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门饭店会议到两派之争
作者：吴迪
一、前门饭店会议
1966年5月17日，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宣言书-－－《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见报。《通知》中被印成黑体字的段落都出自毛泽东之手。其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这一耸人听闻的最高指示为这一宣言书增加了更强烈的火药味。和全国一样，内蒙人陷入亢奋、惊愕之中。
不久，“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揪了出来，与此同时，继大批吴晗的《海瑞罢官》之后，上海、北京的主要报刊集中火力围剿“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
5月23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5月25日下午二时许，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
5月26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会议从5月4日开始，共开了22天。其主要内容上面已有所提及－－批判彭、罗、陆、杨的“反党”错误，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5?16通知》。同时采取组织措施，“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记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5月24日，中央常委决定成立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的专案审查委员会。”“5月26日刘少奇发言，作了自我批评。”
乌兰夫参加了这个会议，刘少奇、邓小平本以为通过这个会议，乌兰夫“会得到启发” ，但是他只讲了五分钟的话，内容“浮浅”，对自己的问题“未作交待，未作检查，很不主动。” 乌兰夫感觉到这场运动来者不善。但是和绝大部分干部一样，他不理解，不明白，不知道伟大领袖要把人民领向何方，而只能跟着党中央踉踉跄跄地往前走。讲五分钟话，对他来说已经够多的了。他没想到老友彭真突然成了反党分子，不知道自己早就成了中央的心腹之患。
两个月后，邓小平告诉他：“你长期是思想右倾，站在李维汉一边。一九五三年就开始了。一九五五年平叛，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平叛，你都是右倾。……一九五Ｏ年我们就觉得刘格平思想不对头，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们就觉得你也有些不对头。” 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尽管他身居要职，但是并未得到完全的信任。几乎从建国伊始，他就成了中央眼中的落后份子。幸亏五七年反民族右派时，是目标朝下。看来，一九六四年李雪峰专门向中央汇报他反大汉族主义的事，不是没有来由的。
作为内蒙古的第一把手，四个月以前，他已经间接地挨了中央的批－－《内蒙古日报》没有及时转载姚文元的发家之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负责文教宣传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高锦明为此做了检查。在参加扩大会议期间，乌兰夫已经调整了思路，决心跟上北京的战略布署。
一方面，他下令内蒙古主要报刊一篇不漏地转载上海、北京的重要文章。另一方面，他组织人马寻找内蒙的“三家村黑店”。“黑店”很快找到了，“店主”就是胡昭衡。胡是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胡昭衡在内蒙工作期间，曾用“李欣”的笔名出了一本名为《老生常谈》的杂文集。 用正常标准来看，这本杂文并没有什么值得批判的东西。但是乌兰夫却如获至宝，他有自己的小九九－－胡昭衡是天津市的领导，政治地位低于彭真，高于邓拓。此人的等量级应该能够满足中央的胃口。再者，胡是汉人，已调离内蒙古，把他抛出去，既可以保住内蒙，又可以向中央交差。做好了这样的战斗准备，带着《老生常谈》，乌兰夫信心十足地来到了另一个会场－－北京的前门饭店。
此时的前门饭店吸引了内蒙各界的目光。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正在这里举行。会议自5月22日开始，至7月25日结束，历时64天，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成员、各盟市书记，区党委各部委、直属机关党政负责人，部分旗、县负责人，共计146人出席会议。
与历次运动中的会议的程序大体相同，此次会议也有几个固定的步骤－－学习文件、分组讨论、主持者小结。主持者指示主攻方向、与会者揭发批判、被批者检查交待、最后由主持者总结定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会议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会中有会－－除小组会外，又召开了八次区常委会议，六次有各盟、市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十六次全体会议。二是配合以各种组织措施－－如，停浩帆等人的职、冻结档案、拘押以乌兰夫的侄子云成烈为首的土默特籍的四名军官、派员去内蒙古主持工作及取消某些机构等。
会议分六个阶段，最精彩的部分集中在揭发批判和检查交待上面。乌兰夫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还没来得及把刀俎亮出来，自己就成了鱼肉。他先后检查、交待了四次，（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上各一次，全体会议上两次），但是他的检查、交待迟迟不能“到位”，这是会议旷日持久的主要原因。
第一阶段（5月22日到5月底）的主要内容是武装思想。学习各种中央文件，如《5?16通知》、《5?18林彪关于政变的讲话》、《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学毕分组讨论，尽管与会者都是运动老手，但这次会议来势汹汹，前所未有，人们一时摸不准方向，竟有人把矛头指向华北局，质问它为什么不声讨邓拓。本想拿老同事胡昭衡开刀的乌兰夫，发现风向不对，赶紧吩咐云丽文给留在呼市的浩帆打电话，“立即把乌兰夫所的讲话记录严密封装送北京。” 乌兰夫还不放心，又亲自打回电话，命令浩帆收回区党委制定的《1966年上半年工作要点》一文 －－他们不想给政治对手留下更多的把柄。
第二阶段（6月1日至6月6日）的主要内容是“揭盖子”和“挖根子”。6月1日毛泽东指令中央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李雪峰传达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华北局常务书记解学恭指出自治区问题的要害是，在四清中，不是“自始至终狠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狠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宣传民族问题是阶级斗争的本质”，“反大汉族主义，不反修正主义”。 各小组随即按解学恭的调子“揭盖子”。但是，人们所揭的多是以生产冲击四清等表面现象，甚至还有些人“捂盖子”。为了统一认识，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华北局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几个文件和内蒙古《农村工作队报》最近发表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论，印发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内蒙古历史研究参考资料》，译登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苏修、蒙修的文章的情况报告。” 学习了这些材料后，各组“反映强烈。一些同志回过头来看乌兰夫问题，性质越看越明。” 于是会议进入“挖根子”阶段，那些受了排挤的东蒙干部和汉族干部——王再天（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权星垣（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雷代夫（党委常委）、宝音巴图、高万宝扎布、刘键等许多同志揭发批判乌兰夫错误，指出区党委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工作要点是修正主义的；批转呼市民族问题的报告是修正主义的纲领；印发‘一九三五年宣言’是搞民族分裂活动；《农村工作队报》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工具。”“在全区反大汉族主义，是搞地方民族分裂主义，为修正主义所希望。土黓特旗不在搞四清，而反四清，反汉实质上就是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道路。” 乌兰夫一方面为自己辩解，一方面向批判者提供证据，证明要求印发“三五宣言”的是另有人在。 同时，也不得不给李雪峰、解学恭写信，承认《内蒙古日报》不提阶级斗争犯了错误。替乌兰夫说话、坚持反大汉族主义是正确的有李贵（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云瑞（土左旗旗委书记）、陈炳宇等人。李贵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就呼市的情况，大汉族主义是客观存在，而且是主要的，甚至小孩子也有大汉族主义。”“呼市郊区生产上不来，主要原因是存在大汉族主义，民族矛盾尖锐而得不到解决。”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重要骨干，成了“三反分子”和“内人党党魁”。
第三阶段（6月7日至6月11日）的主要内容还是“挖根子”。这是揭批与交待的第一个回合。6月7日区党委召开党委常委会，中央、华北局工作组李雪峰、解学恭、李树德（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出席会议。刚刚代替彭真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将《5?16通知》和林彪反政变的讲话与内蒙古的现实联系起来。他代表中央向与会者指出：“内蒙古党委的错误相当严重，强调反大汉族主义，不强调反修、反民族分裂主义；强调民族问题，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学习《三五宣言》，不强调学习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对乌兰夫的批评。闹民族分裂主义就是闹独立王国，就是反共。政治上有错误，组织上必然有错误。我怀疑内蒙党委有一帮修正主义分子在那里操纵。有一些组织变了。在会议上要放手发动群众，把问题揭透。”
会上，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做出决定：停止浩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的职务。当天，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夜间三点电报通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谁要销毁档案，一律开除党籍。第二天（6月8日），区党委常委会决定：取消代理常委，对代常委讨论决定的问题重新审查。第三天（6月10日）区党委常委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一、停止浩帆一切工作，实行隔离反省；二、要浩帆交出所有文件、工作笔记、资料等。片纸只字不准损失；三、立即拆掉浩帆家里的电话；四、收缴浩帆的所有大小枪枝。”
随着压力的加大，调门的提高，乌兰夫的人马分化瓦解。有人公开反水，有人暗地倒戈。郭以青揭发乌兰夫包庇他的地主老丈人、打击贫下中农的罪行，周明揭发乌兰夫耍权术、搞阴谋、推行宗派主义组织路线等问题，方炎军揭发乌兰夫包庇他的反革命岳姑夫，赵军揭发乌兰夫采取两面手法印发“三五宣言”的阴谋，杨鸿文揭发呼市规定以反不反“大汉族主义”为依据的干部排队标准。浩帆则交待了从5月20日到6月7日这17天中，乌兰夫、云丽文、陈炳宇三人给他来过20次电话。其中乌兰夫14次，云丽文5次，陈炳宇1次。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乌兰夫满腹怨愤无处倾诉，与偷偷来看他的老友王铎、刘景平（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人委付主席）“抱头大哭”。此情此景被权星垣看到，即刻汇报上去，乌兰夫等人又多了一条罪状。
这期间，高锦明（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雷代夫等人踊跃揭发，揭发的内容已追溯到“四清”之前，揭发的对象已扩展到乌兰夫组建的新班子。在这些揭发者中，高锦明表现得最为出色。他揭得不但全面系统，而且上纲最高。他认为，乌兰夫犯的错误是“三反”性质的，是打着民族分裂主义的黑旗，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反党活动，“比彭真还露骨”。
6月14日，乌兰夫忍气吞声地做了第一次检查，给自己扣了两顶帽子，第一，有民族偏见。第二，有自卑感。 这种检查与实际要求之间差之何止千里万里，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人们的更大愤怒。“革命同志”继续揭发指出：“乌兰夫把大汉族主义当成敌我矛盾，提出控诉大汉族主义，还把大汉族主义所谓揭深、搞臭、用心甚毒。与邻省划界寸土不让，用‘一九三五宣言’争地盘。”
就在这种情况下，仍不乏抵抗者。会内有呼和浩特市委书记李贵，他力排众议，坚持认为内蒙古自治区内存在着严重的大汉族主义，乌兰夫并没有反党，更没有搞民族分裂。反对大汉族主义与搞民族分裂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
会外有昭乌达盟军分区副参谋长云成烈、公安厅副厅长云世英等人。云成烈是乌兰夫的远房侄子。六月间，云成烈正在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军区召开的会议。乌兰夫在北京挨整的消息传到呼市，与会的土左旗的军官首先坐不住了－－李雪峰不是好东西，两年前，他从北京跑到呼市，开了三天会，大批乌兰夫的地方民族主义，不许他反对大汉族主义。说他破坏了“四清”。但是乌兰夫并没有被他整下去。如今这“枪崩货”又联合“灰烂哥抛”（土默川老乡骂人的话）高锦明整治乌兰夫。不行，我们蒙古人得说话，土左旗得说话！ 经过一番秘密商议，云世英等土左旗的同乡们决定委托云成烈给乌兰夫捎个话。6月16日，云成烈到了北京，他找到另一位女同乡－－西藏自治区书记周仁山的老婆，请她设法转告在前门饭店的乌兰夫：“土默特旗人要顶住，让乌兰夫也要顶住。”“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山打游击也要革命！” 事办完了，云成烈转赴昭乌达。刚下车即被拘押。内蒙军区的其他几个土左旗人－－骑兵第五师师长云一立、军区作战部部长李存义、独立二师副师长李自勉也成了阶下囚，被隔离审查。
云成烈哪里知道，他的女同乡把他的话转达给了另一个人－－华北局副秘书长刘谦。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迅速报知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马上指示华北局采取紧急措施，华北局背着乌兰夫召集内蒙党委开会，权星垣“临危受命”，火速赶回呼市，掌握局势。内蒙军区的领导们立即返回，看住军队。内蒙各地搞“四清”的团级以上的干部也被急令归队。
当然，从中央到内蒙都虚惊一场－－“顶住”“上山打游击”云云，牢骚而己。云成烈等几个土旗军官不过是出于乡情义气，替乌兰夫呜不平罢了。如果说云成烈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内蒙古地区不必要的混乱，使当时已经十分严重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那么，造成这一“混乱”和“严重局势”的原因是什么？是“前门饭店会议”，还是几句牢骚？是谁将内蒙的局势置于整体的、全局的混乱之中？因此，与其说云成烈是内蒙文革中的“第一颗钉子”， 不如说，云成烈等人的活动表现了蒙族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和抵抗。
事实上，中共中央也并没有把云成烈等人放在眼里。“前门饭店会议”期间，刘少奇和邓小平与乌兰夫有一次较深入的谈话，在提到云成烈的时候，邓小平问乌兰夫：“‘打游击也干！’你们还能打起来？” 这一不屑的反问透露出在中共中央掌控内蒙局势的信心。
让我们回到那让人厌倦的“前门饭店会议”上来。
会议的第四阶段（6月17日至6月28日）是深揭狠批。这是揭批和检查的第二个回合。常委会结束后，召开全体大会批乌兰夫。在后来的“挖肃”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权星垣、吴涛“全面系统地揭露批判了乌兰夫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指出其政治路线的核心是推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制造民族分裂，搞独立王国。为了推行这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安排亲信，篡夺了自治区党、政领导权。” 与会者用了一天的时间（6月19日）讨论了李雪峰的第二次传达报告，报告中对林彪防止政变和复辟的讲话（即5?18讲话）的阐释和发挥，使与会者受到极大的启发。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防止政变的斗争。与乌兰夫的斗争即属此类，于是王再天、雷代夫、宝音巴图等人认定“乌兰夫是政变头子”，杨鸿文更煞有介事地证明，“呼和浩特市已经实现了反革命政变。”呼市市委书记“李贵就是反党黑线的急先锋”。“在大会发言中，乌兰夫几次插话狡辩抵赖，革命同志当场予以严正的驳斥。”
从6月22日到6月25日，大会发言共21名，书面发言29份。会议印发了中央民委参加土旗四清的同志揭露乌兰夫反大汉族主义的罪恶活动材料，权星垣同志揭露刘景平进行背后活动的材料（即刘、王哭乌事件）。吉雅泰（区党委常委）在四月常委扩大会议上恶毒地攻击党的发言，克力更（区党委常委）向土左、土右旗部分四清工作人员就反大汉族主义做的报告。两天后（6月27日）区党委书记处决定，撤销李贵的大会呼包二市组副组长的职务，此职务由积极揭发乌兰夫的杨鸿文担任。李贵、陈炳宇、石光华、墨志清、奇峻山、李文精、云瑞等乌兰夫死党的错误也受到了“系统的揭发批判”。
6月28日，陷入了“人民战争”大海中的乌兰夫第二次在大会上做检查。按照从上到下的要求，把自己的错误升级，谈了三个问题，“1，半年来走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 2，反映在组织上搞了一条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3，“一言堂”。接着谈了十四个具体问题。” 乌兰夫的检查有一个原则----在时间上不让步，坚持自己是在近半年中犯的错误。各组随即对乌兰夫进行了大揭大批，人们一致认为，他的错误由来已久，这半年只是恶性大暴露。
第五阶段（6月29日至7月12日）是穷追猛打。这是揭批检查的第三个回合。大会开罢又开中会，在这个有盟、市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上，人们对乌兰夫进行了面对面的批判斗争，发言者众口一辞－－6月28日乌兰夫的检查是“假检查真进攻”，“在要害的问题上避而不谈”。与会者七嘴八舌又揭出了乌兰夫历史、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如：
－－同反党分子李维汉志同道合，提出社会主义民族的反动观点，反对党的平叛方针。
－－抗战前，乌兰夫在国民党的新三师，执行王明路线使党组织蒙受重大损失。
－－解放战争时期与习仲勋关系密切。
－－乌兰夫的儿子与习仲勋的干女儿结婚。1960年，乌兰夫请习仲勋到内蒙古过春节，光招待会就花了一万多元。
另外，与会者还“要他交待同杨尚昆、习仲勋、张闻天、李维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关系。” 乌兰夫实在满足不了这些揭批者的胃口，索性退到原来的出发点－－只承认自己有民族偏见，有自卑感。修正主义呀，宗派主义呀，民族分裂呀，“一言堂”呀统统不提了。“革命同志”的愤怒可想而知。经过一番严肃斗争，乌兰夫像一头执拗又无奈的老牛又被拴到了“修正主义”和“民族分裂”的木桩上。拴牢之后，那些两年后遭到同样命运的人更加变本加厉，把种种罪名加在他的头上：
－－1946年贪生怕死，和小老婆跑到内蒙古避难，从来就没有上前线。
－－1958年与邻省划界时寸土不让，暴露了领土野心。
－－推行斯拉夫文字是为统一内外蒙古，是为建立大蒙古帝国做准备。
－－1962年大量发给土旗“民族补助费”，人均20元。
－－大量印发乌兰夫领袖像，并和毛、马、恩、列、斯像挂在一起。编写《乌兰夫选集》、《乌兰夫言论集》、《乌兰夫领袖歌》。
像挤牙膏一样，第二天乌兰夫交待了他提拔云丽文、云世英等人的内幕，他的新班子也纷纷交待各自的“非法活动”。但是真正使乌兰夫在思想认识上产生飞跃，决心向讨伐者投降是在他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召见之后。
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找乌兰夫谈话。当时在座的还有奎璧（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刘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国家民委付主任）等人。刘少奇和邓小平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们以“以阶级斗争为纲”，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比较而言，刘少奇口气温和，尚有替乌兰夫说话的意思。邓小平则口气凛冽，态度强横，思想更左。下面是这次谈话的某些片断－－
刘少奇： 同志们这次揭发了你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很突然。是你违背了毛
泽东思想，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民
族问题，中央历来是注意的。但不同于你所提出的民族问题。在内
蒙你强调的是地方民族主义。中央强调的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反大汉
族主义，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族问题，不外是地方民族
主义、大民族主义。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都
要肃清。特别是要在干部、党员中肃清。
解放以来，我们历来都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内蒙也是反大汉族主
义。全国都反过地方民族主义。新疆、西藏、宁夏回族自治区都搞
过。差不多都是反过的。你们内蒙就没有搞过？
内蒙应该反地方民族主义，搞民族分裂那是不允许的。应该在几
年内把地方民族主义作重点反一下。……在机关中、干部中不认真
反地方民族主义，一定要犯错误。事实上现在已经犯了错误。搞地
方民族主义，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你是不搞阶级斗争的，特别
是不在蒙族中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 牧区阶级划分问题，内蒙落后于新疆、宁夏、青海、四川、还会
落后于西藏。……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是不巩固，经不起风浪，会
退下来的。你们的纲落后了，什么纲？阶级斗争的纲。你不如赛福
鼎同志，他还站起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你现在走的路是包尔汗的
路，刘格平的路，扎喜的路，达赖、班禅的路上去了。 有这个危
险。你拼命强调地方民族主义，那里是前线，面对苏修、蒙修，不
搞阶级斗争，你把内蒙引向什么方向？你不从这个地方深挖，是极
其危险的。
刘少奇： 在民族问题（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在阶级斗争这两个根
本问题上，乌兰夫同志犯了错误。过分强调民族主义，不能团结汉
族，少数民族也团结不了。因为地方民族主义只能代表百分之五的
人的利益。
到底大汉族主义压迫了你们没有？内蒙现在不是被压迫的，在国
内是平等的。用民族问题代表阶级斗争问题，是资产阶级路线。是
代表蒙古地主、牧主、资产阶级利益，不是代表蒙古工人、农民、
贫苦牧民的利益。
邓小平： 去年下半年以来，正是我们揭苏修揭的很厉害，泽登巴尔进一步
反华时，你们不提反修了，把反修的旗帜降了下来了。
同是老革命家，同是中央级领导，同是一代人。（乌兰夫比刘少奇小八岁，比邓小平小两岁）在刘、邓面前，乌兰夫大气不敢出，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带着满脑袋的疑问，吞下满肚子委屈，违心地做了检查－－
“我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
“我从延安开始就接受了李维汉的思想。”
“我懂得了，这次回去，把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好好整一下，这几年发生了不少叛国案件。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地方民族主义不由自主就冒出来了。”
“这次要好好挖深。”
“检查不深刻再检查。过去思想不清楚。”
乌兰夫决心听刘、邓的话，洗心革面，争取中央宽大处理。而此时此刻的刘、邓还自以为得意－－他们所领导的“工作组正在进行‘反干扰’运动。“北京24所高等学院的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和北京第25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遭到强行解散。”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做着第二次“反右”梦的刘、邓，不知道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白云黄鹤的地方给江青同志写信，决心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不知道毛泽东正在磨刀霍霍，他们自己、以及大批干部和千百万人民群众就要成为鱼肉，被扔到文化大革命的刀俎之上。
经过五天的准备，在7月7日－－-7月10日的区常委扩大会议上，乌兰夫做了更彻底的“交待”－－-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组织上搞了宗派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打起了地方民族主义的旗帜，走上了与党中央、毛主席相反的道路，发展下去必然走到反党叛国的道路上去。他还承认他在人事安排上搞了阴谋，他的贤内助“好名、好势、好权、没改造好。”他建议，党委把他提拔上来的人，包括他的儿子、老婆全部撤掉。与以前和以后的任何一次检查交待一样，这第三次检查照例引起了“同志们的极大愤慨”。王再天要求与乌兰夫“短兵相接”。郭以青（区党委代常委兼宣传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付书记）勒令乌兰夫“缴械投降”。 像跳高运动员一样，乌兰夫每次都以为拼命一跳就能跳过批判者高举的标竿，然而每次他都无功而返，他痛苦地发现，批判者在他起跳前一齐踩上了高跷。
第六阶段（7月12日至23日）的主题词可谓“全面胜利”。这是揭批检查最后一个回合。这一回，乌兰夫豁出去了，拿出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勇气自诬。这是他的第四次检查，检查了七个方面的错误－－
1，错误的性质及其历史根源；
2，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3，在阶级斗争方面的错误；
4，组织路线上的错误；
5，党内民主生活的问题；
6，改正错误的决心和办法；
7，我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造成的罪行。
人们对乌兰夫的上述检查仍旧极为不满，各小组一致认为他在抵赖、在顽抗、在继续耍权术、安钉子，准备反扑。与会者的这种不合常理的极端反应其实是照章办事——以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恐怖为后盾的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成功地改造了党员干部的人性，并且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任何对被批判者的同情、宽大，都是对党的危害。任何对被批判者检查交待的认同，都意味着革命立场的丧失。在这一心理驱使下，人们对乌兰夫的检查“异常气愤”，又向他提出了十个匪夷所思的问题：
1、搞加盟共和国、独立国以及印发《三五宣言》的目的和具体活动。
2、反大汉族主义的真实目的何在？搞了哪些阴谋活动？
3、搞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权术。
4、同高岗、习仲勋、李维汉等反党集团的关系。
5、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华北局的具体活动。
6、1947年至1951年间，为什么允许蒙修情报员留在内蒙古？
7、对以哈丰阿为首的“内人党”这个反动党派，为什么不按反党动派论处？对其骨干分子不做处理，居心何在？
8、为什么长期重用、颂扬旧官僚和民族上层人物？
9、积极推行斯拉夫文字，与蒙修成立“统一名词术语”的43人委员会，是何居心？
10、为什么对区内许多民族分裂案件和叛国案件不做处理？
听着这些连珠炮式的发问，乌兰夫瞠目结舌，更让他无言以对的是全区各地寄来的揭发信和高锦明对他的控告－－乌兰夫想搞大蒙古帝国，想做当代的成吉思汗！到了这种地步，乌兰夫已经十恶不赦，罪恶滔天，不齿于人类了。
7月18、19日，解学恭总结：乌兰夫的错误是全面系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其性质是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其错误的要害是歪曲、篡改、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成体系，积极推行民族分裂主义，妄图建立一个以乌兰夫为首的独立王国，在呼和浩特市已经实现了政变。以李贵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政领导权。改组内蒙古党委办公厅，控制组织部，在人委五大委中安插亲信，搞地下书记处，大体上可以看出以呼市、土旗为点，向包头、伊盟伸手，已经实现了部分政变，现正在继续扩张。 翌日，各组讨论解的讲话，一致拥护。
7月25日，会议结束，四天后，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犯有五大错误：1、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2、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3、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报告给乌兰夫下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从此，乌兰夫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比起他的同志、朋友和同胞们，他要幸运得多，至少，他没有挨过斗，没有受过皮肉之苦。然而，这种不幸中的特权并不能说明当时的中国还有什么民族政策，它是“羁縻”政策的底线。邓小平说的好：“如果拿到群众中去，群众会把你与彭、罗、陆、杨一样看待。”
“绞肉机”再次发动起来，在“阶级斗争”的恶能驱动下，它轰鸣着，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一个又一个牺牲。乌兰夫要揭批胡昭衡，自己却被送进了“绞肉机”。天津组的同仁们并没让乌兰夫失望，他们很快就将胡昭衡送了进去。 准备整人的与准备挨整的在“绞肉机”里结成了难兄难弟。左得可憎的李雪峰认定乌兰夫是反党叛国的总头目，他自己则被江青考证为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在秦城关押了七年。 刘少奇、邓小平刚刚把乌兰夫归入彭、罗、陆、杨一类，自己就成了这一反党叛国集团的总后台。刘少奇成了刘卫潢，死无葬身之地。 邓小平成了一名钳工，因低血糖昏倒在车间里。 我们下面将会看到，那些拼命上纲上线将乌兰夫打倒的内蒙自治区的领导们－－高锦明、王再天、权星垣、郭以青、杨鸿文等人，也都或先或后，无一例外地被抛进了这个“绞肉机”。而将这些人抛进“绞肉机”中的滕海清、吴涛等人也同样逃脱不了被绞杀的命运。
“前门饭店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区党委做出一系列的决定：8月3日经华北局批准，区党委决定改组呼市市委，新市委由巴图巴根（东蒙人）任第一书记，原市委书记，坚决与乌兰夫站在一起的李贵（汉人）被当天的《内蒙古日报》点名批判。
8月4日，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反乌英雄”高锦明、权星垣任正副组长。同时，区党委成立了“四清”领导小组（由王铎任组长，李质、雷代夫任副组长）和生产领导小组（由李质任组长，沈新发任副组长），至此，在“前门饭店会议”上被划入“乌兰夫黑帮集团”的领导干部被全部清除出领导岗位。
8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乌兰夫内蒙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的职务，任命解学恭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树德、康修民为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但是解学恭并未到任。11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乌兰夫内蒙古大学校长的职务，至此，乌兰夫的职务就只剩下了一个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了。1967年1月27日，中央批转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前门饭店会议”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采取的一个重要的防卫性步骤——内蒙古的边境线四千余里，与苏、蒙接壤，呼和浩特距离北京只有六百余公里。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如此重要地区的党政军大权掌握在乌兰夫这种人手中，是毛泽东无法放心的。要发动文革，清算政治对手，毛泽东必须解除后顾之忧。这正是为什么“在全国省、自治区级的第一书记中，乌兰夫是最早被打倒、最早受批判、定性上纲最高的一位。” 事实上，毛泽东早就做了这方面的准备。在“前门饭店会议”召开的前一个半月（1966年4月），华北局常务书记解学恭就受中央之命来到呼和浩特，“找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们征求意见，同许多人谈话，不仅了解情况，收集乌兰夫的材料。还为后来会议上整乌兰夫等人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部署。 也就是说，早在文革发动之前，毛泽东就决定罢黜乌兰夫，以扫清外围，除去肘腋之患。
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16通知》。同时对彭、罗、陆、杨采取组织措施。5月22日华北局召开“前门饭店会议”，5月24日成立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的专案审查委员会。6月1日至6日的前门饭店会议上，解学恭就把矛头指向了乌兰夫。这个时间表清楚地表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乌兰夫是与彭、罗、陆、杨同样危险的、必须最早除掉的人物。尽管“民族分裂主义”和“三反分子”的帽子，华北局直到7月18日才正式给乌兰夫戴上，而实际上，早在会议开始之前，这些帽子就已经在毛泽东手里了。对于毛泽东来说，在这些帽子中，最有价值的、可以大做文章的是“民族分裂主义”。有了这个罪名，就有足够的理由收拾那些跟随乌兰夫的蒙族干部和军人。只要打倒这些主体民族的精英，汉人占多数的内蒙古就会像其它省、区一样顺利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上至刘少奇、邓小平、李雪峰、解学恭、乌兰夫，下至内蒙的百余名各级官员们都不过是文革棋盘上的棋子，毛泽东以高妙的权术驱使着这些“党的忠实工具”，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就“前门饭店会议”而言，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这个表面的胜利不过是一连串失败的第一步。他没有料到，打倒乌兰夫一派、改换内蒙的领导班子会引起内蒙古的强力反弹，以至闹到军人抗命、军区如同闹市的地步。他没有料到“民族分裂主义”的帽子一旦给乌兰夫戴上，极权主义制度就会将其演变成祸国殃民的“挖肃”运动，以至于把中央逼到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的死角。他更没有料到，一个前门饭店会议会暴露出十七年掩盖的全部社会矛盾，内蒙非但没有为北京提供安全，反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库。迫使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得不肢解自治区，将其化整为零，实行“区域变更”。
用当年毛泽东对长征的比喻，不妨说，“前门饭店会议”是“宣言书”，它公开宣布民族自治权利是一纸空文；是“宣传队”，它将极左思潮送进了内蒙的每个角落；是“播种机”，它在一千三百万民众间播下了民族歧视、民族纠纷、民族仇恨、民族反抗的种子；它也是奠基礼，惨绝人寰的“挖肃”运动由此拉开序幕，“三大冤案”由此形成。
这个会议和它的报告距今已40年了，人们要么对它讳莫如深，要么将责任推到康生等人身上。前者的代表是当时的华北局党委第一书记李雪峰。1983年他在一篇文章中闪烁其词地谈到：“我个人经历过十年内乱，深刻体会到左倾错误的危害。文革初期我执行‘左’的政策，伤害了一些同志，我诚心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他执行的是什么政策？是谁制订了这样的政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余此等等，李雪峰统统避而不谈。因为对江青不恭，1971年他被打成林彪集团成员，在铁窗之下度过了整整七年。身受“左”倾之害的李雪峰说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出于“为领袖讳，为党讳”的传统，他隐去了历史的真相。他当然知道，是谁让他召开“前门饭店会议”的，为什么要把乌兰夫打倒。
后者的典型是《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书。尽管该书提供了一些史实，披露了个别内幕，涉及到了内蒙古的民族问题。但是，它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较严肃的文革“纪实文学”。这不仅表现在它对历史表象的热衷——像一般的文革纪实文学一样，把注意力放在高层秘辛、暴力血腥上面；更重要的是，它对历史的轻佻、对理性的逃避。它至少回避、混淆了两个重大问题——第一，内蒙古的民族问题的实质和根源。第二，“内人党”冤案的责任。它没有对乌兰夫在文革前的“右倾主义”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做出应有的评价，它不顾历史的起码逻辑，将康生说成是制造“内人党”冤案的罪魁祸首。事情很清楚，“前门饭店会议”是造成这一冤案的基础。在此会召开时，康生在哪里？刘少奇、邓小平在干什么？谁将乌兰夫与反党叛国、民族分裂挂在一起？谁批准了华北局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批准与“挖肃”运动有什么逻辑关系？余此等等简单而基本的问题，作者都避而不谈。王铎说这本书“是披露内蒙古三大冤案最客观、最真实、最准确的一部书”，王再天说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胡昭衡说它“实事求是分析和总结了‘内人党’大冤案的反面教训。 这类赞许表明，即使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无法逃出极权主义的思想牢笼。以为这类著述能使国人“正视历史、吸取教训” 不过是痴心妄想。
二、首府的动乱----两派之争
当乌兰夫还在北京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交待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已经烧到了阴山南北。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内蒙古的形势如脱缰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破四旧－－打人－－抄家－－大批判等一幕幕悲剧、闹剧在这里上演，成立群众组织－－揪斗工作组－－批判资反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等一连串新生事物在这里出现。内蒙古的首府，蒙语中的“青色之城”－－呼和浩特被红色风暴所席卷，学校、机关、企业、军区先后陷入动乱之中。
学校方面，不谙世事又易受影响的中学生，成了北京红卫兵造反壮举最早的模仿者。中学的老师、领导、出身不好的学生成了第一批牺牲品。区重点中学呼市二中的红卫兵干的最为出色，他们“大搞武斗，大打出手，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法毒打敢于起来造反的革命闯将，致使许多人造成了终生残废。” 该校的红卫兵组织，《东方红红卫兵》成了校文革的主力，其头头成了校文革的负责人。“呼一司”就是带着这种“血染的风采”走上了内蒙的政治舞台。“十六条”下达后，被压抑的师生纷纷造反，《东方红》的头头，区党委书记王铎之子，王纪言在五中发表讲话：“‘十六条’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打破‘十六条’”，不受‘十六条’的约束。” 以“红五类”为主体的“呼一司”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
大学中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内蒙古师范学院。1966年6月3日，内蒙古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师院校园，题目是《评纪之5月18日的动员报告》大字报出自外语系，俄语专业汉语教研室青年教师高树华之手。他指责院党委书记用“三查”（四清的内容之一，查物资、查财务、查浪费）压制文革，批评他仅仅把运动限制在写批判文章范围内。 这张聂元梓式的大字报即是巨石也是分水岭，它引起了师范以至整个首府的震动，保党委和反党委的两派随之产生。纪之是“老运动员”，原任高教司副司长，1959年“反右倾”时被贬到这里，丰富的政治生活经验使他很快也很乖地做了检查。多数学生被他的诚恳、谦逊所感动，报之以长达五分钟的热烈掌声。但这并不起任何作用。两天后（6月7日）以古东、陈觉生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师院，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撤销纪之党委书记的职务。
有毛泽东对聂元梓的赞扬在先，古东对高树华的大字报也只能肯定，但是，一方面，这种泛泛的肯定远远不能满足造反派的要求，另一方面，工作组在《十六条》指导下的矛盾支吾更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古东向何处去？”“陈觉生是何许人？”等大字报很快出现在师院校园。高树华等激进派胆敢反对工作组，自然成了反革命。而多数学生或出于对党的信赖，或出于对1957年“反右”的恐惧，或出于随大流的安全感，纷纷聚集到保卫工作组的“抗大兵团”的旗帜下。少数造反派人少志坚，他们一者有中央撑腰，二者已无路可退，只好拼死一搏。“东方红纵队”从此诞生，高树华也由此步入政治舞台。
其他院校的情况基本相同，在与党委、与工作组、与保守派的对抗中，一批造反组织脱颖而出。一批青年学生，如工学院的王金宝、农牧学院的那顺巴雅尔和师院的高树华一样，都先后登上了他们认为可以驾驭的战车，成为名重一时的领袖人物。
1966年10月29日，“呼和浩特大中专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呼三司）成立。它包括六个大专院校十六个中专中的65个群众组织。其主体是由受压的青年学生组成的造反派。人数不多，但战斗性很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坚决地把矛头指向上级党委，指向“资反路线”和工作组，指向乌兰夫黑帮和社会上的保守派。和首都三司一脉相承，呼三司很快发展成为内蒙古政治舞台上一支能量很大的激进派组织。 与之对立的呼一司，呼二司很快消失在保守派的队伍中。
在工矿企业中与师院遥相呼应的是河西化工机械公司，1966年6月14日，“公司某部王志有、郝玉东、何根泽三同志贴出了运动转向内部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随即某部“广大革命群众集中向三反分子政治部主任ХХХ猛烈开火”……接着人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公司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ХХХ。”公司领导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捣乱，紧急动员各级党委“摸敌情”，“抓重点”。大批群众成了整肃对象。7月6日，工作组进驻后，按照反右时的模式，惩处贴大字报的人。“有的同志竟被扣上二十多顶反动帽子。隔离反省、强迫交待、变相劳改……”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党委、工作组一败涂地，造反派扬眉吐气。1966年10月29日，造反派“踢开筹委会，自己闹革命”，“成立了战斗组织---‘八一八’革命造反团”。 这一组织与呼三司同一天成立，它们的境遇相类，观点一致，其成员以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为主。
与呼三司、河西八一八等造反组织“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的另一个较大的造反派组织出自内蒙党委及其下级单位，名为“内蒙古党委机关红旗总部”。该组织是由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和《实践》编辑部等党委机关的七个战斗队（革命造反战斗队、燎原战斗队等）和内蒙古日报社的六个战斗队联合组成。成立于1966年12月15日，其成员多是党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与呼三司、河西“八一八”相似，这一组织同样是响应中央号召，反对本单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在内蒙文革的政治舞台上，这三个组织构成了造反派的基本阵营。
与此同时，保守派也在聚集人马，比较著名的有三个组织——“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简称“工农兵”）、“内蒙古自治区革命职工红卫军联合会”（简称“红卫军”）。“无产阶级联合总部”（简称“无产者”）、
“工农兵”成立于1966年12月30日，“它是由呼市玉泉区‘荣、复、转、退军人战校’和‘八一’纵队合并而成”。 “‘军人战校’是以王斌、郑福田为首于1966年9月份建立的。成员全是转复军人。他们成立战校的目的一方面是替自己的‘老首长’翻案，另一方面也还有为自己寻找职业出路的打算。” “‘八一’纵队是以白振玉、樊俊智为首于1966年11月份在内蒙古医学院工会小楼里筹建的。” 在这两个组织筹备联合之际，北京传来消息，不准转、复军人成立单独的组织。 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遂“以各机关、工厂、企业和农村的荣、复、转、退军人为基础，并吸收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凑成了一个跨行业的组织。改名为‘工农兵革命委员会’。” 其成员近四万人。其中转、复军人六千余。“工农兵”的基本立场是维护十七年建立的政治信条、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具体表现为保护老干部和紧跟党委。 因此，他们与呼三司等组织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红卫军”于1966年10月酝酿，1967年1月1日成立。这是一个全区性的、包括各行业的联合体。《内蒙古自治区革命职工红卫军联合会组织条例（试行草案）》第三条规定：“（联合会是）是自治区一级组织，下设盟、市、旗（县市）各级组织和基层组织。”第四条第十二款规定：“以盟、市、旗（县市）为单位，建立内蒙古自治区革命职工红卫军ХХХ联合会”。第五条第十七款规定：“凡参加本会的战斗队（组）均为本会的基层组织”。 这一组织的某些领导人似乎并不满足于内蒙的发展，据造反派的宣传小册子披露，其下层组织——动力机厂的红卫军与上海的赤卫队、北京的捍卫团、东北三省的保皇势力的关系密切，并与后两者“共同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组织‘无产阶级造反总部’”，“该厂（动力机厂——引者）的“张旭东负责撰写了《宣言》，但未发表。” 据同一消息来源称，这一组织还“于1967年初集体加入了‘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其战士填写了红卫军入伍登记表。”“‘国际红卫军’的负责人赵国江经常出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
这一组织在成立前后得到了内蒙政治上层的支持，据称，“红卫军”刻制的两枚公章，是王逸伦批准的。 王逸伦还参加了红卫军于1966年12月22日举行的筹备常委会，对其成立“表示大力支持”。 “公开出面支持‘红卫军’的还有自治区书记处书记刘景平、自治区副主席张鹏图、自治区人委秘书长鲁志浩、内蒙总工会主席蒋毅和内蒙古党委组织部付部长苏雷等。” 其领导人为张三林，当时二十九岁，是“呼市橡胶厂技术员（以工代干）。”
“无产者”二万余人，其中机关干部两千多，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一万二千余，手工业工人四千，郊区农民三千，头头是张启生。其成员中96％是工人，4％是干部，呼市市内的加入者三万五千余人。呼市地区（包括郊区和托克托县）号称有22万之众。这三个组织成员众多，势力强大，在内蒙军区和区党委中的保守派的支持下，组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保守派营垒。
与中央和社会上的情况相一致，区党委和军区内部也分成了两派－－激进派和保守派。区党委中的激进派是高锦明、权星垣一类的“反乌英雄”。他们大多是从六十年代初就抵制乌兰夫，“前门饭店会议”上又大揭大批乌兰夫的左倾激进分子。保守派由一大批对运动不甚理解的中、高级干部组成，群龙之首是内蒙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铎和王逸伦。这些人与奉行极左路线的激进派比起来显得保守，但用正常的眼光来看，这些保守派也左得很——他们并不反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并不反对把乌兰夫打成民族分裂主义、“三反分子”。他们反对的是犯上作乱，是破坏现存秩序，是动摇官僚体制。总之，他们要保卫十七年极权统治形成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
显而易见，这两派的分歧并不在于反乌还是保乌，而在于如何对待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激进派要贯彻毛的路线，扶助造反派，使之为自己扫除通往权力道路上的障碍。因此他们势必要顺应造反派的要求，把“打倒一切”视做革命的主要内容。保守派则因为造反派的无法无天而威风扫地，甚至被揪、被斗、被抄、被打。因此，他们迫切希望约束、制裁那些犯上作乱的暴民，他们梦寐以求的是重演1957年“引蛇出洞”的“大阳谋”。概言之，毛泽东是干部队伍中极左激进派的后台，是群众造反组织的总司令。他要革体制的命；刘、邓则是次左，他们是保守派的黑后台，要革“右派”的命。地方党内的保守派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骨干力量。
有必要介绍一下保守派王逸伦和王铎。王逸伦是乌兰夫的老搭档，三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进入内蒙古的领导班子，时任内蒙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 王铎与乌兰夫是延安时代的老战友，四十年代初，乌兰夫在延安民族学院任教育处长时，他是副处长。建区后，他担任党委书记处书记，负责组织工作，区内许多干部都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 这两个人之所以没被打成乌兰夫黑线上的人物，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都是汉族，第二，他们各有保身的招术----王逸伦一直养病，未参加“前门饭店会议”。王铎虽然参加了会议，又有与乌兰夫“相对而泣”的“严重错误”，但他做了深刻检查，得到了中央的谅解。第三，他们都不是乌兰夫“新班子”中的人，而是老资格的领导干部。在内蒙树大根深，德高望重，中央还要依靠他们支撑局面。
问题是，矛盾百出的局面，使他们无法支撑下去，比如，为了控制运动发展，王铎不得不一再强调“加强领导，恢复党组织”，“对干部要区别对待”。为了避免意外，他还不得不派人将内蒙古大学校长于北辰保护起来——此时，这位校长已经被高锦明等极左派借助学生的力量打倒在地。
这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了“呼三司”、“8?18兵团”等造反组织的猛烈攻击，“压制群众，包庇走资派”的罪名轻而易举地扣到了王铎等人的头上。而与造反派势不两立的“红卫军”、“工农兵”等保守组织立即驳斥造反派，指控他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高锦明、权星垣等反乌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他们的黑后台。共同的观点和共同的利益使王铎、王逸伦为首的党委保守派与社会上的保守组织结成神圣同盟，而高锦明、权星垣党委激进派则与社会上的造反派情同手足。保守派人多势众，掌握实权，但不占天时。造反派人少力单，尚无实权，但顺天应运。
军队的文革比地方慢半拍，1966年5月25日总政治部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军队开展文革的问题。此后总政多次指示：“总的步骤是先搞正面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发动群众对重点单位重点人物进行充分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彻底批判。”同时规定，连队和师以下的作战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确定师以上机关可以贴大字报、开批判会，但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会、声讨会。因为当时内蒙古军区的最高领导人乌兰夫、吴涛都在北京开会，所以日常工作由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副政委刘昌、参谋长王良太、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等人负责。军队是保守势力的大本营，内蒙军区亦不例外，这就注定这里的斗争要比社会上激烈、复杂得多。内蒙古军区的两派斗争是由两条并行的线索构成的，一条是上层之间的争斗，一条是上与下、群众与领导间的较量。
在“前门饭店会议”上立了功的吴涛回到呼市之后，面对的局面比高锦明等人要险恶得多。他当时虽然深得中央信任，是内蒙军区的最高领导，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处境异常尴尬－－一方面，他的同僚们并不买他揭批乌兰夫的英雄账。中央树起的“反乌英雄”，在地方上遇到的几乎全是冷眼。另一方面，作为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他必须按总政指示办事，这就要求他把刺向乌兰夫的长矛再刺向军区内的干部群众。
对于掌管军区日常工作的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等人来说，在军区高层领导之中，吴涛是乌兰夫之外最具备被打倒资格的人----第一，根据中央的精神，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涛是军区政委、第一副书记、副司令员，属当权派无疑。他跟乌兰夫一样“养尊处优，高高在上，脱离实际”。 这不是走资派又是什么？第二，从现行上看，吴涛是内蒙军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幕后人物。 “他退居幕后出坏点子，把我们这些人推到第一线，得罪群众，狡猾透顶了。” 第三，从历史上看，吴涛与乌兰夫关系非同寻常。“吴涛和乌兰夫早就认识，跟乌很紧，对乌兰夫有言必听，有令必从。” “他传达乌兰夫的指示比传达中央的快”。 而“乌兰夫对吴涛是信得过的，乌兰夫准备提吴涛当区党委书记。” “提云成烈副参谋长，是ХХХ和吴涛提的。” 因此，他们有理由相信吴涛是乌兰夫黑线上的人物。也有理由怀疑这位“反乌英雄”的真实性。第四，乌兰夫的要害是民族分裂，搞民族分裂只能是少数民族。吴涛不但是蒙族，而且是东部蒙族，东部蒙族搞分裂是有传统的。吴涛虽然没有像乌兰夫那样明目张胆地宣传《三五宣言》，但他“反汉排老”， 也“是吃民族主义的饭”。 这种危险人物，凭什么还在军区担任最高职务？还领导文革？据此，黄厚、王良太、刘昌和张德贵等人对军委、华北局、总政“保护吴涛过关”的指示置若妄闻， 决定要把吴“交给群众处理”。
历次运动教育出来的思维模式、大汉族主义情绪、对上峰的意图不明和引火向上以图自保的心理，使黄厚、刘昌、王良太和张德贵等军区领导不约而同地把吴涛当成了漏网的走资派、暗藏的民族分裂分子、乌兰夫黑帮。至于军区内的一般干部和群众，也都按照同样的思维方式估价吴涛，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军区上下都认为非打倒吴涛不可。1966年7、8月间，军区大院出现了揭发吴涛的大字报，为了防止吴涛被打成乌兰夫黑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华北局、区党委多次指示内蒙军区：“吴涛是个好同志，不要把吴涛打成黑帮，他不是乌兰夫的人，他在华北局揭发乌兰夫是积极的。”然而，怀疑一切的社会风气，几乎把这些指示变成了耳旁风，在极左的政治逻辑的推动下，批吴的调门反而越来越高，到了1967年1月，吴涛头上的帽子已经比他扣在乌兰夫头上的大的多，也多的多了，军区领导们对吴涛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吴涛与区党委的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等反乌派沆瀣一气，支持呼三司等造反组织，是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
－－吴涛是操纵社会上的造反派攻击老干部的幕后策划者。
－－吴涛与呼三司等造反组织的黑后台。
没多久，领导们的看法就成了军区大多数群众、干部的共识。就这样，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吴涛成了众矢之的。1967年1月19日，训练部召开了有32个单位的战斗队参加的会议，会议认定，吴涛是乌兰夫黑线上的人，是乌兰夫埋在军区的一颗定时炸弹。 1月20日晚，训练部又召开了更大规模的会，研究了批吴涛大会的主席团构成、日程安排、大会宣言、对吴涛的四条勒令等事宜。
1月23日批吴涛大会召开，黄厚等人主持会议，吴涛的军装被剥下，弯腰、“喷气式”、挂牌子。大会宣布：吴是“三反”分子，停止一切工作，每隔三天交一份检查，群众要批斗时必须随叫随到。会议结束时，还给吴涛及其陪斗者照了“百丑图”的相。 此后，军区连续召开批斗吴涛大会。1月26日，人们在办公室又对吴进行了“只要死不了就行”的审讯和逼供，抽嘴巴、踢肚子、跪横木。吴涛腿上有一颗未取出来的子弹，跪了三个小时之后，手腿皆肿，汗如雨下，几乎爬不起来。会后，怕他逃跑、自杀或被人劫持，把他反扣在宿舍里，夜里不关灯，派战士严密看守。
然而，作为军区内部激进派的代表，吴涛并不孤立----“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他的坚强后盾，军区内部的“红色造反团”是他的群众基础。前者虽然远在北京，但威力无比，无法抗拒。后者虽然人少力单，但顺应天时，代表着运动的大方向。随着文革的深入，双方的力量发生了逆转。在吴涛跪横木的六个月后，黄、王、刘、张代表的军区保守势力土崩瓦解，吴涛和他的支持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内蒙军区两派纷争的另一条线索是领导与群众之间的争斗。文革开始的时候，吴涛正在军区挨整，黄、王、刘、张是实际领导人。按照上峰指示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思路，在文革初起时压制群众，不准写大字报，到了1966年10月，又提出了“‘火烧三种人’的计划，从此，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般参谋也被‘炮轰’、‘火烧’。” 11月中，王良太又搞了一个“自我教育计划”，在“司令部的‘自我教育’中，有的部选了‘重点人’，有的部搞了人人过关，当时有57名参谋和37名科长做了重点检查。对其中有些人整理了黑材料。”
这种矛头向下，人人过关的搞法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从1966年8月开始，抗争性的大字报就不断出现。8月3日，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部分群众冲击了军区党委召开的支部书记和二级部长会议，要求揭批某些支书、部长的问题。这件事被打成“8?3事件”。军区领导派人整这些人的黑材料，打算秋后算账。 1966年10月，《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军区文工团、卫校、报社等单位成立了与呼三司相呼应的造反派组织，军区文工团的《红色造反团》首当其冲，与之对立的保守派组织是“军区联合行动委员会”。尽管造反派势单力薄，仅占军区总人数的3%，但是他们仍然无所畏惧地举起了反对军区掌权派的大旗。
文革后，呼三司的领袖高树华痛心地承认：“我们其实是毛泽东的工具。”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老红卫兵和保守派又何尝不是毛泽东的工具！可以说，凡是投身文革的人，或多或少都具有工具的性质。林彪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工具，江青承认：“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我不过是一个卒子。”“是毛泽东的一条狗。” 尽管同为工具，造反派与老红卫兵、保守派的命运大不相同。内蒙的造反派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分化，对内蒙古革委会开展的挖肃运动略表怀疑者，被造反组织清洗出去，成了右倾翻案分子。那些没有被清洗的造反派头头，在文革后则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被定为“三种人”。而呼一司为代表的老红卫兵则成了“第三梯队”的后选人。 保守派组织在文革后得到了平反昭雪，其头头成了反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英雄。造反派、老红卫兵、保守派的不同命运，表明了以邓小平为首的后极权主义力图通过恢复十七年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以“重新建立专制体制的合法性”的努力。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中，官方媒体对十七年的革命成就的大力肯定和广泛宣传，对文革的革命对象——“十七年黑线”的不遗余力的批判的原因就在这里。
鲁迅将中国的历史分成两个时代，一个是“没有做成奴隶的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文革时期则是一个轮流做奴隶的时代。
附录
刘少奇、邓小平同乌兰夫的谈话记录*
（1966年7月2日）
刘少奇：今天谈谈乌兰夫同志的问题。看了华北局工作会议的简报，上面反映的都是些重要问题。今天同乌兰夫同志正式谈谈。乌兰夫同志同我们很熟了，是很老的同志。中央的各种会议你大都参加了，中央的方针你都知道。内蒙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些，当然并不知道那样多，情况不十分清楚。比较起来，几个自治区，对内蒙情况了解的多些。
邓小平：对生产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多一些，对阶级斗争情况知道得少一些。
刘少奇：中央对你是信任的，你也知道。培养你，让你参加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担负了重要职务，让你当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邓小平：还有民委主任。
刘少奇：同志们这次揭发了你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很突然。是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民族问题，中央历来是注意的。但不同于你所提出的民族问题。在内蒙，你强调的是地方民族主义。中央强调的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反大汉族主义，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族问题，不外是地方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都要肃清，特别是要在干部、党员中肃清。解放以来，我们历来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内蒙也是反大汉族主义。全国都反过地方民族主义。新疆、西藏、宁夏回族自治区都搞过，差不多都是反过的，你们内蒙就没有搞过？这些，乌兰夫同志都是知道的。
邓小平：在朝鲜族中也反对过。
刘少奇：在全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批判过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并不比大汉族主义好一些。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是压迫阶级、剥削者；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没有搞民族主义的必要。剥削阶级首先剥削本民族的劳动者，汉族、蒙族都是这样的。搞地方民族主义就是代表牧主、富牧利益的。如果不想剥削，搞民族主义干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全世界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不分民族，不分国家。这样可不可以？可以。马克思这个口号，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基础上是能团结起来的。不是搞民族主义，而是在反对压迫、剥削的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阶级斗争是共同的，只要那个国家有剥削阶级，就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地方，压迫者、剥削者总是少数，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多数。所以，毛主席提出是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一边。这是每个共产党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根本立场问题。内蒙古也有压迫者、剥削者，他们首先是压迫、剥削本民族，凡是能剥削的都剥削。大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剥削本民族也剥削别人。这是共同的。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就是反对压迫者、剥削者。内蒙古就是被压迫者团结起来，靠共产主义吃饭，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靠民族主义吃饭。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不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内蒙古的阶级斗争，就没有团结的基础。我们看了你们《实践》的元旦社论，说什么“三个基础”。政治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化。还搞什么其它“三个基础”？“三个基础”不通，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是共同的，难道内蒙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吗？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阶级斗争， 也有新旧斗争，新旧斗争了也包含有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总是赞成旧的，站在旧的方面，提“三个基础”就把方向、阶级模糊起来了，什么也没有说清楚。我们多年来反大汉族主义，现在有还要反，要在干部中进行教育，注意不犯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内蒙应该反地方民族主义，搞民族分裂那是不允许的。应该在几年内把地方民族主义作重点反一下。对蒙族人民、蒙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有好处。地方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不反，就害了他们。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要吃共产主义的饭。搞民族主义有什么饭可吃？吃民族主义饭就站到百分之五那一边去了。汉族中有民族主义，也要注意。 在机关中、干部中不认真反地方民族主义，一定要犯错误，事实上现在已经犯了错误。搞地方民族主义，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你是不搞阶级斗争的，特别是不在蒙族中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牧区阶级划分问题，内蒙落后于新疆、宁夏、青海、四川，还会落后于西藏。民族地区，除壮族外，不是你们先进！内蒙条件好，有牧区，有森林，还有包钢。不要以为对国家支援就满足了，认为生产上去了，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是不巩固，经不起风浪，会退下来的。你们的纲落后了。什么纲？阶级斗争的纲。你不如赛福鼎同志，他还站起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你现在走的路是包尔汗的路，刘格平的路，扎喜的路，搞独立王国。再走，就走到达赖、班禅的路上去了。有这个危险，你拼命强调地方民族主义，你那里是前线，面对苏修、蒙修，不搞阶级斗争，你要把内蒙引向什么方向？你不从这个地方深挖，是极其危险的。
刘少奇：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在刚解放后的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新疆那时也没有划。不是没有阶级，不是不要划。到社会主义阶段，就应该划阶级，新疆在土改后就开始划了阶级，有牧主、富牧……。王震同志一到新疆就要划，那当然早些。新疆也是依靠贫苦牧民搞清四清，你们一直没有搞牧区阶级斗争是不对的。 牧区并不是不划阶级，不搞阶级斗争，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要划阶级。
邓小平：新疆划了，青海划了。搞公社时牧区划不划阶级，你的态度是不明朗的。 民委有两派，一派主张划，一派不主张划。你是不主张划的。你的理由是不划阶级也发展了生产。 直到去年你还是强调不分、不划阶级能发展生产。其它自治区划了阶级，生产不是更可以发展了吗？划了阶级管的不是更长吗？ 有的牧主坐上飞机到处逛，钱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剥削来的！老党员乌兰夫变成了牧主、富牧的代表，你是代表资产阶级的， 站在蒙古族百分之五的人一边，没有站在蒙古族百分之九十五一边，立场错了！
刘少奇：新疆牧主有一部分到城市，一部分在牧区。他们捣乱有办法对付。采取赎买政策，给牧主一点定息。赎买，如果他杀了牲畜，或者叛变了，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
邓小平：牧区不建立贫苦牧民专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永远是个课题。不要以为生产发展了就掩盖了阶级斗争。
刘少奇：生产发展不能掩盖阶级斗争，相反要引起阶级斗争。任何制度都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可以使生产迅速发展，大大发展。在民族问题（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在阶级斗争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乌兰夫同志犯了错误。四清是搞阶级斗争的，是搞社会主义的。本来各族劳动人民可以在四清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你把四清也搞成民族问题，偷梁换柱， 把四清性质和重点根本改变了，是根本错误的。过分强调民族主义，不能团结汉族，少数民族也团结不了。因为地方民族主义只能代表百分之五的人的利益。民族问题，在一定时期有革命性，因为有民族压迫。民族遭到侵略，例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时候要团结本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人走了，蒋介石打我们，阶级矛盾就突出了。当时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不明显，突出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如果自己本民族不是受压迫，而是侵略别人，煽动起来赞成他，那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是利用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如德国、日本，终究必然失败。如果本民族不是受压迫不是去煽动侵略别国，内部矛盾就要暴露出来。到底大汉族主义压迫了你们没有？内蒙现在不是被压迫的，在国内是平等的。成吉思汗时代对外侵略，那时俄罗斯还是部落社会，成吉思汗可以横行一下，但不久就完了。现在即使是希特勒、 日本那样的民族主义也不行。没有希望。内蒙也不可能。现在你保卫民族，没有什么人去侵略压迫你们。小的缺点是有的，批评、改正就算了。有大民族主义，中央历来是批评的。用民族问题代替阶级斗争问题，是资产阶级路线， 是代表蒙古民主、牧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是代表蒙古工人、农民、贫苦牧民的利益。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你说阶级问题实质是民族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立场，根本错了。反修斗争过去内蒙提出的早，你说搞得还好，中央还通报了。
邓小平：去年下半年以来，正是我们揭苏修揭的很厉害，泽登巴尔进一步反华时，你们不提反修了，把反修的旗帜降下来了。
刘少奇：新疆要驳苏电台，内蒙电台不反驳外蒙电台。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思想，地富思想。外蒙对我们广播宣传修正主义，我们也要反广播。揭露外蒙修正主义。最近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一个地方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中央是马列主义、搞社会主义，地方就不能造反。强调反大汉族主义，不反修。不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对四清，不搞阶级斗争。所谓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就不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你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毛主席的民族观是什么？就是国际主义的民族观，共产主义的民族观，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观，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联合起来的民族观。不是大汉族主义观，不是地方民族主义观。你自己在那里篡改歪曲毛主席思想，强调踏出自己的路来。是什么路？自马列主义以来，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的路，就是世界上各民族独立平等互助的路，就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路。
乌兰夫：我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
刘少奇：不是偶然的。
邓小平：时间很长了。
乌兰夫：在筹备纪念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这个时期就冒出来了。
刘少奇：过去没有这样批评过你，批评也许好些。
邓小平：不是去年起，还早。你长期思想是右倾，站在李维汉一边。一九五三年就开始了。一九五五年平叛，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平叛，你都是右倾的。但中央一讲话，你就把话插开好，似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了中央的观点。 其实，你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你同李维汉是一致的。如文字问题，用什么字母，你主张用俄文字，俄文词汇。你说同外蒙把语言文字一致起来是为了影响他们。一九五０年我们就觉得刘格平思想不对头，一九五三年就觉得你也有些不对头。你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能从筹备“二十周年”算起。如果你要说是从筹备“二十周年”开始的，你就根本接触不到问题的本质。
刘少奇：一九三五年《宣言》，当时是有革命作用的，是反蒋反日的。察、绥已经特殊化，外蒙性质也不同。你的民族主义是相当系统的。
乌兰夫：我从延安开始就接受了李维汉的思想。
邓小平：是啊，没有根，一下子是钻不出来的。
康 生：你是要把内蒙人民引到何处去？ 不仅在政治上， 思想上搞你的一套，而且在组织上有布置。你是打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旗帜，还是打乌兰夫、民族主义的旗帜？
邓小平：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刘格平打自己的旗帜，你懂得我是有所指吗？
乌兰夫：我懂得了。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检查时，戴了几顶帽子。大家不满意。这次回去，把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好好整一下。这几年发生了不少叛国案件。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地方民族主义不由自主就冒出来了。
刘少奇：为什么出那么多案件？就是要搞剥削、搞特殊。
乌兰夫：这次要好好挖深。
康 生：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你的思想根深蒂固，又急于打自己的旗帜。
邓小平：这次你已经被动了。要你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想你会得到启发，但你只讲了五分钟的话，那么浮浅。性质相当严重了。你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未作交待，未作检查，很不主动。在华北局会议上你又躲躲闪闪，不接触实质问题，越来越被动。
刘少奇：你在中央会议上不采取主动。那是很好的机会。我们都作了自我批评，而你没有。如有，可以替你说话。华北局会议上有一篇好的讲话，也较主动。
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雪峰同志找你谈过两次，谈的相当深。现在不能不采取更多一些人来过问。现在是在一百四十多人中，如果拿到群众中去，群众会把你与彭、罗、陆、杨一样看待。你的组织活动相当多，不是一般政治思想问题，而是打出自己的旗帜。这多危险！中国只有毛主席一面旗帜。杨静仁不搞民族特殊，刘格平打了自己的旗帜。赛福鼎比你共产主义多，他站起来做了一个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报告，主动了。你在组织上做了活动。有相当 一批力量。现在还有那么些人，要打你的旗帜。“打游击也干。” 你们还能打起来？！你搞代常委，呼市夺权，包头市也要夺权。夺谁的权？你的夫人搞的什么事？你那家乡搞的什么事？相当惊人啊！这些事出在别人身上不奇怪，出在乌兰夫同志身上很奇怪，今天向你交底。
刘少奇：在同志中间玩小名堂，耍手腕，搞两面派，干部如何看你？你丧失威信了。
邓小平：再不能搞地下活动了。再搞，搬出来。越搞越糟。老同志嘛，要说老实话。
康 生：不讲老实话，就要身败名裂。
乌兰夫：检查不深刻再检查，过去思想不清楚。
刘少奇：为什么不清楚？是资产阶级利益迷了你的窍！对形势估计不对，对中央也估计得不对。我们信任你，但你搞这么一套，中央要批判。一个时候，总有那么几个人，一捧就昏头昏脑转向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问题是站在那一边，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一边，不仅可以在内蒙，而且还可以做全国工作。你的屁股是坐在少数人的一边。中央对你的认识并不坏，当然也不认为你那样坚强。你不应当只看内蒙，共产党人不看全世界怎么行！没有全国的解放，哪有你内蒙古的解放？！ 怎么可以把功劳记在你自己的账上。哪里有这个道理！干这些事，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搞不清楚，我们感到奇怪。雪峰同志两年前向中央谈了你的问题，也向你谈了，那时没有那么注意。今天向你坦白地谈一次。三干会你应该自我批评，谁知你现在又反三干会。现在改还可以，来得及。
邓小平：积累那么大一堆问题，相当恶劣了。你要很快转过来。要革命，要下决心，要知道这是相当疼的。
刘少奇：现在改还可以，来得及。小团体，小集团要立即解散。你要训斥那些人一顿。向他们说，过去我害了你们，你们也害了我。批评那些打着你的旗帜的人。政治上要彻底检讨。说明阶级根源，代表谁的利益。组织上要采取痛快手段，要有几手。就这样人家还要看。不采取彻底办法，人家不相信。彻底了，人家还要看。要搞痛快的。敢和错误决裂。昭盟副参谋长云成烈的活动，要立即处理。
乌兰夫：代常委已经解散了…。
邓小平：你这个态度不行的，不深挖不行！要搞得疼一点，不要像彭真那样，也不要像蒋南翔那样。
刘少奇：凡是打你的旗帜的人，不是好的，别有用意。
邓小平：奎璧同志你也帮一帮，老同志嘛。
刘少奇：要走在阶级斗争前边，走在反地方民族主义、反修正主义前边，组织上立即采取措施，训斥那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真正认真改正错误。就这样人家还要看。
邓小平：一百多人在此，多开几天会，让同志们帮助帮助。把问题解决了。当然，你必须下决心，关键在你。×××、奎璧、刘春同志可以帮助一下。
* 此文原载内蒙古党委机关红旗联合总部1967年8月编印的《文革资料》（2）
注释：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
《1966年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同乌兰夫的谈话》见本章附录。
同上。
同上。
见图们 祝东力著《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一章第三节。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年12月。
《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揪斗乌兰夫大事记》，载《文革资料》（25），内蒙古党委机关红旗联合总部编印，1967年10月。
这里所说的“所有的讲话记录”是指“1965年9月以后”的。出处同上。
浩帆随后即以自治区办公厅的名义发出《关于收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并于6月6日“收回他就职以来，以内蒙古党委名义发的所有关民族工作的文件。”出处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在6月4日下午的中型会议上，乌兰夫提出：“究竟革命矛头指向那里，这个问题要弄清楚，否则就要发生毛病。”“5日晚，他到赵军同志房间说：你要求印发三五宣言那个条子还我那儿。”“当天还将条拿给高万宝扎布、郭以青同志看。” 出处同上。
持此观点的还有李文精、阎耀先、李丰等人。出处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6月25日，会议印发了权星垣揭露刘景平、王铎与乌兰夫相对而哭的材料。出处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腾和采访记录。
同上。参见图们 祝东力著《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17－1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年12月。
腾和采访记录。
图们 祝东力著《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1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年12月。
同上。
《1966年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同乌兰夫的谈话》见本章附录。
《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揪斗乌兰夫大事记》，载《文革资料》（25），内蒙古党委机关红旗联合总部编印，1967年10月。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全文见本章附录。
同上。
《文革大事记》第123页。赵无眠编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6年10月。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引自《“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5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王年一选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25〉）1988年10月。
《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揪斗乌兰夫大事记》，载《文革资料》（25），内蒙古党委机关红旗联合总部编印，1967年10月。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1966年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同乌兰夫的谈话》见本章附录。
图们、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第1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年12月。
李雪峰《要记取“左”倾危害的教训》1983年6月9日《人民日报》
《文革大事记》第268页。赵无眠编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6年10月。
同上，第273页。
图们、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第2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年12月。
同上，第9页。
李雪峰《要记取“左”倾危害的教训》1983年6月9日《人民日报》
这是原内蒙党委常务书记、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组长王铎，原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常务副主席，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昭衡1994年8月至9月间为该书的题辞。见该书扉页。
王铎认为该书：“对正视历史，吸取教训大有裨益”。出处同上。
呼和浩特第三司令部：《让历史给王逸伦以无情的审判》，载1967年9月6日《呼三司》报。关于在呼二中大搞武斗的领导者有两种说法，一是上述呼三司报中提到的王逸伦的儿子王建华。一是王铎的儿子王纪言。后者的出处见《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铎》，载《文革资料》（9）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斗批王铎专案组，内蒙党委机关红旗联合总部 合编，1967年8月。究系何人，待考。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铎》，载《文革资料》（9）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斗批王铎专案组，内蒙党委机关红旗联合总部 合编。1967年8月。
高树华采访记录。
高树华采访记录，刘文研采访记录。
同上。
《迎着革命的暴风雨战斗成长-----呼和浩特市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呼三司）斗争简史》，载1967年6月29日《红色战士》。这里提到的呼三司由“65个群众组织”组成，这个数字在三个多月变成了58个。见《内蒙古呼三司红卫兵第一届会公告》，载1967年10月11日《内蒙古日报》。
《高歌猛进战旗红-----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八一八”革命造反团斗争简史》，载1967年8月9日《红色战士》。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胜利前进---内蒙古党委机关“红旗总部”斗争史简介》，载1967年7月13日《红色战士》。在这一组织看来，内蒙党委最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党委机关文革筹委会的某些领导”，他们的根据是，文革筹委会的某些领导认为，内蒙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铎在1966年10月7日所做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彻底斗倒、斗垮、斗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报告“好得很”，而“党委机关宣传部、组织部和《实践》编辑部的一些革命同志感到王铎的报告错误严重”，是“黑报告”，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由于持此不同观点，这些革命同志受到文革筹委会的压迫，迫使他们冲出机关，到社会上寻找支持。在与师院“东纵”等造反组织联系后，他们回到党委贴出了反对王铎的大字报，“打破了党委机关冷冷清清的局面”，并于1966年11月底“砸烂了内蒙党委机关文革筹委会”。
《“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是什么货色》，载《揭开保守组织的内幕》（辟谣选编之二）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1967年7月1日。
出处同上。《“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是什么货色》一文的作者对王斌和郑福田做了如下介绍：“王斌，‘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发起人之一，重要头目。地主出身，现为玉泉区长胜街党支书。1942年参军，1958年复员，1959年调任民政局社会福利救济院，代理第一院长，在职期间，专横跋扈，排挤打击其它干部，贪污腐化，无恶不作。”“郑福田，‘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发起人之一，幕后要员。郑为转业军人，地主出身，原在土旗晋剧团任伙食管理员。由于贪污和乱搞男女关系，由63年经上级批准开除公职。”
出处同上。《“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是什么货色》一文的作者对白振玉和樊俊智做了如下介绍：“白振玉：‘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蒙族。现内蒙医学院六二级政治指导员，56年从部队转业，五七年调到医学院。曾任医学院行政科长，基础部党总支付书记’团委付书记等职。白平时表现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严重。在三年困难时期，借抓职工生活为名，去武川等地私买山药。”“樊俊智”‘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司令兼组织部长。现为呼市人民银行行政保卫干事……樊在部队时曾给黄厚当过警卫员。”
1966年12月1日，南京军区党委紧急呈电请示中央军委，提出三条意见：“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二、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毛泽东、林彪同意，“批示通报全国同样照办”。中央军委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委转发了南京军区的三条意见。见《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1966年12月3日），载王年一选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181页。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
《“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是什么货色》，载《揭开保守组织的内幕》（辟谣选编之二）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1967年7月1日。
这一点仅从造反派揭露的“工农兵”领导人的部分“反动”言论即可看出：“现在这么多老干部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真不象话。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还揪出了乌兰夫，他们是革命的，有错误应该帮助，不应该批斗……我们看到好好的老首长被批斗很难过，现在只有我们出来替他们说话。”“内蒙党委是革命的，有些组织揪住内蒙党委不放是不对的。”“现在党委不同意咱们，是不了解咱们要干什么，成立以后，我们的行动一定会让内蒙党委满意的。” 出处同上。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职工红卫军究竟是个什么组织》，载《揭开保守组织的内幕》（辟谣选编之二）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1967年7月1日。
出处同上。
出处同上。
出处同上。这两枚公章是1966年12月15日刻的，一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一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命职工联合会”。
出处同上。
出处同上。
出处同上。《内蒙古自治区革命职工红卫军究竟是个什么组织》一文的作者对张三林的介绍如下：“因没有考上高中（在校思想一贯反动），所以对党和人民怀着刻骨的仇恨，于57年组织了一些反动学生和不明真相的学生，在内蒙古大青山搞反革命组织活动，妄想推翻无产阶级政权。曾在大青山开过数次会议，并任反革命集团文体部长。后经公安局发现一网打尽。他的同伙被公安局依法惩办，因他在公安局有个人关系给了他宽大教育。张三林的岳父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至今还在受人民管制（四类分子），张三林58年到呼市橡胶厂学徒，但他的反革命本性没改，工作中挑肥拣瘦，溜须拍马，后认橡胶厂厂长谢子华为干老子。横行霸道，为他的干老子招降纳叛，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久就由一个徒工刚提起的技工提升为技术人员，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怕革命群众把他干老子揪出来，还妄想升官发财，因此到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在厂内大搞人人过关，不论是什么当权派，或是群众，乱打乱轰，把斗争的矛头，一直是指向革命群众。在生活方面更是无耻，人称跳舞专家，在厂内玩弄女性，乱搞男女关系。”
《彻底砸烂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王朝》，载《文革资料》（13），内蒙古党委机关红旗联合总部编印，1967年9月。又见 呼和浩特第三司令部：《让历史给王逸伦以无情的审判》，载1967年9月6日《红色战士》。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铎》，载《文革资料》（9），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斗批改王铎专案组、内蒙古党委机关红旗联合总部合编，1967年8月。
同上。
这是王良太在1966年7月中旬召开的军区二级部长会议上说的话。原话是：“吴涛是个典型的ХХХ式的人物（ХХХ即指乌兰夫---引者），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脱离实际。”见《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王ХХ反党活动的大事记》，载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
刘昌在1967年1月9日晚在政治部全体人员会议上，就明确地把吴涛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认为吴涛在1966年8月1日的讲话是“不相信群众”的证据。见1967年9月25日《红色战士》。1967年1月中旬，张德贵在政治部文革办公室回答“谁是内蒙军区刘、邓资反路线的代表人物”的提问时，说：“内蒙军区的文化大革命是在军区党委领导下，吴涛是第一副书记，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是在吴涛手里，当然这个代表人物是吴涛了。”见《道貌岸然的魔鬼----张ХХ反党活动的大事记》，载1967年7月22日《红色战士》。
这是刘昌在1967年1月18、19、20日贴出的揭发吴涛的大字报中的内容。见《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 密谋策划资本主义复辟-----反党集团头目刘Х反党罪行》，载1967年9月25日《红色战士》。
出处同上。
这是王良太在1966年8月5日在内蒙军区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的话。见《反党篡军的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头目王ХХ反党罪行》，载1967年9月26日《红色战士》。
这是张德贵在1967年1月21日在军区小礼堂对政治部全体干部说的话。见《道貌岸然的魔鬼----张ХХ反党活动的大事记》，载1967年7月22日《红色战士》。
这是王良太在内蒙军区司令部党委会上说的话。文中的ХХХ指的是乌兰夫。因当时中央不准在报上公开点乌兰夫的名，因此内蒙大小报纸皆以ХХХ指代。见《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王ХХ反党活动的大事记》，载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
这是黄厚、王良太等人对吴涛的评价。总政治部检查组辛国治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说吴涛同志‘反汉排老’，这也是不对的。他没有‘反汉’，没有搞民族分裂主义。总政治部是清楚的。吴涛同志三番五次去总政治部要干部，要了四千多汉族干部到内蒙来，这怎么是‘反汉’呢？关于‘排老’的问题，许多老干部退休，这是自然现象，任何一个干部都要退休的。不能说年纪大了调走退休就是‘排老’。”见《总政治部检查组辛国治同志在军区驻呼部队政工会议上的讲话》（摘要），载1967年6月18日《红色战士》。
这是张德贵在1967年1月23日讲的话。见《道貌岸然的魔鬼----张ХХ反党活动的大事记》，载1967年7月22日《红色战士》。
1966年7月，前门饭店会议结束后，华北局、中央军委就对内蒙军区做过指示“说吴涛是好同志，不是乌兰夫黑线人物。”见《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 密谋策划资本主义复辟----反党集团头目刘Х反党罪行》1967年9月25日红色战士。1966年8月3日，在二级部长会议上，肖应棠副司令员“传达了林副主席、叶副主席和肖华主任的指示，不能把吴涛同志打成黑帮。他不是ХХХ的人，在华北局会议上揭发ХХХ是积极的。”（文中的ХХХ指乌兰夫---引者）。见《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王ХХ反党活动的大事记》，载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
1966年8月4日，刘昌在政治部二级部长和支部书记会议上提出：“对吴涛的问题，今天常委已决定了，首先是常委面对面地对他揭发，发动大家背对背地揭发，然后叫他检查。有的问题他不承认，可以核实。比如他和北大陆平的联系问题，他不承认，那就派人去调查。”8月5日上午，在政治部积极分子会议上，刘昌说：“对吴涛要继续揭发，摆事实讲道理，揭出一切牛鬼蛇神。”见《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 密谋策划资本主义复辟---反党集团头目刘Х反党罪行》，载1967年9月25日《红色战士》。1966年8月12日，王良太“公然在军区大礼堂接待室召开各部骨干会议，亲自布置了对吴涛同志的打法，并对吴涛同志的问题划了六条线。最后他尽：‘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华北局、军委、总政保护吴涛过关，是要交给群众处理的，不要产生错觉。’”见《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王ХХ反党活动的大事记》，载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
《把吴涛政委打成“三反分子”的前后经过》，载1967年6月30日《红色战士》。
出处同上。
出处同上。又见《反党集团的大头目 复辟资本主义的总指挥-----反党集团大头目黄Х反党罪行》，载1967年9月28日《红色战士》。
《黑心毒手 罪恶滔天-----反党分子ХХХ等人陷害吴涛政委的前前后后》，载1967年8月19日《红色战士》。
《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王ХХ反党活动的大事记》，载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
出处同上。
出处同上。
高树华采访记录。文革史家印红标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运动的兴起》一文中也得出过同样的结论：“造反派没有独立的思想和政治目标，其基本作用是充当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工具。”（见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第18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这是江青在1980年12月24日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讲的话，原话的全文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叶永烈编著：《江青画传》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参见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见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第24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关于中国的后极权主义，参见徐贲：《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