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3日星期日

我亲历的一场蒙古族的浩劫 - 阿如汗

 


自二零二零年九月,中共在内蒙古所有学校推行以汉语取代蒙古族母语教学以来,四百二十万蒙古族同胞被迫卷入了一场民族灭绝的浩劫之中。

作为一名身处其中的蒙古人,将亲身见闻的这场中共对本民族迫害事实揭露出来,希望更多的人能明善恶、守道义、走出中共专制的牢笼与阴霾。

二零二零年七、八月间,每年一次的那达慕大会如期举办,期间一个消息在蒙古族中流传开来:自九月一日起,全区所有民族中、小学由原来的蒙语教学全部改为汉语,由原蒙文教材改为使用“全国统编教材”。随着这一消息的传开,原本的欢乐、祥和被一种悲哀的情绪所替代。中共继2017年在新疆、2018年在西藏取消民族语言教学后,再一次将屠刀挥向了内蒙古。

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蒙古族牧民男子,边喝酒边痛声疾呼:《ᠪᠦᠷ ᠶᠠᠮᠠᠷ ᠴᠠᠭ ᠪᠤᠯ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ᠬᠤ ᠳ᠋ᠤ ᠪᠠᠰᠠ ᠨᠠᠭᠠᠳᠤᠭᠠᠳ ᠪᠠᠢᠳᠠᠭ ᠨᠢ᠂ ᠬᠡᠯᠡ ᠪᠠᠨ ᠪᠦᠷ ᠠᠯᠳᠠᠬᠤ ᠳ᠋ᠤ ᠬᠦᠷᠦᠵ᠋ᠰᠡᠨ ︕》(大意为:到什么时候还搞那达慕、娱乐,连母语都快没了!)。”这一幕悲痛的场景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一、  起因

中共为何要行此天怒人怨的恶事,将一个民族卷入一场存亡的浩劫?这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华夏儿女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作为千余年来生活在神州草原的一个民族,蒙古族有着自然形成的信仰与文化,其也是璀璨不衰的泱泱五千华夏文明之必要组成部分。蒙古族敬奉神明与祖先、感恩上天与自然的赐予,崇尚善良本性,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

而中共信奉的马列主义——一百多年前由两个德国人创立的反神、反人类、反自然的毁灭世界的学说,根本教义为无神论与斗争哲学,崇尚暴力与极致集权,这些都与蒙古族民族文化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而作为文化载体和“天然屏障”的独特的蒙古族民族语言,便成为中共维持集权与奴化教育的“绊脚石”。为更彻底的改造被统治者的思想,中共再次向人民举起屠刀,便有了这场针对民族语言与文化而来的浩劫。

二、  “双语政策”推行前期,中共的迫害手段:

出于对本民族与文化的热爱,全体蒙古族人自发组织对“双语政策”进行和平抗议,旅居其他国家的蒙古族人也站了出来,通辽、鄂尔多斯、呼和浩特等多地,数万学生和家长发起罢课及抗议集会,9月3日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集会,东京9.12反对汉化教育示威游行等都纷纷呼吁:停止迫害、尊重蒙古族民族文化与语言。中共却罔顾民意,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开始了又一轮的镇压:

1.  禁锢言论自由,严密网络监控

随着“双语政策”消息的传播,民怨沸腾,蒙古族同胞自发的组成了各种微信群,以便商讨、联络,有的同胞在抖音等传播平台发送最近的事态进展情况。在此期间,中共利用二零零零年以来,花费几十亿建立网络防火墙工程及组建的大量网络警察,加强了微信上的舆情监控,直接追踪到群主、群成员加以警告、干预、拘捕。内蒙古一地,家长组建了三个家长群,讨论有关停止蒙古语授课的话题,2020年 8月25日一早群主遭到公安抓捕,群被封。

为防止九月政策推行后,爆发民族集会、游行活动,某些城市街道工作人员接到内部网络监控提供的信息有针对性的进户统计、调查本街道内的蒙古族家庭情况,抖音等平台的相关视频也被强制下架,在网络上传播内蒙古电台300多人签署联名信的新闻的名为特尼戈日的蒙古族同胞被公安抓捕。

为禁锢言路、封闭迫害消息,中共下令关闭中国境内唯一蒙文社交媒体平“Bainu”。

《宪法》赋予民众的言论自由权被中共践踏于脚下;大陆媒体除宣传“双语政策”的正面报道外,对中共发起的对蒙古族的这场迫害集体闭声,本应肩负社会责任与具备独立性的新闻媒体在独裁专政面前只能沦为喉舌,真可谓当世奇观。

2. 暴力镇压和平抗议,对参与者进行威胁、抓捕、判刑

对中共抱有一线希望的蒙古人自发开始签署请愿书,希望中共看到民心所向,取消“双语教育”政策,期间不乏了解情况的当地汉族民众出于道义与同情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字,按手印。因请愿书签署民众众多,其中包括政府体制内部的人员、教育局官员、蒙古族教师、新闻记者等,据外媒报道内蒙古广播电台的300多名蒙古职工集体签署了请愿书。而当地政府、自治区政府面对中共下压的政策,即使明白民心所向,也是无力回天,只能闷头执行。八月底,内蒙教育系统召开分级工作会议,再由各校校长在本校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要求将“禁止用蒙古族母语教学”的政策以口头传达的形式无任何文件依据的、强行的执行下去。和平请愿的失败,使内蒙多地家长、学生自发组织、参加了当地的抗议游行活动,九月一日开学后,蒙古族学生都没有返校上课,当地警力协助下派特警,对蒙古族和平抗议活动展开多种形式镇压,以下内容很多为作者本人亲历:

自中央开始到自治区、市、旗县、乡村(嘎查),层层下压,采取强制手段,逼迫学生返校。

各级政府首先强迫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工作、坐牢等为要挟,让其将孩子送到学校。某地政府向各乡镇发出“特急通知”,责令蒙古族公职人员必须在9月2日傍晚前,带自家子女去学校报到,9月3日中午前仍未入学报导的,将对其作出纪律处分,直接开除。

9月2日,内蒙古通辽市的公安局科尔沁区分局对129名因参加 “双语教学政策”和平抗议的民众,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悬赏1,000元人民币加以通缉。

9月4日,33岁内蒙古女公务员苏日娜,因“双语教学”堕楼身亡。但官方为掩盖实情,要死者家属对外称苏日娜是因抑郁症而死。

有些有孩子的老师面对空空的校园又面临必须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压力而哭叫声不断。有位村长,上级领导让其将孩子送到学校,他没照做,上级就以取消其党员资格、吊销其妻子经营项目的营业执照、取消孩子学籍等为威胁,他迫于压力,将自己孩子送到学校。

警察四处追捕因抗议而拒绝返校的蒙古族学生,逼迫他们返校上课。提前开学的高年级已到校同学,被特警队封锁在学校,九月以后不安的家长面临接不到孩子的险境。

政府要求必须蒙古族领导牵头,下基层推行邪党政策,让蒙古人整蒙古人,如果推行不利,就会联动当地公安,调查、威胁、抓捕所谓的“异己份子”。有一位社交面比较广的学生家长,因和众家长在微信上商量是否送孩子到学校的事情,而被公安网警监控,被几个警察强行闯入家中,绑架,送孩子到学校后才得以放回。

有些拒不送孩子回校的蒙古人被抓捕,拘捕数已过千人(具体数字不可考),对反抗汉语教学的蒙古人强行进行“法制教育培训”。

9月13日,内蒙古多地的政府发公告称,监护人​​必须送孩子回校接受义务教育,违反者将会被罚款500至5000元人民币,并依法律追究责任。

东乌珠穆沁旗纪委监委14日在微信公众号宣布,东乌旗教育局13日决定对3名教师作停职处分,理由是他们至今仍未把子女送回学校上课,纪委监委也会追纪律责任。

特淖尔镇巴音图嘎嘎查(行政村)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2名成员,也因至今未送子女回校上课、拒绝参加相关工作会议,遭到免职,旗纪委监委同时决定立案调查2人。

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蒙古族家庭顶着压力没送孩子上学,迫害继续加码,在内蒙锡林浩特市的“国家通用教材相关指挥部”9月15日发布的一则公告中即可十分清晰的了解到当时的情况,公告中称:“对一天后“无故未报到入学”的高中生 “取消学籍”,小学、初中生“取消享受的各类补助、资助”;家长“取消一切”“惠农惠牧政策性补贴”,“市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部门5年内停止办理贷款手续””。 内蒙多地发布此类公告,内容不外乎“限期几日内必须送蒙古族孩子到校,否则对当地基层官员问责审计审查;对校长、老师评不合格,取消三年职称晋升;对学生家长用法律惩罚;对学生取消学籍;对孩子父母解除政府聘用;对牧民停止贷款;对低保户残疾人取消低保、停发残疾补贴。”等。

自9月1日后的两星期内,内蒙古政府大肆拘捕过千人,很多参加抗议蒙古人被押解强制接受“法制教育培训”。

期间,内蒙古二连浩特蒙古族小学女校长乌兰,因拒绝取消罢课学生的学籍,在上级的压力下“被辞职”,其后在家中自杀。 据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通报统计,截至9月16日已有至少9人在双语教学事件中被逼死。


有些地区会议上领导直接说:“武警已派驻各市,据闻9月14日不达到百分之八十五的返校率,像新疆,西藏的惨事就会发生。”迫于当时红色恐怖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压力,9月15日,各蒙古族学校的返校率基本都达到了中共拉的百分之八十五的“红线”。

在这场对蒙古族而来的血雨腥风中,中共的镇压与迫害手段强硬,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不可谓不高,据外媒报道中共每年维稳的花费以“万亿”为单位,而这些国民创造出的、本该属于国民的财富却被中共窃取后拿来集权迫害国人,用于针对人民的网络封锁、安全监查、控制、绑架上访维权及异见人士、镇压少数民族等,实乃国人之大不幸!

3. 与暴力镇压并行的漏洞百出的新闻造假

新闻报道,本该保持其独立性,而中共自建政以来,无视人权、法律、公理,对“一言堂”的格局贯彻到底,因其执政的各种不合法事件频出,“造假”也就成了新闻报道常态。

九月一日,内蒙古全域各蒙古族中、小学开学,所有的蒙古族学生都未到学校报到的情况下,为粉饰太平,掩盖迫害真相,当晚的内蒙古卫视蒙语、汉语频道《新闻报道》中:新闻主持慷慨激昂的播报:九月一日,全内蒙的蒙古族中、小学正常开学,蒙古族学生兴高采烈的来到学校。新闻的画面切换到身着蒙古族服饰的学生在教室上课的镜头。看到这一镜头,我和家人真是苦笑不得:一方面,自己的孩子及孩子同学都没有被家长送去学校,哪来的“正常开学”?另一方面,新闻镜头中女孩、男孩身着的蒙古袍都是统一的颜色、款式,而且不合体,看起来更像是亮面演出服,和我们自己孩子平时穿的不一样,如果是我们自己孩子的蒙古袍,颜色、款式是各种各样的,基本都是量身定做的;更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镜头下的孩子,并没有蒙古族孩子面部特征,我和身边蒙古族人都说,一看就是汉族学校的孩子。这一新闻报道在蒙古族人看来真是漏洞百出,滑稽可笑,让我们切身感受到原来电视上报道的新闻都是造假出来的,不禁想到以前的很多新闻是不是也是造假出来?!从事教育工作的蒙古族同胞说:“镜头中孩子上课的地方根本不是我们的教室,桌子不是课桌而是办公桌,椅子像是饭店租来的,那就是我去过的党校,教室挂的全是党旗和标语。而且镜头中孩子们拿的虽然是我们的蒙语文教材,但是在开学第一天上课时看的却是教材的最后几页,哎呀,造假也得造的像个样呀!”

中共的愚民手段之一新闻造假,对当事人来说骗术拙劣,但足以愚弄一些对中共信任且抱有幻想的民众,只有认清中共邪恶本质,放弃对之的幻想,才能识破欺骗与谎言,客观、冷静的面对摆在我们中华民族面前的问题与危机,合力扭转乾坤!

4. 分化矛盾的离间手段

中共之邪,还体现在“间”上。截至今天它在历次运动中已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利用离间的手段和利益的引诱,在民众的互斗中坐收渔翁之利。在这场针对蒙古族的迫害中自然也会施展出来:

中共离间计之一——间隔老师和家长 狡猾的把矛盾焦点转嫁到老师身上。

老师和家长本来是非常和谐的关系,邪党为了推行“双语教学”政策,使出一套“离间计”,将矛盾由邪党和蒙古族人转嫁到老师和蒙古族家长身上。

当时,学生和家长看到有强行抓学生的情况,非常恐惧,怕被带走这要政府出面都纷纷躲了起来,还有的家长一看见这些人脸就拉了下来,根本就不搭理。共产党官员就想到老师在学生和家长中多少有几分薄面,就将学生名单分配给责任老师,让老师在两级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直接去学生家,宣传政策、动员返校。

利用老师到学生家动员返校,没有达到百分之八十五的红线预期,中共官员就亲自出马到学校去召开家长会,会议的大意是:“解开误解”(用蒙语写在拉的大横幅上),对家长“亲切”地说:“本来国家的政策是对的,是为学生而考虑,前期的误解是学校和老师对政策的误读而产生的,政府是好的,党的决策是正确的、不可违抗的。”有些家长开完家长会后,对校长、老师直接变脸,怪不得你们去家里动员孩子上学,原来是学校和老师的错误。有些明智的家长却说:“混乱并不是学校和老师造成的,是共产党自己搅乱而造成的。”

给学校分配一定数量的“异己分子”名额,让校长将不配合的老师、家长“异己分子”身份上报,将矛盾默默转移,形成校长、老师、家长层层开斗的局面。

中共离间计之二——软硬兼施,向学校下发了一系列与学生返校相关的奖励政策,收买老师,让老师主动去动员学生:

给学校批专项资金,以庆祝教师节的名义,用来收买老师为邪党效力。

哪个老师班级的学生报名率高,就奖励奖金和公派旅游。

提前报名的学生,可以享受一定的费用减免。

在离间计中,民众与中共的矛盾,被误导成了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共继续是“永远正确”的中共,其统治下的人民永远痛苦的挣扎于水深火热的矛盾与斗争之中。


三、 “双语政策”推行后期,中共的迫害手段:

1. “画校为牢” 系统的向学生和教师灌输党文化

【校园环创中无处不在的党话宣传标语】在九月一日到学生返校之前,在蒙古族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内,上级单位责令学校将教室墙上悬挂的成吉思汗像、成吉思汗智慧箴言、蒙古文谚语、蒙古名人古训等全部摘掉,这些承载民族文化的人像、挂画被扔到垃圾堆,要求学校用党文化建设校园环境,不管是大小会议室、图书馆、办公室、教学楼、操场及运动场所、学生宿舍,国旗、国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共产党的宣传标语、装饰画要不计条件的投入,没钱借钱也要做到随处可见,对学生“画校为牢”强制灌输党文化,并将此项环创工作,纳入上级单位对学校、校长和教师的考评。

后又发通知,墙上板报不允许使用蒙古文,必须全部使用汉文。民族文化在学校逐渐消失,学生们接触不到了。

【在学校、班级的名称上剔除民族元素】原民族语言学校改名,“蒙古”“蒙古文”“蒙古族”大学里,蒙班都被改成一,二班。

蒙古族中、小学、幼儿园,按汉族学校的排序从新更名,由“蒙古族小学”更名为“某地第几小学”、“蒙古族幼儿园”更名为“某地第几幼儿园”等。

【篡改、删除蒙古语文教科书中的民族文化,以党文化替代】仅就小学为例:《青年运动员》的诗,前面赞颂了一些好话,最后被勉强的加了一段。大概意思:为了保卫祖国,应用这样的身子,共产主义奋斗需要这样强壮的身子。

《金色的花蕾》诗(大概意思):用洁白的奶来红领巾,吉祥的祝福!为社会主义而勤力奋斗!强行在民族语言的诗歌中加入党文化的元素。

《蒙古故乡的杏子》的课文题目换成《家乡的杏子》   “蒙古”二字都被替换或删掉。

《我的老师》课文中内容:额老师问我:“你想戴红领巾吗?”这么一问好像知道了我心里的痛处,我情不自禁的说了“想戴”,那瞬间我仿佛忘掉了自己的羞涩,脸红起来了,低声地回答并悄悄的观察了周围的老师们有没有听见了。老师说:《能够遵守纪律努力学习的话会能戴上红领巾的,将来…… 》,随是蒙语教材,实质教的却是汉语教材的洗脑教育内容,加入《我的伙伴邱少云》、《为人民服务》(雷锋的故事)等革命宣传文章。

以前蒙语教材中有“尊老爱幼是蒙古族人们的传统文化”改成“尊老爱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大意),把“蒙古族”三字删除。

教材中蒙古国有名的诗、散文、作文一律没了。换成汉人或俄国等外国翻译的文章。

【利用校园活动、免费提供充斥党文化的课外阅读书籍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洗脑教育和思想改造】

仅就小学为例:组织学生在校观看革命电影,其内容主要是战争、残杀,有的低年级的孩子看到后感到害怕,家长反映孩子看了电影晚上睡梦中被吓醒。

政府给学校免费提供宣传党文化书籍,分发到每个班级给孩子们阅读。如:

《花蕾(蒙文)》杂志(由自区党委、政府免费提供)

主管单位: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主办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实践中心

内容主要为:1. 民族团结进步 2. 革命老一代人的故事 3. 专栏(雷锋的故事等) 4. 勇敢的中国人民(革命故事)5. 全面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二十大精神  6. 继承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 7. 少先队,除这些专栏,还有一些学生的作品汇编。

《石榴籽绘本丛书》(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是推行“双语政策”后,在民族地区开始推广。

内容为:如《三千孤儿入内蒙(p88)》、《骑着毛驴上北京》等等故事。其序言中提到:民族团结是我们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为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文联组织编写了这套绘本,帮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心灵深处,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充斥着伪善与谎言的洗脑话术,在中共的各项针对民族教师的培训上也经常被提及。


【对蒙古族教师的严密监控与洗脑培训】

派遣汉族老师到民族学校进行教学,表面是带动蒙古族老师的汉语教学工作,而实际上这些汉族老师甚至被安排进行舆情监控工作。民族老师手机长期被网警严密监控,只要老师在网络上对敏感问题,进行点赞、评论、转发,网络警察就报到纪委监委,纪委立即找到这个老师,直接剥夺老师的自由话语权力,轻则警告,重则失业,甚至会有更重的处罚。

“双语政策”推行后规定汉族学校和民族学校进行“共建”和“轮岗”,实际是让蒙古族老师向汉族老师取经,如何更好的对学生进行汉化洗脑教育。

安排教师必须参加党史知识进校园工作、青少年爱国爱党活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专题培训及红色教育。

这类培训套路大致一样,本文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进行举例:教授或专家,先赞扬该民族祖先,以拉近和培训学员的距离,尽量减少抵触情绪。紧接着开始论述共产党多年来对各少数民族的关怀,举出多个事例,如:毛泽东三次接见乌兰牧骑(意思是“红色的嫩芽”,即红色文化工作队。)对“西藏事件”、“新疆事件”等进行黑白颠倒的不合事实的论述。最后说苏联解体的悲剧,让培训者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的“严重后果”。另外一项重点内容就是普通话的推广,赞扬普通话是面向世界的语言,举例方言地区是怎样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最后就是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一些培训中,所谓的“红色专家”竟然用粗俗的语言谩骂中华传统文化:“什么传统文化,都不如狗屁!还不如社会主义价值观,弄个革命的东西多好。你向某地学习,人家校园环境,一进校门就好像进入革命时代。”“德智体美劳还不够,再加上烟、酒、色样样全才是个优秀的老师。”

被安排所谓的“爱国主义红色教育”。如:看日本侵华时的监狱等,煽动民族仇恨,树立谁也不如共产党好的概念,建立对外国的仇恨。

学校党建、培训工作投入巨大,上级管理部门无视学校有无经济实力,直接要求:有钱要做,没钱借钱也要做。对党建工作不合格的学校年末评比中教育不给分,直接影响学校主要负责人的政绩。教师在“培训”中的表现好坏,作为下一批提拔的考虑因素。

学校各项活动中,规定老师不允许使用蒙文,包括:公众号、“美篇”中的活动记录,所有上传的文字材料、图片、视频都要经过审核,民族特色特别浓烈或含有所谓的“敏感元素”的都不能发布。

【在高校、高考制度上蒙古语被不断的边缘化】

内蒙古各大专院校中,让蒙古族和汉族合班上课,彻底取消“蒙班制”;学校内,蒙古族名人雕像全部被撤掉。在大学中本科及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强制要求不允许出现“蒙古文化”、“蒙古历史”等含有蒙古族文化内涵的文字和论述,否则不予通过。

高考制度起着巨大的导向作用,中共自然深谙其道,逐步弱化蒙语在高考中的地位,在应试制度下生存的学生及家长就会主动做出选择。2024年及以前的高考中,蒙古文是150分,而且是统考。但2025年的教育系统内部通知中称蒙语文不再统考,而是在全科统考(2025年6月7日、6月8日、6月9日)考完后,6月10日单独考蒙语文,而且分数是100分,通知称关于这个制度到底如何实行,仍需等后续通知。

2. 在社会环境中不断剔除民族元素,消灭蒙语生存空间。

内蒙古旅游胜地、各大餐厅的名称中含有蒙古元素的,全部被强行更名。绘有蒙古元素图案的雕塑、墙面、标志性牌匾全部换成不含民族特色的内容。

各地公立图书馆、各学校图书馆中,级级施压,让图书馆自行整改,定期检查,令将关于民族问题的图书,尤其是一些觉醒民族意识的书籍,全部撤下来。

在所有使用双语的环境中,如各单位公示栏、通知文件、各种牌匾等,由开始的“蒙+汉”排列,双语事件初期的“汉+蒙”排列,逐步演变为“全汉”排列。

蒙古音乐软件”egshig ”中的一些有影响力的蒙古族歌曲如《大蒙古》、《祖国》、《只为蒙古》等,均被删除。

高压监控使仍存良心、道义的蒙古族官员、教师、新闻工作者噤若寒蝉;充斥暴力、杀戮元素的中共教育使蒙古族孩子成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一无所知的“狼孩”;不间断的洗脑培训使原本质朴的蒙古族教师改造为能为中共洗脑教育所用的革命“螺丝钉”;民族语言在升学考试、社会环境中不断边被缘化使蒙古族民众沦为失去民族根源弱势的“流浪者”;古老的蒙古民族在中共的强权与思想改造中,与民族传统文化渐行渐远。如再任由中共肆意行恶,民族的未来将如何?民族将何存?

四、结语:

自双语政策推行至今已四年多时间,很多蒙古族人被中共制造的各种假象所麻痹,觉得这一浩劫已经成为过去,而真相却是:能否认清中共的邪恶、识破中共奸计、放弃对中共的绥靖与幻想、坚守道义与传统,是摆在容括蒙古族在内的中华民族面前涉及民族存亡的最严峻问题。何去何从?须得每一个华夏儿女透过中共建政以来所行的斑斑恶事,通过自己深入思考及冷静反思,得出结论,做出对民族、对自身负责的正向选择。

苏和:南蒙古的语言、文化和公民权利的危机

 


南蒙古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民族分布独特的重要地区,自古以来,蒙古族在此聚集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然而,近年来,关于该地区语言同化、文化政策和人权的问题引起了全球关注。中共当局发布的政策与蒙古族文化发展的冲突日益加剧。

语言同化:中文教育政策对蒙古语言的威胁

自教育改革以来,南蒙古的蒙古语言面临着被中国的主要语言普通话同化的威胁。早在2020年,中共当局开始推广新的双语教育政策,其中普通话被规定为小学和中学的官方教学语言。

政策实施后,蒙古族学生被迫在课堂上使用中文教材,而教师也被要求用普通话授课。因此,用蒙古语授课的课程大幅减少。这一政策引发了蒙古族人民的抗议,这一新政策直接威胁到蒙古民族的语言。

根据调查显示,从2015年到2021年,能够流利使用蒙古语的学生比例从78%下降至53%。这一数据表明,中共当局政策调整对南蒙古的语言传承产生了直接影响。

文化危机:传统与身份的双重危机

蒙古文化面临的威胁不仅限于语言,中共当局通过限制蒙古语媒体、破坏历史遗址、推广中国文化符号等手段,加大了文化同化的进程。

例如,图书馆下架蒙古语书籍,电视台的蒙古语节目时长大幅缩减;举行蒙古传统节日庆典需严格的政府审批。中共当局为了所谓的建设“统一的中国民族认同” ,系统性地剥夺南蒙古人的生存权和基本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试图从肉体和文化上消灭这一群体。

蒙古族的传统游牧生活方式也受到了中共当局生态迁徙政策的强烈影响。以环保的名义下,政府强迫牧民从乡村迁往城市,导致传统生活方式的逐渐萎缩甚至消失,如饮食和服饰穿着习惯、民俗和艺术等。文化灭绝不仅是物质上的破坏,更是精神上的剥夺。中共当局定义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切断了蒙古人与其土地和历史的联系。

人权侵犯:言论、宗教与集会的限制

南蒙古蒙古族的各项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中共当局提出“维护国家安全”的理念来压制反对新文化政策的抗议者。抗议者经常遭到监视,甚至被拘留。

在2020年的抗议中,许多反对新双语政策的家长被关押,在社交媒体上的抗议帖文也被完全删除。中国的宗教自由受到严重限制,蒙古族的传统宗教活动,如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受到了严格管控。重建寺庙需要政府审批,而宗教领袖也被要求认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

在集会自由方面,未经授权的文化集会容易被定性为“非法集会”,其参与者将面临法律指控。事实上,这些措施侵犯了中国宪法中关于“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的承诺。

随着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2024年11月美国跨党派两位议员提出了《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The 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Policy Act))。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监督南蒙古的人权状况,并对侵犯人权的官员实施制裁。法案的起草人之一Jeff•Merkley表示,立法的目的是帮助和支持遭受压迫的中国少数民族群体。

南蒙古的人权危机是语言、文化等多重压迫的结果,反映了在全球背景下保护少数民族群体利益的复杂性。国际社会的干预虽然引发争议,但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外部压力。

2025年3月16日星期日

美国议员推出《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内蒙古知名政治犯哈达被送医 - RFI

 


除了关注西藏新疆香港等地人权问题以外,美国国会议员也一直对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人权状况保持关注。

1月29日,美国俄勒冈州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Jeff Merkley)和阿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Dan Sullivan)联合推出了一项针对中国境内蒙古族人权问题的法案,名为:《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

据位于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这部跨党派法案将把支持和保护中国境内蒙古族的文化和语言作为美国政策,以提升当地民众的人权状况。

默克利议员在新闻稿中表示:“随着北京不断压制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文化,美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那些为基本自由而斗争的人们。” 他还强调:“《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不会容忍中国政府抹杀蒙古语言、文化和身份的行为。我们的法案明确表明,南蒙古以及中国各地的人权现状是无法接受的。”

沙利文议员则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仅对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关键产业有恶意图谋,还在全球范围内破坏国际公认的人权,包括在南蒙古。”他补充道:“南蒙古人民的困境,与中国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困境类似,他们被迫进入‘再教育’营,遭到剥夺宗教自由和使用母语的权利,被强行从家园驱逐,并被迫从事奴役劳动。国会一直关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虐待,包括西藏人、维吾尔人和基督徒。”

据悉,默克利议员也是《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和《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的发起人之一。

另据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的消息:内蒙古知名政治犯哈达于1月25日被中国国安人员紧急送往地区首府呼和浩特的一家医院。这次紧急医疗干预事件,发生在4位日本议员确认提名哈达为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后不久。

“自由亚洲”报道说:提名哈达作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建议是由4名日本议员提出的,其中包括日本参议院议员兼南蒙古议会联盟执行主任山田宏司和日本保守党众议院议员岛田洋一。今年1月26号,印度太平洋人权资讯中心会长、哈达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秘书处的石井秀俊向外界证实,他们已收到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电子邮件,确认提名获得通过。

哈达是南蒙古民主联盟(SMDA)的主席,这是一个被中国政府视为“民族分裂组织”的地下组织。他一生致力于当地人权和民族自决运动,反对该地区600万蒙古居民所面临的系统性边缘化、文化压制和人权侵犯。1995年,他因“分裂”和“间谍”罪名被捕并被当局判处15年监禁。

国际人权组织广泛谴责对哈达的监禁不公且具有政治动机。国际特赦组织将哈达认定为“良心犯”。

在完成刑期后,哈达立即又被非法拘禁了4年,后在一个秘密设施中受到严格的软禁和持续的监视,时间长达11年。尽管经历数十年的磨难,哈达始终坚守和平抵抗的立场,被誉为“南蒙古的曼德拉”。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还引述哈达的妻子新娜披露,哈达目前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就医。照片和视频显示,哈达在重症病房,左腿青肿,有严重瘀伤。

新娜表示,1月25号,中国国安人员给她儿子打了数次紧急电话,通知哈达病危,但是拒绝提供明确病因,国安人员甚至拒绝提供病危诊断文件。当局还要求家人支付紧急救护的医疗费用,新娜认为,哈达多年来一直是在监视之下,他的医疗救护应由当局负责。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A6%81%E9%97%BB%E5%88%86%E6%9E%90/20250202-%E7%BE%8E%E5%9B%BD%E8%AE%AE%E5%91%98%E6%8E%A8%E5%87%BA-%E5%8D%97%E8%92%99%E5%8F%A4%E4%BA%BA%E6%9D%83%E6%94%BF%E7%AD%96%E6%B3%95%E6%A1%88-%E5%86%85%E8%92%99%E5%8F%A4%E7%9F%A5%E5%90%8D%E6%94%BF%E6%B2%BB%E7%8A%AF%E5%93%88%E8%BE%BE%E8%A2%AB%E9%80%81%E5%8C%BB

2025年3月11日星期二

蒙古帝国可汗
















世界南蒙古代表大会常任副主席 Orhonod Daichin 在三八节2025

  所有女性的人权。儿童的未来。2025年3月8日,新宿站南口

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独裁统治,西藏、维吾尔族、南蒙古、香港— 团结一致与日本台湾人一起支持自由民主国家!

乌克兰和平

自由南蒙古

自由西藏

自由维吾尔族

自由香港

自由中国






2025 年 3 月 10 日,我们聚集在荷兰海牙这个珍贵的民主国家,抗议中共在中国的邪恶统治

 



马头琴交响乐团音乐会在捷克布拉格举行

 



在蒙古国总统乌·呼日勒苏赫对捷克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布拉格城堡举办了“成吉思汗”勋章获得者、蒙古国文化使者——马头琴交响乐团的“美丽的蒙古国”音乐会。

蒙古国总统乌·呼日勒苏赫和捷克参议院议长米洛什·维斯特奇尔共同观看了该音乐会。此次为居留在蒙古国的同胞及捷克政府、社会和文化界的贵宾演奏了蒙古族文艺历史的音乐精华作品,赢得了观众的欢呼和掌声。马头琴交响乐团首次在美丽的布拉格进行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

《成吉思汗》国际展览将于3月10日起在捷克国家博物馆“历史建筑”大厅举行

 



在蒙捷两国元首的赞助下,“成吉思汗”展览在捷克国家博物馆揭幕。蒙古国总统乌·呼日勒苏赫、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及两国高官出席开幕式。

  “成吉思汗”展览于3月10日至6月22日在捷克国家博物馆展出,共展出成吉思汗国家博物馆和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698件展品和文物。

  该展览旨在体现建立蒙古帝国的历史,并弘扬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建立一个横跨洲际的帝国的经历。开幕式上,科学院院长萨·登贝尔勒和捷克国家博物馆馆长卢卡其签署了关于2027年在布拉格联合举办的由 65 件展品组成的恐龙展协议。 


美法院判决,中國政府隱匿疫情,償付240億美元

 


美國密蘇里州提告中國政府隱匿Covid-19爆發、壟斷防護裝備,2025年3月10日該州聯邦法官林博(Stephen Limbaugh)判決中國應償付超過240億美元的賠償金。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回應表示,中國政府不會承認這一判決,而密蘇里州檢察總長貝利(Andrew Bailey)則指出,將透過沒收中國人在當地擁有的資產來收取賠償金。密蘇里州此案是美國各州首例因Covid-19向中國求償的案件,訴訟從2020年4月開始。因疫情向中國索賠的,還有2020年時義大利民間提告、印度一名律師也向國際刑事法院控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4位中國官員涉嫌隱匿疫情,要求向印度政府及人民賠償2.5兆美元。 

這起案件於2025年1月下旬結束庭審,當時貝利表示:「我們將中國告上了法庭,要求他們為向世界放出Covid-19負責。密蘇里州是美國唯一提起訴訟追究中國共產黨造成和加劇Covid-19疫情的州。我們有信心認為,我們將拿到我們要求的250億美元賠償金。」 

至2025年3月10日,聯邦法官林博作出判決,裁決被告——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國家衛健委、應急管理部、民政部、湖北省政府、武漢市政府、武漢病毒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應支付244億8,882萬5,457美元(約新台幣8043億元)賠償金,外加利息。 從訴訟開始、聽證庭審、到法官做出裁決,近5年的時間裡,中方一直都沒有派員出庭,因此在2025年1月的聽證會上,無一人為中國辯護。 林博表示,密蘇里州原告提出的證據顯示,中國早在與世界分享Covid-19資訊之前就知道病毒正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導致美國對疫情無法及時反應,且中國採取措施,讓在中國生產防護裝備的美資工廠產品用作國有,此舉限制了防護設備出口、使醫療機構無法採購足夠的設備應對疫情,兼且推高密蘇里州等地的裝備價格,在密蘇里州造成重大人命損失——Covid-19是2020年和2021年密蘇里州第三大死因。 

 密蘇里州2020年提出訴訟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當時譴責此案「毫無事實和法律依據,十分荒唐」,並敦促:「美方現在的正確做法,應當是駁回濫訴。」 判決出爐後,貝利表示:「中國拒絕出庭,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造成了難以形容的痛苦和經濟破壞之後,可以逃脫懲罰。我們打算透過沒收中國人持有的資產,包括密蘇里州的農田,來收取每一分錢(指賠償金)。」 川普2020年譴責過中國 而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則表示,中國政府不會承認這一判決。他發出駁斥聲明:「所謂的訴訟沒有事實基礎、沒有法律依據、沒有國際先例。

中國現在不承認,將來也不會承認。如果中國的利益受到損害,將根據國際法堅決予以還擊。」 雖然貝利說要沒收中國在密蘇里州的資產抵付,不過目前對於該州官員何時採取行動、如何行動,都還未有具體資訊,檢察總長辦公室僅對外指出,可能會尋求川普政府協助,以確定密蘇里州內的中國資產數量,並將之扣押。 值得一提的是,密蘇里州提出訴訟的2020年4月,是在川普上次任期內,當時川普也曾公開譴責中國原可在Covid-19蔓延全球前遏止,卻放任疫情肆虐海外,並指出美國政府正在對疫情展開「嚴正調查」,「我們對中國很不滿,有很多方式可以追究他們的責任。」 時任美國國務卿龐佩奧(Mike Pompeo)亦指出,美國「強烈認為」中國沒有及時通報疫情,掩蓋Covid-19病毒的危險程度。

中國外交部則否認這些指控。 當時美國民調顯示,多數美國民眾認為中國一方面放任疫情擴散到全球,一方面又利用各國爆發疫情、被迫停工,來讓全世界更加依賴中國供應鏈,川普對此亦表達了不滿。後來在疫情造成美國經濟嚴重打擊和重大人命損失之下,川普連任失敗——直到2024年,川普再次打贏選戰、回到白宮。 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疫情索賠行動 密蘇里州是第一個就Covid-19向中國提告索賠的美國州份,而在2020年全球疫情大爆發的時候,受害嚴重的其他國家如義大利、印度等,也都有就疫情向中國提告的案例出現,例如一名來自印度孟買的律師蘇哈尼(Ashish Sohani)向國際刑事法院控訴習近平與4位中國官員涉嫌隱匿疫情,造成全球生命與經濟重大損失,要求中國向印度人民與政府賠償2.5兆美元。 

 德國《畫報》(Bild)也詳列帳單,細數德國各行各業因疫情造成的損失——包括疫情導致德國2020年GDP萎縮4.2%,造成相當於1,490億歐元的損失。 另外,義大利在2020年是歐洲受疫情打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2020年3月當時累積因疫情死亡的人數甚至超過病毒來源國中國(雖然中國官方公布的死亡數字被普遍質疑),而中國一度大張旗鼓宣揚其送贈檢測試劑等醫療物資、以及派出專家醫療小組到義大利馳援,

以此「大外宣」建立中國為全球抗疫出力的英雄形象。 不過,各國並沒有忘記Covid-19病毒來自中國,以及中國對疫情的隱匿,2020年4月義大利民間出現「向中國政府集體訴訟索賠」的連署網站,義大利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Codacons)也表示正在與美國法律公司研究,擬在美國提出針對中國的訴訟案(因義大利的消費者保護法規不及美國完備)。 還有個別義大利民間單位提告,像是北義知名滑雪勝地柯蒂納戴比索(Cortina d'Ampezzo)的四星旅館「郵務飯店」(Hotel De La Poste)向義大利法院提出對中國衛生部的賠償訴訟,控告中國政府延遲向WHO通報疫情,任由疫情蔓延全球,導致當地原訂舉辦高山滑雪世界盃決賽因疫情爆發取消,飯店蒙受巨大損失。 

 到2020年5月,義大利疫情趨緩,政界也出現向中國索賠的聲音,北義的倫巴底大區(首府是米蘭)區長方達納(Attilio Fontana)就表示,該地區委員會已經提案向中國求償的法律行動,擬向中國索賠200億歐元。方達納當時指出,若一個國家發生如此嚴重的疫情,還向外界隱匿,這是非常錯誤的態度。

达赖喇嘛转世将诞生在西藏以外

 


路透社周二(3月11日)报道指,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新书《为无声者发声》中明确表示,其转世将诞生在“中国以外的自由世界”,以确保达赖喇嘛的传统使命延续。这一表态直接挑战了北京方面坚称由其决定达赖喇嘛转世的立场。

现年89岁的达赖喇嘛曾表示,自己的转世可能发生在印度,但此次言论是他迄今最明确的表态。他在书中强调,西藏仍受“中共专制统治”,但无论如何,争取西藏自由的斗争都将继续。

达赖喇嘛预计将在7月90岁生日前公布接班人计划。他在书中表示,自己重返西藏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达赖喇嘛的新书《为无声者发声:为我的土地和人民与中国抗争的七十余年》于本周二正式问世,以纪念“310”西藏抗暴日。在1959年3月10日数千名藏人奋起起义后,年轻的达赖喇嘛逃亡到印度。

达赖喇嘛的长期首席英文翻译图登晋巴(Thupten Jinpa)表示,达赖喇嘛新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详细记录了多年来的汉藏对话,这在其以往著作中未曾深入探讨。

图登晋巴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尽管这些对话已暂停一段时间,但达赖喇嘛在书中分享了他对此的反思与经历。”

此外,达赖喇嘛在书中深入讲述了他流亡的经历、如何在流亡中重建西藏文明,以及过去70年来推动保护西藏身份认同的思考和努力。

此前,达赖喇嘛曾提到,继任者可能会在西藏以外的地方转世,有可能是在他当前的流亡地点-印度。达赖喇嘛早前说,他将在今年7月生日前后,澄清有关自己继任的问题,比如根据藏传佛教信仰,他是否会转世,以及将在哪里转世等。达赖喇嘛称自己可能会活到110岁。


保持独立还是加入美国,格陵兰岛居民用投票说话

 

格陵兰岛居民周二(3月11日)举行投票。这个偏远的极寒之地的选举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后表示美国有意购买这块具有战略价值的土地。

特朗普今年1月入主白宫后就表示,这个地方对美国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并坚定表示要将丹麦名下的这个半自治领土变成美国的一部分。

格陵兰岛,人口57,000,地下资源十分丰富。随着气候升高,冰雪融化的速度加快,这里的自然资源开采成本将会逐步下降,同时这里还具有开辟新的航空线路的优越条件。这一切使得格陵兰岛卷入了大国争夺北极主导权的地缘政治竞争。

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加强各自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

格陵兰岛曾先后由北欧一些国家控制,自1953年起成为丹麦领土,面积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三倍。1979年格陵兰岛第一届议会成立,但是其外交、国防和货币政策都由哥本哈根控制。丹麦每年给格陵兰岛提供十亿美元的经费。

2009年,格陵兰通过全民公投,获得了完全独立的权利,但由于担心如果没有丹麦的经济支持岛上民众的生活水平将会下降。因此,格陵兰岛没有宣布独立。

不过,特朗普对格陵兰兴趣触动了这个地方的居民,岛内原住民对因纽特文化日益增长的自豪感,使独立成为了这次选举的中心议题。

美联社说,特朗普的立场没有写入选票,但它在那里每个选民的心上。

当地媒体《塞尔米西亚克报》(Sermitsiaq)的编辑马萨纳·埃格德 (Masaana Egede)表示:“独立的问题经特朗普而变得突出起来,盖过了其它所有议题。”

投票站周二开放11小时。预计,最终结果计划在周三公布。当地可能不会进行民调或投票站出口调查。

1月份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格陵兰岛居民支持独立,但对于独立的时间和对生活水平可能带来的影响看法不一。

路透社在首都努克(Nuuk)采访了十几名当地居民,他们都表示支持独立,尽管许多人表示担心快速过渡可能会损害经济,并影响岛上居民的全民医保和免费教育等北欧福利项目。

该岛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包括用于高科技产业(从电动汽车到导弹系统)的稀土等关键矿物。

然而,由于环境问题、恶劣天气以及中国对国际稀土市场的控制,格陵兰岛的稀土开采进展缓慢,其他地方的公司也很难获得利润和买家。

美联社在周二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引用执政的因纽特人联合党议员皮帕卢克·林格(Pipaluk Lynge)的话说,“我认为,从新年以来我们大多数人都因为(特朗普的)兴趣而感到害怕。”

“所以我们现在真地非常、非常地期待欧洲,看看我们是否可以与他们建立更加牢固的联系,以确保我们主权国家的安全。”

其实,大多数格陵兰人表示,他们并不讨厌美国人,并指出他们与当地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Pituffik Space Base)有着良好的关系。自 1951 年以来,美国的军事人员一直驻扎在那里。

但格陵兰人也没有表现出想成为美国人的迹象,美联社说。即使是特朗普的一些最大粉丝也坚持认为,他们应该掌握自己命运。

夾在中俄之間:蒙古的「第三鄰國政策」求生路

蒙古首都烏蘭巴托郊區的發電廠

近來蒙古政府和法國歐安諾(Orano)核能公司共同宣布,雙方簽訂了鈾礦協議,目標是東戈壁省的Zuuvch-Ovoo等礦床,將在30年內陸續投入16億美元開採。蒙古獲得保證51%的收益,且不承擔任何財務義務,更預計會帶來1,600個就業機會。

雖然該協議以新聞稿方式呈現,但熟知業內動態的人都知道,歐安諾從1997年開始勘探戈壁,2002年發現了第一批鈾礦床,2021年獲得蒙古許可試驗生產。近30年的艱苦經營,顯示歐安諾並非空手套白狼的企業,但為什麼直到現在才正式和蒙古簽約呢?

這其中有內外因素交雜,讓單純的採礦行為困難重重。對內,有些蒙古人擔心鈾礦的輻射會讓賴以維生的牲畜產生突變,許多流言在網路瘋傳,蒙古政府和歐安諾只能不斷闢謠。再加上現在蒙古太依賴煤炭發電,造成嚴重汙染,若鈾礦進入量產,核電可成為未來方向之一。

在蒙古仍是社會主義政體時期,蘇聯早於1950年代就發現鈾礦,1988年由蘇聯國企進行開採再送回蘇聯,到1995年就告中止。之後俄國、中國、加拿大等外國企業曾經嘗試開採,但都因故無法持續,直到2023年蒙古總統呼日勒蘇赫(Khurelsukh Ukhnaa)訪法,就此奠定與歐安諾的協議基礎。

▌蒙古的「第三鄰國政策」

蒙古和法國乍看搭不上關係,但雙方現在合作其實是天時地利人和。對法國來說,該國七成以上的電力依靠核能,2023年尼日發生政變,嚴重影響鈾礦出口(尼日軍政府還撤銷了歐安諾的開採許可),因此巴黎希望找尋其他鈾來源。再加上烏克蘭戰爭後,歐洲各國都希望減少對俄依賴,除了急需俄國之外的油氣來源之外,也尋求其他種類的能源作為替代,蒙古就變成一個關鍵能源對象。

對蒙古而言,歐安諾的技術與在地深耕都讓法國被視為是可靠的夥伴,也符合第三鄰國(third neighbor)的政策。所謂第三鄰國就是在中國和俄國之外結交新朋友,以突破兩國夾殺的局面,這和法國政府呼籲在印太地區走美中競爭之外的第三條路不謀而合,因此獲得蒙古政府的認同。

進一步來看,第三鄰國政策是1990年代,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貝克(James Baker)首次訪蒙時提出,表示美國應該深化與蒙古關係,成為中國和俄國之外的第三個鄰國。這個觀念被烏蘭巴托接受,但不限於美國,而是擴張到世界各國,像是西歐、印度、日本和南韓等。

該政策的核心概念即是希望加強主權、減少中國和俄國的干擾。20世紀初期,蒙古人得到沙俄支持,利用清國滅亡的機會建立博克多汗國,後來被迫臣服於中華民國;蘇維埃革命後,蒙古在1921年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走向獨立道路,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

地理位置決定蒙古的命運,蒙古高度依賴俄國、中國,長年在政策上採行「親俄友中近第三」。

之後數十年,蒙古實質上一直是蘇聯的衛星國,做為蘇聯和共產中國的緩衝。直到1991年蘇聯垮台,無論是莫斯科或北京都轉向於內部政爭與經濟發展,暫時和西方和解,蒙古也趁機走向民主化,試圖擺脫長期俄國留下的共產陰影,第三鄰國政策就是代表思維。

1990年代後,曾奉行共產主義的蒙古人民革命黨轉型並改回原名「蒙古人民黨」(MPP),和立場偏右的民主黨輪替執政,但兩黨的路線近年越來越像,均是以民族主義和民粹傾向獲取選民青睞。在外政策上,無論是哪一黨執政都以第三鄰國政策為基礎,採行「親俄友中近第三」,只有些許程度差異。

此外,冷戰結束後,蒙古亦嘗試在中國、俄國與第三鄰國之間進行平衡策略。像是與俄軍聯合演習,訓練蒙古軍隊打擊恐怖主義;參與上海合作組織,成為觀察員;加入中國一帶一路計畫,並共同打造中蒙俄經濟走廊。同時,蒙古也是北約合作夥伴,多次派兵支持北約的軍事行動。

不過,最終地理位置決定蒙古的命運。由於偏處內陸、缺乏海港,八成以上的出口目的地乃是中國,主要進口國也是中國和俄國,兩國就佔約六成五的份額。此外,由於中央電網無法平衡需求與供給,部分地區需向俄國購電,更有大量石油製品由俄進口,嚴重依賴俄國能源。

因此,蒙古雖祭出第三鄰國政策,但會盡量顧及俄中利益,這樣俄中比較能容忍蒙古和他國發展關係。像是之前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蒙古便強調不會加入任何軍事聯盟、也不允許第三方使用其領土,第三鄰國們也都了解其限制,專注在於經濟、文化等層面合作。

蒙古雖祭出第三鄰國政策,但會盡量顧及俄中利益,這樣俄中比較能容忍蒙古和他國發展關係。圖為2023年9月教宗方濟各首次訪問蒙古,蒙古儀仗隊在機場列隊歡迎,然而此時梵蒂岡與中俄的關係都處於緊張。

蒙古雖祭出第三鄰國政策,但會盡量顧及俄中利益,這樣俄中比較能容忍蒙古和他國發展關係。圖為2023年9月教宗方濟各首次訪問蒙古,蒙古儀仗隊在機場列隊歡迎,然而此時梵蒂岡與中俄的關係都處於緊張。

▌俄中進逼

如今美中對抗日熾、俄國挑戰西方,世界戰略格局丕變,蒙古又面臨困境。先前蒙古對譴責俄國入侵烏克蘭的聯合國決議投下棄權票,同時不違反美歐對俄國制裁,這樣小心翼翼的平衡,也會變得越來越難持續,烏蘭巴托正在被迫選邊的道路上。

如2024年普丁出訪蒙古,在經濟發展與國際司法正義間,烏蘭巴托選擇了前者,不願意配合國際刑事法院(ICC)逮捕普丁。歐盟雖表示遺憾,並沒有譴責,但對蒙古偏向俄國的態度了然於胸。普丁的舉動即是告知西方——蒙古仍屬於其勢力範圍,未來蒙古與西方交往勢必會蒙上一層陰影。

普丁訪蒙還為了推動天然氣管道——西伯利亞力量2號的蒙古段。由於俄國遭受西方制裁,因此希望透過這段管線向中國輸氣,補充歐洲的損失,以繼續烏克蘭戰事,但中國目前不急著向俄國購氣,蒙古也得不到俄中的建設經費,因此在國家行動計畫中並未提及,讓俄國非常在意。

另一方面,入侵烏克蘭後,中俄深化夥伴關係,增添蒙古憂心。因為不少蒙古人民始終對中國懷有戒心,認為如果依目前事態發展,蒙古很有可能成為繼台灣之後,下一個中國野心的受害者。唯一能阻止中國重新佔領蒙古的是俄國,若中俄交好,蒙古是否會變成交換的籌碼在所難言。

在2022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於烏茲別克舉辦期間,當地一家餐廳的大螢幕播放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俄羅斯總統普丁和蒙古總統呼日勒蘇赫的新聞畫面。 圖/路透社

在2022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於烏茲別克舉辦期間,當地一家餐廳的大螢幕播放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俄羅斯總統普丁和蒙古總統呼日勒蘇赫的新聞畫面。 圖/路透社

儘管2014年習近平訪蒙,強調中國將永遠尊重蒙古主權和領土完整,但蒙古人未曾忘記過去中國打壓蒙古。如中華民國曾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蒙古入聯,以及中國人如何阻撓蒙古統一,還把成吉思汗當作是中國王朝的一個皇帝,企圖連結兩國歷史,以求貫徹領土野心。

更危險的是,蒙古拉俄抗中的方式逐漸失效,因為俄國整體實力落後中國太多,過去的三角關係已經失衡。如2016年藏傳佛教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訪蒙,中國凍結雙方經濟往來作為懲罰,蒙古只能道歉並保證不再邀請達賴喇嘛,顯示當中國影響力漸增,蒙古的外交迴旋餘地也被迫縮減。

面對俄中進逼,蒙古政黨選擇以團結為由共同應對。2024年國家大呼拉爾(Great Khural,即議會)選後,人民黨擁有過半的68席,本就足以組閣,但第二、第三大黨的民主黨和HUN Party又加入聯合政府,導致執政聯盟擁有118席,在野黨只剩8席。雖被批評違反民主制衡原則,卻是蒙古不得不走的新發展路線。

與歐安諾締約也是在這種氛圍下的產物,之後是否還能與西方企業進行合作,還是得看蒙古如何平衡俄中利益,如蒙古雖然希望透過和歐安諾合作、尋求引進法國核能技術,但目前俄國強勢表示將為蒙古興建小型核電廠,為了維護俄國關係,蒙古核電部門應該還是會由俄國主導。

2025年3月1日星期六

喇嘛廟裡的共產佛:蒙古「藏傳佛教」的千年盛衰

 


應朋友W的邀約,我們一大早天還未亮就從北京馬甸橋上京藏高速公路,經河北張家口南方,輪流一路開八個小時到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郊的土默特左旗,下交流道轉接110國道,之後再右轉喇嘛洞路,往北一路上山到達一個叫「喇嘛洞召」的地方(「召」是藏語「寺廟」之意。

最後這段山路並不好走,據聞十多年前連路都沒有,得在山溝裡穿行十幾里路才上得了山。即使近幾年修了公路,也得有四輪傳動的越野車才上得去,而且一到冬天就因冰雪路滑而封山,很難想像這裡是蒙古高原藏傳佛教傳播的發源地之一。

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始自於成吉思汗征討西夏,並在窩闊台、蒙哥、忽必烈的手上逐漸與中原地區的佛、道教相互交流、發揮影響力。但早期蒙古大汗們對藏傳佛教的態度往往僅出於政治目的,希望依靠藏傳佛教「政教合一」的傳統來取得統治的正當性。舉例來說,成吉思汗一方面派遣使者赴西藏地區迎取「三寶」(佛、法、僧)、「遙申皈依﹙藏傳佛教﹚之誠,仰肯護佑之力」註1,另一方面也重用信仰禪宗的佛教名相耶律楚材,「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甚而還積極與道教名士丘處機交往,向他諮詢道家的治國、養生之道。

至於蒙哥和忽必烈,雖然都表現了個人對佛教/藏傳佛教的偏好(例如忽必烈扶持了藏傳佛教薩迦派教主八思巴為「國師」,導致藏傳佛教首次在蒙古封建貴族間傳播;而蒙哥一方面以「五隻手指協作卻各自獨立」的狀態比喻帝國對待各宗教的態度,另一方面卻語帶玄機地說:「佛門為掌」),但大體也遵循了成吉思汗「對各類宗教不得偏向」的遺囑,平等對待佛、道、儒、回、基督等宗教,以維持統治帝國不同「文化區域/群體」的正當性。

然而,當元朝政權退居塞北、44個蒙古部落成為「北元王朝」之後,藏傳佛教與蒙古地區的聯繫也隨之中斷,一直到16世紀後半葉,才在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的扶持與倡導下,重新在蒙古高原傳播。

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始自於成吉思汗征討西夏。圖為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的阿爾寨石窟,其中的「成吉思汗家族崇拜」局部圖像。根據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局的考古研究,成吉思汗在最後一次出征西夏時,曾在阿爾寨石窟養傷。該石窟因藏有豐富的佛教壁畫,有「草原敦煌」之稱。 

1571年,阿拉坦汗親率大軍越過青海湖,溯黃河北上,遠征喀爾喀杭愛山以西、新疆天山以北,和青海各地。沿路的百姓和喇嘛懼其軍威,紛紛獻禮歸順,其中也包括了在當地傳法的格魯派﹙黃教﹚阿興喇嘛。阿拉坦汗深受阿興喇嘛關於因果業障、六道輪迴的教誨啟發,於1574年派遺使者前往拉薩,邀請格魯派領袖索南嘉措(三世達賴喇嘛)至青海、內蒙古地區傳教。

自此,索南嘉措不只規勸蒙古人廢除妻子為丈夫殉葬以及宰殺馬/駱駝祭祀的風俗,甚至依藏傳佛教的轉世傳統,將阿拉坦汗描述為忽必烈轉世,賜予阿拉坦汗「徹辰汗」註2的尊號,協助阿拉坦汗成為北元帝國諸部落的精神領袖。其結果,不但改變了傳統蒙古政權「政道二教」平行不干涉的傳統,也讓藏傳佛教自此成為蒙古政權/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呼和浩特市郊的「喇嘛洞召」便是在阿拉坦汗改信藏傳佛教之後,土默特地區興建的第一座藏傳佛教寺廟(後來乾隆皇帝賜名「廣化寺」)。這個地方原本人們俗稱「銀洞」,是個天然的山洞,藏傳佛教在蒙古高原二度興起之後,來自西藏的高僧博格達・察罕喇嘛選擇在此地長齋修行、講經說法。

其後,博格達・察罕喇嘛在洞內坐化圓寂後,眾弟子便將其靈體以坐姿封閉於洞內,尊為活佛,並修建佛寺。其後,三名弟子各自下山傳教,先後在現今的呼和浩特地區建立什報氣召、烏素圖召、東喇嘛洞召,並分別成為各召的第一代活佛。

阿拉坦汗不但改變了傳統蒙古政權「政道二教」平行不干涉的傳統,也讓藏傳佛教自16世紀,成為蒙古政權/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阿拉坦汗除了重新引介藏傳佛教到蒙古高原外,也積極推動蒙文佛經翻譯。他通過明朝的邊疆大臣取得藏文的古印度佛教名著《金光明經》(該經元朝時曾有過蒙文譯本,但北元時期已失傳),重新主持翻譯為蒙文。如今這本《金光明經》也只剩下孤本,收藏於丹麥哥本哈根的皇家圖書館。

為了從事蒙文的佛經翻譯,阿拉坦汗也提拔了兼通梵、藏、蒙三種語言的阿優希固什成為「諸師之首」。在三世達賴喇嘛的指導下,阿優希固什以古印度梵文元音字母和輔音字母的藏文、蒙文音寫規則為基礎,配合字譜形式排列音標,於1587年創制了「阿禮嘎禮字母」,解決了蒙文字母難以正確標注梵文字母的讀音問題。根據後人的研究,這套「阿禮嘎禮」系統和當今歐美的蒙古學學者們所用的拉丁文轉寫蒙文方法如出一轍。

然而,我們一路從北京而來的真正目的地並不只是銀洞和喇嘛洞召,而是旁邊的屬洞「金剛洞」。

金剛洞的現任住持今年已經近80歲,是民國早期從東北一路逃難而來的。當時他住的村子裡有人惹事,引來鎮壓的奉軍在村裡燒殺擄掠。村裡有位叫溫德哈拉(Wenderhar,蒙語又高又黑的意思)的喇嘛師父帶著還是孩子的他往外逃難。他們一路往西走,遇到寺廟就掛單投宿吃飯,最後來到了喇嘛洞召,聽聞喇嘛洞的附屬金剛洞需要住持,便留下來修行。

喇嘛洞召的屬洞「金剛洞」,其外有一座「十方宮」,門邊分別掛著「共產佛」、「共產黨」的牌子。

因為早期逃難的經驗,這位金剛洞住持一直到今天都努力維持著非常清簡樸實的生活。他一年四季不穿鞋,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物資都靠自己揹上山,以提醒自己不要購買多餘的東西,直到近幾年因為年紀大了,體力不再能夠負荷上下山的路程才開始託人幫忙開車帶上山。他主持的寺廟不收香油錢,只接受上山的信徒捐獻酥油、奶食品,和簡單的生活用品。特別是可以點燈供佛又可以食用的酥油,每每有人帶幾塊酥油給他,總會見他眉開眼笑地道謝不已。

事實上,這樣的生活一半是出自自我選擇,另一半多少也是因為環境使然。這裡三面環山、山勢陡峭挺拔,不但冬天一下雪就封路,其他季節風大的時候也常常因為落石而導致交通中斷,再加上早期社會主義時期附近的市場經濟也沒開發,人煙罕至,讓這位金剛洞的住持就這麼在洞裡生活了三、五十年,逃過文革,也逃過熙嚷喧囂的世俗生活。


「金剛洞召」剛開始只是一個天然的山洞,後來道路擴建之後,因緣際會有位南方來的居士經過,出錢在洞外蓋了寺殿和宿舍,才形成現今的模樣。特別的是,蓋起來的寺殿中有一間名為「十方宮」,裡面除了彌勒佛和觀音菩薩像之外,還供奉著大幅馬克思和列寧的肖像,號稱「共產佛」。

問起住持師父蓋十方宮的緣由,他也說不清確切的原因,只含糊地反覆說有名南方來的居士出錢蓋殿,也就這麼蓋成了。再進一步追問他對這宮殿的看法,他的回答倒是挺禪宗。他認為,萬物依緣而起,自性而生,他無法控制。再者,不論有沒有這座宮殿,自己仍舊會不離自性地在山上供佛修行、清簡度日,因此,無需罣礙於這宮殿是怎麼蓋起來的。一如這位住持師父反覆向我們強調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註3

對遵循社會主義唯物思想的共產黨而言,宗教是一種統治階級給勞動階級施加的意識形態「精神鴉片」,但對蒙古族人來說,自從阿拉坦汗重新將藏傳佛教引入蒙古高原後,宗教便成為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在這個脈絡下,不管是蒙古國還是中國內蒙古的近代史,「黃旗」(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和「紅旗」(共產黨)的鬥爭一直都沒有停過。因此,從佛教的觀點來看,金剛洞召的共產佛的確一如住持師父所言,是在歷史發展的因緣下而產生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大清王朝的頹傾已無可避免,醞釀獨立的外蒙古各部一方面秘密尋求俄羅斯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開始思考獨立的「文化基礎」。1911年11月29日,各部落在藏傳佛教上找到了這個「文化基礎」,共同推舉格魯派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活佛為蒙古「額真汗」(意思為「多人推舉的日光皇帝」)、「博克多汗」(意思為「偉大的可汗」),改元「共戴」,建立政教合一的大蒙古國,脫離中國獨立。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醞釀獨立的外蒙古,各部落在藏傳佛教上找到獨立的「文化基礎」,共同推舉格魯派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活佛(圖左)為蒙古「博克多汗」﹙意思為「偉大的可汗」﹚,建立政教合一的大蒙古國,脫離中國獨立。

其後俄國爆發十月革命,推翻沙皇專制,建立了布爾什維克派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年之後,紅軍和反布爾什維克的白軍開始內戰。這場戰事也延伸到了大蒙古帝國。為了避免大蒙古國被布爾什維克佔領,博克多汗反而向駐在烏蘭巴托(庫倫)的中國辦事長官陳毅請求軍事支援。

1919年,當時的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出兵庫倫,挾持大蒙古帝國內閣總理大臣巴德瑪多爾濟,並軟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取消外蒙古自治。隔年6月,左翼的蒙古人民黨註4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成立,並於1921年和蘇俄紅軍共同發動軍事和政治革命,驅逐白軍在大蒙古帝國的勢力,並擊敗中國軍隊,取得政權。

蒙古人民黨將哲布尊丹巴架空為虛位的立憲君主。1924年之後,哲布尊丹巴於烏蘭巴托圓寂,蒙古人民黨政府宣布不再尋找轉世靈童,廢除君主立憲制,改建蒙古人民共和國,並以「傳說」藏傳佛教的喇嘛「下毒殺害人民革命英雄蘇赫巴托將軍」為理由,限制和控制藏傳佛教的信仰,導致哲布丹尊巴活佛的世系傳承在蒙古終結。直到1990年代蒙古國宣布放棄社會主義、實行多黨制之後,藏傳佛教與其文化才又重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

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開始打壓藏傳佛教,直到1990年代才解禁。傳統上,達賴喇嘛也被視為蒙古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圖為2016年達賴喇嘛到烏蘭巴托的甘丹寺講道。 

達賴喇嘛呼籲蒙古年輕人重回藏傳佛教的傳統。蒙古國在90年代放棄社會主義、實行多黨制之後,不少蒙人僧侶曾跑到印度的大型藏傳佛教寺廟進修,但近年來在蒙古國的年輕族群之間,藏傳佛教的傳統信仰似乎又有流失跡象。

至於在中國的內蒙古地區,不同於民族組成相對較為單一的蒙古國,對統治著56個民族的中國共產黨來說,藏傳佛教的問題不僅僅是宗教問題,也同時是民族問題,必須謹慎地處理兩者間的界線,才能「統一民族戰線」,抗衡國民黨。


為了貫徹共產黨在內蒙古地區的宗教信仰政策,並調和紅旗和黃旗的意識形態衝突,1951年11月25日,出自土默特旗、後來成為內蒙古自治區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左翼蒙古族領袖烏蘭夫指出,「喇嘛問題是與廣大(蒙古族)人民有關的宗教問題…喇嘛問題是群眾問題,是…內蒙古解決的辦法是:在喇嘛廟附近辦學校,提倡小喇嘛念書,並吸收青壯年喇嘛參加各種生產建設工作,在勞動中改造他們。」

也就是在這樣「統一戰線」的思維下,中國內蒙古地區藏傳佛教的喇嘛在1950年代被收編進社會主義的勞動生產陣營裡,特別是1951年內蒙古自治區召開「第一次喇嘛教代表會議」之後,全區的藏傳佛教開始普遍進行愛國教育、國際主義教育,甚至以宗教的力量號召支持「抗美援朝」的捐獻運動。根據事後的不完全統計,全內蒙古自治區的寺廟和藏傳佛教界當時一共捐獻了3萬多頭牲畜與折合200多萬銀元的財物支持抗美援朝運動。

「內蒙古解決的辦法是:在喇嘛廟附近辦學校,提倡小喇嘛念書,並吸收青壯年喇嘛參加各種生產建設工作,在勞動中改造他們。」烏蘭夫如此表示。圖為1947年,烏蘭夫當選為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烏蘭夫與副主席、委員宣誓就職。 

1956至1958年間,內蒙古自治區開始進行牧業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廢除封建制度下牧主/地主對勞動牧民/佃農的剝削,並以生產合作社/公社的組織形式共享土地、牲畜,及財物,以達成「農區耕者有其田、牧區牧者有其畜」的目標。在此浪潮下,擁有大量土地、牲畜的寺廟自然也不能悻免,甚至連廟裡的喇嘛都必須要加入集體生產的行列。一如《烏蘭夫論牧區工作》一書中所記述:

「目前內蒙古牧區的喇嘛,已經有70%—80%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參加了勞動生產,紛紛要求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少人已經加入了合作社,他們當中的先進份子,有的已被選為合作社主任,並且已經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對廟倉也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改造結果,要求達到既改造了喇嘛,又團結了人民和發展了生產的目的…對喇嘛教寺廟和上層喇嘛所擁有的牲畜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主要采取了參加牧業生產合作社、單獨組織牧業生產合作社、組織公私合營牧場和加入國營農牧場…」

因此,雖然內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不似蒙古國受到全面的鎮壓及控制,但在一系列社會主義運動的推動下,也無可避免地走上了改變的道路,特別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原本承擔著統一戰線工作的藏傳佛教喇嘛,瞬間成為被批鬥的「牛鬼蛇神」。

內蒙古藏傳佛教在文革時期也遭批鬥成「牛鬼蛇神」,其後官方重新「瞹昧地」以「保留蒙古傳統文化」之名,允許喇嘛傳教。蒙古族黨員雖然不能公開信教,但可以「參與民族傳統文化活動」的名義到寺廟。圖為呼和浩特市東郊農村,2019年元宵法會現場。 圖/作者攝影

1966年6月13日,呼和浩特市的一批大學生紅衛兵在自治區佛教協會駐地「席力圖召」宣布藏傳佛教是「封建迷信組織」、喇嘛們是「牛鬼蛇神」,而內蒙古佛教協會則是「牛鬼蛇神的黑窩」,並對所有相關的人與喇嘛進行了批鬥。這股運動浪潮從7月起進一步從呼和浩特席捲了內蒙古自治區各地,在「破四舊」的口號下,各地許多重要的藏傳佛教寺廟建築、殿堂、佛經、佛像、法器等文物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文革之後,因為藏傳佛教終究是蒙古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於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要求及統一戰線的需要,共產黨官方重新「瞹昧地」以「保留蒙古傳統文化」的名義修復被破壞的建築和佛像,並允許喇嘛傳教。蒙古族的黨員雖然不能公開信教,但可以「參與民族傳統文化活動」的名義到寺廟。

90年代市場改革開放的浪潮襲來之後,內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及寺廟也逐漸「市場化」。雖然市場的活力間接促成了藏傳佛教文化的復興,但重要的古蹟寺廟開始收門票錢、各項活動/祭典的供奉逐漸以貨幣價值來衡量…等等後果,近些年在內蒙古文化界都引發不少爭論。

90年代市場改革開放後,內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及寺廟逐漸「市場化」,引發不少爭論。圖為內蒙古自治區內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五當召」,必須購票才得以入寺廟參觀,成人票價為60人民幣。 

至於金剛洞召裡的「共產佛」究竟是當年為了響應「統一戰線」的號召而興建?還是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浪潮而想出來的調和方案?甚或是住持師父童年逃難「原初創傷」下的權威依附情結?至今連住持師父自己都說不清,當然也就更不可考了。

但無論如何,當我和W結束和住持師父的訪談、走出十方宮、站在三面環山、松柏參天的金剛洞召外,感受著習習的山風、看著大青山下一大片青翠的草原時,彼此都同意,窮盡一切生命力量去探究那些不可考的事物,從而了解人類究竟把世界活成了什麼模樣,或許才能夠讓我們重新感受並體會自然世界的美好。

蒙醫是怎麼練成的 - 跨知識體系下的蒙古大夫


「來來來,我來幫你診個脈。」、「要不要來把個脈啊?」、「你看起來眼睛不太好,得從末稍神經調養起,你有時會覺得手指麻麻的對吧?來,我來幫你把一下脈。」……

一看我走進房間,滿屋子蒙醫轟的一聲站起來,此起彼落地要我過去診脈,充份展現了蒙古人交朋友的熱情。講起走進這房間的緣由,還得從我辦公室對面的大哥說起,上個月一次隨意的閒聊中,他提到老家村裡有個很有名的蒙醫王布和大夫要去北京上節目,轉車途中會來停留幾天,基於對蒙醫的好奇心,我央著大哥帶著我一起去見識見識。

在一片招呼聲中,我在王布和大夫的床邊坐下來,讓他診脈:「你心火旺,所以心臟不好,就像隻草原上的豹,喜歡獨立獵食不依靠別人,獵到獵物後也總是叼到樹上靜靜自己吃,不愛跟一幫人起閧;你活動力強,一進門就看東看西的,氣場強,細胞隨時都張開著接受刺激,不像他(指著帶我去的大哥)一看面相就知道不愛動…..還有你身體裡的有機物少,所以胃不好,也讓你的皮膚比較敏感,答應我要多喝酸奶(優酪乳)好嗎?……。」雖然一幫大夫講的徵狀的確是我的身體會出現的症狀,但一連串聽下來,還是不得不讓人疑惑,

「蒙古大夫」這個詞在我心裡油然生起。

用「蒙古大夫」這個詞來指稱醫術不高明的醫生其實不單單只是台灣慣有的刻板印象,在中國大陸也是。2016年5月,中國最主要的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公布了第一批「新聞報導中的禁用詞」,明確規定不得以蒙古大夫來指稱庸醫,以避免污辱蒙古族。然而,在這樣一個場合,斗然進入蒙醫所編織的異文化知識網絡裡,過去既有對身體及醫學的理解突然間無處安置,唯一能想到的詞,居然只剩這麼個既歧視又充滿漢族偏見的詞。

但這也更加激起我的好奇心,想理解蒙醫們身處的語言世界究竟長成什麼模樣,而這平行世界裡的醫病關係又是怎麼一回事。寒暄之後,王布和大夫有其他約先走了,不過我仍被現場的貴其德醫師與斯琴高娃醫師帶著去隔壁的蒙餐館吃飯,帶我去的大哥也跟著補充,他還有個好哥們是內蒙古國際蒙醫院骨傷科的主任,等會也會過來。

坐定之後,我就忍不住開始詢問貴其德大夫剛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診脈還能診出個性來?他告訴我,其實診脈五分真五分假,蒙醫的身體觀認為身體是相互結合、相互依賴,不能孤立存在的,所以五臟六腑的各種疾病會通過人體的行為、或是表面的某個部位表現出來。打從我一走進房間,我走路的姿態、臉色的表現、甚至是身體各器官的型態,都已經可以判斷臟腑的病理變化了,有些時候,診脈只是為了滿足病患「有被看病」的心理,不一定是主要的診斷方法。

蒙醫的内科知識理論體系主要來自於蒙古帝國時期與漢醫、藏醫、和阿拉伯醫學知識融合的結果。成吉思汗的蒙古軍隊不僅將外傷、骨科的技術傳給漢醫,從而彌補了漢醫這方面的不足,蒙醫也在交流的過程中從漢醫身上學到了陰陽五行的學說,從而奠定了蒙醫身體觀的理論基礎。其後,忽必烈汗在1262年重建漢醫教育機構,並要求尼泊爾的藝術家阿尼哥重新修訂人體針灸穴道圖。1270年,忽必烈汗還進一步創建了穆斯林醫學中心,以推廣中東傳來的阿拉伯醫學知識,促成了蒙醫多元的知識體系來源。

也因此,從漢醫學到的知識體系並非蒙醫身體觀的唯一來源。一般而言,傳統蒙醫理論以「陰陽五元素」為主要的哲學基礎,以「五元素理論」為例,蒙醫的五元素理論融合了古印度的「五元學說」和中國的「五行學說」,因此,診斷/治療時除了以漢醫的「金、木、水、火、土」來說明人體各器官與自然環境間的相生相剋關係外,也會用印度醫學的「水(身體/皮膚的乾燥程度)、火(體溫)、氣(蒙語為「赫依」,是人體呼吸、血液循環、分解食物、肢體運動、意識清晰等生命運動的內在動力)註1、空(身體對空間的使用方式)、土(身體內的有機物)」來解釋「人為什麼會在特定的時間、空間,長成特定的樣子」。比如王布和大夫對我的診斷:火氣太旺、赫依過強會導致心臟負擔較大,而身體的有機物(土)不足則導致胃和皮膚較為敏感,便是在印度的五元學說下開展的。

陰陽學說也是,雖然蒙醫和漢醫都講究陰陽平衡,但兩者定義的「陰」和「陽」卻不盡相同。蒙醫認為「心、肝、脾、肺、腎」五臟屬陽,而「胃、小腸、大腸、膽、膀胱,和精腑(下丹田)」六腑屬陰,這和漢醫的定義正好相反。

這麼說你就知道為什麼漢人會把我們叫做蒙古大夫了吧?

貴其德醫師如是說。

就在我聽得似懂非懂但又暢快淋漓之際,內蒙古國際蒙醫院骨傷科的主任巴虎山教授也來了。他一聽我們在討論「蒙古大夫」這問題,興致也跟著來了。他向我解釋,蒙醫在治療過程中常常會加入一些心理療法或使用一些小手段來轉移病患的注意力,減輕疼痛,但結果往往就被誤會只會靠些小手段騙人。「就好像我們在正骨的時候,有時會在嘴裡含一口酒,然後當著病人的面像灑水器一樣把酒噴灑在骨折的地方,這樣病人的注意力就會被吸引到這上面,然後我再趁機把骨頭扳回正位。最後他們都會覺得是被我噴酒噴好的,但其實不是,是我利用角度把它推回原位才好的。連隔壁實習的研究生都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問我老師這到底是怎麼治好的。我就會告訴他,你還有得學呢,慢慢學吧,哈哈哈哈哈。」

正骨和骨傷科其實是蒙醫的強項,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上的各部落前,北方草原連年戰事不斷,再加上日常生活需要騎馬放牧,因此經常會有許多戰傷、骨傷的病患,甚至在照料牲畜的過程中也常需要處理牲畜的跌打損傷,因此長期累積了一套處理和治療外傷的技術。早在成吉思汗大軍遠征的時代,蒙古軍隊就已經建立隨軍獸醫的制度了,這制度還延續到清朝的蒙古八旗,有一種對「蒙古大夫」的解釋,認為軍隊裡的蒙古獸醫在戰事吃緊、人手不足的時候也會協助處理傷患,因而與「不正規的醫生」劃上等號。

此外,這些透過照料跌打損傷而累積成的生理學知識也成了蒙古重要的文化之一,比如蒙古人殺羊的手法便和其他文化不同,他們會在羊胸口開一個洞,再手伸進去掐斷脖子上的大動脈,讓血留在羊的腹腔。剝掉羊皮後,再用碗盆將腹腔的血和內臟取出。技術純熟的殺羊人整個過程不會在地面上留一滴血,前幾年我在牧區考察時第一次見到就已經嘆為觀止了。

「所以那個很有名的納貢畢力格老師也是類似的手法嗎?」打從我幾年前來中國工作起,就一直不斷聽同事們在各種場合提起納貢畢力格醫師,據說他看癌症特別厲害,只要去聽他上課幾周就可以改善癌症的症狀,所以要掛他的號得排好幾個月才排得到,間接帶動了國際蒙醫院附近的旅館業發展。抓住這個機會,當然要了解一下這傳說背後到底有些什麼故事。

那是一種心理療法,通過改變人的意志來強化身心靈對抗疾病的能力。

斯琴高娃大夫這麼回答我的問題。

除了照料戰傷而形成的外科傳統,以及通過和漢醫、阿拉伯醫學,以及印度醫學交流而形成的內科知識體系外,傳統蒙醫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知識來源:薩滿教和薩滿儀式。


蒙醫在心理學的知識拓展上學習了薩滿教(後來藏傳佛教在蒙古高原流行後,誦經祈福治病也是建立在類似的基礎上),透過人對薩滿巫師及其驅魔儀式的信仰來強化人體自身對抗疾病的信心和能力,並進一步將其和現代心理學的知識結合,從而開展出現代蒙醫的「心身醫學科」。巴虎山教授也進一步解釋,許多癌症病患一聽得了癌症後,往往便心灰意冷,失去了對抗疾病的意願,但上了納貢畢力格醫師的課程後,心理上會產生一種「疾病是有很大的可能被治癒」的信心,從而由人的意志去治療疾病。許多末期的癌症病患上課之後也許在病理學上不能遏止癌細胞的擴散,但因為意志力得到強化,可以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得到比較好的生活品質,或是有能力去完成一些未了的心願。

此種心理治療的傳統不只應用於癌症病患的治療上,其實也是一般蒙醫在治療過程中所採用的方法。因此,和現代醫院體制「一人一號,叫號進診間看病」的制度安排不太一樣,蒙醫看病往往會把所有人集中在一個大廣場,看病過程中,除了由主治醫師依切脈、身體行為及特徵的觀察來向病患進行各別診斷與處置外,還會有一名輔助醫師對著廣場上的群眾「講課」,進行基本醫學常識的衛教或集體的心理意志強化。一如蒙醫一直以來所相信的,身體及心靈是一體的,各別的問題都會反映到連成整體的其他部位,因此,在治療上也必須多元處置,而非僅僅針對某一問題進行處置。

所以,「蒙古大夫」大概就是蒙醫無可逃脫的處境吧。

我感慨地說。蒙醫吸收了各種不同知識體系的醫學理論與身體觀,從而形成自身的文化身體,但反過來卻又無法被妥貼地安置到任何一個它所學習的知識體系裡面,甚至產生各種畸零歧角,最後只好在自成體系的同時,承受著他者的奇異眼光,是為「蒙古大夫」。

蒙古帝國衰落之後,1575年起,藏傳佛教二度在蒙古高原上興盛,連帶也把藏醫的知識體系帶入了混合漢醫、印度醫學,和阿拉伯醫學的蒙醫體系中,並逐漸成為主流。1741年起,在清朝政府的組織下,藏醫學的名著《四部醫典》、《藍琉璃》相繼被翻譯成蒙文,而烏蘭巴托等地也成立了「醫明學院」,系統性地研究藏醫的藥方和醫療技術,並參照蒙古高原的環境和生活條件加以改良,從而奠定了現代蒙醫的藥學基礎。時至今日,許多蒙醫在開立藥方時,仍習慣以藏文作為主要的書寫語言。

但藏醫給蒙醫帶來的影響並不僅於此,藏傳佛教的流行讓當時許多家長趨之若騖地將家中孩子送到寺廟裡學習,從而讓藏醫/蒙醫的學習與傳承管道不再僅止於官方的研究機構或寺廟,開始向民間流傳散布,從而建立了蒙醫的「家傳制度」。

酒酐耳熱之際,我轉頭問坐在旁邊的貴其德醫生,他的醫學知識是在哪裡學的,他驕傲地告訴我,他出生於蒙醫世家,到他已經是第四代了。以前家裡窮,養不起孩子,只好送到廟裡當喇嘛,想不到意外讓他曾祖父發現有學醫的天份,自此之後,他家的孩子都會送到寺廟裡跟喇嘛學醫,再輔以家傳的診脈技術,自成一派,「到我家姑娘才中斷,改上現代學校。」註1

「但你也是醫學博士啊,還是碩士研究生導師呢!」我指著他的名片繼續追問。

對,我在蒙古國唸的博士。沒辦法,這年頭要在體制裡生存都要有正規學歷啊。

但,為什麼是蒙古國呢?

現代西方醫學與藏醫學的相遇其實是從俄國開始的。1857年,俄羅斯發生疫情,一名布里亞特的藏醫亞歷山大‧巴德瑪耶夫(Aleksandr Badmaev)被邀請到聖彼德堡協助防疫,而他的弟弟彼德‧巴德瑪耶夫(Pëtr Badmaev)則於1870年起在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允許下,在聖彼德堡開設醫館行醫。彼德於1902年將《四部醫典》翻譯為俄文,搭建起藏醫和西方醫學交流的橋樑。其後,俄羅斯的蘇維埃政府將藏醫知識當作贏取境內卡爾梅克蒙古族和布里亞特蒙古族人心的手段,間接也促成了藏醫、蒙醫,與西醫在俄蒙兩地的交流。

然而,1921年之後,隨著西方醫學的流行,藏醫在蒙古國逐漸被指控為庸醫,特別是當1923年2月,蒙古人民黨創始人、蒙古國人民革命英雄蘇赫巴托將軍的死亡被歸罪於忌妒的喇嘛下毒所致後,藏傳醫學便完全中斷其傳承,直到1958年於布里亞特出土一批桑結嘉措(《藍琉璃》的作者)召集畫工繪製的79幅人體解剖、藥物、醫療方法/器械、脉脈、尿診等掛圖後,才吸引一批受西醫訓練的學者重新研究藏醫。在此機緣下,隔年1968年,蒙古國重新建立起藏傳醫學的教育機構,恢復對蒙/藏醫的研究。因此,在蒙古國的蒙/藏醫教育,主要是以西方醫學的知識視角來重新「發掘」本土醫學的價值。

內蒙古自治區的蒙醫傳承則除了藏—西醫之間的關係外,又夾雜著中國政治與漢醫帶來的權力配置因素。以家傳、帶徒,以及寺廟喇嘛傳承為主的蒙醫教育,因共產黨對宗教的意識形態、及漢—藏之間的緊張關係影響,在社會上只能保持著隱晦而低調的角色。直至1958年,內蒙古醫學院(現為內蒙古醫科大學)成立「中蒙醫系」,並設立「蒙醫基礎理論教研室」之後,蒙醫教育才正式進入中國現代的大學體制中(但1967-1977因文化大革命中斷高考而未招收學生)。

在如此設計的教育體制中,蒙醫一直被視為附屬於漢醫(中醫)知識體系下的一支民族醫學,直至1978年,內蒙古蒙醫學院(2000年後與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哲里木畜牧學院合併為內蒙古民族大學)於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成立,開設5年制的大學部蒙醫專業班後,蒙醫才在運作上成為不同於西醫和漢醫的獨立學院;至於內蒙古醫學院的「中蒙醫系」,則時至2006年才與中醫學院分開,單獨成為「蒙醫藥學院」。即便如此,在學術定位上,依中國教育部公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中醫學/中藥學和(西方)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同屬一級學科,而民族醫學(蒙醫學、藏醫學)仍隸屬於中醫學的二級學科,其地位仍夾在西醫與漢醫間的邊緣。

因此,當蒙醫知識在蒙古國中斷傳承時,內蒙古自治區仍有一批寺廟、喇嘛培養出來的蒙醫在蒙古高原上低調的行醫;而當蒙醫進入中國現代教育體系,並逐步建立起規範化的行醫資格制度時,也正值蒙古國蒙/藏醫學研究的興起,正是在這時間交錯造就的機緣下,目前在內蒙古執業的蒙醫中,特別是家傳的蒙醫,許多人都有留學蒙古國的經歷。除了貴其德醫師外,在座的巴虎山教授也是在蒙古國取得博士學位。

除了蒙醫學的教育外,蒙醫院的設置也是蒙醫發展非常重要的里程碑。2006年,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確定新建內蒙古國際蒙醫醫院,使其成為目前國際上規模最大的蒙醫綜合醫院。2007年,中國政府11個部委也隨之聯合發布了《關於切實加強民族醫藥事業發展的指導意見》,主張「堅持保持和發揮民族醫藥特色優勢,遵循民族醫藥自身發展規律和特點」,發展「民族」醫藥產業。以此指導意見為基礎,不僅蒙醫的溫針、火針療法,以及正骨療法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蒙醫/藥事業也成為內蒙古自治區各級政府發展國民經濟和社會福利的重點環節。

舉例而言,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於2010年重新修訂了《內蒙古自治區蒙醫中醫條例》,明確指出「旗縣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蒙醫藥中醫藥事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並對蒙醫藥給予重點扶持,保障和促進自治區蒙醫中醫藥醫療、保健、教育、科研、產業、文化事業的發展。」而同年的統計年鑑資料也顯示,內蒙古自治區的蒙醫醫療機構一共有84所,形成了一個「以2所自治區級蒙醫醫院為龍頭,12所盟市級蒙醫機構為骨幹,70所旗縣級蒙醫機構為基礎」的蒙醫服務體系。

然而,也是在這樣等級制的醫療服務體系中,大批的資源與人才集中到城市的大醫院,特別是內蒙古國際蒙醫院中,導致基層醫療品質的匱乏。「看病難、看病貴」這個中國醫療服務的老病根,隨著現代蒙醫服務體系的建立,也逐步侵蝕了蒙醫以「村」(稱之為「蘇木」,蒙古自治區的行政區單位)、基層為主的行醫傳統。像王布和大夫那樣堅持在村裡行醫的蒙醫,已經越來越少了。

國際蒙醫院成立後的確推動了蒙醫在科研、教學,和醫療實踐上的發展,但把所有資源都集中到城市來,旗縣、村裡的百姓要看病可就難了。你看這附近這麼多旅店,那個來看病的不是住上十天半個月的,得花多少錢啊?

時間已經過了午夜12點,帶著我的大哥帶著微醺的醉意,冉冉地吐出一口煙,意味悠長地說。

「這倒是,住上個幾年的也都有。別說這個了,來,乾了,我讓院裡值班的研究生開車送你們回去。」他的好哥們,巴虎山教授這麼回。說是要散場,讓研究生替我開車送我回去,但巴虎山教授沒捨得他的哥們,而他的哥們沒捨得我,於是一行人浩浩蕩蕩地開車帶我回家,再一起吆喝著消失在昏黃路燈的燈影下。

看著這群熱情好客的蒙古人,以及巴虎山教授逐漸遠去的背影,我似乎對「蒙古大夫」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在現代西醫的視角下,他們是中/漢醫學體系的一部分,但在現代中/漢醫學的視角下,他們從西藏、印度、阿拉伯醫學那裡學來的知識體系又不一定能穩妥地嵌入其中。在跨界的醫學知識體系中求取生存之道,卻從來不曾失去這個民族對生命及人群的熱情,誰說這不是艱難人生的現實寫照呢?

「看病難、看病貴」這個中國醫療服務的老病根,隨著現代蒙醫服務體系的建立,也逐步侵...

「看病難、看病貴」這個中國醫療服務的老病根,隨著現代蒙醫服務體系的建立,也逐步侵蝕了蒙醫以村、基層為主的行醫傳統。堅持在村裡行醫的蒙醫,已經越來越少了。 圖/內蒙古國際蒙醫醫院

備註註1:

「赫依」是蒙語的漢語音譯詞,通常翻譯為「氣」,但「赫依」和中醫的「氣」不盡相同。此概念並沒有明確的定義,現有文獻儘有對其特性的描述性解釋或較為含混的比喻性說明,例如現代蒙醫的教科書中描述「赫依」具有輕、糙、動、涼、微、堅六種特性,是一切生命運動的內在動力,而《四部醫典》中則記載「赫依屬於寒熱均性…散布於胸下、臀部與體內外…是一切疾病的起因與幫兇。」因此,其內涵比漢醫的「氣」更加廣泛。

註2:

這裡指的「中斷」,意思除了表示在現代國家的體制下,「家傳」的醫學知識不再受到承認外,同時也是在中國一胎化的政策下,因為無法將唯一的女孩送到寺廟學習,故而中斷。

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蒙古

草原沒有墓碑:蒙古族怎麼替成吉思汗「掃墓」?

 


蒙古裔的日本文化學者楊海英曾以著作《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獲得第14回的司馬遼太郎賞。書中藉由14位蒙古人的口述資料,開展了晚清之後夾在日本(滿洲國治下日本帶來的現代化影響),與中國(中共在抗戰時期帶來的社會主義思想,以及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帶來的政經影響)之間的內蒙古,如何在雙重殖民過程中尋求民族自決,最終為該民族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屠殺,埋下無可避免的伏筆。

但本文要談的不是這本書的內容,而是書名——「沒有墓碑的草原」——這個詞非常精準地形容了蒙古人的殮葬文化。

一般而言,蒙古高原上的主流葬制分為火葬、野葬,和土葬三種形式,但各種葬制並不互斥,常常會相互混用。例如早期居住在大興安嶺地區,被視為蒙古族祖先的室韋部落,以及居住在內蒙古東部地區,使用「準蒙古語」的契丹人,都會把死者遺體曝露在樹上,直到肉體腐爛到剩下骨頭為止才火化,便是一種樹上葬和火葬混用的形式。

蒙古帝國興起後,除了晚期受藏傳佛教影響而選擇火葬的貴族外,只有孕/產婦、傳染病患者,和未婚者死後必須火葬,其他人大多選擇野葬及土葬混用的形式,也就是把屍體放到馬或駱駝等家畜的背上,在野外四處游走,最後將屍體埋葬在落下的地點(或甚至不埋葬,直接將遺體曝露於野外)。

然而,不論何種形式的葬制,對待死者最終的「永久居住之地」,蒙古族並不似漢族習俗會在埋葬地堆土成塚、立碑為記。在游牧民族的文化裡,只有部族/氏族的認同,沒有地域、家鄉的觀念。蒙古包立在哪裡,哪裡就是家鄉。且隨著游牧活動的遷移,人們也不一定可以年年回到固定的地方「掃墓」,因此,埋葬死者時,人們會盡一切努力讓地表不露出任何人為痕跡,以追求死者與草原環境合而為一的理想。

《蒙古秘史》記載,蒙古皇族下葬之後,往往用千百匹戰馬將葬地踏平,再小心翼翼地在上面種草植樹,直到下葬的地方與周圍其他地方沒有差異為止,頂多用一棵孤樹、一小叢灌木,或一些石頭、箭矢作標記,但這些標記多半隨著時間消失,即使尊貴者如成吉思汗也不例外;南宋人彭大雅所寫的蒙古見聞錄《黑韃事略》便記載:

…(蒙古人)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平如平地。若忒沒真(註:鐵木真)之墓,則插矢以為垣,闊逾三十里,邏騎以為衛…

「插矢為垣、邏騎為衛」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標記埋葬地點,反而是為了避免有人靠近,因發現下葬的確切地點而遭到殺戮封口,正因如此,矢垣才會「闊逾三十里」,避免閒人靠近,也讓守陵人可以在這範圍內養草植樹,回復土地原狀。而最後,知情過程的守陵人和葬工也都被蒙古軍隊屠殺殆盡,避免有人記住確切的下葬地。

幾年前,美日考古學界曾經興起一波考察成吉思汗下葬地的風潮,相關研究團隊浩浩蕩蕩地帶著帶著各種儀器,配合衛星資料在蒙古國各地到處搜索,結果卻一無所獲,此外,蒙古社會對此事的反應也始終冷淡。對沒有家鄉觀念的蒙古人來說,不一定能理解「找出死者的地域歸屬」有何確切的意義,同時,人們也擔心這過程可能會破壞草原環境的和諧與統一。

除了成吉思汗的相關記錄外,不少中文文獻也記述了成吉思汗後裔「黃金家族」註1在肯特山起輦谷的「皇家墓園」(於今蒙古國境內)。這個由森林組成的「墓園」自蒙古帝國起便如同「自然保護區」,禁止人們進入,也禁止過度采伐使其看起來和周圍不一樣。

其他未葬於此地的可汗們也同樣會在他們的領地上建立自己的「自然保護區」。例如伊兒汗國在沙爾曼沙赫城(今伊朗境內)西北邊的沙胡山上、欽察汗國在烏拉山和窩瓦河之間的草原上,均有自家的「皇家陵園」。至今為止,這些「自然保護區」並未被挖掘或開發,因此裡面荒煙蔓草,看不出人為的痕跡。

但不立墓碑/墓標並不代表蒙古人不祭祀死者。蒙古族一般的習俗是,在死者死後3年內避免提及死者的名字,也不會對其進行祭拜,但3年後,當屍骨開始碎裂、死者的靈魂成為祖靈後,人們便會開始定期向代表死者的遺物或簡略的畫像祭祀,甚至會回到當初埋葬的地點祭拜。而這些物件、畫像,甚至埋葬地點,都可以稱之為「翁袞」(ongghon)。

祭祀儀式中,一部分獻祭的肉和骨頭會浸泡在奶酒裡,並放置在地洞裡燒給逝者,而祭拜者則分食剩下的肉和酒。當畜養的動物不再承擔原先的使用功能時,也會被用來獻祭予死者。

傳說成吉思汗下葬時,人們曾當著一頭母駱駝的面殺死其親生的小駱駝,並將小駱駝的鮮血灑在下葬處。之後春草發芽、大地回復下葬前的原狀後,人們每年便牽著母駱駝前往附近尋找,並在母駱駝哀嗚的地方舉行祭奠儀式。而當母駱駝過世之後,世上就再無「生物」知道成吉思汗的下葬處了。


成吉思汗生前一次行軍中曾路過河套平原,讚嘆這裡水草豐美,希望死後能葬在這裡。於是,成吉思汗死後,三子窩闊台將他的5件重要遺物(成吉思汗祭奠玉皇上帝的轉世白馬註2、奶桶、箭及箭袋、鞍轡馬鞭,以及古籍字畫)帶到此地,供奉於5頂白色氈帳中。其後,成吉思汗的幾位皇后(孛兒帖、忽蘭,和准格爾伊金註3)死後,其遺物氈帳也被置於此處,與5件聖物的氈帳合稱「八白宮」。

從窩闊台將「五聖物」帶到河套平原後,蒙古帝國征戰頻繁,並且逐漸分裂為四大獨立汗國。為因應現實需要,成吉思汗的祭奠除了轉為簡樸外,在漠南、漠北各地也陸續開設多處祭祀場所,導致八白宮在各地巡遊流轉,且各地的祭祀習俗也不盡統一。直到1266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立太廟「定為八室」,並頒布了太廟八室的四季祭祀制度——四時大典——後,才為成吉思汗的祭祀立下統一的規範。

元朝滅亡後,隨著蒙古帝國逐漸衰亡,守護、祭祀成吉思汗陵帳的達爾扈特人於明朝天順年間,從漠北高原遷入河套平原駐牧,並將漠北各地的祭祀點逐漸整合至內蒙古,固定在河套地區供奉八白宮。從此之後,河套地區便被稱之為「鄂爾多斯」(蒙語原意是「眾多的宮殿」),延續至今。

到了清朝順治年間,成吉思汗的後裔、八白宮的管理者與主祭官——額璘臣——進一步將八白宮各種「翁袞」從黃河南岸遷至巴音昌霍格河畔的草地上安奉,從此,這片河畔的草地便被稱之為「伊金霍洛」(蒙語意思為「聖主的庭園」),也就是當今內蒙古自治區成吉思汗陵的所在地。

成吉思汗生前一次行軍中曾路過河套平原,讚嘆這裡水草豐美,希望死後能葬在這裡。 圖...

成吉思汗生前一次行軍中曾路過河套平原,讚嘆這裡水草豐美,希望死後能葬在這裡。 圖/新華社

雖然蒙古高原各地的成吉思汗祭祀點逐漸遷至鄂爾多斯,但事實上,成吉思汗的5件聖物並未從此固定在一處。除了供奉古籍字畫的「珍藏白宮」固定安置在孛兒帖皇后的氈帳附近外,其餘四宮在達爾扈特人監管下,分別在鄂爾多斯北部及呼和浩特北部的土默特旗各地「巡遊」,「八白宮」只有在春祭大典時才會聚合。

巡遊期間,這些「翁袞」被放置在可拆卸的蒙古包內,帳前則立著象徵成吉思汗軍旗的戰旗「蘇勒德」,並由一台兩輪的白駱駝拉車來拉。因此,不同於漢人定期到固定的地點「掃墓」,在蒙古文化裡,成吉思汗的「衣冠塚」反而裝在拉車上四處行走,供人祭拜。

對日抗戰時期,為避免文物遭受波及,國民政府於1939年將八白宮分遷至甘肅省境內各地,其後又輾轉遷到青海省的塔爾寺。一直到1953年6月,在周恩來的批准下,中國政府才又撥款,於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舊地重建成吉思汗陵,並於1954年將八白宮遷回。新建的陵園落成後,中國政府也同時將鄂爾多斯各地的「翁袞」集中到此作為國家重點文物統一收藏保護,結束了「翁袞」漂遊的日子。

如今的成陵祭奠,大致依照忽必烈所公布的四時大典進行,於每年農曆的3月21日(春祭、查干蘇魯克大祭)、5月15日(夏祭、淖爾大祭)、8月12日(秋祭,術日格大祭),和10月初三(冬祭,塔斯曼大祭)舉行。

其中又以春祭最為隆重,不僅儀式細節最多、持續時間最長,各地來參與的群眾人數也最多。春祭大典從農曆的3月17日一直舉行到24日,前後歷時8天,又稱為「鮮奶祭典」,因為主祭日(3月21日)當天,會依成吉思汗於1211年在克魯倫河畔舉行過的春祭儀式,擠灑99頭白母馬的鮮奶,以祈求蒼天和祖先保佑人畜興旺、土地平安。

此外,春祭大典的儀式也體現了蒙古人及八白宮游牧的歷史與文化。在巴音昌霍格河東岸,有三片草灘被稱之為「上吉格」、「中吉格」,和「下吉格」,分別象徵著三個歷史上曾經輪流供奉八白宮的地方——「成吉斯圖山東北的勞亥浩舒」、「塔爾拉嘎以北的克魯倫河畔」,以及「寶日陶亥的鄂爾多斯」。因此,每年的春祭大典便會在三個「吉格」上輪流祭祀(每個吉格舉辦祭祀3年)。

祭典期間,該年輪祭的吉格營地上會架起金黃色綢緞的成吉思汗宮帳,稱之為「金殿」。而八白宮則陸續於3月18日辰時前,來到「吉格」上與金殿會合,按指定的方位依序排列,並於19日及22日兩天開放群眾祭祀。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主祭日前夜的「嘎日利祭」。該祭典是由守護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翁袞」的達爾扈特人,代表拖雷到成吉思汗陵祭祀父親(拖雷及其皇后唆魯禾帖尼的翁袞現安奉於內蒙古自治區鄂托克旗與杭錦旗邊界)。因性質屬於家祭,所以祭祀的過程不開放予外人參觀,就連殺羊都會用帳子遮起來,給人一種特別神秘的印象。

總而言之,八白宮的祭祀文化不僅反映了成吉思汗在蒙古人心中的崇高地位,也見證了成吉思汗死後,中國、蒙古高原,及中亞各國權力的興衰發展。從蒙古帝國的擴張到衰落、從日本帶來的現代思想啟蒙,到今天蒙古國汲汲營營追求的現代工業開發,甚至成吉思汗的地位在中國從「草原的父親」到「中國民族的兒女」,游牧文化與成吉思汗卻始終是各地蒙古人心中恆常不變的認同標記。

一如辦公室裡某位蒙古族妹妹,去年參加成陵春祭後回來對我說的一句話:

姐不是去掃墓(註:草原上也沒有墓),是去尋找我們民族的『鄉愁』。

▌備註

註1:

指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廣義而言指成吉思汗四個兒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和拖雷的後代,狹義而言則指守家業的幼子拖雷的後代。

註2:

白馬白宮裡供奉的是當年成吉思汗祭奠玉皇上帝那匹白馬的馬尾和馬鬃。1954年成吉思汗陵重建時人們還擺進了一匹白馬的雕塑。此外,陵園裡還放養一匹白馬,人們相信四時祭典時當年成吉思汗所祭奠的那匹白馬的靈魂會來轉世附體,因此,那匹白馬在當地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以任意進入附近牧戶的草地覓食玩樂。

註3:

准格爾伊金是個虛構的名字,供奉的是也遂皇后和也速干皇后兩姐妹。成吉思汗消滅塔塔兒部後,先納也速干為妃,但也速干自認相貌和才華都比不上姐姐也遂,於是主動向成吉思汗推薦逃亡的姐姐,甚至讓出妃位。兩姐妹後來成為成吉思汗的第三、第四皇后,死後並共同被供奉於稱之為「准格爾伊金」的白色氈帳中。

止室筆記



止室筆記
作者:陳籙
商務印書館, 1917年
27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