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與研究專員張明天於臺北時間2023年8月28日下午，就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問題，於線上訪問南蒙古大呼拉爾（世界南蒙古大會）主席席海明（特木其勒圖），本文即根據該次訪談，對當前南蒙古問題展開全面認識與思索。
本文所稱的南蒙古，在地理上，相當於清代漠南蒙古，即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在族群政治上，則可指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內蒙古與各省區蒙古人的總稱。清初的漠北蒙古與清末民初的外蒙古，就是今日蒙古國的大致所在，蒙古國1992年之前的國號為蒙古人民共和國。
大呼拉爾，在蒙古語中是代表大會或議會的意思，源自於蒙古民族歷史上的貴族民主制度，是一種集體決策機制。
南蒙古大呼拉爾的政治主張：捨土獨立
訪問首先圍繞南蒙古大呼拉爾的政治主張開始。席海明說，南蒙古大呼拉爾於2016年11月10日成立於日本東京時，主張民族自決，同時推動中國民主化。但目前，他們更主張南蒙古獨立，同時對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和成效不抱有期待。他認為現在中國人的義和團思維非常強烈，即便中國民主化，具有民主自由等理性意識的中國人也會被民粹煽動的中國社會邊緣化，反而民粹主義會勝利，而且中國能否實現西方式的民主化，席海明表示懷疑。他表示，即便是海外民主運動人士，席海明透過與他們的交流，認為他們也沒有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意願。在席海明看來，南蒙古問題不僅僅是人權問題，還是一個主權問題，因為南蒙古是450萬南蒙古人世世代代的土地。
席海明也非常明白，在如今的南蒙古地區2400萬人口裡，居住著比蒙古人數量還多上四倍的漢人，若要解決南蒙古前途問題，就不可能忽略蒙漢族群關係。對於居住在南蒙古的漢人，席海明介紹說，南蒙古大呼拉爾主張採取「捨土求存」策略，即將漢人佔人口多數區域的土地交給漢人和中國；同時尊重生活在南蒙古的漢人權益。席海明認為，這種做法的考量基點是，即便南蒙古獨立，也應當和中國尋求和平相處之道；因為在經濟上，南蒙古需要依靠中國的天津港發展海上貿易，和蒙古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雙邊關係非常類似。所以，蒙漢兩大民族不能夠結仇，席海明認為一定要恪守這條原則。
南蒙古第一屆大呼拉爾的成員主要在日本，日本政府雖然沒有公開支持，但2021年4月，國會有跨黨派的支援南蒙古議會聯盟成立，為南蒙古議題發聲。大呼拉爾議員正常應該由民眾選舉，但目前沒有條件在南蒙古舉行選舉，因此南蒙古大呼拉爾只能以南蒙古人民利益代言人角度發聲。組織的領導人一般只能擔任兩屆，但因為成員的選舉換屆無法舉行，因此實際上是一個社團，而不是具有選舉民主代表性的議會。只要支持其理念的人，就可以加入。南蒙古大呼拉爾沿襲於成吉思汗時代的貴族民主制，加上受熱比婭．卡德爾領導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啟發，所以他成立了南蒙古大呼拉爾，成員除了在日本之外，剩餘不多的在歐洲。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南蒙古大呼拉爾海外活動的監控和鎮壓的這個議題，席海明透露，南蒙古大呼拉爾成立的時候，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特別是其國安部門的強力攻擊。他解釋說，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體系有自己的部門利益，他們為了維持這樣的利益，特別是持續獲得維護國家局勢和社會整體穩定的資源和經費，所以一直蓄意製造敵對態勢，刻意針對南蒙古大呼拉爾進行監控和滋擾。在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安特工的活動非常猖獗與活躍，這導致很多原本要參與南蒙古大呼拉爾的人，因他們和親友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安的威脅，最終選擇放棄。
南蒙古議題需要國際化
除了維穩利益的需要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安在日本氣焰囂張的另一個原因，在席海明看來，是因為南蒙古議題沒有國際化，沒有太被國際關注，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的是「關門打狗」策略、不讓這個議題出現新疆、西藏、香港的那種國際化和世界高關注度的情形。具體而言，在日本，因為南蒙古大呼拉爾沒有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情報偵查蒐集的能力，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慣常利用蒙古人來刺探情報，加之日本沒有反間諜的法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日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安體系的勢力範圍，活動與手法非常囂張。這對南蒙古大呼拉爾的活動造成巨大威脅。席海明透露，由於南蒙古海外團體缺乏電台、報紙、電視台，加上骨幹人員的家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斷被威脅，因此南蒙古大呼拉爾整體上處在散兵游勇的狀態，發展遇到很困難局面。但無論怎樣，席海明認為都還要咬牙挺下去。南蒙古大呼拉爾的存在具有象徵意義，對南蒙古人民而言代表希望，特別是在國際社會忽視南蒙古的情況下，南蒙古大呼拉爾具有獨特的價值。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南蒙古大呼拉爾的存在也不會視而不見。席海明說，在法國的親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宋魯鄭曾主動聯絡席海明，希望其回國，但遭到拒絕。
在南蒙古團體的主張以及具體的建國方略方面，席海明認為獨立建國是遙遠的，不是當前的任務。目前主要的任務是傳播南蒙古大呼拉爾的政治立場與主張。因此，南蒙古大呼拉爾主要是將國際上的南蒙古資訊以及理念傳播回南蒙古，同時，也要積極在國際媒體上發聲，將議題凸顯出來，以利於闡述主張和思想。未來在組織形態上，南蒙古大呼拉爾要向法輪功學習，因為法輪功是海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反共團體中，力量最大、內部最穩定的。
南蒙古運動的國際關係
在海外交往方面，席海明認為南蒙古大呼拉爾的能力不足，但願意跟所有關注南蒙古問題的國家交往。整體來說，於日本，席海明認為日本有國家利益，部分人有個人利益。所以日本是南蒙古大呼拉爾能夠依靠的最強有力的國家之一。2022年2月1日，日本國會眾議院通過了《關於新疆及其他地區嚴重人權狀況的決議》，將南蒙古納入決議文，這在全世界各國是第一次。但席海明特別強調，南蒙古大呼拉爾追求的是為南蒙古人民爭取自己當主人，而不是換主人，因此他們本身並不是日本的工具。
對臺灣而言，席海明表達高度感謝。因為臺灣是唯一透過國家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給予南蒙古大呼拉爾金錢支持的國家。更重要的，臺灣的民主與主權獨立的存在，是對南蒙古運動的精神與信念的支持。至於臺灣如今的處境，席海明表示非常體諒，臺灣處在特別艱難的位置上，所以只能保持維持現狀、不刺激中華人民共和國。
美國是民主陣營的領袖；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但南蒙古大呼拉爾與美印的交往並不活躍。席海明對美國表達了失望。他說，美國在南蒙古問題上一直沉默，基於國家利益，南蒙古問題在美中交涉中，是一個被遺忘的議題；關於印度，席海明認為，印度是人口大國，從佛教文化圈的角度來看，再加上西藏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印度，南蒙古大呼拉爾希望能夠加強與印度聯絡，但目前還未有突破。
比較意外的，是席海明對同文同種的蒙古國印象不佳。關於蒙古國，席海明稱，他與蒙古國保持著距離。他評價說，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蒙古國落實是完全失敗的，民主只是一個招牌。蒙古民主化初期，在席海明看來是蒙古國面對南蒙古議題最好的階段。因為那時蒙古國剛擺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控制，自己當家做主。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經濟優勢影響蒙古國，使得蒙古國精英甚至是蒙古國安全部門，都受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壓力。席海明認為，蒙古國政治貪腐不亞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幾乎會斷送蒙古國的民主香火，而且蒙古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有引渡條約，這對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是一個威脅。蒙古國事實上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鎮壓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幫兇。席海明透露，他本人就曾被蒙古國安全部門試圖誘騙到當地、然後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安部門也曾經企圖利用蒙古國的管道來收買他。他將希望放在蒙古國青年人的泛蒙古主義上，雖然這種思想還不是很流行。至於關於南蒙古人民對南蒙古獨立的立場，席海明認為基於現實、懼怕或收買，大多數南蒙古人並不公開支持獨立；但條件成熟，民眾不會反對獨立的選擇。
強硬漢化政策加劇蒙漢矛盾
南蒙古目前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蒙古自治區而存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蒙古的民族治理經歷了四個完全不同的階段。這四個階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少數民族政策、區域局勢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關係，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第一階段是毛澤東建國時代的初期，直到1950年代後期。在這一階段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是盟邦關係；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國策，政治環境相對寬鬆，並且北京的中共黨國領導層對這一制度非常具有信心。他們認為這樣的制度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千百年來的民族問題和邊疆政治不穩的頑疾。例如，毛澤東在接見達賴喇嘛時就曾經表示，希望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噶廈自治政府，能夠繼續擁有自己的藏軍，能夠繼續懸掛代表藏軍的雪山獅子旗，並且希望將來在內蒙古、新疆這些少數民族區域，大家都能夠懸掛自己的旗幟。這樣的自信源自幾個因素：一是理論因素，馬克思主義（Marxism）認為任何壓迫在本質上都是階級壓迫，所以中共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可以消除階級壓迫和剝削，民族矛盾也就迎刃而解；其次是政策因素，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透過對少數民族上層精英人士的統戰和拉攏，就可以解決民族問題；第三，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與蘇聯進行共產模式競爭的爭鬥心，因此希望用自己的民族政策向蘇聯顯示中共的實力和地位。這在南蒙古尤其突出。195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國雖然是名義上的獨立國家，但實際上是蘇聯的衛星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廢除了傳統的蒙古文字，改用俄文西里爾字母；全國在文化、經濟、教育、社會，是完全俄化，甚至紀念成吉思汗都被禁止，因為成吉思汗的子孫曾經統治征服過俄羅斯。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在南蒙古盡可能保留和發揚蒙古傳統文化，而且利用成吉思汗誕辰大搞慶典，並任用烏蘭夫、吉雅泰等蒙古族共產革命人士管理和統治南蒙古。這些都對當時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產生了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南蒙古當作民族區域自治的櫥窗，目的不僅僅是擴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蒙古的影響力，更隱含了想重新從蘇聯手中奪回外蒙古的企圖。
第二階段是1950年代後期到無產階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一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南蒙古的治理政策，完全是對南蒙古人民特別是精英階層進行壓迫和清洗，蒙古民族的權益受到了巨大侵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名存實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南蒙古治理政策之所以會從第一階段的寬鬆狀態出現轉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整體的政治環境轉變造成的。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也有幾個不同因素：首先，毛澤東個人獨裁和個人崇拜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出現了「全國服從全黨、全黨服從領袖」的中央集權與領袖獨斷政治格局，南蒙古等地的有限自治和多元文化成為了毛澤東和北京實現全國一體化的障礙；其次，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將南蒙古、西藏等地的宗教信仰、遊牧生產方式視為「社會發展落後」的原因，為了實現所謂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從而將紅色漢人的無神論、工業化、農業集體化模式強加給南蒙古和西藏，這對蒙藏人民的精神信仰、生活方式還有經濟結構造成了重大負面影響。以農業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方面在漢人地區強制推廣人民公社運動，沒收農民個人的財產和土地，實行集體勞動，要求農民上繳餘糧給國家。這樣的做法也擴大到了蒙藏地區，成為饑荒和民族衝突的直接原因，更造成了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當然，最根本的因素在於，中國共產黨從來都只是將民主、自由、民族自決、民族自治當作一種革命和奪權的工具、手段，或者是階段性的政策，而從來沒有真正將這些理念看成是終極和永恆的政治目標與追求。
這一階段的代表性實踐就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案》（內人黨案）。通過捏造口供、偽造證據、虛構事實和嚴刑逼供的手段，以康生、滕海清為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情治單位和軍方強硬派，誣稱在內蒙古自治區，有一批人士串通蒙古人民共和國，試圖將南蒙古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出去，從而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合併。《內人黨案》造成整個南蒙古大地冤獄遍地，蒙古族精英階層受到大規模清洗和處決。烏蘭夫作為中共長期培養的蒙古族共產革命領袖，也被投入監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政策轉變，一方面是整體治國政策極左化、極端化的反映，但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戒備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對南蒙古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中俄蒙三國共黨對此心照不宣。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國時期，一項重要的援助內容是提供技術工人幫助外蒙古進行建設。外蒙古當局希望北京提供南蒙古的蒙古族技術工人；但北京拒絕，僅提供漢族技術工人。因為北京深刻戒備南蒙古的蒙古族技術人員會因為民族因素而流向外蒙古。當中蘇共關係進入敵對後，外蒙古成為了反對北京的馬前卒，《內人黨案》也就此爆發。
第三階段是改革開放後至習近平上台前。這是一個經濟導向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北京開始放棄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修正了高壓的民族政策。相較於西藏和新疆，南蒙古地區迎來了較為平穩和經濟高速成長的階段。烏蘭夫家族重新獲得了在南蒙古地區的影響力，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在南蒙古統治的代理人和工具。相較於受制計劃經濟而發展落後、社會承受轉型陣痛的外蒙古，南蒙古的民眾在經濟與個人財富地位上較外蒙古更加優勢，加上南蒙古依然使用舊蒙古文文字，也掌握有蒙古文化上居於優勢的主動權。在這樣的一個階段，由於南蒙古社會情勢相對穩定，北京對將南蒙古當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典範。當然，在這一經濟快速發展成長的階段，環境污染、資源開採、漢人屯墾等問題，也為後來社會矛盾埋下了伏筆。
第四階段是習近平主政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從原本的保有地方民族文化特性，開始向強調民族融合方向轉變。這種轉變來自於胡錦濤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矛盾衝突頻繁、維穩黨國體系的建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走向權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領導有極大關聯。在習近平主政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地方關係從胡錦濤時代的向地方放權，轉為被中央收權。最為明顯的兩個例子是新疆和香港。新疆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再教育營制度引起了舉世批評和譴責。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百姓在新疆的基本人權受到很大限制。在香港，北京不但拒絕了港人實現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雙普選的訴求，更嚴厲鎮壓港人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因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來箝制香港的自由，令香港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名存實亡。於此種脈絡下，2020年年底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在南蒙古地區中小學推行統編教材教學，蒙古族學生將不得不耗費大量時間學習漢語，這引起了南蒙古社會對蒙古文化、語言將消亡的憂慮，更引起南蒙古文化人士、學生家長走上街頭抗議的運動。不過，南蒙古民眾的抗議並沒有令北京改弦更張。習近平本人更是多次親自上陣為北京的漢化、融合政策辯護、背書。
現階段的中華人共和國的蒙政，是以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名義來限制蒙古民族的文化特性和身分認同。目前看來，南蒙古民眾的文化特質與傳承，在慢慢消失，這可能導致蒙漢之間的矛盾隨著強硬漢化政策的推行，而日趨深化。
南蒙古的兄弟之邦，南蒙古與日本、蒙古、西藏關係
與南蒙古有深厚關係的國家分別是日本、蒙古國及西藏。這三國在南蒙古議題上的有其不同的角色關係與歷史淵源。
日本與南蒙古在歷史上有非常深厚的聯繫。由於在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內資源有限，日本開始向滿洲和南蒙古進行屯墾開拓。而蘇聯則逐步策動蒙古人民黨革命，取得了外蒙古的主導權。日本在南蒙古和滿洲的經濟輸入與勢力擴張，與中華民國發生衝突，從而形成滿蒙懸案，成為後來中日戰爭的根源之一。日本也在南蒙古地區扶植過親日政權，策動滿蒙獨立和自治運動。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敗的日本開始走和平主義路線，奉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為了日中之間的經濟合作和日中兩國的世代友好，日本在南蒙古議題上雖有國會的發聲，但力度較低，政府方面更是以緘默為原則。也或許是歷史上的日本滿蒙開拓政策帶來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和民族主義，席海明在受訪中才不斷強調南蒙古大呼拉爾不是日本的工具，不是認日本當主人，而是要自己當主人；更認為蒙漢兩大民族之間不能結仇。如今，日本所具有的功能主要集中在為南蒙古歷史研究、人權活動提供空間。席海明在受訪中還提到，日本在反擊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工或親中分子的干擾破壞方面，仍有較大改善空間。
蒙古國在南蒙古議題上的角色非常複雜。誠如席海明在受訪時所說，外蒙古和南蒙古雖然是同一個民族，但卻是不同的部落，雙方有很大差異。外蒙古的蒙古族主要是喀爾喀蒙古人，南蒙古族群為科爾沁蒙古、鄂爾多斯蒙古、呼倫貝爾蒙古、察哈爾蒙古等。俄國境內還有卡爾梅克、布里亞特蒙古人。歷史上的藏傳佛教活佛信仰崇拜，在外蒙古和南蒙古也不同。外蒙古尊奉哲布尊丹巴活佛，南蒙古尊奉章嘉活佛。所以，由此看來，蒙古國和南蒙古的差異性距離已經拉開。在中國辛亥革命前後，受泛蒙古主義影響，南蒙古和外蒙古曾經共同追求獨立運動，來自南蒙古的人士更是為外蒙古的獨立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因為權力分配不均、內部不團結以及中俄兩國的各種協議，最終走向失敗。此後，南蒙古和外蒙古就處於分治狀態。1921年外蒙古為共產黨蒙古人民黨奪權後，成為蘇聯衛星國，更是疏離了南蒙古民族運動。南蒙古共產革命的實際工作由中共領導，這使得南蒙古議題成為中國內政。
今天的蒙古國，與南蒙古並無明顯的同胞之情或民族之誼。蒙古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邊關係奉行不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的方針，非但不支持南蒙古民族運動，反而將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南蒙古活躍人士遣送回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蒙古國人權工作者蒙赫巴亞爾．楚魯恩道爾吉（Munkhbayar Chuluundorj）因抗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蒙古實施漢語統編教材教學，同時抗議總理羅布桑那木斯來．奧雲額爾登（Oyun-Erdene Luvsannamsrai）立場親中，結果被蒙古國法院以「接受外國情報團體的指示和資金」等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其後更傳出消息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蒙古國清理境內反中人士。目前，蒙古國因為依託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的自然資源出口以及考量雙邊關係，再加上不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俄羅斯，都在百餘年前就開始壓制泛蒙古主義思潮（因為俄國境內居住卡爾梅克蒙古人、韃靼人、布里亞特人、阿爾泰人、圖瓦人，都是蒙古族），蒙古國和南蒙古在情感上現在看來已無連結。即便是南蒙古民眾被北京強制要求使用漢語統編教材，蒙古國官方對此也是保持沉默。蒙古國對南蒙古議題不僅沒有正面助益，反而是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政策。
文/張明天(東吳大學人權研究學程研究生、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研究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