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蒙古实录》是从近2000卷的《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宣统政纪》,即由清朝的重要档案摘录而成。主要为了近代蒙古史研究的需要,摘录了道光初年至清政权覆灭近90年有关蒙古民族及其地区的史料,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民族、宗教,以及同沙俄之关系等,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以后,蒙古民族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清政府的对蒙政策。由于书籍主要由谕旨、奏折、题本、条陈等组成,史料的详实严谨毋庸置疑。
《清季蒙古实录》原为上、中、下辑三册。1821年至1861年道光、咸丰40年的真实历史。
清朝就已经实行了严格的封疆大吏和官员的交流任命制度。道光二年(1822年)正月庚午“命乌里雅苏台将军特依顺保来京,调黑龙江将军奕颢为乌里雅苏台将军。”从书中录取一二可以看出这样的任命和交流成为常态,当然亲疏远近是第一位的,清朝皇帝任命的封疆大吏都是满人:道光十六年二月丁卯“库伦办事大臣科布通武因病解任,以正蓝旗汉军副都统福瑛为库伦办事大臣。”道光十八年五月戊辰“调镶红旗蒙古都统敬征为镶黄旗汉军都统,以户部右侍郎裕诚为镶红旗蒙古都统。”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已亥“调乌里雅苏台将军奕湘为广州将军,广州将军禄普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未到前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署乌里雅苏台将军。……”
清朝统治蒙古地方几百年,推行的总政策是怀柔和武力相结合的政策。清太祖努尔哈赤把蒙古部落比作天上的云,云合则能成雨,蒙古部落合则能成兵,要想云收雨止,则要使分散的蒙古部落不能集中到一起,趁其各部分散之时,早早战胜它。努尔哈赤的继承者们同样采用威德并举的方针,化“为患”为“为用”,让蒙古部落当清朝北部边陲的“屏藩”,使它防备朔方,比长城更加坚固。
僧格林沁就是这样的“屏藩”,他是在《清季蒙古实录》(上辑)中出现最多的蒙古官员。长春宫赐食有他,赏紫缰、黄马褂、官房有他,封郡王、亲王有他,犯错误拔去三眼花翎的有他(后还回),但最为关键的时候是统兵打仗。为何如此重用?他是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26代孙,勇武超群是一方面,关键他是额驸,夫人是王朝的公主。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年)僧格林沁领蒙古骑兵大败太平天国北伐军于天津南郊。咸丰八年四月丙寅“颁给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钦差大臣关防,督办军务。”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指挥大沽口海战,大败英法联军,毁伤敌艇10艘,歼敌500余名,中英鸦片战争唯一的一次胜仗,为满清抵御外辱贡献了力量。翌年夏,英法联军1.7万人入侵,他统率以蒙古骑兵为主力的军队,迎战不利,大沽口和天津失守。八月,又败于京东张家湾、八里桥,蒙古主力尽丧,英法联军入燕京,毁圆明园。旋被夺爵,仍任钦差大臣。1860年9月,他又奉旨剿捻军于山东、河南、安徽。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在山东曹州遭捻军设伏,力竭战死。清廷从此丧失了满蒙八旗劲旅,军权渐次落入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手中。有清一朝再无有血性能统兵打仗的蒙古王爷。
道光五年(1825年)七月壬寅“以乌喇特札莎克镇国公巴图鄂齐尔为乌兰察布正盟长。”应该指出的是,这个盟长是蒙古人在清朝地方政权中所能担任的最高官衔。清朝对蒙古“众建以分其势”的政策,表现之一就是推行“盟旗制度”,也就是蒙古人的组织结构不能超过现在的地区一级,且以旗为单位各自为政,有事的时候若干个旗会盟一下,就是防止做大做强。下面一条更有意思:咸丰元年(1851年)十二月丁亥 陕甘总督舒兴阿奏报谢恩。得旨:“以实心办公事,以慰朕望。永安城一事,妥为经理,不可张皇。蒙古固宜体恤,然不可受其欺蒙,总之操纵在我,毋遽认其哀告为真也。密之!”
2014年8月28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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