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31日星期日

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後蒙古時代與世界史的重新構圖 - 杉山正明

世界史的誕生並非海洋,而是在「歐亞大陸」!

跳脫以西方為主體的思想,以「陸地理論」建構世界史。

成吉思汗創始、顛覆常識的史上空前的帝國

──「大蒙古國」

真正打破國家、民族、國界限制,後世歐亞大陸上的帝國都繼承了蒙古血脈!

蒙古帝國統合歐亞大陸才是世界史的真正開端!

十三、十四世紀,佔有歐亞大陸大部分區域的超廣域世界帝國──「大蒙古國」,無疑在人類歷史上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帝國東起日本海,西至多瑙河口、安那托利亞高原、東地中海沿岸,各個以成吉思汗為始祖的不同帝室和王族,在各地逐漸形成各種形式的政權。雖然存在的時間長短不同,但整體而言,蒙古身為歐亞大陸共同的統治階層,至少君臨了兩個世紀。

蒙古帝國和其時代總括了在此之前的歐亞歷史,以及整個歐亞非大陸上的營生方式。然而,在蒙古帝國逐漸瓦解之後,從這一階段開始的歷史,我們對於所有「蒙古」所累積、創造出的事物,和對之後留下的各種影響和遺緒還不甚了解。以至於要了解現今歐亞大陸的局勢時,還是採用以西歐為中心創造的世界史架構,而忽略了「陸地」串聯起世界的時間實際上早於海洋。

直至二十世紀初期,世界各地仍在「蒙古帝國的陰影」壟罩之下!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消失的帝國,都是在蒙古帝國之中所誕生。

回顧二十世紀初期幾乎一起消失的各個帝國,每一個的起源實際上都與蒙古帝國和其時代有著某種關聯。蒙古人在東歐、中亞、印度、中國都留下了「帝國」,這些帝國直接鑲嵌進了當地的歷史,影響持續至今。

羅曼諾夫王朝的俄羅斯帝國是因為抵抗朮赤兀魯思(欽察汗國)而建立;鄂圖曼帝國的形成與位在伊朗中東地域的旭烈兀兀魯思(伊兒汗國)有關;帖木兒帝國是從中亞的察合台兀魯思中誕生,並於十六世紀南下,進入印度次大陸建立蒙兀兒帝國,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人抵達為止。位在歐亞大陸東方的中國更不用說,在大元兀魯思被消滅後二百五十年,出現了性質上是滿蒙聯合政權的大清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幾年,這些帝國不約而同相繼崩潰,蒙古之後的「帝國史」,在這個時候算了一次總帳。此時才是漫長「近世」的最終結局。

不是只有進入十五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後,才可以完整敘述世界史。

世界史除了「海洋觀點」,「陸地理論」也不可少!

至今為止對於世界史的敘述,傾向以「海洋觀點」為主軸。事實上,此種「世界史」的形象不僅是以歐洲為本位,更是以西歐為本位的產物。好像在「地理大發現」之前的歷史都是分段且地域上破碎,接著則忽然轉變成僅以歐洲為中心、開始透過海洋朝全球擴張。

全球化不是直到十五世紀之後才開始大幅發展,其實在相當於「後蒙古時代」的「大航海時代」時,「海進」和「陸進」幾乎同時發展。除了葡萄牙與西班牙積極前往海外發展,在陸地上,這時也是大蒙古國分解成幾個新型地域帝國的時代。

以西歐中心主義為主的歷史形象,欠缺對於歐亞大陸應有的分析視角。結果變成,世界史的整體架構只要能夠將最終目標落在西歐勢力的擴大和因此帶來的「世界統合」就好,這是在距今約一百年前的歐洲經過體系化的認知所架構。可以說現今我們熟悉的世界史脈絡,正是歐洲最充滿自信的十九世紀末的產物。

「蒙古人」是好戰、野蠻,帶來巨大破壞的東方民族嗎?

摘除東西方傳統史觀中,對於「蒙古人」的刻板印象!

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的歷史敘述之中,蒙古人都被塑造成對文明帶來破壞的野蠻形象。十三世紀拔都西征時,打倒了強大的匈牙利王國,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呼籲歐洲團結一致對抗東方蒙古的恐怖威脅。另外,在俄羅斯的傳統歷史敘述中,蒙古人更被寫成侵略羅斯諸國、嗜血好戰的民族。

然而實際情況完全不是如此。蒙古人並非強大的暴力集團,蒙古軍團與他們的對手相比,破壞力並沒有特別強大,只是較為團結,不會出現陣前倒戈、互相內鬥的情況。蒙古也從來不做無謀的進攻,總是在蒐集情報、擬定縝密戰略後才會出擊。蒙古作戰不是毫無保留地侵略,而是在盡量降低自身傷亡、有十足把握時才會發動攻擊。

蒙古帝國幾乎沒有明顯的種族歧視,只要有過人之處就會受到重用。蒙古是各種人群共生的「開明帝國」,「蒙古人」也不是依靠血緣來定義,願意成為「伊利」(夥伴)的人群皆是蒙古的一分子。真正不受國境、族群限制的大蒙古國,正是現今立足亞洲、從基礎知識開始重新構築世界史時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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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日本講談社的全球史鉅獻

《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後蒙古時代與世界史的重新構圖》屬於日本講談社紀念創業一百週年,所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第10卷。這套書的出版是希望跳脫出既定的西歐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用更大跨距的歷史之流,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思考世界史的興衰。八旗文化引進這套世界史的目的,是本著台灣史就是世界史的概念,從東亞的視角思考自身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和意義。【按:蒙古对俄罗斯的意义,早成一句俗语:“揭开一个俄罗斯人的脸,后面其实是一个蒙古人”;而蒙古和俄罗斯对中国的意义,大约就是戳穿“大中国”幻觉,对解构当下疯狂的汉族民族主义,是一副醒药。但是,蒙古的历史意义要大得多,它是上一次“全球化”,看看它留下的遗产,颇可启迪我们对这一次“全球化”后果的想象。】

“全球化”,实际上在讲一个关于“世界系统”的问题,很冷僻,新近出现了一个“蒙古风暴”的概念,是其论说之一。十三世纪,来自蒙古草原的铁甲骑兵,在欧亚大草原横冲直撞,即一场世界性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打碎了古典世界的边界,重播了旧大陆广袤地域的人种,改变了三大宗教的势力范围,警破了欧洲人的自我中心,留下了现在亚洲的框架。以致2000年千禧年前夕,《华盛顿邮报》选出“本千年第一人”,不是哥仑布,不是牛顿,而是野蛮人成吉思汗。因为“他和他的子孙缔造了一个广大的自由贸易区,横跨欧亚大陆,大大地促进了东西文明的连接。”

华裔史学家孙隆基关于“蒙古大帝国,全球史第一个‘世界系统’”的论述,更重视“蒙古风暴”的遗产:

第一、蒙古人所为,促进欧洲的兴起,导致亚洲的落伍。回教是西方基督教的死敌,蒙古摧毁了前大食帝国的核心地带伊朗,令西亚地区变成荒漠,无疑帮了西欧一个大忙,而它征服中国之后,不重视儒家文官体制,中断科举制度,使宋代中国已达的文治水平倒退;

第二、蒙古军西征把中国的“高科技”西传。尤其是火药武器来到欧洲,其水平又往上翻了一番,从此欧洲在这方面领先。至十六世纪初,西欧人将最新型的火炮装在战舰上,配合中国发明的罗盘,开始征服海洋;

第三、西欧通过丝绸之路,从欧亚大陆一端旅行到另一端,首次与中国接触,目睹中国的富庶,从此令西方的视野总有一股东向的欲望。哥仑布就是看了马可波罗的游记,想从大西洋另辟新航路到达中国,而无意中发现新大陆。

这是一个中世纪的“全球化”,孙隆基的历史评估是:

1、在西方人用海洋贯通全球之前,沟通旧大陆只有一个辽阔的欧亚大草原,谁是这个场地的主人?不是农耕民族而是游牧人,所以突厥人的后裔蒙古人才会创造历史;

2、中国文官制度,娴熟于庞大人口中维持“太平”、憧憬“大同”,却是不可能创造“世界汇通”的;

3、因为游牧民族的的四处劫掠,“世界汇通”,即中世纪的“全球化”,仅是野蛮武力利用文明资源的创造后果,偶然性极大;

4、蒙古帝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创造了一个世纪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保持陆上国际贸易干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也使从西欧经中东、再经印度洋经东南亚到东亚的海上贸易空前蓬勃;

5、除了东亚之外,蒙古还征服中亚、西亚与俄罗斯。南亚是蒙古人不感兴趣才幸免:1222年曾侵入北印度,但因气候太热而回师。西欧也只是幸运而已,1241年蒙古人已征服今波兰、匈牙利等地,因窝阔台汗去世而班师,才没有侵略日尔曼和意大利。 

“蒙古风暴”的现代意义,则需要勾连当下的意识形态做诠释,比如:

——中国人在当代形成的“国家认同”,囊括西域,自豪于“地大物博”、自古如何如何,然而这一切,乃是十三世纪由蒙古奠定的,其血腥征服,摧毁华北,“千里无鸡鸣”,导致了中国文明“北衰南盛”的转型,“衣冠南渡”,文明重心才移到江南,开发华南以致南洋;蒙古消宋之前先灭了大理国,使云南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也于元时内附,并非传统中原疆域;

——从元代开始,“回民”成为华夏五族之一,集中在西北与西南。他们多是随蒙古人入主中国的“色目人”之后代,信奉伊斯兰。今日新疆,既是蒙古时代的察合台汗国,改信了回教的蒙古统治者,在十四世纪末又强迫最后一批回讫人改奉回教,才是今日中国境内回民之大宗的维吾尔族; 

——蒙古人入主中原,最终摧毁华夏第二帝国(隋唐宋),却为第三帝国(明清)打下基础,但是元朝并非一个华夏的朝代,大汗除了是中原“天子”之外,还是蒙古世界帝国的名义共主,因此中国是借由了蒙古,才进入“全球化”,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加深,并与西欧首度接触,这就是说,华夏要“亡国”之后才得汇通世界;

——蒙古人驾驭突厥人征服俄罗斯,建立“钦察汗国”,统治二百年,使得俄罗斯民族的许多特征,如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农奴制、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对世俗的屈从等等,都可以从蒙古那里找到源头。2006年普京作“国情咨文”称俄罗斯面临人口减少的危机,一是大量移民,二是婴儿出生死亡率高,两者都是某种信号:俄罗斯大地经过七十年暴政,已成一不适宜人类居住地。

孙隆基有一个感慨:“综观第二千年的前五百年,可以说是中国遥遥领先,但中国的高度发展结果是替别人作嫁衣。这种观察即使确实,仍失诸狭窄。中国的贡献如果成全了蒙古,后者的业绩又何尝不是替第三、第四者作嫁衣。今日蒙古人局促于内亚洲的一个小国内,人口只有两百万,而突厥人的国家至少有五个。至于受益于蒙古旋风的欧洲人则在后五百年代之而兴,成为世界的新主人。世界史似乎有它自己的逻辑,不为狭窄的民族主义思维所框范。中国在后五百年重演这场戏,也当作如是观。”

作者:杉山正明 --- 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名譽教授。著作《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八旗文化,二○一四)曾於一九九五年獲得三得利學藝獎與司馬遼太郎獎。並在二○○七年以《蒙古帝國與大元兀魯思》(京都大學,二○○四)一書獲日本學士院獎。二○○六年獲頒紫綬褒章。其他主要著作有《蒙古帝國的興亡》(講談社,一九九六)、《大蒙古的世界》(角川學藝,二○一四)、《顛覆世界史的蒙古》(八旗文化,二○一四)、《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台灣商務,二○一七)、《遊牧民的世界史》(廣場,二○一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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