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忠君臣民”到“爱国公民”
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帝国与王权纷纷瓦解，国家的主权由皇帝手中落入平民之手，作为国家凝聚力的“忠君价值观”便瓦解了。在欧洲，臣民们以前效忠于被教皇加冕认可的国王，后来经过一场革命，变成了政教分离没有国王统治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国民，失去了原有的效忠对象和凝聚力核心。于是，为了继续维持国家的稳定，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精神凝聚力核心，人们塑造了一个新的效忠对象----民族。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爱国主义。因此，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化是一卵双生子，缺一不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同时也是民族主义革命。“创立民国”的口号和“恢复中华”的口号并驾齐驱，表达了现代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两个支柱----“民主政治”与“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或许可译成Nationalism。它还可以直译成“国家主义”。这个国家，不是指帝国（empire)，而是指民族国家----Nation。因此，爱国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或者维持其民族国家。Nation这一词，可以译成民族，其中已经成功建立国家者，可以译成国民（指国民总体）。
2 中国的两种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
事实是，在当今的中国存在着两种背道而驰的爱国主义，如何调节并进一步巧妙合并这两种爱国主义，关系到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一种是汉人的中华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对现今的中国来说是向心力的爱国主义。因为汉人人口比例大，而且汉语是国语，汉族传统节日被定为法定假日等等，汉民族的利益被定义为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些人往往坚决捍卫中国的统一，一些极端者甚至坚决捍卫汉民族至上主义并把汉民族至上主义强加于境内各族，这就导致了民族之间的摩擦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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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爱国主义是，藏人，南蒙古人，维吾尔人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具有双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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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离心倾向，可以说是一种离心力的爱国主义，所谓蒙独疆独和藏独就是这种离心倾向的表现。他们试图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以便把本民族的利益直接设定为国家利益，比如说，藏语为国语，藏族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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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妥协式爱国主义，或者说共存式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虽然反对汉民族至上主义，反对把汉民族的利益单独设定为国家利益，但是他们并不主张分裂中国。他们只是主张把本民族的利益也以立法与行政的形式编入中国国家利益之内。比如说，在国家法定假日里设定一些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把本民族语言设定为自治区的官方语言和行政通用语言以及义务教育内容之一，也就是说，居住在自治区内的所有公民，必须学习和掌握这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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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清帝国崩溃以后，汉人一直在致力于建立民族国家。但是，这种民族国家的建立，一直是以单一民族为目标的。当然，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国家都不是百分之百纯净的单一民族国家，也可以包括少数民族。然而，所谓少数民族，就是附着在“国族”周围的，没有对等独立倾向的文化群体。这种群体可能是赫哲族，也可能是景颇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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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蒙古人不是这类群体，藏人也不是。那么怎么办？办法大概有三种，第一，分道扬镳各自建立民族国家，然后友好相处。这种方式就是现在的蒙古国与中国的关系，对两者都有好处。
第二，将这些南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同化掉，最终形成稳定的单一民族国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会引来双方长久的疼痛和冲突。而且，即使同化成功，也不会一劳永逸，死灰复燃的可能性随时存在。最近满族人的觉醒，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三种方法，暂缓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继续保持帝国式的专制体制（一如其前身满清帝国），等待所谓民族融合（实为民族同化）慢慢完成，然后再逐步建立民族民主国家。个人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帝国”与“民族国家”的途中，而且，向民族国家转型已经不可避免。
那么，有没有第四种方法呢？ 民族关系该如何摆平呢？ 将来，如何建立起能够凝聚境内各族的精神核心，已经是一个时不可待的紧迫问题了。从“忠君式”的帝国时代，到“忠于党”的威权时代，如何稳步走向“忠于国家”的民主时代。 如何把蒙古民族的利益编入国家利益之内（当然维藏等族亦然），将决定下一代中国境南蒙古人是否爱国的重大问题，将决定几十年后达上亿人口的蒙藏维满壮等族是否认同中国的问题。 此事非同小可，直接决定着中国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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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我：“你们是不是中国人？”
我就会反问你：“你们到底想把我们设定为中国人还是中国奴？”.
文：达希东日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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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思前想后还是贴出了这篇文章，因为达西东日布老师结尾虽然没有提出一个政治立场，但是把解决南蒙古问题的言论选择范围定在了中国这个框架内。我个人还是觉得不妥当，设定选择的前提条件是剥夺了不同意见的，解决南蒙古问题不一定要局限于中国之内，而且这是完全违法公民的自由意志的。
五百余万蒙古人的政治选择不应该设立任何框架，应该自由投票。 赞成南蒙古全境独立投选全境独立票{类似上世纪60年代亚非拉独立运动}，赞成割让部分土地就投选此项{类似爱尔兰割让北爱}，赞成民族自治就投此项{苏格兰投票结果}，当然投票选择可以有很多种设计。
如果把投票范围严格的设定在民族自治范围，就是完全违反了民族自决权的自由意志与权利规则，是一种变相的压制与暴力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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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达西东日布老师并没有提出这一观点，小编我仅是在这一处提醒大家一下，在未来解决南蒙古问题的主动权应该是依据联合国威尔逊原则主张的民族自决权而完成的，这也是国际社会遵从的原则，无论是亚非拉独立运动还是近期苏格兰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运动都是如此。】
2015年10月14日星期三
南蒙古在民主化之过程中，必定要建立被屠杀纪念馆
小编：如果你了解友邦日本与德王政府的合作史再对比参考一下今日支那殖民下的南蒙古70年的岁月，你就会明白，谁才是你的朋友与迫害者。
支那人对蒙古人的迫害不是仅仅从“内人党惨案”才开始的，而是更早的1951年的公审大会。 我家族除了我爷爷在北平赶往故乡的路上外，1951年几乎全被支那人在公审大会上屠杀殆尽，与他们一同被残杀的还有故乡的一批民族精英。可以说任何暴政都明白，在占领一片地区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清除当地精英，这样就可以消灭有组织的抵抗，恐吓其余人群就范。 苏联的卡廷森林暴行和国民党到台湾制造228大屠杀暴行都是这种逻辑的体现。
此后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迫学着异族的语言文字，权利全部被剥夺，土地矿产包括金银首饰全部沦为中国人财产。而物质权利的被剥夺随即又体现在精神世界中，众多蒙古人的大脑永久性地停止了思考，其中包括许多政治家、哲学家、老师、医生这些许许多多德王政府与友邦日本培养出来的现代文明中民族精英的胚胎都一并被支那人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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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承认这个邪恶政权也对中国本国人也作出类似事情，但是这不能说明中国普通人没有参与对蒙古人正在持续进行的一场种族灭绝运动，从过去文革中中国移民普遍参与批斗挨整蒙古人再到至今网络上叫嚣对“分裂份子”杀无赦，但凡对涉及蒙藏维的问题自动与政府合为一体站台发声，中国普通人根本就没有脱离过与中国政府 一同迫害南蒙古的恶劣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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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蒙古和准格尔的殖民是一场支那官方及民间一同参与的可耻掠夺暴政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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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蒙古、准格尔土地上运往中国内地的每一粒粮食，每一粒矿石资源都承载着蒙古人的血与泪。仅内人党惨案几十万被打死的冤魂与至今为止上百万南蒙古的冤屈都被中国殖民的火车随着掠夺物资被运送到了中国人的肚腩里。 每一个中国人在分享着南蒙古的资源时，都已经成为殖民的帮凶，撒旦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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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中世纪纷争杀戮逐步走向现代文明崇尚人权反殖民。当中国人好不容易摆脱了日本帝国后却把殖民的脏手伸向蒙藏维，还装模作样满口仁义道德，甚至军演反法西斯，何其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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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压根儿就不想获得中国人的理解认同，我只想获得政治权利，属于我和我同胞们的权利即民族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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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既往不咎60多年前家族被屠杀的代价，所以我奉劝支那人也对我和南蒙古人在没有拿到政治权利时少对我们不满，我仅仅是对土匪暴政骂骂咧咧，还没杀人放火呢。 这本应该就是我的权利，可是我和我的同胞至今被中国掠夺了此权利并遭受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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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蒙古在民主化之后，必定要建立屠杀纪念馆，将这几十年来每一笔支那人迫害蒙古人的案件都记录在内，支那人必须要做彻底的反思道歉和经济赔偿才可以换来作为人类现代公民的资格，这也是唯一与泛阿尔泰蒙古世界和平相处的基石。
支那人对蒙古人的迫害不是仅仅从“内人党惨案”才开始的，而是更早的1951年的公审大会。 我家族除了我爷爷在北平赶往故乡的路上外，1951年几乎全被支那人在公审大会上屠杀殆尽，与他们一同被残杀的还有故乡的一批民族精英。可以说任何暴政都明白，在占领一片地区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清除当地精英，这样就可以消灭有组织的抵抗，恐吓其余人群就范。 苏联的卡廷森林暴行和国民党到台湾制造228大屠杀暴行都是这种逻辑的体现。
此后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迫学着异族的语言文字，权利全部被剥夺，土地矿产包括金银首饰全部沦为中国人财产。而物质权利的被剥夺随即又体现在精神世界中，众多蒙古人的大脑永久性地停止了思考，其中包括许多政治家、哲学家、老师、医生这些许许多多德王政府与友邦日本培养出来的现代文明中民族精英的胚胎都一并被支那人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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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承认这个邪恶政权也对中国本国人也作出类似事情，但是这不能说明中国普通人没有参与对蒙古人正在持续进行的一场种族灭绝运动，从过去文革中中国移民普遍参与批斗挨整蒙古人再到至今网络上叫嚣对“分裂份子”杀无赦，但凡对涉及蒙藏维的问题自动与政府合为一体站台发声，中国普通人根本就没有脱离过与中国政府 一同迫害南蒙古的恶劣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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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蒙古和准格尔的殖民是一场支那官方及民间一同参与的可耻掠夺暴政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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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蒙古、准格尔土地上运往中国内地的每一粒粮食，每一粒矿石资源都承载着蒙古人的血与泪。仅内人党惨案几十万被打死的冤魂与至今为止上百万南蒙古的冤屈都被中国殖民的火车随着掠夺物资被运送到了中国人的肚腩里。 每一个中国人在分享着南蒙古的资源时，都已经成为殖民的帮凶，撒旦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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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中世纪纷争杀戮逐步走向现代文明崇尚人权反殖民。当中国人好不容易摆脱了日本帝国后却把殖民的脏手伸向蒙藏维，还装模作样满口仁义道德，甚至军演反法西斯，何其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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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压根儿就不想获得中国人的理解认同，我只想获得政治权利，属于我和我同胞们的权利即民族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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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既往不咎60多年前家族被屠杀的代价，所以我奉劝支那人也对我和南蒙古人在没有拿到政治权利时少对我们不满，我仅仅是对土匪暴政骂骂咧咧，还没杀人放火呢。 这本应该就是我的权利，可是我和我的同胞至今被中国掠夺了此权利并遭受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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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蒙古在民主化之后，必定要建立屠杀纪念馆，将这几十年来每一笔支那人迫害蒙古人的案件都记录在内，支那人必须要做彻底的反思道歉和经济赔偿才可以换来作为人类现代公民的资格，这也是唯一与泛阿尔泰蒙古世界和平相处的基石。
实行盟旗、城镇制度使得蒙古人口锐减
是什么让蒙古人急剧衰弱？
记得小时候，呼和浩特的寺庙还相当破败，虽然也是文物保护单位，但有关部门并不那么上心，也没有如今天有数以亿计的“善款”支持以返修寺庙重塑金身。烧香拜佛者大多都是老人，青壮年极少，孩子更是没有，“那是封建迷信”的教条还很深入人心。
近年来，大召、席力图召、五塔寺等寺庙已经可以用金碧辉煌来形容了，一到“佛诞节”、“佛灯节”等佛教节日，上灯上香者摩肩接踵，很多父母带着年幼的子女前来，让孩子们在自己示范下履行宗教仪式。
有人说这是文明复兴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封建残余沉渣泛起，有人说这是进步，有人说这是倒退，各种争论从未停息。
面对争论，又有人说，这样的现象该如何评价，不该是现在的事，而要等一段时间，在不那么遥远的将来，回过头来进行分析，才能有些中肯的结论。毕竟，当代人说当代事，身处局中，难免当局者迷，只有当时光将一切沉淀下来后，有了身处局外的可能，才会旁观者清。
这样的说法，笔者总是有些怀疑，就如历史研究一般，后人以后人的眼光看前事，虽然有旁观者的“位置优势”，却也会陷入到以己度人、以今度古的误区，用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形倒推前事，又进入另一个局中而难以自拔。
正如钱大昕所言：“读经易，读史难。读史而谈褒贬易，读史而证同异难”。谈褒贬为何容易？因为可按照自己的感情或者情绪来说话，不需费力；证同异为何难？因为这需要比对不同史料，细致分析历史细节，既要走出历史之局限，又要设身处地的体察历史中的人和事，做到身处局中而置身事外，岂能不难？
比如，本文要谈的问题：藏传佛教给蒙古人带来了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似乎早有定论。无论是学者论断，教科书的编写，还是民间闲谈，都在强调一个事实：藏传佛教几乎摧毁了蒙古民族。
那么，是怎么摧毁的呢？
其一，佛教摧毁了斗志，使得善战的蒙古人陷入衰弱，成为人人可欺的弱者；
其二，佛教使得大批青少年和壮年出家为僧，使得人口萎缩，濒于灭亡；
其三，佛教使得大量物资用于修建寺庙，大量的财富作为供养捐献给寺庙，生产无法发展，社会处于无活力的状态。
而看到清末的蒙古人的状况，这三点都靠得住：清末民初之时，蒙古地区经济极端落后，不仅普通牧民大多陷于赤贫，即使王公贵族，也多有负债累累者。曾经踏破大半个世界的蒙古铁骑早已成为传说，蒙古兵不但不能抵御西方现代化军队，即使面对内部的农民起义军，如太平军、捻军、回民军也往往一败涂地，朝野早有“蒙兵不能战”的共识。尤其是人口，清初时，蒙古人口有2169446人，而在清末则是1715818人，减少了20.9%的，而这是在清朝总人口先后突破一亿、两亿、三亿乃至最后达到“四万万五千万”背景之下。
与之相对的，则是蒙古地区寺庙林立，僧侣占人口比例巨大的现实：外蒙古有寺院2600座，僧侣10万余人，内蒙古有寺庙1800座，僧侣15万余人，平均每旗有寺庙30-40座，僧侣人口占人口比例平均达到30%到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乃至60%。
佛教如此兴盛，而笃信佛教的蒙古民族却如此衰颓。清朝官方的《清朝理藩院档》中也承认:“蒙古之弱，纪纲不立，惟佛教是崇。于是，喇嘛日多，人丁日减，召庙日盛，种类日衰。”
于是，在清末，有识之士无不对佛教大加挞伐，文学家尹湛纳希在他的巨著《青史演义》中，便借助评论历史，对佛教进行抨击，认为“沉迷于玄术,佛教盛行”，便会导致“国政废弛，世道禁锢”乃至“社稷倾覆”。《蒙古风俗鉴》的作者罗布桑却丹更是直斥道:“英雄的宝剑换成了手中的念珠，无畏的勇士变成了跪叩的懦夫，健康的人无谓地向佛像乞求佑护。人人手持念珠诵咒,家家喇嘛念经祈祷，敞开死亡的大门，面朝永不回首的方向。”一些王公贵族也认为，蒙古“贫弱之根，实积于此。急欲图强，非取缔宗教不可”。
如此证据确凿，藏传佛教几乎毁灭蒙古民族的结论还有什么争议吗？
且慢，藏传佛教如果是清朝开始统治蒙古各部时开始传入蒙古，这个结论并无不妥，如果不是，就必须弄清，在清朝之前，藏传佛教给蒙古带来了什么？
元朝时，蒙古皇族大多信仰藏传佛教，但随着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元室北遁而建立北元，佛教很快便远离了蒙古人。恢复了游牧的蒙古各部，重新拾起了原始宗教萨满教，直到二百余年后的1578年，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引入蒙古，蒙古人才与藏传佛教再续前缘。
从1578年佛教传入蒙古，到1759年最后一个蒙古汗国准噶尔汗国被清朝灭亡，这之间又是近二百年，这段时间内，藏传佛教是否使得蒙古人陷入了人口锐减、武力颓废、社会活力大衰的境地呢？
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结果恰恰相反。
从人口而言，因为元明之际的战乱，14世纪末至15世纪末，蒙古人口一度锐减，约有160万左右。1480年，达延汗实现了蒙古本部的“中兴”，大型战乱基本停息，人口开始回升，到明末的1634年，达到200余万，这期间已经有佛教传入的66年，人口并未锐减。
1635年漠南蒙古被清朝征服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坚持到1691年，漠西卫拉特蒙古更是到1759年方才并入清朝版图，这段时间内，虽然有很多战争，但人口仍在稳步上升，史书中有大量因为人口滋生，牧群繁盛导致牧场不足而贵族发生摩擦乃至内斗的记载。尤其是卫拉特蒙古建立的准噶尔汗国，从其孕育时期起，便全民笃信佛教，但其鼎盛时期，能够达到“控弦近百万人，驮马牛羊遍山谷”的程度。
再说战斗力，藏传佛教传入之后，无论是可以控制各部的北元大汗，还是在某一地区称雄的蒙古首领，都能够对明朝造成很大威胁。扎萨克图图门汗（明朝史籍称为土蛮）、呼图克图林丹汗（明朝史籍称为虎墩兔汗）、内喀尔喀的卓里克图洪巴图鲁（明朝史籍称为炒花）等都是明朝边将谈之色变的“强虏”。清朝征服漠南蒙古，从努尔哈赤的1593年到皇太极的1635年，共用了42年时间，相对于人口、经济、幅员远远高于蒙古的明朝，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683年台湾郑氏投降的39年，抵抗时间之长，不但并不逊色，且犹有过之。
准噶尔汗国在立国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多次击败俄罗斯和清朝大军，最后灭亡时，也是抵抗激烈屡仆屡起，乃至于乾隆皇帝不得不下令进行灭绝屠杀，“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雍正皇帝归并青海时，和硕特蒙古起而抵抗，各大寺庙的喇嘛也从军参战，在郭隆寺一战中，数千喇嘛与清军激战，战败后退入山洞，被放火烧死也不投降。此战清军仅腰刀砍缺者就有三四百口，清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将作战经过写成奏折呈递雍正帝，其中便言道：“自三藩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雍正帝在朱批中也表示了惊骇：“实属奇事，方闻此等英勇之喇嘛。”
还有社会活力，藏传佛教传入蒙古之后，给蒙古带来的非但不是停滞和落后，反而是进步和发展。在佛教传入之前，因为常年的战乱，社会财富难以积累，知识阶层几乎扫地以尽，莫说平民，即使贵族也大多是文盲，文字几乎失传，历史濒于断裂。而在佛教传入后，形成了脱离战争与生产的知识阶层——僧侣集团，因为笃信佛教，内部的战争一般不会波及寺庙，使得寺庙成为文明的保护地，僧侣们可以安心研究学问。各寺院均设有经学学部、医学学部和时轮学部（即天文学），并有着系统的语言、文字训练，“喇嘛不仅仅是祭司，而且还是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和医生，甚至是世人的心脏和头脑，也是他们的权威人物”。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蒙古语言、文字得以规范和传承：1589年,喀喇沁翻译僧阿尤喜为转写藏语和梵语创造阿利伽利蒙古文；1648年,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创造适合于卫拉特蒙古语语音特点的托忒蒙古文；1686年,喀尔喀蒙古的札那巴斯尔参考藏文和梵文,创造索永布蒙古文。
文字的规范使文化得以发展，蒙古史诗《格斯尔可汗传》、《满都海彻辰夫人传说》等便是在佛教传入后，开始有了手抄本和刻印本，得以传承至今。作为蒙古史重要文献的《蒙古源流》、《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阿拉坦汗传》、《阿萨拉格齐史》、《恒河之流》、《水晶珠》、《金轮千幅》等也都是在佛教传入后，才撰写出来并得到妥善保存，而《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金轮千幅》等史书的作者，本身就是喇嘛。
同时，因为寺庙的特殊地位，使得围绕其产生了一个个市镇，成为商品集散地，贸易得以兴盛。今天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便是因著名寺庙大召的兴建而成为当时漠南蒙古重要的城市，人口最高时达到十万之众，成为明蒙贸易的枢纽。而准噶尔汗国的首都伊犁，也是以大寺院扎尔固寺、海努克寺为中心，形成“人民殷庶，物产饶裕”的“西陲一大都会”。
尤为重要的是，藏传佛教的传入，使得蒙古社会一些陋习得以消弭。例如，萨满教有血肉供神的传统，不但祭天时要宰杀大量牲畜，甚至要以童男、童女为供品，贵族死后，也要进行人殉。曾就有史书记载，佛教传入前，因一个贵族幼儿夭亡，其母亲竟然用一百名儿童殉葬，在屠杀到四十名时，因为民众骚动和一些贵族的抗议才作罢，可想而知其残酷。佛教传入后，以诵经、敬佛、燃香等仪式代替萨满教的祭祀仪式，供佛也采用乳制品，而严禁杀生祭祀，贵族去世请喇嘛诵经49天，一般牧民死诵经7天。还有一种陋习，那便是因为常年战乱和物资短缺，有些地区的萨满教甚至有儿孙杀害年老的父祖，流放体弱的父母的教义，而佛教戒杀生、报四恩的教谕，使得这一陋俗不复出现。
现在，也许可以的得出一个结论，从藏传佛教传入到蒙古不再以国家的形式存在的近两百时间内，文化、人口、尚武精神、社会活力等等并没有衰颓的迹象。
可在清末，蒙古民族确实衰颓了，而且衰颓得触目惊心，原因何在？难道藏传佛教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责任是有的，但只能算“从犯”，或者说，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一部电影，叫《双食记》，吴镇宇、余男、江一燕主演，说的是吴镇宇饰演的大款是个花花公子，喜欢谈恋爱的刺激，于是背着老婆余男在外面找了个二奶江一燕。余男为了报复，便隐姓埋名教江一燕做菜给吴镇宇吃，而自己在家里给吴镇宇做的菜则正好与江一燕的餐谱相生相克，两边吃饭就会伤肝、伤气、伤肾，总之什么都伤。最后，“吃两家饭”的吴镇宇终于被美食毒药击倒，百病缠身，绝望自杀。
这样的美食杀人，其实在现实中不太可能，那是需要长时间持之以恒地吃相克的食物才能导致患病，绝不可能很快便把人弄得半死不活。但编剧的构思很巧妙，告诉人们一个道理：要进行破坏，单一的因素，往往不能有所效果，而看似不相关的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便会产生惊人的破坏力。
蒙古人在清朝的迅速衰颓，便是多重措施下持之以恒的结果。
首先，是对征服过程中抵抗者
在摧毁北元汗廷，归并漠南蒙古的战争中，察哈尔、土默特、内喀尔喀等部，便遭到极重摧残。察哈尔部原有人口45万人左右，而经过抵抗——失败——复叛——再失败的循环之后，仅剩16929人。土默特部原有人口54万，而皇太极兵临土默特时，下令“烧绝板升”（板升为蒙古语，意为城市），进行焦土政策，末代土默特汗投降清廷时，仅有部众3300人。内喀尔喀五部原有人口10万左右，而在被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攻伐中，先后有三部彻底溃灭，剩余两部归附清廷时不足万人。
雍正时归并青海和硕特蒙古，“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数十万人，不但幕南无王庭，并无人迹”，青海和硕特原本二十余万的人口，仅剩“壮丁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五名”。而乾隆时灭亡准噶尔汗国，更是进行了“不得不除恶务尽也”的大屠杀，准噶尔蒙古“犯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以至于“厄鲁特（清朝对准噶尔的称呼）种类尽矣”。
其次，是在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实行盟旗制度。
清朝的皇帝虽并非出身纯粹的游牧民族，但非常了解游牧民族战斗力强盛之奥秘，那便是他们能够机动，能够在游牧当中以自己的需要分散、聚合，一旦时机成熟，看似星星点点的牧民们会迅速如滚雪球一样形成势若千均的声威和战斗力。而要让他们不具威胁，便要把他们分散成碎块，并牢固地限制在固定的土地上，使他们不能再机动，不能再联合。于是，蒙古各部按照地域分为内蒙古四十九旗、外蒙古八十六旗、西北蒙古三十四旗、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二十八旗, 共计一百九十九旗，各旗大者数万人，小者不过数千人，分散得如此之碎，也就绝不可能有任何威胁了。
各旗虽然人口很少，但旗内大小官职齐全，同时封授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到一、二、三、四等台吉的世袭爵位，各级爵位的贵族都享有一定的特权。寄生贵族群体庞大，供养他们的部众则人口稀少，部民负担极重，生活长期处于勉强维持温饱的状态。而同时，清廷对各旗划定牧场，严禁越境游牧，“内外札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
这样一来，使得蒙古牧民抵抗天灾的能力几乎丧失——在游牧时代，遇到雪灾、旱灾时，整个部落是要远距离迁徙，寻找新的牧场，这样便可避过天灾。而一旦画地为牢，天灾来临便只能坐等救济，而一旦救济不及时（以当时的体制也不可能及时），便会出现大规模的死走逃亡。即使没有天灾，长期固定地域放牧也使得草场退化、沙化，畜牧业萎缩，生计日益艰难。在此之上，蒙古各盟旗还要应付不定期的军事征发，无论内外战争，蒙古兵都是要出壮丁参军，征兵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民族。如此，人口的恢复也就难以实现。
再次，便是旅蒙商的官督垄断。
现在因为一系列晋商的影视剧，如《白银谷》《乔家大院》等，山西商人吃苦耐劳，重信重义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考察晋商史，这些倒并非后人美化，但是，在诸多晋商取得了在蒙境经商的特权之后，就形成了在官府庇护下的垄断经营，例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清朝政府发给大盛魁的‘龙票’，不仅是经商执照，实质是一种专利特许证，因为不是每家旅蒙商都能领得到的，而且特别发给极少数几家商号的……‘龙票’是规定放‘印票’帐范围的票照。”
商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天职，有了垄断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又建立在承受官府重税盘剥的基础上（如印子钱、驮子钱、毛包钱等税款以及票礼、节礼、回扣等常规），那自然要巧取豪夺不在话下。其手段不外乎以次充好，劣货贵卖，并发放高利贷。
1844年，法国传教士E·P·苟戈慕游历蒙古时，在鄂尔多斯遇到一位叫姚庆图的商人，在与之交谈时，记录下一番生动的说辞：“您不熟悉蒙古人，他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挽着他们的手臂，答应贷给他们商品。当然，这样买的东西自然要贵百分之三十到四十。难道这不是合理的吗？利息积累起来，并且我们还要利滚利。每年我们都要走遍草原去收利息。蒙古人的债务永远也还不完，因为这些债务还要由其子孙们继续偿还。他们用绵羊、骆驼、马、牛等等来还债。我们用非常便宜的价钱收买这些牲畜，在市场上再高价卖掉。”——以当时的政策，是“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也就是不仅王公贵族，即使普通牧民，其债务在其死后要有所在旗“公还”，即所有人分摊，即使你自己没有借债，也得背上沉重的负担，这才有“晋商重利盘算，牛羊驼马率以抵收欠帐，搜括将空，万骑千群，长驱入塞，以致蒙古生计颇艰，贫瘠日甚”的情形。
有了上述三者之后，便是对藏传佛教的极力推崇了。
清廷深知“蒙地喇嘛教势力至为普遍，一般生活习尚。如婚丧疾疫，以及思想行为，莫不受其支配。全体人民，上自王公台吉，下至编户平民，莫不虚心供奉”。因此必须予以厚待，才能避免以佛教为号召的反抗，这即所谓“建庙一座，胜养兵十万”。于是，不但大力修建寺庙，且对寺庙及僧侣赋予免税、免徭役、免兵役等特权，对宗教上层进行政策性收买。宗教信仰自然要有宗教场所，但场所的兴建若是在自然发展的情况下，应是在信众能够承担的基础上，而清廷的行政参与，使得寺庙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蒙古各旗所能承担的范围。有寺庙便要有僧人，而出家为僧又有如此之多的好处，众多青壮年进入寺庙为喇嘛便成为摆脱贫困生活与征发差役的最好选择。
这就如要让火药爆炸，仅仅将硫磺、硝石、木炭按照比例混合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根引线将之引燃。因为战争对人口的消灭可算是“硫磺”，盟旗制度的固步自封可算是“硝石”，旅蒙商的垄断盘剥则是“木炭”，最后再加上大力推崇佛教这根引线，一场全面衰颓的爆炸也就不可避免。人们在清末看到的蒙古触目惊心现实，便是爆炸之后的断壁残垣。
记得小时候，呼和浩特的寺庙还相当破败，虽然也是文物保护单位，但有关部门并不那么上心，也没有如今天有数以亿计的“善款”支持以返修寺庙重塑金身。烧香拜佛者大多都是老人，青壮年极少，孩子更是没有，“那是封建迷信”的教条还很深入人心。
近年来，大召、席力图召、五塔寺等寺庙已经可以用金碧辉煌来形容了，一到“佛诞节”、“佛灯节”等佛教节日，上灯上香者摩肩接踵，很多父母带着年幼的子女前来，让孩子们在自己示范下履行宗教仪式。
有人说这是文明复兴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封建残余沉渣泛起，有人说这是进步，有人说这是倒退，各种争论从未停息。
面对争论，又有人说，这样的现象该如何评价，不该是现在的事，而要等一段时间，在不那么遥远的将来，回过头来进行分析，才能有些中肯的结论。毕竟，当代人说当代事，身处局中，难免当局者迷，只有当时光将一切沉淀下来后，有了身处局外的可能，才会旁观者清。
这样的说法，笔者总是有些怀疑，就如历史研究一般，后人以后人的眼光看前事，虽然有旁观者的“位置优势”，却也会陷入到以己度人、以今度古的误区，用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形倒推前事，又进入另一个局中而难以自拔。
正如钱大昕所言：“读经易，读史难。读史而谈褒贬易，读史而证同异难”。谈褒贬为何容易？因为可按照自己的感情或者情绪来说话，不需费力；证同异为何难？因为这需要比对不同史料，细致分析历史细节，既要走出历史之局限，又要设身处地的体察历史中的人和事，做到身处局中而置身事外，岂能不难？
比如，本文要谈的问题：藏传佛教给蒙古人带来了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似乎早有定论。无论是学者论断，教科书的编写，还是民间闲谈，都在强调一个事实：藏传佛教几乎摧毁了蒙古民族。
那么，是怎么摧毁的呢？
其一，佛教摧毁了斗志，使得善战的蒙古人陷入衰弱，成为人人可欺的弱者；
其二，佛教使得大批青少年和壮年出家为僧，使得人口萎缩，濒于灭亡；
其三，佛教使得大量物资用于修建寺庙，大量的财富作为供养捐献给寺庙，生产无法发展，社会处于无活力的状态。
而看到清末的蒙古人的状况，这三点都靠得住：清末民初之时，蒙古地区经济极端落后，不仅普通牧民大多陷于赤贫，即使王公贵族，也多有负债累累者。曾经踏破大半个世界的蒙古铁骑早已成为传说，蒙古兵不但不能抵御西方现代化军队，即使面对内部的农民起义军，如太平军、捻军、回民军也往往一败涂地，朝野早有“蒙兵不能战”的共识。尤其是人口，清初时，蒙古人口有2169446人，而在清末则是1715818人，减少了20.9%的，而这是在清朝总人口先后突破一亿、两亿、三亿乃至最后达到“四万万五千万”背景之下。
与之相对的，则是蒙古地区寺庙林立，僧侣占人口比例巨大的现实：外蒙古有寺院2600座，僧侣10万余人，内蒙古有寺庙1800座，僧侣15万余人，平均每旗有寺庙30-40座，僧侣人口占人口比例平均达到30%到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乃至60%。
佛教如此兴盛，而笃信佛教的蒙古民族却如此衰颓。清朝官方的《清朝理藩院档》中也承认:“蒙古之弱，纪纲不立，惟佛教是崇。于是，喇嘛日多，人丁日减，召庙日盛，种类日衰。”
于是，在清末，有识之士无不对佛教大加挞伐，文学家尹湛纳希在他的巨著《青史演义》中，便借助评论历史，对佛教进行抨击，认为“沉迷于玄术,佛教盛行”，便会导致“国政废弛，世道禁锢”乃至“社稷倾覆”。《蒙古风俗鉴》的作者罗布桑却丹更是直斥道:“英雄的宝剑换成了手中的念珠，无畏的勇士变成了跪叩的懦夫，健康的人无谓地向佛像乞求佑护。人人手持念珠诵咒,家家喇嘛念经祈祷，敞开死亡的大门，面朝永不回首的方向。”一些王公贵族也认为，蒙古“贫弱之根，实积于此。急欲图强，非取缔宗教不可”。
如此证据确凿，藏传佛教几乎毁灭蒙古民族的结论还有什么争议吗？
且慢，藏传佛教如果是清朝开始统治蒙古各部时开始传入蒙古，这个结论并无不妥，如果不是，就必须弄清，在清朝之前，藏传佛教给蒙古带来了什么？
元朝时，蒙古皇族大多信仰藏传佛教，但随着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元室北遁而建立北元，佛教很快便远离了蒙古人。恢复了游牧的蒙古各部，重新拾起了原始宗教萨满教，直到二百余年后的1578年，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引入蒙古，蒙古人才与藏传佛教再续前缘。
从1578年佛教传入蒙古，到1759年最后一个蒙古汗国准噶尔汗国被清朝灭亡，这之间又是近二百年，这段时间内，藏传佛教是否使得蒙古人陷入了人口锐减、武力颓废、社会活力大衰的境地呢？
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结果恰恰相反。
从人口而言，因为元明之际的战乱，14世纪末至15世纪末，蒙古人口一度锐减，约有160万左右。1480年，达延汗实现了蒙古本部的“中兴”，大型战乱基本停息，人口开始回升，到明末的1634年，达到200余万，这期间已经有佛教传入的66年，人口并未锐减。
1635年漠南蒙古被清朝征服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坚持到1691年，漠西卫拉特蒙古更是到1759年方才并入清朝版图，这段时间内，虽然有很多战争，但人口仍在稳步上升，史书中有大量因为人口滋生，牧群繁盛导致牧场不足而贵族发生摩擦乃至内斗的记载。尤其是卫拉特蒙古建立的准噶尔汗国，从其孕育时期起，便全民笃信佛教，但其鼎盛时期，能够达到“控弦近百万人，驮马牛羊遍山谷”的程度。
再说战斗力，藏传佛教传入之后，无论是可以控制各部的北元大汗，还是在某一地区称雄的蒙古首领，都能够对明朝造成很大威胁。扎萨克图图门汗（明朝史籍称为土蛮）、呼图克图林丹汗（明朝史籍称为虎墩兔汗）、内喀尔喀的卓里克图洪巴图鲁（明朝史籍称为炒花）等都是明朝边将谈之色变的“强虏”。清朝征服漠南蒙古，从努尔哈赤的1593年到皇太极的1635年，共用了42年时间，相对于人口、经济、幅员远远高于蒙古的明朝，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683年台湾郑氏投降的39年，抵抗时间之长，不但并不逊色，且犹有过之。
准噶尔汗国在立国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多次击败俄罗斯和清朝大军，最后灭亡时，也是抵抗激烈屡仆屡起，乃至于乾隆皇帝不得不下令进行灭绝屠杀，“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雍正皇帝归并青海时，和硕特蒙古起而抵抗，各大寺庙的喇嘛也从军参战，在郭隆寺一战中，数千喇嘛与清军激战，战败后退入山洞，被放火烧死也不投降。此战清军仅腰刀砍缺者就有三四百口，清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将作战经过写成奏折呈递雍正帝，其中便言道：“自三藩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雍正帝在朱批中也表示了惊骇：“实属奇事，方闻此等英勇之喇嘛。”
还有社会活力，藏传佛教传入蒙古之后，给蒙古带来的非但不是停滞和落后，反而是进步和发展。在佛教传入之前，因为常年的战乱，社会财富难以积累，知识阶层几乎扫地以尽，莫说平民，即使贵族也大多是文盲，文字几乎失传，历史濒于断裂。而在佛教传入后，形成了脱离战争与生产的知识阶层——僧侣集团，因为笃信佛教，内部的战争一般不会波及寺庙，使得寺庙成为文明的保护地，僧侣们可以安心研究学问。各寺院均设有经学学部、医学学部和时轮学部（即天文学），并有着系统的语言、文字训练，“喇嘛不仅仅是祭司，而且还是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和医生，甚至是世人的心脏和头脑，也是他们的权威人物”。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蒙古语言、文字得以规范和传承：1589年,喀喇沁翻译僧阿尤喜为转写藏语和梵语创造阿利伽利蒙古文；1648年,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智达创造适合于卫拉特蒙古语语音特点的托忒蒙古文；1686年,喀尔喀蒙古的札那巴斯尔参考藏文和梵文,创造索永布蒙古文。
文字的规范使文化得以发展，蒙古史诗《格斯尔可汗传》、《满都海彻辰夫人传说》等便是在佛教传入后，开始有了手抄本和刻印本，得以传承至今。作为蒙古史重要文献的《蒙古源流》、《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阿拉坦汗传》、《阿萨拉格齐史》、《恒河之流》、《水晶珠》、《金轮千幅》等也都是在佛教传入后，才撰写出来并得到妥善保存，而《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金轮千幅》等史书的作者，本身就是喇嘛。
同时，因为寺庙的特殊地位，使得围绕其产生了一个个市镇，成为商品集散地，贸易得以兴盛。今天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便是因著名寺庙大召的兴建而成为当时漠南蒙古重要的城市，人口最高时达到十万之众，成为明蒙贸易的枢纽。而准噶尔汗国的首都伊犁，也是以大寺院扎尔固寺、海努克寺为中心，形成“人民殷庶，物产饶裕”的“西陲一大都会”。
尤为重要的是，藏传佛教的传入，使得蒙古社会一些陋习得以消弭。例如，萨满教有血肉供神的传统，不但祭天时要宰杀大量牲畜，甚至要以童男、童女为供品，贵族死后，也要进行人殉。曾就有史书记载，佛教传入前，因一个贵族幼儿夭亡，其母亲竟然用一百名儿童殉葬，在屠杀到四十名时，因为民众骚动和一些贵族的抗议才作罢，可想而知其残酷。佛教传入后，以诵经、敬佛、燃香等仪式代替萨满教的祭祀仪式，供佛也采用乳制品，而严禁杀生祭祀，贵族去世请喇嘛诵经49天，一般牧民死诵经7天。还有一种陋习，那便是因为常年战乱和物资短缺，有些地区的萨满教甚至有儿孙杀害年老的父祖，流放体弱的父母的教义，而佛教戒杀生、报四恩的教谕，使得这一陋俗不复出现。
现在，也许可以的得出一个结论，从藏传佛教传入到蒙古不再以国家的形式存在的近两百时间内，文化、人口、尚武精神、社会活力等等并没有衰颓的迹象。
可在清末，蒙古民族确实衰颓了，而且衰颓得触目惊心，原因何在？难道藏传佛教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责任是有的，但只能算“从犯”，或者说，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一部电影，叫《双食记》，吴镇宇、余男、江一燕主演，说的是吴镇宇饰演的大款是个花花公子，喜欢谈恋爱的刺激，于是背着老婆余男在外面找了个二奶江一燕。余男为了报复，便隐姓埋名教江一燕做菜给吴镇宇吃，而自己在家里给吴镇宇做的菜则正好与江一燕的餐谱相生相克，两边吃饭就会伤肝、伤气、伤肾，总之什么都伤。最后，“吃两家饭”的吴镇宇终于被美食毒药击倒，百病缠身，绝望自杀。
这样的美食杀人，其实在现实中不太可能，那是需要长时间持之以恒地吃相克的食物才能导致患病，绝不可能很快便把人弄得半死不活。但编剧的构思很巧妙，告诉人们一个道理：要进行破坏，单一的因素，往往不能有所效果，而看似不相关的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便会产生惊人的破坏力。
蒙古人在清朝的迅速衰颓，便是多重措施下持之以恒的结果。
首先，是对征服过程中抵抗者
在摧毁北元汗廷，归并漠南蒙古的战争中，察哈尔、土默特、内喀尔喀等部，便遭到极重摧残。察哈尔部原有人口45万人左右，而经过抵抗——失败——复叛——再失败的循环之后，仅剩16929人。土默特部原有人口54万，而皇太极兵临土默特时，下令“烧绝板升”（板升为蒙古语，意为城市），进行焦土政策，末代土默特汗投降清廷时，仅有部众3300人。内喀尔喀五部原有人口10万左右，而在被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攻伐中，先后有三部彻底溃灭，剩余两部归附清廷时不足万人。
雍正时归并青海和硕特蒙古，“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数十万人，不但幕南无王庭，并无人迹”，青海和硕特原本二十余万的人口，仅剩“壮丁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五名”。而乾隆时灭亡准噶尔汗国，更是进行了“不得不除恶务尽也”的大屠杀，准噶尔蒙古“犯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以至于“厄鲁特（清朝对准噶尔的称呼）种类尽矣”。
其次，是在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实行盟旗制度。
清朝的皇帝虽并非出身纯粹的游牧民族，但非常了解游牧民族战斗力强盛之奥秘，那便是他们能够机动，能够在游牧当中以自己的需要分散、聚合，一旦时机成熟，看似星星点点的牧民们会迅速如滚雪球一样形成势若千均的声威和战斗力。而要让他们不具威胁，便要把他们分散成碎块，并牢固地限制在固定的土地上，使他们不能再机动，不能再联合。于是，蒙古各部按照地域分为内蒙古四十九旗、外蒙古八十六旗、西北蒙古三十四旗、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二十八旗, 共计一百九十九旗，各旗大者数万人，小者不过数千人，分散得如此之碎，也就绝不可能有任何威胁了。
各旗虽然人口很少，但旗内大小官职齐全，同时封授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到一、二、三、四等台吉的世袭爵位，各级爵位的贵族都享有一定的特权。寄生贵族群体庞大，供养他们的部众则人口稀少，部民负担极重，生活长期处于勉强维持温饱的状态。而同时，清廷对各旗划定牧场，严禁越境游牧，“内外札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
这样一来，使得蒙古牧民抵抗天灾的能力几乎丧失——在游牧时代，遇到雪灾、旱灾时，整个部落是要远距离迁徙，寻找新的牧场，这样便可避过天灾。而一旦画地为牢，天灾来临便只能坐等救济，而一旦救济不及时（以当时的体制也不可能及时），便会出现大规模的死走逃亡。即使没有天灾，长期固定地域放牧也使得草场退化、沙化，畜牧业萎缩，生计日益艰难。在此之上，蒙古各盟旗还要应付不定期的军事征发，无论内外战争，蒙古兵都是要出壮丁参军，征兵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民族。如此，人口的恢复也就难以实现。
再次，便是旅蒙商的官督垄断。
现在因为一系列晋商的影视剧，如《白银谷》《乔家大院》等，山西商人吃苦耐劳，重信重义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考察晋商史，这些倒并非后人美化，但是，在诸多晋商取得了在蒙境经商的特权之后，就形成了在官府庇护下的垄断经营，例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清朝政府发给大盛魁的‘龙票’，不仅是经商执照，实质是一种专利特许证，因为不是每家旅蒙商都能领得到的，而且特别发给极少数几家商号的……‘龙票’是规定放‘印票’帐范围的票照。”
商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天职，有了垄断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又建立在承受官府重税盘剥的基础上（如印子钱、驮子钱、毛包钱等税款以及票礼、节礼、回扣等常规），那自然要巧取豪夺不在话下。其手段不外乎以次充好，劣货贵卖，并发放高利贷。
1844年，法国传教士E·P·苟戈慕游历蒙古时，在鄂尔多斯遇到一位叫姚庆图的商人，在与之交谈时，记录下一番生动的说辞：“您不熟悉蒙古人，他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挽着他们的手臂，答应贷给他们商品。当然，这样买的东西自然要贵百分之三十到四十。难道这不是合理的吗？利息积累起来，并且我们还要利滚利。每年我们都要走遍草原去收利息。蒙古人的债务永远也还不完，因为这些债务还要由其子孙们继续偿还。他们用绵羊、骆驼、马、牛等等来还债。我们用非常便宜的价钱收买这些牲畜，在市场上再高价卖掉。”——以当时的政策，是“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也就是不仅王公贵族，即使普通牧民，其债务在其死后要有所在旗“公还”，即所有人分摊，即使你自己没有借债，也得背上沉重的负担，这才有“晋商重利盘算，牛羊驼马率以抵收欠帐，搜括将空，万骑千群，长驱入塞，以致蒙古生计颇艰，贫瘠日甚”的情形。
有了上述三者之后，便是对藏传佛教的极力推崇了。
清廷深知“蒙地喇嘛教势力至为普遍，一般生活习尚。如婚丧疾疫，以及思想行为，莫不受其支配。全体人民，上自王公台吉，下至编户平民，莫不虚心供奉”。因此必须予以厚待，才能避免以佛教为号召的反抗，这即所谓“建庙一座，胜养兵十万”。于是，不但大力修建寺庙，且对寺庙及僧侣赋予免税、免徭役、免兵役等特权，对宗教上层进行政策性收买。宗教信仰自然要有宗教场所，但场所的兴建若是在自然发展的情况下，应是在信众能够承担的基础上，而清廷的行政参与，使得寺庙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蒙古各旗所能承担的范围。有寺庙便要有僧人，而出家为僧又有如此之多的好处，众多青壮年进入寺庙为喇嘛便成为摆脱贫困生活与征发差役的最好选择。
这就如要让火药爆炸，仅仅将硫磺、硝石、木炭按照比例混合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根引线将之引燃。因为战争对人口的消灭可算是“硫磺”，盟旗制度的固步自封可算是“硝石”，旅蒙商的垄断盘剥则是“木炭”，最后再加上大力推崇佛教这根引线，一场全面衰颓的爆炸也就不可避免。人们在清末看到的蒙古触目惊心现实，便是爆炸之后的断壁残垣。
失去草场的牧民致内蒙古巡视组的公开信
内蒙古巡视组：你们好！
我是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二队的牧民，因十八年前家中的草场被基层干部强行侵占，上访申诉多年至今无果，故今日再次向巡视组申诉反映问题如下：——
我叫吴艳芳 曾是原籍三队的牧民，1985年与原籍二队的牧民胡格吉勒图结婚，1985年承包草场4000余亩，！（1） 刚过上好日子却祸从天降，丈夫于1993年突然去世，扔下我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当时三个孩子的年龄分别是七岁 五岁和四岁），男人去世家中顿失主要劳力，我们孤儿寡母也陷入困境 生活十分艰辛，所以到1997年时 已经到了无力缴纳承包草场税金的地步了。
当时的苏木领导非但没有尽职扶贫帮困 伸出援助之手，而是雪上加霜 落井下石 蛮横地以不交税为由 强行收回了我们一家老小赖以为生的草场。当时我才三十出头 孩子又小， 草场被收走后吓得各地筹钱四处打工，总算于次年凑够税款分俩次补交了上去，（2）但基层干部仍然不归还我家的草场，1998年第二轮草场承包时 苏木领导以我已外嫁为由（其实我的户口至今还在原籍）（3）公然剥夺了我和三个孩子的命根子——草场，事后我才听说 我家以前承包的那4000余亩草场被苏木干部额尔登蒙克 巴图图拉嘎 等人瓜分后占为己有了（额当时为乡长现为旗林业局局长；巴当时为乡党支部书记 现为旗草监局局长）！
草场被侵占 生活无来源 孩子又小 只得靠四处打工挣钱维持生计，因生活窘迫 收入微薄 孩子上学的费用都无力负担，所以几个孩子的学业被耽误 几乎文盲，这都是草场被侵占引发的沉痛后果！，，，
1997年草场被侵占时 我还年轻 ，现在 十八年的流离失所 艰辛劳作，我已积劳成疾一身病痛，三个孩子虽在艰辛中抚养成人 但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下，我已步入暮年来日无多 故我不希望孩子们也步我的后尘：无家可归 四处漂泊 老无所依！（4），，，所以 我殷切希望巡视组能认真调研 彻查侵占我草场的腐败分子，给我们底层老百姓以活路 ！结束我多年的上访申诉！（5），，，
此致 敬礼
失去草场的牧民：吴艳芳
2015，9，29，
后付材料：
1， 草场承包合同书一份；
2， 补交税款的俩份收据；
3， 户口复印件一份；
4， 嘎查出具的我生活状况之证明材料；
聽說王君書記已來到巴盟五原縣 可能要來烏拉特中旗 當地牧民很高興 在路邊舉牌“希望王君书记给牧民做主！”等候王君车队。
下午快四点时 当地公安局突然出动大批警力把在路边等候要见王君的牧民全部都抓进了东街派出所 至今未放！具体被抓的人数不清 网名伟大母亲也在被抓的人之中！
有牧民给乌拉特公安局局长张志清打电话问询 得到张的证实 现在网上知情者纷纷关注 ！
牧民维权当局不予理睬 递材料也遭阻挡 现在牧民要见前来视察的王君书记又把牧民非法拘留...乌拉特中旗的政府官员欺人太甚！牧民举牌在路边等候王君书记的照片也全部被删帖 据说 被抓牧民要等明天王君离开乌拉特中旗后才放人...
旗公安局局长张志清的电话为：13947870008
希望更多的网民关注此事 声援被抓牧民！ 让牧民及早获释！
我是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二队的牧民，因十八年前家中的草场被基层干部强行侵占，上访申诉多年至今无果，故今日再次向巡视组申诉反映问题如下：——
我叫吴艳芳 曾是原籍三队的牧民，1985年与原籍二队的牧民胡格吉勒图结婚，1985年承包草场4000余亩，！（1） 刚过上好日子却祸从天降，丈夫于1993年突然去世，扔下我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当时三个孩子的年龄分别是七岁 五岁和四岁），男人去世家中顿失主要劳力，我们孤儿寡母也陷入困境 生活十分艰辛，所以到1997年时 已经到了无力缴纳承包草场税金的地步了。
当时的苏木领导非但没有尽职扶贫帮困 伸出援助之手，而是雪上加霜 落井下石 蛮横地以不交税为由 强行收回了我们一家老小赖以为生的草场。当时我才三十出头 孩子又小， 草场被收走后吓得各地筹钱四处打工，总算于次年凑够税款分俩次补交了上去，（2）但基层干部仍然不归还我家的草场，1998年第二轮草场承包时 苏木领导以我已外嫁为由（其实我的户口至今还在原籍）（3）公然剥夺了我和三个孩子的命根子——草场，事后我才听说 我家以前承包的那4000余亩草场被苏木干部额尔登蒙克 巴图图拉嘎 等人瓜分后占为己有了（额当时为乡长现为旗林业局局长；巴当时为乡党支部书记 现为旗草监局局长）！
草场被侵占 生活无来源 孩子又小 只得靠四处打工挣钱维持生计，因生活窘迫 收入微薄 孩子上学的费用都无力负担，所以几个孩子的学业被耽误 几乎文盲，这都是草场被侵占引发的沉痛后果！，，，
1997年草场被侵占时 我还年轻 ，现在 十八年的流离失所 艰辛劳作，我已积劳成疾一身病痛，三个孩子虽在艰辛中抚养成人 但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下，我已步入暮年来日无多 故我不希望孩子们也步我的后尘：无家可归 四处漂泊 老无所依！（4），，，所以 我殷切希望巡视组能认真调研 彻查侵占我草场的腐败分子，给我们底层老百姓以活路 ！结束我多年的上访申诉！（5），，，
此致 敬礼
失去草场的牧民：吴艳芳
2015，9，29，
后付材料：
1， 草场承包合同书一份；
2， 补交税款的俩份收据；
3， 户口复印件一份；
4， 嘎查出具的我生活状况之证明材料；
聽說王君書記已來到巴盟五原縣 可能要來烏拉特中旗 當地牧民很高興 在路邊舉牌“希望王君书记给牧民做主！”等候王君车队。
下午快四点时 当地公安局突然出动大批警力把在路边等候要见王君的牧民全部都抓进了东街派出所 至今未放！具体被抓的人数不清 网名伟大母亲也在被抓的人之中！
有牧民给乌拉特公安局局长张志清打电话问询 得到张的证实 现在网上知情者纷纷关注 ！
牧民维权当局不予理睬 递材料也遭阻挡 现在牧民要见前来视察的王君书记又把牧民非法拘留...乌拉特中旗的政府官员欺人太甚！牧民举牌在路边等候王君书记的照片也全部被删帖 据说 被抓牧民要等明天王君离开乌拉特中旗后才放人...
旗公安局局长张志清的电话为：13947870008
希望更多的网民关注此事 声援被抓牧民！ 让牧民及早获释！
杨海英教授著作『在图伯特挥舞的日本刀 ・ 蒙古现代骑兵史』获日本第10届樫山純三奖
译文：
2015年10 月8日，第十届樫山純三奖决定授予『在图伯特挥舞的日本刀 ・ 蒙古现代骑兵史』 杨 海英 著（文艺春秋 发行） （賞金1,000,000 円）
关于樫山純三賞
公益財団法人樫山奨学財団は、昭和52 年（1977 年）に意欲ある社会有用な人材の育成を目的に設立された奨学財団です。設立者樫山純三は財団設立当初から国際社会の情勢を的確に捉え、それらに対処できうる人材を一人でも多く育成する事が大切だと考えていました。樫山純三賞はその遺志を現代に活かすものとして、財団設立30 周年を記念して平成18 年度（2006 年）に新設しました。国際的視野にたった社会有益な図書を表彰し、その業績を一層広く世に知らしめる事を通じて、上記のような人材育成に資する事を目的にしており、今年度は第10 回となります。
表彰の対象
21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国際社会の安定と進化にとって、アジアとの共生が大切である事に鑑み、現代アジアについて独創的で優れた図書の著者へ授与します。
2015年10月13日星期二
人权、民族自治和自决——第二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文告
(人权、民族自治和自决——第二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材料之一)
第二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定於2015 年 11月 27 日至 29 日，在德国科隆旅馆（Hotel Holiday Inn Köln）举行。
习近平执政以来，民族政策无新意，只强调“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空泛口号。
他的民族问题的药方是：
一、坚持中共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政策，即：中共一党领导的专制政权。二、强调和重视“民生”和“经济利益”，故意忽略了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人权问题，特别是对于落实真正的民族自治政策，只字未提。一言以蔽之，七个字：统一、稳定、反分裂。
为什么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冲突越来越尖锐？许多民主国家同样是多民族共存，为什么民主国家的民族矛盾会得到和平妥善的解决？在民主制度下，各民族的政治权益是平等的，民族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民族的价值观得到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获得保障等。人民有权表达各种思想，也包括“统”与“独”的想法，宪法也保护公民自决权力。解决民族矛盾和冲突的关键是尊重人权至上的普世价值观。民主制度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金钥匙。
研讨会筹备联络人：
席海明（蒙族）：欧洲蒙维藏汉协商会主席、內蒙古人民党主席
Tel.: 49-221-9419381，Handy: 49-151-24126290，E-Mail: xihaiming2013@gmail.com
费良勇：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
Tel.: 49-911-223820, Handy: 49-1792028873，E-Mail:fei@fdc64.de
廖天琪：德国科隆世界艺术学院理事
Tel.: 49-221-80158705, Handy: 49-178-9224216, E-Mail: tienchimartin@gmail.com
都布信吉雅（蒙族）：内蒙古人民党秘书长
E-Mail: tuvshinzaya.nc@gmail.com
彭小明：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
Tel.: 49-2241-9756417, Handy: 49-175-8053184, E-Mail: dagou@t-online.de
潘永忠：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会秘书长
Tel.: 49-2431-946637, Handy: 49-173-2560548, E-Mail: aimipan@t-online.de
第二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定於2015 年 11月 27 日至 29 日，在德国科隆旅馆（Hotel Holiday Inn Köln）举行。
习近平执政以来，民族政策无新意，只强调“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空泛口号。
他的民族问题的药方是：
一、坚持中共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政策，即：中共一党领导的专制政权。二、强调和重视“民生”和“经济利益”，故意忽略了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人权问题，特别是对于落实真正的民族自治政策，只字未提。一言以蔽之，七个字：统一、稳定、反分裂。
为什么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冲突越来越尖锐？许多民主国家同样是多民族共存，为什么民主国家的民族矛盾会得到和平妥善的解决？在民主制度下，各民族的政治权益是平等的，民族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民族的价值观得到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获得保障等。人民有权表达各种思想，也包括“统”与“独”的想法，宪法也保护公民自决权力。解决民族矛盾和冲突的关键是尊重人权至上的普世价值观。民主制度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金钥匙。
研讨会筹备联络人：
席海明（蒙族）：欧洲蒙维藏汉协商会主席、內蒙古人民党主席
Tel.: 49-221-9419381，Handy: 49-151-24126290，E-Mail: xihaiming2013@gmail.com
费良勇：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
Tel.: 49-911-223820, Handy: 49-1792028873，E-Mail:fei@fdc64.de
廖天琪：德国科隆世界艺术学院理事
Tel.: 49-221-80158705, Handy: 49-178-9224216, E-Mail: tienchimartin@gmail.com
都布信吉雅（蒙族）：内蒙古人民党秘书长
E-Mail: tuvshinzaya.nc@gmail.com
彭小明：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
Tel.: 49-2241-9756417, Handy: 49-175-8053184, E-Mail: dagou@t-online.de
潘永忠：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会秘书长
Tel.: 49-2431-946637, Handy: 49-173-2560548, E-Mail: aimipan@t-online.de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孔子学院组织举办的“草原之风”蒙古音乐歌舞在美巡演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最后一场名为“草原之风”的蒙古族歌舞音乐会日前在马里兰大学霍夫剧院举行。来自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近十所学校的几百名中小学生和马里兰大学师生一起观赏了这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出。
“草原之风”艺术团由来自呼伦贝尔、鄂尔多斯、锡林郭勒和科尔沁草原的蒙古族原生态歌手组成，由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孔子学院组织发起，先后在美国8家孔子学院进行巡演11场次，向美国民众介绍蒙古文化，加深当地民众对孔子学院的了解。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主办的这场演出是最后一站。
在当天的演出中，演员们表演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蒙古呼麦和长调的歌唱形式，如男声长调《都伦扎纳》，女声长调《黑骏马》，男声呼麦《母亲》，还有男女声二重唱《努日格日玛》及《敖包相会》等等歌唱节目。这些民间歌手们用美妙的歌声、特有的旋律和动情的表演在背景屏幕上的草原生活图片的衬托下为美国听众勾勒出内蒙古草原的广阔与美丽、蒙古族生活的多姿多彩。中间穿插的舞蹈节目《萨日娜》、《草原情怀》和《鸿雁》，则更形象地表现出蒙古族的民族精神和生活情趣。
主办方介绍，演出引起现场观众的共鸣，整个剧场多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尤其是最后，全体观众伴随着合唱曲的节奏不断击掌和声，台上台下溶为一体，气氛热烈感人。
演出结束后，观众们意犹未尽，久久不肯离去。一些观众上台与演员们合影留念，马里兰大学图书馆的一位退休教授手拿节目单请每位演员签名，祝贺演出成功。多位现场观众表示，希望孔子学院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与世界分享中国那丰富而多元的文化。
“草原之风”艺术团由来自呼伦贝尔、鄂尔多斯、锡林郭勒和科尔沁草原的蒙古族原生态歌手组成，由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孔子学院组织发起，先后在美国8家孔子学院进行巡演11场次，向美国民众介绍蒙古文化，加深当地民众对孔子学院的了解。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主办的这场演出是最后一站。
在当天的演出中，演员们表演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蒙古呼麦和长调的歌唱形式，如男声长调《都伦扎纳》，女声长调《黑骏马》，男声呼麦《母亲》，还有男女声二重唱《努日格日玛》及《敖包相会》等等歌唱节目。这些民间歌手们用美妙的歌声、特有的旋律和动情的表演在背景屏幕上的草原生活图片的衬托下为美国听众勾勒出内蒙古草原的广阔与美丽、蒙古族生活的多姿多彩。中间穿插的舞蹈节目《萨日娜》、《草原情怀》和《鸿雁》，则更形象地表现出蒙古族的民族精神和生活情趣。
主办方介绍，演出引起现场观众的共鸣，整个剧场多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尤其是最后，全体观众伴随着合唱曲的节奏不断击掌和声，台上台下溶为一体，气氛热烈感人。
演出结束后，观众们意犹未尽，久久不肯离去。一些观众上台与演员们合影留念，马里兰大学图书馆的一位退休教授手拿节目单请每位演员签名，祝贺演出成功。多位现场观众表示，希望孔子学院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与世界分享中国那丰富而多元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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