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蒙古草原退化及沙尘暴起因之探讨

中美邮报2007年8月 白图格吉扎布
MDSM Data Analysis Service, LLC Fort Collins, CO 80522-2463, 美国

摘要：草原是人类的生态屏障。中国草原是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草原退化问题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草原植被退化导致了生态条件恶化和国土荒漠化。草原是自然资源，不是人们的劳动对象。农耕文化追求单位土地面积产量最大化，并解释为牲畜存栏数最大，搞“头数挂帅”是导致草原退化的政策原因。在草原资源调查中，无视“拾壹律”，“竭草而牧”地计算载畜量是导致畜草失衡的技术原因。定居轮牧加剧了退化的速度。定居游牧、草原文化特色旅游、风力发电将是发展方向。为了发展生产，保护资源，应当取“畜均产值”代替“存栏数”作为牧业生产指标。

首先，让我们来共同探讨国家生态安全这个概念。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等生态问题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重大挑战。一位前中国领导人[1]曾经对生态的重要性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当今的时代是民族觉醒的时代。外敌入侵，用武力征服中国，奴役中华民族，已经几乎不可能了。如果中国将来出问题，很大可能是内部问题，如路线问题，民族问题，或生态问题。其中尤其以生态环境问题最危险，最严重。如果我们不走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道路，而只考虑当前，不考虑子孙后代，搞掠夺式的经营，我们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而如果真的招来了大自然的惩罚，我们人类将无法自救。与大自然相比，我们人类太渺小了，不属于同一个数量级。历史上许多文明，许多民族的衰落，就是由于违背自然规律，耗尽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对美索不达米亚（古伊拉克）过度地利用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有过很精辟的论述[2]。大意是说，人们对大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搞掠夺式的经营，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美索不达米亚过度地盘剥土地，因此造成了土地的荒漠化。对圣经，或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多知道，伊拉克在古代是十分富饶的。即使现在，也不缺水，有两条河（美索不达米亚就是希腊文“两河平原”的意思），也有树。但与古代相比，伊拉克现在的自然条件恶劣得令人震惊。历史不可重演。使伊拉克恢复到历史上所记载的原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而我们也不能让伊拉克的历史进程在中国重演，来检验草原退化和荒漠化之间的联系。生态学有一条规律，空间换时间。我们主张以美索不达米亚（古伊拉克）为戒，防患于未然，或防大患于已然。中国北方土地荒漠化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沙尘暴愈演愈烈。我们认为这场正在发展的生态灾患的成因是复杂的。其中，用农耕文化的思想指导草原畜牧业生产，致使草原植被退化是重要的原因。下面，分几个方面，分别说明。

草原是人类的生态屏障。这是根据生态位提出的一个抽象的命题，需要进一步阐述。如果相信进化论，认为人是由猿进化而来，从树上下来，来到地面，来到草原。那么，人的生活环境应当介于树与草之间。其实，即使不借用进化论，把森林、人、草原和荒漠的生态位按湿润度排列，我们也会发现，人的生态位介于森林和草原之间。由于现代物质文明，我们可以生活在森林，也可以生活在荒漠。但我们一般都接受，最适宜人类生活的环境还是介乎于森林和草原之间的环境。这样，人的生态位和荒漠之间本来有草原隔开。如果草原萎缩，功能退化，则人类将受到荒漠化的冲击。这完全是根据生态位的概念，对土地荒漠化，对沙尘暴的抽象解释。当然，其他人有别的解释，比如什么“厄而尼诺现象”，“世界气候变暖”，过度砍伐树木等。

这个观点，草原植被退化导致生态条件恶化，土地荒漠化是笔者60年代在牧区劳动时逐步认识，并在1984年主持《草原退化趋势预测及对策研究》课题时最后完成的。笔者在牧区劳动时就听老牧民反映说，现在羊的个头越来越小，马越来越不能跑路；畜群组成上，大畜（改良畜）比例越来越低；放牧场正在从居民点向远处退去，而且，牧草产量，质量也都在下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工作时，笔者曾主持《草原退化趋势分析及对策研究》课题。在课题进行中，课题组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让人们触目惊心的数据和资料，说明“我国牧区畜牧业的基本生产条件，或说生态环境条件正在发生严重的，缓慢而持续的变化；草场有明显的退化趋势，水源，居民点附近退化现象十分严重” 。为了说明问题，更为了引起决策人的注意，课题组纳入了八级以上大风天数为指标，进行回归分析。课题组当时的假设是：作为植被，草原会影响风产生的原动力（太阳能对地表的加热），和风运动的阻力（改变大地和大气界面的摩擦系数）。

而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草原植被退化和大风天数高度相关。气象数据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不但锡林郭勒草原上大风天数有增加的趋势，北京的大风天数也有增加的趋势，并定量列出回归公式。回归公式预测，15年后，到2000年，北京的大风日数将达到每年60天。同时，也有其他人员指出了这个趋势。如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风沙逼近北京城”。但是，当时的人们普遍不能接受。为此，还有人专门上课题论证，说明北京的尘降不是来自内蒙古，而是来自北京郊区的大兴。意图否定中国北方，北京地区存在土地荒漠化的趋势。但是，事情却不幸被我们的研究报告言中。报告发表15年后，2000年，中国北方发生了特大的沙尘暴，并袭击了北京。而15年前追寻沙源的错误作法也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维。说它错误，是因为寻找中国沙尘暴之源的提法比较粗浅。沙尘暴的物理，或地理源头，应该不难找。一定的风速能携带一定尺寸的沙粒，而且不同地区的沙土有不同的组成成份。所以沙尘暴的源头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地寻找。寻找源头的提法不但浅薄，粗俗，更不妥的是这种提法有制造地域分歧和民族偏见之嫌。有意无意地把沙尘暴问题划分为加害地区和受害地区。把沙尘暴的责任归咎于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是有害的，没有道理的。虽然现行的法规规定防沙治沙的责任在地方，但象沙尘暴这样大范围的生态环境问题只有从全局把握，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生产实践等多方面全面检讨、修正，正确规范人类的活动，才有可能解决。除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世界范围内还发生过几次规模较大的沙尘暴。比如，美国历史上发生过黑风暴，被认为是由于过度开垦种植小麦所致。前苏联也发生过沙尘暴，被认为是由于过度砍伐森林所致。美、苏两国从全局着手，宏观解决问题的历史经验也许值得我们借鉴。

现在，好多科学工作者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沙尘暴的重要原因是草原植被退化，草原退化的重要原因是长期过牧超载造成的。那么，草原为什么会超载呢？有人说，是牧民有追求牲畜头数的本性。中科院的一位专家写道[3]：“在游牧民族传统的畜牧业观念中，头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于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人们几乎没有能力同自然抗争，较多的牲畜数量是维持生存和生产所必需的”。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小农经济思想是造成追求头数的政策原因。但是什么人持有这种小农经济思想呢？说游牧牧民有小农思想似乎有点牵强，而且，这套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违背自然规律的“追求头数”的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生存了几千年，而没有早早被大自然所淘汰？草原为什么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急剧退化？而且，如果不是政府要求“存栏数”，哪个牧民愿意，敢于保留过多的牲畜？我们以为，牲畜超载，草原退化是政策失误造成的；是忽视草原文化而用农耕文化思想，指导牧业生产的结果。50年代，中国政府把农业生产中追求单位土地面积产量最大化的政策搬到草原畜牧业生产，并解释为牲畜存栏数最大，成为指导牧业生产的基本政策，提出“千条万条，发展牲畜头数第一条”。在政府的“头数挂帅”政策推动下，基层领导追求存栏数，争当牲畜头数超百万的大旗大县。

为此大搞“抗灾保畜”，给畜群形成了一个向乏弱者看齐的生态压力：哪个牲畜乏弱，就给好吃好喝地保起来；哪个肥壮，就杀就卖。哪个畜种繁殖得快（如山羊绵羊），就大力繁殖。几代下来，牲畜整体质量就自然下降了。这实际上，完全不符合“适者生存，劣者淘汰，优者优饲”的牧业生产规律，也完全违背了游牧牧民传统的做法。在牲畜质量退化的同时，几十年的时间，把草原牲畜头数推到了草原载畜量的极限，甚至逼近或达到了草原生物量。而且，这种“头数挂帅”政策一旦形成，便有极大的惯性。以至于，当大家都已经认识到畜草失衡是制约草原畜牧业的主要障碍后，仍然有人坚持发展头数，甚至提出“种草养畜”这样本末倒置的策略。我们以为现在还在主张“种草养畜”的人，如果不是蹲在城里的书呆子，就是顽固的农耕主义者，用“发展畜牧业”的招牌，在贩卖“开垦草原”的勾当。因为稍加匡算，就可以算出“种草养畜”是赔钱的买卖。如果以内蒙古自治区，恩格贝的水、热、土壤条件，以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财力，尚不能维持“种草养畜”，要水热条件更差、运输通讯更不方便、人力财力更缺乏的广大牧区“种草养畜”则纯属误国之清谈。

与这些草原科技工作者的说法相反，我们认为，是游牧牧民和他们的草原文化保护了草原。游牧牧民信奉的是大自然崇拜，视草原为母亲，老天，本能的保护草原，甚至采取非常艰苦的游牧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来保护草原。由于游牧时，在一处停留时间很短，牲畜仅仅采食草尖，不但保证牲畜得到最好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使草原得到最适度的利用。用牧民的话说是，“俄布斯乃素日古格，乌苏乃通拉嘎”，意思是“采草之精，饮水之清”。牧民跟着牲畜在草原上漫游，让牲畜采食牧草最精华的一小部分，被中原人描述为“逐水草而居”，实际上，很不恰当。游牧牧民之所以搬家，不是因为草被吃完了，不得不“逐草”搬家到有草的地方，而是为了保护草原，使草原得到最适度的利用，而主动离开；同时也是为了让牲畜拣吃最好最嫩的草。两种文化的差别，在“盲流”的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五、六十年代，草原上有从农区来的所谓“盲目流入人口”。他们非常不愿意搬家。到了倒场的时候，总是和生产队的领导争论，“草坡上还有草呢，牲畜还有吃的呢，为什麽要搬？” 因为他们习惯了农耕文化的“颗粒还家”，认为只有把草吃光了后搬家，才不浪费。有句老话，形容一个地方富饶：“棒打獐子，瓢舀鱼，胖胖的野兔钻锅底。”遇到这种地方，有识之士首先是要把它保护起来，以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永续利用。但另外一些有殖民心态的人就不同。他们要来“开发”，直到把獐子都打完了，把鱼都舀光了，把兔子都炖着吃了，才歇心。然后再去寻找新的宝地继续开发。

游牧牧民的做法，让牲畜只采食草原产草量很小的一部分，约十分之一，便主动离开是符合生态学原理的。我们现在讲科学发展观，探讨草原退化的原因，就要好好挖掘探索草原文化的内涵，及其科学性。比如，金字塔，食物链，这些生态学基本概念大家可能都已经比较熟悉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翻译出版的“英汉双解生态与环境词典”，对PYRAMID的解释是：“每一个营养级的生物量大约是其下面营养级生物量的10%”。

虽然按字面，PYRAMID也可以翻译作金字塔，但我们建议按意译作“十一律”比较妥当。因为在这里说的生态系统上下营养级生物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其实是等比关系，10%，10%，再10%，往下逐级递减，而不是等差关系。相反，金字塔表现的实际是等差关系：10块砖，9块，8块，…..，2块，1块，每级差1块，一直摞到顶上，就形成个金字塔。生态系统，食物链这些生态学概念传入中国时，笔者也参加了部分工作。大约是197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草原生态学实验室创建人，范.达因教授及其夫人访问中国，并到内蒙古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已故科学院院士李博先生主持接待工作。当时，笔者是李博先生的研究生。导师要笔者把范.达因的文章翻译成中文，以便大家了解他的学术思想。范.达因在他的著作中的提法类似剩余价值：自留90%用于维持自己的生存，把大约10%，提供给下一个营养级别。他文章中的示意图，看起来根本不像金字塔。比较形象的描述是，一个大办公桌上放着一本书，书上立着一小截粉笔头。办公桌、书、和粉笔头分别代表初级生物量（草原产草量）、次级生物量（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的生物量。它们之间的比例是按照1000，100，10画的；而不是3，2，1。当然，有人会争辩说，把等比级数指数化后可以作为等差级数处理。1000，100，10，是10的3次，2次，1次方，也就是3，2，1，成等差级数了。当然，这样做，数学上看起来和谐了，但用来指导生产，会造成混乱。我们以为还是称“十一律”好。

离开“十一律”，就无法解释中国草原退化的问题，就找不到原因，就只有到老天那里找原因，到国外找原因，什么“厄尔尼诺现象” 呀，什么“气候变暖”呀，什么“外蒙古”呀，反正不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是计算了产草量，计算了草原载畜量的呀；是按照畜草平衡的思想做的呀，怎么可能超载呢。问题的关键就在，我们没有遵照“十一律”，把草原生物量的90%留给草原供其休养生息。这个问题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笔者在这里杜撰。笔者在做研究生时，曾随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国家锡林郭勒草原生态定位站实习。后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工作。在多年的工作中，笔者和导师们、同学们、同事们一直都是用“收割法”来估算草原载畜量的：随机取若干1平方米的样方，贴地面把草剪净，称鲜重；烘干，再称干重。1平方米的干草产量克数就是1平方公里草原产草的吨数。然后，把草原产草量乘草原可利用面积除单位牲畜年食量便得出该片草原的年载畜量。这是经典的草原载畜量估算法，是能在教学参考书和实验手册上找到的唯一的草原载畜量估算法。然而，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从草原产草量到草原载畜量的转换过程中没有任何扣除，是百分之百地转换。也就是说，我们的“畜草平衡”是建立在“颗粒还家”，“竭草而牧”的基础上的。

这样，我们便实际上过高几倍，近10倍，地估计了我们的草原家底，因此繁殖了过多的，近10倍多，的牲畜。其直接结果便是造成畜草非常的不平衡，草绝对地不够吃。牲畜吃不饱，营养不够，便啃灌木，刨草根，不但造成了草原的退化，而且影响了牲畜的生长发育。我们认为，草原长期的（几十年），大面积的，高强度超负荷过牧导致草原植被退化，才是沙尘暴的真实原因。与这样长期，高强度的超负荷过牧相比，其它因素的影响（如，所谓“厄尔尼诺”现象的解释）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而且，“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候变暖”等说辞无法解释，既然整个世界气候变暖，何以只有中国北方沙尘暴肆虐，世界其它各地却相对的平静；也无法解释，何以同样位于中国北方，而宁夏沙坡头的风沙多年来呈下降的趋势，而其它地区，如北京，呈上升趋势。“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候变暖”是中国草原退化和沙尘暴的外部原因，通过畜草失衡的内因而起作用。我们希望“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候变暖”的讨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草原退化和沙尘暴的理解，而不是掩盖矛盾。况且，现在普遍认为地球气候变暖主要也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草原退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牧区实行“定居轮牧”的政策造成的。游牧生活是很艰苦，很简陋的。世界上尚没有一个游牧民族实现了现代化的先例。因为财富的积累需要时间，需要稳定，所以，让游牧民定居是牧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让牧民定居是好事。但如何在定居的条件下保持发扬草原文化的传统，保证(荒漠，半荒漠)草原的永续利用呢？这是个历史的难题，我们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看过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似乎牧业现代化就是房子，车子，票子。牧民定居了，住上房子了，骑上摩托车了，有钱了，似乎牧业现代化也就实现了。可是草原的状况如何呢。在定居点附近，甚至几里之内，地面光溜溜的，什麽也不长。在卫星照片上，一个定居点，一口深机井就是一个白点。而且定居点的历史越久，白点就越大，颜色就越白，显示草原退化和定居轮牧是高度相关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两者之间还有因果关系，简单说明如下。从定居点早上出牧晚上归来的牲畜都必定有一个最大的放牧半径。最大放牧半径以外的草场，家畜就利用不上了，是为“不可利用草场”。如果，以定居点为圆心，以放牧半径为半径做圆，则，圆周以外的草场是“不可利用草场”，放牧强度等于零。圆周上的草场，家畜刚刚够得着，放牧强度最轻。

从圆周到圆心，放牧强度（家畜通行密度，放牧频度/强度）和距原点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放牧强度=1/R*R。原点处，定居点上，距离等于零，放牧强度最大，理论上趋于无穷大，会被牲畜啃为裸地。牲畜啃噬和践踏的双重作用，会导致定居点周围植被退化，土壤变性，以致最终不可恢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裸地会呈同心圆向外逐步扩张，草场会退离定居点越来越远。最后，不得不放弃旧定居点，盖新的定居点，开始新一轮的退化过程。所以“定居轮牧”必定导致草原退化。世界上几大草原都退化了，多个当初的游牧民族后来都衰落了或者转业了，也许就是他们经不住定居的诱惑的结果。而欧亚草原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保存得最好的草原（李博语），可能是和蒙古民族一直坚持游牧，有完整科学合理的草原文化有关。这个课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发掘，探讨。比如，蒙古牧民宁愿在野外寻捡牛粪背回来，也不肯砍伐灌木作燃料。再比如，蒙古牧民特有的蒙古包，便是最坚固，最保暖，兼有抗风，防火功能，科学合理的可移动民居（另有专文论述）。草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我们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我们设想，发扬光大草原文化，开展草原文化特色旅游，推广风力发电，是草原牧区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以房子，车子，票子为标志的牧业现代化，以牺牲生态环境，牺牲草原为代价，换取人民生活的提高，是不可取的。因为那很可能会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一场生态灾难。如何实现草原牧业现代化，提高牧民生活，发展牧业生产，同时保持草原的生态环境，生态功能，是我们这代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实行的是“定居游牧”。这里的游，是漫游的游（ROAMING，如手机漫游）。牧民家属定居，畜群在放牧场上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游走，随机、均匀地利用草场。“游”“轮”一字之差，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定居游牧”的关键是要有足够的牧场。要压缩牧区的牲畜和人口，在厉行“十一律”的基础上，建立畜草平衡，少而精的发展牲畜。另一方面，要使限量的牲畜产生足够的产值，牲畜的质量，畜产品的深加工产业链，农牧区之间的分工（牧区繁殖，农区育肥）等配套措施都要跟上。其中，最关键的政策措施是修订牧业生产指标，指引群众的生产。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草原退化趋势预测及对策研究》课题组1984年曾经建议把草原畜牧业综合生产指标订为畜均产值，单位：元/畜。畜均产值与产值成正比，而与头数成反比。如果中国政府真正能够实行以畜均产值为指标，将对压缩牲畜头数，发展牧业生产，繁荣牧区经济起积极深远的影响。

我们认为，那种以为牧业生产，游牧生活原始落后，坐视其消亡，或无视草原文化，用“先进的”农耕文化思想指导牧业生产是战略失误，其严重后果不可低估。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黄河，长江以外的又一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草，草原，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环境保护，生态屏障，自然灾害缓冲器的意义外，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起过特别的作用，留下了特别深的痕迹。例证就是，我们的主要家畜，驼，牛，马，羊等多是草食动物。我们的主要食物，主要农业作物，都是禾本科植物，是草原植物。

作为人类文明摇篮的草原，其实是很神奇的。草原是自然形成的原生植被，是自然资源，既不同于作为放牧对象的草场，也不同于作为耕作对象的草地，当然更不是农耕文化所定义的待开垦的“荒地”。草原是可更新的自然资源。如果我们能够与草原和谐相处，适度利用，草原可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续利用，而且能保证我们天蓝，地绿，水清，保证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都知道森林有水土保持功能。同为植被，草原也有水土保持的功能，而且有和森林不同的、更独到的防止“土壤风蚀”的特殊功能。根据宁夏沙坡头，据说已经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防沙治沙的经验，在沙地表面用人工布草格子是非常成功有效的方法；是至今为止唯一成功有效的方法。沙坡头的人们最先曾经尝试种树，但失败了。沙坡头的经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草本植被防止沙尘暴的功能。草本植物耗水量小，而且它的根系发达，且主要分布在浅、表层土壤，能有效地网住土壤，防止风蚀。相比之下，树木的耗水量大，而生物量却主要分布在空中和地下。所以，对防止沙尘暴来说，植树的作用不如种草。尚且不说，草原地带降雨量不够，钙基层浅露，基本上种不活树。可是却听说有林业上的人乐观的报告说，种了多少多少树，因此沙尘暴已经被有效地遏制了。我们觉得这样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

或者他是个外行，在说外行的话。按我们上面的讨论，虽然，宏观上说，植树可以改善生态环境，但具体到防治沙尘暴，防止土壤风蚀，草原植树却几乎无能为力，是白白的浪费草原上宝贵的水资源。而且生态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是以年代，世纪，甚至地质年代为单位来表现的。一年两年不出现沙尘暴，并不能说明土地荒漠化趋势的转变（其实，要想知道气候变化的趋势，把气象资料作回归分析即可）。我们已经欠了太多的生态债，在短期内是根本无法偿清的。草原同时又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草原是主要由耐旱、耐寒、耐牧的地下芽植物，禾草，组成的植被。植物把生长芽保留在地下，是一种进化。使再生芽得到更好的保护（好比胎生比卵生进化，因为胎儿得到更好的保护）。由于地下芽的作用，草原本身有一定的恢复功能。局部的，轻度的，短期的破坏，如短期的干旱，小量的超载，轻微的火灾，过后可以恢复。但如果超过它的恢复能力，一旦毁灭，草原是不可再生的。据报道，许多大跃进时期的大片的撂荒地，现在仍然没有恢复植被，从而成为沙尘暴的沙源地。美索不达米亚是不可再生的植被资源被破坏后的典型例子。我们的观点是：草原是自然资源，而不是我们的劳动对象。我们可以认识它，利用它，但不可以改造它，“建设”它，否则，将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举例来说，海洋是自然资源，不是我们的劳动对象。我们可以近海养殖，可以远洋捕捞，可以修港口，建码头。但我们不能“建设海洋”。因为海洋是一种自然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存在。与大自然相比，我们人类太渺小了。有人说，人定胜天，他们要搞“草原建设”，他们要“种草养畜”，他们要在干草原上植树造林。我们但愿自己错了，他们能“种草养畜”，他们能在干草原上植树造林。但我们建议先冷静冷静，反思一下《人口论》的教训。即使再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在自然规律面前，我们都是小学生。希望我们认真挖掘、探索草原和草原文化的涵义，按生态规律办事，维护好草原这个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否则中华民族已经面临的各种生态灾害，如：沙尘暴、污染、干旱、洪水将会越来越严重，社会生产成本会越来越高，人们生活质量会越来越低，中华民族的复兴将不可能实现。因此，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1] 赵紫阳。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3] 白永飞：“发展骆驼，保护草原，加固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椎，植物生态学报，2002， 26：（6）748-749。

笔者简介：白.图格吉扎布，草原生态学博士[美]，蒙古族，1945年生于吉林省，松原市（原郭尔罗斯前旗）。一九七九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师从李博教授。一九八二年毕业，硕士论文：《锡林河流域羊草草原数量分类的探讨》。论文提出多元向量夹角余弦值做相似系数。毕业后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参加《浅耕翻改良羊草草原课题组》，写出《草场演替趋势的数字预测》，提出状态转移矩阵的通解是对角距阵。一九八三年主持《草原退化趋势分析及对策研究》，指出“我国牧区畜牧业的基本生产条件，或说生态环境条件正在发生严重的，缓慢而持续的变化；草场有明显的退化趋势，水源，居民点附近退化现象十分严重” 。“北京的大风日数也有增加的趋势，增加的速度是每年1.1天。方程是Y= -38+1.1x ”。一九八五年由农业部选派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草原系进修，师从数量生态学教授，Charles Bonham，一九八九年获博士学位。一九九三年参加美国国防部《土地条件趋势分析》课题，任副研究员。一九九五年发表《卡森堡植被演替趋势分析-超球面模型应用实例》。同年，注册版权《股票市场监测器-52》。自一九九八年用超球面模型管理个人退休基金。二零零四年在美国注册公司，从事超球面数据分析和投资俱乐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