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使得马背上的民族变得“顺服”

藏传佛教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及其意义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对人类文明产生了积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积极影响，就是改变了蒙古人的民族性格，从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成吉思汗的民族性格与宗教精神

　　公元13世纪上半期，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征服了欧亚地区，建立了以蒙古为中心、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展现出一种罕见的民族精神和独特的宗教精神。如果后来的蒙古人继续发扬这种征服性的民族宗教精神，那么世界历史将会改写。

　　不难断定，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的民族精神与其宗教精神是密切相关的。他们的宗教信仰底色是自然宗教和萨满教的组合，确切地说，是沉淀了自然宗教的萨满教。蒙古人对大自然神秘力量怀有崇高的敬畏和崇拜，因此，天神崇拜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成吉思汗就出生在一个笃信萨满教的蒙古部族家庭。他秉承家庭的熏陶，自然也随信了萨满教。成吉思汗是对铁木真的尊称，其中，“成吉思”是“大海”的意思，“汗”是帝王、皇帝的意思，“成吉思汗”合意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大酋长”。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具有如下四大民族精神：

　　一是浓厚的乞颜部落精神。铁木真家族可追溯到乞颜部落。乞颜部落勇敢强悍，不屈不挠，一往无前；不相信命运的摆布，尊重人的创造性，相信依靠人的能力能够战胜命运；具有重视信誉、互相尊重、协商合作的意识。

　　二是追求智慧、勤奋好学的精神。成吉思汗认为，智慧比感情更加重要，更能引导人走向成功；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智慧能够领悟万物之理，也能认识自我，能够克服表面性和片面性。

　　三是至诚为本的道德观。成吉思汗把对忠诚的要求看成是获得上天保佑的前提条件。诚实要求人们说真话，不掩盖事实真相，对自己道德自律的至诚，信任他人，排除猜忌和怀疑，不能有二心。

　　四是信仰多元、兼收并蓄的文化宽容精神。成吉思汗是一位多元宗教信仰者。他倡导博收广纳、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他曾经训令，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某种宗教，对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1206年，成吉思汗颁布了大蒙古国根本大法《成吉思汗法典》。其中第八条指出：“尊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得享有特权。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并责令后人不得更改其宗教政策。历史上，除蒙古本民族的原始信仰萨满教之外，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道家、儒家思想等都曾相继涌入蒙古社会。成吉思汗提倡的这种“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情绪，对蒙古贵族得天下、治天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的后果

　　蒙古人信仰多元的特点，是其接纳藏传佛教的重要前提条件。

　　藏传佛教是蒙古人“请”来的外来宗教。蒙古社会从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萨满教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蒙古人在东征西战中见识过更高级的宗教文明，于是蒙古人的领袖们开始考虑重新选择宗教。在众多宗教中，蒙古人的领袖们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240年，窝阔台三子阔端在进军藏地时，引入藏传佛教。1260年，忽必烈封红教上层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此后，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播。

　　由于元朝统治时期，藏传佛教一直是以宫廷贵族信仰为主的宗教，未能在广大蒙古民众中扎下根基，藏传佛教随着元朝政权统治的瓦解而逐渐消失。

　　明末清初，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社会，蒙古统治者的政策有所改变。1578年，土默特部阿勒坦汗皈依藏传佛教后，宣布萨满教为非法。于是该地萨满教只好转入民间，进行秘密活动。16世纪末，占据青海的阿勒坦汗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迎来了宗喀巴的大弟子第三世达赖到蒙古传法。1640年，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族领袖们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历经几个世纪，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对蒙古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上，蒙古封建主以藏传佛教为思想武器，巩固了寺庙的地位，树立了高级喇嘛们的威信，赋予了喇嘛各种特权。这就使寺庙和喇嘛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逐渐参与并左右蒙古的政治。

　　为表现对藏传佛教的虔诚，蒙古封建主们还争相把自己的土地、牲畜、金银财宝和属民施舍给寺庙，并规定免除喇嘛们的兵役、赋税和其他封建差役。于是，寺庙占有越来越多的土地、牲畜和属民，逐渐形成了新的封建领地。

　　此外，蒙古人的生老病死，嫁娶节日无不由喇嘛念经“卜凶问吉”和“解脱超度”。蒙古贫苦牧民含辛菇苦，节衣缩食，把一生劳动所得的大部分供奉给寺庙，以表示自己对“布尔红”（菩萨）的虔诚，希望由此得到神明的保佐，能够超度苦海，死后升入天国，来世会有幸福。

　　上述影响的综合性社会效果，消弭了蒙古人的扩张性。

　　藏传佛教改变蒙古民族性格的世界影响

　　在蒙古民族实现从马背上征服天下的民族精神向下马治理天下的转变过程中，藏传佛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如果不是藏传佛教，蒙古人的民族性格不会由外向征服型转向为内敛臣服型。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是能征好战的马背上的民族，是草原上征服周边世界、争取最大地盘的英雄的民族，充满战斗精神。当蒙古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都皈依藏传佛教后，就意味着藏传佛教入主蒙古民族精神，使得蒙古人的民族性格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马背上那种扩张、征服等外向型精神，逐渐转化为崇文、内求极乐等内向型精神。

　　笔者到欧洲进行访问时发现，欧洲人至今仍对成吉思汗剽悍的民族性格心有余悸。可以想象，如果后来的蒙古人还将承继并延续成吉思汗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那么将有可能征服全世界，就像有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想象的那样，全世界没有一片土地不是蒙古人（统治）的土地，“哪里有人烟哪里就可能被蒙古人（征服）”。

　　总之，藏传佛教涵化了蒙古民族，改写了世界历史。民族与宗教的这种特殊互动关系，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蒙古人在政治军事上征服了包括西藏等地的广大地区。另一方面，后来蒙古族接受藏传佛教的涵化，反过来又扩大了藏传佛教的传播范围。最为奇妙的是，藏传佛教使得马背上的民族变得“顺服”，从而改变了蒙古人向外扩张的民族性格，进而深度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足见，藏传佛教对蒙古人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