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天 = 孟和腾格里

长生天是蒙古萨满教的最高神明，蒙语为“孟和腾格里”，蒙古人有着天地崇拜的习俗他们称天为额其格腾格里意为苍天之父,称地为额赫嘎扎尔,意为大地母亲.

<蒙鞑备录>记载"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闻泪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曰:天叫也." 萨满教认为长生天具有主宰世间万物的神秘力量，故应予以无限的崇拜与敬仰。 再历史的演化进程中，长生天逐渐演化成了集自然，宗教，阶级，政治，哲学意义于一体的复合观念，对蒙古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蒙古民族以"苍天"为永恒最高神，故谓"长生天"（蒙语读作"腾格里"）。"成吉思汗"，其含义就是"赖长生天之力而为汗者"。成吉思汗通过战争征服，结束了蒙古民族各部落之间延续了上千年的仇杀争斗,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蒙古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关于成吉思汗“长生天”思想，有很多学者从政治角度进行过分析。西北民族学院在《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上发表题为《再论成吉思汗与“长生天”崇拜》的文章，从宗教学的观点出发，探讨成吉思汗的“长生天”崇拜思想，论述了“长生天”崇拜思想的形成对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的影响。

文章分为：有关长生天；成吉思汗“长生天”崇拜的主要内容；成吉思汗“长生天”崇拜对以后历代汗王的影响。 后固始汗时代五世达赖权利的集中与扩张 1645年，随着与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联合统治西藏12年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去世，联合政权中和硕特一方的权力急剧削弱，政权的中心逐步向格鲁派领袖人物五世达赖喇嘛的手中转移。继固始汗以后的几任和硕特汗王虽在西藏驻留达63年之久，但并未掌握统治西藏的实际权力，联合统治形同虚设。故这63年被称为后固始汗时期。后固始汗时期，原来西藏地方政教两权分立的政治格局逐步演化为政教合一的集权制统治，五世达赖喇嘛的政教权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一时期，五世达赖喇嘛不仅以西藏首席教派领袖的身份统领着藏区各教派，而且在和硕特汗王的继位、格鲁派政权各级官员的任免以及对西藏乃至整个藏区僧俗贵族封赐土地属民等大量世俗事务中都起着绝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为以后清朝政府正式册封七世达赖喇嘛为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并授权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做了铺垫。

“大召”，所谓内蒙古佛教第一寺

“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美丽古城。这里不仅满城青色，风景秀丽，还以召庙古迹众多而著称，被誉为“召城”。

大如寺

　　召庙，就是藏传佛教的寺庙，在呼和浩特市区的众多召庙中最负盛名的要属大召。坐落在呼和浩特市旧城区西南部的大召寺是内蒙古地区的第一座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召庙，早在四百年多年前就已经闻名于塞外。

　　这座规模宏伟、幽深宁静的藏传佛教寺院载满了厚重的文化和丰富的传奇故事。请听大召寺住持赵久久的介绍：

　　大召寺建立于明朝的万历年,也就是公元1579年,建这个寺庙的主人是成吉思汗的第17代孙子，他的名字叫阿拉坦汗。

　　为什么要建这个大召寺呢？

　　因为阿拉坦汗多年征战,已经厌倦了战争，想在漠南蒙古一带有个和平、安居的环境。所以，他心里头琢磨着应该有一种信仰，他就选择了藏传佛教黄教格鲁派。

　　皈依喇嘛教的阿拉坦汗，在青海会见了西藏达赖三世活佛，并把西藏的格鲁教派引进内蒙古地区。公元1579年阿拉坦汗开始在内蒙古地区兴建第一座格鲁派寺院，当时用1500公斤白银铸造了一尊释迦摩尼佛像。次年，规模宏伟、富丽堂皇的寺院落成了。当时的明朝政府赐名为“弘慈寺”，蒙古语名为“伊克召”，汉语意思就是大召寺。

大如寺

　　据说当年大召寺落成时，西藏的达赖三世专程从西藏赶来，主持了银佛的开光法会，此后啊，数代达赖活佛都曾经亲临大召讲经传法，大召成了漠南蒙古地区最有影响的寺院，四方信徒纷纷前来膜拜。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又下令整修大召寺，还用黄金铸造了“皇帝万岁”的神牌，供奉在银佛前。自此，大召寺内不再请活佛，成了一座“皇家寺院”，自然宗教和政治地位也就越来越高，成了那个时代蒙、藏、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中心，对蒙古社会政治、文化起过重要作用。也是中国北方最有名气的佛刹之一。赵久久住持介绍说:

　　大召占地面积是3万平方米，因为阿拉坦汗从中原带过来一些匠人，还有青藏地区的匠人，所以大召寺的建筑风格是藏汉结构形式。

　　大召寺院坐北向南，主体建筑布局为伽蓝七堂式。整个殿堂金碧辉煌，庄严肃穆。

　　大召寺内的珍藏品极为丰富，其中银佛、龙雕、壁画是该寺的镇刹之宝，被誉为大召寺的“三绝”。

　　现在到我们殿堂里看到的释迦摩尼佛祖像全部是白银铸的，在好多的寺庙里有金佛、铜佛、木雕、石刻、泥塑的唯独没有银佛。这是一绝!

　　银佛就是供奉在佛堂内的、用1吨半白银铸造的释迦摩尼佛像。佛像呈坐姿，近3米高，这尊巨大的银佛像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银佛之一，因此大召还有“银佛寺”的美称。

　　第二个呢，在释迦摩尼佛祖前面两根通天柱上盘的两条盘龙，这两条龙是用纸浆和泥做的，到现在栩栩如生活龙活现。令人称奇的是，用泥巴做成的这两条龙身是空心的，在经历了400多年的岁月后，竟然没有一点裂痕。

　　另外一个在我们佛殿里头你还能看到400多年以前用矿物原料画的壁画。壁画是大召寺的一大特色。虽历经数百年之久，至今依然艳丽如初。赵久久住持说，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大召寺真可说是饱经沧桑：

　　解放初期寺庙已经破烂不堪，当时政府拨了专款对寺庙进行了部分的维修，后来到文革期间，寺庙被工厂占用，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以后，为我们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80年大昭寺又回归了僧众。自治区政府和呼和浩特两极政府先后拨款200多万人民币进行修缮，完全恢复了原貌 ，你可以看到红墙、青瓦、宝殿、雄阁、香烟缭绕。

　　住持说，法运还随国运昌。国家富强，寺庙的香火也旺，他说现在的佛教事业可以说是进入了鼎盛时期。

　　现在大召寺有60位喇嘛，其中有20多个徒弟。他们都是从农村牧区来的，头几年不会说汉语，现在孩子们都可以用手机传发信息了。

　　大召寺非常重视对喇嘛们的素质教育，对小喇嘛的培养很严格，学经文后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过关。在大召寺内的“密宗护法殿”，记者见到了19岁的小喇嘛图布。

　　图布说，他们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然后背诵一个半小时的佛经，上午大约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敲鼓诵经。2006年起大昭寺还为“小喇嘛”们开设了英语课，目的是为了接待这里日益增多的外国游客。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和十六是大召寺内隆重的晾佛节。届时喇嘛们要把寺内珍藏的一副长7米、宽5米的迈达佛画像抬出来挂在佛殿前展晾，在佛像前举行法会，众僧诵经祈祷，信徒们都会赶来向大佛顶礼膜拜。

　　此外，还有藏传佛教特有的送巴令活动。巴令就是灾祸的替身，喇嘛们诵经文把象征着灾祸的巴令送走，保佑信徒们吉祥平安，这也是大召寺独特的佛事活动。如今的大召寺不但是佛教圣地，还是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

　　大召从1980年正式对外开放，先后接待了近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万中外游客。我们架起了一座同友好国家传递信息的桥梁。

　　赵住持说，看着寺庙里的变化，就知道红墙外的变化有多大。昌平盛世，人们在享受和谐美好的生活。好了，这次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http://gb.cri.cn/1321/2009/05/13/661s2509597.htm

蒙古搞到了三个出海口 中国只出力大赚过路费

内幕揭秘：蒙古为什么想在中国搞到三个出海口

为了在将本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卖出去，蒙古国在向中国借路出海上可谓费尽心思。

我的一个朋友CF前几月曾参加了中国企业和蒙古国议会议长关于蒙古国向中国借贷20亿美元的谈判，所说，议长的30亿美元数目甫一出口，在座的中国人异口同声笑出来，蒙古大官们太异想天开了，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借钱的数目（《金援蒙古30亿，能养多大一只白眼狼？》）居然达到该国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借这么多钱，你靠什么还呢？

不过，你不能不佩服他们敢想敢说。 当然，我相信沿续中国的一贯外交思路，中国多多少少会向其提供贷款的。 但蒙古国与中国的最密切关联还不止是几笔贷款。 而是出海口。

本月15日，蒙古国总理桑吉・巴亚尔率代表团15日访问天津，期间，天津市政府与蒙古国交通建筑城建部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天津滨海新区深化经贸合作备忘录》，同意双方将在天津滨海新区建设便捷的国际贸易合作平台。天津与乌兰巴托是友好城市。2008年，天津与蒙古进出口贸易额为6141万美元，比上年增长47.5％。

天津到北京再到乌兰巴托的铁路是现成的，蒙古国与天津的物流贸易合作“深化”之后，相信一定会有大量的蒙古国资源借路天津流向大海那端，日本。

蒙古国《关于在中国天津滨海新区深化经贸合作备忘录》的签著可追溯于2005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关于推动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达成的重要共识，共识4方面：

1.加强两国高层及各层次的对话与交流，扩大两国议会、政府和政党之间的友好交往，不断增进理解和信任，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2.坚持以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拓展双边互利合作；3.扩大两国在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丰富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内涵；4.保持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共同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但之后时间，中蒙之间其实并没有真正做到“理解和信任”以及“保持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每年一度的蒙古国与美国合作的“可汗探索”大型军演已被蒙古国用来依靠美国制衡中国与俄罗斯的一张大牌，去年奥运会后的军演，中国也没有沾上边。

这不，直到2008年底美国深陷金融危机，蒙古国才想起来再向中国伸手借钱。 除了在这次蒙古国与天津签署的备忘录中所暗示的，天津将作为蒙古资源的一个重要出海口之外，更早之前蒙古国也一直在中国的辽宁谋求另两条出海口：

一条，是连接蒙古国东方省和中国辽宁省，以锦州港为出海口的巴（彦乌拉）至新（邱）铁路。2007年这条铁路的开工仪式辽宁阜新隆重举行。西起内蒙古自治区西乌珠穆沁旗巴彦乌拉站，东至辽宁省阜新市境内新邱站，与既有铁路新义线接轨，正线全长487公里，项目总投资58.6亿元；二期工程将向北建设至中蒙边境珠恩嘎达布其口岸，之后将启动珠恩嘎达布其到蒙古国乔巴山的三期工程。巴新铁路三期工程全线贯通后，将使目前蒙古国的货物由乔巴山经满洲里到锦州港的运距缩短980公里，形成连接中、蒙、俄三国的欧亚大陆桥国际通道，锦州港也将成为蒙古国最佳国际出海口。 以上描述，是中国的上市公司锦州港作为一条大利好消息释放给它的股票持有人的。

而这条铁路也得到的一位来自辽宁的全国政协委员刘志林的提案建议，在他2007年参加两会的提案里曾言明：“这条铁路大通道建成连接后，就可以形成中蒙俄三国铁路的循环体系，对发展三国的经济，促进各领域的合作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刘志林委员的提案里还有一句话颇令人咋摸不已，他说：“蒙古国选择锦州港作为出海口，锦州市具有良好的区位、地理、铁路运输、港口等最佳条件；运距比现在绕道满洲里至大连港转运近800多公里，比绕道二连浩特至天津港转运近约1000公里。”我以为，他的意思是说，用锦州港为起点建铁路，比天津好得多，真的又快又省----但他没有说，这条铁路到底是快和省了哪一方，是中国还是蒙古国。

但我从刘志林委员的提案里也读出辽宁锦州港有意与天津争夺蒙古国资源出海口的想法。

另一条----据日本媒体2008年4月8日报道，中、日、蒙三国的所谓民间跨国组织正在推动一项名为“东方大通道工程”的资源运输计划，旨在通过铁路及海运将蒙古国丰富的地下资源运往中国和日本。报道称，在这一运输计划下，蒙古的资源将通过铁路从东部的乔巴山经中国的吉林省运至俄罗斯临海港口扎尔比诺，再通过海上运输将资源运至日本的秋田、舞鹤等地。从采矿基地乔巴山至蒙古国境需要修筑约500公里的铁路。而从那里至扎尔比诺则可利用现有铁路。铁路总长度将达到1800公里左右。预计工程耗资近500亿日元（约人民币34亿元），有望在2012年完工。

也就是说，现在至少有3条运输大动脉从蒙古国出发，在中国的沿海和边境城市找到出海（国）口，将其地下丰富的矿产资源运向海外。

而中国为这些矿产资源提供3条路，只不过赚赚过路费。

但这也不可能是当年山大王们“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的霸道赚路费方式，大家从刘志林先生政协提案的那句话里难道就体会不到什么吗？

“蒙古国选择锦州港作为出海口，锦州市具有良好的区位、地理、铁路运输、港口等最佳条件；运距比现在绕道满洲里至大连港转运近800多公里，比绕道二连浩特至天津港转运近约1000公里。” 运输大动脉打通，辽宁和天津会不会为了获得更多的从蒙古国流向日本的矿产的中转过路费而竞相压价呢？

看来，现在蒙古国的总理、总统及东方省省长分别谋求在中国的辽宁和天津打通3条该国资源出海口的做法确实有高人背后指点，其实也正在为中国地方政府未来在赚取过路费上的竞相压价制造先期条件，如果3条运输动脉全部完成，为了迅速收回投资，无论是天津港还是锦州港，以及3条铁路的所有企业一定会以竞相压价的方式为蒙古向日本出口矿产提供方便。

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人家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所有蒙古国向中国寻求出海口事件的背后都有日本的影子，蒙古国与日本有着牢固的“传统友谊”，当然缘于日本可以从蒙古得到丰富的矿产资源，今年3月，日本在金融危机情势下仍然向蒙古国提供了数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但，这可能还不是全部。

蒙古国、中国、日本之间，除了赤而简单单的生意关系，我则更关心，据有控制蒙古国的资源出海口对中国有何等重要的战略价值。到2008年，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双边贸易总额为28.139亿美元，占蒙对外贸易总额的45.72%，而且，曾经属于中国领土的蒙古国在地理位置上天生严重依赖于中国，则这样的地利优势本应是中国通过控制进出口渠道而控制蒙古国资源流向日本的最大砝码，甚至中国对此的控制可以达到说一不二两头通吃的强度。

但从目前蒙古国与日本试图在中国谋求3条资源运输线并均已付诸实施的现状来看，中国很可能背离这样的优势越来越远。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intl/2009/11/20091121145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