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3日星期二

日本媒體紛紛預測:高市首相率領的執政黨將在大選中大獲全勝


關於2月8日投計票的眾議院選舉(定額465席),日本主流媒體不分左右都報道高市早苗首相領導的執政黨將穩操勝券,全國性報紙自1月28日以後相繼大幅報道各自通過電話和互聯網實施的大規模選情調查結果,《朝日新聞》稱「自民黨與維新會合計有望超過300席」,《讀賣新聞》稱「自民黨有望單獨取得過半數」,《日本經濟新聞》稱「自民黨勢頭足以單獨過半」,《每日新聞》稱「自民黨單獨過半進入視野」等。

2026年1月27日星期二,日本首相兼執政黨——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中)在東京與日本革新黨聯合舉行競選集會,向民眾致意。

2026年1月27日星期二,日本首相兼執政黨——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中)在東京與日本革新黨聯合舉行競選集會,向民眾致意。 

《朝日新聞》社於1月31日至2月1日以約37萬人為對象,通過電話和網絡實施調查,並結合采訪信息分析中盤選情。結果為,在總議席數為465席眾議院選舉中:(1)自民黨單獨獲得議席的勢頭明顯超過半數(233席),與日本維新會加在一起,執政陣營有望超過300席;(2)中道改革聯合表現不佳,議席數有可能從公示前的勢力(167席)減少一半;(3)國民民主黨基本持平;(4)參政黨、Team未來實現躍進——整體呈現出上述選情態勢。

共同通信社於1月31日至2月2日就第51屆眾議院選舉,對全國選民實施電話調查,並結合采訪情況分析終盤選情。自民黨自選戰初期以來不斷擴大支持,議席數有望超過公示前的198席,並單獨確保定額465席中的過半數(233席)。中道改革聯盟持續低迷,議席數可能大幅低於公示前的167席。日本維新會、國民民主黨陷入苦戰。參政黨有望獲得兩位數議席,Team未來則將多席納入視野。

而JNN分析初期選情後發現,自民黨議席大幅增加,有望單獨取得過半數。日本維新會能否維持公示前的34席,形勢仍不明朗。不過,自民黨與維新會合計的執政陣營,議席數勢頭有望超過能夠實現穩定國會運作的「絕對穩定多數」261席。另一方面,在野黨方面,中道改革聯盟預計將從公示前的議席大幅減少。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2026年1月26日晚在全國直播節目中,再度針對「臺灣有事」議題發言。這是繼2025年11月她在國會答詢中稱臺灣危機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後,引發中國強烈反製之後的最新表態。

高市的發言出自「全日本新聞網」(ANN News)於1月26日播出的節目,她與七個政黨領袖共同回應內政外交議題。

在直播節目中,高市強調,她並非主張日本主動對中國采取軍事行動,而是若臺灣發生嚴重事變,日本需優先聯合營救在臺灣的日美公民;若美軍遭攻擊而日本袖手旁觀,「日美同盟將徹底瓦解」。她重申,回應將嚴守現行法律範圍,並視情勢判斷。

此言論發生在高市發動解散國會、即將於2月提前大選前夕。香港中文大學政策與政務學院堀內徹(Toru Horiuchi)博士向BBC中文表示,此次大選日本選民特別關註外交與安全政策議題,因此高市早苗在電視辯論中的發言,應是希望對外展示在她的領導下,東京已經做好應對臺灣危機的充分準備,從而提升選民對她的信任度,增加自民黨選舉成功的前景。

因此有分析稱,高市未完全收回去年強硬立場,用意是迎合日本鷹派或保守派選民,這也是自民黨長期以來的基本盤。

中國外交部不令人意外地立即對此做出了強烈反應。發言人郭嘉昆在1月27日記者會上稱日本無資格對臺灣問題置喙,而高市言論暴露右翼「再軍事化」野心,威脅地區和平與中日關系基礎。

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ICU)奈吉教授(Stephen Nagy)向BBC中文強調,東京現在明白與北京交手,高市若因為臺灣的評論而有所退縮,將會引來北京對日本更加強勢的行為。「中國或許喜歡強硬,但他們尊重展現實力的國家;那些不展現實力的國家則容易受到更多的脅迫行為......對於日本選民而言,若在臺灣問題上對北京示弱,將被視為軟弱。」

不過,日本國際教養大學(AIU)中國研究部副教授陳宥樺向BBC中文表示,高市這次發言其實是更謹慎了。陳教授說,這番澄清是在回應日本共產黨委員長田村智子的質詢,後者要求高市收回去年11月的強硬言論,並主張日本對中國該說的話要說,但外交也要突破,避免搞壞中日關系。

因此,陳宥樺教授認爲,高市明確澄清稱她並非主張日本會對中共解放軍發動軍事行動,而是強調在臺海沖突下,日本作為美國同盟國,需聯合救援在臺灣的日本人與美國人;「若美軍遭受攻擊,日本不可能轉身逃跑。」這實際上將日本自衛隊行動範圍限縮到「人道救援」與「維護同盟」的層面,符合日本政府長期集體防衛立場及多年撤僑訓練實務,並無實質突破。

「臺灣方面反而可能對此感到有些可惜,因為它淡化了更積極的軍事承諾。」陳宥樺說。


圖像加註文字,高市早苗被視為親美友臺派。在2025年四月,她以自民黨眾議員身份率團高調拜訪臺北,並與臺灣總統賴清德會面。

美日同盟取代臺灣有事

事實上,高市上臺不久後,針對臺灣問題首次評論即引發北京強烈不滿,但這並未讓高市對相關議題噤聲。她表示下次發言會更加謹慎,但在中國強硬要求她收回相關言論時,高市內閣都明確表示沒有必要。

因此,外界關註高市早苗是否鐵了心將日本就臺灣問題從「該不該說」改成「要怎麽說」?特別是高市早苗作為已故安倍晉三的政治跟隨者,長期以來被視為對華鷹派的東京高層,在擔任首相後,她每次有關中國的發言都成爲國際焦點。

此次,首相高市早苗在朝日電視臺直播辯論上,被在野黨黨魁批評「臺灣有事」言論令日中關系陷入低谷,高市早苗又再次解釋她的原意是若臺灣發生嚴重事件,可能要與美方一同行動,拯救日美公民,而期間有可能發生日本必須協防美軍的情況。

「若中美發生沖突,並不代表日本要采取軍事行動,但若聯合行動時美軍受攻擊,日方卻袖手旁觀、一走了之,那日美同盟就會瓦解。我們將在法律允許範圍內,根據實際情況作出判斷應對。」高市說。

根據相關資料,日本在臺灣的公民超過兩萬人,美國人則超過一萬人。

有分析稱,高市最新表態雖維持核心立場,但將焦點從「存亡危機」轉移到人道救援與同盟義務,這是否是為了避免直接觸碰軍事介入紅線,或是兼顧她賭上國內大選與對中關系緩沖,顯示她在鷹派形象與外交風險間尋求平衡。

但也有分析人士人認爲,高市打破以往「戰略模糊」,將臺灣相關性從文件提升到操作層面,中國的軍事回應(如雷達鎖定)建立「不可逆的先例」持續測試日美容忍度。

譬如,日本專家、歐盟智庫歐洲外交關系委員會(ECFR)訪問研究員波坎普(Elli-Katharina Pohlkamp)向日本媒體明確表示,中日原本只是關於臺灣的外交爭執,正螺旋式演變成某種結構性問題。她認為這不是短期風波,而是中日關系在2026年已經進入「危險新均衡」(dangerous new equilibrium),測試彼此相關問題的底線。

中國大陸是日本最大訪客來源. 2025年1至9月旅客統計初步數字反映之狀況. 圓形圖:日本2025年1至9月旅客統計初步數字反映之狀況,中國旅客佔最多,韓國旅客第二,臺灣旅客第三,美國第四,香港第五 「亞洲與大洋洲主要國家」包括泰國、澳洲、菲律賓、越南、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中東各國;「美洲」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歐洲」包括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北歐五國、俄羅斯.

對此,香港中文大學講師堀內徹向BBC中文指出,高市不撤回先前關於臺灣的言論,反而重申日本可能行使集體自衛權,這或許會進一步挑釁中國,但她認為在日本普遍反中情緒下,對抗中國的壓力能吸引選民支持,尤其在她的高支持率背景下,有助選舉勝利。

值得註意的是,高市以及防衛大臣小泉近日不斷將臺海問題轉移並聚焦在美日同盟,而非直截了當稱介入臺灣問題,似乎是高市的戰略,將與東京關系最緊密的華盛頓拉攏過來,與中國在區域較量或者增加日本抵禦中國的戰力。

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奈吉教授則指出,高市近日發言確實也在向美國傳遞這樣的訊息,即日本願意且準備好獨立或與美國共同捍衛自身利益,這是對「美國優先」總統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明確表態,日本並非「搭便車」。

堀內徹博士也向BBC中文表示,這些言論符合日本在臺灣問題上對衡量與威懾中國的防禦政策。「我相信這些也和最近發布的美國國防戰略一致,該戰略指出美國希望通過實力來威懾中國。透過提議共同撤離行動以及展現保護美軍的準備,高市可以向美國展示日本是一個可靠的盟友。」

「高市可能會在三月底計劃訪美期間,進一步加強這一聯盟並獲取美國對日本在與中國對抗中所需支持。」堀內徹稱。

10月31日,高市早苗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韓國會場,中日國旗前握手圖像來源,Kyodo via Reuters

圖像加註文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左)於2025年,10月31日在韓國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不久後,高市評論臺灣議題,引發北京強烈抗議。

中國開啟觀光戰反製日本

面對高市內閣延續安倍晉三「親美友臺」的印太戰略,加上近期日本媒體民調顯示高市連任首相的可能性高,北京除了在外交輿論戰上對東京正言厲色的持續批評之外,也祭出許多軟硬經濟箝製手段。


2026年1月26日,中國外交部領事司透過「領事直通車」發布消息,提醒中國公民在農歷春節期間(從1月29日起)避免前往日本。星期五(1月30日),中國駐日大使館透過微信公眾號提及四名中國公民在東京上野遭遇搶劫,提醒中國公民春節期間避免赴日。

針對在日本的中國熊貓「香香」,中國外交部則表示歡迎日本遊客來中國看熊貓。這些都是中日關系持續緊張下的最新動作,主要原因是中國指稱日本社會治安惡化及針對中國公民的犯罪案件增多,同時還需註意地震等自然災害風險。中國外交部還強調,已在日本的中國公民應密切關註當地治安及地震預警。

北京以旅行警示為核心的反製,短期內對日本觀光業造成顯著沖擊。航班管家數據顯示,2026年1月中國大陸赴日航班取消率達47.2%;2月已有49條中日航線取消。預計2026年2-3月中國赴日班機將減少40%。

2025年12月起,大阪中國大陸遊客減少45%,降至17.6萬人。整體中日旅遊業陷入「俱傷」困境。但盡管官方警示,部分中國遊客仍熱衷赴日。根據Tripla酒店數據,2026年春節中國旅客預訂量較去年同期增加57%,平均客房單價上漲21%。

分析指出,中國訪日遊客結構轉向個人遊(團客比重降至15.6%),對官方政策抗壓性強,需求仍堅挺。

中國遊客在日本圖像來源,AFP via Getty Images

圖像加註文字,北京以旅行警示為核心的反製,短期內對日本觀光業造成顯著沖擊。航班管家數據顯示,2026年1月中國大陸赴日航班取消率達47.2%;2月已有49條中日航線取消。

此外,中國駐日大使館屢次引用日本警察廳數據,強調2021-2024年涉嫌違反刑法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加,歸因於「治安環境持續惡化」,包括拐賣、放火、殺人、搶劫、性侵等重大犯罪增多。

日本警察廳及法務省2025年白皮書確認,犯罪案件確實連續三年上升,主要受疫情後經濟壓力、網路詐騙及偷竊影響。但重大犯罪總數雖增,仍屬低基數。2024年全國刑事犯罪約73.76萬起,每10萬人犯罪率僅230件,遠低於美國的2,000件以上,屬全球最低水準之一。「仇恨犯罪數量微乎其微」,日本仍是全球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針對中國的政經反製,陳宥樺副教授告訴BBC中文稱,北京自去年11月以來目的明確,即透過經濟、外交、軍事多重壓力拖垮高市政權。然而,他認爲,之後的相關分析顯示,日本主要政黨對中國政策已有相當共識,即應對中國采取更強硬姿態,持續施壓目前僅產生反效果,「對高市支持度無損,甚至可能強化其國內形象。」

奈吉教授則向BBC中文強調,高市若在臺灣議題上退讓,將被選民視為軟弱。換言之,北京的經濟脅迫與認知作戰的攻勢,實際上助長了高市的民意支持,反倒強化她的政治地位。

分析稱,自特朗普與習近平去年在韓國峰會會談後,中美緊張緩和,堀內徹認為北京或覺得目前可承擔與日本升高沖突,並透過經濟手段削弱自民黨選舉的能量,但對日本旅遊業的影響尚未達毀滅性。

他說:「高市支持率仍高,反倒可能適得其反——中國壓力越大,高市支持度越高。」

「此外,中國也是采取預防措施,嚴懲日本以警告其他國家勿在臺灣問題挑釁,內政上,強硬姿態也能吸引國內民族主義,支持中共執政合法性。」

代欽:中共王朝的末路——王朝型權力的自我坍塌及其對日本安全保障的啟示


本文並非將中國共產黨政權視為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而是將其看作歷史上反復出現的「王朝型權力結構」,並對其陷入的僵局進行分析。通過將對周邊民族的強壓統治、恐怖統治以及軍隊內部的不穩定等動向,與明朝末年及蘇聯解體前夕進行對比,本文深入淺出地探討了日本在安全保障和對華政策上應有的戒備與對策。

中共王朝的末路:王朝型權力的自我坍塌及其對日本安全保障的啟示

前言:中國共產黨政權常被描述為「現代國家」或「穩定的強權體製」。然而,若從比較政治學和歷史社會學的視角冷靜分析,其統治本質依然是「王朝型權力」。

即:其正統性並非依賴於選舉或法治,而是取決於「統治的成功」;

忠誠的對象並非國家或憲法,而是領導者個人及其派系;

異議的處理並非通過製度性調解,而是通過肅清與恐懼。

這種結構與歷史上歷代中國王朝、以及 20 世紀共產體製所經歷的崩潰過程在本質上是共通的。

本文旨在將當前的中國政治、軍事動向與王朝崩潰的歷史模式及權威主義體製論進行比較,並整理其對日本安全保障及對華政策的啟示。

1. 正統性的枯竭——「天命」是如何喪失的

在比較政治學中,體製的穩定性並不取決於軍事實力或經濟規模,而在於「統治的正統性(Legitimacy)」。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將以下三點作為正統性的源泉:

革命的正當性;

經濟增長的成果;

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

然而時至今日:

「革命」已墮落為動員神話;

「經濟增長」面臨結構性減速與貧富差距擴大;

「民族復興」已變質為證明對外摩擦與國內壓迫正當性的口號。

歷史表明,王朝或體製的崩潰並非發生在戰敗或經濟破產的「那一瞬間」。當民眾不再相信其統治時,崩潰便已經開始。蘇聯末期便是典型——國家雖然存在,但對體製的信賴已蕩然無存。


2. 對周邊地區過度支配的「致命傷」

南蒙古、西藏、新疆、香港。這些地區的共同點在於,它們承受的並非「整合」,而是殖民地式的強製支配:

剝奪語言與文化;

篡改歷史;

強製人口政策;

全面的監控與再教育。

帝國研究顯示,對周邊的過度幹預並非國家強大的表現,而是統治焦慮的顯現。歷史上,王朝越是試圖用力鎮壓周邊,中央的統治能力與正統性就喪失得越快,崩潰反而會加速。

3. 恐怖政治的製度化與統治能力下降

習近平體製下顯著的特征包括:

黨內肅清的常態化;

法律的隨意化運用;

對言論、學術、文化的全面介入。

權威主義研究表明,恐懼短期內雖能產生秩序,長期看卻會破壞統治能力。基於恐懼的統治會產生一個「無人負責、無人敢言真話、底層信息無法向上傳遞」的國家。這正是王朝末期必然出現的「上方粉飾萬能,下方陷入沈默」的格局。

4. 軍隊高層的異動與錯誤的歷史類比

當前,關於中國軍隊領導層、中央軍委成員落馬與肅清的信息接連不斷。當局實行了異常嚴密的信息管製,中文圈流傳著將其類比為:

「玄武門之變」;

康熙帝鏟除鰲拜。

然而,這些都是不恰當的類比。上述歷史事件都發生在明確的勝者產生、新秩序確立的「體製強化期」。而當前中國所表現出的,並非權力集中的完成,而是後繼秩序的缺位與軍隊內部的互不信任。

5. 與明朝末年、蘇聯末期的結構性相似

從歷史來看,現狀與明朝崩潰前夕以及蘇聯末期最為相似。其共同點包括:

極端的信息阻斷;

軍隊與官僚組織的相互猜忌;

無預警、無理由的失勢與肅清;

中央政令的空洞化;

被謠言與沈默籠罩的社會。

崇禎皇帝的權力在形式上是絕對的,但他卻找不到一個可以信任的人。

6. 權力集中與軍事冒險主義的風險

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此次肅清是權力集中最後階段的可能性。然而,習近平提拔的軍隊將領,很可能是基於個人忠誠而非能力。

國際政治學顯示,當領導者逐漸失去內部正統性時,為了強化內部控製,往往傾向於選擇對外威懾或有限的軍事行動。因此,以下風險不容忽視:

臺灣海峽、東海、西南諸島周邊軍事緊張局勢的升級;

「灰色地帶」行動的激化;

甚至不能排除有限的軍事侵入可能性。

重要的是:體製的不穩定與軍事冒險主義可能會同步進行。

7. 對日本安全保障的啟示

對日本而言,最危險的既不是「中國太強所以無可奈何」的過度悲觀論,也不是「中國快崩潰了所以很安全」的樂觀論。

事實是:一個正在走下坡路的強權體製,往往處於做出最危險舉動的時間點。

日本的對華政策與安全保障政策需要同時具備兩手準備:

戰略定力: 審視長期體製變動;

應急能力: 遏製短期軍事冒險主義。

結論

中國共產黨政權正如同明朝和蘇聯一樣,陷入了王朝型權力所固有的自我坍塌過程。對周邊民族野蠻的殖民化、恐怖統治、信息封鎖與不信任的蔓延、對外部敵意的依賴——這些都是歷史反復示意的「崩潰前夜」的征兆。

而歷史也告訴我們:從這個節點到最終終結的時間,往往短得驚人。日本必須直面這一現實,絕不能放松針對「最壞事態」的防範。

俄尼斯·代欽(Olhunud Daichin) (南蒙古大呼拉爾共同代表、《自由蒙古》(蒙古語)總編)

代欽:抗拒遺忘的十一年記憶——朱日和軍事基地與杜爾伯特旗牧民進京上訪事件


本稿是以 2015 年發生的杜爾伯特旗(Durbed Khoshuu/中國行政區劃名:四子王旗)牧民進京上訪事件為起點,驗證朱日和軍事基地建設給南蒙古帶來的土地掠奪、生活破壞及文化瓦解結構的紀念性論考。

從軍事基地建設、補償問題、上訪遭到冷遇,到 2020 年南蒙古母語教育被廢除,這一系列政策並非偶發事件,而是被定位為旨在瓦解民族生存基礎、一以貫之的同化政策的延續。

本稿從結構性與文化性種族滅絕的視角出發,對這些事件進行整理,並作為正式史實記錄南蒙古運動的責任與意義——即將當地被剝奪發聲權利的同胞那「無聲之聲」持續傳遞給國際社會。

抗拒遺忘的十一年記憶 —— 朱日和軍事基地與杜爾伯特旗牧民進京上訪事件


前言

本稿作為南蒙古運動的正式史料及紀念論考,以朱日和軍事基地建設為軸心,重新驗證 2015 年 1 月發生的杜爾伯特旗牧民進京上訪事件,並記錄其歷史與結構意義。

該事件不僅是一次地方性的抗議行動,更是南蒙古長期以來持續存在的土地掠奪、生活破壞、文化瓦解以及民族同化政策的縮影,是理解延續至今的南蒙古問題不可或缺的節點。

1. 朱日和軍事基地的建設與草原的喪失

朱日和訓練基地(Zhurihe Training Base)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最大規模的綜合訓練基地,自 2000 年代後期起在南蒙古中部迅速擴張。2009 年以後,杜爾伯特旗及周邊地區的大片草原被大規模征收為軍事用地,損失面積約達 1066 平方公裏。

在此過程中,823 戶、2907 名牧民被強迫搬遷,傳統遊牧生活實質上被切斷。對於南蒙古人而言,草原不僅是生產資料,更是承載文化、信仰與歷史記憶的民族生存空間。草原的喪失,動搖了民族生存的根基。

2. 補償問題與問責製的缺失

隨著軍事基地的建設,政府向搬遷牧民承諾了總額為 18 億元的補償金。然而,實際到達牧民手中的金額存在嚴重缺口,政府從未就補償金的分配及用途提供充分說明。

牧民所要求的並非特殊待遇,而是要求公開補償金賬目並做出說明——這是現代國家最基本的行政責任。這種正當訴求長期被漠視,是導致牧民最終選擇進京上訪的直接背景。

3. 2015 年進京上訪事件

2015 年 1 月,杜爾伯特旗牧民代表為尋求問題解決前往北京,向包括相關部委在內的 8 個部門遞交了上訪材料。材料詳實地反映了補償問題的真相以及牧民面臨的困境。

然而,其中 5 個部門拒絕受理材料,其余部門也僅作形式化處理。部分機構甚至采取了集體掃描身份證等威懾手段,牧民的聲音未能獲得真誠的傾聽。最終,在地方當局的勸說下,牧民被迫返鄉,北京上訪宣告結束。這一過程鮮明地揭示了在南蒙古,法律與製度並未發揮保護少數民族權利的功能。

4. 2020 年母語教育廢除與政策的連續性

2020 年,南蒙古的蒙古語母語教育被大幅削減並實質性廢除。此舉雖然引發了國際關註,但絕非孤立政策。

土地改革、人口移民、政治運動時期的規模性肅清、資源掠奪以及語言政策——這些手段相互關聯,作為分階段解體民族的一貫同化政策而執行。廢除母語教育是其中的最終階段之一,被定位為「文化種族滅絕」。

5. 作為種族滅絕的南蒙古問題

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將蓄意破壞特定民族團體全部或部分的執行行為定義為種族滅絕。南蒙古的政策不僅包含肉體層面的壓力,更通過剝奪生存基礎、文化、語言與記憶,系統性地破壞了民族作為整體存續的可能性。

朱日和軍事基地的建設與杜爾伯特旗牧民事件,正是這種結構性、文化性種族滅絕的象征。

6. 海外南蒙古運動與記憶的責任

當前,在監視與懲罰機製下,南蒙古當地人極難發出聲音。沈默並非贊同,而是壓迫的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身處海外的南蒙古人及聲援者有責任將當地無法說出的聲音傳遞給國際社會。記憶、記錄並講述杜爾伯特旗牧民的上訪故事,並非單純的回顧過去,而是針對當下人權課題的行動。

結語:自 2015 年北京上訪以來,已過去十一年。然而,問題並未解決。以朱日和軍事基地為起點的土地掠奪、生活破壞及文化種族滅絕,至今仍在變相持續。

遺忘,會讓壓迫變得「完整」。持續記憶、持續講述,正是南蒙古運動的根基。本稿作為與無聲同胞共度的十一年紀念,銘刻於正式史冊。

代欽(Olhunud Daichin) (南蒙古大呼拉爾共同代表、《自由蒙古》(蒙古語)總編)

奧爾霍諾德·岱欽:以價值觀結成的同盟——不再以「距離」而是以「價值」選擇國家的時代——日意關系所昭示的新世界秩序

本論考以日意關系為起點,論述基於自由與民主主義等價值觀的國際秩序的重構。

將「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定位為現實的地區戰略,而非單純理念,闡明日本的對華外交、周邊國家政策以及國內政治選擇,能夠成為抵禦侵略與擴張的防波堤。

在以價值為軸心結成國家同盟的時代,本文旨在提出日本應扮演的角色以及應選擇的道路。

價值秩序的原理——世界將選擇哪一邊

當今國際社會已不再能用戰後秩序的延續來解釋,而是站在明確的歷史分歧點上。

這是基於民眾意誌與人類尊嚴的自由民主主義能否再度確立為國際秩序的核心,還是承認獨裁者的權威與力量所帶來的現狀變更的威權主義將成為世界標準的根本性選擇。

在此語境下,梅洛尼意大利總理訪日及日意首腦會談的意義絕非微小。

日本與意大利地理上相距遙遠。然而,兩國共享自由、民主主義、法治、人權尊重等構成現代國家根基的價值觀念。此次首腦會談不僅限於友好確認或經濟合作的再確認,而是明確提出以價值觀為基軸的戰略夥伴關系,這一點構成了對當前國際政治的強烈表態。

不可否認,國家間關系中地理鄰近性與經濟相互依存具有重要性。

然而,這些不應成為掩蓋價值差異的免罪符。

僅因鄰國關系而將關系改善置於最優先的姿態,往往長期犧牲安全保障與國家原則。

當今國際社會所需要的,不是先決定「與誰對話」的外交。

而是先明確「站在哪一邊價值觀」,然後與持相同立場國家聯手的外交。

世界正面臨選擇:是以權威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還是以人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這一決斷的積累,將決定下一個世界秩序的輪廓。


【補論Ⅰ】日本外交與眾議院選情——價值秩序在國內政治中受到檢驗

本文所論述的價值秩序重構,並非僅在理念或外交文件中完結。

它必然會在各國的國內政治中——特別是在民主國家中,以選舉的形式受到驗證。

日本的對華外交長期以來,在「現實考量」「經濟必要性」等話語下,將價值判斷模糊化。

在人權問題、臺灣海峽穩定、法治等核心議題上,避免明確表態的姿態,或許短期內回避了摩擦。但同時,這也意味著日本自身在價值立場上的不明朗。

本次眾議院選舉選情,或許已將這種模糊性的極限顯現出來。

在安全保障、對華姿態、民主防衛成為爭點之際,有權者面臨的不是單純的政局或經濟對策,而是「日本站在哪一邊價值觀」這一提問。

重要的是,並非勝敗本身。

而是選舉正逐步轉變為價值選擇的場所這一事實。

這意味著外交方向已不再是專家或官僚的專屬領域,而是進入由主權者審判的階段。

以日意關系為象征的價值同盟,也向日本國內拋出了問題。

是繼續模糊的均衡外交,還是做好守護自由與民主主義的代價的覺悟。

本次選情,正是這一選擇受到檢驗的局面。


【補論Ⅱ】FOIP的具體化——守護價值秩序的地區戰略

以價值觀重構國際秩序,僅靠理念無法持續。

需要具體的戰略框架,在現實的力量關系中守護它。

承擔這一角色的,正是「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構想。

FOIP常被單純理解為對華牽製的地緣戰略。然而其本質並非軍事包圍或勢力爭奪。

FOIP是將自由、民主主義、法治、航行自由、主權尊重等價值,作為地區秩序加以製度化的嘗試,是將自由民主的國際秩序在現實世界中紮根的實踐戰略。

在此框架中,臺灣、韓國、東盟諸國的定位極其重要。

臺灣既是民主主義與自由的體現社會,同時也是力量變更現狀最現實地被嘗試的最前線。

臺灣海峽的穩定,不是地區問題,而是侵略是否被允許的國際秩序本身的試金石。

韓國雖背負歷史問題與地緣製約,但作為民主陣營一員,正被迫做出選擇。

日韓協調,不是忘記過去,而是在威權國家將分斷作為戰略利用的時代,證明民主國家能否基於原則聯手。

對東盟國家而言,重要的不是服從任何陣營,而是守護主權與選擇的自由。

FOIP所倡導的「開放秩序」,正是製度性地保障這一選擇自由、支撐不靠威壓或經濟強製的地區秩序的框架。

FOIP並非針對特定國家的敵視同盟。

但同時,它也劃定了明確界線:不容忍以力量進行的侵略、威壓、擴張。

這一界線,正是對中國侵略性行為與擴張主義最大的防波堤。

更為重要的是,FOIP對日本自身而言,也是決定國家道路的標準。

持續作為自由與開放印度太平洋的承擔者,正是日本在世界中心獲得信任、擁有影響力、作為強大且富裕國家存續的選定條件。

當以價值結成的同盟在各地區作為具體秩序結實之時,國際秩序才真正具有實體。

世界秩序的重組,不是一次首腦會談或宣言所能決定的。

它通過國內政治、地區戰略以及價值選擇的積累而形成。

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不是理想論。

它是將以人類尊嚴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在現實國際政治中守護到底的最具體、最現實的戰略構想。

 -  奧爾霍諾德·岱欽(南蒙古大呼拉爾共同代表、《自由蒙古》(蒙古語)主編)

关于参与“将人权纳入贸易・外交政策”的NGO共同书简


  2026年1月,南蒙古大呼拉爾(世界南蒙古會議)與其他的人權團體一同,作為共同署名團體,參與了由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以及人權現在(Human Rights Now)發起的、要求「將人權置於貿易・外交・經濟安全保障政策的核心」的NGO共同書簡。

本書簡通過應對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推動企業人權盡職調查的法製化、支持在獨裁體製下或流亡地開展活動的獨立媒體及公民社會等方式,向日本政府呼籲重新構建以外交・經濟安全保障政策為基礎的人權・民主主義・法治原則。

目前在南蒙古,語言・文化的壓製以及包括強迫勞動在內的嚴重人權侵害仍在持續,國際經濟活動與人權問題是不可分割的課題。本次參與共同書簡,是將南蒙古的現實置於國際政策討論之中,並向日本社會呼籲「以人權為軸心的對外政策」重要性的一項努力。

此外,本書簡提交的時機正值眾議院總選舉期間,是日本未來政權選擇與外交方針受到質疑的重要關頭。我們強烈期待,無論選舉結果如何,以人權為基礎的外交・貿易政策能夠持續得到討論並具體化。

南蒙古大呼拉爾今後也將繼續與其他的人權團體及公民社會合作,向日本以及國際社會傳達受壓迫民眾的聲音。

外交・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中納入人權的提案 致高市首相的NGO共同書簡

內閣總理大臣 高市早苗 殿

CC: 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 小野田紀美 殿


外交・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中納入人權的提案 致高市首相的NGO共同書簡

CC: 外務大臣 茂木敏充 殿

CC: 經濟產業大臣 赤澤亮生 殿

我們以下署名的非政府組織(NGO),希望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議,在外交貿易・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中將人權置於其中一柱,並推進立法措施及改革,因此提交本共同書簡。具體而言,如附件所述,我們請求日本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將全球價值鏈中的商業活動中的人權・環境盡職調查,對企業課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義務。第二,在此基礎上,引入禁止以伴隨強迫勞動等方式生產的物品的進出口措施,以補充人權・環境盡職調查。第三,與包括歐盟及東南亞各國在內的相關國家政府協商,同時誠實地執行這些標準。此外,為緩解其他捐助國政府大幅削減對外援助的影響,我們還請求探索向在獨裁國家或流亡地開展活動的獨立媒體及公民社會團體提供新的資金支持方式。

這些改革不僅通過強化日本供應鏈的韌性以及提升日本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從而提高日本的自律性與戰略優越性,還將有助於提升日本政府在國際社會中的道義信譽。

人權侵害不僅在全世界蔓延,甚至還在增加。政府軍或武裝勢力等違反國際人權法及國際人道法,對平民造成危害,由於武裝沖突而產生數百萬難民。此外,許多人因生活成本高漲、經濟差距、氣候變化影響而陷入困境。

在威權主義擡頭之際,各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如防止間諜、反恐等),對從事和平活動的公民社會活動家、人權活動家、律師、記者、研究者以及持異議的政治家進行監視與鎮壓。許多人面臨威脅、任意拘禁、虐待、不當起訴,甚至成為強迫失蹤或殺害的受害者。難民、移民、少數民族或宗教少數群體也面臨歧視。

這些不正義的受害者,許多人一直依賴尊重人權的民主國家提供支持。然而,這種期待正逐漸破滅。美國特朗普政府大幅削減對外援助,有時甚至導致生命喪失,從而嚴重惡化了美國國內及世界各地的人權狀況。歐盟、英國及其他西方民主國家也未能充分發揮其力量。

在全球人權領導力出現空白之際,日本擁有填補這一空白的力量。我們希望日本能夠構建以人權、民主主義、法治——這些是日本最大的外交資產之一——為基礎的外交・經濟安全保障政策。

感謝您的關註。若能有機會與各位直接交換意見,將不勝榮幸。請隨時聯系我們。

敬具

召集團體(2團體)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人權現在(Human Rights Now)

署名團體一覧(五十音順序 18團體)

亞洲太平洋資料中心(PARC)

北朝鮮歸國者生命與人權守護會

公益社團法人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會

國際環境NGO FoE Japan

國際人權活動日本委員會

在日柬埔寨救國活動會

在日緬甸市民勞動組合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非洲日本協議會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ACE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日本維吾爾協會

人權觀察

人權現在

南蒙古大呼拉爾(世界南蒙古會議)

Lady Liberty Hong Kong (LLHK)

NPO日本居住越南人協會

NPO法人DPI日本會議

SFT 日本

Social Connection for Human Rights(SCHR)

附件

外交・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中的貿易與商業

世界各地有數百萬人從事全球價值鏈中的勞動,其中許多人面臨強迫勞動、童工、性騷擾、有害物質暴露、對工會活動的報復、低工資等侵犯人權的行為。日本政府雖引入了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負責任供應鏈等人權尊重指南」(2022年),但尚未引入對價值鏈中人權侵害具有法律義務的人權・環境盡職調查。此外,也尚未引入應對強迫勞動等嚴重人權侵害的進出口禁止措施。

我們向貴政府提出以下要求:

對在國內外開展業務的日本企業以及在日本開展業務的外國企業,製定義務化人權・環境盡職調查的法律。

引入禁止以伴隨強迫勞動等方式生產的商品的進出口措施,以補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企業人權・環境盡職調查。

準確信息收集:對獨立媒體及公民社會團體的資金支持

要有效應對全球經濟安全保障等外交問題,對準確信息的獲取是不可或缺的。獨立的調查與信息是關於國際形勢準確知識的支柱。在像日本這樣保障言論自由的國家,獨立媒體或監督團體能夠調查人權侵害或腐敗並公之於眾。然而,在獨裁國家,獲取類似信息極為困難,難以把握當地實情。

截至2025年,對威權國家不利的信息收集・公布這一困難而寶貴的活動,主要由獨立媒體團體以及致力於事實調查・責任追究(問責)的NGO承擔。

然而,目前這些組織中的許多正面臨存續危機。因為特朗普政府切斷了國務院及國際開發署(USAID)的大部分對外援助程序資金。

根據記者無國界引用目前已無法瀏覽的過去USAID資料,2023年USAID「對6200名記者實施培訓・支持、支持707家非政府系報道機構、支持致力於強化獨立媒體的279個媒體領域的公民社會團體」。此外,「2025年度對外援助預算中,包括美國國會為『獨立媒體及信息自由流通』支持分配的2億6837萬6000美元」。

援助削減對獨立媒體及事實調查團體造成毀滅性打擊,損害了關於人權侵害、戰爭犯罪、反人類罪、腐敗、公共衛生緊急事態的信息質量與數量。在中國、北朝鮮、緬甸等地調查政府不當行為的調查員及記者,許多項目被迫中止。

迄今為止,日本政府雖利用這些組織產生的信息與調查,但並未向在獨裁國家或流亡地開展活動的獨立媒體或NGO提供資金支持。正因為這些組織中的許多現面臨存續危機,日本政府現在應轉變方針,向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未得到保障的國家提供信息收集・公布的支持。此類支持不僅能為日本的政策製定提供信息,還將有助於形成準確反映當地實情的國際輿論。

我們向貴政府提出以下要求:

向針對威權國家的獨立媒體團體(包括在流亡地活動的團體)、致力於人權・人道問題、事實調查、責任追究的NGO提供資金支持。

應采用方針,將在威權國家中成為政府當局迫害對象的團體也納入資金援助對象。此外,對向此類當地團體提供資金支持的國際團體或日本團體,在必要時也應提供政府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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