乱，使当时已经十分严重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了。云成烈的话干扰了中央对内蒙古地区所谓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为夸大敌情，扩大打击面，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依据”。
四 厄运，如离弦之箭
1966年6月1日晚8时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举国震动，各地纷纷响应。
就在第二天，《内蒙古日报》在第一版报导并全文转载了聂元梓大字报。6月4日，内蒙古党委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高等院校领导干部和部分师生代表会议，紧跟北京形势，动员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6月6日，《内蒙古日报》又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按照《5·16通知》的精神，号召全区各族群众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草原大动乱的帷幕终于揭开了！
熊熊烈火首先是从自治区直属机关和高等院校煽起来的。大批判的矛头直指乌兰夫等高层领导。于是，内蒙古与北京、会外与会内遥相呼应、里应外合，乌兰夫的厄运已如离弦之箭，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据说，华北局会议进行的时候，李雪峰曾跟随周恩来往来于北京和杭州之间，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当然，李雪峰请示汇报最多的还是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先后找乌兰夫谈过话。刘少奇批评了乌兰夫，措词十分严厉。
7月25日，旷日持久的前门饭店会议终于结束了。
两天之后，李雪峰就把一份《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递给了中央。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已经换成陶铸了。他刚从中南局调到北京，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走马上任才两个月。陶铸接到《报告》，对李雪峰说：报告需要修改。李雪峰不敢怠慢，连忙组织解学恭、高锦明等三人在北京饭店加紧修改。改过的报告对乌兰夫上纲更高，火药味更浓。改毕报送陶铸，从此石沉大海，被陶铸压下了。
8月1日，毛泽东在京召集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间，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与会者无不骇然。8月12日，全会闭幕。新选出政治局常委11人，排名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康生青云直上，从原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居到第七位，竟排在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前。
内蒙古党委这边还一直在等着中央批发华北局的报告，因为中央不发话，内蒙古“文革”的下一步就不好走了。
8月16日，中央批准撤销了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从此，乌兰夫被监护在北京，不能返回内蒙古了。
与此同时，中央还任命解学恭为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可是，解学恭并未到任。
华北局的报告仍未批复，乌兰夫名义上还担任着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内蒙古大学校长等职。
内蒙古党委还在等待。
金秋10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此时，陶铸因为“保皇”，招惹起康生、江青一伙人的嫉恨，在中央的地位已摇摇欲坠。
内蒙古党委又一次急催中央，说是发现呼和浩特有人替乌兰夫“翻案”，叫赶紧批复报告。这样，周恩来从陶铸手中拿过了报告，交还给华北局和内蒙古党委。周恩来说：“你们三个月前写的报告，现在有没有过时？”让他们再次修改。
11月2日，凌晨4时。中央专线电话从北京打到内蒙古党委办公厅：华北局的报告批复了。那时，内蒙古党委下属机关已经瘫痪，连文件都发不下去了。党委办公厅只好派出几个通讯员，顶风骑上自行车沿街散发。
这份经中央批复的报告给乌兰夫安了五大罪状，说：“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乌兰夫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在全国省、自治区级的第一书记中，乌兰夫是最早被打倒、最早受批判、定性上纲最高的一位。华北局的报告给乌兰夫扣上“三反”的政治帽子，这已经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了。本来，《5·16通知》中那些出自毛泽东亲笔的段落已经明明白白写着“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代表人物”，地方上当然就要对号入座，抓一个大“人物”，以示“紧跟”的步伐。
前门饭店会议一阵乱炮，先轰了乌兰夫。炮火之下，内蒙古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奎璧，自治区副主席、党委统战部长吉雅泰，书记处书记毕力格巴图尔，还有一大批蒙古族干部都未能幸免，这些乌兰夫的老战友、老部下统统被打入“土家村”、“云家店”，一夜之间成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这已经从个人上升到了组织，为日后大挖“内人党”埋下了祸根。
更为严酷的政治风暴就要在草原上降临了。
五 危机，军区被围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市委、市政府全面瘫痪。
上海的“一月风暴”使全国“文化大革命”迎来了一个更加严酷的岁月。
在夺权运动仍在进行的时候，驻呼和浩特的内蒙古新闻单位便已得知：上海夺权，中央已经首肯。于是内蒙古的夺权运动也在悄悄酝酿之中。
1月11日，《内蒙古日报》社内部的群众组织“东方红战斗队”突然查封并接管了报社，代之出版了新的《内蒙古日报》，即“东方红电讯”。
报社夺权，全自治区为之震惊！当时，自治区已先后组成了内蒙古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呼三司”），以及它的对立面组织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一时间派系林立，一片混战。
18日，“东方红战斗队”的对立派组织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的人马，冲进了报社大院。报社内的造反派寡不敌众，报社被转手接管了。
内蒙古军区自前门饭店会议以来，揭批了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尔后又揪斗了第一副政委吴涛以及副司令员孔飞、副政委廷懋、副参谋长塔拉和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到“一月风暴”袭来时，全军区靠边站和被揪斗的干部已多达235人。
但是，军区的运动一直限于部队内部，除了组织到内蒙古党委大院等单位参观大字报外，并没有介入地方的造反活动和它们的派系之争。报社被转手夺权之后，社内原造反派串连“呼三司”，酝酿反夺权，并与已经掌权的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的人发生武斗。接着，掌权的一派赶到内蒙古军区，要求军队出面给予支持。
此时，实际主持军区工作的是军区党委副书记、副司令员肖应棠。他是陕西省长安县人，早年参加过有名的大冶兵暴，解放战争时期在聂荣臻麾下，任65军副军长。他是1955年的少将，1964年从北京军区某野战军调到内蒙古军区。
肖应棠同军区其他领导商议后，决定先请示北京，再做安排。
1月22日晚，内蒙古军区作战值班室接到徐向前元帅的答复。徐帅的答复共有三条：一，军队不得动武；二，对两派群众组织情况不明时，不要轻易表示支持任何一派；三，如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派部队徒手前去劝解。
值班员李廷武将徐帅指示报告了肖应棠和参谋长王良太。此时，报社武斗已趋激烈。军区领导决定派一个连，全副武装赶往报社，制止武斗。这个连由群众工作部副部长高碧带队。群工部平时兼管民兵工作，常与地方打交道。
高碧带队星夜赶到报社，支持了掌权的一派，惹怒了对立面“呼三司”。“呼三司”由内蒙古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成，共有65个组织，总部设在呼市城南的内蒙古师范学院，头头是高树华、郝广德等人。他们要求军区领导出面。23日，军区领导派副政委刘昌来到报社。“呼三司”当即与之辩论。刘昌承认武装出兵不对，并答应过后到“呼三司”所在地当众检讨。然而，军区领导却不同意向“呼三司”低头。
不料，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自命左派的“呼三司”有恃无恐。他们不断到军区大院张贴大字报，要求刘昌公开检讨。内蒙古军区领导置之不理。
“呼三司”一声令下，呼市全城街巷贴满了炮轰刘昌的大小字报。
一时间，军区大院成了全自治区造反运动的漩涡中心。
军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之后，仍一致认为：刘昌副政委不能检查。
谁知，以后的形势急转直下。1月29日，“呼三司”纠集几千人马，包围了军区南大门，静坐示威。严寒中，红卫兵们用嘶哑的喉咙一遍遍背诵毛主席语录，口号声如山呼海啸，震天动地。赶来加入和围观的群众络绎不绝。北京清华“井岗山”造反兵团驻呼市联络站的人也出谋划策，深深卷入了当地的造反运动。
与此同时，军区支持的“呼三司”对立面组织内蒙古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等，也赶到军区大院南墙外声援军区。他们与“呼三司”辩论争吵，冲突时有发生。整个呼和浩特市分裂成了“呼三司观点”和“军区观点”两派。
几天过去了，示威活动再次升级：“呼三司”部分红卫兵宣布绝食！军区铁下一条心，拒不检查，同时组织武装巡逻和游行，抓了一些红卫兵。红卫兵激动起来，他们打算冲进大院，揪斗军区首长。
当时，全国许多地方的军队都指挥失灵。各地造反组织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有鉴于此，中央军委在1967年1月28日专门发布了《中央军委命令》，通称《军委八条》。
《八条》中特别规定：对于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许冲击。
军区手中握有《八条》，根本不把“呼三司”放在眼里。为防止意外事变，他们在南大门修筑了临时工事，在楼顶架起机关枪，子弹上膛，枪口直对南门外。一场武装流血冲突稍触即发。
七 枪声，惊动周恩来
1967年2月5日。军区大院被围攻已经六七天了。南墙外交通阻断，人声鼎沸，军区大院内的车辆行人，进出一律受到禁止，日常工作陷于瘫痪。
鉴于局势危急，军区领导正电询总参谋部：一旦造反派冲进军区重地，是否可以开枪。总参请示叶剑英、徐向前，叶、徐二帅尚未答复。
大门内，原先为防止“呼三司”冲击，停放了两辆大卡车。此刻，军区等候总部的指示，已做好开枪的准备。两部卡车驶离南大门，围堵在大门外的红卫兵暴露在枪口之下。同时，军区大院南门外的胜利路两端也各放了一个连，准备相机行事。
12时15分，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手持话筒，正在南门口喊话，要刘昌出来辩论。这时，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怒气冲冲地走来，挥刀便砍，韩桐闪身躲过。柳青随即举枪，清脆的枪声压倒人海的嘶喊，在空中回荡。子弹从韩桐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肺动脉被击穿。经抢救无效，韩桐身亡。
当时，驻呼和浩特的《红旗》杂志记者于××和《解放军报》记者宋××正在现场。他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支持“呼三司”，迅速将枪击事件上报中央。
内蒙古的枪声惊动了周恩来。他立刻在2月6日，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名义发出急电：要求立即停止冲突，不要扩大事态；要求内蒙古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四方面，各派3至5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
同一天，两架专机从北京起飞，1小时后，徐徐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四方代表共20来人，分乘两架专机，直飞北京。
1967年2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首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周恩来环视小会议厅，先一一询问了四方代表的姓名、民族、年龄，然后向“呼三司”代表高树华说道：“你们三司有一个同学被打死，怎么不让检验尸体？”
高树华回答：“因为他们要抢尸，毁灭罪证。”
周恩来浓眉一扬，问“是谁要抢尸？”
高树华道：“红卫军。”
周恩来转向红卫军代表，责备地说：“怎么能抢尸体呢？为什么搞得这么对立？人是怎么打死的？”高树华、郝广德报告了事件经过。
周恩来听罢，微蹙眉头，问军区代表道：“开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军区司令部军务部长蒋××起立回答：“那天12点打死人，到下午3点才听说。后来有个老工人反映说，他看见放了两个爆竹，还冒了一股烟。”
周恩来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放爆竹怎么能打死人？他自己能把自己打死吗？你们检查枪膛子弹没有？”蒋××答：“没有。”
周恩来挥手让他坐下，神情严肃：“你们没有检查枪膛子弹，怎么能断定不是你们打死的？你们这就输了一着嘛？如果我是个司令员，我马上就把人集合起来，检查枪膛子弹，你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你们追查凶手了没有？”
接着，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我们都是军人嘛！我是个老军人，后来退伍，现在因为工作需要，又穿上了军装。打死人很容易查清，一清点武器、弹药，就清楚了嘛！”
周恩来当即命令内务部带法医去呼市，调查事件经过。第二天拂晓，内务部部长曾山乘专机飞抵呼市，总政保卫部也派侦查处资深技术员王士一，随同前往。
内蒙古军区探明中央态度，深知闯下了大祸。此前，军区个别领导为掩盖错误企图将枪击事件嫁祸于地方造反派。他们造出舆论说，凶手是呼市河西公司造反派的人。同时，军区也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组长正是柳青部下的一位营职干事。
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军区所能控制了。
曾山部长赶到呼市，立即着手调查。验尸结果，打死韩桐的是五九式手枪子弹，而且子弹正是来自军区方向。实际上，早在开枪当天，就有群众在南门外拾到子弹壳，上交给军区保卫部。保卫部当晚便命令侦察科科长青吉如木调查。青科长带人来到南大门，在右侧门柱上发现了弹痕。撬开上面的五合板，终于找到了钻进里面的一颗五九式子弹头。五九式手枪是1959年的新型国产手枪，当时在内蒙古军区只有师职以上干部才配备，数量有限。验枪结果，只有柳青的枪最近使用过，而且缺少两发子弹。同时，司令部有几名干部密报：2月5日，他们目击了柳青开枪的全过程。保卫部立即将柳青的手枪、弹头和弹壳上交总政保卫部，柳青被拘押起来。
2月16日深夜到次日凌晨，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做出了四点指示。可是内蒙古事态仍不见好转。支持“呼三司”和支持军区的对立双方继续游行、武斗、捕人，军区宣布内蒙古党委的高锦明、权星垣等是“三反分子”，支持军区的群众组织抓了权星垣、康修民等人，严刑毒打，关押游斗。3月7日凌晨1时，呼市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和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两个组织，约3万人，乘着夜色团团包围了内蒙古师范学院，一举捣毁了“呼三司”总部。
3月9日下午，周恩来在国务院小会议室单独接见“呼三司”代表，随后又单独接见了红卫军代表，苦口婆心地劝告批评，然而局势仍不断恶化。
这时，军区个别领导人扣押了《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驻呼市的两名记者，没收了他们的笔记本，还派兵到北京，在甘家口大街上拘捕了上京告状的军区干部。同时，支持军区观点的造反组织连续三天，围攻内蒙师院。
3月18日拂晓，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第三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这次，康生也参加了，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参与内蒙古事务。
这次接见结束时，周恩来派副总参谋长李天佑，立即率中央调查团赶赴呼和浩特，平息内蒙古局势。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吴涛也随中央调查团，一同返回呼市。
吴涛是沈阳人，蒙古族，“9·18”事变以前就在北平求学，参加了“12·9”学生运动。建国后，他先后担任军委直属政治部和总参谋部直属政治部主任，1959年调任内蒙古军区副政委。“文革”初期曾被打倒。1967年3月15日，总理办公室直接打电话给军区，指名要吴涛来北京，他这才结束关押生活。
李天佑一行来到呼市，同各方力量会谈，先解了师院的重围，然后指名放出了内蒙古党委的权星垣、康修民等人。可是，仍有几百人继续被关押着。
3月30日，周恩来和其他中央负责人单独接见内蒙古党委代表。4月6日，周恩来等人第四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4月12日，周恩来等人第五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至此，事态渐趋平息。
1967年4月13日的一天。23时30分，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肖华、王力、李天佑等中央领导人第六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西大厅内，气氛庄重，被接见的各方代表四面环坐，屏息静气，雅雀无声。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严厉批评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口头宣布了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决定的主要内容，这就是著名的《4·13决定》，会后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的名义，作为中发（67）126号文件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军以上单位。
《4·13决定》指出，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2月5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指出“呼三司”是革命组织，反对“呼三司”的内蒙古党委书记王逸伦、王铎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呼三司”的对立面也被定性为保守组织。此外，《决定》还宣布改组内蒙古军区领导，任命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为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为军区政委；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为首的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央还决定：在刘贤权到任以前，先由北京军区调一个副司令员代理一段工作。这位副司令员就产腾海清。
第六次接见刚刚结束，拖延了两个多月的内蒙古事件似乎就要告一段落了。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央4月13日的一纸《决定》在内蒙古掀起轩然大波。正在平息下去的局势再一次急速恶化！
八 军人抗命
《4·13决定》下达后，“呼三司”、“8·18”等造反组织欢呼雀跃，扬眉吐气。相反内蒙古军区广大干部战士和“红卫军”、“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等群众组织由于无端地被定为保守组织，心中不服，怨气冲天！
连续几天，“红卫军”等对立面组织在呼和浩特市内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支持军区的郊区农民也赶着大车涌进城内。游行群众横穿军区司令部大院，往日警备森严的军区大院此时大门洞开。
警卫营平时负责军区大院的守卫工作，在“呼三司”等组织静坐示威的那些日子里，同红卫兵曾发生冲突，矛盾较深，于是任凭支持军区观点的示威队伍往来穿行。个别人甚至擅离职守，加入到群众队伍中。
4月16日，北京沙河机场。清晨，一辆军用吉普车在机场上一架银灰色专机前嘎然停住，滕海清一步跨下车来。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的李德臣已在机场等候多时了。他昨天才接到命令，要他随滕副司令员前往内蒙古“支左”。同机返回的还有参加北京会谈的四方代表。
滕海清是安徽金寨人，1930年参加红军，从班长一直做到团政委。以后任八路军385旅教导大队大队长，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三野21军军长。解放后，他先在南京军事学院，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担任石家庄步兵学校校长，1961年调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滕海清平素沉默寡言，性格倔强而又暴躁，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在内蒙古局势动荡复杂的情况下，由他来支左，真可谓人非其选。不过，中央当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事先指示北京军区准备了部队，必要时武力平息局势。滕海清一行在呼市一下飞机便遭到围攻。甚至不敢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开始住在新城宾馆，但为躲避围攻和纠缠，不得不频繁变换驻地，最后才在已被北京部队接管的呼市铁路局落下脚。内蒙古局势持续恶化。成群结队的群众拦阻火车，上京告状，其中也有军人。
滕海清无法控制局势，匆匆飞回北京请示。
4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给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各群众组织和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一架军用直升机飞临呼市上空，马达轰鸣着在空中往来盘旋，越飞越低。突然，舱门拉开，飞机上抛下一团团白色传单。传单在空中翻飞着徐徐降落，如漫天纷飞的雪片。
传单上印的是中央《4·13决定》和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写给内蒙古的信。但是，空投传单并未缓和内蒙古局势。赴京上访的人员越来越多，达到数千人，最后发展到在中南海门前集体静坐。
毛泽东被惊动了。
4月2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受毛泽东和林彪委托，同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肖华、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内蒙古军区的吴涛、刘华香一道，接见内蒙古群众组织“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数千群众，被接见的还有“呼三司”数十人、北京“红代会”数千红卫兵。
周恩来结合内蒙古情况，逐行逐段详细解释了《4·13决定》的内容，劝说上访人员立刻返回内蒙古。其间，很多不满于《4·13决定》的内蒙古干部群众当场鼓噪，呼口号，鼓倒掌，吹口哨，甚至中途退场。这种混乱的场面，是周恩来几十年革命生涯中都极少遇到的，但他仍保持了极大的冷静和克制。
翌日，总政治部发出指示，命令内蒙古军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4·13决定》。5月16日，周恩来等人接见内蒙古军区赴京上访人员。5月19日，周恩来、肖华接见内蒙古军区警卫营代表。然而，赴京上访人员仍滞留不归。
5月21日，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晚8时许，周恩来和康生等人又一次接见内蒙古军区和内蒙古党委领导人。接见会上，周恩来严厉批评军区领导，通知他们说，中央准备好的一辆专列已经待命，要将军区来京的1千多人统统拉回内蒙古。他还警告说，如果还不服从命令，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就要采取行动了。
就在内蒙古军区领导准备带人离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5月25日，北京，政协礼堂。这一天，中央军委在这里召集内蒙古军区领导和上访人员近千人举行会议，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军委办公厅主任路扬都到会了。会间，上访人员宣读了五项要求，仍然希望中央能够收回《4·13决定》，搞掉他们“保守派”的帽子。上访人员长时间高呼口号，与总部首长大声辩论。他们还要政委吴涛在五项要求上签字，吴涛拒绝了。干部战士们共一百多人冲上主席台，揪住吴涛便打，会场秩序大乱。李天佑、徐立清厉声喝止，但根本弹压不住。吴涛重伤不起，同时被打的还有路扬等人。
中央闻讯，极为震怒，立即采取措施。
中央军委于26日发出（67）12号文件，即《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命令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隔离反省，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停职反省；来京上访人员禁止外出，将他们集中到外地整训；同时调一师兵力移驻呼市，将不守纪律的警卫营、通讯营部分人员和高炮营、测绘大队等调离呼市，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宣布内蒙古军区降为省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
军令如山。滕海清、吴涛和副司令员刘彬立即随北京军区第××军××师开进呼和浩特，稳定局势。
前门饭店会议后，内蒙古军区先揪出“孔、廷、塔、鲍反党集团”，现在又打倒了黄、王、刘、张，全军区同时被打倒、揪斗的干部多达712人，元气大伤。
九 夺权运动落下帷幕
1967年6月17日，在大西北戈壁深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翌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炎热的阳光下，红旗飞舞，人海簇拥，15万群众隆重集会，热烈吹呼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同时，大会宣布：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于即日成立，滕海清任筹备小组组长，吴涛任副组长，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以及郝广德、高树华、刘立堂、霍道余、杨万祥、王志有、周文章，那顺巴雅尔等造反派头头共17人为成员。
应该说，滕海清和革委会筹备小组巧妙地借用了这颗氢弹的巨大政治威力。
在前几个月的内蒙古政治风波中，自治区党委和内蒙古军区两败俱伤。滕海清则随××军××师进驻呼市，快刀斩乱麻，一举平息了事态，稳定了局势。此时，内蒙古各派造反组织正在逐步实现大联合。而原定内蒙古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刘贤权，因忙于青海事务，抽不开身，中央便把内蒙古自治区七盟二市交给了滕海清。
滕海清奔走于各盟市之间，谈形势，讲任务，归纳起来就是三条：第一，要把对敌斗争搞好；第二，要把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搞好；第三，要把生产搞好。
6月底，在“呼三司”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总部头头们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会议上，滕海清做了长篇讲话。他谈到内蒙古的形势时说：“这里有乌兰夫黑线；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军队又犯了错误，有一小撮人是反党反中央的反党集团，这就增加了内蒙古地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阶级敌人采取各种阴险、毒辣、隐蔽、曲折的手段进行公开和隐蔽的破坏活动，如暗杀、打黑电话、破坏生产等等。”
1967年10月28日，北京，钓鱼台。
近日，康生案头又堆满了有关内蒙古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是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毛泽东和林彪已经亲自审阅并刚刚划圈通过。
滕海清等人到京已经几天，送上报告后就一直等候着批示。
这天中午，康生打电话召来滕海清和高锦明，同时，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应召赶来了。郑维山同滕海清一样，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1955年授衔的中将。
在8号楼豪华的会客室里，康生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找你们来没有别的，就是叫你们看看这个。”说着，把毛泽东和林彪圈阅过的报告递给了滕海清。
滕海清接过报告，看到毛、林圈阅的笔迹，问道：“就这样定了？”
康生答道：“定了吧！”
还在前一天下午，康生曾把滕海清召到钓鱼台谈话。那时，毛泽东和林彪还没有批复内蒙古的报告，康生只谈了内蒙古的一般形势。滕海清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康生的重要指示，康生说：“内蒙古的敌人是很多的。”“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古用的人就知道了。奎璧、吉雅泰是叛徒，权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
康生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内蒙古党委书记处的成员，有的已被打倒，有的还在台上，而且准备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结合到革委会中去。
此刻，在讲到内蒙古时，康生又说：“内蒙古对乌兰夫的斗争很不够，系统地揭露很不够，乌兰夫很舒服，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把他搞臭。”
接着，康生结合前一阶段内蒙古的动荡局势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古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
康生就这样主观臆断，对内蒙古形势做了极为歪曲的判断。当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已被公开打倒，康生则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第七位跃居第五，同时，他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务，因此，滕海清唯唯喏喏，把康生的一席话当作中央精神，再三领会。他起身告辞，第二天就赶回了呼和浩特。
11月1日，深秋的塞北草木凋零。这天，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盛大的成立大会。
滕海清坐了头把交椅——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吴涛、高锦明、霍道余任副主任，常委除以上四人外，还有谢振华、权星垣、杨永松、李树德、李质、张广有、郝广德、高树华、王金宝、王志友、刘立堂、杨万祥，那顺巴雅尔、李枫、周文孝，其中郝广德以下都是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
当天，大会发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至此，惊心动魄的内蒙古夺权运动，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十 乌兰巴干
乌兰巴干在“文革”期间曾是内蒙古地区的一位风云人物。
他曾因写作小说《草原烽火》而成为全国知名作家，当上了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兼作协分会主席。“文革”爆发后，他抢先组织了“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
滕海清来内蒙古后，这位“揪叛”头头立刻与滕的秘书陈小庄等人挂上了钩，让“滕办”给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写了一封公函，以“查叛徒材料”为名，介绍他去看对外保密的公安厅档案。
公安厅有个干部名叫丁振声，他把自己以前工作上掌握的有关历史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档案和一些地方发生的案件材料，悄悄交给了乌兰巴干。
那时，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有个女演员同内蒙古大学的一位男教师关系暖昧，被人发现。本来，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教育或纪律处分一下也就过去了。可事情不巧，这位内大教师偏偏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后回国的人员。
乌兰巴干嗅觉很灵，他串通呼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些人将女演员关押审问，逼她编造交代了有关参加叛国组织的情况，搞出了一份七八十人的名单。
这位小说家结合丁振声提供的材料，编编抄抄，不几天就整理出了一份材料。
1967年10月3日，乌兰巴干来到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叩响了4号楼的大门。这里是“滕办”驻地。
乌兰巴干说明来意，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叠材料。一行大字跳入人们的眼帘——《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简要报告）》。
这是乌兰巴干向“滕办”秘密送交有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材料，也是“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第一次正式提出“内人党”问题。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成立于张家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共产国际、国共两党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共同影响、领导下建立的一个蒙古族人民的政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衰落和消亡。
1945年日本投降后，8月18日，东蒙地区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哈丰阿为首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主张内蒙古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重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不久，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派张策、胡昭衡、方志达、胡秉权等人到东蒙开辟工作。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放弃了内外蒙合并的主张，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6年“四三”会议决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停止活动。1947年“五一”大会召开，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此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许多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参加了共产党，日后成长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级领导干部。
11月10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刚刚九天，乌兰巴干又匆匆忙忙直奔新城宾馆4号楼，送上了第二份材料《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什么货色？》。
11月25日，朔风凛烈，砂雪横飞。这天，乌兰巴干手下的“揪叛联络站”非法拘捕了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特古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是东蒙地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
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据后来内蒙古有关组织的统计，乌兰巴干前后给滕海清办公室报送了几十份有关“内人党”的材料，所“发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共有一百多个。
此时的乌兰巴干俨然成了“内人党”问题的头号专家，在呼市地区先后做了二十多次关于“内人党”问题的大型报告，耸人听闻地提出了“四个演变”的理论，说：
“内蒙古的共产党是内人党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军队是内人党的自治军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干部是王公贵族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共青团是内人团演变过来的”。
这“四个演变”的理论是乌兰巴干每次报告必讲的内容，影响之大，遍及内蒙古七盟二市。在报告中，乌兰巴干还常常说：“乌兰夫二十年来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发展‘内人党’，因此草原遍地都是‘内人党’，甚至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还在发展‘内人党’。”
乌兰巴于是蒙古族，可他却偏偏煽动汉族对蒙族的民族仇恨，挑拨蒙汉民族关系。他在报告中说：“‘内人党’的自卫军从哲盟一直杀到昭盟，把辽河两岸的汉族都杀光了。”
滕海清初来乍到，对内蒙古原来的干部大多不信任，却喜欢同造反派们来往，尤其是喜欢绕开组织系统和主管部门，同乌兰巴干这类人物接触。他身为内蒙古七盟二市的最高首脑，却把一位小说家提供的“材料”作为决策的依据。一场空前规模的惨剧由此而生！
十一 滕海清夜访钓鱼台
1968年1月6日，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这天，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又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整整开了十二天。1月17日，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滕海清做了长篇讲话。
正是在这篇讲话中，滕海清提出了“打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的口号，正式肯定了乌兰巴干一伙人早已掀起的这场运动。后来，高锦明又将“清流毒”改成“肃流毒”。血腥残酷的“挖肃”运动终于开始了！
1968年2月4日，北京，钓鱼台。
自从中央文革小组进驻国宾馆以后，钓鱼台便成了“中央文革”的代名词，与毛泽东、周恩来所在的中南海和林彪的巢穴毛家湾鼎足而立，成为主导中国政坛的一方势力。
晚9时许，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和常委李树德来到钓鱼
在8号楼宽敞的客厅内，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等人接见了滕海清一行。接见一直持续到深夜12时。
滕海清和李树德先汇报了内蒙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挖肃”运动的进展情况。当提到革委会委员王再天时，康生插话说：“王再天这个人很阴险，他是苏修特务。内蒙古是否还有别人？王再天不仅是苏修特务、张学良的忠实走狗，而且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王再天是哲盟科左中旗人，蒙古族，早年参加东北军，任少校联络参谋。1936年加入共产党，任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委员，开始了地下工作。他于1946年调入内蒙古工作，任中共内蒙古工委社会部长。解放后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后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分管政法工作。
这时，江青插话说：“我在北京文艺界做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文艺界的坏人没有挖出来，内蒙古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
江青接着说：“内蒙古阶级斗争比较复杂，革命群众挖出了一些坏人和一些反动党派组织，群众专政指挥部是个好形式。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以后，抓了阶级斗争，工作做得比较深入扎实。青海革委会成立后，抓了整党建党，各有特色。”
康生对滕海清等人指示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在部队内肃清。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锋，这样群众就知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蒙古族的坏人发动蒙古族的群众去揪斗，这样更有利。”
滕海清和李树德点头称是，康生又说：“内蒙古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这样，康生一伙对“内人党”问题已经做了明确指示。滕海清经过这一番耳提面命，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番了。
十二 滕海清的“王牌 ”
1963年2月6日，乌兰察布盟集宁市。寒冷中，邮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呵着两手，像往常一样进到邮件存放间，漫不经心地检查从这里寄出的一个个邮件。突然，一件奇怪的信件引起他的注意。
这是一个沉甸甸的信封，收信人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市的奥依德布道尔吉，寄信人署名“中国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集宁市民族中学赵金海”。信封上除奥依德布道尔吉的人名是用斯拉夫文写的以外，其他均用汉文，笔迹流畅。邮检员还注意到，信封上面贴了一张二角四分钱的邮票，按照当时的邮价，明显超重了。
很快，这封可疑的信件被送到了设在集宁市的乌兰察布盟公安处的办公桌上。
公安处将信件拆封，发现里面竟是一幅京剧大师梅兰芳戏剧条屏。条屏背面，是用老蒙文密密麻麻写的一封长信，译成汉语约合7000多字。
经过鉴定，这是一封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会”名义寄给奥依德布道尔吉，让他转交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的政治信件。
信中称：“1961年 11月26日召开有22名代表参加的首届党代大会以来……最近召开了43名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党代大会。”该信内容大致分为五部分：一对1962年12月中蒙两国正式划定边界表示不满；二，提出内外蒙合并的主张；三和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共的民族政策横加指责；五，提出内外蒙合并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信的末尾写道““为争取1966年7月1日以前统一内外蒙而奋斗。假如第一个计划实现不了的话，继续更加英勇努力，为争取在1966年7月1日或11月26日最后的胜利而奋斗。”该信还称同样内容的信一共寄出五封，但我公安机关只截获了两封。初步调查结果，集宁市民族中学根本没有赵金海此人。
这是一起恶性政治案件，乌盟公安处和盟党委立即上报内蒙古党委和自治区公安厅。信件是在2月6日发现的，所以取名“206”案件。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立刻召开党委会议，指定主管政法和安全工作的书记王再天亲自挂帅，立案侦查。
王再天和自治区公安厅召集各盟市和各部门公安处长和侦察科长开会，在全区范围内做了周密部署，暗中核对笔迹，查找写信人。然而，尽管集中了得力干部连续侦查了三年半，但案情始终毫无进展。
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各方面的意见逐渐一致，认为此信所述内容很可能并无其事，而是少数敌对分子使用的反间计，意在挑拨是非，制造混乱，扰乱我内部。
在挖“内人党”期间，滕海清等人在“206”案件中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前面，自欺欺人地加了一个“内”字，将“206”案件当作“内人党”存在的一个铁证。同时，他们还把这一悬案同所谓“43人委员会”联系起来。
1957年以前，为加强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文化联系，根据中蒙两国文化协定，内蒙古在蒙文改革方面与蒙古合作，准备试行斯拉夫字母，名词术语也力求统一。为此，该年春，自治区曾派人专程前往蒙古国，就文字改革和名词术语统一问题进行协商。内蒙古代表额尔敦陶克陶临行前，曾和特古斯一道，向乌兰夫汇报请示。
当时，人们曾提出需要一个协调机构，以便联系和协商。这样，蒙古国26人，中国内蒙古自治区17人，共43人，准备成立一个“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
不久，由周恩来主持，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在青岛拉开帷幕。会间，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改革应实行拉丁化的方针，向汉语拼音靠拢。
内蒙古党委当即决定停止试行斯拉夫文字，制定推行拉丁字母的方案。这样，原有的与蒙古国的联系随之中断，酝酿中的“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未能建立。
在“文革”前的内蒙古，除去上述“206”案件和“43人委员会”外，还有所谓“陶、那、松”案件、呼伦贝尔盟的“统—党”和“真理党”等民族分裂性案件。案发原因大多是由于当事者对党的民族政策缺乏理解，而提出内外蒙合并的错误主张。
“文革”期间，这些事件又被人挖掘出来，滕海清则将之当作“内人党”地上活动的“铁证”。
十三 第三次全委会
下有乌兰巴干提供材料，上有康生、江青的煽动催促，内蒙古地区的“挖肃”矛头，终于转向了子虚乌有的“内人党”。
1968年2月6日，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召开碰头会，认为“内人党”在1947年的“五一”大会之后，仍有地下活动。为区别起见，此后的“内人党”常常称作“新内入党”。
2月13日，中共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滕海清被指定为组长，吴涛、高锦明为副组长，成员有权星垣、李树德、杨永松和李质。
15日，在各盟市的汇报会上，高锦明代表自治区革委会及核心小组讲话，着重谈了“内人党”的问题。他先把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下属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抛开，认为这个组织不存在问题。然后，把“内人党”的历史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5年在张家口召开成立大会到三十年代；第二阶段：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恢复活动到1947年“五—”大会宣布取消；第三阶段：从“五一”大会后转入地下。
高锦明说，前两个阶段的“内人党”没有问题。只有第三阶段的“内人党”才是“挖肃”对象，而“内人党”在第三阶段存在的铁证就是“206”案件。
当时，尽管内蒙古革委会领导成员极左盲动，对挖“内人党”跃跃欲试，但他们仍然试图掌握政策，因而设置了四条“防线”：一，“内人团”除外，不属于“挖肃”对象；二，第一阶段的“内人党”除外；三，第二阶段的“内人党”除外；四，只有在第三阶段加入“内人党”的旗县以上干部才算反革命，旗以下的普通党员则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为“内人党”于1945年恢复活动时，曾决定支部建立在旗上。
4月13日上午，呼和浩特新华广场。正当中共中央《4·13决定》发布一周年之际，呼市军民举行大规模庆祝集会。
滕海清发表长篇讲话。他说：“我们正在开展的挖黑线、肃流毒的人民战争，已经进入了向乌兰夫及其一切残余势力发动全线总攻击的新阶段。”
为配合庆祝活动和滕海清的讲话，《内蒙古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向阶段敌人发动全线总攻击》。在传媒铺天盖地，大肆鼓动“全线总攻击”的同时，各种“挖肃”群众性组织纷纷建立，摆出了总攻的架势。
这个时候，一个人物又起到了牵动全局的作用，他就是郭以青。
郭以青是三十年代的老北平地下党员，以后又但任过河南特委书记。五十年代，他调到内蒙古地区工作，“文革”前夕任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此公一贯极左，早在1965年5月，就曾给自治区党委领导写信说：“种种迹象表明，自治区（特别是文教界）似以乎有一个相当形式的民族分裂组织，不是小集团，而是一个反动的派别，或者政党。”假如面对着我们的是一个有组织、有准备、有国际背景的阴谋集团，就必须针锋相对地作出全面部署，下决心一下打乱他们的阵势，才有可能各个击破。”
郭以青还提出：“‘真理党’问题，又有一种说法，说就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搞内外蒙合并的，并且牵涉到法院的特木尔巴根同志。……我怀疑东部蒙族中有一二百人的民族分裂集团，如特古斯、巴图等。”
从1967年起，郭以青开始支持乌兰巴干。乌兰巴干曾带上大口罩到郭家密谈，郭则几次邀请乌兰巴干到内蒙古大学，作关于“内人党”案件的报告。
1968年3月，郭以青向滕海清汇报乌兰巴干反映的情况，当时在场的还有高锦明。他此时对挖“内人党”的态度，已转为积极支持。4月14日，滕海清讲话刚过一天，郭以青带着几名造反派来找高锦明。
高锦明同郭以青是老相识，他叫来负责专案工作的核心小组成员李树德和“滕办”主任李德臣，一起听郭以青等人的汇报。
郭以青等人信誓旦旦地说：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巴图是“内人党”常委，他的“内人党”问题和“206”案件都已经被我们“突破”了！巴图供出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医学院院长木伦和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等，一共8个人，都是盟市级以上的蒙族干部。
他们走后，核心小组成员对汇报内容半信半疑。当时，滕海清、吴涛都在北京参加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核心小组研究后决定：逮捕上述8名盟市级以上干部，对他们实行分别军管，成立专案组，个别审讯和交待，使案犯无法串供。
鲍荫扎布原来被关押在内蒙古军区步校，由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监管，已被关押了4个多月。如今又落到了专案组手里。
从4月24日下午到第二天上午10时，在专案组组长刘占龙主持下，对鲍荫扎布进行了连续18个小时的严刑挎打。鲍荫扎布被迫编造了参加地下“新内人党”的假口供，供出了盟市级以上干部共30多人。
4月26日，李德臣主持起草了一份《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上呈“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北京军区（请转滕、吴）”。高锦明签发了报告。当时，滕海清和吴涛还在北京。
5月的一大，经内蒙古革委会研究决定，成立了第二专案办公室，由任家骥担任主任。原先已经成立的第一办公室是专门负责揪叛徒、特务的，而这个第二办公室则专挖“新内人党”。
1968年7月5日，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滕海清主持下拉开了帷幕。
这次全委会是内蒙古“文革”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内蒙革委会正式做出了关于深挖“新内人党”的决策。会上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和《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的处理意见》。这些文件断定，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内人党”便转入地下；文件称乌兰夫是“内人党”的后台；并规定，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勒令一般党徒进行自首登记，对抗拒者从严惩处。
第三次全委扩大会于7月20日落下帷幕。之后，《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351号文件印发全自治区。
同时，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也向康生口头请示过。康生说：“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
这样一来，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一跃而具备了合法的形式。一场有领导、有组织、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在全区席卷而来。
9月，希望转瞬即逝
内蒙古革委会的正式文件一经发布，各地区、各单位闻风而动，层层落实。很快挖出了一批又一批“新内人党”。但与此同时，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恶性消息也不断传来。革委会的一些头头感到不安了。
1968年8、9月间，内蒙古革委会关于“新内人党”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
这时，不少人已经感到群众运动易放难收，感到挖“新内人党”的局势难以控制。李德臣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不能再搞了，肯定有错的。下边报上来的不可靠，最起码有百分之七十错了。要成立专案小组，落实政策。”
高锦明显得很激动：“不能再挖了，再挖就挖蹋了！”
然而，在争论中，掌握最后拍板权的滕海清却一言不发。
以后，李德臣多次找到滕海清，向他提出防止扩大化的问题，建议立即刹车。
据李德臣后来回忆说，此时的滕海清依然沉着脸，默然无语。李德臣急了。他是随滕海清从北京军区来内蒙古支左的，在滕海清面前敢于“放炮”。
经过这番争取，内蒙古革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准备通过关于挖“新内人党”立即刹车的决议。这时，大约是1968年9月13日，正是秋凉季节。
滕海清参加了这次常委会。但是，他发了—个言之后，便匆匆赶往飞机场了。中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即将召开，滕海清此行是回京参加会议的。
滕海清走后，常委们意见也趋于一致，决定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刹车，转入整建党工作。为落实决定，召开一个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势在必行。
常委会上，大家共推吴涛在直属机关大会上代表常委会讲话。
吴涛身兼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和军区政委，是滕海清之下党政军名副其实的第二把手，由他讲话是再合适不过了。不料吴涛断然拒绝。
接着，大家又请吴涛主持大会，吴涛再次拒绝。
这样一来，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只好改由高锦明讲话，权星垣主持。
9月25日，自治区政府礼堂。高锦明开始讲话了。尽管他也曾经极左偏激，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毕竟是一位负责任的党的干部，在此时此刻敢于挺身站出来，还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高锦明刚说几句话，以肖应棠副司令为首的几个军区领导人呼喇喇站起身，拂袖而去。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字报已经刷到大街上了，公开称；“高锦明9·25讲话是一个大毒草！”
内蒙古全乱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反对的，支持的，观望的，各种观点的人们纠缠在一起，闹得不可开交。运动失去了方向。此时，吴涛已经赴京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去了，家里只有高锦明、权星垣等人留守，而他们已经控制不了局势了。
几天之后，新城宾馆小礼堂。高锦明主持核心小组会议，研究对策。
这时，“滕办”成员李良走进会议室，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原来，滕海清、吴涛刚从北京打来电话。权星垣接过电话记录，上面大意是：内蒙古不要搞乱了，高锦明同志有右倾问题，是属于工作中的错误，我们也有责任。
“工作中的错误”这句话至关重要，因为这等于挽救了高锦明的政治生命。
尽管高锦明已经做了关于刹车防左的讲话，然而，内蒙古地区深挖“新内人党”的运动仍然按照自身的惯性运转着。
10月18日，呼和浩特的主要建筑和交通要道，张贴出了一份份《通告》，勒令“内人党”分子限期登记，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到《通告》规定的最后期限——11月21日，呼市地区共登记了70人。其中，1945年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23人，1946年的33人，1947年的10人，而所谓1962年以后加入的只有4人。这些人都是被逼无奈才来登记的。
十四 高锦明下台
1968年10月13日，北京京西宾馆。这一天，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隆重开幕。
滕海清、吴涛作为内蒙古革委会的第一、二号人物，列席了这次全会。滕海清决定继续狠挖“新内人党”，跟上北京的步子。
会议期间，滕海清把李德臣召到北京。他一改离开内蒙古时的态度，狠狠撸了李德臣一顿，说：你犯了右倾错误，跟着别人跑了！李德臣明白，这个“别人”指的就是高锦明。
第二天，李德臣又赶到滕海清处。这次，滕司令员缓和了态度，他一边拉开抽屉，一边说：“康老有指示，挖‘内人党’刹车，都是高锦明的圈套！我这里有材料，高锦明是叛徒。”
原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讨论了中共“九大”的筹备工作。康生约见了滕海清和吴涛，指出高锦明政治上有间题，决定不提高锦明为“九大”代表。
李德臣后来回忆说，当时，他的确看到抽屉里放着一叠材料，但滕海清—句话说完，便又关上了抽屉。于是，康生对滕海清究竟说了些什么，抽屉里面又是什么材料，对于当时的“滕办”主任来说也是一个不解之谜。
李德臣在北京待了四五天时间，滕海清、吴涛二人对他当面作了布置。之后。他便匆匆赶回内蒙古，传达滕、吴的指示。
滕海清在指示中说，内蒙古的整个工作是好的，但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最近有些混乱，右倾又有抬头，
滕海清提到，听说我在9月13日说过一句糊涂话，说内蒙古与乌兰夫的基本矛盾解决了。我忘记是怎么讲的了，如果讲了这个话这是错误的，要宣布收回。
在指示中，他只字未提高锦明，语气也相当缓和。
10月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落下帷幕。
11月1日上午，呼和浩特新华广场。这天，呼市军民又一次隆重集会，庆祝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一周年。几乎就在同时，滕海清同吴涛等人乘坐专机飞回呼市。
11月3日，自治区政府礼堂。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大会。高锦明同往常一样，坐在主席台上。
此时，滕海清却判若两人，突然在讲话中狠批内蒙古前一阶段的右倾问题，宣布停止高锦明的工作。
本来，挖“内人党”刹车也是滕海清拍板通过的，在10月的电话和口头指示中，他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承担责任。但几天之后，其态度便发生逆转。
就在同一天，内蒙古革委会第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正式召开。
会议日程是：一，3日至9日，以滕、吴指示为纲，全面揭批高锦明；二，10日上午吴涛传达党章（草案）和“九大”代表产生办法的决定，结合批判高锦明；三，10日下午至12日小组会继续揭批高锦明；13日吴涛传达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13日下午至14日上午，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继续揭批高锦明；四，14日下午，高在大会检查；五，15、16日，大会批判高锦明；六，17日讨论纪要，18日滕海清做长篇讲话，19日通过纪要。
从此，高锦明成了管制对象，隔三差五便被批斗一次，一次，在批斗会开始前，他身染风寒。发了高烧，滕海清说：跟上个医生，不行了打—针，还得“斗！”
当时，高锦明是内蒙古的第三号人物，他的升降去留，是要经过中央批准的，这一点滕海当然清楚。四次全委会时，滕海清找权星垣谈话说，批高不是我们的意思，这次我到中央去，康老讲了他的问题，还给我看了一个名单。
同时，他又对李树德讲过：“反高是康老点头的。”
联系滕海清在京西宾馆对李德臣说过的话，情况便十分明确：在10月中央全会期间，康生又直接插手内蒙古问题，亲自布置了对高锦明的断然处置。
十四 恐怖的气息
1968年11月23日，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新贴出了一批告示。酷寒中，神情严肃的人们三五成群，匆匆地阅读着那墨迹才干的大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关于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的第二号通告
通告措词严厉地说，10月18日发出通告后，从10月21日至11月21日已经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了登记，使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通告说：“但是，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小撮‘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顽固分子，仍对我党政策置若罔闻，负隅顽抗，同时，在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工作中受到右倾翻案暗流的严重干扰和阶级敌人的破坏，阻碍登记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此，公安机关军管会宣布登记工作延期一个月，截止到12月23日结束。
在下达第二号通告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呼市群众专政总指挥部联合发布了《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标语口号》，其中，总共拟定了32条标语口号，同《通告》并列张贴在一起。人们读罢《通告》和32条标语口号，匆匆散去。恐怖的气息遍布呼和浩特。
11月24日，《内蒙古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社论：《一定要稳准狠》。标题以特大号字体排出，十分醒目。
当时，正是内蒙古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后，挖“内人党”进入高潮之际，自治区各直属机关、各盟市旗县人民公社、内蒙古军区各师和各军分区，普遍举办了以挖“内人党”为任务，限制人身自由，以刑讯逼供为手段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几乎就在为深挖“内人党”大造舆论的同时。12月初，内蒙古革委会在原先的第二专案办公室之外，又成立了挖“内人党”领导小组，组长正是挖派中坚人物李树德。
到此为止，内蒙古地区挖“内人党”的运动由浅入深，以反右倾为号召，运动进入高潮期。
严刑之下，专案人员所需要的口供源源而来，真可谓战果辉煌。1968年12月，滕海清考虑向中央报功，主持起草《关于“内人党”问题的汇报提纲》，执笔者正是“滕办”主任李德臣。
《汇报提纲》是一份用钢鞭棍棒蘸着受害人的血泪而写成的文字。这是一篇冤案录，是一份谎言书，更是—部暴行记。
就在滕海清踌躇满志，准备向中央报功之时，内蒙古干部群众反抗、抵制挖“内人党”暴行的声音，也不断传向北京。
当时，北京军区党委接到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的大量申诉信和求救信之后。于1968年12月，派出副政委张南生和干部部部长曹振东，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内蒙古军区调查情况。
十五 滕海清一意孤行
北京军区工作小组由六七人组成，除张南生、曹振东外，还有干部任免科科长范希圣以及几个秘书和工作人员。他们来到呼市后，住在了军区招待所。
张南生此行目的明确，他知道内蒙古挖“内人党”闹得正凶，随身带了有关的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语录，准备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正确执行政策。
从12月20日起，由吴涛主持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张南生、曹振东到会，听取了肖应棠代表军区党委所做的汇报。当时，滕海清又回北京了，在呼市的军区常委刘华香、刘彬、王弼臣和党委委员郭云昆等都出席了会议。
那时，吴涛既是内蒙古军区政委，又是北京军区副政委。
曹振东事后回忆说，他们对吴的印象不错，觉得他为人正派，也察觉到了挖“内人党”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并向北京军区党委做了反映。但在“文革”初期，吴涛曾被打倒，因此顾虑重重，在关键时刻，只是随声附和，不敢挺身而出。
在交谈中，张南生、曹振东他们突出地感到：内蒙古军区领导思想非常“左”，在指导思想上把内蒙古看得一团漆黑，认为军区干部基础不好，是伪满时期留下的底子，不彻底翻不行。
曹振东和工作组一起到军区的几个学习班做实地调查，发现存在着“三多”现象——关押的人多，打死的人多，逼供信的花样多，像什么烤烧鸡（把人按在火炉旁烤）、闷豆芽（用棉被盖住人脸使其窒息）、吃猪蹄（将人手用力向内扳，拉伤腕关节）、鸭子浮水（把方凳翻过来，强迫人站在凳子腿上）等等，一共百十种刑罚。
曹振东也是枪口刀尖上闯过来的人，对这些花样繁多的刑罚，竟闻所未闻。
工作组住在军区招待所，军区内的造反派三番五次找上门来，向他们反映“情况”，为揭挖“内人党”运动加火升温，甚至要造工作组的反。
内蒙古军区党委继续召开会议，张南生指出，内蒙古清队运动的打击面已经宽了，发生了“左”的偏向。
张南生一行在呼和浩特待了二十多天，于1969年1月中旬返回北京，向北京军区党委作了汇报。政委陈先瑞主持听取汇报后。指示张、曹二人向在北京的滕海清介绍在内蒙古军区了解到的情况。
张南生和曹振东驱车直奔滕府，然而，话不投机，滕海清正看好内蒙古的清队形势，对逼供信和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满不在乎，认为只是运动当中的支流。
与此同时，滕海清还几次向内蒙古打电话、捎信，指示不得提防“左”口号，不得把“打击面宽了，制止逼供信”等意见写在决定上，还指出军区党委通过的决定是右倾的表现，
吴涛左右为难，只好请示上级，电话打到北京军区党委，找政委陈先瑞。
陈先瑞很快回话，大意是：军队清队运动和地方上是一致的。滕海清同志在北京，他知道中央的精神，你们按照滕海清同志的意见办吧。于是，军区党委集体作出的防“左”决定就这样被滕海清一人推翻了，军队系统的一次抵制行动再度夭折。
滕海清是在上年年底回到北京的。当时，他从内蒙古调了几枝笔杆子来京，炮制了一篇长文：《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对1968年9月内蒙古转瞬即逝的防“左”运动严加批判。
原来，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大多数成员事先不同意写作该文，所以滕海清悄悄把人马调来北京，在半秘密状态下策划炮制。文章写成后，核心小组其他成员仍不同意公开发表，以为把“九月”与“二月”相提并论，上纲太高了。
但滕海清仍一意孤行，下令在《内蒙古日报》、《工人风雷》、《红卫兵》三家报刊上联合发表。这时，是1968年12月31日。
紧接着，1969年2月，滕海清在北京的解放饭店，召集内蒙古各盟市革委会负责人举行了一次会议。
滕海清始终控制着会议，把内蒙古的“挖肃”成果吹得天花乱坠，同时继续反右，不点名地批评了吴涛。当时，吴涛没来开会，留在家中主持工作。
会间，权星垣曾提出：内蒙古挖“内人党”成绩是有的，可是不是搞的面宽了？
滕海清在一旁插话：“你是‘内人党’的总书记吗？”问得权星垣一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滕海清接着说：“你要不是‘内人党’总书记，怎么知道每个单位有多少‘内人党’？你无非是说我‘左’了，要是有一个单位有五百个‘内人党’，我打了一千，你说出来，我就承认搞错了。我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成绩永远是主要的！”
此时，滕海清实际上是以攻为守，极力掩盖自己的极左错误，企图通过继续深挖，进一步找到“内人党”的铁证，也好以功掩过。因此，这个时候，他最恼火的就是提防“左”的意见。
十六 周恩来保持低调口吻
1969年2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晚8时整，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接见了滕海清。当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温玉成和汪东兴都到场了。
腾海清先汇报了内蒙古挖“内人党”运动的情况，手中拿的稿子就是李德臣起草的《汇报提纲》。
在汇报过程中，滕海清提出要增加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和常委，这时，康生插进来说：“要看—看，不要急于增加，清理阶级队伍后增加更有把握。不仅内蒙古有这个问题，北京、上海和其他省市都有这个问题。”
在康生之后，姚文元称赞了内蒙古说：“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开展得较早，有不少经验。”
康生接着讲：“内蒙古的敌人很多，有伪满洲国的，有伪蒙疆的，有傅作义的，还有乌兰夫的。”
谢富治身兼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和北京军区政委等党政军要职，接过康生的话说：“乌兰夫包庇了不少坏人。”
这时，康生拿出一份电报，是以前打给滕海清的关于挖“内人党”的指示。可是，滕已经不记得有过这份电报了。
周恩来在一旁明察秋毫。他知道，滕海清到内蒙古支左后与康生往来密切。于是，他便含蓄地点了一下滕海清：“你们不要把我们中央文革某些人的讲话，当作中央的指示来执行。”
滕海清回答道：“对中央的指示，我们就是要坚决照办的。”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绝大多数都是极左分子，然而，周恩来仍然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掌握谈话的艺术和分寸。
接下来，周恩来对滕海清说：“解决内蒙古问题需要一个过程，要花时间，你们的步子太快了，中央从来没有督促你们，你们不要急嘛。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掌握政策，要扩大教育面，要缩小打击面。”
江青把话题拉回到革委会增加新人的问题上，说：“革委会刚成立，混进少数坏人是难免的，只要领导心里有数就行了，对这些坏人可以不采取很快作组织处理，防止反复。”
张春桥一开口，便把内蒙古全盘肯定下来：“内蒙古的形势好！对挖出的这些人处理不处理，除对山西有影响外，对其他地区不会有影响。你们要顾全大局，不要急于组织处理，防止敌人对革委会各个击破，防止反复。”
江青说：“‘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活动的，要狠狠地打击。”
谢富治插话道：“‘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坚决搞掉。”
康生也说：“内蒙古军队里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成了‘内人党’的部队，对这个部队要改造。”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一片为滕海清叫好助威的鼓噪声中，周恩来孤掌难鸣，但他坚守原则，始终保持着低调口吻。他对滕海清说：“就是‘内人党’的首要分子也要做争取教育工作，总会有个别的会起义。”
接着，针对内蒙古的情况，周恩来指示滕海清说：“第一，对草原一定要很好地保护；第二，对国防工厂的生产要好好地抓。国防工业的生产计划完不成，你们的产值也就完不成。”
时间悄然流逝，接见会从晚上8时一直持续到午夜12时。
康生在接见会快要结束时，提到了高锦明，说：“高锦明的问题很严重，他的历史问题不清楚，还有三反言论，去年又犯了右倾错误，搞反复。”
等到别人插过话后，康生又说：“高锦明搞反复，他就是看支流，把支流看多了，必然要犯错误。历来的群众运动出问题是必然的。高犯错误对你们有好处，使你们有警惕。”
康生还说：“群众运动中出现支流是难免的，高锦明的错误是把支流看得过重。你们要把‘内人党’的组织搞垮搞臭，要打击少数。”
这次中央文革碰头会及康生等人的赞许，对滕海清又是一次莫大的鼓励。
十七 军区招待所的伪证大展
1969年2月，内蒙古军区招待所。一次全自治区范围的“内人党”罪证展览揭开了帷幕。这是一次伪证大展览。其中，数以千百计的“内人党”罪证全部是伪证。
在展览中，除“内人党”外，还有所谓“内人党”变种组织的“罪证”，比如统一党、独立党、自由党、团结党、呼和浩特蒙古党、真理党、哈拉哈高勒党、蒙古联合党、成吉思汗党、沙窝子党等等。
之所以冒出这么多变种组织，是因为在严刑逼供下，受害人常常因不知道“内人党”这一名称而乱说一气，各级革委会和群专指挥部无奈，只得将之统统归为“内人党”的所谓变种组织。
在这次展览会之后，内蒙古革委会第二专案办公室将部分图片编辑成册，作为“内人党”反革命集团罪证，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层层下发，配合正值高潮的揭挖运动，有着很大的蒙蔽性。
据事后统计，因“内人党”等冤案，内蒙古地区受到迫害的干部群众竟多达34．6万人，致死者达16222人。
十八 滕海清调整步子
1969年3月9日，在北京，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了“九大”预备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其他各方的头面人物共128人，都到会参加了。
滕海清和吴涛早早赶到北京。这一次，他俩身居“九大”代表之列，并且很有可能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还在2月26日，内蒙古革委会又通过了一个《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草案）》，同以往的同类文件相比，没有增添什么内容。
3月，内蒙古革委会起草《关于“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几个问题的报告》，正式上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份《报告》与此前起草的《汇报提纲》相比大同小异，也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一切迹象都表明，迁延时日的挖“内人党”运动又到了一个关口，面临着新的可能性。它需要新的刺激，需要新的爆炸性新闻，方能产生新的一轮轰动效应。
权星垣回忆说，1969年3月，在滕、吴赴京之前，他的妻子突然被审查，白天接受批判，夜晚放回家，勒令其揭发权星垣的“问题”。专案人员对权的妻子诱供说，权星垣介绍了两名“内人党”徒加入共产党，而这两个人同时把权拉人“内人党”，以便互相包庇，狼狈为奸。
权星垣坐不住了。在一次核心小组会上，他自动要求停止工作，说“免得组织上被动”。有人拍桌子说：“怎么，清队清到你老婆头上，你不干了！”
吴涛淡淡地说：“要正确对待嘛。”
其实，此时吴涛的周围也是险象环生，自身难保。
在2月4日，滕海清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内蒙情况时，曾经说过“吴涛已经不可靠了，他是乌兰夫反党集团的人。”周恩来当即批判了滕海清。但事后证明，伸向吴涛的手仍在幕后悄悄动作看。
有几个专案组在审讯时暗地里追逼他的黑材料。内蒙古军区政治部的挖“内人党”骨干马殿元，在宣传部副部长海山和教育科长赛希的专案组里，就要他们交待吴涛的“内人党”问题，他们屈打成招，按照专案组的口径说了。
同时，社会上也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纷纷传说不久就要挖出一个更大的“内人党”来，这个人比乌兰夫小，但比迄今挖出来的还大。造反派的小报更加露骨，说是有一个掌权的“内人党”党魁，代号叫“口央”。“口央”组合不正是繁体“吴”字吗？
当时内蒙古主要负责人的策略是：先集中打高锦明，稳住权星垣，而吴涛，则是最后的攻击目标。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腾海清一行来京参加了“九大”预备会议，他们意外地发现：北京的风向似乎正在悄悄地转变。原来，自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落下帷幕以后，毛泽东就三令五申地指出：要缩小运动的打击面。
1968年12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将一份《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批转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同时附了一封信。此后，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起草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12月26日，毛泽东又在《通知》中添加了重要内容。
正是在此期间，毛泽东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
当时，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两年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一大片，破坏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毛泽东正在考虑重新建设的问题。因此才有了上述的一系列批示和讲话。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和讲话，在肯定“文革”成果的前提下，对解放被打倒的干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中央文革召开的“九大”预备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3月9日，就在滕、吴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康生就先向滕海清打了招呼：内蒙古清队有扩大化和逼供信错误。这期间，周恩来也委托谢富治和温玉成找滕海清谈话，更全面地指出了其错误的严重性。
这样，3、4月间，滕海清和吴涛频频从北京向内蒙古来电来函，口气调子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滕海清在不动声色地调整自己的步子，以便跟上北京目前已经逐渐和缓下来的运动节拍。
十九 康生吹风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4月4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人打电话给权星垣及其他留在呼市的革委会常委，对内蒙古工作又做了一番指示，其重点是“落实政策”问题。
4月11日，毛泽东接见了各大组召集人，又一次就纠“左”问题作了指示。
此间，滕海清接到康生的一个电话。康生说：“滕海清同志，我问你：高锦明为什么不能当‘九大’代表？我问过谢富治同志，高锦明是个很好的同志。”
滕海清急得大声说：“康老，高锦明不当‘九大’代表，不是当面请示过您吗？！”谁知康生大怒，在电话里喊：“怎么，你连中央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吗？！”
在这之后，身为“九大”主席团成员的康生，又参加了内蒙古组的小组会议。
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内蒙形势的批评。同时，他本人对内蒙古清队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急转弯。
当时，中苏珍宝岛事件刚刚发生，全国上下弥漫着临战的气氛。作为北部边防的内蒙古，自然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
因此，在“九大”期间，对于这样一个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总体评价，决不是康生一人能够拍板定论的。
事实上，内蒙古问题一定经过了政治局常委会桌上的讨论，并经过毛泽东主席的认可。至于让康生正式出面把问题挑明——这不过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顾全大局而对康生本人的一种爱护和挽救。
谁都知道，康生一直对内蒙古挖“内人党”大力支持，并经常出谋划策。假如由另一个人——比如周恩来——直接出面，指明内蒙古的扩大化错误，那么实际上就等于向外界表明，中央已经正式认为康生在内蒙古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在当时将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
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由康生本人出面，也意在向人们表明，党中央内部没有意见分歧，是团结一体的。结果，康生乘机把错误推得干干净净。
二十 来自草原深处的家信
今天看来，党中央包括周恩来本人，对内蒙古的运动真相，也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实际上，内蒙古与北京近在咫尺，逼供信和清队严重扩大化的消息，冲破层层封锁和阻挠，不断上达中南海。
祁宝荣原是沈阳军区司令部的警卫营长。当时，陈锡联是沈阳军区司令员。
祁宝荣在挖“内人党”之前，奉调到内蒙古刚刚组建的步兵30师任副团长。挖“内人党”的运动袭来时，祁宝荣未能幸免，严刑之下，被毒打致死。
祸从天降，祁宝荣的遗孀在内蒙古哀告无门，便直奔沈阳，找到陈锡联，并通过他上告中央。
周恩来忧心如焚，对内蒙古日渐恶化的局势早就有所察觉。那时，他除去其他渠道的消息来源之外，还有一条“内线”——即他的亲侄女周秉健。
1968年夏，周秉健初中毕业，和同学们一起，报名到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落户。行前，她与邓颖超联系，说临走想见见伯伯。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周秉健来到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邓颖超。
直到吃晚饭时，周恩来才跨出办公室的门，亲热地招呼小秉健，问她什么时候走？思想准备得怎么样？
那时，周秉健只有15岁，是个十分文静的小姑娘，在伯父面前，还有些拘束。饭后，周恩来领着周秉健来到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面前，给她指点锡林郭勒盟的位置，又交代了几句话，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周秉健下来的当天晚上，一位懂汉语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给知青们讲了形势。
那时，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会刚刚结束，挖“内人党”的决议文件下发到了各基层单位。周秉健所在大队的这位革委会副主任正好是“挖肃”骨干，他向北京来的学生们大讲“内人党”的“滔天罪行”，说乌兰夫要“叛国投修”，草原上到处都是他的“黑线”，全大队只有三户牧民是红的，其余的都是黑户。
周秉健住在阿妈这，邻居都是反革命，紧张得她心怦怦直跳。
10月1日，草原忽然紧张起来，纷纷传说苏蒙修可能趁国庆期间打进来。周秉健所在的阿巴嘎旗靠近边境，那几天，她和伙伴们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夜里和衣而睡，小蒙古刀就搁在枕头下面。
下到草原后，周秉健每隔半个月就往北京写—封家信，通过周恩来身边一位姓赵的秘书转收。在信中，她把自己下来以后的经历和感受，一五一十地向伯父和邓颖超娓娓道来，根本没意识到它们有什么价值。然而，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却通过侄女的普通的家信获得了宝贵的信息。他意识到：北京和内蒙古都有人在向他封锁消息，并由此发现，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的错误十分严重。
后来，周恩来召集内蒙古领导干部开会时，曾提到“内蒙有个女知青写信反映情况”，草原上便轰地传开了。
周秉健也听到了上述传闻，但她浑然不知这个“女知青”就是她自己。
二十一 转折点
“九大”开到一半的时候，内蒙古代表团秘书李德臣通过李雪峰找到周恩来，向他反映了内蒙古清队“扩大化”的严重情况，周恩来当即作了指示。
从周恩来处回来后，李德臣去找滕海清，说：“我们应当向中央认个错。”当时，吴涛、李树德也在坐。滕海清闷声不响，吴、李表示，同意向中央写检查。
旷日持久的挖“内人党”运动终于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于是，李德臣立刻起草了一份检讨报告，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人名义，呈送给中央。这时，是1969年4月19日。
这份《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同志的检查》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扩大化的错误，对
高锦明同志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衷心接受，认为这是
对我们的爱护，对内蒙的关怀。
检查书的最后一段写道：“以上检查还是肤浅的，认识是不够的。”但是，平心而论，这份《检查》写得相当有条理，同时还辅以各种数字材料，比如说“在革委会四次全会以前，内蒙就挖出了13万多人”。“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15日又挖出了25万多人……”在中央打招呼之后，仅几天时间，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就交出了这样的检查报告，这说明，起草人对内蒙古的“挖肃”错误早就心中有数。
对于中央来说，不采取公开批评内蒙古革委会负责人，而是把主动权交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检查认错——这无疑是出于对滕海清等人的爱护。同时，这种积极稳妥的处理方式也有助于内蒙古大局的稳定。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落实政策问题。毛泽东的讲话迅速传达下去，全国各地释放和解放了一大批人。也正是在此时，中央对于内蒙古问题下了决心，在5月初，将内蒙古的两套班子——内蒙古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内蒙古军区党委常委，召到北京。
5月13日和16日，京西宾馆，周恩来、康生等人接见了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
周恩来对滕海清说：“你是老同志、老红军，咱们以前在苏区打改组派，在鄂豫皖打AB团，你怎么不接受教训呢？”责备之中含着关心和爱护。
康生则一反常态，对这位内蒙古的第一把手严加训斥。
滕海清消极对抗，一言不发。
话题集中在滕海清擅自将高锦明撤职批判一事上。周恩来问滕海清：“你把高锦明同志停职，向中央报告了吗？经过中央的批准吗？”
高锦明事后回忆，当时老滕埋着头一声不吭，态度很不恭敬。
康生转向高锦明，旧话重提说：“高锦明同志，我原来就感觉你有点右。”
周恩来在一旁没有搭话，继续对滕海清说：“滕海清同志，你要是听了高锦明同志的话，犯的错误可能要小一些。”
然后，他又对高说：“你发不了电报，为什么不写封信反映情况？”
周恩来接着对权星垣说：“权星垣同志为什么也不反映？”
康生应声说：“权星垣你是不是有些滑头呀？”
周恩来接着说：“可能吴涛同志更正确一些？”
接见临结束时，滕海清思想仍然没有通。周恩来向吴、高、权等人说：“你们帮助帮助他！”
第一次接见后，在京的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立刻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名义发了一份文件：《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九大”精神坚决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基本群众，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影响了斗、批、改的顺利发展……”在《通知》之后，还附有一份《关于被误打成“新内人党”分子平反及其有关问题的几点意见（草案）》。
16日的第二次接见结束后，由李德臣执笔，以内蒙古核心小组滕、吴、高、权、李（树德）、李（质）六人的名义，在5月19日又起草完毕一份文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这份意见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精神是周恩来接见党的核心小组和军区党委成员时的讲话内容，有些字句甚至就是周恩来的原话。
“内人党”冤案曲折艰难的平反工作开始了。
二十二 中央24号文件
5月21日晚，滕海清一行没有向中央正式辞别，登上北去的列车，返回呼和浩特。临行前，滕海清亲笔写了一份检查，托周恩来的秘书转交周本人。在检查中，滕海清承认“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此时此刻，几位内蒙古领导人的心情彼此迥然不同。
高锦明被无端打倒，险些断送政治性命，现在由中央亲自予以平反，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正确，自然会感到扬眉吐气。
相反，滕海清却挨了当头一棒。此前，他一直有康生撑腰打气。可是忽然，康生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对以前的言论统统不认帐，把脏水都泼在他一人身上。滕海清怎能不窝一肚子火呢。
况且，对内蒙古挖“内人党”中的错误，他也一直认为只是运动的支流，思想上一直没通，甚至在周恩来、康生面前，也不掩饰自己的抵触情绪，认错表态完全是迫不得以的。
吴涛、权星垣对“挖肃”扩大化问题早有看法，只是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反而受制于滕海清，随声附和。现在，内蒙古问题由中央一锤定音，明朗化了，尽管错误也有他们一份，但他们内心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列车飞驶，发出有节奏的震动声。满腹委屈的滕海清闷坐在车厢里，谁也不搭理，到了吃饭的时候还是一动不动。
高锦明、吴涛、权星垣、肖应棠等人则来到餐车车厢。5月下旬，天气闷热。他们要了几瓶啤酒，边吃边聊。
不想，这些琐事被“滕办”的某个秘书看在眼里，告到中央，后来竟成了高锦明的一条罪状。康生日后在北京就曾训斥高锦明说：“你们还庆祝胜利？！”
火车开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到达集宁，停车加水。这时，周恩来的专线电话从北京直接打到了集宁火车站站长办公室，要和滕海清等人讲话。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你们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不打个招呼？接着，周恩来同内蒙古几个领导人一一通话，责备滕海清说：告诉你不要写犯了路线错误，检查里怎么还写“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不要按这个检查！然后，又再次叮嘱他们一定要搞好团结，稳定内蒙古局势。
放下电话，滕海清等人继续登车西行，几小时后便回到了呼和浩特。这时，中央关于内蒙古问题的批示以（69）24号中共中央文件发来了。
在这份文件的中央批示前面，以红色大字，赫然印着毛泽东的亲笔批示：“照办”。在中央批示之后，是滕、吴、高、权、李（树德）、李（质）的《意见》全文。最后，还附有滕、吴、李三人4月19日的检查全文。
二十三 会场沸腾了
5月22日傍晚，内蒙古财贸干校。主席台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吴涛的声音：“下面，传达核心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照办。”
接下来，吴涛一字一句念了中央批示全文。当时，批示中的“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被称为24个字方针。之后，吴涛又念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的几点意见》全文。
会场沸腾了！
受尽冤屈、九死一生的人们泪水滂沱，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吴涛传达之后，滕海清讲话。他先宣读了4月19日滕、吴、李三人向中央所做的检查。一口气读完后，说：“这就是我们三个同志的检查。我的检查要单独来检查。这实际上是吴涛、李树德同志给我承担责任罗。他们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主要是我来负责。”
滕海清讲话的时候，听众反应冷淡。
接着，高锦明做了简短的发言，台下则报以热烈的掌声。
宣布散会时，劫后余生的人们，互致问候，彼此打听亲友熟人的消息。然而，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的工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
二十四 平反工作举步难艰
第一批被强行打成“内人党”中央执委和骨干分子的特古斯、毕力格巴图尔、巴图、木伦等“要犯”，仍被关押在呼和浩特粮食干部学校，不久，又秘密转移，远离自治区首府。军区系统包括鲍荫扎布在内的“内人党”要犯被解往黄河以南的准格尔旗，地方系统的“内人党”骨干则押送到伊克昭盟的东胜。
那些仍然身陷囹圄的受难者，不少人是当年的老“内人党”员，而这些人也正是“挖肃”运动中一系列假口供的主要来源，是全自治区愈演愈烈的挖“内人党”运动的重要依据。比如鲍荫扎布，军区政治部的许多二级部长都是他在严刑之下，被逼无奈供出来的。
在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中，最重要的，是革委会核心小组没有下大力气做好各级“挖肃”骨干的思想工作。他们都是各级革委会和群专指挥部掌握印把子的人物，其中中央“5·22”批示下达之后，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
另一方面，这些人虽然犯了错误，但毕竟只是执行者，不负有决策之责。因此，当众多受害者的满腔怒火朝他们头上宣泄的时候，这些人就更是满腹怨气，干脆撂挑子不干了。
这样，“落实政策”等于是一句空话。
自己纠正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是很难的，对于当时在全自治区一言九鼎、手操党政军大权的滕海清来说，尤其如此。他虽然在中央的严令之下口头上认了错，但实际上思想未通，抵触情绪很大。
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对内蒙古局势十分关注。滕海清一行刚刚回到呼市，他便打来电话，到6月23日再次来电，反复叮嘱要尽快纠正错误，落实政策。
周恩来说，虽然内蒙古犯的不是路线错误，而是违犯政策的错误，但违犯政策的错误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周恩来以自己的经历举例说，“八一”南昌起义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违犯政策，最后遭到极大的损失以至于失败。所以，不能说违犯政策的错误就小。
尽管总理苦口婆心，但内蒙古主要领导人仍行动迟缓，争取主动的机会被一再错过。当时，吴涛、高锦明等人倒是希望能尽早落实政策，以安定人心。但他们支配不动下面革委会的许多领导人，因而也是无能为力。由于核心小组态度不明朗，措施不得力，处境越来越被动，终于激出了变故。
二十五 内蒙古陷入混乱
就在中央24号文件下达一周之后，呼市地区、各军分区、各盟市旗县那些曾身陷冤狱的人们及死难者家属，自发地组成上访团，汹涌的人流直奔核心小组所在地——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往日警备森严的新城宾馆，如今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办公桌了。
与此同时，名目繁多的专门揭批滕海清的群众组织，例如“批滕联络站”、“批滕前线”等，也在数日之内相继成立。
各群众组织召集的批判会接二连三地召开，大字报贴满了呼市全城。在高压之下，积郁己久的怨屈、愤懑、思索，此时如沸腾的岩浆一般喷涌而出。
核心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们不得不撤往呼市郊外，东躲西藏，今天还在30师部，明天就到通讯营，后天又转往89团。军区党委副书记、第一副司令刘××干脆称病，住进了253医院，并对外保密。
那时，李德臣作为“滕办”主任，不得不留守在新城宾馆。
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滕海清无处藏身，高锦明曾捐弃前嫌，主动请滕到他家里暂避一时。因为在内蒙古尽人皆知，“滕老左，高老右”，两人曾是对立面，因此绝不会怀疑滕海清竟然藏在高锦明处。
然而，滕海清在高锦明家心神不定地躲了几天之后，突然踪迹杳然。
高锦明不禁心急火燎。
那时，由于落实政策极不得力，已经激起众怒，再加上前一阶段“挖肃”高潮中曾打死不少人，因而高锦明十分担心，怕滕司令出什么意外。
正在这时，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滕海清在电话中低声说：“老高，我现在很安全，请放心。”
原来，滕海清在高家还是感到不保险，悄悄转移到军区大院里的肖应棠家，钻进了防空地道。
那时，全自治区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批滕派和保滕派。保滕派大多是原先的“挖肃”积极分子，当时被称为“扛铁锹的”。这些人保滕，无非是把滕海清当作保护伞，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自保。
那时，以受害人及其家属为主的批滕派与保滕派舌战、冲突、武斗，上至自治区首府，下至各盟市旗县，无不如此，内蒙古局势大乱。锡盟发生武斗，还打死了人。
这期间，1969年6月9日，内蒙古革委会和内蒙古军区，联合发出了165号文件：《关于认真贯彻“九大”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5．22”批示及中央对内蒙古当前工作的指示的通知》。之后，内蒙古革委会又连续发出186号、189号，一共三个文件，试图加快落实政策工作的步子。
6月24日下午4时，迁延时日、一拖再拖的滕海清的“单独的检查”，终于在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总校，和大家见面了。
这时，从4月份中央正式批评滕海清算起，已经过去近两个半月了；如果从毛泽东“5．22”批示、中央下达24号文件算起，也已经是一个月零两天了。
时间拖得愈久，内蒙古广大军民的心情也愈焦急。然而，当他们听过滕的检查之后，却大失所望。
二十六 军管，紧急行动
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一项命令：军事管制内蒙古自治区。
依照决定，北京军区立即由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前线指挥所，进驻呼和浩特。
北京军区下属的几个野战军立刻行动起来。由十余名军师级干部率领，从几个野战军中抽调精锐部队，对区划变更后留存的呼市、包头和巴、锡、乌、伊各盟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华北地区，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开始了。
“12·19”命令下达前夕，内蒙古革委会的滕、吴、高、权、李（树德）、李（质）以及雷代夫、张平、张鲁应召晋京，周恩来、康生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当时，85号文件已经拟定，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召内蒙古负责人来京，只是为了当面传达和解释。
接见匆匆结束。之后，内蒙古革委会一行人与“前指”领导人郑维山、杜文达、黄振棠、张正光等人同机飞往呼和浩特。
从此，新的权力机构发指示、下命令，草原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感觉到“前指”的存在。继欢欣鼓舞的“5·22”之后，内蒙古的“文革”历史又曲径通幽，转入一个晦暗的时代。
当时，在外部强敌压境，内蒙古局势动乱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的确不失为一项迅速稳定政局的决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内蒙古的乱局，特别是对几十万宗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不力的问题。然而，郑维山接替了滕海清，仍然以一种狐疑的眼光打量脚下这片陌生的土地，对内蒙古一百个不信任。他说：“我走遍内蒙四盟二市和许多旗县，没有发现一个好干部。”军管期间，“前指”对“内人党”冤案的受害者不平反，那些对落实政策工作提过意见的干部也都被戴上“有民族情绪”的帽子，作为高职低用甚至不用的理由。
军管一个月后，“前指”将内蒙古军区团职以上干部，向河北、山西、天津和陕西汉中地区各调走一百名。其中既有冤案的受害者，也有“挖肃”积极分子。
对于全自治区瞩目的“内人党”一案，郑维山的态度是，继续宣称内蒙古平反工作犯了“一风吹”的扩大化错误，而且还以“前指”党的领导小组名义，宣布内蒙古革委会为落实政策颁发的第165号、186号、189号三个文件停止执行。
“12·19”命令使内蒙古局势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至此，半年以前的“5·22”批示已成为一纸空文，落实政策工作完全停顿下来。
二十七 总理接见
1970年1月8日，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向“前指”呈交了一份《关于整顿内蒙古革委会办事机关的建议》，要求“自治区革委会办事机构除留少数人外，其余人员调出内蒙古地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前指”当即批复了《建议》。
当时，陈伯达为学习班规定了“五不准”：不准串连，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探视，不准上街。学习班成了限制人身自由的变相集中营。
1月20日，内蒙古学习班正式开学，当年权倾一时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兼管学习班事务。
学习班自1970年1月开办，到1971年5月结束，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这期间，中央领导人曾两次接见内蒙古学员，一次是1970年3月3日，一次是1970年6月6日。
3月3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晚7时，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康生、江青、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叶群、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等人，接见了内蒙古小班学员。
接见时，周恩来一一点名。接着，他耐心、解释中央办学习班的用意，指出内蒙古地处北疆，必须保持团结和稳定。
周恩来旧话重提，问滕海清：“1969年国庆节前，我让郑维山同志给你转信，你接到了吗？”听滕海清说“接到了”，周恩来提高了嗓音说：“接到了还这样做，挖‘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这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吗？！”说到此处，总理感慨地说；“你真是情况不明，决心很大。”
滕海清低头检讨：“我有罪。”
康生疾言厉色，大发脾气地说：“滕海清，站起来！”
滕海清垂手恭立，康生说：“你把北疆、把少数民族地区搞乱了，我‘九大’时怎么跟你交待的？！”
滕海清一直站了一个多小时，被康生说得唏嘘啜泣，周恩来几次让坐，都没敢坐下。
接着，周恩来又批评高锦明，在平反工作中没有全力支持滕海清。周恩来说：“你态度不明朗，应该明朗。”又批评权星垣“没有原则性。”
康生说：“你们‘5·22’后把内蒙搞乱了，一风吹了，所以才实行军管。军管革委会，军管一切。”
他随口问：“呼和浩特平反了多少人？”
呼市革委会主任高增贵起立回答：“三千多。”
康生追问：“平反有何根据？”
高增贵答：“平反的都是‘内人党’，打的时候也没有根据。国民党、特务、叛徒一个也没平反。”
当话题转到李质身上时，康生不知牵动了哪根神经，盘问李质道：“什么时候入的党？谁介绍的？是什么人？”
李质一一回答。康生蛮不讲理地说：“你入的什么党，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叛徒。”
黄永胜等人也对李质发起攻击。结果，内蒙古学习班结束后，核心小组成员中，只有李质被留下，继续审查。
接见会快结束时，周恩来再次申明：对内蒙古实行军管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号召大家“在批判乌兰夫的立场上团结起来”。当时，为了使内部矛盾盘根错节的内蒙古领导人重归于好，也只能提这样的口号。
自从1967年初以来，内蒙古局势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恩来以及康生等人接见内蒙古各方面人员已达数十次之多，这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在3月3日的接见会上，康生发感慨说：“关于内蒙古问题，我和总理说的最多，可以编一本书了。”
关于内蒙古问题，从所谓“二月逆流”时期、革委会成立和“挖肃”运动，直到打“内人党”、“5·22”批示、全面军管，再到办学习班，尽管周恩来和康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但两人的确出面最多，说话也最有份量。
二十八 唐山学习班
转眼到了炎热的夏季，空气郁闷，蝉声四起。
6月6日，中央再次接见内蒙古小学习班。周恩来讲话说：革委会领导单独学习，下面广大干部有意见，要求你们同各大班合并，接受广大基层干部的帮助。以后，自治区领导到唐山大班，各盟市领导回各盟市学习班。
6月11日，北京小班宣布撤销，滕海清、高锦明、权星垣等人来到唐山大班。
这年7月，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又接见了在唐山学习班的几位内蒙古负责人。康生仍然抓住滕海清不放，说：“滕海清的主要错误，是到内蒙古以后没有批乌兰夫，没有打击敌人”。
各学习班以批乌兰夫为纲，以检讨清队扩大化和平反扩大化的错误为重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检查、揭发、批判。其中，滕海清的主要错误是“左”倾，高锦明则被迫承担了“5·22”以后内蒙古局势混乱的责任。然而，中央当时对滕海清采取保护态度，因此，内蒙古学习班的重点还是批所谓“平反扩大化”。
这期间，学习班编印了《乌兰夫罪行一百例》、《高锦明罪行一百例》和《滕海清错误一百例》，以此作为学习材料和揭发、批判的口径。
那时，在各学习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说滕海清挖“内人党”是“发了一阵疯，扑了一个空，做了一场梦”，可以看作是人们对揭挖“内人党”运动的概括。
在唐山班，滕海清得过一次感冒，但没病的时候有时也去医院，人们估计是去看中央文件的。当时，中央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
在8月23日至9月6日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为设国家主席等问题，林彪、江青等两集团发生争论，引起毛泽东警觉。会后，毛泽东下令：批陈整风。林彪集团的“黑秀才”陈伯达最先被揭露。12月22日，奉毛泽东之命，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地区各有关单位联合召开了华北会议。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陈伯达，并株连到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和司令员郑维山。周恩来到会，代表中央做重要讲话，同时宣布中央的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接下来是改组北京军区。李德生接替郑维山，而负责内蒙古军管的“前指”司令员则换了尤太忠。尤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抗战时期在129师，解放战争期间在刘邓大军的第6纵队任旅长。建国后曾任27军军长，北调内蒙古时正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
郑维山倒了。中央和北京军区找到在唐山学习班的滕海清，要他写揭发陈伯达和郑维山等人的材料，滕海清着实忙了一阵。
1971年4月25日，军委办事组来人宣布：批滕到此为止。与此同时，内蒙古各学习班也进入收尾阶段。滕、高、权、李（树德）等人各自起草自己的检查，滕海清的检查是扎那、李德臣等人帮助写成的。
接着，对学习班的学员分别做了处理。大部分人转往设在呼市和包头之间的内蒙古五七干校；一部分人下放到公社、生产队劳动锻炼；少数人历史问题“不清”，留在学习班继续审查；只有极少数人回原机关工作。
在核心小组成员中，滕海清回北京军区，继续任副司令员，高锦明到24军农场劳动，权星垣去了工厂，李质受康生一番话的影响，被认为历史有“问题”，留在了学习班。只有李树德回到内蒙古革委会，继续当常委。
遗留问题堆积如山
1971年5月，内蒙古同时经历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在内地开办的内蒙古各学习班宣告结束；第二件大事令人振奋：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缓解和内蒙古局势的渐趋平稳，历时一年零五个月的军管终于解除了；最后一件是，5月13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呼市召开。党组织重新建立，内蒙古的整党建党工作算是完成了。
在此之前，内蒙古前指党的领导小组曾向中央呈交了一份《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补台”工作的请示报告》。
5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前指”的《请示报告》，同意尤太忠任内蒙古革委会主任；增补徐信、邓存伦、赵紫阳、滕俊清、倪子文、宝日勒岱、沈新发七人为革委会副主任；增补尤太忠、徐信、邓存伦、赵紫阳等18人为革委会常委；同时，正式免去了滕海清革委会主任和核心小组组长职务。
中共内蒙古第三次大会召开了五天。在会上，尤太忠代表内蒙古党的领导小组做了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仍日调重弹，称原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在“5·22”之后，犯了平反扩大化错误。自滕海清以来，内蒙古领导人已经更换了三届，然而这些领导人对内蒙古形势的估计，对内蒙古干部队伍的看法，却始终未变。
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内蒙古新党委才两次讨论原内蒙古革委会为落实政策而制发的（69）165号、186号、180号文件，并重新加以肯定，推翻了郑维山先前的指示。然而，尽管如此，平反落实政策的工作仍然步履艰难，没有切实展开。
内蒙古广大受害者在军管解除之际刚刚萌生的希望，顷刻之间又化归泡影。
内蒙古中共党的这次代表大会选举并报中央批准，产生了新的常务委员会，尤太忠任第一书记，吴涛、徐信、邓存伦、赵紫阳任书记。
新的书记处除吴涛外都是新面孔。其中，赵紫阳原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文革”初期被广州市警备区实行监护。几年后下放到工厂劳动，直到1971年4月，才解除监护，北调内蒙古。这次调动，据说是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决定的。
1971年是“文革”发生转折的一年。林彪集团覆灭，军权转到以叶剑英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手中。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做了自我批评，国内局势开始松动，各地陆续释放了一批被关押的老干部。
内蒙古也在紧跟形势，布置批林整风。
时间之流缓慢地移动着。1973年4月，关押在大后方伊克昭盟鄂尔多斯沙漠深处的所谓“内人党”骨干分子，像原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再天、毕力格巴图尔，原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孔飞、副政委廷懋以及鲍荫扎布、特古斯等一批人，终于被陆续解除监禁，回到了呼和浩特。
8月24日至28日，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十大前后，毛泽东纠正了若干“左”的错误，一批“文革”初期被逐出政坛的老干部东山再起。邓小平当选为十届中央委员，另一位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老人与内蒙古渊源深厚，他就是乌兰夫。
乌兰夫重返政治舞台，曾经过周恩来的多方努力。十大前，在讨论中央委员人选时，周恩来为摘掉乌兰夫“反党叛国”、“民族分裂”的帽子，曾特意提到一件往事——
1945年10月，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出现了一个以补英达赉为首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乌兰夫奉中央委派，带了几名随行人员，深入锡林郭勒，解散了“临时政府”。周恩来将乌兰夫的这次行动称为“单刀赴会”。结果，乌不但进入十届中央委员会，而且还出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在滕海清秘不示人的《汇报提纲》里，乌兰夫被当作“内人党”的“总头目”。仅仅四年多光景，前“内人党总头目”便重新受到启用。这一激变对于内蒙古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1974年春，就在乌兰夫重新工作半年之后，呼市街头出现了“重用‘新内人党’党魁就是最大的复辟”、“‘新内人党’的复活是最大的复辟”、“否定挖肃就是最大的复辟”等标语和大字报，社会上的极左势力蠢蠢欲动。
不久，呼市中山路派出所的人借故打了内蒙古师院和蒙文专科学校的蒙族学生，还将他们抓进派出所，刑讯逼供，重提“内人党”旧案。
尽管有种种干扰和阻挠，在十大之后，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内蒙古自治区落实政策的工作也在迟缓地逐渐恢复。
1974年3月，中共内蒙古党委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5月17日，中共内蒙党委又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由自治区党委常委和部门负责人共15人组成，日常办事机构为落实政策办公室。
与此同时，四盟二市也相继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下设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办”），着手解决清队特别是挖“内人党”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开始为平反人员补发平反证书。
当时，“挖肃”运动中层层积累下来的问题早已堆积如山。
据四盟二市（不包括建设兵团、内蒙古直属机关）不完全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挖“内人党”中，被打、被逼而非正常死亡者4759人。其中，农牧民社员、城镇居民占80％，机关干部职工占20％。
各地数字也陆续统计上报——乌盟被迫害致死1679人，锡盟致死1250人，伊盟致死938人，巴盟致死346人，呼市致死341人，包头致死205人。
死者凡属干部职工的基本上都做出了政治结论，农牧民社员、城镇居民则只做了三分之一左右。
另外，致伤致残者大约有15000人，其中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约1000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有7000人上下。
落实政策绝不仅仅是个政治上平反的问题。
1973年，中央拨给内蒙古救济费130万元，自治区拨补助费100万元，共计230万元。其中，下拨各盟市186万元，内蒙古直属机关3万元，主要用于农牧民、城市居民，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死者遗属、伤残人员的生活补助。
然而，无论中央还是自治区拨出的款项都不啻是杯水车薪。
二十九 新的转机
1970年冬，年逾古稀的康生一病不起。
尽管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登上了一生权力高峰，但病情却每况愈下。到1975年，他已经病入膏盲，卧床不起了。
从1974年起，毛泽东就不断指名批评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随后，四届人大江青组阁失败，毛泽东建议由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出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接管了党政军大权。
显然，极左势力正失去宠幸，政坛斗争前景迷离，毛泽东百年之后，鹿死谁手，还是一个谜。
当此情形，老谋深算的康生又在调整步法，筹划全身之策。
王海蓉唐闻生在毛泽东晚年经常陪伴左右。康生通过王、唐向毛泽东密告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是企图同日益失势的“四人帮”摆脱干系，以保全自己身后的名节。
1975年12月16日，77岁的康生终于撒手人寰，一命呜呼。
进入1976年，巨星殒逝，大地震荡。
金秋10月，中央宣布对“四人帮”隔离审查。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王震在小组会上公开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通过决议，一举恢复了邓小平的全部职务——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总参谋长。闭幕式上，邓小平做了复出后的第一次重要讲话，重申：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
与北京一步之遥的内蒙草原紧跟形势，接二连三地做出反应。
1976年10月21日，呼和浩特地区20万军民举行隆重集会和游行，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及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随后，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内蒙古追随者的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1977年4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发出认真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和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通知。
从7月30日开始，内蒙古自治区举行为期九天的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以陈锡联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莅临呼市。在几位副团长中，排名第一位的就是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
与此同时，一大批被诬陷为“内人党”党魁的老干部，纷纷恢复工作。
12月20日，内蒙古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在呼市举行，“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原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奎璧、克力更、王再天、孔飞、朋斯克当选为四届政协副主席。
从北京到内蒙古，从组织到舆论，拨乱反正的举措层层深入，终于触及到了牵动着草原千百万人心的共和国最大的集团冤案——“内人党”冤案。
三十 草原掀起层层波澜
1978年4月10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尤太忠等人接到中央指示，匆匆赶到北京。
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汪东兴和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接见了尤太忠一行。尤太忠汇报了内蒙古党委落实政策工作的情况，并同中央领导人一起研究了有关解决“内人党”冤案的遗留问题。
4月16日，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池必卿来京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也一同参加了讨论。随后，根据中央的建议，他们共同起草了《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呈交党中央。
这份后来经过华国锋亲自修改，审定的《报告》明确写道——
究竟有没有一个“新内人党”？是全区广大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一
直关心，并希望给以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家认为，在揭批“四人帮”
斗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是应该而且有条件对这个问题作出实事
求是的结论了。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根据在落实政策中了解到的大量事
实，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
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
人，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主观臆断，盲目蛮
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
4月20日是“内入党”冤案史上的根本性转折的日子。这天，中央对内蒙古《报告》做出批示，批示全文如下——
华主席、党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尤太忠、池必卿、侯永同志
《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并望认真贯
彻执行。
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五省、区也有同类问题。为了统
一思想，统一政策，共同解决好挖“新内人党”的遗留问题，中央委托
胡耀邦同志通知这五省、区党委各派一位负责同志来京，向这些同志传
达这一文件。
从毛泽东的“5·22”批示到华国锋的“4·20”批示，时光荏苒，整整过去了九年。从为“内人党”冤案的受害者个人平反，到完全否定“内人党”整个组织的存在，历史跨出的这一步耗费了漫长的岁月。
尤太忠一行马不停蹄地返回内蒙古，立即召开了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4·20”批示和尤、池、侯三人的《报告》。
4月30日，尤太忠在会上讲话，总括了党委常委们的意见。5月5日，内蒙古党委印发了尤太忠的讲话，作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1978）30号文件下发各盟市、旗县党委，内蒙古军区党委，自治区党委各部、革委会各委、办、局党组，各高等院校党委，各大厂矿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4·20”批示和以尤太忠讲话为内容的中共内蒙古30号文件迅速传达，如信风般散播到各地，草原掀起层层波澜。
历时十载，迁延拖沓的落实政策的步伐陡然加快了。
各盟市、自治区机关各级党组织一般都采取了先领导，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的方法，分别召开了党委常委会，党委扩大会、党员大会、干部大会、职工大会、社员大会等各种不同类型会议，由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传达和动员。
与此同时，对一些民愤极大的凶手和挖肃分子也进行了处理。尤其令内蒙古各界拍手称快的是，自治区党委终于依法拘留了恶名昭著、逍遥法外多年的乌兰巴干。
6月，内蒙古党委召开了各盟市、各直属机关落实政策汇报会。20日，汇报会临结束的时候，尤太忠发表长篇重要讲话。
6月27号，根据全区落实政策汇报会的讨论结果，内蒙古党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解决挖“新内人党”历史错案遗留问题的几项具体规定》。30日，内蒙古党委将《规定》作为（1978）56号文件下发自治区公社以上单位。
随着全自治区范围落实政策工作的深入，人们关注的焦点，渐渐集中在惩处对于制造这起冤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人身上。
在“挖肃”运动中，一批又一批受害者政治上受诬陷，人格遭侮辱，精神被伤害，肉体遭毒打。人们强烈要求那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深刻检讨，同时更强烈地要求对那些打人、杀人凶手，对那些直接负有决策之责的人绳之以法，以使生者心慰，死者灵安。
三十一 康生的政治结论
1978年8月19日，吉林省哲里木盟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一份反映赵玉温情况的报告，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桌案上。
赵玉温原是哲盟革委会主任、核心小组组长和军分区司令，挖“内人党”运动中的一路“诸侯”。在内蒙古区划变更后，已于1971年4月调到吉林省军区，任四平军分区司令员，从1976年6月起，改任分区顾问。对于他，上级机关迟迟未做处理。
邓小平阅毕哲盟落办的报告，当即做了如下批示——
对这样大量血案的人，必须清理。如主要责任不在本人，用适当方式
向群众讲清楚，承担应负的责任，是很有必要的，否则不能平民愤。
随后，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王恩茂，在省军区关于学习贯彻邓副主席重要批示的情况报告上，也做了批示，要求赵玉温等人“检讨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向哲盟群众交待”。
像赵玉温这样的情况绝非个别现象。在1969年“12·19”内蒙古军管以后，为缓解矛盾，许多“挖肃”运动中的敏感人物都纷纷调离了草原。
就拿原核心小组成员来说，除了吴涛留守内蒙古并于1977年12月离职审查外，高锦明在农场劳动结束后，到了洛阳拖拉机厂，任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被免职；权星垣调往西北，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兼计委主任，1980年离休；李树德最后虽然回到了内蒙古，但已于“文革”后期因病去世；而滕海清在唐山学习班结束又返回北京军区，1975年调离北京，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直到1980年才被免去职务。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中央应考虑影响大、涉及面广的历史遗留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云还指出：康生的错误很严重，中央应当在恰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隆重揭幕。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恢复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内蒙古的影响是深刻的。继“内人党”冤案平反之后，1979年1月15日，内蒙古党委又起草了《关于彻底推倒“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内蒙二月逆流”冤假案的请示报告》，呈交党中央。
1月21日，中央明确批示，同意内蒙古党委的《请示报告》，为两大冤案的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至此，内蒙古“文革”期间的三大冤案被全部推倒了。
5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恢复内蒙古自治区原行政区划的通知》。该《通知》作为中发（1979）42号文件迅速下发，从这年7月1日起，东三盟、西三旗将重归内蒙古，周恩来当年的预言实现了。
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组建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后，中央纪检会成立了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审理工作领导小组，开始了审查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审查结果表明，林彪、江青集团已经触犯了刑律，应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1980年4月下旬起，公安部开始对林彪、江青集团在押犯进行侦查预审。
9月，预审工作基本结束。
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
9月29日，全国五届人大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集团案主犯。
10月，中共中央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与此同时，康生已被列为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
11月20日下午2时，北京正义路甲1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特别法庭设在公安部机关礼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史进前宣读了36页、共两万多字的起诉书。
在被起诉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中，已死去五年之久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后，居第三位。起诉书第28条写道——
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康生、谢富治的唆使下，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作为“内人党”冤案最大的一只黑手，康生巨佞，尽管躲过了生前的惩处，最终却躲不过历史的评判。盖棺不能论定，一切都要放在历史的天平上。
那么，这起冤案在内蒙古的具体决策者和执行者呢？人们焦虑地期待着。
三十二 棘手的问题
就在特别法庭对十名主犯判决一年之后，1981年11月初，中央又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两案审理座谈会，主要讨论对“文革”中犯错误的省级干部的处理意见。11月6日，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廷懋匆匆飞至北京，参加了座谈。
廷懋是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115师344旅政治部的民运干事、修械处指导员和教导营总支书记等职。那时候，旅政委是黄克诚。“文革”初期，他作为“黑帮”被打下台去，揭挖“内人党”的风暴席卷而来时，又被诬陷为“内人党”党魁。1968年底，张南生率队来内蒙古调查，说过“廷懋是重要人物，不能打死。”暗中保了他一回。
林彪事件后，廷懋被解除监禁，回到呼市。“四人帮”覆灭后，他出任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内蒙古军区第二政委。那时，第一书记是周惠。
在“4·20”批示以后，内蒙古地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日子里，廷懋不辞辛劳，作了大量工作。
1979年6月25日，内蒙古党委和内蒙古军区党委正式为原骑兵5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当时，骑兵5师已改称北京军区守备第2师，但仍归内蒙古军区直接领导。
6月28日，守备2师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廷懋亲临会场，做了重要讲话。
经过长久的酝酿，到1980年7月，廷懋撰文《略论三大冤案》，系统论述了“文革”期间在内蒙古发生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冤案，初步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1981年8月1日，廷懋致信老首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黄克诚，代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为民请命，提出应对滕海清追究法律责任，并详细陈说了理由，同时请示黄老：可否将信“转呈中央书记处”。
9月23日、79岁高龄的黄克诚提笔复信，回顾了冤案发生的历史环境和康生的主导作用，对中央宽大处理滕海清的政策，以商量的口吻作了耐心解释。
不久，中央两案审理座谈会便悄然召开了。
那时候，内蒙古大学的一些蒙族学生强烈要求惩处“内人党”冤案的头号肇事者滕海清。
11月7日，廷懋在两案审理座谈会的小组会上发言，根据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和自治区党委的意见，主张对滕海清绳之以法。发言引起很大反响。
这次会议共分八个组，其中有五个组主张对滕海清判刑，只有中南组、中直一组和军队二组，或者未提到滕海清，或者主张“挂起来”。
在北京，廷懋找到黄克诚，又当面申说利害，反映自治区党委的处理意见。当时，滕已被免去了济南军区副司令的职务。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谁也没被说服。最终，黄克诚无奈，对廷懋说：“你找胡耀邦吧。”
对于党中央来说，要处理“内人党”冤案中的犯错误人员，的确相当棘手。
那时，内蒙古干部群众要求惩办的呼声很高，如不做严肃处理，不能平息民愤，对于“文革”之后刚刚形成的安定局面，特别是对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团结，是极为不利的。而且，健全和完善法制的角度，也应当依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因此，在内蒙古，乌兰巴干、郭以青等冤案的直接炮制者和其他直接杀人凶手，都按刑事犯罪处理，绳之以法。另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或做出深刻检讨，或给以党纪政纪处分。
然而，在内蒙古草原，“内人党”等冤案的受害者多达三十四万六千余人。在冤案制造过程中，犯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人员也是一大批。
在同一个时代，假如一个庞大的人群犯下同样的错误或罪责，那么，这样的错误或罪责，就将远远超出纯粹个人的范围，而成为某种社会性的过失。因而重要的就不是追究个人的罪责，而是探寻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史无前例的“文革”绝非一场偶发事件。“文革”爆发时，共和国已跨人第十七个年头。长期单一模式的历史发展，势必积累下种种社会问题，例如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等等，再加上法制不健全，历次政治运动留下的后遗症，与苏联关系破裂后孤立的国际地位等等，使得这些社会问题有时会相当尖锐。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某些问题，试图予以解决。“文革”初期群情激愤、应者如云的形势，也说明这场运动在其初始阶段的确拥有深刻的、不容忽视的社会基础和背景。
然而，最高领导人遵循一条极左路线，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手段，实际上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更大的问题，在纠正错误的同时，又犯下新的、更大的错误，以至被少数野心家利用，从而滑向民族灾难的深潭。
实际上，在运动中犯错误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绝大多数也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
运动过后，在内蒙古地区，这些人犹疑观望，心情忐忑不安。有的人满腹牢骚，口服心不服，认为自己当年只是奉命行事；有的人上下推诿，拒不认错，甚至嫁祸于人；有的人错误严重，害怕追究，惶惶不可终日；也有的人明知犯了错误，思想包袱很重。
毫无疑问，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如何团结教育好广大犯错人员，将关系到当时社会的稳定，甚至关系到未来历史的发展。
胡耀邦从1977年底起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一系列工作。关于对“文革”中犯错误干部的有关政策，他有过许多明确指示，体现了当时中央的意见。
1979年7月15日，胡耀邦在一封来信上批示说：“对前几年说过错话，作过错事的同志仍要坚持中央的方针，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可苛求。”
这年12月30日，在全国人事局长会议上，他讲话说：“现在还有犯错误的怎么办，这也有个落实政策问题，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思，是中央讲的。林彪、‘四人帮’在台上时，犯了错误的人，中央的意见，只要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死党，又认识了错误，其中的大多数，要分配工作。犯了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要为他们创造改正错误的条件。中央反复说，‘四人帮’在台上，不犯一点错误是比较困难的。”
1980年11月5日，在中宣部例会上，他说：“我们每个同志都有一本老帐，只有亏欠多少之分，没有有无之分，到处算老帐，天下要大乱。”
在1981年1月1日的一封来信上，他又批示说：“要把历史条件打进去”。“要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看。”
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看黄、廷之争，可以说，廷懋为民请命，无愧于内蒙古父老；黄克诚从大局着眼，历史地看问题，体现了中央的政策精神。
从历史上看，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对巨大数量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是中共党史上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健康、最顺利的一次。它既给一系列历史遗案的受害者落实了政策，又使绝大多数误入歧途的犯错误者受到教育，心服口服。可以说，既稳妥，又积极。这次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在当时维护了社会稳定，在日后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没有出现任何大的反复。
七十年代末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可以说，正是以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跨入了成熟的年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