衫山正明：蒙古自由主义 颠覆世界史的蒙古

忽必烈于1276年以几乎毫无损伤的方式接收了由南宋王朝控制了约一百六十年之久的江南。这个转折给中华及世界带来了极大变化。通过蒙古与忽必烈这两个阶段，中国发生了从“小中国”到“大中国”的巨大转型。这个变化的意义之大，多次强调也不为过，因为“中国”的范围从根底上发生了改变。

将元代中国定位在中国史及世界史之间，有关看待元代中国之视线的兴味及难处，部分便来自于这个“之间”的定位。

文 | [日]衫山正明

蒙古作为超广域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来支配面积超过现在中华地区全境的亚洲东方的时代，有关元代的看法和评价，可以说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无论日本、中国还是欧美各学界，都是如此。不只如此，能够注意到的还有，在欧美学者中，出现了一种将这个时代自由开阔且富于理性的社会风潮与文化状态命名为“蒙古自由主义”并给予极高评价的意向。这种看法与过去完全相反。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和过去大大不同的认知与看法，仍然混同着过去的看法，以多样的振幅摆荡。

一、蒙古帝国与大元汗国——欧亚大交流的时代

首先，就让我们回顾从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为止的历史概况吧。
十三世纪初，在其后以之命名的蒙古高原这片内陆草原的角落，一支名为蒙古的游牧民联合体几近突然地诞生了。这是一切的开端。

这个以蒙古语称作“Yeqe Mongγol Ulus”，也就是“大蒙古国”的新兴国家，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在欧亚东西侧急速地扩张。首先是从满洲（Manchuria）控制中国北方的女真族王朝即金帝国被打倒。接着，在从中亚到中东一带称霸的突厥系伊斯兰王朝即花剌子模沙王朝（Khwārazm Shāh）也被打倒。成吉思汗本人于1227年逝世，但横跨东西的大版图的帝国形状，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便已经开始萌芽了。

相继进行的对外征伐，由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继承下来。到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已成为一个东起朝鲜半岛、日本海，西及俄罗斯、乌克兰、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伊拉克的大帝国。在这个时间点上，蒙古已经达成了史上的最大版图，成为一个涵盖各色人种的多种族混合国家，而且其发展并未就此止步。这个帝国，经由成吉思汗的孙辈忽必烈历时五年的帝位继承战争（1260—1264）成为代表全蒙古的大可汗后，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

具体而言，就是忽必烈于1276年以几乎毫无损伤的方式接收了由南宋王朝控制了约一百六十年之久的江南（长江以南之地）。这个转折给中华及世界带来了极大变化。

首先，这个转折在中华地区实现了南北的再统合。从姑且算是中华一统时代的唐朝覆亡（907）后开始算起，或是回溯到三世纪半之前，从唐朝发生了使其丧失实质统一状态的安史之乱（755—763）算起的话，南北统合竟已暌违五百年之久。而且，不单只是南北统合，尽管有直接或间接之别，连云南、大理、贵州（贵州地方在蒙古语中音读“奇头叩尔”即鬼国之意，到了明代美化为同音异字的“贵”），包括西藏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到“中国”圈内。这是与从唐朝到蒙古这段漫长岁月间，若以中华式名称称之，则为辽、五代、北宋、金、南宋、西夏等先后交替并立、兴亡、分裂、多极化及缩小的“中国”完全不同的新局面，其面积之广也前所未有。也就是说，一条迈向崭新巨大中华的道路从此开启了。

并且，最重要的莫过于忽必烈在蒙古全境中亲自领有的亚洲东方，在自过去以来以戈壁以北的外蒙草原为根据地的体制中，开始将内蒙草原及华北作为新的“国之根基”，推动接合草原世界与农耕世界的新型国家建设，从此推动了欧亚世界史的两道洪流在此汇集，贯穿历史的基本结构自此从根本上产生了巨大的改变。顺带一提，在明代、清代以及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皆是首都的北京，其前身乃此时作为忽必烈治下的世界帝都，是耗时二十余年营造的大都。其实，天津的前身直沽，甚至是上海，也都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崭露头角的。

要言之，现在我们所认知理解的“中国”这片大疆域，乃源自明清两代前，即忽必烈以后的元代。通过蒙古与忽必烈这两个阶段，中国发生了从“小中国”到“大中国”的巨大转型。这个变化的意义之大，多次强调也不为过，因为“中国”的范围从根底上发生了改变。

回头来看，名实相符的“小国”北宋，或是甚至只有其一半的南宋自不待言，就连非汉族王朝，但也兼有许多中华要素的多种族国家辽、金、西夏等，不论在气度还是内涵上，皆与蒙古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与此同时，若要谈论这个重生为“大中国”的“中国”，吾人仍不能忘记，她虽然继承了长久以来在这片大地上开展的多样历史、地域、社会、文化，并将之吸纳进来，但仍可说处于初生的模糊状态，大致仍在混沌之中。

另一方面，世界又如何呢？忽必烈在取得淮河以南的中国南方以及南宋这个国家及社会体制后，以此为起点，开始向海洋进发。出现在草原世界的游牧民国家，在成为一个多种族的混血陆上世界帝国后，又吸收了中华世界，甚至摸索了通往海上帝国的道路。对日本进行的两次征伐、向东南亚各地派遣的海洋军队，也可归于此一脉络。在军事进攻方面的海洋发展，未必是成功的。不过，忽必烈政权拥有了史上前所未有之大舰队、展开了以穆斯林商人为主轴的国际通商，并在自由经济政策之下陆续与东南亚及印度次大陆各国缔结了友好关系，到1287年，这些工作便已完成。笔者无法理解，这一点为何在过去几乎都被抹杀了。由此，十三世纪末，从东海经印度洋到中东的海上通路整体，便在和平状态下掌握于蒙古手中，人类史上首次围绕着欧亚陆海循环的交通网于是形成。

与这样的动向并进，蒙古帝国或许因为巨大化的必然结果，本身也被迫要面临转型。如前所述，肇因于帝位继承战争，蒙古从以继承大可汗之位的忽必烈及其血胤直接统率的宗主国“大元汗国”为中心，分立为西北欧亚的钦察汗国（通称金帐汗国，或克普恰克汗国）、中东一带的旭烈兀汗国（通称伊儿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等规模之大足以称作帝国的蒙古国家，变身为一个整体而言松散又多元复合的蒙古世界联邦。此外，蒙古也因为自身的多极化，使得过去那般令人惊异的军事扩张浪潮逐渐消退，反而以控制了拥有当时世界最多人口和最高经济力之中华地区的大元汗国为推进力，整体转向了以国际协调和经济优先为主的和平路线。如此，到了十四世纪，人与物资的东西方大交流使用了上述那个蒙古以政府资金来维持的欧亚循环路径而有所进展，出现了一个史上空前的、以蒙古为中心、欧亚及北非各地松散围绕却合而为一的局面。

至此为止，人类的历史终于具有了一个不是部分历史之间的拼贴凑合，而是形象完整的整体，即便它仍有些模糊。具体来说，世界史从这里开始清楚地走上了一条名实相符的世界史道路。

蒙古帝国和大元汗国的双重结构，然后是欧亚大交流的时代，这便是当时围绕着元代中国的大时代情境。

二、围绕着元代中国的两种角度

中国史上一般以“元朝”为名的这个政权，如前所述乃指“大元汗国”，其正式名称为“Dai-ö Yeqe Mongγol Ulus”，也就是在成吉思汗以来的固有国名“大蒙古国”上，再加上“大元”一词。

所谓“大元”，是取自中国经书之一《易经》中的“大哉乾元”。所谓“乾元”，意指“宇宙、万物之源”，从中可以窥见忽必烈在蒙古帝国的架构之上，将亲手实现了再统合的“中国”置于新国家构想的主轴位置的想法，其目标在于同时承继以蒙古为顶点的游牧国家传统以及历代中华王朝所累积下来的遗产，集两者而成万物“大元”之国家。这既非纯粹的蒙古国家，亦非原来的中华王朝。就这点来说，在此尽可能地避免使用“元朝”这个因袭古老中华王朝史观、离真实既远又易生误解的通称。

以上所述姑且搁下不谈，大元汗国一方面是跨国性的超大“世界联邦”宗主国之蒙古国家，另一方面又确实是暌违已久的统一的中华政权的这个两重性，毫无疑问是通观元代中国时的重点。

例如，若从历史研究的面向来思索元代中国的话，将会有两个较大的角度。一个当然是自中国史脉络来掌握的角度。因为这个角度固定在中国这个地点来追寻“时光”流动，所以能够说是一个注视历史“纵轴”的角度。如此一来，有关元代的事物，在中国史整体之中不管怎么看都容易作“奇怪”“变异”“特殊”等理解，而且这里被提起的话题，也容易倾向传统与断绝、持续与新奇这些对照面上。

另一个是将之作为世界史上的重要时期，或是划时代性时期加以把握的立场。如前所述，人类的历史到了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时代，首次具有了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性质。就历史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姑且固定了十三、十四世纪的时间跨度，环顾欧亚与北非全境的角度。近年，特别是日本所提倡的“蒙古时代”这个说法便属此类，可与“大航海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等世界史上的特定时代并列。或许可称之为超越了历史的共时性或是地域及文明圈框架来编织“横轴”的研究。

这两个角度，各自不同又彼此相关。人类在现实中的动态，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历史，本来就是没有障壁的，这个时代更是如此，有各色人物、物资、思考、技术、文化以欧亚规模流动、往来，是一个真正没有边界的时代。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言以蔽之，中国史与世界史是叠印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元代是中国史上转型为“大中国”的划时代的时期，是过去那些复杂、多样的步伐或要素缤纷交融、并存的“燕麦粥状态”；另一方面，它又是名为“蒙古时代”的这个“世界史时代”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中国”以外的其他世界的人或物的流入与刺激当然是不断且广泛的。诚然，受到影响或刺激的不只是“中国”，“中国”也对其他世界造成了许多影响或刺激。所谓的文化接触，本来就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

换句话说，在涉及元代中国的事物之中，有不少时候是“中国”与“世界”要素的彼此纠合。当然也有些时候是只以“中国”架构便可解释的。不过，若是太过深信只有“中国”这个架构，将造成偏颇与遗漏。有一些现象乍见之下似乎可单以“中国”来解释概括，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尤其是在谈论文化或美术的时候。叫人吃惊的是，毋宁说当我们在眺望这个时代的“世界”时，中华、中亚及中东，然后是进入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皆超乎意料地显示出了文化或美术的“共鸣现象”。此一“共鸣现象”所及之处，大至“时代的偏好”，小至每一件美术作品。在蒙古时代，欧亚世界的交流状况的确良好，“中国”也完全不在例外。

将元代中国定位在中国史及世界史之间，是否恰当呢？有关看待元代中国之视线的兴味及难处，部分便来自于这个“之间”的定位。

三、“混一”的中华与世界

这里想再谈一点与围绕元代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关的话题，那就是元代中国本身的视线。

只要看看记载于元代的汉文著作与记录，便可留意到这个时代的一种独特用语，那就是“混一”这个修辞。究其意，乃如字面所述是指“浑然一体”的状态。那么，“浑然一体”所指为何？那和出现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究竟有关还是无关呢？

最一目了然的，便是地图。历史上有一幅在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早期的1402年，于朝鲜半岛以元代制成的两种“原图”为基础制成的地图。这幅地图被视作亚洲东方首次出现的“世界图”，其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当然，由于这幅地图完全是中国、朝鲜本位观点的地图，其中中华地区及朝鲜半岛被画得较为夸大，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地图标题中之所以有“历代国都”的字样，是因为它记载了历代中华王朝至元代为止的所有国都。可是，仔细一看，有关中华地区所详细记载的所有地名，皆与元代由路、府、州、县所构成的行政区划名称相同。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说这是一幅在元代当时的“现势地图”中添加了过去王朝首都的地图。

另一方面，遍览全图便能了解，其所记载的地域范围远远超过中华及朝鲜。被画得稍小的日本列岛不用说，它北起蒙古高原、满洲，南至东南亚及印度洋，西经中亚到中东，并且似乎广及欧洲边缘。至于地图西边，突出于印度洋中，大小两座形状奇妙、看似半岛的陆块，东侧较小的是阿拉伯半岛，西边较大者则是非洲。若与现在我们熟知的地图相较，大地形状虽然颇多谬误，但至少无法否定，那东、南、西三方有海环绕的陆地形状，所指的就是欧亚大陆及非洲。

此外，地图名称的开头是“混一疆理”，意为“浑然一体的疆域”。究竟是什么“浑然一体”？首先当然是暌违三世纪半完成南北统一、再度合而为一的中华。不过，正如这幅地图的辽阔程度所示，其意涵无疑亦是包括中华与非中华地区的“混一”的。在此，所谓的“混一”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世界”之语极为近似。造成此一状态的，当然是蒙古。

要言之，《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乃是一幅一方面显示出蒙古时代扩大到欧亚规模的巨大空间，一方面又将往昔历史过程的这个时间长流浓缩于一幅图中来呈现之历史文献。而且，不可忽视地，它还有“这样的空间与时间感，在元代中国绝对非属罕见”的特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与此图相关联的图案与叙述，在元代中后期出版的《事林广记》或《圣朝混一方舆胜览》等书籍中亦历历可见。总而言之，所谓的“混一”，堪称是象征着欧亚这个“世界”、名副其实地成为无边界开放空间的一个新时代语汇。并且，它在关注元代中国时，应成为重要的关键词汇之一。

带一提，除此之外便没有这样一幅显示出蒙古时代偌大疆域的地图了吗？其实，若将目光转向欧亚西边的欧洲，便可发现一幅有名的《世界图》。那就是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加泰罗尼亚（Catalana）地图》。它以八幅纵长的图构成，西自大西洋、不列颠岛、爱尔兰岛起，经北非、中东、印度次大陆、印度洋、东南亚，东达中国。从当时被称作“罗斯”（Rus’）的俄罗斯或黑海、里海，甚至到蒙古时代欧洲基督教世界亦有相当多的信息传播过来的广大中央欧亚内陆世界，亦描绘在内。有关东方，过去由于单纯的深信不疑，被认为是根据马可·波罗的游记所绘，然而其实并非如此，其中藏有重大的关键。《加泰罗尼亚地图》于1375年制成，即大元汗国丧失中国大陆的1368年之后的这一点，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似，然而在地图中信息的详细程度及地形的正确程度等点上，当然是愈到东方便愈显暧昧及粗略。

一边是以中华地区及朝鲜半岛为中心，详绘出东方地理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另一边是以欧洲及地中海地区为中心，仔细呈现西方地理的《加泰罗尼亚地图》。尽管其形成的情况背景各异，但在将欧亚这片巨大土地收入视野的特征上是共通的。作为东西方皆不得不意识到彼此的一个视角象征，这正是蒙古时代的产物。

四、图画所述说的东西交流

接下来，本节将谈论如实显示“欧亚新时代”造访东西方两世界的两个话题。
谈到伊斯兰中东地区的绘画，谁都会想起知名的泥金装饰手抄本（法文： miniature；英文：illuminated manuscript）。然而，在七世纪，伊斯兰出现之后，绘画的传统便几乎从中东消失了，那是因为伊斯兰排斥偶像崇拜所致。泥金装饰手抄本所代表的绘画，其复活实际上始自蒙古时代。蒙古经中亚来到中东地区，消灭了伊斯兰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教派王国及占据巴格达的逊尼派阿拔斯王朝这两大势力，在使伊斯兰中东历史发生激变的同时，也给人心带来了摆脱伊斯兰桎梏的效果。在泥金装饰手抄本的花朵以伊朗一带蒙古政权旭烈兀汗国为中心盛开的背景中，我们不可忽略在蒙古宫廷文化存在的同时，还有伊斯兰概念的相对化所带来的自由精神气息。

众所周知，在蒙古时代的泥金装饰手抄本中，能够看到来自中国绘画的强烈影响。始于山川草木或流动云朵的画法，遍及绘画的主题与构图各点。相关事例不胜枚举。例如作为蒙古“正史”、堪称空前“世界史”的波斯文历史书《史集》中，可以大量地看到这些泥金装饰手抄本。旭烈兀汗国的宰相拉施德·哀丁以编纂长官身份作为国家事业的一环来编制的《史集》，就某些面向来看其意旨便为“由图画来看历史”。《史集》的编纂人员中，有相当人数是“希泰”（itāy）即来自中华的学者。原本，作为重要的信息提供者而明文记载的“Bolad Chingsang”，便是大元汗国派至伊朗的蒙古高官孛罗丞相(其名的后半“Chingsang”，即为汉语的“丞相”之意）。中华氛围浓厚，或许该说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旭烈兀汗国的历代君主，皆自任、甚至自豪为大可汗的“代官”，以作为自身权力正统性的来源，并与宗主国大元汗国间有频繁的使节团往来，可以说全国或政权上下皆有交流。中华及伊朗这两个代表亚洲古老历史及文化的“文明”，到了蒙古时代开始在种种领域展现出令人瞠目的“文化接触”。长期以来，世人总未顾及其根底中存在着“蒙古世界联邦”的一体性，但这乃是俨然存在的事实。伊斯兰中东地区泥金装饰手抄本中的中国绘画意趣，或许该说不过是其中一端尔尔。

然而，再稍微深入思索“绘画”本身，那么其影响似乎就无法以从中华到伊朗的这个模式为足。元代中国的木版印刷品，即所谓元版的汉籍或书籍中便出现了“插画”这种形式。这是在北宋、南宋时期的出版物，即所谓宋版中看不到的。在敦煌发现的佛教抄本中，虽然有“含图”或“图解”者，但完全限于与佛教相关的事物。而自元代某个时期开始，在与佛教不相涉的一般出版品中，也至为理所当然地出现了“插画”。除最近研究指出的《孝经》外，我们较熟悉者，例如有名的《三国演义》的底本《全相本三国志平话》，亦是如此。顺带一提，所谓的“全相本”，指的正是在所有书页中皆含有“图画”的书籍之意。包括《全相本三国志平话》在内，虽然现存有与之同一时期、号称“全相本”的五种版本，然而它们皆刊行于十四世纪二十年代。这些含有“插画”的书籍，于元代中后期开始普遍化，到明代以后已经稀松平常了。

这一些元代汉文出版品中的“插画”，受限于木版技术的限制，不够精密和华美，即便如此，其细微的“图画”或风格，酷似同时期在中东出现的泥金装饰手抄本。在伊斯兰典籍抄本（顺带一提，伊斯兰中东一直是手写本、也就是抄本的世界）中，作为“插画”来使用泥金装饰时，同样多排印于各书页的上段部分，这点和元版的全相本也很相似。

其实，和一般认知大大不同的是，大元汗国这个政权非常热衷于出版事业。一直以来被称为“宋版”的古刊本，今后想必会慢慢判定出其中其实有相当数量是“元刊本”的事实。另一方面，西方的旭烈兀汗国方面虽非刊本而是抄本，但同样热心于书籍文化，也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书籍，这成为伊斯兰中东书籍、史料的一大时代转折。若将西方的泥金装饰手抄本、东方的插画这同一时期的新现象视作偶然，那是有些轻忽了。我们不得不说，这仍是唯独蒙古时代才做得到的东西交流以及文化现象。

五、时代的品味

接下来，还要谈谈称为青花的瓷器。它在现代汉语中的发音为“Qing Hua”，日本则称作“染付”。正如英语称作Blue and White般，它是一种在白瓷质地上涂上钴蓝色彩的器物。

青花瓷器正是蒙古时代和元代的象征。做绀青染色是伊朗一带的习惯和偏好，而不是中华的。作为上绘颜料的钴也如此。不过，伊朗主要为陶器，瓷器则是中华的特产。到了蒙古时代，在主要由政府指定的官窑景德镇生产的这种东西方融合形成的青花瓷器，伴随着大元汗国的通商政策，经由印度洋上的通路大量送至伊斯兰中东地区，而不只限于大元汗国治下领域。那是蒙古时代“欧亚通商圈”最大的畅销商品，深蓝和白色相间的调和效果成为“时代的品味”而普及，其生产及出口甚至持续到明代以后。另一方面，伊斯兰中东则产出奥斯曼王朝伊兹尼克（I4znik）陶器等“仿制品”，不久也普及到欧洲，成为荷兰的代尔夫特蓝陶（Delfts blauw）等，终于在现代世界中成为我们的日用品。此一器物的历史演变大致如此。

先前，曾有消息报道唐末的扬州遗迹因出土了可称作蒙古时代先驱的质朴、古拙的青花瓷而受世人瞩目。在白瓷上涂深蓝色的这个模式，如假包换正是一种青花瓷器。要言之，这个想法原本便存在了。唐代的扬州由于和蒙古时代的泉州一样是首屈一指的国际贸易港，所以才有人指出这应该是出口到伊斯兰中东一带的“贸易陶瓷”。恐怕正是如此。总而言之，它在唐代末期的阶段虽质尚拙劣但基本要件已大致齐备，但到了北宋、南宋时期则不见天日而凋零，到了中华与中东在陆海两方直接相连的蒙古时代才“再度出现”，并一举产业化。

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与此同时，又叫人不禁思考究竟什么是席卷时代的“品味”或需要呢？此外需要思考的还有文化、美术和“时代”本身的关联性，甚至隐约可见的、超越了地域框架的“时代风潮”“文化环境”等问题。

在观看文化或美术时，不应只是凝视个别文物或美术作品本身，应该也能够感受到超越其本身的那些东西。关于元代，正因为这是一个复合、多元的文化状态极度昂扬的时代，多角度的分析和综合更不可少。今后的新发现与新见解，值得我们大加期待。

*文章摘自《蒙古颠覆世界史》（三联书店2016年10月即刊）第二章，原标题“元代'并非文化蒙昧时代'”，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