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並非將中國共產黨政權視為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而是將其看作歷史上反復出現的「王朝型權力結構」，並對其陷入的僵局進行分析。通過將對周邊民族的強壓統治、恐怖統治以及軍隊內部的不穩定等動向，與明朝末年及蘇聯解體前夕進行對比，本文深入淺出地探討了日本在安全保障和對華政策上應有的戒備與對策。
中共王朝的末路：王朝型權力的自我坍塌及其對日本安全保障的啟示
前言：中國共產黨政權常被描述為「現代國家」或「穩定的強權體製」。然而，若從比較政治學和歷史社會學的視角冷靜分析，其統治本質依然是「王朝型權力」。
即：其正統性並非依賴於選舉或法治，而是取決於「統治的成功」；
忠誠的對象並非國家或憲法，而是領導者個人及其派系；
異議的處理並非通過製度性調解，而是通過肅清與恐懼。
這種結構與歷史上歷代中國王朝、以及 20 世紀共產體製所經歷的崩潰過程在本質上是共通的。
本文旨在將當前的中國政治、軍事動向與王朝崩潰的歷史模式及權威主義體製論進行比較，並整理其對日本安全保障及對華政策的啟示。
1. 正統性的枯竭——「天命」是如何喪失的
在比較政治學中，體製的穩定性並不取決於軍事實力或經濟規模，而在於「統治的正統性（Legitimacy）」。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將以下三點作為正統性的源泉：
革命的正當性；
經濟增長的成果；
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
然而時至今日：
「革命」已墮落為動員神話；
「經濟增長」面臨結構性減速與貧富差距擴大；
「民族復興」已變質為證明對外摩擦與國內壓迫正當性的口號。
歷史表明，王朝或體製的崩潰並非發生在戰敗或經濟破產的「那一瞬間」。當民眾不再相信其統治時，崩潰便已經開始。蘇聯末期便是典型——國家雖然存在，但對體製的信賴已蕩然無存。
2. 對周邊地區過度支配的「致命傷」
南蒙古、西藏、新疆、香港。這些地區的共同點在於，它們承受的並非「整合」，而是殖民地式的強製支配：
剝奪語言與文化；
篡改歷史；
強製人口政策；
全面的監控與再教育。
帝國研究顯示，對周邊的過度幹預並非國家強大的表現，而是統治焦慮的顯現。歷史上，王朝越是試圖用力鎮壓周邊，中央的統治能力與正統性就喪失得越快，崩潰反而會加速。
3. 恐怖政治的製度化與統治能力下降
習近平體製下顯著的特征包括：
黨內肅清的常態化；
法律的隨意化運用；
對言論、學術、文化的全面介入。
權威主義研究表明，恐懼短期內雖能產生秩序，長期看卻會破壞統治能力。基於恐懼的統治會產生一個「無人負責、無人敢言真話、底層信息無法向上傳遞」的國家。這正是王朝末期必然出現的「上方粉飾萬能，下方陷入沈默」的格局。
4. 軍隊高層的異動與錯誤的歷史類比
當前，關於中國軍隊領導層、中央軍委成員落馬與肅清的信息接連不斷。當局實行了異常嚴密的信息管製，中文圈流傳著將其類比為：
「玄武門之變」；
康熙帝鏟除鰲拜。
然而，這些都是不恰當的類比。上述歷史事件都發生在明確的勝者產生、新秩序確立的「體製強化期」。而當前中國所表現出的，並非權力集中的完成，而是後繼秩序的缺位與軍隊內部的互不信任。
5. 與明朝末年、蘇聯末期的結構性相似
從歷史來看，現狀與明朝崩潰前夕以及蘇聯末期最為相似。其共同點包括：
極端的信息阻斷；
軍隊與官僚組織的相互猜忌；
無預警、無理由的失勢與肅清；
中央政令的空洞化；
被謠言與沈默籠罩的社會。
崇禎皇帝的權力在形式上是絕對的，但他卻找不到一個可以信任的人。
6. 權力集中與軍事冒險主義的風險
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此次肅清是權力集中最後階段的可能性。然而，習近平提拔的軍隊將領，很可能是基於個人忠誠而非能力。
國際政治學顯示，當領導者逐漸失去內部正統性時，為了強化內部控製，往往傾向於選擇對外威懾或有限的軍事行動。因此，以下風險不容忽視：
臺灣海峽、東海、西南諸島周邊軍事緊張局勢的升級；
「灰色地帶」行動的激化；
甚至不能排除有限的軍事侵入可能性。
重要的是：體製的不穩定與軍事冒險主義可能會同步進行。
7. 對日本安全保障的啟示
對日本而言，最危險的既不是「中國太強所以無可奈何」的過度悲觀論，也不是「中國快崩潰了所以很安全」的樂觀論。
事實是：一個正在走下坡路的強權體製，往往處於做出最危險舉動的時間點。
日本的對華政策與安全保障政策需要同時具備兩手準備：
戰略定力： 審視長期體製變動；
應急能力： 遏製短期軍事冒險主義。
結論
中國共產黨政權正如同明朝和蘇聯一樣，陷入了王朝型權力所固有的自我坍塌過程。對周邊民族野蠻的殖民化、恐怖統治、信息封鎖與不信任的蔓延、對外部敵意的依賴——這些都是歷史反復示意的「崩潰前夜」的征兆。
而歷史也告訴我們：從這個節點到最終終結的時間，往往短得驚人。日本必須直面這一現實，絕不能放松針對「最壞事態」的防範。
俄尼斯·代欽（Olhunud Daichin） （南蒙古大呼拉爾共同代表、《自由蒙古》（蒙古語）總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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