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国家能力，但新媒体和跨国接触也有助于增强某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加剧了中国政府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焦虑，而对伊斯兰政治运动和圣战暴力蔓延的担忧则被用来为加强对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镇压提供理由。正如最近发出的“稳边固疆“的号召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对其控制中国边远地区和民族多样化地区的能力仍然感到不安。
在过去十年中，国际媒体和组织揭露了中国政府在西北地区新疆的严厉政策，以及一系列旨在同化全国各地所谓“少数民族”的措施。少数民族为何让中共领导人如此紧张?中国总人口的90%以上属于汉族，剩下的约1.25亿人口虽然绝对数量庞大，但却被划分为55个正式承认的“少数民族”，而这些少数民族本身在文化、语言、人口数量和地理分布上就存在很大差异。如果人口学无法解释中国政府对“民族问题”——中共官方对国家民族多样性的称谓——的焦虑，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解释呢?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有三方面的问题使其成为一个特别敏感的政策领域：领土控制、中国共产党(CCP)意识形态和官僚政治。
领土控制
对中国官员来说，一个基本问题是少数民族集中在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边疆地区。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所说：”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实际上，人口众多的是汉族，地大物博的是少数民族。”
汉族文化影响力和中央政府对大片边疆的控制相对薄弱，这也加剧了中国政府对领土被外国对手和地方独立运动夺走的担忧。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最北、最南和最西边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清朝在17和18世纪征服的，中国共产党仍然认为这些地区与核心地区的融合还在进行中。中国的“屈辱世纪“通常被理解为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屈服于西方和日本的殖民统治，但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中央对边疆控制的削弱：1912年蒙古独立，苏联支持新疆维吾尔民族主义运动，英国挑战北京对西藏本已脆弱的控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政权仍然害怕外来势力对其周边省份的影响。在五个所谓的民族“自治区“以及数十个下级自治区中，名义上的民族(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在地方政府中的代表权、公共就业机会、在官方场合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以及根据当地情况调整中央政策和立法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
与此同时，中国划定行政区划，推动汉族移民，以遏制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内蒙古、宁夏和广西的蒙古族自治区、回族自治区和壮族自治区自成立以来，汉族人口一直占绝大多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汉族人口急剧增加，现在维吾尔族在该地区的民族构成中仅占相对多数，而不是多数。如今，西藏自治区是名下民族仍占当地多数的唯一省级自治单位。
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国家能力，但新媒体和跨国接触也有助于增强某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加剧了中国政府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焦虑，而对伊斯兰政治运动和圣战暴力蔓延的担忧则被用来为加强对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镇压提供理由。正如最近发出的“稳边固疆“的号召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对其控制中国边远地区和民族多样化地区的能力仍然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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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汉族人口在几个自治区所占比例 |
中共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共产党的经典世界观中，民族政策是一种管理长期同化过程的平衡行为，也就是党的理论家所说的“民族融合”(ethnic fusion)。中国共产党本应指导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但由于中国人口由不同的族群或“民族“组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并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按官方说法汉族是最“先进“的)，因此不可能取得统一的进步，少数民族必须得到额外的支持，以实现物质平等。只有这样，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会逐渐消失。
此外，如果中共过于激进地将其“先进“文化强加于少数民族，将会引起反弹，会疏远少数民族，强化少数民族意识，危及中国的整体融合。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给予少数民族足够的空间，让他们作为独特的民族发展壮大——例如，让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发展自己的文化，参与政府管理，尤其是在自治区——同时不助长分裂主义情绪，也不放弃共产主义和民族融合的长远目标。
意识形态从来都不能直接左右政策，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转向追求市场经济发展。然而，民族融合的概念却一直存在，它提供了一个平衡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框架，符合中共指导和管理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的自我认知。随着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地从中国传统出发来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党内的民族多样性变得更加棘手，同化也变得更加迫切。2021年，习近平将“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首要目标，通过促进各民族“接触、交流、交融“来实现。中央领导层继续将镇压与经济发展和平权政策相结合，以激励和促进融合。
换句话说，民族政策仍然是一种根据民族融合理论进行调整的平衡行为，即使党不断提高其监督和控制能力，也越来越有信心在控制潜在骚乱风险的同时推进同化。yibaochina.com
官僚政治
第三个因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构设置有关，其中包括各级政府专门负责执行和监督民族政策的办公室网络。
这些机构——被称为“民委系统”(minwei system)但我将称之为“民族事务局”(Ethnic Affairs Bureaucracy，EAB)——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以回应有关普遍无视民族政策的报道。许多地方干部显然不清楚尊重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和其他指令的实际意义，有些人甚至蔑视整个民族政策的概念，因为这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放慢土地改革和政权革命议程的其他内容。在经济发展和宣传促进民族融合的长远目标下，扩大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以确保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照顾，并制定了特殊规定(如减少使用暴力或确保少数民族拥有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同一少数民族的成员)。
然而，在实践中，官僚化使民族政策面临着政治压力和制度竞争，而这也影响着中国国家的其他方面。学者们记录了不信任和向领导人表示忠诚的需要是如何产生猎巫和政策激进化的。这种普遍趋势在民族政策中尤为突出，因为民族政策已经涉及到减缓和修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议程。
隶属于 EAB的官员的职业生涯取决于其工作的认知价值。当这种价值被重新定义为激进的政治议程时，受到惩罚的风险就会激励民委官员采取越来越雄心勃勃的民族政策，以加速民族融合。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和大跃进期间，由于害怕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民委官员通过采取激进的同化措施，如强迫少数民族放弃传统服装、违反饮食习惯、只讲和学习普通话等，来推动民族融合的加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进行有限的制度化保护，但在意识形态的逼问面前却适得其反。在“党领导一切“的环境中，民族工作的去政治化变得十分困难，因为这一问题已被确立为一个官僚化的独立治理领域，并成为政治话语的固定组成部分。
在习近平集权的背景下，展示个人忠诚已成为政治生存和晋升的必要条件，因此被指责阻碍或阻挠民族融合的成本可能从未如此之高。此外，由于少数民族事务局在全国各地开展工作，即使是在少数民族比例较小的县，由此产生的偏执也无处不在。
结论
要了解北京对“民族问题“的焦虑及其日益同化的民族政策的驱动因素，仅从地缘政治和对领土完整与控制的担忧角度看是不够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为民族同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中国的专制政治制度则助长了恐惧并将政策推向极端，因此，考虑这些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 亚伦.格拉斯曼/译者：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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