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海明：汉藏对话会议的根基是为和平及各族利益 - RFA

图片：西藏流亡印度的行政中央在德国汉堡主持举办了大型汉藏交流会议。 前排左四席海明，左五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藏人行政中央网站）

八月二十六号到二十八号，在德国汉堡西藏流亡印度的行政中央主持举办了大型汉藏交流会议。流亡德国的蒙古族维权领袖席海明先生也出席了会议。

八月二十六号到二十八号，由西藏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行政中央主持举办的一次大型的藏汉对话交流会议在德国汉堡举行。流亡德国的蒙古族的维权领袖，著名异议人士席海明先生应邀参加这次会议。

席海明先生现在是保卫内蒙古人权同盟主席，同时也是内蒙古人民党主席，欧洲蒙维藏汉协谈会主席。会议结束后，二十八号晚上，记者采访了席海明先生，请他作为与会的另外一个民族的代表，谈了对这次会议的感想。

关于会议，席海明先生首先对记者介绍说，“这次会议有七十多个人参加。西藏行政中央的总理来了，开了一天的会，跟大家也都有互动交流。第二个他们的外交部长一直开到结束，如果有问题她会及时回应。另外他们驻欧洲的几位主要代表，驻世界各地的三位主要与汉人联系的外交官也都参加了会议。

达赖喇嘛第一天和代表们见了面，然后让代表们提了问题。因为他时间紧，所以见面一个多小时。他认为藏汉民间交流非常重要，他对这个交流抱着很大希望。关于汉族知识分子，汉族人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两族人民的接近，他认为非常重要。”

关于这次会议究竟向世界释放了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席海明先生说，“这次会议的题目是‘寻找共同点’互相理解和接近。我觉得从蒙古族的角度，维吾尔人的角度看，大家都在对此做努力。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不像中共那样，认为中间道路是很明朗的，就是要走避免灾难，从佛教的慈悲还有政治的一种现实主义走的一条路：非暴力、和平的、谈判的方式，对话的方式，这是最重要的。达赖喇嘛提到，他从五十年，当时在北京就提过要到五台山朝圣，现在还是有这个想法。而我作为蒙古人，我也是觉得，这条路是符合未来中国和平过渡，避免互相仇杀的。”

席海明先生说，这次会议实际上让人们看到，无论是藏族，还是蒙族、维吾尔族的异议人士都在不断努力寻求一条各民族和平共存，避免发生灾难性的争斗的道路，在这方面甚至很多人在自己的观点上做了很大的退让，而中共政府对于这些退让究竟是以人民利益，人民的生命为重，做出响应，还是继续坚持邓小平的观点，为了权力，杀屠几十万也在所不惜，将会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在世界面前。(特约记者：天溢  责编：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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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嘉活佛在蒙古国集资修建的"母子健康医院及小儿血液肿瘤研究中心"正式落成 （多图）

美国蒙藏佛教文化中心主持阿嘉仁波切活佛在蒙古国募捐集资修建的"母子健康医院及小儿血液肿瘤研究中心"正式落成并投入运营。在举行的开院典礼上蒙古国副总理，健康卫生部长等多位政要及宾客参加了落成典礼。

慈航普渡啓動尊貴的阿嘉仁波切和贊助功德主美德芬芳遍有情界人天禮敬大善行救苦救難就此實現善哉善哉!

成吉思汗雕像前 习鞠躬致意

国家宫，原称政府大厦，是位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苏赫巴托尔广场正北侧的一座大型公共建筑。国家大呼拉尔、总统及总理办公室、国家大呼拉尔成员办公室等均在其内。它始建于1950年代初，共4层。因外墙颜色是灰色的，所以乌兰巴托人也称其为“灰色宫殿”。2005年至2006年，该建筑经过翻修和扩建，前方（南侧）的苏赫巴托尔墓被拆毁并被一座放置成吉思汗雕像的大厅取代，雕像两侧则是其麾下大将木华黎（右）与博尔术（左）。2012年8月26日，国家宫对外开放。自此，每周六、日的11时40分，国家仪仗队的士兵会在国家宫正门前的成吉思汗雕像前举行行礼仪式。

实际上，作为蒙古历史上最强大的开拓者，成吉思汗在蒙古人们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今成吉思汗的遗迹在蒙古国随处可见。成吉思汗国际机场、成吉思汗广场、成吉思汗雕像……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场所和物品数不胜数。除了乌兰巴托以东54公里处的草原上矗立着的40米高的成吉思汗骑马雕像外，不同的政府办公楼内的墙上均挂有不同大小的成吉思汗画像，学生们去成吉思汗大学上课，来往的游客住在“成吉思汗”酒店，电视台播放与成吉思汗有关的电视剧、纪录片或者音乐作品，书店里多种版本不同语言的成吉思汗传记畅销不衰，成吉思汗主题的冰箱贴、钥匙链、明信片和各种纪念品甚至不同产地的“成吉思汗牌伏特加”琳琅满目。

2014年8月21日，中国元首踏上乌兰巴托。当天，习来到国家宫成吉思汗雕像前驻足鞠躬致意。

去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往蒙古，《朝日新闻》当时报道说，“蒙古是战略邻国，访问蒙古旨在遏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的增长。”今年7月，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回访日本，双方就自由贸易达成原则性协议。蒙古还表示愿意为日本就绑架人质事件与朝鲜斡旋。

蒙古英文报纸《UB邮报》（UB Post）高级编辑哈什-额尔德尼（Khash-Erdene）对BBC中文网说，蒙古像三明治一般地被夹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蒙古不希望过度依赖这两个大国，因此推行“第三邻国”政策，这让蒙古与美国、日本、加拿大、欧盟等提升战略关系。

蒙古部落合则能成兵 - 《清季蒙古实录》

《清季蒙古实录》是从近2000卷的《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宣统政纪》，即由清朝的重要档案摘录而成。主要为了近代蒙古史研究的需要，摘录了道光初年至清政权覆灭近90年有关蒙古民族及其地区的史料，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民族、宗教，以及同沙俄之关系等，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以后，蒙古民族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清政府的对蒙政策。由于书籍主要由谕旨、奏折、题本、条陈等组成，史料的详实严谨毋庸置疑。

《清季蒙古实录》原为上、中、下辑三册。1821年至1861年道光、咸丰40年的真实历史。

清朝就已经实行了严格的封疆大吏和官员的交流任命制度。道光二年(1822年)正月庚午“命乌里雅苏台将军特依顺保来京，调黑龙江将军奕颢为乌里雅苏台将军。”从书中录取一二可以看出这样的任命和交流成为常态，当然亲疏远近是第一位的，清朝皇帝任命的封疆大吏都是满人：道光十六年二月丁卯“库伦办事大臣科布通武因病解任，以正蓝旗汉军副都统福瑛为库伦办事大臣。”道光十八年五月戊辰“调镶红旗蒙古都统敬征为镶黄旗汉军都统，以户部右侍郎裕诚为镶红旗蒙古都统。”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已亥“调乌里雅苏台将军奕湘为广州将军，广州将军禄普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未到前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署乌里雅苏台将军。……”

清朝统治蒙古地方几百年，推行的总政策是怀柔和武力相结合的政策。清太祖努尔哈赤把蒙古部落比作天上的云，云合则能成雨，蒙古部落合则能成兵，要想云收雨止，则要使分散的蒙古部落不能集中到一起，趁其各部分散之时，早早战胜它。努尔哈赤的继承者们同样采用威德并举的方针，化“为患”为“为用”，让蒙古部落当清朝北部边陲的“屏藩”，使它防备朔方，比长城更加坚固。

僧格林沁就是这样的“屏藩”，他是在《清季蒙古实录》(上辑)中出现最多的蒙古官员。长春宫赐食有他，赏紫缰、黄马褂、官房有他，封郡王、亲王有他，犯错误拔去三眼花翎的有他(后还回)，但最为关键的时候是统兵打仗。为何如此重用？他是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26代孙，勇武超群是一方面，关键他是额驸，夫人是王朝的公主。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年)僧格林沁领蒙古骑兵大败太平天国北伐军于天津南郊。咸丰八年四月丙寅“颁给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钦差大臣关防，督办军务。”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指挥大沽口海战，大败英法联军，毁伤敌艇10艘，歼敌500余名，中英鸦片战争唯一的一次胜仗，为满清抵御外辱贡献了力量。翌年夏，英法联军1.7万人入侵，他统率以蒙古骑兵为主力的军队，迎战不利，大沽口和天津失守。八月，又败于京东张家湾、八里桥，蒙古主力尽丧，英法联军入燕京，毁圆明园。旋被夺爵，仍任钦差大臣。1860年9月，他又奉旨剿捻军于山东、河南、安徽。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在山东曹州遭捻军设伏，力竭战死。清廷从此丧失了满蒙八旗劲旅，军权渐次落入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手中。有清一朝再无有血性能统兵打仗的蒙古王爷。

道光五年(1825年)七月壬寅“以乌喇特札莎克镇国公巴图鄂齐尔为乌兰察布正盟长。”应该指出的是，这个盟长是蒙古人在清朝地方政权中所能担任的最高官衔。清朝对蒙古“众建以分其势”的政策，表现之一就是推行“盟旗制度”，也就是蒙古人的组织结构不能超过现在的地区一级，且以旗为单位各自为政，有事的时候若干个旗会盟一下，就是防止做大做强。下面一条更有意思：咸丰元年(1851年)十二月丁亥 陕甘总督舒兴阿奏报谢恩。得旨：“以实心办公事，以慰朕望。永安城一事，妥为经理，不可张皇。蒙古固宜体恤，然不可受其欺蒙，总之操纵在我，毋遽认其哀告为真也。密之！”

欧洲蒙维藏汉协谈会吁请欧洲社会关注新疆地区动况

欧洲蒙维藏汉协会抗议中共在新疆地区的暴行。左起

汤志敏、席海明（蒙）、艾江（维）和洛桑（藏）

针对最近新疆地区加剧了对维吾尔族民众的逮捕、刑讯及判刑，由流亡中欧的蒙维藏汉异议人士联合成立的蒙维藏汉协谈会再次呼吁欧洲社会关注中国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新动况。

八月二十三号，中国政府宣布对八名所谓维吾尔族恐怖分子判处死刑并且立即执行。这个消息在已经废除了死刑的欧洲国家引起强烈关注。很多人权团体为此发表了声明和呼吁。这个消息同时也引起流亡欧洲的各族异议人士团体的震惊。

二〇一一年成立的蒙维藏汉协谈会，是由流亡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汉族人士联合成立的一个组织。它的目的在于加强各民族之间互相理解和沟通，避免民族间的误解、对立和冲突。二十五号，该组织的现任执行主任维吾尔族的拜合迪亚对于新疆地区的新动向发表了声明。

13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布里亚特喇嘛阿旺多杰是“俄国间谍”吗？（唯色）

阿旺多杰，又称阿格旺•道尔吉耶夫（Agvan Dorjiev）

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哲蚌寺拉让巴格西喇嘛，曾任噶厦三

品僧官，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唯色提供)

前不久有幸结识了几位来自布里亚特的藏学家，都是布里亚特蒙古人，有研究图伯特历史的，有研究藏医学和藏传佛教的，有研究藏文学的。很钦佩他们除了母语-布里亚特蒙古语-和俄文外，还会英文、藏文、中文，等等。

交谈间，得知莫斯科也有类似于北京、成都、兰州等地的“民族大学”那样的大学，大致可以翻译为“民族友好大学”。最年轻的那位布里亚特学者开玩笑说，他到了莫斯科的“民族友好大学”，结果比以前更加发现各民族并不友好。布里亚特虽然声称是“自治共和国”，但据说就跟西藏自治区差不多（当然布里亚特共和国得到的权利远多于西藏自治区）。全国一百多万人口，布里亚特蒙古人才占30%，其余70%是俄罗斯人。通用语言是俄语。基本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只是在家里才使用母语。藏学家Nikolay Tsyrempilov赠送了他与藏人学者Jampa Samten用英文和藏文合著的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著名的布里亚特喇嘛阿旺多杰的研究著作。其中收录的有十三世尊者与阿旺多杰相互之间的多份信件。

阿旺多杰，又称阿格旺•道尔吉耶夫（Agvan Dorjiev），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哲蚌寺拉让巴格西喇嘛，曾任噶厦三品僧官，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他受十三世尊者委托，是1912年12月29日签订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图伯特蒙古条约》（Tibet Mongolia Treaty）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藏方签约代表，而这份条约旨在宣布图伯特和蒙古的完全独立、脱离满清政府的统治以及断绝与中国的一切政治联系。

旅居日本的蒙古人作家达希东日布在《蒙藏往事》文中介绍：“在此条约中，西藏与蒙古库仑政府互相承认主权独立地位，序言写到：‘鉴于蒙古与西藏已经摆脱了满洲王朝，脱离中国，并且已经变成独立的国家，又鉴于这两个国家一直信奉同一个宗教，而为了让他们古老又相互之友谊得以强化的目的……’，接下来的各个条款里载明着友谊、互助、佛教国家的兄弟情谊丶贸易等等。整份文件里不时使用到藏文‘让赞’来指称‘独立’。”

藏人作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在《综述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图伯特独立的若干历史事件》一文中，称阿旺多杰是“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甘丹颇章政府带来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觉醒的开创性人物，但是…在图伯特现代历史中的作用迄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

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托马斯所著的《The Story of Tibe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书中，肯定阿旺多杰“事实上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和虔诚的佛教僧侣，并且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忠心耿耿。”

而阿旺多杰本人，于1938年被共产斯大林迫害致死，时年84岁。

中国政府则极其厌恶阿旺多杰（中文称“德尔智”），定性他是“俄国间谍”，“非法签署所谓《蒙藏条约》，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对他极尽否定与诋毁。耐人寻味的是，目前在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张博树，在其新书《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中，用类似中共御用学者的笔法，定义阿旺多杰“是俄国的间谍，以佛教出家人的名义获得达赖喇嘛信任”，并且大段摘抄中共改写西藏历史的社科项目之一《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的相关内容，用以佐证其与中共同出一辙的观点。

知名国际藏学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对中共及张博树等如此歪曲阿旺多杰的个人历史，不禁笑道：“阿旺多杰如果是某一方的‘特务’，他就是13世达赖喇嘛的特务。没错，阿旺多杰是在实行亲俄的政策。但他是为了图伯特的利益而非为了实现沙俄的阴谋。当时图伯特正在面对英帝的侵略。亲俄的政策是对付英帝的自然手段，而且达赖喇嘛在蒙古国流亡时也与沙俄官员进行过政治对话。”

诡异的是，张博树这样的国家主义学者，却被流亡西藏政府负责联络华人事务的机构，视为“提高中国民众对西藏问题正确认识”的合作人士，推崇备至。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8182014112219.html

蒙古、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蒙古高原上的部族兴替

自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在草原会建立统一的政权开始，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的冲突互动贯穿了2000多年历史。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长串的显赫的名号：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这些游牧部族先后主宰了蒙古高原。

然而，很多粗知蒙古高原统治部族兴衰交替历史的人可能都有一个相同的疑惑：自匈奴之后的那些游牧部族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因为在他们兴起前，史书上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的出现如同大变活人的魔术般，在之前的统治部族没落后突然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根据现代人类学家的对游牧社会的研究，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游牧家庭的生活至少需要300-400头羊，而养一头羊需要20亩草地。也就是说一个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草地才能维持生计。日本两位匈奴史权威学者内田吟风和江上波夫对匈奴人口的估计分别为30万和150万
     
由于严酷的自然环境，脆弱的游牧经济无法承载太多的人口。因此，在蒙古高原先后勃兴的那些部族不太可能是从这一区域之外大量迁入的人口。那么只能认为他们是原本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那么，他们何以在成为草原主人之前名不见经传呢？因为他们被有意无意地“隐名”了。
     
当一个部族强盛，成为蒙古草原的统治部族时，其他受其统治的部族或为生存而不得已，或为了攀附强族以壮声势往往会改变自己的认同和名号。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北匈奴一部分人西迁，而留在蒙古草原的匈奴“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
     
另一个例子就是被成吉思汗征服的蒙古高原上的如克烈、乃蛮等部落，要么是突厥化的蒙古部落，要么干脆就是突厥部落，但后来他们都自称是蒙古人。
     
而今天蒙古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卫拉特蒙古人（Oirat，元朝称斡亦剌惕、瓦剌），直到1640年还在他们制定的《都沁 都尔本蒙古大律令》中将自己和蒙古人明确地区分开来，即所谓“四万卫拉特，四十万蒙古”。
     
这种根据现实情境的变迁而调整自身认同的状况其实到今天还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正如美国民族主义研究的著名学者康纳说的那样：“在分析各种社会政治状况时，最基本的问题未必是事实究竟如何，而是人们相信那事实是怎么样的。”（康纳：《民族 国家 种族集团及其他》，《种族与人种研究》；Walker Conner，A nation is a nation, is a state, is an ethnic group, is 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1, No.4, October 1978。）
     
因此，在蒙古高原上先后兴起的那些游牧部族并非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他们在此之前就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只是几乎不为外部世界所知而已。人们在确定自我边界时往往只做“我者”和“他者”的简单划分，而不复区分他者与他者之间的差异。
     
然而，当原先统治草原的部族瓦解，或其他部族足够强大时，被遮盖在原统治部族名号之下的其他部族才有机会以其自身的名号出现在历史记录上。乌桓和鲜卑原是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的东胡部落，他们被人所知就是在匈奴统治衰弱之际，但匈奴统治下的不同部族远不止此。

曾经臣服于拓拔鲜卑的柔然，也是在其成为漠北的强大势力，并威胁到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边疆后，才在文献记录中得知它的存在。那些“其兴也勃”的游牧部族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
     
13世纪席卷欧亚的蒙古人早在公元5世纪初即见于文献的记载。他们在文献中被称作“失韦”、“室韦”。学术界则称这些蒙古人的祖先为“原蒙古部落”（proto-Mongol）。846年，被黠嘎斯人击溃的回纥人四散逃逸，而黠嘎斯人又无意或没有能力建立取而代之的游牧帝国。此后，原室韦部落逐渐兴起于蒙古高原。其中就有成吉思汗的祖先合不勒汗率领的蒙兀室韦部落。当年室韦人中那个小小的部落的名字——蒙兀，现在不但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名字，蒙古高原这片历代游牧人曾生息繁衍其间的土地也是以它来命名的。

蒙古人的祖先即匈奴是约公元前3世纪时兴起的一个游牧部族，在不断吸纳或吞并周围部族的基础上迅速壮大，成为北方最大的游牧部族之一，建立了游牧民族的第一个政权，并在使西域诸国多臣服于己。但随后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分裂，使匈奴内部分化愈来愈复杂，在欧亚大草原的历史进程，而其西迁更是草原与世界的联系，影响了世界历史。

关于匈奴族西迁的历史，匈奴史专家说：“公元前1世纪，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五六十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一个民族融入其他民族的进程是很快的。”

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匈牙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

匈奴的部族很多，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匈奴作为一个民族消失了，但其文化习俗仍部分保留下来了。以现在主要流行于蒙古国、俄罗斯以及内蒙古与新疆的“胡笳”为例，胡笳虽为匈奴乐器，但其传播、继承却早已超出了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