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7日星期四

匈牙利和蒙古,哪个才是匈奴的后裔


欧洲到远东,各路匈奴后裔的人种、文化几乎像美国一样多元,到底哪些人是真正的古匈奴人的后代?

近日,考古界爆出大新闻:在蒙古国中戈壁省德力格尔杭爱苏木境内,中蒙联合考察队实地考察了一处汉文摩崖石刻,确认了它就是东汉永元元年(公元 89 年)班固所作的《封燕然山铭》。

这篇铭文最早见于南朝范晔所作的《后汉书·窦宪传》,并为《昭明文选》辑取,流传后世;但因长期找不到真迹,被认为是班固的想象之作。此次发现终以考古遗迹印证了文献记载,令人振奋。
此铭是车骑将军窦宪率领汉军大破北匈奴后,登燕然山南麓勒石纪功的文字。其后两年,北匈奴又败于汉将耿夔,无力抵御汉军,不得不西迁远遁。

中方考察队员在研读石刻拓片,左下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吉教授,
在蒙古国的蒙古史学界看来,古老的匈奴和蒙古人关系密切,前者正是后者的祖先。蒙古的国家正统历史叙事,也构建在这一基础上。不过,中国的大部分蒙古史学者持不同意见,将蒙古族源流上溯到大兴安岭的东胡人。


关于匈奴后裔的去向,中文史学界的主要观点也和蒙古学者大不相同:匈奴被汉军击败西迁,最终来到欧洲,引发民族大迁徙,间接灭亡了西罗马,这就是欧洲文献中的「匈人」,后来演变成匈牙利人。
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匈奴人的后裔相隔万里,甚至人种都黄白不同,真正的匈奴后裔到底在哪里?

断裂的记载
寻找匈奴的后裔,首先要明确「匈奴是谁」。根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匈奴政权的核心是单于家族挛鞮氏与呼衍氏、须卜氏、兰氏、丘林氏等氏族,他们互相联姻,共同控制整个草原。

这个核心氏族联盟之外,在匈奴政权控制的草原上,还生活着其他匈奴氏族和其他部族。冒顿单于东击东胡、西败月氏,一统草原后,就收纳了东胡、月氏的部民。强盛时期的匈奴,还包括了丁零、羌、西域胡人乃至中原人。


公元前 2 世纪匈奴周围的国家地区
草原政权联盟的成分如此复杂,很多部族都可能主动或被动的被记录为「匈奴」。
公元 48 年匈奴大分裂后,南匈奴内附中原王朝,史籍记载比较明确,北匈奴的去向则缥缈得多。

所谓「匈奴西迁」,指的也正是北匈奴。据《后汉书》记载:北匈奴在永和年间遭到连续打击后,自漠北「遁走乌孙」(今天山北麓伊犁河谷地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并在漠北西部、乌孙东北盘桓数十年。期间,北匈奴曾两次通使东汉,还一度与汉廷争夺西域诸国。
直到汉顺帝时(134 年),班勇再度经营西域,彻底清除北匈奴的影响,此后几十年间鲜卑势力扩展到漠北,孤立的匈奴人不得不举族西迁。

三世纪中叶,据《北史·西域传》载,北匈奴经乌孙境迁居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下游及以北),致使康居王南避。不久后,北匈奴又再度向西,进入咸海西岸、里海的奄蔡,「杀其王而有其国」。


从此以后,汉文史籍中便再难寻觅北匈奴的踪迹。

欧亚大草原是匈奴人迁徙的走廊
不过,西迁至咸海附近居住的匈奴,也受到了古代波斯和印度人的注意。
据波斯人记载,四世纪中叶,中亚地区开始有一只游牧蛮族自哈萨克草原南侵,波斯人称之为 Xiyon(Xinites,匈尼特人)。印度人则将他们称为 Huna,以跨语言译音的标准来看,这与「匈奴」的汉语上古音 /qʰoŋ naː/可以勘同。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粟特人称这一民族为 Hwn(粟特文转写)。此前目击过刘曜烧毁西晋洛阳城的粟特商人,对前汉匈奴的称呼也是如此。
然而,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

由于游牧汗国的联盟性质,尽管中原史家、粟特商人都视其为匈奴,西迁的匈奴政权在多大程度上由中亚草原上历来的伊朗系斯基泰牧民主导,实在难以判断。

组成匈奴的蛮族里,既有使用东伊朗语言的寄多罗人(Kidarites,也被叫做红 Huna 人),也有叱咤一时,可能使用阿尔泰语的嚈哒人(Hephthalites,也被称为白 Huna)。

中亚的史籍记载也就到此为止。与此同时,南俄草原出现一支从哈萨克草原而来的部族,引发了东欧的民族大迁徙,这就是被罗马基督徒称作上帝之鞭的匈人(Hun)。

阿提拉的进军路线
西方世界最早记载匈人的著作,是四世纪罗马帝国后期的史学家阿米阿努斯(Ammainus)的《历史》,它记录了匈人灭亡阿兰人的过程。五世纪中史学家普利斯库斯(Priscus)参与罗马使团前往阿提拉王庭,归来后写了一份希腊文报告,我们从这份报告的残稿中也能看到当时匈人的生活。

据罗马人记录,刚在欧洲出现的匈人不会使用铁器、没有毡帐、甚至不食用熟食。与匈尼特人对文法的熟稔接受不同,匈人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都极其落后,比起数百年前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单于国也远远不及。

中原、波斯、罗马,都曾记载了欧亚草原上一支强大的力量,这些记载之间断裂明显,很长时间不为人注意。


「匈奴西迁欧洲成就匈牙利」的说法,还要再等十几个世纪才会出现。欧洲最早贯通上述记载的,是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德基涅(Joseph de Guignes),他在 1756~1758 年陆续出版了五大册的《匈奴通史》,认为匈奴人就是匈人:汉籍中匈奴人占领的奄蔡就是罗马人记载的匈人占领的阿兰,此后他们逐渐西侵,在阿提拉的带领下建立了匈人王国。

1900 年,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发表论文《伏尔加河的匈人与匈奴人》,他利用中国史书补足了德基涅的框架。

此后,匈牙利学者喀尔曼·尼梅梯(Kalman Nemaeti)发表《从地理上证明匈奴即匈人》,法国学者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发表《评喀尔曼·尼梅梯的「匈奴即匈人」》。在诸多东方学家的论证下,「匈奴人就是匈人」在西方已经被视为解决了的问题。
异议并非不存在,1969 年法国汉学家韩伯诗在《匈人和匈奴人》一文中就认为,匈人和匈奴人并非一族:前者是蒙古人种(无胡须,扁鼻梁),说阿尔泰语;后者则是西伯利亚人(长鼻子,大胡子),说西伯利亚语。匈人可能是西迁中匈奴政权下的边缘部族,利用了「匈奴」的名号。

匈人攻入罗马
于是,匈奴人的后裔问题,就变成了匈奴人的族属问题。如果能找到匈奴人的现代同族,问题似乎就能解决。

可是,历史文献的记载往往并不准确,特别是匈奴人和匈人自己没有文字流传,后人研究全靠欧亚各文明的历史文献,准确性并不高。
近代以来,考古学和语言学拓展了学者研究的视野。法国学者法国的沙畹、伯希和(Pelliot)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匈奴人的族属问题,认为匈奴属于突厥语系人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则认为匈奴人说的是原始蒙古语。

伯希和与白鸟库吉
更大的突破则来自分子人类学的发展:族属的考察从文献和语言转向了遗传学,而 DNA 常被看作是「无法篡改的历史记录」。

DNA 的解释
2003 年至 2007 年,法国遗传学家克莉丝汀·凯塞-特拉基(Christine Keyser-Tracqui)就蒙古国北部发现的匈奴贵族墓葬做了一系列分析。

她选取墓葬所在地今日当地人、现代蒙古人、现代雅库特、现代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比照他们与古代匈奴人的 Y 染色体、线粒体、常染色体的 DNA,发现现在蒙古人与古代匈奴人的相似程度最高,进而认为,现代蒙古人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

十年后这个研究被当作新闻风靡于中文网络。然而,轰动一时的中文网络,却忽略了克莉丝汀·凯塞-特拉基的研究细节:在 46 个匈奴个体中有 3 个的单倍型组为 U,这是一个欧洲类型。

这说明,匈奴并不是单一民族实体,而是一个草原部落的联合体,东西草原的黄、白人种,都曾被统合在强大的匈奴统治之下。

中国学者大幅度拓展这个对比研究,他们选取了拓拔鲜卑、匈奴、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朝鲜、内蒙古、外蒙古、布里亚特、雅库特、南方汉族、北方汉族、哈萨克、乌兹别克、土耳其共十五个族群的 DNA 样本做对比。

十五个族群的Fst遗传距离矩阵,数字越小距离越近/ 图片来自:《拓拔鲜卑和匈奴之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于长春等,《遗传》2007 年第 10 期

通观整个遗传距离矩阵,十五个族群中,与匈奴人的遗传距离最近的是北方汉族(0.0156),内蒙古(0.0178)和外蒙古(0.0186)分列二三位,且都显著低于其他族群与匈奴的遗传距离。不过,北方汉族和内蒙古(0.0029)、外蒙古(0.0053),又低于他们各自和匈奴的遗传距离。

这是否意味着,「匈奴人西迁」是错误的历史,北匈奴的遗传后裔并没有离开北亚草原,而是演变成了今天的蒙古人?

分子人类学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单一地区墓葬的 DNA 研究,能不能代表整个族群?法国学者采用的 Egyin Gol 地区匈奴墓葬中少量的欧洲单倍型 U 的存在,就表明匈奴的组成并非一个血缘纯正的族群。

现代蒙古人显然难以继承如此多样化的族群组成。

东亚的汉、朝鲜、蒙古、满、鄂温克、日本六个人群的 Y 染色体单倍群类型比较,任何一个人群都不只有一种的单倍型。

从上面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古代匈奴人和拓拔鲜卑的遗传距离比外蒙古人还近,而无论史籍记载还是实际的政权冲突,都表明匈奴和拓拔鲜卑并非同一族群。

在十四个对比族群中,与古代匈奴人遗传距离最近的甚至是北方汉人,但华北的历史也不会追溯到匈奴帝国。

这正体现了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做历史解释的最大问题:将遗传的相关性,解释为历史的先后因果。

传统社会的组织基础——亲属制度,并不是一个纯生物性血缘制度。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的研究表明,人类的亲属关系本质上是一个拟血缘的文化现象,收养、连宗、冒名,都可能让亲属中混入不同血统的人,组成同一个宗族团体。草原的部落社会,也遵循着同样的组织逻辑。

屋大维的母亲是凯撒的外甥女,他本人被凯撒收为养子,继承了凯撒的政治事业和家产,但是他们两个人的遗传关系相隔很远。

出身农民的丰臣秀吉为了能出任将军,而尝试联系前将军足利义昭(非源氏不得出任将军)收自己为犹子,被拒绝后他向藤原家的前关白近卫前久寻求帮忙,被收为犹子后出任「关白」(只有「五摄家」才能出任关白)。分子人类学也无法检测出近卫家后人与丰臣秀吉的遗传关系。

屋大维、丰臣秀吉
将民族想象成为一个纯粹血缘、语言或者文化共同体,在历史上相当晚近。德意志诸邦脱离拿破仑帝国、意大利统一、巴尔干脱离奥斯曼帝国,加上一战后「民族自决」风行,民族的纯洁性和基于血缘传承的历史叙述才成为国家独立必不可少的要素。
如今,「民族」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人们要成为族群的成员,并不必然需要与两千多年前飘渺的先人有血缘关系。

马克·吐温小说《竞选州长》中肤色各异的小孩抱住主角的腿、叫他爸爸的景象固然荒谬,但在绵延千年的人类族群中,肤色各异的后裔们拥有同一群祖先,却是最正常不过的常态。

2014 年世界匈奴人后裔大会,日本、匈牙利、伊朗、蒙古、土耳其等国纷纷派出代表。

2017年8月16日星期三

专访杨海英博士:国际共运与草原蒙汉关系—《没有墓碑的草原》访谈(之五)

第四十一集:专访杨海英博士:国际共运与草原蒙汉关系—《没有墓碑的草原》访谈(之五)

【节目内容提要】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报道了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由刘英伯、刘燕子父女翻译、杨海英日文原作《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中文译本。此前已经播出了四集相关报道。今天请继续收听本专题节目第五集。

本集内容是专访《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日文原著者杨海英博士,谈国际共运与草原上蒙古族与汉族的关系。      杨海英博士是日本静冈大学教授,他来自鄂尔多斯草原,是蒙古族人,本名俄尼斯.朝格图。
    
《没有墓碑的草原》日文原作获日本纪实文学大奖“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奖”。

在本集节目中,杨海英博士谈到:    
1.介绍出版日文原著的日本岩波书店。
2.把内蒙草原十年“文革”历史放在国际共产运动中考察。
3.《嘎达梅林》唱出蒙古人的心声。
4.中共建政以来内蒙汉人比例的增加。
5.谈《草原晨曲》和词作者马拉沁夫。
6.国际共运与“文革”内蒙古挖肃“内人党”的关系。

点击收听.......

2017年8月10日星期四

内蒙古自治70年:民族团结 恩威并重 - BBC

后来担任过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中)在文革前一直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人,他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左)渊源很深。右为乌兰夫的长子,原国家副主席布赫。布赫的女儿布小林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中国内蒙古正在进行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成为宣传的主旋律。但批评人士指出内蒙古并没有实现民族自治。比中共建国早两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

草原所有权模糊 内蒙古牧民抗议频发
当地开展的庆祝活动包括文艺晚会,展览和蒙古族传统的那达慕等活动。中央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周一(7日)向内蒙古赠送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礼物。

俞正声发表讲话指出,内蒙古7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代最高领人的关心。他还赞扬了内蒙古自治区早期领导人乌兰夫。
官方数字显示,内蒙古成立70来,地区经济规模从5.37亿元扩大到了1.86万亿元人民币。内蒙古面积占中国领土的12%,约118万平方公里。自治区登记的蒙古族人口为460万,占全区2500万人口的五分之一。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官方举办了许多文艺晚会,展览和蒙古族传统的那达慕等。

“草原所有权”
不过对于官方的庆祝活动以及中国媒体报道的内蒙古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就,许多蒙古族异议人士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成就不完全等于蒙古民族受益。其中主要的抱怨是民族自治区有名无实,蒙古族并没有自治权利,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外来人口迁入,蒙古族在内蒙古成了少数民族。

代表海外内蒙古流亡人士的南蒙古呼拉尔台的主席特木其勒图(席海明)对BBC记者说,官方宣传的内蒙古跨越式发展,工业,旅游业的迅猛发展,都是一种"殖民地"宣传模式,看不到对蒙古族的好处。

他特别提到内蒙古草原所有权存在的问题,说草原集体所有权没有内地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明晰,所以导致内蒙古出现草原被工矿企业占有,以及草原所有权纠纷和牧民权利被侵犯的事情愈演愈烈,激化了民族矛盾。

例如最近在内蒙东部翁牛特旗中粮肉食投资公司不顾当地人反对,在草原上建成产量数十万头猪的大型养猪场,破坏污染了草原环境。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地区近年来破坏草原事件和草原所有权纠纷层出不穷,甚至还出现过人员死伤,引起蒙古牧民抗议。习近平似乎也是第一个在内蒙古用蒙古语和按照蒙古民族礼仪祝福的最高领导人。

“恩威并重”
内蒙古自治区每十年一次大庆,照例都有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从2007年的60周年庆祝时,当时的中央代表团团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因此有评论说,自2007年后,近两次的庆祝中央代表的级别上升到了政治局常委,显示对内蒙古的重视。

内蒙古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誉为"模范自治区"。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表达了对内蒙古的高度重视。他在视察内蒙古时强调要把内蒙古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习近平似乎也是第一个在内蒙古用蒙古语和按照蒙古民族礼仪祝福的最高领导人。

不久前(7月30日)习近平还在内蒙古草原深处的朱日和训练基地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作了重要讲话。

南蒙古呼拉尔台的主席特木其勒图提到朱日和军事基地是说,这个被誉为亚洲最大的大型陆空联合训练基地的朱日和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朱日和镇,占地1000多平方公里。

南蒙古呼拉尔台的主席席海明认为,官方宣传的内蒙古跨越式发展,工业,旅游业的迅猛发展,都是一种"殖民地"宣传模式,看不到对蒙古族的好处。

他说,在上世纪60年代,朱日和是解放军的坦克训练场。当地牧民试图通过当地政府同军方交涉,希望允许他们在那里继续放牧。在交涉后,军方不仅没有让步,反而在70年代让更多牧民迁移,扩大了朱日和基地。

特木其勒图认为,中国当局有时候利用朱日和的阅兵和演习对北方的蒙古国以及内蒙古的分离主义作威慑姿态。

"模范自治区"
特木其勒图是上世纪80年初内蒙古发生大规模学生抗议的主要组织者。当时内蒙古多所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中共中央的"28号文件"。文件指示内蒙古要吸收安置外省进入内蒙古的流民,同时否定了乌兰夫主政内蒙时期关于使用民族干部体现自治权的方针。

据特木其勒图讲,随着外来移民迁入以及其他原因,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口比例由自治区创立之初的50%已经下降到了现在的20%,因此当初设想的民族自治已经失去了重要的基础。

特木其勒图认为,中国当局有时候利用朱日和的阅兵和演习对北方的蒙古国以及内蒙古的分离主义作威慑姿态。

内蒙古自治区自创立到文革前的领导人,一直是后来担任过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乌兰夫早年在延安负责民族工作,和中共西北地区领导人习仲勋渊源颇深。据说,乌兰夫和习仲勋两家仍然保持世代相传的友谊。

早年在日本投降后,进入东北(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中共军队开始转入战略反攻的时候,乌兰夫在内蒙古整合了不同的民族主义和自治力量,在1947年5月1日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上世纪50年代内蒙古曾被当时的周恩来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

在文革开始前,乌兰夫及其追随者受到整肃。随后开始的整肃扩大化导致大批蒙古族人士被迫害致死致残。旅日蒙古族学者杨海英在《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一书中详尽地叙述了这段历史。

在内蒙古成立70年纪念讲话中,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的孙女布小林说,民族区域自治铸就辉煌,民族团结已经深深融入各族人民的血液。

2017年8月8日星期二

中国政府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同时,当地蒙族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少,蒙古人权受到严控

今年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的70周年。官方举办大规模几年活动,官方媒体发文称赞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但当地蒙族异议人士认为,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宣传内蒙古的经济成就,但是当地蒙族人不但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反而因草场被强占,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据路透社8月8号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8月8号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举行了大型庆典。内蒙古是中国大陆在内战后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被中国当局树立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和新疆的“自治”典范。但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维权人士新娜对路透社记者表示,就在中国政府高调庆祝的同时,她的电讯通讯工被中断,警察到处跟踪她。

中国官方新华社当天报道说,中共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工业结构由“一煤独大”转向多元化支撑,旅游业年均增速达20%以上。2013年至2016年经济年均增长7.9%;城镇化率超过60%。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9万公里;141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14.7%下降到4.1%。

总部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民主信息中心负责人恩赫巴图对本台记者说,中国政府宣传内蒙古经济繁荣,但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民众不仅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什么好处,生活水平反而在下降:

“中国政府总是说,内蒙古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当地牧民的生活其实还不如以前,因为他们的草场因为开矿等原因遭到破坏。”

赫恩巴图说,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成立时,虽然背后是有共产党操纵的,但是当时少数民族自治的程度还比较高,自治区的主要领导都是蒙族人,

“但是,在1949年中国政府建立之后,内蒙古的政治完全由中央掌控,当地蒙族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少,目前其地位还不如一个省,更别提民族自治了。”

据路透社的报道,目前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人口中,蒙族人口还不到五分之一,他们中有些人被政府强制放弃放牧生活,到城镇定居。内蒙古的蒙族著名维权人士哈达的妻子新娜对路透社记者说,她认为8月8号这个日子令人悲伤,警察到处跟踪她。她的丈夫哈达出狱后,身体一直不好,话也不能说多少,思维能力也没有恢复。这都是他被监禁十五年造成的恶果。

在美国的蒙族维权人士恩赫巴图对此表示,内蒙古活动人士哈达一家的遭遇凸现出内蒙古人权状况的恶劣,

“哈达这样的蒙族知识分子,因为组建蒙古民主联盟而遭到迫害。(当局)说他是分裂国家,被判刑15年。 他的妻子和儿子都遭到政府迫害,都曾经坐过牢。这就是内蒙古的人权现状。”

哈达是内蒙古的著名异议人士,因参与蒙古族民主运动,推动民族自治,他1995年被法院以分裂国家等罪名判刑15年。2010年12月,他刑满出狱后,继续被当局囚禁在呼和浩特郊外的一座建筑物3年多。在哈达刑满出狱前夕,他的妻子新娜受到株连,开办的书店被查封,新娜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入狱。出狱后,当局一直不允许她继续经营书店。

(记者:高山;责编:嘉華) 网编:郭度

2017年8月6日星期日

中共的解放军建军90周年:你可能不知道的中共军史 - BBC


中国官媒连日来盛赞解放军建军90年来为国家民族立下的"卓著功勋"。但若只读官媒,有些军史你可能还没听说过。

8月1日(周二)是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官媒早已开始大肆造势,盛赞"人民军队"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的"卓著功勋"。
但官方的史观都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解释历史,一切中共不喜欢的叙述都被视为"历史虚无主义"。

7月21日出版的《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强调"决不容许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党史国史军史",维护官方版本的党史军史是具有"战斗性"的工作。

文章说:"站在党的立场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要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强化党史、国史、军史工作的战斗性,主动发声、占领阵地,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

那么,不太"光荣"的历史呢?只看官媒就不一定了解了。下面我们就为您补充几个知识点。
"武装保卫苏联"

中共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红军曾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中共本来不是中国的本土政治组织,而是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初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苏联,是不折不扣的"外国势力代理人"。因此,在中共建立"红军"两年后,中国和苏联发生冲突时,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苏联一边。

1929年7月,由于国民政府试图废除满清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宣布收回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路权。苏联红军因此入侵中国东北,击败东北军,不仅维持了对中东路的控制,还强占了黑龙江上的黑瞎子岛。

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共不仅没有谴责侵略者,反而发表宣言抨击国民党"向苏联进攻",呼吁"拥护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共产国际因此事把中共称为"国际主义的模范",并盛赞中共"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在群众的前面,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号召并组织群众去进行英勇的斗争,去反对自己的政府、中国的军阀和国民党"。

赣州战役与淞沪抗战
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共尽管有意武装保卫苏联,但其红军尚不具备足够实力。然而,两年多以后,红军在另一场中外冲突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国军十九路军奋起迎战。此战延续到3月3日才结束,史称"第一次淞沪抗战"。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国军士兵。共产党和国民党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描述长期存在争议。

中共将此事变视为打击国民政府、发展自身力量的好机会。1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呼吁上海工人"夺取武装",不仅反对日本进攻,也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还鼓动国军士兵"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

"一二八"抗战开始时,红军正准备攻打江西赣州。红军并未因国难当头而暂时停止内战,而是于2月4日进抵赣州附近,并于23日开始猛攻。3月7日,红军在遭受重创后撤退。

红军发动的"赣州战役"与"一二八"淞沪抗战几乎同时。国民政府认为,中共乘日军侵略之机猛攻赣州,牵制了本应增援上海的国军部队,等于帮助日寇。中共则说,这不过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借口。

但无论如何,中共明知日军入寇,却并未以民族大义为重,而是内战优先,不仅鼓动前线抗日士兵叛变,还同时发动大型的内战战役,应是不争的事实。

"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
红军"反围剿"失利后"长征"到西北,以期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取得外国势力的援助。
尽管打着"北上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但中共内部的抗战方针更强调保存和发展自身实力。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经过谈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编后,毛泽东立即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因此要搞"山地游击战","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同时,毛泽东强调,尽管八路军名义上已是国军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仍要"独立自主",不能真正听命于国民政府。

根据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编著的《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策略做了相当露骨的概括。

毛泽东回顾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彭德怀因批评“大跃进”,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激烈批判。图为毛泽东1958年在"大跃进"期间视察浙江。

百团大战成彭德怀"罪状"
中共对其抗战战绩的宣传重点集中在所谓"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这两场战事上。而发动这两场战事,实际上都违反了毛泽东的抗战原则,并非中共中央的本意。

1937年9月25日,在以阎锡山率领的国军为主力的平型关战役期间,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袭击并歼灭了一个几百人的日军辎重部队。这起小规模战斗被中共渲染为"平型关大捷"。
战斗当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实际否定了林彪的作战方针。

1940年下半年,为阻碍日军的扫荡,彭德怀策划指挥了一场破坏交通线的大规模"破袭战",后来被称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中共在抗战期间唯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对日作战,但彭德怀却因此遭到中共内部的批判,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中共实力,"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批评说,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彭德怀被迫在19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做了检讨,承认自己"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此后,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以至"文化大革命"中,"百团大战"都被作为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一大罪状。

陕北八路军种鸦片贩毒
在抗日战争期间,官方版本的党史强调的另一件大事是所谓"大生产运动"。官方的说法是,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

多年来,一些海外学者和作家指出,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命脉主要在于鸦片的种植和贩卖。

中共十分重视对党史和军史的宣传。图为解放军士兵参观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军史展览。经常被引用的信息来源之一是抗战时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

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引述任弼时的话说:"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敢言媒体也证实,陕北八路军确实曾经生产和贩卖鸦片。由一批中共自由派老干部支持的《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8月刊文《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引用内部资料证实,种植罂粟、贩卖鸦片的行为,延安时期党政军学、部队机关多有参与。

由郭兰英演唱的著名歌曲《南泥湾》在中国大陆传唱甚广,其中歌颂王震领导的359旅是大生产"模范"。但《炎黄春秋》的文章引用中共内部资料揭示,359旅在南泥湾既卖过鸦片,也种过罂粟。而且这在八路军各部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文章说,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所谓"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

日本学者:中共与日军共谋对抗国军
今年抗日战争结束七十周年之际,中台双方围绕国共两党当时谁才真正抗日发生争论。
虽然在中国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时,日本各大传媒均指出,在抗战胜利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诞生,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抗战的主流不是中共,但日媒也没有提出证据来说明共军在抗战中的表现。

今年11月,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撰写的《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在日本出版。作者远藤根据她收集的中国、台湾、日本三方面资料,来论证中国国民党军队抗日时,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合作打击国民党的史实。
远藤的这本书在出版后立即引起不少日本国民的关注,一个月内增印了5次。

日本《每日新闻》、《富士晚报》等媒体也就此书发表了书评,富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等更邀请远藤介绍其这本历史书。

远藤誉的书《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正以一个月增印5次的速度在日本畅销。图片版权7

BBC中文网则成为了专访远藤誉的全球首家中文媒体。远藤对BBC中文网记者说,她是读了《潘汉年传》等中国书籍后,开始怀疑中共的解释,然后着手准备写书的。她希望通过日本方面的资料来解开有关疑问,而结果则令她自己也震惊了。

中共特务与日本特务
《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叙述说,“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设置日本陆军参谋部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接触”。

远藤收集的中方资料对此解释说,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抗战胜利,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勇敢地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

但远藤收集的岩井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则明确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远藤的书详细记述了1932年作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情报部副领事的岩井赴任后,因汉语流畅,负责接待记者中日双方20多名记者,包括后来被称作“五重间谍”的新声通讯社中国记者袁殊(袁学易)。当时中共报章上不时有岩井和影佐的名字,在延安的毛泽东也获悉。岩井还建议在上海加强收集情报工作、并获准设置了“公使馆情报部”。

1935年6月岩井解救了被国民党逮捕的袁殊,更增添了两人交情。岩井虽知袁殊多重间谍身份,但不介意并援助袁殊再次留学日本,直至西安事变后才回到中国。岩井本人也在1937年回国,1938年2月重返上海,目的是“早期结束军方挑起的战争”。

共产党人与岩井公馆
2002年旅美中国学者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也根据中文资料叙述中共向岩井出卖国民党情报得以壮大的史实。

岩井在上海领事馆设置了特别调查班,搜集蒋介石政府内部情报,寻求“讲和”的机会。岩井全权委托袁殊组织新党,并说:“为了达成全面和平的共存共荣日中新关系理念,不光是党名,还要以真正理解这一理念的民众、知识分子为对象,前身是蓝衣社、中统团、以及其它党派相关者,共产党员都不要紧”。

结果袁殊招募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而所有经费由岩井取得公使馆情报部长河相达夫同意,由日方支付。不过最终新党运动演变成“兴亚建国运动”,并在袁殊建议下,兴亚建国运动总部起名“岩井公馆”。

这个时期,袁殊还把匿名为胡越明,直接在毛泽东指挥下从事特务活动的前中共特工头子潘汉年介绍给岩井,袁殊形容潘汉年地位相当于周恩来(中国前总理)。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中描写首次见潘汉年的印象是“非常稳重的知识人,却又是潇洒的都市人而令人好感”。并回忆说,此后每次都是潘汉年求见、提供国民党政府和国军情报,且以岩井公馆作据点,扩大中共在香港的间谍活动。

日本情报费资助中共
岩井委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汉年支付2000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加上由潘汉年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每次另支付潘汉年1万港元。

当时,2000港元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5年的薪水,而日本每年向潘汉年支付的费用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60年薪水,而且尚不包括刊物费,最终这笔可观的收入落入中共手中。
远藤在书中指出“这就是谢幼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员)著书《中共壮大之谜》的中共壮大理由”,而日本支付的费用大部分源自外务省机密费,岩井回忆说,支付的总额达30多亿日元(超过2500万美元)。

1937年,面对入侵的日军,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希望抗战,但毛泽东则坚持只拿出10%兵力用于抗战。岩井《回想的上海》还披露,潘汉年通过袁殊向岩井提议,商谈共军与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停战”的事宜,岩井因不懂军事,把该建议转手影佐,潘汉年从此开始直接与日军接触。

曾著书谈在华经历
远藤1941年出生在中国长春,父亲在长春经营自己研制的戒毒药品“吉福德禄”的制药厂,父母都是日本人,本来还有哥哥和弟弟。但在1948年八路军围困长春之战中,远藤的哥哥和弟弟都饿死,而她也几近饿死并遭遇流弹受伤,导致两臂残疾。
1953年,12岁的远藤回到日本,又受到日本本地人的欺凌。她取得物理学博士以后,从1983年起从事指导中国留学生的工作至今,并从那时起还兼任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教授,上海交大客座教授。

1983年远藤在日本出版《不合理的彼方》,自述其当年在长春的生活经历,获得《读卖新闻》女性人类记录优秀奖。

后来,远藤应《读卖新闻》邀请,在1984年再著书《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描述她在中国12年的苦难经历。90年代,她希望此书译成中文版,可是中国出版社一直以“过于敏感”的理由拒绝和拖延此事,去年她觉得年事已高,不能再等下去,于是选择在台湾出版中译本。

“只想追求历史真相”
远藤对BBC中文网记者说,“我对中国爱恨交集,但到了这个年龄,我只想追求历史真相”。
远藤说,《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最大的难题是找日本有关岩井的记载,我去了外务省和防卫省研究所都找不到,后来在网络上偶然看到岩井出版过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于是开始找,并终于在网络上买到,我如获至宝!现在觉得我小时候没饿死、活到现在,就是为了找到这本书”。

当记者问到,日本是否也刻意抹去当年岩井与中共合作的记录,远藤则说“不是,岩井对中国来说重要,但日本当时对他重视不够”。
对于台海两岸官方有关谁是真正抗日力量的争论,远藤表示“日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在防卫研究所里看战史资料,厚厚的一本防卫研究所编写的战史资料,居然是引用中共党史来编写,简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我才要挖掘真相,来填补真实的历史空白”。

为什么无法找到成吉思汗墓 - BBC


While the great warrior’s tomb may contain treasure from across the ancient Mongol Empire, Mongolians want its location to remain a mystery.

19 July 2017
This is an outsized land for outsized legends. No roads, no permanent buildings; just unfurling sky, tufted dry grass and streaming wind. We stopped to drink salted milk tea in nomads’ round ger tents and to snap pictures of roaming horses and goats. Sometimes we stopped just for the sake of stopping ‒ Ömnögovi Province, Mongolia, is endless by car. I couldn’t imagine tackling it on a horse.
But this is the country of Genghis Khan, the warrior who conquered the world on horseback. His story is full of kidnappings, bloodshed, love and revenge.

That’s just history. The legend begins with his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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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ghis Khan (known in Mongolia as Chinggis Khaan) once ruled everything between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Caspian Sea. Upon his death he asked to be buried in secret. A grieving army carried his body home, killing anyone it met to hide the route. When the emperor was finally laid to rest, his soldiers rode 1,000 horses over his grave to destroy any remaining trace.

In the 800 years since Genghis Khan’s death, no-one has found his tomb.

Genghis Khan once ruled everything between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Caspian Sea
Foreign-led expeditions have pursued the grave through historical texts, across the landscape and even from space ‒ National Geographic’s Valley of the Khans Project used satellite imagery in a mass hunt for the gravesite. But most interest in locating the tomb is international; Mongolians don’t want it found.

It’s not that Genghis Khan isn’t significant in his homeland ‒ quite the reverse. His face is on the money and on the vodka; he probably hasn’t been this popular since his death in 1227. So it can be difficult for outsiders to understand why it’s considered taboo to seek his grave.

Genghis Khan did not want to be found
The reluctance is often romanticised by foreign media as a curse, a belief that the world will end if Genghis Khan’s tomb is discovered. This echoes the legend of Tamarlane, a 14th-Century Turkic-Mongolian king whose tomb was opened in 1941 by Soviet archaeologist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tomb’s disturbance, Nazi soldiers invaded the Soviet Union, launching World War II’s bloody Eastern Front. Superstitious people might call that cause and effect.

But Uelun, my translator, was having none of it. A young Mongolian with a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Buryat State University in Ulan-Ude, Russia, she did not seem superstitious. In her opinion, it is about respect. Genghis Khan did not want to be found.


One thousand horses trampled the grave of Genghis Khan to destroy any trace
“They went through all that effort to hide his tomb,” she pointed out. Opening it now would violate his wishes.

This was a common sentiment. Mongolia is a country of long traditions and deep pride. Many families hang tapestries or portraits of the Grand Khan. Some identify themselves as ‘Golden Descendants’, tracing their ancestry to the royal family. Throughout Mongolia, the warrior remains a powerful icon.

The search for Genghis Khan’s tomb
Beyond cultural pressures to honour Genghis Khan’s dying wish for secrecy, a host of technical problems hinder the search for his tomb. Mongolia is huge and underdeveloped ‒ more than seven times the size of Great Britain with only 2% of its roads.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s so low that only Greenland and a few remote islands can beat it. As such, every view is epic wilderness. Humanity, it seems, is just there to provide scale: the distant, white curve of a herdsman’s ger, or a rock shrine fluttering with prayer flags. Such a landscape holds on to its secrets.

Mongolia is more than seven times the size of Great Britain with only 2% of its roads
Dr Diimaajav Erdenebaatar has made a career overcoming such challenges in pursuit of archaeology.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t Ulaanbaatar State University in Mongolia’s capital city, Dr Erdenebaatar was part of the first joint expedition to find the tomb. The Japanese-Mongolian project called Gurvan Gol (meaning ‘Three Rivers’) focused on Genghis Khan’s birthplace in Khentii Province where the Onon, Kherlen and Tuul rivers flow. That was in 1990, the same year as the Mongolian Democratic Revolution, when the country peacefully rejected its communist government for a new democratic system. It also rejected the search for Genghis Khan, and public protests halted the Gurvan Gol project.

Uelun and I met Dr Erdenebaatar at Ulaanbaatar State University to talk tombs ‒ specifically similarities between his current project and the resting place of Genghis Khan. Since 2001 Dr Erdenebaatar has been excavating a 2,000-year-old cemetery of Xiongnu kings in central Mongolia’s Arkhangai Province. Dr Erdenebaatar believes the Xiongnu were ancestors of the Mongols ‒ a theory Genghis Khan himself shared. This could mean similar burial practices, and the Xiongnu graves may illustrate what Genghis Khan’s tomb looked like.

Many believe Genghis Khan's tomb could be filled with treasures from across the Mongol Empire
Xiongnu kings were buried more than 20m underground in log chambers, with the sites marked above ground with a square of stones. It took Dr Erdenebaatar 10 summers to excavate the first tomb, which had already been hit by robbers. Despite this, it contained a wealth of precious goods indicating the Xiongnu’s diplomatic reach: a Chinese chariot, Roman glassware and plenty of precious metals.

Dr Erdenebaatar took me to the university’s tiny archaeology museum to see the artefacts. Gold and silver ornaments were buried with the horses sacrificed at the gravesite. He pointed out leopards and unicorns within the designs ‒ royal imagery also used by Genghis Khan and his descendants.
There already aren’t enough lifetimes for this work ‒ history is too big
Many believe Genghis Khan’s tomb will be filled with similar treasures gathered from across the Mongol Empire. It’s one reason foreign interest remains strong. But if the Grand Khaan was buried in the Xiongnu style, it may be difficult ‒ if not impossible ‒ to know for sure. Such a tomb could be hidden by simply removing the marker stones. With the main chamber 20m down,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find in the vastness of Mongolia.

When I asked Dr Erdenebaatar if he thought Genghis Khan would ever be found, he responded with a calm, almost indifferent, shrug. There already aren’t enough lifetimes for his work. History is too big.
A possible lead in a forbidden location
Folklore holds that Genghis Khan was buried on a peak in the Khentii Mountains called Burkhan Khaldun, roughly 160km north-east of Ulaanbaatar. He had hidden from enemies on that mountain as a young man and pledged to return there in death. Yet there’s dissent among scholars as to precisely where on the mountain he’d be ‒ if at all.

Legend has it that Genghis Khan was buried in the Khentii Mountains
“It is a sacred mountain,” acknowledged Dr Sodnom Tsolm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Ulaanbaatar State University with an expertise in 13th-Century Mongolian history. “It doesn’t mean he’s buried there.”

Scholars use historical accounts to puzzle out the location of Genghis Khan’s tomb. Yet the pictures they create are often contradictory. The 1,000 running horses indicate a valley or plain, as at the Xiongnu graveyard. Yet his pledge pins it to a mountain. To complicate matters further, Mongolian ethnologist S Badamkhatan identified five mountains historically called Burkhan Khaldun (though he concluded that the modern Burkhan Khaldun is probably correct).

Theories as to Genghis Khan’s whereabouts hang in unprovable limbo
Neither Dr Tsolmon nor I could climb Burkhan Khaldun; women aren’t welcome on the sacred mountain. Even the surrounding area was once closed to everyone but royal family. Once known as the Ikh Khorig, or ‘Great Taboo’, is now the Khan Khentii Strictly Protected Area and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Since achieving this designation, Burkhan Khaldun has been off-limits to researchers, which means any theories as to Genghis Khan’s whereabouts hang in unprovable limbo.
Honouring a warrior’s final wish
With the tomb seemingly out of reach, why does it remain such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Mongolia?

Genghis Khan's rule enshrined the concepts of diplomatic immunity and religious freedom
Genghis Khan is simply Mongolia’s greatest hero. The West recalls only what he conquered, but Mongolians remember what he created. His empire connected East and West, allowing the Silk Road to flourish. His rule enshrined the concepts of diplomatic immunity and religious freedom. He established a reliable postal service and the use of paper money. Genghis Khan didn’t just conquer the world, he civilised it.

Genghis Khan didn’t just conquer the world, he civilised it
He remains to this day a figure of enormous respect ‒ which is why Mongolians like Uelun want his tomb to remain undisturbed.

“If they’d wanted us to find it, they would have left some sign.”
That is her final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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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克雷格  (Erin Craig)   2017年 8月 4日

这是一片富有传奇色彩的广袤土地。这里没有道路,没有永久性建筑,只有无尽的天空,丛生的干草和呼啸的烈风。我们停下来在牧民的圆顶蒙古包里饮用咸味的奶茶,抓拍那里马匹和羊群信步的美景。有时我们只是为了停下而停下——蒙古国南戈壁省 (Ömnögovi Province)一望无际,我们一路驾车前行。我无法想像在这片土地上策马奔驰的情形。
但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国家,他就是在马背上征服了世界的勇士。他的故事充斥着绑架和杀戮,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这就是历史。直到他去世后,他的传奇才拉开序幕。

成吉思汗曾经统治着太平洋与里海之间的一切。他临死前要求将自己秘密埋葬。一支悲痛的军队把他的尸体运回家乡,沿途遇到的人都被格杀勿论,只为保守这一秘密。当这位君主终于入土为安,他的1000名士兵在他的墓地上骑马踩踏,毁掉一切痕迹。

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的800年里,没有人能找到他的陵墓。
外国人主导的探险队曾试图在史书、地面甚至空中寻找他的陵墓——《国家地理》杂志的"可汗谷项目" (Valley of the Khans Project) 就曾使用卫星图像大规模搜索,试图找到陵墓所在。最关注寻找陵墓都是些外国人,但是蒙古人自己却并不希望找到它。

这并非由于成吉思汗在他的家乡不受重视——事实恰恰相反。他的头像被印在纸币和伏特加酒瓶上。自 1227 年去世后,他恐怕从未像今天这般深受欢迎。所以对于局外人而言,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地人把寻找他的陵墓视为禁忌。

这种不情愿常常被国外媒体浪漫地解释为一种诅咒。据信,世界将随着成吉思汗墓的发现而终结。这种说法与帖木儿传奇遥相呼应。帖木儿是14世纪的突厥蒙古国王。1941 年,他的陵墓被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在帖木儿陵墓被发掘之后不久,纳粹军队就入侵苏联,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腥的东方战线。迷信的人可能将此视为因果关系。

但是我的翻译乌伦 (Uelun) 却不以为然。作为一名在俄罗斯乌兰乌德 (Ulan-Ude) 布里亚特国立大学 (Buryat State University) 获得国际关系学位的蒙古年轻人,她并不迷信。在她看来,这件事只关乎敬畏。成吉思汗并不希望自己被人找到。

一千匹马在成吉思汗的墓地踩踏,毁灭一切痕迹."他们费尽心机想要把他的陵墓藏起来,"她说。现在打开它将有违他的心愿。

这是人之常情。蒙古是一个拥有悠久传统和崇高荣誉感的国家。很多家庭都挂着印有成吉思汗肖像的挂毯或他的画像。有的人自认为是"黄金后代",因为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古代皇室。在整个蒙古,这位勇士始终是他们一个强大的象征。
寻找成吉思汗墓

除了敬畏成吉思汗临终遗愿的文化压力外,大量技术难题也阻碍着陵墓的搜寻。蒙古地域辽阔,属于欠开发国家——它的面积是英国的7倍多,但是道路却只有英国的2%。这里人口密度极低,只有格陵兰和一些偏远岛屿的人口密度比它更低。自然,这里放眼望去,遍地都是荒野。人类在这里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在茫茫大地上提供一些参照物:远方,牧民蒙古包的白色曲线,还有岩石寺庙上迎风飞扬的经幡。这片土地坚守着自己的秘密。

蒙古的面积是英国的七倍多,但是道路却只有英国的 2%(图片来源:Samuel Bergstrom)
在考古生涯中,迪马扎布·额尔德尼巴特尔(Diimaajav Erdenebaatar) 博士曾多次克服了这样的困难。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是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州立大学 (Ulaanbaatar State University) 考古系主任,也是为寻找陵墓成立的首个联合探险队的成员之一。这个由日本和蒙古的合作项目名为"Gurvan Gol"(意思是"三条河流"),它重点研究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肯特省 (Khentii Province),也就是鄂嫩河 (Onon)、克鲁伦河 (Kherlen) 和图勒河 (Tuul) 的交汇之地。那还要回到1990 年,也是蒙古民主革命爆发的同一年。当时,这个国家和平终结了共产党政府的统治,建立了新的民主体制。同样终结的还有成吉思汗陵墓的搜寻行动,民众的抗议致使"Gurvan Gol"项目中断。

乌伦和我在乌兰巴托州立大学见到了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我们谈到了陵墓,特别是他手头的项目与成吉思汗墓之间的相似之处。自2001年以来,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已经在蒙古中部的后杭爱省 (Arkhangai Province) 发掘了一个拥有2000年历史的匈奴国王陵墓。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认为,匈奴是蒙古族的祖先,这也是成吉思汗本人认可的理论。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有类似的墓葬习俗,这些匈奴陵墓也可能与成吉思汗墓类似。

很多人都相信,成吉思汗墓里可能充斥着从蒙古帝国各地搜罗来的珍宝.匈奴国王被埋葬在地下20多米深的木质墓室内,在地面上设有方形石头作为标记。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花了10年时间才发掘出第一个墓室,而且当时这个墓室已历经盗墓者洗劫。尽管如此,墓室里面仍然有许多珍品,它们反映了匈奴的外交触角所及:其中有有一辆中国战车、罗马的玻璃器皿和大量的贵重金属。

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带我参观了大学的小型考古博物馆,那里收藏着这些文物。墓地中葬有金银饰品和殉葬的马匹。他指出藏品图案中的豹和独角兽——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也将其用于皇室图像。

很多人都相信,成吉思汗墓里可能充斥着从蒙古帝国各地搜罗来的类似珍宝。这也是外国人寻找陵墓的兴趣依然浓厚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成吉思汗也按照匈奴的方式埋葬(即便有此可能),情况无疑就将难以掌握。通过移动标记石块,这样的陵墓很容易就能隐藏起来。要在蒙古广袤的土地找到地下20米深的墓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我询问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他认为能否找到成吉思汗墓时,他镇定而又冷淡地耸了耸肩。他的有生之年已经不足以完成自己的工作了。历史太过久远。

禁入之地可能的线索
民间传说成吉思汗被葬在肯特山 (Khentii Mountains) 一个名为不儿罕合勒敦 (Burkhan Khaldun) 的山峰上,那里距乌兰巴托东北部约160公里。成吉思汗年轻时曾在那座山上成功躲过敌人,他曾发誓死后要魂归于此。但是学者们对于陵墓在这座山上的确切位置仍有争议——如果事实果真如此。

传说成吉思汗被葬在肯特山 (Khentii Mountains) 上."那是一座圣山。"乌兰巴托州立大学专门研究13世纪蒙古历史的历史学教授索德诺姆·朝勒蒙 (Sodnom Tsolmon) 博士说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埋葬于此。"

学者们还利用历史记录来寻找成吉思汗墓的位置,,但是他们的说法往往自相矛盾。1000匹奔马表明陵墓所在地形为山谷或平原,如同匈奴墓地一样,但是成吉思汗的誓言又指向山脉。更为复杂的是,蒙古的民族学者S·巴丹哈坦 (S Badamkhatan) 发现,历史上有5座山都叫做不儿罕合勒敦(不过,他认为现在这座不儿罕合勒敦山可能是正确所在)。

朝勒蒙博士和我都无法爬上不儿罕合勒敦山,这座圣山并不欢迎女性,,甚至周边地区也曾一度只向皇室开放。曾经被称作"Ikh Khorig("禁忌重地")的地方如今是汗肯特严格保护区 (Khan Khentii Strictly Protected Area),也被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地。自从获得上述认定以来,不儿罕合勒敦山就禁止研究人员进入,这就意味着任何关于成吉思汗墓的猜测都无从证实。

对勇士遗愿的致敬、陵墓似乎无法找到,但是为什么它始终都是蒙古的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呢?成吉思汗的统治奉行外交豁免和宗教自由的理念,成吉思汗是蒙古最伟大的英雄。西方人只记得他的征服,而蒙古人则记得他的创造。他的帝国将东西方连接起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他的统治奉行外交豁免和宗教自由的理念。他建立了可靠的邮政服务,并推行纸币的使用。成吉思汗不仅征服了世界,还推动了世界的文明发展进程。

直至今天,他依然广受尊重——这也是像乌伦这样的蒙古人希望他的陵墓不被打扰的原因所在。7"如果他们想让我们找到,就会留下某种记号。"这是朝勒蒙博士最后的结论。

2017年8月5日星期六

内蒙古牧民草场纠纷与警冲突 鄂前旗牧民诉千亩草场被强占

牧民在旗政府展示伤痕,要求政府释放被抓的牧民
内蒙古呼伦贝尔鄂温克旗数百名牧民因不满当局禁止放牧,8月3号4号在草牧场通宵静坐,遭到警方武力镇压。双方发生冲突,十多人被打被拘留。此外,有鄂前旗牧民向本台记者投诉,他们的近两千亩草场被村书记强占。

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镇各民族牧民,因不满当地政府不准他们放牧,8月3日起通宵静坐抗议,遭到暴力驱赶。

4日凌晨,数十名特警殴打村民,遇到牧民群起反抗。警察和抗议者相互推打。牧民提供的多段现场视频显示,有众多牧民在草场静坐,拍摄者称:
“内蒙古呼伦贝尔鄂温克旗为了争夺草场,各民族现在开始暴乱了,在灰腾河(音:蒙语:冷的意思)”。

视频中,牧民们在夜幕下驱赶牛羊,并不停的吆喝。另有多位牧民受伤后,躺倒在地。有牧民在旗政府大楼门前展示受伤的部位,公安则不准请愿者进入大楼。

关注事件的蒙古族维权领袖哈达,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该事件中有多人被抓及被打伤:
“伊敏苏木。据说是外地汉人来抢他们(牧民)的草场,连牛羊都不让放,不让吃草。好像是今天发生的,而且很多人被打伤了”。

记者致电鄂温克旗维稳部门官员曹勒盟,对方听到记者提问后,立即挂断电话。

鄂尔多斯鄂前旗昂素镇牧民傲特格代对记者说,牧民草场权益遭到侵占的情况在当地非常普遍。她今年三月曾到呼和浩特向自治区政府主席状告前村支书郭洪斌,但至今没有得到回复。其后,中央巡视组入驻内蒙古首府时,她又去反映问题,结果当地政府各部门官员6人把她劝回。

傲特格代通过维权人士新娜对本台记者说:
“2003年 我因供养三个上学的孩子及患病吃药,欠了当时在供销社开商店的郭洪斌一万八千元货款。他催债我们又一时还不上,无奈将家中的4313亩草场中的1900亩以5万元租给郭抵账,租期10年”。

傲特格代说,起草《草牧场有偿承包合同》的是郭洪斌的小舅子张海刚,他当时是昂素镇司法局官员,她因此在合同上签字:“现在郭洪斌一口咬定我家的1900亩草场合同书上,他小舅子写的“永久性承包使用”具有法律效用,其实从法律角度,此文恰恰是无效的”。

傲特格代表示,因草场承包的年限只有30年,前村支书所说的“永久性”只是一厢情愿,并无法律约束力,可是当地各级政府就是偏袒郭而不理睬她的合理诉求。

本台记者致电郭洪斌,但对方不接电话。

另外,昂素镇牧民苏布德对本台记者说,她今年已71岁,曾上访多年,但无人理会。苏布德称,她的父亲查干巴来,早年参加了革命武装蒙汉支队,文革时受到冲击,她也受到珠连。因此,她希望上级部门责成当地政府,认真研究并重视她的申诉,为其家人在文革中遭到的不公予以纠正,并提供经济补偿。

特约记者乔龙/责编:石山/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