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7日星期三

有读者问我为什么没有关注内蒙古 - 王力雄

1991年有朋友安排我去西藏躲风,避免我刚在境外出版的小说《黄祸》惹来麻烦。那段西藏生活和旅行让我开始认真思考中国民族问题。因为要避免《黄祸》发生,中国必须政治转型,而那时正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民族冲突在转型过程首当其冲,揭示中国的政治转型会面临同样难题。本来我是当作中国政治转型研究的分支,计划用几个月时间,结果持续了二十年,写了《天葬——西藏的命运》、《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两本书和一系列文章,以致在我被介绍身份时总是先被划进民族学领域,其次才说我是作家,而没人注意我的主业是政治转型。

有读者问我为什么没有关注内蒙古,即使无力关注中国所有民族,内蒙古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与西藏新疆是同级别的民族问题,我却几乎没写过什么。

我多次去过内蒙古, 二〇一四年还驱车上万公里,走遍了内蒙古所有盟市,想看看有没有写的可能。但最终没进行下去。因为如果动笔,我要写的不是游记,是民族问题,是蒙古的人。写《天葬》时,我还能在西藏收集各种文件,与不同的人交谈采访。写《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时,收集文件成了罪,我坐了牢,但还有机会和当地的人交流。而现在的内蒙古,却既无处收集文件,也无处跟人交流,甚至连蒙古人都难看到,满目皆汉,无论是人是物还是地方,遇到的蒙古人要么汉化,要么不敢讲话,要么无话可讲。

蒙古族的失声,与文革期间的肃清“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直接关联。当时在中国军队主导下,主要由汉人执行刑讯逼供,中国境内整个蒙古族当时为二百万人,定为 “内人党”或被株联的近百万,几乎席卷了所有蒙古人。数以万计的蒙古人被屠杀或迫害致死。蒙古人的政治、文化、知识精英在那个过程基本被消灭殆尽。当一个民族经历过那种摧毁,即使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下也得几代人才能恢复,而在不自由的环境下持续中断,一两代人后便会永远失去恢复的可能。

在我看,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已经快像满族那样消失了。满曾是和蒙古一样强大的民族,蒙古人创立元朝,满人创立了更长久的清朝。我出生长大的中国东北是满人故土,我身边应该有不少满人后裔,但是连他们自己都失去了满的意识(更别说语言、历史和文化传统)。在现实中,满民族已经完全不存在,只留存在历史的故纸堆,假冒的景点和清廷宫斗剧中。内蒙古的蒙人除了马头琴和长调,民族意识的表达只剩在酒后感怀成吉思汗的荣光,再为蒙古人的已逝辉煌哭上一场。

不过,内蒙古的北边有蒙古国,更北还有俄罗斯的四个蒙古共和国。我曾想过那里也许可以作为了解蒙古问题的入口。当我的西藏问题文集俄译版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出版后,布里亚特大学邀我去访问。就在我将去机场飞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时,北京警察将我拦截在家,禁止前往。后来知道是俄国警察先去了布里亚特大学,禁止为我安排的所有活动。我只能猜想是因为布里亚特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俄方担心研讨中国民族问题的活动会产生官方不喜欢的影响。我怀疑拦截我出境是俄罗斯警方要求的,中国警方是配合,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各种拼图之间的关联明显。从那时至今,我的出境禁令一直没有解除。

此时,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蒙古人被驱使充当前锋,他们的伤亡率远超俄罗斯人。这情景很像一九五九年中国军队对西藏的所谓“平叛”,派去冲锋陷阵的是蒙古骑兵(见杨海英《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还有这样的报导更令人伤感——在布里亚特的首府乌兰乌德,几乎每天都举行葬礼。首府大会堂本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现在放满了阵亡士兵的棺材……

不知曾来我家做客的布里亚特青年摄影师格桑现在的状况怎样。二〇一五年那次我如果去成了布里亚特,学术活动结束后会去格桑在贝加尔湖畔的老家,与他家人共住几天——那是当时最吸引我的安排。而今他的家人又是什么命运?他的兄弟是否被送上了战场?是否还活着?虽然经常牵挂,我却没联系他们,一是怕俄方监控通讯对他们不利,二是不知该怎样表态。我反对战争,谴责普京,可那毕竟是他们的国家和总统。在涉及到民族问题时,分属不同民族的友人之间就会陷入这种左右为难。我能做的,只是为他们的平安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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