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9日星期一
2018年4月4日星期三
人权组织提请联合国关注内蒙人权状况
海外人权组织近日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提交报告，提请联合国关注中国在内蒙地区侵犯人权的问题。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SMHRIC）主任恩和巴图（Enghebatu Togochog）4月2日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今年11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对各国人权状况普遍定期审议的第31次会议，届时中国的人权状况将受到审议。应联合国邀请，“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 和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作为非政府组织，在3月底前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提交报告， 指出中国在内蒙古自治区侵犯人权的问题，其中包括蒙古族牧民草场遭汉人开矿、农垦破坏，维权牧民和蒙古族异议人士却被抓捕判刑，以及在汉化政策下蒙古族语言教育岌岌可危的问题。
报告指出，中国最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的能源基地，全国的主要煤炭和天然气产出来自内蒙。中国政府的“生态移民”、“西部开发”、“一带一路”政策，也令蒙古族牧民的草场和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到影响和破坏。汉人的矿业公司、天然气公司和农场，占用了蒙古族牧民的草场，并污染环境，令牧民流离失所，健康受损。
恩和巴图认为，中国官方在内蒙的各种开发政策，严重损害了当地牧民的利益，侵犯了他们的人权,维权的蒙古族牧民和异议人士却被抓捕判刑。
“草场遭到破坏，当地牧民被迫搬走，给这些公司让路。那些拒绝搬迁的内蒙牧民被抓捕、关押、判刑。例如，1个多月前，我们得知内蒙古通辽扎鲁特旗35名抗议草场被汉人侵占的蒙古族牧民被判了6个月到5年的徒刑。”
美国马里兰州霜堡大学的马海云教授一直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马海云认为，中国内蒙等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维权方面比汉人面临更多困难。一些涉及官商勾结、强征土地的案例，少数民族受害者去维权时，却被政府作为民族问题进行压制，以掩盖官员贪腐的问题。他说，
“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旦出现了这些问题以后，政府会马上把你跟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国际势力联系起来，来掩盖它的这些腐败或者掠夺资源的问题。”
报告敦促中国政府：批准和实施中国此前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尊重中国自己的法律，尊重国际法，不要破坏内蒙草场，不要让内蒙牧民在没有得到足够赔偿的情况下流离失所；采取紧急措施改善蒙古族人的生活，确保他们能使用自己的土地、水源，通过法律保障蒙古族人的环境安全和健康状况；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尊重中国自己制定的宪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发展自己语言文化的自由。（记者：林坪；责编：嘉华 网编：郭度）
内蒙古八牧民北京上访遭绑架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等地8名牧民3月27日早晨刚到北京，尚未赶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就被警察拦截。他们随后被带到北京访民中心羁押，并被内蒙古政府驻京办截访人员关押遣返。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和磴口县的蒙古族牧民沙仁图娅、达布希拉图、宝玉、阿拉腾高娃等八人历经艰辛，3月27日早上刚抵北京，就在中国政府所在地中南海门前被警察拦截。内蒙古维权人士新娜3月28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其中四人已被遣返途中，另外四人仍被关在北京一宾馆内：
“乌拉特中旗和磴口县的两处牧民3月26日到北京上访，3月27日就被截访。如果当地政府给老百姓办事，按照截访的速度来办的话，问题早就解决了”。
乌拉特中旗巴音乌兰苏木牧民孟轲乌力吉对本台记者说，他是伊和宝力格嘎查的牧民，因草场被腐败嘎查干部占据，他上访告状已18年，但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这次在中南海门前被抓后，直接被送到久敬庄访民接待站，后又被内蒙古驻京办人员带到泰顺商务酒店羁押。由于身份证被驻京办人员扣押，他们现在寸步难行：
“我们昨天来北京上访，在靠近中南海时被抓走了。最后我们那里的官员上来，把我们的身份证都给扣押了。我们现在宾馆里住着呢，北京哪里都去不了。他们又从乌拉特中旗开来公安的车”。
43岁的孟轲乌力吉因失去草场等各类补贴，担心年老后有病无钱医治，两会期间到呼和浩特上访，被处以行政拘留十天。另一位磴口县沙金苏木把音乌拉嘎查牧民阿拉腾高娃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正在被遣返途中。她说，她家于1998年与政府签署草场承包协议，共承包四千多亩草场。2005年草场被划入自然保护区，但未收到草场补贴：
“我们家的草场2005年被政府划在牧区自然保护区里4249亩，到现在没有一分钱的补贴，草场上啥也不让盖”。
阿拉腾高娃说，当地有73万亩草场被划入自然保护区，但是全村528位牧民无人接到告知书。而且时至今日，也没有干部向牧民们详细交代内情。此外，当地一化肥厂排放的废气严重污染环境。牧民们无法正常生活，多次投诉，却无人理会；上访维权遭到阻挠，甚至拘留。
牧民们还称，现软禁牧民的北京泰顺商务酒店的多间客房已被乌拉特中旗公安局以每年十万元人民币长期包房，用来羁押访民。对此，新娜表示：
“当地（政府）以维稳的名义，每年哪怕在北京租上10元万元的房间拦截老百姓，也不解决问题。这件事也说明，在中国，基层腐败到了什么程度”。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嘉華 网编：郭度
内蒙古两位牧民上访被刑拘
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乌兰哈达苏木四家子村两位蒙古族牧民王丫头和托娅，因向各级政府持续上访维权，3月28日被当地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呼和浩特蒙古族维权人士新娜3月29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扎鲁特旗两名维权村民被刑事拘留。被抓的村民家属已从扎鲁特旗公安局取回了拘留通知书：
“昨天扎鲁特旗的王丫头和托娅也给抓去了，而且是刑事拘留。托娅是在北京（被抓的），也没有去闯中南海。昨天晚上（警方）让他们（家属）今天去取刑事拘留通知书。王丫头在家里待着也给抓去了。现在对老百姓上访打压非常厉害”。
王丫头的儿子哈斯毕力格3月29日告诉本台记者，他当天到扎鲁特旗公安局拿到了刑事拘留通知书。他说：
“我们通辽市扎鲁特旗公安说，是多次上访涉嫌寻衅滋事罪而刑事拘留。27日晚上我妈妈在家里，当地公安派出所去了四个人，他们说要（我妈妈）去一趟政府处。昨天（28日）晚上七点多，当地公安局给我打电话说，你妈被拘留了。明天早上八点过来在拘留通知书上签字”。
王丫头此前曾多次接受本台采访。她曾告诉记者，2016年夏天，她的一个儿子在河里洗澡，掉进不法商人挖沙子的坑里被淹死。事发后，村民们多次向政府举报施工方挖沙子，破坏环境，但始终无人理会。村民于是集体拦截开发商拉沙子的工程车，结果王丫头因此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八个月。获释后，王丫头继续上访及起诉当地有关部门，结果败诉。
另一位与王丫头同村的牧民托雅因到北京上访，也被刑事拘留。据该村一位要求匿名的村民称，去年9月份，托娅因举报不法商人破坏村民的生产环境，却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托娅不服，多次进京上访。
另外，河南许昌市襄城县茨沟乡维权人士、访民聂丽娜因投诉乡政府书记乔亚强，非法霸占其农耕地，进京维权十多年，不但诉求未得到落实，今年农历新年前夕，她母亲黄妙云的房子也被强拆。今年两会期间，聂丽娜带着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到北京上访，再被刑事拘留。聂丽娜的一位要求匿名的亲友告诉本台，聂丽娜于3月22日已被刑事拘留：
“聂丽娜被（行政）拘留15天到期。家里人到拘留所接她的时候，刑警队和派出所的已把她接走了。到刑警队给她做个笔录，说她母亲被强拆在网上报道，损害了政府形象，把她转为刑拘，送到襄城县看守所刑拘”。
该名要求匿名的人士称，聂丽娜的母亲黄妙云则被公安警告，不得再到北京上访。本台于一个月前曾报道，聂丽娜八旬母亲的房屋遭到数十人强拆。农历新年期间，她一家人惟有在寒冷中风餐露宿，大年除夕夜，她全家三口在篝火旁，吃着馒头就着咸菜过年，十分凄惨。（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嘉華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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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6日星期二
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 - 杨海英《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余杰）
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是六四屠杀之后才觉醒的，他们亲历了六四屠杀才明白共产党军队不是“人民子弟兵”，而是屠夫和刽子手。他们的觉醒来得太迟了，共产党军队对本国民众以及被殖民的其他民族的屠杀，从其“八一建军”之后就开始了。而且，他们中大部分人的觉醒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有一次，我参加在华府中共使馆门口举行的纪念六四活动，应邀发表演讲，刚刚讲到六四屠杀不是例外和偶然，六四屠杀应当与中共对藏人、维吾尔族的屠杀等量齐观，立即就有人打断我的发言，一定要反对这种“分裂祖国”的言论。此类所谓的“异议人士”，在以屠杀达成“祖国统一”这一议题上，与使馆裡的那些人实在是“殊途同归”。
中共不仅大肆屠杀寻求独立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各少数民族，而且採取“以夷制夷”的恶毒策略，挑动少数民族之间自相残杀。长期在青海工作的老干部韩有仁，打破禁忌，秉笔直书，撰写了《一场被演没了的国内战争》一书。书中引用了一个重要细节：当时，解放军宣传人员尉立青采写了一篇题为《一等功臣兰拉科》的报道，主人公兰拉科系蒙古骑兵机枪射手，他有一手神枪，“挨著脑门给敌人点名，叫谁倒谁就得倒”。有一次，“他和一班副两个，在沟裡抓了四十名俘虏。据说，这是他一个人衝到敌群裡，端起机枪一声大喊，吓得敌人慌了手脚，想抵抗也来不及了”。在玉树，“他先后作战五十次，打死打伤和俘敌人一百零三人”——这个杀人数字，快赶上中日战争期间“百人斩”竞赛的日军官兵了：一九三七年，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在从上海进攻南京途中，展开谁先杀满一百个中国人的竞赛，斩杀了一百零六人的向井敏明胜过了斩杀一百零五人的野田毅。中国将杀人如麻的日本军官视为恶魔，但同样杀人如草不闻声的中国官兵不也是恶魔吗？“一等功臣”兰拉科所在的骑兵某部二连，“更是一个英雄连队，在三年平叛中，歼灭叛匪九千馀名”。一个最基础的军事建制——连队，居然屠杀了多达九千名藏人，那么整场大屠杀究竟杀害了多少藏人呢？
「喜马拉雅巅峰，浮现劫火光影」
五零年代末中共在藏区“平叛”，是以现代化武器如机枪、坦克、飞机乃至化学武器屠杀数十万藏族牧民，宛如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然而，犹太大屠杀在全球范围内家喻户晓，中共屠杀藏族却不为人知。
韩有仁历经千辛万苦，採访到若干参与那场“国内战争”的官兵。比如，参加“玉树平叛”的士兵老李，在叙述骑十三团和第四百团合围歼灭“敌人”时，绘声绘色地说：“这一仗衝傍晚打响，激战到拂晓，枪声不断、炮声隆隆，信号弹、曳光弹、照明弹此起彼伏。大草原上闪烁之光，瞬间改夜如昼。光电的辉映显出远处群山的峰峦叠章，各展雄姿，景色奇特壮观。”他居然拿还有观赏美景的闲情逸緻，藏人消逝的生命，在其眼中一钱不值。韩有仁指出，除了战场、俘虏营以外，还有一个置大量“叛匪”于死地的“黑洞”——那就是以“叛乱罪”被判刑投入监狱的劳改场所的人犯。据官方披露的数字：“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青海省直属劳改、劳教系统三年‘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高达四万九千三百零四人，佔总数十六万的百分之三十。”其中有不少就是被关押、被虐待的藏人囚徒。
藏人被屠杀，首要的凶手是以汉人爲主体的共产党政权，蒙古骑兵则充当帮凶的角色。杨海英的《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一书即围绕蒙古骑兵在藏区的杀戮展开。此前，杨海英写过《没有墓碑的草原》一书，描述中共在南蒙古的种族清洗，蒙古人是受害者；而在《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一书中，蒙古人则半推半就地充当加害者的角色，与藏人同为游牧民族，蒙古人镇压藏人似乎更为得心应手。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也有过与信奉佛教的蒙古人同样的厄运——先是被共产党利用作为屠杀藏人的利器，然后又被共产党摆在刀俎之上，真是：“正笑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喜马拉雅巅峰，浮现劫火光影」，当年日本人专门爲蒙古人开设的兴安官校的校歌似乎预言著蒙古雄骑与西藏的双重悲剧命运。儘管乌兰夫早在一九五五年就提出「对少数民族用兵为下策」，反对并抵抗毛泽东武力镇压西藏，但由于本民族于满蒙时代的「对日协力」历史问题可能遭致清算，在沉重的苦恼中不得不派出两个骑兵团「进藏平叛」。杨海英眼见当事人日渐凋零，“不忍青史尽成灰”，採访到若干在历次政治整肃中倖存下来的蒙古骑兵官兵及其后人，记录下了他们痛心疾首的证词。
杨海英说服一位名叫朋斯克的老人，请他讲述远征西藏的往事。经过多番劝说，老人这才打开关闭半个多世纪的话匣。当时，经过共产党洗脑宣传，这些蒙古士兵相信，“凡是藏人全部都是敌人”，「我们的战斗方法很简单。中共空军首先实施空袭，投下大量的炸弹，造成藏人混乱，步兵则趁机用机关枪向混乱的人群扫射。九死一生突破步兵包围圈的藏人，迎接他们的是挥舞洋刀的蒙古骑兵」。到了晚年，老人对那段历史有了沉痛的反省：“中国藉蒙古人的力量合併了西藏。这是其一。没什么能比最优秀的蒙古战士手握人类最强武器日本刀时，更能发挥可怕的战斗力了。而中国人毛泽东利用了这一惊人的战斗力。他的阴谋，确实更可怕。第二，乌兰夫一直保存的这支自满洲国时代以来的武装势力，被中国消耗殆尽了。中国政府丝毫不愿意看到手握日本刀的蒙古骑兵的存在。最后，让蒙古军队与西藏人战斗，从而在两个民族之间製造了新的仇恨，离间了少数民族同胞。可谓一石三鸟。”
杨海英又採访到蒙古人噶丹，噶丹回忆说，他的伯父巴瓦是蒙古骑兵中的神枪手，有一次俘获了四十多名藏人。就在巴瓦走进帐篷，熬奶茶时，中国军队将俘虏排成一排，用机关枪扫射。巴瓦衝出来抗议说：“缴械者不杀！”可是，中国军人对其不屑一顾。中国军队不仅杀俘虏，也杀妇孺。中国人义正词严地谴责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滥杀无辜，对自己屠杀更弱势的民族的暴行，却从来闭口不提。
这场“国内战争”，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屠杀。两方的实力、武器和技术差异，甚至大于当年西班牙人与印加帝国之间的差异，也大于八国联军与义和团拳匪之间的差异。
“半截子的近代化”与蒙藏两民族的未来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满洲国和德王蒙古自治政权瓦解之后，继承蒙古骑马战术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日本近代军事思想和训练的蒙古武士，在被解放军所整编，清除了其内部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精英，使之完全成为一支共产党的「佣兵」部队。国共内战时期，这支骑兵部队参加过辽渖战役和平津战役，中共建政后三次参加国庆阅兵仪式。朝鲜战争时期，蒙古骑兵师团被调遣「支援前线」，紧接著做为“佣兵”被调遣到镇压青藏高原的武装起义中。
杨海英用“佣兵”这个概念指称被中共控制的蒙古骑兵，其实，蒙古骑兵连“佣兵”的地位都没有。所谓“佣兵”，必定跟僱佣者之间有一份契约，收取客观的报酬；在完成合同之后，还可以选择下一个服务对象，它有相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是，被改编到解放军之中的蒙古骑兵，不被信任，被充作炮灰，即便在战争中倖存下来，等待他们的是解除武装、政治清洗、种族灭绝。与之相比，“佣兵”不知要幸运多少倍！蒙古骑兵的境遇，甚至比不上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中享有种种特权的“奴隶军队”马穆鲁克。
蒙藏两个民族遭遇灭顶之灾，最大的原因是他们不幸成为中国的邻居，恶邻侵门踏户，他们走投无路。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蒙藏两个民族为何未能成功实现现代化？如果实现了现代化，不就拥有对抗中国的实力吗？本书讲述了满洲国时代蒙古地区的现代化，其标志是一九三四年兴安官校的设立。这所军校从建立起就达到了很高水准，整个“蒙古世界”——不仅仅是满洲国的蒙古人，西部德王统治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权，甚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有志青年都来报考和学习。
然而，就蒙古区域而言，他们在日本的扶持下，只是在军事领域实现了部分的现代化，整个社会结构并未走向现代化。满洲国内的蒙古地区进步稍快，德王政权也在日本的支持下施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我在《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书中有专章讨论德王改革的成败得失，其改革成果相当有限。换言之，日本刀固然无比锋利，但仅有“日本刀”的现代化对蒙古这个民族来说是不够的。
以西藏而论，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取得实质性的独立地位，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了现代化改革，比如派遣贵族学生到印度和英国留学，聘请欧洲人修建水电站，建立新式军队等。然而，这场改革遇到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而功败垂成。西藏的封闭、停滞，使得它成为中共眼中唾手可得的一块肥肉。
可以说，蒙古和西藏都经历了各自半途而废的“戊戌变法”。在东亚视野下，日本的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在富国强兵层面上获得成功，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比日本慢，所以日本打败了大清帝国和沙俄帝国，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但日本并未完成精神、思想和民主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导致此后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蒙古和西藏的现代化又比中国慢，所以后来不幸沦为中国的殖民地。
现代化是任何民族、国家都必然经历的一场巨大蜕变。抵制近代化的结局是可悲的，如南美和北美的原住民，与优势文明接触之后，数十年间人口锐减九成以上。弱者必须奋起直追。这不是爲屠杀者辩护，而是爲弱势民族寻找未来的出路——直到今天，蒙古和西藏仍面临著如何推进现代化的难题。
我曾接触过藏人流亡社群，他们的第二代有不少进入欧美一流大学学习。但迄今为止，还未出现一个藏人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群体。若未来西藏赢得独立，建设西藏必须要有丰富的人才储备，流亡藏人社群必须未雨绸缪。十四世达赖喇嘛部分地实现了藏传佛教的“宗教改革”，但这场改革远未完成。藏人和蒙古人共同信奉的藏传佛教，不能只是供西方人茶馀饭后消遣的“心灵鸡汤”，藏传佛教中如何产生现代思想——如同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至今看不到明显的迹象。南蒙古、东突厥斯坦等急于脱离中国的区域，未来也将面临同样的难题。
南蒙古的“五重悲剧”与杨海英的“三重背叛”
杨海英採访了若干蒙古族的加害者，也採访了若干藏族的受害者，他如此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坐在藏人受害者面前的感受：「做笔记的手颤抖，没有勇气直视兄妹俩的眼睛。」
本书的最后，总结了蒙古民族的“五重悲剧”：日本对蒙政策的非一惯性，以及日本战败导致其未能实现民族独立；《雅尔达协定》阻碍内外蒙古民族统一；中共民族政策的欺骗与背叛。至今标榜的「高度自治」只是有名无实的「区域自治」；为洗涮历史上的「附逆日本」之原罪，效忠中国，对同为弱小民族的藏人挥舞洋刀，这是因为「中国人成为南蒙古统治者而造成的悲剧」；远征西藏归来的蒙古骑兵被解散，寻求民族自决的历史，成为种族屠杀的藉口，民族精英丧失殆尽，民族区域遭肢解。至今，蒙古民族尚未从这“五重悲剧”中解脱出来。
作为《没有墓碑的草原》一书中文译者的刘燕子在一篇书评中指出：“《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在平静的文字中，矗立著高昂悲壮的民族未竟理想，同时作者忍受流血的疼痛，用一把铁丝棕毛刷来梳理本民族的污秽——身为一个曾迫害他人民族的蒙古人，并未因为遭受过大屠杀而清白无辜，享有「政治正确」、「普世道德」的赦免权。”杨海英“自揭伤疤”的勇气，堪比犹太裔思想家汉娜•鄂兰。汉娜•鄂兰身为深受犹太同胞爱戴的知识界领袖，且曾担任「犹太复兴委员会」领导工作，在採访艾希曼审判期间，因为道出了「牺牲者的能动性」，即揭露二战时期欧洲各犹太社群与纳粹合作的事实，几乎成了犹太社会的「贱民」和「弃儿」。许多犹太知识精英都因此与她绝交，恰巧说明自民族被屠杀的历史，在前所未有图腾化的同时，成为禁忌丛生的领域。
杨海英经历了比汉娜•鄂兰更艰钜的“三重背叛”：出身于中国统治下的南蒙古鄂尔多斯草原，却拒绝“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是为“一重背叛”；一九八九年，经历了六四屠杀的衝击，放弃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的教职，赴日本留学，又归化爲日本籍，是爲“二重背叛”；在种族上坚持蒙古族认同，却又将那段幽暗的民族史曝光于天下，是爲“三重背叛”。儘管“世人皆欲杀”，但本书译者吉普呼兰在〈译者记〉中向其表示感谢与钦佩之情：「对于蒙古人而言，杨海英发出了他们一直不敢发出的声音，道出了他们至今不敢讲的历史和现实的真相。」杨海英超越了特定群体之历史禁忌，将蒙受的苦难赋予更广阔的人类记忆内涵，在精神上遏制了黑暗与黑暗对峙、仇恨与仇恨循环的可能。
如何摆脱受害者与加害者两种身份的盘根错节、犬牙交错、苦痛与耻辱的煎熬？从蒙古族的“五重悲剧”和杨海英个人的“三重背叛”中，或许可以找到一把浴火重生的钥匙。
2018年3月2日星期五
中国国务院秘书长杨晶被降级撤职
报导指出，杨晶“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廉洁纪律，长期与不法企业主、不法社会人员不当交往，为对方利用其职务影响实施违法行为、谋取巨额私利提供便利条件，其亲属收受对方财物。”
报导特别提到，在审查中，杨晶“能够认错、悔错”。
杨晶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人，生于1953年，曾在内蒙古任职逾30年，早年曾任内蒙古共青团书记，后历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自治区区政府主席等职，再进京出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跻身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副国级官员，次年兼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成为国务院“大管家”，并兼国家行政学院院长。期间，掌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分别是刘云山和李克强。
在十九大上，64岁的杨晶未到退休年龄，但他不仅没有进入政治局，还不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更落选中共中央委员。有关他落马的传言由此开始传出。
香港《东方日报》说，杨晶在内蒙古担任团委书记时便与令计划搭上关系；此外杨晶有生活作风问题，在内蒙期间与一位女子有染，遭到该女子亲属持续举报。
自由亚洲刊发高新的评论文章称，杨晶和孙政才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段被调查，但杨晶的问题较轻，只是被届定为“比较单纯的个人问题”。
《明报》去年12月15日引述京城消息称，杨晶因涉“明天系”富商肖建华案，被免去职务，降为正处级，由家乡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一名副市长从北京接回。
不过，杨晶随后多次露面。
2017年12月15日杨晶陪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开亮相，接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打破落马传闻。
2017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央视报导画面显示，杨晶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与中共政协副主席沈跃跃和国务委员王勇坐位相邻。
中共新华社去年12月26日还曾报导，全国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6日在京召开，国务委员兼国家行政学院院长杨晶出席会议并讲话。其在讲话中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思想”，云云。
这次杨晶单独“露面”，显示其履职正常。当时曾猜测指杨晶或会任二线副国级职位政协副主席。
中共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23日，因“严重违纪问题”遭立案审查，被处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部级。有港媒援引消息称，杨晶倒台与去年被逮捕的高官白手套、富商肖建华案有关。
但因杨晶在接受审查的过程中“认错、悔错”，最终当局决定给予杨晶“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部长级”的处分。
资料显示，杨晶是内蒙古准格尔旗人，他的仕途也从内蒙古起步，曾在共青团系统历练。2004年，杨晶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2008年，他奉调入京，曾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2013年3月杨晶在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成为中共国务委员，并兼任中共国务院秘书长。
疑涉及中南海头号要案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杨晶倒台与去年被逮捕的富商肖建华案有关。肖建华被视为中共江派权贵集团的白手套、操盘手，2017年大年三十被北京当局由香港带回大陆。
事实上，早在去年11月，香港《明报》就曾引述消息人士爆料称，杨晶已被免去职务并降为正处级。
当时，谈及杨晶被处分的原因时，港媒爆料称，“明天系”实际控制人肖建华，2017年被北京当局派人从香港四季酒店带回大陆后，对其所涉及的案件“作了彻底交代”，其中有内容“涉及到杨晶”。
2018年2月，根据纽约时报报导，肖建华从香港四季酒店被人蒙头带走之后，他在北京公司的雇员有至少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已经笼罩在当局调查的阴影之下。这场大规模的行动被纽约时报描述为“中国实施自由市场近四十年来，对私人企业集团进行的范围最广的打压之一”。
而肖建华本人被外界公认为中共权贵的高级“白手套”之一，他涉及多宗经济大案，因此即使逃往香港多年，最终还是被北京当局派人将其带回中国大陆接受调查。
2017年2月9日，消息说，肖建华案已被定为中南海头号要案，肖建华掌控的“明天系”是最早为中共顶级利益集团捞钱洗钱的组织，涉及帮助江派洗钱、走资、掏空国库。
而“明天系”捞钱洗钱的数额庞大，怵目惊心。据消息人士透露，〝明天系〞在出事前可支配的资金曾高达8500亿元（人民币）。
此外，由于杨晶长期在共青团系统任职，也曾有港媒爆料说，杨在内蒙担任团委书记时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原主任令计划“搭上了关系”，其后杨晶的步步高升与此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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