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6日星期一

內蒙古特殊論

“內蒙特殊論”的四個根源
最近內蒙發生連串示威抗議活動,起因于錫林郭勒草原兩個牧民的被害事件,一位是西烏旗蒙族牧民莫日根,因不滿運煤卡車破壞草原,攔路抗議,於五月十日被卡車司機蓄意撞死。另一位是阿巴嘎旗滿族青年閆文龍,也是抗議媒礦污染,與礦工發生衝突,於五月十五日遭礦區車輛撞成重傷,不治而亡。兩起事件的起因,都是當地民眾自發保衛家園,反對開礦,與肆意破壞草原生態的漢族開發商矛盾衝突,導致悲劇。事件進一步刺激蒙族青年學生和更多牧民走上街頭,與公安武警對峙,遭到驅打和逮捕。當局如驚弓之鳥,立刻採取軟硬兩手。一方面由自治區書記胡春華出面,和當地學生教師對話安撫,下令煤礦停產整頓;責令拘留肇事司機,速審速判,一人死刑,一人無期。另一方面,又秋後算賬,加強鎮壓力度,從北京軍區調遣精銳部隊,對內蒙局部地區實施戒嚴,抓捕嫌疑師生,封鎖學校和機關大門,防止學生和民眾上街,造成新一輪白色恐怖氣氛,引起世界各地蒙古人的抗議聲討,以及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
回顧最近二十幾年,內蒙給人的印象比較穩定,不大鬧事。說難聽點,就是蒙古人軟弱可欺,容易統治。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內蒙特殊論”,無論中央地方,漢族蒙族,似乎都篤信不疑。開明如胡耀邦者,也不能免俗。導致特殊論的原因,可歸結為下列四點:

一是地理(或地緣政治)原因。對於中國內地來說,內蒙不像西藏和新疆那麼遙遠。它靠近華北和中原,離北京的最近距離只有數小時車程,如果內蒙有什麼緊急情況,北京很容易採取措施,發兵鎮壓,所以不容易“鬧事”。

二是人口原因。內蒙不像西藏和新疆那樣,當地主體民族依然佔有相對優勢的比例。從“維基百科”引證中國官方2000年的統計資料看,西藏人口總數為260多萬,其中藏人比例為93%,漢人6%,其他少數民族1%;新疆人口總數1800多萬,其中維族占45%,漢族占40%,其他伊斯蘭教民族接近13%。而內蒙的情況就大不一樣。經過長期歷史演變,如今內蒙的蒙族人口,已經成為很少的少數了。2,330多萬人口當中,漢族1,846萬,大約占八成;蒙族約400萬,占一成七;加上其他少數民族,一共占兩成左右。再考慮到許多蒙漢通婚家庭的子女和親屬,雖然事實上跟純粹漢人沒什麼區別,但為了享受政策優惠,往往也登記為蒙族。如果把這些事實上的漢族從蒙古人中去掉,那麼真正蒙古人所占的比重,恐怕還會更少(大約一成五左右)。假如發生民族對抗,比例懸殊太大,蒙古人難占上風。

三是歷史原因。共產黨征服新疆,發生在三大戰役取勝之後,共和國建立前夕的1949年九月底。解放軍的“和平進藏”,到五十年代初才逐步完成。雖然兩地基本上屬於“和平解放”但也經歷了若干戰鬥和曠日持久的談判過程。內蒙的情況則不同。早在共和國建立之前的1947年春天,延安培養的西部蒙古人代表烏蘭夫,就成功說服了以哈豐阿為代表的東蒙自治政府,解散了以民族獨立為奮鬥目標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收編了五個師的蒙古騎兵,成功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內蒙自治政府,不但輕而易舉地提前解放了內蒙古大部分領土,而且幫助共產黨在東北和華北打敗了國民黨的數百萬政府軍。因此,五十年代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對蒙古人不但信任,而且感激,讓烏蘭夫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隨後合併原綏遠省全部,原熱河、察哈爾、寧夏部分地區,令內蒙古自治區的面積擴大到110萬平方公里,僅次於新疆(160萬)和西藏(120萬),位居第三。烏蘭夫當時地位之高,權力之大,在少數民族當中,可能空前絕後。上述歷史因素,使得漢人和蒙古人的關係,比跟其他民族更為密切。各屆中央高官,都稱讚內蒙是民族自治區中的模範樣板,甚至派遣藏族和維族幹部,去內蒙學習“先進經驗”。

四是經濟原因。另外,人們習慣於把民族衝突和經濟上的貧富差距掛鈎。就經濟狀況而言,內蒙的富裕程度,的確超過許多內地發達省區,更遠超其他民族自治區。據官方2010年統計資料顯示,內蒙人均GDP高達49,467元,在僅次於上海、天津、北京、江蘇和浙江,位居第六,高於廣東(第七)、遼寧(第八)、山東(第九)、福建(第十)等省市自治區,更遠遠高出位居第25的新疆(23,080元)和第30的西藏(19,483元)。我沒找到按照民族排列的人均產值和收入數字,只能大致估計,內蒙牧區的蒙族家庭收入,可能低於當地城鎮家庭收入,但不會低於當地或周邊漢族農民的家庭收入,應該遠遠高於新疆維族和西藏農牧民的平均收入。換句話說,內蒙自治區蒙古人的平均富裕程度,高於維族和藏族。如果按照貧富邏輯推理,那麼蒙古人的不滿程度,也應該更低才對。

正是由於上述四個原因,許多人(包括胡耀邦在內的北京上層),都認為內蒙不同于新疆和西藏,民族矛盾和衝突較少,甚至少到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即使中央制定針對藏族和維族的讓步政策(或者寬鬆政策),那些政策也不應該(或不可能)同等套用到內蒙,因為內蒙“情況特殊”。連思想最開放、待人最溫和的胡耀邦總書記,都持這種論調,其他強硬派領導人,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不幸的是,“內蒙特殊論”的神話,被最近突然發生的草原抗議潮斷然否定。蒙古人同仇敵愾,面對當局的懷柔和強化鎮壓,毫不示弱。因此,人們不禁要問:內蒙有可能繼西藏和新疆之後,成為北京高層另一個棘手難題嗎?對此,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內蒙究竟是怎麼回事?哪里出了問題?為什麼蒙古人如此憤怒和不滿,居然豁出身家性命,與上百噸的重型卡車拼死活?

欲知答案,我們將在另一篇文章《內蒙特殊論為何破產?》中詳加分析。

“內蒙特殊論”為何破產?
內蒙問題與西藏新疆問題相比,的確有其特殊性。但是,特殊性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帶來福祉,也可以造成禍害,要根據不同的歷史條件做具體分析。從總體上說。內蒙問題的複雜性和嚴重性,往往被刻意忽略或者人為掩蓋,不但海外所知很少,就是在中國內地,也很少報導。最近的莫日根事件,宣佈“內蒙特殊論”已久破產。為什麼破產?我想從四個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蒙漢關係中的恩怨情仇。五十年代烏蘭夫所領導的內蒙古自治區,就曾經較好地維護過各族人民的合法權益。比如在舉國瘋狂的大躍進和大饑荒事情,雖然內蒙也不得不服從毛澤東和黨中央,也幹了許多破壞國計民生的蠢事,但比起多數省份的普遍愚蠢,還是好些。不但基本上沒餓死過人,還幫助一些內地來的災民,擺脫了死亡命運。這些德政,主要歸功於當時內蒙有相對自主和比較寬鬆的經濟政策,能開荒、種地、打獵,好歹混飽肚皮。

可惜這種極為有限的自治權,僅僅維持了十幾年。到六十年代中期,北京上層因大躍進失敗出現路線分歧,毛澤東試圖以強化階級鬥爭維持個人獨裁。到文革前夕,通過華北局馬拉松會議(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鬥跨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唐、張淮三,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恒,以及內蒙的烏蘭夫,從而拉開文革的序幕。打倒烏蘭夫及其家族成員的殺手鐧,是所謂“民族分裂罪行”,強行製造了一個“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

1967年春,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青中將(安徽出身的長征老紅軍,對內蒙歷史很無知)奉旨空降內蒙,帶著民族偏見上任。他利用“清理階級隊伍”的機會,先搞“挖肅運動”(全稱“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後搞“內人黨專案”。因為烏蘭夫已被搞掉,“黑線”比較清楚,凡受烏蘭夫重用的幹部在劫難逃。但許多延安出身的高級幹部,由部隊關押起來審查,因此,他們受的折磨反而比較少。“內人黨專案”則屬於挖暗藏的敵人,因此疑神疑鬼,普遍使用逼供手段,打擊面越來越寬,歷時一年半之久(1967年11月到1969年5月。如果包括全面軍管之後鄭維山、尤太忠繼續深挖,則時間更長)。最後,在總數不過兩三百萬的蒙古人當中,居然關押48萬多,差不多平均每五個蒙古人,就有一個被打成“新內人黨徒”,其中致死16,222人,傷殘87,188人,死傷總數高達十萬三千多 。這場自上而下,由政府和軍方主導的大迫害,與群眾運動無關,和紅衛兵、造反派的瓜葛也很少,完全是由北京高層授意,由滕海青一幫大漢族主義高官具體執行的民族大清洗。 這種針對少數民族的長時間關押、批鬥和虐殺狂潮,之所以發生在內蒙,而沒有發生在西藏和新疆,原因也許很多,但跟上文提到的地理、歷史和人口比例等因素,不無聯繫。假如蒙族人口的比例不是百分之十五,而是百分之五十或者更高,恐怕滕海青和他的幕後指使者們,也不至於如此肆無忌憚。

如果總結教訓,這也許可以看成一種物極必反。早年的烏蘭夫和蒙古人,曾經對毛澤東愚忠過份,跟得太緊,比如六十年代初派內蒙騎兵赴西藏“平叛”,他們自持有功,到處宣講,從未聽說有懺悔之意 。但他們沒料到“唇亡齒寒”,老毛一翻臉,就整到蒙古人頭上,手段之惡劣,有過之無不及。當然,這也導致另一次物極必反,讓烏蘭夫和蒙古人開始清醒,一度消沉的民族意識,再度抬頭。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圍繞清理漢族盲流(即減少漢族往牧區的移民)問題,內蒙再起衝突。新任書記周惠,和重新複出掌權、主管中央民族事務的烏蘭夫之間,意見不合,導致蒙族學生上街抗議,並派代表團到北京上訪,要求中央參照西藏、新疆的標準,對內蒙施行同樣寬鬆的民族政策,給蒙古人以更大的自治權。結果,遭到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堅決壓制。不僅上訪團無功而返,學生代表被秋後算帳,連同情他們的許多蒙族幹部也遭到清洗。另外,周惠還使用分化東西部蒙古人的傳統手法,“以夷治夷”,讓蒙古人互相揭發。烏蘭夫長子布赫,烏的心腹雲世英等土默特旗高官,見風轉舵,把群眾抗議的責任推到東部蒙古人頭上,中央只好把廷懋、傑爾格勒、寶音圖等幾位東部出身的高官撤職查辦。烏蘭夫本人也因此失勢,再度遭到鄧小平冷落。雖然沒有被第二次打倒,但從此失去實權,只掛個國家副主席閒職。1987年內蒙古慶祝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烏蘭夫率中央代表團參加。這是他文革複出之後,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回到故鄉。據一位蒙古學者說,他不顧中央多次勸阻,執意要去伊盟祭拜成吉思汗陵,面對祖宗遺像,哭了十分鐘。此事引起鄧的更大不滿。1988年烏蘭夫逝世,鄧連烏的追悼會也不參加 。

第二,經濟開發上的是是非非。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隨著全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和原材料儲量豐富的內蒙古,立刻成為內地省份爭相開發的唐僧肉。雖然從人均GDP數量上看,內蒙已經超越廣東,居全國第六,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基礎設施也有明顯改善,而且出了不少身家上億的地產商和煤老闆,但問題是,各族普通老百姓(特別是農牧民),並沒有從經濟起飛分享到相應成果,大多數勞動人民,不但淪為弱勢群體,而且徹底毀壞了子孫後代賴以維生的草原生態環境。是的,草原和沙漠上的確建設了不少新城鎮,有些土地被徵用的農牧民也獲得了數量可觀的金錢補償,這些都是事實。但有三個原因,使得大多數人對內蒙的暴富更加不滿。

一是官商勾結,攫取超額利潤。不少煤老闆、房老闆,以及貪官污吏,迅速成為億元大戶 ,留給當地人民的所謂補償款和扶貧款,不過是九牛一毛,聊勝於無,根本沒法幫助他們脫貧致富。

二是缺乏合理監管和稅收分配機制。資源本應歸人民公有,但實際獲利者並非如此。內蒙向內地輸送的油、電、氣,常常超低價供應,由政府承擔虧損。另外,礦區和城區居民,有些也許獲得很高的拆遷補償,成為百萬(千萬)元戶(究竟有多大比例?需要調查)。而同樣蒙受開礦污染的大多數農牧民,所得甚少,甚至什麼也得不到,窮得連磚茶(牧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之一)都買不起。再以大學教師的工資為例,廣東省高校正教授的月薪,平均七八千元,個別上萬元,但人均GDP高於廣東的內蒙古,教授的平均月薪只有三千左右,和廣東的差距是兩三倍。因此,人們形容內蒙開發能源的結果,是“富了商人和貪官,窮了政府和百姓”。

三是惡性開發,導致無窮後患。內蒙煤層很淺,多數露天開採。原本碧綠的草原山丘,被挖得滿目瘡痍,塵土飛揚,一片灰黑,慘不忍睹。百噸卡車所到之處,地表草皮徹底消失,本來就很脆弱的草原生態,遭到難以逆轉的毀滅,更多沙塵暴自然無法避免。人畜賴以生存的水源,經過放射性塵埃的毒化污染,不得不永久放棄。如此大規模地瘋狂開發,等到礦產挖淨,開發商撤走,草原上的百姓如何謀生?據《紐約時報》2011年6月11日報導,達茂旗(比鄰莫日根命案發生的錫盟)政府在鎮上給牧民蓋了不少新樓房,動員他們去住,還給他們發放生活補貼費(每戶每年一兩萬元)等等,但他們必需賣掉自己的牧場和畜群 。問題是,這種改變生存狀態的大變遷,往往伴隨心理和文化上的大調整,並非他們的自願選擇,因此許多牧民拒絕,讓新樓變成鬼城。再說,讓蒙古牧民進城謀生,開餐館做生意,是那麼容易的嗎?賠了錢怎麼辦?除非他們的子女通過專業化教育,能在城鎮就業,否則,往往會造成一兩代、甚至更多人的悲劇。正像接收採訪的蒙族女主人烏榮(Uyung)所說的那樣,“沒有了我們的牲口和草原,我們感到迷失了方向”,“我們發現自己不適合城市,可是現在我們卻被困在這裏”。

寫到這裏,讀者應該不難明白:為什麼錫盟草原的牧民莫日根如此憤怒,要和漢族司機的運煤卡車拼命。不過,要想知道為什麼莫日根命案發生之後,能迅速激發數千蒙族學生,走上街頭,還需要看看另外兩個常常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

第三,科技革命造就新生一代。目前中學和大學的在校學生,大部分是80後和90後的新生代。他們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父輩、祖父輩所受過的精神和肉體折磨,但大部分都間接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因而隨著閱歷的增加和知識的積累,他們開始探尋答案:為什麼蒙古人要背負如此深重的歷史十字架?他們所處的時代,畢竟和他們父輩有很大不同。那時候通訊落後,資訊閉塞,很少知道外界消息,絕大多數家庭和個人都沒有打電話的條件。現在的年輕人個個有手機,多數有電腦和電視,即使在偏僻和分散的草原放牧點,也有摩托車代步。知識和資訊的快速傳播,有助於開闊視野,溝通思想,聯絡感情,打破封閉和孤獨。像這次莫日根之死所引發的連鎖效應,沒有現代化聯絡手段是難以想像的。雖然當局採取封鎖網路、監聽電話甚至切斷手機信號等極端鎮壓手段,但畢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當局的封網行動,也促使青年人研究如何破網,如何繞過防火牆。只要想盡辦法,民眾總會獲得他們想要獲得的外界資訊。應該說,資訊革命給青年人提供了組織起來,集體發聲的技術條件。這是新生代比老一輩人幸運的地方。

第四,世界潮流的深遠影響。最後一個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世界民主潮流對中國各族人民的影響和鼓勵。莫日根事件之初,就有內地報導說,是外蒙派人到內蒙組織煽動的結果,那顯然是無稽之談,有轉移目標,羅織罪名的味道。且不說,外蒙朝野都害怕和內蒙的事情沾邊,避之唯恐不及,怎麼可能派人煽動?再說,內蒙人又不是傻瓜,怎麼可能受人蒙蔽?如果說有什麼外部因素,那也不是某國特務所為,而是世界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潛移默化的影響。具體說來,這些外部影響來自三方面:

一是其他少數民族對內蒙的啟發。中國各地的邊疆民族問題,往往互相關聯,歷來如此,因為大家的處境大同小異。西藏和新疆發生的事情,不可能不對內蒙各民族(蒙、回、滿、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有所觸動。我曾經教過的蒙族學生就親口對我說,“每次北京高官聲討‘藏獨’和‘疆獨’的時候,都會順便提到:‘黨中央對你們蒙古人是放心的,因為內蒙的歷史證明,你們緊跟共產黨、毛主席,從來沒有二心’。我們聽了這話極端反感,非常噁心,好像在打我們的臉,揭我們的短,說明我們蒙古人太窩囊,沒出息!”從這樣的感歎當中,我們也能看到,西藏、新疆對內蒙有啟發作用。

二是漢族維權抗暴的感染。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似乎已經積累到臨界點,眼看就要引爆。各地民眾維權抗暴事件層出不窮,而且有從和平上訪、靜坐請願等溫和手段,逐漸向暴力抗爭演變的趨勢。媒體報導,充斥血腥新聞,刀槍棍棒,土制火炮,人肉炸彈,什麼手段都有。公安民警疲於奔命,力不從心,防爆特警和正規部隊都派上用場,已經和局部內戰沒什麼區別。據說維穩經費已超越國防經費,只是各方傷亡數字,我們無從得知。從歷史經驗看,中原各省出現動亂的時候,邊疆民族地區,也往往容易出事。因此,這次內蒙抗議潮,和中國內地頻頻發生的局部動亂,很難說沒有連帶關係。

三是非洲茉莉花革命的鼓舞。這或許是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外部影響。非洲茉莉花來的非常突然,讓所有觀察家大感意外。因為按以往常識,這個地區的人民似乎最為保守,最不容易接收普世價值。可是一夕之間,老百姓突然走上街頭,爆發大規模抗議潮,要求民主改革,迫使專制政府下臺,居然在好幾個國家取得成功。當然,也有利比亞的卡紮菲和敘利亞的阿薩德等頑固腦袋,拒絕順應時代,試圖學習鄧小平,用屠殺維持專制不倒,最後能否成功還在未定之天。不過,聯合國和北約開了個先例,對鎮壓和平示威的極權政府,動手制裁,包括轟炸卡紮菲的宮殿和軍隊。對此決議,中國也投了贊成票。這個先例一開,等於宣佈六四鎮壓為非法(非國際法之法)行為,如果再有類似事件,當局就得三思而行,否則可能招致國際組織的制裁和軍事干涉。世界局勢的這一根本性改變,無形中給和平維權的人民群眾助威壯膽。

總之,是以上四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導致了“內蒙特殊論”的破產。從此之後,內蒙古青年人開始組織起來,走上街頭,發出聲音,合法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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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9年11月11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關於落實政策工作的情況彙報”,載阿拉騰德力海編著《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1999年9月自費印刷,第245-248頁。

[2] 網文:“烏蘭夫家族在內蒙”,載:http://boycott.bokee.com/506140.html。

[3] 茂敖海:《夢幻人生》,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第323頁。

[4] 因為“羊煤土氣”(羊絨、煤炭、稀土、天然氣)而致富的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原名伊克昭盟),每217個人中就有一個億萬富翁;每15個人中就有一個千萬富翁。詳見《僑報週末》2011年6月17日A10版專文“中國式錢都,面上富腳下空?”

[5] New York Times: “中國的民族抗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Ethnic Protests in China Have Lengthy Roots”, published June 10, 2011.

內蒙未來前景與防止矛盾升級
從目前情況看,內蒙抗議事件似乎和平收尾。網上消息說,部隊已經撤離,戒嚴宣佈結束,學生開始恢復行動自由。應該說,莫日根的血沒有白流,起碼為蒙古人爭取合法權益,收到了部分成果。國務院及時出臺七條加快內蒙發展的總原則,儘管具體如何落實還不得而知。被抓的學生和教師,最後如何處理?被草率宣判死刑的漢族司機,是否還有可能上訴減刑?等等,這些情況還要看後續發展。

應該說,這次當局處理事件的手法,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起碼黨委書記胡春華親自出馬,快速與學生代表座談對話,本身就是一種應該提倡的開明作風。當然,無論朝野上下,總有一些人出於種種動機,唯恐天下不亂,希望事態越大越好,傷亡數字越多越好。所幸雙方都有所克制,未令事態惡性發展到大屠殺的地步。如果真到那個程度,可以斷定,吃虧上當的總是弱勢群體,蒙古人的損失,會比漢人更大。據最新消息說,胡春華有可能升官,出任北京市委書記,為進入下屆政治局熱身 。如果消息屬實,不知他的提升,是否跟中央肯定他這次處理內蒙事件有關係。

雖然事態暫告平息,但並不代表內蒙問題從根本上獲得解決。國務院的七條決議,基本上是空頭支票,如果沒有實施細則,也不能徹底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空頭支票很難兌現。除了給受害牧民多一點補貼性的扶貧款之外,官方能做和想做的事情,其實並不多。對礦產資源的瘋狂掠奪,對生態環境的持續破壞,對各族民眾不滿情緒的強力壓制,對帶頭抗議者的抓捕判刑等等,這些千古不變的老套路,還會繼續走下去。

只要黨國體制不改,政治和社會改良停滯,西藏、新疆和其他地區民族區域高度自治不能實現,內蒙古自治區也不可能有什麼新的政策突破。由於上面列舉的那些原因,內蒙古的民族利益衝突,很可能進一步加劇和惡化。因此,我對內蒙的前景憂心忡忡。類似莫日根和閻文龍這樣的悲劇,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發生。它只不過是錫尼喇嘛 和嘎達梅林悲劇的現代翻版。往後還會出現什麼樣的新版本,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以上是我對內蒙抗議潮深層原因的粗淺分析,供批評質疑。總之,做為去國已久的海外華人,一個局外觀察者,我對內蒙的未來前景雖然並不樂觀,就像對中國整體前景不樂觀一樣;但做為以內蒙為第二故鄉的社會學者,在本文結尾部分,我還是願意提出四點建議和希望,供一切關心蒙漢關係的朋友參考,也可說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吧。

一曰加強對話。當今世界提倡對話,不提倡對抗。你看,連內蒙書記胡春華,都和蒙古人對話了。可見對話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世界上的許多矛盾對抗,往往和當事人的心態有關,總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老是拒絕心平氣和的面對面談判,要談也是假談,像樣板戲裏的唱詞“假談真打,百般花樣”。其實只要放下身段,敞開胸懷,許多矛盾就有化解的可能。

比方哈佛大學黑人教授蓋茨,被地方員警克勞利誤抓,雙方對立嚴重。總統本人批評警方“愚蠢”,惹惱警察局的全體人員。他們寫信給總統,表達不滿。如果總統以勢壓人,也不見得不能擺平一個小小的警局。但是總統技高一籌,沒有反駁,更沒有施壓,反而邀請蓋茨和克勞利,一同到白宮“喝啤酒”,也就是對話 。結果效果很好,使原本緊張的種族關係,得到緩和,因此好評如潮。估計胡溫未必學習奧巴馬,也不大可能邀請死亡牧民莫日根和肇事司機李林東(被判死刑)兩人的家屬,到中南海“喝茅臺”,當面訴說一下各自的苦衷。但無論如何,對話的重要性和奇妙性,不可低估。我想建議海內外一切華人(因為我們不習慣對話),所有矛盾對立的雙方或各方,都應該開展各種各樣的對話活動,讓我們敞開心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果大家不想你死我活,或者同歸於盡,恐怕對話是化解敵意,解除誤會,建立互信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可能邁出第二步,第三步。

二曰深入研究。這裏專指對民族關係的歷史、現狀和未來展開深入研究。由於官方長期封鎖檔案,掩蓋甚至歪曲基本事實,弄得我們自己和下幾代人中青年人,都對中國近現代史缺乏基本瞭解。就像我本文所介紹的近百年蒙漢關係中的恩恩怨怨,找不到什麼公開出版物有詳細說明。要不是朋友送給我兩本大陸內部出版的“禁書”,許多八十年代我離開中國之後發生的事情,我自己也稀裏糊塗。詢問內蒙的朋友,他們也說不清楚。研究就是挖掘歷史,搶救歷史,去偽存真,從真實的史料中,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得出比較客觀的、能經得住歷史考驗的結論。並進而以史為鑒,探討中國社會轉型中,切實可行的民族關係新模式和新方案。

三曰創新思維。就是突破現有的條條框框,“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李銳先生最欣賞的治學態度)。要敢於挑戰一切“金科玉律”,無論它看上去多麼權威,多麼不可動搖。只要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堅守人類的普世價值,捍衛民眾的福祉,就沒有什麼不可突破的思想牢籠。比如民族自決權問題,包括通過公投獨立建國的問題,這些東西在中國官方以往的檔中都有記載,憑什麼說,烏蘭夫重新印發給幹部閱讀,就犯了大逆不道的天條?至於如今內蒙古的人口總數中,蒙族的確只占一成多,這個事實誰也沒法否認,因此,在全內蒙公投獨立,似乎無法想像。但是,在草原牧區,畢竟還有蒙族占多數的旗縣,是否可以試驗,在局部地區先施行高度自治的特殊體制。在不傷害大多數人利益的條件下,讓蒙古同胞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說不定,結果會比現在更好,民族關係會比現在更加和諧。

四曰突破僵局。毋庸置疑,現在西藏、新疆、內蒙這三個最大的民族自治區,都不同程度出現了治理上的困境,處在一種僵持狀態。其他若干較小的民族自治地方,也有類似管制危機。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並沒有給民族自治地方帶來更多的和諧與安寧,可見,金錢並非萬能。相反,隨著全國各省市維權風暴的高漲,邊疆地區的民族矛盾和利益衝突,也會日見增多。民族關係的全面理順,可能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等三方面的機緣,包括世界和中國內地局勢的繼續發展變化。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加強對話,深入研究,創新思維,目前僵局的某種緩和與突破,還是有可能的。

作者:程惕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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