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3日星期六

整理了一下反对中共的党团工会学联等组织 各民族独立运动组织

整理了一下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成立的反对中共的党团工会学联等组织,政治倾向包括托洛茨基主义,自由主义,联邦主义等等,在海内外建立的各民族独立运动组织:

满洲国协和会(1931,2018复建)

中国革命共产党(1948)

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1949)

西藏青年大会(1970)

复醒社(1974)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1977)

自由西藏运动(1987)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1988)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1989)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1989)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1989)

民主中国阵线(1989)

南蒙古民主联盟(1992)

西藏全国民主党(1994)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1994)

国际西藏独立运动(1995)

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1996)

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1996)

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1996)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1997)

内蒙古人民党(1997)

中国民主党(1998)

天安门母亲运动(2000)

中国宪政协进会(2002)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2004)

中国泛蓝联盟(2004)

蒙古自由联盟党(2006)

中国社会民主党(2007)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2009)中国联邦革命党(2011)

新公民运动(2012)

中国至宪党(2013)

香港民族党(2016)

上海民族党(2018)

转自: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475

谈中国的教育制度 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反思

 ——《商君书》驭民五术:

1愚民:统一思想。

2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3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瑕顾及他事。

4辱民:一是无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

5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人穷志短。

五者若不灵,杀之。

作者怀着被欺骗的痛苦,以及唤醒世人的决心,写了这本批驳当代中国教育的书。

本书大量引用王尔德的语录,显示作者对王尔德思想的热爱。说来惭愧,但我也大方地承认,我并不认识王尔德,不过从书中的引用来看,也倒是字字珠玑。但作者的这份热情确实是一种鼓舞,给了我去了解他的动力。或许未来会接触他的一些著作,不过那是后话了。作者在写此书的时候就读大三,和我目前的处境十分类似,所以读起来十分有共鸣。通俗贴近青年生活的有趣用语,也推动着我一口气将他读下去。

书中所提到的小学中学大学的情况,所描绘的各种场景,可以说是过于真实。更难得的是,这本书写于2012年,而书中所述至今仍没有过时,这也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半天读下来感觉畅快淋漓,意识到我也是受骗者,随着往下读和作者一起发泄。一阵畅快过后,也忍不住引人思索。这也是作者的目的。

我一直在疑惑,为什么中国人的创造力总是不足?原先我总把原因归结于大学没有学术自由。按照作者的描述我才发现远没有这样简单。原来我们的创造力,早从小学开始就逐渐被扼杀了。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会呈现出书中所描绘的,或者当前这样的乱象?其实说乱也不乱,如果你知道驭民五术,也就是最上面那一段,你会发现,中国教育制度的目的,和驭民五术高度结合。愚民是灌输相同的思想和标准答案,抹杀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弱民则是用游戏和影视作品的各种审查,连血都不能是红色的,不让青少年们接触到任何与暴力和反抗有关的元素让人们无力反抗;疲民则是用大量的学业压力压制他们;辱民则是书中提到现在仍非常普遍的孩子们的横向比较使他们自卑,还有在学校中鼓励检举的风气,搞文革复辟;贫民则是等他们彻底成为僵尸再毕业以后用房子,教育和养老三座大山压倒他们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

为什么要驭民五术呢?答案显而易见——为统治阶级服务。纵观历史,专制集权越是强的时代,教育制度就越是接近于驭民五术。因为统治阶级需要的是听话的羔羊,是没有意见的机器,是任人宰割的韭菜。

纵观中国的教育制度有这样那样的弊病,在我看来就只有一个核心——绝对服从。按照书中所述,从小学起老师和家长就使劲浑身解数夺去学生的自我,训练他们绝对服从权威。这事实上就是民众服从政府权威的缩影。随着倒车的进行,这样的趋势不减反增。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掀起风波的“复旦大学修改章程事件”,将“思想自由”给删除了。其实从另一种角度讲,也没有必要,因为事实上,思想自由,早在小学的时候就被删除了。我想作者可能也想不到,往后的发展反而会更糟糕吧。

事实上中国的教育制度并不是一向如此。按照作者的分析,春秋,唐,乃至民国都有中国教育璀璨发光的时刻。然而自从1949年共产党建国起,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反右运动的时候对大学的学术自由进行了极大的摧残,文革的时候教育制度几乎完全被摧毁,检举的风气在那时达到了顶峰。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教育又迎来了春天,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学术最自由的时候,但并没有好多久。当时的小学生还具有初步的人文主义情怀,会支持学生运动,打出“反官倒”的横幅。六四以后,共产党就在教育方面全面加强控制,限制教学的内容,最大限度地避免人们能够有思想,延续至今。学校变党校,检举的风气再度复活。实用主义至上,学生们追求厚黑学和成功学,变得精致利己。

专制集权时代的统治阶级不会让学生学到真正的人文教育和批判性思维,因为这样他们就会思考,有自己的意见,渐渐的便不再相信统治阶级灌输给他们的那一套。作者对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呼吁是真诚的,但可能也是天真的,因为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那样简单。我认为,教育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其中一部分,政治制度没有改变,想要进行教育改革就是做梦。所以总是有人不断呼吁教育改革,可改来改去总是那样,换汤不换药。许多大学宁愿把教育经费花在表面工程上,也不愿将其投入真正的教育。外国的大学制度没有引进,外国的留学生倒是引进了不少。

当代的学校教育除了绝对服从这一核心外,还有一个重要点就是“集体主义”。但与作者不同的是,我认为集体主义并不是老师为了扼杀个人意识的发明创造,而是社会主义重集体轻个人思想在教育中的体现。而美式的教育风格,与其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认为家长是中国教育制度弊病的很大一部分,这确实没错。但如果以此推及从古至今的家长都是如此高高在上,我觉得有所偏颇。因为当代的家长,当初也是受着那样的灌输和服从教育长大的,所以他们会把他们所学到的一套,再加到自己的孩子身上。所以所谓的家长,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也是教育制度的牺牲品。

作者据儒家思想中的例子来说明从古代就已经确立了师生或亲子的等级和权威的关系。他有他的论据,不过我也有我的看法。我个人的前提是不承认荀子,董仲舒以及朱熹中年学说为正统儒学,认为这些是他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篡改的儒家思想,我承认的是孔子,孟子,朱熹晚年的学说以及王阳明的心学为正统儒学。孔子的因材施教,批判性思维,对话式教学与西式教育有许多相同之处。作者认为孝是服从,失去自我的体现,而按照阳明学的观点,这反而使找到自我,实现自我良知的自然体现。并不是外界的灌输硬要我忠孝,而是找到自我实现自我良知之后自然会尊敬人,而又不会低人一等。古代的师也非绝对权威。虽说“古之学者必有师”,但也有“三人行,则必有我师”身边的人也能成为老师,大家算是平起平坐,区别只在“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而已。而且我认为尊敬与服从是有区别,尊敬是我认可你,能给予你必要的礼遇,但不是你说什么我都会听从,而是可以辩驳讨论。古代的学生对老师是尊敬为主,而现在的学生对老师是服从为主,有本质的不同。

顺带提一句,当代许多人在批驳朱熹,包括作者本人认为朱熹是“死记硬背和迂腐教育的罪魁祸首”。而事实上在朱子晚年定论中,朱熹在晚年对自己原来的学说进行了根本性的反思和修正,可无奈他在中年时期的各种学说已经产生了极深的影响力,连他自己都无法挽救了,于是就此遗臭万年。

作者批驳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方面是“不把学生当人”。他最渴望的就是对学生的“人道主义”。我也同样有这样的理想。然而,这样的教育制度,注定是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而极其难以实现的。那么作为我们个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按照作者所说的,能出国就尽量出国,这当然也是最好的出路。但是没有条件出国的我们要怎么办呢?虽然我们大可冲动一把跳出这个框架,可总是无法长久。因为你身边所有的人或者机构,几乎都吃现行的这一套,现实的角度讲,国内很多公司认大学文凭,而且和统治阶级一样需要听话的羔羊,而不是你会不会思想(如果你会思想,反而会受到排斥)。很多人需要以此谋生。如果你不进一次工厂把自己打造成模子一样的样子,将自己尽量磨好,或许连立足的空间都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去抛开一切,追逐梦想。

如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保持自我或者寻回自我?被剥夺了自我以后,许多人就安于那样了,而还是有不少人即使被磨得方方正正,里面自我的火苗却一直没有熄灭,一直在寻找机会找回自我。首先学校无法给我们足够的人文教育,我们就要自己去找。多看看文史哲类的书,从学会思考开始。说实在的,当我看到作者在书中所举例的各式各样的美国中学开放性人文类问题时,我竟惊慌失措,才发现我什么时候变得不会思考了。要学会思考,也只能多阅读了,但是也要防止走入另一个极端,对所读的内容又“绝对服从”,结果让自己的大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写写手注或者随想可以帮助自己思考。其次如果我们所选择的空间有限,有一个方法是尝试在你不得不做的事情中寻找乐趣,找寻心流(具体可见我另一篇文章《浅谈心流》),这样即便是你原本不喜欢做的,你也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而不是像僵尸一样浑浑噩噩每天做过什么浑然不觉。

当自己站在教育者的视角当中时,这本书给了我不少启示。我才意识到,在教育家里的儿童时,仍然脱不开权威式家长的框架,放不下来,一时难以改变。而究其根本,还是“没有将他们当人看”,他们即便年龄小,也是独立的人,也有自己的人权。如果我们在对待他人的时候不注重他人的人权,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抗争我们本应得的人权呢?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信息的鱼龙混杂,虽然我们不应对孩子的选择强加干涉,但提供足够而且有裨益的选择给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也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我们也不必悲观,因为纵观历史你就能看到,我们骨子里总是在追求学术自由的(虽然好像与作者教育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有所偏移,但学术自由也正需要以人为本的教育为基础)。春秋学术自由,秦汉禁锢教育,但我们并没有被打倒,在魏晋乃至唐朝时又有学术自由,至元明清学术自由再次被禁锢,而到了民国我们又有了学术自由。而且,即使是在专制集权高度强化时,我们偶尔也能开出教育的花朵。例如王阳明的心学和东林书院则是在明朝诞生,虽然后来仍受到了大幅度的打压。但我们始终没有投降与屈服。现如今我们面临着学术自由的最大威胁——共产党,我们仍要也仍能够保存心中的火种。

个人所学,还是十分有限的,在观点上或许仍有不足之处,但这确确实实是我自己的思想。未来若有重读,而得到新的感悟的话,可能还会更新。

2024年1月31日星期三

民族和睦的融合还是霸道强加的吞并? - 魏京生

 法国的南特市博物馆取消了蒙古历史展览,因为中国内蒙古方面居然不准使用成吉思汗这个名称,甚至不准使用蒙古帝国这个名词。那你想展览什么?展览强制推行篡改了的历史语言文化吗?用中国的古代成语说:这叫指鹿为马,掩耳盗铃。

一帮马屁文人御用学者出面为没文化的习大大辩解,说这叫作民族融合。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说道说道,什么叫民族融合,怎样才能融合,民族平等和人人平等是什么关系。

现代成功的民族融合,可以说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代表。美国文化是英国文化吗?街道名称很多不是英语,明眼人都知来自拉丁语、德语和法语等。饮食文化就更复杂了,反倒没什么英国特色。这是强制使用英语的结果吗?好像没什么关系。

日本是另一个成功 的例证。一千多年来他们先是学习中国文化,后来又学习西方文化,但始终都使用日语,甚至把汉字变换成日语读音。这妨碍了他们吸先进文化,融合成现代日本文明吗?没有。

任何大的民族都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就连现在所说的少数民族也不例外。但这种融合并非强制的结果,而是在自愿和有利的前提下,互相融合的结果。这种互利自愿的结果才是最能被接受的结果,才能够继续下去。反之,强迫向一种语言文化融合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不但不完美,而且往往不被接受。因为损害了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和尊严,牛不喝水强按头,多半不会成功。

所谓的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不断融合的结果。三千年前所谓的华夏民族,从种族和民族来说,就是戎狄蛮夷文化的大融合。区别仅仅是他们实行了不同的政治体制,这才是所谓的华夷之别。汉语是秦国的语言还是楚国的语言呢?都不是。是各国语言文化的融合,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同音字,需要用声调来区分。古代的声调比现在多得多。

中国古代的融合方法比较合理。它把文字和语言分离开来,语言至今也不统一,大家保留了自己的方言,但并不妨碍文化的融合。在一个迅速统一的大国里,这是最能被接受因此最有效的融合,当然也是最合理的融合。这说明强制语言融合根本就不重要,反而经常是引起反感和不成功的。

最不成功的要算日本占领中国时,强制同化的政策--强制学日语,吃日餐,使用日本礼节。结果日本战败就什么也没剩下。倒是中国开始开放政策学习各国先进文化,让日餐、西餐和英语开始成为时髦。甚至中国的小青年们学着日本人的崇洋媚外,也把头发染成黄色,假装白种人。这是强制能做到的吗?

其实现代的欧洲一改古代的征服和强制政策,和睦相处,互相学习。他们各自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字,正在形成大欧洲文化和统一的共同体,顺其自然但并不缓慢,大家都不反感才是最好的方式。而中国共产党却学习西方不成功的殖民主义文化,实行霸道的民族吞并政策。其失败可以指日而待。

我既支持独立也支持统一。独立是在被压迫和被损害的情况下的自然反应,这是美国独立的理由。统一是在互相尊重和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的反应,欧洲正在逐步走向统一。苏联人把哈萨克人的名字都改成俄语,强迫他们数典忘祖,但是阻止了分裂吗?美国说着变了味儿的英语,但保留了所有种族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别人还哭着喊着要加入美国呢?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吗?

內蒙古醫院員工禁用封殺iPhone

 中國近日傳出的iPhone禁令據指範圍廣泛。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從核電廠到內蒙古的醫院最近幾個星期都被告知停用iPhone。

英國《金融時報》(FT)8日發自北京的報導引述一名中國核工業集團不具名員工說,「我們8月時接到管理層的通知,不可將蘋果手機或筆記型電腦帶進辦公大樓」。

數名來自政府部門或國營企業的員工證實了針對使用蘋果手機或電腦的禁令,其中一些非正式的限制甚至可追溯至數年前。

報導引述中核集團的員工說,8月下旬時,國營的中國電信到辦公室銷售中國自家品牌的手機,「我們被告知,美國安全機構可以透過安全漏洞控制蘋果的設備。目標不僅是軍方人士,也包括各行各業的關鍵人員」。

內蒙古一家公營醫院的護士透露,當地政府8月底通知醫院職工停止使用iPhone,並且提到iOS系統的「巨大安全風險」。

其他國營機構員工表示,非正式的限制令甚至可回溯至更久以前。一名警察表示,幾年前就被禁止使用iPhone了。

一名北京的公務員指出,與軍方有關的中央政府部門也是幾年前就開始被禁用iPhone。過去兩年,包括不敏感的各部門公務員都被鼓勵改用中國品牌手機,尤其是華為手機。

對於美國《華爾街日報》最近率先披露中國對於iPhone的禁令,北京當局或蘋果公司都未予評論,而中國政府並沒有正式發出這項禁令。

金融時報引述美國智庫詹姆士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資深研究員林和立表示,「禁令一定來自最高層」。

林和立分析,這是一個可能影響蘋果在中國眾多員工的重大決定,它向在中國有商業利益的美企與其他跨國企業發出訊號,這個訊號就是告訴美國政府,這項非正式禁令是對美國科技業的限制。

拿鴨肉冒充牛羊肉!內蒙古大學挨轟 「內蒙不缺牛羊、缺德」

中國內蒙古大學數個飲食攤位及清真餐廳,今年3月起陸續開始以鴨肉冒充牛肉或羊肉,由於今年6月江西「鼠頭鴨脖」事件沸沸揚揚,網友打趣:鴨都變網紅了。

內蒙古呼和浩特是玉泉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今年6月接到舉報,學校餐廳疑似拿鴨肉充當牛羊,當局取樣檢測。校方當天便關閉這些攤位,7月解約。

市場監督管理局近日調查終結,對食堂涉嫌用鴨肉冒充牛羊肉提供餐飲服務案,向內蒙古大學下達行政處罰,至於商家涉嫌違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構成詐欺,除沒收違法所得,並罰款27萬元人民幣(約118萬元台幣)。

對此大學誠懇致歉,接受廣大師生監督,承諾強化日常監管與檢查。


2024年1月28日星期日

內蒙學校成吉思汗像被拆 蒙文雜誌遭查封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正在清除蒙古文雜誌及出版物,移除學校中的成吉思汗畫像和所有用蒙古語寫的標語。這種方法就像是蠶吃桑葉一樣,一點點地吃掉蒙古的文化,取而代之的是漢文化。

旅居美國的蒙古族人諾民(Nomin)周二(28日)對該台表示,中國政府在學校內不僅禁止用蒙語教學,還採用一系列方法削弱蒙古族文化,達到其同化蒙古族的目的:「今年6月末,當地教育部門以檢查衞生的名義去了哲盟(哲里木盟)科右中旗朱日和牧場蒙古族中學,勒令學校拿掉成吉思汗畫像和所有用蒙古語寫的標語、語錄等。但這個不是特例,在鄂爾多斯市的蒙古族學校也發生過。」

今年上半年,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已宣佈多項限制蒙古語的措施,包括通遼市蒙古族中小學將於9月1日起放棄傳統蒙語教學,改用所謂雙語教學模式。

諾民說,不久前,扎魯特旗民族宗事務局查封了當地蒙古族作家創辦的兩間蒙語文雜誌《扎魯特文學》和《特格翰》。該台致電當局,但始終無人接聽。旅居日本的蒙古人忽必斯稱,中國當局限制蒙古文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要消滅蒙古文化:「在內蒙古一些地方的蒙古文學雜志也在陸續被停刊,蒙古人的精神食糧被他們掐斷了。」

此外,當局還禁止網上出售蒙語圖書。諾民說:「在鄂爾多斯市,一位蒙語文圖書愛好者表示,他在微信上的交易也被警察叫停,理由是買賣蒙語文圖書違法。這些事例表明政府已經開始着手實施了, 今後此類事情也會不斷發生。但是政府的行為不僅遭到了內蒙古人的反對,他們保護自己母語的行為還得到了世界各地蒙古人的支持。」

旅居德國的南蒙古議會主席席海明表示,蒙古人應該團結起來:「共產黨現在還講不講法律?還講不講民族自治?他們已經失去了執政能力,就像一個沒有文化的流氓二流子一樣,靠威脅靠恐怖執政,但是蒙古人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自己古老的民族文化不會屈服。我們會堅持到底。」

2024年1月23日星期二

請記住你的名字——致蒙古人

 蒙古受難者們:

2001年,宮崎駿出版了一部電影,應該很多人都看過,少女千尋的形象深入人心,現在看來,她的經歷爲我們帶來了很多啓示。

在神隱世界中,忘記自己的名字就會被奴役,直至消失。白龍不斷的提醒千尋這一規則,自己卻忘了自己的名字。而千尋一直記得的就是帶着父母回家,她不斷的提醒自己名字以及尋找父母,最終她救贖了白龍,幫助了神隱世界的人們,走過了漆黑的隧道,踏上了歸途。影片主旨的設定最終得到了升華。當千尋回過頭,她會感激這次奇遇,不僅因為她的經歷,更是她對自己的認知。

神隱的世界裡,有很多和共匪國很像的地方,例如韭菜奴隸(工作人員),趙老爺(客人)還有共黨(湯婆婆和龍),千尋作爲一個孩子,進入了共匪國成爲了韭菜,開始了她的肉翻之路(找回父母並且逃跑)。

在這期間,共匪不斷抹殺她原有的身份認同——她的名字。

如果忘記了就再也回不去了,恰似今天淪陷區給的原有文化,粵語,閩南語,維吾爾語,藏語,蒙古語之流,被共黨一點點的侵蝕抹殺,大家慢慢的只記得匪語了。共匪慢慢的奪走了人們的名字,並且植入一個他們希望你擁有的身份認同,恰似湯婆婆給她套上了新的名字——小千。

慢慢的,她的原名不再常用,漸漸忘卻,取而代之的是新身份,也就迷失了自己。所幸最後她還是記得,於是逃了出來,這個情節發人深思。

今日的蒙古也如是,共匪試圖奪走她們的語言和文化,慢慢的植入匪的身份,當然,目前大家無法反抗,就像十歲的女孩子千尋,實在沒有辦法,一旦反抗便會消失。但是,請記住自己語言和文化,盡心盡力學習和傳承,等到高牆倒塌之日,我們還能重建正統文化。若然在這期間忘記了,那也就失去了本族的一切。

天地皆可以廢去,你的名字,你的語言,你的文化,一點也不可忘記。

光復蒙古,時代革命。

瑤瑤 敬上

-----------------------------

内蒙古蒙古语学校一直是在实行第一类双语教育。何为第一类双语教育?即英语和汉语用汉语授课,其他如语文(蒙古语)和数学,还有物理化学生物(理科同理)一直是用蒙语授课,并且高考也是蒙语考试。

但是现在要推行第二类双语教育,也就是要将汉语改为语文(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削减蒙古语课时简化教材内容(朋友圈里有人已经发过新版蒙古语教材,弱智到无语),并且将其他科目逐步变为汉语授课。

现在大家都在抗议这个事情,并且强烈要求继续保持第一类双语授课。

这件事情其实早在2019年就开始着手进行了,网上能看到2019年第二类双语教学的项目招标书了。

事情最早是国家教育部派人到内蒙古通辽蒙中调研考察双语教育现状,当时已经在蒙古族圈内引起不小波澜了,后来由于反应太强烈就悄无声息地搁置了。蒙古族也算是中国几大少数民族里文化融合的成功典范了(满族除外),谁能想到这个节骨眼总加速师会去捅这个篓子。

就这样过去了一段时间到8月底快开学的时候,蒙古学校突然要实行第二类双语教育,这事儿一下子炸锅了。蒙语社交媒体这段时间全是这事,我每天醒来朋友圈和微信群都是这事(我感觉已经严重影响我的作息了哈哈)。刚开始大家还能在微信里表达抗议,发小视频,还能用bainu(墙内唯一蒙古语社交软件)。但后来bainu被封,朋友圈没法发表抗议,大伙儿又改用诗歌mv抗议;微信群里也改用蒙古语语音发言(目前为止还无法识别)。

现在的情况是学校推迟开学,等待进一步通知。其他几个帖子里的视频内容就是当时武警介入,不让家长接走孩子而引起的冲突(后来都放行了)。前几日自治区主席布小龄到兴安盟视察,并承诺坚决听从多数家长的选择。目前情况就是这样,就看下一步国家怎么走了。

最后我再解释下内蒙古双语教育。内蒙古自治区原先一直是实施第一类双语教育,即除了汉语和英语其他科目均使用蒙语授课(但是内容是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只是蒙古族学者翻译成蒙语)。但是现实要推行的第二类双语教学就是将汉语改为语文(取代原先的蒙语文为语文),削弱蒙语文内容和课时,其他科目逐步使用汉语授课。

内蒙古高考试卷一直都是无差别使用全国甲卷,不管是蒙语授课还是汉语授课,只不过蒙语授课翻译成蒙古语罢了(其中蒙语和汉语问有区别,但是两者满分都是150)。考试没啥影响,但是弱化了蒙古语作为母语的存在。

蒙古语在当地地位很高,信仰般的的存在,毕竟没有成吉思汗的话就没有蒙古这个概念。大部分会说蒙语的小孩还是知道这些事儿的,90后95后大部分家长也会说。但越小的就不好说了,毕竟汉化很严重了。

目前还没人喊独立这事儿,只是在抗议和诉求阶段,并且我也认为独立不现实。内蒙古现在蒙古人最集中的也就通辽和兴安盟俩地,蒙汉比例能基本持平。市里汉族多些,旗县蒙族多些。

西部那点蒙古族快同化完了,没准哪天大洪水来了再来一波类似历史上的西凉军或同治回乱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内蒙古通过“第二类双语课程”,取消蒙语授课

内蒙古已经要沦为第二个新疆了,估计会成为下一个人权问题。刚开始谣言只是说是通辽,也没有红头文件,大家慌的一批。

从8月底开始,各个盟旗把相关领导,老师叫过去秘密召开会议,开始口头传达上面的指示。

小学一年级起教汉语文,每周5天,蒙语从每周5天改成2天。2021开始政治,历史,汉语授课,之后估计全部科目汉语授课了。

最可恶的是没有任何红头文件,都是口头指示,这不是耍流氓是什么,果然是个黑帮大佬。

大家也知道内蒙古的实际环境已经是汉语为主,大家除了学校和家庭已经没有任何蒙语环境了。

蒙古朋友向来也是比较老实,居然最后还是这种下场,可悲!希望9月1开学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并以此为题,大家可以该干嘛干嘛,弄他个轰轰烈烈的。

至少有一点是好的,就是让广大蒙古朋友看清了现实,开始有准备了。相比西藏、新疆的迅速纳粹化,中共在内蒙古走的是温水煮青蛙的模式。先是在一个地方试点取消蒙语教育,然后把相关做法推向整个内蒙古,现在又封禁了中国境内唯一的蒙文社交平台Bainu,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恐怕当地也会出现新疆那样的集中营了。

当满州被洗劫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满洲人;当维吾尔人被一批批的送进集中营里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维族人;当香港人在街头被黑警打的头破血流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住香港;当北京終於來抹杀蒙古语时,我才发现,我已经不能出声了!!

作为蒙古人,看着哭泣的孩子们,看着被欺压的同胞们,看着自己的土地被践踏,我这无法入睡,痛苦。

蒙古人不是无辜的。德王的骑兵曾经为中共打下吐蕃立下汗马之劳。吐蕃人不是无辜的,中共高层最流行喇嘛教,无数所谓的“仁波切”在北京作威作福。

香港人不是无辜的,70年来为大陆洗钱,倒卖奢侈品,科技,军备武器挣得盆满钵满,甚至64后还有侥幸心理 。总之,今天脚上的跑是昨天走出来的。

所谓“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 希特勒

乌兰夫家族是当代中共唯一实现了世袭罔替的政治家族

说到乌兰夫云氏家族,几乎霸占了内蒙政坛,他的儿子、侄子、孙女都是内蒙省主席,他是国家副主席,儿子后来是人大副委员长,孙女卸任省长之后也很可能当副委员长。

首先明确一下什么叫世袭罔替。世袭罔替即世袭次数无限、而且承袭者承袭被承袭者的原有爵位。

中共的政治家族很多,包括当今最大的习近平、熙来、以及月月鸟的仔小月月鸟,还有花帅家族等等,但是他们世袭的都不是固定于他们父亲的职位。唯独乌兰夫家族不同,他们家世袭罔替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并在退居二线后可以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乌兰夫(1947年5月-1967年11月)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滕海清(1967年11月-1971年5月)

尤太忠(1971年5月-1978年10月)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孔飞(1978年10月-1982年12月),乌兰夫的妹夫

布赫(1982年12月-1993年5月),乌兰夫的儿子,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乌力吉(1993年5月-1998年1月),乌兰夫的侄子

云布龙(1998年1月-2000年6月),乌兰夫的侄子

乌云其木格(2000年8月-2003年4月)

杨晶(2003年4月-2008年4月)

巴特尔(2008年4月-2016年3月)

布小林(2016年3月至今),乌兰夫的孙女、布赫的女儿

78年至今42年,乌兰夫家族担任自治区主席就有21年之多。而且这里还出了一个意外,2000年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云布龙在锡林郭勒视察时被谋害去世,而他本应该继续担任自治区主席,直至2003年布赫退休,接替布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

在内蒙,土默特旗云家就是新的黄金家族,有实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永远都要让云家三分。

乌兰夫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共产国际的黄俄嫡系,当年是共产国际向远东扩张的工具之一,是灭绝蒙古人民的凶手之一。由于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也由于为中共夺得漠南蒙古有功,乌兰夫及其家族有了一个挺高的统战地位。

但事实是斯大林把他卖了,因为不信任他。斯大林把他交到逼格更低的中共手里,这正是斯大林整人的狠毒之处:就是要让你们这群蒙奸匍匐在你们以前征服过的降虏后代脚下,被他们所主宰,就像小罗斯福故意让野蛮的俄国人灭绝东方德意志人。

乌兰夫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替中共完成了灭绝蒙古人民的准备工作:屠杀本土精英、社会凝结核,让蒙古人民失去秩序组织能力,把他们置于毫无反抗能力的境地。这种情况下,中共的种族屠杀将毫无障碍,只是个早晚问题。这本来不是蒙古人民应有的命运,都是由于乌兰夫及其蒙奸的邪恶愚蠢,让蒙古人民做了牺牲品。

乌兰夫叛卖蒙古人民,非但没有给自己赢得政治资本,因为内人党事件成为两股共党狗咬狗内斗的失败者,反而把自己的立足之地都丢了。

内人党事件杀人太多了, 所以乌兰夫家族一直延续,组织上表示信任。但正是因为中下层亲信完全清洗了,这样组织才能继续放心用乌兰夫的家人。

内蒙古这个地方的民族问题,丝毫不亚于新疆和西藏。宁夏青海两个地方好不到哪去。现在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失败在于,汉族不愿意去移民,当地干部真的提不起来,当地政府越来越烂下去了。只能靠大量财政补贴勉强支持而已。

但是乌兰夫还是残存一些民族意识的。内人党事件之后,乌兰夫家族在内蒙基本上是没有实权了,自治也只是名义上的了。也导致他临终也没法回到内蒙。

乌兰夫47年解放内蒙古,好多人把之前主政的德王划在乌兰夫的对立面,他们其实是一种承上启下的关系,只不过意识形态从蒙疆自治政府时期的右转变为了左。

想了解内蒙近现代历史的各位,推荐两本书籍:
《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
《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                      

2024年1月21日星期日

希望大家支持蒙古族保护母语的运动

 蒙语有句谚语:人有好坏,树有高低。我是蒙古族,我一直支持各个地区保护好自己的方言,这些都是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不应该人为的破坏。

我相信最后的最后,应该会是一个全球大统一结局,但是生在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尽可能地保护好自己的文化。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蒙古族保护母语的运动,这不只是蒙古族的财产,这是全人类的财产。

内蒙古已经开始大肆抓捕蒙古人了!

 9月2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发布协查通告,虽然照片背景被厚重打码,但仍可以看出,这是集会抗议中共暴政的“保护蒙语行动”。

在高清监控下,这些抗议志士的面容被清晰的袒露在共匪面前!成为它们按图索骥大肆抓捕志士的图册。

作为墙内人,我们几乎无法为受难的同胞做出实质性的帮助,不过通告中刽子手警察的电话号码也曝光了,大家拿到这些信息,请各尽其力,给他们也造成一些麻烦吧。算是对志士们微薄的助力,拜托了!

2020年8月31日,在通辽市科尔沁区辖区内发生寻衅滋事案,现向社会广泛征集线索。(后附照片)

如发现以下人员,请及时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提供线索查证属实后奖励人民币1000元。同时科尔沁区公安分局郑重敦促以下人员投案自首。凡是在公共场所聚集的,公安机关一律彻查。

举报方式

违法行为人四十一至四十八,永清派出所:赵警官联系电话:13948151600

违法行为人四十八至五十五,明仁派出所:何警官联系电话:15924599935

违法行为人五十五至六十一,团结派出所:包警官联系电话:18704759100

违法行为人六十二至六十八,施介派出所:齐警官联系电话:18604754104

违法行为人六十九至七十五,科尔沁派出所:赵警官联系电话:13948549420

违法行为人七十五至八十一,西门派出所:张警官联系电话:17547509597

违法行为人八十二至八十八,霍林派出所:唐警官联系电话:13847952555

违法行为人八十九至九十五,东郊派出所:赵警官联系电话:18648568377

违法行为人九十六至一百零二,铁南派出所:刘警官联系电话:19904750205

违法行为人一百零二至一百零八,市场治安派出所:王警官联系电话:15848598141

违法行为人一百零九至一百一十五,站前派出所:常警官联系电话:18648513445

违法行为人一百一十六至一百二十二,红星派出所:赵警官联系电话:17647555999

违法行为人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二十九,南郊派出所:宋警官联系电话:15847483338

科尔沁区公安分局

2020年9月2日



蒙古人妻子因新双语教学忍辱负重,最终不堪压力今早自杀, 丈夫为妻发帖.随即招来国安, 尸骨未寒还要拍照验尸体,强求他删贴消除影响

蒙古人妻子因新双语教学忍辱负重,最终不堪压力今早自杀,丈夫为妻发帖.随即招来国安,网信各路人马.尸骨未寒还要拍照验尸体,强求他删贴消除影响.这种恶毒程度前所未有.是对死者家属的二次伤害.让人们看清,根本不是什么境外煽动!彻头彻尾的文化灭绝,人权压迫!

中共内蒙插队红二代知青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停止迫害蒙古族人

马晓力大姐是原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的女儿,曾经在2015年带头反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唱红歌为文革招魂。她既是红二代,也是内蒙下乡知青,对草原和蒙古族同胞有着深厚的感情。她组织了多个内蒙知青的微信大群,我都有幸参加。现在,她和王瑛等联名公开呼吁,制止扼杀蒙古族语言文化、抓捕无辜群众的行径。 




中共对南蒙古蒙古人的打压一直就没停过

蒙语是独立的一个语种。内蒙的汉语授课学校都是普通话教学,我看网上很多人骂我们“蒙毒”什么的,整个都跑偏了,我们只是想保住为数不多的几个蒙语授课学校而已。事实上中共对蒙古人的打压一直就没停过,90年代初内蒙就进行过一次教育改革,取消了所有汉语授课学校的蒙古语,之前在内蒙的汉族都是要学蒙语的,只不过是单独的一门课,就像现在学校开设英语似的。

现在要改的是用蒙语授课的蒙古族学校,从小学开始除根,蒙语授课的学校本来就非常稀少,你不除都快消亡了,非要在这种时候拉仇恨,内蒙古是唯一一个还在使用蒙古文字的地区,外蒙古书写用的是俄文,说好听点儿是灭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奏,说白了就和当年日本人在伪满强制推行日语教学一样,就是想和平演变。

除了文化上,政治上就更别提了,内蒙古既然被称为自治区,当初就规定领导班子一定得是蒙古族,要不然还叫什么自治区?然而早就大换血,现在是清一色汉族领导班子(并没有针对汉族同胞的意思,陈述事实而已)。说实话,我也心焦,但不知道该怎么办,欲哭无泪,我是挺悲观的,估计最后中共还是会得逞,毕竟一党专政,给你扣个帽子连老师带教育系统全都抓去坐牢,我们又能怎么办?!

内蒙云家和共产党当年有交易,结果云家统治蒙古,和魔鬼做交易,拒绝雅尔塔的机会,现在还债而已。雅尔塔协议是二战死了那么多人换来的,想要打破难上加难。云家势力的确大,内蒙人哪个听到姓云的不觉得如雷灌耳?但具体是怎么个勾当,我也不清楚。现在中共已经出强制手段了,逼迫牧民签字画押,同意改革,否则没收草场,教师不服从的撤职,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长生天保佑吧!云家要是还认自己是蒙古人,就联合其他贵族干掉包子,要是云家自己闷声大发财,那就喜迎教培中心学国语。毕竟外蒙古不给力,管不了。如果包子和印度打一仗,事情大条了,打输了,一切皆有可能,那时候内蒙的事情都不算事!

柴门霍夫在1887创立的世界语(Esperanto),为的是全世界人都能更方便地交流,但目的不是为了灭其他语种。北欧各国官方都讲英语,但也不妨碍你用什么波兰语、瑞典语之类的其他小语种,求同存异这个世界才丰富多彩,语言这东西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人人都说法语浪漫,我学了半天只觉得拉嗓子。内蒙的汉语授课学校早就已经推行普通话教学多少年了,中共现在是要灭掉曲指可数的那么几个蒙语授课学校,这和方便交流完全没关系。

2024年1月19日星期五

习近平与中共自信膨胀,折腾南蒙古,执着于少数民族汉化

折腾完新疆又折腾内蒙,为什么习近平这么执着于少数民族汉化?不满汉语取代蒙语教学,南蒙古爆发大规模抗议

南蒙古人权团体透露,中国政府计划在南蒙古地区用汉语取代蒙语教学的秘密计划在当地引发了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的抗议活动,导致紧张局势升温。

中国以“第二类双语教育”的名义9月份开始在南蒙古所有学校用汉语取代蒙语进行教学的计划在当地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的抗议运动,包括部分政府官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目前空前团结,各地学生家长和教师对学校进行了抵制,很多学校教室现在都是空空荡荡。

当地还爆发了普遍的教师示威。二连浩特市所有蒙古教师参加了罢课。当地一位蒙古族家长说,“校长们正在计划与所有蒙古族教师进行一对一的谈话,可教师们都一致表示不会上当。他们同意与校长见面,但前提是允许所有教师同时参加”。

很多蒙古家长都计划在家对子女进行教育,不送孩子去学校学中文,有些刚退休的教师和大学学生自愿用蒙语教授所有课程。普通牧民也在南蒙古各地的主要城市举行同步示威,抗议政府进行“文化灭绝”,成千上万的当地学生身穿蒙古传统服装参加了示威。

当地抗议活动的势头不断增长,当局也加紧镇压。扎鲁特旗蒙语学校数百名愤怒的学生家长聚集在学校门前,要求立即释放他们被学校关在宿舍内的孩子们,遭到镇暴警察的阻拦。几个小时后,家长们冲破警察的封锁,接走了他们的孩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蒙古族的家长示威遭到警察镇压,几名家长被警察殴打,被送入警车内;科尔沁右翼中旗和库伦旗的蒙古族家长们在抗议活动中高唱蒙古歌曲,包括“我是蒙古人”;呼和浩特市内蒙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与家长们在学校门前进行抗议,并发动联名请愿活动,也遭到警察镇压。

数百名蒙古族活动人士已经被当局拘留或在家中遭到软禁。扎鲁特旗蒙古族女教师乌兰图娅(Ulaantuyaa)因组织民众公开抗议新的语言教学政策而被警方带走,当地牧民首领也接到不得离家的命令。

内蒙古蒙古族学校一直都是蒙语授课,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蒙汉英三语教学,蒙语课本《语文》,汉语叫《汉语文》。现在包子是要全面汉语授课,汉语变成《语文》,其他科目换成汉语教学,母语蒙语变成外语《蒙古语》,甚至禁止蒙语。某些人无知也该有个限度吧?真当蒙古族学校不学汉语?

因为大中国主义的燃料烧一桶就少一桶,现在总加速师已经一把火点了香港,下一桶更加够力的燃料,最佳选择只能是台湾,然而山姆叔叔的航母已经去宣告共产党滚边了。

所以,共产党还能用的意识形态燃料只有这几桶:

一,印度。已经点过了,而且点砸了,再点就得在自己脸上爆开。别看现在貌似强硬,其实连屁都不敢放的喉舌已经用行动说明了状况和动向。

二,俄爹。这其实是比台湾更大,效果更好的「大中国主义」燃料,然而共产党还没有做好「啃爹」的准备。在美爹已经发起全面反制的局面和趋势下,恐怕共产党中国永远也准备不好。

三,入侵印支半岛,或者中亚。在战略上可行,但在意识形态上是负分。而且完全没有油水可言。赢不来意识形态支持,反而丢得更多,还要陪上共产党现实中仅有的家底儿。

四,日本。这个就不可能有胆去做了。只要F35到位,日本大概能立即拿出七艘满装的轻型航母,随便宰割中国毫无问题,甚至可能在无美国协助条件下,独自完成对中国沿海的全面blockade。饿死中国,literally,只需要几个月。

五,割了朝鲜这个恶性瘤。现在三胖已经有核弹,割不了。而且共产党本身就是肿瘤,在总加速师看来,割三胖等于亲自割自己的肉。共产党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把自己当燃料烧了取暖。

六,外部不能动,那么就剩下内部的门窗可以拆下来烧。西藏、新疆,其实作为意识形态的燃料都已经烧得干干净净了。新疆已成政治死地,自焚的西藏人共产党也连提都不敢提。当然,就只剩南蒙古、满洲了。

不出意外的话,屋里那点儿柴火,明年底就得烧完了。

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习猪头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华民族这个失败的民族共同体发明的固有缺陷导致的。

所谓的 “中华民族”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让我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中华民族”就是生活在清帝国大部分直接管辖地区和少部分藩属地区(典型的如西藏和南蒙古)内的人口的集合。不难看出,这个概念非常模糊随意且早已过时。

梁启超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不过是为反对章太炎等人提出的“汉民族”概念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意识形态找一个理论依据,或者说不过是为了继续维持满洲人统治的这个多民族大帝国而提出的权宜之计。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权益之计竟然先后被蒋该死和贵匪继承下来,修修补补沿用至今。

贵匪豢养的跳梁小丑费孝通提出了笑话般的“多元一体”理论来论证“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然而这种先射箭再画靶的闹剧并没有什么卵用,诸如“为何贵支境内的朝鲜族属于中华民族,生活在一河之隔的朝鲜的朝鲜族却不属于中华民族?”一类的简单问题就足以让贵支任何一个精通多元一体理论的废物学者焦头烂额,“岳飞到底是不是民族英雄”更是成了中文圈永远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现实层面来说,这种存在先天缺陷的民族建构根本是立不住的,妄图将俄罗斯帝国或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所有人口整合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尝试都失败了。

从贵支的情况来说,哪怕西藏人和南蒙古人几十年来基本都认可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只要他们的语言文字宗教习俗等东西还存在,他们和所谓的“汉人”间的巨大差异就会一直存在,而这些差异终有一天会在其他问题爆发的时候成为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要素,敲响早该分崩离析的东亚多民族大帝国的丧钟。

于是乎,要把“中华民族”变成一个符合现代标准的均质化的民族只剩下两种方法:用文化手段彻底消灭“少数民族”,抑或用物理方法达成相同的目标。狡猾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毛腊肉和邓碾平不可能没认清如此简单的事实,但他们从来都只将精力集中在可能实现的短期目标上。毛熟练运用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并举的手法掌控一切,不但维持住了庞大的旧帝国疆域,还意外破坏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自我认同。邓总是习惯先把机会抓在自己手里,将危机留给后人去处理;他的计划生育政策消灭了大量本有可能出生的“汉族”人口,相对宽松的生育限制和种种优惠政策却意外导致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公立的双语教育也是在他手上真正落地的。

由于江胡并未对邓的相关政策进行大的调整,击鼓传花,麻烦就落到了习猪头头上。刘仲敬说的不错,习猪头可能是最初和最后的中华民族英雄,因为他不但相信“中华民族”这个漏洞百出的想象共同体古已有之,还为它制定了宏伟的“千年大计”。在这个前提下,无论他有几分情愿,都必须执行前面提到的用文化或物理手段彻底抹消少数民族的计划。

正因为习猪头真心相信“中华民族”有极强的包容力,在教堂和清真寺舞龙舞狮甚至举行祭孔仪式,各民族大学生一起庆祝春节、宰牲节、开斋节、泼水节……诸如此类的闹剧自然层出不穷。而对于不愿搞族际通婚、不愿学习汉语的冥顽不灵的维吾尔人,当然必须对他们进行全面改造以达到“中华民族”的标准;至于“改造”究竟采取何种手法,是关进集中营洗脑,进行强制婚配加婚内强奸,抑或强制结扎……这就不是习猪头介意的问题了……

南蒙古取消双语教学的举措,当然也是习猪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设计的“千年大计”中微不足道的一环。然而,像平时看起来很温顺的南蒙古人民突然奋起抗争这种微小的意外事件究竟会引发怎样的蝴蝶效应,这是惯于以理想状态作为前提搞宏大设计的习猪头设想不到的,也是我等凡人想象不到的。

用我老家的一句话 习就是手贱 闲不住忍不住 总是想东一榔头 西一锤子 反正他二世祖 习惯别人给他擦屁股。以前没见过 中共官方公开做如此之蠢的行为,但 加速师就是加速师 总有你意想不到的精彩发挥~~

先是维吾尔人,再香港人,现在把蒙古人也惹上了!我现在是真的对习近平百般佩服,多少反贼马足了劲加速比不上总加速师大笔一挥加速赶上的效果。如果说从前是铁包黑,现在就是坚定不移的加速主义包粉,谁敢挑战伟大总加速师习近平领导中国,谁就是我的敌人。

习近平和中共在新疆、西藏、香港轻易获得成功,世界各国反应软弱无力,使习近平与中共自信膨胀,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把内蒙古一起办了,如果内蒙古再顺利拿下,下一个目标一定是台湾。

统一北蒙古与南蒙古在未来

在中共倒台的未来,内蒙是否会与蒙古统一,亦或是独立建国呢?就像两德统一,南北朝鲜,大一统的突厥汗国。首先我们看看内蒙古的情况,所谓的内蒙古,是中共为了统治在中国的蒙古人而发明的名称,其在蒙古语中的表述为“南蒙古”。

但是如果此地区被称为南蒙古的话,显然是有利于蒙古统一运动的故而中共称其为内蒙古。意味在中国内的蒙古。然而历史上并非如此,内蒙古地区或南蒙古地区在清朝时属于漠南蒙古。其在长时间以来鲜少有汉族人居住,有两个原因。

其一:长城以北年均降水量400毫升。不适合开展农业。其二:清朝满族统治者禁止汉人在漠南蒙古地区开垦。但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形势急转直下,大量汉人在饥荒年代移民蒙古地区。中共掌权执政的1949年,南蒙古地区的蒙汉比例为4比1,而7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是1:22. 就是看人口统计,汉人的人口已经达到2000万而蒙古人只有400万之多。其中会讲蒙古语的蒙古人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五十。南蒙古地区的主要矛盾是汉人大量移民后侵占蒙古人土地,中共在文革中屠杀蒙古人,蒙古人将中共等同于汉人的民族矛盾。

在大量烧杀抢夺后,2020年中共又宣布蒙古人学校不许以蒙古语授课,导致大量蒙古人共同反抗(11人自杀以明志)。本来与维吾尔,吐蕃相比稍显平和的南蒙古地区自此陷入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当中。将来如若中共倒台,此地区必然会趋向于独立或与蒙古国合并。然而如果选择合并的话,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口显然不会同意。这样一来我的结论基本上就是:以现存蒙古人人数较多的南蒙古北方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有大概率可能合并进蒙古国。而以呼和浩特,大同市等代表的前共产党核心地区可能会归入军阀手中。至于2000万汉人何去何从,可能还要看新建立的国家如何对过去的历史编写刻画。毕竟费拉顺民们只会生存,而并不会选择。

南蒙古已經被习近平种族種族滅絕政策压制

 南蒙古已經被種族滅絕,南蒙古自從受到共產主義入侵被強加一個新名字 叫”內蒙古“大量共產黨之徒湧入繁殖,破壞了當地嘅宁静和生活方式,可以說滅國也不失為過。

蒙古有被種族滅絕,就像女真和滿清当年幹的一样。女真建立的金國曾經對蒙古有“減丁”政策,後來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滅了女真的金國。

幾百年後自稱女真後人的滿清朝廷再次針對蒙古減丁,不過這次用了比較變態的宗教手段。另外,滿清對准格爾更殘忍。

”失去母语的呼和浩特土默特蒙古族正在用汉语实践着他们自己的“汉化”的蒙古文化,同时也正在主动有意识地、以多种方式重构、实践着自己的蒙古民族文化。“

漠南蒙古地区被汉人大规模屯垦是清朝后期的事情,满清皇帝的无耻“借地养民”政策,出卖了和爱新觉罗多年联姻的蒙古诸部,对漠南蒙古造成了沉重打击,后来随着满洲的汉人开发殖民,今内蒙东部地区呼伦贝尔盟也被汉人大量屯垦,蒙古族在老家变成了少数民族。这一悲惨的事实,发生在中共建政之前。

南蒙古保护母语的抗争

南蒙古捍卫母语抗争,非汉族群抵抗汉化。“推普机”强加给蒙古人确是异族的认同和记忆。辛亥时的南腔北调并不妨碍吴粤人对”鞑虏“举起屠刀;驻防八旗本已沉醉于书画琴棋,直到面临邻居的屠刀,才突然想起自己是”鞑虏“。

原住民抵抗殖民化。虽然姨学大力提倡,一般吴粤人并不觉得自己是诸夏亡国奴,只是觉得崖山之后祖先做了中国亡国奴。但南蒙古从来就不是汉人的农田,从来就不曾被中华王朝持续领有,如今处于中国的非法占领之下,只能遥望隔壁自由的同胞。蒙古人和南蒙古不需要被”民族发明“,而是历史和现实。

以三语题写南蒙古国旗,赠与不屈的蒙古安达:

拉丁版:Beye mafari gurunci lakcabuha bime niamanga gisun burubume muterakū.




习近平在南蒙古找茬

如果要說得不客氣一點,那就是:夢裡什麼都有。现在内蒙古这个情况,中共内部评估南蒙古模式是否可行,内蒙古族除非有“大动作”,属于复制集中营模式。

对中共维稳系统而言,如果经常出现少数民族地区不和谐的事情,他们就可以找中央要求更多的维稳经费。维稳经费多了,自然会有一部分落入贪官的腰包。

而且级别越高的贪官,贪污经费的比例越大。同时,级别越高的维稳官员,因为不用冲在第一线,没有生命危险。

所以,维稳系统的【高层】官员,巴不得少数民族地区的矛盾激化。维稳系统的官员就更加容易得到朝廷的重视,也可以趁机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

习近平只要把南蒙古提纲弄好 (那几天正好习在说少数民族的事儿),下面的人就会自动去找茬。 然后没法收场后,然后习惯性的各个地方就开始维稳。 维稳的同时给上级报告,一级推一级,到了习那里可能描述已经变成了要推反CCP。

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教育,肯定是会变动的,这个我个人早就能猜到了。大致就是少数民族中小学,除了一门民族语言课,不会再有其他用少数民族语言的课程了。而且高考加分也会是限制在10分甚至5分以内。

就像习近平要打破任期制,这个在他上台没多久,民间就已经在传言了,反正我记得14年还是15年就很多这种声音了。




内蒙古拟强制禁牧摧毁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牧民:「等同屠杀我们!」

遊牧是草原民族傳統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隨著中共消滅蒙古族文化力度的不斷加劇,當局計劃出台新法案實施禁牧。

去年8月,中共政府發布新法規,允許畜牧公司無需審批即可劃撥土地。內蒙古自治區的牧民(當地人更願意稱之為南蒙古)走上街頭抗議這種對蒙古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遊牧的毀壞行徑。中共使用「生態移民」和「全面禁牧」的偽生態政策,聲稱其目標是「恢復草地生態系統」。但實際上,其最終目標似乎是徹底消滅蒙古遊牧生活方式。

蒙古牧民認為,遊牧、放牧對環境是有利的,不會加劇生態系統的退化。牲畜在一片草場吃完草後,再去另一片草場,這樣留下的糞便還有利於草場的生長和良性發展。

來自內蒙古師範大學退休教授劉書潤也支持這個觀點,他認為,禁止遊牧不能解決草場退化的問題。劉書潤教授的觀點是,一直待在某塊草場,才是導致草原荒漠化的重要原因。採取圈養的方式,牧民用圍欄把草場圍起來,牲畜基本就待在一片草場上。這麼一來,草場一年四季沒有「緩和」時段,牲畜的營養獲取也不全面。

內蒙古當局繼續進一步出台措施阻止遊牧。7月31日,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召開《內蒙古自治區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條例》立法工作啟動協調會,並稱,「禁牧」是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有力舉措。

「之前這(禁牧)只是一項制度,現在要確立為法律。我們若違背,就要被追究法律責任,所以說現在事態嚴重了。」一位女士在一個擁有近400人的微信群組中發表自己的觀點說,「我們少數民族除了放牧什麼也不會,如果不讓我們放牧,這和要屠殺我們有什麼區別?」

其他蒙古族人也有同樣的擔憂。一位蒙古族男士評論說,「遊牧是我們民族的傳統,禁止了,我們蒙古族人該怎麼生活?我們多數都是以放牧為生,靠天為生。」

人們對政府利用環境保護強徵草場用於礦業開採的行徑也感到不滿和憤怒。從2011年起,當局以遏制「土地退化和荒漠化」為由開始在內蒙古和新疆等主要草原畜牧區建立草原生態保護制度,牧民就逐漸被遷走出草場。他們一旦被趕走,採礦公司就可以接管這些土地。南蒙古牧民認為該政策是一個大騙局,並廣泛抱怨採礦業正在破壞他們的牧場。

「以恢復草原生態之名而禁牧,把罪責推給草原五畜(牛、羊、山羊、馬、駱駝)、推給蒙古人,這是錯誤的。停止採礦了,草原生態就會恢復平衡。」微信群中一位蒙古人這樣說。

「禁牧」是中共摧毀民族認同的方式之一,當局的目的是要徹底消滅農村的牧民社區和結束蒙古人的遊牧生活方式。

从蒙古独立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

1368年明朝建立,汉人推翻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但蒙古黄金家族接着统治自己草原老家。明朝奈何实力不够没能拿下蒙古。

蒙古和明朝对峙了近两百多年后,蒙古走向了分裂,在漠南漠北地区分成了近百个大大小小的部族。17世纪初,满清(Daicing gurun)崛起,满洲可汗皇太极从北元最后一代传人郝哲(Erke)夺取了蒙古大汗的地位,兼并了漠南蒙古诸部。

1688年,准噶尔(西蒙古)大举进攻漠北蒙古四大部谢图汗部、赛音诺颜部、车臣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漠北蒙古四部找为了找靠山,于是归附清朝。清朝叫这四部为喀尔喀(ᠬᠠᠯᠬ)。喀尔喀主体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外蒙古(ᠭᠠᠳᠠᠭᠠᠳᠤ ᠮᠣᠩᠭᠣᠯ)。

喀尔喀当地语意思是屏障和边疆。所以说外蒙古只是放羊的地方简直暴论。而且外蒙古四大部王公不单单是黄金家族后人,还有爱新觉罗家的血统。

因为满清吞并蒙古过程和征服明朝性质完全不同,汉人是被满清用武力征服的。而蒙古并入满清性质有些像波兰和立陶宛这两国合并,总计入关前后的整个清朝,满蒙联姻达586次,满族皇家出嫁给蒙古的女子多达430名。

蒙古人在清朝地位和满人平等,蒙古贵族也有满洲贵族一样的王公待遇。大清帝国算是满蒙两家一起入股开的公司。而且蒙古地方还要一定自治权。再看看汉人在清帝国最高待遇,别说做王公,像曾国藩这种资格也顶多封侯爵。

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清帝国风雨飘摇,当时蒙古贵族见大清大势已去,再加上见到西方的现代文明,蒙古人未免产生“退股”的想法。尤其是到1910年,清国也想在喀尔喀(外蒙古)实施新政,借机收回蒙古的自治权。

外蒙古贵族们一看,我去,一直有的自治权你大清突然收回,既然这样那满蒙联邦也没必要维持下去了,那就说再见了。

于是1911年,在外蒙古贵族拥护下成立了大蒙古国(ᠣᠯᠠᠨ᠎ᠠ),又叫博克多汗国。博克多汗国实行政教合一,且融合了清朝和欧洲的政治体系,博克多汗(Boɡda haɡan)是最高统治者,年号“共戴”,拥有自己的军队、议会和内阁。

博克多汗

过了一年后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政府转头对外蒙古说你是我自古以来的一部分。当时蒙古国高层听了后几乎笑掉了大牙,他们意思大致是:你一个1912年成立的国家说我1911年成立的国家是你的一部分,我没说要收回你就不错了,你还说收回我。

北洋政府听后急了,又拿出清帝退位诏书说自己继承了清朝疆域,理应自己占领蒙古。(这份诏书也是民国政府自己写的然后给溥仪拿去签字)外蒙古王公本身就是前清贵族,按道理来说他们比北洋政府更有资格继承大清帝国。

而且孙中山在欧美日本等国支持下搞辛亥革命不是说“驱逐鞑虏,光复中华” 嘛,当时蒙古意思是说昨天还驱逐今天又说继承大清,谁有空听你出尔反尔。

蒙古国军队

1912年,北洋军主动进攻蒙古,结果北洋军在兵力和武器占优势情况下被蒙古打爆,然后蒙古还于1913年反攻到了漠南(内)蒙古境内,而且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

北洋军跟蒙古交战结果很烂

另外说一下蒙古建国时,不光蒙古本土,还有俄罗斯、哈萨克、准噶尔这些地方的蒙古人纷纷志愿要加入蒙古国。且蒙古建国运动的几个领袖都来自内蒙古,比如带领蒙古军队打爆北洋军的达木丁苏隆(Damdinsüren)就出生在大清国黑龙江省。

苏隆(接下来都简写为这样)来自巴尔虎(Barga)部,但是该部分布较广,在中俄地区都有。俄罗斯境内的巴尔虎称作布里亚特,今天俄罗斯境内就有个布里亚特加盟共和国。但苏隆是出生在呼伦贝尔的巴尔虎地区,也就是出生在今天内蒙古境内。

苏隆出身蒙古八旗,但他家境只算小贵族。苏隆所处的时代大清帝国已经是风雨飘摇。1908年,苏隆离开家乡去京城朝见皇帝。在半路上他结识了来自喀尔喀部的蒙古贵族杭达多尔济( Ханддорж)。两个人在那次会面经过交谈,不约而同产生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念头。

而这个杭达多尔济是日后博克多汗国开国四大元老之首,还出任汗国建立后第一任内阁总理。

而在蒙古建国这个过程中,届时沙俄也没大多数人说的那样是大力支持蒙古的,沙俄顶多就给蒙古提供了军火,并且沙俄也没支持蒙古独立建国。当1913年蒙古差不多占领漠南蒙古西部时候,俄罗斯背着蒙古,自己和中国签订了《俄中声明文件》。大致意思就是中蒙别开打下去了,只保留现状,蒙古国名义属于民国政府,但实施事实上的自治。

可是蒙古国不干了啊,他不肯从内蒙古境内撤并。依然要和北洋军开干下去。然后沙俄给蒙古国断供,可依然断绝不了蒙古国的决心。沙俄只能给蒙古借贷一笔巨款和各种优惠,这才让蒙古撤军。

今天不少国人还说沙俄分裂出外蒙古,明明是没有沙俄连漠南蒙古都要归外蒙古了。

1915年,三国签订《俄蒙中协约》,再次确认之前沙俄提出的要求。

说到这里很多人不明白为何沙俄反对漠南蒙古加入蒙古国?原因是蒙古地区不光是内外蒙古两个地方,第三个蒙古地方便是俄罗斯境内的广大蒙古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俄联邦阿尔泰共和国,图瓦共和国等四个加盟共和国的位置。俄国深怕自己的蒙古地区也效仿漠南蒙古加入外蒙古。当时俄国境内蒙古地区已经这么做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俄国也是为了自己利益考虑才这么做。

1917年,沙俄政权倒台,同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届时俄国全境动乱。长达五年的俄国内战爆发,交战双方是苏维埃红军(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和由保皇派实力和反布尔什维克实力组成的联合力量白军(Белое движение)。

距离俄国甚近且关系密切的蒙古国也因此受俄国内战影响而全境局势混乱,红军势力也就是布尔什维克进入蒙古国。蒙古人民党也就是蒙古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成立了。蒙古共产党成立时间是1920年,比中国共产党还早成立一年。

而俄国白军也染指外蒙古内部时期,企图控制整个大蒙古国,将这里作为反攻俄国的基地。红军和白军两股势力的竞争也从俄国斗到了蒙古境内。

蒙古这时候全国各层人们也要做出抉择,蒙古贵族也就是博克多汗国高层是支持白军,也有少部分蒙古王公和人民是支持红军。

北洋政府见俄国和蒙古处于混乱局面,于是撕毁之前签订的《俄蒙中协约》,派徐树铮率领大军侵入蒙古国。现在还有不少北洋粉以为徐树铮是“收复”外蒙古的民族英雄,其实徐树铮进军蒙古背后也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当时日本也想把蒙古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不光徐树铮,当时大半中国军阀都是受到日本背后的支持。当然本期主要讲蒙古的事情,徐树铮于1919年将整个外蒙古给控制了起来。并且软禁了博克多汗,博客多汗也因此退位。从1919年到1921年两年蒙古国是处于被北洋的占领下。

徐树铮率领军队进入蒙古后,不但不尊重当地习俗,和羞辱王公高层,并且北洋军队纪律败坏在当地搜刮牧民们的物资,总之这段时期北洋军在蒙古境内无恶不作。

也正因为如此,本来是蒙古王公和部分民众反对北洋政府,接下来变成蒙古每个底层百姓反对北洋政府。也就这段时期蒙古人民党领袖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带领人民起义。并且蒙古人民党还跟蒙古王公贵族联合上了。

另外蒙古国境内的红军和白军势力不管谁胜出,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驱逐出在蒙古的北洋军队。

很多人以为北洋军是因为中国国内军阀内战才撤离蒙古,其实北洋军是灰溜溜地被人给赶走的。1921年的白军势力的Унгерн率领仅八百人组成的“亚洲骑兵队(Азиатская конная дивизия)”就打爆了所有在蒙古的北洋军,救出被北洋政府监禁的蒙古王公。并且重新拥护博克多汗继位。

简单介绍下这个Унгерн虽然效力俄国白军,但他是奥地利人。外号”血腥男爵”,因为他对敌人做法非常残忍。博克多汗曾回忆说,Унгерн挖出俘虏士兵的内脏用来喂猎犬。

Унгерн还是个极端反犹太主义者。据说他的思想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另一位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他还要个计划:首先扶植退位清帝溥仪复辟,然后再将远东统一在他领导里,再以这里做基地向西方世界反攻。但未能实现,因为他也在驱逐北洋军那一年被红军打败,他本人兵败身亡。

白军势力瓦解后,博克多汗将蒙古大权给了苏赫巴托尔为首的蒙古人民党。博克多汗成为蒙古名义上统治者,之后他于1923年去世。蒙古在那年成立蒙古共和国,这是亚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苏赫巴托尔在外蒙古人民心中是最伟大的英雄,能和成吉思汗并列。


以上就是我简单概括了蒙古国建立的来龙去脉。我相信还有人会找借口说蒙古国正式建国是在1946年蒋介石被斯大林胁迫下同意的。46年之前蒙古国建国是非法的,非法?犯了谁的法啊。

辛亥革命对清帝国来说算不算非法?、而且早在1920年代,国父孙中山在和苏联大使越飞发表的联合公告中已经声明他本人承认蒙古建国。这些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而且蒙古国也不算什么失地,首先历史上中原王朝有统治过蒙古人吗?蒙古人在大清帝国地位是和满人平等的,与其说清朝时期中国统治蒙古,倒不如说蒙古他们在清帝国时期统治过汉人。

要算某某地方自某朝以来属于某国自古以来的领土这个逻辑成立,那海参崴和阿拉斯加自诺曼诺夫王朝起是俄罗斯自古以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逻辑就像你女朋友跟你分手了她还是你女朋友吗?分手之后你还能去亲她吗,难道她是你前女友你就可以去强上她吗,再强上就犯法了。

现代世界国家的版图基本都是凡尔赛-雅尔塔体系和东欧剧变奠定的。不是以什么“自古以来”来划分的。

而且中华民国版图疆域从来都不是什么海棠秋叶,那是蒋介石自己地图开疆画出来的。中华民国连汉地都没统一,后面还被日本人占领一半国土,没有苏联和美国救助,恐怕胜负难说。就民国这种实力还配谈占领蒙古国。

不管哪个国家,领土再大再小,是本国人也得照样得从自己祖国手里买房子。一百年前就有民国学者林语堂先生说过世界上最可笑事情莫过于底层人民具备了统治阶级的意识。

1949年10月16日蒙古国就同新中国建交,所以没事嚷嚷要“收复”蒙古的人何必自作多情,这就跟今天俄罗斯说要“收复”东北是一个性质。

外蒙古不仅在统治阶级法理上可以称之为不属于近代的“中华民族”,而且在阶级斗争史中其独立也有正当性:

清廷在基本统一漠南北蒙古后,始终采取分化政策,草场被大大小小的王公分割,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草场环境,打击了游牧经济。而清廷对汉商高利贷投放和大量劳动力归于寺院等经济问题持放任态度进一步使蒙古地区人民陷于贫困。更不要说清廷和蒙古反动王公联合起来镇压反抗群众这种公开的阶级斗争了。

总结:

1.蒙古国在1911年就事实上独立了

2.俄罗斯/苏联并未怎么支持蒙古

3.北洋军对蒙古作战战果并不怎么样

4.徐树铮拿下蒙古,蒙古也只会成日本势力范围

5.民国自始至终没实控蒙古,仅有名义统治。民国连汉地都没做到完全统一,更别谈蒙古地区。

6.外蒙1924年实际苏维埃化,那个时候蒋介石在国民党里还没有地位。

7.中国历史上从未实际统治过漠北蒙古(外蒙),明代如此,民国(含北洋)如此,现在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至于漠北蒙古称臣纳贡的满清,严格来说根本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又一个殖民政权而已。

所谓的内蒙古,是中共为了统治在中国的蒙古人而发明的名称

所谓的内蒙古,是中共为了统治在中国的蒙古人而发明的名称,其在蒙古语中的表述为“南蒙古”。但是如果此地区被称为南蒙古的话,显然是有利于蒙古统一运动的故而中共称其为内蒙古。意味在中国内的蒙古。然而历史上并非如此,内蒙古地区或南蒙古地区在清朝时属于漠南蒙古。其在长时间以来鲜少有汉族人居住,有两个原因。

其一:长城以北年均降水量400毫升。不适合开展农业。其二:清朝满族统治者禁止汉人在漠南蒙古地区开垦。但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形势急转直下,大量汉人在饥荒年代移民蒙古地区。中共掌权执政的1949年,南蒙古地区的蒙汉比例为4比1,而7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是1:22. 就是看人口统计,汉人的人口已经达到2000万而蒙古人只有400万之多。其中会讲蒙古语的蒙古人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五十。南蒙古地区的主要矛盾是汉人大量移民后侵占蒙古人土地,中共在文革中屠杀蒙古人,蒙古人将中共等同于汉人的民族矛盾。在大量烧杀抢夺后,2020年中共又宣布蒙古人学校不许以蒙古语授课,导致大量蒙古人共同反抗(11人自杀以明志)。

本来与维吾尔,吐蕃相比稍显平和的南蒙古地区自此陷入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当中。将来如若中共倒台,此地区必然会趋向于独立或与蒙古国合并。然而如果选择合并的话,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口显然不会同意。

这样一来我的结论基本上就是:以现存蒙古人人数较多的南蒙古北方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有大概率可能合并进蒙古国。而以呼和浩特,大同市等代表的前共产党核心地区可能会归入军阀手中。至于2000万汉人何去何从,可能还要看新建立的国家如何对过去的历史编写刻画。毕竟费拉顺民们只会生存,而并不会选择。

在内蒙古居民多数要求回归蒙古的大前提下,

无论是什么执政党,都改变不了“中共”作为一个不断扩张的大一统帝国对领土近乎歇斯底里的占有欲和扩张野心。比如荒谬的南海九段线和钓鱼岛问题就是国民党当局第一个炮制出来的。一句话总结就是红蓝一家豸。

尽管共产党系统性屏蔽了海内外左翼进步人士对中国煽动民族主义的批判声音,但这改变不了自发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者在精中人里占绝大多数的事实。从滞留台湾、自诩反共的民国粉遗老 动辄喜欢拿大清帝国领土的历史极大值来批判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中共卖国就可见一斑。

蒙古国人自身身份认同十分牢固,也没有开疆扩土的任何想法,无论是对南蒙古还是布里亚特都是如此。

就跟目前乌克兰不会想要曾经在俄国和波兰境内的乌族聚居区一样,因为俄国的乌克兰聚居区早就被俄化,对乌克兰没有任何认同,而波兰的乌克兰人早就被清洗干净了。放在中国占领的内蒙古也是同样道理。

1945年8月,日军在苏日战争中战败,满洲国政权覆灭。1945年8月18日,蒙古族革命者、青年知识分子、原满洲国兴安总省的干部以及起义的兴安军干部,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召开会议,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设立东蒙党部,通过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纲》和《党章》;达成善后协议,成立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宣言主张“内蒙古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推举满洲国兴安总省省长博彦满都担任代表。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积极同苏军交涉,先后从王爷庙、齐齐哈尔、沈阳等日满战俘营释放了大批蒙古族军官和学生。

1945年10月,博彦满都、哈丰阿等12人(一说是6人)组成东蒙古人民代表团,携带并入的请愿书,访问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请求“内外蒙合并”。但根据以雅尔塔会议的内容为基础,在8月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为换取国民政府对蒙古独立的承认,苏联不关心中国国内的独立问题,因此作为苏联卫星国的蒙古政府拒绝了这个提议。呼伦贝尔自治政府派出了善吉密图普、功果尔扎布组成的7人代表团,赴外蒙古请求呼伦贝尔与外蒙古合并,也遭到了乔巴山的拒绝。

俄罗斯不愿意周围有个强大的蒙古。估计普京也不想看到。

蒙古国人口没有内蒙多,一旦统一民主制度下蒙古国人将失去自治权利!蒙古的民主体制运行的不错,新闻透明度也不错,如果此处的蒙古指的是蒙古人聚集区我认为合并大概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指现代的整个内蒙问题可就非常大了,要知道现在的内蒙可是合并了民国热河,绥远,察哈尔等省的,内蒙有些地区与其说接近蒙古不如说接近满洲和山晋,内蒙的人口可是超过蒙古国总人口的,因此对于内蒙的不同地区要分开讨论。认为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当地原住民应该通过民主方式决定国家归属。

我就簡單支持内蒙人自決的權利, 無論去留都歡迎和支持.蒙古这几年逐渐从西里尔字母蒙古文改成和内蒙一样的传统蒙古文,但是推广还需要时间。要是南蒙願意加入北蒙願意接受,那就喜結連理咯

既然是中共倒台的未來,到時候人口分布估計都和現在不一樣了!

大元帝国始祖帝 忽必烈傳 (4)

 馬可眼中的皇帝與大元帝國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國,經過三次西征,征服了中西亞廣大地區。成吉思汗曾將征服的土地分封給他的三個兒子,因此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支宗族稱為「西道諸王」。幼子拖雷則獲得其父的直接領地,即斡難河及客魯連河流域一帶蒙古本部的地方,後成為元朝的疆域。

其後,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支後裔分別建立了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拖雷系的旭烈兀,即忽必烈的三弟,建立了伊兒汗國。四大汗國的汗,與中央是藩屬關係,直接向大汗負責。

到了忽必烈統治時期,中央對汗國的控制弱化,欽察汗國和伊兒汗國走向獨立,但這些獨立的汗國依然尊奉元朝皇帝為大汗,稱之為「一切蒙古君主的君主」,承認元朝皇帝為其宗主,它們是元朝的「宗藩之國」。因此,這些汗國的汗即位需要得到元朝皇帝的認可,此外,他們與元朝相互間的使節來往不斷。

與欽察汗國的關係

成吉思汗時期,其長子朮赤被封於欽察、花剌子模及康里國故地,包括今鹹海以西、里海以北的頓河和伏爾加河一帶的欽察草原。由於朮赤比成吉思汗去世的早,這一封地歸其兒子拔都。

1243年初,拔都到達伏爾加河下游地區,以薩萊城(今阿斯特拉罕附近)為首都,正式建立了欽察汗國,其領土範圍東起額爾齊斯河,西至多瑙河,南轄克里木半島和北高加索。該汗國離蒙古的都城數萬里,驛騎急行需二百餘日。因為拔都所駐的穹帳使用金頂,因此「欽察汗國」也稱為「金帳汗國」。

拔都與拖雷系交好,曾支持忽必烈的哥哥蒙哥繼承汗位。1255年拔都去世後,他的弟弟別兒哥成為欽察汗國可汗。1266年,別兒哥去世,拔都的孫子忙哥帖木兒即位,正式得到了忽必烈的冊封。1276年,蒙哥的第四子昔里吉叛亂,把忽必烈的皇子那木罕、闊闊出扣為人質,原本要送給海都,但海都拒絕接受,昔里吉就送到忙哥帖木兒處,忙哥帖木兒又送回給忽必烈。

1243年初,拔都到達伏爾加河下游地區,以薩萊城為首都,正式建立了欽察汗國。

與伊兒汗國的關係

窩闊台時期,曾派兵消滅了在波斯西部復國的花剌子模帝國,征服和招降了波斯大部分地區,其後,谷兒只(格魯吉亞王國)、亞美尼亞、魯迷等國也先後歸附蒙古。窩闊台為此設置了管轄阿姆河以西波斯各省的行政機構,並派兵鎮守。

1251年蒙哥汗即位後,置阿姆河等處行中書省,以阿兒渾為行省長官,設治於呼羅珊圖斯城(今伊朗馬什哈德附近)。1256年,蒙哥汗派弟弟旭烈兀西征,先後滅掉馬拶答爾(今伊朗馬贊德蘭省)諸山國,攻陷巴格達,滅黑衣大食(即阿拔斯王朝),其後於1259年入侵敘利亞。

在敘利亞取得節節勝利之際,旭烈兀突然聽聞蒙哥汗駕崩的消息,他率兵返回波斯,建立了伊兒汗國,但留下將軍怯的不花繼續進攻。怯的不花軍隨後在密昔兒(埃及)援軍的反攻下被擊潰,蒙古所占敘利亞諸城盡失。

此時旭烈兀得知忽必烈已繼承大汗位,並與幼弟阿里不哥發生了汗位之爭。他停止了東返,而是向雙方派出使者,表示擁護忽必烈為大汗,勸阿里不哥放棄。忽必烈則下旨,將阿姆河以西直到埃及邊境的波斯國土和該地蒙古、阿拉伯軍民劃歸旭烈兀統治。

旭烈兀的伊兒汗國,其領土東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面包含小亞細亞大部分地區,南抵波斯灣,北至高加索山,首都為蔑剌哈(今伊朗東阿塞拜疆省馬臘格),並命長子阿八哈統領汗國東部呼羅珊等省地。

1264年,忽必烈遣使臣冊封旭烈兀為伊兒汗,並給他增派三萬軍隊。第二年,旭烈兀去世,阿八哈嗣位,並遣使報喪,忽必烈派使者持詔立他為汗。阿八哈即位後,始定都於大不里士,以蔑剌哈為陪都。此後,忽必烈攻打南宋,就是向阿八哈征尋回回工匠,回回炮技術因而傳入中原。

阿八哈在位期間,與元朝一直保持著友好的藩屬關係。1282年,阿八哈去世,他的弟弟台古塔兒即位,因為他信奉伊斯蘭教,因此即位後不稱自己為「汗」,而改稱「蘇丹」,並下令所屬民眾一律信奉伊斯蘭教。由於元朝推行宗教自由,忽必烈並未干涉。但不願信奉伊斯蘭教的阿八哈的兒子阿魯渾在1284年聯合部分貴族,殺死了台古塔兒,並上報忽必烈。忽必烈命他繼承汗位,並授權臣不花為宰相。

可以說,欽察汗國與伊兒汗國雖然逐漸獨立,但仍然自認是元朝的「宗藩之國」,與元朝保持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繫,商人、教士與使節的往來更為頻繁,這兩個國家的一些城市也成為了東西方往來的交通樞紐。

而元朝以元上都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驛路,連通了歐、亞、非三大洲之間的交通,著名的「草原絲綢之路」起點就是在元上都,每逢春天都會有大批商販從歐亞各地趕來,以各種奇貨異寶與元朝人士交易。在元朝的驛路上,往來著羅馬教宗使者、高麗國王、波斯、緬甸、尼泊爾使者及意大利商人、印度僧侶等,中華文明與歐亞的交流範圍空前擴大。

著名的「草原絲綢之路」起點就是在元上都。

從1240年到1340年的一百年間,是中國和歐洲可以直接接觸的最好機會,因為在此前後阿拉伯和土耳其人都多少阻礙了東西方的交流。

忽必烈時期與歐洲交往中,最為有名的人物當然是意大利旅行家、商人馬可‧波羅,他在元朝居住了十幾年,回到歐洲後撰寫了《馬可‧波羅行紀》,記述了他在中國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見聞,其中講述了元初的政事、戰爭、宮廷祕聞、節日、遊獵等,尤其詳細記述了元大都的經濟文化民情風俗,以及西安、開封、南京、鎮江、揚州、蘇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榮景況。可以說,它第一次較全面地向歐洲人介紹了發達的中華文明,將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國形象展示在世界面前。

《行紀》中的忽必烈

《馬可‧波羅行紀》中記述,馬可的父親尼科洛和叔叔馬費奧曾經過欽察汗國,拜見了別兒哥汗,受到熱情款待,並在此停留一年,其後,跟隨旭烈兀的使臣前往大都拜見了忽必烈,受到禮遇。時間是在1266年。忽必烈向他們詢問了很多事情,比如他們的君主如何治理國土、如何斷決獄訟、如何進行戰爭、如何處理庶務,以及國內的貴族等級、教宗教會和社會風俗等。

忽必烈聽了他們的講述後很高興,遂請他們偕同一名元朝使臣前往羅馬,忽必烈還給羅馬教宗寫了一封信,請教宗派人到元朝,介紹基督教和歐洲的文學藝術。大汗還賜給他們金牌,上面寫著:三人所過之地,當地必須供應所需之物,如馬匹和護衛等。

三人到了羅馬後,才知原來的教宗已去世,覆命需要等到新任教宗即位。在拿到新任教宗格烈果兒的信件後,波羅兄弟帶著尼科洛17歲的兒子馬可於1271年前往中國。他們從威尼斯乘船到黑海南岸登陸,然後從陸路輾轉於1275年抵達元上都,隨後又抵達大都,皆受到忽必烈的熱情款待。

馬可聰明伶俐,接受新事物很快,不僅很快熟習蒙古語,而且還對蒙文、蒙古人的戰術十分了解,也有一說是他也學會了漢語,這讓忽必烈十分喜歡他,封他做元朝的官,還讓他到各地出使。他先後到過現在的新疆、甘肅、內蒙古、山西、陝西、四川、雲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還出使過越南、緬甸、蘇門答臘。他因此去過中國很多地方和見到許多比歐洲先進的文化成就。

馬可每到一處,總要詳細地考察當地的風俗、地理、人情。他完成使命後不僅奏報奉使之事,而且還向想了解各地風土人情的忽必烈講述途中見聞,忽必烈和左右大臣都誇他將來「必為博識大才之人」。

在馬可的眼中,偉大君主忽必烈的形象是這樣的:「大汗風度翩翩,看起來讓人心生好感」,「不長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適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他有四位正妻,皆稱為皇后。而忽必烈對王朝的治理以及對百姓的體恤,比如莊稼歉收時和災禍發生時,賑濟百姓,都給馬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年黃曆八月二十八日是忽必烈大汗的生日,這一天,全國各地都會向大汗獻貢品,所有宗教徒也一起為大汗祈福。

《行紀》中的元都城之繁盛

在《馬可‧波羅行紀》中,描述了當時聞名於世的上都,「內有一大理石宮殿,甚美,其房舍內皆塗金,繪種種鳥獸花木,工巧之極,技術之佳,見之足以娛人心目。」「此宮有牆垣環之,廣袤十六哩,內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亦見有種種野獸,惟無猛獸,是蓋君主用以供給籠中海青、鷹隼之食者也。」

英國詩人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1797年讀到《行紀》後,在其詩作《悠然神往》中如此寫道:「安樂的宮殿有倒影,宛在水波的中央漂動;這兒能聽見和諧的音韻,來自那地泉和岩洞。」由宮殿、草原、森林、溪流構成的夢境中的上都,彼時在西方國家被稱作Xanadu,在英美的《韋伯英語大辭典》中被單獨列為詞條;歐洲天文學家還用它命名土星的第六顆衛星。幾百年來,Xanadu成為歐美人士描繪神祕美麗地方的形容詞,亦有宛如仙境之意。

《行紀》還描述了「廣大莊嚴」的汗八里城,即大都貿易的發達和戶口的繁盛。在大都城內城外,有很多「華屋巨室」,居住著很多人,其中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他們或是來進貢的,或是來經商的。因此都城內來自世界的各種物品匯聚,這是世界其它城市所無法比擬的。僅絲一項,每日進入城中的就有上千車,每車近五百公斤,這意味著每日有差不多五十萬公斤的絲進入大都,這的確令人驚歎。

而當時被稱為「行在」的杭州,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業興隆,有12種行業,每種行業有12000戶。

在馬可的筆下,元朝有著發達的工商業、繁華熱鬧的市集、華美廉價的絲綢錦緞,還有宏偉壯觀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驛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紙幣等等,這怎不讓人嚮往?

波羅一家人返回歐洲

在中國待了十幾年後,馬可的父親和叔叔都很思念故鄉,因此向忽必烈請辭回國,但忽必烈非常喜愛馬可,所以沒有同意。恰好伊兒汗國汗阿魯渾遣使向忽必烈求娶蒙古公主闊闊真,使者見馬可三人是拉丁人,且熟悉印度海沿途情形,便請求忽必烈允許讓他們同行。忽必烈忍痛割愛,同意了這個請求。

1292年,馬可和父親叔叔受忽必烈委託,從泉州出發經海路護送公主到伊兒汗國成婚。忽必烈還答應他們,在完成使命後,可以轉路回國。臨行前,忽必烈賜予他們兩面金牌,持此沿途可以得到諸多方便,還讓他們捎去給教宗、法國國王、英國國王、西班牙國王等國王的信件。

1295年波羅一家人回到歐洲。波羅一家人回到歐洲後,定居威尼斯。當地人很喜歡聽他們講述在東方的經歷。1296年,馬可‧波羅參加威尼斯與熱那亞之間的海戰被俘,在監獄中,他將在中國的經歷講給同獄的同伴、作家魯思梯謙,於是便有了馬可‧波羅口述、魯思梯謙記錄的《馬可‧波羅行記》。

該書剛一出版,就引起了轟動,幾個月後,就風靡整個意大利。1324年馬可‧波羅去世前,該書已被翻譯成多種歐洲文字,廣為流傳。迄今為止,《馬可‧波羅行記》已經有119種各種文字的版本。

西方研究馬可‧波羅的學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認為,這「不是一部單純的遊記,而是啟蒙式作品,對於閉塞的歐洲人來說,無異于振聾發聵,為歐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識領域和視野。這本書的意義,在於它導致了歐洲人文的廣泛復興」。其同時也激發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嚮往,掀起了「東方熱」,對以後新航路的開闢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它被視為「世界第一大奇書」。

馬可‧波羅對東方的介紹引起了西方人的熱情,歸根結底與忽必烈推動東西方友好往來、以寬廣的胸懷接納世界各地之人來華是密不可分的。

征高麗攻日本 招撫南海諸國

在與欽察汗國與伊兒汗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同時,忽必烈也沒有忽略與周邊其它國家,如高麗、日本、安南等東南亞、南海諸國的關係,並根據情況採取了不同的策略。

征服近鄰高麗

高麗,是朝鮮半島古代王朝。935年新羅併入高麗;次年,高麗又滅掉百濟,統一了朝鮮半島。其都城在開城,國祚近500年,直至1392年為朝鮮王朝取代。

早在蒙古時期,與蒙古人興起的漠北之地相距不遠的高麗國與蒙古人就建立了朝貢關係。1216年成吉思汗時,一支原依附於蒙古人的契丹軍隊反蒙自立,在蒙古大軍的追擊下逃入高麗,並攻占了高麗國的江東城。1218年,蒙古大軍進入高麗,並與高麗軍聯合攻打江東城。契丹軍投降後,蒙古與高麗約為兄弟之國,並初步確立了朝貢關係,由於高麗國「道遠,難於往來,每歲可遣使十人入貢」。

1225年,一名蒙古使者在出使高麗返回的途中被殺。此事導致1231年蒙古大軍出兵征討高麗。蒙軍連戰連捷,高麗高宗於是遣使議和。蒙古軍隊撤退時,在高麗的各京、府、縣留下了72名達魯花赤(鎮守者),對高麗進行間接控制。

此後雙方又多次交戰。1258年,高麗眾大臣發動政變,投降蒙古。第二年,雙方達成協議,蒙軍撤出高麗,高麗世子倎應蒙古要求入朝為質子。這一年正好趕上蒙哥汗在征伐南宋時去世,世子倎遂改道向南,前去覲見北返的忽必烈。忽必烈遂讓世子倎與自己一起前往開平。

不久,高麗高宗去世,世子倎於1260年回國即位,即高麗元宗。為鞏固高麗王室的地位,元宗決定與元朝皇室聯姻。1271年,高麗元宗遣使赴元,為世子王諶請婚,同時遣其入元為質。忽必烈將自己13歲的幼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後封齊國公主)下嫁給王諶,三年後完婚。婚後一個月,元宗就去世了,王諶回國即位,是為高麗忠烈王。自此,元朝皇室成員嫁與高麗國王便成為一種例制,高麗國也作為元帝國的附屬國兼駙馬國存在。

根據史料記載,在蒙古國及元朝120餘年的統治時間裡,其與高麗往來頻繁,居元朝與藩屬國往來次數之首。從1219年成吉思汗蒙古國至元朝滅亡的1368年,蒙古帝國與元朝派遣使臣前往高麗的次數是277次,忽必烈時期為82次。而高麗從蒙古太宗四年(1232年)至元朝滅亡,共遣使赴元479次,其中,高麗高宗時期39次,元宗時期56次,忠烈王時期207次。

此外,雙方在經濟和文化交流上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元初,高麗博士柳衍從江南購得經籍一萬零八百卷回國。兩國商人、僧侶將本國的大批書籍運入對方境內。也是在元朝初年,程朱理學傳入高麗,高麗人在太學講授,使得理學在高麗廣泛傳播。

同時,很多高麗人來到中國,他們很多都精通漢文,在元朝或與文人切磋學問,或經商,或做官,這也使得很多元朝人開始學習高麗語。據說元朝宮廷中很多人,包括守衛宮門的衛士都可以說高麗語。而高麗向元朝進貢水獺皮、銀、紡織品、陶瓷、獵鷹等。

元朝初年,程朱理學傳入高麗,高麗人在太學講授,使得理學在高麗廣泛傳播。

欲與日本通好未果 東征受挫

與中國僅有一海之隔的日本,從東漢開始,魏、晉、宋、隋皆來朝貢,唐朝時多次派遣唐使向大唐學習,可以說,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信仰等方面對日本的影響是巨大的。宋雍熙元年(984),日本僧人暐然和其徒弟五六人渡海而來,奉賦納貢,並獻銅器十餘件。後來,還有幾次也是和尚來貢納方物。這表明日本與中原王朝的聯繫一直都沒有中斷。

忽必烈即汗位後,希望與日本繼續通好。1265年,因高麗人趙彝等說可通日本國,忽必烈便開始挑選可擔任使者之人。其後選中兵部侍郎黑的任使臣,賜虎符;禮部侍郎殷弘任副使臣,賜金符。二人持國書赴日。

國書上說:「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認為,自古小國之君,領土相接,尚且講信修睦,況我祖宗,上受天命,擁有中國。在遠方異域的人,對我畏威懷德者,不可勝數。朕自即位之初,因同情高麗無辜之民久經戰亂,故令我將士停止征討,歸還高麗的疆域,退回他們的儀仗。高麗君臣感德來朝,名義上雖是君臣,感情上卻若父子。我想你們君臣大概也已經知道了。高麗為中國之東藩,日本緊靠高麗,不時和中國有信使往來。但朕即位以來,竟無一使者乘船來朝廷通好。可能是國王還未深知,故特遣使持書,說明朕的意向,希望自今以後,友好往來,相親相睦。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哪能算是一家呢?至於用兵,並非是誰所好,請國王斟酌。」

幾經輾轉,1268年,忽必烈的這封國書才通過高麗赴日的使節團交到日本統治者手中。但日本朝野討論之後認為,蒙古人派遣使節到日本,是要入侵日本的前奏,於是抗拒外交。此後忽必烈或通過高麗,或派遣使者,屢次表達與日本修好的願望,但都沒有收到日本朝廷的正面回應,而且日本反倒加強了最靠近高麗的領土即九州島的軍事防禦。

1274年和1281年,元軍兩次東征日本,均因遇到颱風而折戟沉沙。1283年,忽必烈準備第三次東征日本。後因大臣勸諫以及元朝在南方對越南陳朝的進攻受挫,放棄了三攻日本的計劃。

與東南亞諸國的關係

忽必烈時期,在東南亞與元朝一直保持密切聯繫的國家有安南、占城、暹國、緬國。

●安南國在今天越南的北部,唐朝時是安南都護府轄地,五代後晉時獨立。蒙哥汗時大將兀良哈台曾攻打越南,越南陳太宗陳光昺戰敗後,上表稱臣,蒙哥汗封他為安南國王。後他讓位於兒子聖宗陳日烜,自己為太上皇,但對國政仍具有影響力。

1260年,忽必烈即位後,遣使至安南。陳光昺允諾稱臣進貢,並派使臣前往大都,請求三年一貢。忽必烈同意,再封陳光昺為安南國王、陳日烜為王世子。

1277年,陳光昺死,陳日烜未奏請元朝就自立為安南國王。忽必烈派使譴責,並要其入朝受命,但其託故拒絕。樞密院大臣上奏請求出兵,忽必烈並未同意,再派使臣曉諭,但陳日烜仍託病,僅派其叔叔陳遺愛入朝。1281年忽必烈設立安南宣慰使,並宣布廢黜陳日烜,任命陳遺愛為安南國王,但陳遺愛在回國途中遭到陳朝軍隊埋伏,只得逃回元朝。兩國關係趨於緊張。

1284年,鎮南王、忽必烈第九子脫歡奉命進攻占城,假道安南被拒,遂率軍進攻安南,並在1285年初大敗安南軍隊,攻陷了安南都城大羅城。但因暴雨疾病和地形生疏,加之遠征作戰,在安南軍隊的反擊下,最終還是失利,脫歡只好帶兵北撤返元。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忽必烈詔諭安南官吏百姓,歷數陳日烜拒絕來朝、戕害叔父及達魯花赤等罪惡,並封投誠的安南陳朝太宗的第五子陳益稷為安南國王。陳日烜對此仍不理會,繼續與元朝為敵。

1287年,忽必烈下詔發兵再次征伐安南,仍以脫歡為主帥,並分三路進攻。起初,元軍連連告捷,但如第一次一樣,安南的天氣和瘟疫的發生,加之糧餉得不到接濟,脫歡還是無功而返。

安南雖然取得了勝利,但還是懼怕忽必烈的聲威。為緩和關係,陳日烜在戰後不久就派遣使者到元朝,歸還了俘虜,並進獻金人以贖罪,還請求按前例向元朝朝貢。忽必烈應允。雙方又恢復了之前的宗藩關係。

在兩國交往中,中原文化對安南同樣產生了影響。安南多以儒臣充任使者前往元朝,因而他們得以結識元朝文人學士,互相賦詩贈答。安南國王還遣使入元,請贈佛經。元代流行的雜劇對安南歌劇藝術的形成也頗具影響。

●占城在今天的越南南部、安南的南方。元軍在南方清剿南宋殘餘勢力時,曾派使者進入占城,對其進行招撫,占城有歸附之意。其後,忽必烈授予占城王榮祿大夫的職位,封其為占城郡王。

1280年,占城王因陀羅跋摩六世遣使朝貢,忽必烈因此設置荊湖占城行中書省,以阿里海牙為該行省的平章政事。不過,占城王子闍耶僧伽跋摩不願臣服,並扣留了元朝使者。忽必烈為此派兵攻打,攻下了占城王據守的木城,占城王詐降,並在元軍撤離後殺死使者,伏擊元軍。

1284年,增援元軍抵達,並勸說占城王投降。損失慘重的占城王自知難以抵抗,遂表示願意投降,占城再次臣服元朝。此後,雙方一直保持和平相處的關係,使節往來不絕。

●暹(xiān)國又稱泰國。1282年,元朝遣使暹國,因航路受阻,未能抵達。十年後,暹王遣使攜國書至大都,次年,元朝遣使者去暹國通好。1294年,暹國王敢木丁遣使至中國,元成宗遣使臣回訪。此後,暹國與元朝的關係更為密切。

●緬甸在唐朝時被稱為「驃國」,宋朝以後稱緬,因其國內部落稱為「甸」,所以又稱「緬甸」。忽必烈即位前後,緬甸為蒲甘王朝,通過聯合一些部落,成為一個比較強大的政權。

1271年,忽必烈曾派使者招撫緬甸國王,但沒有結果。1277年,緬王攻擊歸附元朝的金齒千額總管阿禾,阿禾向忽必烈求援,忽必烈派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等出兵增援。七百元軍與四五萬緬軍和八百戰象在一條河邊相遇。

雖然首次遇到像兵,但元軍在忽都的指揮下,以少勝多擊敗了緬軍,緬軍死傷慘重,而元軍只死了一名士兵。隨後,雲南行省又派納速剌丁率三千多人增援,兵至緬甸江頭城,沿途招降三百多寨子。後因天氣炎熱,元軍未深入緬境。

在大臣的建議下,1283年,忽必烈派軍水陸進兵,征伐緬甸,一路進展順利,沿途部落紛紛歸附。緬王一直到1285年十一月才向元朝請降。忽必烈接受和議,還派兵護送怯烈出使緬甸。然而,怯烈還未到達緬甸首都蒲甘,緬甸就發生了內亂。

內亂之後緬甸蒲甘王朝實際上已經解體,分成若干撣邦。各地紛紛擁兵自立的貴族和撣族部落首領為尋求政治上的支持,大多歸附了元朝,接受了元朝任命的宣慰司等各種官職名號。

1289年,緬王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也向元朝納貢稱臣,並派自己的兒子信合八到大都朝見元朝皇帝。此後,緬甸一直臣服於元朝。

與南海西洋諸國發展友好關係

元朝在南宋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同南海西洋諸國的友好關係。當時的南海諸國有印度的馬八兒和俱蘭、須門那、僧急裡、來來、蘇門答臘的南無力和蘇木都剌、肯尼亞的馬蘭丹和那旺、馬來西亞的丁呵兒、急蘭亦等,其中,位於印度半島南部東西海岸的馬八兒和俱蘭影響最大,統領海外諸番國。從元朝去這兩個地方,若水路順利,大概十五日就可以到達。

1278年,南宋滅亡後,忽必烈以唆都行省事於泉州,負責「招諭南夷諸國」。此外,還重用南宋降臣蒲壽庚,通過僑居福建的外商與南海諸國的聯繫,鼓勵諸國發展海外貿易。忽必烈對他們說:「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

唆都等奉璽書十通,招諭南海諸國,占城、馬八兒等俱奉表入貢,但影響比較大的俱蘭沒有上表。於是,忽必烈在1279年派遣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出使俱蘭。楊庭璧次年到達俱蘭後,俱蘭國王必納寫了回信,表示來年遣使入貢。

忽必烈收到回信後非常高興,任命哈撒兒海牙為宣慰使,與楊庭璧於1281年從泉州出發再度出使俱蘭。途中遇風,轉道馬八兒,希望經陸路前往俱蘭,但因馬八兒與俱蘭正處於關係緊張階段,被拒絕,楊庭璧等只好返回上奏忽必烈。

很快,忽必烈又派他們第三次出使俱蘭。好在這次一切順利,他們在1282年到達俱蘭,受到了熱情款待,俱蘭國王明確表示願意與元朝通好,並正式向元朝稱臣納貢。此後,南海諸國紛紛遣使入貢元朝,元朝的商人在南海的貿易也日益活躍,一些人還遷居於南海諸島。

有元一代,中印之間往來頻繁,僅《元史》記載的互派使者的次數就達數十次之多。歐洲人自海路來往中國,多在馬八兒或俱蘭停留。

此外忽必烈還派使者招降琉求國,但使者僅至澎湖就返回了。又因爪哇在使臣臉上刻字,忽必烈派兵攻打爪哇並占領了該島,爪哇後臣服。

賢后察必輔佐 治家有方教子嚴

按照蒙古帝國傳統,忽必烈有四位正妻,分別稱為第一皇后、第二皇后、第三皇后、第四皇后。通常,只有第一皇后所生之子才有繼承皇位的權利,如果第一皇后無子,則由第二皇后所生兒子繼承,以此類推。

忽必烈在藩邸時的正妃是帖古倫,姓弘吉剌氏,但沒有生育就去世了,因此忽必烈繼承汗位後冊封的第一皇后是察必,也姓弘吉剌氏,濟寧忠武王按陳之女。在忽必烈還在藩邸時,就與察必完婚,當時她是第二正妻,深得忽必烈的喜愛。從那時起,她就盡心盡力輔佐忽必烈。

為儒士親製袍服

年輕時身在和林的忽必烈就胸懷大志,他渴求更多的知識,並尋找可以為自己答疑解惑的能人智士。為此,他開始徵召一些名儒,詢以治道。

1242年,忽必烈聽說了儒士趙璧的大名後,就將他請至和林。當時儒士去漠北的人並不多。見面後,忽必烈直呼「秀才」而不喊其名字,以示尊重,還賜給他三個僕從。

因為漠北早晚溫差大,穿著中原服飾的趙璧並不適應。忽必烈聽說後,就讓王妃察必親手為趙璧縫製蒙古袍。袍子做好後,忽必烈讓趙璧當面試穿,有不合適的地方,察必一一耐心修改。

有勇有謀 及時傳訊給忽必烈

1259年,蒙哥汗在征伐南宋時去世,此時奉命攻打南宋的忽必烈正在渡江圍攻鄂州,而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最初,忽必烈並沒有打算聽從屬下勸諫回去繼承汗位,覺得「豈可無功而返」,但在收到察必送去的緊急消息後,忽必烈才下決心北返。

當時,蒙哥手下大臣阿藍答兒、渾都海、脫火思、脫裡赤等人,正謀立留守的阿里不哥為汗,阿里不哥也有意爭奪汗位。阿藍答兒還在開平附近調兵,脫裡赤則在燕京附近徵集人馬。察必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派使者質問阿藍答兒:「發兵大事也,太祖皇帝曾孫真金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藍答兒無法應對。察必深覺其中有詐,經過了解,得知了阿里不哥意圖謀取汗位,察覺到危險的察必派人快馬加鞭告訴忽必烈,催其儘早北還。

忽必烈與得到察必送去的消息後,及時北返繼承汗位。

賢明善良 厚待南宋太后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後,察必被立為第一皇后。1273年三月受冊封,上尊號「貞懿昭聖順天睿文光應皇后」。身為皇后,察必統率後宮,勤儉自律,多裨時政,隨事諷諫,是忽必烈的賢內助。

忽必烈在定都大都後,四怯薛官奏請劃京城外附近農田為牧馬場地。在很多蒙古貴族看來,馬場遠比農業更為重要。忽必烈也已經應允,並正準備實施。

察必皇后聽說此事後打算勸諫。察必去見忽必烈時,太保劉秉忠正有要事奏報,察必就故意把他攔在外室,大聲地對他說:「你是國之重臣、漢人奇才,陛下一向對你言聽計從。可是陛下要徵京郊農田為遊獵場,如此大事,你為何不向陛下進諫?國都沒有遷來之前,土地就已經分配給百姓。如今,要把良田變成牧馬之園,百姓流離生怨,豈不是要造成混亂?作臣子不能及時提醒,若陷陛下於不仁不義,這可如何是好?」

劉秉忠一聽就心領神會,微微一笑也大聲說:「臣馬上帶圖查看,再來稟報。」察必皇后和劉秉忠的對話,忽必烈聽得一清二楚,他立即下令取消了徵地之事。

1276年,忽必烈大軍征服宋朝後,宋幼主恭帝和太后等都到上都朝見世祖,忽必烈大擺宴席,朝廷內外喜氣洋洋,唯獨皇后察必未露一點喜色,反而沉默不語。

忽必烈詢問她為何不高興。察必跪下說道:「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忽必烈命人將宋朝宮廷的珍寶堆放在殿前與宮人分享。察必皇后又說:「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察必皇后為大宋的亡國而感傷,也勸諫忽必烈居安思危,「毋使吾子孫及此」。

對於如何處置南宋小皇帝和全太后,察必勸忽必烈不要讓他們施侮辱性的被俘之禮,她說:「自古無不亡之國,奈何辱其末帝。本朝子孫若能倖免亡國,方可慶幸!」

基於同樣的寬仁心理,察必皇后平日對他們體恤有加。在她發現全太后水土不服後,幾次請求忽必烈放其回到南方。但忽必烈提醒她說:「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察必皇后這才明白,若放全太后回南方去,一旦她被那裡的反元勢力利用來舉事,察必皇后對全太后的這一片仁愛之心反而會害了她。

雖然沒有放宋幼主和全太后回去,但忽必烈命皇后對他們多加以體恤,以禮厚待。後來全太后母子二人決定出家,察必皇后特地撥了360公頃的土地作為二人的贍養費,並免除了他們的所有租稅。

後來全太后母子二人決定出家,察必皇后特地撥了360公頃的土地作為二人的贍養費,並免除了他們的所有租稅。示意圖,

身體力行重節儉

忽必烈崇尚節儉,察必皇后也一樣,她親率宮人收集軍隊中的舊弓弦,用這些舊弓弦做成布匹編織為衣,由於布料質地非常堅韌密實,這一破天荒的創意,在當時看來更像武將的輕型「防箭衣」。她還將宣徽院廢置的羊前腿皮收集起來縫為地毯使用。因為察必皇后的緣故,史書中留下「勸儉有節而無棄物」的記載。

聰慧的察必還曾經為忽必烈縫製過一件「比甲」,沒有衣襟,沒有領袖,後長前短,有兩根帶子,這種衣服令忽必烈騎馬時穿著起來更加貼身,動作更利落。這件比甲就是士兵們後來穿著的馬甲的前身。有一次忽必烈打獵回來,與察必皇后提到陽光太刺眼,察必於是在傳統的帽子上加了個前檐以遮陽。忽必烈很高興,這以後就成為蒙古帽的定式。

翰林學士王思廉曾給忽必烈講解《通鑑》,在講到長孫皇后勸諫唐大宗的故事時,忽必烈命內官引王思廉來到後宮為后妃講解這一段。察必皇后聽後道:「是誠有益聖德,復有類此者。汝宜以時進讀。」察必的賢明多類於此。

1281年二月,賢德的察必皇后去世,後在成宗時被追封為「昭睿順聖皇后」,供奉於世祖廟祭祀。史書對她的評價很高,說「後性明敏,達於事機,至元之政,左右彌縫,當時以為蓋有力焉」。

有一次忽必烈打獵回來,與察必皇后提到陽光太刺眼。

嚴教子孫

忽必烈深諳儒家先「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因此對於自己的兒子、孫子要求都很嚴格。

《新元史》上說,忽必烈有11個兒子,朵兒只、真金、忙哥剌和那木罕都是察必皇后所出,朵兒只早卒,因此真金被立為太子。第二皇后南必生鐵蔑赤,亦早卒。其他諸子還有忽哥赤、愛牙赤、奧魯赤、闊闊出、脫歡、忽都魯帖木兒。

對於這些兒子的教育,忽必烈十分上心。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忽必烈,挑選漢人儒士姚樞、竇默、李德輝、王恂等為諸子的老師或伴讀,讓他們從小就接受儒家教育,懂得做人的道理和治國之道。其中真金深深為儒家思想所折服。

中統元年忽必烈即汗位後,封真金為燕王,領中書省事。1270年秋,真金受命巡撫漠北的稱海,在此期間,曾與諸王札剌忽及從官伯顏等談論立身處世之道。真金說:「父汗有訓誡,不要有傲慢自大之心。只要懷有傲慢自大之心,就會壞事。我看孔子的話,就和父汗的話意思吻合。」

1273年,真金被冊封為太子,同年,設「宮師府」,擇38名漢臣為官屬。真金在參政後,禮賢下士,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此外,他還要求蒙古國子生學習漢文。

在空閒時間,真金常與諸王近臣講經論典,如《資治通鑑》、《貞觀政要》及王恂、許衡所講述的遼金兩朝帝王處理國事要略以及《武經》等書,他能從隻言片語中有所體會,讓聞者無不肅然起敬。

與父皇母后一樣,真金崇尚儉樸,他穿的衣服被弄髒了,就命令侍臣加以染治,侍臣請求換件新的,真金卻說:「吾欲織百端,非難也。顧是物未敝,豈宜棄之?」意思是衣服沒有壞,怎麼能拋棄呢。東宮香殿建成,工匠建議鑿石為池,以備太子仿效古人做「曲水流觴」之樂。真金說:「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耶!」因此不許。

真金非常孝順,每當忽必烈身體欠安,真金憂形於色,夜不能寐;在聽說母親察必皇后中風後,他當即悲泣,衣服還沒束帶就趕去探望。母親去世後,真金守孝,終日不喝一口水,並居住在簡陋的房子中。

1286年1月,真金因病去世,年僅42歲。忽必烈很傷心,於次年正月初一停止朝賀,為其上諡號為「明孝」。他的兒子成宗即位後,追諡為「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供祭於太廟。

真金去世後,忽必烈立真金第三子鐵穆耳為皇太子,即是後來的成宗。鐵穆耳從小就喜歡喝酒,以至沉溺於其中。忽必烈時常規勸他,讓護衛盯著他,甚至打過他。在忽必烈的嚴格管教下,鐵穆耳的酒癮得到了控制,之後還徹底戒了酒。

忽必烈一直教育子孫要有仁恕之心,不能侵擾百姓。一次,他的第五子忽哥赤從自己封地的一個村莊額外多拿了一些野禽,忽必烈得知後,下令打了他七十棍以示警戒。為免子孫安於享樂,忽必烈還根據他們的能力,派他們到各處的軍隊中歷練。

為了治理好家國,忽必烈誠可謂用心良苦、殫精竭慮。

開文明之治 聖德皇帝千古留名

察必皇后和皇太子真金的先後去世,讓忽必烈悲痛不已,導致他的健康也嚴重受損。

1293年,忽必烈終於病倒了,雖然御醫們為他百般調治,但病卻未見好,反而越來越重。因為重病,與大臣們的朝堂議政也免去了。按照規定,此時除非蒙古人和昔日有功之臣不得進入寢宮探視。不過,有一人例外,那就是不忽木。

不忽木是忽必烈侍從燕真的兒子。年輕時就英俊不凡,曾拜太子贊善王恂為師,後隨王恂北征,又拜許衡為師。許衡編纂歷代帝王諡名、帝系、歲年等書為教授學生,不忽木讀數遍即可背誦。可以說,他漢化較深,重視儒學。16歲時他摘錄《貞觀政要》中數十事進呈忽必烈,比如他建議因朝中蒙古人做官的不多,若要多培養蒙古族人才、使他們通曉漢人的制度,必須像古代那樣各地多設學校等。

忽必烈知其意在藉此規諫,看了後讚歎不已,其後對不忽木委以重任,不忽木先後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提刑按察使、參議中書省事、吏部尚書、工部尚書、平章政事等,謹慎厚道、不好奢華的他深得皇帝信任,被視為肱股之臣。

因此,忽必烈生病期間,不忽木寸步不離守在身邊,負責皇帝醫藥,陪他聊天。忽必烈臨終前,贈予他一塊白璧,說:「他日持此以見朕。」贈予白璧,既是對不忽木完美品行的肯定,也是希望他在輔佐下一任皇帝時依舊保持白璧無瑕的品格。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294年2月18日),在位三十五年的忽必烈在大都病逝,享年80歲,廟號世祖,諡號「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國語尊稱曰「薛禪(意為賢者)皇帝」。其後葬於漠北起輦谷祖陵。根據蒙古安葬的習俗,後人無法找到其埋葬地,其他蒙古大汗也是如此。

《元史‧祭祀志》記載了元朝皇帝的神祕葬法,皇帝死後,選一整根香楠木,從中間劈開,然後掏出一個人形槽,大小以能容入一個人為宜。掏好之後,把皇帝放到槽裡,將原木合攏,外用四條黃金箍扎牢。運到墓地之後,開始挖墓坑。挖坑時是整塊取土,取出來後按次序排列一旁,把棺木放到坑裡後,再把取出來的土塊按次序放回,剩下的土扔到遠處,看上去就和什麼也沒埋一樣,地貌一點沒變。

送葬官只留三名,住在五里之外,守陵三年後返回。蒙元皇帝如此埋葬,自然沒有人找得到他們的墳墓。

忽必烈駕崩後,凡出殯、祭奠、定廟號等事,皆由不忽木主持。太子真金的兒子鐵穆耳繼承大位,是為成宗。成宗即位後,朝中大事也多採納不忽木的意見,太后也把不忽木當作先朝舊臣,十分尊重。

忽必烈駕崩後,太子真金的兒子鐵穆耳繼承大位,是為成宗。圖為元成宗鐵穆耳畫像。(公有領域)

世人崇敬 讚頌賢君

忽必烈身後得到了世人很高的評價。大臣王構在《世祖皇帝諡冊文》中讚其「役用眾智,獨斷於衷;總攬萬機,如指諸掌。內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罔不適中;先教化,後刑名,本末相循,亦皆有序」,「惠及困窮,恩加降附。慎終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示包荒之量」,「其聖德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尚焉」。

剛直不阿的諫臣王惲在《大行皇帝輓辭》八首中,歌頌忽必烈的功績,將其比作與堯帝、禹帝一樣的賢君。詩中寫道:「論治方堯禹,求賢到釣耕。民區無二上,廟算有奇兵。萬寓風煙靜,中天曰月明。小臣思頌德,終了是強名。」

曾受到忽必烈器重的大儒郝經認為:「今主上應期開運,資賦英明,喜衣冠,崇禮樂,樂賢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為諸王推戴。稽諸氣數,觀其德度,漢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

仁宗對忽必烈非常崇拜,以忽必烈之法為法,他曾經下詔說:「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才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

元順帝亦曾說「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為此,他還將年號改為忽必烈曾使用的年號「至元」。

《元史》作者對忽必烈的評價是:「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其中「以夏變夷」就是用漢法改變蒙古法。《元史》作者還將忽必烈時期與漢初相比,認為當時「良吏班班可見」,社會風氣很正。

明太祖朱元璋則說:「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昔中國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於漠北,凡達達、回回、諸番君長盡平定之,太祖之孫以仁德著稱,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於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惟神昔自朔土,來主中國,治安之盛,生餋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清朝康熙年間的大臣邵遠平在編撰的《元史類編》中亦給予高度評價,稱忽必烈「遂辟雄圖,混一中外;德威所指,無遠弗屆;建號立制,垂模一代;崇儒察奸,旋用旋敗;英明克斷,用無祗悔」。

《新元史》亦將忽必烈的政績堪比唐太宗的「貞觀之治」,「致治之隆,庶幾貞觀」。

而在馬可‧波羅的眼中,忽必烈是「世界之君主殆無有能及之者」,「為人類始祖亞當以來迄於今日世上從來未見廣有人民、土地、財貨之強大君主」。

伊兒汗國史學家瓦撒夫(Wassaf)亦認為羅馬的凱撒等世界著名君主都無法與忽必烈相比,他讚美其是千古一帝。他寫道:「自我國(波斯)境達於蒙古帝國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駐在此處。路程相距雖有一年之遠,其豐功偉業傳之於外,致達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沉銳敏,其判斷賢明,其治績之可驚羨,據可信的證人,如著名商賈、博學旅人之言,皆優出迄今所見的偉人之上。」

顯然,不僅在中國人心目中,忽必烈是一位偉大的君主,在當時的歐洲和中亞人眼中也是如此,其對歐洲和世界的影響是深遠的。

《元史》作者對忽必烈的評價是:「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非凡一生 千古留名

忽必烈非凡的一生,「鼎新革故」,實踐了其「式續成康之冶」的理想。他的文治武功皆讓人讚歎。

文治方面有:開國建制,仿效漢法治理國家,如定年號和國號,建都邑,完善政權機構,隆祀典,祭祀孔子;下令國師八思巴制定新的蒙古文字,確定國教,制定曆法;制定行鈔法;加強水利交通,開通運河,增開海運,完成站赤(驛站)制度;建立農社制度,勸課農桑、安恤流民,賑濟災民;任用賢才,興辦學校等等。

武功方面有:征服雲南;征服南宋,建立統一王朝;平定西北、東北叛亂,加強對邊疆的管理;降服高麗,兩次東征日本,三次南征安南以及南征緬甸等等。

與之前的帝王相比,忽必烈創下了如下的第一:他是少數民族帝王入主華夏統一南北的第一人;他是將雲南和西藏納入元帝國的第一人;他是推動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的第一人;他是拓展海運、注重市舶貿易的第一人;他是推動中華帝國與中亞歐洲經貿文化交流達到新高度的第一人。

也正是在忽必烈統治期間,元朝走向了經濟繁榮和社會的安定,國家亦走向強盛。

首先是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帶來了糧食產量的提高。忽必烈時期,陝西關中地區的小麥「盛於天下」,關、隴、陝、洛出現了「年穀豐衍,民庶康樂」的景象。長江以南地區產量更高,僅江浙一省的歲糧總數就占了全國歲糧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少數民族地區農業生產也有很大的發展,當時北至怯綠連河(克魯倫河)、乞裡吉思、謙謙州(均在今葉尼塞河上游一帶),南至羅羅斯(四川南部)、烏蒙(雲南昭通),均有屯田。

此外,由於南方農業的發展,南道棉的產區擴大得較快。與此同時,棉花在北方陝甘一帶也普遍種植。當時大半個中國已遍植棉花。

首先是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帶來了糧食產量的提高。

其次,商業也是一片繁榮景象。各地往來貿易不斷,元朝的開放和通往歐洲之路的順暢,更引來了世界各地的商團。被稱為「汗八里」的元大都,不僅是一個大都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中心之一。從東歐、中亞,從非洲海岸,從日本、朝鮮,從南洋各地,都有商隊、使團來到大都。

大都城內流通的商品有來自全國的糧食、茶、鹽、酒、綢緞、珠寶等,也有單項商品集中經營的市場,如米市、鐵市、皮毛市、馬牛市、駝駱市、珠子市等。商業行會的組織中,有「行老」負責業務上的內外事務。

在國內,西藏的喇嘛們每次往返內地均要運輸許多貨物;從東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帶來福建、廣東、江蘇、浙江的絲綢、瓷器和南洋的香料。

而北方的重要城市,沿著陸路交通幹線,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陽、奉元(西安)、開封、濟南、上都、和林、鎮海等城市,這些城市同樣集中著大批漢族和西域商人。離上都不遠的小城蕁麻林(今河北萬全縣洗馬林),居住著3000戶回回工匠,他們是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國時帶回的。他們負責織造錦緞,為元朝人和各國商人提供產品。

沿著運河和長江,一些舊有的商業城市更蓬勃發展起來,比較有名的如杭州、平江、鎮江、南京、揚州等城市。此外,沿海城市廣州、泉州、福州、溫州、慶元(寧波)、澉浦、上海等,除福州外,都是設有市舶司和提舉司的對外開放的貿易港口。其中泉州是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絲綢等,進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鑽石、珠寶等。元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曾提到與泉州有往來的國家和地區近百個。

在西南方面則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成為商業中心,使西南少數民族的經濟生活也都納入了全國的商業網。

1270年,國內商稅「以銀四萬五千錠為額,有溢額者別作增餘」;1289年,商稅已增至「腹裡為二十萬錠,江南為二十五萬錠」,共計四十五萬錠。不到二十年,增長了10倍。商稅的增長反映出當時商業的繁榮。

經濟的發展也使人口快速增長。1290年,當時的人口有戶逾1300萬,人口達到5900餘萬,與1262年的141萬多戶相比,增加了近10倍。

從東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帶來福建、廣東、江蘇、浙江的絲綢、瓷器和南洋的香料。

元末明初大學者葉子奇在其《草木子》一書中認為忽必烈時期是少有的盛世,無疑是中肯的。他寫道:「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裡,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而締造這樣盛世的千古帝王,對東西方交流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眾所周知,蒙古三次西征,都有大批外國官員和工匠被擄東來,以後又有大批中亞商人、旅行家相繼來到元朝,他們中有回回人、西域人、大食人等。他們在元朝從政經商,也帶來了阿拉伯的科學和文化。在整個元朝,波斯、阿拉伯天文曆法、數學、醫學、史學等書籍以及多方人才大量進入中國。與此同時,一些蒙古人和漢人也遷往中亞、西亞各地。比如,元朝引進了波斯和阿拉伯醫生,又將中國醫生送往中東,中醫的脈診在中東和印度很受歡迎。

彼時的中國在技術上領先世界一千年。火藥、紙幣、印刷術、瓷器、醫藥、藝術等在此時經過阿拉伯傳入歐洲,與蒙古人強調的自由商業、開放交通、知識共享、宗教共存、國際法則和外交豁免理念,共同影響著歐洲的歷史進程,影響了歐洲的文藝復興。這種影響可以從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繪畫中出現了蒙古人的形象以及蒙古的觀念出現在歐洲的文學作品中,得以窺見。

無疑,忽必烈是蒙古繼成吉思汗後一位最偉大的帝王,尤以其統治期間(1260—1294)為鼎盛時期。從此,蒙古人控制東亞到西亞的局面,一直到14世紀中葉才結束。忽必烈在歷史的畫卷中留下的濃重的印跡,至今仍讓我們感佩。(本系列完結)

大元帝国始祖帝 忽必烈傳 (3)

 文天祥殉宋 忽必烈善用漢臣

雖然南宋朝廷歸順了元朝,元軍也占領了大部分宋朝國土,但在南部一些地區仍有不願降元的南宋大臣再建小朝廷,繼續進行抵抗,代表人物正是文天祥。

江山一統

文天祥在中國歷史上以忠義聞名,他的那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迄今很多人都耳熟能詳。他在殿試時作「御試策」切中時弊,提出改革方案,表述政治抱負,被主考官譽為「忠君愛國之心堅如鐵石」,並由理宗皇帝親自定為601名進士中的狀元。

此後十幾年中,文天祥因直言斥責宦官董宋臣、譏諷賈似道而被貶斥,幾度宦海沉浮。忽必烈於1274年派大軍攻宋之際,文天祥奉命火速增援臨安門戶獨松關,未到目的地,關已失守。他急返臨安,準備死戰。此後,他臨危受命,出任丞相,與元軍議和。因元軍主帥伯顏十分欣賞文天祥,想讓他歸附元朝,所以將他扣留軟禁,並將他押解北上。

文天祥初以絕食抗議,在船行至鎮江時,他與隨從逃脫,歷盡艱險後抵達溫州,與大臣張世傑、陸秀夫等共同擁立年僅9歲的趙罡即位,是為宋端宗。隨後,文天祥奉詔入福州,任樞密使,同時都督諸路軍馬,往南劍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派人赴各地募兵籌餉,號召各地起兵禦敵。

元軍攻入福建後,宋端宗隨大臣一起逃至海上,在廣東一帶乘船漂泊。1277年,文天祥率軍移駐龍巖、梅州(廣東梅縣),挺進江西。在雩都(今江西南部)大敗元軍,攻取興國,收復贛州10縣、吉州4縣,江西各地因此響應,抗元力量復起。這使得忽必烈大為震驚,他遂命漢將張弘范、李恆率領元軍,水陸並進,掃平宋朝殘餘勢力。

此後,元軍主力進攻文天祥興國大營,文天祥寡不敵眾率軍北撤,敗退廬陵、河州(今福建長汀),損失慘重,妻子兒女也被元軍擄走。

1278年春末,宋端宗病死,陸秀夫等再擁立6歲的小皇帝趙昺,朝廷遷至距廣東新會縣五十多裡的海中彈丸之地,加封文天祥為信國公。冬天,文天祥率軍進駐潮州潮陽縣,欲憑山海之險屯糧招兵,尋機再起。然而元軍水陸並進,發起猛攻。

年底,文天祥在海豐北五坡嶺遭元軍突然襲擊,兵敗被俘,立即服冰片自殺,未果。元朝大將張弘范等勸他歸順,但遭到拒絕。

1279年二月,元軍攻打到南宋最後的據點崖山,宋軍殘部寡不敵眾,全軍覆沒。陸秀夫背著小皇帝投海而死,大將張世傑保護著楊太妃試圖逃脫,結果,被一場突來的颶風淹沒在大海中。

忽必烈能夠戰勝宋朝,除了南宋朝廷腐敗、氣數已盡和其積極準備外,還在於他順應天意民心,優待和重用宋朝降臣,並在攻下城池後採用止殺、禁止搶掠政策,以此贏得了民心。

大宋王朝在歷史的舞台上徹底謝幕了,忽必烈終於征服了包括南方在內的中國全境,以文治武功結束了中原的分裂局面,一個統一的王朝元朝成為了歷史大舞台的焦點,被中華文明深深折服的忽必烈繼續在這個大舞台上推行漢制。

忽必烈愛才心切 文天祥拒降殉宋

南宋將領文天祥在被俘後寫下歌以詠志的五言長詩《正氣歌》。(羊妹/大紀元製圖)

崖山之戰後,張弘范再次勸文天祥歸附:「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文天祥不為所動,請求以死報國。張弘范上書忽必烈,請示如何處理。忽必烈愛其才,1283年1月8日召見文天祥,親自勸降。文天祥答曰:「一死之外,無可為者。」甚至是被俘的宋恭帝趙㬎來勸降,文天祥也置之不理。

第二天,被俘六年的文天祥以身殉宋,終年47歲。行刑後不久,「俄有詔使止之」,然而文天祥已死,忽必烈惋惜說:「好男子,不為吾用,殺之誠可惜也!」蒙元編寫的《宋史》中也對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人的忠君氣節備加讚譽。

而忽必烈能夠取得江山的一統,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即他大膽任用並信任漢人謀士、大臣和將領,除了之前提到的金蓮川幕府成員、劉整外,還需要提及的是史天澤和張弘范二人。

「上不疑而下無怨」的漢人丞相史天澤

史天澤,是史秉直的第三子。史家原是河北真定地區頗有實力的軍閥,本來臣服於金國,1213年蒙古攻擊金國時,史秉直率數千人歸附了成吉思汗的大將木華黎。木華黎令史秉直仍統率其族眾,屯駐霸州(今河北霸縣),並以其子史天倪為萬戶,史天澤則任帳前總領。

史載,史天澤身長八尺,聲如洪鐘,善騎射,勇力超群,能文能武。1220年,金朝真定經略使武仙投降蒙古,史天倪被任命為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守衛真定,武仙為副帥。史天澤跟隨兄長一同鎮守真定。

孰料,1225年,在史天澤護送母親北歸後不久,武仙叛亂,並殺死史天倪,再歸金國。史天澤毅然南還,聚集部眾。按照蒙制,史天澤繼承兄職為都元帥,他率軍擊敗武仙,收復真定。其後,他又擊敗與武仙勾結的南宋大名總管彭義斌和武仙與真定城中內應的反叛,穩定了真定局勢。

史天澤以真定為中心,任用原金朝治下的儒士和官員,修城牆、建城樓,以防敵人侵犯;還招集流散人民,撫恤貧困百姓。幾年之間,取得了一定成效。

1229年窩闊台即汗位後,選史天澤、劉黑馬、蕭札喇為三大帥,統領漢兵。史天澤任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他也成為了漢人的一大世侯。

窩闊台時期,史天澤再一次打敗武仙,並接受命令統兵伐金,攻占了京東之地,連續招降了太康(今河南太康)、拓縣(今河南林縣北)、瓦岡(今河南滑縣南)、眼州(今河南雅縣)等地,並在陽邑(今河南登封東南)斬殺金將完顏慶山奴。

其後,史天澤輕騎去支援被金兵圍困的新衛,告訴他們「援兵將要到了」。待大軍到後,與史天澤軍夾擊,大敗金軍。在金哀宗遷都蔡州(今河南汝陽)後,窩闊台命蒙軍大軍圍攻。史天澤軍從北面進攻,結筏潛渡,血戰數日,立下戰功。1234年正月,蔡州城破,金哀宗自殺,金朝滅亡。史天澤率軍返回真定。

金國滅亡後,蒙古大軍繼續南伐西征。因賦稅繁重,百姓不堪重負。史天澤上奏朝廷,由官府代民償付一本一息。又選中等戶入軍籍,所徵賦稅按貧富而定。當時連年蝗旱,百姓不得不借貸繳納貢賦,如此借款達到一萬三千餘錠。史天澤為減輕百姓負擔,傾其家資,與族屬、官吏共同償還了這筆債務。

史天倪之子史揖長大後,史天澤立即引史楫覲見窩闊台,請求解去自己都元帥之職,轉授史揖。窩闊台感歎說:「過去爭官者多、讓職者少。你這樣做,實在應該稱讚。」隨即特任史楫為真定兵馬都總管。

在窩闊台和蒙哥隨後攻宋的戰爭中,史天澤亦率軍參與,勇敢衝鋒陷陣,攻下宋朝城池,屢立戰功。

1252年,蒙哥汗賜給史天澤衛州五城,其賦稅收入為他所有。當時,「漢地不治」,官員的暴虐和嚴苛的賦稅,使許多地方人口流失、土地荒蕪嚴重,河南、陝西尤為厲害。忽必烈在河南的封地也遇到了這樣的問題,他聽說史天澤之能,遂奏請任其和趙璧為經略使。史天澤和趙璧到任後,選賢才,置提領,察奸弊,均賦稅,更鈔法,設行倉,立邊城,誅好惡,肅官吏,置屯田保甲,興利除害,不到兩三年境內大治。忽必烈對其也更加信任。

史天澤還知人善用。每當南征北戰,史天澤必簽數十張空名委札,有可任用者立即委任。衛州成為史天澤食邑後,史天澤命軍前參議王昌齡治理,罷除了以前的一切蠢政。有失職者誣陷王昌齡,史天澤非但不信,反而更加信任他。

蒙哥汗伐宋時,史天澤跟隨由西蜀進軍。後在釣魚城遇阻,蒙軍數月無法破城。夏季,軍中瘟疫流行,蒙哥正打算回師,宋將呂文德率千餘艘戰船,溯嘉陵江而上。蒙軍迎戰不利,蒙哥急命史天澤抗禦。史天澤分軍為兩翼,跨江反擊,並親統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重創敵艦數百艘,直追到重慶而還。

1260年忽必烈即位後,馬上召見史天澤詢問治國安民之道。史天澤建議「朝廷當先立中書省和六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監督各路,施恩澤使人民不反叛元朝,除去貪官污吏,任用賢能之人,頒布官吏俸祿以養廉,嚴禁賄賂以防奸,望能上下相應,內外休息」。忽必烈深以為然,並採納了他的建議。

第二年,史天澤被拜為中書省右丞相。他執政後,凡前所列舉的那些治國安民之術,無不相繼推行。又定省規十條,為中書省的政務樹立了準則。九月,他扈從忽必烈親征阿里不哥,至昔木土之地,史天澤率領左軍,合力夾攻,阿里不哥敗走。

之後,史天澤又被委以重任,節度諸將平息李檀之亂,但他從未把皇帝親授的詔書示人。平叛回來後,忽必烈慰勞他,他卻把這次平叛功勞歸於諸將,可見其為人謹慎謙遜。叛亂平定後,一些儒臣上書,認為亂事之起,是由於諸侯權重。史天澤遂上奏:「兵事、民事的機權,不可以集中在一家手裡。罷去諸侯兵權,請從臣家開始。」史氏子侄即日解除兵權者有17人,史天澤之心胸坦蕩非比尋常。

1266年,仍為右丞相的史天澤被封為輔國上將軍、樞密副使,次年,再授光祿大夫,改任中書左丞相。1269年,忽必烈因宋朝沒有歸附,欲取襄漢地區,詔令史天澤與駙馬忽刺到襄陽實地勘察,規劃戰略。他們到襄陽後,選出要害之地,築城堡工事,貯藏兵儲,作攻南宋準備。

第二年,史天澤因病返回燕地。之後,又晉升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忽必烈考慮到他的身體情況,規定:中書尚書兩省、樞密院、御史台,一月或一旬內,遇大事須與史天澤商議,小事則不必煩他。足見對他的重視和關愛。

1273年,史天澤與阿朮等攻克樊城,襄陽降。第二年,忽必烈詔令史天澤與丞相伯顏總領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伐宋。到達郢州時,史天澤因病北還至真定,忽必烈非常關心他的病情,派其子史槓與管理醫藥的官去看望、送藥。

1275年3月5日,史天澤在真定病逝,享年74歲。他逝世前上奏:「臣天年有限,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忽必烈聽聞噩耗後震驚哀悼,派近臣追賜史家白金二千五百兩,並追贈史天澤為太尉,諡號「忠武」。後累贈太師,進封鎮陽王,朝廷還為其立廟紀念。

雖然史天澤沒有看到元朝大一統的那一天,但他制定的攻宋戰略對元軍戰勝宋軍、一統江山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

史載,史天澤器量涵弘,識慮明哲,知時識勢,應變制宜,平時從不自誇其能,但遇大事時則毅然以安天下為己任。據說他拜相之日,門庭悄然無聲。在中書省為相後,他善於傾聽屬下不同意見,決斷事情有時秉承上意,有時據理更改,進行多方周旋。他四十歲開始攻讀書史,尤熟悉《資治通鑑》,其立論多出人意料之外。

史天澤出為將、入為相五十年,能做到「上不疑而下無怨」,人們把他比作唐朝名將郭子儀和北宋名將曹彬。忽必烈有此能文能武大臣輔佐,焉知不是上天的安排?

被賜「拔都」稱呼的鎮國大將軍張弘范

張弘范,是成吉思汗時期都元帥張柔的第九子,他有八個哥哥、兩個弟弟。忽必烈金蓮川幕府的重要成員郝經曾是張家子弟的家庭教師。在良好的教育下,長大後的張弘范是文武全才。

20歲時,他身長七尺,儀表堂堂。當時男子成年都有蓄鬚的風尚,張弘范長鬚垂胸,算得上一位美髯公。他不僅能騎善射,而且以善使馬槊(即古代的武器長矛)知名於世。除此之外,他口才很好,還擅長寫詩做歌。

當時,他的八哥張弘略任順天路總管,去壽陽行都報告一年內本路戶口、田地和賦稅徵收等政事,張弘范代行兄之職務,吏民都佩服他辦事果斷、有條有理。他還雷厲風行地整頓了轄下蒙古軍的軍紀。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後,24歲的張弘范被任命為御用局總管。1262年,改任行軍總管,跟隨親王合必赤討伐山東的李璮叛亂。在軍中,他嚴以律己、廉潔奉公,處理日常工作公平合理,信賞必罰,對待士兵疾苦也是十分關心,這讓他贏得了聲望。

在平叛過程中,張弘范開始展現其軍事才能,使用誘敵之法消滅叛軍部分力量,並因此得到了忽必烈的器重。平叛後,張弘略被調入忽必烈的親衛怯薛軍,忽必烈親自把金虎符交給張弘范,讓其接任順天路管民總管。彼時,佩帶金虎符是一種特殊榮譽。

1265年,張弘范調任大名太守。他在上任前微服私訪後,發現了官吏們非法加徵賦稅,導致群眾怨聲載道,因此他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懲辦那些不法的官吏。他很快就得到了所轄百姓的擁護。那一年正趕上大水災,許多百姓的房屋都被淹沒了,很多人都交不起賦稅,張弘范就自作主張免除了賦稅。忽必烈也並沒有治他的專斷之罪。

1269年,蒙軍圍攻襄陽,圍困襄陽的漢人軍隊大部分是平叛後改編了的李璮舊部,以勇狠驕悍、難加管束著稱,統領他們的人必須是一個有本事又得軍心的將領,忽必烈一下子想到了張弘范,就任命他擔任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張弘范向主帥伯顏建議用重兵圍困襄陽,首先應切斷襄陽的糧道,伯顏採納了他的建議,並派他率兵千人去戍守萬山糧道。在萬山城堡,張弘范遭遇了進犯的宋軍,他沉著應戰,以少勝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勝利。

1271年,伯顏再次接受張弘范的建議,在逼進襄陽的地方構築「一字城」,即把原來是一個整體的襄樊軍事防區切割成兩份,先攻破樊城。

第二年,在攻打樊城時,張弘范肘部中箭,他包紮好傷口後馬上去見伯顏,提出「若截攔江道,阻斷援軍,水陸夾攻,樊城必破,樊城破則襄陽無所依恃」。伯顏依此而行,樊城被攻陷,襄陽守將投降。這場最為關鍵的戰役勝利後,張弘范以襄樊戰役的功勳帶著降將呂文煥去見忽必烈,受到了「賜錦衣、白金、寶鞍」等獎勵。他的部下也都受到了獎賞。

1274年,伯顏開始發起了對南宋新的攻勢。伯顏分兵兩路,一路進攻淮西和淮東,直指揚州;一路由他率領,直撲臨安,主力大將是阿里海牙,張弘范隸屬阿里海牙軍團之下。元軍一路勢如破竹,張弘范在鎮江將張世傑所率水軍擊潰,又在丁家洲之戰中擊敗賈似道率領的13萬宋軍,之後長驅直抵建康。

元軍正欲繼續前進時,忽必烈遣使告誡伯顏毋輕貪進,天氣炎熱,應稍稍休整,待命前進。張弘范卻認為,此時宋軍勢已衰,元軍正可以乘破竹之勢連續進攻,「豈應遲緩而讓敵人的計劃得逞?」伯顏深以為然,遂回朝當面向忽必烈奏明江南形勢,並得到繼續進軍的旨令。

其後,張弘范率軍又取得瓜洲、焦山之戰的勝利,南宋全線潰敗於焦山。焦山之戰是臨安陷落之前元軍伐宋的最後一次大戰役,張弘范奪戰艦80艘、俘虜數千人。由於這次戰役的功勞,忽必烈賜他以「拔都」(蒙語意為勇士)榮譽稱號,並改授他毫州萬戶。

1275年十月,張弘范班師北還,被授予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在他返回大都後不久就病倒了,忽必烈特命御醫前往診治,並規定每日上報病情,還派近侍傳口諭給御醫說:「我有軍國大事,等著同九拔都商量決定,一定要盡心治療,使他迅速恢復健康。」足見忽必烈對張弘范的器重。

1278年,忽必烈任命張弘范為蒙古漢軍元帥,前去攻打南宋小朝廷。臨行前,他以漢人素來不統領蒙古軍為由,請忽必烈委任蒙古臣中可信賴者為首帥,忽必烈表達了對他的信任,並賜予他劍甲,如有不聽命者,可用此劍來處置。張弘范又奏薦李恆為其副帥,得到批准。

果然,張弘范沒有辜負忽必烈的期望,在崖山消滅了南宋小朝廷最後的殘餘力量,並俘獲宋丞相文天祥。其它抵抗力量也隨之偃旗息鼓。嶺海平定後,張弘范在崖山南面刻石記功而還。

1280年十月,立下大功的張弘范病逝,終年43歲。其被追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烈」。1311年,加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諡「忠武」。1319年,加保大功臣,加封淮陽王,又改諡「獻武」。

與文天祥同時被俘的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與張弘范多有交往,在張弘范病逝後,他寫道:「據鞍縱橫,橫槊釃酒,叱咤風生,豪快天縱。存之穹壤,要是古今一奇。」

勸農桑理稅賦 開運河定曆法

先後征服吐蕃、大理和南宋王朝的忽必烈,真正實現了全國的大統一。統一後的元朝疆域遼闊,「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

全國的大一統,不僅帶給老百姓安定的生活環境,而且有利於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加強了各民族間的融合。當時不少蒙古人和色目人湧入內地,與漢人混居,也有漢人搬遷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

面對著如此龐大的帝國,忽必烈繼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漢法,發展農業、制定行鈔法、加強水利交通等等。

勸農桑有成效

農桑,歷來是國家的根本,歷朝歷代的明君都非常重視,進入中原並一統天下的忽必烈也不例外。通曉漢俗的他進一步改變了蒙古人「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的習俗,轉而勸農桑、重視農業發展。他在即大汗位之初,首先昭告天下的就是「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為此他採取了若干舉措。

一、設勸農機構。勸農官的設置始於窩闊台汗時期,忽必烈在未即汗位前就已經開始重視農業。1251年,忽必烈接受謀臣的建議,以張耕、劉肅為邢州安撫使和副使,「流民復業」,「不期月,戶增十倍」。1253年,他派姚樞「立京兆宣撫司,以孛蘭及楊惟中為使,關隴大治」。1254年,他以廉希憲為關西道宣撫使、姚樞為勸農使。

1260年,忽必烈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次年,設勸農司,以陳邃、崔斌等八人為勸農使。1270年,接受左丞相張文謙「王政宜以農桑為本」的建議,立司農司,張文謙為卿,專掌農桑水利,並設四道巡行勸農司,「察舉勤惰」。同年底,又改司農司為大司農司,添設巡行勸農使副各四員。忽必烈還命令各州縣長官將勸農事的成果在每年年終上報給司農司戶部,作為賞罰的一個依據。

1281年,大司農司改為農政院,兩年後又更名為務農司,不久又改為司農寺。過了三年,又復立大司農司。1289年,為擴大棉花種植,設立木棉提舉司。

勸農使和司農司的主要職責是勸課農桑,即「務要田疇開闢、桑麻增盛」,木棉提舉司的職責是在北方小麥區推廣種植木棉,改進紡織技術。在忽必烈和以後的元朝皇帝多次詔諭司農司等勸課農桑,足見對農桑的重視。

木棉提舉司的職責是在北方小麥區推廣種植木棉,改進紡織技術。示意圖,圖為清陳枚繪 《畫耕織圖之攀花》局部。(公有領域)

二、多次發布農桑令,對農桑種植提出指導意見。如1270年頒《農桑之制一十四條》,規定「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民為事。……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為數,願多種者聽」。

三、立社勸農桑,推廣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術。忽必烈時期,在鄉間,實行五十家立一農社的辦法,選擇年長通曉農事者為社長,敦促鄉民發展農業水利、推崇孝悌、開設私塾等。而按察司或總管等官員編寫勸農文、勸善書,用通俗文字介紹農桑技術,並要求縣官向社長、社師等宣傳。如1278年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發布《勸農文》,要求「所在官司,照依已降條畫,遍歷鄉村,奉宣聖天子德意,敦諭社長耆老人等隨事推行」。

1273年,司農司官員奉忽必烈命,參考古今所有農家之書,編輯了《農桑輯要》七卷,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希望民眾崇本抑末。1279年,淮西江北道按察司「於訪書內採擇到樹桑良法」,行御史台向各地推行。1286年六月「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此後大約每隔五六年就頒行一千四五百部,前後印刷頒布總數約在兩萬部左右。《元史》認為忽必烈此舉「睿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遼、金所能比哉」。

四、禁止占農田為牧地,禁止損害莊稼。蒙古人傳統上以放牧為生,自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後,貴族和軍隊占據了大量農田專門用於放牧馬匹等牲畜,因此,忽必烈在即大汗位後多次明令禁止,並將許多牧場重新恢復為農田,禁止掠奪人口為奴。此外,忽必烈還鼓勵蒙古人從事農耕,鼓勵開荒。

在勸農桑的同時,水利興建也得到了重視。1261年在河南開鑿廣濟渠,可灌溉民田三千多頃。翌年,又任命懂水利的郭守敬負責諸路河渠。

忽必烈關心民生、減輕民眾負擔的政策,十年後就取得了顯著成效。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民間開闢農田較以往增加了數倍,「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而且「家給人足」、「民庶晏然,年穀豐衍」,人民的生活也更加安定。

由於農桑的發展,忽必烈時人戶大增,明初史臣說:「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天下為戶凡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

理稅賦增加收入

稅賦收入對於任何政權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後,任用漢人王文統為中書省平章政事,負責這方面的事務。

王文統頗有才智。益都世侯李璮很賞識他,讓自己的兒子彥簡拜他為師,還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足智多謀的王文統幫助李璮從南宋軍隊手中奪取了久攻不下的漣水和海州(今江蘇漣水和連雲港),因此聲名大噪。

其後,在理財方面也很有才能的王文統在劉秉忠等的推薦下入職中書省,負責日常政務和財政,「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等事」都由他決斷。

王文統首先整頓戶籍,對漢地人口進行分類,然後確定各自需要承擔的朝廷稅賦和徭役。如此整頓,初步改變了蒙古時期戶籍歸屬和稅賦徭役混亂的情況,增加了朝廷的收入。

其次是調整鹽稅收入。在忽必烈「嚴禁製造和販賣私鹽、私酒醋及曲貨等」的禁令下,王文統將專營食鹽的價格由每引(註:古代商人運銷貨物所規定的重量單位)白銀十兩減至七兩,這有利於官府向鹽商批發和推銷行鹽鹽引,進而增加朝廷收入。此外,還加強了對各地經營食鹽的管理。鹽稅收入是大元王朝一項重要且穩定的財政收入。

三是詔行中書省,造中統寶鈔,簡稱中統鈔,面值分為十等,在潁州、漣水、光化軍設立交易市場。

鈔是元代通用紙幣的簡稱。元之前的宋、金雖都發行紙幣,但都與銅錢並用。金朝末年因濫發紙幣造成貶值,民間逐漸以銀論價、市易,銀與絲成為實際上的主要交換媒介和價值尺度。窩闊台時期曾下令發行交鈔,但當時各路地方政府為了方便貿易和籌集經費,也各自印發紙幣在本地使用,因此造成某些混亂和不便。

中統鈔以銀為本位,法定比價鈔一貫同白銀一兩。中統鈔不限年月、不限地點在全國始終通行,同時,實行純紙幣制,禁止金銀和銅錢流通。民間交納賦稅都用寶鈔,並嚴令諸路原行舊鈔限期由原發官司盡數收換,不再使用,規定一切支付以及各種賦稅一概用鈔。1287年,為整頓財政金融,又發行至元金鈔。兩者並行流通,一直到元朝滅亡。

中統鈔的廣泛流通和鈔值物價的平穩,對於百姓的生活和貿易都提供了方便,也有利於國家的財政收入。

王文統的理財政策實行一年後,就有了成效,政府財政收入增加。當燕京的財富運到上都時,忽必烈親自前往查看,還非常高興地說「自祖宗以來,未有如是之多」。王文統之才幹由此可見。

同樣被忽必烈重用的色目人賽典赤於1261年拜為中書省平章政事,與王文統一起統理財政,曾兼理發行中統交鈔,以清廉聞名。1274年成為為雲南設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長官,盡職盡責。

興水利開運河 郭守敬建功

忽必烈即大汗位後,意識到南北水運交通十分重要。1262年在丞相張文謙的推薦下,他召見了郭守敬。

1231年出生的郭守敬,幼承祖父郭榮家學,精通五經,熟知天文、算學,擅長水利技術。他從小就勤奮好學,十幾歲時就自製竹製渾儀進行天文觀測。因郭榮與劉秉忠交好,便將少年郭守敬送到因居父喪、在邢台西南的紫金山中讀書的劉秉忠門下學習,郭守敬從其那裡受益匪淺。當時從學的人還有張文謙。

劉秉忠服喪期滿後,又被忽必烈徵召,他就讓郭守敬跟隨張文謙。其後,張文謙亦得到忽必烈的重用,受命到大名路(今河北大名一帶)等地任宣撫司的長官,郭守敬也與張文謙一同前往。所到之處,郭守敬做了許多河道水利的調查勘測工作。

1262年,郭守敬在開平府受到忽必烈的召見。郭守敬面陳關於水利的建議六條,如由中都至通州之舊漕河,引玉泉水可通舟楫,設置漕運,每歲可節省僱車錢六萬緡等等。忽必烈悉數採納,並說「辦事的人都像這樣,那就沒有白吃俸祿的了」。隨即任命他提舉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工作。

1263年,朝廷加授郭守敬銀符,使任副河渠使。一年後,修復疏浚河西的唐來、漢延二渠,灌溉田地近十萬頃。

1265年,郭守敬受命為都水少監,他向忽必烈建議疏通燕京之西的金口河道等,忽必烈深以為然,都同意了。1275年,伯顏南征時,打算建立水運站,命郭守敬視察河北、山東一帶可通舟行船的地方,繪圖奏報。

1291年,60歲的郭守敬又被忽必烈找去詢問大都漕運水道,即疏通大運河,將南方物資調到大都來接濟北方之事。郭守敬經過實地勘察後,提出了許多建議。忽必烈欣喜之餘,特別重置都水監,由郭守敬任領都水監事一職。

第二年,疏通運河工程動工。開工之日,忽必烈命丞相以下官員一律到現場,聽郭守敬指揮,這雖然是象徵性舉動,但卻反映了忽必烈的重視和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權威。

在郭守敬的督導下,開闢了大都的白浮堰,開鑿了由通州到大都積水潭(今北京什剎海)大運河最北的一段——通惠河的修建工程,總長164里。他不僅根據大都的地形地貌解決了通惠河的水源問題,而且按地形地貌變化及水位落差,在運河中設閘壩、斗門,解決了河水的水量和水位。

1293年七月,通惠河修建工程完成。通惠河的開闢,使南北運河全面開通,而江淮漕運可直達大都。以往,通州至大都需要陸運官糧,每歲若干萬石,秋季多雨,運糧驢畜死者不可勝計。新河道開通後,就不再需要陸運官糧了。此外,亦加強了南北方的交流。

當年,忽必烈從上都回到大都,路過積水潭,見其上「舳艫敝 (蔽)水」,大悅,親自題名為「通惠河」,並賜郭守敬鈔一萬二千五百貫,命他仍以太史令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

此後,郭守敬又建議於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壩河相接,且設閘於麗正門西,使船只能環城往來通行,但這一規劃未能實現。

通海運解決大問題

除了開通南北運河外,海運在忽必烈時期也正式成為國家的漕運航路。主要原因是大都人口暴漲,必須解決糧食問題,而元朝每年的糧賦收入1211萬石,有1000萬石來自江南。大運河開通,可使每年調運進京的糧食達到二三百萬石,但仍無法滿足需要。

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提議冒險走海路。忽必烈權衡之下,選中了羅壁、朱清、張瑄三人在東海、黃海、渤海三大海域開闢出一條海上航線,後兩位曾是江湖上沒人敢惹的海盜。朱清是崇明姚沙(今上海市崇明區)人,先與張瑄結夥販賣私鹽,後來二人共同淪為海盜。他們稱霸海疆,對海上航道爛熟於心。

三人受命後在上海製造平底海船60艘,又招募了一批漕丁漕夫。忽必烈為鼓勵船隊,每人按一戶五口計算發放口糧。

1283年,三人開啟了海上冒險之旅。船隊載著四萬多石糧食從平江(今江蘇省崑山市)劉家港(今江蘇太倉縣瀏河)入海,經(今江蘇省南通市)海門縣黃連沙頭,抵西海州(今連雲港市南海洲鎮),歷山東膠州、成山,水程共計13050里。然後,再由成山沿內海西進,最終在海津鎮(今天津地區)靠岸。一年後這批糧食運抵大都。這次歷盡坎坷的海上漕運,為南糧北運打開了另一扇大門。

此後,羅、朱、張三人又相繼摸索出兩條新航線,海運效率大增。順利的話,最快十天就可以由浙江抵達大都。《大元海運記》、《元史‧食貨志》的統計顯示,海運運糧數量呈階梯式躥升,最多時一年可達350萬石。途中糧食損耗也由最初的25%下降到1%。海上漕運從此成為關乎元大都存亡的經濟命脈。

羅壁為此受到忽必烈的特別嘉獎:任命其為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朱、張二人也因開創元代海運而載入史冊。朱清還置辦大批海船,與多國進行貿易,令劉家港成為著名的「六國碼頭」,他因此也積累了大量財富。

1287年,忽必烈下詔設立行泉州司,專掌海運。

確定曆法《授時曆》

早在忽必烈即汗位之初,劉秉忠就建議修正曆法,因為遼、金所使用的《大明曆》已經有二百餘年。但沒等到未付諸實行,劉秉忠就於1274年去世了。直到南宋平定,天下一統,忽必烈想起了劉秉忠之言,才將目光投注到修改曆法之事上。他下詔設太史局,命時任工部郎中的郭守敬與王恂領導南北天文官員分頭觀測,命張文謙與樞密使張易匯總數據呈報,左丞相許衡總負責。

郭守敬認為確定曆法的基礎在於觀測,而觀測首先要有儀表,因此製作了一系列天文儀器,計有簡儀、高表、候極儀、渾天象、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符、窺幾、日月食儀、星晷定時儀、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等,用以觀測天體運行、經緯度和日月食,還製作了《仰規覆矩圖》、《異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圖與儀表互為參考。

1279年,太史局改為太史院,王恂為太史令,郭守敬為同知太史院事。這一年,郭守敬進呈所製儀表,並向忽必烈詳加解說,建議在廣大的疆域內設多個點進行觀測。忽必烈同意。隨即,在郭守敬的統籌下,設監候官14人,分道至各地進行天文觀測,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越朱崖,北至鐵勒,四海之內設立觀測點共27處,後世稱之為「四海測驗」。

在觀測的基礎上,1280年,《授時曆》完成,製曆工作結束。這是中國歷史上一部精良的曆法。

一年後,王恂去世,郭守敬承擔太史院的全部工作,同時陸續整理成《推步》、《立成》等多種著作。1286年,郭守敬升任太史令,後被任命為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1316年,郭守敬去世,享年86歲。

選英才 善納諫 崇尚節儉

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忽必烈,深知人才乃是治世之本,他選賢任能,還仿照中原漢制,制定了選拔、考核、監察官員的制度。此外,他如唐太宗一樣善於納諫,亦崇尚節儉。

人才乃是治世之本

忽必烈深知自己能夠一統天下,離不開身邊的謀士、賢臣,因此他充分意識到「用人」的重要性,明白「人才乃治之本」的道理。

早在藩邸時,忽必烈就效仿唐太宗,延攬了一批有才能之士,主要是儒生,來輔佐自己,比如赫赫有名的「金蓮川幕府」。他即大汗位後,亦多次下詔徵求人才,無論是聖賢之後、儒醫卜筮還是通曉天文曆數者和山林隱逸之士。心胸寬廣的忽必烈任人唯才,即只要有真才實學就可以,並不因民族和地域有所區分。在他所重用的人才中,有蒙古人、漢人、色目人、南人、西夏人、外國人等。

至於後人說忽必烈時期開始把人分為四等,推行民族歧視政策,是一種誤解。比如在忽必烈任用南人程鉅夫時,有大臣反對,理由是「鉅夫南人,且年少」,忽必烈回道:「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用南人。」同樣,在任用南宋宗室趙孟頫時,也有人反對,說他是南人,恐怕和元人不是一心,不應留在皇帝周圍,但忽必烈照常任用。

實際上,元朝並未特別制定什麼身分差別或等級制度,被當代研究者認為處於最下層的「南人」,也並未發現其遭受什麼殘酷虐待的事情,而被其視為「上等人」的蒙古人中亦有窮困潦倒者。雖然1314年重開科舉考試時區分了四類人的錄取名額,但這並不足以說明存在普遍的歧視。

忽必烈還知人善用,使得人才都可以發揮各自的長處。劉秉忠曾向他建議說:「明君用人,如大臣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如名儒許衡深通儒家經典,但卻缺乏治世經驗,忽必烈就沒有任用其為宰相,而是讓他負責管理教育等;阿合馬等善於理財,忽必烈就發揮其特長,任用其為宰相,負責理財。史家說忽必烈「度量恢弘,知人善任」是極為中肯的。

重視官吏選拔考核監察

重用人才的同時,忽必烈還非常重視各級官吏的選拔、考核和監察。

1264年還是蒙古大汗時,忽必烈就罷免諸侯世守,裁併路、府、州、縣官吏,推行遷轉法,把官吏的任免權收歸中央。

1277年,在忽必烈的詔准下,中書省頒布了《循行選法體例》,對隨朝官員、外任官員、隨朝吏員、外路吏員、匠官的流轉升遷等進行了具體規定。此外,除了樞密院、御史台和宣政院三大機構委任下屬官吏可以自行選拔上奏外,其它機構的官員均需通過中書省審查。官員升遷,從七品以下歸吏部主管,正七品以上由中書省負責,三品以上大員由皇帝決斷。

那麼普通人如何入仕呢?隋唐以來選拔官員的科舉制雖然在窩闊台時由漢化大臣耶律楚材提出,並得到了窩闊台的認可,但卻只在蒙古帝國統治下的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區推行,因此,無論是考試規模還是官方的重視程度都比較有限。窩闊台去世後,貴由、蒙哥期間,科舉考試制度始終沒有被全面推行下來。

到了忽必烈時期,儘管他接受諸位大臣建議,始終同意實行科舉選官制度,但因為種種原因,忽必烈時期並未推行科舉制,而主要是通過薦舉、特召、吏進和承蔭等幾種途徑選拔官員。

薦舉就是各級官員根據出身、品行、才能推舉人才出仕做官。中書省等高級官員及地方大員,都由皇帝任命勛貴、名門和儒吏出身的有才華的人擔任,其中很多來自貴族出身、人才雲集的怯薛軍。

此外,薦舉的人才可以來自各地學校。學校選拔的官吏在元朝比重不小。窩闊台曾令地方籌建學校。1261年,忽必烈令置各地學校官,專管各地學校教學。其學生畢業後,經州縣主官推薦、御史考核後,可任命為教師或吏員。

1269年,朝廷令各路設蒙古語學校,各路、府官員及民間子弟均有入學資格。學生從優參加翰林考試,可以充當學官或譯史(註:官吏名,從事筆譯)。1271年,忽必烈下詔在大都建蒙古國子學,生源限於蒙古人、漢人官員和怯薛的官員子弟。學生只要學有所得,通過學校考試,就有出仕資格。

1287年,朝廷設立國子學,學習內容主要為儒經。學生們通過國子學考試即可被授官。1289年,又設回回國子學,公卿大臣和富家子弟均可以入學,可任各部門譯史。有文才的童子可被地方舉薦入國子學。

此外,元代還設醫學、陰陽學專門學校以培育專業官吏。檔案顯示,忽必烈在位期間,蒙元王朝還建了2萬多所公共學校,讓所有兒童接受普通教育。

1287年,朝廷設立國子學,學習內容主要為儒經。

特召是皇帝下令徵召有特殊才能的人員,這延續了忽必烈在藩邸時四方徵召有才能人士的做法。如1281年下詔「求前代聖賢之後、儒醫卜筮、通曉天文曆數並山林隱逸之士」。

承蔭,顧名思義就是蒙古貴族和各族高官子弟可以通過世襲和蔭補的方式任職,一般採取嫡長子繼承制。如四怯薛的子孫永為宿衛長官;功臣、有軍功的軍官可蔭其有能力的子弟,亡故的軍官可由其子孫照章承襲;少數民族地區部分土官允許世襲。不過,忽必烈對此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且由於人數相對較少,對於官場影響很小。

吏進就是從各部門的吏員中提拔能幹之人,充實官員之位,這是忽必烈時期選官的主要途徑。而吏員的選拔和考核也有具體的規定,很多是仿照漢制。

通常情況下,想要到官衙做吏員的人要先參加考試,如果他們五經中通一經,或懂得算術,或擅寫文章、語言犀利,就可中選。對中選吏員每年都要進行考核,「以性行純謹、儒吏兼通者為上,才識明敏、吏事熟閒者次之,月日雖多、才能無取者不許呈貢。」這也意味著雖然沒有科舉考試,但那些希望當官吏之人還是要認真學習儒家文化的,而且要注意自己的德行修養。

只有考核被評為「上」和「次上」才有被推舉到上一級為吏的可能。忽必烈規定,每年各級官員都要向上級推薦吏員,供朝廷任用。吏員從縣經州、府做到路吏,然後被選入廉訪司,再經御史台或行台書吏升為省部吏,之後就可以出任六品或正七品官了。

對於官員的考核時間,忽必烈規定都城衙門和行省軍官,三十個月為一考,一考長一等。外任官員三年一考,一考進一階,或二考升一等、三考升二等。考核的標準包括當地戶口是否增長、田地是否增加、打官司事是否減少、盜賊是否匿跡和賦稅均平者這五事。五件事都做到了,自然官職升一等,五件事只辦好了三件,算是中等官員,按照正常程序升遷。五件事都沒有做到,那就只能被降官或貶謫了。

無論內外官員,滿「一考」後必須由所在機構提供一份類似鑑定的「解由」,內容包括官員的祖宗三代、年齡籍貫、姓氏民族、出身、入仕資歷、有無過錯、政績如何、何人保舉等。

除此而外,1262年,忽必烈還下詔「置簿立式」,專門記載官員政績等情況,後發展為「行止簿」。 行止簿和解由成為決定官員能否升遷的主要依據。

監察官吏 嚴懲貪腐

在對官員選拔考核的同時,忽必烈還注重對他們的監察力度。中央設置的御史台(簡稱中台)就是掌管糾察百官善惡和政治得失的所在,並直接監察山東、河北、河南等省官員;地方上則有監察東南諸省的江南諸道行御史台(簡稱南台)以及監察西南西北諸省的雲南諸路行御史台(簡稱西台)。它們之下還設置若干道提刑按察司,後改稱「肅政廉訪司」。如此一來,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垂直監察系統,可以不被地方行政機構干擾,切實發揮監察作用。

對於在提刑按察司任職的官員,朝廷也有規定,「按察司官有聲跡不好者,御史台體察,雖未任滿,許行奏代。」所謂奏代就是撤職查辦,另派人員接替。如此約束按察司官員,使他們不敢濫用權力,彈劾糾察必須公正公平。

如此一來,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垂直監察系統,可以不被地方行政機構干擾,切實發揮監察作用。

為避免行賄受賄,朝廷規定:「今後省院六部諸衙門官吏,無故不得與求仕受命官員私同宴會,以通請謁。」而為了禁止地方官員魚肉百姓,亦規定不得讓家人仗勢經商牟利,不得放高利貸,同時「雖有政績,不許立碑。其先已建立者,若犯贓污,即令除毀。違者究治」。

對於官員玩忽職守、辦事不力的,亦「依理究治」。此外,忽必烈還鼓勵彈劾違法官員,「其有不顧權勢,彈劾非違及利國便民者,別議升除」。也就是說, 只要彈劾屬實,提出彈劾者的官職可獲得升遷,這對於那些意圖貪腐的官員算是一種制約。

善於納諫

忽必烈時常以歷史上的明君作為自己的榜樣,他欽佩的唐太宗就是一位善於納諫的千古帝王,而從忽必烈無論在藩邸還是在即汗位、一統天下後的所為看,他同樣是位廣開言路、接受大臣諫議的明君。

1268年,忽必烈正式設置御史台,任命塔察兒為御史大夫、張雄飛為侍御史。作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御史也具有向皇帝諫言、糾正缺失的職責。忽必烈專門對塔察兒和張雄飛說:「卿等既為台官,職在直言,朕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況百官乎!汝宜知朕意。」

忽必烈曾多次與大臣們討論對歷史人物的看法,比如被唐太宗視為「鏡子」的魏徵。1277年的一天,大臣王思廉在給忽必烈講解《資治通鑑》時,說了魏徵犯顏直諫、長孫皇后從旁勸諫的故事。忽必烈聽後,讓王思廉將這個故事講給大臣以及後宮的皇后和嬪妃們,希望他們以魏徵和長孫皇后為榜樣,敢於進諫,而自己也要效仿唐太宗,虛心納諫。

為了讓大臣們敢於進諫,忽必烈有時也給予直言者以獎勵,比如,姚天福在朝廷上彈劾權臣,忽必烈特賜名「巴兒思」,認為他不畏強勢,猶如老虎。

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忽必烈意識到了「禮」的重要性,因此任用撒蠻負責監督宮廷人員的禮儀。一天,忽必烈近臣孛羅受命出宮辦事,因行走違背禮儀被撒蠻關了起來懲戒。忽必烈等了很長時間,不見孛羅回來,一問才知是被關了起來。他就找來撒蠻,讓他放出孛羅。撒蠻回道:「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忽必烈於是不再過問,孛羅受到懲罰後才被放回。

南宋被滅後,忽必烈想把江南宋朝宗室及豪族大族遷到北方,大臣葉李對此諫言道:「宋已歸命,其民安於田裡。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忽必烈遂打消了移民的念頭。

忽必烈曾說:「朕於廷臣有戇直忠言,未嘗不悅而受之;違忤者,亦未嘗加罪。蓋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忽必烈的態度也使忠直之臣敢於進言。

大臣王思廉在給忽必烈講解《資治通鑑》時,說了魏徵犯顏直諫、長孫皇后從旁勸諫的故事。

崇尚節儉

忽必烈重視理財的目的是為了國富民強,而在個人生活上,他崇尚節儉,提倡淳樸之風。大臣王惲曾在奏疏中說,忽必烈「臨御以來,躬行儉素,思復淳風……去金飾而朴鞍履」。

忽必烈從不穿戴貴重華麗衣帽,他還將自己穿過的衣服儲藏在箱子中,以教育後世子孫保持勤儉之風。史載,元朝第三個皇帝武宗曾與皇太后在大安閣設宴,看到閣中有故篋(註:舊箱子),便問宦官李邦寧這是做什麼用的。李邦寧回說是世祖儲藏裘帶的箱子:「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為華侈之戒。』」武宗於是下令打開箱子,並慨嘆說:「非卿言,朕安知之。」

當時有位宗王在旁,馬上說:「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李邦寧卻不同意,反駁道:「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橫斂掊怨,豈美事耶。」武宗和太后深以為然。

不僅律己甚嚴,忽必烈也常勸戒後宮后妃不要揮霍,而與忽必烈感情深厚的察必皇后也生性仁明、勤儉自律。她親率宮人用舊弓弦編織為衣,取羊臑皮縫為地毯,還在傳統的帽子上加了前檐以遮陽。

此外,忽必烈還在宮中移種了漠北草原特有的青草,並將其栽在皇宮前的石階梯下,還用欄杆將其圍起,起名為「思儉草」,以提醒後人要節儉,「思太祖創業艱難」。

《元史》中還記載,忽必烈下令宮中使用的蠟燭不需要彩繪,使用的馬鞍、靴子和箭簇等也不得以黃金為飾。1292年,回回人忽不木想要將大顆的珠子賣給忽必烈,忽必烈以其無用為由拒絕了。

慎刑罰 濟貧困 惠澤百姓

忽必烈為人寬厚,加上受儒家仁恕思想影響,不僅在戰爭中不嗜殺,而且制定的國策多以民為本,如禁止諸王、后妃、公主、駙馬擅取官物;「禁以俘掠婦女為娼」,凡是買賣良家婦人的,賣買者以兩罪罰之。在王朝治理時他慎用刑罰,還採取賑濟貧苦百姓、設惠民藥局、道旁植樹、禁賭等諸多惠民政策。

重人命 推慎刑政策

1271年,忽必烈在將國號「大蒙古國」改為「大元」的同一天下詔,禁行金朝《泰和律》,但元朝彼時還沒有自己的律法。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令中書參知政事何榮祖根據元朝政府之前頒布的所有法律條文,選擇符合天下統一後國家的實際情況的一部分法律條文,「以公規、治民、御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書,編成《至元新格》,頒行天下,用於決斷訴訟。

這是元朝最早實施的一部法典。《元史‧刑法志》說它「大致取一時所行事例,編為條格而已,不比附舊律也」。在其使用32年後,才被《大元通制》取代。

而在這部新的律書成書前,忽必烈在刑罰上沿用了中原王朝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但同時又對笞、杖二刑作了修訂,即「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只杖一百七」。也就是說,從笞刑十下到杖刑一百一十下,均被減少了三下。

對於死刑,忽必烈非常慎重。他告訴史天澤等大臣:「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他還對降元南人將領管如德說:「朕治天下,重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奸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

在解決涉及中高級官員的訴訟時,忽必烈多次運用「廷對」、「廷辯」方式,即多次召集大臣與涉案官員辯論,待諸事弄清楚後,才處置他們。如鎮南帥唐兀台誣告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副使王忱案、王文統與李璮謀反案、伯顏被誣私藏南宋玉桃盞案以及阿合馬、桑哥貪腐案等,都是如此。

在確定罪責施加處罰時,忽必烈也儘量縮小範圍。如阿里不哥歸降後,其一千多擁護者也被抓捕,忽必烈最終也只處死了為首的10人。還有李璮叛亂被平息後,忽必烈只殺了李璮的幕僚王文統,而沒有處理一些私下與他們有聯繫的漢人,沒有將事態擴大。此外,在南台御史上書請求他禪位給太子真金之事上,忽必烈也未深究。

對於處罰犯了罪的百姓,忽必烈同樣十分謹慎,尤其在死刑的判決上。1272年,陝西行省官員也速迭上書稱「比因饑饉,盜賊茲橫,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懲」。忽必烈在聽取中書省的意見後,沒有批准。

這一年春,忽必烈得知監獄中關押的囚犯越來越多,就詔令各地將死刑犯以外的犯人都暫時放回家中,等到秋天再收監。秋天所有被放回家的犯人都如期歸來,忽必烈心生憐憫,大赦天下。

1274年,全國上奏朝廷擬處死的死囚50人,忽必烈讓中書省從中挑出因鬥毆殺人的13例,改為免死從軍。

史載,忽必烈在位期間,有四個年份沒有死刑記錄。死刑人數最高的年份是1283年,共278人被處死,最低的是1263年,僅有7人,三十幾年間只有不到2500名罪犯被處死,遠遠低於現代許多國家。這足見忽必烈在人命問題上是何等謹慎。

此外,在元軍進攻南宋時,大臣姚樞上奏說南宋盛行「鞭背文面」,忽必烈遂下令「鞭背鯨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後來又將禁止鞭背、禁止跪甕芒碎瓦等法外酷刑列入了元朝的刑律。較之南宋刑罰,元朝趨於減輕。1291年,《至元新格》中特別強調,官員必須「首先要理智地分析和推斷案情,而不應該濫施酷刑」。上述禁令無不體現了忽必烈的寬仁之心。

南宋滅亡後,江南一些道觀還藏有宋朝皇帝的畫像,忽必烈聽說後最初以為江南百姓還有造反之心,便就此詢問身邊的大臣石天麟。石天麟說:「遼國滅亡後,遼國皇帝皇后的銅像,至今還在西京保存,從未聽說過有什麼禁令。」忽必烈一點即通,從此不再過問此事。

還有一次,有個牧人盜割駝峰,忽必烈下令將其處死。鐵哥進言道:「生割駝峰,實為殘忍,但因此處死牧人,恐怕傷了陛下仁恕之心。」忽必烈接受了鐵哥的進言,用相對比較輕的刑罰處置了牧人。

那麼,如果下屬執法如山,與忽必烈輕刑慎刑想法有出入時怎麼辦?一次,刑部侍郎趙炳處理一樁官員攜妓登龍舟的案件,趙炳依法懲處了官員,但不久該人死亡,其子到忽必烈駕前告御狀。忽必烈於是降旨責備趙炳,趙炳卻認為自己沒有做錯,說「臣執法尊君,職當為也」。忽必烈當時很生氣,就將他趕出了皇宮,但事後並沒有處置他,而是對身邊的侍臣說:「炳用法太峻,然非循情者。」這說明忽必烈對於臣下的秉公執法還是十分認同的。

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應該說,忽必烈慎用刑罰,除了深受儒家寬仁思想影響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他所皈依的藏傳佛教的影響。他曾說:「天下事如圓枘方鑿,能少寬之,無往不可。」而對忽必烈影響很大的國師八思巴等喇嘛也曾勸他「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

秋天所有被放回家的犯人都如期歸來,忽必烈心生憐憫,大赦天下。

救濟貧困災民 設義倉

中國歷代王朝,賑濟貧困尤其是救助災民都是必不可少的,忽必烈在位期間在這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

元史中說「救荒之政,莫大於賑恤」,忽必烈乃至整個元朝的賑恤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免除差稅,二是給以米粟。免除差稅「有以恩免者,有以災免者」,賑貸「有以鰥寡孤獨而賑者,有以水旱疫癘而賑者,有以京師人物繁湊而每歲賑糶者」。

由皇帝下令免除差稅的「恩免」,從1260年中統元年量減絲料、包銀數起,幾乎每年都有。如中統二年,免西京、北京、燕京賦稅徭役,減少真定、大名、河南、陝西、東平、益都、平陽等路的賦役。中統三年免北京等路絲料、包銀……

除此而外,各地若遇蠻寇攻掠、秋旱霜災、蠶災、蝗災、水旱災、地震等災難,賦稅徭役、絲料、包銀、稅糧等也都會被相應地減免。針對災民,官府發放錢糧幣帛等予以賑濟,如1266年以糧食三萬石賑濟濟南饑民,以課銀150錠賑濟甘州貧民。

而對於鰥寡孤獨廢疾以及孤兒等,1260年忽必烈剛即汗位,就昭告天下,「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之人,天民之無告者也,命所在官司,以糧贍之。」

1264年,忽必烈又下詔「病者給藥,貧者給糧」。

1269年,設常平倉和義倉。常平倉起於漢代的耿壽昌,義倉起於唐代的戴胄,都是救荒之良法。常平倉之法是豐年米價便宜,官府就增價購買;荒年米貴,官府就減價出售。義倉,每社置一倉,社長掌管,豐年每丁納粟五斗,驅丁納粟二斗,災年就提供給社眾。如1284年新城縣水災和1292年饑荒,都是使用義倉儲糧賑濟的。

元朝時遊歷中國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其行記中也記述道:當大可汗看見五穀豐收和價格低時,他便命人收集和儲藏。在各省都有專門儲藏糧食的糧倉。他叫人很細心地看管,避免在三四年內腐爛。受災百姓,則免除當年的賦稅,並由朝廷給予糧食和種子,「這是大汗的德政」。

1271年,令各路設濟眾院收留貧苦之人,除提供糧食外,還提供柴火。1282年,濟眾院改名養濟院一所。兩年後,官府給京師南城孤老提供衣糧房舍。此後還推行給寡婦冬夏衣、給貧窮人家每日五斤柴薪等福利措施。

馬可‧波羅對此同樣看在眼中,他看到忽必烈給窮苦人家提供糧食和衣物讓他們維持生計,看到他們登記後住在養濟院中。負責的官吏沒有一天不施捨出三萬多碟的米或稷或粟。

史籍中羅列著長長的每年免除的徭役賦稅以及對災民的賑濟的單子,忽必烈的這些舉措「使飢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民無菜色」,《元史》中感歎說,「可謂善法漢、唐者矣。」

常平倉之法是豐年米價便宜,官府就增價購買;荒年米貴,官府就減價出售。

惠民藥局施惠百姓

讓貧困和受災百姓維持溫飽,那麼他們生病了又該怎麼辦呢?元朝設惠民藥局解決這一問題。早在窩闊台時期,就在燕京等十路設惠民藥局,以奉御(註:官名)田闊闊及太醫王璧、齊楫等為藥局官員,負責運作,朝廷提供五百錠銀為運作之本。

惠民藥局源自於北宋的熟藥所與和劑局,它主要面向普通民眾,朝廷對其實行補貼政策,使其出售的藥物遠遠低於市場價格。除了賣藥外,惠民藥局配有醫官兼給患者治病,是元時最主要的慈善醫療機構。

到了忽必烈時期,1261年,忽必烈命王祐在成都路開辦惠民藥局,又派他到西川等路為藥局尋訪醫學人才。後來,又在上都設惠民藥局。成宗時,下詔在全國普遍設置惠民局。

經費來源上,忽必烈時改變了宋朝的經營方式。經營者先向政府領取一筆資金作為本錢,是中統鈔一百兩,由經營獲取利潤,再用這些錢幫助需要的民眾。政府則不再經營藥物的販賣,給予民間更多的從事相關行業的機會。

道旁植樹和禁止賭博

忽必烈即汗位時曾詔告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食以農桑為本。」因此,他在1270年頒布了《農桑之制》,規定每個男丁每歲種桑、棗20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種榆、柳,均以種活長成為數,並由各級官吏督促實施。

1272年,忽必烈又下旨命令從大都到各地隨路州縣官府和民眾在城郭周圍、道旁種植榆樹、槐樹,還規定官府所種植的樹木歸民家使用,官府負有保護成材的責任。史載,河南府及所轄各縣在道路旁植樹造林,凡「非理砍伐」路旁樹木者,由「各路達魯花赤管民官依條治罪」。道路旁植樹制度就這樣沿襲下來了。

馬可‧波羅的記錄也證實了忽必烈時期的植樹情況:大可汗命在大道兩旁栽植樹木,每株相距有兩三步遠。道路是欽差、商人和人民所通行的。這些樹木都很高大,可以從很遠的地方看得見。大可汗這樣做,使人們能夠看清道路,不致於迷途,頗有利於行人。即便在沙漠路旁邊,也能找到這些樹,這使得商人和遠行者很舒服。這大概也是因為馬可‧波羅從中受益了吧。

除了植樹惠民,忽必烈也意識到了隨著經濟的發展、民眾生活的改善,賭博者增多,而賭博也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因此在1286年二月頒布聖旨:「禁約諸人不得賭撲錢物……如有違犯之人,許諸人捉拿到官,將犯人流去迤北田地裡種田者。」後來,浙江道按察司審理平江路常熟縣姚千六賭博案、淮西江北道按察司審理黃梅縣王佯兒賭博案等,均遵照這道聖旨行事。

上述輕刑罰、賑濟、設惠民藥局等惠民政策,對於元代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對於民心的安定有著重要的作用。

另據馬可‧波羅記載,忽必烈相信占星術,大都中善於觀天象和占卜的人大約有五千,漢人、基督教教士都有。史書上所載的日蝕、月蝕、彗星、地震等,都被忽必烈視為來自上天的警告,使其警惕。顯然,身為帝王的忽必烈,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愛民、惠民、聆聽上天的警告是一個明君所要做的。

平諸王叛亂 加強邊疆治理

至元六年(1268年),被分封到蒙古以西海牙裡(今哈薩克斯坦塔爾迪‧庫爾干爾)的成吉思汗第三子窩闊台之孫海都率領部眾發動叛亂。

海都與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後裔欽察汗國可汗在塔拉斯河會盟,公開反對忽必烈和伊兒汗國(蒙古四大汗國之一,由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後人統治),並商議以海都為盟主。參與會盟的蒙古諸王稱忽必烈已經被漢族同化,聲稱要對忽必烈用兵以恢復蒙古人的遊牧本性。

平諸王叛亂

之後以海都為首的諸王時常侵擾西北地區,忽必烈徵調正在攻宋的伯顏北上平叛,因海都採用游動作戰的方式,所以雖然伯顏軍始終占上風,但也沒能徹底將海都打敗。

至元七年(1269年),忽必烈以那木罕為將,在別失八里擊敗海都。至元十二年(1274年),忽必烈再遣安童輔佐那木罕西征。未料,那木罕部將昔裡吉等於次年底發動兵變,將安童抓獲後交予海都。不久後,海都會同察合台汗國君王揮師東進蒙古本部,最終被驍勇善戰的元朝將領土土哈趕出漠北大帳。

至元二十四年(1286年),海都以偏師襲阿勒台山地區,自率主力在馬納思河(今瑪納斯河)與元軍交戰,元軍戰敗,後殺到哈密。畏兀兒亦都護火赤哈兒這時屯駐於哈密,戰死。海都不久退回。元軍重戍於畏兀兒之地,斡端也再度回到元朝控制下。

與此同時,海都又鼓動東部諸王後裔乃顏、勢都兒、哈丹等人發動叛亂,他們還一度發兵占領和林,但不久即退出。忽必烈聞訊後,派兩路大軍前往,消滅了叛亂勢力。平叛後,忽必烈設置了遼陽行省,並在叛王封地內置萬戶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權力。

然而,海都仍未放棄在西北的騷擾。1288年,西線海都軍東進打敗嶺北的元軍。1289年,海都再次進攻和林,74歲的忽必烈親自率兵北上,海都不敵,率領部眾遠逃。

1292年,時任嶺北樞密院使、欽差親軍衛都指揮使的土土哈在阿爾泰山一帶大敗海都,次年,收復唐努山以北烏斯等五部之地,並在此屯兵駐守,這給了海都很大打擊。忽必烈還先後派遣伯顏、玉昔帖木兒等人主持西北軍事,海都勢力遂被逐出至阿爾泰山之北。

1301年,元成宗時,海都糾合四十諸王再度進兵元朝,最後在和林被元軍擊敗,海都因傷重不治而亡,其子察八兒繼汗位。1306年,察八兒投降,西北諸王的叛亂至此才全被平定。

在平叛西北東北諸王叛亂的同時,忽必烈也加強了對邊疆的管理。

對西北邊疆的管理

元朝的西北邊疆,主要指今天的新疆地區,居民主要是畏兀兒人。公元9世紀回鶻人以高昌(今吐魯番)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鶻王國。12世紀,高昌回鶻王國附屬於西遼,受西遼所派「少監」控制,向西遼繳納大量貢賦。13世紀,草原上崛起的成吉思汗威名遠播天山南北,高昌回鶻王國的亦都護(國王的世襲尊號)聽說後,決定擺脫西遼少監的暴虐監治,投靠寬宏有度量的成吉思汗。

1209年,他殺死西遼少監,遣使臣覲見成吉思汗表示歸順。1211年春,他又親自去覲見成吉思汗,求娶成吉思汗之女。成吉思汗因其主動歸附,便把女兒嫁給了他。自此,亦都護王族與成吉思汗皇族也形成了世代聯姻關係。

與其它被征服國有所不同的是,高昌回鶻一方面是蒙古大汗的藩臣,必須履行納質、進貢、出兵從征等藩臣義務,但另一方面,亦都護對自己的領地和屬民有一定的自主權。此外,由於畏兀兒位居東西方交往的通道,對蒙元時代東西方經濟、文化、科技的交流也起到重要作用。

在高昌回鶻歸附後,其西部的天山南北及中亞地區,仍是西遼的勢力。對此,成吉思汗又派大軍進入西遼境內,並在1218年滅掉西遼。西遼歸屬於成吉思汗後,大蒙古國就與花剌子模王國的邊界接壤,更方便了雙方的交往。成吉思汗去世後,新疆西部地區分別成為察合台汗國和窩闊台汗國的領地。

忽必烈時期,窩闊台汗國海都支持阿里不哥爭奪大汗位,在忽必烈戰勝阿里不哥後,海都實際控制了新疆西部大部分地區,並聯合察合台後裔一再向忽必烈挑釁。

除了派皇子那木罕率親王七人及數千兵馬駐紮在阿力麻裡威懾海都等外,忽必烈還將北庭(今吉木薩爾)地區視為西北軍事重鎮、戰略要地,在此先後設別失八里行尚書省、北庭都護府、別失八里宣慰司、別失八里元帥府、西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北庭元帥府等機構。這對於防禦海都、穩定西域局勢、發展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

為發展當地經濟,忽必烈還在新疆地區大力推行屯田,鼓勵百姓墾荒,設冶煉場、鑄造農具;同時減免賦稅,賑濟饑民,給缺少耕牛、籽種的農民分配耕牛、籽種;此外,還興辦紡織、布染等。1266年,忽必烈下令設置了忽丹八里局,促進和田絲綢的生產。「和田綢」在當時和後來的朝代都很有名。1286年,又在別失八里設別失八里局,負責當地絲綢紡織品生產,包括皇室御用的「納失失」錦緞。

忽必烈還在新疆地區大力推行屯田,鼓勵百姓墾荒,給缺少耕牛、籽種的農民分配耕牛、籽種。

為加強新疆與內地以及中亞地區、南北疆之間的聯繫,忽必烈還設立數量眾多的驛站。如1274年在和田、鴉兒看(今莎車)兩地設水驛13處;1281年,從外高加索山太和嶺至別失八里修建30個驛站;1282年,在新疆東部羅卜(今若羌)、赭裡輝(今且末)設驛站。這些驛站的建立不僅加強了多方的聯繫,也便於軍事情報的傳遞。

當時元朝推行的鈔法也在新疆各地實行,1280年。忽必烈下令設置立畏兀境內交鈔提舉司、交鈔庫,管理新疆地區元鈔的印製、發行和兌換等事宜。設置提刑按察司,處理司法訴訟;設哈贊忽咱、哈刺火州總管府等,以加強戶籍賦稅的管理。

對西藏的管理

西藏,元時仍稱為「吐蕃」。在第九章談及忽必烈確立國教時,已經部分涉及了元廷對吐蕃的管理。根據史料的記載,蒙古與西藏正式確立關係,是在窩闊台次子闊端駐紮在涼州(今甘肅武威)時。1239年,闊端派人攻打吐蕃。吐蕃人知曉無法抵擋蒙古鐵騎,於是當時在吐蕃具有重大影響的薩迦派領袖薩迦班智達代表吐蕃人去與蒙古人談判。

經過協商,雙方達成協議,吐蕃歸附於蒙古,由蒙古汗國委派薩迦派領袖主持吐蕃事務,並將民戶、貢賦登記成冊,交給闊端。蒙古則不再派兵進攻。

蒙哥汗即位後,派官員入藏清查戶口,劃定地界,薩迦派新的領袖八思巴亦派人協助。彼時總領漠南漢地事務的忽必烈亦在攻打大理途經臨洮時與八思巴相談甚歡,八思巴還為忽必烈和察必王妃舉行了密宗喜金剛灌頂儀式。從此,八思巴跟隨在忽必烈左右。

忽必烈1260年即汗位後,八思巴被封為國師,受玉印,統領全國佛教事務,並受命創建新的蒙古文字。

1263年,八思巴返回吐蕃,行前受命統領吐蕃,受賜珠寶冊印。第二年,在總制院成立後,兼任總制院使,總管藏區事務。當然,對於吐蕃其它教派和地方勢力,忽必烈並未忽視。忽必烈根據吐蕃的物產分布情況,重新劃分了行政區域,設立了13個萬戶,各萬戶兼管軍事民政,他們也都屬於八思巴管轄。1270年,忽必烈又封其為帝師。

此外,從蒙哥汗到忽必烈先後在藏區設立了三個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轄區包括今西藏除昌都地區以外的大部分地區。他們主要負責對藏區的軍事管理、推薦官員、管理驛站和佛事活動等。

除了封八思巴為國師、帝師以示推崇外,忽必烈對於吐蕃僧人也十分優待,不僅給他們賜官封號,還允許他們不服兵役、勞役和繳納賦稅。

考慮到青藏高原交通不便,對管理、軍事及商旅往來都很不方便,忽必烈決定建設通往西藏的驛站。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忽必烈修建了一條從青海通往薩迦地區的道路,沿途一共建有27個大驛站,保障了交通,也加強了西藏與內地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上的聯繫。

除了封八思巴為國師、帝師以示推崇外,忽必烈對於吐蕃僧人也十分優待,不僅給他們賜官封號,還允許他們不服兵役、勞役和繳納賦稅。

對雲南和蒙古的管理

雲南是忽必烈親自打下來的,被擒的大理國王段興智被蒙哥汗任命為大理總管,子孫世襲,並賜名「摩訶羅嵯」。與此同時,蒙哥汗加封與忽必烈一起攻打雲南的蒙古大將兀良合台為大元帥,「還鎮大理」。

忽必烈即汗位後,在雲南設立多個驛站,有的甚至可以抵達緬甸,並經緬甸到達印度。1267年,忽必烈任命皇子忽哥赤為雲南王,出鎮雲南,兼管轄大理、善闡等蠻夷部落,並為其設立大理等處行省六部,以闊闊帶為尚書行省之下,設置了路、府、州、縣,又設置若干軍民總管府。在前往雲南前,忽必烈叮囑忽哥赤要「善撫吏民」。

1271年忽哥赤卒。忽必烈派宗王脫忽魯鎮守雲南,於1274年又派自己所賞識的賽典赤贍思丁主持雲南政事。

才智品德都令人讚歎的賽典赤贍思丁與脫忽魯合作,其在任六年,不負忽必烈所託,鼓勵發展農業和桑蠶業,其所為對雲南的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雲南和內地的聯繫更加密切。

此後,至1382年駐守雲南的元朝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兵敗自殺、大理總管段世戰敗歸降明軍,蒙古人建立的政權統治雲南地區長達128年。

再來看蒙古地區。忽必烈即大汗位後,統治中心逐漸轉移到中原地區,先升開平為上都,後定都燕京,改名為中都,而之前蒙古的都城和林的政治地位下降。忽必烈在和林先後設置轉運司、宣慰司都元帥府,使蒙古地區在政治上處於一般邊界地位。

阿里不哥臣服後,忽必烈派漢人劉好禮出任拖雷封地益蘭州、吉利吉斯(今葉尼塞河上游地區)等五部斷事官,還派大量工匠前往,幫助當地居民興建城郭、官署,發展農業、手工業,同時設置驛站。當地的發展對於忽必烈遏制海都等人的叛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昔裡吉叛亂後,占據了該地。忽必烈派伯顏平息叛亂後,任命太子真金之子梁王甘麻剌坐鎮和林,協調蒙古地區的軍隊。1289年,忽必烈正式在和林設行樞密院,伯顏任行樞密院院事。幾年後,被改封為晉王的甘麻剌代替伯顏,坐鎮和林。忽必烈讓其「統領太祖四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並允許其設立王府,設置王傅、內史等官,這也是忽必烈時期在蒙古地區設立的最完備、權力最大的宗王官署。

完善站赤制 設急遞鋪

元朝地域遼闊,但卻能保持全國政治、軍事、經濟和交通信息的順暢,而這依賴於「站赤制度」。蒙古人的站赤制度就是驛站。驛站由來已久,由官府設置,主要功能是「通達邊情,布宣號令」,蒙古時期加以擴大,並在忽必烈時期得以完善。每一驛站都有一座府邸,供使臣往來居住。每一驛站還備有不少馬匹,有的多達四百匹。據記載,忽必烈時期全國站赤共有1400處,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邊遠地區和四大汗國間的驛站。

作為驛站的補充,忽必烈時還設置了傳遞緊急文書的機構,名為「急遞鋪」,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設一鋪,每鋪置鋪丁五人。鋪丁一晝夜要行四百里,輾轉傳遞軍政機要文書。是以,百日路程的文書消息,十個晝夜就可以送到朝廷。對於文書交接,也有著嚴格的規定。如果出現問題,主管官員和鋪丁都要受到懲罰。

元代的驛傳制度對當時的波斯、俄羅斯、埃及和中亞、西亞諸國都產生了影響,在俄羅斯竟沿用了數百年之久。

簡言之,忽必烈對於龐大帝國的邊疆地區,一方面在政治上根據當地情況採取不同措施進行管理,另一方面則重視經濟發展,鼓勵屯田,發展農業,同時改善交通,設置驛站,加強了邊疆與內地的聯繫,宋、遼、西夏、金時期各少數民族偏守一隅的情況逐漸有了變化,這使得忽必烈的大一統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十分穩定。

大元帝国始祖帝 忽必烈傳 (2)

 開平定鼎即汗位 削平叛逆

蒙哥汗1259年在南征時的猝然去世,對於南宋而言是獲得了短暫的喘息時間。因為彼時兀良哈台已從南邊攻打廣西南寧、桂林,劍指潭州(今長沙),忽必烈則圍攻湖北鄂州(今武昌),蒙哥則在四川一路高奏凱歌,南宋已處於北、西、南三面同時面臨進攻的局面。南宋朝廷極為恐慌,當時的丞相丁大全隱匿戰情,引發不滿,宋理宗將其罷免,並急拜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率軍前往鄂州迎敵。

當賈似道看到蒙古大軍兵強將勇,以為鄂州難以守住,就背著朝廷,偷偷派人去與忽必烈求和。其後,身為江淮荊湖經略使的趙璧在三千兵卒護送下,進入鄂州城與南宋官員議和。賈似道卻藉口有足疾不肯出見,乃約再議而還。

蒙哥汗去世後,西、南兩路軍撤離,護送蒙哥靈柩北返,而在北邊的忽必烈在獲知元睿宗拖雷的第九子末哥送來的蒙哥的死訊並請他北歸參與忽里勒台大會以爭取汗位繼承權後,最初認為自己是奉命南征,「豈可無功而返」。於是依舊下令發起進攻,多次獲勝,但在攻打鄂州時卻受阻。在鄂州之戰中,宋蒙兩軍展開數月激烈戰鬥,雙方「死亡枕籍(意思是死者縱橫相枕而臥)」。

在戰事膠著的情況下,忽必烈的正妻察必又派人將開平的周邊動向告知忽必烈,催他北還。忽必烈於是召諸將和謀士商議。

郝經上《班師議》,陳述必須立即退兵的理由。理由有五:

一、此次南征本不應該。蒙古帝國自平金以來,只務進取,不蓄精養銳以待時機,以致用兵日久,費財巨大,且終無成效。蒙哥汗即位後,本應休養生息,但卻忽然大舉用兵。如今蒙哥汗駕崩,理應與宋議和,回歸京師,處理皇位繼承大事,若仍舊進軍,這是不當進而速進。

二、滅宋時機還不到。如果達不到滅宋目的,則應知難而退,否則徘徊於江邊,耽誤時日,暴露出蒙軍的弱點。等到冬春之交,一旦瘟疫流行,那時恐怕想回師也不可能了。

三、宋朝知蒙古國內政局不穩,因此鬥志倍增,其積極備戰,大軍雲集,且還有良將。

四、忽必烈也有北歸之意。渡江又不想直趨臨安,認為「臨安人口稠密,若至臨安,雖不殺人,人民也受踐踏,於心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不與,殺人何益」。然為今事急,不可不做決斷。

五、蒙古國內局勢緊張,塔察兒國王和李璮還有興兵作亂的可能。忽必烈雖素有重望,且握重兵,但若阿里不哥聲稱受先帝遺詔,登基正位,下詔中原,行赦江北,那時再欲歸京師而不可能了。

郝經還建議派遣一路人馬迎接蒙哥大汗的靈柩,收取大汗玉璽,再遣使召集旭烈兀、阿里不哥、末哥及諸王在和林治喪。

此外,廉希憲也力勸忽必烈立即還朝繼承汗位,以安天下。他還分析了當下的形勢,並親自前去說服諸王之一的塔察兒擁立忽必烈即汗位。塔察兒是成吉思汗弟弟鐵木哥斡赤斤的兒子,在東道諸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戰事膠著的情況下,忽必烈的正妻察必又派人將開平的周邊動向告知忽必烈,催他北還。示意圖。(shutterstock)

郝經和廉希憲的分析讓忽必烈更加看清了形勢,堅定了忽必烈退兵北返的決心。不過,在暗中準備北撤時,忽必烈卻擺出重兵南下直取南宋都城臨安的架勢,賈似道馬上再派使者請和,表示南宋願意稱臣,並且答應送歲幣二十萬兩銀和絹二十萬匹,以長江作為兩個帝國的共同邊界線。這正中忽必烈下懷,他答應了和議條件,隨即撤兵北返,只留下張節、閻旺的一支五千人軍隊迎候圍攻長沙的兀良合台大軍。

聽說忽必烈派軍來迎,兀良合台大軍遂轉奔湖北,張節、閻旺在長江上設浮橋迎接,兩軍合兵北返。而賈似道再次違反約定,趁蒙古大軍撤退時進攻,殺死了殿後的一百多名蒙古軍人。賈似道故意把這場小規模進攻吹噓為巨大的勝利,卻不說蒙古軍撤退的真正原因。他在奏章中寫道:「諸路大捷,鄂圍始解,匯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福。」宋理宗信以為真,不僅對他大加讚揚,還大加封賞。此後,賈似道專擅朝政十幾年。

開平即大汗位

忽必烈北返抵達燕京後,馬上解散了聽命阿里不哥的脫裡赤徵召的軍隊,「民心大悅」,並控制了開平至燕京一帶。駐紮在燕京近郊期間,忽必烈與諸王展開聯絡,商討在1260年春天召開忽里勒台大會。

1260年春三月,忽必烈來到開平府,召開了忽里勒台大會,末哥、哈丹、阿只吉、塔察兒、也先哥、忽剌忽兒等諸王四十多人偕文武大臣擁立忽必烈即汗位。三月二十四日(1260年5月5日)忽必烈即蒙古帝國大汗位。四月四日(公曆5月15日)發布繼位詔書。這一年忽必烈四十五歲。

即大汗位後,忽必烈命釋子聰(劉秉忠)等人制定官職及各種制度,確定在中央設中書省等部門,任命王文統為中書省平章政事、張文謙為左丞相,任命八春、廉希憲、商挺為陝西四川等路宣撫使,趙良弼參議司事,粘合南合、張啟元為西京等處宣撫使。還遣使與宋議和,詔令南伐諸軍北歸。

1260年(中統元年)五月十九日,忽必烈發布《中統建元詔》,正式建年號「中統」,而這也是仿照漢制。詔書中鼓勵大臣上諫言,即便建議不被採納也不會被怪罪,如被採納將予以獎勵,「以旌忠直」。對於死傷軍兵,要予以撫恤。針對被判死刑者,也要反覆審核。

隨即,忽必烈將漢地分為十道,又任命了十路宣撫司,其中金蓮川幕府的張德輝為平陽太原路宣撫使、姚樞為東平路宣撫使、張文謙為大名彰德等路宣撫使、廉希憲為京兆等路宣撫使、徐世隆為燕京副宣撫使。任命李璮為江淮大都督,立行中書省於燕京,行六部,禡禡(mà)為中書丞相,王文統、趙壁為平章政事,張易為參知政事,王鄂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等等。在金蓮川幕府諸多人才的助力下,忽必烈統治的中原地區有條不紊地運作著。

初勝阿里不哥

在忽必烈即大汗位後,爭取到蒙哥汗皇后忽都台、蒙哥汗之子玉龍答失、阿速歹等蒙古諸王、貴族、大臣支持的阿里不哥,也匆忙於四月在和林召開另一個忽里勒台大會,宣布自己為新的蒙古大汗。一個帝國出現兩位大汗,無疑預示著分裂和戰爭。

為了不使蒙古帝國陷入混亂,忽必烈一面派使者西行,爭取旭烈兀和別兒哥的支持,一方面一再派出使者北行,希望說服阿里不哥。

阿里不哥不肯讓步,在雙方商議無果後,他將忽必烈派去的一百名使者和兩位宗王殺死,然後,派遣兩路大軍南下。東路由旭烈兀的兒子主木忽兒、朮赤的孫子合剌察兒率領,進軍開平、燕京等地。西路由阿藍答兒率領,進入河西走廊,意圖與駐紮在六盤山的蒙哥攻宋主力、現由大將渾都海與哈剌不花掌控的軍隊會合,同時聯絡京兆的劉太平、霍魯海等人,準備共同起事。

忽必烈聽聞阿里不哥出兵,除了大赦天下,還下詔說,同胞兄弟之間出現權力爭奪是他沒有想到的,考慮到弟弟年幼,應是被讒言蒙蔽至此,自己顧念父子兄弟之親、宗廟社稷之重,幾次遣使曉諭,但怎料反叛者不聽。因此重燃戰火絕非本意,內心深感不安。他並表示,待內亂平定,「式續成康之治」。

成康之治(約公元前1043年—約公元前996年)是指西周初周成王、周康王的治世。在那段時間裡,國泰民安,刑具四十年不需使用。忽必烈在詔書中做出如此承諾,亦表明其希望在自己治下迎來一個清明社會的雄心。

為了迎來一個清明的社會,忽必烈必須解決與阿里不哥的汗位之爭。顯然,在與阿里不哥的對決中,忽必烈在才智、胸襟、謀略、人員和糧草、財力等方面更勝一籌,而阿里不哥的視野相對狹隘。

早在忽必烈即汗位當天,他就任命了三名總管漢地財賦行政的負責官員,他們是趙璧、禡禡和董文炳。趙璧在蒙哥初年已經擔任過此職,所以得心應手,史書說他「經畫饋運,相繼不絕」;「手校簿書,得豪貴侵盜逋負錢數萬計,乘輿北征,民不擾而軍用足」。這說明他這個供給北邊用兵的後勤保障官非常稱職。

此外,早在北返途中,忽必烈在謀士的建議下,對於秦蜀隴地區可能遭到的進攻早有防範。其後,他委任的京兆宣撫使廉希憲和參議趙良弼到達關中後,很快穩定了形勢,先是捕殺了謀反的劉太平、霍魯海等人,隨後在與渾都海和阿藍答兒部的正面交鋒中,將二人殺死,阿里不哥企圖占據關中的計劃落空。

另一方面,忽必烈親率人馬迎擊阿里不哥的東路軍,並很快將其擊潰。阿里不哥難以繼續留在和林,只好退到由他繼承的拖雷封地吉裡吉思(今葉尼塞河中上游)。

1260年冬天,忽必烈順利進入和林。或許是因為和林城過於破敗,忽必烈並沒有在此停留過久,而是前往南邊的汪吉河(今翁金河)冬營地,進行短暫休整。

1260年冬天,前往和林南邊的汪吉河(今翁金河)冬營地進行短暫休整。(shutterstock)

在與阿里不哥打仗的同時,忽必烈還儘量爭取更多的支持,尤其是旭烈兀、別兒哥和察合台汗國的支持。當時,西征的旭烈兀在東返途中得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爭位的消息,遂留在西亞,建立了伊兒汗國,忽必烈後封他為「伊兒汗」,視野開闊的他亦支持忽必烈繼承大汗位,而忽必烈則同意將阿母河以西至埃及邊境的波斯國土和該地蒙古、大食軍民交給他統治。

不過,欽察汗國的別兒哥一直保持中立,表示不介入這場汗位之爭。而察合台汗國的可汗、察合台的孫子哈剌旭烈與蒙哥親善,但他已去世,封地由其妻兀魯忽乃攝政,兀魯忽乃支持阿里不哥。由於忽必烈封鎖了察合台汗國與阿里不哥間的交通往來,兀魯忽乃無法為阿里不哥提供物資。

在物資供應困難的情況下,阿里不哥派跟隨他的察合台的另一個孫子阿魯忽回去察合台汗國主掌國事,並與他約定為自己提供武器和糧食,防範旭烈兀和別兒哥對忽必烈的支持。

此時的形勢對於阿里不哥而言相當不利。擔心忽必烈追擊自己的阿里不哥遂派遣使者向忽必烈請求寬宥,並稱等秋高馬肥之時就前去請罪。他還表示願意約伯勒克、旭烈兀、阿魯忽三王一同入朝覲見,共同解決汗位繼承之事。

忽必烈不疑有詐,馬上表示同意,說「我信弟言,願弟於三王到達以前,先圖一晤」。遂留成吉思汗弟弟哈撒兒的兒子也孫哥鎮守漠北等候阿里不哥,自己則冒著嚴寒返回開平,處理國事。

阿里不哥臣服

得到忽必烈信任的阿里不哥,遂在吉裡吉思修整。事實上,向忽必烈請求寬宥只是他的緩兵之計。在修整了一個冬春後,1261年秋天,在自己的軍隊兵強馬壯、援軍到達後,阿里不哥違背承諾,再次向忽必烈發起進攻。他先向駐守在和林的也孫哥偽稱率眾來歸,也孫哥深信不疑,表示歡迎,而阿里不哥趁其不備,發動突然襲擊,並將其打敗,占領和林。隨後,阿里不哥率領大軍南下,直指忽必烈的開平府。

忽必烈聽聞阿里不哥假裝歸順、占領和林的消息後,親率諸路漢軍與蒙古諸王所轄部隊北上迎戰。雙方在昔木土腦兒(今蒙古蘇赫巴托南部)相遇,忽必烈大軍大敗阿里不哥右翼軍,待蒙哥之子阿速台率領的後繼部隊趕到,阿里不哥回軍再戰,兩軍鏖戰至夜仍不分勝負,遂鳴金收兵,暫時返回各自營地。此後直到冬季,雙方相峙於大磧南緣。

此時,回到察合台汗國並取得權力的阿魯忽因不滿阿里不哥多次向其徵兵徵糧,拒絕再向他提供給養。由於給養越來越困難,阿里不哥沒辦法,直接派人去察合台汗國境內徵集牲畜、馬匹和武器。阿魯忽聽說後大怒,下令奪走了那批財物,並率兵到忽只兒之地,殺死了使臣,公開與阿里不哥決裂,並轉而承認忽必烈為大汗。忽必烈後同意將阿爾泰山至阿姆河之間的土地歸阿魯忽所有,阿魯忽十分高興。

阿里不哥聞聽阿魯忽背叛了自己,大為震怒,不顧與忽必烈大軍對峙的形勢,於1262年春決意攻打阿魯忽,並放棄了和林。和林守軍歸降忽必烈,忽必烈採取安撫政策,並承諾免其今年賦稅。忽必烈本想派兵追擊阿里不哥,但因為得知江淮大都督李璮在山東叛亂,殺死大部蒙古軍,以地歸宋,遂率軍返回漠南。

返回後,忽必烈命異母兄弟哈必赤、丞相史天澤率兵圍攻李璮。李璮固守濟南城,四個月後,糧盡的濟南城被攻破,李璮手刃妻妾後,乘船進入大明湖,欲投水自盡。因水淺沒有成功,為蒙古軍俘獲,之後被殺。而前來增援的宋軍雖然到了山東,但因為不敢冒進而還。

再看阿里不哥。起初,攻打阿魯忽的阿里不哥兵敗,大將哈刺不花戰死,隨後,趁著阿魯忽輕敵,阿里不哥大敗阿魯忽,占據了察合台汗國的都城阿力麻裡。阿魯忽先是逃到兀丹(今新疆和田),後敗走至撒馬爾干(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

阿里不哥雖然取得了勝利,但他肆無忌憚地殺死阿魯忽部眾、戕害凌辱蒙古同胞的暴虐之舉,引起了其手下大臣和軍士的憤怒,他們紛紛找藉口離開他,如旭烈兀的兒子主木忽兒、蒙哥的兒子昔裡吉都選擇了離開。

1264年,阿力麻裡發生了饑荒,死者無計,但阿里不哥並不作為,反而繼續尋歡作樂。一天他正在縱情飲酒時,大帳突然被一陣狂風撕破,支柱被折斷,造成多人受傷,人們將這視為不祥之兆。自此軍心愈加渙散,更多人離去。

此時,眾叛親離的阿里不哥不僅面臨著缺糧的危機,還要擔心阿魯忽捲土重來。於是他派人將阿魯忽的妃子送還給阿魯忽,尋求和解。

又過了一段時間,實在支撐不下去的阿里不哥帶著殘兵敗將歸降於忽必烈。長達四年多的汗位之爭至此結束。

史載,阿里不哥進大帳覲見忽必烈前,依照蒙古習俗,人以帳簾覆其首,跪拜請罪。進入大帳後,忽必烈看著他先是無語,見阿里不哥哭,自己也哭了起來。過了一會兒,忽必烈問道:「若照常理而言,你我兄弟二人究竟誰應該繼承大位?」阿里不哥答道:「昔日應該是我,今日是你。」阿里不哥的意思是因為蒙古有幼子繼承家庭財產的習慣,因此認為大汗之位也應該由他來繼承,所以他爭汗位並沒有錯,但實際上,並沒有幼子繼承汗位這一說法,而且他們的父親拖雷也不曾繼承汗位。是以不論從長幼有序還是才智這方面而言,忽必烈繼承汗位更名正言順。

由於阿里不哥、阿速台等諸王都是成吉思汗的後裔,屬於黃金家族成員,忽必烈沒有問罪於他們,而是將其釋放,並告知了旭烈兀、別兒哥等諸王,得到了他們的認同。不過,阿里不哥身邊的一些謀臣被處死。1266年,憂鬱成疾的阿里不哥去世。

登汗位初仿漢制 建立元朝

阿里不哥臣服後,忽必烈實際管轄的政治版圖已然包括中原地區(位於長城以南、秦嶺淮河以北)、東北地區(包括整個黑龍江流域)、朝鮮半島北部、漠南漠北蒙古草原全境(內蒙古和外蒙古地區)及西伯利亞南部地區、西域大部分地區(今新疆東部和南部)、吐蕃地區(包括今青海、西藏、四川西部等地)以及雲南地區等地。如何治理這些地區,是忽必烈面臨的又一大問題。

前文已經講過,少年忽必烈就非同一般,心懷大志。二十多歲時忽必烈曾向海雲法師詢問「佛法中是否有安天下之法」,海雲建議他「求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此後,忽必烈通過徵召漢儒、通過與他們的交談、通過他們對儒家經典的講述,發現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不僅包括為人之道、處世之方和如何處理各種人際關係,而且還涵蓋為君之道、治國之法等等。

即位詔書透端倪

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忽必烈,在1260年即大汗位開始,就在王鶚起草的即位詔書中表明了他將致力於文治、效仿漢法的想法。

在詔書中,忽必烈仿照漢地習慣,自稱為「朕」,稱他的哥哥蒙哥汗為「先皇」。詔書中先是稱「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闕,五十餘年於此矣」,即指出自成吉思汗以來武功卓絕,但馬上得天下,卻不可以馬上治天下,對於幾十年來缺少的文治,忽必烈表示自己將致力於此,但他也明白,「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

隨後,忽必烈在詔書中說了群臣擁戴和自己即位的原因,並說自己「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眾,實可為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與能」。他還申明「祖述變通,正在今日,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饑渴所當先務」,即改革就在今日起,要適應中原百姓的實際需要,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制度,而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解決老百姓的「饑渴」即溫飽問題。

在詔書中,忽必烈最後說自己「欽應上天之命,勛親斯托,敢忘列祖之規?」希望「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

元世祖忽必烈在庚申年(1260年)黃曆四月發布漢文《皇帝登寶位詔》,在即位詔書中,忽必烈自稱為「朕」,稱他的哥哥大蒙古國第四任大汗蒙哥為「先皇」。此即位詔書節選自元英宗時期元朝官修政書《大元聖政國朝典章》(簡稱《元典章》),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刊本之影印本。(公有領域)

無疑,對於剛剛繼承汗位的忽必烈來說,對於其治下的蒙古帝國疆域採取不同以往的統治方式,就是一場大變革。而忽必烈金蓮川時的謀士、翰林侍讀學士郝經與忽必烈的致力於文治、將目光轉向漢人的統治制度的想法是一致的。

郝經就認為採用漢法是必走之路,他在忽必烈即汗位後上書建議忽必烈「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他認為「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脈也」。如何做君王呢?他列舉了漢代以來的明君皆「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而天下人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正是明君治理的結果。忽必烈當下之計,應「大為振澡,與天下更始」,「奮揚乾綱,應天革命」。郝經還以北魏孝文帝、金世宗為例,來說明他們之所以能確立中原統治,就是他們以漢法為政,其結果是「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

郝經上書中提到的漢法,指的是「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而對於蒙古「國朝之成法」,有益部分也應該保留。

此外,釋子聰(劉秉忠)也按照忽必烈的要求,參考中原各代王朝古制,加以篩選,把適宜蒙古之法逐一陳列,以備世祖參考。因此時釋子聰仍是一副僧人裝扮,不合時宜,忽必烈遂拜其為光祿大夫,位至太保,並賜子聰府第厚爵,把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嫁給他,並賜下新名「劉秉忠」。

釋子聰想到「既天生萬物,自隨分,有安排」,於是坦然接受王命。此後凡選拔人才、定都北京、擬定國號、制定禮儀典章等諸項大事,他均親自參與、制定。他以天下為己任,事無鉅細,凡有關國家大體之事,向來知無不言。當時有人稱他是「易地諸葛,彌天道安」。

仿中原王朝定年號國號 元朝建立

忽必烈推漢法的重要一步是其開始採用年號紀年。蒙古最初紀年並不使用年號,成吉思汗時採用十二生肖紀年,如鼠兒年、羊兒年等。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後,學習中原王朝慣常的年號紀年方法,於五月發布《中統建元詔》,正式建年號「中統」。

詔書中明確說要「稽列聖(指蒙古歷代大汗)之洪規,講前代(漢族王朝)之定製」,與即位詔書中所言的「祖述變通」一脈相承。詔書中還說:「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1260年被稱為「中統元年」。

同年十二月,忽必烈再發詔書,宣布他要「鼎新革故,務一萬方」,再次表明他推行漢化改革的決心。

1264年八月,忽必烈發布《至元改元詔》,取《易經‧坤卦》「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之義,改「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並因改元大赦天下。

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採納劉秉忠的建議,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將國號由「大蒙古國」改為「大元」,「大元」暗含大的源頭「天」,表示國家極其廣大,亦表明自己受命於天,「大元」國號正式出現,忽必烈也從大蒙古國合罕變為大元王朝首位皇帝,忽必烈為元世祖。

忽必烈在《建國號詔》中說:「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盪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概以至公,不無少貶。」

這無疑表明,忽必烈認為自己是中國歷代王朝的正統繼承者,而「蒙古」的稱謂是「一時經制之權宜」,並不完善,而用「大元」之名,是「奄四海以尊」,「紹百王而紀統」。這樣的認知也在為忽必烈一統天下做鋪墊。

對於忽必烈開創元朝,歷史上早有預言。在北宋邵雍的《梅花詩》第三節則講到:「天地相乘數一原,忽逢甲子又興元。年華二八乾坤改,看盡殘花總不言」,「天地相乘數一原」意為天干地支相乘的年代又回到開頭,就是新一王朝的氣數起始之時,意為元朝國號取自《易經》的「大哉乾元」,本身包含的寓意就是「萬物資始乃統天」的氣象。在「忽逢甲子又興元」中,「忽」字隱喻元世祖忽必烈,「興元」指元朝興起。

在仿照中原王朝建立年號和國號前後,忽必烈還將都城從和林遷到了漢地。1263年五月,忽必烈升開平為上都,作為駐夏之所。第二年,忽必烈下詔將燕京改名為中都,做建都的準備。1272年二月,忽必烈依舊採取劉秉忠的建議,改中都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

仿中原王朝確立行政機構

除了仿照中原王朝建立年號和國號外,忽必烈在沿用蒙古原有的統治機構還是參照中原王朝確立新的行政機構之間,選擇了後者。此前的蒙古帝國,從成吉思汗到蒙哥時期,掌握國家最高行政機構的長官被稱為「大斷事官」,相當於中原王朝的宰相。此外,大汗的怯薛組織還設有必闍(dū)赤,掌管大汗詔令和其它宮廷文書事務,其重要性隨著蒙古疆域的擴大而越來越重要,並逐漸參政,稱為輔相之臣。

窩闊台時期,在漢化的大臣耶律楚材的建議下,窩闊台曾仿照中原官制,將必闍赤改稱為「中書省」,任命必闍赤耶律楚材、粘合重山、鎮海三人為中書令和中書左、右丞相,但這並非是蒙古中央機構的定製。

忽必烈即位之初,面對行政機構的混亂局面,讓劉秉忠、許衡等人「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他們在權衡唐宋的機構、制度和仿照中原王朝的金制後,建議忽必烈採用簡要、實用的金制,即在中央設中書省掌管行政、設樞密院掌管軍事、御史台掌管監察,作為中央政府主要的行政機構。忽必烈欣然接受。

劉秉忠、許衡等人在權衡唐宋的機構、制度和仿照中原王朝的金制後,建議忽必烈採用簡要、實用的金制。圖為清 陳士倌《聖帝明王善端錄(宋元明).元世祖》。(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1260年四月,中書省正式建立,其最高長官為中書令,由皇太子兼任,未立太子時空缺。真金被立為太子前就領中書省事務。中書令下設官員初無定數,後來定為右丞相、左丞相各一人,統率百司;平章政事四人,作為丞相的副手;右丞、左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三人,為執政官。與中原王朝以左為尊不同的是,蒙古人以右為尊,所以右丞相地位高於左丞相。宰執下設其他輔助官員,如參議中書省事、郎中、員外郎、都事等。

忽必烈很注重平衡自己的輔政宰執班底,將不同民族都納入其中。如1261年的中書省班底為蒙古人三人、漢人六人、漢化契丹人一人、漢化畏兀兒一人、回回一人。中書省下設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各部最高長官都稱為尚書,負責具體事務。

樞密院於1263年正式設置,作為中央最高軍事機關,其職責是掌管天下軍事大權。其最高長官為樞密使,由皇太子兼任,未立太子時空缺。常務官員為樞密副使、僉書樞密院事等。

掌管監察的御史台於1268年正式設置,作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長官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等。

中書省、樞密院和御史台均自行奏事、自選屬官,分別對皇帝負責,但從文書往來上看還是有一些差別,即中書省發給樞密院和御史台的文書行文用由上行下的「札」,而樞密院和御史台發給中書省的行文則使用由下行上的「呈現」,這體現了中書省統率百司的職權,樞密院和御史台也要接受其領導。

除了上述三大機構,忽必烈還在中央設立宣政院(初名為總制院)、大宗正府和宣徽院。宣政院掌管全國宗教和吐蕃事務,以國師八思巴領之,這是以前中原王朝所不曾有的。大宗正府負責審理蒙古諸王等蒙古、色目人的犯罪案件以及和漢人南人產生的糾紛,之前蒙古帝國的最高刑事長官札魯乎赤成為其司法長官。宣徽院除掌管前代宣徽院掌管的朝會、飲宴、祭祀、禮儀、御膳等事務外,還掌管徵收漠北蒙古人的賦稅、諸王宿衛名籍及人員推薦、撫恤蒙古部落等。

另外又設置負責編修國史、起草制誥文書等的翰林國史院,還有掌管全國驛站的通政院、掌管全國農桑水利的大司農司等等。忽必烈下令國史院編撰金朝、遼朝和宋朝的通史,共耗時80年,而此前只有中原王朝有編史的慣例。

隨著一個個有明確職責的中央機構的設立,以往蒙古帝國中央機構殘缺、缺乏章法的局面大為改觀,辦事效率迅速得以提高,皇帝的詔令可以很快得到執行。

在改革中央機構的同時,忽必烈也對地方行政機構進行了改革,確立了不同於以往大汗分封制、劃分行政區的行省制度。忽必烈剛即汗位時,為了加強對地方的管理,在地方設置十路宣撫司作為最高行政機構,同時又仿照金末行省制度,常常以中書省宰執掛上「行某處中書省」的頭銜,出外行使中書省的職權,主持地方政治、經濟和軍事等事務,但沒有固定的治所和轄區。

隨著天下的統一,這類行省越來越多,忽必烈決定將其作為地方最高行政機構固定下來,並向全國推廣,由此正式確立行省制度。忽必烈在全國共設十個行省:陝西行省、甘肅行省、遼陽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四川行省、雲南行省、湖廣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征東行省,其中征東行省是為了征伐日本而設,性質與其它行省不同,其設在高麗,行省丞相由高麗國王兼任。

行省長官權力很大,掌管地方行政、軍事、經濟等各方面事務,直接對中央和中書省負責。

在十個行省之外,忽必烈又在漠北設立了和林轉運司,後改為和林宣慰司都元帥府,管理當地事務,元武宗時在此基礎上設嶺北行省。在畏兀兒地區,設立別失八里等宣慰司都元帥府,吐蕃地區由中央宣政院直接管轄。

忽必烈確立的行省制度,發展了秦漢以來的地方郡縣制度,並為後世所沿襲,明清只是名稱不同。「省」作為地方最高一級行政機關的名稱,一直沿用到現代。

行省之下,忽必烈依舊仿照漢制和金制,設路(直隸府、直隸州)、州(府)、縣。縣之下設鄉、都等基層組織,統稱「裡」,負責人稱為「裡正」,負責催辦稅糧、維護地方治安等。

忽必烈採用漢法設置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分工清晰、職責明確,這使得帝國走向了平穩的運轉。

確立皇位繼承人

蒙古帝國時期,汗位的繼承需要通過忽里勒台大會選舉方能生效。忽里勒台大會是蒙古及突厥族的部落和各部聯盟的議事會,用於討論推舉首領、決定征戰、頒布法令等大事。有學者稱其為蒙古的「國會」。但這種制度其實有很多漏洞,容易引起帝國內部的紛爭,禍起蕭牆,甚至發生流血衝突。

為了避免這類情況出現,在忽必烈即汗位後,郝經提出了「立儲貳以塞亂階」的建議,而忽必烈當時還沒有將立儲提上議事日程,只是在1262年十二月封嫡子真金為燕王,領中書省事。

1267年,在姚樞提出的治國八條建議中,立儲被放在第二條。第二年,陳祐又上《三本疏》,提出「太子國本,建立宜早」「中書政本,責成宜專」和「人材治本,選舉宜審」三條建議,立太子排在首位。大臣們認為早立太子,早安人心,有利於社稷。

1273年二月,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提前預立皇位繼承人的作法,正式冊立真金為皇太子。

忽必烈在即大汗位之後推行的漢制,在其征服南宋、一統天下後,在更廣大的範圍內得以推廣。

興建元大都 尊儒崇佛建太廟

由於忽必烈所轄漢地範圍逐漸擴大,其統治中心也轉移到中原地區,如果繼續將和林作為帝國的都城已經不合適,因此,在仿照中原王朝建立年號和國號前後,忽必烈將都城從和林遷到了漢地。

1263年五月,忽必烈升開平為上都,暫時取代和林。1264年八月,忽必烈下詔將燕京改名為中都,作建都的準備。1272年二月,忽必烈依舊採取劉秉忠的建議,改中都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而上都則作為避暑的夏都,形成兩都制的格局。大都,蒙古人稱之為「汗八里」,意為「大汗之城」,而從漢語的字面解釋,亦有連接天與地的「巨大都城」之意。

簡言之,大都是控制中國大本土的政治中心,而上都則是負責控制北方蒙古本土,皇帝除了在上都狩獵行樂外,與蒙古諸王貴族舉行的忽里勒台大會和傳統的祭祀活動也都會在這裡舉行。

眾所周知,此後的明清兩朝也都將北京作為首都。今天,大都的遺址早已被現今的北京城覆蓋,除了北城的一段土牆被開闢為元大都遺址公園外,我們已很難尋覓大都城的蹤跡。然而,從歷史文獻和考古發現還原昔日的大都,我們不得不驚歎於古人的智慧。

大都布局有說道

1267年(至元四年),中書省輔佐重臣劉秉忠在忽必烈的授命下,前往燕京開始規劃營建新都城。精通《易經》和禮制的他在規劃大都布局時,一是基於《周禮‧考工記》「九經九緯」、「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禮制,將街道按照棋盤一樣進行規劃。即城中縱橫各有九條幹道,宮城、皇城偏於都城南部,市場在皇城北部,宗廟、社稷分列宮城東西兩側,大朝正殿在寢宮之南。今天北京內城的許多街道和胡同,仍可反映出元大都街道布局的舊跡。

二是在建造中,結合《易經》中的陰陽八卦、天地相合之說法。如為體現皇權至上、王者必居天下正中的理念,劉秉忠採用「中軸布局,左右對稱」的重要原則,即在大都正中設定一條貫穿南北長達8公里的中軸線,以此軸線為基準,設置北京城的宮殿、寺院、街巷、市肆等。巍峨莊嚴的寺院寺廟、左右對稱寬敞平整的街道、前後起伏恢宏壯美的宮殿格局,都圍繞這條中軸線產生。

大都由宮城、皇城、外城三部分組成。大都外城共有十一座城門,其中東西南三面均為三門,北面只有兩門,這與中國傳統建築講究對稱的布局很不相同。據元人長谷真逸《農田余話》記載,這應當是劉秉忠借用中國神話人物哪吒三頭六臂的結果,也就是說,南面三門象徵三頭,東西六門象徵六臂,北面二門象徵二足。

大都的各城門命名也多出自《易經》,如麗正門,出自離卦「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文明門出自乾卦「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安貞門出自訟卦「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今人經實地勘測證實,大都皇城位於全城南部的中央地區,東牆在今南北河沿的西側,西牆在今西皇城根,北牆在今地安門南,南牆在今東、西華門大街以南。宮城偏居皇城東部,它的南門(崇天門)約在今故宮太和殿的位置,北門(厚載門)在今景山公園少年宮前,其夯土基址已經被發現。東、西兩垣約在今故宮的東、西兩垣附近。

宮城西面是以萬歲山(又稱萬壽山,今北海瓊島)和太液池(今北海與中海)為中心的西苑。太液池的西面另有兩組規模較大的宮殿建築,靠南為隆福宮,靠北為興聖宮。

此外,考古證實,大都全城呈南北略長的長方形,周長約28600百米。城牆全部用夯土築成,基部寬達24米,基寬、高、頂的比例為3:2:1。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裡描述大都城牆說:「牆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牆頭僅厚三步。」這與現在實測的比例很接近。

大都全城的中軸線與明清北京城一致,經過探鑽,在景山以北發現一段南北向的道路遺蹟,寬達28米,應當是大都中軸線上大道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大都的鐘鼓樓並不在中軸線上,而是位於中軸線偏西,即今天的舊鼓樓大街。這與後來明清的北京城不同。

值得稱道的是,元大都還具有發達的給排水系統和完善的軍事防禦。這對於城市的繁榮至關重要。

除了劉秉忠統籌規劃外,阿拉伯人也黑迭兒負責設計新宮殿。郭守敬擔任都水監,修治大都至通州的運河,並以京郊西北各泉作為通惠河上游水源,保證了大都與南部中國的聯繫。

可以說,元大都整體上體現了元朝「至哉乾元」的剛健和草原帝國的宏偉氣象,也為明清兩朝奠定了都城的雛形。昔日的元大都我們雖然無緣親見,但通過明清留下的紫禁城、太廟、天壇等建築,也可以遙想當年元大都的宏大。

1273年,大都宮殿建成。次年正月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賀,大都正式取代和林成為政治中心。1285年,大都的宮城城牆、太液池西岸的太子府(隆福宮)、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等官署以及都城城牆、金水河、鐘鼓樓、大護國仁王寺、大聖壽萬安寺等重要建築陸續竣工。同年,忽必烈發布了令金中都故城居民遷入新都的詔書。蒙古人、漢人和外國人都有指定的區域生活。

此後十年間,有40萬至50萬居民自金中都故城遷入大都。在此時期內,宮內各處便殿、社稷壇、通惠河河道、漕糧倉庫等建築工程也基本完成。後來元代各帝雖有添建,如孔廟、國子監、郊祭壇廟和佛寺等建築,但都城總體布局沒有變動。

忽必烈時期來華的意大利探險家馬可‧波羅稱讚元大都「戶口繁盛」,「城內外人戶繁多」,「居民之眾」、「百物之輸入」,「世界諸城無能與比」。

仿漢制隆祀典

蒙古一直以來,祭祀之禮都僅僅是割牲肉奠馬乳以蒙古的巫師祝致詞而已,到了忽必烈時期開始大隆祀典,依據漢人的做法,除了完成廟制和一切祭祀的典禮,還追尊皇祖考妣之尊號與廟號。

1263年,忽必烈下詔在中都建太廟,次年奉安神主於太廟,初定太廟於七室制。之後,忽必烈命平章政事趙璧等群臣商議,最終祭祀設為八室,其中一室祭祀成吉思汗的父母也速該和訶額侖、一室祭祀成吉思汗和孛兒帖,另外四室分別祭祀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和他們的皇后,還有兩室分別祭祀貴由汗和蒙哥汗以及他們的皇后。

此前歷代廟制,多以七廟、九廟之制,而元代實施八廟制。鄂爾多斯成吉思汗陵白八室,形式上就是採用了八廟制。

1264年秋九月,奉神主於祏(shí)室,冬十月太廟建成,祭祖禮在太廟舉行,忽必烈尊皇祖成吉思汗為太祖。自此,蒙古宗室祭祀祖先的活動正式進入中原王朝祭祖軌道。

1267年,忽必烈命僧人在太廟作佛事七晝夜,這是蒙元在太廟作佛事的開始,也是歷代郊廟之儀中所沒有的。

不過,蒙元太廟祭祀還保留有若干蒙古的特色,如中原王朝通常由皇帝主持,而蒙元祭祀則由巫祝主持,祭禮亦保留了部分蒙古習俗。而且每室以西邊為尊,東邊次之,沒有按照漢制傳統的太祖居中、左昭右穆的排序,這也是延續金代宗廟制度中採用的自西向東的室次,同時也是蒙古人尚右國禮的一種表現。

1269年忽必烈下令營建大都時,沒有建造太廟,而是繼續使用中都太廟。直到1277年八月,忽必烈才下令在大都齊化門(今朝陽門)內北營建太廟,1280年建成,百官奉太祖、睿宗二位神主安奉新太廟,並毀舊太廟。

除了祭祖,中國古代帝王重要的祭祀還有社稷祭祀,蒙元的社稷歲祭是從1270(至元七年)十二月開始的,忽必烈通常是遣使致祭社稷,流程大多同祭祖。

元代先農之祀,始於1272年二月,其儀式如社稷。1277年二月,忽必烈曾親祀先農於大都東郊。1278年二月,再祀先農,耕籍田。耕籍,中國古代歷代帝王親自耕田之禮,以示重視農業。

除此之外,元代還祭祀三皇和風師、雨師、雷師。風、雨、雷師之祀,自1270年十二月開始,大司農請於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北郊;立夏後申日,祭雷、雨師於西南郊。以此表明對上天的敬畏。

元代還十分重視岳鎮海瀆之祭,這開始於1261年,忽必烈遣使代祀,而這應與蒙古人原有的薩滿信仰和祭祀山川的習俗有關。明代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下《雜制篇》稱,元廷山嶽河海,惟遣使致祭。五嶽四海五鎮四海,凡十九處,分五道。以東嶽、東海、東鎮、北鎮為東道;中嶽、淮瀆、濟瀆、北海、南嶽、南海、南鎮為南道;北嶽、西嶽、后土、河瀆、中鎮、西海、西鎮、江瀆為西道。既而,又以驛騎迂遠,復為五道 ,每道遣使二人,集賢院奏遣漢官,翰林院奏遣蒙古官,出璽書給驛以行,秩有常祀。

建廟祭祀孔子

早在潛邸時,忽必烈曾向大儒張德輝詢問有關孔子的問題。比如他問「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張德輝答道:「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

忽必烈又問「孔廟祭祀的禮義何在呢」,張德輝說:「孔子為萬代王者之師,治理國家的君王都很尊敬他,修繕孔廟,按時祭祀。是否崇儒,對聖人並沒有什麼影響,但可以使人們看到國君崇儒重道的心意。」忽必烈聽罷,說道:「從今以後,祭孔大典不要廢除。」

1252年,張德輝等人拜見忽必烈,尊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欣然接受。

忽必烈即位以後,在上都和孔子故裡分別建宣聖廟,即孔廟,以此宣揚儒家思想,成宗始建宣聖廟於大都,如北京的孔廟建在市中心的東北角,離雍和宮不遠,其所在的街道名為國子監街,也叫成賢街。北京孔廟是元明清三朝祭祀孔子的地方,很多帝王也來此祭祀孔子,所以地位相當高,與山東曲阜孔廟、吉林孔廟、南京夫子廟並稱「四大孔廟」。

元朝宮廷大規模祭孔子,始於1273年。這年三月,中書省命舉行釋奠禮,執事官各穿其公服,諸儒士襴帶唐巾行禮,祭拜孔子。

1282年,元朝議立孔子後裔之事,當時稱為孔氏之宗的只有山東曲阜的孔氏北宗和浙江衢州的孔氏南宗,朝廷查明「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即住在衢州的是大宗,因此想召孔洙入朝,並想讓他回曲阜襲封奉祀。孔洙以先世廟墓在衢州,不忍離去,將爵位讓於曲阜的宗弟孔治,請求朝廷准其留居衢州,奉祀先祖守護陵廟。他還以母親年老要求南歸。忽必烈稱讚他「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之後」,並准其所請,授孔洙承務郎、國子監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事,還給他護持陵廟的璽書和俸祿,後孔洙任奉訓大夫、儒學提舉。

從忽必烈開始,終其元朝一世,歷代皇帝對儒家對孔子都很推崇。

北京的孔廟建在市中心的東北角,離雍和宮不遠,其所在的街道名為國子監街,也叫成賢街。圖為北京孔廟先師門。(公有領域)

推崇藏傳佛教 首創帝師制度

蒙古人從成吉思汗起,對宗教就採取了十分包容的政策,允許各種宗教的存在和信仰的自由。成吉思汗當年不僅與道家的丘處機傾心交談,還見過佛教的海雲禪師。成吉思汗嫡出的小兒子拖雷的正妻唆魯合帖尼信奉基督教,他們的四個兒子除了小兒子親近基督教外,其他三個兒子中蒙哥和忽必烈更傾向於佛教。

忽必烈即大汗位後,於1264年在中央設立宣政院(初名為總制院),掌管全國宗教和吐蕃(今西藏)事務,以國師八思巴領之,這是以前中原王朝所不曾有的。

八思巴(1235—1280),本名為羅卓堅贊,「八思巴」在藏語中是「聖者」的意思。由於羅卓堅贊自幼跟隨伯父薩迦班智達學習薩迦派的一切顯密教法,7歲時就能「誦經數十萬言,能溝通其大義」,因此被吐蕃人稱為「八思巴」。

11歲時,八思巴跟隨伯父薩迦班智達前往涼州會見闊端,並從此滯留涼州。1251年薩迦班智達圓寂後,精通各種宗教知識的八思巴成為薩迦派新的領袖,當時他只有17歲。

1253年,蒙哥汗派總領漠南漢地事務的忽必烈率兵南下攻打大理國,蒙古大軍需要經過吐蕃地區。八月,忽必烈軍抵達臨洮(今甘肅臨洮縣),遣使涼州請八思巴前來商議協助蒙軍通過吐蕃地區之事。

八思巴來到臨洮後,對忽必烈建言道,「吾師有言,藏法治藏,大路通天,高宣佛號,法力無邊」。忽必烈在與八思巴的交談中「與語大悅,日見親禮」。

這一年,八思巴在軍中為忽必烈和察必王妃舉行了密宗喜金剛灌頂儀式。在25名信眾的陪同之下,忽必烈和察必王妃受吉祥喜金剛灌頂三次,並尊八思巴為上師。雙方結成了「施主與福田」、上師與弟子的關係。「灌頂」是佛教密宗的一種儀式。

從此,八思巴跟隨在忽必烈左右。1255年,在忽必烈主持的佛道辯論大會上,他以淵博的知識和無比的辯才,讓忽必烈驚歎。

忽必烈1260年成為蒙古大汗後,八思巴被封為國師,受玉印,並受命創建新的蒙古文字。17世紀初蒙古文史書《阿勒坦汗傳》上記載道:「忽必烈薛禪汗於世聞名,此聖者請來呼圖克圖八思巴喇嘛,使將一切經咒音譯為畏兀兒文(指畏兀體蒙文)。廣泛建立對佛的三信仰,盡使宗教弘傳發展,使全世界普享太平之福,猶如昔日聖轉輪王般名揚四方。」

1263年,八思巴返回吐蕃,行前受賜珠寶冊印。第二年,在總制院成立後,八思巴兼任總制院使。忽必烈還根據吐蕃的物產分布情況,重新劃分了行政區域,設立了13個萬戶,各萬戶兼管軍事民政,他們也都屬於八思巴管轄。

考慮到青藏高原交通不便,對管理、軍事及商旅往來都很不方便,忽必烈決定建設通往西藏的驛站。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忽必烈修建了一條從青海通往薩迦地區的道路,沿途一共建有27個大驛站,保障了交通。

1269年,八思巴借用藏文字母製成一千多個蒙古新字「八思巴字」,但因受了漢人影響,格式採用直書。要知道,蒙古人早期是沒有文字的,後來成吉思汗滅了乃蠻部後,讓畏吾兒人塔塔統阿用畏吾兒文書寫蒙古語,但在使用過程中發現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於是,忽必烈讓八思巴創製出一種新的文字,作為全國通用的官方文字。從此,元朝官方文書一律使用八思巴創製的蒙古新字書寫,但民間並未流行。因此,元朝滅亡後,這種文字就失去了使用價值。

1280年,八思巴圓寂,時年46歲。忽必烈賜號「大元帝師」,還在京城為其修建舍利塔。據說八思巴年幼時,曾夢見自己手拿一根有80節的藤杖,但到第四十六節處就彎曲了。第二天他向薩迦班智達說起時,薩迦班智達對他說:「這預示著你的歲數,所以到46歲時要格外留心。」想不到一語成讖。

從八思巴開始,一直到元朝滅亡,歷代皇帝皆以喇嘛為帝師,新一任皇帝在即位之前,必須先就帝師受戒。忽必烈之舉,奠定了後來元朝以藏傳佛教為國教、設立帝師制度的基礎。而忽必烈給予藏傳佛教如此高的地位,並在內地大力提倡,使得全國信仰者迅速增加,其在位時期,全國佛寺達到4.2萬座。而整個元朝,受封為帝師者總計14人。

不過,對於其它宗教,忽必烈仍予以尊重,如對於歐洲前來的基督教士,也以禮待之。宗教信仰自由從成吉思汗時起至元朝終結都不曾改變。

在成吉思汗、窩闊台時期,蒙古人經過幾番征討,將日漸衰落的西夏和金國納入了蒙古帝國的版圖,這也意味著蒙古帝國的邊界與南宋接壤,而南宋則成為蒙古人下一個征服的目標,但這也是最難征服的目標。

成吉思汗在駕崩前曾留遺言給後人,要他們聯合南宋消滅金國。之後,蒙古與南宋聯合滅金。由於雙方在戰前沒有對金國領土所有權歸屬定下協議,在蒙軍撤退後,宋軍進攻並占領了開封、洛陽等地,史稱「端平入洛」。宋朝人認為這是收復被金國占領的失地,而蒙方則認為宋朝背棄盟約,窩闊台遂以此為由攻打南宋。

從窩闊台經蒙哥到忽必烈,三位大汗均發動了對南宋的戰爭,期間是時戰時和。從第一次1235年至1241年和第二次1253年至1259年,到第三次1268年至1279年,共計22年(不計停戰期),南宋才徹底被征服。在蒙古人征服的國家中,南宋是耗時最長的。

為何忽必烈時期最終征服了南宋呢?一個原因是彼時的南宋氣數已盡,朝廷上下腐敗,上天已不再眷顧。另一個原因是忽必烈採用的策略得當,民心所向。

南宋氣數已盡

關於南宋的滅亡,宋代預言《梅花詩》第二節這樣寫道:「湖山一夢事全非,再見雲龍向北飛。三百年來終一日,長天碧水嘆彌彌。」

「湖山一夢事全非」說的是南宋皇帝偏安於江南的半壁江山,其都城臨安(今杭州)在西湖邊兒上,依山傍湖,暗指此時的南宋皇帝耽於享樂,沉迷於醉夢之中。

「再見雲龍向北飛」是指天象氣數落於北方,北邊降生真龍天子,新朝代誕生於北方。「三百年來終一日」是指宋朝在歷經三百餘年後(公元960年至1279年)終於到了滅亡的這一日。「長天碧水嘆彌彌」則喻指宋朝最後滅亡時所上演的一幕最悲壯的場面。

此外,業已走過的歷史早已告訴人們,當一個王朝走向滅亡時,往往會出現相當多的天災,這是上天對當政者不修德政和行惡者的警告。南宋王朝也不例外。南宋從高宗開始,直至南宋滅亡,發生災禍的頻率逐年增加。比如疫病,宋高宗時約平均6年出現一次,到宋孝宗時則每2年一次,宋光宗時每2.5年一次,宋寧宗時每2.4年一次,宋度宗、恭帝時每年一次。

歷史記載,南宋疫病較多發生在以臨安為中心的兩浙地區,而該地區正是皇帝及其重臣們居住的所在。上天降下如此多的災禍,必定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失德的事情。

而歷史的確按照預言的安排演繹著。在忽必烈在北方崛起之時,南宋日漸衰弱,宋寧宗、宋理宗時期的權臣史彌遠專橫拔扈,在兩朝專權共26年,致使朝廷腐敗不堪。一般來說,一個朝代若道德下滑、貪腐嚴重,其離滅亡已然不遠,而這也是天災頻繁的主因。

史彌遠死後,宋理宗親政,重用外戚賈似道,使其獨攬大權,趙氏政權更為衰落。因為姐姐是貴妃,憑藉姐姐的身分,賈似道當上了兩淮宣撫使,成為了南宋舉足輕重的一個軍事主帥。

在蒙哥南征南宋時,賈似道曾私自與圍攻鄂州的忽必烈訂立和約,同意向蒙古稱臣、納幣。其後,他還謊報鄂州戰功,並因此獨攬朝綱。其在蒙元與宋的戰爭中的不作為是南宋滅亡的直接原因。

賈似道扣押忽必烈使團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初期,採取了與南宋保持友好關係的政策,他派遣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為大使、翰林待制何源和禮部郎中劉人傑為副使的使團,出使南宋,將忽必烈繼承汗位的消息告知南宋朝廷,同時敦促其履行在鄂州城下與賈似道簽署的和約。

隱瞞簽署和約、以「鄂州大捷」欺騙皇帝的賈似道害怕真相暴露,就密令將郝經一行悄悄扣押在真州(今江蘇儀征)的軍營之中。郝經不明白為何被扣押,以為宋朝皇帝不願和好,遂多次上書,希望宋帝「講信修睦,計要元元」。在得不到回音後,郝經又上書希望面見宋帝。然而,無一例外,所有的上書都被賈似道截留。賈似道見郝經才華橫溢,便勸他投降,但遭到嚴詞拒絕。無奈之下,賈似道繼續將其祕密關押,並不讓任何消息透露出去。

使團的失蹤以及南宋並未履行和約,也讓忽必烈十分不解,他多次派人到南宋詢問使團下落,但賈似道均搪塞過去。忽必烈大怒,於1261年七月下詔抨擊南宋扣留使團之舉,並打算秋高馬肥之時,分水陸兩路進攻南宋。其後,考慮到國內尚未安定,阿里不哥還未臣服,忽必烈選擇了暫時忍耐,將主要精力用於平定內亂、穩定政局和發展經濟上。

而此時的南宋朝中,賈似道專權,他不僅整日吃喝玩樂,而且置國家安危於不顧。雖然明知面對著蒙古強敵,但賈似道還是在軍中展開清洗,即以核實軍費支出為藉口,把那些對其不敬的將官在抗擊蒙軍時所支取的官物都說成是「贓私」,並誣加「侵盜官錢」的罪名,或罷官流放,或下獄迫害致死。

此外,他推行的「公田法」實則是低價強取民田,導致無數家庭妻離子散。其所徵稅賦也是種類繁多。

1264年,63歲的理宗駕崩,其侄子即位,是為度宗。度宗對賈似道更是無比信賴,將其進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還因為賈似道有定策之功,每逢朝拜,必定答拜,並稱他為「師臣」,而不直呼其名。為了試探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賈似道說自己年事已高,請求返鄉,但度宗卻下旨准其六日一朝,亦不用如百官行禮,到後來更是十日一朝。

雖然不天天上朝,但所有朝中大事都由賈似道按照其私意決斷,官員們不得不到其府中請示。善於阿諛奉承、溜須拍馬的可以升官,正直為公的如文天祥,則受到打壓和排擠。

曾有人總結南宋後期四大弊端,即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賈似道把已經腐敗的宋朝弄得更加腐敗了。南宋有此權臣,焉能不亡?

征宋之襄樊鏖戰

南宋江河日下之際,蒙古帝國在忽必烈的治理下則是蒸蒸日上。在平定了國內叛亂、經濟得到發展、社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忽必烈將目光再次轉向了南宋,尤其是郝經率領的蒙古使團了無蹤跡一直是他心中的結,而直接推動忽必烈行動的是南宋的降將劉整。

劉整原是北方人,深沉剛毅而有智謀,善於騎馬射箭。金末天下大亂,他投奔宋朝,隸屬於荊湖制置使孟珙麾下。因立過不少戰功,先後任潼川府路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事,在宋蒙初期戰事中,是一位令蒙古人頭疼的將領。後來,因擔心被手下人誣陷,且看到賈似道殺死無辜將領,顧慮自己安危的劉整遂在1261年率所屬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歸順了忽必烈。

這讓忽必烈大喜過望,因為瀘州是進入四川的天塹,而且劉整的歸順讓忽必烈進一步了解了南宋內部矛盾和軍事虛實,忽必烈遂任命他為夔府行省兼任安撫使,賞賜金虎符給他,又賜給他金銀符,讓劉整給予有功的將領。劉整自此全力效忠忽必烈。

此後,南宋將領俞興進攻瀘州,經過幾十個回合的交鋒,劉整將俞興打敗。戰勝後,劉整向忽必烈提出屯兵、厚儲積的圖宋大計,並指出,「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劉整的建議雖然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反對,但卻再次讓忽必烈意識到攻打南宋勢在必行。

1262年,忽必烈命劉整在成都、潼川設立行中書省,讓他兼任都元帥,在各個山頭建立寨堡,以阻遏宋兵來襲。後其改任潼川都元帥、南京路宣撫使。

1267年,劉整入朝,再次向忽必烈獻計舉兵滅宋,稱現在宋朝天子懦弱而大臣驕橫,這是上天給的一個統一的機會。他建議一定要先攻打襄陽,「如得襄陽、武漢,江南可平也。」而早在忽必烈即位之初,曾跟隨旭烈兀橫掃西亞的大將郭侃在其平宋之策中也明確滅宋應當先取襄陽,然後直趨臨安。

此前,蒙古大軍攻宋,重點是攻打蜀地,但蒙軍並未成功,始終與宋軍相持。而襄樊位於南陽盆地的南端,由漢水南岸的襄陽和北岸的樊城組成,「跨連荊豫,控扼南北」,兩城之間又可以夾漢水相互支援,歷來是易守難攻的兵家必爭之地。蒙軍與南宋在襄樊等地的軍事爭奪一直很激烈,南宋憑藉著堅固的城池,一直擋在蒙古大軍南下的路上。如果拿下襄陽,就徹底撕開了南宋橫向的千里防線。

最終,忽必烈採納了劉整的建議,任命對宋有長期作戰經驗的大將兀良台之子阿朮為蒙古軍都元帥,劉整為漢軍都元帥,共同率領水陸大軍圍攻襄樊,但建議是圍城,「以俟其自降」。也是在這一年,呂文德派其弟呂文煥為襄陽知府兼京西安撫副使。呂文煥在宋朝也算是一名英勇善戰的將軍。

1268年,阿朮在襄樊東南鹿門堡和東北白河城修築堡壘,切斷了援襄宋軍之路。

1270年,忽必烈又派丞相史天澤總軍事助戰。史天澤到襄陽後,見城池堅固難攻,遂下令在襄樊西部的萬山堡百丈山築長圍,又在南面的峴山、虎頭山築城,連接諸堡,完全切斷了襄陽與西北、東南的聯繫,斷了其糧道,襄樊就此成為一座孤城。這一時期蒙軍在襄樊外圍修築十餘處城堡,建立起長期圍困襄樊的據點,完成了對襄樊的戰略包圍。

由於地處江南的南宋遍布大河與湖泊,水戰至為關鍵。蒙軍曾與宋軍進行過安陽灘水戰,雖然最終轉敗為勝,但蒙軍水戰不如宋軍卻是事實。熟悉水軍的劉整遂建議,一邊築城圍襄樊,一邊造船訓練水軍。忽必烈很快批准。

阿朮與劉整齊心協力,很快造出戰船五千艘,並日夜操練,訓練了七萬水軍。之後再度攻打襄樊,仍舊無法攻克。蒙軍遂將襄陽城圍個水泄不通,致使城內供應嚴重不足。

面對著蒙軍的戰略包圍和進攻,宋軍也進行了反擊和反包圍。1268年,為打破蒙軍鹿門、白河之圍,呂文煥命襄陽守軍進攻蒙軍,但被蒙軍打敗,宋軍傷亡慘重。

次年三月,宋將張世傑率軍與包圍樊城的蒙軍作戰,戰敗。七月,沿江制置使夏貴乘秋季大雨之際,率軍救援襄陽,兵敗。這一年,呂文德病死。朝廷命李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支援襄陽。

1270年春,呂文煥從襄陽出兵攻打萬山堡,蒙將張弘范、李庭反擊,宋軍大敗。九月,呂文德的女婿、宋殿前副都指揮使范文虎不聽李庭芝指揮,率水軍增援襄陽,蒙軍水陸兩軍迎戰,宋軍大敗,范文虎逃歸。1271年,范文虎再次率軍援助襄陽,又一次大敗。

三年中,宋軍的多次援襄都被蒙軍打敗,而襄樊城中宋軍的反包圍也無法取得成功。困守在襄陽城中的宋軍面對著敗局,依舊選擇了堅守。

1272年四月,駐紮在郢州(今湖北鍾祥縣)的李庭芝因向朝廷請求派兵增援襄樊無果,只好在當地徵召三千多民兵,由總管張順、路分鈐轄(註:武官名)張貴帶領支援襄陽。

張順、張貴等乘著一百艘安裝火槍、火炮等武器的船隻和大批物資,強行突破了蒙軍的封鎖,冒險殺入襄陽城中,張順在戰鬥中陣亡。張順屍身在數日後浮出江面,其身中四槍六箭,手中仍死死抓著弓箭不放,足見當日戰況之激烈。

其後,蒙軍在漢水江面布列撒星樁,擴大封鎖,令襄陽的形勢更加嚴峻。

七月初,呂文煥派張貴突出重圍,希望能與駐紮龍尾洲的范文虎部約期會合,內外夾攻元軍,沒料到范文虎已經撤離,兩軍展開一場遭遇戰,宋軍因極其疲憊,戰鬥中傷亡過大,張貴重傷被俘而死。無奈之下,李庭芝施離間計,想在忽必烈與劉整之間製造猜疑。忽必烈識破其計謀,繼續重用劉整。

儘管蒙古軍隊打敗宋朝援軍,但駐守襄樊城的宋軍依舊在頑強抵抗著。在此關鍵時刻,蒙元漢人大將張弘范建議切斷襄陽和樊城間的聯繫,使兩城各自變為孤城,然後水陸夾攻樊城,樊城一破,襄陽也無法保存。劉整也提出類似的分割圍攻戰術建議。

阿朮深以為然,遂命令識水性的士兵下水鋸掉漢水中的木柱,砍斷鐵索,焚燒連接襄陽與樊城之間的浮橋,切斷了襄陽守軍對樊城的支援通道。

1273年正月,蒙古軍隊發動了對樊城的攻擊。此次進攻忽必烈還調來了出自西域的回回炮。這種炮攻擊力強,威力無比,連最大的樹木也能一炮摧毀。在蒙古軍隊的猛攻下,樊城被攻破,宋將范天順力戰不屈,自殺殉國,副將牛富城破後仍率百餘人與元軍巷戰,最後赴火殉節。

樊城失陷後,襄陽岌岌可危。襄陽守將呂文煥多次派人向朝廷告急,但賈似道早已封鎖了消息,不許任何人在朝中對宋度宗說起邊境危急之事,並殺死了一個向度宗透露襄樊被圍消息的宮女。外無援兵、內無充足糧草的呂文煥,在堅守了六年後,在忽必烈派能言善辯的大臣阿里海牙勸降後,終於開城投降。其後他受到忽必烈禮遇,被封為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等,其麾下軍將士卒也得到賞賜與安置。

呂文煥降元,震驚朝廷,對南宋無疑是一個重大打擊,另一方面,他讓南宋將領和大臣看到了忽必烈的雅量,並贏得了民心。

歷時六年的襄樊鏖戰,蒙元最終取得勝利,南宋滅亡進入倒計時。

伯顏南伐勢如破竹 南宋滅亡

蒙元取得襄樊之戰的勝利,打開了南宋仰仗的長江上游的重要門戶,元軍前進的步伐已不是宋軍所能阻擋得了的。忽必烈對此役非常滿意,下詔嘉獎眾將士。其後,諸多大臣將領提出乘勝南伐,劉整也入朝請命,願率水軍乘勝追擊,殺過長江,直搗南宋都城。

有意南伐的忽必烈在與重臣商議後,儘管面臨北方叛亂,但仍決定繼續南伐,任命宰相伯顏為滅宋主帥,並成立了荊湖和淮西正陽兩個行樞密院,很快又將它們改為兩個行中書省,以伯顏、史天澤、阿朮、阿里海牙和呂文煥行省荊湖,以合答、劉整、塔出、董文炳行省淮西。不久,忽必烈採納史天澤的建議,為了保持政令統一,將淮西行省改為行樞密院,由伯顏專理行樞密院事。伯顏不僅掌握了滅宋的軍事大權,也掌握了行政大權。如此安排,解決了兵力分散、號令不統一、調動不靈的弊病。

身為主帥的伯顏在滅宋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伯顏,蒙古族八鄰部人。他的父親曉古台承襲祖輩官職,隨宗王旭烈兀開拓西域。伯顏長於西域,但應是自幼學習了漢文化,長於作詩和書法。1264年,旭烈兀派他入朝奏陳有關西域事,忽必烈見他容貌言辭非凡,就將他留在京師。其後在與他談論國事時,更發現他頗有見地,愛才的忽必烈對他愈加器重,並將中書右丞相安童的妹妹嫁給了他。其後,伯顏先後被拜為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中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等。

史書說伯顏深謀遠略、善於決斷,率二十萬大軍伐宋如領導指揮一人,諸將帥敬他如神明。忽必烈選擇這樣的他擔當重任,足見對其的信任和對其能力的肯定。

臨行叮囑

1274年六月,忽必烈向行中書省及蒙古、漢軍萬戶千戶軍士發布詔書《興師征南詔》,詔書中說明,要以南宋扣押郝經蒙古使團之事問罪於宋,興問罪之師;鼓勵將士奮勇殺敵,但同時也告誡將士對於無辜民眾「毋得妄加殺掠」。

七月,忽必烈發布《下江南檄》,伯顏奉命南征。臨行前,忽必烈叮囑伯顏說:「宋朝初期,曹彬以不好殺人而平定江南,希望你能體會朕意,成為本朝的曹彬。」忽必烈仁愛之心彰顯無遺。而伯顏後來取南宋城池以及都城臨安,也的確做到了忽必烈的要求。他每攻打一地前,都要先派人勸降,避免戰爭,實在無法避免時,也在攻下城池後約束將士,禁止妄加殺戮。


要知道,中原漢文化最忌濫殺,即使在正當的戰爭中,往往不能不殺時,也要體現世法、天理良知的公道。因此忽必烈禁止軍隊濫殺,告誡將士「毋得妄加殺掠」,以「不妄殺一人」的曹彬為榜樣,同時禁絕宋朝鞭背、黥面等刑罰,一方面體現了漢文化對忽必烈的巨大影響,一方面對於贏得中原軍心、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攻宋勢如破竹 占領建康

八月,年僅3歲的宋恭帝即位,祖母謝太皇太后、母親全太后垂簾聽政,但朝政大權依舊把持在賈似道手中。

也是在這個月,忠心輔佐忽必烈幾十年的劉秉忠忽然無疾而逝,終年59歲。忽必烈聞噩耗不勝傷悼,對群臣說:「秉忠為朕盡忠三十餘年,小心謹慎,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學問之深,惟朕知之。」他下令出內府錢將其安葬於大都。後追贈他為太傅、趙國公,諡號「文貞」。元成宗時,加贈太師,改諡「文正」。元仁宗時,又進封爵位為常山王。有元一代,漢人位封三公的,僅有劉秉忠一人而已。

九月,伯顏率20萬大軍從襄陽分三路南下,伯顏、阿朮統領右路主力大軍,以南宋降將呂文煥為先鋒,由襄陽入漢水過長江;左路大軍由合答統領,以劉整為先鋒,出淮西取道揚州而行;還有一路由董文炳率領,從淮西正陽直逼安慶。

伯顏大軍先是進至鹽山,距郢州二十里,在面對宋軍新建的郢城防線時,諸將建議拿下這個咽喉要道,伯顏卻說:「用兵緩急我心中有數。攻城是下策,大軍南征,豈是為奪此一城?」於是放棄郢城不攻,順江而下。宋郢城守將趙文義、范興率二千騎兵來襲,伯顏率軍回擊,斬趙文義,擒殺范興,宋軍五百人死,被俘數十人。

其後,伯顏大軍進至沙洋(今屬湖北荊門),幾次勸降,但宋守將王虎臣拒絕投降。元軍遂發動進攻,城破,王虎臣等人被俘,後因拒降被殺。至新城,守將邊居誼拒降,城破後,居誼及全家自焚。至復州,知州翟貴降。伯顏傳令,諸將不准入城,違者以軍法論處。

十二月,元軍數以萬計的戰艦從漢口進入長江,又將蒙古、漢軍共數十萬騎部署於江北,令其修整軍械,準備進軍陽邏堡。陽邏堡守軍拒降,伯顏指揮諸將進攻,三日都沒有攻下。伯顏與阿朮商議,決定採取聲東擊西之計,即派阿朮乘夜率鐵騎三千,乘舟直趨下游,清晨渡江襲擊南岸宋軍。這次出其不意的攻擊,打敗了陽邏堡的援軍,陽邏堡也被攻下,宋軍大潰,數十萬軍幾乎全部傷亡。

伯顏大軍又至鄂州,在元軍焚毀宋軍戰船三千艘後,鄂州知府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德安知府來興國等相繼降元,伯顏把他們的軍隊編入元軍各部。

十二月,元軍數以萬計的戰艦從漢口進入長江。圖為南宋馬遠〈水圖 長江萬頃〉。(公有領域)

1275年初,元軍至黃州,宋沿江制置副使兼黃州知府陳奕開城投降。又至蘄州,宋安撫使管景模投降。除此之外,宋兵部尚書呂師夔、知州錢真孫、知南康軍葉閶、殿前都指揮使兼安慶知府范文虎、宋都統制張林等也都相繼歸順。伯顏一一安撫他們,對不投降但自殺的宋朝官員也予以妥善安葬。

元軍的攻勢讓南宋朝野大為震動。彼時南宋兵力七十餘萬,並不少於元軍,而且還有一些忠義將領,如果南宋朝廷能舉賢任能,多少還是可以推遲滅亡的時間的。然而,氣數已盡的南宋在賈似道專權下,早已是上下腐敗、人心不齊,按照南京京湖制置使汪立信所言就是「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

汪立信在襄陽被圍時曾向賈似道獻上兩條抗元策略,上策是將全部七十多萬兵馬,選出五十多萬精壯兵士駐守長江沿線。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每百里設一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並在要害處加派兵力。這些兵士「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干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

中策是放還被扣押的蒙元使團,並承諾向蒙元輸歲幣,這樣等個兩三年,宋朝修整後,增強兵力,就可戰可守。如果這兩策不能執行,那就是天滅南宋,只好準備投降了。

賈似道收到書信後,大怒,認為是妄言。不過,在元軍占領黃州、蘄州後,南宋朝野上下震動,紛紛要求賈似道親自出兵抗元,但賈似道故伎重演,派遣宋京前往元軍處致書議和,請求歸還已降州郡,每年向元朝納貢。伯顏將宋京扣下,一面派人去向忽必烈請示,一面派人告訴賈似道:「元軍尚未渡江,議和納貢是可以的。今沿江諸郡均歸附元朝,要議和,你應當親自來面談。」

賈似道自然是不想也不肯親自議和,因此調遣號稱百萬、實則十三萬的宋軍抵禦元軍。他令泰州觀察使孫虎臣以精兵七萬駐在池州附近的丁家洲,令淮西制置使夏貴率2500艘戰船在長江阻攔元軍,自己則率軍駐紮在蕪湖以南的魯港。

此外,賈似道還任命汪立信為端明殿學士、沿江置使、江淮招討使,讓他去建康府招募士兵來援助江邊的各個郡縣。汪立信沒有推辭,但臨行前將妻兒託付給心腹愛將,並說「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此時他的心中應該抱了必死的決心。其後,當汪立信在蕪湖見到賈似道時,賈似道拍著他的後背哭著說:「不採用你的建議,以至於到了今天這個地步。」

二月中,元軍抵達丁家洲。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炮聲隆隆,震撼百里,夏貴先逃,賈似道倉皇失措,立即鳴鑼收軍,宋軍大潰,主力基本瓦解。賈似道逃到揚州,夏貴逃到廬州,孫虎臣逃往泰州。其後,太平州知州孟之縉等歸順。當汪立信聽到宋軍兵敗的消息後,十分痛心,當晚喝酒並慷慨悲歌,然後自殺身亡。

期間,為攻宋獻計並立下戰功的劉整病逝,終年63歲。忽必烈贈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右丞,賜諡號「武敏」。

宋軍潰敗後,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而去。三月,一路沒有遇到太多抵抗的元軍攻下建康(今南京),伯顏派人向忽必烈稟報大軍進展情形及其今後進軍方略,忽必烈大喜,准其所奏,並命伯顏作為行中書省丞相駐建康,阿塔海、董文炳為行樞密院官員駐鎮江,阿朮繼續進攻揚州。

當在建康的伯顏聽說汪立信獻的兩條計策且自殺而死後,十分感慨:「宋朝竟然有這樣的人、有這樣的計謀!如果用上了,我哪裡能到這裡啊。」伯顏命人找到汪立信的家人好好照顧他們,並說:「這是忠臣之家啊!」

當時江東遭遇饑荒,瘟疫流行,伯顏馬上下令救濟安撫,百姓得以安生,民心逐漸翻轉。

臨安不戰而降

在派伯顏南征的同時,忽必烈又派遣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郝經之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前往宋朝詢問扣押使團一事。此時賈似道欺君誤國的陰謀也被揭破,南宋派總管段佑送郝經歸元。1275年夏,郝經回到朝廷,不久後病逝,終年53歲,諡「文忠」。

在賈似道兵敗、欺君陰謀敗露以及元軍占領建康直逼南宋都城臨安的情況下,朝野要求殺賈似道以謝天下。謝太后雖不願意,但在巨大的壓力下,最終只是將他流放到循州(今廣東龍川)。其後,押解賈似道的會稽縣尉鄭虎臣在押解途中將他殺死。賈似道在《宋史》中被列入奸臣之列。

賈似道被流放的同時,南宋致信伯顏,說扣押及殺死使團成員之事,朝廷實在不知,是邊將所為,可以按罪懲處,而且願意納貢,並請訂和約。伯顏認為這是宋朝為探虛實的詭計,但還是派人前去考察,不料使臣又為宋人所殺。

與此同時,忽必烈對伯顏如此進軍神速也有些擔心,便以天熱為由,讓其「勿輕入敵境」,可以暫時休兵,等秋天再進攻。在手下漢將張弘范的建言下,伯顏回奏道:「宋人據有江海,似無可虞。現在已卡住他們的咽喉,如稍有放鬆,他們就逃走了。」忽必烈認為伯顏更了解前線的情況,便准其所奏。

五月,因為西北諸王騷擾,忽必烈將伯顏召回,讓他北上平定海都叛亂,同時商議是否繼續進攻南宋。伯顏告訴忽必烈,宋朝現在十分脆弱,正是滅宋的大好時機,建議繼續進兵。忽必烈同意了他的建議,令其領兵進攻臨安,另派人北上平叛。七月,晉升伯顏為中書右丞相,以阿朮為左丞相,平江南之功讓於阿朮。

八月初,伯顏帶著給宋國皇帝的詔書回到行省。十月,圍攻揚州,未克,大軍南行至鎮江。十一月,伯顏分三路大軍水陸並進直逼臨安。此時的臨安亂作一團,不少官員紛紛離職逃走,各地守臣也時有丟印棄城者。謝太后無奈之下,下了一道哀痛詔,令各地起兵勤王,但唯有贛州知州文天祥和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進入臨安護衛。彼時的文天祥散盡家資招兵買馬,數月內組織義軍二萬。

但此時的宋朝大勢已去。在元軍攻下無錫、常州後,伯顏派南宋歸降者游介實帶著忽必烈的詔書副本及伯顏諭令前往南宋朝廷。十二月,伯顏在無錫見到了帶著皇帝和太后書信的宋臣將作監柳岳等人,柳岳再次表示希望元軍停止進攻,願每年進貢和好,並說明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伯顏則指責宋朝拘禁元使臣十六年及無故殺害使臣等種種不信不義的行為。

接到伯顏奏報後的忽必烈同意議和,伯顏遂派大將囊加歹前往臨安,隨後,囊加歹與宋尚書夏士林、侍郎呂師孟、宗正少卿陸秀夫攜帶宋朝國書來議和,尊世祖為伯父,宋皇帝世代行子侄之禮,每年貢銀二十五萬兩、帛二十五萬匹。

和議期間,伯顏仍令元軍繼續推進。文天祥建議讓謝太后、全太后、恭帝等入海,留下自己背水一戰,但沒有被允許。

1276年初,元軍進至嘉興,宋安撫使劉漢傑降,宋宰相陳宜中三次遣使議和,之後,宋恭帝遣使奉國璽及降表來到軍前,伯顏受納,派囊加歹隨宋使臨安知府賈餘慶還臨安,召宋丞相來議投降之事。這時,陳宜中等大臣帶著益王趙曰正、廣王趙籨逃往溫州,宮中只有謝太后及幼主,謝太后任命文天祥為丞相,派他去與伯顏談判。伯顏下令禁止軍士進入臨安城,並派遣呂文煥持黃榜安撫城中軍民。

文天祥等人到達元軍駐地後,堅持先撤軍後談判的立場。伯顏見文天祥臨危不懼,實屬難得人才,希望將其收在麾下,便打破元軍從不扣留使者的慣例,將他軟禁在營中,而讓其他人回報謝太后。

此時,在數月圍困之後,臨安一片混亂,疫病大作,「城中疫氣蒸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數計」,而這也是南宋滅亡的徵兆。

走投無路的謝太后只好給伯顏送上傳國玉璽和取消宋皇帝稱號的降表。在將玉璽和降表送給忽必烈的同時,伯顏率左右將領入臨安巡視,接見宋朝宗室大臣,令鎮撫使唐古歹解散文天祥所招募的二萬餘義兵。隨後,撫諭臨安軍民,部署守城軍隊護衛宋朝宮廷,遣使招降衢州、信州等地。

二月初五,宋恭帝率文武百官投降,伯顏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古歹、范文虎管理都督府中,命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呂文煥等入城,清理宋朝的錢糧,收繳百官誥命、符印、圖冊,廢除宋朝的官府衙門,將宋亡國之君移居於別處,並遣新歸附的宋朝官員去招降湖南北、兩廣、四川之尚未攻克的州郡。此外,還部署諸將分兵屯駐要害之地,禁止偷盜和破壞宋皇室陵墓。

當時董文炳入臨安城後,建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朝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於是將宋史及諸註紀五千餘冊保存起來,後送到國史院,這為後來撰寫《宋史》保留了很多可信的史料。

因為伯顏遵循忽必烈的叮囑,以曹彬為榜樣,臨安不戰而降,且入城後伯顏嚴格約束元軍,實行寬大安撫政策,因此「宋民不知易主」,「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南宋朝廷歸順後,元朝得37府、128州、兩個關監和733縣,包括很多富庶的城市。

三月,伯顏偕同宋恭帝等人至上都,忽必烈親自召見恭帝,廢其帝號,封為瀛國公,後來恭帝和太后均出家。而伯顏則因功被拜同知樞密院,賜銀鼠青鼠只孫(元代內廷大宴時穿的官服)二十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