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constitutionalism）是指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的实施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同时要约束公民的行为。在宪政国家，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是由边界的，不能互相僭越。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
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即有限政府），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传统上，宪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现代宪政理论往往与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
法学界对于宪政的解释是，宪政或宪政主义是一种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现代政制[2]。08宪章认为“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许多学者将宪政主义的起源追溯到英国1215年通过的大宪章，认为这一贵族与王权斗争的产物具有限制权力的性质，是现代西方宪政主义的源头。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给西方带来了宪政主义。以英国的约翰•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美国的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为代表宪政主义者提出的三权分立、人权保护以及民主程序等一系列制度性措施构成了宪政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开创了西方宪政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
宪政这一术语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制宪活动中出现的。从美国宪法制定的1787年到苏联颁布第一部宪法中间大约150年间，宪政概念与作为立宪活动结果的宪法，都是和谐而统一的，宪法自然性地意味着宪政，包括“宪法权利”和“有限政府”。自从20世纪以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共和国为命名，纷纷立宪，但未必存在有限政府。因此萨托利开始把宪法分成三类[3]：①当一部宪法是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目的的“保障性宪法”，并能够得到有效施行和维护的时候，施行这样的宪法才能称之为宪政。②名义性宪法指的是使某种不受制约的“无限政府”的政治体制，也通过一部宪法去获得法律化的公开表达。这是一种“丑话说在前面”的宪法。③字义性宪法，即一部宪法在文本表述上和真正的 “保障性宪法”并没有多大区别，但现实中却几乎被束之高阁甚至背道而驰。这是一种立牌坊式的宪法，萨利托称之为“冒牌宪法”。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4]中指出宪政的实质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限权，即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限权的一个精巧的技术性手段是分权[5]。二是保障，即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洛克主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通过宪法和法治的方式践履这样的政治制度，就是宪政。以宪法为灵魂的国家权力的人格化，就是宪政。他的核心思想是，宪政是宪法的灵魂，无宪政的宪法则失去灵魂。
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认为[6]，宪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且只能根据其条款来进行统治并受制于其限制” ，应包括以下要素：
1.依照宪法成立的政府；
2.分权制衡；
3.人民主权和民主政府；
4.违宪审查；
5.独立司法机关；
6.遵守人权法案的有限政府；
7.对警察权进行控制；
8.对军队的文官控制；
9.没有或即使有也是非常有限和受到严格划定边界的中止一部或整部宪法的实施的政府权力
宪政与民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里面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7]近来有观点对此提出质疑[8]，认为将宪政理解成为民主政治其实是一种肤浅的误解，宪政的终极价值是保障民权，而宪政的核心思想为“有限政府”，这并不意味着该政府必须经过民主的程序产生，例如17世纪君主立宪的英国。
该观点认为，现代宪政理论以民主制度为基础，但它最核心价值并不是民主，而是体现在一部宪法和各种政法制度当中的“法律之下的自由 ”（freedom under the law）。为了保障属于个人、并在政治学的逻辑上先于国家而存在的那些自由，宪政制度不仅用了各种方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且还用各种方法去限制“人民”的权力，把得到宪法确立的“宪法权利”，排除在民意（政治中的多数）的选择范围之外。并通过一个独立的、不受选举制约的司法系统来充当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神。宪政和民主是分不开的，现代的宪政主义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制度模式，其实质是民主主义、共和主义和法治主义这三者的汇合。
法学界对于宪政与民主关系的解释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宪政与宪法
宪法是否意味着宪政在学术界众说纷纭，毛泽东认为“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9]。宪法学界认为，宪法是实施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灵魂和生命。通常，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民权，限制政府，这样的宪法是静态的宪政；也有的国家制定宪法之目的仅在于对外宣示，对于政府无法起到约束，这样的宪法称作字义性宪法[10]。这样的国家也不是宪政国家。故实施宪政的前提是[11]：
1.一部符合宪政精神的主权在民的宪法。
2.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对政府实施监督。
3.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对违宪行为予以制止。
注释
1.^ 论共和国——重申一个伟大的传统
2.^ 王怡，宪政主义的一个诠释 , 教师之友TEACHERS' FRIENDS 2004年 第02期
3.^ [意]萨托利，《“宪政”疏议》，晓龙译
4.^ 自由宪章(精)/西方现代思想丛书. 作者：(英)哈耶克著//杨玉生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年2月 版次： ISBN：750042417
5.^ [英]M.J.C维尔著《宪政与分权》， 32—36页，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7年。
6.^ 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宪政与权利，三联出版社，1990年
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8.^ 中国五十年宪政建设的困顿与前景
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2.20
10.^ Karl Loewenstein,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pp128
11.^ 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宪政与权利，三联出版社，1990年
2009年12月2日星期三
谁抢走了我的草原
草原“禁牧令”：“令”好下“禁”难止......
一面是草原生态恶化需要禁牧，一面是牧民发展生产要放羊。人、羊、生态，这三者的矛盾把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党委副书记鲍文龙逼得额头上多了好几条皱纹。
他向记者感叹，上面把禁牧这块“最难啃的骨头”推给了基层干部，基层干部迫于压力只好“硬着头皮上”。现在矛盾都集中在最基层，就难免会发生冲突。有时干部一去逮羊，牧民一个电话，几十人就赶来围攻。当地派出所有时也束手无策。
记者在内蒙古、陕西、宁夏、河北等省区采访了解到，尽管禁牧、休牧和轮牧制度正在使中国草原发生可喜的变化，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各地禁牧休牧工作开展得还不平衡，距离草原保护建设的总体要求尚有差距。尤其偷牧、散牧现象屡禁不止，在牧民与政府之间的“游击战”中，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禁牧成为取消农业税后影响基层干群和谐的一大“焦点”，绿色的“禁牧令”正在经受严峻考验。
禁牧、休牧、轮牧、舍饲被沙尘暴吹出来的八个字
“我以前养100多只羊，草场却在退化，现在养300多只羊，草场的长势反而好了，关键是禁牧、休牧、轮牧、舍饲的路走对了！”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昂素镇巴音什里嘎查牧民马呼格日图指着家门前一片泛着青绿的草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为了扭转“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的生态怪圈，内蒙古自治区等西部省份相继在草原严重沙化退化的地区实行禁牧，有的省区则实施全境禁牧。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已有25个省(区、市)的1100个县旗全部或部分实施了封山禁牧，封育保护面积达到67万平方公里。禁牧成为席卷西部草原乃至全国生态脆弱地区的一场“绿色革命”。中国有天然草地面积33099万多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二草地大国。由于超载过牧，2000年前我国西部草地90%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大面积开垦的草地有近50%因生产力下降而被撂荒成为裸地和沙地，长年干旱少雨，风沙频繁，植被稀疏，荒漠化十分严重，使建设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由此引发的沙尘暴已成为我国最让人头痛的环境问题。
面对这一生态问题，从2000年起，西部各地逐步摸索出了一套与草原和谐共处的发展之路，那就是因地制宜地通过“禁牧、休牧、轮牧、舍饲”使牧民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由牧羊人向养羊人转变。可以说，这八个字是被沙尘暴吹出来的，是被大面积的草原沙化逼出来的。
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张喜武在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举行的2007年春季禁牧休牧启动仪式上介绍，截至目前，中国禁牧休牧草原已超过13亿亩，草原禁牧休牧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全国率先实行禁牧制度的内蒙古自治区可利用草原的植被覆盖度由2001年的30.59%提高到了目前的36.07%，草原植被大面积恢复，生态环境实现了“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可喜局面。
内蒙古最早实施禁牧政策的鄂尔多斯市植被覆盖度由2000年的30%提高到目前的70%以上，牧业年度牲畜总头数由2000年的614万头(只)增加到2006年的1500万头(只)，牧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453元提高到2006年的5308元，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提高的良性循环之路。
“草原夜袭队”挑战“禁牧令”
禁牧可以改善生态，这毋庸置疑，但为改善生态而下发的一纸禁牧令，就能够一“禁”了之吗？几年来地方政府在禁牧措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农民卖了不适合圈养的羊，放牧的少了，但饲草供应、圈舍补贴、品种改良、防疫灭病等问题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目前在西部一些地区常见到牧羊人与他们的羊群。因而这些成群出没在草原上的羊群也被戏称为“草原夜袭队”，这些羊群也习惯了昼伏夜出吃“夜草”。
缘何会出现“草原夜袭队”？一些基层干部认为牧民认识浅薄，只顾眼前利益，不懂得禁牧的长远生态意义。但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造成牧民偷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一个“认识浅薄”那么简单。要改变一个牵涉诸多方面的生产方式，并非仅发一个禁令就能解决。农民要维持生计，羊要果腹，圈养缺乏有力支持，出现偷牧现象并不奇怪，这不能光怪农民，还应对禁令本身进行反思。
当然，观念陈旧也是偷牧的重要原因，一些牧民在舍饲养羊上还有认识误区，甚至不少人认为舍饲养羊太麻烦，不如把羊赶出去放赶回来圈方便。加之近年来的好雨水换来了草茂林丰，一些地方的干部群众原来紧绷的生态弦又有放松的迹象。记者途经西部一些已经颁布过禁牧令的旗县，发现绿色的草场上不时有偷牧的羊群出没，个别偷牧严重的地区羊群甚至是成群出没于禁牧的草地上。
“草原夜袭队”的出现也说明告别传统的艰难，向新型畜牧业转型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西部大部分地区十年九旱，水地很少，在有限的水浇地上种粮种草就成了主要矛盾，不少干旱硬梁区的老百姓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一些牧民说，他们也不想出来放羊，风吹日晒人受罪，可没有那么多的饲草喂养，水地还要解决口粮，不能全部种草养羊。
“要想管住牛羊的腿，先得管住干部的嘴”
记者了解到，取消农业税后，基层干部与牧民接触最多的一项工作就是禁牧。尽管各级政府采取“发现偷牧就重罚”的措施，但偷牧现象仍屡禁不止。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深得民心，对照之下，牧民对“发现偷牧就重罚”的措施尤其对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的干部借禁牧敛财现象深为不满，在牧民与政府之间的“游击战”中，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禁牧成为影响基层干群和谐的一大“焦点”。记者调查发现，牧民对禁牧工作的不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禁牧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逮羊随意性很大。不少农民反映说，禁牧干部很少与农民做思想工作，禁牧就是逮羊。他们开着专用的拉羊车，径直闯入羊群，拉上羊就走。记者曾碰到正在偷牧的化德县勿兰淖村一位牧民，她没好气地说，前一段时间乡里来人闯进她的羊群，由于用力过猛，一只羊当场被摁死，这伙人没有理会死羊，另外抓了两只羊扬长而去。
其二，罚款主体多元化，以罚代管。记者在乌兰察布市化德、察哈尔右翼前旗、卓资等几个旗县采访时，农民普遍反映，别看家家户户养羊不多，可罚款的部门有县林业局公安分局、县水务局水政执法大队、乡政府林牧站、县畜牧局草原站、临时护林员。罚款的数额没个固定标准，有关系的罚个二三十元，没门路的罚个几百元到几千元。由于频频出来抓羊，几个部门的人经常发生“撞车”现象。
其三，把禁牧当作“吃口”。“禁牧的大政策是对的，如果能彻底禁牧，一个羊也不让养，我们也就认了，可现在不是这回事儿啊，罚款的部门生怕农民不出来放羊，取消农业税后，禁牧就成了一些乡镇和部门的最后一道‘吃口’！”在记者走访的几个盟市中，许多牧民的抱怨不约而同。
牧民反映，不管哪个部门来抓羊，不说别的，交了“罚款”就可以继续放羊。甚至提前收取“罚款”后，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放羊。有时偷牧者答应不要票据，禁牧人员就少收部分罚款，直接装入自己腰包。有些干部嘴馋了，借禁牧之名出去逮个羊回来就杀掉吃了。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乌兰板村牧民闫林旺说，有一次林业派出所将他的羊逮回45只，待他交完700元罚款后，一数羊少了一只，他转身回屋一看，那只羊的皮子和头还放在案板上。陈满仓、陈文俊、陈铁珍等牧民也都诉说他们去交罚款赎羊时，羊都缺了两只。
上述禁牧中存在的问题在西部省区的农村牧区甚为普遍。“要想管住牛羊的腿，先得管住干部的嘴！”这是记者与牧民谈到禁牧话题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不放往死里饿，一放往死里罚”
牧民抱怨的同时，基层干部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记者采访基层干部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谈到禁牧。不少乡镇干部感言，如今禁牧是最令他们头疼的事。现在不少盟市把禁牧列入实绩考核的硬指标，一票否决，基层干部压力很大，称禁牧为“摘帽子工程”。
为落实禁牧令，内蒙古自治区等西部省份的不少基层干部付出过很大努力。但有的干部反映，他们遇到了一种尴尬，就是在推行禁牧时，进行处罚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可作依据。内蒙古鄂托克旗某镇曾查处一个在山梁上放羊的农民，将他的几只羊扣留，但要进行处罚时却找不到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结果只好不了了之。不少乡镇干部说，严格说来，乡镇一级根本没有“处罚权”，平时查处偷牧时，多数情况下牧民没有较真，但要是较起真来，怎样给一个“说法”还真是个问题。
不少基层干部对记者说，禁牧就需要有人去管理，管理的过程中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有暗箱操作的现象、有人情关系的问题、有借禁牧敛财的案例、有粗暴过激的行为，正是这些问题损伤了政府形象，损害了干群关系。
鄂尔多斯市农牧业局副局长王水云等基层干部说，政府禁牧的目的是要保护和恢复生态，让群众增加收入，并不是以逮羊、罚款为目的。但上面定的政策基层在执行时常会出现偏差。比如禁牧人员除了罚款和逮羊以外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结果牧民与禁牧人员玩“游击战”，羊群成了“草原夜袭队”，不仅吃草，有时把农作物吃了，把树啃了，造成牧民之间也出现不少矛盾，给农村的稳定和团结埋下隐患。
再如，禁牧办的情况有点像个别地方的交警，车、油、工资等款项都来自罚款所得。如果罚款收入全部上交，乡镇的禁牧人员很容易产生懈怠心理，如果将一部分所得给禁牧人员，老百姓很难理解。加之还有一部分禁牧人员的素质不高、私心很重，将禁牧看成了自己的生财之道。
化德县副县长郭守玉等基层干部坦言，现在是国家要生态，群众要生活，上级领导既要你发展畜牧业，又要你保护生态，让基层干部无所适从。如2004年市里给县里下指标发展“寒羊工程”，要求“调进寒羊留位子，调不进寒羊离位子”，县里从外地调回3万多只寒羊。化德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以现在恶劣的生态状况看，一只羊也不该养。放牧违反政策规定，圈养就得搞好棚圈、青贮、饲草料基地、防疫、良种繁育等配套工程建设。可全县去年财政收入5600多万元，每年维持发工资和机关运转的经费就得9000多万元，根本无力扶持。加上连年干旱，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十分困难，也难怪他们抱怨“不放往死里饿，一放往死里罚”。
还有，牧民对全年禁牧的规定也意见很大。草原上一些老牧民也讲，牧草发芽生长期间，禁牧是应该的，但等到牧草枯萎落籽后，完全可以放牧。草不让羊吃，冬春几场大风全刮走了，到头来还是浪费了。
一些基层干部也坦承，经过几年的全年禁牧尝试，禁牧确实是一种最有效的恢复草地生态的方式，目前，还没有哪一种人工建设手段在人力物力上能够胜过禁牧所取得的生态效果，但同时也应看到全年禁牧带来的巨大的饲草资源浪费。有资料表明，每年4月至7月的季节性禁牧，草地植物最高生物量可提高两三倍。在此之外，其余季节牲畜的正常采食对草地产量不仅没有负面影响，而且牲畜粪便还可均匀地给草地增加肥力，促进草地产草量，因为牧草的生长关键是只要不破坏其生长点，生长即不受影响。
郭守玉说，禁牧成为免税后基层干部与牧民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焦点”，确实难题不少，如今禁牧工作“上交不了国家的差，下交不了老百姓的账”。
在羊、生态和人之间寻找一种和谐
不管如何，绿色的禁牧令正在“禁”出草原生态的回归。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分管农牧的副旗长王德义认为，就禁牧而言，“羊进圈”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有做到“禁得住，不反弹”才算大功告成。禁牧管理难，除了农民传统思想转变难，教育工作不到位外，最重要的还是短时间内难以为群众找到一条脱贫致富路。禁牧存在着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困难，光靠逮羊罚款，再过十年也禁不了偷牧。
王德义认为，禁牧如治水，靠疏不靠堵。禁牧并非禁羊，而是要在羊、生态和人之间寻找一种和谐。解决好了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因禁牧造成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自然迎刃而解。
王德义等基层干部建议：一是核定载畜量，根据禁牧草场面积和所增加的饲养费用直接补贴。二是通过实施相关项目，加快饲草料基地建设、草场改良补播、棚圈、机械化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配套项目保护群众利益，再引导其进行舍饲圈养。三是改良羊的品种，通过良种繁育、胚胎移植等，提高个体产羊量，让单位羊产生更大的效益。四是通过社会募集资金，发行生态建设彩票，形成长效、稳定的资金渠道。
达拉特旗在禁牧上也探索了一些好的办法，比如第一次发现偷牧不罚款，提出警告；第二次发现让偷牧者本人签字；第三次再发现，就从退牧还草等一系列国家及自治区的项目上和政策上制裁偷牧者。这样让群众知道政府禁牧并不是以罚款为目的，同时禁牧工作人员也不与钱直接打交道，减少了与牧民的直接冲突，维护了乡镇干部的形象，还有利于国家惠农政策的贯彻执行。
同时，一些畜牧专家建议，西部各县(市、旗)应根据草原植被恢复情况，测算出合理的载畜量，科学确定草原禁牧时间、禁牧范围和利用方式，以政府令或通告的形式定期发布草原禁牧令、休牧令，明确禁牧、休牧的具体时间和范围，使草原禁牧、休牧更加科学，更利于实施。
内蒙古自治区是全国率先实行“禁牧”的省份。从2000年到现在，占全区草场面积六分之一的2亿多亩草场实行了禁牧。在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的“新三牧”政策推动下，内蒙古自治区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呈“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趋势。
但记者在日前的采访中，发现在禁牧政策的执行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插曲。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部分牧民最近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门前上访反映，2001年市里开始实施禁牧后，因当地干部职工买羊进山放牧，加之禁牧工作人员许之以“交罚款就可进山放羊”，原本响应政府号召卖掉羊只的牧民又纷纷买羊，使大青山又成为放牧场。养羊的牧民为此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而禁牧成了部分工作人员，甚至当地政府的生财之道？然而，最近土左旗政府因“怕出事”搞突击禁牧，使养羊的部分牧民损失惨重。记者对此作了深入调查。
禁牧5年，羊儿还在山坡上吃草
日前，在土左旗乌兰板村、蒋圪旦村牧民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大青山深处，看到在荒无人烟的大山内，几乎每一道沟岔内都建有几处简陋的土坯房和用石头砌成的羊圈，这是羊倌们深入大山偷牧的住所，当地人叫它“羊房子”。据牧民反映，这样的“羊房子”和羊圈在大青山里少说也有400个。记者在大青山的几道深沟里采访了两天发现，山上随处可见羊的粪便和蹄印。在蒋圪旦村，记者看到两群羊正在山坡上吃草，每群羊在200只左右。
49岁的羊倌儿陈金贵借来河边饮羊的机会和记者攀谈起来。
“你一直在山里放羊吗？”记者问。
“对，这几年就住在山里‘打游击’！”陈金贵答。
“这是封山育林区呀，不是重点禁牧区域吗？”记者指着山坡上的苍松翠柏问。
“嗨！要说国家这禁牧政策是对的，可架不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山里常年放养的羊就有几百群，一句话，交了钱就能放！再说，当官的都雇人放，平头百姓就不能放？”没想到陈金贵一下来了气。
山里的牧民不约而同地告诉记者，大青山里几乎一直就没误着放羊，刚禁牧时，沿山牧民响应政府号召开始卖羊，养羊数量一度从20万只下降到4万多只。但后来牧民们看到旗、乡、村一些干部却买羊、雇羊倌进山放牧，且林业派出所和林场工作人员暗示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进山养羊，于是牧民们又纷纷买羊，羊数发展到现在的约10多万只。
牧民们还义愤填膺地列举了一大串进山养羊干部的名字。如北什轴乡党委副书记武某托牧民闫某养了1000多只山羊在山里放；管禁牧的原林业派出所一所所长云某当时宣布“限牧民的羊三天离开大青山”，牧民无奈纷纷卖羊；他却派人乘机低价买羊，一次就买了1000多只，放养在大青山深处的灶火沟、孤石沟和十道坝。
干部发“羊”财 农民受“羊”罪
记者走村串户，牧民们不约而同地历数了禁牧工作人员借禁牧“生财”的几种手段：
一是诱导牧民进山放羊，这样禁牧工作人员就有更多的羊可抓。
今年72岁的老党员康维和告诉记者，当时禁牧工作人员看到牧民大量卖羊，着急断了“财路”，就暗示牧民说：“你们卖了羊咋活呀！”后来牧民就卖一部分，留一部分，全卖了的再往回买。
牧民陈满仓2001年一下子就卖掉500多只羊。2004年春天，他听同村人说，只要给林业派出所和林场护林队交一些罚款就能继续养羊。正当他犹豫时，林业派出所的人主动找到他，告诉他在村里养羊有晚上到附近生态林地偷牧的嫌疑，要放就进山里放，但得交一定的罚款。这样陈满仓又买了200多只羊到大青山黑牛沟放养，一年多来，他共向林业派出所和护林队交了7000多元罚款。
张文俊等牧民说：“来村里要罚款是他们（注：指林业公安），要完罚款再进山逮羊的也是他们！养点儿羊算倒了八辈子霉了！”
二是用装羊车把羊逮回去，等牧民拿钱去赎羊，借机勒索。
据牧民反映，林业公安把羊逮回去，自己杀一只、两只是常事。牧民闫林旺告诉记者，有一次林业派出所将他的羊逮回45只，待他交完700元罚款一数，少了一只羊，他转身回屋一看，那只羊的皮子和头还放在案板上。“看到我要把羊头和皮子往回拿，他们就让我再打一个欠罚款200元的条子，防备我让他们赔羊！”闫林旺气愤地说。此外，陈满仓、陈文俊、陈铁珍等牧民也都诉说他们去交罚款赎羊时，羊都缺了两只。
三是禁牧工作人员轮流换岗。
牧民说，管大青山禁牧工作的共涉及5个林业派出所，这5个所的工作人员不断交替轮换，就是因为一个所的人罚钱次数多了，与牧民惯熟了，不好再罚钱。不断换新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多次罚款。
牧民们逢年过节一般都给禁牧工作人员送羊、送肉、送烟酒，隔三岔五还得请吃饭，这样交罚款时就“好商量”。前不久牧民张文俊的羊被逮回去，硬要罚8000元。张文俊无奈请禁牧人员吃了一顿饭，还送了一些烟酒，最终被罚1500元了事。牧民陈满仓开了个小卖部，禁牧工作人员一来就拿烟拿酒，不到一年就拿走价值1000多元的东西。
四是探清养羊户的“底细”，直接到家索要罚款。
据闫林旺等牧民反映，有时林业派出所的人直接到养羊户说：你们养多少羊我们都清楚，想逮肯定能逮住，你就在这儿交了钱，我们就省得进山逮住羊再罚款了。
此外，林场的护林员也经常借禁牧“分一杯羹”。牧民们反映，护林员“罚款”的数目不大，一般在1000元以下，但一般不开罚款收据。护林员杨财旺今年春节推销礼花炮，凡养羊户每户都要买1-2墩，而且市场每墩卖25元到30元，他却卖50元。有的农民不想买，杨财旺“提醒”说：小心你们的羊！养羊多的闫拴拴等牧民还被迫买了4墩。牧民闫林旺不想买，又怕得罪人，事先锁上家门，躲在凉房里半个小时才免被宰割。
“为养几只羊，我们真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受尽洋罪了！”陈国珍等牧民为受到这样的勒索而唉声叹气。
政府严格禁牧 农民损失难补
农民缘何在“重罚”之下仍甘愿继续放羊？陈国珍等牧民道出实情：山区地少，人均仅1亩地，还是靠天吃饭，多少年来主要就靠养羊生活。禁牧后虽屡遭“罚款”，但交过罚款来还能有点收入。
陈国珍以自己为例算了一笔账：我家有300只羊，进山之前交了2000元“罚款”，去年交了9000多元“罚款”，今年９月份以前已交了9000多元。我每年付羊倌儿14000元工资，交罚款近1万元，草料5000元，防疫、用盐等1000元，总开支3万元。但羊绒能卖24000元，接120只羊羔，每只卖100多元就是12000元，总收入36000元，这样我还能收入6000元。
可令牧民没想到的是，最近旗里的林业公安突然开始进山拆“羊房子”，将门窗、铁锅、水瓮等全部砸烂，并拿走里面的生活用具，甚至将面袋挑破，将白面到处扬撒。现在牧民再交多少罚款也不让继续放了，并要求养羊户尽快处理羊只。牧民听说是上级领导已得知偷牧的情况，旗里怕出事，故“突击”禁牧。这才引发牧民连续上访。
牧民的理由和要求是：2002年禁牧时，牧民以平均每只150元左右的价格卖了羊，但后来买羊时平均每只260元左右，再加上每年有票据的和没票据的1万多元“罚款”，损失严重。而现在突然让处理羊，又得贱卖。因此，牧民恳请将禁牧期限放宽到今年年底，那时羊也能卖个好价钱。另外牧民还要求旗里弥补损失，给山区农民指一条活路。
土左旗财政局的一位干部向记者透露，前两年旗里都下达禁牧罚款任务，全旗一年上交财政的禁牧罚款在60万元左右，多时达到80多万元。
记者几次找到旗长云根亮采访，均被对方以“没时间”为由拒绝。记者又多次到土左旗林业局、林业公安局核实情况，均被告知领导不在。几经周折，记者终于见到土左旗林业局副局长崔远毅。
崔远毅告诉记者，旗里从2001年开始全面禁牧，但只靠林业局一家做这项工作，忙不过来，农民偷牧现象严重。偷牧的确对生态破坏很大，羊群进山啃树，旗里每年花几十万元补植。最近，有人将偷牧的事反映到自治区，自治区领导对大青山一带的禁牧工作很不满意，市里下决心大抓禁牧工作。最近旗里开了三次会，决定40天内把山里的羊全部清理完：首先清除干部职工的羊，再清除村支书和村长的，最后清理农民的。
当记者问到禁牧工作人员借禁牧敛财的情况，崔远毅说，从政策上讲，绝没有交了“罚款”就可以放羊的事，但大青山一带共有5个林业派出所、20多个林业公安、100多名护林员，要是有些素质不高的工作人员和受雇佣的护林员这样做，那也确实很难说。
「新三牧」使內蒙古草原的生態有所改善，可惜有些貪官乘機以權謀私。新華社
洪巧俊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個千年的典故，如今已被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官員與時俱進般注入了新內容。為官者自己可以「放火」，但百姓一旦「點燈」，就要交昂貴的「點燈」費。讓人感到十分吃驚的是他們還能從這個典故中創新出一條生財之道。
據報道，內蒙古自治區是全國率先實行「禁牧」的省份。從二零零零年到現在，佔全區草場面積六分之一的二億多畝草場實行了禁牧。在禁牧、休牧和劃區輪牧的「新三牧」政策推動下，內蒙古自治區的生態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呈「整體遏制、局部好轉」的趨勢。但是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大青山卻成了放牧場，原因是當地幹部職工買羊進山放牧，加之禁牧工作人員誘導牧民以「交罰款就可進山放羊」，原本響應政府號召賣掉羊隻的牧民又紛紛買羊（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六日《現代快報》、五日新華網）。
送羊入官手
樸實的牧民是積極響應政府號召的，是信任政府的，實施禁牧後他們紛紛把羊低價賣掉，但他們做夢也沒想到禁牧只是禁他們這些平民百姓，而不禁幹部們，更讓他們沒有預料到的是，官員利用禁牧大撈一把，且這些被稱為「父母官」的，撈的卻是他們手下子民的錢財。牧民們向記者義憤填膺地列舉了一大串進山養羊幹部的名字，還舉了北什軸鄉黨委副書記武某托牧民閆某養了一千多隻山羊在山裡放養的事實。當初牧民買山羊是二百六十元一頭，在實施禁牧後，牧民把羊賣了，每頭是一百五十元一頭，而就在這個時候，幹部們卻悄悄地托人低價收購牧民們的羊。這位鄉黨委副書記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賺了十萬元。
禁牧使一些幹部有了生財之道，也讓禁牧工作人員「吃香」起來了。牧民放羊，要交昂貴的罰款不說，逢年過節還要給禁牧工作人員送羊、送肉、送煙酒，隔三岔五還得請吃飯。牧民張文俊的羊被逮回去，硬要罰八千元。張文俊無奈請禁牧人員吃了一頓飯，還送了一些煙酒，最終被罰一千五百元了事。牧民陳滿倉開了個小賣部，禁牧工作人員一來就拿煙拿酒，不到一年就拿走價值一千多元的東西。更為惡劣的是，他們還開通了禁牧工作人員輪流換崗的「致富渠道」，目的是「油水」大家都撈一點，勤換禁牧工作人員，不僅使禁牧工作人員都有好處，還可以增加罰款的數額。據牧民說，管大青山禁牧工作的共涉及五個林業派出所，這五個所的工作人員不斷交替輪換，就是因為一個所的人罰錢次數多了，與牧民慣熟了，不好再罰錢。不斷換新人，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多次罰款。
牧民受盡了羊罪
「為養幾隻羊，我們真是打落牙齒往肚裡咽，受盡羊罪了！」牧民陳國珍以自己為例算了一筆賬：他養了三百隻羊，進山之前又交了二千元「罰款」，去年交了九千多元「罰款」，今年九月份以前又交了九千多元。也就是說他不到三年的時間交罰款二萬元，除了開支他只掙了六千元。如果這次禁牧是真的，陳國珍又得把羊低價賣掉，就可能是血本無歸了。土左旗財政局的一位幹部向記者透露，前兩年旗裡都下達禁牧罰款任務，全旗一年上交財政的禁牧罰款在六十萬元左右，多時達到八十多萬元。當然牧民上交的罰款就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因為罰款有的有票據，有的沒有，沒有票據的罰款也就不可能上交財政，這錢就可能進入私人的腰包了。
以資源職權謀私
官員以權牟利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利益資源交換獲利，二是憑合法傷害能力得利。土默特左旗在禁牧中以權牟利卻兩者兼之。由於官員個人的自由截量較大，他們可憑藉合法傷害能力（執法權）脅迫得利，土默特左旗的官員就是利用國家資源，利用禁牧來獲利益的。你交罰款，我就讓你放羊；你請我吃喝，送我錢財，我就少罰你的款。令人擔憂的是，過去只是牧民違法罰款額度存在著大小，現今一些地方官員都把國家的禁令變成了生蛋的雞，當作了增加財政收入的途徑，官員撈取利益的渠道，這種做法是十分可怕的。土默特左旗這些做法讓我們清醒地看到，不受制約的權力既能化公為私也能化私為公，在這「尺蠖效應」中，無論是國民的公共資產還是私有資產都難免受到侵犯。
我們不得不承認，越是接近基層，合法傷害能力不是隨之減少，而是越接近傷害對象，運用起來更直接、方便，土默特左旗在國家禁牧中採用「交罰款就可進山放羊」的做法就是例證。這種為官者可以「放火」，百姓「點燈」要交昂貴費、變著戲法坑害農民的做法，嚴重地損害黨的威望，使政府的信譽大打折扣。
因為增加財政收入，土默特左旗的官員可以置國家的禁牧政令於不顧，還變著戲法掏農民的口袋，又因為怕出事，又「突擊」禁牧，強行拆「羊房子」，砸門碎鍋，搶走牧民的生活用品，將牧民趕出去，讓牧民措手不及。當初只要交罰款就可放羊，是你們官員允許的，現在怕出事丟烏紗帽，又強迫牧民把羊處理掉，牧民損失難道就這樣「一放一趕」了事？難道土默特左旗的官員就沒有一點責任？
現代國家當然必須防止這種濫權越界的行為，更不允許這種利用國家禁令來巧取豪奪的「山槓爺」做法。曾有人說，「免稅」千萬不能掉進「稅免費興」的怪圈。在國家取消農業稅之後，基層政府和官員利用國家禁令攫取財富的事就有可能增加，如果是這樣，那麼國家「免稅」不僅沒有減輕農民的負擔，反而讓農民陷進了負擔越來越重的泥潭，這就不得不讓人感到憂慮！
一面是草原生态恶化需要禁牧，一面是牧民发展生产要放羊。人、羊、生态，这三者的矛盾把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党委副书记鲍文龙逼得额头上多了好几条皱纹。
他向记者感叹，上面把禁牧这块“最难啃的骨头”推给了基层干部，基层干部迫于压力只好“硬着头皮上”。现在矛盾都集中在最基层，就难免会发生冲突。有时干部一去逮羊，牧民一个电话，几十人就赶来围攻。当地派出所有时也束手无策。
记者在内蒙古、陕西、宁夏、河北等省区采访了解到，尽管禁牧、休牧和轮牧制度正在使中国草原发生可喜的变化，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各地禁牧休牧工作开展得还不平衡，距离草原保护建设的总体要求尚有差距。尤其偷牧、散牧现象屡禁不止，在牧民与政府之间的“游击战”中，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禁牧成为取消农业税后影响基层干群和谐的一大“焦点”，绿色的“禁牧令”正在经受严峻考验。
禁牧、休牧、轮牧、舍饲被沙尘暴吹出来的八个字
“我以前养100多只羊，草场却在退化，现在养300多只羊，草场的长势反而好了，关键是禁牧、休牧、轮牧、舍饲的路走对了！”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昂素镇巴音什里嘎查牧民马呼格日图指着家门前一片泛着青绿的草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为了扭转“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的生态怪圈，内蒙古自治区等西部省份相继在草原严重沙化退化的地区实行禁牧，有的省区则实施全境禁牧。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已有25个省(区、市)的1100个县旗全部或部分实施了封山禁牧，封育保护面积达到67万平方公里。禁牧成为席卷西部草原乃至全国生态脆弱地区的一场“绿色革命”。中国有天然草地面积33099万多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二草地大国。由于超载过牧，2000年前我国西部草地90%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大面积开垦的草地有近50%因生产力下降而被撂荒成为裸地和沙地，长年干旱少雨，风沙频繁，植被稀疏，荒漠化十分严重，使建设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由此引发的沙尘暴已成为我国最让人头痛的环境问题。
面对这一生态问题，从2000年起，西部各地逐步摸索出了一套与草原和谐共处的发展之路，那就是因地制宜地通过“禁牧、休牧、轮牧、舍饲”使牧民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由牧羊人向养羊人转变。可以说，这八个字是被沙尘暴吹出来的，是被大面积的草原沙化逼出来的。
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张喜武在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举行的2007年春季禁牧休牧启动仪式上介绍，截至目前，中国禁牧休牧草原已超过13亿亩，草原禁牧休牧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全国率先实行禁牧制度的内蒙古自治区可利用草原的植被覆盖度由2001年的30.59%提高到了目前的36.07%，草原植被大面积恢复，生态环境实现了“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可喜局面。
内蒙古最早实施禁牧政策的鄂尔多斯市植被覆盖度由2000年的30%提高到目前的70%以上，牧业年度牲畜总头数由2000年的614万头(只)增加到2006年的1500万头(只)，牧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453元提高到2006年的5308元，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提高的良性循环之路。
“草原夜袭队”挑战“禁牧令”
禁牧可以改善生态，这毋庸置疑，但为改善生态而下发的一纸禁牧令，就能够一“禁”了之吗？几年来地方政府在禁牧措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农民卖了不适合圈养的羊，放牧的少了，但饲草供应、圈舍补贴、品种改良、防疫灭病等问题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目前在西部一些地区常见到牧羊人与他们的羊群。因而这些成群出没在草原上的羊群也被戏称为“草原夜袭队”，这些羊群也习惯了昼伏夜出吃“夜草”。
缘何会出现“草原夜袭队”？一些基层干部认为牧民认识浅薄，只顾眼前利益，不懂得禁牧的长远生态意义。但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造成牧民偷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一个“认识浅薄”那么简单。要改变一个牵涉诸多方面的生产方式，并非仅发一个禁令就能解决。农民要维持生计，羊要果腹，圈养缺乏有力支持，出现偷牧现象并不奇怪，这不能光怪农民，还应对禁令本身进行反思。
当然，观念陈旧也是偷牧的重要原因，一些牧民在舍饲养羊上还有认识误区，甚至不少人认为舍饲养羊太麻烦，不如把羊赶出去放赶回来圈方便。加之近年来的好雨水换来了草茂林丰，一些地方的干部群众原来紧绷的生态弦又有放松的迹象。记者途经西部一些已经颁布过禁牧令的旗县，发现绿色的草场上不时有偷牧的羊群出没，个别偷牧严重的地区羊群甚至是成群出没于禁牧的草地上。
“草原夜袭队”的出现也说明告别传统的艰难，向新型畜牧业转型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西部大部分地区十年九旱，水地很少，在有限的水浇地上种粮种草就成了主要矛盾，不少干旱硬梁区的老百姓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一些牧民说，他们也不想出来放羊，风吹日晒人受罪，可没有那么多的饲草喂养，水地还要解决口粮，不能全部种草养羊。
“要想管住牛羊的腿，先得管住干部的嘴”
记者了解到，取消农业税后，基层干部与牧民接触最多的一项工作就是禁牧。尽管各级政府采取“发现偷牧就重罚”的措施，但偷牧现象仍屡禁不止。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深得民心，对照之下，牧民对“发现偷牧就重罚”的措施尤其对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的干部借禁牧敛财现象深为不满，在牧民与政府之间的“游击战”中，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禁牧成为影响基层干群和谐的一大“焦点”。记者调查发现，牧民对禁牧工作的不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禁牧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逮羊随意性很大。不少农民反映说，禁牧干部很少与农民做思想工作，禁牧就是逮羊。他们开着专用的拉羊车，径直闯入羊群，拉上羊就走。记者曾碰到正在偷牧的化德县勿兰淖村一位牧民，她没好气地说，前一段时间乡里来人闯进她的羊群，由于用力过猛，一只羊当场被摁死，这伙人没有理会死羊，另外抓了两只羊扬长而去。
其二，罚款主体多元化，以罚代管。记者在乌兰察布市化德、察哈尔右翼前旗、卓资等几个旗县采访时，农民普遍反映，别看家家户户养羊不多，可罚款的部门有县林业局公安分局、县水务局水政执法大队、乡政府林牧站、县畜牧局草原站、临时护林员。罚款的数额没个固定标准，有关系的罚个二三十元，没门路的罚个几百元到几千元。由于频频出来抓羊，几个部门的人经常发生“撞车”现象。
其三，把禁牧当作“吃口”。“禁牧的大政策是对的，如果能彻底禁牧，一个羊也不让养，我们也就认了，可现在不是这回事儿啊，罚款的部门生怕农民不出来放羊，取消农业税后，禁牧就成了一些乡镇和部门的最后一道‘吃口’！”在记者走访的几个盟市中，许多牧民的抱怨不约而同。
牧民反映，不管哪个部门来抓羊，不说别的，交了“罚款”就可以继续放羊。甚至提前收取“罚款”后，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放羊。有时偷牧者答应不要票据，禁牧人员就少收部分罚款，直接装入自己腰包。有些干部嘴馋了，借禁牧之名出去逮个羊回来就杀掉吃了。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乌兰板村牧民闫林旺说，有一次林业派出所将他的羊逮回45只，待他交完700元罚款后，一数羊少了一只，他转身回屋一看，那只羊的皮子和头还放在案板上。陈满仓、陈文俊、陈铁珍等牧民也都诉说他们去交罚款赎羊时，羊都缺了两只。
上述禁牧中存在的问题在西部省区的农村牧区甚为普遍。“要想管住牛羊的腿，先得管住干部的嘴！”这是记者与牧民谈到禁牧话题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不放往死里饿，一放往死里罚”
牧民抱怨的同时，基层干部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记者采访基层干部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谈到禁牧。不少乡镇干部感言，如今禁牧是最令他们头疼的事。现在不少盟市把禁牧列入实绩考核的硬指标，一票否决，基层干部压力很大，称禁牧为“摘帽子工程”。
为落实禁牧令，内蒙古自治区等西部省份的不少基层干部付出过很大努力。但有的干部反映，他们遇到了一种尴尬，就是在推行禁牧时，进行处罚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可作依据。内蒙古鄂托克旗某镇曾查处一个在山梁上放羊的农民，将他的几只羊扣留，但要进行处罚时却找不到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结果只好不了了之。不少乡镇干部说，严格说来，乡镇一级根本没有“处罚权”，平时查处偷牧时，多数情况下牧民没有较真，但要是较起真来，怎样给一个“说法”还真是个问题。
不少基层干部对记者说，禁牧就需要有人去管理，管理的过程中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有暗箱操作的现象、有人情关系的问题、有借禁牧敛财的案例、有粗暴过激的行为，正是这些问题损伤了政府形象，损害了干群关系。
鄂尔多斯市农牧业局副局长王水云等基层干部说，政府禁牧的目的是要保护和恢复生态，让群众增加收入，并不是以逮羊、罚款为目的。但上面定的政策基层在执行时常会出现偏差。比如禁牧人员除了罚款和逮羊以外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结果牧民与禁牧人员玩“游击战”，羊群成了“草原夜袭队”，不仅吃草，有时把农作物吃了，把树啃了，造成牧民之间也出现不少矛盾，给农村的稳定和团结埋下隐患。
再如，禁牧办的情况有点像个别地方的交警，车、油、工资等款项都来自罚款所得。如果罚款收入全部上交，乡镇的禁牧人员很容易产生懈怠心理，如果将一部分所得给禁牧人员，老百姓很难理解。加之还有一部分禁牧人员的素质不高、私心很重，将禁牧看成了自己的生财之道。
化德县副县长郭守玉等基层干部坦言，现在是国家要生态，群众要生活，上级领导既要你发展畜牧业，又要你保护生态，让基层干部无所适从。如2004年市里给县里下指标发展“寒羊工程”，要求“调进寒羊留位子，调不进寒羊离位子”，县里从外地调回3万多只寒羊。化德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以现在恶劣的生态状况看，一只羊也不该养。放牧违反政策规定，圈养就得搞好棚圈、青贮、饲草料基地、防疫、良种繁育等配套工程建设。可全县去年财政收入5600多万元，每年维持发工资和机关运转的经费就得9000多万元，根本无力扶持。加上连年干旱，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十分困难，也难怪他们抱怨“不放往死里饿，一放往死里罚”。
还有，牧民对全年禁牧的规定也意见很大。草原上一些老牧民也讲，牧草发芽生长期间，禁牧是应该的，但等到牧草枯萎落籽后，完全可以放牧。草不让羊吃，冬春几场大风全刮走了，到头来还是浪费了。
一些基层干部也坦承，经过几年的全年禁牧尝试，禁牧确实是一种最有效的恢复草地生态的方式，目前，还没有哪一种人工建设手段在人力物力上能够胜过禁牧所取得的生态效果，但同时也应看到全年禁牧带来的巨大的饲草资源浪费。有资料表明，每年4月至7月的季节性禁牧，草地植物最高生物量可提高两三倍。在此之外，其余季节牲畜的正常采食对草地产量不仅没有负面影响，而且牲畜粪便还可均匀地给草地增加肥力，促进草地产草量，因为牧草的生长关键是只要不破坏其生长点，生长即不受影响。
郭守玉说，禁牧成为免税后基层干部与牧民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焦点”，确实难题不少，如今禁牧工作“上交不了国家的差，下交不了老百姓的账”。
在羊、生态和人之间寻找一种和谐
不管如何，绿色的禁牧令正在“禁”出草原生态的回归。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分管农牧的副旗长王德义认为，就禁牧而言，“羊进圈”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有做到“禁得住，不反弹”才算大功告成。禁牧管理难，除了农民传统思想转变难，教育工作不到位外，最重要的还是短时间内难以为群众找到一条脱贫致富路。禁牧存在着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困难，光靠逮羊罚款，再过十年也禁不了偷牧。
王德义认为，禁牧如治水，靠疏不靠堵。禁牧并非禁羊，而是要在羊、生态和人之间寻找一种和谐。解决好了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因禁牧造成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自然迎刃而解。
王德义等基层干部建议：一是核定载畜量，根据禁牧草场面积和所增加的饲养费用直接补贴。二是通过实施相关项目，加快饲草料基地建设、草场改良补播、棚圈、机械化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配套项目保护群众利益，再引导其进行舍饲圈养。三是改良羊的品种，通过良种繁育、胚胎移植等，提高个体产羊量，让单位羊产生更大的效益。四是通过社会募集资金，发行生态建设彩票，形成长效、稳定的资金渠道。
达拉特旗在禁牧上也探索了一些好的办法，比如第一次发现偷牧不罚款，提出警告；第二次发现让偷牧者本人签字；第三次再发现，就从退牧还草等一系列国家及自治区的项目上和政策上制裁偷牧者。这样让群众知道政府禁牧并不是以罚款为目的，同时禁牧工作人员也不与钱直接打交道，减少了与牧民的直接冲突，维护了乡镇干部的形象，还有利于国家惠农政策的贯彻执行。
同时，一些畜牧专家建议，西部各县(市、旗)应根据草原植被恢复情况，测算出合理的载畜量，科学确定草原禁牧时间、禁牧范围和利用方式，以政府令或通告的形式定期发布草原禁牧令、休牧令，明确禁牧、休牧的具体时间和范围，使草原禁牧、休牧更加科学，更利于实施。
内蒙古自治区是全国率先实行“禁牧”的省份。从2000年到现在，占全区草场面积六分之一的2亿多亩草场实行了禁牧。在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的“新三牧”政策推动下，内蒙古自治区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呈“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趋势。
但记者在日前的采访中，发现在禁牧政策的执行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插曲。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部分牧民最近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门前上访反映，2001年市里开始实施禁牧后，因当地干部职工买羊进山放牧，加之禁牧工作人员许之以“交罚款就可进山放羊”，原本响应政府号召卖掉羊只的牧民又纷纷买羊，使大青山又成为放牧场。养羊的牧民为此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而禁牧成了部分工作人员，甚至当地政府的生财之道？然而，最近土左旗政府因“怕出事”搞突击禁牧，使养羊的部分牧民损失惨重。记者对此作了深入调查。
禁牧5年，羊儿还在山坡上吃草
日前，在土左旗乌兰板村、蒋圪旦村牧民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大青山深处，看到在荒无人烟的大山内，几乎每一道沟岔内都建有几处简陋的土坯房和用石头砌成的羊圈，这是羊倌们深入大山偷牧的住所，当地人叫它“羊房子”。据牧民反映，这样的“羊房子”和羊圈在大青山里少说也有400个。记者在大青山的几道深沟里采访了两天发现，山上随处可见羊的粪便和蹄印。在蒋圪旦村，记者看到两群羊正在山坡上吃草，每群羊在200只左右。
49岁的羊倌儿陈金贵借来河边饮羊的机会和记者攀谈起来。
“你一直在山里放羊吗？”记者问。
“对，这几年就住在山里‘打游击’！”陈金贵答。
“这是封山育林区呀，不是重点禁牧区域吗？”记者指着山坡上的苍松翠柏问。
“嗨！要说国家这禁牧政策是对的，可架不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山里常年放养的羊就有几百群，一句话，交了钱就能放！再说，当官的都雇人放，平头百姓就不能放？”没想到陈金贵一下来了气。
山里的牧民不约而同地告诉记者，大青山里几乎一直就没误着放羊，刚禁牧时，沿山牧民响应政府号召开始卖羊，养羊数量一度从20万只下降到4万多只。但后来牧民们看到旗、乡、村一些干部却买羊、雇羊倌进山放牧，且林业派出所和林场工作人员暗示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进山养羊，于是牧民们又纷纷买羊，羊数发展到现在的约10多万只。
牧民们还义愤填膺地列举了一大串进山养羊干部的名字。如北什轴乡党委副书记武某托牧民闫某养了1000多只山羊在山里放；管禁牧的原林业派出所一所所长云某当时宣布“限牧民的羊三天离开大青山”，牧民无奈纷纷卖羊；他却派人乘机低价买羊，一次就买了1000多只，放养在大青山深处的灶火沟、孤石沟和十道坝。
干部发“羊”财 农民受“羊”罪
记者走村串户，牧民们不约而同地历数了禁牧工作人员借禁牧“生财”的几种手段：
一是诱导牧民进山放羊，这样禁牧工作人员就有更多的羊可抓。
今年72岁的老党员康维和告诉记者，当时禁牧工作人员看到牧民大量卖羊，着急断了“财路”，就暗示牧民说：“你们卖了羊咋活呀！”后来牧民就卖一部分，留一部分，全卖了的再往回买。
牧民陈满仓2001年一下子就卖掉500多只羊。2004年春天，他听同村人说，只要给林业派出所和林场护林队交一些罚款就能继续养羊。正当他犹豫时，林业派出所的人主动找到他，告诉他在村里养羊有晚上到附近生态林地偷牧的嫌疑，要放就进山里放，但得交一定的罚款。这样陈满仓又买了200多只羊到大青山黑牛沟放养，一年多来，他共向林业派出所和护林队交了7000多元罚款。
张文俊等牧民说：“来村里要罚款是他们（注：指林业公安），要完罚款再进山逮羊的也是他们！养点儿羊算倒了八辈子霉了！”
二是用装羊车把羊逮回去，等牧民拿钱去赎羊，借机勒索。
据牧民反映，林业公安把羊逮回去，自己杀一只、两只是常事。牧民闫林旺告诉记者，有一次林业派出所将他的羊逮回45只，待他交完700元罚款一数，少了一只羊，他转身回屋一看，那只羊的皮子和头还放在案板上。“看到我要把羊头和皮子往回拿，他们就让我再打一个欠罚款200元的条子，防备我让他们赔羊！”闫林旺气愤地说。此外，陈满仓、陈文俊、陈铁珍等牧民也都诉说他们去交罚款赎羊时，羊都缺了两只。
三是禁牧工作人员轮流换岗。
牧民说，管大青山禁牧工作的共涉及5个林业派出所，这5个所的工作人员不断交替轮换，就是因为一个所的人罚钱次数多了，与牧民惯熟了，不好再罚钱。不断换新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多次罚款。
牧民们逢年过节一般都给禁牧工作人员送羊、送肉、送烟酒，隔三岔五还得请吃饭，这样交罚款时就“好商量”。前不久牧民张文俊的羊被逮回去，硬要罚8000元。张文俊无奈请禁牧人员吃了一顿饭，还送了一些烟酒，最终被罚1500元了事。牧民陈满仓开了个小卖部，禁牧工作人员一来就拿烟拿酒，不到一年就拿走价值1000多元的东西。
四是探清养羊户的“底细”，直接到家索要罚款。
据闫林旺等牧民反映，有时林业派出所的人直接到养羊户说：你们养多少羊我们都清楚，想逮肯定能逮住，你就在这儿交了钱，我们就省得进山逮住羊再罚款了。
此外，林场的护林员也经常借禁牧“分一杯羹”。牧民们反映，护林员“罚款”的数目不大，一般在1000元以下，但一般不开罚款收据。护林员杨财旺今年春节推销礼花炮，凡养羊户每户都要买1-2墩，而且市场每墩卖25元到30元，他却卖50元。有的农民不想买，杨财旺“提醒”说：小心你们的羊！养羊多的闫拴拴等牧民还被迫买了4墩。牧民闫林旺不想买，又怕得罪人，事先锁上家门，躲在凉房里半个小时才免被宰割。
“为养几只羊，我们真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受尽洋罪了！”陈国珍等牧民为受到这样的勒索而唉声叹气。
政府严格禁牧 农民损失难补
农民缘何在“重罚”之下仍甘愿继续放羊？陈国珍等牧民道出实情：山区地少，人均仅1亩地，还是靠天吃饭，多少年来主要就靠养羊生活。禁牧后虽屡遭“罚款”，但交过罚款来还能有点收入。
陈国珍以自己为例算了一笔账：我家有300只羊，进山之前交了2000元“罚款”，去年交了9000多元“罚款”，今年９月份以前已交了9000多元。我每年付羊倌儿14000元工资，交罚款近1万元，草料5000元，防疫、用盐等1000元，总开支3万元。但羊绒能卖24000元，接120只羊羔，每只卖100多元就是12000元，总收入36000元，这样我还能收入6000元。
可令牧民没想到的是，最近旗里的林业公安突然开始进山拆“羊房子”，将门窗、铁锅、水瓮等全部砸烂，并拿走里面的生活用具，甚至将面袋挑破，将白面到处扬撒。现在牧民再交多少罚款也不让继续放了，并要求养羊户尽快处理羊只。牧民听说是上级领导已得知偷牧的情况，旗里怕出事，故“突击”禁牧。这才引发牧民连续上访。
牧民的理由和要求是：2002年禁牧时，牧民以平均每只150元左右的价格卖了羊，但后来买羊时平均每只260元左右，再加上每年有票据的和没票据的1万多元“罚款”，损失严重。而现在突然让处理羊，又得贱卖。因此，牧民恳请将禁牧期限放宽到今年年底，那时羊也能卖个好价钱。另外牧民还要求旗里弥补损失，给山区农民指一条活路。
土左旗财政局的一位干部向记者透露，前两年旗里都下达禁牧罚款任务，全旗一年上交财政的禁牧罚款在60万元左右，多时达到80多万元。
记者几次找到旗长云根亮采访，均被对方以“没时间”为由拒绝。记者又多次到土左旗林业局、林业公安局核实情况，均被告知领导不在。几经周折，记者终于见到土左旗林业局副局长崔远毅。
崔远毅告诉记者，旗里从2001年开始全面禁牧，但只靠林业局一家做这项工作，忙不过来，农民偷牧现象严重。偷牧的确对生态破坏很大，羊群进山啃树，旗里每年花几十万元补植。最近，有人将偷牧的事反映到自治区，自治区领导对大青山一带的禁牧工作很不满意，市里下决心大抓禁牧工作。最近旗里开了三次会，决定40天内把山里的羊全部清理完：首先清除干部职工的羊，再清除村支书和村长的，最后清理农民的。
当记者问到禁牧工作人员借禁牧敛财的情况，崔远毅说，从政策上讲，绝没有交了“罚款”就可以放羊的事，但大青山一带共有5个林业派出所、20多个林业公安、100多名护林员，要是有些素质不高的工作人员和受雇佣的护林员这样做，那也确实很难说。
「新三牧」使內蒙古草原的生態有所改善，可惜有些貪官乘機以權謀私。新華社
洪巧俊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個千年的典故，如今已被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官員與時俱進般注入了新內容。為官者自己可以「放火」，但百姓一旦「點燈」，就要交昂貴的「點燈」費。讓人感到十分吃驚的是他們還能從這個典故中創新出一條生財之道。
據報道，內蒙古自治區是全國率先實行「禁牧」的省份。從二零零零年到現在，佔全區草場面積六分之一的二億多畝草場實行了禁牧。在禁牧、休牧和劃區輪牧的「新三牧」政策推動下，內蒙古自治區的生態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呈「整體遏制、局部好轉」的趨勢。但是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大青山卻成了放牧場，原因是當地幹部職工買羊進山放牧，加之禁牧工作人員誘導牧民以「交罰款就可進山放羊」，原本響應政府號召賣掉羊隻的牧民又紛紛買羊（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六日《現代快報》、五日新華網）。
送羊入官手
樸實的牧民是積極響應政府號召的，是信任政府的，實施禁牧後他們紛紛把羊低價賣掉，但他們做夢也沒想到禁牧只是禁他們這些平民百姓，而不禁幹部們，更讓他們沒有預料到的是，官員利用禁牧大撈一把，且這些被稱為「父母官」的，撈的卻是他們手下子民的錢財。牧民們向記者義憤填膺地列舉了一大串進山養羊幹部的名字，還舉了北什軸鄉黨委副書記武某托牧民閆某養了一千多隻山羊在山裡放養的事實。當初牧民買山羊是二百六十元一頭，在實施禁牧後，牧民把羊賣了，每頭是一百五十元一頭，而就在這個時候，幹部們卻悄悄地托人低價收購牧民們的羊。這位鄉黨委副書記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賺了十萬元。
禁牧使一些幹部有了生財之道，也讓禁牧工作人員「吃香」起來了。牧民放羊，要交昂貴的罰款不說，逢年過節還要給禁牧工作人員送羊、送肉、送煙酒，隔三岔五還得請吃飯。牧民張文俊的羊被逮回去，硬要罰八千元。張文俊無奈請禁牧人員吃了一頓飯，還送了一些煙酒，最終被罰一千五百元了事。牧民陳滿倉開了個小賣部，禁牧工作人員一來就拿煙拿酒，不到一年就拿走價值一千多元的東西。更為惡劣的是，他們還開通了禁牧工作人員輪流換崗的「致富渠道」，目的是「油水」大家都撈一點，勤換禁牧工作人員，不僅使禁牧工作人員都有好處，還可以增加罰款的數額。據牧民說，管大青山禁牧工作的共涉及五個林業派出所，這五個所的工作人員不斷交替輪換，就是因為一個所的人罰錢次數多了，與牧民慣熟了，不好再罰錢。不斷換新人，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多次罰款。
牧民受盡了羊罪
「為養幾隻羊，我們真是打落牙齒往肚裡咽，受盡羊罪了！」牧民陳國珍以自己為例算了一筆賬：他養了三百隻羊，進山之前又交了二千元「罰款」，去年交了九千多元「罰款」，今年九月份以前又交了九千多元。也就是說他不到三年的時間交罰款二萬元，除了開支他只掙了六千元。如果這次禁牧是真的，陳國珍又得把羊低價賣掉，就可能是血本無歸了。土左旗財政局的一位幹部向記者透露，前兩年旗裡都下達禁牧罰款任務，全旗一年上交財政的禁牧罰款在六十萬元左右，多時達到八十多萬元。當然牧民上交的罰款就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因為罰款有的有票據，有的沒有，沒有票據的罰款也就不可能上交財政，這錢就可能進入私人的腰包了。
以資源職權謀私
官員以權牟利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利益資源交換獲利，二是憑合法傷害能力得利。土默特左旗在禁牧中以權牟利卻兩者兼之。由於官員個人的自由截量較大，他們可憑藉合法傷害能力（執法權）脅迫得利，土默特左旗的官員就是利用國家資源，利用禁牧來獲利益的。你交罰款，我就讓你放羊；你請我吃喝，送我錢財，我就少罰你的款。令人擔憂的是，過去只是牧民違法罰款額度存在著大小，現今一些地方官員都把國家的禁令變成了生蛋的雞，當作了增加財政收入的途徑，官員撈取利益的渠道，這種做法是十分可怕的。土默特左旗這些做法讓我們清醒地看到，不受制約的權力既能化公為私也能化私為公，在這「尺蠖效應」中，無論是國民的公共資產還是私有資產都難免受到侵犯。
我們不得不承認，越是接近基層，合法傷害能力不是隨之減少，而是越接近傷害對象，運用起來更直接、方便，土默特左旗在國家禁牧中採用「交罰款就可進山放羊」的做法就是例證。這種為官者可以「放火」，百姓「點燈」要交昂貴費、變著戲法坑害農民的做法，嚴重地損害黨的威望，使政府的信譽大打折扣。
因為增加財政收入，土默特左旗的官員可以置國家的禁牧政令於不顧，還變著戲法掏農民的口袋，又因為怕出事，又「突擊」禁牧，強行拆「羊房子」，砸門碎鍋，搶走牧民的生活用品，將牧民趕出去，讓牧民措手不及。當初只要交罰款就可放羊，是你們官員允許的，現在怕出事丟烏紗帽，又強迫牧民把羊處理掉，牧民損失難道就這樣「一放一趕」了事？難道土默特左旗的官員就沒有一點責任？
現代國家當然必須防止這種濫權越界的行為，更不允許這種利用國家禁令來巧取豪奪的「山槓爺」做法。曾有人說，「免稅」千萬不能掉進「稅免費興」的怪圈。在國家取消農業稅之後，基層政府和官員利用國家禁令攫取財富的事就有可能增加，如果是這樣，那麼國家「免稅」不僅沒有減輕農民的負擔，反而讓農民陷進了負擔越來越重的泥潭，這就不得不讓人感到憂慮！
联合国关于蒙古国建国800周年的决议
联合国 A/60/PV.52 大会第六十届会议第五十二次全体会议2005 年11 月14 日星期一下午3 时举行 纽约
正式记录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05-61199 (C) *0561199*
主席： 埃利亚松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瑞典)
主席缺席，副主席哈米登先生（马来西亚）主持会议。
.......
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 决议草案（A/60/L.17）
主席（以英语发言）：
各位成员还记得，大会曾在2005 年10 月20 日第35 和36 次全体会议上同时就议程项目42 和议程项目43 举行辩论。 我请蒙古代表发言介绍决议草案A/60/L.17。
恩赫策策格女士（蒙古）（以英语发言）：
我非常荣幸地代表文件所列提案国——奥地利，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法国、德国、希腊、海地、印度、牙买加、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卢森堡、马拉维、摩纳哥，摩洛哥、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联邦、泰国、东帝汶、土耳其、美利坚合众国和我国蒙古——介绍题为“蒙古国八百年”的决议草案A/60/L.17。
另外，我还高兴地宣布， 自从印发本决议草案以来，以下国家也列入提案国名单：澳大利亚、加拿大、冰岛、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阿曼、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
文明成就构成人类的集体遗产。欣然接受这一行动和致力于客观了解各个文明，对加强各文明之间的建设性互动与合作交往具有特殊意义。然而，在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总体框架内，游牧人民在全球创造的多种文明——尤其是浩瀚的欧亚大草原文明—— 迄今没有得到什么注意。
游牧文明大都存在于同定居社会和平共生之中， 并在建立广泛贸易网和创建庞大行政文化、宗教和商业中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表明，阿拉伯、芬兰、蒙古、土耳其和其他渊源的游牧人民曾对全世界各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他们的流动性有助于思想跨区域自由流动，从而为现代世界的形成作出贡献。
的确，游牧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游牧文明所固有的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使得自然生境的微妙生态平衡得以受到保护。在目前环境威胁与挑战背景下，游牧民的这种适应大自然变数的能力今天更可以大显身手。
蒙古是一个游牧国家。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及其心态和自我特征都产生于其根深蒂固的游牧底蕴。蒙古也是一个古老国家；蒙古明年将纪念建国八百年。正如我国总统九月份首脑会议上站在这个讲台所说的那样，“纪念活动使人回忆历史，展望未来。”（A/60/PV.5，第24 页）。因此，八百周年纪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不仅让我们回顾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而且也让我们着手对游牧文明进行更认真的研究。 因此，目前摆着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有两个错综交织且相辅相成的主题。决议草案首先谋求加强不同文明间对话概念，把游牧文明的作用和贡献列入全球议程。决议草案还重申必须在现代社会中维护和发展游牧人民几百年的传统和文化。另外，决议草案还谋求鼓励有关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和学术界重新关心对游牧文明各方面的研究，从而为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作出贡献。
决议草案还承认蒙古国的几百年历史，欢迎我国政府努力于明年纪念其八百年，并请会员国、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积极参加蒙古安排的周年纪念活动。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对我们所有提案国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声援表示衷心感谢和赞赏。我们代表它们表示相信，这项决议草案将得到大会尽可能最广泛的支持，并将获得协商一致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会现在对题为“蒙古国八百年”的决议草案A/60/L.17 作出决定。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A/60/L.17？
决议草案A/60/L.17 获得通过（第60/16 号决议）。
30
A/60/PV.52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结束对议程项目42 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6 时30 分散会
联合国 A/60/PV.5 大 会 第六十届会议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05 年9 月15 日星期四上午9 时举行 纽约 正式记录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05-51171 (C) *0551171*
共同主席： 哈吉•奥马尔•邦戈•翁丁巴................................ (加蓬共和国总统)
共同主席： 约兰•佩尔松先生.......................................... (瑞典王国首相)
上午9 时05 分开会
高级别全体会议讲话（续）
共同主席（瑞典）：在请本次会议第一位发言者发言前，我要再次提醒各位成员，发言应以五分钟为限。
......
23页
A/60/PV.5
......
共同主席（瑞典）（以英语发言）：
大会现在听取蒙古总统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先生阁下的发言。
恩赫巴亚尔总统（以英语发言）：
此次世界领导人史无前例的聚会是实现全球亿万人民的期望，让他们过上没有恐惧和贫困、更有尊严、更加自由的生活的一个历史机遇。此次聚会再一次显示，我们坚定地致力于这个世界组织，在追求共同目标时采取集体行动。 尽管存在诸多缺点，但联合国已证明是不可或缺的。它防止了战争，为饥饿者提供食物。它结束了殖民主义，帮助各国发展。联合国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未来。本组织是曾经在疯狂中将我们的世界推向灭亡边缘，并在最绝望之时找到勇气和智慧团结起来，决心创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繁荣和公正的世界的一代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礼物。我们得到了一个将这个理想变为现实的机会，我们有义务抓住这个机会。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有效的多边主义，应当指导我们的努力。我们需要一个真正民主、代表所有人、以尊重《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制。多边主义要行之有效，需要有足够的行动能力和意愿。
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的世界，贫困被消除，发展成为理所当然。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恐怖被击败，致命武器不落入歹徒之手，技术被用来改善人的生活。我们需要建设一个公正的世界，对其居民的困难和疾苦不是视而不见，而是确保规则得到遵守，权利得到享受。我们需要一个更大自由和更高尊严的世界。 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一个合乎我们需求的议程，需要能够促进这个议程的联合国改革。五年前，在《千年宣言》中，世界领导人商定一套范围广泛的承诺——一个全面的发展议程。其中达成的发展协议的确很重要。我们必须确保它得以实现。
我们蒙古人民深入致力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今年4 月，蒙古议会通过一项专门决议，核准国家一级的目标。该决议委托国家相关实体执行和监测千年发展目标，并规定在国家年度预算中拨出必要的资源。还宣布增加关于加强人权和促进民主治理的第九项目标。 国家行动尽管最为重要，但是单靠国家行动可能证明是不够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执行千年发展目
24页
A/60/PV.5
标受到严重的能力限制的阻碍。那里非常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因此，正如《蒙特雷共识》重申的那样，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应该成为一个现实。 虽然官方发展援助的增长在十年持续下降之后,
过去两三年中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变化，但世界仍然远未实现0.7％的长远目标。在此，我愿支持秘书长的建议，即从2005 年起，那些提出合理、透明和明确国家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援助应该有足够的增加、其质量足够好、到达的速度足够快，从而使它们能够实现其千年发展目标。此外，新增和新颖融资办法，如国际融资机制和债换执行千年发展目标项目，应该坚决鼓励。 我们应当敢作敢为，全面解决，拿出足够的政治意愿，形成名副其实的伙伴合作关系，彻底解决口头承诺与实际行动相差甚远的情况。如果我们诚心想要执行千年发展目标，就不能不履行已经作出的承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联合国改革这两个进程，应当同时并举，加强和振兴联合国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必须加强联合国全面协调和指导全球行动的能力，即在发展、安全、人权及民主所有三大主要领域。各项改革同等重要。不能因为一个问题而牵制另一个问题。结果文件为果断行动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启动。大会第60 届会议必须产生结果， 以确保顺利贯彻。联合国改革是否成功，不能看我们怎么说，而要看改革之后的联合国能否给穷者带来发展，用和平结束战争，为被压迫者伸张正义。需用我们的行动衡量。让我们不负重任，尤其是在纪念联合国60 周年之际。
纪念活动使人回忆历史，展望未来。在我们蒙古筹备于2006 年庆祝蒙古国成立800 周年的时候，我们回顾蒙古国丰富的历史，以史为戒。一代精明的政治家成吉思汗永远改变了欧亚大陆面貌，统一东西。成吉思汗还建立了自由贸易、宗教宽容，以及邮政和通讯体系。他建立了许多重要的治国大计——开明税务、良好的行政和管理体制，以及法律面前平等—— 及保护外交豁免。这些治理国家的办法与国家间行为原则，至今还没有普遍实现。我想借此机会表示，衷心希望世界各国明年能同我们一道庆祝。
最后，我相信，这次首脑会议一定能够激发和引导我们今后集体努力建设更加安全、更加公平和繁荣的未
来。蒙古愿意在此崇高的集体事业中承担自己的责任。
......
下午2 时45 分散会
UNGA 60th session Plenary
as delivered /
UNGA 60th session
Plenary
Agenda item: 42
“Global Agenda for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INTRODUCTION OF RESOLUTION A/60/L.17
“800 YEARS OF MONGOLIAN STATEHOOD”
BY MS. O. ENKHTSETSEG
DIRECTOR-GENERAL
DEPARTMENT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MONGOLIA
14 November 2005
Mr. President,
I have the distinct honor to introduce the draft resolution entitled “800 years of Mongolian Statehood” on behalf of the co-sponsors listed in document A/60/L.17, namely Austria, Azerbaijan, Bangladesh,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France, Germany, Greece, Haiti, India, Jamaica, Kazakhstan, Kyrgyzstan, Luxembourg, Malawi, Monaco, Morocco, Philippines, Qatar, Russian Federation, Thailand, Timor-Leste, Turke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my own country Mongolia. I am also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have joined the draft resolution as co-sponsors since its publication. They are Australia, Canada, Iceland, Indonesia, Italy, Japan, Oman, Romania, Slovenia, Syrian Arab Republic,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and Turkmenistan.
Mr. President,
Civilizational achievements constitute the collective heritage of mankind. Embracing this axiom, and working towards achieving an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all civilizations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ve engagement among all civilizations. Yet, a rich and diverse civilization created by nomadic peoples across the globe and most notably on the vast expanses of the Eurasian steppe has so far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with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global agenda for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Nomadic civilization has largely existed in peaceful symbiosis with sedentary societie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xtensive trade networks and the creation of large administrative, cultural, religious and commercial centers. Studies indicate that nomadic peoples of Arabic, Finnish, Mongolic, Turkic and other origin hav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societies across the world; their mobility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making possible the free flow of ideas across region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shape of the modern world. All in all, nomadic civilization has in fact serv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s a bridge between world civilizations.
The culture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which is inherent in nomadic civilization, allow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delicate ecological balance of the natural habitat. This ability of nomads to adapt to whims of nature has a heightened validity toda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threats and challenges.
Mr. President,
Mongolia is a nomadic state; the traditions, values, culture and the very mentality and self-identity of my nation stem from our nomadic roots. Mongolia is also an ancient country – it is about to celebrate the 800th anniversary of its statehood next year.
As my President said from the high rostrum of the September Summit “anniversaries provoke recollections over the past and projections for the future”. As such, the 800th anniversary provides us with an opportunity not only to look back at the legacies of our forefathers but also to take up more closely the study of various aspects of nomadic civilization. Accordingly, the draft resolution has two main themes that are intricately intertwined and mutually-reinforcing.
First, it aims at reinforcing the concept of a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bringing in 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nomadic civilization into the global agenda. It also reaffirms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and developing the centuries-old traditions and culture of nomadic peoples in modern societies, as it welcomes the efforts of Member States to that end. It also aims at triggering a renewed interest to study various aspects of nomadic civilization by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ivil society and academia with a view to contributing to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Second, the draft resolution acknowledges the centuries-old statehood of Mongolia and welcomes the efforts of my Government to celebrate its 800th anniversary, and invites the Member States, UN,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civil society, NGOs and academia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relevant events.
In concluding, Mr. President, my delegation wishes to extend its wholehearted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to all the co-sponsors of L.17 for their valuable support and solidarity, and on their behalf expresses our confidence that the draft resolution would command the broadest possible support of this august Assembly and be adopted by consensus.
I thank you.
Let's Travel to Mongolia
800th Anniversary of Great Mongolian State
UN resolution recognizes 800th anniversary of statehood On November 14, the 60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opted a non-vote resolution recognizing the 800th Anniversary of Mongolian Statehood, to be celebrated in 2006. The resolution welcomed the efforts of Mongolia and other member countries to preserve nomadic culture and traditions in modern societies.
It also invited members, the UN bodies and other inter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Mongolia's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events.
O.Enkhtsetseg, a representative from Mongolia, believes this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next year's festivities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trigger renewed interest in nomadic civilizations and to preserve and develop their traditions. A host of activities, both within the country and internationally, are scheduled to celebrate Mongolian heritage.
Enkhtsetseg addressed the meeting with the message that today's world is increasingly interdependent and rapidly changing.
“Peoples, religions,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are engaged in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interaction and interchange of values,” Enkhtsetseg said. “That openness and perceived defenselessness in the face of change created a natural reaction of rejection, distrust or even fear, which led to attempts to define and protect one's identity through exclusion and separation. Yet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showed that intera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one's identity we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Diversity was not a threat, but a strength, and the breakthrough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vided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promote it on a global scale,” she added.
She said that civilizations did not have clear-cut boundaries, but flowed smoothly into one another and were greatly diversified. An example was the great nomadic civilization of the Eurasian steppe, of which Mongolia was a part.
That distinct form of civiliz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xtensive trade networks an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erved as a bridge between civilizations. 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 of nomadic civilizations still remains largely under-appreciated and unrecognized, and the rapid advance of globalization poses challenges to the preservation of centuries-old traditions, she said.
News.2
800th Anniversary of Great Mongolian State
Mongolia stages "Chinggis Khaan" rock opera
One of Mongolia's most popular rock groups “Khar-Chono” has teamed up with praised composer S.Tara to bring Mongolia's first rock opera, “Chinggis Khaan” to audiences in Ulaanbaatar. The opera, which will also include many other famous Mongolian artists and musicians, will be based loosely 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800 year old epic written about Chinggis Khaan's empire.
Organizer and general producer Kh.Bat-Ochir, director of the SmartMind Company, says “The feature of this rock opera is to bring to life our great history through music, specifically through rock and roll”.
Though the opera isn't solely for rock enthusiasts, “folk chamber music will also be played as we hope to appeal to everyone,” Bat-Ochir said. The rock opera intends to draw its first curtain on April 20, 2006.
The UB Post recently sat down with Bat-Ochir to ask him about the prepara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Chinggis Khaan” rock opera.
What can we expect to see in this rock opera?
The theme of the rock opera was taken from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was written by Ganzorig a member of the “Khar-Chono” rock band. The writing was edited by specialist G.Bilguudei and further scrutinized by the World Chinggis Khaan's Academy B.Davaanyam and other scholars.
Why have so many scholars and specialist edit and review the writing?
Because we considered that this rock opera should be as true to the “Secret History” as possible. Although this is a rock opera, we want it to maintain the highest level of integrity. For example, due to the difficult language of the “Secret History” it was important to accurately represent what had been written so many years ago. What would it be worth for us to tell such an important story, such as this, falsely?
If it is possible could you tell our readers a little something about what they can expect when rock, meets opera, meets history?
Our “Chinggis Khaan” four act rock opera will naturally begin at the beginning, from the part of the “Secret History”, where Merged seized Borte-Ujin by force from Temuujin's home when Temuujin was absent. We are trying to show more about Chinggis Khaan's personal life, his love, his friendships, battles, personal character. The rock opera continues on until Temuujin is enthroned as the great king of the Mongol empire.
What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 music?
S.Tara is a professional composer, he graduated from a music Conservatory in Sverdlovsk, Russia. Tara is also quite a famous composer here in Mongolia. The music has required the most of our energy. We want the writing and composition to be the best. We want to play music that is worth hearing, over and over again, even many years from now.
What type of imagery can the audience expect?
The rock opera will last for one hour and 20 minutes. But people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music is rock and rock music is very loud, though there is balance. As I mentioned before the performance will also consist of symphonic and chamber music alongside traditional music such as khoomii, solo morinkhuur, even shamanistic chants. Shamanism is a great tradition of Mongolia. Ganzorig decided to include shamanism into the opera due in part to his own personal study of the religion. Though it was met with criticism from Ch.Byambadorj, a scholar of Shamanism, he did praise the idea.
His Shaman song will be integral part to the opera. Byambadorj mentioned his concern that if a Shaman were to go into an actual prayer dance during the opera it might be difficult for the Shaman to catch the cue to exit the stage. We intend to have ten Shamanistic dancers in our opera.
In total how many artists will take part in the rock opera?
There are a total of 150 artists who contributed to the opera. The choir is consisted of 40-50 people, there are 40 dancers, 40 members of the orchestra, a 10 member folk group, and the 5 member rock band. I can't say for sure but we might include another two rock performances. To maintain the accuracy we will even have a blare horn, an instrument that was used in the 13th century to signify the start of a battle. And not to forget all the drummers.
How is the preparation go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opera's music has been completed. From January we will begin a formal competition to select only the perfect and most qualified singers and dancers. The competition will be open to everyone, students, professionals, even casual singers. It all boils down to that one voice we are looking for. All that is left after that are the costumes and practice. Practice makes perfect. Costumes though are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is opera. We are designing the clothes to be as true to the 13th century as possible. That goes for the musicians as well.
How will the rock opera end?
We are planing to end the rock opera with the long song “Ertnii saikhan”. But we have not decided on it for sure it because the contrast between long song and rock music might not be fitting.
Could you tell us the total expenditure for “Chinggis Khaan” ?
We believe it to be some where around Tg 60 million.
How long will the rock opera run?
The rock opera will have its opening ceremony on April 20 in the Central Cultural Palace. And we try to intend to conclude with a special performance during “Naadam”, July 11-13, 2006.
News.3
CHINGGIS KHAAN'S CAVALRY
Rides Again
One of Mongolia's most popular rock groups “Khar-Chono” has teamed up with praised composer S.Tara to bring Mongolia's first rock opera, “Chinggis Khaan” to audiences in Ulaanbaatar. The opera, which will also include many other famous Mongolian artists and musicians, will be based loosely 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800 year old epic written about Chinggis Khaan's empire.
Organizer and general producer Kh.Bat-Ochir, director of the SmartMind Company, says “The feature of this rock opera is to bring to life our great history through music, specifically through rock and roll”.
Though the opera isn't solely for rock enthusiasts, “folk chamber music will also be played as we hope to appeal to everyone,” Bat-Ochir said. The rock opera intends to draw its first curtain on April 20, 2006.
The UB Post recently sat down with Bat-Ochir to ask him about the prepara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Chinggis Khaan” rock opera.
What can we expect to see in this rock opera?
The theme of the rock opera was taken from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was written by Ganzorig a member of the “Khar-Chono” rock band. The writing was edited by specialist G.Bilguudei and further scrutinized by the World Chinggis Khaan's Academy B.Davaanyam and other scholars.
To celebrate the occasion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Executive Committee has planned a series of events scheduled to take place in 2006. A featured part of the festivities will be the Cavalry Ride taking place throughout the summer months. Spectators who have flocked to Mongolia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local citizenry, will be left spellbound as they get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is once-in-a-lifetime event.
A cloud of dust slowly emerges from the distant grasslands; a two-hour historical spectacle begins.
The five-hundred-man cavalry is comprised entirely of soldiers and has been made possible thanks to cooperation from the Mongolian Ministry of Defense. As the cavalry emerges out of the grassland steppe in a cloud of dust, a fearsome spectacle is relived. The sight of the procession of soldiers marching in a straight line reminds us of Genghis Khan's mighty army.
Experience the awesome power of Cinggis Khaan's cavalry as 500 Mongolian soldiers reconstruct the force that shaped history. This once-in-a-lifetime event, which lasts over two hours, runs from, July through September 2006.
正式记录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05-61199 (C) *0561199*
主席： 埃利亚松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瑞典)
主席缺席，副主席哈米登先生（马来西亚）主持会议。
.......
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 决议草案（A/60/L.17）
主席（以英语发言）：
各位成员还记得，大会曾在2005 年10 月20 日第35 和36 次全体会议上同时就议程项目42 和议程项目43 举行辩论。 我请蒙古代表发言介绍决议草案A/60/L.17。
恩赫策策格女士（蒙古）（以英语发言）：
我非常荣幸地代表文件所列提案国——奥地利，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法国、德国、希腊、海地、印度、牙买加、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卢森堡、马拉维、摩纳哥，摩洛哥、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联邦、泰国、东帝汶、土耳其、美利坚合众国和我国蒙古——介绍题为“蒙古国八百年”的决议草案A/60/L.17。
另外，我还高兴地宣布， 自从印发本决议草案以来，以下国家也列入提案国名单：澳大利亚、加拿大、冰岛、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阿曼、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
文明成就构成人类的集体遗产。欣然接受这一行动和致力于客观了解各个文明，对加强各文明之间的建设性互动与合作交往具有特殊意义。然而，在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总体框架内，游牧人民在全球创造的多种文明——尤其是浩瀚的欧亚大草原文明—— 迄今没有得到什么注意。
游牧文明大都存在于同定居社会和平共生之中， 并在建立广泛贸易网和创建庞大行政文化、宗教和商业中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表明，阿拉伯、芬兰、蒙古、土耳其和其他渊源的游牧人民曾对全世界各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他们的流动性有助于思想跨区域自由流动，从而为现代世界的形成作出贡献。
的确，游牧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游牧文明所固有的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使得自然生境的微妙生态平衡得以受到保护。在目前环境威胁与挑战背景下，游牧民的这种适应大自然变数的能力今天更可以大显身手。
蒙古是一个游牧国家。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及其心态和自我特征都产生于其根深蒂固的游牧底蕴。蒙古也是一个古老国家；蒙古明年将纪念建国八百年。正如我国总统九月份首脑会议上站在这个讲台所说的那样，“纪念活动使人回忆历史，展望未来。”（A/60/PV.5，第24 页）。因此，八百周年纪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不仅让我们回顾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而且也让我们着手对游牧文明进行更认真的研究。 因此，目前摆着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有两个错综交织且相辅相成的主题。决议草案首先谋求加强不同文明间对话概念，把游牧文明的作用和贡献列入全球议程。决议草案还重申必须在现代社会中维护和发展游牧人民几百年的传统和文化。另外，决议草案还谋求鼓励有关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和学术界重新关心对游牧文明各方面的研究，从而为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作出贡献。
决议草案还承认蒙古国的几百年历史，欢迎我国政府努力于明年纪念其八百年，并请会员国、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积极参加蒙古安排的周年纪念活动。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对我们所有提案国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声援表示衷心感谢和赞赏。我们代表它们表示相信，这项决议草案将得到大会尽可能最广泛的支持，并将获得协商一致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会现在对题为“蒙古国八百年”的决议草案A/60/L.17 作出决定。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A/60/L.17？
决议草案A/60/L.17 获得通过（第60/16 号决议）。
30
A/60/PV.52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结束对议程项目42 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6 时30 分散会
联合国 A/60/PV.5 大 会 第六十届会议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05 年9 月15 日星期四上午9 时举行 纽约 正式记录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05-51171 (C) *0551171*
共同主席： 哈吉•奥马尔•邦戈•翁丁巴................................ (加蓬共和国总统)
共同主席： 约兰•佩尔松先生.......................................... (瑞典王国首相)
上午9 时05 分开会
高级别全体会议讲话（续）
共同主席（瑞典）：在请本次会议第一位发言者发言前，我要再次提醒各位成员，发言应以五分钟为限。
......
23页
A/60/PV.5
......
共同主席（瑞典）（以英语发言）：
大会现在听取蒙古总统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先生阁下的发言。
恩赫巴亚尔总统（以英语发言）：
此次世界领导人史无前例的聚会是实现全球亿万人民的期望，让他们过上没有恐惧和贫困、更有尊严、更加自由的生活的一个历史机遇。此次聚会再一次显示，我们坚定地致力于这个世界组织，在追求共同目标时采取集体行动。 尽管存在诸多缺点，但联合国已证明是不可或缺的。它防止了战争，为饥饿者提供食物。它结束了殖民主义，帮助各国发展。联合国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未来。本组织是曾经在疯狂中将我们的世界推向灭亡边缘，并在最绝望之时找到勇气和智慧团结起来，决心创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繁荣和公正的世界的一代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礼物。我们得到了一个将这个理想变为现实的机会，我们有义务抓住这个机会。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有效的多边主义，应当指导我们的努力。我们需要一个真正民主、代表所有人、以尊重《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制。多边主义要行之有效，需要有足够的行动能力和意愿。
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的世界，贫困被消除，发展成为理所当然。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恐怖被击败，致命武器不落入歹徒之手，技术被用来改善人的生活。我们需要建设一个公正的世界，对其居民的困难和疾苦不是视而不见，而是确保规则得到遵守，权利得到享受。我们需要一个更大自由和更高尊严的世界。 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一个合乎我们需求的议程，需要能够促进这个议程的联合国改革。五年前，在《千年宣言》中，世界领导人商定一套范围广泛的承诺——一个全面的发展议程。其中达成的发展协议的确很重要。我们必须确保它得以实现。
我们蒙古人民深入致力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今年4 月，蒙古议会通过一项专门决议，核准国家一级的目标。该决议委托国家相关实体执行和监测千年发展目标，并规定在国家年度预算中拨出必要的资源。还宣布增加关于加强人权和促进民主治理的第九项目标。 国家行动尽管最为重要，但是单靠国家行动可能证明是不够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执行千年发展目
24页
A/60/PV.5
标受到严重的能力限制的阻碍。那里非常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因此，正如《蒙特雷共识》重申的那样，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应该成为一个现实。 虽然官方发展援助的增长在十年持续下降之后,
过去两三年中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变化，但世界仍然远未实现0.7％的长远目标。在此，我愿支持秘书长的建议，即从2005 年起，那些提出合理、透明和明确国家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援助应该有足够的增加、其质量足够好、到达的速度足够快，从而使它们能够实现其千年发展目标。此外，新增和新颖融资办法，如国际融资机制和债换执行千年发展目标项目，应该坚决鼓励。 我们应当敢作敢为，全面解决，拿出足够的政治意愿，形成名副其实的伙伴合作关系，彻底解决口头承诺与实际行动相差甚远的情况。如果我们诚心想要执行千年发展目标，就不能不履行已经作出的承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联合国改革这两个进程，应当同时并举，加强和振兴联合国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必须加强联合国全面协调和指导全球行动的能力，即在发展、安全、人权及民主所有三大主要领域。各项改革同等重要。不能因为一个问题而牵制另一个问题。结果文件为果断行动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启动。大会第60 届会议必须产生结果， 以确保顺利贯彻。联合国改革是否成功，不能看我们怎么说，而要看改革之后的联合国能否给穷者带来发展，用和平结束战争，为被压迫者伸张正义。需用我们的行动衡量。让我们不负重任，尤其是在纪念联合国60 周年之际。
纪念活动使人回忆历史，展望未来。在我们蒙古筹备于2006 年庆祝蒙古国成立800 周年的时候，我们回顾蒙古国丰富的历史，以史为戒。一代精明的政治家成吉思汗永远改变了欧亚大陆面貌，统一东西。成吉思汗还建立了自由贸易、宗教宽容，以及邮政和通讯体系。他建立了许多重要的治国大计——开明税务、良好的行政和管理体制，以及法律面前平等—— 及保护外交豁免。这些治理国家的办法与国家间行为原则，至今还没有普遍实现。我想借此机会表示，衷心希望世界各国明年能同我们一道庆祝。
最后，我相信，这次首脑会议一定能够激发和引导我们今后集体努力建设更加安全、更加公平和繁荣的未
来。蒙古愿意在此崇高的集体事业中承担自己的责任。
......
下午2 时45 分散会
UNGA 60th session Plenary
as delivered /
UNGA 60th session
Plenary
Agenda item: 42
“Global Agenda for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INTRODUCTION OF RESOLUTION A/60/L.17
“800 YEARS OF MONGOLIAN STATEHOOD”
BY MS. O. ENKHTSETSEG
DIRECTOR-GENERAL
DEPARTMENT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MONGOLIA
14 November 2005
Mr. President,
I have the distinct honor to introduce the draft resolution entitled “800 years of Mongolian Statehood” on behalf of the co-sponsors listed in document A/60/L.17, namely Austria, Azerbaijan, Bangladesh,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France, Germany, Greece, Haiti, India, Jamaica, Kazakhstan, Kyrgyzstan, Luxembourg, Malawi, Monaco, Morocco, Philippines, Qatar, Russian Federation, Thailand, Timor-Leste, Turke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my own country Mongolia. I am also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have joined the draft resolution as co-sponsors since its publication. They are Australia, Canada, Iceland, Indonesia, Italy, Japan, Oman, Romania, Slovenia, Syrian Arab Republic,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and Turkmenistan.
Mr. President,
Civilizational achievements constitute the collective heritage of mankind. Embracing this axiom, and working towards achieving an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all civilizations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ve engagement among all civilizations. Yet, a rich and diverse civilization created by nomadic peoples across the globe and most notably on the vast expanses of the Eurasian steppe has so far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with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global agenda for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Nomadic civilization has largely existed in peaceful symbiosis with sedentary societie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xtensive trade networks and the creation of large administrative, cultural, religious and commercial centers. Studies indicate that nomadic peoples of Arabic, Finnish, Mongolic, Turkic and other origin hav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societies across the world; their mobility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making possible the free flow of ideas across region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shape of the modern world. All in all, nomadic civilization has in fact serv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s a bridge between world civilizations.
The culture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which is inherent in nomadic civilization, allow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delicate ecological balance of the natural habitat. This ability of nomads to adapt to whims of nature has a heightened validity toda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threats and challenges.
Mr. President,
Mongolia is a nomadic state; the traditions, values, culture and the very mentality and self-identity of my nation stem from our nomadic roots. Mongolia is also an ancient country – it is about to celebrate the 800th anniversary of its statehood next year.
As my President said from the high rostrum of the September Summit “anniversaries provoke recollections over the past and projections for the future”. As such, the 800th anniversary provides us with an opportunity not only to look back at the legacies of our forefathers but also to take up more closely the study of various aspects of nomadic civilization. Accordingly, the draft resolution has two main themes that are intricately intertwined and mutually-reinforcing.
First, it aims at reinforcing the concept of a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bringing in 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nomadic civilization into the global agenda. It also reaffirms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and developing the centuries-old traditions and culture of nomadic peoples in modern societies, as it welcomes the efforts of Member States to that end. It also aims at triggering a renewed interest to study various aspects of nomadic civilization by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ivil society and academia with a view to contributing to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Second, the draft resolution acknowledges the centuries-old statehood of Mongolia and welcomes the efforts of my Government to celebrate its 800th anniversary, and invites the Member States, UN,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civil society, NGOs and academia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relevant events.
In concluding, Mr. President, my delegation wishes to extend its wholehearted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to all the co-sponsors of L.17 for their valuable support and solidarity, and on their behalf expresses our confidence that the draft resolution would command the broadest possible support of this august Assembly and be adopted by consensus.
I thank you.
Let's Travel to Mongolia
800th Anniversary of Great Mongolian State
UN resolution recognizes 800th anniversary of statehood On November 14, the 60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opted a non-vote resolution recognizing the 800th Anniversary of Mongolian Statehood, to be celebrated in 2006. The resolution welcomed the efforts of Mongolia and other member countries to preserve nomadic culture and traditions in modern societies.
It also invited members, the UN bodies and other inter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Mongolia's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events.
O.Enkhtsetseg, a representative from Mongolia, believes this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next year's festivities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trigger renewed interest in nomadic civilizations and to preserve and develop their traditions. A host of activities, both within the country and internationally, are scheduled to celebrate Mongolian heritage.
Enkhtsetseg addressed the meeting with the message that today's world is increasingly interdependent and rapidly changing.
“Peoples, religions,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are engaged in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interaction and interchange of values,” Enkhtsetseg said. “That openness and perceived defenselessness in the face of change created a natural reaction of rejection, distrust or even fear, which led to attempts to define and protect one's identity through exclusion and separation. Yet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showed that intera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one's identity we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Diversity was not a threat, but a strength, and the breakthrough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vided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promote it on a global scale,” she added.
She said that civilizations did not have clear-cut boundaries, but flowed smoothly into one another and were greatly diversified. An example was the great nomadic civilization of the Eurasian steppe, of which Mongolia was a part.
That distinct form of civiliz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xtensive trade networks an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erved as a bridge between civilizations. 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 of nomadic civilizations still remains largely under-appreciated and unrecognized, and the rapid advance of globalization poses challenges to the preservation of centuries-old traditions, she said.
News.2
800th Anniversary of Great Mongolian State
Mongolia stages "Chinggis Khaan" rock opera
One of Mongolia's most popular rock groups “Khar-Chono” has teamed up with praised composer S.Tara to bring Mongolia's first rock opera, “Chinggis Khaan” to audiences in Ulaanbaatar. The opera, which will also include many other famous Mongolian artists and musicians, will be based loosely 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800 year old epic written about Chinggis Khaan's empire.
Organizer and general producer Kh.Bat-Ochir, director of the SmartMind Company, says “The feature of this rock opera is to bring to life our great history through music, specifically through rock and roll”.
Though the opera isn't solely for rock enthusiasts, “folk chamber music will also be played as we hope to appeal to everyone,” Bat-Ochir said. The rock opera intends to draw its first curtain on April 20, 2006.
The UB Post recently sat down with Bat-Ochir to ask him about the prepara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Chinggis Khaan” rock opera.
What can we expect to see in this rock opera?
The theme of the rock opera was taken from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was written by Ganzorig a member of the “Khar-Chono” rock band. The writing was edited by specialist G.Bilguudei and further scrutinized by the World Chinggis Khaan's Academy B.Davaanyam and other scholars.
Why have so many scholars and specialist edit and review the writing?
Because we considered that this rock opera should be as true to the “Secret History” as possible. Although this is a rock opera, we want it to maintain the highest level of integrity. For example, due to the difficult language of the “Secret History” it was important to accurately represent what had been written so many years ago. What would it be worth for us to tell such an important story, such as this, falsely?
If it is possible could you tell our readers a little something about what they can expect when rock, meets opera, meets history?
Our “Chinggis Khaan” four act rock opera will naturally begin at the beginning, from the part of the “Secret History”, where Merged seized Borte-Ujin by force from Temuujin's home when Temuujin was absent. We are trying to show more about Chinggis Khaan's personal life, his love, his friendships, battles, personal character. The rock opera continues on until Temuujin is enthroned as the great king of the Mongol empire.
What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 music?
S.Tara is a professional composer, he graduated from a music Conservatory in Sverdlovsk, Russia. Tara is also quite a famous composer here in Mongolia. The music has required the most of our energy. We want the writing and composition to be the best. We want to play music that is worth hearing, over and over again, even many years from now.
What type of imagery can the audience expect?
The rock opera will last for one hour and 20 minutes. But people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music is rock and rock music is very loud, though there is balance. As I mentioned before the performance will also consist of symphonic and chamber music alongside traditional music such as khoomii, solo morinkhuur, even shamanistic chants. Shamanism is a great tradition of Mongolia. Ganzorig decided to include shamanism into the opera due in part to his own personal study of the religion. Though it was met with criticism from Ch.Byambadorj, a scholar of Shamanism, he did praise the idea.
His Shaman song will be integral part to the opera. Byambadorj mentioned his concern that if a Shaman were to go into an actual prayer dance during the opera it might be difficult for the Shaman to catch the cue to exit the stage. We intend to have ten Shamanistic dancers in our opera.
In total how many artists will take part in the rock opera?
There are a total of 150 artists who contributed to the opera. The choir is consisted of 40-50 people, there are 40 dancers, 40 members of the orchestra, a 10 member folk group, and the 5 member rock band. I can't say for sure but we might include another two rock performances. To maintain the accuracy we will even have a blare horn, an instrument that was used in the 13th century to signify the start of a battle. And not to forget all the drummers.
How is the preparation go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opera's music has been completed. From January we will begin a formal competition to select only the perfect and most qualified singers and dancers. The competition will be open to everyone, students, professionals, even casual singers. It all boils down to that one voice we are looking for. All that is left after that are the costumes and practice. Practice makes perfect. Costumes though are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is opera. We are designing the clothes to be as true to the 13th century as possible. That goes for the musicians as well.
How will the rock opera end?
We are planing to end the rock opera with the long song “Ertnii saikhan”. But we have not decided on it for sure it because the contrast between long song and rock music might not be fitting.
Could you tell us the total expenditure for “Chinggis Khaan” ?
We believe it to be some where around Tg 60 million.
How long will the rock opera run?
The rock opera will have its opening ceremony on April 20 in the Central Cultural Palace. And we try to intend to conclude with a special performance during “Naadam”, July 11-13, 2006.
News.3
CHINGGIS KHAAN'S CAVALRY
Rides Again
One of Mongolia's most popular rock groups “Khar-Chono” has teamed up with praised composer S.Tara to bring Mongolia's first rock opera, “Chinggis Khaan” to audiences in Ulaanbaatar. The opera, which will also include many other famous Mongolian artists and musicians, will be based loosely 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800 year old epic written about Chinggis Khaan's empire.
Organizer and general producer Kh.Bat-Ochir, director of the SmartMind Company, says “The feature of this rock opera is to bring to life our great history through music, specifically through rock and roll”.
Though the opera isn't solely for rock enthusiasts, “folk chamber music will also be played as we hope to appeal to everyone,” Bat-Ochir said. The rock opera intends to draw its first curtain on April 20, 2006.
The UB Post recently sat down with Bat-Ochir to ask him about the prepara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Chinggis Khaan” rock opera.
What can we expect to see in this rock opera?
The theme of the rock opera was taken from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was written by Ganzorig a member of the “Khar-Chono” rock band. The writing was edited by specialist G.Bilguudei and further scrutinized by the World Chinggis Khaan's Academy B.Davaanyam and other scholars.
To celebrate the occasion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Executive Committee has planned a series of events scheduled to take place in 2006. A featured part of the festivities will be the Cavalry Ride taking place throughout the summer months. Spectators who have flocked to Mongolia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local citizenry, will be left spellbound as they get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is once-in-a-lifetime event.
A cloud of dust slowly emerges from the distant grasslands; a two-hour historical spectacle begins.
The five-hundred-man cavalry is comprised entirely of soldiers and has been made possible thanks to cooperation from the Mongolian Ministry of Defense. As the cavalry emerges out of the grassland steppe in a cloud of dust, a fearsome spectacle is relived. The sight of the procession of soldiers marching in a straight line reminds us of Genghis Khan's mighty army.
Experience the awesome power of Cinggis Khaan's cavalry as 500 Mongolian soldiers reconstruct the force that shaped history. This once-in-a-lifetime event, which lasts over two hours, runs from, July through September 2006.
中共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
苏共建议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米高扬在1949年2月4日发回莫斯科的电报中，汇报了自己向毛泽东转达的斯大林对于中共民族政策的建议“：我已转告毛泽东，我们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要过分大度，如让少数民族独立并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毛泽东很赞赏这项建议，……”
众所周知，1947年我国的第一个所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已经建立，此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自党的二大以来以联邦制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不再提此前提出的民族自决，而是考虑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因此，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非完全出自苏共的建议，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斯大林的类似主张，表明苏共中央对于苏中两国国情的不同已经有所认识。而这同后来苏联对于我和平解放西藏的支持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众所周知，1947年我国的第一个所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已经建立，此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自党的二大以来以联邦制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不再提此前提出的民族自决，而是考虑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因此，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非完全出自苏共的建议，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斯大林的类似主张，表明苏共中央对于苏中两国国情的不同已经有所认识。而这同后来苏联对于我和平解放西藏的支持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南蒙古草原退化及沙尘暴起因之探讨
中美邮报2007年8月 白图格吉扎布
MDSM Data Analysis Service, LLC Fort Collins, CO 80522-2463, 美国
摘要：草原是人类的生态屏障。中国草原是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草原退化问题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草原植被退化导致了生态条件恶化和国土荒漠化。草原是自然资源，不是人们的劳动对象。农耕文化追求单位土地面积产量最大化，并解释为牲畜存栏数最大，搞“头数挂帅”是导致草原退化的政策原因。在草原资源调查中，无视“拾壹律”，“竭草而牧”地计算载畜量是导致畜草失衡的技术原因。定居轮牧加剧了退化的速度。定居游牧、草原文化特色旅游、风力发电将是发展方向。为了发展生产，保护资源，应当取“畜均产值”代替“存栏数”作为牧业生产指标。
首先，让我们来共同探讨国家生态安全这个概念。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等生态问题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重大挑战。一位前中国领导人[1]曾经对生态的重要性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当今的时代是民族觉醒的时代。外敌入侵，用武力征服中国，奴役中华民族，已经几乎不可能了。如果中国将来出问题，很大可能是内部问题，如路线问题，民族问题，或生态问题。其中尤其以生态环境问题最危险，最严重。如果我们不走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道路，而只考虑当前，不考虑子孙后代，搞掠夺式的经营，我们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而如果真的招来了大自然的惩罚，我们人类将无法自救。与大自然相比，我们人类太渺小了，不属于同一个数量级。历史上许多文明，许多民族的衰落，就是由于违背自然规律，耗尽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对美索不达米亚（古伊拉克）过度地利用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有过很精辟的论述[2]。大意是说，人们对大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搞掠夺式的经营，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美索不达米亚过度地盘剥土地，因此造成了土地的荒漠化。对圣经，或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多知道，伊拉克在古代是十分富饶的。即使现在，也不缺水，有两条河（美索不达米亚就是希腊文“两河平原”的意思），也有树。但与古代相比，伊拉克现在的自然条件恶劣得令人震惊。历史不可重演。使伊拉克恢复到历史上所记载的原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而我们也不能让伊拉克的历史进程在中国重演，来检验草原退化和荒漠化之间的联系。生态学有一条规律，空间换时间。我们主张以美索不达米亚（古伊拉克）为戒，防患于未然，或防大患于已然。中国北方土地荒漠化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沙尘暴愈演愈烈。我们认为这场正在发展的生态灾患的成因是复杂的。其中，用农耕文化的思想指导草原畜牧业生产，致使草原植被退化是重要的原因。下面，分几个方面，分别说明。
草原是人类的生态屏障。这是根据生态位提出的一个抽象的命题，需要进一步阐述。如果相信进化论，认为人是由猿进化而来，从树上下来，来到地面，来到草原。那么，人的生活环境应当介于树与草之间。其实，即使不借用进化论，把森林、人、草原和荒漠的生态位按湿润度排列，我们也会发现，人的生态位介于森林和草原之间。由于现代物质文明，我们可以生活在森林，也可以生活在荒漠。但我们一般都接受，最适宜人类生活的环境还是介乎于森林和草原之间的环境。这样，人的生态位和荒漠之间本来有草原隔开。如果草原萎缩，功能退化，则人类将受到荒漠化的冲击。这完全是根据生态位的概念，对土地荒漠化，对沙尘暴的抽象解释。当然，其他人有别的解释，比如什么“厄而尼诺现象”，“世界气候变暖”，过度砍伐树木等。
这个观点，草原植被退化导致生态条件恶化，土地荒漠化是笔者60年代在牧区劳动时逐步认识，并在1984年主持《草原退化趋势预测及对策研究》课题时最后完成的。笔者在牧区劳动时就听老牧民反映说，现在羊的个头越来越小，马越来越不能跑路；畜群组成上，大畜（改良畜）比例越来越低；放牧场正在从居民点向远处退去，而且，牧草产量，质量也都在下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工作时，笔者曾主持《草原退化趋势分析及对策研究》课题。在课题进行中，课题组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让人们触目惊心的数据和资料，说明“我国牧区畜牧业的基本生产条件，或说生态环境条件正在发生严重的，缓慢而持续的变化；草场有明显的退化趋势，水源，居民点附近退化现象十分严重” 。为了说明问题，更为了引起决策人的注意，课题组纳入了八级以上大风天数为指标，进行回归分析。课题组当时的假设是：作为植被，草原会影响风产生的原动力（太阳能对地表的加热），和风运动的阻力（改变大地和大气界面的摩擦系数）。
而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草原植被退化和大风天数高度相关。气象数据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不但锡林郭勒草原上大风天数有增加的趋势，北京的大风天数也有增加的趋势，并定量列出回归公式。回归公式预测，15年后，到2000年，北京的大风日数将达到每年60天。同时，也有其他人员指出了这个趋势。如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风沙逼近北京城”。但是，当时的人们普遍不能接受。为此，还有人专门上课题论证，说明北京的尘降不是来自内蒙古，而是来自北京郊区的大兴。意图否定中国北方，北京地区存在土地荒漠化的趋势。但是，事情却不幸被我们的研究报告言中。报告发表15年后，2000年，中国北方发生了特大的沙尘暴，并袭击了北京。而15年前追寻沙源的错误作法也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维。说它错误，是因为寻找中国沙尘暴之源的提法比较粗浅。沙尘暴的物理，或地理源头，应该不难找。一定的风速能携带一定尺寸的沙粒，而且不同地区的沙土有不同的组成成份。所以沙尘暴的源头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地寻找。寻找源头的提法不但浅薄，粗俗，更不妥的是这种提法有制造地域分歧和民族偏见之嫌。有意无意地把沙尘暴问题划分为加害地区和受害地区。把沙尘暴的责任归咎于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是有害的，没有道理的。虽然现行的法规规定防沙治沙的责任在地方，但象沙尘暴这样大范围的生态环境问题只有从全局把握，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生产实践等多方面全面检讨、修正，正确规范人类的活动，才有可能解决。除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世界范围内还发生过几次规模较大的沙尘暴。比如，美国历史上发生过黑风暴，被认为是由于过度开垦种植小麦所致。前苏联也发生过沙尘暴，被认为是由于过度砍伐森林所致。美、苏两国从全局着手，宏观解决问题的历史经验也许值得我们借鉴。
现在，好多科学工作者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沙尘暴的重要原因是草原植被退化，草原退化的重要原因是长期过牧超载造成的。那么，草原为什么会超载呢？有人说，是牧民有追求牲畜头数的本性。中科院的一位专家写道[3]：“在游牧民族传统的畜牧业观念中，头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于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人们几乎没有能力同自然抗争，较多的牲畜数量是维持生存和生产所必需的”。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小农经济思想是造成追求头数的政策原因。但是什么人持有这种小农经济思想呢？说游牧牧民有小农思想似乎有点牵强，而且，这套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违背自然规律的“追求头数”的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生存了几千年，而没有早早被大自然所淘汰？草原为什么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急剧退化？而且，如果不是政府要求“存栏数”，哪个牧民愿意，敢于保留过多的牲畜？我们以为，牲畜超载，草原退化是政策失误造成的；是忽视草原文化而用农耕文化思想，指导牧业生产的结果。50年代，中国政府把农业生产中追求单位土地面积产量最大化的政策搬到草原畜牧业生产，并解释为牲畜存栏数最大，成为指导牧业生产的基本政策，提出“千条万条，发展牲畜头数第一条”。在政府的“头数挂帅”政策推动下，基层领导追求存栏数，争当牲畜头数超百万的大旗大县。
为此大搞“抗灾保畜”，给畜群形成了一个向乏弱者看齐的生态压力：哪个牲畜乏弱，就给好吃好喝地保起来；哪个肥壮，就杀就卖。哪个畜种繁殖得快（如山羊绵羊），就大力繁殖。几代下来，牲畜整体质量就自然下降了。这实际上，完全不符合“适者生存，劣者淘汰，优者优饲”的牧业生产规律，也完全违背了游牧牧民传统的做法。在牲畜质量退化的同时，几十年的时间，把草原牲畜头数推到了草原载畜量的极限，甚至逼近或达到了草原生物量。而且，这种“头数挂帅”政策一旦形成，便有极大的惯性。以至于，当大家都已经认识到畜草失衡是制约草原畜牧业的主要障碍后，仍然有人坚持发展头数，甚至提出“种草养畜”这样本末倒置的策略。我们以为现在还在主张“种草养畜”的人，如果不是蹲在城里的书呆子，就是顽固的农耕主义者，用“发展畜牧业”的招牌，在贩卖“开垦草原”的勾当。因为稍加匡算，就可以算出“种草养畜”是赔钱的买卖。如果以内蒙古自治区，恩格贝的水、热、土壤条件，以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财力，尚不能维持“种草养畜”，要水热条件更差、运输通讯更不方便、人力财力更缺乏的广大牧区“种草养畜”则纯属误国之清谈。
与这些草原科技工作者的说法相反，我们认为，是游牧牧民和他们的草原文化保护了草原。游牧牧民信奉的是大自然崇拜，视草原为母亲，老天，本能的保护草原，甚至采取非常艰苦的游牧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来保护草原。由于游牧时，在一处停留时间很短，牲畜仅仅采食草尖，不但保证牲畜得到最好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使草原得到最适度的利用。用牧民的话说是，“俄布斯乃素日古格，乌苏乃通拉嘎”，意思是“采草之精，饮水之清”。牧民跟着牲畜在草原上漫游，让牲畜采食牧草最精华的一小部分，被中原人描述为“逐水草而居”，实际上，很不恰当。游牧牧民之所以搬家，不是因为草被吃完了，不得不“逐草”搬家到有草的地方，而是为了保护草原，使草原得到最适度的利用，而主动离开；同时也是为了让牲畜拣吃最好最嫩的草。两种文化的差别，在“盲流”的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五、六十年代，草原上有从农区来的所谓“盲目流入人口”。他们非常不愿意搬家。到了倒场的时候，总是和生产队的领导争论，“草坡上还有草呢，牲畜还有吃的呢，为什麽要搬？” 因为他们习惯了农耕文化的“颗粒还家”，认为只有把草吃光了后搬家，才不浪费。有句老话，形容一个地方富饶：“棒打獐子，瓢舀鱼，胖胖的野兔钻锅底。”遇到这种地方，有识之士首先是要把它保护起来，以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永续利用。但另外一些有殖民心态的人就不同。他们要来“开发”，直到把獐子都打完了，把鱼都舀光了，把兔子都炖着吃了，才歇心。然后再去寻找新的宝地继续开发。
游牧牧民的做法，让牲畜只采食草原产草量很小的一部分，约十分之一，便主动离开是符合生态学原理的。我们现在讲科学发展观，探讨草原退化的原因，就要好好挖掘探索草原文化的内涵，及其科学性。比如，金字塔，食物链，这些生态学基本概念大家可能都已经比较熟悉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翻译出版的“英汉双解生态与环境词典”，对PYRAMID的解释是：“每一个营养级的生物量大约是其下面营养级生物量的10%”。
虽然按字面，PYRAMID也可以翻译作金字塔，但我们建议按意译作“十一律”比较妥当。因为在这里说的生态系统上下营养级生物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其实是等比关系，10%，10%，再10%，往下逐级递减，而不是等差关系。相反，金字塔表现的实际是等差关系：10块砖，9块，8块，…..，2块，1块，每级差1块，一直摞到顶上，就形成个金字塔。生态系统，食物链这些生态学概念传入中国时，笔者也参加了部分工作。大约是197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草原生态学实验室创建人，范.达因教授及其夫人访问中国，并到内蒙古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已故科学院院士李博先生主持接待工作。当时，笔者是李博先生的研究生。导师要笔者把范.达因的文章翻译成中文，以便大家了解他的学术思想。范.达因在他的著作中的提法类似剩余价值：自留90%用于维持自己的生存，把大约10%，提供给下一个营养级别。他文章中的示意图，看起来根本不像金字塔。比较形象的描述是，一个大办公桌上放着一本书，书上立着一小截粉笔头。办公桌、书、和粉笔头分别代表初级生物量（草原产草量）、次级生物量（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的生物量。它们之间的比例是按照1000，100，10画的；而不是3，2，1。当然，有人会争辩说，把等比级数指数化后可以作为等差级数处理。1000，100，10，是10的3次，2次，1次方，也就是3，2，1，成等差级数了。当然，这样做，数学上看起来和谐了，但用来指导生产，会造成混乱。我们以为还是称“十一律”好。
离开“十一律”，就无法解释中国草原退化的问题，就找不到原因，就只有到老天那里找原因，到国外找原因，什么“厄尔尼诺现象” 呀，什么“气候变暖”呀，什么“外蒙古”呀，反正不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是计算了产草量，计算了草原载畜量的呀；是按照畜草平衡的思想做的呀，怎么可能超载呢。问题的关键就在，我们没有遵照“十一律”，把草原生物量的90%留给草原供其休养生息。这个问题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笔者在这里杜撰。笔者在做研究生时，曾随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国家锡林郭勒草原生态定位站实习。后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工作。在多年的工作中，笔者和导师们、同学们、同事们一直都是用“收割法”来估算草原载畜量的：随机取若干1平方米的样方，贴地面把草剪净，称鲜重；烘干，再称干重。1平方米的干草产量克数就是1平方公里草原产草的吨数。然后，把草原产草量乘草原可利用面积除单位牲畜年食量便得出该片草原的年载畜量。这是经典的草原载畜量估算法，是能在教学参考书和实验手册上找到的唯一的草原载畜量估算法。然而，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从草原产草量到草原载畜量的转换过程中没有任何扣除，是百分之百地转换。也就是说，我们的“畜草平衡”是建立在“颗粒还家”，“竭草而牧”的基础上的。
这样，我们便实际上过高几倍，近10倍，地估计了我们的草原家底，因此繁殖了过多的，近10倍多，的牲畜。其直接结果便是造成畜草非常的不平衡，草绝对地不够吃。牲畜吃不饱，营养不够，便啃灌木，刨草根，不但造成了草原的退化，而且影响了牲畜的生长发育。我们认为，草原长期的（几十年），大面积的，高强度超负荷过牧导致草原植被退化，才是沙尘暴的真实原因。与这样长期，高强度的超负荷过牧相比，其它因素的影响（如，所谓“厄尔尼诺”现象的解释）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而且，“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候变暖”等说辞无法解释，既然整个世界气候变暖，何以只有中国北方沙尘暴肆虐，世界其它各地却相对的平静；也无法解释，何以同样位于中国北方，而宁夏沙坡头的风沙多年来呈下降的趋势，而其它地区，如北京，呈上升趋势。“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候变暖”是中国草原退化和沙尘暴的外部原因，通过畜草失衡的内因而起作用。我们希望“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候变暖”的讨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草原退化和沙尘暴的理解，而不是掩盖矛盾。况且，现在普遍认为地球气候变暖主要也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草原退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牧区实行“定居轮牧”的政策造成的。游牧生活是很艰苦，很简陋的。世界上尚没有一个游牧民族实现了现代化的先例。因为财富的积累需要时间，需要稳定，所以，让游牧民定居是牧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让牧民定居是好事。但如何在定居的条件下保持发扬草原文化的传统，保证(荒漠，半荒漠)草原的永续利用呢？这是个历史的难题，我们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看过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似乎牧业现代化就是房子，车子，票子。牧民定居了，住上房子了，骑上摩托车了，有钱了，似乎牧业现代化也就实现了。可是草原的状况如何呢。在定居点附近，甚至几里之内，地面光溜溜的，什麽也不长。在卫星照片上，一个定居点，一口深机井就是一个白点。而且定居点的历史越久，白点就越大，颜色就越白，显示草原退化和定居轮牧是高度相关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两者之间还有因果关系，简单说明如下。从定居点早上出牧晚上归来的牲畜都必定有一个最大的放牧半径。最大放牧半径以外的草场，家畜就利用不上了，是为“不可利用草场”。如果，以定居点为圆心，以放牧半径为半径做圆，则，圆周以外的草场是“不可利用草场”，放牧强度等于零。圆周上的草场，家畜刚刚够得着，放牧强度最轻。
从圆周到圆心，放牧强度（家畜通行密度，放牧频度/强度）和距原点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放牧强度=1/R*R。原点处，定居点上，距离等于零，放牧强度最大，理论上趋于无穷大，会被牲畜啃为裸地。牲畜啃噬和践踏的双重作用，会导致定居点周围植被退化，土壤变性，以致最终不可恢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裸地会呈同心圆向外逐步扩张，草场会退离定居点越来越远。最后，不得不放弃旧定居点，盖新的定居点，开始新一轮的退化过程。所以“定居轮牧”必定导致草原退化。世界上几大草原都退化了，多个当初的游牧民族后来都衰落了或者转业了，也许就是他们经不住定居的诱惑的结果。而欧亚草原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保存得最好的草原（李博语），可能是和蒙古民族一直坚持游牧，有完整科学合理的草原文化有关。这个课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发掘，探讨。比如，蒙古牧民宁愿在野外寻捡牛粪背回来，也不肯砍伐灌木作燃料。再比如，蒙古牧民特有的蒙古包，便是最坚固，最保暖，兼有抗风，防火功能，科学合理的可移动民居（另有专文论述）。草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我们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我们设想，发扬光大草原文化，开展草原文化特色旅游，推广风力发电，是草原牧区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以房子，车子，票子为标志的牧业现代化，以牺牲生态环境，牺牲草原为代价，换取人民生活的提高，是不可取的。因为那很可能会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一场生态灾难。如何实现草原牧业现代化，提高牧民生活，发展牧业生产，同时保持草原的生态环境，生态功能，是我们这代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实行的是“定居游牧”。这里的游，是漫游的游（ROAMING，如手机漫游）。牧民家属定居，畜群在放牧场上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游走，随机、均匀地利用草场。“游”“轮”一字之差，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定居游牧”的关键是要有足够的牧场。要压缩牧区的牲畜和人口，在厉行“十一律”的基础上，建立畜草平衡，少而精的发展牲畜。另一方面，要使限量的牲畜产生足够的产值，牲畜的质量，畜产品的深加工产业链，农牧区之间的分工（牧区繁殖，农区育肥）等配套措施都要跟上。其中，最关键的政策措施是修订牧业生产指标，指引群众的生产。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草原退化趋势预测及对策研究》课题组1984年曾经建议把草原畜牧业综合生产指标订为畜均产值，单位：元/畜。畜均产值与产值成正比，而与头数成反比。如果中国政府真正能够实行以畜均产值为指标，将对压缩牲畜头数，发展牧业生产，繁荣牧区经济起积极深远的影响。
我们认为，那种以为牧业生产，游牧生活原始落后，坐视其消亡，或无视草原文化，用“先进的”农耕文化思想指导牧业生产是战略失误，其严重后果不可低估。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黄河，长江以外的又一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草，草原，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环境保护，生态屏障，自然灾害缓冲器的意义外，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起过特别的作用，留下了特别深的痕迹。例证就是，我们的主要家畜，驼，牛，马，羊等多是草食动物。我们的主要食物，主要农业作物，都是禾本科植物，是草原植物。
作为人类文明摇篮的草原，其实是很神奇的。草原是自然形成的原生植被，是自然资源，既不同于作为放牧对象的草场，也不同于作为耕作对象的草地，当然更不是农耕文化所定义的待开垦的“荒地”。草原是可更新的自然资源。如果我们能够与草原和谐相处，适度利用，草原可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续利用，而且能保证我们天蓝，地绿，水清，保证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都知道森林有水土保持功能。同为植被，草原也有水土保持的功能，而且有和森林不同的、更独到的防止“土壤风蚀”的特殊功能。根据宁夏沙坡头，据说已经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防沙治沙的经验，在沙地表面用人工布草格子是非常成功有效的方法；是至今为止唯一成功有效的方法。沙坡头的人们最先曾经尝试种树，但失败了。沙坡头的经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草本植被防止沙尘暴的功能。草本植物耗水量小，而且它的根系发达，且主要分布在浅、表层土壤，能有效地网住土壤，防止风蚀。相比之下，树木的耗水量大，而生物量却主要分布在空中和地下。所以，对防止沙尘暴来说，植树的作用不如种草。尚且不说，草原地带降雨量不够，钙基层浅露，基本上种不活树。可是却听说有林业上的人乐观的报告说，种了多少多少树，因此沙尘暴已经被有效地遏制了。我们觉得这样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
或者他是个外行，在说外行的话。按我们上面的讨论，虽然，宏观上说，植树可以改善生态环境，但具体到防治沙尘暴，防止土壤风蚀，草原植树却几乎无能为力，是白白的浪费草原上宝贵的水资源。而且生态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是以年代，世纪，甚至地质年代为单位来表现的。一年两年不出现沙尘暴，并不能说明土地荒漠化趋势的转变（其实，要想知道气候变化的趋势，把气象资料作回归分析即可）。我们已经欠了太多的生态债，在短期内是根本无法偿清的。草原同时又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草原是主要由耐旱、耐寒、耐牧的地下芽植物，禾草，组成的植被。植物把生长芽保留在地下，是一种进化。使再生芽得到更好的保护（好比胎生比卵生进化，因为胎儿得到更好的保护）。由于地下芽的作用，草原本身有一定的恢复功能。局部的，轻度的，短期的破坏，如短期的干旱，小量的超载，轻微的火灾，过后可以恢复。但如果超过它的恢复能力，一旦毁灭，草原是不可再生的。据报道，许多大跃进时期的大片的撂荒地，现在仍然没有恢复植被，从而成为沙尘暴的沙源地。美索不达米亚是不可再生的植被资源被破坏后的典型例子。我们的观点是：草原是自然资源，而不是我们的劳动对象。我们可以认识它，利用它，但不可以改造它，“建设”它，否则，将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举例来说，海洋是自然资源，不是我们的劳动对象。我们可以近海养殖，可以远洋捕捞，可以修港口，建码头。但我们不能“建设海洋”。因为海洋是一种自然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存在。与大自然相比，我们人类太渺小了。有人说，人定胜天，他们要搞“草原建设”，他们要“种草养畜”，他们要在干草原上植树造林。我们但愿自己错了，他们能“种草养畜”，他们能在干草原上植树造林。但我们建议先冷静冷静，反思一下《人口论》的教训。即使再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在自然规律面前，我们都是小学生。希望我们认真挖掘、探索草原和草原文化的涵义，按生态规律办事，维护好草原这个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否则中华民族已经面临的各种生态灾害，如：沙尘暴、污染、干旱、洪水将会越来越严重，社会生产成本会越来越高，人们生活质量会越来越低，中华民族的复兴将不可能实现。因此，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1] 赵紫阳。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3] 白永飞：“发展骆驼，保护草原，加固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椎，植物生态学报，2002， 26：（6）748-749。
笔者简介：白.图格吉扎布，草原生态学博士[美]，蒙古族，1945年生于吉林省，松原市（原郭尔罗斯前旗）。一九七九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师从李博教授。一九八二年毕业，硕士论文：《锡林河流域羊草草原数量分类的探讨》。论文提出多元向量夹角余弦值做相似系数。毕业后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参加《浅耕翻改良羊草草原课题组》，写出《草场演替趋势的数字预测》，提出状态转移矩阵的通解是对角距阵。一九八三年主持《草原退化趋势分析及对策研究》，指出“我国牧区畜牧业的基本生产条件，或说生态环境条件正在发生严重的，缓慢而持续的变化；草场有明显的退化趋势，水源，居民点附近退化现象十分严重” 。“北京的大风日数也有增加的趋势，增加的速度是每年1.1天。方程是Y= -38+1.1x ”。一九八五年由农业部选派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草原系进修，师从数量生态学教授，Charles Bonham，一九八九年获博士学位。一九九三年参加美国国防部《土地条件趋势分析》课题，任副研究员。一九九五年发表《卡森堡植被演替趋势分析-超球面模型应用实例》。同年，注册版权《股票市场监测器-52》。自一九九八年用超球面模型管理个人退休基金。二零零四年在美国注册公司，从事超球面数据分析和投资俱乐部的工作。
MDSM Data Analysis Service, LLC Fort Collins, CO 80522-2463, 美国
摘要：草原是人类的生态屏障。中国草原是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草原退化问题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草原植被退化导致了生态条件恶化和国土荒漠化。草原是自然资源，不是人们的劳动对象。农耕文化追求单位土地面积产量最大化，并解释为牲畜存栏数最大，搞“头数挂帅”是导致草原退化的政策原因。在草原资源调查中，无视“拾壹律”，“竭草而牧”地计算载畜量是导致畜草失衡的技术原因。定居轮牧加剧了退化的速度。定居游牧、草原文化特色旅游、风力发电将是发展方向。为了发展生产，保护资源，应当取“畜均产值”代替“存栏数”作为牧业生产指标。
首先，让我们来共同探讨国家生态安全这个概念。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等生态问题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重大挑战。一位前中国领导人[1]曾经对生态的重要性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当今的时代是民族觉醒的时代。外敌入侵，用武力征服中国，奴役中华民族，已经几乎不可能了。如果中国将来出问题，很大可能是内部问题，如路线问题，民族问题，或生态问题。其中尤其以生态环境问题最危险，最严重。如果我们不走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道路，而只考虑当前，不考虑子孙后代，搞掠夺式的经营，我们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而如果真的招来了大自然的惩罚，我们人类将无法自救。与大自然相比，我们人类太渺小了，不属于同一个数量级。历史上许多文明，许多民族的衰落，就是由于违背自然规律，耗尽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对美索不达米亚（古伊拉克）过度地利用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有过很精辟的论述[2]。大意是说，人们对大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搞掠夺式的经营，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美索不达米亚过度地盘剥土地，因此造成了土地的荒漠化。对圣经，或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多知道，伊拉克在古代是十分富饶的。即使现在，也不缺水，有两条河（美索不达米亚就是希腊文“两河平原”的意思），也有树。但与古代相比，伊拉克现在的自然条件恶劣得令人震惊。历史不可重演。使伊拉克恢复到历史上所记载的原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而我们也不能让伊拉克的历史进程在中国重演，来检验草原退化和荒漠化之间的联系。生态学有一条规律，空间换时间。我们主张以美索不达米亚（古伊拉克）为戒，防患于未然，或防大患于已然。中国北方土地荒漠化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沙尘暴愈演愈烈。我们认为这场正在发展的生态灾患的成因是复杂的。其中，用农耕文化的思想指导草原畜牧业生产，致使草原植被退化是重要的原因。下面，分几个方面，分别说明。
草原是人类的生态屏障。这是根据生态位提出的一个抽象的命题，需要进一步阐述。如果相信进化论，认为人是由猿进化而来，从树上下来，来到地面，来到草原。那么，人的生活环境应当介于树与草之间。其实，即使不借用进化论，把森林、人、草原和荒漠的生态位按湿润度排列，我们也会发现，人的生态位介于森林和草原之间。由于现代物质文明，我们可以生活在森林，也可以生活在荒漠。但我们一般都接受，最适宜人类生活的环境还是介乎于森林和草原之间的环境。这样，人的生态位和荒漠之间本来有草原隔开。如果草原萎缩，功能退化，则人类将受到荒漠化的冲击。这完全是根据生态位的概念，对土地荒漠化，对沙尘暴的抽象解释。当然，其他人有别的解释，比如什么“厄而尼诺现象”，“世界气候变暖”，过度砍伐树木等。
这个观点，草原植被退化导致生态条件恶化，土地荒漠化是笔者60年代在牧区劳动时逐步认识，并在1984年主持《草原退化趋势预测及对策研究》课题时最后完成的。笔者在牧区劳动时就听老牧民反映说，现在羊的个头越来越小，马越来越不能跑路；畜群组成上，大畜（改良畜）比例越来越低；放牧场正在从居民点向远处退去，而且，牧草产量，质量也都在下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工作时，笔者曾主持《草原退化趋势分析及对策研究》课题。在课题进行中，课题组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让人们触目惊心的数据和资料，说明“我国牧区畜牧业的基本生产条件，或说生态环境条件正在发生严重的，缓慢而持续的变化；草场有明显的退化趋势，水源，居民点附近退化现象十分严重” 。为了说明问题，更为了引起决策人的注意，课题组纳入了八级以上大风天数为指标，进行回归分析。课题组当时的假设是：作为植被，草原会影响风产生的原动力（太阳能对地表的加热），和风运动的阻力（改变大地和大气界面的摩擦系数）。
而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草原植被退化和大风天数高度相关。气象数据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不但锡林郭勒草原上大风天数有增加的趋势，北京的大风天数也有增加的趋势，并定量列出回归公式。回归公式预测，15年后，到2000年，北京的大风日数将达到每年60天。同时，也有其他人员指出了这个趋势。如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风沙逼近北京城”。但是，当时的人们普遍不能接受。为此，还有人专门上课题论证，说明北京的尘降不是来自内蒙古，而是来自北京郊区的大兴。意图否定中国北方，北京地区存在土地荒漠化的趋势。但是，事情却不幸被我们的研究报告言中。报告发表15年后，2000年，中国北方发生了特大的沙尘暴，并袭击了北京。而15年前追寻沙源的错误作法也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维。说它错误，是因为寻找中国沙尘暴之源的提法比较粗浅。沙尘暴的物理，或地理源头，应该不难找。一定的风速能携带一定尺寸的沙粒，而且不同地区的沙土有不同的组成成份。所以沙尘暴的源头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地寻找。寻找源头的提法不但浅薄，粗俗，更不妥的是这种提法有制造地域分歧和民族偏见之嫌。有意无意地把沙尘暴问题划分为加害地区和受害地区。把沙尘暴的责任归咎于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是有害的，没有道理的。虽然现行的法规规定防沙治沙的责任在地方，但象沙尘暴这样大范围的生态环境问题只有从全局把握，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生产实践等多方面全面检讨、修正，正确规范人类的活动，才有可能解决。除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世界范围内还发生过几次规模较大的沙尘暴。比如，美国历史上发生过黑风暴，被认为是由于过度开垦种植小麦所致。前苏联也发生过沙尘暴，被认为是由于过度砍伐森林所致。美、苏两国从全局着手，宏观解决问题的历史经验也许值得我们借鉴。
现在，好多科学工作者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沙尘暴的重要原因是草原植被退化，草原退化的重要原因是长期过牧超载造成的。那么，草原为什么会超载呢？有人说，是牧民有追求牲畜头数的本性。中科院的一位专家写道[3]：“在游牧民族传统的畜牧业观念中，头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于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人们几乎没有能力同自然抗争，较多的牲畜数量是维持生存和生产所必需的”。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小农经济思想是造成追求头数的政策原因。但是什么人持有这种小农经济思想呢？说游牧牧民有小农思想似乎有点牵强，而且，这套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违背自然规律的“追求头数”的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生存了几千年，而没有早早被大自然所淘汰？草原为什么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急剧退化？而且，如果不是政府要求“存栏数”，哪个牧民愿意，敢于保留过多的牲畜？我们以为，牲畜超载，草原退化是政策失误造成的；是忽视草原文化而用农耕文化思想，指导牧业生产的结果。50年代，中国政府把农业生产中追求单位土地面积产量最大化的政策搬到草原畜牧业生产，并解释为牲畜存栏数最大，成为指导牧业生产的基本政策，提出“千条万条，发展牲畜头数第一条”。在政府的“头数挂帅”政策推动下，基层领导追求存栏数，争当牲畜头数超百万的大旗大县。
为此大搞“抗灾保畜”，给畜群形成了一个向乏弱者看齐的生态压力：哪个牲畜乏弱，就给好吃好喝地保起来；哪个肥壮，就杀就卖。哪个畜种繁殖得快（如山羊绵羊），就大力繁殖。几代下来，牲畜整体质量就自然下降了。这实际上，完全不符合“适者生存，劣者淘汰，优者优饲”的牧业生产规律，也完全违背了游牧牧民传统的做法。在牲畜质量退化的同时，几十年的时间，把草原牲畜头数推到了草原载畜量的极限，甚至逼近或达到了草原生物量。而且，这种“头数挂帅”政策一旦形成，便有极大的惯性。以至于，当大家都已经认识到畜草失衡是制约草原畜牧业的主要障碍后，仍然有人坚持发展头数，甚至提出“种草养畜”这样本末倒置的策略。我们以为现在还在主张“种草养畜”的人，如果不是蹲在城里的书呆子，就是顽固的农耕主义者，用“发展畜牧业”的招牌，在贩卖“开垦草原”的勾当。因为稍加匡算，就可以算出“种草养畜”是赔钱的买卖。如果以内蒙古自治区，恩格贝的水、热、土壤条件，以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财力，尚不能维持“种草养畜”，要水热条件更差、运输通讯更不方便、人力财力更缺乏的广大牧区“种草养畜”则纯属误国之清谈。
与这些草原科技工作者的说法相反，我们认为，是游牧牧民和他们的草原文化保护了草原。游牧牧民信奉的是大自然崇拜，视草原为母亲，老天，本能的保护草原，甚至采取非常艰苦的游牧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来保护草原。由于游牧时，在一处停留时间很短，牲畜仅仅采食草尖，不但保证牲畜得到最好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使草原得到最适度的利用。用牧民的话说是，“俄布斯乃素日古格，乌苏乃通拉嘎”，意思是“采草之精，饮水之清”。牧民跟着牲畜在草原上漫游，让牲畜采食牧草最精华的一小部分，被中原人描述为“逐水草而居”，实际上，很不恰当。游牧牧民之所以搬家，不是因为草被吃完了，不得不“逐草”搬家到有草的地方，而是为了保护草原，使草原得到最适度的利用，而主动离开；同时也是为了让牲畜拣吃最好最嫩的草。两种文化的差别，在“盲流”的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五、六十年代，草原上有从农区来的所谓“盲目流入人口”。他们非常不愿意搬家。到了倒场的时候，总是和生产队的领导争论，“草坡上还有草呢，牲畜还有吃的呢，为什麽要搬？” 因为他们习惯了农耕文化的“颗粒还家”，认为只有把草吃光了后搬家，才不浪费。有句老话，形容一个地方富饶：“棒打獐子，瓢舀鱼，胖胖的野兔钻锅底。”遇到这种地方，有识之士首先是要把它保护起来，以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永续利用。但另外一些有殖民心态的人就不同。他们要来“开发”，直到把獐子都打完了，把鱼都舀光了，把兔子都炖着吃了，才歇心。然后再去寻找新的宝地继续开发。
游牧牧民的做法，让牲畜只采食草原产草量很小的一部分，约十分之一，便主动离开是符合生态学原理的。我们现在讲科学发展观，探讨草原退化的原因，就要好好挖掘探索草原文化的内涵，及其科学性。比如，金字塔，食物链，这些生态学基本概念大家可能都已经比较熟悉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翻译出版的“英汉双解生态与环境词典”，对PYRAMID的解释是：“每一个营养级的生物量大约是其下面营养级生物量的10%”。
虽然按字面，PYRAMID也可以翻译作金字塔，但我们建议按意译作“十一律”比较妥当。因为在这里说的生态系统上下营养级生物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其实是等比关系，10%，10%，再10%，往下逐级递减，而不是等差关系。相反，金字塔表现的实际是等差关系：10块砖，9块，8块，…..，2块，1块，每级差1块，一直摞到顶上，就形成个金字塔。生态系统，食物链这些生态学概念传入中国时，笔者也参加了部分工作。大约是197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草原生态学实验室创建人，范.达因教授及其夫人访问中国，并到内蒙古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已故科学院院士李博先生主持接待工作。当时，笔者是李博先生的研究生。导师要笔者把范.达因的文章翻译成中文，以便大家了解他的学术思想。范.达因在他的著作中的提法类似剩余价值：自留90%用于维持自己的生存，把大约10%，提供给下一个营养级别。他文章中的示意图，看起来根本不像金字塔。比较形象的描述是，一个大办公桌上放着一本书，书上立着一小截粉笔头。办公桌、书、和粉笔头分别代表初级生物量（草原产草量）、次级生物量（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的生物量。它们之间的比例是按照1000，100，10画的；而不是3，2，1。当然，有人会争辩说，把等比级数指数化后可以作为等差级数处理。1000，100，10，是10的3次，2次，1次方，也就是3，2，1，成等差级数了。当然，这样做，数学上看起来和谐了，但用来指导生产，会造成混乱。我们以为还是称“十一律”好。
离开“十一律”，就无法解释中国草原退化的问题，就找不到原因，就只有到老天那里找原因，到国外找原因，什么“厄尔尼诺现象” 呀，什么“气候变暖”呀，什么“外蒙古”呀，反正不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是计算了产草量，计算了草原载畜量的呀；是按照畜草平衡的思想做的呀，怎么可能超载呢。问题的关键就在，我们没有遵照“十一律”，把草原生物量的90%留给草原供其休养生息。这个问题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笔者在这里杜撰。笔者在做研究生时，曾随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国家锡林郭勒草原生态定位站实习。后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工作。在多年的工作中，笔者和导师们、同学们、同事们一直都是用“收割法”来估算草原载畜量的：随机取若干1平方米的样方，贴地面把草剪净，称鲜重；烘干，再称干重。1平方米的干草产量克数就是1平方公里草原产草的吨数。然后，把草原产草量乘草原可利用面积除单位牲畜年食量便得出该片草原的年载畜量。这是经典的草原载畜量估算法，是能在教学参考书和实验手册上找到的唯一的草原载畜量估算法。然而，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从草原产草量到草原载畜量的转换过程中没有任何扣除，是百分之百地转换。也就是说，我们的“畜草平衡”是建立在“颗粒还家”，“竭草而牧”的基础上的。
这样，我们便实际上过高几倍，近10倍，地估计了我们的草原家底，因此繁殖了过多的，近10倍多，的牲畜。其直接结果便是造成畜草非常的不平衡，草绝对地不够吃。牲畜吃不饱，营养不够，便啃灌木，刨草根，不但造成了草原的退化，而且影响了牲畜的生长发育。我们认为，草原长期的（几十年），大面积的，高强度超负荷过牧导致草原植被退化，才是沙尘暴的真实原因。与这样长期，高强度的超负荷过牧相比，其它因素的影响（如，所谓“厄尔尼诺”现象的解释）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而且，“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候变暖”等说辞无法解释，既然整个世界气候变暖，何以只有中国北方沙尘暴肆虐，世界其它各地却相对的平静；也无法解释，何以同样位于中国北方，而宁夏沙坡头的风沙多年来呈下降的趋势，而其它地区，如北京，呈上升趋势。“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候变暖”是中国草原退化和沙尘暴的外部原因，通过畜草失衡的内因而起作用。我们希望“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候变暖”的讨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草原退化和沙尘暴的理解，而不是掩盖矛盾。况且，现在普遍认为地球气候变暖主要也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草原退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牧区实行“定居轮牧”的政策造成的。游牧生活是很艰苦，很简陋的。世界上尚没有一个游牧民族实现了现代化的先例。因为财富的积累需要时间，需要稳定，所以，让游牧民定居是牧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让牧民定居是好事。但如何在定居的条件下保持发扬草原文化的传统，保证(荒漠，半荒漠)草原的永续利用呢？这是个历史的难题，我们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看过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似乎牧业现代化就是房子，车子，票子。牧民定居了，住上房子了，骑上摩托车了，有钱了，似乎牧业现代化也就实现了。可是草原的状况如何呢。在定居点附近，甚至几里之内，地面光溜溜的，什麽也不长。在卫星照片上，一个定居点，一口深机井就是一个白点。而且定居点的历史越久，白点就越大，颜色就越白，显示草原退化和定居轮牧是高度相关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两者之间还有因果关系，简单说明如下。从定居点早上出牧晚上归来的牲畜都必定有一个最大的放牧半径。最大放牧半径以外的草场，家畜就利用不上了，是为“不可利用草场”。如果，以定居点为圆心，以放牧半径为半径做圆，则，圆周以外的草场是“不可利用草场”，放牧强度等于零。圆周上的草场，家畜刚刚够得着，放牧强度最轻。
从圆周到圆心，放牧强度（家畜通行密度，放牧频度/强度）和距原点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放牧强度=1/R*R。原点处，定居点上，距离等于零，放牧强度最大，理论上趋于无穷大，会被牲畜啃为裸地。牲畜啃噬和践踏的双重作用，会导致定居点周围植被退化，土壤变性，以致最终不可恢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裸地会呈同心圆向外逐步扩张，草场会退离定居点越来越远。最后，不得不放弃旧定居点，盖新的定居点，开始新一轮的退化过程。所以“定居轮牧”必定导致草原退化。世界上几大草原都退化了，多个当初的游牧民族后来都衰落了或者转业了，也许就是他们经不住定居的诱惑的结果。而欧亚草原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保存得最好的草原（李博语），可能是和蒙古民族一直坚持游牧，有完整科学合理的草原文化有关。这个课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发掘，探讨。比如，蒙古牧民宁愿在野外寻捡牛粪背回来，也不肯砍伐灌木作燃料。再比如，蒙古牧民特有的蒙古包，便是最坚固，最保暖，兼有抗风，防火功能，科学合理的可移动民居（另有专文论述）。草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我们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我们设想，发扬光大草原文化，开展草原文化特色旅游，推广风力发电，是草原牧区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以房子，车子，票子为标志的牧业现代化，以牺牲生态环境，牺牲草原为代价，换取人民生活的提高，是不可取的。因为那很可能会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一场生态灾难。如何实现草原牧业现代化，提高牧民生活，发展牧业生产，同时保持草原的生态环境，生态功能，是我们这代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实行的是“定居游牧”。这里的游，是漫游的游（ROAMING，如手机漫游）。牧民家属定居，畜群在放牧场上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游走，随机、均匀地利用草场。“游”“轮”一字之差，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定居游牧”的关键是要有足够的牧场。要压缩牧区的牲畜和人口，在厉行“十一律”的基础上，建立畜草平衡，少而精的发展牲畜。另一方面，要使限量的牲畜产生足够的产值，牲畜的质量，畜产品的深加工产业链，农牧区之间的分工（牧区繁殖，农区育肥）等配套措施都要跟上。其中，最关键的政策措施是修订牧业生产指标，指引群众的生产。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草原退化趋势预测及对策研究》课题组1984年曾经建议把草原畜牧业综合生产指标订为畜均产值，单位：元/畜。畜均产值与产值成正比，而与头数成反比。如果中国政府真正能够实行以畜均产值为指标，将对压缩牲畜头数，发展牧业生产，繁荣牧区经济起积极深远的影响。
我们认为，那种以为牧业生产，游牧生活原始落后，坐视其消亡，或无视草原文化，用“先进的”农耕文化思想指导牧业生产是战略失误，其严重后果不可低估。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黄河，长江以外的又一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草，草原，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环境保护，生态屏障，自然灾害缓冲器的意义外，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起过特别的作用，留下了特别深的痕迹。例证就是，我们的主要家畜，驼，牛，马，羊等多是草食动物。我们的主要食物，主要农业作物，都是禾本科植物，是草原植物。
作为人类文明摇篮的草原，其实是很神奇的。草原是自然形成的原生植被，是自然资源，既不同于作为放牧对象的草场，也不同于作为耕作对象的草地，当然更不是农耕文化所定义的待开垦的“荒地”。草原是可更新的自然资源。如果我们能够与草原和谐相处，适度利用，草原可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续利用，而且能保证我们天蓝，地绿，水清，保证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都知道森林有水土保持功能。同为植被，草原也有水土保持的功能，而且有和森林不同的、更独到的防止“土壤风蚀”的特殊功能。根据宁夏沙坡头，据说已经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防沙治沙的经验，在沙地表面用人工布草格子是非常成功有效的方法；是至今为止唯一成功有效的方法。沙坡头的人们最先曾经尝试种树，但失败了。沙坡头的经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草本植被防止沙尘暴的功能。草本植物耗水量小，而且它的根系发达，且主要分布在浅、表层土壤，能有效地网住土壤，防止风蚀。相比之下，树木的耗水量大，而生物量却主要分布在空中和地下。所以，对防止沙尘暴来说，植树的作用不如种草。尚且不说，草原地带降雨量不够，钙基层浅露，基本上种不活树。可是却听说有林业上的人乐观的报告说，种了多少多少树，因此沙尘暴已经被有效地遏制了。我们觉得这样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
或者他是个外行，在说外行的话。按我们上面的讨论，虽然，宏观上说，植树可以改善生态环境，但具体到防治沙尘暴，防止土壤风蚀，草原植树却几乎无能为力，是白白的浪费草原上宝贵的水资源。而且生态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是以年代，世纪，甚至地质年代为单位来表现的。一年两年不出现沙尘暴，并不能说明土地荒漠化趋势的转变（其实，要想知道气候变化的趋势，把气象资料作回归分析即可）。我们已经欠了太多的生态债，在短期内是根本无法偿清的。草原同时又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草原是主要由耐旱、耐寒、耐牧的地下芽植物，禾草，组成的植被。植物把生长芽保留在地下，是一种进化。使再生芽得到更好的保护（好比胎生比卵生进化，因为胎儿得到更好的保护）。由于地下芽的作用，草原本身有一定的恢复功能。局部的，轻度的，短期的破坏，如短期的干旱，小量的超载，轻微的火灾，过后可以恢复。但如果超过它的恢复能力，一旦毁灭，草原是不可再生的。据报道，许多大跃进时期的大片的撂荒地，现在仍然没有恢复植被，从而成为沙尘暴的沙源地。美索不达米亚是不可再生的植被资源被破坏后的典型例子。我们的观点是：草原是自然资源，而不是我们的劳动对象。我们可以认识它，利用它，但不可以改造它，“建设”它，否则，将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举例来说，海洋是自然资源，不是我们的劳动对象。我们可以近海养殖，可以远洋捕捞，可以修港口，建码头。但我们不能“建设海洋”。因为海洋是一种自然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存在。与大自然相比，我们人类太渺小了。有人说，人定胜天，他们要搞“草原建设”，他们要“种草养畜”，他们要在干草原上植树造林。我们但愿自己错了，他们能“种草养畜”，他们能在干草原上植树造林。但我们建议先冷静冷静，反思一下《人口论》的教训。即使再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在自然规律面前，我们都是小学生。希望我们认真挖掘、探索草原和草原文化的涵义，按生态规律办事，维护好草原这个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否则中华民族已经面临的各种生态灾害，如：沙尘暴、污染、干旱、洪水将会越来越严重，社会生产成本会越来越高，人们生活质量会越来越低，中华民族的复兴将不可能实现。因此，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1] 赵紫阳。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3] 白永飞：“发展骆驼，保护草原，加固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椎，植物生态学报，2002， 26：（6）748-749。
笔者简介：白.图格吉扎布，草原生态学博士[美]，蒙古族，1945年生于吉林省，松原市（原郭尔罗斯前旗）。一九七九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师从李博教授。一九八二年毕业，硕士论文：《锡林河流域羊草草原数量分类的探讨》。论文提出多元向量夹角余弦值做相似系数。毕业后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参加《浅耕翻改良羊草草原课题组》，写出《草场演替趋势的数字预测》，提出状态转移矩阵的通解是对角距阵。一九八三年主持《草原退化趋势分析及对策研究》，指出“我国牧区畜牧业的基本生产条件，或说生态环境条件正在发生严重的，缓慢而持续的变化；草场有明显的退化趋势，水源，居民点附近退化现象十分严重” 。“北京的大风日数也有增加的趋势，增加的速度是每年1.1天。方程是Y= -38+1.1x ”。一九八五年由农业部选派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草原系进修，师从数量生态学教授，Charles Bonham，一九八九年获博士学位。一九九三年参加美国国防部《土地条件趋势分析》课题，任副研究员。一九九五年发表《卡森堡植被演替趋势分析-超球面模型应用实例》。同年，注册版权《股票市场监测器-52》。自一九九八年用超球面模型管理个人退休基金。二零零四年在美国注册公司，从事超球面数据分析和投资俱乐部的工作。
用政府的特权进行的禁牧，又在进行了
近忙在外面，牧区的一位老兄来电话了，说：“弟弟，你看看怎么办？”电话那头很着急和无奈并有些恐慌。我问：“怎么了？”他说：“25号以前必须把所有的样都卖掉，不然就强行拉走。”我很震惊和难过，蒙古人自古就生活和生存的草原，为什么今天只能养猪、种地而不能养羊了呢？一个政府用环保为借口，将以各民族从自己自古就游牧的土地上强行赶走，这和萨达姆屠杀伊拉克北部山区的蒙古人有什么区别。只是这次用了汉人惯用的伎俩：欺骗。说这一套，干着另一套。当时十年前就退牧的阿拉善木仁高勒北部的最好的原始森林——西沟，在退牧不到一年后就莫名其妙的卖给了北京的骗子，久汉天成的宋军一伙，当时的税于江和逃课到底得到多少好处没有人追究，但是今天那里成了煤老板的赌场和森林警察猎杀马鹿和青羊的地方，而且竟敢把牧民撵走森林警察搞来同心的回回养好几千只鸡，好在老天有眼，没有让这些鸡活下去，就这个事，我相信现在政府所执行的政策中将失败的，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老天会救赎的，善良的牧民，用你的微笑迎接蒙古人时代的到来吧，痛后重生会更加激励一个民族的复兴的，祝蓝天更烂，家乡更没，喊人都死觉吧？
我给老兄说：出来转转，过几天死的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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