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
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
内蒙古鄂尔多斯官场官员买卖价码公开，从30万元—300万元不等，民族政策更是惨遭蹂躏践踏
鄂尔多斯官场大震动，以李理为首的一批前内蒙古政府主席王丽霞的马仔，俗称“王家帮”的一众官场官员买卖价码遭公开。他们拉帮结派，自成利益输送团体，体横行鄂尔多斯地方，一手遮天不把上级政府放在眼里，阳奉阴违我行我素，统一口径极力隐瞒之前煤炭领域的贪污腐化和买卖任命官员行为，使得众多当地知情人士敢怒不敢言，当地群众更是怨声载道。
“鄂尔多斯是个热土”，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王莉霞的丈夫王振龙第一次踏上鄂尔多斯高原时兴高采烈地说“这片热土，风水宝地，应大有作为”。从此，鄂尔多斯成为打造“王家帮”的利益重灾区。当时正值这座“煤都”的后黄金时代。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使使得这里的遍地乌金变成了流动财富，政府掌握大量的资源配置权，使这里的官员与煤老板之间迅速形成一条隐秘的利益输送链。这里的党政一把手都来自内蒙古能源局，也是王莉霞掌控的贪腐老窝点。
据说这位李理以前是内蒙古政府副主席牛玉儒的秘书，后来他结识了前内蒙古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李鹏新，并通过他攀上了王振龙之后行贿李鹏新300万元人民币和外币，并答应把鄂尔多斯煤炭老板介绍给王振龙，让王振龙在鄂尔多斯有利可图。于是从2021年1月顺利上任鄂尔多斯市长，三个月之后马上改任鄂尔多斯市委书记，速度之快创造了鄂尔多斯升迁记录。
另一例是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原副校长王羽强的一个学生在王振龙的“草原云公司”工作，他通过这个学生结识了王振龙，可能是王姓一氏是一家的缘故，很快他们就加强了联系，加深了关系。王羽强当场给王振龙上贡200万元，在众目睽睽，众人上告反映问题的情况下，提拔带病的王羽强为鄂托克前旗党委书记。有了王家帮这个大靠山的王羽强书记，赴任第一天起，就开始疯狂掠财，独断专行，在地方无恶不作，大小事由都由他一人说了算。他亲自从外地带来自己的施工队，霸占这人口不到9万的小县城内的有价值地盘，盖满了楼堂馆所，20万以上的工程项目均由他亲自把关审批，旗里没钱的情况下，他用旗财政局担保，从银行贷款几十亿，然后挥霍掉。在政府专供小餐厅内带着一帮人吃喝玩乐，当众让女性在政府餐厅陪酒耍流氓，无恶不作。有一天他下乡回来喝完酒后，大白天和有夫之妇，鄂托克前旗电视台总编苏媛叫到宾馆开放诱奸，其夫知晓当场报警抓脏。事后王叫来工程对老板付200万元给摆平了事，所涉出警人员调岗处理掩盖经过。当时王羽强的儿子结婚时，王羽强让鄂托克前旗党委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鄂托克前旗各局，各行政科室，要求凡是收到结婚请帖的各单位必须拿出两千元到五万元不等的彩礼钱，穷一点的单位可以从两千到两万，有钱的单位，如财政局必须拿五万，这是硬指标，如不拿钱，财政局长立刻走人，在旗委书记王羽强这般威逼利诱下，所有人不敢不从，就此一笔，王羽强捞回几倍于上供给王振龙的那200万。
有趣的是，他对《民族》二字还特别敏感。王羽强把鄂托克前旗所属四个乡的一二把手全部换成自己的心腹，把当时的蒙古人乡长全部换成了汉人，把蒙古族中学和蒙古族小学幼儿园的名称全部更换，学校搬迁，领导和老师全部改为汉人担任，并强令蒙古族校内禁止讲蒙古语，用中央的名义带头挑起民族矛盾，说这是中共中央的民族政策，他只是在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该旗人大，政协内设机构中的《民族宗教委员会》被取消，一度把旗民族事务委员会也要和旗民政局合并，但因上级部门的干涉之下未能得成，很是气愤。王羽强书记特别喜乐的事是每天晚上吃完饭喝完酒之后叫他的两个得力马仔，新上任的旗蒙医院门外汉院长梁东刚（汉族）和旗教育局局长郜伟（汉族），给他轮流找来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女医生，女护士为他作乐。当地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他恨之入骨，叫他为“五毒俱全的王工头”，他的违纪违法，胡作非为行为纷纷上报自治区反映，但是在王丽霞的遮盖下石沉大海，无踪无影。反而，这样《五毒俱全的王工头儿》在《2025内蒙古自治区担当作为好干部公示名单》中赫然在内。这只是“王家帮”内的一个小小故事之一，还有很多，等待披露，我们拭目以待。
2021年内蒙古中共党委率先把鄂尔多斯市党委书记，政府市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四套班子一把手全部换成清一色汉族，打响了把蒙古人赶出政治舞台的第一炮。接着巴音淖尔市、阿拉善盟、呼伦贝尔市、乌海市、包头市、赤峰市、乌兰察布盟等等逐步实行了《汉族当政，汉化优先》的政治打压。接着鄂尔多斯各旗县也开始实施改换清一色汉族统治四套班子的理政措施。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东胜区，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已相继沦陷，全市各级组织部长全部实行汉人当政，从市直机关到旗级机关一把手98%以上均由汉人担任，东胜区已实现100%全覆盖，蒙古族干部基本原理政治舞台。鄂尔多斯市直属机关内仅有的两名局长，即：鄂尔多斯市人社局局长苏日嘎拉图和鄂尔多斯市审计局局长都日斯哈拉也先后在在2024年被莫名贪污受贿罪撤职打入大牢，目前这两个局已改为汉人任领导。在鄂尔多斯近几年，很大一部分蒙古族干部如有稍微加反抗，中共地方当局就“贪污受贿”等莫须有的罪名调查入狱。鄂托克前旗交通局局长热西上任不到两年，没有按旗委书记王羽强的内部指示分配修路项目给自己人，被查入狱判了刑期。在鄂尔多斯，由李理书记为首的一帮汉人“王家帮”，把打压蒙古人，摧残蒙古文化作为中共政治任务来执行，因为由“王家帮”在后台支撑，没有人撼动这帮狂躁的政治流氓团伙，他们这些人的劣迹在明眼人中历历在目，历史的审判将永远不会错过这些人渣的倒行逆施！
让我们从历史角度看这片耸立着成吉思汗陵的鄂尔多斯神圣土地上，鄂尔多斯蒙古人的反抗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特性，有过很多名人志士反抗统治阶层剥削与压榨当地百姓的英雄事迹， 20世纪初，特别是1900-1930年代在伊克昭盟爆发的、历时长达几十年，席卷整个鄂尔多斯地区的以席尼喇嘛为代表的蒙古族反抗封建统治的“独贵龙”抗垦运动，也有过像沙格德尔扎布旗王领导下，伊盟人反抗国民党民族压迫的武装起义。
到了近现代，则以反同化、捍卫民族文化为核心，代表人物由胡群特古斯，如：2020年因教材调整引发的抗议活动中涌现了更多无畏的反抗勇士。这种抗争体现了当地蒙古族在文化与环境巨变下的倔强性格，他们采取示威、拒绝入学等方式只是为了维护母语教育权利。面对中共的同化冲击，鄂尔多斯蒙古人在保留自身文化习俗和倔强性格方面表现出极强坚持，致力于保护成吉思汗信仰的蒙古文化传统。鄂尔多斯蒙古人的上述抗争活动持续受到国内外长期关注，反映了在该地区共产党民族政策与本土文化保护之间的长期冲突。所以说，最不怕统治阶层的打压的是鄂尔多斯蒙古人，他们率先打响反抗共产党严酷统治，永远走在抗争队伍的最前沿。
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
内人党惨案 中共灭绝民族行动的冤案
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搞了很多惨绝人寰的整肃运动，其中中共在内蒙古自治区进行了十年的清查整肃所谓「内人党」的运动，不仅使蒙古族精英遭受了灭顶之灾，同时这也是中共第一次推动的民族灭绝运动。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虽然现在很少有人提及，但是对于了解中共建政之后的历史却极为重要。
「内人党」事件，全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肃清事件，是在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中共将领滕海清主持的在内蒙古自治区进行的一场大规模肃反运动，这场运动发生于1967年下半年至1969年5月期间，运动中通过刑讯逼供，将上百万人定性为「内人党」成员，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杀或遭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此次肃反运动中的屠杀或迫害的方式包括压杠子、老虎凳、吃炉渣、火柱烫、穿指甲、掏肝脏、压油板、拔人河、上吊、打夯、割舌头、割鼻子等等。
「内人党」民族灭绝事件为何发生？
内蒙古人民党主席、旅居德国的席海明表示，那些在家里早请示、晚汇报，老老实实每天喊毛主席的蒙古人，被突然杀了。1968年11月27日，突然来一帮民兵拿著枪把我们家一包围，把我爷爷用绳子捆起来抓走了，关了42天，当时我12岁，69年1月9日我爷爷就被打死了。被打死了以后，他们说我爷爷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些经历对我们刺激很大。后来我们到大学，我是七七级的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的，当时我们上大学以后，刚开始我以为就是我们家很惨，后来一接触周围的朋友，发现几乎每个蒙古人家里都有很悲惨的一段历史，家里有被打死的，或者其它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不是个人的恩怨。
你看我们家，我爸当时是在北京《人民日报》工作，每天要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往内蒙古用电报发过去，所以他很安全。我爷爷就被打死了，我妈也被打了，还有我们的亲戚里头，有个我大姥爷的孙子，他二十多岁被抓走了，他老婆带著一岁多的孩子在家，被他们那个大队书记给强奸了，最后我那个嫂子就上吊自杀了，结果那一岁多的孩子，在那屋子待了好几天，差点饿死。
这种事情很多，还有我的一个同学，她是回族人，她丈夫当时还是内蒙政府的副秘书长，她被抓去以后，这个女的长得比较白净，比较好看，最后他们把这个女子集体轮奸，把她的腰都压断了。还有我们老家一个远亲叫牡丹，她当时已经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了，那些打人的人去了以后，就往她阴道里放二踢脚（一种飞上天空爆炸的鞭炮）最后这个女的就疯了。我说的这些事情，不是文字上来的，都是我周围经历的事情。
席海明说，实际上当时蒙古人没有造反的准备，没有造反的迹象，也没有造反的力量，每个人只是说怎么样明哲保身，共产党说啥就跟著说啥，并没有几个公开反对或者公开抗争的，结果还是照样摆不脱被屠杀的命运。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要搞这个东西，而且还派出一个中将，北京军区负责人滕海清，让整个内蒙古都被军管，内蒙是第一个被军管的地区。中共在别的地方有阶级斗争，有站错队的，而在内蒙杀内人党，就是以你是蒙古人为标准的，你是蒙古人，那你就是内人党。
滕海清69年去内蒙古挖「内人党」，这跟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有些关系。在69年珍宝岛事件后，在新疆还有两个苏联的机械旅逼近边境，所以毛泽东当时认为，中苏战争不可避免，毛泽东当时也有一线二线三线这种计划，深挖洞、广积粮。而且毛泽东的战略不是说寸土不丢，而是说要跟苏联打的话，咱们不在边境上硬拚，他们武器比咱们先进，咱们可能是吃亏，把他们先放进来，放进来以后用人民战争来包围，把他们消灭掉。因为如果苏联进来，外蒙就会跟著苏联进来的，原来1945年打日本的就是苏蒙联军，外蒙跟著苏联进来到张家口，所以这个苏蒙联军再进来以后，那么外蒙有可能或者苏联有可能就支持内蒙独立，这样内外蒙就会合并。对毛泽东来说，那我就先下手为强，把他们精英分子或者有头脑的都杀掉，这样的话就可以延缓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样的解释，不是在这瞎猜，而是相对符合逻辑性和当时的政治态势。
内人党事件制造民族仇恨 中共造恶 汉族背锅
文革期间内人党整肃事件和中国大陆其它的反党集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中共的其它运动基本上都是以阶级来划线的，文革的时候，在西藏、在新疆也有很多整肃发生，它都是以阶级来划线或者是以政治来划线，走资派、保皇党、地主、富农、贫下中农等等，这些都是阶级划线。还包括其它两个民族自治区，比如说广西和宁夏那里所有的运动也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在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中，基本上是以民族划线，它的整肃对象是蒙古族人，基本上没有汉人被打成内人党，受到内人党事件牵连的几十万人，都是蒙古族人，这种区别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蒙古族和汉族，可以说是交往历史最长、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民族了。在中国各个少数民族中，蒙古族和汉人也是最密切的，蒙古族人也最汉化的。其实不是汉化，而是两个民族都苏联化，但两个民族是最同质的。但中共的一系列统治方法，却埋下了很大的危机。我有大学同学他是内蒙古的，他基本上是汉人，其实他家族是蒙古人，他对汉人那种仇恨和痛苦是非常深厚的，但是他对老子文化都是非常认同的，但是他对现在的汉人非常仇恨。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和别的少数民族不同的是，蒙古族现在有一个自己的国家——蒙古国，其它藏族、维族、回族都没有。中国人在蒙古国非常不受欢迎，除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原因之外，汉人在文化上对蒙古族人的压迫，也是重要因素。
我在美国有一个朋友，他是个西方人，他是去蒙古国的大学里面教书。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能不能带我去蒙古玩儿一下，我去内蒙去不了，外蒙我可以去。他跟我说，你千万别来，这边从我的学生到我的同事，对中国人的那种蔑视和那种仇视非常厉害，他说对中国人来讲非常不安全。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来以后你可以冒充是日本人或者是韩国人，你得有一些标志表示你是日本或者韩国人，你就问题不大。如果你说你是中国人，你在街上那我很难保证你的安全。这个说了后，让我毛骨悚然，蒙古人仇恨中国人都到这种程度了。
生存权受威胁 中共暴政逼蒙人寻求独立
中共政权基本上处处都是在模仿苏联，唯有一个叫做民族区域自治，没有用苏联那种加盟共和国的方式，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历史原因是俄国在沙皇崛起之前受蒙古人统治过两百年，所以俄国人治理国家承接了蒙古的很多方法，或者说亚细亚大草原帝国的方法，就是部落联合制度，意思是每个部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但是部落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威就可以了。这和草原民族的特点有关，因为游牧民族随水草流浪，固定的官员很难管理，所以亚细亚草原上崛起的帝国，基本上是部族制度，就是现在所谓的一国两制了，其实是一国多制。其实中国元朝和后来的清朝都是用这个方式的，清朝的统治就是一国多制，统治汉人是一种方法，对蒙古人、对藏人、对新疆的维族和准格尔人用的制度都不一样。苏联实际上继承了沙俄帝国的这个传统，因此用了加盟共和国的方式。但中共的情况就不一样，他们更类似秦始皇的制度，就是农耕民族是定居的人，固定在土地上，官员就固定在人民上。秦始皇要的是书同文、车同轨，一切都要一样的，这是汉民族汉人政权的一个特点。中共建政的时候，这种思想模式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毛泽东坚持用民族自治区，而不是这种加盟共和国，这跟苏联有很大的区别。
席海明表示，最近中共在内蒙再次推所谓的汉化教育，内蒙古的蒙语教育现在干脆被制止了，也不是说个别学校或者部分学校，而是整体的，这是从两年前开始的。我估计你们在网上也看到了，内蒙人签字、反抗、孩子们跑出学校、冲出校门，但是最后习近平派当时的姓赵的公安部长去内蒙坐镇，抓完了以后，关起来，你要是不认错，就要判刑，认错签字以后可以放你。还有一个胁迫就是开除公职，最后你要是想让你孩子学蒙文，你就会两口子都被开除公职。通过这一系列的办法，有人说五千，我还听到上万的，就是家属被拘留，最后把这个抗议平息下去，今年9月1日就开始正式执行。这是习近平的所谓中华民族整体化的意识或者一体化的意识（编者注：中共不代表中华民族），这是习近平的话，习近平的指示。其实学习语言，中国宪法上说，各民族有学习使用自己语言的自由，这个是有法律保障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有这个规定，共产党几十年都讲过来了，你现在突然自己把自己宪法扔掉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谁都接受不了。
席海明说，你们是汉民族汉人，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是蒙古人，你共产党曾保证给我们自治，甚至还说将来可以搞联邦制，这都是共产党曾经答应过的事情，我们也没说要联邦制，但你最少给我们生存权吧？但是共产党没有给我们生存权。我们已经过腻了、过伤心了，永远不想跟你过了，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这是一个民族被逼到这种的地步。
由美国政府提供3.5亿美元无偿援助的大型废水再生厂在乌兰巴托投入运行
2026年3月16日，蒙古国首座大型废水再生利用厂16日正式投入运行。
该废水再生利用厂是根据蒙古国政府与美国千年挑战公司2018年7月27日签署的第二期千年挑战紧凑型合作协议，在“乌兰巴托市整体供水能力提升项目”框架下建成。该项目由美国政府提供3.5亿美元无偿援助、旨在将乌兰巴托市供水能力每年提高最多5000万立方米。项目完成后，未来30年内，乌兰巴托市240多万居民将具备持续获得符合饮用和生活标准清洁用水的条件。这是蒙古国水务领域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
项目包括新建乌兰巴托市西部供水水源、建设废水再生利用厂以及实施保障水务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措施。在此框架下，蒙古国首次建成并投入使用大型废水再生利用厂。该厂连同输水管道、蓄水池、加压泵站及其他配套基础设施一并建成，再生废水可用于能源生产。
工厂将接收并处理中央污水处理厂每日排放的5万立方米废水，随后输送至第三和第四热电厂使用。预计每年可节约约1400万至1800万立方米地下淡水资源，对保护城市有限水资源、建立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水资源管理机制以及维护生态环境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的血色文革：内人党冤案
中共絕對不想你知道！「內人黨」大案始末！---“内人党”事件。
这个“内人”可不是指自己的妻子那个“内人”，而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这个党派曾经存在过，但是在文革的时候早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一场完全虚构出来的迫害，波及上百万人，死亡人数数以万计，大部分是蒙古族人。它给内蒙大地和蒙古族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无法抹灭的创伤。
从打倒“蒙古王”开始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以“清除阶级敌人”为名，掀起了全国性的政治风暴，内蒙古也未能幸免。
在内蒙古，风暴的第一个目标是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乌兰夫是中共的忠实追随者，曾经留学苏联，与邓小平并肩作战，是中共的建政上将之一。
乌兰夫是蒙古族，来自内蒙，所以中共篡政后，他一直主政内蒙，甚至有“蒙古王”之称。
然而，6月至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乌兰夫被公开揭发批判。他被指控反对毛泽东思想、搞民族分裂、建立独立王国，甚至被贴上“党内最大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标签。
到8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撤销乌兰夫的所有职务，将他软禁在北京，禁止返回内蒙古。他的倒台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为内蒙古的全面清洗拉开了序幕。乌兰夫的“罪名”成为当局的借口，内蒙古被要求彻底清除他的“流毒”，一场针对所谓“新内人党”的迫害运动悄然酝酿。
谎言的诞生与“挖肃”运动
1967年，毛泽东任命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为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并随后担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上任后，立即启动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运动，简称“挖肃”。这场运动的核心，是揪出一个所谓的“新内人党”。
“内人党”这个概念源于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成立过一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30年代解散；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出现过一个同名组织，后来归顺中共，1947年停止活动。
1963年有人给内蒙古公安厅写匿名举报信称，又出现了一个“新内人党”。这种毫无证据的举报却被中共当作事实。在“挖肃”运动中，这个子虚乌有的组织被塑造成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网络，威胁“国家安全”。
滕海清利用宣传机器大肆散布关于“新内人党”的谎言，称其成员潜伏在内蒙古的各个角落，策划分裂活动。
同时，当局采取高压手段，使用古今中外各种酷刑，逼迫被捕者承认自己是“内人党”成员。无数人被关押、审讯，甚至被迫牵连他人。
内蒙古大学党委一位副书记在酷刑折磨下指认了16名高级干部为“内人党”骨干，这些人又牵连出更多无辜者，冤案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公安厅、军区、地方机关，处处都在“挖”内人党，仅仅内蒙古军区就“挖出”3,500多个所谓成员。整个内蒙古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
锡林郭勒盟一个旗的党委组织部长，被长期关押刑讯，在第285天，终于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在十年的时间里，先后加入了“内人党”“沙窝子党”“自由党”“团结党”“统一党”“青年党”和“成吉思汗党”，荒诞的罪名令人瞠目。
内蒙古地质局的做法是清查有多少名蒙古族职工，因为蒙古人都是“内人党”，用不着审问是不是“内人党”，只令对方交代罪行。结果，为了抓住八名蒙古族工作人员，地质局成立了24个行动小组，其中8个小组负责抓人，8个小组执行抄家，8个小组突击审讯。
迫害的惨烈代价
在滕海清的指挥下，挖肃“新内人党”运动，从首府呼和浩特迅速蔓延到地方各盟、旗、县、乡、村，凡是有蒙古人的地方，就能挖出“内人党”。许多被挖出的“内人党”遭受惨烈的肉体酷刑和精神凌辱。
官方数据称，34.6万人被关押，1.62万人丧生，8.18万人致残。但一些学者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估计高达80万人被捕，50万人致残，5万人死亡。
在这场运动中，蒙古族成为主要打击对象。许多社区被污蔑为“黑户”，连普通牧民也难以幸免。
这场运动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家庭破裂，社区分裂，文化遭到破坏。1968年，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下乡到锡林郭勒草原，震惊地发现，当地大队只有三户被认为是“红的”，其余全被打成“内人党”黑户。
内蒙古的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军队和政府机关陷入瘫痪，民众的苦难无处诉说。
民众的抗争
1968年底到1969年初，“挖肃”运动达到顶峰，内蒙古的冤情终于引发了强烈反弹。
无数受害者带着申诉书、亲人的遗书和血衣，突破重重阻碍，涌向北京上访。北京火车站、中南海、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地挤满了内蒙古的访民，他们用泪水和证据控诉这场灾难。
民愤的浪潮让中共高层无法忽视。然而，毛泽东拒绝承认“挖肃”运动的错误，只承认其“扩大化”，将责任推给滕海清。
1969年5月，毛泽东发布“五二二指示”，批评滕海清的“扩大化”错误。滕随后在多次“批滕大会”上面对受害者的控诉，尝到了被批判的滋味。
毛泽东原本想牺牲滕海清，缓解内蒙古的社会不满和民族矛盾，但是，这没能止息内蒙古民众的怒火，上访事件仍然层出不穷。
更让毛担心的是，内蒙古的军队也陷入瘫痪，地方军分区高级军官公然不买内蒙古革委会的帐，政府机关被围攻、武器弹药被抢夺，内蒙古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面对内蒙古的危局，中共高层反过来又对“批判滕海清”踩刹车。
当局的应对
为了防止内蒙古事态恶化，中共采取了三大措施：
第一，对内蒙古分而治之。将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盟划归甘肃省。
第二，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组成内蒙古前线指挥所，统一领导内蒙古的工作。同时调几支军队进驻内蒙古。
第三，对内蒙古官员集中办学习班。内蒙古科长以上的干部，全部集中到河北省各地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一办就是两年多。
内蒙古民众的抗争被中共强压下去了，但是，军管期间还在继续抓“内人党”和“挖肃”，旧的冤案没有平反，许多新的冤案又被制造出来了。
主要责任人是谁？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开始平反冤假错案。
到1980年，中共最终给“内人党”冤案平了反，认定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新内人党”。但是，中共把责任全部推到毛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以及毛文革第一政治打手、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等人身上。
实际上，此冤案的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
毛发动文革，在中央要打倒的最重要政敌，是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刘、邓被称为党内第一号、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在中央要打倒刘、邓，在地方也要打倒一批刘、邓路线的代理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就成了刘、邓在内蒙古的代理人。
毛发动文革，还有一个“由头”，就是所谓“反修防修”。“修”就是指苏联修正主义。蒙古在分为内蒙古、外蒙古之前，与苏联接壤，跟苏联关系密切。文革开始后，内蒙古成为毛“反修防修”的重要地区之一。
正因为毛是文革打“内人党”的最高决策者，文革结束后当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要求严惩滕海清时，中共中央认为，他只是文革政策的执行者，同时念及他是老红军，过去有功劳，决定不予追究。
1975至1980年，滕海清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直至退休。
牺牲品？替罪羊？
那么，这个大冤案最后有人承担责任吗？
有一个叫乌兰巴干的人被判坐牢15年。他是内蒙古文化艺术界联合会的干部，是一名作家。检察院说他给滕海清办公室提供“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名单”等材料。
乌兰巴干被判坐牢。一些蒙古人认为，他是“蒙奸”。另一些蒙古人认为，这是一桩“糊涂案”，是把虐杀几万名蒙古人的罪名扣到一个蒙古人的头上，死的是蒙古人，坐牢的还是蒙古人。
在法庭上，他的律师表示，文革是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乌兰巴干是响应了中共的号召，他只是一个参与者，不是政治运动的制造者，如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该是那些共产党的高官，比如滕海清，站在被告席上。乌兰巴干只是一个牺牲品，替罪羊。
蒙古国修宪，议员从76人增加到126人
2023年5月31日，蒙古国议会（国家大呼拉尔）批准了《宪法修正案》，将议员人数从76人增加至126人，这可以说是31年来蒙古国第一次进行如此大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蒙古国修宪的历史
蒙古国是一院制议会，自1992年2月12日新版《蒙古国宪法》（蒙古国称之为“民主宪法”）生效以来，76名议员的规定一直延用至今。从1992-2023年，蒙古国共进行过3次大的修宪。
1．第一次修宪：2000年
2000年，蒙古国议会曾修订过一次《宪法》，但这次修宪是被批评为“越修越差”的一次修订。此后，在2008-2019年间，曾7次成立了制定宪法修正案的工作组，并于2011、2012和2015年向议会提交了修正案，但从未正式提上议程。
2．第二次修宪：2019年
在上一届议会（2016-2020年）中，因人民党控制绝对多数席位，2019年11月14日，人民党主导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是对1992年版宪法进行的第二次修订，此次《宪法修正案》是2019年6月6日由议员丹增•伦代姜灿（Danzan Lundeejantsan）为首的63名议员联名提交的，伦代姜灿是议会元老级人物，连续担任议员30年，曾担任过议长和副议长职务。
这次的《宪法修正案》自2020年5月25日开始生效。根据修订后的宪法第39条第1款规定，“除总理外，兼任内阁成员（部长）的国会议员不得超过4名”。换句话说，最多只能有5名议员在内阁任职（蒙古国称之为“双层蒙古袍”），总理有权任命和罢免其内阁成员，在总理辞职时，内阁（政府）也应集体辞职。
但是，这一规定（第39条第1款）于2022年8月25日在议会全体会议上举行表决后被正式废除，因为2022年8月15日宪法法院裁定该规定违宪。宪法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是独立的，负责监督议会立法的合法性和政府成员的活动。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在执政党人民党的主导下，取消了对“双层蒙古袍”的人数限制，这样以来，人民党就可以任命更多议员（自己人）担任各部委的部长，为2024年的议会选举打基础。
再往前回顾一下，2012-2016年是民主党执政，2014年时，作为反对党的人民党还曾抗议民主党搞“双层蒙古袍”。但到了2016-2020年人民党执政时，它之所以赶在2019年11月主导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双层蒙古袍”名额限制在5名，是怕2020年6月29日的议会选举中输给民主党，所以要提前修宪，因为选举法规定，在大选前6个月内是不能修改宪法的。但是2020年人民党赢了选举，它能持续执政到2024年了，所以到了2022年时，它又想取消限制，让人民党的议员占据大部分内阁部长位置。因为新冠疫情的封锁解除后，人民党政府需要提振经济、赢回民心，让人民党议员担任政府要职，便于创造政绩，为2024年的议会选举争取更多选票，为人民党树立起良好口碑，作为蒙古国的百年大党，它也想长期执政。
于是，2022年8月25日取消“双层蒙古袍”的人数限制后，总理奥云额尔登（同时也是人民党主席）就开始着手重新改组内阁。因为他当初在2021年1月27日接任总理时，接手的是前一任总理呼日勒苏赫（现任总统）在2021年1月21日辞职后留下的大部分班底，这次改组，他要换掉一大批“老人”，换上一些“自己的人”。
根据蒙古国《宪法》规定，总理有权提名政府内阁成员名单或直接任命，在向总统和国家大呼拉尔（议会）介绍人员的相关情况后，在议会中宣誓就职。2022年8月29日，人民党领导委员会（即党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将8名部长解职、新任命8名议员兼任部长（双层蒙古袍），29日当晚，议会举行全体投票表决批准了新的人事任命。此时，以奥云额尔登为总理的新一届内阁人数扩大至22人，政府部门由4个综合大部和12个专业部门组成。
截止目前（2023年6月），4个综合大部是：经济发展部（部长为议员）、外交部、财政部（部长为议员）、司法和内务部（部长为议员）；12个专业职能部门是：国防部、环境和旅游部、建筑与城市建设部（部长为议员）、教育和科技部（部长为议员）、交通运输发展部（部长为议员）、矿山和重工业部（部长为议员）、文化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为议员）、电子发展与通信部（部长为议员）、能源部（部长为议员）、卫生部（部长为议员），以及食品、农牧业与轻工业部（部长为议员）。在2022年8月29日的这次内阁改组中，还新增加了3名分管政府具体事务、但不设部的部长岗位：国家口岸复兴委员会主席，国家缓解首都乌兰巴托市道路交通拥堵委员会主席（部长为议员），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全民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部长为议员）。再加上总理（议员）、副总理（议员）和政府办公厅主任，整个内阁总共是22人，其中拥有“双层蒙古袍”身份的议员就有16人（占内阁总数的73%、占议员总数76人的21%）。
实际上，这次人民党政府的内阁改组，是总理与总统、议长商量的结果，总理得到另外两位“大佬”的鼎力支持。现任总统呼日勒苏赫在当总理（兼人民党主席）时把当时的政府办公厅主任赞丹沙塔尔推上了议长的宝座，后来呼日勒苏赫又为了当总统而辞去总理和人民党主席的职务，并将这两个大权全部让他的“亲信”、时任政府办公厅主任奥云额尔登接手。
现在，人民党要瞄准2024年的议会选举、要持续长期执政，党主席（现任总理）奥云额尔登寄希望将现任议员尽可能多地任命为政府部长，做出一些亮眼的成绩来，以赢得选民的信任和支持。而让这些“自己人”占据政府重要岗位，成为总理的坚强后盾，也有利于人民党这几年出台的“新复兴计划”和“口岸复兴政策”等施政纲领的落实。大家共同努力创造的政绩也就自然是人民党坚强领导的功劳，而这一切的“总设计师”要归功于现任总统呼日勒苏赫，他可以称得上蒙古人民党的“中兴之主”，也是蒙古国近些年少有的政治强人。
截止目前（2023年6月），拥有“双层蒙古袍”身份的16名议员覆盖了以下选区：乌兰巴托的青格尔泰区（1名议员）、宋给纳海尔汗区（2名议员）、巴彦格勒区（1名议员）、巴嘎诺尔区和巴彦杭盖区以及纳来哈区（1名议员）、巴彦祖尔赫区（1名议员），达尔汗省（1名议员），肯特省（2名议员），东方省（1名议员），库苏古尔省（2名议员），乌布苏省（2名议员），科布多省（1名议员），前杭爱省（1名议员）。这些地区又都是蒙古国人口集中的选票区。
3．第三次修宪：2023年
2023年5月31日，蒙古国议会最终三读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当天出席全体大会的议员有68名，其中有66人投了赞成票（97%的支持率），另有2人反对：人民党议员策仁皮勒•达瓦苏荣（Tserenpil Davaasuren）和独立议员赛音呼•钢巴特尔（Sainkhuu Ganbaatar，2021年为了竞选总统获得提名加入了民主党）。《宪法修正案》将于2024年1月1日起生效，根据修订后的宪法第21条第1款规定，议会仍然保持一院制，议员人数为126人，议会选举实行“混合制”，其中78名议员由“多数制” 选举产生、另48名议员由“比例制”选举产生。也就是说，即将到来的2024年议会选举将采用新的选举制度：保持现有的选区数量不变，78名议员将从选区中提名，另外48名议员将按照比例或者从政党名单中提名，具体的选举规则将在接下来的半年内逐步修订选举法予以明确。
二、为什么要将议会从76人扩员到126人
实际上，2023年的这次修宪扩员的提案最初是由民族劳动党（HUN）主席、国会议员陶格米德•道尔吉汗德（Togmid Dorjkhand）提出来的。2022年6月，他与非议会政党（被边缘化的那些小党派）讨论后，24个小政党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支持修宪，然后该提案也得到了人民党和民主党的支持，也就是说，蒙古国的26个政党一致同意修改宪法。最早人民党政府提交给议会的扩员方案是从76人增加到152人（增加一倍），在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最后才缩减为126人（60%:40%的方案）。
1．减少因“双层蒙古袍”导致的权力过度集中
目前76名国会议员中有16人担任内阁成员，这导致议会中有21%的议员因身兼两职而没时间去监督政府（或者因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而无法做到监督政府），这影响了议员的本职工作。而且许多议员由于行政事务缠身而频频缺席议会全体大会，使议会的法定出席率降低，甚至议程推进效率变低、运转失灵。因此，通过将议会成员数量增加到126人，议会将能够更好地掌控和监督政府，而不是被挟持，这次议会改革将使蒙古国议会选举制度迈上一个新台阶。
2．让议会中各专委会在出台法律时更精准施策
蒙古国议会下设11个专委会：（1）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委会（有15名议员）；（2）环境、食品和农业专委会（有20名议员）；（3）教育、文化、科学和体育专委会（有13名议员）；（4）道德与纪律专委会（有4名议员）；（5）创新与电子政策专委会（有12名议员）；（6）社会政策专委会（有19名议员）；（7）国家结构专委会（有10名议员）；（8）预算专委会（有14名议员）；（9）工业化政策专委会（有10名议员）；（10）司法专委会（有19名议员）；（11）经济专委会（有18名议员）。
目前的情况是，76名议员分属不同的专委会，11个专委会的成员总数是154人（有不少议员身兼3个专委会）。由于议员人数太少，这就使得这些专委会的议员们分身乏术，跨界任职但不够深入和精通，以致于有些法律（提案）仓促地被制定出来，却未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严密论证，然后在政策施行过程中又发现不合时宜，再三番五次地修订法律，给人留下一种政策多变、投资环境欠佳等不好的印象，影响蒙古国的经济发展。
3．让议会真正体现国家利益而不是地方利益
以前的议会选举是：在一个选区（省、首都的区）中获得多数选票的人当选为国会议员，然后作为该选区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在议会中发声（相当于地方代表进中央）。
这种“多数制”选举的缺点是：一方面，选举时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财力和人力资源等，容易出现选票舞弊和贿选。往往有钱者当之，商而优则仕，那些社会名流、财力雄厚的财阀家族和矿主企业家们，可以通过花钱买选票的方式当选国会议员、捞取政治利益，进而演变成政治世家和垄断集团。
另一方面，有人会为了竞选拉票而胡乱许诺，向选民做出实现不了的承诺，或者有意煽动“民粹主义”。往往在一个选区，选民们更关注候选人能为该选区吸引多少资金、能带来什么样的项目，这反过来又让议员变成了地方酋长式的人物，而非全国人民集体利益的代表。所以，当出现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情况时，在议会投票表决或者出台法律、国家政策时，为了给选民有所交待，或许会优先照顾选区利益，使地方利益高于国家整体利益。
现在通过议会扩员，引入“混合制”选举，可以稀释议员的权力，促使旧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这也将改变选民的心态。
4．让每位议员所代表的公民数量更加均衡
在制定1992年版宪法时，国会议员人数是根据当时蒙古国的总人口计算得来的（约210万人），一个议员平均代表2.7万公民，于是就规定了76名议员。现在蒙古国人口增长到约345.8万人（截止2022年12月31日，蒙古国国家统计局数据），首都的人口就已达180万。
目前，76名议员平均每人代表4.5万多名公民，从乌兰巴托的各个区选出来的议员平均代表10万人左右，而其它地方省份的议员则代表2.5-3万人，比例已经严重失衡。因此，议会作为国家立法机构，也需要与时俱进，将议员人数扩大到126人，使每位议员所代表的公民数量更加均衡（2.8万人左右）。
除了现有的76人，新增加的50名议员也可以吸纳各行各业的代表，尤其是为大型社会团体的代表进入议会创造条件。例如：牧民、农民、医生、教师、知识分子、青年、妇女、残疾人等，都属于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议会中要有他们的代表，这才能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广泛代表性。
5．让各个小党派都能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
1992年版宪法生效以来至今，虽然期间也有过多党联合执政的经历，但基本盘还是人民党（MPP）和民主党（DP）这两大政党轮流执政。2016-2024年，人民党一直稳占议会多数席位，基本处于一党执政的局面，这也使得在议会中拥有席位的另外两个政党——民主党（本届议会有13席）和民族劳动党（本届议会只有1席）以及其它小政党不满。因此，这些小党派自然支持修宪扩员，它们都希望通过增加议员人数和改变选举制度，从而在下次选举中挤进议会、坐在议会大厅里参与政治，而不是在议会外的广场和大街上谈论国事（发起游行抗议、静坐绝食等），最终目标还是促进政府决策时体现出多元化。
不过人民党议员、现任建筑与城市建设部部长策仁皮勒•达瓦苏荣也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不赞成修宪扩员。如果让小党派都能进议会拥有一席之地，那么政党多了政局就会变得不稳定，政府凝聚力会下降。但是现任总理、人民党主席奥云额尔登在议会上表示，给予其它小政党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对于发展多党制的议会民主治理具有崇高意义，“独行快、众行远”，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宁愿集体走得远、也不愿让一个政党走得快，蒙古国应该通过发展自身与世界各国竞争，而不是在内部竞争（党派内部的内斗和政党之间的内耗）。
总而言之，人民党政府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在团结各政党利益的情况下，最终就《宪法修正案》达成一致。现在的当政者（总统、议长、总理）可以说都属于有理想、有抱负、有远见的一代政客，旨在纠正过去33年来“民主转型”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并为未来30年再开创一个新局面，格局一变，前景自然跟着起变化。
桑·宾巴朝格特当选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长
桑·宾巴朝格特1974年出生于科布多省，拥有经济学和法学教育背景，与妻子及3名子女共同生活。他于1999年毕业于财政经济高等学校，2005年毕业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2014年毕业于蒙古国立大学法学院，专业为经济学和法学，拥有经济与工商管理、法学硕士学位。
从履历来看，桑·宾巴朝格特长期活跃于蒙古政界和政府系统。2000年至2008年，任“New Progress”集团总经理、董事会主席；2008年至2016年，任国家大呼拉尔委员；2012年至2013年，任蒙古人民党党团副主席；2013年至2016年，任蒙古人民党党团主席。此后，他又先后担任司法与内务部长、国家机构常设委员会主席、法律常设委员会主席、交通运输发展部长、国防部长，并自2025年起担任部长兼政府办公厅主任。
随着此次表决结果出炉，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领导层人事调整正式完成，桑·宾巴朝格特接掌议长职务。此前由蒙古人民党主席乌其日勒担任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主席一职。
尼亚姆-奥索尔·乌其日勒被任命为蒙古国第35任总理
蒙古国提交《吹哨人保护法》
蒙古国司法和内务部已起草《吹哨人保护法》草案，并决定提交政府会议审议后报送国家大呼拉尔。该法案旨在预防腐败和利益冲突，保护举报损害或可能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信息提供者，保障其保密性和人身安全，并进一步强化社会监督。
根据草案内容，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目的提供信息的公民和法人，将被纳入系统性保护范围，自举报行为发生之时起即可获得法律保护，并依法享有相应权利保障。
草案明确，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泄露吹哨人的姓名、个人信息及任何可能识别其身份的信息，同时禁止任何形式的打击报复和歧视行为，包括解雇、降职、扣减工资奖金以及限制职业活动等。对于吹哨人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相关人员面临安全风险的情形，还可依法采取特别保护措施。
在激励机制方面，草案提出建立明确、透明的奖励制度。对因举报促成非法资产被追缴、罚款和赔偿得以执行，或有效避免公共利益受损的，将给予现金奖励。奖励金额拟根据被追缴资产和罚款金额确定，范围为100万至50亿图格里克。
此外，草案还规定，吹哨人有权就其遭受的损失获得全额赔偿，范围包括工资和收入损失、与岗位相关的损害、名誉损害、精神损害以及法律援助费用等。
分析认为，该法案如获通过，将为公众更加安全、无顾虑地举报违法违规行为提供制度保障，也有助于推动腐败和利益冲突问题及早发现、及早处置，进一步夯实透明、负责的社会治理基础。
蒙古国将军巴·额尔德尼巴特担任联合国部队司令
两万多名蒙古国军人长期在世界热点地区为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展现出勇气、坚韧、机敏和专业素养，出色完成所承担的任务，为提升蒙古国国际声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蒙古国二十多年的维和历史上，首次有蒙古国将军担任联合国部队司令，这也是蒙古国军人走向世界的重要有力证明。
塞浦路斯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目前在全球开展的12项维和行动之一。
少将巴·额尔德尼巴特此前曾先后8次赴伊拉克、利比里亚、南苏丹、塞拉利昂等国执行维和任务。
中華民國外交部嚴正駁斥國共領導人會談中有關我國國際參與等言論
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於本（4）月10日會晤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後表示，台灣曾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以適當方式參與若干國際組織，稱未來兩岸在「重建政治互信」後，應促成台灣重返或參與國際組織及區域經濟整合機制，並表示習近平對此「回應特別正面」。
外交部嚴正重申：中華民國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我國享有參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權利，中國無權置喙及阻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是基於我國主權的正當合法權利，不應以取得北京當局事先同意為前提，更不需滿足中方預設的任何政治條件。
北京當局長期在國際上惡意扭曲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全面阻絕台灣參與國際事務，更頻繁以武力威脅我國主權及台灣人民的生存與權利。尤有甚者，中國透過收買欺騙手法，不當奪取若干國際組織領導權，不但不正義地排除參與，也改變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外交部更嚴正駁斥，北京當局將屬於台灣全體人民的權利，包裝為其可收可放的恩惠。意圖在於誘導台灣社會屈從其設定的先決條件，再以國際空間為餌，逐步窄化我主權與外交空間。
我國是民主國家，外交部尊重國內各政黨依法進行兩岸交流活動，惟此均不應以損害我國的主權、安全與民主為代價。吾人更應認清北京當局長期阻擋台灣參與國際事務的險惡本質，以及如今試圖繞過台灣人民授權的政府平台，損害我國主權及利益之虛假面目，實不符合國家及人民的長遠利益。
外交部將秉持「總合外交」的政策架構，持續積極推動台灣有意義參與各項國際組織及多邊機制，並籲請國際社會基於共享價值與共同利益，持續支持台灣參與國際事務。台灣始終致力成為維護國際和平、穩定與繁榮的一股良善力量，此一意志絕不會因任何壓力而動搖。
2026/04/10 第141號新聞稿
蒙古國總理貢布扎布·贊登沙特爾辭職
蒙古國國家大呼拉爾126名議員中，73名議員出席本次會議。其中，74%的議員投票同意贊登沙特爾辭去總理職務。
贊登沙特爾在會上表示並不戀棧，「因為我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所以選擇辭去總理一職」。
根據蒙古國法律，在新總理任命前，贊登沙特爾將履行看守總理職責；國家大呼拉爾應在30日內任命新總理。
贊登沙特爾是蒙古國第34任總理，2025年6月蒙古人民黨提名其為新總理後，獲國家大呼拉爾正式任命。同年10月，國家大呼拉爾通過罷免贊登沙特爾的決議，後被總統呼日勒蘇赫全面否決。
2026年4月4日星期六
中共政府试图加强了对内蒙古的战略定位
核心同化策略与演变：
早期探索（1947-1960s）：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早于新中国成立，早期以区域自治形式整合区域。
文革期间： 曾发生“内人党事件”等严重打击蒙族文化的事件。
现代同化（2020-至今）： 强化教材改革，在中小学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减少蒙语授课比例，导致当地出现抗议。
战略定位： 确立“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定位，通过经济和人口迁移，强调“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政治统合。
内蒙古被官方宣传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但政策调整也伴随着对传统语言文化保护的争议。
1. 政策背景：从“民族团结”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内蒙古是“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
近年来，政策重心转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官方认为通过经济发展和汉语言文字的推行，可以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实现“中国式汉化”。
同化争议：在当地社群看来，这些政策被视为“同化”手段，旨在削弱少数民族的独特性，使其融入汉文化为主导的国家体系。
2. 核心冲突点：2020年教材改革与双语教育
2020年发生的内蒙古双语教育改革是该争议的爆发点。
事件经过：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宣布，从当年秋季起，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的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其政治、历史、语文三科逐步改用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教材，并以汉语授课。
社会反响：该政策引发了大规模的家、生抵制和示威活动。抗议者认为这侵蚀了蒙古族的母语教育，是“文化灭绝”或“强力同化”的体现。
3. 历史背景：内人党事件
历史上，内蒙古曾经历过严酷的政治运动。文革期间：发生了著名的“内人党事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据统计，有高达38万蒙古人受到该政治迫害，大量蒙古族干部和群众遭到非法关押、摧残致死，其中包括多位自治区高级官员。这一事件至今仍是当地民族记忆中深刻的伤痕。
4. 现状与趋势
行政管理：中共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将其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和“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进行所谓的建设。
文化管控：通过推广“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正确政绩观”学习，加强思想政治引导。
中國內蒙古強推漢語替代蒙古语引發大規抵制 下一個是誰？
語言與文化息息相關，守護母語也就是在守護民族與文化記憶。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的小學教育，過去都以蒙古語為主，小學3年級才開始教授漢語（編按：漢語定義和分支很多種，此處指中國普通話）；然而內蒙古教育廳上月26日更改規定，小一即開始使用中國全國通用的統編語文教材。內蒙古多地從上周五起出現大規模抗議，與中國其他抗爭者一樣，換來的都是武警逮捕和鎮壓。
中國以「第2類雙語教育」名義，開始在南蒙古各級學校推行以漢語取代蒙古語教學。內蒙古教育廳頒布新方案，自今秋學期開始，內蒙古在小學1年級就使用統編語文教材，小一的政治課和歷史課也將在2年內逐步改以漢語授課。
內蒙古在中國已經是漢化程度非常高的自治區，1949和1981年的移民政策使內蒙古如今逾8成人口都是漢人，多數蒙古族人現在也較常說漢語，在首府呼和浩特和其他城市僅小部分人接受過蒙古語教育；但在西部牧區或東部地區，蒙古人在說話和思考時仍習慣使用蒙語。
內蒙古很早就流傳未來可能將改用漢語教材，內蒙古許多蒙族教師和家長在網路表達不滿，很快引起中國政府打壓；蒙族人的微信群組被封鎖，人們被警告發言要三思，否則可能弄丟飯碗。
不僅校園受影響，內蒙古各地區政府也徹查書店和文具行，所有蒙文書和有蒙文出現的文具都要下架。
內蒙古多個城市和旗（行政區分類之一）的家長發起10年來最大規模示威，將小孩接回家，拒絕接受漢語教學，要求撤回雙語教育方案。通遼市有學校將學生關在校內，中國武警毆打欲來帶走小孩的家長；有學生得知母親被打而急得跳樓，不幸身亡。
科爾沁左翼後旗牧民巴特爾表示，內蒙古漢化程度高，語言已是最後象徵，當地3所小學逾3000名學生集體罷課；呼和浩特的內蒙古師大附中也幾乎看不到學生。雖然政策主要針對的小學課程，但政府的強硬態度使蒙古族人一致不滿；錫林郭勒盟的居民圖雅說，內蒙古8成蒙族人都參加了抵制漢語授課的抗爭。
有些蒙古人翻著新教材，指出裡面缺少蒙語內容；學生高喊「蒙古語是我們的母語！我們死也是蒙古族人」。
習近平2012年成為中共領導人之後，中共在其領導下加大了對少數民族「同化」的力度。然而，美其名是說讓少數民族更能融入漢族，卻使人擔憂這些漢化措施將會使他們喪失自身文化和身份認同。
在新疆，中國除了以集中營居留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漢語也正在取代維吾爾語。中共官員或許認為，透過教育可以灌輸愛國主義，但別忘了從新疆到香港，這些地區都對中共政權發出抵抗。
相對於新疆、西藏，內蒙古過去發生的民族衝突更多，當地會全盤接受漢化。南蒙古一直是中國文化滅絕政策的目標，當地人不相信語言教育的改變是為了他們好，更覺得這像是一勞永逸抹去蒙古語的方法：
在過去的70年，蒙古人民經歷了很多事，包含種族滅絕、政治壓迫、經濟剝削、文化同化、環境破壞。在中國強推政策75年後，蒙古語是內蒙人的最後標誌。
內蒙古人雖然對草原遭到破壞、藍天變霧霾心有不滿，但並沒有進行大規模反抗；中國現在此舉，等同逼著內蒙古的蒙族人造反。
內蒙古大學的蒙古學學者特古斯巴雅爾分析，對小學1年級強加漢語教育、弱化母語的蒙語教育，實際上無法增強雙語能力，只會培養出說單一語言的「單語者」，或者兩種語言都不佳的「半語者」。這篇分析文章發表於《蒙古文化周刊》，但也已經被封鎖。
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Tsakhiagiin Elbegdorj）也發聲支持內蒙古人抗議漢語教育政策，呼籲所有蒙族人加入抗爭運動，「無論你住在哪裡，只要你是蒙古族人，你就應該參與這場運動。因為沒有蒙古語，就沒有所謂蒙古國。」
蒙古國的官方語言雖為蒙古語，但傳統蒙古文字使用率不高；因受俄羅斯影響，數十年來使用西里爾字母拼寫蒙古語。蒙古國現正努力推行恢復蒙古文字，期望取代西里爾字母。
2026年3月17日星期二
專訪內蒙古語言學者：蒙古國使用的西里爾蒙文，對我們來說就是外語
本篇訪談了來自內蒙古的學者白春花，她分享了內蒙古蒙語教育的情形：「像我爸爸媽媽，各自的蒙漢教育背景都隨時代有所不同，這是因為中國對於少數民族的政策隨時代有所不同，這變化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過去有時會禁止接受蒙語教育，有時候又較鬆綁，所以會隨時間而不同。」
蒙古國政府決定從2025年起，將全面恢復使用傳統蒙文。
蒙古語的使用者主要集中在蒙古國及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俄羅斯靠近蒙古國區域，以及吉爾吉斯部分區域，其中蒙古國使用的是跟西里爾字母，在俄語使用的西里爾字母上加了蒙古語特有字母進行轉寫。
另一方面，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則保留了傳統的回鶻文蒙古字書寫。不過因為內蒙古的語言環境中蒙語漸漸式微，傳統蒙文也遇到很大的挑戰，這次蒙古國恢復傳統蒙文，內蒙古出身的學者又是怎麼看的呢？
今天麻瓜訪問了來自內蒙古的學姐。因為訪談內容比較多，麻瓜把它整理拆成兩篇發表。
第一篇主要想了解蒙古語在內蒙古的現況，以及對於保存弱勢語言的意見與分享。當中穿雜了很多內蒙與外蒙的比較，內容不純然是語言學，也一併分享給大家。
受訪者：白春花（現任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特任講師）
麻瓜：想請教內蒙古的蒙古語教育現況，當地的人們是怎麼接觸蒙語、什麼時候開始學蒙語的呢？
其實這個也是有一個歷史（變化）的過程，像我自己就和現在的孩子不一樣，我自己是上小學三年級以後才在學校裡學習漢語，到了中學環境裡才開始碰到使用漢語的孩子，小學的時候一般都只是在學校裡學習漢語，但環境裡基本上都是蒙語，除了漢語課外整個環境都是蒙語。
就連數學課和其他課程我到了大學都還是用蒙語學習的。不過像我剛剛說的，初中的時候有些同學家裡本身就是漢語環境，所以必須得跟他們說漢語。
但是現在的孩子，就是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學漢語，接受所謂「漢語教育」的孩子也挺多的，所有科目都是漢語，這些人家裡可能會用蒙語，在社會中的一些小圈圈也是用蒙語，但一走到大街上，可能就開始用漢語。
我小時候大家都是用蒙語的，但現在漢語很多，所以我才說有個歷史性的變化，這幾年特別能感覺到。現在也有「蒙語教育」，所謂的蒙語教育基本就是和我過去所受的教育一樣，不過差別是他們在小學一年級就會有所謂的雙語教育。這個雙語教育就是除了漢語課——也就是國語課之外，他們也有用漢語去學習別的知識的課，只是以蒙語為主，也就是說接受蒙語教育的人肯定會學習漢語，也會有用漢語學習其他學科的機會；但如果是選擇接受漢語教育的小朋友，就不會有蒙語的課程。漢語在語言上比較強勢，跟我小時候蒙語比較強勢的狀況不一樣。
不過這僅限於我的狀況，像我爸爸媽媽，各自的蒙漢教育背景都隨時代有所不同，這是因為中國對於少數民族的政策隨時代有所不同，這變化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過去有時會禁止接受蒙語教育，有時候又較鬆綁，所以會隨時間而不同。
我是在呼和浩特，現在講蒙語的還算多。我丈夫是在牧區成長的，不過牧區的人有時候還是會把孩子送到漢語教育的地方，不太一定，蒙古族的有一個權利是可以自己選擇教育，是爸媽決定的。牧區的話我想很多都還是選擇蒙語，但城市的話就不是，以呼和浩特的十多間小學來說，大概也就一兩間是蒙語教育，蒙語教育比較少。
麻瓜：在內蒙古，什麼場合會使用普通話、什麼場合使用蒙語呢？
我在家裡主要是使用蒙語，上街去如果對方會說蒙語，那我通常也會用蒙語。不過如果對方不會，我就會說漢語。如果是完全不認識的人，就要看場合。比如百貨店，基本漢族人比較多，所以我可能會說漢語；但是像書店的話，通常會有蒙語區和漢語區，就會根據去的是哪一區決定使用哪個語言。市場就要看，像買菜的菜市場，可能就會用漢語比較多，現在的話去市場基本完全是漢語。
在公共場合使用蒙語的地方，以呼和浩特來說是越來越少了，但你要是去我丈夫的故鄉那邊，他們牧區那邊基本上都還是用蒙語。在牧區或者農村，公共場合都還是用蒙語。
麻瓜：目前在內蒙古，蒙語的使用狀況有什麼變化嗎？年輕族群會說蒙語的機率高嗎？
這要看具體區域，像呼和浩特因為有很多蒙古族大學，呼和浩特有七所比較有名的大學，這七所當中有的是漢語教育有的是蒙語教育，感覺上甚至蒙語課程多一些。加上因為整個內蒙的大學生幾乎都會集中來到呼和浩特求學，蒙古族大學生相對多，所以年輕人雖然整體說漢語的很多，但蒙古族的、說蒙語的人也不少。
不過內蒙古還是會有像其他少數民族一樣的狀況，就是雖然是蒙古族但不會講蒙語。我自己家裡就有親戚，基本上能聽懂蒙語，但不會講，主要是因為他們接受的是漢語教育。這幾年感覺漢語教育比較強勢一點。
麻瓜：我們知道很多語言都面臨到方言式微的問題，目前在教育現場上所使用的蒙語是標準語嗎？
蒙語主要有八種方言，根據地區有時會有聽不懂對方的情況，內蒙大致分為東西，東西兩邊的人要是沒上過大學，兩邊基本上聽不懂對方的方言，相當於兩種不同語言的狀況。但是如果有上大學，到了大學以後他們因為都得住宿舍，交流多了，通常過了兩三個星期就能逐漸聽懂對方說話，漸漸可以交流。
內蒙古的標準語並不是呼和浩特的方言，而是牧區那邊，一個叫錫林浩特地方的方言。內蒙古各地學蒙語都是用同一套教材，教學的老師們各自都有方言，所以教學都是用自己的方言。內蒙東北出來的孩子就講（蒙語）東北話，不會說西方方言；相反地，西部出身的孩子只會說西部的語言。書面語是一樣的，教材也是一樣的，實際的讀法則會各地不一樣，都帶有自己的方言。所以實際教學的時候，都是各地各上各的，但是到了大學大家也不會特別去分你的語言是哪個方言，大學老師也來自內蒙各地，可能有些老師來自東部，但他們教學時也不會改變自己的語言，學生得自己去適應．鍛練自己。
我上大學的時候，有堂邏輯學，老師是西部出身的，我剛開始真的聽不懂他在講什麼。後來因為邏輯課本身就比較有意思，後來慢慢地就聽懂了，就像這樣，學生都是自己鍛練自己，提高自己（笑）。我記得從不懂到聽懂，也就兩三週吧。
麻瓜：內蒙和外蒙（蒙古國）的人會有很多交流嗎？
有的，還是有很多交流。像我們那帶的可能比較少，不過要是去別的地方——特別是西部地區，也就是我們那「標準」的蒙語，本身跟外蒙烏蘭巴托的蒙語，就是比較相像的，所以交流起來也都沒問題。
我現在有時候也會接待從外蒙來的老師們，他們可能來東大訪問什麼的，我帶著他們，基本上交流沒有問題。語言溝通上是沒問題的，文字就比較難。
麻瓜：我們現在知道蒙語在內蒙還是有不少使用者。接著想請教書寫方面，實際在內蒙古生活時，什麼時候會使用到傳統蒙文呢？
文字很多地方都會看到，例如你到呼和浩特的每個地方，都能看得見漢語和蒙文寫成的標識。哪怕只是一個小商店，賣個水果，他也會在招牌寫上蒙語和漢語，雙語標識。當然看不懂蒙語的年輕人就會看漢語，不過很多情況下，招牌上的漢語都是特別大的，然後蒙語就小一些。這可能跟蒙語是豎著寫的有關，要是放大蒙語的話看板就會變得很大，因為我們那邊招牌還是橫向的為主，加上蒙語會有一些記號，整個小小的，所以整體的感覺還是會覺得漢語比較大。
麻瓜：一般內蒙古的人能讀懂蒙古國所使用的西里爾蒙文嗎？
要看人，像我媽的話可能是連聽都聽不懂，讀也讀不懂。因為外蒙的語言跟內蒙西部的比較相像，特別是顎爾多斯那邊，和外部（外蒙）的蒙語就很接近。所以像那邊的人，就算沒上過大學應該也聽得懂蒙古國的蒙語。
讀的部分，要不是特意去學習，基本上不會讀。在內蒙出版的書中，蒙語書還是挺多的，都是用傳統蒙文寫。比較特別的是，內蒙古也會出版一些蒙語書，是以外蒙的文字寫成的，整體來說很少，而且除非接受過外蒙文的教育，否則一般是讀不懂的。要說讀得懂的人，可以說特少。
對於這兩種不同的蒙文，倒是沒啥主觀的感情好惡。不過外蒙的那個文字，對我來說就是個外語（笑）。
麻瓜：我們知道現在許多軟體都是以橫寫文字基準，如LINE、微信等等，對話框都是橫的，豎寫的蒙文怎麼打字呢？跟家人朋友聊天時會打傳統蒙文嗎？
有的，我上面給你發的就是蒙語的樣子，跟家人會用，我大學同學很多彼此也會用蒙語。但是蒙語現況是你要在電子設備上用，得特意去下載安裝。蒙語鍵盤得要特意去下載才有。朋友家人之間打字還是會用蒙語的，就是說要特別下載才能用。而且它其實是豎寫的，因為是豎寫，讀的時候常要把頭這麼側過來（歪頭示範）。當然一看還是能分辨出來、讀得懂，但有時候還是要歪著頭看，比較麻煩。
內蒙有開發直書的文件，像我現在寫我自己的實驗材料就用蒙語寫，或者有些老師寫一些東西在網上公佈，就都是直書、豎寫的，網頁一開就全部都是豎的。電腦系統的話，則有蒙語的也有漢語的，不過漢語可能還是更多一些。我最近才知道蘋果的MAC也可以把語言設定成蒙語的，有Unicode。但是它還是有些不方便，原因在於蒙語裡面會有一些記號，還有蒙語當中有母音和諧的現象，比如說母語在蒙語中有七種，看最前面是哪個母音，後面能連接的母語也會不一樣，如果是母音a，那下面只能連接a類的母音。這種母音和諧有時候在Unicode寫有時會沒有體現出來，所以寫的時候就不太好寫，寫出來就會覺得「嗯，這個不對，是錯別字」，還挺多的。所以像我的話，最近就比較少用蒙語的軟體。
麻瓜收到了一些迴響。有時候因為忙來不及一一回覆臉書和這裡的留言，先謝謝讀者願意花時間讀這些東西。另外，也很謝謝世界各地的大家所補充的資訊。
在小訪談的後段，麻瓜詢問了有關於蒙古族的認同、內蒙外蒙的一些差異，以及身為弱勢語言的使用者，對於孩子的教育有什麼想法、以及對大環境的期望。
麻瓜：我們知道內蒙和外蒙現在是不同的政治體，不過我好奇兩邊會因為語言或文化有親近感或共同的認同感嗎？
這個也分人，有些人覺得現狀完全沒問題，因為這個（分離）是歷史的變化。像我在外蒙也有很多朋友，我和我的朋友都不介意這樣的政治狀態。
我上次去（外）蒙古旅遊的時候，外蒙的朋友帶我去的，他們就特別叮囑我：「欸，妳在這裡不要說話喔！」，因為我一說話當地人就聽得出來我的方言是內蒙的，然後如果知道我是內蒙的，那個地方就要多收我五千圖格裡克（蒙古國貨幣），而本地人或者其他外國人是不用錢的，所以我的朋友才叫我不要說話，因為外表看不出我是內蒙人。後來我沒說話，還真的通過了。這個收費不是對所有外蒙以外的人，而是針對內蒙的蒙古人。如果是一個法國人去，可能也不會被收錢，當地有些地方還是會對內蒙古的蒙古族有歧視。
一方面內蒙古的人對外蒙有些時候也有人會歧視。所以現在有個詞，我們那邊是不太好的詞，就叫「南蒙」和「北蒙」，拿地區來分蒙古族。
在蒙古國二三月是蒙古新年，今年記得沒錯的話好像是五號還六號那附近，我有點忘了。那時聽到是外蒙的過年，我就問我當地朋友：「咦，你們這會兒過年，為什麼啊？以什麼為基準的？」他們就開玩笑地說：「這個我們聊起來，可能咱們就得吵架了。」我再三說不會吵架，他們才說這是因為歷史上的宗教問題，蒙古宗教有分黃教和紅教，還有一些其他的教派，根源其實是一個，但內蒙和外蒙是不同宗教。
外蒙是按照紅教的曆法去過年的，這個紅教黃教就是個歷史問題，最早好像是13世紀的時候從印度還西藏引進來的佛教，隨著歷史的變遷分化出一些教派，主要比較大的就是黃教和紅教，這也讓內蒙和外蒙有著不同宗教。內蒙的人們還是滿虔誠的，以佛教為主。
（麻瓜註：學姐說提及的蒙古國過年時間，據我後來所查的資料，2020應是在二月下旬。蒙古國許多地方的新年是以藏曆為主。這與內蒙古主要使用中國農曆的習慣不同。）
而所謂的歧視，就是來自於政治的。現在內蒙和外蒙的政治體不一樣，在內蒙官方語言是蒙語，但官方是漢人掌權，所以外蒙可能就會有種我們是被侵略、低一等的感覺。但是我自己是沒有這種被侵略的感覺，當然這還是看人，外蒙有一些人比較敏感，另一些人就無所謂。
內蒙比較少這樣想法的人，到目前為止我可能就遇到一次吧！我們說比較極端思想的人，而且那人還是內蒙的，那時我是在Facebook上面加入了一個蒙古族的社團，然後我有次好像說了類似希望大家和平共處的話題還是什麼，那人就發訊息攻擊我，說我憑什麼這麼說話。我當時很不解，覺得怎麼這樣，後來才知那人的立場類似蒙古的民族主義，所以可能有著像我剛剛說的那種蒙古族是被侵略的想法，這樣的人對外蒙可能就會有親切感。所以在發言上如果比較維護中國，就會被他認為是背叛者或是什麼。只是我覺得現在這樣的狀況，我覺得沒必要。
麻瓜：方言可以聽出外蒙和內蒙的區別嗎？如果可以，具體是從哪個部分來判斷的呢？
可以，從方言不僅能聽出是內蒙還是外蒙，還可以聽出你是內蒙的哪個地區呢！就算是靠近外蒙的內蒙地區，語言相似，但很多時候也能分得清。語調不一樣，語速不一樣，有些時候用詞也不一樣。西部感覺講話比較快，不過這也不一定，因為西部的人說東部講話比較快（笑），主要還是因為不了解對方方言。
內蒙西部受漢語影響比較少，而東部被漢語的同化或影響比較多。西部也保留了比較多傳統蒙古族的生活方式，我們講「西部」是指赤峰以西的地區為主，而赤峰以東通常被漢族同化的程度較高。
在內蒙漢族的比例算很高，這個似乎是有個歷史過程，1978年以後，可能他們就想「開拓」整個內蒙古，因為內蒙古的資源比較多，他們就開始派人進來，漢人就逐漸多起來了。我記得來自山東的人好像多一些。山東其實不遠，隔個河北就到內蒙了，很多漢人祖籍是山東的。
內蒙和外蒙的語法也不一樣，特別是最近。我自己也還在學外蒙的西里爾文字，他們好像母音和諧的寫法和其他語法都不太一樣，不過這個是聽說的。但可以確定的是一聽就知道是內蒙還是外蒙。
麻瓜：對外蒙這次決定恢復傳統蒙文有什麼看法？
我真的是非常開心，因為據說蒙文是世界唯一、只能豎寫的文字，其實世界上文字很多，可能也不是全部文字都調查過，但我是這麼聽說。前陣子傳統蒙古文被列入了瀕危文字，可能會很快滅絕，內蒙的蒙語好像也是很危機的。但如果蒙古國能恢復傳統蒙文，那蒙文的危機就可能可以解除了，而且這樣對我來說再方便不過了。
你也知道，民族必須有自己的文化，而文化很大部分是靠文字語言去支撐的。當自己的文字沒有了，文化可能也會慢慢消失，最後你這個民族的存在可能也就沒什麼意義了。而我是非常想要保存這個蒙古族文化的。
麻瓜：您覺得內蒙目前的語言現狀，對蒙古語的保存、蒙語未來的發展，有沒有什麼優缺點、好處或問題？
這個問題很有趣，也很難一時想出一個解方。但我覺得內部的經濟可能要先發展起來，如果沒有經濟的支撐，最後保存文化的權力就會落到其他人，讓其他人幫忙保存你的文化，但如果其他人不幫你維護文化呢？如果經濟可以好點，那麼語言可能就會有個立足之地。
再來這個蒙文的Unicode必須得有，現在畢竟是網絡的世界，如果傳統蒙文的Unicode更加發展普及，那麼大家使用蒙語的機會可能就更高一些。我現在也是儘量用傳統蒙文去寫一些東西。
我所擔心的可能是教育，畢竟像就業找工作什麼都是。如果用漢語的話，信息量通常是最新的，所以比起接受蒙語教育或用蒙語研究的，用漢語能接受到比較多新資訊。我所指的訊息量是指——比如我在大學時主修教育心理學，你也知道只要跟心理學沾上邊的，最新研究基本上都來自西方，因此就要翻譯很多資料，通常是先從英語翻譯到漢語。假使你是用蒙語做研究，你要等蒙語界從漢語翻譯到蒙語，可能要再多等個幾年，產生了很多時間差。假使西方出現一個新的概念，翻成漢語我們估五年，漢語再到蒙語再花五年，等到蒙語界看到了都是十年前的概念了。因此在中國的環境裡，用漢語才能確保最新的信息。可能很多人因為這樣把孩子送到漢語學校。
外蒙的學術素質也算滿高的，所以也有滿多內蒙的老師們會派自己的學生去外蒙接受教育，外蒙對講蒙語的人來說就不會有太多學術上的時間差，因為他們會直接把外語翻成蒙語。但是要去留學，現狀下首先也得學外蒙的西里爾文字，要是以後外蒙開始普及傳統蒙文，那對內蒙也會方便很多。
最近二十年，越來越多孩子接受漢語教育了。你知道，我在高考前我唯一的「外語」是漢語，到了大學突然開始學ABC、學英語。同樣的漢族學生，從很小就開始學英語，水平整個高很多。像我們當時的教育學班，就分成「蒙班」和「漢班」，兩個班教的內容基本上差不多，但到了大學二年級，我們有個專業科目是用英語授課，這時候蒙班就弱勢了，因為裡面的蒙族學生都是進大學才學ABC的，讀英文授課的東西都像天書，而且大學外語必修只有兩年，所以對蒙族的外語要求特別低，如果蒙族的孩子自我要求不高，外語學習就到那裡就結束了。
漢班的學生整體英語水平好很多，蒙班就是學了頭兩年，其他都是自學。但是等到一畢業，所有企業都要求你的英語，要求英語四六級考試（麻瓜註：這是中國教育部統一舉行的標準化英語能力測驗），或者托福成績。但學了兩年英語，你覺得能考好托福嗎？所以蒙班到知名企業的越來越少，久而久之可能大家就把孩子往漢語教育送。
麻瓜：台灣的環境裡有很多不同語言，也有很多家長希望能讓孩子維持母語能力，這個母語可能是在社會中相對弱勢的語言，跟您在日本的處境有一些類似點。能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們家裡的語言環境以及你教育上的做法嗎？
我們家基本是全蒙語家庭，特別是去年冬天之前，孩子都只說蒙語。後來因為我們搬家了，離孩子的保育園比較遠，沒有保育園可以上，怕他以後當地課程跟不上，所以我在家開始會跟孩子說點日語。不過對於孩子也還是會擔心的。
孩子現在跟我講日語，跟奶奶講蒙語，跟爸爸則都說（笑）。其實也會擔心孩子以後被這個環境帶走，不會說自己的語言。但我還是希望能讓他保持蒙語能力，所以有時會參加一些蒙語活動，或者讓他和一些朋友的孩子見面，都是蒙語家庭，讓他們一塊玩。
當然還是要堅持在家裡有蒙語環境，另外我也在跟朋友商討定期辦蒙語聚會，教他們一些蒙語歌曲，讓孩子也學一些蒙古文字等等的。現在東京也有一些蒙族的家長組成社團，讓他們孩子一起學習蒙語歌曲和文字等等。
麻瓜：台灣前陣子候選人間政策交流時出現一個語言相關的討論，有些人認為為了保存本土語言必須在學校教授，另一派認為那些時間應該拿來學習外語，所謂的「母語」在家學就好了。對於這兩種想法，您有什麼想法呢？
台灣的情況我只是略知一二，但也就是很膚淺的認識，所以我先不評論台灣的情況。但從我們蒙族的情況來說，學校必須有蒙語教育才可以，因為這樣你才可以營造歸屬感，孩子在這個環境可以培養identity（身分認同）。要是沒有這個認同，孩子長大了他也不會對自己身份有認同，他也不會覺得自己是個蒙古族人。
我會想讓孩子有個「歸屬感」，讓他有一點身為自己民族的自信。如果外部環境中沒有文字、文化在裡邊，就單單一個家庭環境，很難讓孩子真的有個歸屬感。一個孩子這樣，兩個孩子這樣，久而久之這個群體大家都不會有歸屬感了。語言和文化久了就消失了。
蒙古現在一是缺人才，二是經濟上比起其他中國區域還不夠發展。蒙古的整個教育我希望能繼續發展，不管是翻譯資料還是教育上，都需要改變，但是這些改變都需要人材，而人材卻持續外流，主要外流到國外或者中國其他沿海城市。我自己未來有機會也是會想回內蒙的，希望也能做點什麼幫助自己的家鄉。
後記
從與學姐的訪談中，或許大家不難看出她對於自身語言未來處境的擔憂。事實上這樣的擔憂，在這個國際化的世界裡是不分國界的。而學姐提及的「經濟問題」（我個人解釋為經濟格差），以我看來也是非常兩難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裡，實際就是存在著那些語言和經濟必須擇一的處境。
遙遠的內蒙古是，台灣也是，很多地方都是。即使我們知道也認同要努力存續一個語言，但是在資源分配不均、非主流族群與社會奮鬥的背景下，我們的環境是不是能讓這個語言的使用者，能夠在不放棄自我語言的狀況下，追逐他所想要的個人發展呢？
2026年3月16日星期一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内蒙古”
我們想讓你知道：呼和浩特既是一座媲美台北的首府，都會區該有的娛樂場所、購物中心、精品百貨等應有盡有。一路走來，也多半是操中文的居民或遊客，除了店家中文招牌上必備的蒙古文與觀光景區「蒙元文化街」部分建築外，傳統蒙古的痕跡不深。
此處除有中國人權的爭議性問題外，同時帶出中國獨特的民族政策「民族區域自治」。由於中國仍屬社會主義國家，與台灣學習的歐美西方民主政體有別，加上台灣連原住民自治區都未能設立，其實很難理解該項政策。
中共的民族區域自治
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論述，簡單來說，民族區域自治是奠基於中國憲法所創設的獨特制度，肇因於中國複雜的民族成分與少數民族「小聚居、大雜居」的特點，意思是從全中國範圍來看，各民族混合居住，但自各省區縣市著眼，會有部分少數民族相對比例高，聚居在一地域的特色。
因此為讓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相結合，並配合政治經濟條件，特別設立民族自治地方（即民族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自治旗），但在推動民族區域自治的同時，須強化國家統一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直白地講，統一是自治的前提，任何的民族區域自治都要為統一服務。不過關於民族區域自治的運行成敗實在是大哉問，本文僅就走訪的內蒙古自治區分享所見所聞。
內蒙古自治區屬中國五大民族自治區之一，與省、直轄市、特別行政區同級，為一級行政區。因蒙古族控制地域歸附清朝有先後之別，並粗略以戈壁即大漠為界，形成先來的「漠南蒙古」與後到的「漠北蒙古」。漠南蒙古最終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行政區劃幾經調整，便成為如今的「內蒙古自治區」。
而漠北蒙古大部分成功獨立為「蒙古國」，台灣俗稱「外蒙古」。台灣人一般會認為成吉思汗發跡於漠北蒙古，且建立一國，故蒙古國當為蒙古族正統，但若細究歷史來看，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即黃金家族的末代大汗林丹汗之根據地察哈爾部還在今內蒙古境內，以正統論斷內蒙古其實也不盡公平。
沒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內蒙古呼和浩特
言歸正傳，當年我先走兩岸航線飛往石家莊過夜後，高鐵北上到北京轉巴士，舟車勞頓下，才輾轉抵達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得以一睹內蒙風采。
而呼和浩特原名「歸綏」，亦為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綏遠省省會，現今台北市尚有「歸綏街」，台中市則有「綏遠路」，紀念這段被人淡忘的歷史。呼和浩特另有個「青城」稱號，原來呼和浩特為蒙古語音譯，「呼和」為青色，「浩特」為城市。如今的呼和浩特基本上就是座繁榮都市，市區雖有點綴的蒙古包，但絕無台灣人對蒙古琅琅上口的「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之印象。
呼和浩特既是一座媲美台北的首府，都會區該有的娛樂場所、購物中心、精品百貨等應有盡有。一路走來，也多半是操中文的居民或遊客，除了店家中文招牌上必備的蒙古文與觀光景區「蒙元文化街」部分建築外，傳統蒙古的痕跡不深。
其實整個內蒙古自治區漢族數量早已遠超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熱鬧好討生活的青城自不例外。此外尚有許多回族居住於青城，亦有清真寺等回族聚居區，與以伊斯蘭建築取勝的伊斯蘭風情街，其街口的廣場上除有雪白阿拉伯宮，還有個大型阿拉丁神燈供人拍照，極富異國風味（對台灣人來說）。
飲食上呼和浩特除相應的清真料理，大江南北及異國菜色都有，但仍屬蒙古族飲食大塊吃肉，大口喝酒最具特色，販售馬奶酒的超市也相當多。蒙古羊肉更是一絕，主餐我點過羊肉麵，絲毫沒有台灣人詬病的羊騷味，那個麵湯實在是生平喝過之最，整個給我喝個碗底朝天，好鮮甜！知名的蒙古奶茶口感則是極為紮實，與台灣鮮奶茶走濃醇香路線不同，專攻濃，化不開的濃郁，且極為暖身，入口馬上通體熱了起來。
由於呼和浩特人口稠密，大眾運輸自是王道，市區還提供免費公車提振觀光，就在類似台北忠孝東路的主幹道上來回運行，車班密集，幾個重要景點如內蒙古博物院、綏遠城將軍衙署等都設站，購物中心等商城也在同條大路上。其中內蒙古博物院是寓教於樂的優質景點，分為6大展廳，自內蒙古的地貌、歷史、資源、民族、航太等方方面面介紹，院內服務人員皆身著亮白緞面民族服飾親切講解。
內蒙古所見所聞
不過我在內蒙古數日，其實待在城市院校跟許多青年師生或社會人士交流的時間最多。內蒙古幾年前仰賴原物料的開採，的確有段風光時光，但經濟快速成長同時產生泡沫。鄂爾多斯市因炒作房地產，大肆蓋樓房，最後周轉不靈，形成所謂的「爛尾樓」，且空屋率極高，成為著名的「鬼城」，竟然是現在的新興景點，值得台灣警惕與戒慎恐懼。
內蒙古力求現代化的同時，內蒙古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的兩難更成為當地人熱衷討論的議題，漠化形成的沙塵暴已是當地政府全力整治的目標，惡化的沙塵暴甚至能遠渡重洋直達台灣。而環境問題背後也反應出另個深刻議題，即漢人追逐經濟利益至上的價值觀，造成過度開墾與放牧的衝擊，已使蒙古族傳統生活與文化發生質變。
於酒酣耳熱之際，蒙古族青年學子仍能來段搖曳生姿，抖動肩膀的傳統蒙古舞蹈，但更有許多身分證明載蒙古族的學生自承說不來幾句蒙古話，甚至表示考量就業，僅願意花時間學好英語等外語。蒙古文化內涵流失或者是說「觀光化」的速度極快，成為我最深刻的印象。
台灣能做的事
最後，中國邊疆其實是探討中國政治與經貿議題的重要一環，台灣有許多關注「北上廣」與一、二線城市經濟發展的學者或媒體，但在民族政策此一面向鮮少探討。對中國既缺乏全面性的瞭解，便無法準確預判與規劃政策，個人認為相當可惜，也希望台灣有識之士能不偏廢放棄，多多認識這塊繽紛多彩的神祕領域。
習近平加強火力的「中華民族化」熔爐
中共政府發布「反分裂鬥爭」長篇內容，反著重在「民族宗教工作扎實推進」一章中強調：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也是西藏工作的策略性任務。」
這顯示著，中共已經從身體上完全控制了人的思想和意識形態。這亦是中共首次在官方文書中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可以看出中共在推廣民族文化與宗教信仰的相關工作以「中華民族」認同去同化其他民族，其目的就是摧毀民族地区傳統語言文化及民族認同，從而讓民族地区完全服從中共當局。
中共創造的「中華民族」和中國的民族主義
19世紀末「民族」一詞從日本傳入中國後，產生了「中華民族」這一民族學詞彙。梁啟超於1901年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中國民族」的概念。
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使用了「中華民族」7次（簡稱「華族」），「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其為「我中國主族，即所謂炎黃遺族」。但梁啟超在具體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時卻比較混亂，有時指漢族，有時又指中國的「所有民族」。
「中華」即是中原華夏；「中華民族」亦是中原華夏民族。那麼飽受中原文化歧視的四方「蠻夷」之一的西藏人，怎麼就變成了「中華民族」？不管古代的「以漢化夷」和「用夏變夷」，或現今的「中華民族」都是強權一方對弱勢者的壓迫。
對如今的「中國」與「中華」基本都是音譯或意譯，而其本來內容早就有各自的稱謂，至於「中國」與「中華」，主要也指的是漢民族。
民國時期，中國的理論家們將其繼承「滿清帝國疆域」合法化，先後提出「中華民族」與「中華國族」、「種族」、「支族」、「部落」及「宗族」等等，來試圖淡化「少數民族」在語言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異於中原漢人的存在。但此時，西藏人真正的立場是斷絕與滿清或中國的一切政治關係，尋求獨立。
「中華民族」 這個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帶有濃郁的民族主義色彩。1943年，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強調只有漢族為主題的中華民族，否認其他所謂「少數民族」的存在。但民國政府最後於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中選擇了「各民族」這一看似較「平等」的詞彙。
中共初期，其主要社會主義詞彙亦為「中國人民」和「各民族」，但是自毛澤東於1976死後，重新使用「中華民族」一詞逐漸取代了「中國人民」和「各民族」的說法。
毛澤東用階級鬥爭治國，將人分成三六九等，蠱惑底層人們互相去鬥爭，用仇恨治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當局又拾起了「中華民族」這早在中華民國時期破產的民族主義概念，宣示中共選擇用極端民族主義治國。習近平上台後其民族主義更加強烈，在西藏為首的所謂「少數民族」地區同化手段更強硬，導致約160名藏人焚身明志，抗議中共政府消除藏人的民族認同與傳統文化。
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政策，從宗教和語文開始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上任以來多次正式宣布：「中國夢的最大公約數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習近平是大漢民族主義者，更準確的說習近平利用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來維持中共政權的穩定與合法性。
習近平要復興「中華民族」，鼓吹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那麼原本就對中共政府不滿，且具有獨特文化和語言、宗教、本民族認同的少数民族，首當其衝被視為「絆腳石」。因此習近平以「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藏傳佛教中國化」和「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名，動用所有國家機關在學校與寺院，以及每個村落推廣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要求擁護中國共產黨，需要同所謂的「分裂主義」、即對本體民族的認同切割，在政治上完全服從中共。
習近平加強火力的「中華民族化」熔爐
中共強制推行幾世紀前澳洲和加拿大等地殖民者將原住民孩子送入白人家庭的同化政策和手段，試圖消滅少数民族文化。中共的目的是將淡化原生家庭對兒童的宗教與文化，母語等的影響，達到從根源加速同化的目的。
深化中華民族視覺形象塑造、建成中華文化主題樂園，讓中華文化始終成為各民族人心凝聚、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紐帶」。不難看出中華民族認同是中共當前工作的主調，那麼中華民國政府時期失敗的偽民族概念「中華民族」，現今的中共政府能成功實踐嗎？
《左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也是中共官員根深蒂固的觀念，所以當局透過不斷觸碰底線的方式要求人们表忠心，強制要求家家戶戶懸掛「中共領袖像」、「中國國旗」等方式，表達對中共政權的忠心，而且這忠心一表就是70多年載，還在繼續著。
在習近平高科技極權主義籠罩下，境內無持有身分證寸土難行。「網格化管理」隨處可見的「便民警務站」及監視器、「網路舉報機制」、「徵信機制」和「雙聯戶」等政策，採集人的血液和DNA、掃描眼睛虹膜，整個歐威爾式的高壓環境，監控維穩做到零死角，使得每個人的衣食住行受到嚴密管控，猶如無形的監獄。同時中共打破藏人社會誠信制度，打破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破壞底層的紐帶。中共獨裁政府就是靠人的恐懼，來控制人。
在中共治下以「尋挑釁滋事」和「危害國家安全」等口袋罪，中共對其家屬實施連坐制，家庭中有公職人員便一律開除，孩童上學困難、不被大學錄取，之後更不能考取公職。如有家人涉及「敏感」問題，中共就會切斷該戶家庭的農作物肥料，導致無法進行正常耕作，有時也會殃及到整個苏木村落。
現今中共已經從身體上完全控制了少数民族地区，人人自危的壓抑環境下，人们不肯吭聲、不敢表達觀點，但這不代表人们認同中共的做法。此類強制消滅語文和傳統宗教文化及民族認同的做法，「物極必反」，早晚会遭到反噬，將會增加人们對中共政府的不滿；這種反感情緒達到頂點，等時機成熟定會引來少数族聚居区人的大規模的抗議，屆時中共就会土崩瓦解，彻底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一場內蒙古的政治滅絕：《長城外的造反派》映照中共治理血色預言
根據官方統計與眾多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共造成1.6萬到30萬不等的蒙古族死亡，當時蒙古族的人口約莫有120萬，也就是說每千位蒙古族，就有13到250人死於文革，這比例明顯高於官方提出的全中國平均數字每千人有10人死亡。中共官方至今不僅沒有表達任何明確的歉意，也始終將這場「革命」定性為「階級鬥爭」，而漠視蒙古族爭取政治自決與文化自決的可能。
本書認為，文革時期內蒙古發生的針對蒙古族的大規模迫害與屠殺，雖然帶有明顯民族性質，但不宜簡單歸類為「種族滅絕」。本書提出「政治滅絕」一詞，強調這場暴力的真正目的是摧毀蒙古族的政治自主性與組織力量。
60年前的「政治滅絕」影響至今
我們希望以對內蒙古文革經驗之於社會正義與民主化的反思，作為本書的結語。這些目標，正是許多造反派當年奮鬥的理想。起點是這樣一個觀察：自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陸續出現民主運動，至1989年六四事件達到高潮，卻遭嚴厲鎮壓。其後，大批參與者被迫流亡海外，主要流向美國，亦遍及歐洲與亞洲多地。在這些流亡者中，不乏文革期間的造反派與1989年民運的積極分子，他們日後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持者。其影響力也延伸至台灣、香港的後續民主運動，乃至全球華人僑民社群。
文革時期的造反派程鐵軍，後來於1980至1990年代成為美國的民主人權活動人士。有趣的是，一些美國的民主運動參與者將中國民主運動的源頭，追溯至1966年8月8日《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的「十六條」，而該文件後來催生了《七五憲法》中所載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中國及海外的民主倡導者譴責，這些被稱為「大民主」的憲法權利，在鄧小平1979年鎮壓「民主牆」運動之後，透過1980年修正《七八憲法》，被正式取消。
這些民主理念突破了對投票權的狹隘理解，強調每個人都有權直接挑戰權威、賦權於弱者。然而，這也留下了一個隱患：動員式民主政治可能以「大多數」的名義，剝奪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這種悲劇性後果於文革期間已在內蒙古清晰展現；而今，即便不再依賴自下而上的群眾動員，這一邏輯依然在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持續重演。
因此，內蒙古的文革經驗，對中國治理的核心原則（包括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的基本結構，以及憲法所保障的政治權利）提出了獨特而深刻的挑戰。1967年初，內蒙古的造反派在與保守派和軍方的對峙中，處於壓倒性的劣勢。軍方掌握著武力，以及國家機構、經濟與政治資源。但當毛澤東發出將矛頭對準「走資派」的號召，而內蒙古又爆發軍官槍殺學生造反派的事件後，中央文革小組（由周恩來主持），乃至毛本人，開始支持造反派，並促成該地區黨政軍的全面改組。造反派的地位急劇上升，迅速接近自治區的權力核心。當時尚未大學畢業、甚至被禁止入團的程鐵軍，與其他學生一同被任命為《內蒙古日報》記者，成為中共在區內的宣傳喉舌。他在師院的兩位造反派同伴（一位教師與一位學生）更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常委，進入自治區領導層。儘管如此，實權依然牢牢掌握在軍隊與黨的「核心小組」手中。
正如本書所指出，1966年，造反派與忠於黨的保守派一同批判烏蘭夫及其「黑幫」，指責他們搞民族主義、分裂主義等嚴重罪行，並競相表演，力圖在聲勢與立場上超越對手，以顯示徹底與「敵人」切割。與此同時，在軍方主導的挖肅運動中，蒙古族造反派自身也成為被清算的對象，而掌握權力的漢族造反派，在極少數例外之外，大多積極支持這場屠殺。由此可見，中國動員型政治中，那種以製造「受害者」為手段的政治文化，在針對蒙古人的政治清洗中表現得尤為深刻。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20年間，蒙古人在烏蘭夫主政的內蒙古政權中一直扮演著積極角色。但在這場大屠殺之後，他們幾乎失去了任何有效的政治能動性。代罪羔羊政治並不限於某一派別，它本身就構成了對建立能夠調解社會深層分歧的民主制度的挑戰。有人主張，流亡海外的前造反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的「民主派」，但他們所謂的「民主」並非來自於對投票制度的訴求，而是致力於擴大那些能夠在政治結果中發揮作用的社會階層。
然而，內蒙古大屠殺也提醒人們，即便是「民主派」在面對「他者」時──無論是少數民族、共產黨人、地主、知識分子，還是宗教信仰者，仍同樣可能施加壓迫。歷史也揭示這樣的悖論：中國共產黨在1930至1940年代曾嚴厲批評國民黨壓迫少數民族，率先提出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少數民族權益，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卻是他們親自發起了對蒙古人的大清洗；進入21世紀，又在西藏、新疆等地實施大規模的民族鎮壓。
少數民族的權利，究竟該如何保障？
在一個多民族國家中，憲法是否應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有的話）對「多數」加以限制，尤其當這個「多數」本身就是在某一區域或全國占壓倒性人口和權力優勢的民族、種族或宗教群體？又或者說，如何在尊重民主原則中「多數決定」的同時，確保「少數」的權利和生存不被犧牲？這一張力，不僅貫穿中國的政治現實，也同樣存在於當代美國、歐洲，以及歐美現在或過去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中。只需看看當下的美國便可明瞭：白人至上主義根深蒂固，警察暴力頻頻針對非裔、美洲原住民、亞裔及其他有色人種；在歐洲，極右翼民粹主義則將移民視作攻擊目標。在全球北方，教育體系也正經歷一場劇烈的撕裂：支持去殖民化的學者與批判種族理論的反對者之間，爭執不斷。這場衝突本身，正是種族主義持續影響社會結構的明證。
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應當用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所使用的分類方式，來理解中國內部的民族與文化多樣性。威廉．基姆利卡（William Kymlicka）提出，應當將「少數民族」與「族裔群體」做出明確區分。這兩類群體有著不同的歷史淵源，其形成與國家建構的過程密切相關。他所說的「少數民族」，是指那些原本擁有自治權、地域上相對集中、具有自身文化傳統的群體，這些群體後來被納入一個由異質文化或族群主導的更大國家之中。而「族裔群體」則通常由透過遷移而定居在新國家或地區的個人及家庭構成，是一種較為鬆散的社會聯合體。由於形成路徑不同，這兩類群體對於國家的期待也不盡相同。少數民族往往希望保持自身的獨特社會形態，能夠與主流文化並行共存，並爭取各種形式的自治，以保障自身作為一個獨立群體的延續。而族裔群體則多半希望融入主流社會，並被視為其正式的一員，獲得平等對待。
兩者的區別，經常被進步派政治人物、學者以及人權運動者忽略，尤其是在美國與其他一些西方國家。他們往往忽視，甚至拒絕「少數民族」這一分類，將其視為共產主義話語的產物，而堅持使用「族裔群體」這一稱呼。然而，釐清這兩者的差異至關重要。舉例來說，當我們比較蒙古人、維吾爾人和藏人（這些居住在本民族歷史地區的少數民族）與遷入這些地區的漢人時，這種分類的意義尤為明顯。若不做區分，或不自覺地套用與多元族裔國家相關的政治倫理，將可能誤解少數民族的訴求，甚至在幫助他們的過程中，造成進一步的不公。例如，外界對中國政府或漢人歧視少數民族的批評，常常立基於民族團結與族群平等的理想之上，而這些理想忽視甚至否認了少數民族希望在其歷史家園中實現文化與政治自治的願望。結果便是，這種批評立場可能無意中與中國打壓所謂「民族分裂主義」及推行同化政策的行動站在了同一陣線上。
定居者殖民主義下，誰被認為是「第五縱隊」？
文革時期，一些漢族造反派以「大民主」和「平等」為名，猛烈抨擊所謂「蒙古民族分裂主義」，他們的激烈言行在事後看來，與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之間有著令人不寒而慄的聯繫。這提醒我們，內蒙古（這個歷史上屬於蒙古民族的故鄉）已經轉變為一個漢族的定居殖民地，這一現實構成了蒙古人行使與漢族相對獨立的自治權利，或在名義上維持其作為「主體民族」的地位的結構性障礙。在這片土地上，相較於占絕對多數的漢族人口，蒙古人早已成為絕對少數。
截至2022年，內蒙古的人口結構中，蒙古族占18%，漢族占79%，其餘為其他少數民族。漢人在內蒙古的定居殖民，早在晚清和民國時期便已開始。1966年烏蘭夫及其蒙古族盟友被罷黜之後，接下來的50年間，多次大規模移民潮不斷推進，使得政治控制權徹底落入漢人之手。回看20世紀上半葉，漢族移民在邊疆對當地民族的壓制方式，不禁讓人聯想到美國西進運動期間，牧場主和農民如何驅逐乃至屠殺美洲原住民──只是中國的情形缺少了美國那套「牢固民主傳統」的制約機制。1930年代和1940年代，在日本入侵之後，許多西北和西南邊境的漢人本身就是難民。儘管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初期，仍以「反帝」和「反分裂」為名，對邊疆的土著群體採取嚴厲甚至殘酷的手段。這種程度的暴力，最終也引起了中共高層的憂慮。1950年，時任總理的周恩來，罕見地向少數民族發表了公開道歉：
「我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矛盾很大。在漢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是漢族對不起少數民族。今後我們漢族同志要代為受過，並向他們賠不是。要多做解釋工作，說明今天的中國和過去不同，不會再去壓迫少數民族了。說一次不行就再說一次，不怕多說幾次。人家終究會知道你的話是對的。」
中共在建國初期，刻意將自己與傳統的漢族政權區分開來，尤其是與國民黨和軍閥勢力劃清界線，並向少數民族表達歉意，借此為民族和解鋪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少數民族在共和國成立之初，選擇了與中共偕同。1947至1966年，烏蘭夫主政內蒙古期間，蒙古人在治理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在經濟上也取得了發展；與此同時，漢族移民的權益亦受到保護。然而，中共的道歉並未伴隨政策性撤離漢人移民。相反地，這是一項有意為之的政治策略，其目的在於透過持續推動漢人定居來加強邊疆控制，同時緩解少數民族的抵抗情緒。文革期間，尤其是在挖肅運動全面展開之後，早期的悔意徹底消失。黨國政權借「蒙古民族分裂主義」之名，展開了大規模政治清洗。大量蒙古人遭到殺害或致殘，倖存者普遍經歷嚴重的心理創傷，而原有的政治自治制度也被徹底清除。最終，毛澤東下令停止清洗，只留下一句輕描淡寫的批示：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
問題的核心在於：少數民族權利這一政治議題，雖然在世界各國均以不同形式存在，當代中國是否能夠給予有效保障，仍是個根本性的問題。文革期間內蒙古的政治歷史，以及新疆、西藏和內蒙古當下的發展現實，以不同方式凸顯了保障少數民族權利所面對的阻礙。文革期間實施的政治滅絕留下了一種持久的後果：少數民族在多數人和國家權力機關眼中，往往不再被視為遭受中國剝削或壓迫的受害者，而是可能叛國的「第五縱隊」；與此同時，漢人則被看作是在中共領導下捍衛中華民族的堅定力量。從這個角度來看，內蒙古文革的經驗，無疑為我們審視近年來新疆的種種提供了一個視角。
從內蒙到新疆，中國多民族邊疆未來的走向預示
自2017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了嚴厲的政策，監禁了數十萬或更多的維吾爾人及其他穆斯林公民，聲稱要對他們再教育，讓他們成為「更好的」中國公民。與維吾爾人生活、語言、宗教、飲食相關的文化規範、音樂及藝術成為破壞的目標，許多代表性文化人物失蹤、被捕、噤聲。現行政策的出台，固然跟某些漢族知識分子的攻擊有關：他們批評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例如在高考中，為少數民族加分，或免除「一胎化」政策。但更重要的是，一些著名中國學者批評民族政策，特別是自治制度，助長了維吾爾分離主義。這些批評與文革期間的譴責密切相關，也是中國政府唯一一次公開支持對其民族政策的攻擊。與文革時期的內蒙古情形相仿，如今幾乎所有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地區的漢族定居者，普遍對當地少數民族「自認為家園主人的態度」感到不滿。中國政府則藉此不滿情緒為憑，以打擊民族分裂主義與少數民族暴力之名，壓制其所謂的民族主義訴求。
1967至1969年，在挖肅與新內人黨運動中，蒙古人的遭遇與2017年以來新疆的鎮壓，相似之中又存在顯著差異。最重要的不同在於，新疆的穆斯林是多數群體，其語言與文化的同化程度遠低於蒙古人。相比之下，自1960年代以來，蒙古人在內蒙古的人口比例始終低於18%，在城市人口中的占比更低。這或許解釋了中國政府為何大規模監禁維吾爾族，被一些國際批評者稱作「緩慢的種族滅絕」──透過絕育與墮胎壓低生育率，同時加速漢族移民新疆，意在讓漢族成為當地多數。兩個邊疆地區的共同之處在於：漢族定居者的廣泛動員。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自己正參與一場生存戰爭，自行執法，採取暴力行動。在這兩種情形中，都是國家制定議程、指揮進攻，而非調解對立的社群。我們稱內蒙古的大屠殺為「政治滅絕」，意指中國共產黨主導並實施，旨在徹底摧毀蒙古人自我組織的政治能力。歷史學家米華健（James Millward）也將近年來針對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暴行，定性為「制度化的族群滅絕」（institutionalized ethnocide），其中包括持續的監控、大規模關押、壓制生育和強迫勞動。
2020年，少數民族權利問題在全國各地重新浮現，包括內蒙古這片民族自治所剩無幾、語言、文化與社會高度同化的土地。絕大多數蒙古人講漢語，多數以漢語為第一語言。只有極少數蒙古人，特別是鄉村地區的家庭，仍將孩子送入蒙古語授課的學校，這是中國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以「母語」接受教育，或可被視為少數民族所剩不多的自治權之一，亦即管理其「內部事務」的權利。然而，2020年8月下旬，中國政府削弱了這一憲法權利，推行普通話教學改革，擬在3年內分3階段，逐步取消蒙古語教學。這意味著已長期式微的蒙古語正被進一步驅離公共領域。在習近平宣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新公共領域中，國家正試圖建構一個以「國家通用語言」（普通話）為基礎的語言共同體，所有成員須使用普通話進行交流。簡而言之，不僅蒙古語，所有少數民族語言的地位都被壓縮。少數民族不再是享有領土、政治、文化、語言等憲法賦權的「民族」，而是變為須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族群」。
因此，當我們思考如何在內蒙古、新疆、西藏這些多民族邊疆地區實現民主和平等的成果時，一個核心問題也隨之浮現。內蒙古的文革，最終發展成一場毀滅性的政治滅絕；此後，新疆維吾爾人遭到嚴厲鎮壓；而近年來，內蒙古自治區及其他民族自治區的少數民族語言教育，也面臨廣泛削弱。這些事態的發展，或許正預示著中國多民族邊疆未來的走向。
今天的中國，正如文革時期一樣，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邊疆政策被推向國家事務和對外戰略的中心位置，民族政策也由此成為國家未來藍圖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我們也正處在一個全新的世界格局中。作為當今全球最具實力的兩個國家，中美之間的關係，已從過去的廣泛合作轉向激烈對抗。兩國互相批評對方的人權紀錄：美國及其盟友嚴厲指責中國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做法是「種族滅絕」，而中國則反擊，提醒世界美國自身在歷史上對美洲原住民的屠殺，以及奴隸制度和針對非裔、拉美裔、亞裔等移民群體的系統性歧視。我們所能做的，也許只是希望，這段被記錄下來的政治滅絕歷史，以及我們嘗試提出的分析視角，能為人們更好應對中國、美國，乃至其他多民族國家正在逼近的不確定未來，提供一些準備和反思的空間。
蒙古人物 Marshal Khorloogiin Choibalsan 乔巴山
蒙古大清洗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也就是後來成為蒙古紀念史達林鎮壓紀念日的這一天，對黨和政府進行的大清洗開始了。
在這場運動中，大多數的蒙古知識分子被開除了政府和黨的職務。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這次清洗運動結束後，喬巴山被宣布為總理。在大多數沿用蘇聯黨政模式的國家裡，掌握最大權力的人是黨的總書記，但是在這一時期，黨的領導層軟弱無力，四分五裂，喬巴山的獨裁統治是建立在他對政府的領導，而不是對黨的領導之上的。
雖然喬巴山從一九三九年到他在一九五二年死亡之前一直是蒙古的統治者，但是他只能在得到史達林和位於莫斯科的蘇共政治局（Politbur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首肯之後才能行使他的權威。
喬巴山和史達林（死於一九五三年）是時間非常接近的同年代人，他常常被拿來和這位蘇聯領導人相提並論，尤其是在圍繞著他發展出來的個人崇拜語彙上。在蒙古，對喬巴山的頌揚相較於對史達林的可謂是小巫見大巫，而且他也絕對沒有史達林擁有的那種政治權勢。
喬巴山被認為要對一九三○年代的鎮壓和清洗負有個人責任，發生在清洗中的行徑還包括對寺院的破壞和對成千上萬名僧人的殺害。在令人震驚的一九三○年代，雖然他毫無疑問地處於政治結構之中，但是在最嚴重的暴行發生時，他還絕不是蒙古的最高級官員。
他對動亂和暴行負有責任，但是這一亂局在一九三○年代初就已經開始了，他當時還不是重要的政治角色，動亂和暴行的責任要由他和蒙古其他的政治人物共同承擔，尤其是應由史達林和史達林共產國際的代理者來負責承擔，因為正是他們進行了混亂和混淆的干預，並且對暴力浪潮袖手旁觀。
最初的清洗中，需要從權力結構中優先清理出去的一百一十五人名單並不是由蒙古人制定的，它是由NKVD副手米哈伊爾・弗里諾夫斯基（Mikhail Frinovski）策劃的，此人也是臭名昭彰的尼古拉・葉佐夫（Nikolai Yezhov，於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間執掌NKVD）的副手。
弗里諾夫斯基說喬巴山是為了讓蒙古擺脫反革命分子而「獨自一人進行鬥爭」。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日，清洗目標的指令以喬巴山的名義發出，他隨後向葉佐夫報告了第一次搜捕的成功情況。最早被捕的六十五人是知識分子、中央委員會和小呼拉爾成員、部長和高級軍官。
隨後，這場清洗運動轉而針對佛教的建制機構：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有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名喇嘛被迫害，其中大部分遭到了集體槍決。一九九二年，在木倫（Mörön）附近的墓地發掘發現了一千多具喇嘛的遺體。特別引人注意的還有那些為了躲避史達林的攻擊而逃離蘇聯的布里亞特蒙古人和哈薩克人，他們被蒙古人和NKVD視為實際或潛在的叛徒。
喬巴山沒有發起清洗，或者甚至沒有控制清洗的實施方式。他甚至不是蒙古政府的首腦；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的總理是阿瑪爾。喬巴山在清洗進行得最激烈的時候被傳喚到莫斯科，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日離開了烏蘭巴托。他此行的表面原因是治病，因為他的健康狀況受到過度勞累的影響，而實際上，他去索契（Sochi）待了一個月時間，這裡是蘇聯菁英階層在黑海之濱的度假地點，這個地區在十九世紀時曾經被俄國和高加索人爭奪。
這次在蘇聯的逗留期間，他兩次見到了史達林，並被告知他將會接替阿瑪爾出任蒙古的總理。
喬巴山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回到了烏蘭巴托，在三月六日舉行的小呼拉爾擴大會議上，他宣布了指責阿瑪爾反革命活動的起訴書。雖然喬巴山在起訴書上簽了字，但是對阿瑪爾的譴責和告發，仍然照例是由莫斯科駐蒙古使團的首腦和NKVD的蘇聯工作人員管理的。阿瑪爾被送去了西伯利亞，然後又被轉送到莫斯科，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被指控為日本從事間諜活動並受到審判。
關於他命運的傳言有很多，但是後來人們得知他是被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判處死刑並在七月二十七日執行。在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發表了祕密談話後，對阿瑪爾判決的複審認定他的案件從來沒有任何的實際證據，因而在死後得到了平反。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公開了正義不彰的細節和另外三十一位以這種方式被清洗的蒙古國領導人的案情。
喬巴山並沒有下令實施這樣的清洗和處決，但是他配合了蘇聯當局。他是個軟弱的人，是一個心甘情願的工具，並從此獲得了政治上和個人的利益。然而，他並非一個自由活動的代理人，而是莫斯科和NKVD所作所為的「象徵性掩護」。
蒙古的菁英階層屈服在偏執氣氛中，喬巴山也有同感。對日本反革命和間諜活動的擔憂比比皆是；雖然大多數都毫無根據，但它們為指控和清洗提供了有用的藉口。
阿瑪爾被解職以後，在史達林的命令下，喬巴山同時擔任總理和內政部長。這給了他正式的政治權威和對安全機構的有效控制。這時候，另一個來自莫斯科的代表團帶著新的指示抵達：是時候結束恐怖統治了。莫斯科下結論認定這裡有「過度激進」，但毫無疑問的是，大清洗所引起的反蘇情緒是這一戲劇性轉折的主要因素。
由於喬巴山在清洗的高峰期時在俄國待了很長時間，因此，他對許多無辜者的被迫害和死亡可以甩開個人的直接責任；四月二十日，他為自己缺席期間的所作所為表示了歉意。他解僱了他的副手，解散了管理大清洗運動的特別委員會，並且對那些被判定是「過度激進」的人再進行了新的清洗；很多人被送到了莫斯科受審。
總的來說，十八個月的恐怖行為造成三・六萬至四・五萬人死亡。與此同時，蒙古全境的八百座寺院和廟宇幾乎無一倖免地被摧毀，包括珍貴宗教文物在內的寺院資產遭到沒收，宗教書籍被焚毀。大清洗的受害者人數眾說紛紜，要得出一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數字是不可能的。莫瑞斯・羅薩比（Morris Rossabi）使用了一個低得多的數字：
對鎮壓期間死亡人數的估計差別很大，最可靠的數字在兩萬五千人左右。這一數字範圍內遭殺害的佛教僧侶人數也有爭議，但是專家們一致認為，在二十世紀初有十萬人左右的僧侶，到中葉時，繼續在寺院裡的僧侶已經不足千人。大多數人被還俗，也有一些人被殺，絕大多數寺院不是被摧毀就是遭到了嚴重破壞。
一九三九年末，喬巴山回莫斯科匯報政治形勢並請求蘇聯援助蒙古的經濟發展，援助請求中還包括蒙古和蘇聯鐵路系統的串連。在這次出訪任務中，陪同他的是他的助手澤登巴爾，他們在十一月八日離開烏蘭巴托，但是直到一九四○年一月才見到史達林。喬巴山提出請求能允許他卸下一些職責，但是史達林沒有同意。喬巴山是唯一他願意相信的蒙古人，但是現在澤登巴爾也加入了這個非常短的名單。
他們回國以後，喬巴山建立了一個新的統治團隊，他自己是總理和軍隊總司令，澤登巴爾則是人民革命黨的總書記。對於喬巴山的「個人崇拜」是以蘇聯的史達林崇拜為樣本推行的，圍繞著喬巴山把國家從日本人手中拯救出來的說法來建構，但是對史達林的崇拜在蒙古更加盛行。一九四○年，史達林給喬巴山授予了列寧勳章。
在和史達林結盟這件事情上，喬巴山曾有其他選擇嗎？他所在的蒙古人民革命黨起初是一個獨立的民族主義組織，它非常依賴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支持，幾乎就是莫斯科的附屬品；幾乎所有的領導人都是在蘇聯接受訓練的。查爾斯・鮑登認為：
在三○年代，蒙古真正的國家獨立從來就不是一個實際命題。從理論上來說，蒙古要在與蘇共結盟（在一九二一和一九二九年都是完全投向蘇聯）和被日本滲透之間作出抉擇，因為日本的帝國主義野心現在已經開始把蒙古包圍起來了。
唯一的一個其他選項是和中國和解，但這是無法想像的：蒙古在一九二一年之所以發起最初的革命就是要逃脫中國的枷鎖，而且在一九三○年代時，中國仍然宣稱蒙古是它的，甚至比之前更加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而且在當時無論怎麼看，中國都正在日本的面前節節敗退。
一九五二年喬巴山死後，澤登巴爾成了繼任者，他從一九五二年擔任政府首腦直到一九七四年，一九五八至一九八四年亦擔任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總書記。當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六一年決定「清算喬巴山個人崇拜的有害後果」時，與史達林統治的類比就再接近不過了。雖然喬巴山能夠有此地位要歸功於史達林、蘇聯和共產國際，以及來自蒙古內部的政治支持，但是喬巴山和史達林在背景、前景和政策上都是不相同的。
歐文・拉鐵摩爾認為，「如果把喬巴山說成是史達林在蒙古的影子，那是對歷史的誤讀。」在和一位前政治犯的談話中，他告訴拉鐵摩爾：
當我在一九四四年見到喬巴山的時候，在我看來他一點也不像是那種搞陰謀算計的人。事實上，我覺得他身上有很多老派蒙古人的優點——你知道的，直率、直來直往的。難道他不能阻止這些事情嗎？或者說，他不能至少對他認識的人的案子給予干預嗎？〔受訪者回答〕「喬巴山沒什麼問題，他是個好人。但是他頂著巨大壓力，而且他的權威是受限的。」
喬巴山最喜歡的事情莫過於參加蒙古人的傳統遊戲，或者是在某個牧民的蒙古包裡停下來，大口地豪飲發酵馬奶，然後滔滔不絕地講話。然而，他還是滿足於用史達林的影子來上位，並且無情地利用這一點，或者是允許這件事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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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譯者：苑默文
蒙古國——夾在俄羅斯熊和中國龍之間的小國，在龐大野心威脅下，從自我覺醒到認清現實，
一路顛簸但也逐步走出對自己最有利的獨立之路。
在僅僅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裡，蒙古國經歷了1911和1921年的革命；還經歷了作為蘇聯附屬國的70年；以及作為一個完全獨立國家的將近30年時間。這段百年史因其夾在中俄之間特殊的地緣政治而足以成為許多邊緣小國該關注的借鏡。
作為最重要的蒙古國研究的專家之一，邁克・迪倫帶來這個迷人國度的現代歷史
邁克・迪倫在本書中講述這個迷人國度的現代歷史。他審視了這個國家曾經發生的鎮壓歷史、對該國佛教徒的屠殺、在蘇聯統治和獨裁統治下的痛苦經歷和腐敗的歷史。但如今，它的未來是充滿希望的，它現在有一個運作良好的議會民主制度，廣泛地代表了蒙古國各民族的混合。這種情況能持續多久雖是另一個問題，但當這個國家開始對世界事務產生自己的影響，這本短小精悍、尖銳而權威的《蒙古國》將會成為關於該地區歷史的一本經典之作。
蒙古國的經驗很重要，它作為夾在俄羅斯熊和中國龍之間的小國，在和兩個強大鄰國的交手過程中，為了國家和獨立所作出的奮鬥凸顯出了許多地緣政治帶來的壓力和妥協，非常值得許多國家借鏡。
1938年，苏联以残忍的方式处决了2万余名蒙古高官显贵，其中包括蒙古王后吉尼皮尔。蒙古彻底脱离了白俄，成为了苏联的傀儡。三十年代末，苏联在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处决了三名元帅、上百名将军和60余万人。
1938年，一片广袤的草原上，恐怖无声蔓延，这一年，苏联用最残酷的手段，将两万多名外蒙古的社会精英和高层送上绝路，其中甚至包括蒙古的末代王后吉尼皮尔。
就这样，一个号称“独立”的民族，在挣脱旧日宗主国的枷锁之后，等来的并非自由，而是沦为另一个强权的掌中玩物。
而蒙古的故事，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北边那个庞大的邻居.....
时间拨回1911年，当时的清帝国因武昌起义而摇摇欲坠，沙皇俄国便在背后推了一把，促使外蒙古在当年12月自行宣布独立，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随即登基称汗，建立大蒙古国，这算是外蒙古脱离满清后，第一次尝试自己当家做主。
可是，沙俄的角色很快由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接替，后者对蒙古事务的干预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1年，苏联红军直接进入外蒙古境内，助力其完成所谓的“革命”，外蒙古也随之名义上建立起共和国。
但从那一刻起，外蒙古的每一步棋，都得看莫斯科的眼色。
苏联急切地想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复制到草原上，然而，这片土地上的声音并不统一。
从1921年到三十年代初，关于国家未来方向的争论从未停止，泛蒙古主义和民族情绪交织，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牧民起义，局势一度失控，但面对动荡，苏联和共产国际越是强力插手，局面反而越是混乱。
到了1932年前后，斯大林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他很清楚，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边境冲突不断，外蒙古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必须尽快扩充军力。
在他看来，遍地的喇嘛和寺庙就是最大的绊脚石，必须铲除，为此，斯大林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蒙古委员会，交由伏罗希洛夫负责，目标简单粗暴：快刀斩乱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时任外蒙古总理的根登于1934年与斯大林有过几次当面对话，两人围绕喇嘛和军队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斯大林把话挑明了：“喇嘛就是反革命，必须公开镇压。”但根登却认为，处理喇嘛问题应该通过立法渐进式管理，而军队建设的重点应该是提升技术装备，而不是盲目扩充数量。他还特地写信给莫斯科重申立场，但斯大林根本不理会。
到1935年底，两国谈判军事同盟时，斯大林又揪住老问题不放，根登的坚持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这下彻底激怒了斯大林，于是，他开始物色新人，准备换掉根登。
1936年春天，一个叫乔巴山的人物，在苏联的暗中支持下，于外蒙古的一次会议上向根登猛烈开火，很快就让根登丢了总理的位子，紧接着，军事部长杰米德也跟着倒台。
1937年初，根登与杰米德被冠以“破坏与苏联友好关系”之罪名，皆被枪决。
而乔巴山被斯大林提拔为内务部长后，他迅速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主导了从1937年到1939年长达两年的大清洗。
这场清洗的血腥程度超乎想象：近两万六千人被审，超过两万人被扣上叛国的帽子执行枪决，就连只是说了一句“蒙古不该凡事都听苏联的”王后吉尼皮尔，也难逃一死。
而这场浩劫不仅血洗了政坛，更摧毁了蒙古的文化根基，近十万神职人员遭到清算，七百多座寺庙被夷为平地。
之后斯大林和乔巴山联手，把外蒙古的领导层从上到下换了个遍，中央委员被干掉了六成七，主席团成员更是清洗了八成。
到了1940年，整个主席团，只剩下乔巴山一个光杆司令，苏联的目的很明确：打造一个绝对听话的傀儡班子，把外蒙古牢牢绑在自己身上。
而另一边，国际局势的变化也让中国的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当时的日本不断在东北挑起事端，二战全面爆发，蒋介石虽想拉拢苏联以获取援助，但在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上，外蒙古的命运还是被摆上了交易台。
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来，中国还是与蒙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乔巴山本人，晚年也曾尝试向苏联争取一些自主权，结果却招来莫斯科的严厉批评，直到去世，他再也不敢提这件事。
直到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外蒙古才算真正走上自己的路，切断了与昔日宗主国的依附关系，转而向西方世界靠拢。
习近平是所谓“民族团结”+民族同化的罪魁祸首
习近平没事找事加速同化 “少数民族”，没等到9-3，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王莉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共纪委监委调查。內蒙古多名高官接連落馬，接替王莉霞、孫紹騁主政內蒙古的王偉中，則面臨著不小的政治考驗。內蒙古作為戰略地位重要的少數民族自治區，面臨多重治理挑戰，加之當地官場經歷過劇烈的震盪與塌方——前任書記孫紹騁與主席王莉霞均已落馬——王偉中能否在任內迅速穩住局面，將成為他更進一步的決定性因素。
如果内蒙古的蒙古族干部真是由蒙古族人民亲自选举、确实代表蒙古族利益，热爱民族并能切实行使自治权，那还轮得到乌兰、王莉霞这种由北京一手提拔、明显亲中国、倾向汉化的人来当权。她们即便有贪腐问题，也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共专制体制与中央操控的土壤所致——北京在提拔并利用她们的同时，对其贪腐纵容与鼓励，难辞其咎。
真正有能力并愿意为民族权益抗争的蒙古族干部，不会愚蠢到以贪腐自毁前途、给民族利益带来伤害。夸张地说，内蒙古的资源理应属于蒙古族人民；若他们得不到公正分配，任其被浪费也比被外来掌控、剥夺还要来得不那么可耻。
习近平是所谓“民族团结”+民族同化的罪魁祸首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主席的声明说，中共当局过去在西藏和新疆也进行了类似的课程改革，“这种系统、有时强制地致力于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在习近平上台后得到了全面强化。”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知道他（习近平）到底想要什么”，肖恩说。“总加速师的名字给得很恰当。他本来在高速路上以50英里的速度在同化，人们最近因为一切向钱看以后对民族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视了，大家都想多挣钱，搞好自己的生活，对民族的东西也有些疏忽了，大环境就是这样，反正蒙语学了汉语也学了，在这个社会上大家也习惯了，现在你一下把速度加到100英里，大家不晕车吗？就觉得不安全了嘛。”
肖恩说，“如果你的文化这么优秀的话就让它自然同化嘛。干嘛一定要用武力来同化一个民族呢？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中共强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赋予中共跨境打击境外 “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活动的权力
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近日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法要求少数民族儿童从学前教育起学习普通话，并赋予政府跨境打击境外 “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 个人或组织的权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Volker Türk）发布声明，对中共的新法表示关切，指出此举将使中共今后能够以法律形式来继续加大推动同化主义政策，限制“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并压缩“少数民族”自由践行宗教与文化的空间。
图尔克强调，国际人权法明确要求各国切实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少数群体及宗教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而中共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表达自由、信仰自由与集会自由则造成更大限制，并使那些和平行使自身权利的人身陷遭受法律惩处的危险。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除强制推行普通话教育外，还鼓励汉族与非汉族通婚，要求家长“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
这部法律的本质——它不过是对现行政策的法律包装，其中包括中共在民族地区强制推行的殖民寄宿学校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彻底抹杀民族地区人民的民族身份认同。中共试图透过推出新法来合法化其同化政策，严重加剧了人们身份认同与生活方式所面临的威胁。
此次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还赋予中国政府跨境打击境外 “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活动的权力 ，同时赋予了中国更多“法律依据”来打击那些向儿童“灌输有损民族和谐观念”的个人或组织。这为中共迫害那些积极践行本民族语言、宗教与习俗的个人提供了法律依据。告称，诉。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实施的同化政策正威胁着少数民族作为独特民族的持续存在。联合国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报告员尼古拉斯·莱夫拉特在那份报告中，指出中共打压一个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等同于消灭这个民族。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背后的法定同化与对差异恐惧的极权逻辑
从表面上看，这部法律高举“团结”与“进步”的旗帜，似乎旨在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共处。然而，若剥开其宏大叙事的外衣，深入剖析其核心法理与政策导向，便不难发现，这部草案实质上是中共近年来推行“强制同化”政策的法律化与制度化。它不仅标志着中国民族政策从名义上的“多元自治”向实质性的“一元同化”发生彻底转向，更深刻地暴露出中共政权对社会多样性的极度恐惧，以及其试图通过国家机器彻底消除异质性、实现全社会绝对同质化的狂热冲动。
该部《草案》深刻反映着中共对少数民族从“自治”到“同化”在法制外衣下的政策逆转。
要理解这部草案的本质，必须将其置于中共民族政策演变的历史脉络中。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基调是“多元一体”，并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框架下，至少在纸面上承认并保障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及一定程度的自治权。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共高层对“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执念日益加深，官方认为原有的所谓“尊重差异”政策纵容了民族意识的觉醒，甚至将其视为导致边疆地区不稳定的根源。
《草案》正是这一政策逆转的最高法律体现。草案的核心灵魂被设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明确提出要“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增进共同性”并非是在平等基础上自然交融的结果，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工程。它是以汉族文化和中共意识形态为绝对主体，要求其他少数民族削足适履，主动或被动地剥离自身独特的民族属性，最终融入一个由官方统一定义的“中华民族”标准模板中。
这种同化不再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文化渗透，而是带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草案将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汉语普通话）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这在实践中意味着少数民族语言在教育、司法、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生存空间将被彻底压缩甚至连根拔起。当母语传承的权利被剥夺，少数民族的文化根基便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此外，草案强调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上为“宗教中国化”、改造民族风俗、篡改或重构民族历史等行为提供背书。少数民族的文化多样性正在被降格为仅供旅游展示的橱窗文化和歌舞表演，其内在的、活生生的社会属性和精神纽带正在被无情地连根拔起。
该部《草案》视差异为威胁，揭示着中共极权统治对社会多样性的深度恐惧。
中共之所以急于出台这样一部旨在消除民族多样性的法律，其根本驱动力源于一种深植于极权体制内部的政治恐慌——对多样性的恐惧。
在健康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被视为社会的财富与活力的源泉。差异性不仅不会削弱国家认同，反而能通过包容与对话建立起更具韧性的社会共识。然而，对于一个建立在高度集权和单一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列宁主义政党而言，任何形式的“多样性”——无论是民族的、宗教的、还是思想的——都被视为对绝对权力的潜在挑战。
少数民族所拥有的独特语言、独立信仰体系、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如部落长老、宗教领袖）以及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的社群认同，构成了中共极权统治之外的“自发秩序”。在中共看来，这些独立于党国体制之外的社会纽带，天然具有抗拒思想统一和权力渗透的免疫力。因此，维吾尔族的伊斯兰信仰、藏族的藏传佛教传统、蒙族的草原游牧文化及其语言，不再被视为中华大地上多元文化的瑰宝，而是被异化为可能滋生“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温床，是威胁政权安全的隐患。
《草案》的出台，正是这种“安全焦虑”的极端化体现。中共的逻辑是：只要社会中还存在未经党国完全驯化的差异化群体，政权的统治基础就是不稳固的。因此，必须将国家安全的防线前移至每个人的大脑和舌尖。通过立法手段，将保持民族差异性的自然诉求，甚至是对母语的捍卫，隐蔽地与“破坏民族团结”乃至更严重的政治罪名挂钩。这种将“差异”等同于威胁、将“多样”等同于“动乱”的政治逻辑，恰恰暴露出一个看似强大的政权其内在的极度脆弱与不自信。真正的文化自信能够包容万象，而只有极度虚弱的统治者，才会惧怕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不同声音和不同色彩。
《草案》还揭示着中共统治上社会工程的极致——消除多样性的政治狂热。
《草案》不仅是一部民族工作领域的专门法，它更是中共近年来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消除多样性”狂热运动的一个缩影。这种狂热，体现为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试图按照单一图纸重塑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妄想。
在民族地区，这种狂热表现为系统性的社会工程：从强行拆改清真寺的阿拉伯式穹顶、消除建筑上的民族特色，到在学校里全面取消双语教学；从通过“结对认亲”将监控探头延伸至少数民族家庭的餐桌和床头，到以“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为名进行的严厉的思想改造。中共正动用前所未有的国家资源和现代科技监控手段，试图在短短几年或十几年内，抹平经过千百年历史沉淀而形成的文化褶皱。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消除多样性的狂热并未局限于民族领域，它同样横行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思想界，独立知识分子的声音被全面噤声，高校成为“七不讲”和意识形态灌输的兵营；在公民社会领域，非政府组织、劳工权益团体、女权运动遭到毁灭性打压；在文化娱乐领域，甚至连脱口秀演员的段子、普通人的穿衣打扮（如所谓的“伤害民族感情”服饰）都要受到严苛的审查与规训。
中共的终极目标，是打造一个如齿轮般高度咬合、没有丝毫缝隙和杂音的原子化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被剥夺了基于地缘、血缘、信仰或文化自发结社的权利，所有人只能以孤立的个体面对无所不能的利维坦（Leviathan）。《草案》中的“团结”，绝非是不同群体基于互相尊重和理解的自愿联合，而是一种被权力用铁桶箍紧的“捆绑”，是一种在强权威慑下被迫表现出的千人一面的“齐声颂唱”。这种对单一化、同质化的病态追求，不仅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也展现了极权主义试图扮演上帝、强行改造人性的反智与狂妄。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曾指出其试图将一切神圣的东西亵渎、将一切坚固的东西化为乌有。吊诡的是，标榜马克思主义的中共，正在用比早期资本主义更加粗暴的行政与法律暴力，摧毁着中华大地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态。
《草案》的出台，无疑是中国民族政策史上一个危险的里程碑。它以法律之名，行同化之实；以团结为幌子，行消除异己之目的。它赤裸裸地展现了中共对多样性的深深恐惧，以及为了维护绝对统治而试图抹平一切社会差异的政治狂热。
然而，历史和现实早已反复证明，依靠强制同化和文化灭绝换来的所谓“团结”，不过是高压锅内的死寂，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长治久安，反而会在被压迫群体的内心深处埋下更深的仇恨与疏离的种子。人类文明的美好在于“和而不同”，语言、信仰与风俗的差异是人类精神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共试图用一部同化法案来消灭少数民族的多样性，注定是一场违背人道主义与历史潮流的徒劳之举。这种建立在文化废墟上的共同体，终将因为失去了真实的情感纽带和文化根基，而在历史的审判面前暴露出其虚伪与脆弱的本质。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6年3月5日
美众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中国“民族团结”法是奥威尔式“中国化”的幌子 - VOA
华盛顿 —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五(3月13日)说，中国新出台的“民族团结”法是其日益加剧的奥威尔式“中国化”运动的幌子。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内的人士也担心，中国将长期以来推行的同化和镇压政策写入国家法律，为现有的对少数民族压制政策提供合法性。
中国被视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在接近闭幕时通过了一项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新法律。新法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要求所有学前儿童必须学会普通话、完成义务教育的青少年必须能够基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普通话。
众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奥威尔式“中国化”运动的幌子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全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帖说，“中共新出台的‘民族团结’法是其日益加剧的奥威尔式“中国化”运动的幌子。它暴露了中共统战战略的真正目的：对党国绝对服从和奴役。”
“奥威尔式”指的是控制自由言论，钳制思想自由。该词源自英国著名小说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他曾出版两本反极权的经典民著《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爱达荷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吉姆·里施(Jim Risch)星期五也在X平台发帖说：“这项关于‘民族团结’的新法律将导致对学校、个人以及任何敢于反对中国政府的人进行进一步打压。行使上帝赋予你的宗教自由权利不应成为死刑判决。”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有以法律形式加固同化政策的风险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帖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蒂尔克(Volker Turk)对中国人大通过所谓“民族团结”法表示担忧，因为这部法律有“以法律形式加固同化政策的风险，限制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并限制宗教和文化自由。其条款可能过度限制言论、信仰和集会自由，并普遍惩罚少数民族和平行使权利的行为”。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继续写道：“国际人权法要求各国保护民族、语言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
人权组织：为现有压制政策提供合法性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也认为中国是在借这部法律强制推动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人权观察在其X账户上援引其亚洲区副主任王松莲(Maya Wang)的话说，“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国政府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法律框架，‘以便为现有的压制行为提供合法性，并在国内外强制推动对少数民族的同化’。”
世维会：将长期以来推行的同化和镇压政策写入国家法律
致力于通过非暴力和民主手段促进民主、人权与维吾尔民族自由的维吾尔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对中共人大通过《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法》“严重关切”。声明说，“该法实际上将长期以来推行的同化和镇压政策写入国家法律，为早已严重限制维吾尔族、藏族和南蒙古族权利的做法提供了正式的法律依据。该法将‘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和反分裂政策挂钩，赋予当局广泛的权力来惩罚被指控破坏民族团结的个人。”
达赖喇嘛呼吁青年维护藏语
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没有就中国政府的民族团结发表直接评论，但是3月11日，他呼吁藏人青年维护藏语文，传承藏文化。他说，藏文是目前世界上保存佛陀教义以及那烂陀传承最为完整、准确的语言，同时藏文也承载着西藏的文化与精神。
台湾陆委会：用词模糊，比较警觉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暨发言人梁文杰在台湾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也被问到如何看待这部法律。他说，这部法律实际上是所谓的“习近平思想”的法律表述，目的是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台湾对此“比较警觉”。他对这部法第63条针对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的规定特别警惕。
他说：“因为这部法律它本身用词非常模糊，所以它含射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对于它怎么诠释，它爱怎么诠释、怎么扣罪名都可以。它不只是在中国境内有效，它还有一个条文说，在中国境外的个人与组织，凡是不符合这项法律规定的，它都要依法制裁。换言之，可以制裁到美国的历史学界、日本的历史学界、或者是台湾的历史学界、宗教界、文化界。”
中国“两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批评和“长臂管辖权”警惕 - RFI
中国第14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周四（2026年3月12号）下午闭幕，为一年一度的政治大戏“两会”画上了句号。闭幕会上据报通过了“民族团结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草案和决定草案。其中“民族团结促进法”引发高度聚焦关注。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法律将进一步威胁“少数民族”的权利与生活方式，削弱中国非汉族多数群体的身份认同。台湾相关部门也对该法相当警觉，警告其可能被用来针对台湾人，称为“处理两岸问题的法律依据”，甚至针对中国境外的个人与组织。
中国共有56个官方认可的民族，其中以占全国14亿人口的91%以上的汉族为主，其余均称为“少数民族”。这些所谓的“少数民族”，包括藏族、蒙古族、回族、满族和维吾尔族集中的一些地区，加起来大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其中大部分地区自然资源丰富。
中国政府辩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以团结促进现代化至关重要，旨在推进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通过教育、住房、移民、社区生活、文化、旅游和发展政策促进各族群之间的融合。
“努力融入汉族多数群体，最重要的是要忠于北京”
但对批评者而言，这项法律降低其他语言的地位，以普通话为优先，规定普通话是学校教学的基本语言，也是政府和官方事务的基本语言。草案指出，在公共场合，当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一起使用时，普通话必须在“位置、顺序和类似方面”给予“突出地位”。尽管声明也补充指出：“国家尊重并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学习和使用，”。该法并透过禁止任何限制跨族通婚的做法，鼓励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要求家长教育及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并以一项笼统条款，禁止任何被视为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在宗教层面，根据草案，宗教团体、宗教学校和宗教场所必须“遵循中国宗教中国化的方向”.....
路透社报道引述康奈尔大学政府学副教授、中国外交政策专家艾伦·卡尔森表示，该法律凸显了中国走向同化的趋势。他认为这个“法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表明，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汉族人民必须更加努力地融入汉族多数群体，最重要的是要忠于北京。”
更有批评人士称，此举将进一步削弱中国非汉族多数群体的身份认同，并有可能使任何挑战这种所谓“团结”的人成为分裂分子，受到法律制裁。因为将民族事务被纳入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其条款包括反分裂主义、边境安全、风险防范和社会稳定。《中国日报》社论称，该法律经过了严格的立法程序，经过多次审议，并与立法者和少数民族代表进行了磋商。社论也认为，“该法强调保护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声称中国少数民族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之间做出选择是误导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该草案指出，境外组织和个人实施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破坏民族团结和进步或者制造民族分裂主义，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据路透社，该法律并未直接提及台湾，因为北京方面认为台湾居民是中国公民，仅在简要提及需要鼓励海峡两岸人民认同中国身份。但该声明确实指出，中国公民“应当捍卫国家主权”，并援引习近平主席的话说，每个人都必须“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处理两岸问题的法律依据？
台湾大陆委员会副部长沈有忠在北京通过该法案前不久在台北告诉记者，这种措辞可能会“蔓延开来，成为处理两岸问题的法律依据”。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行动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国内稳定，但实际上也可能演变成长臂管辖。” 在海外执行其法律。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暨发言人梁文杰周四下午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时，也对该部法律相当警觉，因为其中用词非常模糊，涵括的范围也非常广泛，爱怎么诠释、怎么扣罪名都可以，且不只是在中国境内有效，连中国境外的个人与组织都包含在内，“换言之，可以制裁美国、日本，或者是台湾的历史学界、宗教界、文化界。”
梁文杰并以出版人“富察（本名：李延贺）案”为例指出，“富察到底犯了什么罪？他犯的罪就是作为出版社的编辑，出版的一些书不符合所谓“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与宗教观”。梁文杰指出，在这部法律下，历史只能有一种解释，文化也只能有一种解释，不同的历史诠释，或是没有党认可的历史观，就会被法律制裁，认为是违背了国家统一，或故意煽动国家分裂等。
富察的案件自 2023 年春季以来一直是两岸关注的焦点。中国最高司法机关本周二证实，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因“煽动分裂国家罪”，已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中国大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星期一（3月9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作工作报告时，指李延贺破坏国家统一。台媒曾报道，富察在2023年3月返回上海办理注销户籍时，被国安单位拘捕，主要因为八旗文化出版许多违背中共史观等的书籍。
分析认为，此项判决的细节选在年度“两会”期间披露，其政治意涵不言而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工作报告中强调，司法机关将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并持续深化“反颠覆、反分裂”的斗争。
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视民主治理的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已经制定了针对台湾独立支持者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2024年发布的惩罚“顽固”活动人士的指导方针，包括死刑，尽管中国法院对台湾岛没有管辖权。
分析认为，台湾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政府对台湾发起的所谓“法律战”：通过立法为针对其认为的分裂分子（包括海外人士）提供法律依据。一位要求匿名台湾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过去，支持台湾独立会受到惩罚。现在，你还必须积极支持统一，否则也会惹上麻烦。”
https://www.rfi.fr/cn/专栏检索/要闻解说/20260312-中国-两会-落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批评和-长臂管辖-担忧
中共强推所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实为民族同化灭绝少数民族政策
中共于2026年3月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将习近平时期的民族工作政策法律化，确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该法强调强制推广普通话、推进“互嵌式”混居，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政治意识教育。批评者认为这实质上加剧了对民族文化的同化，涉及民族灭绝指控。
该法律的实施背景与争议点包括：
强制文化同化与语言政策： 该法要求少数民族儿童从学前教育起学习普通话，在公共场所要求突出普通话的主导地位。
推进“互嵌式”社区： 推动不同民族混居，以此打破传统民族聚居格局。
强化思想控制与长臂管辖： 赋予政府对所谓“破坏民族团结”人员的惩处权，甚至包括对境外个人或组织的追责。
“民族团结教育”全面化： 将所谓的“正确民族观”纳入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父母甚至需教育未成年子女“爱党”。
批评声浪： 国际人权组织和部分分析人士指出，新法是对少数民族自由的进一步限制，以“团结”之名进行文化上的民族灭绝。
该法律预计将进一步系统性地重塑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和民族身份认。
中共全国人大近日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7月1日实施。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共以“团结”之名推行汉化，不仅对少数民族推行民族灭绝，同样在对汉人进行文化层面的民族灭绝。这一法律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值得各界深入关注与讨论。
新法内容：普通话强制推广 混居政策推进同化
据中共新华社报导，《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七章六十五条，其核心目标被官方表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然而，从条文内容来看，该法实际上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手段强化国家对民族认同、语言文化及社会结构的统一塑造。
新法要求在全国“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推动学前儿童学习普通话；同时规定国家机关及社会组织在公共场合若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必须在位置和顺序上“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凸显普通话的主导地位。
此外，法律还提出推进所谓“互嵌式社区建设”，即推动不同民族群体混合居住，以改变传统民族聚居格局；并要求将所谓“民族团结教育”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干部培训及社会教育之中。更具争议的是，条文还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不得向子女灌输被认定为“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观念。
值得关注的是，该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凡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于中共新法，台湾大陆委员会迅速作出回应。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12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时指出，该法可视为将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法律化，关键在于要求各民族对历史与国家观念持“同样的看法”，历史与文化“只有一种解释”。
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则进一步指出，该法虽表面针对境内少数民族，但因涉及境外且提及推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可能成为北京处理两岸问题、对所谓“台独分子”实施长臂管辖的法律依据。
分析：奥威尔式话语掩盖 新法实为民族灭绝政策
对此，美国飞天大学（Fei Tian College）人文科学系教授章天亮在其评论节目中提出了更为尖锐的分析。
他首先援引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著名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指出中共惯用手法是以正面词汇掩盖相反的实质。他说，中共所谓的“和谐社会”并非“君子和而不同”的传统含义，而是“铲除异己”；同理，“民族团结”之名之下，推行的恰恰是“团结”的反面—— 一套变相的民族灭绝政策。
民族认同的核心是文化而非血缘。一个人若失去母语、失去风俗习惯与文化认同，即便血统纯正，也不再能认同自己属于那个民族。中共新法强制推广普通话并将少数民族语言置于从属地位，正是从语言层面瓦解民族认同的根基。用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观点：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失去语言，即失去世界观，也就不再属于那个民族。
他还指出，“互嵌式社区建设”——即推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配合学校汉语教学与鼓励跨民族通婚，形成三管齐下的同化机制。经过一两代人之后，少数民族在语言、习俗、文化认同上将与汉族趋同，民族特性自然消亡。他以内蒙古为例：早在2020年，习近平强行推行汉语教学取代蒙古语授课时，曾引发数万学生和家长抗议；如今，这一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中共不仅对少数民族推行民族灭绝，同样在对汉人进行文化层面的民族灭绝——通过篡改语言词汇的内涵、切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结，令汉人同样失去真正的民族记忆与文化根基。他表示，这一法律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值得各界深入关注与讨论。
该法律是在中共人大会议期间通过的，中共当局将其描述为促进国家团结的法律框架。然而批评人士表示，这项法律实际上为几十年来在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实施的压制和强制同化政策提供合法化依据。
这项新立法将进一步加深对民族地区的压制，尤其是在语言、文化和宗教自由方面。过去十年，强制同化和中国化政策已经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和宗教身份造成了严重破坏。中共政府经常展示民族多样性的形象，同时却在实施压制少数民族身份的政策。
中国政府喜欢在人大会议和国家媒体上让穿着传统服装的民族人士亮相，并把这当作国家多元和谐的证明。但当你拆毁超过1.6万个民族学校时，这不是和谐。
消灭、抹去以及将蒙古人，维吾尔人和藏人同化进汉族文化，现在进入殖民化的最后阶段——通过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强制绝育来实现。人们非常清楚这项法律意味着什么。
研究中国人权政策的学者表示，这项法律还反映出北京试图将其影响力延伸到海外。“中国政府不仅在国内要求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而且也试图在海外推行，这就是所谓的跨国镇压。”
这项法律表明北京计划进一步巩固已经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同化政策，这引发了人们对文化和宗教自由将继续在“民族团结”的名义下恶化的担忧。
每当中共提到‘团结’这个词时，人们就应该预期会出现更集中的权力、更广泛的思想一致以及更深层的压制。从意识形态上看，这个词实际上掩盖了一种反乌托邦现实，意味着多样性和差异的消失，并要求对中共的绝对服从。这种‘团结’有许多不同形式，但含义相同，例如：
思想统一（规定和控制思想，并促使人们进行自我审查）；
民族团结（逐步将非汉族群体同化为汉族）；
宗教统一（在共产主义无神论的祭坛上消灭所有宗教信仰）；
中华民族大团结（本质上具有排他性和同化性，助长社会上的排外主义和汉族至上主义）；
世界大团结（官方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用来推进中国的全球霸权）。
中国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少数民族须学普通话 - BBC
该法律表面上旨在透过教育和住房促进以汉族为主导的56个官方认可的民族之间的融合。但批评人士认为，这项法律会切断人们与自身语言和文化的联系。
该法律规定，所有儿童在入读幼儿园之前直到高中毕业，都必须接受普通话教育。此前，学生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比如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等，学习大部分课程。
这项法律于周四（3月12日2026年）在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接近尾声之际获批准通过。
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副教授马格努斯·菲斯凯舍（Magnus Fiskesjö）在校方报告中表示：“这项法律与近期剧烈的政策转向一致，旨在压制自1949年以来正式承认的民族多样性。”
“下一代的孩子现在被孤立，并被强迫遗忘自己原有的语言和文化。” 然而，北京方面辩称，教授下一代普通话将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就业前景。官方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于通过以更大的团结“促进现代化”至关重要。该法律于周四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而全国人大历来从未否决任何议案。
该法还规定，如果父母或监护人向儿童灌输其所谓的“有害”观念，可能会影响民族和谐，则可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该法还呼吁建立“相互融合的社区环境”，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导致少数民族聚居社区被分散。
中国政府在2000年代末期开始推动其所谓的少数民族“汉化”政策，试图将各民族同化进占有主导地位的汉族文化，以打造更统一的国家认同。汉族人口占中国14亿人口的90%以上。
北京长期被指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地区限制少数民族权利。
批评者表示，这些地区的同化政策往往带有强制性，且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任内更大幅加速——他对异见和抗争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在西藏，当局逮捕僧侣、接管寺院，以确保他们不会崇拜达赖喇嘛。BBC去年7月探访一座长期处于藏人抵抗核心的寺院时，僧侣们讲述了他们生活在恐惧和胁迫之下的感受。其中一人当时对BBC说：“我们藏人被剥夺基本人权。中国政府持续压迫我们、迫害我们。它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在新疆，人权组织记录了约100万维吾尔穆斯林被拘押在中国称为“再教育营”的设施中。而联合国则指责北京严重侵犯人权。BBC在2021和2022年的调查中发现拘押营存在的证据，以及有关性虐待和强制绝育的指控，北京方面否认了这些指控。
2020年，中国北方的蒙古族举行了罕见的集会，抗议旨在减少蒙古语教学、增加普通话教学的措施。一些蒙古族人认为这项政策威胁到他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有家长让孩子留在家中以示抗议。当局迅速采取行动，镇压其视为异见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宣称拥抱不同民族。中国宪法写道：“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但批评者认为，这项新法将巩固习近平推行同化政策的决心。
康奈尔大学政府学副教授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表示：“这项法律比以往更明确地显示，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汉族必须更加努力地融入汉族主体，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效忠北京。”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政治学者庄嘉颖则向BBC表示，法律中强调“发展与繁荣”的说法相当“耐人寻味”。“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是落后的，并且阻碍进步。”
他补充说，习近平对待少数民族的做法“符合其想打造以北方汉族为核心的强大中华民族的理念……在这个框架中，少数民族被视为从核心分支出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次要。”“实际上，这引发了外界对进一步加强控制、弱化乃至打压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的担忧。”
碧嘉兰（Laura Bicker）Role,BBC驻中国记者
2026年3月14日星期六
蒙古总理要求西方废除不平等条款
2026年3月，蒙古总理贡布扎布·赞丹沙塔尔直接对力拓集团发话，要求废除奥尤陶勒盖铜金矿项目里的不平等条款，这事闹得挺大，牵扯到国家利益和政治博弈。
奥尤陶勒盖矿在南戈壁，离中蒙边境80公里，铜储量3110万吨，黄金1328吨，全球顶尖。蒙古自己挖不动，引力拓进来，通过加拿大绿松石山公司控66%，蒙古国企额尔登斯蒙古持34%。
表面蒙古是大股东，但分红机制坑人。项目总投180亿美元，蒙古得按股出钱，没钱就从力拓借，利息高，还得先还贷才能分红。项目超支延误，贷款滚雪球，分红推到2037年，从2011年投产算，等26年。
2022年力拓免了蒙古24亿美元债，但问题没根治。2025年铜价涨，产量增61%，矿越赚，蒙古越急。民众抱怨矿挖得多，钱没见着。蒙古政府指力拓2021到2022年少缴4.5亿美元税，还打官司。2025年底议会设临时委员会查项目，结论是协议不保障蒙古利益，决策参与少，透明度低。这给政府谈判添了底气。
2026年2月，赞丹沙塔尔跟力拓铜业总裁凯蒂·杰克逊见面，指出协议违宪，收益没进民众兜里，蒙古人民和议会被误导。他要求重谈，废除不平等条款。
具体提蒙古收益升到60%以上，控股；贷款利率从11%以上降到6%；取消每年1.5亿到2亿美元管理费；提前分红，从2030年独立运营。3月9日会晤，力拓递方案，但蒙古说核心问题没动，还不够。赞丹沙塔尔重申按宪法和2025年12月议会120号决议办。力拓同意加紧谈，目标上半年协议。
力拓发言人说致力于合作，释放项目潜力。蒙古还推战略矿产收益60%进主权财富基金，新规在讨论。这事体现矿产民族主义，外国资本拿大头，本地人得尘土。
力拓离不开这矿，到2030年或成全球第四大铜矿，对铜需求周期关键。
力拓有硬伤，2019年涉嫌误导投资者，2025年10月赔1.3875亿美元。蒙古抓这点合理，但反复改合同会增风险溢价。蒙古铜矿税率22%到30%，高于澳洲2.5%到7.5%，政策不确定更吓人。
短期蒙古能赢钱，但长期信用受损。赞丹沙塔尔借此稳政治，改革矿业，推动营商改善。谈判还在进行，力拓让步部分债，也让蒙古经济从中获益。他继续担任总理，推动政策落实。
Shar Hadny Sharhla（Шар хадны шархлаа）
2026年3月9日星期一
国际女性节：抗议侵害南蒙古女性权利，在中国大使馆前发表声明
2026年3月8日，值此“国际女性节”之际，南蒙古大呼拉尔（South Mongolia Congress）在东京中国驻日大使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南蒙古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
国际女性节是确认并追求全世界女性尊严、权利与自由的日子。然而，在目前中国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南蒙古，包括蒙古族女性在内的广大民众正处于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境地。
为了向国际社会控诉“破坏蒙古语母语教育”、“民族文化同化政策”以及“对抗议活动的镇压”等问题，南蒙古大呼拉尔开展了此次和平抗议行动。
在抗议活动中，组织方发表了针对中国政府的官方抗议声明。
声明中强烈批判了：
破坏蒙古语母语教育的政策
民族文化同化政策
对南蒙古民众的政治镇压
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上述政策。
参与成员
此次抗议行动由南蒙古大呼拉尔共同主席俄尼斯·代钦（Olbunod Daichin）、副会长乌力吉德勒格尔（Uljiidelger）、青少年活动委员会 Tsetseg 等人参加。
参加者们高举南蒙古旗帜与横幅，抗议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民族同化政策与人权侵害，并呼吁必须守护南蒙古女性及儿童的未来。
南蒙古大呼拉尔（世界南蒙古大会 / South Mongolia Congress）
2026年3月8日 | 东京
2026年3月2日星期一
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 - 楊海英
在日本人如退潮般離開之後的草原，蒙古人與中國人展開生死之鬥。由於各大國同意將內蒙古維持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當作是換取蘇聯對日參戰的條件，蒙古人的民族統一夢想因此破碎。中國之所以可以擁有萬里長城以北的廣大土地，是因為蒙古民族付出了代價。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人在國籍上不得已成為中國國民，但多數人依舊抱持「祖國是蒙古」的信念。
與沮喪失意、陷入谷底的蒙古人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現， 讓中國人變得充滿自信。他們變得比以前更看不起蒙古人，認為蒙古人是文明低下的民族。如果是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人還有自覺， 知道自己是向蒙古人借土地生活的外來者，但現在成了「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之後，不僅在蒙古人的故鄉享受與蒙古人同等的權利，甚至態度一變，覺得自己更優異。對於烏蘭夫而言，身邊的中國人幹部， 他們蠻橫的行為簡直讓人無法忍受。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穿過嚴寒的錫林郭勒草原，烏蘭夫朝著貝子廟（現在的錫林浩特市）前進。銀白色的草原無限延伸。現在還是有中國人覺得草原充滿浪漫色彩，但「草原」原本是從日本導入的概念。中國人傳統將蒙古人的領土稱作「草地」或「荒地」， 用來代表「蠻人的巢穴」。中國人開始公開表示要將草原的「野蠻居民」趕出去，改造成農耕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烏蘭夫於二十四日，召集錫林郭勒和察哈爾兩盟的幹部，做出以下訓示（楊 2012a: 168- 169）：蘇聯的西伯利亞有大塊地區到今天還是畜牧業，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部分。外蒙古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其國民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還是畜牧業。那就是說，農業有前途可以發展為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農業，畜牧業同樣有前途可以成為新民主主義、也可以發展為社會主義的畜牧業。
建國後不到半年，中國人幹部就露骨地展現根深蒂固、充滿歧視的大漢族主義。他們主張畜牧業是落後的生業，農業才是先進的經濟，才是可以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活動，故此應該中止「落後的遊牧」，定居開墾草原，改成農耕地。
蒙古人與中國人的對立根深蒂固。蒙古人最忌諱、最厭惡的就是草原開墾。表面上看起來綠油油的草原，只要開墾過一次，很快就會變成沙漠。然而，中國人對於環境保護毫不關心。蒙古人為了守護生活的基盤，全民族一直以來都與持續開墾的中國人侵略者對抗。美國歷史學家歐文．拉鐵摩爾的分析非常正確。「中國人的殖民代表著滅絕蒙古人的行為。自一八九一年起至一九三○年代為止發生無數次蒙古人起義，就代表了這個事實。」（Latimore 1969: 114）然而，中國共產黨卻無視這一段賭上民族存亡進行對抗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在高聲批判「反動的國民黨」在草原開墾，同時卻又獎勵「被解放的中國人」拿著犁和鋤頭撕裂大地。
烏蘭夫想必已經看清，中國共產黨在痛批軍閥和國民黨的同時， 又與少數民族定下賦予自決權和聯邦制的甜美約定，這一切不過是謀略。「社會主義經濟也需要草地。新民主主義經濟也不可缺少草地。說草地落後的人，沒有任何根據。」蒙古人義憤填膺。自決權遭到剝奪，聯邦也化成泡影，就連自己的生活型態也被人看不起，烏蘭夫不可能忍得下這一口氣。既然無法從正面主張蒙古人的政治權利， 那剩下的就只能維護經濟上的權利。於是，針對經濟政策的對立愈演愈烈，最後終結了他的政治生命，這樣的發展也是必然的結果。
「三不政策」和過早的環境保護政策
在中國逐漸全面介入韓戰的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烏蘭夫在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擴大會議上，做出「當年度任務」的相關指示。比起面對美國、朝鮮半島以及蘇聯，該如何參與戰爭的國際關係，烏蘭夫將焦點放在自治區的民族文化復興。烏蘭夫在這裡再度批判中國人的「重農輕牧」思想。他提出，讓蒙古人「自由放牧、增加家畜」才是自治區黨委員會的基本方針。他將「自由放牧」定位為，根據內蒙古畜牧地帶的經濟條件所制定的政策。他又提出，「在遊牧地區， 牧主不鬥爭、不分財產、不劃階級（不分、不鬥、不劃）的政策正確。」這就是後來遭到批判的「三不政策」。「牧主」是原本不存在於蒙古社會當中的詞彙，是仿效中國人社會的「地主」所創造出來的新概念，用來指「蒙古人剝削階級」。
烏蘭夫的政策幾乎全部遭到中國共產黨政府否決，又或是被當地人口大逆轉的漢人農民忽略，草原逐漸荒漠化。早在建國當初的一九五一年春天，烏蘭夫就提出「保護牧場、禁止開墾」的環境保護政策，這讓人不得不肯定他是一個獨具慧眼的政治家。然而，中國出版的各種烏蘭夫相關文獻當中，都沒有收錄這一段一月十六日的演說。那是因為除了保護牧場之外，他還做出了許多有關民族自決的發言。他無論如何都忘不了民族自決權。
對文化自治的批判
關於民族自決，烏蘭夫說了些什麼呢？他說若想要解決民族問題，首先必須遵循史達林明示的「四個要素」。根據史達林的定義， 「所謂的民族是有著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有著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共同體（史達林 1928: 325）。」烏蘭夫舉出的「四個要素」是「民族自決」、「區域自治」、「民族平等」、「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團結」。他是以史達林的理論為依據， 但沒有提及「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結果成為他日後失去政治生命的導火線。
自決是民族的權利，但運用應根據具體情況，看看是否對革命有利。比如外蒙的革命，採取了民族自決，脫離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那是革命的。相反的在今天中國革命已在全國勝利的情況下，西藏反動上層要提出民族自決，脫離共產黨領導，必然投到帝國主義的懷裡，那就是反革命的。
就像這樣，他從革命與反革命的基準，論斷是否應該行使民族自決權。烏蘭夫解釋，「無產階級在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中獲得解放之後，行使自決權。」然而，他當時似乎沒有想到未來的命運竟是社會主義比帝國主義更加壓迫少數團體，更加進行大屠殺與同化。
擅長俄語的烏蘭夫熟知共產主義的民族自決理論。我之前也曾公開烏蘭夫於一九五四年所寫的〈民族政策學習筆記〉（楊 2012a: 493- 496）。在這本筆記當中，他批判哈布斯堡帝國的倫納和鮑爾5 過去在多民族混住地區提倡「文化自治」的歷史，以及「資產階級的代表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論」。烏蘭夫引用列寧的分離獨立權論，否定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派提出的「文化或個人的文化自治」理論。他藉由批判倫納等人的「文化自治」，表達對中國區域自治政策的不滿。
一九四六年，日本人退出內蒙草原後，蒙古民族分別組織了好幾個政府，不斷嘗試建立「由蒙古人自治自主的國家」。這些組織最後經由烏蘭夫之手獲得統一，而烏蘭夫的主張正是「在中華聯邦的體制下，建立起高度自治的加盟共和國」。
一九四六年，日本人退出內蒙草原後，蒙古民族分別組織了好幾個政府，不斷嘗試建立「由蒙古人自治自主的國家」。這些組織最後經由烏蘭夫之手獲得統一，而烏蘭夫的主張正是「在中華聯邦的體制下，建立起高度自治的加盟共和國」。
民族的問題之一：語言
烏蘭夫鉅細靡遺地掌握存在於內蒙古的民族問題。解放軍的中國人幹部從一九四○年代起，便用「驢在叫」來形容蒙古人說蒙古語， 且將蒙古語稱作「驢語」（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 1139; 1249）。「驢」是中國人在辱罵他人時會使用的歧視字眼。就算自治區成立，中國人幹部依舊輕視蒙古語。烏蘭夫在這個時候提議，將蒙古人民共和國使用的斯拉夫字母導入內蒙古自治區。在錫林郭勒的畜牧地區，就學率僅百分之六，通遼的中學有三百多名學生，但蒙古人僅八名。烏蘭夫知道必須改善這樣的情形，他也全盤掌握各地實際的狀況，以及應該如何解決。通遼在滿洲國時代是教育非常發達的地方，但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蒙古人感到失望，逐漸不去上學。
烏蘭夫指示，「蒙古人幹部必須確實學習蒙古語。也希望漢人幹部學習蒙古語，但如果不想學的話，不會強制。」眾所皆知，他的故鄉由於遭到中國人占領，失去了民族文化，因此他的母語說得不好。根據史達林的定義，語言是民族特徵的一大要素，因此不允許忘記母語。自從自治政府成立以來，中國人幹部在各級的政府機關都占壓倒性多數，中國人無論去到哪裡，都不願意學習「落後野蠻人」的語言，蒙古幹部無計可施，只好說漢語和他們溝通。烏蘭夫強烈批判這樣的現象是「官僚主義的表現」。也許只有失去語言的人，才深知母語的可貴。根據某個證言，烏蘭夫一生熱愛蒙古語，多次在重要的政治場合上努力說蒙古語，讓蒙古人深受感動（舍那木吉拉 1990: 279-287）。推動蒙古人學蒙古語無可厚非，但呼籲「最文明的中國人」學習「野蠻人的語言」，許多人因此對他反感。這些中國人逐漸集結成為一股反烏蘭夫的勢力。
民族問題和土地問題
「土地問題就是民族問題」，這是烏蘭夫的論點。國民黨山西省的中國人在轉為投靠共產黨之後，依舊掌握綏遠省的實權，因此如何進行土地改革，便成為了重要的課題。烏蘭夫計劃將自己的故鄉納入自治政府，而將內蒙古自治政府機關遷移到「荊州」張家口， 這一切都是為了守護自決權遭到剝奪、僅擁有有限自治權的同胞。在他的故鄉，「漢人農民吵著分配蒙古人的土地，蒙古人則無論階層皆表反對」的事情持續發生。蒙古民族全體保有的土地被中國人有組織地掠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烏蘭夫對共產黨華北局針對綏遠省正在討論當中的「有關蒙古減租問題的指示」，提出意見（楊 2012a: 177- 180）。
烏蘭夫分析綏遠省「對蒙古人地主的處分方法和剝削的實況」， 並針對民族問題當中最尖銳的土地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綏遠省是以「和平起義」的方式獲得「解放」；因此，國民黨軍在當地仍然繼續保有實力。所有軍官階級的人都是地主階級出身，為了消滅剝削階級，必須與「舊部隊的改造」連動，不然也可能會遭遇武裝抵抗。由於烏蘭夫向華北局提出的意見獲得採納，在綏遠省「和平起義」的國民黨軍被送到朝鮮半島，成為與美國人海戰術中的消耗品，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故事。
下面來看看烏蘭夫的見解。綏遠省內純農耕地區和半農半牧，以及純畜牧地帶犬牙交錯。而且，從以前開始就在共產黨支配下的「老解放區」和剛獲得「解放」的「新區」並存，因此社會狀況也錯綜複雜。再加上土地是原住民蒙古人以全體民族方式所擁有，因此強烈反抗將土地交給後來的中國人。於是，為了不讓蒙古人和中國人因為土地相爭，烏蘭夫提議，「就算是為了社會安定，也要將蒙古人的大地主降級對待，與中國人地區的富農相當。中小地主也要相應減租。」「將蒙古人的大地主降級對待」在日後成為他「包庇蒙古人剝削階級」的決定性證據。他為了「社會安定」才提出此建議的特殊狀況， 並沒有獲得酌情處理。
半農半牧地帶的狀況更複雜。那是因為存在「二東家」問題。「二東家」就是二房東，又稱作「二地主」或「地商人」，這些人都是中國人。雖說是半農半牧，但蒙古人主要從事放牧，而入侵的中國人從事農業。土地由蒙古人所有，但經由「二東家」轉租給漢人農民。「二東家」僅付給蒙古畜牧民微薄的租金，實際上進行剝削的是這些中國人，蒙古人的生活水準遠不及中國人。因此，烏蘭夫提議必須取締「二東家」。烏蘭夫不僅熟知綏遠省的蒙古人社會實情，而且他原本也就是為了打破侵略者—中國農民的掠奪和「二東家」階級的剝削，才會參加民族自決運動。雖然自決權遭到中國社會主義者的剝奪，但如果不能守住當初投身革命的動機，那麼他人生的一切都將變得徒勞無功。
民族間紛爭的原因和無法接受的自治
「純畜牧地帶也應該廢止封建的特權，但不要暴力鬥爭牧主，也不要瓜分他們的財產。最好不要說要打倒王公貴族。」烏蘭夫如此提議。就算在「群眾運動」，也就是「貧窮大眾追打剝削階級」之際， 「藉由漢人與漢人的鬥爭來影響蒙古人，讓他們覺醒。當蒙古人鬥爭剝削階級的時候，絕對不可以讓漢人在蒙古人群眾起身之前出手。」烏蘭夫警告，占壓倒性多數、邁入近現代後便單方面屠殺蒙古人的中國人如果率先使用暴力，立刻就會發展成為民族間的紛爭，蒙古人將會超越階級團結。
烏蘭夫說明：「綏遠省的民族紛爭，自從綏遠這個名字出現在歷史上開始，就一直存在。」
蒙古人與中國人的對立根深蒂固，可以追溯到中國人跨越長城「綏服遠方」，在草原開拓殖民地的時代。
「漢人幹部不可抱持大民族主義。」
烏蘭夫如此牽制中國人幹部。就算他的分析符合社會現況，但中國領導幹部們的內心並不樂意。那是因為「對於剝削階級太有溫情」。就連中國共產黨在中日戰爭的「國難時期」，都沒有採取這種微溫的政策，故此，烏蘭夫被視為太過溫和的人道主義者。
那麼，究竟該如何解決蒙古人和中國人的紛爭呢？烏蘭夫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向綏遠省的幹部說明「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法」（楊 2012a: 180-182）。
烏蘭夫說道：「蘇聯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法是民族聯邦和區域自治，民族可以自決分離。今日的中國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屬於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從這段講話可以看出，就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兩年，他依舊將其視為是「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現況已經完全不同， 事實上是中國人的一黨專政。就算如此，烏蘭夫依舊說是「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可見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本人。
在蒙古高原上，試圖脫離中國人的民族革命得到成功。「三十年前，外蒙古成功獨立。這場民族自決具有革命性，是進步的。」烏蘭夫對同胞國投以羨慕的眼神。這場演說也收錄在《烏蘭夫論民族工作》（內蒙古烏蘭夫研究會編 1997a: 126-137）和《烏蘭夫文選》（烏蘭夫 1999: 198-208）當中，但「民族可以自決分離」、「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是進步的自決」等內容遭到刪除。從徹底竄改的事實可以看出， 中國人有多麼地視民族自決為眼中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