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民族自治问题

胡平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西藏问题的关键是民族自治。达赖喇嘛并不要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中共当局指责达赖喇嘛搞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是没有根据的。今日西藏实行的是中共党治，并没有实行藏人自治。在达赖喇嘛与中共当局的争端中，显然是中共当局不占理。

不过，最近我们又听到另一种意见。按照这种意见，民族自治制度本身就是问题。若真正实行起来，很容易助长分裂主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前两年就提出这种观点。在今年2月号的《领导者》双月刊中，马戎又发表了文章《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进一步阐明他的见解。马戎认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采用了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先后识别出56个民族，政府为每个国民都确定了“ 民族成分”，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人口边界清晰化，并且实行了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强化了各民族民众的“民族意识”，这就催生和助长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独立思潮。马戎建议中国应该学美国学印度。美国和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是人家不搞什么“民族自治”那一套，他们强调的是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视为文化差异，不认为也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马戎的观点看来在知识界已经产生影响，或者说，在知识界也有其他人持类似的观点。例如，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就发表文章《西藏问题有解吗？》，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的观点就和马戎很类似（其他观点上有区别）。李大同也认为，中国搞的民族自治这一套是跟苏联学的，“只不过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没有让‘区’变成‘国’罢了。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在李大同看来，搞民族自治等于自挖陷阱，因为它逻辑上就包含着民族独立。这是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格格不入的。李大同的结论是，“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值得认真研究的是美国的做法”。

上述观点在学理上不是没有它的部份道理，但失之片面，失之笼统，实际上不能成立。

首先，尽管中共学习苏联，人为制造出若干少数民族。但是这些人为制造出的少数民族，由于缺少深厚的历史根基，倒并没有什么闹分裂闹独立的。

其次，那些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意愿的少数民族，如藏族，都是自古以来就以其鲜明的不同于汉民族的民族性而著称于世的，而导致他们要求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而是出于他们的不自治，或者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被干涉。

再者，我们应该看到，所谓民族自治，并非中共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中共照搬苏联斯大林那一套的产物。类似的制度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例如唐宋时的羁糜制度，中央王朝在各少数民族首领辖地设置羁糜州，册封原少数民族首领任都督或刺史，并世袭罔替。中央王朝祇要求他们向朝廷称臣进贡，并不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也不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谈到西藏，远的不说，就说清朝吧。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这本书在大陆也很流行）一书里的解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在这种体制下，西藏即便不是相对独立甚至事实独立的，起码也是高度自治的。至于到了民国时期，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20条明文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

说到学美国学印度，那么，美国和印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不错，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并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制度，然而美国和中国不同。美国是移民国家。所谓不实行民族自治，那是对作为移民的各族裔美国人。在美国，作为原住民族的印地安人有自己的保留区。印地安人保留区是相对独立，高度自治的。在西藏的藏人当然是原住民族。即便套用美国的例子，他们也应该享有自治权。事实上，对原住民族实行自治制度的国家很多，例如加拿大、新西兰、丹麦、瑞典，等等。

再说印度。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印度没有主体民族，第一大族的印度斯坦人也祇占总人口的20％而已。印度实行联邦制，各邦主要按语言和民族划分。每个邦有自己的主体民族，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样，各个民族就可以在自己占主体地位的邦里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坚持以我为主。所以他们不大担心被某一强势民族给同化掉，以至于在自己的家乡反而成了少数民族成了边缘人。在中国，汉人占90％以上，汉文化占绝对优势。因此在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着极其巨大的被汉化的可能性。

民族与民族不一样。有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差异小，有的差异大；有的少数民族比较容易和汉人同化，有的很不容易。另外，和汉人同化也有两种情况，有主动同化，有被动同化。满族人当年入主中原，统治汉人近三百年，满人是主动汉化的。藏人则不然，藏人主要是被动汉化的问题。由于藏人和汉人差异比较大，在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上又特别顽强（这和藏人的宗教传统以及西藏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因此他们对被动汉化就更较为抵触排拒，要求自治乃至独立的呼声就特别高。如果同意藏人自治，藏人多半会愿意留在中国，如果不同意他们自治，那就等于把他们往独立的方向推。

我们知道，2007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该宣言第3条、第4条、第5条都肯定了原住民族的自决权，说“原住民族行使其自决权时，在涉及其内部和地方事务的事项上，以及在如何筹集经费以行使自治职能的问题上，享有自主权或自治权”：“原住民族有权维护和加强其特有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同时保留根据自己意愿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关于民族自决权，民族自决权分对外自决权和对内自决权。对外自决，意味着可以独立建国；对内自决，意味着可以建立自治制度。我们这里讲的是对内自决权。

不消说，原住民族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对《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也有很多争议或解释上的分歧。我这里无非是说，不能把中国现有的民族问题都归结于前苏联那以套民族理论和民族自治制度。我们的结论是，在中国，民族自治制度不应该一概取消。相反，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自治制度应该真正落实。在中共一党专制没有改变之前，真正的民族自治固然是难以实现的，那么在未来民主宪政的中国总是应该也可以实现的。

那达慕与《狼图腾》

张伟国
日前（7月16日）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一则报道，有成千上万的蒙古人聚集在首府乌兰巴托，庆祝他们的传统节日那达慕。这一传统节日始于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以摔跤、射箭和赛马三项竞技运动构成了那达慕节的主要内容。经查中文互联网，中国官方媒体的网页中虽然也有那达慕的报道和历史方面的内容，但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文化来介绍的，而非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人称之为“外蒙古”）享有的重视，在外蒙古新闻报道是大新闻、是重要新闻，作为文化来讲究完全是主流文化。这是现在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内蒙古人可望不可及的。

这令我继续了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

2000年的十月二日至五日，近五十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的，从不同地区、代表不同族群的青年领袖们，聚集在美国波士顿郊区的Weston，参加了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首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其中有蒙古代表团的巴赫，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民族问题的专家，曾经担任内蒙古人民党（简称“内人党”）的副主席，他特别提到13世纪成吉思汗叱咤风云的那段辉煌的历史；在他看来，蒙古现在被共产党人为地分裂成外蒙古和内蒙古。中共的所谓民族政策与满清时期“刚柔相济”的两手策略是一脉相承的，具体表现是“经济上掠夺，人口上同化”，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蒙古的汉族人口已经增加到1200万，现在有一半蒙古青年已经不会讲本民族的语言，然而讲中国话的蒙古青年，受到的歧视更多，也更加反对中国。巴赫提出：既然同文同种的香港、澳门可以实行一国两制，何以在不同文又不同种的内蒙、新疆就不能实行一国两制？他强调，“民族自决”的原则，是指原住民的自决，在蒙古不是由目前在那里占多数的汉人来决定，而应该由当地的蒙古族人来决定。对于蒙古未来的前途，巴赫给出了三个选择：首先是独立；其次是维持现状；第三是成为未来联邦中国的一个成员邦。巴赫表示，他完全理解中国的统一愿望，但将心比心，中国人就难道要让蒙古永远分裂下去吗？！

正好，我刚刚看完朋友推荐的一本书《狼图腾》（作者姜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据说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很畅销，有报道说好莱坞片商已买走了版权，将由《魔戒（又译“指环王”）的导演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拍成电影。我手上的这本书是2005年元月第八次印刷的版本（印数340000册）。 该书作者是一位30年前在内蒙草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 他以当年钻狼洞、掏狼崽、养小狼、打狼、观察狼的生活习性为故事蓝本，揭示了蒙古人与狼的关系。在他眼里，成吉思汗当年的成功是受到了狼的军事天才与顽强不屈本性的启示。作者甚至大胆提出中国人的龙图腾是来源于蒙古游牧民族的狼图腾，历史上虽然华夏文明多次征服了游牧民族，事实上恰恰是游牧民族一次次为汉民族输血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从整体上看，中华游牧民族对中国国土的贡献要大大超过汉族，蒙古族和满族的贡献尤为重大。”（P395）

虽然，《狼图腾》仅仅是一部小说，但是谁也不否认它在揭示人与自然、人性与狼性、狼道与天道、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作者在揭示蒙古民族性格与狼性之间的关系后，再三强调地指出：刚强的民族性格乃是“脊梁”，“一个民族只有锤炼出自己刚毅顽强的性格，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P391）在作者心目中，“只有适度释放狼性，并采用唯一能够控制和驾驭狼性的真正民主制和法治，抛弃橡皮图章式的假民主，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真正的民主制和法治才是唯一能够释放又控制狼性‘热核反应’的现代反应堆。”（P402）

从民族文化传统的探讨，深入到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直至国家结构和政治制度，作者显然讲了许多专业研究人士（比如政治学者、历史学者、民族问题研究人员等）想讲而不能讲的话。在不少方面都有突破性的发展。在我的印象里，这大概也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从汉人的角度最设身处地的去认识蒙古人的一本书。

读完这本书，我有这样的感觉，它在揭示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成就，相当接近王力雄《天葬》所揭示的汉藏关系所取得的成就，而在揭示少数民族（蒙古）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方面的成就，则有可能超过了《天葬》。如果中国领导人基本具备或者接近王力雄和姜戎那种对少数民族的认识，或者认同他们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资源保护意识，那达慕在中国自然会获得更大的普及和影响，巴赫所提出的问题也应该不难回答了。因为在那个思想认识的层面上，少数民族是汉民族的大救星，唯有你摆正自己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崛起。

不过，看完《狼图腾》，尤其是看到它在中国一纸风行的传播，我也产生出一种担忧，在历史上汉文化经久不衰，固然是得益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输血，问题是中共统治半个多世纪，几乎已经完全彻底同化了所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血已输尽，将来靠什么维持中华文明的生存发展？ 难道要学希特勒和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去扩张新的领土、征服新的民族来为自己输血吗？……想到这里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是一个制度文化遭到极度扭曲的社会，我们事实上已经面对着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由于文明规范已经遭受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人性中某些类似“狼性”的那些东西已经被超度释放，但是“能够控制和驾驭狼性的真正民主制和法治”却始终不见踪影，这势必就会酝酿早些时候反日风潮和朱成虎将军发表核讹诈言论的社会文化心理。

上合组织发展处在十字路口

VOA记者： 白桦 莫斯科 Jun 15, 2009

刚刚在俄罗斯叶卡杰林堡开幕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要讨论阿富汗、北韩和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有分析人士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

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议星期一在俄罗斯的叶卡杰林堡市开幕。这次峰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阿富汗、北韩问题、中亚地区的局势、不扩散核武等。

*将签署声明及反恐公约*

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普里霍吉科透露，在峰会结束时要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叶卡杰林堡声明。这份声明再次提到多极世界理论，并强调联合国、地区组织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应发挥关键影响。另外还将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公约。

普里霍吉科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们要讨论该组织同西方其中包括美国扩展的关系的问题。另外还要讨论保障北约部队经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境内向阿富汗运输后勤补给物质的问题。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也被邀请参加这次峰会。卡尔扎伊在叶卡杰林堡将同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以及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会晤。分析人士都在密切关注会晤结果。俄国媒体透露，卡尔扎伊将劝说吉尔吉斯保留美国在当地的马纳斯空军基地，因为这个基地对支援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发挥重要作用。吉尔吉斯方面已决定在8月关闭马纳斯空军基地。

*上合发展出现活力*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贝格尔认为，这些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表现出了活力。而且上海合作组织越来越引起该组织的周边国家，特别是邻国的兴趣。

他说：“上海合作组织最开始是5个成员国，后来扩充到6个成员国。现在上海合作组织又出现了许多观察员，包括伊朗、蒙古、印度等等，这些国家现在也想加入到上海合作组织之中。这说明上海合作组织正在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仅表现在成员国的数量上，也表现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承担的责任等方面。”

贝格尔认为，全球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这次峰会肯定要讨论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危机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普里霍吉科透露，这次峰会上元首们还将决定给予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两国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国的地位。

*需要确定组织自身职能*

但哈萨克斯坦的中国问题专家卡乌科诺夫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定自己的职能，也就是说，上海合作组织应确定其职能应该偏重经济，还是应该偏重地区安全。

卡乌科诺夫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说：“尽管上海合作组织取得某些成功，但上海合作组织目前正处在关键的转折阶段。有太多的问题涉及到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对于该地区的国家来说，上海合作组织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星期二将继续在叶卡杰林堡举行。当天还将召开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金砖四国峰会。随后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将前往莫斯科对俄罗斯展开国事访问。伊朗领导人内贾德已决定不参加这次峰会。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四国，胡锦涛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9-06-15-voa39.cfm

乌克兰新教科书批评共产党政权

VOA记者：白桦 莫斯科 Jun 13, 2009

乌克兰计划在今年秋季新学年开始后，让中、小学生使用新的历史教科书。新的历史课本将大量详细介绍上个世纪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迫害和镇压、乌克兰民族起义军以及持不同政见运动反抗共产党统治、还有乌克兰大饥荒的情况。

乌克兰教育与科技部最近宣布，今年9月份新学年开始后，乌克兰的中、小学生将使用新的历史教学计划。

新的历史教学计划将更详细和更大篇幅地介绍1932年到1933年期间的乌克兰大饥荒，1943年到1951年期间乌克兰民族起义军武装抗击苏共统治的活动，上个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期间共产党极权制度进行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和镇压行动，还有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运动反抗共产党政权的活动等。

*为了让孩子们更能了解历史真面目*

乌克兰教育部门说，通过使用新的历史教学计划，乌克兰的孩子们将能详细了解共产党政权当年针对乌克兰人进行的民族灭绝犯罪行为，以及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抗击共产党极权制度的历史。这更能使人理解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再次宣布独立是乌克兰人几个世纪以来为乌克兰获得自由而斗争的结果。乌克兰教育部门说，新的历史教学计划不仅仅能帮助学生们熟悉过去的历史，同时也有助于学生们理解今天乌克兰面临的问题。

乌克兰教育与科技部新闻中心工作人员纳斯佳说，这次针对乌克兰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更改涉及很多内容，范围很广，不仅仅提到和介绍了大饥荒以及苏共政权的政治迫害。她说：“这次所修改的不仅仅是乌克兰历史，同时还涉及到了世界历史。不过，在对中、小学历史教学计划的修改中，99%的部分修改涉及的都是20世纪的历史。”

*“二战”取代“伟大的卫国战争”*

乌克兰教育官员说，历史教科书更改后，将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词来取代过去苏联教科书中使用的“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提法。

乌克兰教育官员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把大量的历史档案解密，这为历史教科书的修改，为历史教科书增添新的内容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乌克兰教育与科技部新闻中心工作人员纳斯佳说：“我们的副部长波利扬斯基在刚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过去通常都认为，在大饥荒期间，乌克兰人民没有反抗。但这个观点现在已经被否定。安全部门的解密历史档案显示，在大饥荒期间，曾发生过许多乌克兰民众武装抵抗苏共斯大林政权统治的活动。”

乌克兰教育与科技部副部长波利扬斯基还对新闻媒体表示，新的乌克兰中、小学历史教学计划不会评价或是谴责某个人以及事件，新的历史教学计划仅是向乌克兰新一代人介绍历史真相和历史事实。

*去俄罗斯化的又一体现*

乌克兰领导人最近几年积极推行去俄罗斯化的政策。前苏联秘密警察在乌克兰的历史档案被解密。乌克兰还呼吁俄罗斯安全部门解密有关历史档案。波兰最近把一批有关乌克兰民族起义军活动的历史档案资料转交给了乌克兰方面。

关键词：乌克兰，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共产党政权，民族起义，二战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9-06-13-voa35.cfm

新疆医科大关于做好“六四”敏感期维护校园稳定工作的通知

中医学院，一附院，各学院、各附院、各系、部、处、室、馆、子校：
今年是平息1989 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第二十个年头。从当前情况看，随着“六四”敏感期的日益临近，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围绕“六四”的串联、炒作活动更加突出，敌人勾连聚合的趋势进一步明显。近期，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直接针对学校尤其是大学校园的反动宣传渗透不断升温，维护高校稳定的形势日趋严峻。为切实做好“六四”敏感期间我校的维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一定要提高认识，切实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对任何影响稳定的苗头、风险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和各类突发事件要有足够的估计，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组织措施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协调指导到位。

二、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查堵〈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的通知》和《查堵缴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歌曲专辑的紧急通知》的精神，各学院、各部门“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要在第一时间对此项工作做出部署。要协调派出所、保卫处、学生处、团委、后勤处等相关部门严查校内（含两分校区）出版物市场，加大对游商的打击力度，一经发现，全数收缴，并追根寻源，彻查彻办，严防该书在境内非法出版、复制、发行（详情见附件）。

三、进一步加强学校管理工作，不给敌人渗透破坏以任何可乘之机。“六四”敏感期前后，学校将实行校领导带班制度，各学院、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带班，中层干部值班，班主任、辅导员入住学生公寓制度。要强化门卫、宿舍管理人员值班制度，严格对校园、教学楼、宿舍楼、进出人员进行登记、盘查，严禁外来人员在校内住宿，对私自留宿人员，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四、教科服务中心和场管中心要对教室、会场、蓝球场、足球场等公众聚集场所加大监管力度，在“六四”敏感期前后对会场和教室的出租进行严格管理，严防敌对分子利用公众场所举办各类非法内容的演讲、游说、煽动，不给敌对分子提供任何散播非法言论的平台，坚决杜绝任何不利于政治稳定的群体集会在我校举行，未经过组织允许的论坛、讲座不得私自召开，如要召开必要的论坛、讲座，必需经过校办和保卫处的审批，获准后方可组织进行，确保校园内各类讲座、论坛、研讨会的内容洁净、健康、积极向上，严防“三股势力”、“民运”等非法分子对我校园的渗透腐蚀，筑牢校园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钢铁长城。

五、后勤管理处要协助派出所、保卫处对校内出租房、经营摊点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清查，坚决防止流动人员寻隙滋事。要大力加强校园内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加大校园巡查和夜间巡逻力度，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监控和管理，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提高警惕、警钟长鸣，对重点要害部门和重要场所要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排查处理各类隐患，将事故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

六、各学院要加强对教师和课堂教学的管理，严肃教学纪律，严禁个别教师散布自由化言论，密切关注师生思想动态，严禁师生炒作“六四”等敏感话题，坚决遏制反动有害信息的传播蔓延。班主任、辅导员要加大对学生宿舍的管理力度，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调节化解矛盾，妥善解决各类争端和问题，坚决避免由个别事件因发现不及时、处置不得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七、学生处、团委要加大对学生社团的管理力度，严格社团活动审查、报批制度，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进行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大型活动及校外社会活动必须征得学校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举办。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学生，严禁学生登录各类非法网站，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大力弘扬主旋律，积极占领校园文化主阵地，将师生的注意力引导到正确方向。

八、党委宣传部要加强对校报、校刊及各种论坛、讲座、研讨会、报告会特别是涉外学术交流活动的管理，从严把关，决不允许极少数“民运”分子利用学术场合散布反动言论，制造思想混乱。

九、学校网控中心要严格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和监控，及时封堵境外敌对网站，删除境内网站散布有关“六四”和民族分裂主义等有害敏感信息。要加强对出国人员的教育，有针对性的组织集中培训，开展专题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十、各部门要坚持内紧外松的原则，对校园安全稳定工作进行一次彻底的排查梳理，做一次全面的部署安排，把可能引发不稳定事件的各种因素消除在初始状态。要坚决实行领导责任制，制度到位、责任到人，哪一级出了问题，要严肃处理、追究责任。要认真做好信息报送工作，确保信息渠道畅通无阻。

附件：
附件1：新疆医科大学关于封堵查缴《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
一书和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歌曲专辑的紧急方案

附件2：新疆医科大学关于“六四”敏感期及国庆大假期间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二00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1：

新疆医科大学关于封堵查缴《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
一书和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歌曲专辑的紧急方案

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查堵〈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的通知》和《查堵缴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歌曲专辑的紧急通知》的精神，《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即将与境外出版发售。该书由境外组织中国信息中心编辑、劳改基金会出版。全书共分五卷，分别为：我们支持“零八宪章”、“零八宪章”与中国社会转型、我们与刘晓波不可分割、“零八宪章”与当局的反应、“零八宪章”的争论与前景。另：近期境外有关人员准备将录制好的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歌曲专辑制成CD唱盘，在香港、台湾发行，并向境内散播。该专辑包括歌曲12首：《天安门序曲（乐曲）》、《天安门兄弟》、《六月》、《他们在黎明前死去》、《一起去》、《天安门女孩》、《一九八九》、《天安门妈妈》、《六月里应该有爱》、《燃烧》、《天安门兄弟（伴奏）》、《六月安魂曲》。创作及演唱人员有张健、段信军、“虫子”、王龙蒙、文志、拷秋勤、妙觉、敖博、李婉箐、闻玉、听健乐队、范岵、段培权等人。这些歌曲和《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一旦流入境内，将对我国社会稳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各学院、各部门“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务必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严密封堵查缴。现将查堵工作紧急方案布置如下：

一、各学院、各附院、各部门“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要在第一时间对此项工作做出部署。要协调派出所、保卫处、学生处、团委、后勤处等相关部门严查校内（含两分校区）出版物市场，加大对游商的打击力度，一经发现，全数收缴，并追根寻源，彻查彻办，严防《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和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歌曲专辑在境内非法出版、复制、发行。在清查过程中要切断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的制售、传播途径。要注意从游商、摊点上发现线索，以大学公安派出所、保卫处为主查办案件，对发现的线索要深挖彻究，绝不能轻易放过。

二、各学院要积极配合学生处、团委加大对学生宿舍的检查力度，看是否有收藏非法图书与光碟的现象，一经发现要追根寻源、彻查整改。校网控中心要配合党委宣传部、派出所、保卫处加强对校园网络信息的监控，对境内外网站登载上述内容及相关信息的，要立刻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屏蔽，严防该书通过互联网在境内传播。

三、宣传部、学生处、团委等部门要加强对各类文艺演出和学联大型活动的监管力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各类演出和相关内容的审核，确保《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和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歌曲专辑不得在演出市场传播，牢牢占据校园主流文化阵地。

四、各学院、各附院、各部门领导要高度重视此次查堵工作，并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严密组织、认真部署，务必将学校的通知精神传达、贯彻到各下属科室，并将责任落实到人。各学院、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负起责任，把封堵查缴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包括网上发行）和及时严厉打击政治性非法出版活动，与学校的维稳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大局意识、阵地意识和忧患意识，将此项工作作为第一任务来抓，确保工作到位、职责到位、防范到位。

如遇重要情况或发现重大问题，请各学院、各附院、各部门务必在第一时间将信息上报大学保卫处、派出所。

联系电话：4362250（保卫处）
4362111（派出所）

附件2：

新疆医科大学关于“六四”敏感期及国庆大假期间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为进一步做好医科大学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完善学校的处突防控体系建设。保障教学、医疗、科研、生产服务等项工作的正常运行。根据上级关于全力做好国庆节60周年及“六四”敏感期间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并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全力维护学校政治稳定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组织领导

成立医科大学处置突发事件指挥部
总指挥：李斌
副总指挥：哈木拉提?吾甫尔
成 员：哈斯也提-艾力、张同法、张刚强

下设办公室：
主 任：康德武
副主任：孙克敬、魏星敏、海利力?司马义、罗新建、贺炜林、刘向阳、温涛
成 员：邵新海、李晓、邢杰、张旭（一附院保卫科长）及派出所全体民警。

一附院、后勤处、各学院成立处置应急小组，由主管书记负责，自上而下地成立由领导、班主任、辅导员、学生会员、学联、自律会成员参加的联动组织，名单上报大学保卫处。由指挥部领导下达处置命令、根据事态大小决定调动人员的范围。

二、工作职责

1、派出所、保卫处及一附院保卫科应及时做好各类突发事件接处警工作，发生突发性事件及时向上级及大学处置突发事件指挥部汇报。
2、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及时出警维护现场秩序（视情设置隔离区、警戒带），必要时一附院保卫科（应急组）联动。
3、对不服从管理的现场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4、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学校稳定。
5、广泛收集上报各类与工作有关的各类信息。
6、检查各学院、各单位主要领导和应突小组是否全面落实了“预防突发事件”的各项措施。
7、定期分析和排查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上工作上立足抓早、抓小、增强超前意识，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三、 处置原则和具体措施

1、对发生在校内的动乱事件，达到“四快一确保”，出警快、到位快、展开快、处置快，确保校内政治稳定。发生罢课，以发生问题的单位、部门为主，有关部门(派出所、保卫部门)配合为辅。发生问题的单位、部门领导要迅速赶赴现场，查明原因，并速报大学指挥部，与此同时组织力量进行思想教育、疏导，劝其恢复上课，并对罢课组织者、煽动者提出批评或警告，对批评、警告无效者，依法强行带离现场，并依照校规校纪予以严肃处理。

对民族分裂分子和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以及其他政治危险分子和非法宗教组织的首犯和骨干分子应依法立即拘留审查；对个别顽固反抗、行凶的人员可以使用警械制服，同时在周围有关地区实行现场管制。对破坏稳定的苗头，坚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的工作方针，坚决把它消除在萌芽状态。

发生罢餐时，发现的部门(人)要及时报告大学保卫处（电话：4362250）、派出所（电话：4362111）、发生问题的单位、部门领导要快速赶到现场，派出所、保卫部门及有关单位密切配合，查明原因，灵活处置。


2、对校内发生的游行、请愿、静坐等事件，要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以发生问题的单位、部门为主，有关部门配合，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拦阻，并进行教育、疏导，及时上报大学指挥部。为防止事态扩大化，要及时封闭大门，同时派出所及保卫处对事件组织者和煽动者强行带离现场，事后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触犯刑律的由派出所依法处理。

3、一旦发现在学校公开进行非法演讲和呼喊非法口号，散发、张贴非法标语、传单和制造其他不良影响事件的人员，发现部门(人)要及时报告大学保卫处、派出所，并积极组织力量予以制止，派出所及保卫处对肇事者要及时抓获，依法处置。

4、校内如发生爆炸、火灾、投毒等重大事件，发现部门(人)要及时上报大学指挥部，同时组织力量保护好现场，派出所、保卫处予以处理。派出所及时向上一级业务部门汇报。

5、对发生在社会上的骚乱、暴乱，各学院、各单位要迅速组织力量守候，防止社会上参加骚乱的人员进入校园。

6、防止上访人员进京上访，发现苗头要积极做好疏导工作，坚决禁止进京。

四、具体要求

1、发生突发事件，校指挥部成员要迅速到岗。派出所、保卫处民警及全体保卫处人员、各学院、各单位、各部门的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2、遇有突发事件，各学院、各单位、各部门要指定专人看守电话，以确保上级指示精神及时传达贯彻执行。
3、加强各岗位值班巡逻制度。学生宿舍管理人员要严格出入检查，树立故情观念，严防坏人破坏。
4、各学院、各单位、各部门的主管领导要及时掌握单位内部动态，发现不稳定的苗头要及时、果断处置，确保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5、对全校性的突发事件及校外发生的骚乱、暴乱等事件的处置，由校指挥部统一指挥。
6、校派出所、保卫处、一附院保卫科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五、后勤保障
1、各学院、各单位、各部门总机室、电话要保证通讯联络畅通无阻。
2、保障校内食品、供电、供水工作的正常进行，假如遭到坏人对食堂、供电、供水等设施的破坏，要及时组织力量抢修。
3、车队要实行24小时值班制，确保车辆随要随到，并常备值班车辆。
4、各附院要成立医疗救护队，以便及时救治受伤人员。
5、总值班电话：4362224、派出所电话：4362111、保卫处电话：4362250。

民 间 藏 事
http://tibet.woeser.com/?p=7548

蒙古外长访美阐述蒙古外交政策

VOA - 6月10日 记者： 熊健 华盛顿 Jun 10, 2009
蒙古国外交和贸易部长抵达美国访问。他同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举行会谈的前夕在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协会说明了蒙古国奉行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建立在伙伴关系上的独立外交政策。

*确保国家安全*

蒙古国外交和贸易部长巴特包6月8号在哈德逊学会的发表讲话。他指出，蒙古被认为是一个矿藏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是一个东北亚区域贸易的重要通道、以及为邻国提供人力资源的国家。自从20年前共产党集团瓦解之后，蒙古国就经历了重大的转变，目前已经从一个孤立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民主国家。

巴特包表示，蒙古国所实行的政策就是确保蒙古的国家安全。他说：“我们并不依靠某一个特定国家，而是尽可能的结交更多的盟友和伙伴关系。”

蒙古外交和贸易部长巴特包

*保持与邻国友好关系*

巴特包表示，蒙古不但要同邻国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友好的邻国伙伴，同时也要加强同美国、日本、韩国和欧盟等所谓“第三邻国”的伙伴关系。

巴特包部长提到，上个月俄罗斯总理普京访问乌兰巴托时强调促进蒙古和俄罗斯的经济和贸易关系，特别是在开采蒙古的矿物资源以及蒙古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他认为，蒙古同俄罗斯的合作是互惠互利的。

谈到蒙古同中国的关系，巴特包说，中国成为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在蒙古规模最大的投资国。中国在蒙古的投资总额为18亿美元，超过了外国在蒙古投资总额的50%。这个数量超过了日本、美国、韩国和欧盟在蒙古投资总额的三倍。而中国和俄罗斯都对开采蒙古丰富的矿物资源进行投资合作表示浓厚的兴趣。

*加强与第三邻国伙伴关系*

谈到同美国的关系，巴特包部长指出，自从20年前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蒙古同美国发展了多方面的伙伴关系。他说：“在国防领域，美国已经成为蒙古的主要伙伴。美国政府就蒙古的国防改革提供协助，并且加强了蒙古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能力。目前蒙古不但派遣维和部队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也派遣维和部队前往非洲的刚果、塞拉利昂、以及巴尔干的科索沃。 ”

巴特包部长还表示，正是由于1990年以来蒙古实行的独立的建立多边伙伴关系的外交政策，使得日本成为对蒙古提供外援规模最大的国家，而这些资金主要是协助蒙古的基础建设发展；而韩国则成为吸收来自蒙古的劳动人口最多的国家；蒙古同欧盟的贸易合作则集中在协助蒙古的农业发展和郊区城乡的发展，欧盟也将协助蒙古在环保、教育、金融和司法方面的发展。

巴特包部长总结说，蒙古将促进同中国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并且也会与加强“第三邻国”的关系，以促进蒙古经济持续的发展，使得蒙古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和平作出贡献。

*谴责北韩核试验*

针对美国之音记者所提出的对北韩核试验的反应的问题，巴特包部长对北韩的这一举动表示遗憾。他也表达了蒙古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他说：“我们对此加以谴责。我们希望北韩必须遵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建议。我们将同其他的国家一起协助支持东北亚和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

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

乌云格日勒著，《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初版，2006年11月第一次印刷。印数2000册。开本787×1092（十六开本）。3+164页。
这是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蒙古史研究211丛书”卷四。
丛书卷三是苏德毕力格先生（Sodobilig）的《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初版）。

著者情况：
乌云格日勒女士（Oyungerel），历史学博士（2000），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专任副研究员，一九六九年出生，成长于内蒙古东部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农牧区，一直到呼和浩特上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指导教授是周清澍老师。她非常勤奋，对史料、历史解释、新研究进展十分警觉。
她的详细资料载在蒙古学研究中心网页：http://mgxzx.imu.edu.cn/wuyungerile.htm。

目 录

导言………………………………………………………………………………………（1）
第一章 清代内蒙古城镇兴起的社会背景………………………………………… （13）
第一节 清朝统治的确立…………………………………………………………… （13）
一、盟旗制度和宗教政策…………………………………………………………（13）
二、地理特征和驿站交通…………………………………………………………（14）
第二节 清前期内蒙古农业的发展和定居村落的形成 ……………………………（15）
第三节 商业活动的普及 ……………………………………………………………（19）
一、战争与商人……………………………………………………………………（19）
二、行商和坐商……………………………………………………………………（20）
第四节 早期集镇的出现 ……………………………………………………………（21）
一、寺庙和集市……………………………………………………………………（21）
二、农耕和集市……………………………………………………………………（23）
第二章 地方设治与内蒙古城镇 ……………………………………………………（25）
第一节 清“新政”之前的地方设治与城镇…………………………………………（25）
一、清前期因设治形成的城镇 …………………………………………………（26）
二、清末“新政”实行以前因设治形成的城镇…………………………………（32）
三、“新政”前城镇的特点………………………………………………………（36）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地方设治与城镇 ………………………………………………（36）
一、卓索图、昭乌达二盟新兴城镇………………………………………………（38）
二、哲盟木盟新兴城镇……………………………………………………………（40）
三、内蒙古西部新兴城镇…………………………………………………………（45）
四、清末民初新兴城镇的特点……………………………………………………（46）
第三章 内蒙古清-近代城镇的特殊类型……………………………………………（48）
第一节 寺庙与城镇 …………………………………………………………………（48）
第二节 王公府第与城镇 ……………………………………………………………（50）
第三节 归化、绥远二城………………………………………………………………（52）
一、库库和屯——归化城…………………………………………………………（53）
二、绥远城 ………………………………………………………………………（55）
第四节 交通要冲与城镇 ……………………………………………………………（58）
第五节 矿业与城镇 …………………………………………………………………（63）
第四章 城镇的政治功能与“新政”后发生的变化 ……………………………… （65）
第一节 城镇中各级地方政府的治权与职能 ………………………………………（65）
一、厅县 …………………………………………………………………………（66）
二、州府道 ………………………………………………………………………（73）
第二节 内蒙古城镇的政治功能 ……………………………………………………（77）
一、安查民籍、查缉逃犯 …………………………………………………………（77）
二、处理各种纠纷…………………………………………………………………（79）
三、兼理税务、驿站等事务………………………………………………………（81）
第三节 地方驻军与城镇 ……………………………………………………………（82）
第四节 “新政”以后地方政府增设的职能机构……………………………………（84）
一、治安机构的变化和更新………………………………………………………（84）
二、普遍设立税务机构……………………………………………………………（87）
三、邮政、电信业的创办…………………………………………………………（89）
第五章 城镇经济的发展与变化 ……………………………………………………（92）
第一节 商贸情况 ……………………………………………………………………（92）
一、商贸中心和大小市场…………………………………………………………（92）
二、商人和商铺……………………………………………………………………（95）
三、商品集散概况…………………………………………………………………（97）
四、金融机构和货币……………………………………………………………（102）
五、自开商埠……………………………………………………………………（108）
第二节 手工业 …………………………………………………………………… （110）
一、农产品加工业……………………………………………………………… （110）
二、畜产品加工业………………………………………………………………（114）
三、宗教用品手工业……………………………………………………………（115）
四、半殖民地外资工业…………………………………………………………（115）
第三节 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城镇的影响……………………………………………（116）
一、连接内蒙古城镇的传统交通路线…………………………………………（116）
二、铁路的修通对城镇发展的影响……………………………………………（118）
三、商业路线和商业范围的变化………………………………………………（120）
第六章 城镇社会、宗教与文化……………………………………………………（122）
第一节 城镇居民……………………………………………………………………（122）
一、城镇居民……………………………………………………………………（122）
二、居民来源……………………………………………………………………（125）
三、民族成分 ……………………………………………………………………（126）
第二节 城镇居民职业与社会组织…………………………………………………（128）
一、居民职业……………………………………………………………………（128）
二、社会组织……………………………………………………………………（130）
三、商会…………………………………………………………………………（132）
四、慈善机构……………………………………………………………………（133）
第三节 宗教和民间信仰……………………………………………………………（134）
一、藏传佛教……………………………………………………………………（134）
二、内地移民的宗教和民间信仰………………………………………………（136）
三、基督教………………………………………………………………………（138）
第四节 城镇文化教育………………………………………………………………（139）
一、旧式教育……………………………………………………………………（139）
二、新式教育的兴办……………………………………………………………（141）
结语……………………………………………………………………………………（145）
引用文献………………………………………………………………………………（147）
地名索引………………………………………………………………………………（156）
后记……………………………………………………………………………………（163）


导 言
一、城市与浩特
城市是一种空间概念，是一种定居形态。城市又是一种社会空间组织形式，具有复杂的多面性。如何定义城市或者城镇？城市或城镇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和本质？这些基本概念，是首先面对且必须解释的问题。在世界各国，由于城市产生原因的不同，或者各国法律规定、社会和地理的差异，城市的定义各不相同。被大部分人接受的城市定义是一种与村落相对比的定居形态，拥有高密度的街区，为周围地方的中心。城市的三大特点是大量的人口、人口的密集和城市化。人口密集是城市的最大特点，这一特点以社会经济活动为基础。城市与其它定居形态所不同之处就是反映城市独特性的城市化问题。这里所提城市化 所包含的内容为密集的人口、经济活动、建筑景观、城市规划等，这些均为城市与农业村落相对比之处。
中国古代的城和市，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城指城垣，备以防御的围墙。《汉语大词典》解释城为“都邑四周的墙垣”。市则是在城垣以内进行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防御和交易合为一体，便成为人们主要居住形态之一的城市。镇指市镇、集镇，是农村之间以至城乡之间物资交换的会合点，亦指县（厅）管辖之下的行政区划单位。日本以都、府、城下街、港街等称呼城市。明治中期以后，开始用都市二字来称呼城市，且逐渐被接受和统一。在中国的部分学术领域里，也有沿用都市二字的现象，如都市人类学等。
清代以来在内蒙古境内兴起的大部分城市，空间范围、人口密度、商业贸易等均有一定的局限。根据城镇所涵盖的内容，并结合清、近代内蒙古的实际情况，本书引用了城镇，而城市和城镇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和对立。
历史上蒙古人如何理解和对待城镇和城市这一定居形态的呢？从蒙古人对城市、城镇的称呼，以图找到答案。城市相对应的蒙古语为浩特（qota），城镇相对应的为浩特巴拉嘎苏（qota balγasu）。浩特的本意为游牧在一起的数户牧家，延伸为牲畜夜间宿泊的地方。目前还无法得知蒙古人从何时开始以浩特来称呼城市。追溯至元代，蒙古地区的不少城有蒙古名，比如大宁城（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蒙古名为可岢河套（即köke qota），即青色的城。虽然，这类城在文献史料中常以汉名出现，但是，残留的文献还是为我们证实了当时蒙古人习称蒙古名的史实。在16世纪后半叶，俺答汗将自己新筑的城称为库库和屯（köke qotan），即青色的城。由此可以断定，俺答汗时期蒙古人完全将浩特和城市结合在一起，并将自己建起的城，以浩特命名。俺答汗的库库和屯围以城墙，建有宫殿和寺庙，住着权势阶层和以买卖为生的居民。持有这样一种形式、外观的居住场所，被蒙古人用来与自己的游牧生活关系密切的浩特一词来称呼，值得我们注意。这可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以游牧生活来解释定居生活的活生生的例子。巴拉嘎苏（balγasu），意为用土筑成的墙或房屋。在《蒙古秘史》中多处出现的巴拉嘎德（balγad），是巴拉嘎苏（balγasu）的复数成分。由此可以推测，巴拉嘎苏和浩特二词中，更早表达土质建筑物，表达定居点概念的可能是巴拉嘎苏。然而，和浩特一样，还无法确定巴拉嘎苏从何时被用来称作城或城镇。下面举以巴拉嘎苏命名的几个地方。一是，据《口北三厅志》记载：“桓州古城在开平城之西南，土人呼为库尔图巴尔哈孙城”。 文中库尔图巴尔哈孙（Kürdü balγasun），库尔图指桓州，巴尔哈孙指城。二是，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由费扬古指挥的前锋部队，进军到达阿尔泰山脉东部的赛鲁巴尔哈孙地方，在这里获悉嘎尔丹死去的消息。 赛鲁巴尔哈孙（Sayir balγasun），又是一处以巴拉嘎苏命名的地方，位于阿尔泰山脉东部。上文所举，仅仅是从所涉猎的资料中看到的两个例子而已。然而，上述两个例子也足以为我们证明，从蒙古高原南端到阿尔泰山脉，曾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北方游牧民，共同使用巴尔嘎苏一语，来称作与自己的游牧生活不同的、特定的空间。那些特定空间，很有可能在当地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商业等领域拥有和发挥过重要的中心作用。尽管往日的辉煌已不复存在，但是历史上的地名却被保留了下来，让后人追溯它的历史。
二、城市史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城市何时、如何形成的呢？学界普遍认为城市的产生与农耕具有最密切的关系。对人类历史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是约1万年前农耕的开始。由于农耕，人类的抚养力大为提高，人口迅速增多。随着农耕的推广、普及，在农耕社会的中心，出现人口密集的聚落。这便是最初的城市。城市一旦出现，通过政治、宗教、文化、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影响力，对周围的农村产生强有力的政治中心作用。也就是说，城市产生于农村，是农村的政治中心，其政治中心功能最为突出。相比之下，城市的经济功能并不是十分的突出，而且经济基础的重心往往不在城市，却在农村。这样，政治上城市统治农村，经济上城市则依赖农村。
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首先开始在英国。工业革命对生产技术和社会生产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变革。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对城市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市，社会生产逐渐工业化，城市人口大大增多，城市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基地。从此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成为经济中心。这时，不仅仅只有特殊阶层生活在城市，而且普通的人们也可以过城市生活，人类历史迎来了城市化时代。随着城市化的深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传染病的流行等城市问题日益严峻。
作为人类的特殊居住场所，城市从19世纪末开始引起欧美国家研究者的注意。尤其20世纪以来对城市各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重大研究题材。随着城市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日趋多样化，形成了城市社会学（又称都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都市人类学等相互关联，并各自独立的研究分支学科。
城市社会学形成于美国， 社会学者们积极进行城市的田野（实地）调查，并进行城市和农村对比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初欧美和日本的学者也展开了对中国城市的调查研究。 当时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同业公会组织为研究重点的研究方式，推动了同类调查研究在中国各地的展开，其中日本学者的研究足迹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到山西等省的中小城市。
20世纪70年代，施坚雅（G.W.Skinner）等欧美学者对晚清中国城市史的一系列研究， 受到高度的重视和赞同。施氏依照河流系统，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提出区域体系分析理论，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划分中国的方法，创立了以市场 为基础的研究模式。施氏提出的理论和模式，无疑对中国城市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日本学者也与欧美学者一同开发中国城市史的研究领域，而不同的地方则是二战之后日本学者似乎更侧重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其原因，显然与只能依据文献资料展开研究，而不能进行实地调查的现实制约有关。70、80年代这一局面终被打破，日本学者对清-近代中国江南城镇社会的研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中国学者对本土城市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尽管与国外相比起步较晚，但是由于备受政府与学界重视，同时立足本土，凭借汉语文献方面的学术资源优势，一些以个案展开的研究堪称迅速，具有自身特色。
三、内蒙古和城镇
在清代以前的历史上，在内蒙古境内出现过许多城镇。其中内蒙古东部的辽代诸城 遗址广为人知，中部则以元上都为最著名， 西部以黑城 被众人所知。不同历史时期的城镇，在各自的时代发挥过各自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中心作用。对身处于当今时代的我们来说，除了只能通过有限的文献记载和有数的实物遗址，窥见历史城镇的概观甚至仅仅的局部之外，却难以全面、立体、完整地复原曾经辉煌一时的那些城镇的全貌。
人类将要迎接工业革命的17世纪，位居欧亚大陆中南部的蒙古高原也面临着不曾有过的变化，而那并不是因为工业革命，是因为分裂和战争不断的蒙古各部逐渐被满洲人征服，被统一于清朝版图之内，接受清朝的重新编制，形成清朝时期特殊的蒙古格局。从那个时期开始，内、外蒙古之称从地理名称变为行政名称。
清代的内蒙古，由以科尔沁为主的哲里木盟、以喀喇沁、东土默特为主的卓索图盟、由翁牛特、巴林、扎鲁特、敖汉、奈曼和喀尔喀左翼等组成的昭乌达盟、由乌珠穆沁、浩齐特、阿巴嘎、阿巴哈纳尔、苏尼特等组成的锡林郭勒盟、以乌拉特为主的乌兰察布盟、以鄂尔多斯为主的伊克昭盟等6盟50余旗以及察哈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二旗、阿拉善厄鲁特和额济纳土尔扈特二旗组成，呼伦贝尔八旗则在黑龙江将军的管辖之下。
内蒙古的自然地理，以高原和山地、丘陵为主，蒙古高原位居中南部，平均海拔为1500米以上。在东北和东部主要是大兴安岭南端山岭延绵数千里，中西部则是阴山、贺兰山横跨东西。主要河流为嫩江及其支流洮儿河等、辽河西源西拉穆伦河、老哈河和黄河上、中流衔接之流。大部分地区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量少，年均只有300毫米～500毫米，干旱风大。
处于这样一个人文分布、自然地理条件的内蒙古，从17世纪开始不再是游牧人和游牧社会独占天下的局面，而是逐步变成农耕普及，商业交易活跃，定居村落密布的地方。从此，数世纪以来在蒙古高原过游牧生活的蒙古人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传统风俗、文化意识等都面临新的挑战，蒙古社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城镇兴起是清代以来内蒙古社会发生的变化之一。作为一种定居形态和场所，揭开这些城镇的面貌，解释这些城镇的来龙去脉，正是本书稿的内容和意义所在。
众所周知，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内蒙古近现代史的研究在众多方面得以展开，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以清代蒙古的政治体制、内蒙古的农垦研究、清朝对内蒙古各部再编过程、内蒙古移民情况、近代内蒙古王公活动等内容为突出。然而，谈及清-近代内蒙古城镇历史，开展程度及其研究成果，与上述领域、方面的研究相比却寥寥无几，甚至无法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在一些方面城镇研究还是取得了前期的开拓性成果。早期的研究，与前述整个中国城市史研究相同，由国外学者打开了研究大门。在国外学者对内蒙古城镇的调查研究当中，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成绩尤为突出。19世纪末在内外蒙古进行实地调查的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写下《蒙古和蒙古人》（二卷），为归化城、多伦诺尔等城镇均留下相当篇幅的宝贵记载。20世纪初东清铁路调查员库尔诺措夫的《呼伦贝尔》也是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日本人则对20世纪前半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内蒙古城镇调查和研究。当时日本设立在中国的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军政机关参与了调查，调查员也多身兼要职。其调查范围主要以内蒙古东部地区城镇为主，《蒙古地志》、《满蒙都邑全志》等篇幅较大、反响较深的编著也正是在上述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30、40年代，内蒙古西部城镇逐渐成为日本人调查的基地。当时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不少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各城市行会、同业公会的调查研究，因受其影响，关于西部城镇的行会、同业公会的调查研究相当突出。 其中今堀誠二的两部著作可称作代表作。其一是《中国封建社会の機構——归绥（呼和浩特）社会集团的实态调查》（1955年），另一是《中国封建社会の構造》（1978年）。 1990年代，日本学者近藤富成以清代的归化城、绥远城为研究题目发表过相关论文。
在国内1980年代兴起的编写文史资料的活动中，出现了以各盟旗城镇为主题的局部的、个别的成果，部分城镇相关资料也得以整理出版。另外，以中心城市为个案研究对象的著作间断问世。其中有1959年由内蒙古文史馆编的《包头市简志》（初稿）、1981年戴学稷编著《呼和浩特简史》（中华书局）、1995年台湾黄丽生著《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等。这些著作均选内蒙古西部的包头、呼和浩特等中心城市，其中第一部编著尽管以初稿形式问世，似乎可以称作内蒙古城市研究的开端。戴氏的著作可以代表20世纪70、80年代对呼和浩特市的研究水平。台湾黄丽生的著作使呼和浩特地区史研究进一步深入。这些著作基本利用汉文资料，对其他文字资料的利用都很不充分。此外，90年代后期零星出现以长城沿线或者辽河流域的近代城镇为研究对象和内容，论及内蒙古近代城镇的学术论著。 从建筑史的角度，包慕萍著《蒙古城市建筑史研究——游牧与定居的重层城市呼和浩特》（日文）一书，又是一部以呼和浩特为研究对象的新作，包氏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游牧城市”概念。
四、史料介绍
史学研究的对象为往昔，这一点正是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主要区别所在，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对每一位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史料是最重要的工具，通过利用史料工具才能够较全面、较真实地解读和再现历史。冯尔康先生说后人要认知历史，文献最重要，“它提供反映古人生活的资料，使后人可以加工这些素材，去做历史的‘复原’工作”。 所掌握史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全面性能够决定某个研究课题的成功与否。
中国近代史资料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常常被形容浩如烟海。其丰富性又决定搜罗和穷尽的难度和不可能性。对近代内蒙古城镇研究这一课题来说，史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与中国近代史的其他领域一样存在难以全面把握史料的困难。本人开始接触和研究内蒙古城镇这一课题以来，每一步骤都注意和要求组建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上。梳理数年当中所接触和引用的相关史料，如果能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也难免有力不从心之处。以下简单介绍相关史料的分类、保留、文字之别和特点等大体情况。
有关近代内蒙古城镇的文献资料，与近代内蒙古其他领域的史料大致相同，被分散保留在地方志、档案、官书、碑文、报刊杂志、调查报告、资料汇编、旅行日记等等众多不同类型的资料当中。将上述不同类型的资料根据其内容所及地域空间范围，大体可归纳两类：一是地域性资料，记述内容被限定某个地域，地方志、档案、碑文、调查报告、资料汇编、旅行日记可归此类；这些资料相对易于搜集、查阅和利用。二是非地域性资料，记述内容不限于某个特定地域，官书、报刊杂志可归入此类。此种分类只是为了便于掌握和驾驭众多不同类型的资料而大体分类，却没有严格的界线。比如，在报刊资料当中，有记述某个地域事情的内容，这些则完全属于地域性资料。除此之外，上述资料又具有不同文字之别，其中主要有汉、蒙古、满和外文（日文、俄文）等。绝大多数地方志、官书、碑文以及一部分调查报告、旅行日记由汉文写成，而档案资料，蒙古、汉、满文档案各占其位。外文资料以日文为主，其中又以调查报告、资料汇编、旅行日记等为主。俄文资料广被利用的则是20世纪前半叶被译成日、汉文翻译本。
（一）分类介绍
1．地方志
地方志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最为普遍的资料信息载体，是以地方行政单位为地域
空间范围，综合记录各该地方自然地理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书籍。地方志能够提供某一地方的多种信息，是可以掌握城镇有关情况的重要的资料来源。本书利用的地方志资料多达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口北三厅志》十六卷、卷首，金志章纂、黄可润增校，1758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据宣化道署存金志章稿本增校刊印，是清代内蒙古最早的地方志之一。其广被利用的版本有1919年《满蒙丛书》(第4-5辑)铅印本和1968年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据乾隆年间的木刻本，塞北地方36号）影印本两种。其中，《满蒙丛书》本存在铅字排印过程中滋生的许多错讹，台湾影印本则避免了此种错误的出现。该志因其体例允当、类目严整、取材宏富、考证精审被赞誉为边地名志。 记载以口北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为重，对多伦诺尔厅及厅治的相关记述，堪称清代前期宝贵的资料依据。同时，记载详于清代前期察哈尔左翼诸旗和公私牧厂的情况，对察哈尔八旗其他各旗和锡林郭勒、昭乌达二盟部分蒙旗的情况也多有反映。因当时各旗缺乏文献资料，其资料价值不可低估。
《钦定热河志》一百二十卷，和珅、梁国治纂修，刻于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实际上其修纂早在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既已开始，是一部清朝敕修书，由翰林院饱学之士参与编纂，其编书质量“一般方志无法与之比较”，有了《热河志》，清代“卓索图、昭乌达盟各旗及所设州县的概况才得以首次见于方志中”， 侧面反映了清代前期喀喇沁、土默特诸旗的游牧社会向定居农耕社会的变迁概况。
《绥远通志稿》一百卷，1930年代由绥远通志馆修纂，该地方志几经周折，最终也没有能够付梓出版，以稿本形式保存下来。稿本有通志馆稿本（1937年）和傅增湘修改残留稿本（1941）两种。1970年代，前八卷铅印出版。该志是内蒙古地区流传下来的卷帙最浩繁的地方志。其内容丰富翔实、记载较全面系统、资料价值高，堪称“一方全史，资料宝库”。 该志形成于民国年间提倡以改进的体例和方法纂修地方志的时代，因此不仅有反映时代特色的新类目的增设，也对一些传统类目的内容加以改善。专设“城市”一卷，几近囊括了清、近代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右翼、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的大小城镇。尽管其内容比例不均、甚至还掺杂错漏，但毕竟是新内容，其功倍于过。
《归绥识略》（张曾纂，三十六卷）、《归绥道志》（贻谷修、高赓恩纂，四十卷卷首）等是清末形成的史料价值较高的相关地方志。
在民国年间的全国性编纂地方志活动当中，除了上述代表性之作《绥远通志稿》以外，还形成一部分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地方志，其中有《呼伦贝尔志略》（程廷恒修、张家璠纂，不分卷，1923年铅印）、《朝阳县志》（周铁铮、沈鸣诗等纂修，三十六卷，1930年铅印）和《归绥县志》（郑植昌、郑裕孚纂修，不分卷，1934年铅印）等等。这些地方志，集中出现在1920～30年的近20年当中，包括内蒙古东西广泛地方，不仅数量多，而且范围广、内容多。尽管在体例、内容上与以往的地方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有内容的增减、新卷目的设定和方法手段的改进等，均反映了时代特征和变迁，是较为集中的、具有一定分量的资料依据。
邻近各省、府、县地方志的相关内容为内蒙古清、近代历史研究提供了相当分量的资料。省志如《畿辅通志》（清康熙、雍正、同治诸朝以及民国《直隶省通志稿》）、《山西通志》（雍正、光绪朝）、《陕西通志》（康熙、雍正朝以及民国《陕西通志稿》）和《奉天通志》（民国以及清光绪年间的《奉天通志稿》）、《吉林通志》（光绪）、《黑龙江志稿》（民国）等。府、县志如《朔平府志》、《大同府志》、《宣化府志》和《神木县志》、《左云县志》、《铁岭县志》、《开原县志》等。因地域连接或因兼辖内蒙古农垦地区的关系，那些省府县的地方志在一些类目当中保留了直接或间接反映内蒙古情况的内容。
2．档案
档案是历史事件正在进行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它的最大特点是原始性。所以，档案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此外，档案对某一事件的记载是有始有终，具有相对的连续性。正因为这些特点，档案史料是研究历史最为可靠的证据之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保存至今的有关蒙古史方面的历史档案数量巨多，其中包括蒙古、汉、满文等多种文字的档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相当数量的相关档案至今尚未被充分利用。
涉及内蒙古近代城镇的档案史料，大体分别收藏在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黑龙江省档案馆等国家和省级档案馆及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旗县档案馆（局）。其中部分档案已经得以整理出版，有《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汇编》（六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8年）、《蒙荒案卷》（《长白丛书》本、1990年）、《巴林垦务》(林西史料之一、1984年)和《绥远垦务档案》（2000年）等。已经被整理出版的档案当中，有关城镇的内容集中于清末民初的官垦时期，主要涉及城基的划定和承领、官衙的设立、自辟商埠地点的选定等内容。
内蒙古档案馆馆藏蒙古文档案引起学界日益广泛的注意。尤其，数万卷清代喀喇沁诸旗的蒙古文档案逐渐得以解读，让学界耳目一新。档案内容主要对蒙旗开垦、移民进入、土地纠纷、旗佐变化、官制变迁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其中也不乏涉及城镇的内容。如乾隆年间的户口调查、理事官和地方建置的设置以及内容最为繁多的各种纠纷案件等等，均为城镇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随着档案史料的不断被开放和利用，历史事实的剖析会更加准确，会更加接近真实。
3．调查资料
与内蒙古近代城镇有关的调查报告，集中形成于清末、民国年间，尤以民国初期为多。其中，又以日文为多数。调查的内容，从自然山水、地方特产到人间风俗习惯，从政治经济到学校教育，无所不包。由于调查者的身份、目的不同，调查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往往从报告的字里行间读到调查者的目的。
20世纪初有系统且篇幅较大的日文调查资料，由关东军、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日本侵华军政机构或机关编著，大体形成于1910～1920 年代。主要的有关东都督府编《东部蒙古志》(草稿)上、下篇，1914年；满铁总务部事务局调查课编《满蒙交界地方经济调查资料》，1915年；满铁调查课编《东部内蒙古调查报告》（1-7卷），1914年；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庶务课编《满蒙调查复命书》（第1～11），1917年；伪满洲国地籍整理局编《锦热蒙地调查报告》(上、中、下)，1937年等等。
与相当数量的日文调查资料相比，汉文调查资料数量极其有限。可以列举者有刘钟棻《多伦诺尔厅调查记》（1914年5月《东方杂志》第10卷第11号）、赵允元《赤峰州调查记》（1910年4月《地学杂志》第一年第4号）、杨溥《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1933年，手抄本）、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编《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1934年等。除此之外，连载于蒙汉合璧《蒙旗旬刊》（东北政务委员会蒙旗处编，1929年创刊）的哲里木、昭乌达二盟各旗调查，其原文由蒙文写成，后译成汉文。汉文调查资料不仅数量有限，篇幅也不长。由于受篇幅和调查者视觉、侧重点的限制，这些资料所载内容显得单薄、片面。
4．旅行日记
旅行日记，是具有相当魅力的资料。每一个旅行者以当时的个体眼光观察和记录所经过地方的所见所闻，由于旅行者的旅行目的以及个人身份、经历和喜好的不同，对同一地区或者同一条旅行线的记载，内容可能大不相同，恰恰这一点使后人获得多方信息。
列举清末民国形成的部分旅行日记，如文详《巴林纪程》（辽海丛书第八集）、刘文凤《东陲纪行》（陆庵丛书）、程廷镛《经棚日记》（1915年热河印刷所铅印本）、童翼《热河东部旅行笔记》（民国年间铅印本）、冯诚求《内蒙古东部调查日记》(又名《东蒙游记》，1913年吉长日报铅印本)和陈祖善(又名陈子元)《东蒙古纪程》（1914年石印本）等。其中，《内蒙古东部调查日记》、《东蒙古纪程》二书形成于同一个调查旅行过程中，但因作者身份和任务的不同，却展现了截然不同的内容。外文旅行日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和一部分日本人的旅行日记。
下面简略介绍不同文字、不同内容的几部旅行日记。如《内蒙古东部调查日记》，形成于日本和沙俄在中国东北争夺势力范围、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的清末。与东北三省处处相连的内蒙古东部地区遭到侵略者的注意，就像书叙中所说那样“是时日俄战役告终，日势骤张，哲盟各旗日人辙迹殆遍，于是东蒙一带形势渐占重要”。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命肃亲王善耆“筹蒙”，随后善耆考察东蒙(即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和锡林郭勒等四盟)。冯诚求“适以此时随同游历调查”，并把“所得入夜即悉心钩稽，分类纂录”。此次调查历时三个月(从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十九日，中有闰四月)，对上述各地方进行了调查，“一切形势、制度、户口、气候、物产、钱法、樵酤、礼俗、道路详载无遗”。此书为了解蒙古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风貌、物产、商业的难得的史料。
再如《蒙古及蒙古人》（二卷），是一部由俄文写成的旅行日记。作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是沙俄彼得堡大学蒙古学学者，同时沙俄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19世纪末他奉沙皇之命，来到清朝的蒙古地区调查蒙古的行政制度和现状，并同时研究俄中贸易关系。1893年年初他从北京经张家口进入内蒙古境内，该书第二卷记述了作者在内蒙古境内7个月间的旅行考察活动。作者对沿途各地寺院、庙宇、地方建置和官吏以及商业情况详加记述，对所停留的城镇也进行了客观的介绍。并且发挥作者本人的专业特长，引用了一部分蒙古文和满文资料，同时，对沿途所见到的碑文石刻均有记录。该书无疑是一部集资料和研究于一身的著作，对研究19世纪末的内蒙古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东蒙游记》（日文），成书于1915年，星武雄著。作者星武雄参与了日本军政在东蒙进行的众多调查活动，该游记正是一次军事调查的结果。游记中相当分量的内容反映了民国初年东蒙一些城镇的情况，是一部较有价值的资料。比如关于街道、建筑物的记述等等，是难以从其他资料看到的。另外《蒙古踏破记》（日文），是由一位曾任职于陆军部的日本军官于1920年左右写成的，由于他曾负责日军战马的选购工作，在他的旅行报告中一路记录他所看到的马群，在扎鲁特右翼旗第一次看到约有三百匹马的马群，非常惊奇。这些记载可看作当时蒙古游牧经济的生动写照。
5．碑文资料
碑文资料是特殊的资料载体。该资料载体具有地域性和概括性相对强的特点。它能够反映一地或者一市一镇的某一领域、某一件重大事件的概况和经纬。正因为这一特点，与近代内蒙古城镇具有格外密切的关系。地方志中保留了一些碑文资料，尽管不是完整全面的，但是对一些已经消失而无法看到的碑文石刻，提供了补救性的、举手可用的方便。20世纪前半叶，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城镇社会调查中，日本人致力于碑文资料的挖掘和利用。1940年代形成《包头碑志考》一书，遗憾的是原书已无着落，只能通过其他书籍了解其一二。除此之外，后人的论著也保留了不少历史碑文内容。
6．报刊杂志
报刊杂志是相对晚近出现的资料载体，一方登载时事、官方文件和报道等，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形势和社会状况，事后成为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报刊所登载的当时人的记录和见闻，属于很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关系密切的报刊杂志数量相当丰富，其中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有汉文的，也有外文（主要是日文）的。一部分报刊杂志的目录索引已经被整理出版，不仅方便了学界的利用，同时引起了更广泛的重视。其中有《申报》、《东方杂志》、《盛京时报》、《地学杂志》、《禹贡半月刊》等等国内报刊杂志；另外有日本方面主办的《满蒙》、《蒙古》、《满铁调查月报》等数量不少的日文（部分汉文）报刊杂志。不言而喻，这些报刊杂志最终服务于日本的侵略活动，具有显著的局限性。
（二）城镇资料的特点
纵观清-近代内蒙古历史资料，其中涉及城镇的资料是多方面的，其特点大体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一是零散而片面。
近代史资料，由于历史时段离当今较近，并由于传载手段的多种多样化，所保留下来的资料存量很大。在这一资料海洋当中，就数量而言，直接反映清-近代内蒙古城镇相关情况的资料，却不多甚至很少，无法与其他研究领域资料相比。日本著名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家斯波义信在他的《中国城市史》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文献的编纂者往往是官僚和仕人，他们对所关心的政治、政策和正统思想的来龙去脉，叙述极致。叙至城市，有关具有象征意义的行政城市之数、等级、人口、官厅机构、税金和财政及城市的设置和废弛、等级的升降、城周和城门、形状、上层所祭祀的信仰对象、城市的物理形态和政府设施等方面，其记录确实很多”，尽管如此，他说解释社会现象和城市住民生活的记录，却很难搜罗。斯波氏研究中国内地城市史，他遇到的资料缺乏的困难，在内蒙古城镇史研究中同样存在，资料缺乏的程度甚至有过而无不及。而且在已经发掘的资料当中，关系到城镇内容的，集中的少、分散的多。有限的集中资料，又多记述城镇外观和官衙设施，其中以城墙、城门及其修建经纬和主要街道等内容为主，严重缺乏反映城内居民日常生活、生产方式、生存空间的特点等具体内容。而且，由于时代的局限，那些资料往往将城镇孤立起来，忽略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城镇与农村、游牧区之间的联系，所以，难以获取整体全面的信息。
二是不均衡性。
我们不难发现，有关内蒙古城镇资料的不均衡性体现在时代、地区、内容等诸方面。就时代而言，除了档案以外，清前期资料相对少，清中后期和民国的资料相对多。就地区而言，清末民初的内蒙古东、西部资料体现了明显的不均衡，即东部多而西部少。就内容而言，城镇外观多而内部少。
三是城镇为相对持续存在的特定空间。
由于城镇这一自身特点，需要相对连贯的资料来完整地阐述其历史发展过程。对清-近代内蒙古城镇研究来说，由于可利用资料的缺乏，很难做到这一点。其中尤其是对清代前期城镇概况的再现，往往是极其单薄而片面。甚至有的只能借用清末民初的资料来追述，无法客观、准确地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城镇面貌。


引用文献

《清实录》，1987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光绪)《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1991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序刊本。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本。
(道光)《钦定理藩院则例》，道光年间刻本，蒙古文、汉文本。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1997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清朝文献通考》，万有文库十通本。
《清朝通典》，万有文库十通本。
席裕福、沈师徐辑：《皇朝政典类纂》，台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本。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1984年张静庐等点校中华书局铅印本。
《光绪谕折汇存》，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藏手抄本、台湾影印本和日本东洋文库散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中华书局，1996年。
《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铅印本。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八、九辑），1977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明清史料》，1954-197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
《蒙荒案卷》，吉林文史出版社《长白丛书》本，1990年。
林西县志办公室编：《巴林垦务》，林西史料之一，1984年。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
江实编：《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巴彦塔拉盟史料集成•土默特特别旗之部第一辑》，1942年。
（蒙古文）《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汇编》（六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8年。
金峰整理、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蒙古文献资料九种》，1983年。
绥远通志馆修纂：《绥远通志稿》，1930年代稿本。
梁建章等纂：《察哈尔省通志》，台湾影印《中国边疆丛书》本。
王树楠等纂修：《奉天通志》，《东北文史丛书》本。
李鸿章、黄彭年等纂修：《畿辅通志》，1982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光绪）王轩等纂修：《山西通志》，1990年中华书局点校本。
李桂林纂：《吉林通志》，台湾影印《中国边疆丛书》本。
张伯英等纂《黑龙江志稿》，台湾影印《中国边疆丛书》本。
金志章纂、黄可润补：《口北三厅志》，台湾影印《中国方志丛书》本。
梁国治纂：《热河志》，台湾影印《中国边疆丛书》本。
哈达清格纂：《塔子沟纪略》，《辽海丛书》本。
海忠纂：《承德府志》，清嘉庆年间刻本。
张曾纂：《古丰识略》，抄本。
《归绥道志》，内蒙古大学图书馆传抄本。
刘鸿逵、沈潜修纂：《归化城厅志》，光绪年间抄本。
郑植昌、郑裕孚纂修：《归绥县志》，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贻谷、高赓恩纂修：《土默特旗志》，清光绪末年刻本。
文秀、卢梦兰纂修：《新修清水河厅志》，台湾影印《中国方志丛书》本。
韩绍祖、张树培纂修：《萨拉齐县志》，民国年间铅印本。
德溥纂：《丰镇县志书》，1916年（民国五年）铅印本。
姚学镜、俞家骥纂修：《五原厅志稿》，1982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景印本。
康清源纂：《热河经棚县志》，1982年呼和浩特古丰书斋誊印本。
孙廷弼纂：《赤峰县志略》，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伪满洲国大同二年）石印本。
苏绍泉编纂：《林西县志》，内蒙古图书馆手抄本，1930年(民国十九年)。
程廷恒、张家璠纂修：《呼伦贝尔志略》，1924年(民国十三年)呼伦贝尔督办公署铅印本。
朱枕新、邹尚友编：《呼伦贝尔概要》，1930年（民国十九年）东北文化社铅印本。
程道元、续文金纂修：《昌图县志》，1916年（民国五年）铅印本。
周铁铮、沈鸣诗等纂修：《朝阳县志》， 1930年（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周宪章、宫葆廉纂修：《凌源县志略》，1927年（民国十六年）稿本。
王恕等纂修：《彰武县志》，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陈占甲、周渭贤纂修：《镇东县志》，1927年（民国十六年）铅印本。
刘鸣复纂：《法库厅乡土志》，1985年辽宁省图书馆《东北乡土志丛编》。
《农安县乡土志》，1985年辽宁省图书馆《东北乡土志丛编》。
郑士纯、朱衣点纂修：《农安县志》，1927年（民国十六年）铅印本。
孙云章等纂：《怀德县志》，1929年（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蒋国铨纂修：《奉天省洮安县志书》，抄本。
洪汝冲纂修：《昌图府志》，1910年（宣统二年）铅印本。
张遇春等纂修：《阜新县志》，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长春厅志》，南京大学图书馆手抄本。
郭克兴编：《黑龙江乡土录》，1926年（民国十五年）铅印本。
于英蕤纂修：《大赉县志》，1913年（民国二年）抄本。
高芝秀、潘鸿威纂修：《安达县志》，1960年黑龙江省图书馆油印本。
张樾纂修：《肇州县志略》，1913年（民国二年）抄本。
吴辅宏、王飞藻纂修：《大同府志》，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王者辅、黄可润等纂修：《续纂宣化府志》，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增刻本。
陈继淹、许闻诗纂修：《张北县志》，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钱良择撰：《出塞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范昭逵撰：《从西纪略》，《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二帙。
张鹏翮撰：《奉使俄罗斯日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高士奇撰：《松亭行纪》，《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二帙。
童翼著：《热河东部旅行笔记》，民国年间铅印本。
冯诚求著：《内蒙东部调查日记》，1913年（民国二年）吉长日报铅印本。
刘钟棻著：《多伦诺尔厅调查记》，1914年（民国三年)五月《东方杂志》第10卷第11号。
刘文凤著：《东陲纪行》，《陆庵丛书》本。
程廷镛著：《经棚日记》，1915年（民国四年）热河印刷所铅印本。
赵允元著：《赤峰州调查记》，《地学杂志》第一年 1910年(宣统二年四月) 第4号。
张相文著：《塞北记游》，《包头史料荟萃》第三辑。
《哲里木盟十旗调查报告书》，1910年（宣统二年）调查，稿本。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编：《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编：《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1941年（民国三十年）铅印本。
杨溥著：《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内蒙古图书馆手抄本。
督办运河工程总局编辑处编：《调查河套报告书》，1923年（民国十二年）北京京华印书局铅印本。
韩梅圃编著：《绥远省河套调查记》，绥远省民众教育馆，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编辑：《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贻谷纂：《绥远奏议》，台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本。
张鼎彝编：《绥乘》，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民国十年）铅印本。
张鹏一纂：《河套图志》，民国年间铅印本。
金天翮、冯际隆纂：《河套新编》，1991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民族古籍丛书》本。
张穆纂：《蒙古游牧记》，台湾影印《中国边疆丛书》本。
花楞编：《内蒙古纪要》，台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本。
刚毅、安颐等修纂：《晋政辑要》，1887年（光绪十三年）刻本。
刘朝铭著：《蒙盐纪要》，内蒙古图书馆手抄本。
《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方式济纂：《龙沙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吉林舆地说略》，《长白丛书》本。
徐世昌编：《东三省政略》，1911年（宣统三年）铅印本。
朱启钤编：《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台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
徐世昌著：《退耕堂政书》，台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
徐曦编：《东三省纪略》，1915年（民国四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姚锡光著：《筹蒙刍议》，台湾影印《中国边疆丛书》本。
锡良著：《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
卓宏谋著《蒙古鉴》（第三版），1923年（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熊知白编著：《东北县治纪要》，北平和济印书局，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林竞著、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蒙新甘宁考察记》（西北行记丛萃），2003年。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理图集》（清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1年。
突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突泉县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
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
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1977年，中华书局中译本，2000年。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何一民著：《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曹洪涛：《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
[瑞典]斯文•赫丁(Sven Anders Hedin)著：《戈壁沙漠之谜》，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
黄文弼著：《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年。
[日]剑虹生著：《多伦诺尔记》，汉译文载于东方杂志第5年第10期。
[日]桑原隲藏著：《考史游记•东蒙古纪行》，东京弘文堂书房，1942年。
[日]星武雄著：《东蒙游记》，东亚图书株式会社，大正9年（1920）。
[日] 饭田耕一郎著：《满蒙の旅囊》，大正7年（1918年)。
[日]吉田平太郎著：《蒙古踏破记》，满蒙研究会，昭和2年（1927）。
[日]《满蒙交界地方经济调查资料》，满铁总务部事务局调查课编，明治、大正年间。
[日]松本雋著：《东蒙古真相》，兵林馆，大正2年(1913)。
[日]《东部内蒙古调查报告》，大正3年(1914)。
[日]《东部蒙古志》，关东都督府编，大正3年（1914）。
[日]《满蒙调查复命书》，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庶务课，大正5年（1916）。
[日]《满蒙产业志》，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大正5年（1916年）。
[日]柏原孝久•滨田纯一编：《蒙古地志》，东京富山房，大正8年（1919）。
[日]《满蒙全书》(七卷) ，满蒙文化协会，大正11-12年（1922-1923）。
[日] 后藤英男编：《東蒙に於ける撥子》，满铁调查资料第四十五编，大正14年（1925）。
[日]《洮南满洲里间蒙古调查报告书》(第1—6编)， 满铁调查课编，大正15年(1926)。
[日]山田久太郎编：《满蒙都邑全志》，东京日刊支那事情社，大正15年(1926)。
[日]《支那省别全志》，东亚同文会编，大正年间。
[日]《东部内外蒙古调查报告书》，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课编，昭和2年(1927)。
[日]《东部内蒙古调查报告》，满铁调查课编，昭和2年（1927）。
[日]《热河省县旗事情概观》，民政部调查课编，昭和10年（1935）。
[日]《多伦•贝子庙并大板上庙会事情》，满铁总局编，昭和10年(1935)。
[日] 及川三男编：《熱河蒙旗の概要》，热河省公署，昭和11年（1936）。
[日]《锦热蒙地调查报告》，地籍整理局编，昭和12年（1937）。
[日]《锦州省土默特左旗事情》，土默特左旗公署，昭和13年（1938）。
[日]《满洲国各县事情》，满洲事情案内所报告，昭和14年（1939）。
[日] 阿部武志编：《甘珠尔庙会定期市—バルガ流通机物の集中的形态として》，北满经济调查所，昭和14年(1939)。
[俄]《呼伦贝尔》，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1939年汉译本。
[俄]中东铁路局商业部编：《黑龙江》，汤尔和译，商务印书馆。
[俄]《巴尔虎的经济概观》，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1928年出版，1930年日译本。
[俄]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法]古柏察著《鞑靼西藏旅行记》，耿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
[日]安斋库治：“清末绥远开垦”,《满铁调查月报》，18卷12号、19卷2号。
[日]安斋库治：“蒙疆土地分割所有制的一种类型”，《满铁调查月报》，22卷5号。
[日]安斋库治：“包头的黑皮坊”，《满铁调查月报》，19卷10号。
[日]小川久男：“蒙古驿站及其土地关系”，《满铁调查月报》，23卷8号。
[日]小川久男：“包头的皮毛店、皮庄”，《满铁调查月报》，21卷7、8、11、12号。
[日]新庄宪光：“包头蔬菜园艺农业的灌溉”，《满铁调查月报》，21卷9、10号。
[日]井上渐：“包头货行的解剖”，华北交通包头公所调查资料，第8号。
[日]井上渐：“包头汉人药材业的解剖”，华北交通包头公所调查资料，第12号。
[日]蓮井一夫等：“多倫喇嘛廟とその生態”，《内陸アジア》第一，东京：善隣協会，昭和16年(1941)。
[日]瀧川政次郎：“多倫諾爾の喇嘛廟”，《満鉄調査月報》十七の五、昭和12年（1937）５月。
严中平等编1955：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
汪敬虞编1957：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
今堀誠二1955：今堀誠二「中国封建社会の機構」，日本学术振兴会，1955年。
今堀誠二1978：今堀誠二「中国封建社会の構造」，日本学术振兴会，1978年。
周清澍1964：周清澍“清代内蒙古农业的发展”，《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2期。
戴学稷编著1981：戴学稷编著《呼和浩特简史》，中华书局，1981年。
金峰1984年：金峰“清代内蒙古五路驿站”，《蒙古史论文选集》第三集，1984年。
彭泽益编1984：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
薄音湖1985：薄音湖“呼和浩特（归化）建城年代重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２期。
森川哲雄1985：森川哲雄“十七世纪前半叶的归化城”，《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年第3-4期。
谷正光1985：谷正光“赤峰民族工业的发端—涌源隆机器面粉厂的创办”，《红山文史》第一辑，1985年。
何德全1985：何德全“原海拉尔八大家”(蒙古文)，《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二辑，呼伦贝尔盟政协文史研究会编，1985年。
张万有1986：张万有“开鲁县的建置原委”，《开鲁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开鲁县委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6年。
阎桂芳1986：阎桂芳《王爷府府第》，《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喀喇沁专辑》，1986年。
孙翰文1987：孙翰文《宁夏地理志》，《阿拉善盟史志资料选编》，第一辑，1987年。
王建章1987：王建章《阿拉善旗小志》，《阿拉善盟史志资料选编》，第二辑，1987年。
张凤鸣1987：张凤鸣“日俄战争后沙俄和中国东北北部的商业贸易”，《求是学刊》1987年第3期。
陈国钧1987：陈国钧“西盟阿拉善社会调查”，《阿拉善盟史志资料选编》第二辑，1987年。
程玉富1987：程玉富“库伦关帝庙”，《库伦旗文史资料》第一辑，1987年。
施坚雅1987：施坚雅“城市与地方系统的层次”，载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李国荣1988：李国荣“光绪十七年热河金丹道教起义”，《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
张永江1989：张永江“八旗蒙古俄官初探”，《蒙古史研究》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
郝维民主编1990：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
吕一燃1991：吕一燃“驳柳条边“国界”说”，《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
近藤富成1992：近藤富成“清代归化绥远城市街地的形成过程”，《人民历史学》114号，东京历史科学研究会，1992年。
近藤富成1993：近藤富成“清朝后期地方都市的构造—归化绥远城1813-61”，《中国史学》第三卷，1993年。
定宜庄1993：定宜庄“清代理事同知考略”，载《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
内蒙古自治区公路交通史志编审委员会编《内蒙古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
呼日勒沙编《哲里木寺院》（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
乔吉编著1994：乔吉编著《内蒙古寺庙》，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
张松柏1994：张松柏“阿鲁科尔沁旗白城明代遗迹调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黄丽生1995：黄丽生著《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印行，1995年。
费克光1995：费克光《中国历史上的鼠疫》，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
苑书义等著1997：苑书义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
忒莫勒1998：忒莫勒撰《建国前内蒙古方志考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
达力扎布1998：达力扎布“清初内扎萨克旗的建立问题”，《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又收入达力扎布著《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
叶新民1998：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
那•布和哈达主编《锡林郭勒寺院》（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
藤田弘夫、吉原直樹1999：藤田弘夫、吉原直樹編《都市社会学》、有斐閣ブックス、1999年版。
乌云格日勒1999：乌云格日勒“略论清代内蒙古的厅”，《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乌云格日勒2004：乌云格日勒“二十世纪前半期日本人关于内蒙古城镇的调查研究——以今堀诚二的两部著作为主”，《蒙古学信息》，2004年第4期。
王玉海1999：王玉海著《发展与变革—清代内蒙古东部由牧向农的转型》，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飯島渉2000：飯島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研文出版，2000年。
陈喜波等2001：陈喜波等“论清代长城沿线外侧城镇的兴起”，《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曲晓范2001：曲晓范著《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杨天宏2002：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斯波義信2002：斯波義信《中国都市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
齐木德道尔吉等主编2003：齐木德道尔吉等主编《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影印蒙古文档案）
杜家骥2003：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
冯尔康2004：冯尔康著《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
包慕萍2005：包慕萍著《モンゴルにおける都市建築史研究――遊牧と定住の重層都市フフホト》，東方書店，2005年3月。
李勤璞2005：李勤璞“法库”，《蒙古史研究》第八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
那仁朝格图、金峰2005：那仁朝格图、金峰“蒙古汗国最后都城林丹汗察罕浩特考”，《蒙古史研究》第八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蒙古文）

在不同的学科，对城市化有不同的理解和界说。经济学家侧重于由工业革命引起的人口在城市集中的角度来阐述城市化；社会学家则侧重于城市扩展过程中引起的人际关系的性质变化；地理学家偏重于从地域空间及其结构的变化认识城市化；历史学家则偏重于从农耕村落发展到城市聚落的过程。因此，出现了广义和狭义的城市化概念。狭义城市化指产业发展导致农村地域变为城市地域的质变过程。广义城市化则包括城市自身的更新、地域扩大、城市关系圈的形成和变化等。
金志章纂、黄可润补：《口北三厅志》（台湾影印《中国方志丛书》本）卷三《古迹》，又记载“此城即元时所名新城，明初置桓州驿于此，所谓开平西南之第一驿也”。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故宫博物院影印，台北，1977年。第八、九辑；《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1年王钟翰点校本）卷十一《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八• 费扬古》p.750：“费扬古进次萨奇尔巴勒哈逊。”
藤田弘夫、吉原直樹1999，p.７。
斯波義信2002，はじめに、pp.iv-v。20世纪初研究中国城市的代表人物有S.D.Gyanburu，JS和Max Weber。
在中国进行城市同业公会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以加藤繁、仁井田升、今堀诚二等人最为著名。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Part 1，2，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0．1-3(1964-1965)；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1977年；汉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施坚雅认为中华帝国晚期存在9个具有经济史意义的区域，即南岭、东南沿海、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西北、西南、华北、东北。施氏又认为中国市场体系包括8个等级的区域经济中心，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
“七五”期间，对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的研究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重点研究课题。其终端成果分别为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此后，关于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其中有何一民着《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曹洪涛《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等。
在内蒙古境内的辽代城，主要散布在今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等的各旗县。
元上都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位于滦河上游的闪电河北岸。对元上都的实地调查和研究，20世纪前半叶有多名日本学者进行了调查和研究。20世纪后半叶则有国内叶新民等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代表作有桑原隲蔵《考史游记•东蒙古纪行》（明治末期，书中附有元上都遗址的照片，是书中有价值之处）、石田干之助《关于元上都》（论文1960年），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
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遗址。西夏语叫做亦集乃，意为黑水，蒙古语叫做哈拉浩特（Kar-a qotan），是用浩特（qota）一词来称呼城的又一个例子。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位于额济纳河支流纳林河东面的巴丹吉林沙漠边沿地带。20世纪初，沙俄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科兹洛夫在哈拉浩特遗址进行挖掘，他的队伍从这里盗走大量的西夏文献和文物，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冬宫博物馆；此后，还有一些探险队、考察队陆续到过此地。相关作品有[英国]斯坦因（Stein Aurel）《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3年成书，1936年汉译本）、[瑞典]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穿越戈壁沙漠》、《戈壁沙漠之谜》（2005年汉译本）和《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1990年版）等。1980年代开始，黑城文献再次引起学界注意，国内外学者对它的解读，有望推进以往的研究。
安斋库治等人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派驻机构的包头分室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以不同且相关的题目在内蒙古的西部城镇和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其中主要有安斋库治“清末绥远开垦”（《满铁调查月报》，18卷12号、19卷2号，昭和13、14年）、“蒙疆土地分割所有制的一种类型”（《满铁调查月报》，22卷5号，昭和17年）、“包头的绒毯业”（《满铁调查月报》，19卷5号）；小川久男“蒙古驿站及其土地关系”（《满铁调查月报》，23卷8号，昭和18年）、“包头的皮毛店、皮庄”（《满铁调查月报》，21卷7、8、11、12号，昭和16年）；新庄宪“包头蔬菜园艺农业的灌溉”（《满铁调查月报》，21卷9、10号，昭和16年）；井上渐“包头货行的解剖”（华北交通包头公所调查资料，第8号，昭16年）、“包头汉人药材业的解剖”（华北交通包头公所调查资料，第12号，昭和17年）等。
参阅乌云格日勒2004。
近藤富成“清代归化绥远城市街地的形成过程”（《人民历史学》114号，东京历史科学研究会，1992年）“清代归化城远隔地交易路”和“清朝后期地方都市的构造—归化绥远城1813～61—”（《中国史学》第三卷1993年10月）。
陈喜波等2001；曲晓范2001。
包慕萍2005。包氏著作以16～20世纪的呼和浩特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城市历史”和“建筑历史”的调查和研究，对“游牧都市”概念及其形成要素、形态等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冯尔康2004，序言。
忒莫勒1998，pp. 245-248。
忒莫勒1998，p.22。
忒莫勒1998，p.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