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我要强调蒙古人有名，有姓 ！mongol huund ner tai，obog tai！！
但为什么填护照申请单的时候让我们按着他们写好的‘样单’填写，可‘样单’上明明把原本的名字写在姓氏一栏，而要我们在名字一栏写着XXX?比如，姓：巴特尔 名：XXX。记得当时在锡林浩特市办护照时就是照着这个填的。工作人员当时也没给出什么靠谱的解释。等护照出来的时候当然是有姓，没名字！一切麻烦从这时开始。
等到我来法国留学的时候更是让我苦笑不得。老外不明白啊 ？！你这是怎么个意思~世上还有没名字的人？还是叫“叉叉叉”？！所以从我的银行账户，到社会保险，学生证，录取通知书，住宿证，健身卡，银行卡上的名字各不相同。都老外根据自己对我护照上的名字的理解，给我瞎起得名儿 ！名字是父母给起的，谁愿意被这么“折腾”啊？！各种版本的写法儿，比如WUYUNDALAI XXX,WU YUNDALAI（认为乌就是姓）,WUYUN DALAI（认为乌云是姓）,WUYUNDALAI .（那个点点就是名字 ） ,XXX WUYUNDALAI。导致我一遍遍地向保险公司，银行，老师，同学解释蒙古人的姓名是怎么回事儿，我这是government叫我这么写的，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如果先在中国的情况变了，不再是这样 ，请各位大虾告诉小弟我立马回家“改名字”。如果还是这样 所有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人（至少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是这样的）的护照上有名，没姓的话,请各位顶 我的这个帖子。希望以后所有蒙古族留学生，或者手里拿着护照的蒙古族人都能有姓有名。这是我的梦想！！！如果你有和我相同尴尬经历，但是从来没人问起过你蒙古人难道没名字？!或者你得无所谓的话，哥再给你起个纯纯地蒙古族名字叫“jinken 2B”~~~·
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在北京居住的蒙古人，身份证上的名字被生生砍断，只留前四个字。据说是因为“名字太长“，输入的软件不支持四个字以上的名字。那你就换个软件啊。找人重新写或者怎么样，削足适履算怎么回事呢？
第二种是上面说的在护照上，名字被登记到姓氏栏，然后名字栏里面登记XXX。这种做法往小了说是混蛋，往大了说是有辱国体。因为XXX在说英语的国家是毛片的同义词。让自己国家的公民举着这么一本护照出国，丢的是整个国家的脸。尤其是女孩儿，名字叫XXX…… 顺带一提，这个事儿都上了wikipedia了：http://en.wikipedia.org/wiki/Mongolian_names
第三种名字被砍成两半，然后翻过来了。我属于这种情况。现在我的名字的第一个音节变成了我的姓，后面的音节成了我的名字。这事儿有多讨厌，想象一下吧。如果你名字叫做巴特尔，你就姓“巴“，名字叫”特尔“。乌兰夫就是姓“乌”叫“兰夫“。奥巴马是不是姓”奥“，名字叫”巴马”呢？
难受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自治区？自治？连自己祖宗留下来的姓氏名字在法律上都受到限制，受到压迫，不得不说主席巴特尔到底为我们蒙古人的利益争取到了什么！！
自己这辈子也就算了，已经锻炼出很强的忍耐力，问题是孩子，孩子大一点了，就会问你“我们没有姓吗？我也要一个带姓的名字”，你当然告诉孩子我们是有姓的，可是护照上不能写，因为我们是中国来的内蒙古人，这样的解释连孩子都觉得有问题，其实真的不想让孩子从小记住仇恨，问题是实在没有办法解释清楚，孩子长大了怎么办？她也会去很多国家，坐飞机，去医院看病，会碰到跟我们同样的麻烦，她受得了这种精神折磨吗？“中央集权统治”，只会关心大部分人的利益（单位：亿）少数名族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何时能解决呢？
蒙古人的名字，特别是中国籍蒙古人的名字，确实是绝大多数都这样的。而且确实很多蒙古人不知道自己的姓氏，虽然网络上有蒙古姓氏对照资料，但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家族的来源，所以到底怎么个情况并不清楚。
但是，现在国际化的今天，必须解决这样的问题。蒙古国已经走了第一步，有的联名制，用父亲的名字作为姓，这和维吾尔人和阿拉伯人的习惯相近。有的记得自己的姓氏，有的因为崇拜圣主，所以取博尔至金作为姓。不管怎么样，这一步迈出去了。
但是中国籍蒙古人在这方面还非常的迟钝，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不在乎。非得到拿护照的那一天才想起面对这样的尴尬吗？
从身边的情况看，有的取汉名，比如双喜，有的取蒙古名，如巴特尔，有的取藏名，但是都没有姓氏（以身份证为准）。也有的取汉名，但带有单字的姓，有的取蒙古名，也带有单字的姓（有的姓与名之间无分隔符，有的有分隔符，比如雷.额尔德尼）。但是总体看，名字带有姓氏的比例非常小。
再者，很多蒙古人不知道自己的姓氏，而有的虽然自己名字不带姓氏，但自己知道家族的姓，或知道家族的部落来源。
不管怎么样，中国籍蒙古人的名字改革是必须的。
虽然在中国，该名字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还是建议年轻人尽早去改名字，把自己的姓氏加到名字当中，成为所谓的 姓名。而且如果知道自己家族来源的话，最好是蒙古姓氏，你的祖上所在的部落名字，就是你的姓氏。当然也可以简化为单个汉字（毕竟是汉语国家，所以护照会按名字的汉字写法对应的汉语拼音来拼写）。
忘记姓氏的人，尽量和亲人或家乡的人打听自己家族的来源，如果没有结果，尽可以参照蒙古国的方式来做。总之要改，有小孩的，尽早改，省的麻烦。
另外关于姓名的汉字字数的问题。
可以搜索一下蒙古族人大代表或政协代表的情况，有的人字数不少的，如自治区副主席 雷.额尔德尼 就是5个汉字并且中间有分隔符。
新疆的代表名字有的要12个汉字，西藏人的名字有14个字。
中国目前的身份证登记系统（银行和其他部门的系统不了解）可以登记14个汉字的名字（指没有分隔符的情况下）。
2010年10月1日星期五
西藏和蒙古活佛的由来
一、西藏的活佛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自从公元十三世纪藏传佛教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以来，其他教派先后仿效。到新中国成立时，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各民族各地区约有上千个活佛转世系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活佛群。
什么是“活佛”和“活佛转世”
佛是梵文Buddha的音译“佛陀”的简称。梵文佛陀的本意是“觉者”“知者”。藏传佛教早期把学佛有成悟得佛义又能引导他人觉悟的人称为“上师”（喇嘛），进而认为他是转生来到人间的佛，从而创立了寻找佛的化身，作为宗教和寺庙首领和法位传承方式。所谓“佛的化身”，是指那些学佛修行有成就的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在死后投胎转生为另一个肉体，重返人间，继续普度众生。
活佛转世的理论依据
佛教教义和神学中有“佛有三身”说和灵魂不灭说。“三世”是指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一位最高的佛为主宰；一切生灵都在六道轮回之中，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犹如车轮之旋转，佛的化身也不例外，但佛经过轮回仍然是佛。这本是佛教教义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可是在佛教其它支派的信仰实践中并没有活佛和活佛转世，唯独在藏传佛教中成为法位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成为藏传佛教区别于其它派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历史的事实是，这种传承方式创立和形成于“后宏期”藏传佛教形成派别之后。当时各教派存在着争夺信徒，扩大各自影响，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和争斗。为此，给转世灵童披上一层佛的化身降世和灵魂不灭的神秘外衣，用以慑服人心，排除非议，又可依靠神力强化其统治。
活佛转世的由来和发展
活佛转世始于十三世纪前期。在此之前，藏传佛教各派的继承，有的是师徒衣钵相传，如格鲁派的前身噶当派；有的是父子家族世袭传承，如萨迦派；还有少数选贤继承，如噶丹赤巴，上下密院堪布。
到了明清两代，由于中央政权对活佛的册封，藏传佛教各派竟相采取“活佛转世”传承，形成习俗。
西藏地区的教派主要有四种：
1、宁玛派（红教）
“宁玛”藏语意为“古”或“旧”，所谓“古”是指该教派是藏传佛教诸派中最早的一派，可追逆到莲花生大师传法时期，所谓“旧”是指西藏前弘期佛教相对后弘期佛教而言。该派极重密宗且弘扬旧密咒。早期宁玛派的特点是采取密秘单传，信徒分散，没有寺院及僧团，其教徒可从事生产，可娶妻生子。由于该派僧人穿红色僧衣，俗称“红教”。
2、噶举派（白教）
藏语“噶举”意为“口授传承”，因为此派的密法修行，是通过师徒口耳相传继承下来，故称“噶举派”，又因为该派僧人穿白色僧衣，故俗称“白教”。此派传承复杂，流派众多，但均源于玛尔巴和米拉日巴，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系统便始于该派的噶玛噶举，此派在西藏历史上影响巨大，现在仍在藏传佛教中占一席之地。最先采用活佛转世制度，曾出过西藏第一个女活佛。年初逃跑之噶玛巴即为该派小活佛。
3、萨迦派（花教）
“萨迦”藏语意为“灰白土”。 寺建在西藏日喀则萨迦县，此地岩石灰白，故称“ 寺”。该派?院的围墙上涂有红、白、蓝三种颜色，分别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俗称“花教”。该派在西藏历史上影响很大，其发展与衰落和元朝中央政府紧密相连。其势力在元朝时最盛。元世祖封该派首领八思巴为元代第一任“帝师”、“大宝法王”。在西藏建立了由此派执掌的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封建政权，该派由此显赫一时，寺院除分布藏族地区外，还远及内地和蒙古。元末后，迦派仅保有日喀则西南萨迦地方的政教势力。
4、格鲁派（黄教）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诸派中形成最晚的教派，是15世纪初，宗喀巴以噶当派教义为基础，吸收其它诸派的精典教义而创立的。该派势力之大，影响之深是其它教派不能相提并论的，达赖转世和班禅转世系统都出于该派。藏区五大寺庙，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青海省的塔尔寺、甘肃省的拉卜楞寺均属该派。该派的形成使藏传佛教哲学思想臻于系统化，在政治上，促使西藏“政教合一”，此派占据藏传佛教的统治地位。由于该派僧人带黄帽，俗称“黄教”。
达赖、班禅名称的由来
黄教由于禁止喇嘛娶妻，于是宗教首领采取噶举派首创的转世相承的办法。1546年，蚌寺法台宗喀巴的弟子“根登嘉措”死后，上层当权喇嘛从前藏雄龙地方找来了年仅三岁的“索南嘉措”，作为前任法台“根登嘉措”的“转世灵童”，成为黄教寺庙集团的继承首领。这是黄教采用活佛转世制度的开始。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赠与“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此后，黄教寺庙集团便按这个称号追认宗喀巴的弟子“根敦主巴”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登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是根登嘉措的转世活佛，所以是第三世达赖喇嘛。此后，“达赖喇嘛”这个称号正式确定下来，成为举世皆知的名号。此后，转世活佛一直沿用至今，共传14世。这是格鲁派的第一转世系统。
五世达赖喇嘛的老师是日喀则“罗桑确吉坚赞”，当时被人尊为班禅（意为大学者）。他死后，五世达赖为他选定转世灵童“罗桑意希”，建立起格鲁派的另一个转世系统。“罗桑却吉坚赞”被称作第四世班禅，“罗桑意希”是第五世班禅。并追认“罗桑却吉坚赞”以前的历辈师徒传承为第一，二，三世班禅。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这一封号正式固定下来。至今，班禅已传十世，是为格鲁派的第二转世系统。
活佛转世的程序
一般的程序是：首先确定活佛转世的方向，然后由寺院派出高僧分赴各地秘密寻访灵童。确定候选灵童若干，最后确定其中一个为转世灵童，迎回寺庙，举行坐床。
对转世灵童的认定，在乾隆五十七年中央政权决定金瓶掣签制度前，主要采取以下方式：一、抓阄。如寻访出几个幼童，各方意见相持不下，难以确定时，即采用抓阄法来确定。二、护法神汉作法降神指定。三、高僧占卜指定。四、世俗统治者指定。如第巴桑结嘉措指定的第六世达道嘛仓央嘉措等，但这些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例。五、僧俗统治者共同商定。后两种特例说明，活佛转世神秘化或简单化，都服从于统治者的需要。
活佛转世的法制化及其意义
1792年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把用“金瓶掣签”认定活佛转世灵童列为第一条。规定：“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阉湾饶材岱鹣袂罢 饺隙ā假若找到灵童只有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象父子一样（应是“互为师徒”），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灵童的名字用汉、藏、满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兴隆和不使护法弄虚作弊。”
清朝中央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是对藏传佛教传统的活佛转世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对当时和后世的藏族社会及藏传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它在政治上进一步完善了传统的活佛转世制度，确立了中央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最高权威。清廷通过这一制度，取消了过去由护法神指定灵童真身的做法，代之以金瓶掣签认定灵童真身，然后由驻藏大臣上报中央政府批准，从而消除了护法神“往往受人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的弊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于转世活佛这一关系西藏地方政教大权的重大宗教事务的管理，将确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大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权力，从少数人手转到中央政府之手，使之公正，合理，合法，确立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
第二，从宗教上看，金瓶掣签制度，理顺了宗教内部的关系，将写有数名灵童候选人名字及出身年月的签牌，放进金瓶内，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大呼图克图等在释牟尼像前作出“神断”，是完全符合宗教要求的，也是较为公允的。因而受到所有虔诚信仰释迦牟尼的宗教界、上层贵族和广大群众的拥护。第三、从社会效果看，金瓶掣签制度实施以后，基本上没有再因转世灵童而引起大的纠纷，避免了历史上各教派内部为争夺转世灵童的矛盾和斗争，从而促进了藏族社会的相对稳定。经过百余年的实践，证明它是符合西藏情况的。
注：呼图克图：蒙古语。“呼图克”意为寿，“图”意为“有”，合称“有寿的人”，亦即“长生不老”之意。清朝中央政府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区喇嘛大活佛的封号。凡属这一级的活佛，均载于“理藩院”册籍，每代转世必经中央政府予以承认和加封。乾隆以后，转世须经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签确定。他们都是仅次于达赖、班禅的大封建领主。西藏的大呼图克图有些具有出任地方政府摄政的资格。
二、外蒙古的活佛
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很早已有红教传播。至明代，三世达赖在呼和浩特城传教时，喀尔喀“土谢图”汗（外蒙古外七部之一）“阿巴岱特”(阿巴岱汗）来和他会晤，“领受佛教要旨，迎经典归。”这是黄教传入外蒙古之始。1586年，阿巴岱汗建立了第一座寺庙额尔德尼召。1604年，四世达赖喇嘛派“多罗那他”去外蒙古传法，赠“多罗那他”号为“迈达理呼图克图”。多罗那他讲法传经，修建寺院，受到喀尔喀人的尊信。1634年多罗那他死于库伦（今乌兰巴托）。他死后第二年，阿巴泛孙子刚好生一子，名“乍那巴乍尔”，被指为迈达理呼图克图（即多罗那他）的“呼毕勒罕”（死后转生之意，即今称之转世灵童），并授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号，这就是外蒙教主“哲布尊丹巴”名号之来由。外蒙活佛转世即由此始。哲布尊丹巴1655年遣使北京献佛像，与清朝建立关系。康熙帝在喀尔喀发生内讧时，利用达赖和哲布尊丹巴同喀尔喀的宗教关系，于1688年召二人到喀尔喀和蒙古诸汗王会盟，进行调解。
不久，厄鲁特准噶尔部“噶尔丹”汗率大兵东侵喀尔喀，大破“土谢图”汗诸部。漠北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在开会的时候就说：“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菲久安之计。莫若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力爸汗率众东移，投奔清朝。1690年，康熙帝亲征，在乌兰布通（今赤峰附近）大败喀尔丹。1690年又在克鲁伦河大败噶尔丹，喀尔喀部得重返故地。喀尔喀部从此归顺清朝。因此，哲布尊丹巴更加受蒙民宠信，也深得清帝的优待。清帝为他在多着尔修建了汇宗寺，后又在外蒙修建庆宁寺，称他率七族喀尔喀等来归最有功，为“黄教中第一流人”，封为大喇嘛，赐诰命金印，世世永称“呼毕勒罕”（死后转生之意），掌管漠北宗教大权。从此，黄教在外蒙古也迅速得到传播。
1911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帝俄怂恿下曾一度宣布“独立”，自称“大蒙古皇帝”，年号共戴。1921年，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政权，以他为立宪君主。1924年病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从此废除。
注：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一词初见于明代，为蒙古六万户之一，共十二部，其中内喀尔喀五部，外喀尔喀七部。内五部清初居于兴安岭东南，编为巴林、札鲁特、熬汉、奈曼等四部五旗，属内札萨克（内蒙古）。外七部清初并为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三部。雍正三年，又从土谢图汗部分出赛音诺颜汗部，共成四部（八十六旗），属外札萨克（外蒙古）。仍袭用喀尔喀蒙古称呼。
三、内蒙古的活佛
清代在漠南蒙古多着尔、热河、归绥等地新建了许多寺庙，僧人激增，一些上层喇嘛被封为呼图克图、国师等多种封号。1687年，五世达赖大弟子青海佑宁寺治台“章嘉呼图克图”因参与调解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的纠纷，得以谒见康熙帝。从此“章嘉呼图克图”留住北京，清朝给他在北京修建祝寺，后在多伦诺尔修建善因寺，使之主持漠南蒙古的喇嘛教。此后，历代“章嘉呼图克图”都为内蒙黄教之教主，利用宗教势力为清朝效力，深得宠信。二世章嘉呼图克图受封灌顶国师称号，荣邀恩宠；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精经典，通藏、汉、满、蒙四种文字，整理翻译满文、蒙文、藏经，著述多种，编纂有满、蒙、藏、汉《四体合璧》。在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迨清末，内蒙的喇嘛教寺庙约有千所，蒙古地内，“殿宇雄伟，比拟佛国”。
到清末，章嘉呼图克图共传六世，继续掌握内蒙古地区喇嘛事务。清政府给蒙古族的喇嘛教制定了严格、完善的制度。在外蒙，驻库伦的哲布尊丹巴也是最高宗教领袖；在内蒙，驻多伦诺尔的“章嘉呼图克图”之下，还有六大禅师，都是高级的宗教领袖。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自从公元十三世纪藏传佛教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以来，其他教派先后仿效。到新中国成立时，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各民族各地区约有上千个活佛转世系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活佛群。
什么是“活佛”和“活佛转世”
佛是梵文Buddha的音译“佛陀”的简称。梵文佛陀的本意是“觉者”“知者”。藏传佛教早期把学佛有成悟得佛义又能引导他人觉悟的人称为“上师”（喇嘛），进而认为他是转生来到人间的佛，从而创立了寻找佛的化身，作为宗教和寺庙首领和法位传承方式。所谓“佛的化身”，是指那些学佛修行有成就的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在死后投胎转生为另一个肉体，重返人间，继续普度众生。
活佛转世的理论依据
佛教教义和神学中有“佛有三身”说和灵魂不灭说。“三世”是指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一位最高的佛为主宰；一切生灵都在六道轮回之中，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犹如车轮之旋转，佛的化身也不例外，但佛经过轮回仍然是佛。这本是佛教教义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可是在佛教其它支派的信仰实践中并没有活佛和活佛转世，唯独在藏传佛教中成为法位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成为藏传佛教区别于其它派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历史的事实是，这种传承方式创立和形成于“后宏期”藏传佛教形成派别之后。当时各教派存在着争夺信徒，扩大各自影响，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和争斗。为此，给转世灵童披上一层佛的化身降世和灵魂不灭的神秘外衣，用以慑服人心，排除非议，又可依靠神力强化其统治。
活佛转世的由来和发展
活佛转世始于十三世纪前期。在此之前，藏传佛教各派的继承，有的是师徒衣钵相传，如格鲁派的前身噶当派；有的是父子家族世袭传承，如萨迦派；还有少数选贤继承，如噶丹赤巴，上下密院堪布。
到了明清两代，由于中央政权对活佛的册封，藏传佛教各派竟相采取“活佛转世”传承，形成习俗。
西藏地区的教派主要有四种：
1、宁玛派（红教）
“宁玛”藏语意为“古”或“旧”，所谓“古”是指该教派是藏传佛教诸派中最早的一派，可追逆到莲花生大师传法时期，所谓“旧”是指西藏前弘期佛教相对后弘期佛教而言。该派极重密宗且弘扬旧密咒。早期宁玛派的特点是采取密秘单传，信徒分散，没有寺院及僧团，其教徒可从事生产，可娶妻生子。由于该派僧人穿红色僧衣，俗称“红教”。
2、噶举派（白教）
藏语“噶举”意为“口授传承”，因为此派的密法修行，是通过师徒口耳相传继承下来，故称“噶举派”，又因为该派僧人穿白色僧衣，故俗称“白教”。此派传承复杂，流派众多，但均源于玛尔巴和米拉日巴，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系统便始于该派的噶玛噶举，此派在西藏历史上影响巨大，现在仍在藏传佛教中占一席之地。最先采用活佛转世制度，曾出过西藏第一个女活佛。年初逃跑之噶玛巴即为该派小活佛。
3、萨迦派（花教）
“萨迦”藏语意为“灰白土”。 寺建在西藏日喀则萨迦县，此地岩石灰白，故称“ 寺”。该派?院的围墙上涂有红、白、蓝三种颜色，分别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俗称“花教”。该派在西藏历史上影响很大，其发展与衰落和元朝中央政府紧密相连。其势力在元朝时最盛。元世祖封该派首领八思巴为元代第一任“帝师”、“大宝法王”。在西藏建立了由此派执掌的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封建政权，该派由此显赫一时，寺院除分布藏族地区外，还远及内地和蒙古。元末后，迦派仅保有日喀则西南萨迦地方的政教势力。
4、格鲁派（黄教）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诸派中形成最晚的教派，是15世纪初，宗喀巴以噶当派教义为基础，吸收其它诸派的精典教义而创立的。该派势力之大，影响之深是其它教派不能相提并论的，达赖转世和班禅转世系统都出于该派。藏区五大寺庙，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青海省的塔尔寺、甘肃省的拉卜楞寺均属该派。该派的形成使藏传佛教哲学思想臻于系统化，在政治上，促使西藏“政教合一”，此派占据藏传佛教的统治地位。由于该派僧人带黄帽，俗称“黄教”。
达赖、班禅名称的由来
黄教由于禁止喇嘛娶妻，于是宗教首领采取噶举派首创的转世相承的办法。1546年，蚌寺法台宗喀巴的弟子“根登嘉措”死后，上层当权喇嘛从前藏雄龙地方找来了年仅三岁的“索南嘉措”，作为前任法台“根登嘉措”的“转世灵童”，成为黄教寺庙集团的继承首领。这是黄教采用活佛转世制度的开始。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赠与“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此后，黄教寺庙集团便按这个称号追认宗喀巴的弟子“根敦主巴”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登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是根登嘉措的转世活佛，所以是第三世达赖喇嘛。此后，“达赖喇嘛”这个称号正式确定下来，成为举世皆知的名号。此后，转世活佛一直沿用至今，共传14世。这是格鲁派的第一转世系统。
五世达赖喇嘛的老师是日喀则“罗桑确吉坚赞”，当时被人尊为班禅（意为大学者）。他死后，五世达赖为他选定转世灵童“罗桑意希”，建立起格鲁派的另一个转世系统。“罗桑却吉坚赞”被称作第四世班禅，“罗桑意希”是第五世班禅。并追认“罗桑却吉坚赞”以前的历辈师徒传承为第一，二，三世班禅。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这一封号正式固定下来。至今，班禅已传十世，是为格鲁派的第二转世系统。
活佛转世的程序
一般的程序是：首先确定活佛转世的方向，然后由寺院派出高僧分赴各地秘密寻访灵童。确定候选灵童若干，最后确定其中一个为转世灵童，迎回寺庙，举行坐床。
对转世灵童的认定，在乾隆五十七年中央政权决定金瓶掣签制度前，主要采取以下方式：一、抓阄。如寻访出几个幼童，各方意见相持不下，难以确定时，即采用抓阄法来确定。二、护法神汉作法降神指定。三、高僧占卜指定。四、世俗统治者指定。如第巴桑结嘉措指定的第六世达道嘛仓央嘉措等，但这些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例。五、僧俗统治者共同商定。后两种特例说明，活佛转世神秘化或简单化，都服从于统治者的需要。
活佛转世的法制化及其意义
1792年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把用“金瓶掣签”认定活佛转世灵童列为第一条。规定：“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阉湾饶材岱鹣袂罢 饺隙ā假若找到灵童只有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象父子一样（应是“互为师徒”），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灵童的名字用汉、藏、满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兴隆和不使护法弄虚作弊。”
清朝中央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是对藏传佛教传统的活佛转世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对当时和后世的藏族社会及藏传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它在政治上进一步完善了传统的活佛转世制度，确立了中央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最高权威。清廷通过这一制度，取消了过去由护法神指定灵童真身的做法，代之以金瓶掣签认定灵童真身，然后由驻藏大臣上报中央政府批准，从而消除了护法神“往往受人嘱托，假托神言，任意妄指”的弊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于转世活佛这一关系西藏地方政教大权的重大宗教事务的管理，将确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大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权力，从少数人手转到中央政府之手，使之公正，合理，合法，确立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
第二，从宗教上看，金瓶掣签制度，理顺了宗教内部的关系，将写有数名灵童候选人名字及出身年月的签牌，放进金瓶内，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大呼图克图等在释牟尼像前作出“神断”，是完全符合宗教要求的，也是较为公允的。因而受到所有虔诚信仰释迦牟尼的宗教界、上层贵族和广大群众的拥护。第三、从社会效果看，金瓶掣签制度实施以后，基本上没有再因转世灵童而引起大的纠纷，避免了历史上各教派内部为争夺转世灵童的矛盾和斗争，从而促进了藏族社会的相对稳定。经过百余年的实践，证明它是符合西藏情况的。
注：呼图克图：蒙古语。“呼图克”意为寿，“图”意为“有”，合称“有寿的人”，亦即“长生不老”之意。清朝中央政府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区喇嘛大活佛的封号。凡属这一级的活佛，均载于“理藩院”册籍，每代转世必经中央政府予以承认和加封。乾隆以后，转世须经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签确定。他们都是仅次于达赖、班禅的大封建领主。西藏的大呼图克图有些具有出任地方政府摄政的资格。
二、外蒙古的活佛
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很早已有红教传播。至明代，三世达赖在呼和浩特城传教时，喀尔喀“土谢图”汗（外蒙古外七部之一）“阿巴岱特”(阿巴岱汗）来和他会晤，“领受佛教要旨，迎经典归。”这是黄教传入外蒙古之始。1586年，阿巴岱汗建立了第一座寺庙额尔德尼召。1604年，四世达赖喇嘛派“多罗那他”去外蒙古传法，赠“多罗那他”号为“迈达理呼图克图”。多罗那他讲法传经，修建寺院，受到喀尔喀人的尊信。1634年多罗那他死于库伦（今乌兰巴托）。他死后第二年，阿巴泛孙子刚好生一子，名“乍那巴乍尔”，被指为迈达理呼图克图（即多罗那他）的“呼毕勒罕”（死后转生之意，即今称之转世灵童），并授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号，这就是外蒙教主“哲布尊丹巴”名号之来由。外蒙活佛转世即由此始。哲布尊丹巴1655年遣使北京献佛像，与清朝建立关系。康熙帝在喀尔喀发生内讧时，利用达赖和哲布尊丹巴同喀尔喀的宗教关系，于1688年召二人到喀尔喀和蒙古诸汗王会盟，进行调解。
不久，厄鲁特准噶尔部“噶尔丹”汗率大兵东侵喀尔喀，大破“土谢图”汗诸部。漠北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在开会的时候就说：“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菲久安之计。莫若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力爸汗率众东移，投奔清朝。1690年，康熙帝亲征，在乌兰布通（今赤峰附近）大败喀尔丹。1690年又在克鲁伦河大败噶尔丹，喀尔喀部得重返故地。喀尔喀部从此归顺清朝。因此，哲布尊丹巴更加受蒙民宠信，也深得清帝的优待。清帝为他在多着尔修建了汇宗寺，后又在外蒙修建庆宁寺，称他率七族喀尔喀等来归最有功，为“黄教中第一流人”，封为大喇嘛，赐诰命金印，世世永称“呼毕勒罕”（死后转生之意），掌管漠北宗教大权。从此，黄教在外蒙古也迅速得到传播。
1911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帝俄怂恿下曾一度宣布“独立”，自称“大蒙古皇帝”，年号共戴。1921年，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政权，以他为立宪君主。1924年病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从此废除。
注：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一词初见于明代，为蒙古六万户之一，共十二部，其中内喀尔喀五部，外喀尔喀七部。内五部清初居于兴安岭东南，编为巴林、札鲁特、熬汉、奈曼等四部五旗，属内札萨克（内蒙古）。外七部清初并为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三部。雍正三年，又从土谢图汗部分出赛音诺颜汗部，共成四部（八十六旗），属外札萨克（外蒙古）。仍袭用喀尔喀蒙古称呼。
三、内蒙古的活佛
清代在漠南蒙古多着尔、热河、归绥等地新建了许多寺庙，僧人激增，一些上层喇嘛被封为呼图克图、国师等多种封号。1687年，五世达赖大弟子青海佑宁寺治台“章嘉呼图克图”因参与调解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的纠纷，得以谒见康熙帝。从此“章嘉呼图克图”留住北京，清朝给他在北京修建祝寺，后在多伦诺尔修建善因寺，使之主持漠南蒙古的喇嘛教。此后，历代“章嘉呼图克图”都为内蒙黄教之教主，利用宗教势力为清朝效力，深得宠信。二世章嘉呼图克图受封灌顶国师称号，荣邀恩宠；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精经典，通藏、汉、满、蒙四种文字，整理翻译满文、蒙文、藏经，著述多种，编纂有满、蒙、藏、汉《四体合璧》。在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迨清末，内蒙的喇嘛教寺庙约有千所，蒙古地内，“殿宇雄伟，比拟佛国”。
到清末，章嘉呼图克图共传六世，继续掌握内蒙古地区喇嘛事务。清政府给蒙古族的喇嘛教制定了严格、完善的制度。在外蒙，驻库伦的哲布尊丹巴也是最高宗教领袖；在内蒙，驻多伦诺尔的“章嘉呼图克图”之下，还有六大禅师，都是高级的宗教领袖。
大蒙古帝国基督教
1009年蒙古克烈部的统治者在高山狩猎时迷路，当他求教无门时，在异象中一位圣人对他说：“若你相信基督，我便会引导你，免你灭亡。”最后他安抵家门。于是这位统治者令他手下20万族人受洗，全部归主，成为一个归信涅斯多留派的部族。这个部族的公主唆鲁忽贴尼嫁给成杰思汗的四子拖雷，这位基督徒母亲养育了三位大汗（皇帝）、蒙古的大汗中国的皇帝（元世祖）及波斯伊儿汗国的大汗，基督教就是透过拖雷家族而影响整个蒙古民族，并得以直接无阻碍的进入亚洲，并引响亚洲地区的教会史。
在这时期，蒙古民族的信仰状况留下的文字资料很少，只能在宣教士的书中了解到：1245年教皇依诺森四世差派方济会教士柏朗嘉宾与本笃到了蒙古贵由的宫廷（贵由——成杰思汗二子），见到那里已有众多景教徒。大汗的私人书记也是景教徒，在大汗帐幕前，就有一所景教堂，空气中回荡着会众的吟诵，众多的信徒在做礼拜。
1253年第二位天主教徒罗伯鲁到达蒙古中部的和林宫廷，这时拖雷的长子蒙哥继任第四位大汗。他见到朝廷中有不少知名的景教徒，包括大汗的母亲唆鲁忽贴尼和他的参谋长孛该。蒙哥汗的正室库图泰、长子拜都、幼弟阿里不哥都可能是基督徒，他们代表了朝廷中最高层的基督徒圈子中主要势力。罗伯鲁还发现涅斯多留派信仰广泛流传在亚洲一带，由顿河不远的钦察汗国的营垒一直延伸至蒙哥王庭及以外的地方。他于巴尔喀什湖，经过一个全村人归信景教的村庄，此地是成杰思汗二子察合台的封土，察合台对基督徒友善，却阻碍回教扩张。罗伯鲁列举了蒙古信奉基督教的重要部族、乃蛮部、克烈部、摩杰族、维吾尔族（部分归主）。
1251年，蒙哥任第四位大汗，兄弟旭烈兀进军波斯，回教教主辖地被毁，百达沦陷、埃及几近失守，先头部队将领名却布加就是一个景教徒，旭烈兀的王妃脱古思也是景教徒，极度虔诚，出游时，在随行的马车上设置移动的景教堂，当蒙古军队西移时，中亚、南俄、基督徒部族的军队也加入他们的阵营，这是涅斯多留派“东方教会”最值得记念、最短暂及最后一次复兴的开始。当忽必烈登上了蒙古帝国王位，旭烈兀回到波斯当了波斯的伊儿汗，迁都至百达以北的马刺黑。旭烈兀在百达礼待主教长马喀二世，将回教教主的一座王宫转交给这位主教长，并对基督徒大施恩惠，处处向他们表示尊重，因此新教堂不断新建，在脱古斯王妃门前就有一所钟声不绝的教堂。小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的国军及安提阿十字军领袖也常在宫中出入。
旭烈兀之子阿八哈成为新的伊儿汗在位17年，对基督徒提供保护，并派遣时节前往罗马教皇处。还取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国君的女儿，其妻高蒂是基督徒。
1280 年蒙古教士马可被选出亚洲景教最高领导人——主教长，名为马尔雅伯哈三世，阿八哈伊儿汗对他有良好印象，并出席了复活节主日崇拜。
1287年阿八哈的长子伊儿汗阿鲁浑伊儿汗派遣主教司马做朝廷使节，1288年司马从欧洲返抵波斯受到阿鲁浑伊儿汗荣宠的欢迎，并答应在王宫门前为他建一座教堂，还答允让他儿子合儿班答受洗，阿鲁浑在主教长举行的圣礼中亲自背起信徒当作铜铃的木锣，加入队伍并令每个人接受主教长的祝福。阿鲁浑的统治是捏斯多流派在亚洲历史中最后一个高峰时期。他们的蒙古主教长是马可（雅伯拉哈三世）的教会威权所覆盖的地域较罗马教皇为广，在往后一百年间仍然是幼发拉底河以东涅斯多留信仰的主要派别。
可以这样说，基督徒13世纪在亚洲地区传播的范围较教会历史的1500年更为广袤，直到1492年及1498年，当航海时代揭开历史新一页所探索地域之广，西方教会扩展的领域才超越涅斯多留派所扩展的地域。费尔论述这段历史如下：
新君士坦丁：旭烈兀（1256——1265年)
合作期：阿八哈（1265——1282年）
第一个警号：阿哈马（1282——1284年）
（希望之）顶峰:阿鲁浑1284——1291年）
插曲：该赫图（1291——1295）
矛盾期（逃避）：拜都（1295年）
乌云：合赞（1295——1304年）
风暴：（贴木儿1336——1405年）
基督教之所以在1009年至1330年三百年之间在蒙古民族中间迅速兴起，原因在于它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先引导部族首领归主，通过部族首领及亲属的影响力将基督教传开，而教会在上层的保护下免遭迫害、杀戮，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引领整个部族全部归主。
1405年贴木儿去世后基督教消亡，消亡的原因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就是教会太本色化。当上帝的真理进入一个民族时，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这个民族的文化或民族性的影响，如果这个民族的文化太低、太野蛮和民族性有严重的拜偶像的倾向时，便会使基督教扭曲。（在基督教进入西方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但古希腊哲学引导人看见上帝，而不是跪拜偶像，罗马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也是当时最先进的。因此西方的基督教融合了这些好的因素便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一统欧洲一千多年。）而扭曲了的基督教教会的行为操守比其它宗教更不如，甚至变成了敌基督（如中国的太平天国），这变了质的基督教与亚洲其它宗教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自然其它宗教留下，基督教淘汰，这便是蒙古基督教的兴亡史给我们留下最重要的教训。
乃蛮人和克烈人中的很多人，之所以信奉基督教（聂思托里安教），其中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在中亚活动的基督教商人起了比较大的作用。来自中亚的基督教商人，可能在和乃蛮部与克烈部等部落的接触中，既带来了商贸用品，同样也带来他们的信仰和文化。况且，这同他们原有的萨满文化也不存在根本上的抵触（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人对基督教的信仰是浮浅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说，基督教在促进文化发展上还是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至于为什么当时没有皈依伊斯兰教，可能那时候穆斯林在中亚的影响力还不能和几百年后穆斯林在中亚信仰体系中的统治地位相比。纵观整个蒙古帝国史，基督教（聂思托里安教）扮演了不小的角色。
时至近代,随着西方教会势力进入地,基督教再次传入内蒙古地区,又有部分蒙古人信奉了基督教。虽几经曲折却延续至现代。由于传统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强大影响,尽管基督教始终没有成为蒙古族的核心信仰，基督教却一直作为蒙古族多元宗教信仰之一存在并成为蒙古族宗教文化中值得关注的独特现象。
在这时期，蒙古民族的信仰状况留下的文字资料很少，只能在宣教士的书中了解到：1245年教皇依诺森四世差派方济会教士柏朗嘉宾与本笃到了蒙古贵由的宫廷（贵由——成杰思汗二子），见到那里已有众多景教徒。大汗的私人书记也是景教徒，在大汗帐幕前，就有一所景教堂，空气中回荡着会众的吟诵，众多的信徒在做礼拜。
1253年第二位天主教徒罗伯鲁到达蒙古中部的和林宫廷，这时拖雷的长子蒙哥继任第四位大汗。他见到朝廷中有不少知名的景教徒，包括大汗的母亲唆鲁忽贴尼和他的参谋长孛该。蒙哥汗的正室库图泰、长子拜都、幼弟阿里不哥都可能是基督徒，他们代表了朝廷中最高层的基督徒圈子中主要势力。罗伯鲁还发现涅斯多留派信仰广泛流传在亚洲一带，由顿河不远的钦察汗国的营垒一直延伸至蒙哥王庭及以外的地方。他于巴尔喀什湖，经过一个全村人归信景教的村庄，此地是成杰思汗二子察合台的封土，察合台对基督徒友善，却阻碍回教扩张。罗伯鲁列举了蒙古信奉基督教的重要部族、乃蛮部、克烈部、摩杰族、维吾尔族（部分归主）。
1251年，蒙哥任第四位大汗，兄弟旭烈兀进军波斯，回教教主辖地被毁，百达沦陷、埃及几近失守，先头部队将领名却布加就是一个景教徒，旭烈兀的王妃脱古思也是景教徒，极度虔诚，出游时，在随行的马车上设置移动的景教堂，当蒙古军队西移时，中亚、南俄、基督徒部族的军队也加入他们的阵营，这是涅斯多留派“东方教会”最值得记念、最短暂及最后一次复兴的开始。当忽必烈登上了蒙古帝国王位，旭烈兀回到波斯当了波斯的伊儿汗，迁都至百达以北的马刺黑。旭烈兀在百达礼待主教长马喀二世，将回教教主的一座王宫转交给这位主教长，并对基督徒大施恩惠，处处向他们表示尊重，因此新教堂不断新建，在脱古斯王妃门前就有一所钟声不绝的教堂。小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的国军及安提阿十字军领袖也常在宫中出入。
旭烈兀之子阿八哈成为新的伊儿汗在位17年，对基督徒提供保护，并派遣时节前往罗马教皇处。还取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国君的女儿，其妻高蒂是基督徒。
1280 年蒙古教士马可被选出亚洲景教最高领导人——主教长，名为马尔雅伯哈三世，阿八哈伊儿汗对他有良好印象，并出席了复活节主日崇拜。
1287年阿八哈的长子伊儿汗阿鲁浑伊儿汗派遣主教司马做朝廷使节，1288年司马从欧洲返抵波斯受到阿鲁浑伊儿汗荣宠的欢迎，并答应在王宫门前为他建一座教堂，还答允让他儿子合儿班答受洗，阿鲁浑在主教长举行的圣礼中亲自背起信徒当作铜铃的木锣，加入队伍并令每个人接受主教长的祝福。阿鲁浑的统治是捏斯多流派在亚洲历史中最后一个高峰时期。他们的蒙古主教长是马可（雅伯拉哈三世）的教会威权所覆盖的地域较罗马教皇为广，在往后一百年间仍然是幼发拉底河以东涅斯多留信仰的主要派别。
可以这样说，基督徒13世纪在亚洲地区传播的范围较教会历史的1500年更为广袤，直到1492年及1498年，当航海时代揭开历史新一页所探索地域之广，西方教会扩展的领域才超越涅斯多留派所扩展的地域。费尔论述这段历史如下：
新君士坦丁：旭烈兀（1256——1265年)
合作期：阿八哈（1265——1282年）
第一个警号：阿哈马（1282——1284年）
（希望之）顶峰:阿鲁浑1284——1291年）
插曲：该赫图（1291——1295）
矛盾期（逃避）：拜都（1295年）
乌云：合赞（1295——1304年）
风暴：（贴木儿1336——1405年）
基督教之所以在1009年至1330年三百年之间在蒙古民族中间迅速兴起，原因在于它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先引导部族首领归主，通过部族首领及亲属的影响力将基督教传开，而教会在上层的保护下免遭迫害、杀戮，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引领整个部族全部归主。
1405年贴木儿去世后基督教消亡，消亡的原因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就是教会太本色化。当上帝的真理进入一个民族时，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这个民族的文化或民族性的影响，如果这个民族的文化太低、太野蛮和民族性有严重的拜偶像的倾向时，便会使基督教扭曲。（在基督教进入西方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但古希腊哲学引导人看见上帝，而不是跪拜偶像，罗马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也是当时最先进的。因此西方的基督教融合了这些好的因素便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一统欧洲一千多年。）而扭曲了的基督教教会的行为操守比其它宗教更不如，甚至变成了敌基督（如中国的太平天国），这变了质的基督教与亚洲其它宗教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自然其它宗教留下，基督教淘汰，这便是蒙古基督教的兴亡史给我们留下最重要的教训。
乃蛮人和克烈人中的很多人，之所以信奉基督教（聂思托里安教），其中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在中亚活动的基督教商人起了比较大的作用。来自中亚的基督教商人，可能在和乃蛮部与克烈部等部落的接触中，既带来了商贸用品，同样也带来他们的信仰和文化。况且，这同他们原有的萨满文化也不存在根本上的抵触（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人对基督教的信仰是浮浅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说，基督教在促进文化发展上还是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至于为什么当时没有皈依伊斯兰教，可能那时候穆斯林在中亚的影响力还不能和几百年后穆斯林在中亚信仰体系中的统治地位相比。纵观整个蒙古帝国史，基督教（聂思托里安教）扮演了不小的角色。
时至近代,随着西方教会势力进入地,基督教再次传入内蒙古地区,又有部分蒙古人信奉了基督教。虽几经曲折却延续至现代。由于传统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强大影响,尽管基督教始终没有成为蒙古族的核心信仰，基督教却一直作为蒙古族多元宗教信仰之一存在并成为蒙古族宗教文化中值得关注的独特现象。
黑龙江蒙旗旗寺
何日莫奇
从金到清朝先后有九个蒙古部落迁徙到黑龙江定居，他们是朵儿边部、豁罗剌斯部、帖木哥斡赤斤部、兀苏部、杜尔伯特部、扎赉特（泰赉）蒙古部、郭尔罗斯部、巴尔虎部、依克明安部，其中前四个古部落的蒙古人已融入其他部落或民族中，后五个部落的人依然生活在黑龙江地域，各部落的变迁史清晰明了。清朝，杜尔伯特部、郭尔罗斯部、扎赉特（泰赉）部和依克明安部先后建立过旗制，各旗还修建了旗寺。
1．富余正洁寺
富余正洁寺是杜尔伯特旗的旗寺。杜尔伯特部是科尔沁部的一支，原是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所组成的部落，在哈萨尔的封地呼伦贝尔草原游牧。1547年（明朝嘉靖二十六年）北元第十七任大汗卜赤汗卒后，其子达赉逊库登汗继位，为了躲避蒙古右翼势力的要侠，率部东迁。此时，驻牧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哈萨尔第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喇，为了辅佐达赉逊库登汗，便从呼伦北尔徙牧于大兴安岭以东地方，开始称自己的部落为嫩科尔沁部。奎蒙克塔斯哈喇有子二，长博第达喇，次诺们达喇。博第达喇第八子爱那嘎驻牧嫩江左畔之后，称其部为杜尔伯特部，爱那嘎成为杜尔伯特部始祖。清顺治五年建立杜尔伯特旗，首任旗扎萨克是色楞贝子。1956年12月5日，撤消杜尔伯特旗，成立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富余正洁寺，蒙古名为“乌勒木吉·特古斯·巴雅斯古朗图·查干黑德”，俗称大庙。蒙古语简称“和硕黑德”，即“旗寺”之意。富余正洁寺是杜尔伯特草原群庙之首，根据参加1984年9月5日召开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首届喇嘛代表大会的12名喇嘛的回忆，富余正洁寺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与旗寺始终与王府相伴随。旗寺最初建于多克多尔山东麓的乎钦艾勒，即现在的马场屯附近，当时旗王府也在多克多尔山附近。后来，旗王府迁到新店林场北岗，称贝子府，旗寺也随迁到离王府西南15华里的沙岗上；后，旗王府于咸丰年间迁到巴彦查干屯，旗寺也展转迁到离旗王府十八里的乌勒吉特和莫屯。整个乌勒吉特和莫屯，以富余正洁寺为中心，形成了一组庙宇群。由一寺、二塔、二仓、六庙组成，一寺就是富余正洁寺，简称旗寺；二塔是舍利塔和迭日额赫塔；二仓是喇嘛仓和佛仓；六庙是活佛庙、千佛庙、蒙和玛尼庙、三努图克庙、五努图克庙、七努图克庙。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富余正洁寺位于庙宇中央，是群庙之核心，独门独院，座北朝南，东西宽60米。南北长120米，占地7200平方米。正殿是两层阁楼，廊檐式建筑，前廊有四个朱红大圆柱。阁内供奉释迦牟尼、宗喀巴、阿尤希、阿日亚宝勒等佛像。左右两厢各有殿。正殿前有三个台阶，每阶三十三级，共九十九级。台阶两侧是两个大理石石雕狮。庙大门是穿堂殿，为四大天王庙，与其他庙不同的是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脚下，都踩有一个鬼怪形之物。大门通至正殿是青砖铺路，就在这路中间，即庭院中央，有座藏式白塔，玲珑秀丽，院内东南、西北两角，各有一座法轮阁，大门两侧和东西院墙偏北方向各有一个小角门。院内植有青松翠柏，十分幽静。大门外对着正门还有一幢彩绘影壁。影壁前耸立一根高大的旗杆，旗杆两侧一松一柏，至今仍存。1947年进行土地改革时，以破除迷信为由，除富余正洁寺主殿外，其他所有庙宇及墙垣全部拆除。1968年，巴彦查干公社革命委员会，将仅存的旗寺主殿拆毁，用其砖瓦、木料建筑了公社办公室。
杜尔伯特旗旗寺，全旗诸庙之首，所有的努图克庙、屯庙、家庙都隶属于旗寺。喇嘛的调配、晋升、庙务管理都由旗寺负责处理。旗寺最高长官是转世活佛，旗寺活佛，属于章嘉呼图克图之下的六大呼图克图之一的阿嘉呼图克图的转世，所以人们称活佛为阿嘉喇嘛或喇嘛阿嘉。杜尔伯特草原寺庙的活佛，分三个等级。最高活佛人们称阿嘉喇嘛或喇嘛阿嘉。其次是得德喇嘛，再次的希热图喇嘛。以上三级活佛都是转世活佛。旗寺的阿嘉喇嘛共转七世；得德喇嘛共转三世；希热图喇嘛共转三世。活佛以下，大喇嘛为长，大喇嘛是整个旗寺的庙务总管，富余正洁寺共有8任大喇嘛。大喇嘛下有葛布黑喇嘛、德木赤喇嘛、常斯达喇嘛、翁斯达喇嘛、改松嘎喇嘛、翁斯达喇嘛、遂宾喇嘛、涅日巴喇嘛、第泊喇嘛、高尼尔喇嘛、绍仁喇嘛、劳奔喇嘛，余下为普通喇嘛。以上职务名称都是藏语借词，经过长期使用后，受杜尔伯特方言影响，原来的语音发生了变异。富余正洁寺，兴盛时喇嘛人数曾达500多人。喇嘛在寺庙里的主要活动是诵经。富余正洁寺的经卷是蒙文的，有两千多函。旗寺每年有八次大型经会，诵经九十天，每年正月初七、六月十四日，还要举行“查玛”会。此外有的喇嘛还要到附近的村屯老百姓家去念太平经，为亡人超度，祭敖包、给病人作“查莫勒”（类似占卜）等等。
2．衍福寺
衍福寺是郭尔罗斯后旗旗寺。蒙古科尔沁部酋长奎蒙克塔斯哈喇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第十四世孙，于1547年（明嘉靖二十六年），为了辅佐正统蒙古大汗大赉孙，从呼伦贝尔故地与大汗同时向东迁徙，越过兴安岭，到达辽河上游及松花江、嫩江流域并占据为游牧地。其孙乌巴什占据了嫩江下游两岸及第二松花江下游左畔地区，即古代豁罗剌思部的游牧地，所以，始称所部为郭尔罗斯部。乌巴什孙固木于1636年（清崇德元年）被封为扎萨克辅国公，统领郭尔罗斯部。1648年（清顺治五年）郭尔罗斯部分为郭尔罗斯前旗和郭尔罗斯后旗，固木掌郭尔罗斯前旗，为扎萨克辅国公，其兄布木巴掌郭尔罗斯后旗，为扎萨克镇国公。民国元年郭尔罗斯后旗归黑龙江管辖。1956年4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将郭尔罗斯后旗改为肇源县。
衍福寺，也叫广福寺，蒙古语称“布彦尼巴达拉古鲁克济黑德”。位于现在是黑龙江省肇源县民意乡大庙村。清政府为叙前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为布木巴孙安达什里，敕封修建衍福寺。衍福寺，坐落于嫩江下游东畔五华里处。庙庭东西宽60米，南北长100米，共占地6000平方米。正殿为二层楼阁，共9间，略呈方形，庙门右侧为楼梯，通向二楼，可以观赏寺庙全景。正殿内有八根朱红盘龙大柱，直贯楼顶。庙门外是檐廊，门两边各有四扇园窗，古朴典雅。正殿左右各有一间转轮塔，供信徒们转法轮。东厢殿是5间关帝庙。左厢殿是3间藏经殿。全寺2000部经卷全在这里上架储存。山门是四大天王殿，由山门通往正殿的通道正中央，有一座小钟楼，中间挂一铸铁大钟，上面铸有捐资人员名单。庙庭外东侧，10间土平房是喇嘛居宅，西侧10间土平房是喇嘛的膳房和仓库。庙庭外东北角，有一座小庙叫四楞庙，为鬼庙，供奉以阎王为首的十八层地狱塑像。庭院外面北角有一个独立的小院，是旗寺活佛庙，正殿3间，是活佛诵经膜顶的场所，东厢房2间是活佛侍从的住房，在这里料理活佛的生活事务。衍福寺，活佛共转七世，驻寺喇嘛为80人。活佛庙后院有两座3丈高的舍利塔，是存放活佛和有名望喇嘛骨灰之处。1948年12月25日，衍福寺被烧毁。
走出衍福寺大门，门两侧是两座喇嘛塔，现在仍然存在。人们俗称双塔。塔由塔刹、塔身、宝盖三部分组成。塔高15米。塔刹由光珠、全日、新月、宝盖构成。塔身覆钵部分，有八个兽头装饰，南向有龛门，门边有砖刻彩绘图案，东塔是“飞舞双龙”，西塔是“莲花蔓草”。覆钵下雕有梵文的阶梯台座。基座的图案是“双狮护光珠”造型殊异。双塔前正中是一堵长16米、高5米、宽0.9米的影壁，影壁两面正中分别有“海马朝云”、“二龙戏珠”图案，四角有“蔓草花纹”角饰。这是黑龙江省唯一幸存的喇嘛塔。影壁前有两根大旗杆，风薄铜的宝顶。悬挂经幡，十分威严。
3．全禧平安寺
全禧平安寺是扎赉特（泰赉）蒙古部的旗寺。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之后裔，与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同宗。奎蒙克有子二，长子博第达喇，次子诺们达喇。博第达喇季子阿敏，分牧于嫩江中游西畔的嫩江支流罕达罕河、绰尔河、呼尔达河流域。始号所部为扎赉特部。这是奎蒙克塔斯哈喇所属最北边的游牧地。阿敏子蒙衮，于1624年（天命九年）随科尔沁台吉奥巴降后金，赐号达尔罕和硕齐。1634年（天聪八年）卒。1648年（顺治五年）叙功追封固山贝子，改扎赉特部为扎赉特旗建制，蒙衮子色棱始领扎萨克固山贝子。“雍正十年（1732年）色棱曾孙特古斯以击贼额尔德尼昭功，晋多罗贝勒，世袭罔替。自蒙衮1648年（顺治五年）追封贝子至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共12世，期间袭贝子者3次，晋贝勒并袭贝勒者6次，晋郡王并袭郡王者3次，加蒙衮初封共13次。民国六年，在扎赉特旗境内建立了泰赉县，实行旗县分治，蒙民按其居住地域，分别归属扎赉特旗与泰赉县。泰赉县的扎赉特部蒙古人归黑龙江管理，因原扎赉特旗的旗寺始建在泰赉县境内，我们一并介绍。
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为安抚扎赉特部，与杜尔伯特部、郭尔罗斯部一样，朝廷敕建全禧平安寺。全禧平安寺，蒙古名“特古斯·白雅斯古朗图·阿木古朗黑得”。位于现黑龙江省泰赉县胜利蒙古族乡黑帝庙村。是当时扎赉特旗旗寺，全旗之首庙。
全禧平安寺，座北朝南，自成院落。东西宽50米，南北长100米，共占地5000平方米，有200多名喇嘛。院内有一幢大佛殿，共81间，略呈方形，前侧正面为二层楼阁，后身凸起为三层楼阁。从殿前仰望，呈从底向高逐渐升高之势。殿脊中央有一个象征佛教的镏金宝葫芦顶，远远望去，闪闪发光。殿内有八个朱红大柱直通楼顶。半圆形殿门，镶有两个大铜环，殿前是檐式门廊，庙门两旁的圆形窗，嵌有方格木棱，古色古香，十分典雅。正殿后边，有一座三丈高的古塔。庭院东西侧墙各有一个小脚门，山门两侧也各有一个小脚门。与其他庙宇的不同之处是山门殿内，没有四大天王塑像，而是其他佛像。庙堂以释迦牟尼为首，供奉三百多尊塑像和100多张挂像，其中铜铸佛像100多尊。各种佛器应有尽有，其中有一盏大“珠兰”（佛灯）可盛100斤油，日夜长明。庙北半华里处和庙西三华里处有两座敖包，每年的5月7日为敖包祭日。每年有四次大型庙会。4月7日至15日为太平经会，6月15日至7月末为玉日乃呼日勒，8月9日至13日仍为太平经会，12月27~30日为辞旧迎新经会。除此之外还有些临时的庙会以及芒金呼日勒，即每天的晨读。1932年因匪患全禧平安寺被烧毁，1939年扎赉特旗巴岱庙宝音都仍活佛被派到全禧平安寺当达喇嘛，在原庙址东墙外重修旗寺，新建的全禧平安寺21间殿堂，庙庭也仅有3000多平方米，喇嘛人数只剩40人。新建的全禧平安寺，于1948年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拆毁。
4．大智寺
大智寺是依克明安旗的旗寺。依克明安是西部卫拉特（也叫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巴桑的姓氏，汉译为“大千户”。清朝时，卫拉特是西部蒙古的总称，由四部蒙古人组成。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中叶，准噶尔部一直与清政府对抗，史称准噶尔之乱。清政府多次征讨，加上卫拉特上层内部的争权夺位，使整个卫拉特地区战火纷飞，民不聊生。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阿睦尔撒纳勾结沙俄，继续与清朝对抗，并谋据伊犁自立，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兵败，逃至沙俄。游牧于塔密尔流域的准噶尔依克明安台吉，依克明安氏巴桑与准噶尔可尔努特台吉，绰罗斯氏阿卜达什及克什克特等未从阿睦尔撒纳，并驰到科布多报军情。朝廷以巴桑、阿卜达什非辉特部，且无叛逆，命定边右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将他们迁徙到呼伦贝尔，由管旗章京端多卜护往，从塔密尔河出发，沿途经土谢图汗牧地和车臣汗部，溯克鲁伦河南岸，进入黑龙江将军管辖的呼伦贝尔驻牧。秋后，巴桑、阿卜达什对呼伦贝尔驻牧地不十分满意，因此，朝廷决定再次迁徙，将他们迁到通肯、乌裕尔河流域。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黑龙江将军派人去呼伦贝尔迎接。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到达乌裕尔河流域两岸，清廷命巴桑、阿卜达什所属部众编为一旗，称依克明安旗，归黑龙江将军节制。1948年撤消依克明安旗，地域的属民划入黑龙江省富裕县。
阿布达什到达乌裕尔河流域后，在大泉子附近建立了游动的扎萨克府，经本部的活佛指点，在大泉子西侧坎下修建了一座喇嘛庙，蒙古语叫“依和莫日根苏穆”，汉语为“大智寺”，大智寺最初的规模很小，喇嘛人数也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依克明安旗的另一个寺庙—明安召并入大智寺。1928年，在大泉子东北一华里处选新址重修大智寺。从修的大智寺是综合性的大院，由宽200米，长400米的4米高的土垡墙包围，占地约80000平方米，院墙开南大门（山门）和北小门。大智寺的正殿座落在南北两个门的轴线靠北处，是底座高于地面1、67米，宽20米，长40米，是砖木和石灰结构的，青砖墙外刷有白灰的仿臧式二层建筑，庙顶四角各有一个一米左右的臧式镏金塔柱。正殿内包括供佛堂、诵经殿、藏经楼等主体建筑。正殿的前殿是四大金刚殿；正殿的后面是宗喀巴庙。从四大金刚殿的左右各有一两米高的土护墙延伸出去呈长方形把大智寺、金刚庙和宗喀巴庙包围起来，占地约5000平方米。护墙外的东侧偏南是召根仓（全庙后勤生活管理处）、西侧偏北是葛根仓（活佛生活管理处）、东南角有一口水井，正殿护墙外的其余地方建有喇嘛们的住宅，每位喇嘛都有单独的住宅。山门外两侧各竖有一根10米高的经杆，顶端是金黄色的铜帽，两杆之间横挂“佛光普照，普渡众生”的经文。大智寺正殿的门上悬挂着兰底金字用蒙古文、满文、汉文书写的“大智寺”的匾额，是民国大总统亲笔书赠。另外，院墙外正对着北小门的哲喇嘛庙一座，院墙外东北角的关帝庙一座和西南方向一华里处的龙王庙也是大智寺的附属建筑。围绕着大智寺有一条供转庙者行走的小毛道，半径大约在230米左右，蒙古语叫“高若”，在高若上每隔百余米有一砖石堆或丁香树，高若就是庙宇与外界的分界线。
大智寺最高首领为活佛。活佛共转七世。活佛以下为西热图喇嘛、达喇嘛、德木齐、第泊、常斯达、依和葛斯贵、巴嘎葛斯贵、依赫翁斯达、巴嘎翁斯达、盖松嘎、尼日巴、高尼日、扎玛，以下为普通喇嘛。据1940年统计，大智寺共有喇嘛55名。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喇嘛教的腐败与退化现象，旗扎萨克为大智寺规定了《暂行喇嘛庙管理办法》和《依克明安旗大智寺庙规》。大智寺共供奉佛像101尊。其中铜质37尊，石质1尊，药质5尊，土质11尊，绘画47幅；共藏经188部；有钹、立鼓、锣、铙、海螺、小钹、经铃、酒盅、经壶、唢呐、大喇叭、小喇叭等法器32对，质地有铜、皮木结合、贝和紫铜。大智寺的喇嘛，除每日上香敬佛，正常诵经外，每年还有十六次佛事祭奠活动，共43天。
以上四个寺庙是黑龙江省蒙旗的四个旗寺，如今除了衍福寺双塔外，其他已荡然无存，根据史料和健在的喇嘛及老者的记忆，整理出旗寺概貌，期对宗教的整体研究有所帮助。
从金到清朝先后有九个蒙古部落迁徙到黑龙江定居，他们是朵儿边部、豁罗剌斯部、帖木哥斡赤斤部、兀苏部、杜尔伯特部、扎赉特（泰赉）蒙古部、郭尔罗斯部、巴尔虎部、依克明安部，其中前四个古部落的蒙古人已融入其他部落或民族中，后五个部落的人依然生活在黑龙江地域，各部落的变迁史清晰明了。清朝，杜尔伯特部、郭尔罗斯部、扎赉特（泰赉）部和依克明安部先后建立过旗制，各旗还修建了旗寺。
1．富余正洁寺
富余正洁寺是杜尔伯特旗的旗寺。杜尔伯特部是科尔沁部的一支，原是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所组成的部落，在哈萨尔的封地呼伦贝尔草原游牧。1547年（明朝嘉靖二十六年）北元第十七任大汗卜赤汗卒后，其子达赉逊库登汗继位，为了躲避蒙古右翼势力的要侠，率部东迁。此时，驻牧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哈萨尔第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喇，为了辅佐达赉逊库登汗，便从呼伦北尔徙牧于大兴安岭以东地方，开始称自己的部落为嫩科尔沁部。奎蒙克塔斯哈喇有子二，长博第达喇，次诺们达喇。博第达喇第八子爱那嘎驻牧嫩江左畔之后，称其部为杜尔伯特部，爱那嘎成为杜尔伯特部始祖。清顺治五年建立杜尔伯特旗，首任旗扎萨克是色楞贝子。1956年12月5日，撤消杜尔伯特旗，成立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富余正洁寺，蒙古名为“乌勒木吉·特古斯·巴雅斯古朗图·查干黑德”，俗称大庙。蒙古语简称“和硕黑德”，即“旗寺”之意。富余正洁寺是杜尔伯特草原群庙之首，根据参加1984年9月5日召开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首届喇嘛代表大会的12名喇嘛的回忆，富余正洁寺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与旗寺始终与王府相伴随。旗寺最初建于多克多尔山东麓的乎钦艾勒，即现在的马场屯附近，当时旗王府也在多克多尔山附近。后来，旗王府迁到新店林场北岗，称贝子府，旗寺也随迁到离王府西南15华里的沙岗上；后，旗王府于咸丰年间迁到巴彦查干屯，旗寺也展转迁到离旗王府十八里的乌勒吉特和莫屯。整个乌勒吉特和莫屯，以富余正洁寺为中心，形成了一组庙宇群。由一寺、二塔、二仓、六庙组成，一寺就是富余正洁寺，简称旗寺；二塔是舍利塔和迭日额赫塔；二仓是喇嘛仓和佛仓；六庙是活佛庙、千佛庙、蒙和玛尼庙、三努图克庙、五努图克庙、七努图克庙。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富余正洁寺位于庙宇中央，是群庙之核心，独门独院，座北朝南，东西宽60米。南北长120米，占地7200平方米。正殿是两层阁楼，廊檐式建筑，前廊有四个朱红大圆柱。阁内供奉释迦牟尼、宗喀巴、阿尤希、阿日亚宝勒等佛像。左右两厢各有殿。正殿前有三个台阶，每阶三十三级，共九十九级。台阶两侧是两个大理石石雕狮。庙大门是穿堂殿，为四大天王庙，与其他庙不同的是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脚下，都踩有一个鬼怪形之物。大门通至正殿是青砖铺路，就在这路中间，即庭院中央，有座藏式白塔，玲珑秀丽，院内东南、西北两角，各有一座法轮阁，大门两侧和东西院墙偏北方向各有一个小角门。院内植有青松翠柏，十分幽静。大门外对着正门还有一幢彩绘影壁。影壁前耸立一根高大的旗杆，旗杆两侧一松一柏，至今仍存。1947年进行土地改革时，以破除迷信为由，除富余正洁寺主殿外，其他所有庙宇及墙垣全部拆除。1968年，巴彦查干公社革命委员会，将仅存的旗寺主殿拆毁，用其砖瓦、木料建筑了公社办公室。
杜尔伯特旗旗寺，全旗诸庙之首，所有的努图克庙、屯庙、家庙都隶属于旗寺。喇嘛的调配、晋升、庙务管理都由旗寺负责处理。旗寺最高长官是转世活佛，旗寺活佛，属于章嘉呼图克图之下的六大呼图克图之一的阿嘉呼图克图的转世，所以人们称活佛为阿嘉喇嘛或喇嘛阿嘉。杜尔伯特草原寺庙的活佛，分三个等级。最高活佛人们称阿嘉喇嘛或喇嘛阿嘉。其次是得德喇嘛，再次的希热图喇嘛。以上三级活佛都是转世活佛。旗寺的阿嘉喇嘛共转七世；得德喇嘛共转三世；希热图喇嘛共转三世。活佛以下，大喇嘛为长，大喇嘛是整个旗寺的庙务总管，富余正洁寺共有8任大喇嘛。大喇嘛下有葛布黑喇嘛、德木赤喇嘛、常斯达喇嘛、翁斯达喇嘛、改松嘎喇嘛、翁斯达喇嘛、遂宾喇嘛、涅日巴喇嘛、第泊喇嘛、高尼尔喇嘛、绍仁喇嘛、劳奔喇嘛，余下为普通喇嘛。以上职务名称都是藏语借词，经过长期使用后，受杜尔伯特方言影响，原来的语音发生了变异。富余正洁寺，兴盛时喇嘛人数曾达500多人。喇嘛在寺庙里的主要活动是诵经。富余正洁寺的经卷是蒙文的，有两千多函。旗寺每年有八次大型经会，诵经九十天，每年正月初七、六月十四日，还要举行“查玛”会。此外有的喇嘛还要到附近的村屯老百姓家去念太平经，为亡人超度，祭敖包、给病人作“查莫勒”（类似占卜）等等。
2．衍福寺
衍福寺是郭尔罗斯后旗旗寺。蒙古科尔沁部酋长奎蒙克塔斯哈喇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第十四世孙，于1547年（明嘉靖二十六年），为了辅佐正统蒙古大汗大赉孙，从呼伦贝尔故地与大汗同时向东迁徙，越过兴安岭，到达辽河上游及松花江、嫩江流域并占据为游牧地。其孙乌巴什占据了嫩江下游两岸及第二松花江下游左畔地区，即古代豁罗剌思部的游牧地，所以，始称所部为郭尔罗斯部。乌巴什孙固木于1636年（清崇德元年）被封为扎萨克辅国公，统领郭尔罗斯部。1648年（清顺治五年）郭尔罗斯部分为郭尔罗斯前旗和郭尔罗斯后旗，固木掌郭尔罗斯前旗，为扎萨克辅国公，其兄布木巴掌郭尔罗斯后旗，为扎萨克镇国公。民国元年郭尔罗斯后旗归黑龙江管辖。1956年4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将郭尔罗斯后旗改为肇源县。
衍福寺，也叫广福寺，蒙古语称“布彦尼巴达拉古鲁克济黑德”。位于现在是黑龙江省肇源县民意乡大庙村。清政府为叙前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为布木巴孙安达什里，敕封修建衍福寺。衍福寺，坐落于嫩江下游东畔五华里处。庙庭东西宽60米，南北长100米，共占地6000平方米。正殿为二层楼阁，共9间，略呈方形，庙门右侧为楼梯，通向二楼，可以观赏寺庙全景。正殿内有八根朱红盘龙大柱，直贯楼顶。庙门外是檐廊，门两边各有四扇园窗，古朴典雅。正殿左右各有一间转轮塔，供信徒们转法轮。东厢殿是5间关帝庙。左厢殿是3间藏经殿。全寺2000部经卷全在这里上架储存。山门是四大天王殿，由山门通往正殿的通道正中央，有一座小钟楼，中间挂一铸铁大钟，上面铸有捐资人员名单。庙庭外东侧，10间土平房是喇嘛居宅，西侧10间土平房是喇嘛的膳房和仓库。庙庭外东北角，有一座小庙叫四楞庙，为鬼庙，供奉以阎王为首的十八层地狱塑像。庭院外面北角有一个独立的小院，是旗寺活佛庙，正殿3间，是活佛诵经膜顶的场所，东厢房2间是活佛侍从的住房，在这里料理活佛的生活事务。衍福寺，活佛共转七世，驻寺喇嘛为80人。活佛庙后院有两座3丈高的舍利塔，是存放活佛和有名望喇嘛骨灰之处。1948年12月25日，衍福寺被烧毁。
走出衍福寺大门，门两侧是两座喇嘛塔，现在仍然存在。人们俗称双塔。塔由塔刹、塔身、宝盖三部分组成。塔高15米。塔刹由光珠、全日、新月、宝盖构成。塔身覆钵部分，有八个兽头装饰，南向有龛门，门边有砖刻彩绘图案，东塔是“飞舞双龙”，西塔是“莲花蔓草”。覆钵下雕有梵文的阶梯台座。基座的图案是“双狮护光珠”造型殊异。双塔前正中是一堵长16米、高5米、宽0.9米的影壁，影壁两面正中分别有“海马朝云”、“二龙戏珠”图案，四角有“蔓草花纹”角饰。这是黑龙江省唯一幸存的喇嘛塔。影壁前有两根大旗杆，风薄铜的宝顶。悬挂经幡，十分威严。
3．全禧平安寺
全禧平安寺是扎赉特（泰赉）蒙古部的旗寺。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之后裔，与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同宗。奎蒙克有子二，长子博第达喇，次子诺们达喇。博第达喇季子阿敏，分牧于嫩江中游西畔的嫩江支流罕达罕河、绰尔河、呼尔达河流域。始号所部为扎赉特部。这是奎蒙克塔斯哈喇所属最北边的游牧地。阿敏子蒙衮，于1624年（天命九年）随科尔沁台吉奥巴降后金，赐号达尔罕和硕齐。1634年（天聪八年）卒。1648年（顺治五年）叙功追封固山贝子，改扎赉特部为扎赉特旗建制，蒙衮子色棱始领扎萨克固山贝子。“雍正十年（1732年）色棱曾孙特古斯以击贼额尔德尼昭功，晋多罗贝勒，世袭罔替。自蒙衮1648年（顺治五年）追封贝子至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共12世，期间袭贝子者3次，晋贝勒并袭贝勒者6次，晋郡王并袭郡王者3次，加蒙衮初封共13次。民国六年，在扎赉特旗境内建立了泰赉县，实行旗县分治，蒙民按其居住地域，分别归属扎赉特旗与泰赉县。泰赉县的扎赉特部蒙古人归黑龙江管理，因原扎赉特旗的旗寺始建在泰赉县境内，我们一并介绍。
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为安抚扎赉特部，与杜尔伯特部、郭尔罗斯部一样，朝廷敕建全禧平安寺。全禧平安寺，蒙古名“特古斯·白雅斯古朗图·阿木古朗黑得”。位于现黑龙江省泰赉县胜利蒙古族乡黑帝庙村。是当时扎赉特旗旗寺，全旗之首庙。
全禧平安寺，座北朝南，自成院落。东西宽50米，南北长100米，共占地5000平方米，有200多名喇嘛。院内有一幢大佛殿，共81间，略呈方形，前侧正面为二层楼阁，后身凸起为三层楼阁。从殿前仰望，呈从底向高逐渐升高之势。殿脊中央有一个象征佛教的镏金宝葫芦顶，远远望去，闪闪发光。殿内有八个朱红大柱直通楼顶。半圆形殿门，镶有两个大铜环，殿前是檐式门廊，庙门两旁的圆形窗，嵌有方格木棱，古色古香，十分典雅。正殿后边，有一座三丈高的古塔。庭院东西侧墙各有一个小脚门，山门两侧也各有一个小脚门。与其他庙宇的不同之处是山门殿内，没有四大天王塑像，而是其他佛像。庙堂以释迦牟尼为首，供奉三百多尊塑像和100多张挂像，其中铜铸佛像100多尊。各种佛器应有尽有，其中有一盏大“珠兰”（佛灯）可盛100斤油，日夜长明。庙北半华里处和庙西三华里处有两座敖包，每年的5月7日为敖包祭日。每年有四次大型庙会。4月7日至15日为太平经会，6月15日至7月末为玉日乃呼日勒，8月9日至13日仍为太平经会，12月27~30日为辞旧迎新经会。除此之外还有些临时的庙会以及芒金呼日勒，即每天的晨读。1932年因匪患全禧平安寺被烧毁，1939年扎赉特旗巴岱庙宝音都仍活佛被派到全禧平安寺当达喇嘛，在原庙址东墙外重修旗寺，新建的全禧平安寺21间殿堂，庙庭也仅有3000多平方米，喇嘛人数只剩40人。新建的全禧平安寺，于1948年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拆毁。
4．大智寺
大智寺是依克明安旗的旗寺。依克明安是西部卫拉特（也叫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巴桑的姓氏，汉译为“大千户”。清朝时，卫拉特是西部蒙古的总称，由四部蒙古人组成。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中叶，准噶尔部一直与清政府对抗，史称准噶尔之乱。清政府多次征讨，加上卫拉特上层内部的争权夺位，使整个卫拉特地区战火纷飞，民不聊生。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阿睦尔撒纳勾结沙俄，继续与清朝对抗，并谋据伊犁自立，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兵败，逃至沙俄。游牧于塔密尔流域的准噶尔依克明安台吉，依克明安氏巴桑与准噶尔可尔努特台吉，绰罗斯氏阿卜达什及克什克特等未从阿睦尔撒纳，并驰到科布多报军情。朝廷以巴桑、阿卜达什非辉特部，且无叛逆，命定边右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将他们迁徙到呼伦贝尔，由管旗章京端多卜护往，从塔密尔河出发，沿途经土谢图汗牧地和车臣汗部，溯克鲁伦河南岸，进入黑龙江将军管辖的呼伦贝尔驻牧。秋后，巴桑、阿卜达什对呼伦贝尔驻牧地不十分满意，因此，朝廷决定再次迁徙，将他们迁到通肯、乌裕尔河流域。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黑龙江将军派人去呼伦贝尔迎接。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到达乌裕尔河流域两岸，清廷命巴桑、阿卜达什所属部众编为一旗，称依克明安旗，归黑龙江将军节制。1948年撤消依克明安旗，地域的属民划入黑龙江省富裕县。
阿布达什到达乌裕尔河流域后，在大泉子附近建立了游动的扎萨克府，经本部的活佛指点，在大泉子西侧坎下修建了一座喇嘛庙，蒙古语叫“依和莫日根苏穆”，汉语为“大智寺”，大智寺最初的规模很小，喇嘛人数也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依克明安旗的另一个寺庙—明安召并入大智寺。1928年，在大泉子东北一华里处选新址重修大智寺。从修的大智寺是综合性的大院，由宽200米，长400米的4米高的土垡墙包围，占地约80000平方米，院墙开南大门（山门）和北小门。大智寺的正殿座落在南北两个门的轴线靠北处，是底座高于地面1、67米，宽20米，长40米，是砖木和石灰结构的，青砖墙外刷有白灰的仿臧式二层建筑，庙顶四角各有一个一米左右的臧式镏金塔柱。正殿内包括供佛堂、诵经殿、藏经楼等主体建筑。正殿的前殿是四大金刚殿；正殿的后面是宗喀巴庙。从四大金刚殿的左右各有一两米高的土护墙延伸出去呈长方形把大智寺、金刚庙和宗喀巴庙包围起来，占地约5000平方米。护墙外的东侧偏南是召根仓（全庙后勤生活管理处）、西侧偏北是葛根仓（活佛生活管理处）、东南角有一口水井，正殿护墙外的其余地方建有喇嘛们的住宅，每位喇嘛都有单独的住宅。山门外两侧各竖有一根10米高的经杆，顶端是金黄色的铜帽，两杆之间横挂“佛光普照，普渡众生”的经文。大智寺正殿的门上悬挂着兰底金字用蒙古文、满文、汉文书写的“大智寺”的匾额，是民国大总统亲笔书赠。另外，院墙外正对着北小门的哲喇嘛庙一座，院墙外东北角的关帝庙一座和西南方向一华里处的龙王庙也是大智寺的附属建筑。围绕着大智寺有一条供转庙者行走的小毛道，半径大约在230米左右，蒙古语叫“高若”，在高若上每隔百余米有一砖石堆或丁香树，高若就是庙宇与外界的分界线。
大智寺最高首领为活佛。活佛共转七世。活佛以下为西热图喇嘛、达喇嘛、德木齐、第泊、常斯达、依和葛斯贵、巴嘎葛斯贵、依赫翁斯达、巴嘎翁斯达、盖松嘎、尼日巴、高尼日、扎玛，以下为普通喇嘛。据1940年统计，大智寺共有喇嘛55名。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喇嘛教的腐败与退化现象，旗扎萨克为大智寺规定了《暂行喇嘛庙管理办法》和《依克明安旗大智寺庙规》。大智寺共供奉佛像101尊。其中铜质37尊，石质1尊，药质5尊，土质11尊，绘画47幅；共藏经188部；有钹、立鼓、锣、铙、海螺、小钹、经铃、酒盅、经壶、唢呐、大喇叭、小喇叭等法器32对，质地有铜、皮木结合、贝和紫铜。大智寺的喇嘛，除每日上香敬佛，正常诵经外，每年还有十六次佛事祭奠活动，共43天。
以上四个寺庙是黑龙江省蒙旗的四个旗寺，如今除了衍福寺双塔外，其他已荡然无存，根据史料和健在的喇嘛及老者的记忆，整理出旗寺概貌，期对宗教的整体研究有所帮助。
元帝国中后期迁离呼伦贝尔的各蒙古部落
孛·额勒斯
与我一贯坚持的观点一致，我在本文中所说涵盖的呼伦贝尔，是个历史学与地理学可能更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它在北元帝国时代，除了今天属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岭西地区之外，还包括贝加尔湖以东、以石勒喀河两岸为核心直至黑龙江中上游的今属俄罗斯之山河大地，以及蒙古国东方省大部之丰美草原。历史永远不会是当代史，无论心怀叵测者怎样宣传。历史更可能在未来以惊人的相似一再重复，类似于落叶松、白桦林一代又一代地长满大兴安岭的千山万壑。
北元帝国中后期，在上文意义上的呼伦贝尔，生活着很多蒙古部落。哈布图哈萨尔后裔统领的科尔沁部、茂明安部、乌拉特部、四子部，与帖木格——斡惕赤斤后裔统领的翁牛特部，以及别勒古台后裔统领的阿巴嘎部、阿巴哈纳尔部，统称阿鲁蒙古。
十五世纪二十年代，明国朱棣连续三次征北元帝国的实际当政者阿鲁台太师，致使阿鲁台太师实力大减。阿鲁台太师手下败将马哈木之子脱欢乘机崛起，统一卫拉特部蒙古，挥师自阿尔泰山南北的根据地东进，开始把持北元帝国国政。公元１４３３年，脱欢自领太师，立黄金家族脱脱不花为北元皇帝。第二年，脱脱不花可汗进兵蒙古高原东部，袭击阿鲁台太师妻子部众。阿鲁台太师败亡母纳山（今包头西），被脱欢杀害。至１４３８年，脱脱不花可汗击杀阿鲁台太师所拥立的阿岱可汗，北元帝国内战告一段落。
这位阿岱可汗就是蒙古文史籍上所说的阿鲁克帖木尔，是北元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他也是北元皇帝中，除也先这一异姓贵族之外，黄金家族中唯一非成吉思汗后裔可汗——他是哈布图哈萨尔八世孙。在这次动荡中，阿鲁蒙古各部中，科尔沁部首先受到了冲击，也引起了北元帝国中后期呼伦贝尔草原各蒙古部落的迁徙。
通过噶班沙拉勃的《四卫拉特史》，我们知道，科尔沁部首领阿鲁克帖木尔未被阿鲁台太师拥立为北元帝国皇帝之前，与弟弟乌鲁克帖木尔发生了矛盾——父亲阿克萨噶勒泰死后，阿鲁克帖木尔没给弟弟乌鲁克帖木尔分封遗产。乌鲁克帖木尔一怒之下，率自己属民西去阿尔泰山地区，投靠脱欢太师，“脱欢太师赐与和硕特之名”。《遵依圣成吉思汗大道辅佐皇室记》上记载：“阿噜克特穆尔与乌噜克特穆尔分遗产，阿噜克特穆尔从诸和硕里抽出劣弱之民分予其弟。乌
噜克特穆尔怨恨其兄，走日没方向，投靠厄鲁特之托欢太师。托欢太师以女妻之，收为女婿。称（他们）为和硕特”。东部蒙古中的大部落——科尔沁部，发生了第一次分化——乌鲁克帖木尔率众而去，成为四卫拉特之一和硕特部的始祖。
公元１４６５年，权臣摩里海王（成吉思汗异母弟别勒古台之后裔）拥立脱脱不花可汗的长子脱思为主，号摩伦可汗，继承已被另一权臣孛来杀害的弟弟马可古尔吉思可汗之位。第二年，在鄂尔多斯部的孟克、高丽的和托卜罕的挑拨下，摩伦可汗进攻摩里海王，兵败被杀。摩伦可汗之叔满都古勒可汗入主北元帝国时，已是九年后的１４７５年。此间，北元帝国内部动荡，各部落的牧地开始发生变化。
科尔沁部首领那颜博罗特王为摩伦可汗复仇，兴兵击杀摩里海王。实力大增的那颜博罗特王的目光开始盯上北元皇位——他向满都古勒可汗的小皇后满都海彻辰求婚。满都海彻辰皇后为了保持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皇统，拒绝了哈布图哈萨尔后裔那颜博罗特王的求婚，下嫁７岁的达延可汗。公元１４７９年达延可汗登极。面临西南方向存在的扎鲁特、巴林、乌齐叶特、弘吉剌特、巴岳特等内喀尔喀王部，势力强大的科尔沁部转向东方发展。
公元１５２２年前后，科尔沁部首领、哈布图哈萨尔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喇率众东越大兴安岭，告别世代居住的呼伦贝尔草原（当年核心牧地在鄂嫩河下游），以嫩江流域为故乡，号所部为嫩科尔沁。日后，发展为科尔沁左翼中旗、前旗、后旗，科尔沁右翼中旗、前旗、后旗，郭尔罗斯前旗、后旗，扎赉特旗，杜尔伯特旗，另辖伊克明安旗。就是清帝国时代南蒙古的哲里木盟。
留在呼伦贝尔的科尔沁人号所部为阿鲁科尔沁。奎蒙古塔斯哈喇的侄子昆都伦岱青之子达赉，北元末年反对林丹可汗统一蒙古的战争，清帝国天聪四年（公元１６３０年）投降清太宗皇太极。清初迁离呼伦贝尔草原，移驻西拉木伦河流域，成为清代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延续至今。
阿巴嘎部由别勒古台十七世孙巴雅思瑚布尔古特之长子塔尔尼库同创立。受林丹可汗统一战争影响，清初投降皇太极，成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左旗、右旗。清初告别呼伦贝尔草原。
别勒古台十八世孙诺密特默克图，号所部为阿巴哈纳尔。公元１６６７年（清康熙六年）告别呼伦贝尔草原，成为锡林郭勒盟阿巴哈纳尔左旗、右旗。帖木格－－斡惕赤斤后裔统领的翁牛特部也于清初告别呼伦贝尔草原，西迁，成为今日之昭乌达盟的翁牛特旗。
公元１６７８年（清康熙十六年），茂明安部告别呼伦贝尔草原，哈布图哈萨尔十六世孙僧格率所部迁至大同。后来，成为乌兰察布盟茂明安旗。
公元１６３４年（清天聪八年），哈布图哈萨尔十六世孙僧格、索诺木、鄂木布、伊尔扎木兄弟四人率四子部投降皇太极，告别呼伦贝尔草原西去，成为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
公元１６３３年，哈布图哈萨尔十八世孙鄂木布、十九世孙色棱、十八世孙图巴率乌拉特部迁离呼伦贝尔，西去投降皇太极，成为乌兰察布盟的乌拉特中旗、前旗、后旗。
科尔沁部的分部和硕特部蒙古人，在顾实汗时代，建立和硕特汗国，历五代汗王，统治西藏、青海近百年，成为蒙古人统治青藏高原这延续几百年传统的最后体现者。清代，和硕特人在青海建有２１旗，至今，其后代仍生活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西藏自治区当雄县、那曲县、班戈县，新疆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和硕县等地。
公元１６８７年（清康熙二十五年），受博硕克图汗噶尔丹统一蒙古战争的影响，哈布图哈萨尔二十一世孙、顾实汗之孙和罗理率一部和硕特人迁入额济纳河流域、贺兰山以东的地区，成为清代阿拉善旗的始主。至今，他的后裔仍生活在阿拉善左旗、右旗的辽阔土地之上。
此外，在今天的蒙古国科布多省，有原清代新和硕特旗和硕特人后代仍延续着始自呼伦贝尔草原的游牧传统。在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也有一部分和硕特人生活；“十月革命”、二战末期，都有一部分和硕特人迁往西欧、北美等地居住。
至十七世纪末，阿鲁蒙古各部迁离呼伦贝尔草原，这既是北元帝国中后期蒙古各部追求更大天地发展的反映，也是蒙古游牧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的必然体现。当北元消亡，蒙古军政单位自呼伦贝尔草原消失三十几年后（草原深处仍有未迁徙之阿鲁蒙古各部遗民生活），１７３２年春，额鲁特蒙古人自今天的蒙古国东返呼伦贝尔草原。这是蒙古游牧世界在呼伦贝尔又一轮回的开始，呼伦贝尔山河又一次传来长调牧歌的悠扬呼唤，这也是一种来自匈奴帝国时代的约定吧？
与我一贯坚持的观点一致，我在本文中所说涵盖的呼伦贝尔，是个历史学与地理学可能更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它在北元帝国时代，除了今天属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岭西地区之外，还包括贝加尔湖以东、以石勒喀河两岸为核心直至黑龙江中上游的今属俄罗斯之山河大地，以及蒙古国东方省大部之丰美草原。历史永远不会是当代史，无论心怀叵测者怎样宣传。历史更可能在未来以惊人的相似一再重复，类似于落叶松、白桦林一代又一代地长满大兴安岭的千山万壑。
北元帝国中后期，在上文意义上的呼伦贝尔，生活着很多蒙古部落。哈布图哈萨尔后裔统领的科尔沁部、茂明安部、乌拉特部、四子部，与帖木格——斡惕赤斤后裔统领的翁牛特部，以及别勒古台后裔统领的阿巴嘎部、阿巴哈纳尔部，统称阿鲁蒙古。
十五世纪二十年代，明国朱棣连续三次征北元帝国的实际当政者阿鲁台太师，致使阿鲁台太师实力大减。阿鲁台太师手下败将马哈木之子脱欢乘机崛起，统一卫拉特部蒙古，挥师自阿尔泰山南北的根据地东进，开始把持北元帝国国政。公元１４３３年，脱欢自领太师，立黄金家族脱脱不花为北元皇帝。第二年，脱脱不花可汗进兵蒙古高原东部，袭击阿鲁台太师妻子部众。阿鲁台太师败亡母纳山（今包头西），被脱欢杀害。至１４３８年，脱脱不花可汗击杀阿鲁台太师所拥立的阿岱可汗，北元帝国内战告一段落。
这位阿岱可汗就是蒙古文史籍上所说的阿鲁克帖木尔，是北元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他也是北元皇帝中，除也先这一异姓贵族之外，黄金家族中唯一非成吉思汗后裔可汗——他是哈布图哈萨尔八世孙。在这次动荡中，阿鲁蒙古各部中，科尔沁部首先受到了冲击，也引起了北元帝国中后期呼伦贝尔草原各蒙古部落的迁徙。
通过噶班沙拉勃的《四卫拉特史》，我们知道，科尔沁部首领阿鲁克帖木尔未被阿鲁台太师拥立为北元帝国皇帝之前，与弟弟乌鲁克帖木尔发生了矛盾——父亲阿克萨噶勒泰死后，阿鲁克帖木尔没给弟弟乌鲁克帖木尔分封遗产。乌鲁克帖木尔一怒之下，率自己属民西去阿尔泰山地区，投靠脱欢太师，“脱欢太师赐与和硕特之名”。《遵依圣成吉思汗大道辅佐皇室记》上记载：“阿噜克特穆尔与乌噜克特穆尔分遗产，阿噜克特穆尔从诸和硕里抽出劣弱之民分予其弟。乌
噜克特穆尔怨恨其兄，走日没方向，投靠厄鲁特之托欢太师。托欢太师以女妻之，收为女婿。称（他们）为和硕特”。东部蒙古中的大部落——科尔沁部，发生了第一次分化——乌鲁克帖木尔率众而去，成为四卫拉特之一和硕特部的始祖。
公元１４６５年，权臣摩里海王（成吉思汗异母弟别勒古台之后裔）拥立脱脱不花可汗的长子脱思为主，号摩伦可汗，继承已被另一权臣孛来杀害的弟弟马可古尔吉思可汗之位。第二年，在鄂尔多斯部的孟克、高丽的和托卜罕的挑拨下，摩伦可汗进攻摩里海王，兵败被杀。摩伦可汗之叔满都古勒可汗入主北元帝国时，已是九年后的１４７５年。此间，北元帝国内部动荡，各部落的牧地开始发生变化。
科尔沁部首领那颜博罗特王为摩伦可汗复仇，兴兵击杀摩里海王。实力大增的那颜博罗特王的目光开始盯上北元皇位——他向满都古勒可汗的小皇后满都海彻辰求婚。满都海彻辰皇后为了保持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皇统，拒绝了哈布图哈萨尔后裔那颜博罗特王的求婚，下嫁７岁的达延可汗。公元１４７９年达延可汗登极。面临西南方向存在的扎鲁特、巴林、乌齐叶特、弘吉剌特、巴岳特等内喀尔喀王部，势力强大的科尔沁部转向东方发展。
公元１５２２年前后，科尔沁部首领、哈布图哈萨尔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喇率众东越大兴安岭，告别世代居住的呼伦贝尔草原（当年核心牧地在鄂嫩河下游），以嫩江流域为故乡，号所部为嫩科尔沁。日后，发展为科尔沁左翼中旗、前旗、后旗，科尔沁右翼中旗、前旗、后旗，郭尔罗斯前旗、后旗，扎赉特旗，杜尔伯特旗，另辖伊克明安旗。就是清帝国时代南蒙古的哲里木盟。
留在呼伦贝尔的科尔沁人号所部为阿鲁科尔沁。奎蒙古塔斯哈喇的侄子昆都伦岱青之子达赉，北元末年反对林丹可汗统一蒙古的战争，清帝国天聪四年（公元１６３０年）投降清太宗皇太极。清初迁离呼伦贝尔草原，移驻西拉木伦河流域，成为清代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延续至今。
阿巴嘎部由别勒古台十七世孙巴雅思瑚布尔古特之长子塔尔尼库同创立。受林丹可汗统一战争影响，清初投降皇太极，成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左旗、右旗。清初告别呼伦贝尔草原。
别勒古台十八世孙诺密特默克图，号所部为阿巴哈纳尔。公元１６６７年（清康熙六年）告别呼伦贝尔草原，成为锡林郭勒盟阿巴哈纳尔左旗、右旗。帖木格－－斡惕赤斤后裔统领的翁牛特部也于清初告别呼伦贝尔草原，西迁，成为今日之昭乌达盟的翁牛特旗。
公元１６７８年（清康熙十六年），茂明安部告别呼伦贝尔草原，哈布图哈萨尔十六世孙僧格率所部迁至大同。后来，成为乌兰察布盟茂明安旗。
公元１６３４年（清天聪八年），哈布图哈萨尔十六世孙僧格、索诺木、鄂木布、伊尔扎木兄弟四人率四子部投降皇太极，告别呼伦贝尔草原西去，成为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
公元１６３３年，哈布图哈萨尔十八世孙鄂木布、十九世孙色棱、十八世孙图巴率乌拉特部迁离呼伦贝尔，西去投降皇太极，成为乌兰察布盟的乌拉特中旗、前旗、后旗。
科尔沁部的分部和硕特部蒙古人，在顾实汗时代，建立和硕特汗国，历五代汗王，统治西藏、青海近百年，成为蒙古人统治青藏高原这延续几百年传统的最后体现者。清代，和硕特人在青海建有２１旗，至今，其后代仍生活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西藏自治区当雄县、那曲县、班戈县，新疆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和硕县等地。
公元１６８７年（清康熙二十五年），受博硕克图汗噶尔丹统一蒙古战争的影响，哈布图哈萨尔二十一世孙、顾实汗之孙和罗理率一部和硕特人迁入额济纳河流域、贺兰山以东的地区，成为清代阿拉善旗的始主。至今，他的后裔仍生活在阿拉善左旗、右旗的辽阔土地之上。
此外，在今天的蒙古国科布多省，有原清代新和硕特旗和硕特人后代仍延续着始自呼伦贝尔草原的游牧传统。在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也有一部分和硕特人生活；“十月革命”、二战末期，都有一部分和硕特人迁往西欧、北美等地居住。
至十七世纪末，阿鲁蒙古各部迁离呼伦贝尔草原，这既是北元帝国中后期蒙古各部追求更大天地发展的反映，也是蒙古游牧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的必然体现。当北元消亡，蒙古军政单位自呼伦贝尔草原消失三十几年后（草原深处仍有未迁徙之阿鲁蒙古各部遗民生活），１７３２年春，额鲁特蒙古人自今天的蒙古国东返呼伦贝尔草原。这是蒙古游牧世界在呼伦贝尔又一轮回的开始，呼伦贝尔山河又一次传来长调牧歌的悠扬呼唤，这也是一种来自匈奴帝国时代的约定吧？
20世纪初期“大蒙古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历史探究
(日)二木博史(Futaki Hiroshi)
翻译吴秀华(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白玉双(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当时的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致信中华民国大总统,建议派奈曼王到外蒙古,做说服蒙古人的工作,并使之与谢苗诺夫派对抗rv 。这可能是由于他已听到了奈曼王担任蒙古国临时政府大臣的消息,为消除这种传言,反而向大总统推荐了奈曼王。
至于锡林迪布把国防大臣当作“耐登王”,显然是“奈曼王”之误。从呼伦贝尔选出来的成德和巴嘎巴迪,分别担任过呼伦贝尔政厅的左厅厅长和右厅厅长。成德(1875 - 1932 年) ,达斡尔人。他曾与胜福一起领导了1912 年的呼伦贝尔自治运动,并加入了大库伦政府,任外务次官,获“公”爵位。乌居龙藏对于成德作了如下描述:“大总统级的胜福,因年老多病,不能处理政务,故由左厅厅长成德代为执政。他(中略) 和胜福都会写支那文和满洲·蒙古文,也通其语言,并是个能够流利地和日本人、俄国人直接进行谈判的具有聪明头脑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发挥达斡尔人才能的代表性人物。”
关于札姆察朗诺(1881 - 1942 年) 无须多作说明。他是布里亚特出身的学者、政治家,自1911 年以来,住在大库伦,一边在外务省工作,一边进行启蒙活动。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他
回到布里亚特,领导了自治运动。
上述内阁成员中,呼伦贝尔的成德公和布里亚特的札姆察朗诺都曾参与外蒙古大库伦政府之事,首先应引起重视。
在此我想提一下,在《恰克图协定》之后,代表外蒙古缔结有关外蒙古、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电信协定的4 名代表中,就有“财务次官成德公”、“外务省译官札姆察朗诺”二人。
据此我认为赤塔大会有意图地选了以上外蒙古方面容易接纳的人。另外也应看到,被任命的3 名大臣中,成德公和奈曼王同札姆察朗诺一样,最终都未就任。
总之,赤塔大会参加者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临时政府只好在4 个部的大臣全部空缺的情况下开展活动。
四、泛蒙古主义的各种表现
在斯别兰斯基的论文中,收录了“大蒙古国”临时政府致巴黎和会各代表国的电报全文。该电文叙述了如下诸事:蒙古人自成吉思汗以来一直以长城为界,与支那保持着不同的国家;有清一代,其自治权得到了承认;辛亥革命后因中国政府的政策,蒙古人的权利被侵犯,宗教(佛教) 受压制;遵照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召开了全蒙古人会议“, 明确蒙古本来领土,传播自己的宗教,恢复本来的蒙古,创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等问题上取得一致,并且已在呼伦贝尔建立了临时政府”等等。
“蒙古国元年4 月25 日”内齐托音和另外4 个人联名写的致日本政府的公文的内容为通告向东京派遣代表,并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其“大蒙古国”等。其中所叙述的蒙古独立之根据和上述致巴黎和会的公文内容是大致相同的。
致日本政府的公文中有以下内容,即“蒙古虽分为内外蒙古、呼伦贝尔、阿尔泰、布里亚特诸族,但都居住在亚细亚中部,其王公等在各自的地方遵循其旧例实行自治。”“内外蒙古、呼伦贝尔、阿尔泰及布里亚特各部蒙古人等一体协同建立新的蒙古国”。这里应注意两处都涉及到了新疆的阿尔泰地区。这意味着新蒙古国领土也包括卫拉特蒙古人所居住的西蒙古,它和前一节里所引用的赤塔大会决议第一项是相一致的。
1919 年4 月在赤塔发行的杂志《蒙古—布里亚特的意志》第1 号上,以subudi (桑皮伦的笔名?) 的名义发表的《完全独立的蒙古国》这一篇论文,也记载着和上述两个公文类似的内容。所不同的是,该论文是面向蒙古人(布里亚特人) 写的。这一点,在其解释构成大蒙古国各地区情况的差异和强调联邦制等部分里有所表现。
对外已强调了蒙古人居住地区的一体性和共同性,那么在面向蒙古人的文章中,言及实际中的地区差异也是理所当然的。
该论文的第一特点是对中国持有略微乐观的看法。其文指出:“世界上正在确立着公正秩序的今天,如果中国停止象往日一样压迫蒙古的行为,而帮助蒙古建国,加深其友好关系的话,对于正在复兴中的蒙古国来说,再也没有比其重大的恩惠了,而且也能够奠定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平共处的基础。”
这种看法和内齐托音以个人名义致巴黎和会的电文内容是大不相同的。内齐·托音电文表明,如果蒙古的问题在社会上得不到解决的话,为了自己的子孙也应提出独立,并且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止的意志。
显然,内齐·托音和布里亚特人(Subudi) 所坚持的立场是不同的。换言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是由于离开中国统治下的内蒙古而进行独立运动的内齐·托音和住在外蒙古统治领域内的布里亚特人之立场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对中国所持态度的差异。
这里想谈一下曾经领导过布里亚特和蒙古自治运动、独立运动的仁钦诺对于“大蒙古国”所持的态度。正如下面所引用的那样,他是把蒙古作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国、中立国(“中亚的瑞士”) 来看待的。他说:“如果俄罗斯不希望全西伯利亚接受国际关系和国际纠纷产生的种种偶发因素之影响,或者不希望全西伯利亚遭受汉人的殖民和征服世界的话,俄罗斯就应该拥护作为缓冲国的蒙古之独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把已独立的中立国蒙古,即未来的中亚之瑞士置于国际保护伞之下,那么以往的那些引起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争夺的因素就会消失,因为在这种新情况下,俄罗斯和中国对蒙古所持的野心也就被消除了。”
仁钦诺在上面已经谈到了,他在致桑皮伦的信(1918 年) 中,以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旧执行部方针的形式,叙述了有关蒙古人新国家建设方面的两个草案。
一个是合并南北蒙古、西蒙古和布里亚特,创立一个“独立的缓冲国”。sy该草案已考虑到布里亚特人要移居在喀尔喀,或由于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土地交换而迁到外贝加尔边境等情况。
另一个草案是,当南北蒙古的统一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要创建两个国家。其中在南部创建的国家(和内蒙古大致一体) 要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而另一个在北部建立的“中亚国”则与中国、西伯利亚相毗邻。
仁钦诺认为,要想在“战略和政治的意图上符合日本的利益”,那么在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所设想的“中亚国”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是“落后的蒙古人”,而是“最文明的布里亚特人。”
在上述两个草案中应该注意的是,第一,在布里亚特国民议会成立以前的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时期就已经提出了接近于“大蒙古国”方案的设想;第二,为了避免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人的杂居,该草案已经考虑到了布里亚特的移居问题;第三,在新的国家里已经重视起布里亚特人所起的作用。
札姆察朗诺对于把蒙古当作瑞士一样的中立国这一设想是非常清楚的。他在1921 年革命后就设想建立一个得到苏联和中国及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中立国”,即蒙古。并进而产生了建立蒙古和青海、西藏及新疆的联邦的愿望。
仁钦诺早在1918 年、1919 年的时候就提出了建立缓冲国和中立国的方案,并引起了很大反响。而当时,札姆察朗诺正担任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议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设想他们两人会单独形成各自的思想,而不互相影响。
仁钦诺在赤塔发行的《蒙古—布里亚特意志》杂志《发刊词》中,大书特书了俄罗斯二月革命中布里亚特—蒙古人被解放的事情,并提出了蒙古人必须齐心协力,为争取人民权利而斗争的三条理由:第一,在蒙古正在进行着以建立完全独立国家为目的的“革命”;第二,俄罗斯的反动势力正在准备破坏布里亚特人的自治;第三,中国正准备废除外蒙古的自治。
在第一点中“革命”(qubisqal) 这一用语值得注意。我们在研究仁钦诺的整个思想时,经常会看到将大蒙古国的建立定为“革命”这一现象。第二点并非特意针对谢苗诺夫的,但这一观点却在对谢苗诺夫批判中有着微妙的表达。第三点是和外蒙古应该成为大蒙古国的中心这一想法紧密联系的。另外,该问题虽在本稿中没有提起,但它和“大蒙古国”运动后半部分是有非常密切联系的。
以布里亚特的仁钦诺为代表的“左派泛蒙古主义者”的思想,以内蒙古的内齐·托音为代表的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思想,以及以福兴阿和凌升为代表的“复辟运动支持者”立场,他们之间是互不相同的。
在“左派泛蒙古主义者”方面,以俄罗斯二月革命为出发点,认为社会改革和蒙古的统一是互不矛盾的。而内蒙古民族主义者思想和社会改革无缘,其最大的目的就是把自己从中国独立出来。以复辟清朝为目的的蒙古人,基本上承认其王公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左派泛蒙古主义者”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右派泛蒙古主义者”。
总之,1919 年的“大蒙古国”运动,包括了如上所述的立场各异的泛蒙古主义者,这是导致该运动脆弱的主要原因。
五 结 语
“大蒙古国”运动虽然没能够充分地展开就夭折了,但其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拒绝加入大蒙古国政府的外蒙古,于1919 年11 月失去自治,纳入了中国的直接统治。以全蒙古的独立作为其目的的泛蒙古主义运动,其结果却促使了外蒙古独立的提前废除。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外著文予以讨论。
作为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除了历来被认为的日本政策的变化和外蒙古的拒绝参加以外,也不能忽略作为主体的布里亚特、内蒙古和呼伦贝尔民族主义者们的意见分歧。和别的地区不同,已进入大蒙古国统治领域内的布里亚特,则在布尔什维克派布里亚特人的主导下,进行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建设活动,并再次提出了与外蒙古统一的问题。
仁钦诺在大蒙古国彻底失败后不久,就开始了对外蒙古的声援活动。他胜利地领导了1921 年的革命,1925 年作为全军评议会议长到达了乌兰巴托。他在蒙古掌权之后也幻想着蒙古的统一,且特别重视内蒙古人的解放。
布尔什维克在外贝加尔确立政权之后,桑皮伦和汪比伦就移居到了蒙古。特别是桑皮伦,他曾担任经济省的参事官等职,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为蒙古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内蒙古来参加“大蒙古国”运动的三个领导者,都在运动中丧命。福兴阿之死,标志着“第三次满蒙独立运动”的终结,而内齐·托音和诺仁丕勒之死,则宣告了“大蒙古国运动”的结束。
内齐·托音等人的斗争,虽然没有给内蒙古人带来任何具体的成果,但这场运动给此后的历史带来了很大影响。正如札奇斯钦所指出的,这一运动影响了20 世纪30 、40 年代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者德穆楚克栋鲁普,这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呼伦贝尔在外蒙古自治被取消之后不久,其所谓“特别区域”的法律上的地位也被撤消,而接受了中国政府的直接统治。其后,由于“满洲国”的成立,凌升担任了包括呼伦贝尔地区在内的兴安北省省长。总之,凌升时期“复辟运动”以所谓的“满洲国”的形式暂时实现了,但他本人最后却被建立满洲国的日本军所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失败而结束,其后不久,内蒙古和呼伦贝尔的民族主义者再次开始了与外蒙古统一的活动。但,由于雅尔塔协定只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因此他们的目的未能实现。
翻译吴秀华(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白玉双(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当时的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致信中华民国大总统,建议派奈曼王到外蒙古,做说服蒙古人的工作,并使之与谢苗诺夫派对抗rv 。这可能是由于他已听到了奈曼王担任蒙古国临时政府大臣的消息,为消除这种传言,反而向大总统推荐了奈曼王。
至于锡林迪布把国防大臣当作“耐登王”,显然是“奈曼王”之误。从呼伦贝尔选出来的成德和巴嘎巴迪,分别担任过呼伦贝尔政厅的左厅厅长和右厅厅长。成德(1875 - 1932 年) ,达斡尔人。他曾与胜福一起领导了1912 年的呼伦贝尔自治运动,并加入了大库伦政府,任外务次官,获“公”爵位。乌居龙藏对于成德作了如下描述:“大总统级的胜福,因年老多病,不能处理政务,故由左厅厅长成德代为执政。他(中略) 和胜福都会写支那文和满洲·蒙古文,也通其语言,并是个能够流利地和日本人、俄国人直接进行谈判的具有聪明头脑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发挥达斡尔人才能的代表性人物。”
关于札姆察朗诺(1881 - 1942 年) 无须多作说明。他是布里亚特出身的学者、政治家,自1911 年以来,住在大库伦,一边在外务省工作,一边进行启蒙活动。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他
回到布里亚特,领导了自治运动。
上述内阁成员中,呼伦贝尔的成德公和布里亚特的札姆察朗诺都曾参与外蒙古大库伦政府之事,首先应引起重视。
在此我想提一下,在《恰克图协定》之后,代表外蒙古缔结有关外蒙古、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电信协定的4 名代表中,就有“财务次官成德公”、“外务省译官札姆察朗诺”二人。
据此我认为赤塔大会有意图地选了以上外蒙古方面容易接纳的人。另外也应看到,被任命的3 名大臣中,成德公和奈曼王同札姆察朗诺一样,最终都未就任。
总之,赤塔大会参加者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临时政府只好在4 个部的大臣全部空缺的情况下开展活动。
四、泛蒙古主义的各种表现
在斯别兰斯基的论文中,收录了“大蒙古国”临时政府致巴黎和会各代表国的电报全文。该电文叙述了如下诸事:蒙古人自成吉思汗以来一直以长城为界,与支那保持着不同的国家;有清一代,其自治权得到了承认;辛亥革命后因中国政府的政策,蒙古人的权利被侵犯,宗教(佛教) 受压制;遵照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召开了全蒙古人会议“, 明确蒙古本来领土,传播自己的宗教,恢复本来的蒙古,创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等问题上取得一致,并且已在呼伦贝尔建立了临时政府”等等。
“蒙古国元年4 月25 日”内齐托音和另外4 个人联名写的致日本政府的公文的内容为通告向东京派遣代表,并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其“大蒙古国”等。其中所叙述的蒙古独立之根据和上述致巴黎和会的公文内容是大致相同的。
致日本政府的公文中有以下内容,即“蒙古虽分为内外蒙古、呼伦贝尔、阿尔泰、布里亚特诸族,但都居住在亚细亚中部,其王公等在各自的地方遵循其旧例实行自治。”“内外蒙古、呼伦贝尔、阿尔泰及布里亚特各部蒙古人等一体协同建立新的蒙古国”。这里应注意两处都涉及到了新疆的阿尔泰地区。这意味着新蒙古国领土也包括卫拉特蒙古人所居住的西蒙古,它和前一节里所引用的赤塔大会决议第一项是相一致的。
1919 年4 月在赤塔发行的杂志《蒙古—布里亚特的意志》第1 号上,以subudi (桑皮伦的笔名?) 的名义发表的《完全独立的蒙古国》这一篇论文,也记载着和上述两个公文类似的内容。所不同的是,该论文是面向蒙古人(布里亚特人) 写的。这一点,在其解释构成大蒙古国各地区情况的差异和强调联邦制等部分里有所表现。
对外已强调了蒙古人居住地区的一体性和共同性,那么在面向蒙古人的文章中,言及实际中的地区差异也是理所当然的。
该论文的第一特点是对中国持有略微乐观的看法。其文指出:“世界上正在确立着公正秩序的今天,如果中国停止象往日一样压迫蒙古的行为,而帮助蒙古建国,加深其友好关系的话,对于正在复兴中的蒙古国来说,再也没有比其重大的恩惠了,而且也能够奠定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平共处的基础。”
这种看法和内齐托音以个人名义致巴黎和会的电文内容是大不相同的。内齐·托音电文表明,如果蒙古的问题在社会上得不到解决的话,为了自己的子孙也应提出独立,并且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止的意志。
显然,内齐·托音和布里亚特人(Subudi) 所坚持的立场是不同的。换言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是由于离开中国统治下的内蒙古而进行独立运动的内齐·托音和住在外蒙古统治领域内的布里亚特人之立场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对中国所持态度的差异。
这里想谈一下曾经领导过布里亚特和蒙古自治运动、独立运动的仁钦诺对于“大蒙古国”所持的态度。正如下面所引用的那样,他是把蒙古作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国、中立国(“中亚的瑞士”) 来看待的。他说:“如果俄罗斯不希望全西伯利亚接受国际关系和国际纠纷产生的种种偶发因素之影响,或者不希望全西伯利亚遭受汉人的殖民和征服世界的话,俄罗斯就应该拥护作为缓冲国的蒙古之独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把已独立的中立国蒙古,即未来的中亚之瑞士置于国际保护伞之下,那么以往的那些引起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争夺的因素就会消失,因为在这种新情况下,俄罗斯和中国对蒙古所持的野心也就被消除了。”
仁钦诺在上面已经谈到了,他在致桑皮伦的信(1918 年) 中,以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旧执行部方针的形式,叙述了有关蒙古人新国家建设方面的两个草案。
一个是合并南北蒙古、西蒙古和布里亚特,创立一个“独立的缓冲国”。sy该草案已考虑到布里亚特人要移居在喀尔喀,或由于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土地交换而迁到外贝加尔边境等情况。
另一个草案是,当南北蒙古的统一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要创建两个国家。其中在南部创建的国家(和内蒙古大致一体) 要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而另一个在北部建立的“中亚国”则与中国、西伯利亚相毗邻。
仁钦诺认为,要想在“战略和政治的意图上符合日本的利益”,那么在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所设想的“中亚国”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是“落后的蒙古人”,而是“最文明的布里亚特人。”
在上述两个草案中应该注意的是,第一,在布里亚特国民议会成立以前的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时期就已经提出了接近于“大蒙古国”方案的设想;第二,为了避免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人的杂居,该草案已经考虑到了布里亚特的移居问题;第三,在新的国家里已经重视起布里亚特人所起的作用。
札姆察朗诺对于把蒙古当作瑞士一样的中立国这一设想是非常清楚的。他在1921 年革命后就设想建立一个得到苏联和中国及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中立国”,即蒙古。并进而产生了建立蒙古和青海、西藏及新疆的联邦的愿望。
仁钦诺早在1918 年、1919 年的时候就提出了建立缓冲国和中立国的方案,并引起了很大反响。而当时,札姆察朗诺正担任布里亚特民族委员会议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设想他们两人会单独形成各自的思想,而不互相影响。
仁钦诺在赤塔发行的《蒙古—布里亚特意志》杂志《发刊词》中,大书特书了俄罗斯二月革命中布里亚特—蒙古人被解放的事情,并提出了蒙古人必须齐心协力,为争取人民权利而斗争的三条理由:第一,在蒙古正在进行着以建立完全独立国家为目的的“革命”;第二,俄罗斯的反动势力正在准备破坏布里亚特人的自治;第三,中国正准备废除外蒙古的自治。
在第一点中“革命”(qubisqal) 这一用语值得注意。我们在研究仁钦诺的整个思想时,经常会看到将大蒙古国的建立定为“革命”这一现象。第二点并非特意针对谢苗诺夫的,但这一观点却在对谢苗诺夫批判中有着微妙的表达。第三点是和外蒙古应该成为大蒙古国的中心这一想法紧密联系的。另外,该问题虽在本稿中没有提起,但它和“大蒙古国”运动后半部分是有非常密切联系的。
以布里亚特的仁钦诺为代表的“左派泛蒙古主义者”的思想,以内蒙古的内齐·托音为代表的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思想,以及以福兴阿和凌升为代表的“复辟运动支持者”立场,他们之间是互不相同的。
在“左派泛蒙古主义者”方面,以俄罗斯二月革命为出发点,认为社会改革和蒙古的统一是互不矛盾的。而内蒙古民族主义者思想和社会改革无缘,其最大的目的就是把自己从中国独立出来。以复辟清朝为目的的蒙古人,基本上承认其王公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左派泛蒙古主义者”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右派泛蒙古主义者”。
总之,1919 年的“大蒙古国”运动,包括了如上所述的立场各异的泛蒙古主义者,这是导致该运动脆弱的主要原因。
五 结 语
“大蒙古国”运动虽然没能够充分地展开就夭折了,但其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拒绝加入大蒙古国政府的外蒙古,于1919 年11 月失去自治,纳入了中国的直接统治。以全蒙古的独立作为其目的的泛蒙古主义运动,其结果却促使了外蒙古独立的提前废除。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外著文予以讨论。
作为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除了历来被认为的日本政策的变化和外蒙古的拒绝参加以外,也不能忽略作为主体的布里亚特、内蒙古和呼伦贝尔民族主义者们的意见分歧。和别的地区不同,已进入大蒙古国统治领域内的布里亚特,则在布尔什维克派布里亚特人的主导下,进行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建设活动,并再次提出了与外蒙古统一的问题。
仁钦诺在大蒙古国彻底失败后不久,就开始了对外蒙古的声援活动。他胜利地领导了1921 年的革命,1925 年作为全军评议会议长到达了乌兰巴托。他在蒙古掌权之后也幻想着蒙古的统一,且特别重视内蒙古人的解放。
布尔什维克在外贝加尔确立政权之后,桑皮伦和汪比伦就移居到了蒙古。特别是桑皮伦,他曾担任经济省的参事官等职,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为蒙古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内蒙古来参加“大蒙古国”运动的三个领导者,都在运动中丧命。福兴阿之死,标志着“第三次满蒙独立运动”的终结,而内齐·托音和诺仁丕勒之死,则宣告了“大蒙古国运动”的结束。
内齐·托音等人的斗争,虽然没有给内蒙古人带来任何具体的成果,但这场运动给此后的历史带来了很大影响。正如札奇斯钦所指出的,这一运动影响了20 世纪30 、40 年代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者德穆楚克栋鲁普,这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呼伦贝尔在外蒙古自治被取消之后不久,其所谓“特别区域”的法律上的地位也被撤消,而接受了中国政府的直接统治。其后,由于“满洲国”的成立,凌升担任了包括呼伦贝尔地区在内的兴安北省省长。总之,凌升时期“复辟运动”以所谓的“满洲国”的形式暂时实现了,但他本人最后却被建立满洲国的日本军所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失败而结束,其后不久,内蒙古和呼伦贝尔的民族主义者再次开始了与外蒙古统一的活动。但,由于雅尔塔协定只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因此他们的目的未能实现。
瑞典:维吾尔人及内蒙古人前往中国大使馆抗议(图)
10月1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流亡维吾尔人及内蒙古人前往中国大使馆抗议, 要求中国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及良心犯,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推行的系统性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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