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是六四屠杀之后才觉醒的，他们亲历了六四屠杀才明白共产党军队不是“人民子弟兵”，而是屠夫和刽子手。他们的觉醒来得太迟了，共产党军队对本国民众以及被殖民的其他民族的屠杀，从其“八一建军”之后就开始了。而且，他们中大部分人的觉醒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有一次，我参加在华府中共使馆门口举行的纪念六四活动，应邀发表演讲，刚刚讲到六四屠杀不是例外和偶然，六四屠杀应当与中共对藏人、维吾尔族的屠杀等量齐观，立即就有人打断我的发言，一定要反对这种“分裂祖国”的言论。此类所谓的“异议人士”，在以屠杀达成“祖国统一”这一议题上，与使馆裡的那些人实在是“殊途同归”。
中共不仅大肆屠杀寻求独立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各少数民族，而且採取“以夷制夷”的恶毒策略，挑动少数民族之间自相残杀。长期在青海工作的老干部韩有仁，打破禁忌，秉笔直书，撰写了《一场被演没了的国内战争》一书。书中引用了一个重要细节：当时，解放军宣传人员尉立青采写了一篇题为《一等功臣兰拉科》的报道，主人公兰拉科系蒙古骑兵机枪射手，他有一手神枪，“挨著脑门给敌人点名，叫谁倒谁就得倒”。有一次，“他和一班副两个，在沟裡抓了四十名俘虏。据说，这是他一个人衝到敌群裡，端起机枪一声大喊，吓得敌人慌了手脚，想抵抗也来不及了”。在玉树，“他先后作战五十次，打死打伤和俘敌人一百零三人”——这个杀人数字，快赶上中日战争期间“百人斩”竞赛的日军官兵了：一九三七年，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在从上海进攻南京途中，展开谁先杀满一百个中国人的竞赛，斩杀了一百零六人的向井敏明胜过了斩杀一百零五人的野田毅。中国将杀人如麻的日本军官视为恶魔，但同样杀人如草不闻声的中国官兵不也是恶魔吗？“一等功臣”兰拉科所在的骑兵某部二连，“更是一个英雄连队，在三年平叛中，歼灭叛匪九千馀名”。一个最基础的军事建制——连队，居然屠杀了多达九千名藏人，那么整场大屠杀究竟杀害了多少藏人呢？
「喜马拉雅巅峰，浮现劫火光影」
五零年代末中共在藏区“平叛”，是以现代化武器如机枪、坦克、飞机乃至化学武器屠杀数十万藏族牧民，宛如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然而，犹太大屠杀在全球范围内家喻户晓，中共屠杀藏族却不为人知。
韩有仁历经千辛万苦，採访到若干参与那场“国内战争”的官兵。比如，参加“玉树平叛”的士兵老李，在叙述骑十三团和第四百团合围歼灭“敌人”时，绘声绘色地说：“这一仗衝傍晚打响，激战到拂晓，枪声不断、炮声隆隆，信号弹、曳光弹、照明弹此起彼伏。大草原上闪烁之光，瞬间改夜如昼。光电的辉映显出远处群山的峰峦叠章，各展雄姿，景色奇特壮观。”他居然拿还有观赏美景的闲情逸緻，藏人消逝的生命，在其眼中一钱不值。韩有仁指出，除了战场、俘虏营以外，还有一个置大量“叛匪”于死地的“黑洞”——那就是以“叛乱罪”被判刑投入监狱的劳改场所的人犯。据官方披露的数字：“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青海省直属劳改、劳教系统三年‘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高达四万九千三百零四人，佔总数十六万的百分之三十。”其中有不少就是被关押、被虐待的藏人囚徒。
藏人被屠杀，首要的凶手是以汉人爲主体的共产党政权，蒙古骑兵则充当帮凶的角色。杨海英的《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一书即围绕蒙古骑兵在藏区的杀戮展开。此前，杨海英写过《没有墓碑的草原》一书，描述中共在南蒙古的种族清洗，蒙古人是受害者；而在《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一书中，蒙古人则半推半就地充当加害者的角色，与藏人同为游牧民族，蒙古人镇压藏人似乎更为得心应手。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也有过与信奉佛教的蒙古人同样的厄运——先是被共产党利用作为屠杀藏人的利器，然后又被共产党摆在刀俎之上，真是：“正笑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喜马拉雅巅峰，浮现劫火光影」，当年日本人专门爲蒙古人开设的兴安官校的校歌似乎预言著蒙古雄骑与西藏的双重悲剧命运。儘管乌兰夫早在一九五五年就提出「对少数民族用兵为下策」，反对并抵抗毛泽东武力镇压西藏，但由于本民族于满蒙时代的「对日协力」历史问题可能遭致清算，在沉重的苦恼中不得不派出两个骑兵团「进藏平叛」。杨海英眼见当事人日渐凋零，“不忍青史尽成灰”，採访到若干在历次政治整肃中倖存下来的蒙古骑兵官兵及其后人，记录下了他们痛心疾首的证词。
杨海英说服一位名叫朋斯克的老人，请他讲述远征西藏的往事。经过多番劝说，老人这才打开关闭半个多世纪的话匣。当时，经过共产党洗脑宣传，这些蒙古士兵相信，“凡是藏人全部都是敌人”，「我们的战斗方法很简单。中共空军首先实施空袭，投下大量的炸弹，造成藏人混乱，步兵则趁机用机关枪向混乱的人群扫射。九死一生突破步兵包围圈的藏人，迎接他们的是挥舞洋刀的蒙古骑兵」。到了晚年，老人对那段历史有了沉痛的反省：“中国藉蒙古人的力量合併了西藏。这是其一。没什么能比最优秀的蒙古战士手握人类最强武器日本刀时，更能发挥可怕的战斗力了。而中国人毛泽东利用了这一惊人的战斗力。他的阴谋，确实更可怕。第二，乌兰夫一直保存的这支自满洲国时代以来的武装势力，被中国消耗殆尽了。中国政府丝毫不愿意看到手握日本刀的蒙古骑兵的存在。最后，让蒙古军队与西藏人战斗，从而在两个民族之间製造了新的仇恨，离间了少数民族同胞。可谓一石三鸟。”
杨海英又採访到蒙古人噶丹，噶丹回忆说，他的伯父巴瓦是蒙古骑兵中的神枪手，有一次俘获了四十多名藏人。就在巴瓦走进帐篷，熬奶茶时，中国军队将俘虏排成一排，用机关枪扫射。巴瓦衝出来抗议说：“缴械者不杀！”可是，中国军人对其不屑一顾。中国军队不仅杀俘虏，也杀妇孺。中国人义正词严地谴责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滥杀无辜，对自己屠杀更弱势的民族的暴行，却从来闭口不提。
这场“国内战争”，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屠杀。两方的实力、武器和技术差异，甚至大于当年西班牙人与印加帝国之间的差异，也大于八国联军与义和团拳匪之间的差异。
“半截子的近代化”与蒙藏两民族的未来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满洲国和德王蒙古自治政权瓦解之后，继承蒙古骑马战术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日本近代军事思想和训练的蒙古武士，在被解放军所整编，清除了其内部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精英，使之完全成为一支共产党的「佣兵」部队。国共内战时期，这支骑兵部队参加过辽渖战役和平津战役，中共建政后三次参加国庆阅兵仪式。朝鲜战争时期，蒙古骑兵师团被调遣「支援前线」，紧接著做为“佣兵”被调遣到镇压青藏高原的武装起义中。
杨海英用“佣兵”这个概念指称被中共控制的蒙古骑兵，其实，蒙古骑兵连“佣兵”的地位都没有。所谓“佣兵”，必定跟僱佣者之间有一份契约，收取客观的报酬；在完成合同之后，还可以选择下一个服务对象，它有相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是，被改编到解放军之中的蒙古骑兵，不被信任，被充作炮灰，即便在战争中倖存下来，等待他们的是解除武装、政治清洗、种族灭绝。与之相比，“佣兵”不知要幸运多少倍！蒙古骑兵的境遇，甚至比不上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中享有种种特权的“奴隶军队”马穆鲁克。
蒙藏两个民族遭遇灭顶之灾，最大的原因是他们不幸成为中国的邻居，恶邻侵门踏户，他们走投无路。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蒙藏两个民族为何未能成功实现现代化？如果实现了现代化，不就拥有对抗中国的实力吗？本书讲述了满洲国时代蒙古地区的现代化，其标志是一九三四年兴安官校的设立。这所军校从建立起就达到了很高水准，整个“蒙古世界”——不仅仅是满洲国的蒙古人，西部德王统治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权，甚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有志青年都来报考和学习。
然而，就蒙古区域而言，他们在日本的扶持下，只是在军事领域实现了部分的现代化，整个社会结构并未走向现代化。满洲国内的蒙古地区进步稍快，德王政权也在日本的支持下施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我在《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书中有专章讨论德王改革的成败得失，其改革成果相当有限。换言之，日本刀固然无比锋利，但仅有“日本刀”的现代化对蒙古这个民族来说是不够的。
以西藏而论，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取得实质性的独立地位，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了现代化改革，比如派遣贵族学生到印度和英国留学，聘请欧洲人修建水电站，建立新式军队等。然而，这场改革遇到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而功败垂成。西藏的封闭、停滞，使得它成为中共眼中唾手可得的一块肥肉。
可以说，蒙古和西藏都经历了各自半途而废的“戊戌变法”。在东亚视野下，日本的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在富国强兵层面上获得成功，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比日本慢，所以日本打败了大清帝国和沙俄帝国，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但日本并未完成精神、思想和民主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导致此后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蒙古和西藏的现代化又比中国慢，所以后来不幸沦为中国的殖民地。
现代化是任何民族、国家都必然经历的一场巨大蜕变。抵制近代化的结局是可悲的，如南美和北美的原住民，与优势文明接触之后，数十年间人口锐减九成以上。弱者必须奋起直追。这不是爲屠杀者辩护，而是爲弱势民族寻找未来的出路——直到今天，蒙古和西藏仍面临著如何推进现代化的难题。
我曾接触过藏人流亡社群，他们的第二代有不少进入欧美一流大学学习。但迄今为止，还未出现一个藏人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群体。若未来西藏赢得独立，建设西藏必须要有丰富的人才储备，流亡藏人社群必须未雨绸缪。十四世达赖喇嘛部分地实现了藏传佛教的“宗教改革”，但这场改革远未完成。藏人和蒙古人共同信奉的藏传佛教，不能只是供西方人茶馀饭后消遣的“心灵鸡汤”，藏传佛教中如何产生现代思想——如同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至今看不到明显的迹象。南蒙古、东突厥斯坦等急于脱离中国的区域，未来也将面临同样的难题。
南蒙古的“五重悲剧”与杨海英的“三重背叛”
杨海英採访了若干蒙古族的加害者，也採访了若干藏族的受害者，他如此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坐在藏人受害者面前的感受：「做笔记的手颤抖，没有勇气直视兄妹俩的眼睛。」
本书的最后，总结了蒙古民族的“五重悲剧”：日本对蒙政策的非一惯性，以及日本战败导致其未能实现民族独立；《雅尔达协定》阻碍内外蒙古民族统一；中共民族政策的欺骗与背叛。至今标榜的「高度自治」只是有名无实的「区域自治」；为洗涮历史上的「附逆日本」之原罪，效忠中国，对同为弱小民族的藏人挥舞洋刀，这是因为「中国人成为南蒙古统治者而造成的悲剧」；远征西藏归来的蒙古骑兵被解散，寻求民族自决的历史，成为种族屠杀的藉口，民族精英丧失殆尽，民族区域遭肢解。至今，蒙古民族尚未从这“五重悲剧”中解脱出来。
作为《没有墓碑的草原》一书中文译者的刘燕子在一篇书评中指出：“《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在平静的文字中，矗立著高昂悲壮的民族未竟理想，同时作者忍受流血的疼痛，用一把铁丝棕毛刷来梳理本民族的污秽——身为一个曾迫害他人民族的蒙古人，并未因为遭受过大屠杀而清白无辜，享有「政治正确」、「普世道德」的赦免权。”杨海英“自揭伤疤”的勇气，堪比犹太裔思想家汉娜•鄂兰。汉娜•鄂兰身为深受犹太同胞爱戴的知识界领袖，且曾担任「犹太复兴委员会」领导工作，在採访艾希曼审判期间，因为道出了「牺牲者的能动性」，即揭露二战时期欧洲各犹太社群与纳粹合作的事实，几乎成了犹太社会的「贱民」和「弃儿」。许多犹太知识精英都因此与她绝交，恰巧说明自民族被屠杀的历史，在前所未有图腾化的同时，成为禁忌丛生的领域。
杨海英经历了比汉娜•鄂兰更艰钜的“三重背叛”：出身于中国统治下的南蒙古鄂尔多斯草原，却拒绝“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是为“一重背叛”；一九八九年，经历了六四屠杀的衝击，放弃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的教职，赴日本留学，又归化爲日本籍，是爲“二重背叛”；在种族上坚持蒙古族认同，却又将那段幽暗的民族史曝光于天下，是爲“三重背叛”。儘管“世人皆欲杀”，但本书译者吉普呼兰在〈译者记〉中向其表示感谢与钦佩之情：「对于蒙古人而言，杨海英发出了他们一直不敢发出的声音，道出了他们至今不敢讲的历史和现实的真相。」杨海英超越了特定群体之历史禁忌，将蒙受的苦难赋予更广阔的人类记忆内涵，在精神上遏制了黑暗与黑暗对峙、仇恨与仇恨循环的可能。
如何摆脱受害者与加害者两种身份的盘根错节、犬牙交错、苦痛与耻辱的煎熬？从蒙古族的“五重悲剧”和杨海英个人的“三重背叛”中，或许可以找到一把浴火重生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