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是如何从专制走向民主的

蒙古今日的发展成就与其政治的顺利转型分不开。转型至今的20多年，蒙古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五次国会大选，有过政党轮替，但原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却能在大多数选举中稳胜，保持执政地位，算的上是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株奇葩。加之蒙古每次政权更迭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以至于被许多专家奉为“民主发展中一个堪称光辉胜利的典范”。

究竟什么原因让蒙古的转型以和平与稳定的面貌出现？当我们回顾历史之时，发现执政党响应人民的要求，主动放权，实现和解，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国家发生流血和动荡。

执政党响应人民的要求主动放权
1988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放弃对各“卫星国”的内政干涉，要求各执政党拿出决心改革，获取本国人民真正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苏联的武力庇护。第二年，苏联启动从蒙古撤军。苏联的变化让一个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意识形态上完全效忠苏联，政治上完全仿效苏联”的国家，第一次有了自主变革的机会。笼罩在蒙古人头顶上那片北方的阴云开始解除，改革进程突飞猛进。

苏东变革的气息很快吹进了蒙古大草原。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时为蒙古国立大学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的青年讲师卓力格领导成立蒙古建国后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蒙古民主联盟（今蒙古第二大党民主党的前身）。　

1989年12月10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现了非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这是半个多世纪里的第一次。青年人喊着口号、散发传单要求民主改革。受此影响，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规模不等的游行。

尽管总书记巴特蒙赫等人显示出与前代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宽容与开明，但这样的局面，所有人都只在电视上目睹，并没有亲身经历过。

在12月17日的集会上，卓力格明确提出联盟章程和纲领，要求“全面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允许各组织存在”，要求“同苏联、中国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求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1月12日，反对派无视游行集会的禁令，在苏赫巴托广场发起抗争活动，要求实行多党制，建立独立的经济和“向人民讲出蒙古人民革命党沾染着鲜血的历史”。参与者由数百积极分子迅速发展成7000余众。

2月18日，民主联盟举行首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蒙古民主党。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图蒙赫向大会发去贺信，并为他们提供会场，允许对大会进行实况转播。反对党并未领情，仍然对人民革命党提出激烈批评和指控。

因全国局势持续动荡，人民革命党高层决定派兵清理广场，恢复秩序。战士们在执行任务时，与群众发生拉扯打斗，人群一时剑拔弩张，卓力格当机立断，立即站到几个同志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声嘶力竭呼吁激动的民众冷静，坚决不可使用暴力。

这一个历史瞬间，自此成为蒙古和平民主革命的象征。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全场情绪迅速平静，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被阻止，悲剧未在蒙古重演。正是由于理性代替暴力，对话的机会大增。这几分钟影响了蒙古今后的进程。卓力格一跃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政治领袖。

1990年3月，苏和巴托广场上的游行已发展为绝食，抗议者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党被迫紧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经协商，巴图蒙赫因“反应迟钝、拖延改革”，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元老奥其尔巴特接替总书记一职。

党的新领导班子宣布，今后的任务是“坚决深化改革”，将蒙古从苏式社会主义制度转入多党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响应人民清算历史的强烈呼声，下台后一直侨居苏联的泽登巴尔被开除党籍，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亦被剥夺。

1990年5月，蒙古修订宪法，删除“一党专政”条文，正式开放党禁。6月，人民革命党依法重新登记注册。令人意外的是，人民革命党在应对危机的特别大会结束后，居然吸纳了近7000新党员，此后党员数量不降反增。
　
1990年7月，蒙古国首次由多党参加的大呼拉尔选举揭晓：执政的人民革命党以85%的席次获得压倒性胜利（422名代表席获357名）。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层皆为民望极高的学者、作家，对选战极为有利。而各新兴党派候选人大多初生牛犊，组织能力、基层布局、人脉威望皆有待提升，老百姓支持他们争民主，但对他们执政能力则持观望态度。此外，反对党缺乏同质政党的整合，力量分散，选战不利自是必然。

执政党与反对党联手制宪
在苏联庇护下独享了近70年权力的人民革命党在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后，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为缓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冲突，放弃了单独组阁的机会，吸纳了各党派联合力量组成第一届民选政府。

那段时间，任人民革命党中央部书记的巴特尔跟党内外反对派领袖们夜以继日沟通，为实现宪政而努力。“国家走到一个生死关头，一着不慎都可引起分裂动荡。”巴特尔回忆道。
1992年2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蒙古国，并更改国旗、国徽，实行多党制，实现了从专政制度向宪政民主的历史性转变。在奥其尔巴特领导下，蒙古制订出蒙古第四部宪法。

这部宪法明确宣布保障人权和自由，抛弃之前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为强调“民主主义政治”；此后总统由直选产生，呼拉尔席次缩至76席；同年更改国旗国徽国号，修改国歌歌词，一切皆为体现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正式告别“苏蒙共产主义时代”。

1992年新宪法公布后的国会大选中，人民革命党再度得胜，获76席中的71席。但这次人民革命党席位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占93.4%），并非民意的准确体现，因为26个复数选区全额连记法选制下，不易形成两党制，造成反对党过于分散，故人民革命党以56.9%的选票却赢得了93.4％的席位。

有趣的是，1993年蒙古首次总统直选，人民革命党提名图德夫作为候选人，卸任总统奥其尔巴特与需要一个有名望的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一拍即合：奥其尔巴特退出人民革命党，投奔社民党。结果，奥其尔巴特战胜图德夫，高票当选总统。蒙古人似乎一开始便掌握了权力制衡的道理。正如奥其尔巴特所说：“巩固民主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多元化，要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社会生活和人权关系的各个领域推行多元化。”“多元化是我们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特征。”

为使蒙古尽快形成稳定的政党生态，在时任总统奥其尔巴特和反对党的催生下，1996年，蒙古通过选举法修正案，将26个复数选区改为72个单一选区，大幅压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迫使反对党整合。结果在当年的选举中，由蒙古民族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等结盟组成的民主联盟战胜了人民革命党，实现了蒙古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整个国家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历史的危机时刻。

蒙古人并不以理性宽容任而著称，然而在重大历史关头，无论是反对派还是人民党都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和理性，实在是难能可贵。事实上，人民党权力传承到1980年代时，中高领导层几乎全为高知阶层，同时这些人又是蒙古知名的学者，与党内外年轻政治领袖之间有着师生之谊，彼此戒备心低，信任感强，加上双方对改革都采取积极的态度，因而交流沟通十分顺利。另外，人民党在大转折面前并非无所作为。1986年5月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后，改革早已是全党共识。即使在全国持续的抗议之时，公安部长吉姆萨森吉夫、国防部长莫罗扎姆茨纷纷表态，反对武力弹压，要警察和军队中立。改革双方从一开始便没有走向极端化，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都是如何让一个国家尽快走向现代民主宪政之路，这一点跟俄罗斯、台湾的情况极为相似。因此，我们相信任何还有良知的人都会反省，都会看到历史的道路：还政于民实现和解是人间正道。只有像卡扎菲、巴沙尔这样的疯子才会为了一己一家一党之私利而拒绝对话屠杀人民，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间魔鬼，当变革转型的历史关头一旦到来，墙内的人无需为一己之权力恋战，从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只有宽容的政治转型，才能造就了某种宽容的政治和解氛围。

其次，从蒙古的转型中间，我们也能看到：所有改革都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自中间向两端三条线同时启动同时推进的结果，绝不可能是某个阶层以自上或自下的单向度改革。要知道改革成功是全民共识全民参与的结果，因此大家纠结于到底是自上还是自下基本上是一个伪问题，不过是坐而论道的胡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