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蒙古的王权和神权

土尔扈特部是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及额尔齐斯河中游以西一带，17世纪30年代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土尔扈特部在伏尔加河畔生活了一百四十多年，长期受沙俄侵略和奴役，远离故土，处境艰难。因此，他们的首领渥巴锡汗率领大多数部众历经艰险，于1771年返回了祖国。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土尔扈特东归。

土尔扈特东归后，清政府用治理蒙古民族的办法设立了盟旗来统治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的大小封建主在清廷册封下，保住了他们世袭的贵族地位，依然是土尔扈特人民的直接统治者。

十七世纪初，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或黄教）传入卫拉特蒙古以后，各大封建主都相继建立了寺庙。但是，喇嘛教真正更为深入卫拉特蒙古则是自清代制定的一项重要策略——即利用喇嘛教来抚驭蒙古民族，利用喇嘛教向蒙古人民宣传灌输封建迷信，愚民政策，使喇嘛教成为维护其封建专治统治地位和蒙古封建主特权阶级权益的有力工具。

蒙古民族和藏族虽然都信仰喇嘛教，喇嘛教也是从西藏传入蒙古地区的，但是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却不同。这是因为清政府一开始就实行了“以八旗制度治满州，以盟旗制度辖蒙族，以行省制度治汉人，以伯克制度治回疆，以政教制度驭藏，以土司制度对付藩邦”的政策。在蒙古民族中，世俗领袖和宗教领袖的职权范围是分明的，世俗的权力是高高凌架于宗教权力之上的。在1642年至1717年和硕特蒙古部统治西藏时期，世俗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固始汗和他的后人手中，而且这世俗权力是凌加于宗教权力之上的，DL喇嘛只是宗教领袖。“宗教权力真正巩固并逐渐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则是清代以来的事，西藏地方实行的是正教合一制度，西藏地方最高的掌权者DL喇嘛，既是宗教领袖，又是行政首脑”。

在土尔扈特南盟，宗教上层虽然可以参与重大决策，但从来不担任世俗职务。我们可以从土尔扈特汗王世袭情况来看看：“布彦乌力哲依图汗王有两个儿子，长子为公、布彦卓克图；次子为布彦巴达勒胡（托音喇嘛、罗布桑、其格若夫）。汗王布彦卓克图有四子：长子布彦孟库；次子托音喇嘛，罗增、才仁、确木盖力；四子为……”（托音指贵族出身的僧人）。这告诉我们，汗王布彦乌力哲依图（布彦孟库汗王的祖父），就是按照封建社会注重长子的惯例，留其长子布彦卓克图承袭汗位；让其次子为僧人。到了布彦卓克图承袭汗王时，他也是按照此惯例，留其长子布彦卓库承袭汗位，让次子为僧人。这些王公的目的是很显然的：一是为了让其两个儿子中的长子按着封建长子继承制持王权，让次子持宗教神权，两权互辅来强化他们家族的统治地位。二是为了防止儿子们之间为争夺王权而启争肇衅、滋生事端。

在当时，世俗的王权和宗教首领是蒙古封建社会的两个支柱，神权要依靠世俗统治者以树权威，并取得支持，而世俗统治者也需要宗教神权来神化现世，用它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来维护其统治。利用神权来强化政治统治，利用政权来巩固神权，让王权和神权互相配合，相辅相成，使两重权力结合起来巩固其统治地位。而不是像西藏那样一个统治者可以集王权与神权为一身。这是土尔扈特蒙古地区不同于西藏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土尔扈特蒙古一直延续着、遵循着这一制度。在土尔扈特历史上曾也有宗教领袖企图在土尔扈特衽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但是遭到了土尔扈特人的权力反对。《新疆地方志》

甘登寺，乌兰巴托信仰的中心

在乌兰巴托期间特意到了蒙古国最主要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甘登寺。甘登寺位于乌兰巴托市中心北偏西的地方，正好在一片山坡上。周围被一大片棚户区环围，坐朋友的车出行办事，好不容易看见了几幢乌兰巴托鲜见的“藏式”建筑，一问才知道就是甘登寺。

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受朋友之约，要了解一下蒙古国的宗教发展现状，当时就已经锁定了这座清朝时期建设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所以近在咫尺岂有不看之理，于是立马开车奔向目标，结果车却在一大片棚户里穿来穿去，沿着土路七拐八弯间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甘登寺的大门。

甘登寺坐北朝南，站在前面的广场向西南方向眺望，基本可以俯瞰乌兰巴托市中心的各式建筑。根据介绍得知，甘登寺始建于1664年，此后这里一直是整个外蒙古的佛教中心——它实际上由五座寺庙组成，是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由于最后四代哲布尊丹巴的府邸都设在这里，甘登寺又成为蒙古政教关系的见证者。

甘登寺为蒙古国目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现在为蒙古国佛教活动中心。根据资料统计，1921 年苏联控制外蒙古以后，无例外以革命的名义没收佛教寺院财产，摧毁庙宇，逮捕、镇压喇嘛并勒令还俗……给蒙古人的精神信仰以毁灭性打击。“苏联人想霸占蒙古，就首先要同化蒙古人，要先同化蒙古人，就要先消灭蒙古人的信仰——佛教！并且以共产主义无神论来同化我们！”我们陪同的蒙古国向导Elisa如是说。从向导Elisa的表情中不难看出现在的蒙古国人民对无神论这种意识形态非常的反感。但是随着国家渐渐脱离苏联阴影的封盖，传统正在恢复元气。在国家转型为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佛教很快就填补了蒙古国人的信仰真空。目前蒙古国每年一度的佛教祭祀活动，要由总统先生亲自到甘登寺主持仪式，甘登寺在蒙古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作为一个初次涉足蒙古国的中国人的我，见到甘登寺，感觉到很亲切，因为它主要的建筑明显带有熟悉的中国特色——飞檐翘角、红砖绿瓦，其间无不透露着汉藏特有的风度韵味，这在乌兰巴托这座日益俄罗斯化的城市里显得尤为珍贵。

站在鸽子纷飞的广场上，你依然会感受到岁月变迁的沧桑。甘登寺建设之时，蒙古国还是大清王朝的一部分，但是在岁月的长河中，在物是人非的动荡和社会激变的强力冲击下，现在甘登寺已经成为乌兰巴托甚至蒙古国不多的“中国”遗物而侥幸存在着。

环顾甘登寺，悯悯中始终觉得它与远在西藏的甘丹寺有某种联系，同为喇嘛庙，名字仅仅因为音译的缘故差一个字，在广场上看见很多虔诚的蒙古人在做着五体投地的礼拜……查阅甘丹寺才知道，位于拉萨达孜县境内的甘丹寺，与哲蚌寺、色拉寺合称西藏“三大寺”，合盛时期有近4000僧侣。甘丹寺建于大明永乐七年（1409年），是黄教六大寺中地位最特殊的一座寺庙，也是格鲁教派的祖寺，清世宗曾赐名为永寿寺——早于甘登寺六百多年的甘丹寺，它与甘登寺又有什么联系呢？自己在岁月的穿梭中疑窦重重。

虽然跟内地许多寺庙比起来，甘登寺并不十分精致和雄伟，至少建筑规模和工艺上跟它们不能同日而语，而且经过三百多年的风吹雨淋后，还显得斑驳老态，但是，在经过了长时期“革命”洗礼和文化冲击之后，甘登寺在乌兰巴托渐渐俄罗斯化的过程中却依然顽强地保持着它的传统步伐和韵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以自己的特有方式教化着人类，这在物欲横流、争权夺利的现实世界中已经相当的弥足珍贵。

http://www.mongol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27&extra=page%3D1

关于蒙古人的文化尊严和藏传佛教的一点浅显看法

蒙古利益在一个蒙古人心中无疑是第一位的。无论人们信仰的宗教是什么，都应该理智看待宗教在蒙古历史中的作用。信仰藏传佛教的人们，有信仰自己宗教的自由和权利，但要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避免把藏传佛教作为蒙古文化的唯一代表，把对它的宣扬凌驾于蒙古民族的文化利益之上；避免因为自己的信仰，贬低、排斥蒙古民族自身源远流长的原生信仰文化。伟大的蒙古民族，要拥有宽广的文化视野，要拥有自己的文化追求。这个世界有一个藏人就够了，蒙古人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藏人的复制和翻版。蒙古人的文化是丰富的、多元的，有自己原生的、独特的、进步的一面。而这个原生性、独特性、进步性，才是蒙古文化傲然屹立于人类文化之林，在人类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才是蒙古文化拥有自己独特价值，拥有与众不同魅力的根源所在。蒙古人有自己的人文历史传统，有自己的文化尊严，蒙古人应该尊重、保护、发扬自己原生的、独特的、先进的文化，客观理性地看待宗教和历史，在吸收在外来文化营养的同时，切不可丢失掉自己的宝贵本色。

http://www.mongol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442&extra=page%3D1

藏传佛教对蒙古人的危害

蒙古人在北元纯游牧时期,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度,表面上看封建主有无限权利~很专职,但是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并不是这样~如果你留心的话,你会发现蒙古皇帝,和各部首领几乎见不到什么"昏君",因为游牧部落时期,人民是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主人"的,如果你是暴君,那你的ALBAAT(人民)就会投奔给其他部落,时间长了~你也就破产了,这也就注定了草原上只有强者才有生存权的古老现象~其实这和现在的民主制度是很一致的~当时的竞选体制,不是投票~而是争取民心~争取人民,一方面可以通过战争,这种硬性手段,但主要还在与把持~军事民主制度下的游牧部落的人民是有很大自由权的~而且但凡蒙古有作为的领主们,都是有着相当号召力的~比如CHINGGIS HAAN其实最典型的例子,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成功,很其豁达的胸怀是有直接干系的~所以蒙古人在古代就心向自由~享受着那些HUJAA没有的"民主"~而黄教最初引入蒙古在一定程度上有定居文化的因素,比如说蒙古人退回了大草原~所以元朝的国教-佛教就直接被萨满教踢掉了,而阿拉坛汗把黄教引进蒙古时,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当时的土默特部落,并不是完全的游牧部落,其有初具规模的农耕业~而且根据明朝一些史料看,土莫特地区的不少地方都是半农半牧(所以在阿拉坛汗时期土默特成了蒙古第一大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农业对人口的正面影响,要知道在ALTAN汗时期土默特花甲40万~光打仗的就40 万人,这压倒性的人口优势,甚至能把大汗本部都逼走,甚至ALTAN汗,还从大汗那儿要挟了"汗"的称号~可知人口在游牧部落之间意味着实力~

ALTAN厉害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其农耕游牧结合后造成的人口优势,他还从西藏引进了黄教,高端一点的角度说,ALTAN汗并不是凭空而想就招来的黄教,而在于佛教形成时的主要教义,对封建统治者有着不言而愚的好处~比如根据佛教的教意你这辈子给王爷做牛做马做的好,下辈子你就能有好命,生成更好的东西~而崇尚自由,血气彪焊的的萨满教是没有这种封建社会腐朽的价值观的~在比如佛教的盛殿,奢华的佛像装饰更能张显,贵族的权势,换句话说对人民有更强的震慑力度~而萨满教无求于富贵,只畏自然的教义,没有那么阔气的外包装,也没有像其他宗教那样给贵族开"小差"的特权(所以堂堂大蒙古国国师阔阔出-全国的宗教核心,被大汗就那样做掉了,老百姓也不会把他上升到宗教的高度怎么样,但是你伊斯兰皇帝敢杀圣徒么?),很显然这些东西相对于撒满教来说能更好束缚自己的民众,而且大家可能有个误会,认为在altan汗不久蒙古各不就都信奉了黄教~事实上黄教真正深入到蒙古人里,并且逐渐强盛的时期是在满清中后期~在那之前尤其是北元末期虽然很多贵族都信奉了黄教但是普通群众们还是信仰萨满的,这点是有众多史料可以证明的,蒙古地方其实即使在北元末期,满清初期~虽然不少地方的贵族信奉黄教但是老百姓普遍还是信仰萨满,甚至相当部分的贵族也信奉萨满~比如说以嫩科尔沁为首的东蒙地区是在满清初期在那其妥耶活佛的游说下贵族们才逐渐信仰了佛教~

当时觉绝大部分的科尔沁部普通人都信仰萨满,甚至根据记载不少东蒙贵族对黄教还很反感,甚至有扎赖特贵族tsaganchuhur还公开对活佛出言不敬, huraltai上居然也没人出来劝阻一下,弄的气氛很尴尬~当然在往后由于奥巴支持那其脱耶活佛,尤其是2世那其拖耶活佛还用大锅活煮了科尔亲大部分 GEGEN级别以上的大萨满~才真正把萨满教风气压下去,不过即使如此,直到今天科尔沁东蒙地区,也有相当部分的人信仰萨满教~在说喀尔喀地区,根据蒙藏院的记载都到了1687年,仅从喀尔喀图谢图部收缴到的萨满教器具,普通人家里供逢的ONGON~就多达40多万~萨满神服5万多件,器具都多到数不过来 。卫拉特地区虽然佛教的影响很巨大,但在16世纪末期以前几乎所有的卫拉特人都是信仰萨满~后来黄教在卫拉特联盟的兴起和其逐渐吞并了很多绿洲城镇也有干系~从这些资料可知,萨满教整整推出历史舞台的时间不是在北元而是在满清时期~而且黄教后来在蒙古的崇高地位和满清实行的对蒙政策是有直接关系的~康锡说建一做喇嘛庙,抵掉1万蒙古铁旗,不过这还不是最狠的地方~为什么在历史上几乎蒙古人从来不被异族统治(何况那些种地的),就是因为蒙古人是游牧部落,实行的军事游牧制度,迁徙范围,所左右的空间都使得其他民族乃何不了蒙古人~而满清在蒙区实行盟旗制度,取代传统的部落制(军事民主制)~这样蒙古王公们都分好了地,这样谁也逃不掉~而且蒙旗之间虽然挨在一起但几呼是谢绝互相来往的,这点是有着严格的限制的~从而分化蒙古各部~当然这里最狠的招就是盖大庙~ 一方面大力发展喇嘛教对满人的好处显而易见~

现在的蒙古喇嘛庙几乎都是满清时期修建的~而且你不想建都不行~人家还有掏钱给你建~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削弱蒙古人口(实力),额尔多斯清初40万部众, 300年后清朝灭亡,人口非但没长还变成了4万人,300年里少了10倍的人!这里最重要的是盖了庙蒙古人就不能逃了~以前汉人远征军打蒙古人时,蒙古人到处迂回,让其无法追到主力~在草原上岂能是蒙古人的对手.但是现在给你盖了庙~虽然你蒙古人养马,但是大部分男人都进庙当喇嘛了~剩下的那些人养的马也不够所有的蒙古人用了~想逃没处逃~地也都分了~而且还会加快蒙古人的定居化~比如蒙古人的很多城市都是在大庙的旁边~甚至可以说在庙会和大盛魁做买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另一方面对蒙古贵族来说这也是有利的,首先萨满教有血祭的传统(hartahilag),一次血祭要杀掉的牲畜就大到惊人,而这样做到头来对贵族对老百姓都不好,而佛教就没这个麻烦~其次刚才说了佛教的教义可以利用起来在思想上奴役自己的属民~所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萨满教和蒙古民族就成了两者之间的牺牲品~所以蒙区的喇嘛教后来严重"畸形"化了~所以咱们内外蒙有这么多庙,有那么多活佛,而你看不在满清统治下的卡尔美克蒙古人,他们可不是10个男人7个当LAMA,而是只有少部分人当LAMA,而且刚刚够用,他们也没那么多定居建筑~他们的庙基本就是蒙古包,跟着OTOR一块儿走~所以我的观点是蒙区的佛教的发展史,到后来就谈不上蒙古人如何了~而是满清政府的国策~你不想都不行~所以萨满教的销声匿迹和真正的衰败很大程度上是满人的统治政策造成的~

http://www.mongol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96&extra=page%3D1

中国唯一用蒙古语念经的寺庙~读后感

梅日更寺是一座具有三百年历史的古刹，现位于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西30公里处。初建于18世纪初叶，原为乌兰察布盟乌拉特公旗的旗属寺院。从建寺开始，就特别关注佛教的蒙古化，试图创新藏传佛教，形成新型佛教，也就是蒙古佛教。建寺以来，坚持使用蒙古语诵经（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绝大部分的蒙古寺院在诵经中使用藏语而不是蒙古语，此寺是最早使用蒙古语诵经并见坚持至今的寺院），对藏传佛教的蒙古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梅日更寺的建庙及其蒙古化寺院文化的形成，与蒙古佛教的一位重要高僧乃济托音（1557-1653年）活佛一世有直接关系。

一世乃济托音活佛原名阿必达，1557年出生于蒙古土尔扈特部封建主阿尤喜汗家族，为阿尤喜汗叔父穆尔根比拉之子。他不顾家族反对，独自到西藏扎什伦布寺，拜三世班禅活佛罗僧丹珠为师，接受了“格斯勒戒”，经过长期的学习，他精通了佛教各种教义教理。据《乃济托音传》，大约1592年他来到土默特部呼和浩特，在大青山阿巴嘎哈儿洞、东喇嘛洞修行坐禅共约25年。于1629年左右带领弟子，从呼和浩特地区奔往东部科尔沁地区传教弘法，通过有效的传教方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被尊称为“额齐格·博格达”（圣父）喇嘛，他不仅严厉镇压了博教而且成功地改变了大部分科尔沁部人的信仰，使得他们皈依佛门。由于乃济托音的威望不断增加，势力不断增长，加上他是使用蒙古语诵经[⑥]和传教的重要缘由，引起了清廷官员和一些高僧注意。锡勒图库仑的第三任扎萨克达喇嘛西扎布衮如克认为佛经只有以藏语念诵方能得道，为了反对乃济托音的蒙古语化的诵经形式。他向清廷状告乃济托音，官司以乃济托音失败告终，清廷勒令他离开科尔沁部，不得在此传教，并将其弟子的一部分归于锡勒图库仑，一部分则被分派到各旗寺院。事实上分散了乃济托音的力量，同时也停止了由乃济托音创行并初具规模的蒙古语诵经形式。这是藏传佛教的传统力量勾结清廷，限制和制止蒙古地区寺院对佛教进行蒙古化行为的阴谋。

乃济托音离开科尔沁地区回到了呼和浩特，1653年圆寂。之后，其大弟子禅师汀瓦应乌拉特公旗第五任扎萨克公王之邀请，任此旗新建“梅日更寺”主持大喇嘛，成为了该寺第一世活佛梅日更葛根。梅日更葛根活佛系统共转世八世。历代活佛继承了对藏传佛教进行蒙古化的传统，坚持使用蒙古语诵经以及佛教的蒙古化变革。受梅日更寺的影响，乌拉特公旗所有寺院后来在诵经仪式中全部使用了蒙古语念诵。[⑦]

由于乌拉特公旗与锡勒图库仑相隔较远，梅日更寺的高僧活佛们有了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佛事活动。梅日更葛根一世在与毕力衮达赖、本寺第一任经师乌古仑达赖两位高僧的共同努力下，将主要的佛教经典翻译完毕，基本实现了梅日更寺蒙古语念诵的最初形式。在梅日更葛根二世丹金扎木苏（？—1716年）主持时期，丹金扎木苏葛根同本寺两位经师、翻译家乌古伦达赖和诺门达赖一起将所有的佛教经籍（含曾经翻译过的部分经典）翻译成蒙古文并由本寺院制版印刷，为日后梅日更寺蒙古语诵经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努力，蒙古语诵经形式在这一时期基本得到了巩固。[⑧]

由乃济托音一世创建的蒙古语诵经，经过一世、二世梅日更葛根时期的发展，基本形成了有别于原藏语诵经的新的诵经形式，并且形成一定规模。从乃济托音到梅日更葛根二世的一百来年是蒙古语诵经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藏传佛教逐步蒙古化的一个主要时期，蒙古语诵经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巩固。这一阶段的蒙古语诵经方法被称为是“旧诵经法”，“旧诵经法”的主要特征是：经文的翻译过多地局限于原文词句，逐字逐句的机械翻译造成了译文接近于长篇文章的形式而欠缺诗律特征，诵经韵调基本运用原有的诵经韵调，经文与曲调的不协调，未形成适合与蒙古语经文的具有相对独立特点的诵经韵调[⑨]。

这一阶段的蒙古语诵经是处在对原经典诵经的语言文字的翻译唱诵，还没有更多地触及到诵经韵调以及其它问题。“旧诵经法”虽然有不足之处，但在它的形成过程当中基本完成了原经典的翻译，并且将之运用到了实际的诵经仪式中，实现了蒙古语诵经仪式的初期模式，为以后的发展、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新诵经法”的产生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蒙古语诵经的完善是在梅日更葛根三世时期。梅日更葛根三世罗桑丹毕坚赞（1717-66）是18世纪蒙古佛教乃至在整个蒙古历史当中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地道的宗教人士并且还是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精通蒙古文、梵文、藏文、满文和汉文，除了翻译、编着大量的经文以及世俗诗词、歌曲之外，还着有《黄金史》《梅日更葛根医方》《阴山药物》等重要历史专著和医学论著。并与经师诺门达赖合作，在原有佛经译文的基础上，对照梵文经典和藏文经典重新翻译编创了蒙古文经典，将所有的经文统一为具有严格格律的诗歌形式，并重新创作、配置了诵经韵调和诵经律动模式，使得蒙古语诵经更加符合蒙古语言的特点以及更富有蒙古文化特征，经过创新后的诵经方法被称为“新诵经法”。通过梅日更葛根三世时期的创新，蒙古语诵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无论在译文的格律、经文与韵调的结合，还是在诵经仪式的程序方面均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蒙古语诵经到了这时期基本得以定型，在之后的运用当中虽有一些变化但未触及根本特质。

由于各种原因，蒙古语诵经形式的发展不仅宗教人士反对，清朝政府采取的也是不赞同态度。但是在梅日更寺几代活佛高僧的不懈努力下，得到了内蒙古地区佛教领袖三世章嘉活佛业喜丹必扎拉桑（1787-1846）的认可，[⑩]这也代表了清朝政府的默认。

除了对诵经仪式进行蒙古化之外，梅日更寺在其它领域也进行了相应变革，如罗桑丹毕坚赞根据博教经文撰写了《伊孙苏力德腾格里音桑》《圣祖成吉思汗桑》《风马桑》《白老翁桑》等大量的仪轨经文，使用于各类佛教仪式中；经师诺门达赖根据“羌姆”乐舞编创了富于蒙古特色的“查玛”乐舞，开创了梅日更寺蒙古“查玛”乐舞的跳跃仪式，罗桑丹毕坚赞依据本寺“查玛”乐舞，1750年编写了《钻石鬘》一文阐述了蒙古“查玛”乐舞的表演意义和详细的表演步骤等。
梅日更寺经过几代僧侣的经营，在藏传佛教的蒙古化进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不仅彻底实现了蒙古语化的经文念诵，而在其它诸多方面也完成了蒙古化。以梅日更寺为代表的蒙古喇嘛寺院不仅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被本土文化涵化的典型特例，也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里程中逐步完成蒙古化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几百年来藏传佛教的传播并不是单一的、机械的一种文化传播、文化移植，而是与蒙古文化相互涵化整合的过程，也是蒙古化的一个过程。藏传佛教的蒙古化不仅体现于它对蒙古文化特质的长期的、一贯的汲取上，其实从它的第一次踏上力争“佛化蒙古”的艰难历程时就已经开始了它的“蒙古化”。
-------------------------------------------------------------
跟贴：
不知道从何时起，在蒙古族年轻人当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潮，就是----藏传佛教使我们弱化，使我们丧失了斗志，使我们人口减少·····等等等等，总之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替罪羊，藏传佛教。

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对藏传佛教报以不屑的态度，所以我苦口婆心的给讲大家摆事实讲道理，说了无数遍。

有个人拿着一把刀子去捅了你，让你身负重伤，你不去怪捅你的人而且怪那把锋利的刀子，你找遍所有刀子不好的借口，可你忘了，刀子不仅能让别人伤害你，你还可以用刀子保护自己。你要怪就去怪那个用刀子捅你的人，他才是罪魁祸首。

想想，刀子是什么？谁捅了你？为什么捅你？别忘了，藏人长久以来用藏传佛教来维持本民族文化的延续，而蒙古人呢？在你对藏传佛教嗤之以鼻的时候，知道家族的敖包每年都是有僧人来主管祭祀的吗？倔强的蒙古孩子们，你们知道每年的白月是僧人在做法式祈求一年的吉祥吗？倔强的蒙古孩子们，你们知道燃灯节时家人们点起的酥油灯有什么含义吗？倔强的蒙古孩子们，你们知道在你满月时是由僧人做法事起的名字吗？倔强的蒙古孩子们，你们知道你剪发礼的时候得到过僧人的祝福吗？倔强的蒙古孩子们，你们知道亲人死了是由僧人们念经送他们上路的吗？

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有人会继续怀着对藏传佛教的恨，来无视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印藏文化的痕迹。

说回这个寺庙，读过前面的文章不免唏嘘一番。之前我说过，藏人之所以能依靠藏传佛教来发扬其文化，因为他们的佛经都是藏文，他们所学的知识也是藏语传授，他们完全能领悟佛经的博大精深。而蒙古人，确确实实的被玩了。以前看过一个这样的事情，记者采访一位阿拉善的老僧人，老僧人从小出家，念了一辈子经了，当记者问他经文的含义时，老僧人一概不知。看的我很震惊~~这个寺庙为什么成为唯一念蒙古经文的寺庙？为什么还有各种势力的百般阻挠？想想就知道，这就是愚民政策。让蒙古人天天念经只知道藏传佛教的皮毛，不知其深厚的含义，不了解其知识背景····除了个别深谙藏文藏语的蒙古喇嘛外或者除了个别去藏区深入学习过的喇嘛外，蒙古化的佛教对广大蒙民来说还停留在启蒙阶段·····

藏传佛教最大的受众就是藏人和蒙古人，经过3CP的洗脑喀尔喀人又投入藏传佛教的怀抱，经过3CP流放卡尔梅克人，通过藏传佛教在欧洲传承着文化·····       写于09年7月
----------------------------------------------------
跟贴：
在虔信的西藏教权主义的侵蚀下，很快丧失了勇武之气。先前，这种佛教曾把唐朝的凶悍的吐蕃人塑造成宗喀巴的梦想的奇迹创造者，如今，近代蒙古人却从新宗教中一无所获，更加衰落下去，因为他们缺乏任何富于哲理性的品质，只会陷于偏执和教权主义的泥淖。
看上去他们突然停下了征伐脚步，安于驯服的惰性，除了一心服侍喇嘛，无所用心，忘记了15世纪末他们还在做着重现成吉思汗史诗的梦想。…他们已经抛弃了世界征服者及其伟大的光荣，他们只梦想着征服灵魂。 ------格鲁塞《草原帝国》
------------------------------------------------
跟贴：
汉族人一般把政治上的失败归结于女人（苏妲己、褒姒、西施、貂蝉、杨玉环、陈圆圆等等等等），认为是女人的魅惑使得君主失去判断力，女人是红颜祸水。一个民族居然把自己的失败归结到一个一直被打压、无力为自己申辩的弱势群体身上，已经够无耻了。
现在我们不去考虑自身的缺陷和历史政治原因，把自身的衰落和分裂归结为宗教的原因，这就像把自己的犯罪归结为钱的诱惑一样，让一个没有申辩机会的物体来承担自己的无能。
我现在想起科尔沁夫的《丑陋的蒙古人》里面对于我们有些性格方面的劣根性的描述。我们从600多年前再就没有团结过一直到近现代，所以我们不断被人利用，削弱，我们积贫积弱到现在，我们快要淡出世界舞台了，但是我们却还在怪罪一种宗教，认为是宗教让我们成为了现在这样子。
这种宗教已经是我们不能分割的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要想强盛只能找自身原因，寻找我们民族性格里的不足。试图通过外部的宗教因素来解决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

http://www.mongol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59&extra=page%3D1

中共党庆90年之际，蒙古自联党成员7月2日在东京中共使馆前的抗议照片

中共对少数民族的镇压

中共中共夺取政权后，开始了对少数民族也就是蒙古族的镇压迫害及邪恶的侵权丑事．中共破坏了内蒙古草原，破坏草原的罪魁恶首是中共当局。有名的内蒙古草原已成沙漠，生态环境严重破坏，长期忽视自然条件和蒙古人的生存环境大量移民汉族到内蒙古开坑导致了草原生态的严重破坏。中共大汉族主义民族同化政策使蒙古人失去他们的民族文化，如今内蒙古的蒙古文化到了灭完的边缘。中共通过大量移民汉族移民，使当地原住民（蒙古族）在经济和文化上受到汉族的支配，失去主体民族的地位和权利。中共移民大量汉族到内蒙古，50 年间杀尽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大多数珍贵野生动物已绝种，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面临着绝种的危机。这也是导致内蒙古生态失去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被破坏了祖祖辈辈视为比生命还宝贵的自然是上个世纪蒙古人最大的悲哀之一。

今天，我们要求当局尊重牧民基本人权，保护草原生态。“不要金钱，要尊严”强烈抗议当局侵犯牧民权益。消灭蒙古族，消灭蒙古文化的，是违背联合国宣章和国际公约的民族灭绝行为．蒙古人民是永远不会被邪恶力量屈服的！（鞠洪智)

http://www.fdc89.jp/news.asp?newsid=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