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准噶尔盆地西缘，东连塔城地区，南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边境线长380公里。总人口43.96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3.85万人，占总人口的33％，有35个民族成分，超过万人的有蒙古族、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五个民族。州辖博乐市、精河县、温泉县、阿拉山口口岸行政管理区。境内驻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及其所属11个团场。
“博尔塔拉”，蒙古语意为银灰色的草原。这里地域辽阔，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矿藏丰富，不仅有广袤丰美的草场，而且盛产粮、棉、油、枸杞和瓜果，风景如画的赛里木湖更是享誉中外。清代著名诗人洪亮吉把这里赞誉为“西来之异境，世外之灵壤”。
关于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过去已经做过很多。在人类学的研究方面，还存在一些空白的领域和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对于游牧过程的跟踪调查，游牧的技术，不同游牧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游牧民族的文化等。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全世界的游牧民族都在急速地向着定居化过渡。在今天，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正在变成一种“活化石”。
博尔塔拉游牧民生活方式及文化的研究，是开展游牧民族研究的极好的课题。我在这里提出来，希望引起同仁的兴趣。
2009年6月14日星期日
关于早期蒙古汗国的盟誓
张承志
《元朝秘史》卷三第一二三节保存了帖木只（成吉思汗）第一次即蒙古本部汗位时，蒙古诸部贵族向他立下的誓辞。这个誓辞在秘史第一七九节被再次重复。同一记载也见于波斯史料《史集》。此外，《元朝秘史》中尚保存着大量可以被认为属于誓辞的资料。在蒙古人收复了中亚和波斯以后，这种誓辞又以变化了的（因文字使用而更完善的）的形式在有关畏兀儿史料和波斯史料中屡屡出现。经过分析，应当承认在13世纪的蒙古汗国中存在着某种盟誓制度；这种盟誓实质上是汗国的共同的契约或基本法，它维持发挥了蒙古汗国的政治军事机能。对于《元朝秘史》中记载的盟誓的研究，或许有益于探讨蒙古汗国拥有的文化水平，以及作为一个国家的蒙古汗国的独特道路。
一
本文以《元朝秘史》第一二三节为中心资料进行分析。对秘史的转写、翻译、注释至今已有很多，本文基于这些研究先提出此节的新译文，有关的探讨写入注释。
阿勒云、忽察儿、撒察•别乞一块商量着对帖木只说：“把你立为汗吧！我们【1】若是把帖木只立为汗的话：
（以下为誓辞，本文转写主要以李盖提的转写为基础，有关词汇分析加注，译文以译出词义为原则，不加汉文润饰。）
olon dayin-tur alginči qa’ ulju 百战【2】之中做好头哨奔驰。
ŏngge sayin ökin qatun 颜色好的姑娘贵妇、
ordo ger【3】 宫帐毡房，
qari irgen-ü 外邦百姓的，
qačar qo’ a qatunöki 脸颊美的贵妇姑娘、
qarqam sayin aqta 臀节好的骟马、
qatara’ ulju abčiraju čksü ba 赶得大步跑着，我们拿来给（你）。
oro’ a görö’ esün abala’ asu 若是围猎惯逃【4】的野兽啊，
uturaju【5】 öksu ba 我们给（你）当（队列）尖头，
ke’ er-ün görö esün- ü 把旷野上的野兽，
ke’ēli inu niketere šiqaju čksü （赶得）它们肚皮挤在一处，（我们）给（你），
qun-u gčrč’esün-ü 把山崖上的野兽，
quya inu niketele siqaju čksü ba (赶得)它们腿挤在一处，我们给（你）
qatqylduqui üdür: 在厮杀得日子里，
qala činu busi bbolqa’ asu 若是违反了你得号令
qari šri-deče 从家里、从财产那里、
qatun eme-deče manu qaqačauju 从贵姬妻子那里，把我单独分开；
qara teri’ ü manu 把我的黑头，
qajar kčsčr-tür gejü Ot 扔到地面上去。
engke üdür: 在太平的日子里，
eye činu edbe’ ěsü 若是破坏了你的定议，
eres harad-ača 从家人、从人民那里、
eme kč’üd-eče manu hiriče’üljü 从妻儿那里，把我离散开，
eje ügei qajar-a geju ot 扔到没有主人的地方去。
他们议定了这些词句，照这样宣了誓，使帖木只名以成吉思合罕（的名号），使他当了汗。
上举的这一段译文，据笔者看乃是《元朝秘史》中保留的最为正式、重要的誓辞。它的被宣诵年代，像所谓成吉思汗即位问题一样仍需考察。大约之，与后来的1206年丙寅称成吉思汗并列，秘史在此又叙述了依次继汗位之举。此事不见《圣武亲征录》；年代据《蒙古源流》卷三为“岁次己酉”，为1189年。一般史界认为此次应是第一次即蒙古本部汗位。从本节史料列举的参与盟誓的贵族来看，阿勒坛是忽图拉合罕第三子；撒察•别乞是合不勒合罕长子斡勤巴儿合黑的孙子；忽察儿和帖木只本人则都是同一世系斡勤巴儿黑兄弟、把儿坛把阿秃儿的孙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举行这次盟誓的四支间血统之近，所以应当承认蒙古本部中确实曾有过一次推举帖木只为本部汗的事件。
这节由三名蒙古部贵族“议定”的盟誓，实质上是蒙古贵族与他们推举的汗之间严格订立的共同契约。贵族们以宣誓的形式正式承认汗的君权。这种君权规定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各部贵族都将绝对服从汗的命令，如违背誓言则甘愿给剥夺财产，沦作奴隶，以致处死。承认汗的国家统治者的绝对权利——这是盟誓时贵族们与汗之间最基本的契约。
盟誓也是具体的。13世纪蒙古汗国的共同行为主要有战争与围猎两项。或者说在以阿寅勒（户）为生产单位的蒙古游牧社会中，社会性集团的行动只有两项：战争与围猎。《秘史》第一二三节誓辞在战争和围猎这两大社会行动中，都规定了汗对战利品的占有的优先权。
二
这个用盟誓形式决定下来的契约所以重要，主要在于这并非一个随便可以发的誓，更不是一种由于《蒙古秘史》的史诗体裁而导致的文学性表现。第一二三节的誓辞是一个一经盟誓便固定化，法律化的具体契约的条纹。秘史中另外一处，即第一七九节的记载以及波斯史料《史集》的记载证明了这一点。
一七九节再次重复的誓辞，虽然在文字上有所差异，但内容与前引第一二三节是一致。中心仍只有两点：在战争与围猎这两大共同的社会性行动中，承认汗将拥有绝对的君主权。但此处史料在主语方面存在着问题【6】，因此本文仅就誓辞内容分析。先看《秘史》第一七九节（转写略）：
百战之中教我作头哨奔驰，
被天庇护着，
在掳掠敌人的时候，
把脸颊好的姑娘贵妇女人、
臀节好的骟马，
拿来给（你），——我曾这样说过。
以上是誓辞的第一页内容，立誓者将承认汗在战争中的一切权力。以下是关于围猎【7】：
若让我围猎惯逃的野兽啊，
巉岩上的野物，
我（赶得）它前腿挤在一处（给）你。
山崖上的野物，
我（赶得）它后腿挤在一处（给）你。
旷野里的野兽，
我（赶得）它肚皮挤在一处（给）你。
与《元朝秘史》第一七九节相呼应的是《史集》的资料。如前所叙，《史集》此节记事在一些方面与秘史不同；但在基本内容上，即在誓辞对于战争围猎两项事业的约束方面，却与秘史完全一致。这说明在帖木只继汗位时，盟誓行为的存在和誓辞本身，都是可靠的，据《史集》：
如果我成了汗，成了众邦军队的领导者的话，我将有（这样的）义务：我将从人们那里把马群，把毡帐，把女人和儿童夺来，并且送给你（们）。（我将）为了你（们）把草原上的野兽，领先围猎。把山地的野兽朝你（们）一侧赶过去。你们，阿勒坛和忽察儿两人，不要让外人在三河之地自由驻营！【8】
综上，尽管史料中还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商讨的问题，但已经可以肯定：在蒙古汗即位之际，他与贵族们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仪式；在经过了这种特殊的形式之后，汗与蒙古诸部贵族之间规定了彼此的义务以及汗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13世纪蒙古汗国尚未使用文字以前，这种重要的仪式或行为，是通过口头盟誓的形式来进行的。
《元朝秘史》中使用的盟誓一词是“阿蛮阿勒答周”（aman aldaju）。阿蛮(aman)即口、嘴，是一个常用词；“阿勒答-”（alda-）的含义，在蒙古语中主要含义是“丢失、掷下、抛出”等。《元朝秘史》中alda-出现共9次，均使用同样的汉字转写。其中，一次指刀脱落于地，旁译“脱了”（卷九，页十四上）；一次指流下眼泪，旁译“坠了”（卷十，页三十七下）；三次只逃跑、跑失，旁译“脱”（卷二，页十八上，页二十上等）；还有一次指“断送”，旁译“险了”（卷二，页二十五下）——其余几次均译为“宣誓”，旁译及汉字原文 分别如下：
1，阿蛮 阿勒答罢 者 （aman aldabaje, 卷八，页四十三上）
口 开了 也者
2，阿蛮 客连 阿勒答周 （aman kelem aldaju,卷八，页十上）
口 舌 放着
3，阿蛮 阿勒答周 （aman aldaju,卷三，页四十四上，即第一二三节）
口 誓着
在这个蒙古语言词组的字意里，包含有郑重的 一言既出无可反悔的内容与语感。这个词组与普通的“说话”（üge kel-）完全不同。在蒙古人的观念中【9】，aman aldaju的人自己已知话语掷地有声，自己意识到讲到这句话的严重责任，上引诸例即使用于其他语义也不难看出，它们都包涵严肃的内容和语感。
直至进入13世纪初年，蒙古平定乃蛮以后，蔑儿乞人纳牙阿献美女忽阑给成吉思汗时，还曾引用过这一誓辞一表忠诚：
曾说过，如果遇见外邦百姓的脸颊好的姑娘贵妇，臀节好的骟马，（给）合汗本人。（卷七，页四十八上）
这说明，帖木只即蒙古汗位时贵族们对他立下的盟誓是有效的、词句固定的。《元朝秘史》使用的诗体韵文文体，其实正是为了更准确地记录史实。或许秘史的诗体或韵文体记录方式，正是由于当时蒙古汗国在尚没有文字的条件下，一切必须通过口头的话语来约束；并使用易于强记的民歌语言处理公共事务的体现。
三
这种盟誓还不尽尽用于汗的即位。秘史记载最多的盟誓大约还是诸部之间的结盟。
《元朝秘史》卷五所载成吉思汗与客列亦惕的王罕按照两族缘分的道理（约速yüsü）结为父子之盟时，誓辞为：
向众多的敌人出征时，
一块（像）一个人去出征。
朝惯逃的野兽围猎时，
（像）一个人一块去围猎。
同时，为了重修旧好，两人还就不受挑拨、永远和睦立了誓。秘史特别注明“帧因兀格把（舌）剌（勒）都周”（teyin üge baralduju,议定了那样的词句）。如前所述，誓辞是经过商定的、固定而不能改动的。蒙古部与客列亦惕部的结盟事关重大，秘史不仅记载了盟誓的词句，还细致记叙了两部间关系的由来；复述和往事重提的现象的本质在于无文字的时代特点。王罕再次愿意结盟时，誓辞很简单：“现在我若再看见儿子（指帖木只）起坏心，像这样使我的血流掉！”【10】但这里却记下了关于盟誓时的部分仪式：刺破手指，把血盛在桦皮筒里。秘史另有一处关于盟誓仪式的记载是卷四第一四一节，众部共推扎木合为汗（“中合”，旁译“皇帝”）时，扎木合继汗位时曾杀一种马一骡马（阿只儿合ajrga，ge’ün）为礼。但那种仪式应仅用于大汉（不同于一部几部之汗）【11】即位时。就这种仪式本身，《史记》记为杀“种马、公牛、公羊、公狗”，【12】《元史•耶律留哥传》记为“刑白马白牛”。对其他盟誓场合的仪式，秘史记载不多；显然秘史重视的只是“话”。
褚部在联合实行军事行动前也盟誓。《元朝秘史》一〇八节有札木合谴责褚部违誓迟到三日的记载中，也提及了誓辞：
（即使）是风雪，而约会，
（即使）是下雨，而聚会，
我们都不能落后。
——不是（这样）说过么？
我们蒙古人（说了）行，
不就是宣了誓么？
除开褚部之间的盟誓，蒙古本部或成吉思汗的国家中也以誓约来管束军队、官员，以及各项事务。本文叙及的帖木只第一次即蒙古汗位后，曾经委派豁儿臣（豁儿赤，火儿赤，qorči，即弓箭手）、保兀儿臣（巴兀儿赤、博儿赤，baurči，即掌膳者，私厨）、豁纫惕（赤）（qoniči,羊倌）、帧儿格赤（tergeči,掌车者）等职。《秘史》卷三第一二四节中，分别就任上述各职的官员们对帧木只表示的话，实际上属于就职誓辞。
在没有文字的早期蒙古汗国，盟誓的约束力来源于社会对这种盟誓的需要，来源于褚部对誓言的绝对重视的观念。《元朝秘史》的大量记录说明，尊重自己说过的话（兀格，üge）；遵守共同商定的决议（额耶，eye）；按照立过的誓（阿蛮 阿勒答-，aman alda-）行动并违誓认罚，乃是13世纪褚部人们的一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和行动准则。
札木合在与成吉思汗敌对失败后，尽管成吉思汗表示劲释前嫌，然而札木合的观念是：
不能消化的饭食，已经一块吃了；
不能忘记的话，已经一块说了。
札木合这篇悲剧性的自白中关键的词汇是“兀格思”（***），即言语、话（复数）。使他不能再苟活下去的原因，就在于当初盟誓时那些严厉而不允许忘记的誓辞的压力。此事见于《元朝秘史》卷八第二〇一节：
坚硬结实的话已经说了，
就像我黑黑的脸皮被剥了一样，
——已经不能再见我的汗兄温和的面容了。
不能忘记的话已经说了，
就像我红红的饿脸皮被剥了一样，
——已经不能再见我汗兄本人的面容了。
这种违誓者耻、违誓者死的观念极为普及深入。本文主要依据的帖木只即位盟誓时，立誓者三贵族之一撒察•别乞在后日被杀时，成吉思汗问他的话是：“以前的日子咱们说了什么来着？”而撒察•别乞和泰出（他作为撒察•别乞的兄弟，据此节和第一七九节史料看，也参加了推立帖木只的盟誓）的回答是：
我们说过的话，
我们没有做到，
按照我们的话办吧。
此事见于《元朝秘史》卷四页二十。显然知道双方的共同伦理观念仍然是“兀格昔言”（üges-iyen），即自己的话。札木合、撒察•别乞兄弟的结局均是死于成吉思汗之手；但是在秘史的观念中，在仪式上，他们被杀均出于情愿，杀他们是按他们自己的话办事。
相同的观念表现在《元朝秘史》中不胜枚举。誓言同样约束着蒙古汗本人。成吉思汗即位前，豁儿赤制造天命舆论，预定事成后要封万户（秃绵）、选三十美女、言听计从三事；后来成吉思汗果然践约。此事不应理解为成吉思汗贤明云云，应当认识支配时间的观念以及习惯法的原因。又：在蒙古兴起的过程中，畏兀儿亦都护举国来附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仔细研究亦都护归附前与成吉思汗的交涉，应当认为其中也存在着某种盟誓的意味。对于此事，《元史》，《世界征服者史》、危素《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欧阳玄《高昌契氏家传》、赵孟*《全公神道碑铭》等诸种史源不一的资料中均有特笔。《史集》尚讲到此次交涉是蒙古方面首先派出使节的。而交涉中亦都护的条件是：
使臣得与陛下四子之末
四子之末绝非谦词，而是相当高的条件，正因此日后畏兀儿高昌王世代尚公主为制。在秘史中相对应的是“按他的话，成吉思汗说……”也是以亦都护的“话”为基本原则。
总之，前13世纪或者蒙古兴起之处，在草原诸部和汗国的事物中，盟誓的行为是广泛使用的一种保护国家技能的手段。誓言本身由于社会的需要而更显得严峻，从而也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这样，盟誓因它的约束力和被信守而常常成为一种法的雏形——一种社会的共同契约。这种誓言从一种特殊的话（“兀格”，üge），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需要也渐渐演化着它的形式和内涵。而在观念中，有时“话”已经被写为“道理，规矩”（“约束”，yosu），如成吉思汗在向王罕历数两家友谊时，一再讲到“依着共同说了的道理”（客额（勒）都（克）先约束阿（舌）儿，ke’eldüksen yosen yosu-qar）；这更证明盟誓已经具有共同法或契约的性质。同样，如下文所述，它在形式上的演变还意味着更深刻的内容。
四
《元朝秘史》中所见的这种盟誓是一种文明尚未发达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它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即是蒙古汗国的无文字状况。由于游牧经济本身寓有的军事能力（尤其在骑兵为决胜兵种的时代）以及自匈奴、突厥以来的军事汗国传统，13世纪的蒙古汗国（或称诸汗国）存在着政治军事活动与自身文化水平不协调的矛盾。
在蒙古汗国因畏兀儿亦都护国归附而最终实现的文化质变以前，蒙古汗国的早期特点非常醒目。依仗口头传达的盟誓制度或盟誓习惯，就是这种早期性的一个特征。
关于前13世纪，尤其帖木只第一次继蒙古本部汗位时的蒙古国家性质和君主性质，以及13世纪最初十年蒙古社会、国家和君主的性质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本文认为：帖木只只第一次即汗位时的汗（秘史中有“罕”、“(和)合罕”、中“合惕”几种汉字转写形式）乃是游牧部族军事联盟的君主；此时的蒙古“兀*鲁思”，乃是一种典型的早期游牧汗国类型的国家。
文化水平低下的蒙古汗国，在1209年前后已经征服了客列亦惕汗国和乃蛮汗国，并全面与以东部天山为中心的畏兀儿文明相融合，在13世纪初叶终于完成了以拥有畏兀儿体蒙古文字为象征的文化飞跃。以前在早期汗国阶段曾以口头表述为形式的盟誓，自此以后又以变化了、进步了的形式有所出现。很多在这以后见于波斯伊儿汗国的记事和中亚记事，都带有口头盟誓传统的痕迹。
木田实信氏曾整理了波斯文献中的蒙古誓辞。在波斯文献中的mūčalgā一词源于蒙古语词möčelge，有“契约、证书”的含义，本田氏根据内容释为“誓辞”；并分析了拉施特丁《史集》中出现的十三条带有誓辞（读为mujakā/mūčalka/mūčalgā诸形式，波斯语行MUJLKA/MUČLKA等形式）的史料。【13】这种波斯化了的誓辞显然已经与《元朝秘史》中的现象有所不同。他用于书写，署有签名，主要用语皇帝即位、任命官职，使用上也存在区别。但是，无疑它根源于前述的口头盟誓。这种波斯化的誓辞的另一种形式是Xaţţ，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的有关窝阔台汗即大汗位的誓辞（Xaţţ），是书面誓辞的最早记录。在波斯文的蒙古史料中，上述MUJLKA/MUČLKA与Xaţţ两种形式，就是盟誓在波斯-伊儿汗国书写以后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是 amanalda 的文字形式或称文书形式。
中亚地区也同样如此。众所周知，蒙古人征服乃蛮以后便普及畏兀儿体蒙古文字，从其时起，有关保证文书的记载开始见于史料。如志费尼书载，畏兀儿亦都护萨仑的斤（sarintegin）被杀前后，别失八里的畏兀儿上层曾经“立下文字保证书，表明自己无罪；帖格迷失也立下保状以证明所说为真。别的畏兀儿贵族照样立下文字证书”。【14】
显然，在获得文字以后，口头盟誓在中亚已变为保证文书。虽然至今尚无这种文书的原件发现，但可以推定它一定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或者回鹘文（畏兀儿文）书写的。以后的历史时期里，口头盟誓渐次消失于史籍，保证文书代表的观念意识也在书写普及的同时，与诸先进文明（波斯、畏兀儿、中国）融会混合。曾经支配蒙古人盟誓的伦理观念逐渐不再那么醒目。
注释：
【1】我们：《元朝秘史》汉文原文作“巴”，旁译作“俺”，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但是，在秘史盟誓资料中，第一人称复数主语均为后置主语；这个形式乃是此节誓辞资料形式上的特点之一。使用“巴”（ba）的排列后置，首先造成了韵律的齐整和谐，使誓辞同体形式。此外，主语的排列后置，强调了立誓者本人以及心甘情愿的语感，具有着内容的意义。此外，本文引用的《元朝秘史》资料，均为《四部丛刊》本。
【2】战：《秘史》原文“答因”；旁译“敌”。小泽重男《关于（中）忽难》（耕文），1961.10），认为这个词 dayisun（敌人）的复数形式。据此蒙古语“战争”（day in）即应为“敌人”（dayisun）的复数形式。此节此处更应译为“战争”，因为《秘史》卷七第一七九节有“歹亦孙古温”（daisungü’ n），敌人，才是“敌人”一词在《秘史》中的形式。
【3】在此句后面，白鸟库吉转写本补入如下一句：“秃（舌）里【自的】－颜【行】 斡罗周【入着】斡（勒）周【得】 阿卜赤（舌）【将来】 剌周【着】 斡（克）速【与】”。但不知此处校补依据。如果为了读通则不必，原文即可读通。“汪格”（önge，颜色）与“斡儿朵”（ordo，宫殿）都是圆唇元音，在韵文中排比为宾语；如此类推。总之，《秘史》此处原文并不存在读不通而必须补入句子成分的必要。
【4】oro’a：《秘史》原文作“斡*罗阿”，旁译作“狡”。这是一个游牧术语。oro’a专指虽未必性烈，但在围捕它时，有出圈离群逃走的癖习的马或动物；这个形容词包含了一种牧民对远逃不归、鞭长莫及的马或野兽无可奈何的态度。远逃不归是这种动物的恶癖，并非属狡猾的本性。有些研究者，若札奇斯译本就根本没有解释这个语汇。
【5】《秘史》原文“兀秃（舌）刺周”，旁译“首先出去围着”。对这个词的理解需要对蒙古围猎方式的了解。这个词讲的是分两翼包围猎场的两队中的先头骑手。因为队伍出发后，以两队先头骑手的动作为号行动，所以这种先头对与围猎非常重要。
【6】关于此处誓辞的主语，史料中存在着矛盾。据《秘史》第一二三节，立誓者为三名贵族。而在第一七九节回顾这次盟誓时，《秘史》中主语为“必”（bi）,即“我”。文中不易判断誓言是引语还是成吉思汗本人的话。谢再善在翻译蒙古达木丁苏荣的简写蒙文本《秘史》时，添补“你们曾对我说”一句，是誓辞成为成吉思汗回数往事时的引语；则立誓者和后置主语bi仍为三贵族。但《元朝秘史》原文（以及达木丁苏荣蒙文本）没有这样明确。《史集》的记载相去更远，《史集》中立誓的主体不仅是成吉思汗，誓言内容也被写成汗对贵族将负的义务或责任。根据《秘史》原典，这个后置主语bi仍被看成成吉思汗本人。因为这个后置主语是单数，有别于第一二三节的“巴”的复数性质；此外一七九节立誓主题对汗的称呼是复数；“塔泥*合惕孛鲁（黑）三孛额速”（tan-iqatboluqsan bö’esü），译“你们若是当了汗”；这个复数的汗[*合惕]与前句明确指撒察（sača）、台出（eaiču）二人时所用的汗[*合惕]都是复数（见《秘史》卷六，第一七九节）。
【7】关于《秘史》中记载的围猎，前人研究很多。吉田顺一氏还分析“旷野”（ke’er）应为草原，“（中）合答”（qada）为山地；并与《史集》这节记事联系，以为围猎在这里分为草原围猎与山地围猎两种（《东洋史研究》，40-3，pp.110~111）。
【8】《史集》，俄文版第1卷，第2分册，p130，参照波斯文校过。
【9】在今锡盟东乌珠穆沁地区的蒙古人中，这个词更具有着严重、认真的语感。
【10】此处“宣誓”一词使用了另一个蒙语词“安答*合周”，（andaqaju），旁译为“说誓着”。这个词还见于卷四页三十上，诸部共举札木合为汗时。[安答*合*都周，andaqalduju，相互态]；下文卷三札木合谴责会误兵期时，“做誓”也为次词[安答*合儿坛，andaqartan，形动词做名词用，立誓者]。
【11】刘荣jun中译本《蒙古社会制度史》为表达弗拉基米尔佐夫观点区别两种汗的汉译，将大汗以汉字“合罕”，一部或几部之汗以汉字“汗”分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01~102页。有关qan和qa’an两个词的年代和内涵的研究不在本文范围。但弗拉基米尔佐夫对qan（汗）的分析有些过低。“汗”显然不仅是首领而且是君主。
【12】见村上正二，《蒙古秘史》卷一，p.323。
【13】本田实信：《蒙古的誓词》，《北大史学》10，pp.28~40。这篇论文据波斯文原典集录了全部十三条有关誓辞，并着重分析了太宗即位前后的蒙古上层观念。成吉思汗在与诸子约定以窝阔台为继后，曾讲到了阿勒坛、忽察儿等三贵族背誓旧事，并要求他们立下保证文书。盟誓的内容变成了新的套语，中心是对血统的承认。参考本田的研究。这一问题就可以更为系统地认识了。
【14】《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第56页。
《元朝秘史》卷三第一二三节保存了帖木只（成吉思汗）第一次即蒙古本部汗位时，蒙古诸部贵族向他立下的誓辞。这个誓辞在秘史第一七九节被再次重复。同一记载也见于波斯史料《史集》。此外，《元朝秘史》中尚保存着大量可以被认为属于誓辞的资料。在蒙古人收复了中亚和波斯以后，这种誓辞又以变化了的（因文字使用而更完善的）的形式在有关畏兀儿史料和波斯史料中屡屡出现。经过分析，应当承认在13世纪的蒙古汗国中存在着某种盟誓制度；这种盟誓实质上是汗国的共同的契约或基本法，它维持发挥了蒙古汗国的政治军事机能。对于《元朝秘史》中记载的盟誓的研究，或许有益于探讨蒙古汗国拥有的文化水平，以及作为一个国家的蒙古汗国的独特道路。
一
本文以《元朝秘史》第一二三节为中心资料进行分析。对秘史的转写、翻译、注释至今已有很多，本文基于这些研究先提出此节的新译文，有关的探讨写入注释。
阿勒云、忽察儿、撒察•别乞一块商量着对帖木只说：“把你立为汗吧！我们【1】若是把帖木只立为汗的话：
（以下为誓辞，本文转写主要以李盖提的转写为基础，有关词汇分析加注，译文以译出词义为原则，不加汉文润饰。）
olon dayin-tur alginči qa’ ulju 百战【2】之中做好头哨奔驰。
ŏngge sayin ökin qatun 颜色好的姑娘贵妇、
ordo ger【3】 宫帐毡房，
qari irgen-ü 外邦百姓的，
qačar qo’ a qatunöki 脸颊美的贵妇姑娘、
qarqam sayin aqta 臀节好的骟马、
qatara’ ulju abčiraju čksü ba 赶得大步跑着，我们拿来给（你）。
oro’ a görö’ esün abala’ asu 若是围猎惯逃【4】的野兽啊，
uturaju【5】 öksu ba 我们给（你）当（队列）尖头，
ke’ er-ün görö esün- ü 把旷野上的野兽，
ke’ēli inu niketere šiqaju čksü （赶得）它们肚皮挤在一处，（我们）给（你），
qun-u gčrč’esün-ü 把山崖上的野兽，
quya inu niketele siqaju čksü ba (赶得)它们腿挤在一处，我们给（你）
qatqylduqui üdür: 在厮杀得日子里，
qala činu busi bbolqa’ asu 若是违反了你得号令
qari šri-deče 从家里、从财产那里、
qatun eme-deče manu qaqačauju 从贵姬妻子那里，把我单独分开；
qara teri’ ü manu 把我的黑头，
qajar kčsčr-tür gejü Ot 扔到地面上去。
engke üdür: 在太平的日子里，
eye činu edbe’ ěsü 若是破坏了你的定议，
eres harad-ača 从家人、从人民那里、
eme kč’üd-eče manu hiriče’üljü 从妻儿那里，把我离散开，
eje ügei qajar-a geju ot 扔到没有主人的地方去。
他们议定了这些词句，照这样宣了誓，使帖木只名以成吉思合罕（的名号），使他当了汗。
上举的这一段译文，据笔者看乃是《元朝秘史》中保留的最为正式、重要的誓辞。它的被宣诵年代，像所谓成吉思汗即位问题一样仍需考察。大约之，与后来的1206年丙寅称成吉思汗并列，秘史在此又叙述了依次继汗位之举。此事不见《圣武亲征录》；年代据《蒙古源流》卷三为“岁次己酉”，为1189年。一般史界认为此次应是第一次即蒙古本部汗位。从本节史料列举的参与盟誓的贵族来看，阿勒坛是忽图拉合罕第三子；撒察•别乞是合不勒合罕长子斡勤巴儿合黑的孙子；忽察儿和帖木只本人则都是同一世系斡勤巴儿黑兄弟、把儿坛把阿秃儿的孙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举行这次盟誓的四支间血统之近，所以应当承认蒙古本部中确实曾有过一次推举帖木只为本部汗的事件。
这节由三名蒙古部贵族“议定”的盟誓，实质上是蒙古贵族与他们推举的汗之间严格订立的共同契约。贵族们以宣誓的形式正式承认汗的君权。这种君权规定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各部贵族都将绝对服从汗的命令，如违背誓言则甘愿给剥夺财产，沦作奴隶，以致处死。承认汗的国家统治者的绝对权利——这是盟誓时贵族们与汗之间最基本的契约。
盟誓也是具体的。13世纪蒙古汗国的共同行为主要有战争与围猎两项。或者说在以阿寅勒（户）为生产单位的蒙古游牧社会中，社会性集团的行动只有两项：战争与围猎。《秘史》第一二三节誓辞在战争和围猎这两大社会行动中，都规定了汗对战利品的占有的优先权。
二
这个用盟誓形式决定下来的契约所以重要，主要在于这并非一个随便可以发的誓，更不是一种由于《蒙古秘史》的史诗体裁而导致的文学性表现。第一二三节的誓辞是一个一经盟誓便固定化，法律化的具体契约的条纹。秘史中另外一处，即第一七九节的记载以及波斯史料《史集》的记载证明了这一点。
一七九节再次重复的誓辞，虽然在文字上有所差异，但内容与前引第一二三节是一致。中心仍只有两点：在战争与围猎这两大共同的社会性行动中，承认汗将拥有绝对的君主权。但此处史料在主语方面存在着问题【6】，因此本文仅就誓辞内容分析。先看《秘史》第一七九节（转写略）：
百战之中教我作头哨奔驰，
被天庇护着，
在掳掠敌人的时候，
把脸颊好的姑娘贵妇女人、
臀节好的骟马，
拿来给（你），——我曾这样说过。
以上是誓辞的第一页内容，立誓者将承认汗在战争中的一切权力。以下是关于围猎【7】：
若让我围猎惯逃的野兽啊，
巉岩上的野物，
我（赶得）它前腿挤在一处（给）你。
山崖上的野物，
我（赶得）它后腿挤在一处（给）你。
旷野里的野兽，
我（赶得）它肚皮挤在一处（给）你。
与《元朝秘史》第一七九节相呼应的是《史集》的资料。如前所叙，《史集》此节记事在一些方面与秘史不同；但在基本内容上，即在誓辞对于战争围猎两项事业的约束方面，却与秘史完全一致。这说明在帖木只继汗位时，盟誓行为的存在和誓辞本身，都是可靠的，据《史集》：
如果我成了汗，成了众邦军队的领导者的话，我将有（这样的）义务：我将从人们那里把马群，把毡帐，把女人和儿童夺来，并且送给你（们）。（我将）为了你（们）把草原上的野兽，领先围猎。把山地的野兽朝你（们）一侧赶过去。你们，阿勒坛和忽察儿两人，不要让外人在三河之地自由驻营！【8】
综上，尽管史料中还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商讨的问题，但已经可以肯定：在蒙古汗即位之际，他与贵族们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仪式；在经过了这种特殊的形式之后，汗与蒙古诸部贵族之间规定了彼此的义务以及汗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13世纪蒙古汗国尚未使用文字以前，这种重要的仪式或行为，是通过口头盟誓的形式来进行的。
《元朝秘史》中使用的盟誓一词是“阿蛮阿勒答周”（aman aldaju）。阿蛮(aman)即口、嘴，是一个常用词；“阿勒答-”（alda-）的含义，在蒙古语中主要含义是“丢失、掷下、抛出”等。《元朝秘史》中alda-出现共9次，均使用同样的汉字转写。其中，一次指刀脱落于地，旁译“脱了”（卷九，页十四上）；一次指流下眼泪，旁译“坠了”（卷十，页三十七下）；三次只逃跑、跑失，旁译“脱”（卷二，页十八上，页二十上等）；还有一次指“断送”，旁译“险了”（卷二，页二十五下）——其余几次均译为“宣誓”，旁译及汉字原文 分别如下：
1，阿蛮 阿勒答罢 者 （aman aldabaje, 卷八，页四十三上）
口 开了 也者
2，阿蛮 客连 阿勒答周 （aman kelem aldaju,卷八，页十上）
口 舌 放着
3，阿蛮 阿勒答周 （aman aldaju,卷三，页四十四上，即第一二三节）
口 誓着
在这个蒙古语言词组的字意里，包含有郑重的 一言既出无可反悔的内容与语感。这个词组与普通的“说话”（üge kel-）完全不同。在蒙古人的观念中【9】，aman aldaju的人自己已知话语掷地有声，自己意识到讲到这句话的严重责任，上引诸例即使用于其他语义也不难看出，它们都包涵严肃的内容和语感。
直至进入13世纪初年，蒙古平定乃蛮以后，蔑儿乞人纳牙阿献美女忽阑给成吉思汗时，还曾引用过这一誓辞一表忠诚：
曾说过，如果遇见外邦百姓的脸颊好的姑娘贵妇，臀节好的骟马，（给）合汗本人。（卷七，页四十八上）
这说明，帖木只即蒙古汗位时贵族们对他立下的盟誓是有效的、词句固定的。《元朝秘史》使用的诗体韵文文体，其实正是为了更准确地记录史实。或许秘史的诗体或韵文体记录方式，正是由于当时蒙古汗国在尚没有文字的条件下，一切必须通过口头的话语来约束；并使用易于强记的民歌语言处理公共事务的体现。
三
这种盟誓还不尽尽用于汗的即位。秘史记载最多的盟誓大约还是诸部之间的结盟。
《元朝秘史》卷五所载成吉思汗与客列亦惕的王罕按照两族缘分的道理（约速yüsü）结为父子之盟时，誓辞为：
向众多的敌人出征时，
一块（像）一个人去出征。
朝惯逃的野兽围猎时，
（像）一个人一块去围猎。
同时，为了重修旧好，两人还就不受挑拨、永远和睦立了誓。秘史特别注明“帧因兀格把（舌）剌（勒）都周”（teyin üge baralduju,议定了那样的词句）。如前所述，誓辞是经过商定的、固定而不能改动的。蒙古部与客列亦惕部的结盟事关重大，秘史不仅记载了盟誓的词句，还细致记叙了两部间关系的由来；复述和往事重提的现象的本质在于无文字的时代特点。王罕再次愿意结盟时，誓辞很简单：“现在我若再看见儿子（指帖木只）起坏心，像这样使我的血流掉！”【10】但这里却记下了关于盟誓时的部分仪式：刺破手指，把血盛在桦皮筒里。秘史另有一处关于盟誓仪式的记载是卷四第一四一节，众部共推扎木合为汗（“中合”，旁译“皇帝”）时，扎木合继汗位时曾杀一种马一骡马（阿只儿合ajrga，ge’ün）为礼。但那种仪式应仅用于大汉（不同于一部几部之汗）【11】即位时。就这种仪式本身，《史记》记为杀“种马、公牛、公羊、公狗”，【12】《元史•耶律留哥传》记为“刑白马白牛”。对其他盟誓场合的仪式，秘史记载不多；显然秘史重视的只是“话”。
褚部在联合实行军事行动前也盟誓。《元朝秘史》一〇八节有札木合谴责褚部违誓迟到三日的记载中，也提及了誓辞：
（即使）是风雪，而约会，
（即使）是下雨，而聚会，
我们都不能落后。
——不是（这样）说过么？
我们蒙古人（说了）行，
不就是宣了誓么？
除开褚部之间的盟誓，蒙古本部或成吉思汗的国家中也以誓约来管束军队、官员，以及各项事务。本文叙及的帖木只第一次即蒙古汗位后，曾经委派豁儿臣（豁儿赤，火儿赤，qorči，即弓箭手）、保兀儿臣（巴兀儿赤、博儿赤，baurči，即掌膳者，私厨）、豁纫惕（赤）（qoniči,羊倌）、帧儿格赤（tergeči,掌车者）等职。《秘史》卷三第一二四节中，分别就任上述各职的官员们对帧木只表示的话，实际上属于就职誓辞。
在没有文字的早期蒙古汗国，盟誓的约束力来源于社会对这种盟誓的需要，来源于褚部对誓言的绝对重视的观念。《元朝秘史》的大量记录说明，尊重自己说过的话（兀格，üge）；遵守共同商定的决议（额耶，eye）；按照立过的誓（阿蛮 阿勒答-，aman alda-）行动并违誓认罚，乃是13世纪褚部人们的一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和行动准则。
札木合在与成吉思汗敌对失败后，尽管成吉思汗表示劲释前嫌，然而札木合的观念是：
不能消化的饭食，已经一块吃了；
不能忘记的话，已经一块说了。
札木合这篇悲剧性的自白中关键的词汇是“兀格思”（***），即言语、话（复数）。使他不能再苟活下去的原因，就在于当初盟誓时那些严厉而不允许忘记的誓辞的压力。此事见于《元朝秘史》卷八第二〇一节：
坚硬结实的话已经说了，
就像我黑黑的脸皮被剥了一样，
——已经不能再见我的汗兄温和的面容了。
不能忘记的话已经说了，
就像我红红的饿脸皮被剥了一样，
——已经不能再见我汗兄本人的面容了。
这种违誓者耻、违誓者死的观念极为普及深入。本文主要依据的帖木只即位盟誓时，立誓者三贵族之一撒察•别乞在后日被杀时，成吉思汗问他的话是：“以前的日子咱们说了什么来着？”而撒察•别乞和泰出（他作为撒察•别乞的兄弟，据此节和第一七九节史料看，也参加了推立帖木只的盟誓）的回答是：
我们说过的话，
我们没有做到，
按照我们的话办吧。
此事见于《元朝秘史》卷四页二十。显然知道双方的共同伦理观念仍然是“兀格昔言”（üges-iyen），即自己的话。札木合、撒察•别乞兄弟的结局均是死于成吉思汗之手；但是在秘史的观念中，在仪式上，他们被杀均出于情愿，杀他们是按他们自己的话办事。
相同的观念表现在《元朝秘史》中不胜枚举。誓言同样约束着蒙古汗本人。成吉思汗即位前，豁儿赤制造天命舆论，预定事成后要封万户（秃绵）、选三十美女、言听计从三事；后来成吉思汗果然践约。此事不应理解为成吉思汗贤明云云，应当认识支配时间的观念以及习惯法的原因。又：在蒙古兴起的过程中，畏兀儿亦都护举国来附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仔细研究亦都护归附前与成吉思汗的交涉，应当认为其中也存在着某种盟誓的意味。对于此事，《元史》，《世界征服者史》、危素《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欧阳玄《高昌契氏家传》、赵孟*《全公神道碑铭》等诸种史源不一的资料中均有特笔。《史集》尚讲到此次交涉是蒙古方面首先派出使节的。而交涉中亦都护的条件是：
使臣得与陛下四子之末
四子之末绝非谦词，而是相当高的条件，正因此日后畏兀儿高昌王世代尚公主为制。在秘史中相对应的是“按他的话，成吉思汗说……”也是以亦都护的“话”为基本原则。
总之，前13世纪或者蒙古兴起之处，在草原诸部和汗国的事物中，盟誓的行为是广泛使用的一种保护国家技能的手段。誓言本身由于社会的需要而更显得严峻，从而也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这样，盟誓因它的约束力和被信守而常常成为一种法的雏形——一种社会的共同契约。这种誓言从一种特殊的话（“兀格”，üge），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需要也渐渐演化着它的形式和内涵。而在观念中，有时“话”已经被写为“道理，规矩”（“约束”，yosu），如成吉思汗在向王罕历数两家友谊时，一再讲到“依着共同说了的道理”（客额（勒）都（克）先约束阿（舌）儿，ke’eldüksen yosen yosu-qar）；这更证明盟誓已经具有共同法或契约的性质。同样，如下文所述，它在形式上的演变还意味着更深刻的内容。
四
《元朝秘史》中所见的这种盟誓是一种文明尚未发达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它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即是蒙古汗国的无文字状况。由于游牧经济本身寓有的军事能力（尤其在骑兵为决胜兵种的时代）以及自匈奴、突厥以来的军事汗国传统，13世纪的蒙古汗国（或称诸汗国）存在着政治军事活动与自身文化水平不协调的矛盾。
在蒙古汗国因畏兀儿亦都护国归附而最终实现的文化质变以前，蒙古汗国的早期特点非常醒目。依仗口头传达的盟誓制度或盟誓习惯，就是这种早期性的一个特征。
关于前13世纪，尤其帖木只第一次继蒙古本部汗位时的蒙古国家性质和君主性质，以及13世纪最初十年蒙古社会、国家和君主的性质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本文认为：帖木只只第一次即汗位时的汗（秘史中有“罕”、“(和)合罕”、中“合惕”几种汉字转写形式）乃是游牧部族军事联盟的君主；此时的蒙古“兀*鲁思”，乃是一种典型的早期游牧汗国类型的国家。
文化水平低下的蒙古汗国，在1209年前后已经征服了客列亦惕汗国和乃蛮汗国，并全面与以东部天山为中心的畏兀儿文明相融合，在13世纪初叶终于完成了以拥有畏兀儿体蒙古文字为象征的文化飞跃。以前在早期汗国阶段曾以口头表述为形式的盟誓，自此以后又以变化了、进步了的形式有所出现。很多在这以后见于波斯伊儿汗国的记事和中亚记事，都带有口头盟誓传统的痕迹。
木田实信氏曾整理了波斯文献中的蒙古誓辞。在波斯文献中的mūčalgā一词源于蒙古语词möčelge，有“契约、证书”的含义，本田氏根据内容释为“誓辞”；并分析了拉施特丁《史集》中出现的十三条带有誓辞（读为mujakā/mūčalka/mūčalgā诸形式，波斯语行MUJLKA/MUČLKA等形式）的史料。【13】这种波斯化了的誓辞显然已经与《元朝秘史》中的现象有所不同。他用于书写，署有签名，主要用语皇帝即位、任命官职，使用上也存在区别。但是，无疑它根源于前述的口头盟誓。这种波斯化的誓辞的另一种形式是Xaţţ，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的有关窝阔台汗即大汗位的誓辞（Xaţţ），是书面誓辞的最早记录。在波斯文的蒙古史料中，上述MUJLKA/MUČLKA与Xaţţ两种形式，就是盟誓在波斯-伊儿汗国书写以后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是 amanalda 的文字形式或称文书形式。
中亚地区也同样如此。众所周知，蒙古人征服乃蛮以后便普及畏兀儿体蒙古文字，从其时起，有关保证文书的记载开始见于史料。如志费尼书载，畏兀儿亦都护萨仑的斤（sarintegin）被杀前后，别失八里的畏兀儿上层曾经“立下文字保证书，表明自己无罪；帖格迷失也立下保状以证明所说为真。别的畏兀儿贵族照样立下文字证书”。【14】
显然，在获得文字以后，口头盟誓在中亚已变为保证文书。虽然至今尚无这种文书的原件发现，但可以推定它一定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或者回鹘文（畏兀儿文）书写的。以后的历史时期里，口头盟誓渐次消失于史籍，保证文书代表的观念意识也在书写普及的同时，与诸先进文明（波斯、畏兀儿、中国）融会混合。曾经支配蒙古人盟誓的伦理观念逐渐不再那么醒目。
注释：
【1】我们：《元朝秘史》汉文原文作“巴”，旁译作“俺”，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但是，在秘史盟誓资料中，第一人称复数主语均为后置主语；这个形式乃是此节誓辞资料形式上的特点之一。使用“巴”（ba）的排列后置，首先造成了韵律的齐整和谐，使誓辞同体形式。此外，主语的排列后置，强调了立誓者本人以及心甘情愿的语感，具有着内容的意义。此外，本文引用的《元朝秘史》资料，均为《四部丛刊》本。
【2】战：《秘史》原文“答因”；旁译“敌”。小泽重男《关于（中）忽难》（耕文），1961.10），认为这个词 dayisun（敌人）的复数形式。据此蒙古语“战争”（day in）即应为“敌人”（dayisun）的复数形式。此节此处更应译为“战争”，因为《秘史》卷七第一七九节有“歹亦孙古温”（daisungü’ n），敌人，才是“敌人”一词在《秘史》中的形式。
【3】在此句后面，白鸟库吉转写本补入如下一句：“秃（舌）里【自的】－颜【行】 斡罗周【入着】斡（勒）周【得】 阿卜赤（舌）【将来】 剌周【着】 斡（克）速【与】”。但不知此处校补依据。如果为了读通则不必，原文即可读通。“汪格”（önge，颜色）与“斡儿朵”（ordo，宫殿）都是圆唇元音，在韵文中排比为宾语；如此类推。总之，《秘史》此处原文并不存在读不通而必须补入句子成分的必要。
【4】oro’a：《秘史》原文作“斡*罗阿”，旁译作“狡”。这是一个游牧术语。oro’a专指虽未必性烈，但在围捕它时，有出圈离群逃走的癖习的马或动物；这个形容词包含了一种牧民对远逃不归、鞭长莫及的马或野兽无可奈何的态度。远逃不归是这种动物的恶癖，并非属狡猾的本性。有些研究者，若札奇斯译本就根本没有解释这个语汇。
【5】《秘史》原文“兀秃（舌）刺周”，旁译“首先出去围着”。对这个词的理解需要对蒙古围猎方式的了解。这个词讲的是分两翼包围猎场的两队中的先头骑手。因为队伍出发后，以两队先头骑手的动作为号行动，所以这种先头对与围猎非常重要。
【6】关于此处誓辞的主语，史料中存在着矛盾。据《秘史》第一二三节，立誓者为三名贵族。而在第一七九节回顾这次盟誓时，《秘史》中主语为“必”（bi）,即“我”。文中不易判断誓言是引语还是成吉思汗本人的话。谢再善在翻译蒙古达木丁苏荣的简写蒙文本《秘史》时，添补“你们曾对我说”一句，是誓辞成为成吉思汗回数往事时的引语；则立誓者和后置主语bi仍为三贵族。但《元朝秘史》原文（以及达木丁苏荣蒙文本）没有这样明确。《史集》的记载相去更远，《史集》中立誓的主体不仅是成吉思汗，誓言内容也被写成汗对贵族将负的义务或责任。根据《秘史》原典，这个后置主语bi仍被看成成吉思汗本人。因为这个后置主语是单数，有别于第一二三节的“巴”的复数性质；此外一七九节立誓主题对汗的称呼是复数；“塔泥*合惕孛鲁（黑）三孛额速”（tan-iqatboluqsan bö’esü），译“你们若是当了汗”；这个复数的汗[*合惕]与前句明确指撒察（sača）、台出（eaiču）二人时所用的汗[*合惕]都是复数（见《秘史》卷六，第一七九节）。
【7】关于《秘史》中记载的围猎，前人研究很多。吉田顺一氏还分析“旷野”（ke’er）应为草原，“（中）合答”（qada）为山地；并与《史集》这节记事联系，以为围猎在这里分为草原围猎与山地围猎两种（《东洋史研究》，40-3，pp.110~111）。
【8】《史集》，俄文版第1卷，第2分册，p130，参照波斯文校过。
【9】在今锡盟东乌珠穆沁地区的蒙古人中，这个词更具有着严重、认真的语感。
【10】此处“宣誓”一词使用了另一个蒙语词“安答*合周”，（andaqaju），旁译为“说誓着”。这个词还见于卷四页三十上，诸部共举札木合为汗时。[安答*合*都周，andaqalduju，相互态]；下文卷三札木合谴责会误兵期时，“做誓”也为次词[安答*合儿坛，andaqartan，形动词做名词用，立誓者]。
【11】刘荣jun中译本《蒙古社会制度史》为表达弗拉基米尔佐夫观点区别两种汗的汉译，将大汗以汉字“合罕”，一部或几部之汗以汉字“汗”分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01~102页。有关qan和qa’an两个词的年代和内涵的研究不在本文范围。但弗拉基米尔佐夫对qan（汗）的分析有些过低。“汗”显然不仅是首领而且是君主。
【12】见村上正二，《蒙古秘史》卷一，p.323。
【13】本田实信：《蒙古的誓词》，《北大史学》10，pp.28~40。这篇论文据波斯文原典集录了全部十三条有关誓辞，并着重分析了太宗即位前后的蒙古上层观念。成吉思汗在与诸子约定以窝阔台为继后，曾讲到了阿勒坛、忽察儿等三贵族背誓旧事，并要求他们立下保证文书。盟誓的内容变成了新的套语，中心是对血统的承认。参考本田的研究。这一问题就可以更为系统地认识了。
【14】《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第56页。
2009年6月13日星期六
《青海卫拉特联盟法典》蒙文版出版发行
由青海民族大学才仁巴力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青格力副研究员合作完成的《青海卫拉特联盟法典》蒙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于5月9日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首发式。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省民委、民族出版社和海西州、乌兰县、都兰县领导以及在西宁的相关专家学者出席了发行仪式。
《青海卫拉特联盟法典》制定于1685年。由当时统治青藏地区的卫拉特诸部落首领和喇嘛高僧出于巩固联盟的需要共同制定并颁布实施。这部法典写本1997年发现于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此前，一直藏没于民间，鲜为世人所知，这次首度公诸于世。这是继《喀尔喀·卫拉特法典》（1640年）之后出现的又一部现存大型的卫拉特蒙古成文法典。该法典后记中还明确记录了所参照的其他多种蒙古族传统法典名称。该法典是一部了解和研究蒙古民族法制史的珍贵文献，对于研究十七世纪前后卫拉特蒙古历史以及青藏地区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所出版的《青海卫拉特联盟法典》是一部文献学研究著作，内容包括：
一、序（蒙、汉、英）
二、引论（由两篇研究论文构成：《〈青海卫拉特联盟法典〉初探》、《试论〈俺答汗法典〉与〈固始汗法典〉的关系》）（1~65页）
三、原件及拉丁字母转写（67~140页）
四、抄录文（141~159页）
五、原文词汇索引（161~216页）
六、分类及注释（217~362页）
七、五世达赖撰《固始汗法典》藏文《前言》及译文、注解（363~401页）
八、名词术语索引（403~429页）
九、参考文献（431~444页）
十、附录一（大事年表1552-1690、世系表）（445~463页）
附录二（《喀尔喀七部法典》、《俺答汗法典》、《喀尔喀卫拉特法典》）（465~518页）
十一、后记（519~521页）
这部书的汉译工作也在进行当中。
（照片由乌席勒提供）
《青海卫拉特联盟法典》制定于1685年。由当时统治青藏地区的卫拉特诸部落首领和喇嘛高僧出于巩固联盟的需要共同制定并颁布实施。这部法典写本1997年发现于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此前，一直藏没于民间，鲜为世人所知，这次首度公诸于世。这是继《喀尔喀·卫拉特法典》（1640年）之后出现的又一部现存大型的卫拉特蒙古成文法典。该法典后记中还明确记录了所参照的其他多种蒙古族传统法典名称。该法典是一部了解和研究蒙古民族法制史的珍贵文献，对于研究十七世纪前后卫拉特蒙古历史以及青藏地区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所出版的《青海卫拉特联盟法典》是一部文献学研究著作，内容包括：
一、序（蒙、汉、英）
二、引论（由两篇研究论文构成：《〈青海卫拉特联盟法典〉初探》、《试论〈俺答汗法典〉与〈固始汗法典〉的关系》）（1~65页）
三、原件及拉丁字母转写（67~140页）
四、抄录文（141~159页）
五、原文词汇索引（161~216页）
六、分类及注释（217~362页）
七、五世达赖撰《固始汗法典》藏文《前言》及译文、注解（363~401页）
八、名词术语索引（403~429页）
九、参考文献（431~444页）
十、附录一（大事年表1552-1690、世系表）（445~463页）
附录二（《喀尔喀七部法典》、《俺答汗法典》、《喀尔喀卫拉特法典》）（465~518页）
十一、后记（519~521页）
这部书的汉译工作也在进行当中。
（照片由乌席勒提供）
青格力
青格力，1963年出生于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宗务隆乡。198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92年获该大学文艺研究所硕士学位。2004年获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史专业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卫拉特史、蒙古古文书。
主要研究成果
专著
《益希班觉著〈如意宝树史〉注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论文
1．13－14世纪蒙古文文书尊称格式与音变，《蒙古语文》1992年第4期。
2．蒙古文文书研究概况，《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3．阔端王与13世纪蒙藏关系，《蒙古语文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4年。
4．13－14世纪授予宗教人士的蒙古文文书格式研究，《昭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
5．成吉思汗授予丘处机何种称号－兼论萨满教与道教关系，《蒙古语言文学》1994年第4期。
6．关于青海蒙古编年史《祖先传说》， 日本内陆亚细亚史学会编《史滴》，2001，23。
7．顾实汗法典的制定――对《阿拉坦汗法典》的置疑，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第48辑。
博士论文
《四卫拉特史研究――卫拉特向青海、西藏地区的推进为中心》，日本早稻田大学。
主要研究成果
专著
《益希班觉著〈如意宝树史〉注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论文
1．13－14世纪蒙古文文书尊称格式与音变，《蒙古语文》1992年第4期。
2．蒙古文文书研究概况，《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3．阔端王与13世纪蒙藏关系，《蒙古语文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4年。
4．13－14世纪授予宗教人士的蒙古文文书格式研究，《昭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
5．成吉思汗授予丘处机何种称号－兼论萨满教与道教关系，《蒙古语言文学》1994年第4期。
6．关于青海蒙古编年史《祖先传说》， 日本内陆亚细亚史学会编《史滴》，2001，23。
7．顾实汗法典的制定――对《阿拉坦汗法典》的置疑，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第48辑。
博士论文
《四卫拉特史研究――卫拉特向青海、西藏地区的推进为中心》，日本早稻田大学。
蒙古现在自由了没有？
苏联解体后，蒙古还受俄罗斯的控制不？ 蒙古虽然表明上自由，但是依然处在俄罗斯的强烈影响之下，他们外交的重点依然是俄罗斯。
现在蒙古政体上接近欧洲，在文化教育上是照搬俄罗斯和美国的混合模式，蒙古老百姓其实欧化非常严重，从日常生活到文化教育上都全部欧化，目前蒙古的学生在欧美日留学的有好几万人，相比他们250万的人口，比例很大了。
蒙古外交的方针就是追求大国夹缝生存；睦邻友好上以俄罗斯为重点，军事防御上紧紧抱住美国的腿，经济上牢固把握同中国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跟日本保持一致。在文化资源上同日本韩国加强合作。
他依然把中国看作是最大的威胁！
现在蒙古政体上接近欧洲，在文化教育上是照搬俄罗斯和美国的混合模式，蒙古老百姓其实欧化非常严重，从日常生活到文化教育上都全部欧化，目前蒙古的学生在欧美日留学的有好几万人，相比他们250万的人口，比例很大了。
蒙古外交的方针就是追求大国夹缝生存；睦邻友好上以俄罗斯为重点，军事防御上紧紧抱住美国的腿，经济上牢固把握同中国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跟日本保持一致。在文化资源上同日本韩国加强合作。
他依然把中国看作是最大的威胁！
从蒙古铁骑到德国坦克
·赵 蔚·
世人皆知“孙子兵法”、火药和指南针是古代中华对世界军事战争领域的伟大贡献。然而，世界上又有几人知悉，闪电战这个现代战争之骄子的渊源，皆出自古中华军事领域。确切地讲，是出自崛起于蒙古高原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伟大战争实践。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中华军事思想和战争指导思想，其最主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看重直接作战的战果，而是强调间接取胜的战略战术，以攻心为上，希求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效果，讲求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和迂回战术等。“孙子兵法”认为，顿兵于坚城之下，蚁附而攻之，乃下策也。
在公元十三世纪的中华大地上，当中原的金朝、西北的夏国和江淮的宋朝以重兵依托长城，大汉和大江，军事战法陈旧僵化之际，兴起于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自觉地运用“孙子兵法”的精髓，根据草原游牧民族的特点，再结合本身的战争实践，独创出一套崭新的军事战略战术，其要点为：集中领导最高统帅部，十进位制的、最大限度开发兵源的军事编制及骑兵、炮兵、工兵和后勤等多军兵种作战体制；军队全部为高度机动化的骑兵；迂回奔袭与正面强攻相结合的战法。
蒙古军队作战时根据广泛派遣的斥候收集到的详细情报，由统帅部制订周密的计划，然后以机动力极强的骑兵予以实施，构成运动迅速、计划准确、宽阔正面、大幅纵深分进合围和侧翼攻击的新型战法，一扫旧世界各王朝的陈旧战法。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将帅使用这支采用新战法的蒙古铁骑，在半个多世纪的杀伐征战中，逐一征服欧亚大陆上大多数王朝，蒙古铁骑的马蹄，震撼了中世纪的世界。
这以后，发明于中国的火药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广泛应用于欧洲的战争之中，导致西方战争冷兵器时代的终结与火器时代的开端。火器的应用大大促进了欧洲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的进步和突飞猛进。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后期，荷兰将军摩利士创造出长矛兵与火绳枪兵结合的步兵方阵战法。其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又创造了以火器为主，步炮兵结合长矛兵的新战法。十八世纪在欧洲战争舞台唱主角的是以散兵线攻击的配刺刀燧发枪的步兵纵横列阵法。到拿破仑走上战争舞台，又盛行散兵线步兵作战体制。而每一次火器的进步和战阵的进步，欧洲军事思想和作战方式均发生相当变化，日趋成熟。当拿破仑终于退出战争舞台之时，以正面会战决定胜负的战略思想和以散兵线步兵作战为主的战术思想已在欧洲战争指导思想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德意志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进一步肯定了拿破仑战略战术思想，但也使这一思想的僵化加强。
十九世纪中期，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军事思想界观念陈旧，不图进取，而普鲁士军事学院再度崛起。普鲁士军事学家们没有停滞于拿破仑的军事奇迹和克劳塞纳茨的学术成果之上，而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广泛研究探索，特别借鉴了古中国蒙古战法的精华，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普鲁士军界最权威的老毛奇、柏哈弟等人物，都是这项研究的倡导者和参与者。普鲁士军事科学家立足当代军事科技和作战条件，融会贯通成吉思汗、忽必烈、拔都、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等人的军事实践和战争理论，初步形成突破旧军事体系的崭新的战略战术原则，其要旨为：以宽阔正面与大纵深分进合围，以铁路、公路的运输力为基础边作战边集中兵力；建设欧洲第一个现代化的部署整体战的总参谋机关；强制推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在随后而来的一睹国家兴亡的普法战争中，老毛奇以无比的毅力将这一新战略应用到战争 中去，尽管新战略在实践中屡屡有误，但普鲁士取得惊人的胜利，仅仅三个月便歼灭号称欧洲第一强大的法兰西陆军主力。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第一陆上强国。与此同时，德国的军事科学技术也取代法、英、俄，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军总参谋部首脑施利芬、小毛奇等人，针对德国在未来大战中将面临英、法、俄联盟东西夹击西线作战的前景，进一步深入发展了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思想。他们借鉴成吉思汗攻灭中亚花刺子模、西夏和金朝，忽必烈迂回攻灭南宋及拔都西征俄罗斯、匈牙利的战争经验，制定出大纵深迂回进攻闪击战的战略战术，并将其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然而，在大战实践中，德国的新战略虽然显示了威力，但功败垂成，在东西两线均未击破敌方主力，致使战局旷日持久，最后失败。
战后，德国军事思想界没有因失败而放弃闪电战的理论，而是深入细致地研究闪电战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他们发现，除了战争双方所具有的实力相差较大之外，闪电战不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德军的机动能力未达到闪电战的要求。蒙古军队闪电战的成功是建筑在速度远超过敌方步兵的骑兵的基础之上的。蒙古铁骑在闪电战中的速度和攻击力完全适用于中世纪的条件。火器时代闪电战所必须的是同时具有机动力、运输力和攻击力的军事力量。而一次大战中德军所持的机动能力，主要是并不比敌方优势多少的火车和汽车，以及畜力运输的火炮，其中火车和汽车既受制于铁路和公路等条件，又不能直接投入战场，从而使德军在战场上实施闪电战时失去速度和突破力，无法逐一打破东西两个战场的胶着对峙。马恩河大战的教训正表明了这一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坦克这个现代战争中的铁骑登上历史舞台。德国军事界敏锐地发现了坦克这种集机动性、突击性和防护性于一身的兵器与中世纪蒙古铁骑的相似之处，认准了坦克在未来闪电战中的主角作用。当其它各国军界对坦克忽视之际，德国首先大规模发展组建坦克集群。其它大国中虽不乏如戴高乐之辈人对坦克重视的呼声，但均未被决策人物所重视。
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身为德国统帅的一代枭雄希特勒，以坦克为其闪电战的主要突击力量，重用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等坦克名将，灭波兰、克法国、败苏俄，创造出坦克闪电战的赫赫战果，令全世界震惊。的确，希特勒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所建立的战功，已经接近了数百年前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所创下的战绩。
说到希特勒德国败亡之原因，除掉战争双方实力之差及战争性质等原因外，单就战略战术而言，也不能不归咎于希特勒在闪电战的关键时刻犯下犹豫不决和贪图战果的错误，先于西线禁止坦克部队突击敦克尔克海滩，使几十万英军撤走，导致英国的坚持抗战，复于东线一再推迟攻俄时间，并命令禁止坦克部队一举突击莫斯科，使俄人有了喘息的机会。反观数百年前成吉思汗、忽必烈、拔都等蒙古统帅，都是一鼓作气全歼敌方有生力量，攻克其首都，俘获其帝王，不留后患的。
总之，就军事战略而言，希特勒的德国坦克乃师成于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二者均在世界战争史上创造过辉煌的赫赫武功。两者比较，学生的工夫还不够到家，所以成吉思汗开创的大帝国在欧亚大陆上断断续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只存在了区区的十四年！□
世人皆知“孙子兵法”、火药和指南针是古代中华对世界军事战争领域的伟大贡献。然而，世界上又有几人知悉，闪电战这个现代战争之骄子的渊源，皆出自古中华军事领域。确切地讲，是出自崛起于蒙古高原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伟大战争实践。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中华军事思想和战争指导思想，其最主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看重直接作战的战果，而是强调间接取胜的战略战术，以攻心为上，希求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效果，讲求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和迂回战术等。“孙子兵法”认为，顿兵于坚城之下，蚁附而攻之，乃下策也。
在公元十三世纪的中华大地上，当中原的金朝、西北的夏国和江淮的宋朝以重兵依托长城，大汉和大江，军事战法陈旧僵化之际，兴起于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自觉地运用“孙子兵法”的精髓，根据草原游牧民族的特点，再结合本身的战争实践，独创出一套崭新的军事战略战术，其要点为：集中领导最高统帅部，十进位制的、最大限度开发兵源的军事编制及骑兵、炮兵、工兵和后勤等多军兵种作战体制；军队全部为高度机动化的骑兵；迂回奔袭与正面强攻相结合的战法。
蒙古军队作战时根据广泛派遣的斥候收集到的详细情报，由统帅部制订周密的计划，然后以机动力极强的骑兵予以实施，构成运动迅速、计划准确、宽阔正面、大幅纵深分进合围和侧翼攻击的新型战法，一扫旧世界各王朝的陈旧战法。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将帅使用这支采用新战法的蒙古铁骑，在半个多世纪的杀伐征战中，逐一征服欧亚大陆上大多数王朝，蒙古铁骑的马蹄，震撼了中世纪的世界。
这以后，发明于中国的火药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广泛应用于欧洲的战争之中，导致西方战争冷兵器时代的终结与火器时代的开端。火器的应用大大促进了欧洲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的进步和突飞猛进。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后期，荷兰将军摩利士创造出长矛兵与火绳枪兵结合的步兵方阵战法。其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又创造了以火器为主，步炮兵结合长矛兵的新战法。十八世纪在欧洲战争舞台唱主角的是以散兵线攻击的配刺刀燧发枪的步兵纵横列阵法。到拿破仑走上战争舞台，又盛行散兵线步兵作战体制。而每一次火器的进步和战阵的进步，欧洲军事思想和作战方式均发生相当变化，日趋成熟。当拿破仑终于退出战争舞台之时，以正面会战决定胜负的战略思想和以散兵线步兵作战为主的战术思想已在欧洲战争指导思想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德意志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进一步肯定了拿破仑战略战术思想，但也使这一思想的僵化加强。
十九世纪中期，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军事思想界观念陈旧，不图进取，而普鲁士军事学院再度崛起。普鲁士军事学家们没有停滞于拿破仑的军事奇迹和克劳塞纳茨的学术成果之上，而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广泛研究探索，特别借鉴了古中国蒙古战法的精华，取得突破性的成就。普鲁士军界最权威的老毛奇、柏哈弟等人物，都是这项研究的倡导者和参与者。普鲁士军事科学家立足当代军事科技和作战条件，融会贯通成吉思汗、忽必烈、拔都、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等人的军事实践和战争理论，初步形成突破旧军事体系的崭新的战略战术原则，其要旨为：以宽阔正面与大纵深分进合围，以铁路、公路的运输力为基础边作战边集中兵力；建设欧洲第一个现代化的部署整体战的总参谋机关；强制推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在随后而来的一睹国家兴亡的普法战争中，老毛奇以无比的毅力将这一新战略应用到战争 中去，尽管新战略在实践中屡屡有误，但普鲁士取得惊人的胜利，仅仅三个月便歼灭号称欧洲第一强大的法兰西陆军主力。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第一陆上强国。与此同时，德国的军事科学技术也取代法、英、俄，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军总参谋部首脑施利芬、小毛奇等人，针对德国在未来大战中将面临英、法、俄联盟东西夹击西线作战的前景，进一步深入发展了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思想。他们借鉴成吉思汗攻灭中亚花刺子模、西夏和金朝，忽必烈迂回攻灭南宋及拔都西征俄罗斯、匈牙利的战争经验，制定出大纵深迂回进攻闪击战的战略战术，并将其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然而，在大战实践中，德国的新战略虽然显示了威力，但功败垂成，在东西两线均未击破敌方主力，致使战局旷日持久，最后失败。
战后，德国军事思想界没有因失败而放弃闪电战的理论，而是深入细致地研究闪电战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他们发现，除了战争双方所具有的实力相差较大之外，闪电战不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德军的机动能力未达到闪电战的要求。蒙古军队闪电战的成功是建筑在速度远超过敌方步兵的骑兵的基础之上的。蒙古铁骑在闪电战中的速度和攻击力完全适用于中世纪的条件。火器时代闪电战所必须的是同时具有机动力、运输力和攻击力的军事力量。而一次大战中德军所持的机动能力，主要是并不比敌方优势多少的火车和汽车，以及畜力运输的火炮，其中火车和汽车既受制于铁路和公路等条件，又不能直接投入战场，从而使德军在战场上实施闪电战时失去速度和突破力，无法逐一打破东西两个战场的胶着对峙。马恩河大战的教训正表明了这一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坦克这个现代战争中的铁骑登上历史舞台。德国军事界敏锐地发现了坦克这种集机动性、突击性和防护性于一身的兵器与中世纪蒙古铁骑的相似之处，认准了坦克在未来闪电战中的主角作用。当其它各国军界对坦克忽视之际，德国首先大规模发展组建坦克集群。其它大国中虽不乏如戴高乐之辈人对坦克重视的呼声，但均未被决策人物所重视。
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身为德国统帅的一代枭雄希特勒，以坦克为其闪电战的主要突击力量，重用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等坦克名将，灭波兰、克法国、败苏俄，创造出坦克闪电战的赫赫战果，令全世界震惊。的确，希特勒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所建立的战功，已经接近了数百年前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所创下的战绩。
说到希特勒德国败亡之原因，除掉战争双方实力之差及战争性质等原因外，单就战略战术而言，也不能不归咎于希特勒在闪电战的关键时刻犯下犹豫不决和贪图战果的错误，先于西线禁止坦克部队突击敦克尔克海滩，使几十万英军撤走，导致英国的坚持抗战，复于东线一再推迟攻俄时间，并命令禁止坦克部队一举突击莫斯科，使俄人有了喘息的机会。反观数百年前成吉思汗、忽必烈、拔都等蒙古统帅，都是一鼓作气全歼敌方有生力量，攻克其首都，俘获其帝王，不留后患的。
总之，就军事战略而言，希特勒的德国坦克乃师成于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二者均在世界战争史上创造过辉煌的赫赫武功。两者比较，学生的工夫还不够到家，所以成吉思汗开创的大帝国在欧亚大陆上断断续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只存在了区区的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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