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清洗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也就是後來成為蒙古紀念史達林鎮壓紀念日的這一天，對黨和政府進行的大清洗開始了。
在這場運動中，大多數的蒙古知識分子被開除了政府和黨的職務。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這次清洗運動結束後，喬巴山被宣布為總理。在大多數沿用蘇聯黨政模式的國家裡，掌握最大權力的人是黨的總書記，但是在這一時期，黨的領導層軟弱無力，四分五裂，喬巴山的獨裁統治是建立在他對政府的領導，而不是對黨的領導之上的。
雖然喬巴山從一九三九年到他在一九五二年死亡之前一直是蒙古的統治者，但是他只能在得到史達林和位於莫斯科的蘇共政治局（Politbur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首肯之後才能行使他的權威。
喬巴山和史達林（死於一九五三年）是時間非常接近的同年代人，他常常被拿來和這位蘇聯領導人相提並論，尤其是在圍繞著他發展出來的個人崇拜語彙上。在蒙古，對喬巴山的頌揚相較於對史達林的可謂是小巫見大巫，而且他也絕對沒有史達林擁有的那種政治權勢。
喬巴山被認為要對一九三○年代的鎮壓和清洗負有個人責任，發生在清洗中的行徑還包括對寺院的破壞和對成千上萬名僧人的殺害。在令人震驚的一九三○年代，雖然他毫無疑問地處於政治結構之中，但是在最嚴重的暴行發生時，他還絕不是蒙古的最高級官員。
他對動亂和暴行負有責任，但是這一亂局在一九三○年代初就已經開始了，他當時還不是重要的政治角色，動亂和暴行的責任要由他和蒙古其他的政治人物共同承擔，尤其是應由史達林和史達林共產國際的代理者來負責承擔，因為正是他們進行了混亂和混淆的干預，並且對暴力浪潮袖手旁觀。
最初的清洗中，需要從權力結構中優先清理出去的一百一十五人名單並不是由蒙古人制定的，它是由NKVD副手米哈伊爾・弗里諾夫斯基（Mikhail Frinovski）策劃的，此人也是臭名昭彰的尼古拉・葉佐夫（Nikolai Yezhov，於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間執掌NKVD）的副手。
弗里諾夫斯基說喬巴山是為了讓蒙古擺脫反革命分子而「獨自一人進行鬥爭」。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日，清洗目標的指令以喬巴山的名義發出，他隨後向葉佐夫報告了第一次搜捕的成功情況。最早被捕的六十五人是知識分子、中央委員會和小呼拉爾成員、部長和高級軍官。
隨後，這場清洗運動轉而針對佛教的建制機構：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有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名喇嘛被迫害，其中大部分遭到了集體槍決。一九九二年，在木倫（Mörön）附近的墓地發掘發現了一千多具喇嘛的遺體。特別引人注意的還有那些為了躲避史達林的攻擊而逃離蘇聯的布里亞特蒙古人和哈薩克人，他們被蒙古人和NKVD視為實際或潛在的叛徒。
喬巴山沒有發起清洗，或者甚至沒有控制清洗的實施方式。他甚至不是蒙古政府的首腦；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的總理是阿瑪爾。喬巴山在清洗進行得最激烈的時候被傳喚到莫斯科，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日離開了烏蘭巴托。他此行的表面原因是治病，因為他的健康狀況受到過度勞累的影響，而實際上，他去索契（Sochi）待了一個月時間，這裡是蘇聯菁英階層在黑海之濱的度假地點，這個地區在十九世紀時曾經被俄國和高加索人爭奪。
這次在蘇聯的逗留期間，他兩次見到了史達林，並被告知他將會接替阿瑪爾出任蒙古的總理。
喬巴山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回到了烏蘭巴托，在三月六日舉行的小呼拉爾擴大會議上，他宣布了指責阿瑪爾反革命活動的起訴書。雖然喬巴山在起訴書上簽了字，但是對阿瑪爾的譴責和告發，仍然照例是由莫斯科駐蒙古使團的首腦和NKVD的蘇聯工作人員管理的。阿瑪爾被送去了西伯利亞，然後又被轉送到莫斯科，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被指控為日本從事間諜活動並受到審判。
關於他命運的傳言有很多，但是後來人們得知他是被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判處死刑並在七月二十七日執行。在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發表了祕密談話後，對阿瑪爾判決的複審認定他的案件從來沒有任何的實際證據，因而在死後得到了平反。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公開了正義不彰的細節和另外三十一位以這種方式被清洗的蒙古國領導人的案情。
喬巴山並沒有下令實施這樣的清洗和處決，但是他配合了蘇聯當局。他是個軟弱的人，是一個心甘情願的工具，並從此獲得了政治上和個人的利益。然而，他並非一個自由活動的代理人，而是莫斯科和NKVD所作所為的「象徵性掩護」。
蒙古的菁英階層屈服在偏執氣氛中，喬巴山也有同感。對日本反革命和間諜活動的擔憂比比皆是；雖然大多數都毫無根據，但它們為指控和清洗提供了有用的藉口。
阿瑪爾被解職以後，在史達林的命令下，喬巴山同時擔任總理和內政部長。這給了他正式的政治權威和對安全機構的有效控制。這時候，另一個來自莫斯科的代表團帶著新的指示抵達：是時候結束恐怖統治了。莫斯科下結論認定這裡有「過度激進」，但毫無疑問的是，大清洗所引起的反蘇情緒是這一戲劇性轉折的主要因素。
由於喬巴山在清洗的高峰期時在俄國待了很長時間，因此，他對許多無辜者的被迫害和死亡可以甩開個人的直接責任；四月二十日，他為自己缺席期間的所作所為表示了歉意。他解僱了他的副手，解散了管理大清洗運動的特別委員會，並且對那些被判定是「過度激進」的人再進行了新的清洗；很多人被送到了莫斯科受審。
總的來說，十八個月的恐怖行為造成三・六萬至四・五萬人死亡。與此同時，蒙古全境的八百座寺院和廟宇幾乎無一倖免地被摧毀，包括珍貴宗教文物在內的寺院資產遭到沒收，宗教書籍被焚毀。大清洗的受害者人數眾說紛紜，要得出一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數字是不可能的。莫瑞斯・羅薩比（Morris Rossabi）使用了一個低得多的數字：
對鎮壓期間死亡人數的估計差別很大，最可靠的數字在兩萬五千人左右。這一數字範圍內遭殺害的佛教僧侶人數也有爭議，但是專家們一致認為，在二十世紀初有十萬人左右的僧侶，到中葉時，繼續在寺院裡的僧侶已經不足千人。大多數人被還俗，也有一些人被殺，絕大多數寺院不是被摧毀就是遭到了嚴重破壞。
一九三九年末，喬巴山回莫斯科匯報政治形勢並請求蘇聯援助蒙古的經濟發展，援助請求中還包括蒙古和蘇聯鐵路系統的串連。在這次出訪任務中，陪同他的是他的助手澤登巴爾，他們在十一月八日離開烏蘭巴托，但是直到一九四○年一月才見到史達林。喬巴山提出請求能允許他卸下一些職責，但是史達林沒有同意。喬巴山是唯一他願意相信的蒙古人，但是現在澤登巴爾也加入了這個非常短的名單。
他們回國以後，喬巴山建立了一個新的統治團隊，他自己是總理和軍隊總司令，澤登巴爾則是人民革命黨的總書記。對於喬巴山的「個人崇拜」是以蘇聯的史達林崇拜為樣本推行的，圍繞著喬巴山把國家從日本人手中拯救出來的說法來建構，但是對史達林的崇拜在蒙古更加盛行。一九四○年，史達林給喬巴山授予了列寧勳章。
在和史達林結盟這件事情上，喬巴山曾有其他選擇嗎？他所在的蒙古人民革命黨起初是一個獨立的民族主義組織，它非常依賴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支持，幾乎就是莫斯科的附屬品；幾乎所有的領導人都是在蘇聯接受訓練的。查爾斯・鮑登認為：
在三○年代，蒙古真正的國家獨立從來就不是一個實際命題。從理論上來說，蒙古要在與蘇共結盟（在一九二一和一九二九年都是完全投向蘇聯）和被日本滲透之間作出抉擇，因為日本的帝國主義野心現在已經開始把蒙古包圍起來了。
唯一的一個其他選項是和中國和解，但這是無法想像的：蒙古在一九二一年之所以發起最初的革命就是要逃脫中國的枷鎖，而且在一九三○年代時，中國仍然宣稱蒙古是它的，甚至比之前更加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而且在當時無論怎麼看，中國都正在日本的面前節節敗退。
一九五二年喬巴山死後，澤登巴爾成了繼任者，他從一九五二年擔任政府首腦直到一九七四年，一九五八至一九八四年亦擔任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總書記。當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六一年決定「清算喬巴山個人崇拜的有害後果」時，與史達林統治的類比就再接近不過了。雖然喬巴山能夠有此地位要歸功於史達林、蘇聯和共產國際，以及來自蒙古內部的政治支持，但是喬巴山和史達林在背景、前景和政策上都是不相同的。
歐文・拉鐵摩爾認為，「如果把喬巴山說成是史達林在蒙古的影子，那是對歷史的誤讀。」在和一位前政治犯的談話中，他告訴拉鐵摩爾：
當我在一九四四年見到喬巴山的時候，在我看來他一點也不像是那種搞陰謀算計的人。事實上，我覺得他身上有很多老派蒙古人的優點——你知道的，直率、直來直往的。難道他不能阻止這些事情嗎？或者說，他不能至少對他認識的人的案子給予干預嗎？〔受訪者回答〕「喬巴山沒什麼問題，他是個好人。但是他頂著巨大壓力，而且他的權威是受限的。」
喬巴山最喜歡的事情莫過於參加蒙古人的傳統遊戲，或者是在某個牧民的蒙古包裡停下來，大口地豪飲發酵馬奶，然後滔滔不絕地講話。然而，他還是滿足於用史達林的影子來上位，並且無情地利用這一點，或者是允許這件事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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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譯者：苑默文
蒙古國——夾在俄羅斯熊和中國龍之間的小國，在龐大野心威脅下，從自我覺醒到認清現實，
一路顛簸但也逐步走出對自己最有利的獨立之路。
在僅僅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裡，蒙古國經歷了1911和1921年的革命；還經歷了作為蘇聯附屬國的70年；以及作為一個完全獨立國家的將近30年時間。這段百年史因其夾在中俄之間特殊的地緣政治而足以成為許多邊緣小國該關注的借鏡。
作為最重要的蒙古國研究的專家之一，邁克・迪倫帶來這個迷人國度的現代歷史
邁克・迪倫在本書中講述這個迷人國度的現代歷史。他審視了這個國家曾經發生的鎮壓歷史、對該國佛教徒的屠殺、在蘇聯統治和獨裁統治下的痛苦經歷和腐敗的歷史。但如今，它的未來是充滿希望的，它現在有一個運作良好的議會民主制度，廣泛地代表了蒙古國各民族的混合。這種情況能持續多久雖是另一個問題，但當這個國家開始對世界事務產生自己的影響，這本短小精悍、尖銳而權威的《蒙古國》將會成為關於該地區歷史的一本經典之作。
蒙古國的經驗很重要，它作為夾在俄羅斯熊和中國龍之間的小國，在和兩個強大鄰國的交手過程中，為了國家和獨立所作出的奮鬥凸顯出了許多地緣政治帶來的壓力和妥協，非常值得許多國家借鏡。
1938年，苏联以残忍的方式处决了2万余名蒙古高官显贵，其中包括蒙古王后吉尼皮尔。蒙古彻底脱离了白俄，成为了苏联的傀儡。三十年代末，苏联在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处决了三名元帅、上百名将军和60余万人。
1938年，一片广袤的草原上，恐怖无声蔓延，这一年，苏联用最残酷的手段，将两万多名外蒙古的社会精英和高层送上绝路，其中甚至包括蒙古的末代王后吉尼皮尔。
就这样，一个号称“独立”的民族，在挣脱旧日宗主国的枷锁之后，等来的并非自由，而是沦为另一个强权的掌中玩物。
而蒙古的故事，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北边那个庞大的邻居.....
时间拨回1911年，当时的清帝国因武昌起义而摇摇欲坠，沙皇俄国便在背后推了一把，促使外蒙古在当年12月自行宣布独立，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随即登基称汗，建立大蒙古国，这算是外蒙古脱离满清后，第一次尝试自己当家做主。
可是，沙俄的角色很快由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接替，后者对蒙古事务的干预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1年，苏联红军直接进入外蒙古境内，助力其完成所谓的“革命”，外蒙古也随之名义上建立起共和国。
但从那一刻起，外蒙古的每一步棋，都得看莫斯科的眼色。
苏联急切地想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复制到草原上，然而，这片土地上的声音并不统一。
从1921年到三十年代初，关于国家未来方向的争论从未停止，泛蒙古主义和民族情绪交织，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牧民起义，局势一度失控，但面对动荡，苏联和共产国际越是强力插手，局面反而越是混乱。
到了1932年前后，斯大林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他很清楚，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边境冲突不断，外蒙古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必须尽快扩充军力。
在他看来，遍地的喇嘛和寺庙就是最大的绊脚石，必须铲除，为此，斯大林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蒙古委员会，交由伏罗希洛夫负责，目标简单粗暴：快刀斩乱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时任外蒙古总理的根登于1934年与斯大林有过几次当面对话，两人围绕喇嘛和军队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斯大林把话挑明了：“喇嘛就是反革命，必须公开镇压。”但根登却认为，处理喇嘛问题应该通过立法渐进式管理，而军队建设的重点应该是提升技术装备，而不是盲目扩充数量。他还特地写信给莫斯科重申立场，但斯大林根本不理会。
到1935年底，两国谈判军事同盟时，斯大林又揪住老问题不放，根登的坚持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这下彻底激怒了斯大林，于是，他开始物色新人，准备换掉根登。
1936年春天，一个叫乔巴山的人物，在苏联的暗中支持下，于外蒙古的一次会议上向根登猛烈开火，很快就让根登丢了总理的位子，紧接着，军事部长杰米德也跟着倒台。
1937年初，根登与杰米德被冠以“破坏与苏联友好关系”之罪名，皆被枪决。
而乔巴山被斯大林提拔为内务部长后，他迅速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主导了从1937年到1939年长达两年的大清洗。
这场清洗的血腥程度超乎想象：近两万六千人被审，超过两万人被扣上叛国的帽子执行枪决，就连只是说了一句“蒙古不该凡事都听苏联的”王后吉尼皮尔，也难逃一死。
而这场浩劫不仅血洗了政坛，更摧毁了蒙古的文化根基，近十万神职人员遭到清算，七百多座寺庙被夷为平地。
之后斯大林和乔巴山联手，把外蒙古的领导层从上到下换了个遍，中央委员被干掉了六成七，主席团成员更是清洗了八成。
到了1940年，整个主席团，只剩下乔巴山一个光杆司令，苏联的目的很明确：打造一个绝对听话的傀儡班子，把外蒙古牢牢绑在自己身上。
而另一边，国际局势的变化也让中国的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当时的日本不断在东北挑起事端，二战全面爆发，蒋介石虽想拉拢苏联以获取援助，但在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上，外蒙古的命运还是被摆上了交易台。
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来，中国还是与蒙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乔巴山本人，晚年也曾尝试向苏联争取一些自主权，结果却招来莫斯科的严厉批评，直到去世，他再也不敢提这件事。
直到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外蒙古才算真正走上自己的路，切断了与昔日宗主国的依附关系，转而向西方世界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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