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抢走了我的草原

草原“禁牧令”：“令”好下“禁”难止......
一面是草原生态恶化需要禁牧，一面是牧民发展生产要放羊。人、羊、生态，这三者的矛盾把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党委副书记鲍文龙逼得额头上多了好几条皱纹。

他向记者感叹，上面把禁牧这块“最难啃的骨头”推给了基层干部，基层干部迫于压力只好“硬着头皮上”。现在矛盾都集中在最基层，就难免会发生冲突。有时干部一去逮羊，牧民一个电话，几十人就赶来围攻。当地派出所有时也束手无策。

记者在内蒙古、陕西、宁夏、河北等省区采访了解到，尽管禁牧、休牧和轮牧制度正在使中国草原发生可喜的变化，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各地禁牧休牧工作开展得还不平衡，距离草原保护建设的总体要求尚有差距。尤其偷牧、散牧现象屡禁不止，在牧民与政府之间的“游击战”中，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禁牧成为取消农业税后影响基层干群和谐的一大“焦点”，绿色的“禁牧令”正在经受严峻考验。

　禁牧、休牧、轮牧、舍饲被沙尘暴吹出来的八个字

“我以前养100多只羊，草场却在退化，现在养300多只羊，草场的长势反而好了，关键是禁牧、休牧、轮牧、舍饲的路走对了！”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昂素镇巴音什里嘎查牧民马呼格日图指着家门前一片泛着青绿的草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为了扭转“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的生态怪圈，内蒙古自治区等西部省份相继在草原严重沙化退化的地区实行禁牧，有的省区则实施全境禁牧。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已有25个省(区、市)的1100个县旗全部或部分实施了封山禁牧，封育保护面积达到67万平方公里。禁牧成为席卷西部草原乃至全国生态脆弱地区的一场“绿色革命”。中国有天然草地面积33099万多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二草地大国。由于超载过牧，2000年前我国西部草地90%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大面积开垦的草地有近50%因生产力下降而被撂荒成为裸地和沙地，长年干旱少雨，风沙频繁，植被稀疏，荒漠化十分严重，使建设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由此引发的沙尘暴已成为我国最让人头痛的环境问题。

面对这一生态问题，从2000年起，西部各地逐步摸索出了一套与草原和谐共处的发展之路，那就是因地制宜地通过“禁牧、休牧、轮牧、舍饲”使牧民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由牧羊人向养羊人转变。可以说，这八个字是被沙尘暴吹出来的，是被大面积的草原沙化逼出来的。

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张喜武在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举行的2007年春季禁牧休牧启动仪式上介绍，截至目前，中国禁牧休牧草原已超过13亿亩，草原禁牧休牧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全国率先实行禁牧制度的内蒙古自治区可利用草原的植被覆盖度由2001年的30.59%提高到了目前的36.07%，草原植被大面积恢复，生态环境实现了“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可喜局面。

内蒙古最早实施禁牧政策的鄂尔多斯市植被覆盖度由2000年的30%提高到目前的70%以上，牧业年度牲畜总头数由2000年的614万头(只)增加到2006年的1500万头(只)，牧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453元提高到2006年的5308元，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提高的良性循环之路。

“草原夜袭队”挑战“禁牧令”

禁牧可以改善生态，这毋庸置疑，但为改善生态而下发的一纸禁牧令，就能够一“禁”了之吗？几年来地方政府在禁牧措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农民卖了不适合圈养的羊，放牧的少了，但饲草供应、圈舍补贴、品种改良、防疫灭病等问题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目前在西部一些地区常见到牧羊人与他们的羊群。因而这些成群出没在草原上的羊群也被戏称为“草原夜袭队”，这些羊群也习惯了昼伏夜出吃“夜草”。

缘何会出现“草原夜袭队”？一些基层干部认为牧民认识浅薄，只顾眼前利益，不懂得禁牧的长远生态意义。但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造成牧民偷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一个“认识浅薄”那么简单。要改变一个牵涉诸多方面的生产方式，并非仅发一个禁令就能解决。农民要维持生计，羊要果腹，圈养缺乏有力支持，出现偷牧现象并不奇怪，这不能光怪农民，还应对禁令本身进行反思。

当然，观念陈旧也是偷牧的重要原因，一些牧民在舍饲养羊上还有认识误区，甚至不少人认为舍饲养羊太麻烦，不如把羊赶出去放赶回来圈方便。加之近年来的好雨水换来了草茂林丰，一些地方的干部群众原来紧绷的生态弦又有放松的迹象。记者途经西部一些已经颁布过禁牧令的旗县，发现绿色的草场上不时有偷牧的羊群出没，个别偷牧严重的地区羊群甚至是成群出没于禁牧的草地上。

“草原夜袭队”的出现也说明告别传统的艰难，向新型畜牧业转型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西部大部分地区十年九旱，水地很少，在有限的水浇地上种粮种草就成了主要矛盾，不少干旱硬梁区的老百姓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一些牧民说，他们也不想出来放羊，风吹日晒人受罪，可没有那么多的饲草喂养，水地还要解决口粮，不能全部种草养羊。

　“要想管住牛羊的腿，先得管住干部的嘴”

记者了解到，取消农业税后，基层干部与牧民接触最多的一项工作就是禁牧。尽管各级政府采取“发现偷牧就重罚”的措施，但偷牧现象仍屡禁不止。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深得民心，对照之下，牧民对“发现偷牧就重罚”的措施尤其对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的干部借禁牧敛财现象深为不满，在牧民与政府之间的“游击战”中，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禁牧成为影响基层干群和谐的一大“焦点”。记者调查发现，牧民对禁牧工作的不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禁牧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逮羊随意性很大。不少农民反映说，禁牧干部很少与农民做思想工作，禁牧就是逮羊。他们开着专用的拉羊车，径直闯入羊群，拉上羊就走。记者曾碰到正在偷牧的化德县勿兰淖村一位牧民，她没好气地说，前一段时间乡里来人闯进她的羊群，由于用力过猛，一只羊当场被摁死，这伙人没有理会死羊，另外抓了两只羊扬长而去。

其二，罚款主体多元化，以罚代管。记者在乌兰察布市化德、察哈尔右翼前旗、卓资等几个旗县采访时，农民普遍反映，别看家家户户养羊不多，可罚款的部门有县林业局公安分局、县水务局水政执法大队、乡政府林牧站、县畜牧局草原站、临时护林员。罚款的数额没个固定标准，有关系的罚个二三十元，没门路的罚个几百元到几千元。由于频频出来抓羊，几个部门的人经常发生“撞车”现象。

其三，把禁牧当作“吃口”。“禁牧的大政策是对的，如果能彻底禁牧，一个羊也不让养，我们也就认了，可现在不是这回事儿啊，罚款的部门生怕农民不出来放羊，取消农业税后，禁牧就成了一些乡镇和部门的最后一道‘吃口’！”在记者走访的几个盟市中，许多牧民的抱怨不约而同。

牧民反映，不管哪个部门来抓羊，不说别的，交了“罚款”就可以继续放羊。甚至提前收取“罚款”后，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放羊。有时偷牧者答应不要票据，禁牧人员就少收部分罚款，直接装入自己腰包。有些干部嘴馋了，借禁牧之名出去逮个羊回来就杀掉吃了。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乌兰板村牧民闫林旺说，有一次林业派出所将他的羊逮回45只，待他交完700元罚款后，一数羊少了一只，他转身回屋一看，那只羊的皮子和头还放在案板上。陈满仓、陈文俊、陈铁珍等牧民也都诉说他们去交罚款赎羊时，羊都缺了两只。

上述禁牧中存在的问题在西部省区的农村牧区甚为普遍。“要想管住牛羊的腿，先得管住干部的嘴！”这是记者与牧民谈到禁牧话题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不放往死里饿，一放往死里罚”

牧民抱怨的同时，基层干部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记者采访基层干部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谈到禁牧。不少乡镇干部感言，如今禁牧是最令他们头疼的事。现在不少盟市把禁牧列入实绩考核的硬指标，一票否决，基层干部压力很大，称禁牧为“摘帽子工程”。

为落实禁牧令，内蒙古自治区等西部省份的不少基层干部付出过很大努力。但有的干部反映，他们遇到了一种尴尬，就是在推行禁牧时，进行处罚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可作依据。内蒙古鄂托克旗某镇曾查处一个在山梁上放羊的农民，将他的几只羊扣留，但要进行处罚时却找不到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结果只好不了了之。不少乡镇干部说，严格说来，乡镇一级根本没有“处罚权”，平时查处偷牧时，多数情况下牧民没有较真，但要是较起真来，怎样给一个“说法”还真是个问题。

不少基层干部对记者说，禁牧就需要有人去管理，管理的过程中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有暗箱操作的现象、有人情关系的问题、有借禁牧敛财的案例、有粗暴过激的行为，正是这些问题损伤了政府形象，损害了干群关系。

鄂尔多斯市农牧业局副局长王水云等基层干部说，政府禁牧的目的是要保护和恢复生态，让群众增加收入，并不是以逮羊、罚款为目的。但上面定的政策基层在执行时常会出现偏差。比如禁牧人员除了罚款和逮羊以外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结果牧民与禁牧人员玩“游击战”，羊群成了“草原夜袭队”，不仅吃草，有时把农作物吃了，把树啃了，造成牧民之间也出现不少矛盾，给农村的稳定和团结埋下隐患。

再如，禁牧办的情况有点像个别地方的交警，车、油、工资等款项都来自罚款所得。如果罚款收入全部上交，乡镇的禁牧人员很容易产生懈怠心理，如果将一部分所得给禁牧人员，老百姓很难理解。加之还有一部分禁牧人员的素质不高、私心很重，将禁牧看成了自己的生财之道。

化德县副县长郭守玉等基层干部坦言，现在是国家要生态，群众要生活，上级领导既要你发展畜牧业，又要你保护生态，让基层干部无所适从。如2004年市里给县里下指标发展“寒羊工程”，要求“调进寒羊留位子，调不进寒羊离位子”，县里从外地调回3万多只寒羊。化德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以现在恶劣的生态状况看，一只羊也不该养。放牧违反政策规定，圈养就得搞好棚圈、青贮、饲草料基地、防疫、良种繁育等配套工程建设。可全县去年财政收入5600多万元，每年维持发工资和机关运转的经费就得9000多万元，根本无力扶持。加上连年干旱，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十分困难，也难怪他们抱怨“不放往死里饿，一放往死里罚”。

还有，牧民对全年禁牧的规定也意见很大。草原上一些老牧民也讲，牧草发芽生长期间，禁牧是应该的，但等到牧草枯萎落籽后，完全可以放牧。草不让羊吃，冬春几场大风全刮走了，到头来还是浪费了。

一些基层干部也坦承，经过几年的全年禁牧尝试，禁牧确实是一种最有效的恢复草地生态的方式，目前，还没有哪一种人工建设手段在人力物力上能够胜过禁牧所取得的生态效果，但同时也应看到全年禁牧带来的巨大的饲草资源浪费。有资料表明，每年4月至7月的季节性禁牧，草地植物最高生物量可提高两三倍。在此之外，其余季节牲畜的正常采食对草地产量不仅没有负面影响，而且牲畜粪便还可均匀地给草地增加肥力，促进草地产草量，因为牧草的生长关键是只要不破坏其生长点，生长即不受影响。

郭守玉说，禁牧成为免税后基层干部与牧民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焦点”，确实难题不少，如今禁牧工作“上交不了国家的差，下交不了老百姓的账”。


在羊、生态和人之间寻找一种和谐

不管如何，绿色的禁牧令正在“禁”出草原生态的回归。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分管农牧的副旗长王德义认为，就禁牧而言，“羊进圈”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有做到“禁得住，不反弹”才算大功告成。禁牧管理难，除了农民传统思想转变难，教育工作不到位外，最重要的还是短时间内难以为群众找到一条脱贫致富路。禁牧存在着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困难，光靠逮羊罚款，再过十年也禁不了偷牧。

王德义认为，禁牧如治水，靠疏不靠堵。禁牧并非禁羊，而是要在羊、生态和人之间寻找一种和谐。解决好了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因禁牧造成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自然迎刃而解。

王德义等基层干部建议：一是核定载畜量，根据禁牧草场面积和所增加的饲养费用直接补贴。二是通过实施相关项目，加快饲草料基地建设、草场改良补播、棚圈、机械化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配套项目保护群众利益，再引导其进行舍饲圈养。三是改良羊的品种，通过良种繁育、胚胎移植等，提高个体产羊量，让单位羊产生更大的效益。四是通过社会募集资金，发行生态建设彩票，形成长效、稳定的资金渠道。

达拉特旗在禁牧上也探索了一些好的办法，比如第一次发现偷牧不罚款，提出警告；第二次发现让偷牧者本人签字；第三次再发现，就从退牧还草等一系列国家及自治区的项目上和政策上制裁偷牧者。这样让群众知道政府禁牧并不是以罚款为目的，同时禁牧工作人员也不与钱直接打交道，减少了与牧民的直接冲突，维护了乡镇干部的形象，还有利于国家惠农政策的贯彻执行。

同时，一些畜牧专家建议，西部各县(市、旗)应根据草原植被恢复情况，测算出合理的载畜量，科学确定草原禁牧时间、禁牧范围和利用方式，以政府令或通告的形式定期发布草原禁牧令、休牧令，明确禁牧、休牧的具体时间和范围，使草原禁牧、休牧更加科学，更利于实施。

内蒙古自治区是全国率先实行“禁牧”的省份。从2000年到现在，占全区草场面积六分之一的2亿多亩草场实行了禁牧。在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的“新三牧”政策推动下，内蒙古自治区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呈“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趋势。

但记者在日前的采访中，发现在禁牧政策的执行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插曲。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部分牧民最近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门前上访反映，2001年市里开始实施禁牧后，因当地干部职工买羊进山放牧，加之禁牧工作人员许之以“交罚款就可进山放羊”，原本响应政府号召卖掉羊只的牧民又纷纷买羊，使大青山又成为放牧场。养羊的牧民为此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而禁牧成了部分工作人员，甚至当地政府的生财之道？然而，最近土左旗政府因“怕出事”搞突击禁牧，使养羊的部分牧民损失惨重。记者对此作了深入调查。

禁牧5年，羊儿还在山坡上吃草

日前，在土左旗乌兰板村、蒋圪旦村牧民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大青山深处，看到在荒无人烟的大山内，几乎每一道沟岔内都建有几处简陋的土坯房和用石头砌成的羊圈，这是羊倌们深入大山偷牧的住所，当地人叫它“羊房子”。据牧民反映，这样的“羊房子”和羊圈在大青山里少说也有400个。记者在大青山的几道深沟里采访了两天发现，山上随处可见羊的粪便和蹄印。在蒋圪旦村，记者看到两群羊正在山坡上吃草，每群羊在200只左右。

49岁的羊倌儿陈金贵借来河边饮羊的机会和记者攀谈起来。

“你一直在山里放羊吗？”记者问。

“对，这几年就住在山里‘打游击’！”陈金贵答。

“这是封山育林区呀，不是重点禁牧区域吗？”记者指着山坡上的苍松翠柏问。

“嗨！要说国家这禁牧政策是对的，可架不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山里常年放养的羊就有几百群，一句话，交了钱就能放！再说，当官的都雇人放，平头百姓就不能放？”没想到陈金贵一下来了气。

山里的牧民不约而同地告诉记者，大青山里几乎一直就没误着放羊，刚禁牧时，沿山牧民响应政府号召开始卖羊，养羊数量一度从20万只下降到4万多只。但后来牧民们看到旗、乡、村一些干部却买羊、雇羊倌进山放牧，且林业派出所和林场工作人员暗示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进山养羊，于是牧民们又纷纷买羊，羊数发展到现在的约10多万只。

牧民们还义愤填膺地列举了一大串进山养羊干部的名字。如北什轴乡党委副书记武某托牧民闫某养了1000多只山羊在山里放；管禁牧的原林业派出所一所所长云某当时宣布“限牧民的羊三天离开大青山”，牧民无奈纷纷卖羊；他却派人乘机低价买羊，一次就买了1000多只，放养在大青山深处的灶火沟、孤石沟和十道坝。

干部发“羊”财　农民受“羊”罪
记者走村串户，牧民们不约而同地历数了禁牧工作人员借禁牧“生财”的几种手段：

一是诱导牧民进山放羊，这样禁牧工作人员就有更多的羊可抓。

今年72岁的老党员康维和告诉记者，当时禁牧工作人员看到牧民大量卖羊，着急断了“财路”，就暗示牧民说：“你们卖了羊咋活呀！”后来牧民就卖一部分，留一部分，全卖了的再往回买。

牧民陈满仓2001年一下子就卖掉500多只羊。2004年春天，他听同村人说，只要给林业派出所和林场护林队交一些罚款就能继续养羊。正当他犹豫时，林业派出所的人主动找到他，告诉他在村里养羊有晚上到附近生态林地偷牧的嫌疑，要放就进山里放，但得交一定的罚款。这样陈满仓又买了200多只羊到大青山黑牛沟放养，一年多来，他共向林业派出所和护林队交了7000多元罚款。

张文俊等牧民说：“来村里要罚款是他们（注：指林业公安），要完罚款再进山逮羊的也是他们！养点儿羊算倒了八辈子霉了！”

二是用装羊车把羊逮回去，等牧民拿钱去赎羊，借机勒索。

据牧民反映，林业公安把羊逮回去，自己杀一只、两只是常事。牧民闫林旺告诉记者，有一次林业派出所将他的羊逮回45只，待他交完700元罚款一数，少了一只羊，他转身回屋一看，那只羊的皮子和头还放在案板上。“看到我要把羊头和皮子往回拿，他们就让我再打一个欠罚款200元的条子，防备我让他们赔羊！”闫林旺气愤地说。此外，陈满仓、陈文俊、陈铁珍等牧民也都诉说他们去交罚款赎羊时，羊都缺了两只。

三是禁牧工作人员轮流换岗。

牧民说，管大青山禁牧工作的共涉及5个林业派出所，这5个所的工作人员不断交替轮换，就是因为一个所的人罚钱次数多了，与牧民惯熟了，不好再罚钱。不断换新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多次罚款。

牧民们逢年过节一般都给禁牧工作人员送羊、送肉、送烟酒，隔三岔五还得请吃饭，这样交罚款时就“好商量”。前不久牧民张文俊的羊被逮回去，硬要罚8000元。张文俊无奈请禁牧人员吃了一顿饭，还送了一些烟酒，最终被罚1500元了事。牧民陈满仓开了个小卖部，禁牧工作人员一来就拿烟拿酒，不到一年就拿走价值1000多元的东西。

四是探清养羊户的“底细”，直接到家索要罚款。

据闫林旺等牧民反映，有时林业派出所的人直接到养羊户说：你们养多少羊我们都清楚，想逮肯定能逮住，你就在这儿交了钱，我们就省得进山逮住羊再罚款了。

此外，林场的护林员也经常借禁牧“分一杯羹”。牧民们反映，护林员“罚款”的数目不大，一般在1000元以下，但一般不开罚款收据。护林员杨财旺今年春节推销礼花炮，凡养羊户每户都要买1-2墩，而且市场每墩卖25元到30元，他却卖50元。有的农民不想买，杨财旺“提醒”说：小心你们的羊！养羊多的闫拴拴等牧民还被迫买了4墩。牧民闫林旺不想买，又怕得罪人，事先锁上家门，躲在凉房里半个小时才免被宰割。

“为养几只羊，我们真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受尽洋罪了！”陈国珍等牧民为受到这样的勒索而唉声叹气。
政府严格禁牧　农民损失难补

农民缘何在“重罚”之下仍甘愿继续放羊？陈国珍等牧民道出实情：山区地少，人均仅1亩地，还是靠天吃饭，多少年来主要就靠养羊生活。禁牧后虽屡遭“罚款”，但交过罚款来还能有点收入。

陈国珍以自己为例算了一笔账：我家有300只羊，进山之前交了2000元“罚款”，去年交了9000多元“罚款”，今年９月份以前已交了9000多元。我每年付羊倌儿14000元工资，交罚款近1万元，草料5000元，防疫、用盐等1000元，总开支3万元。但羊绒能卖24000元，接120只羊羔，每只卖100多元就是12000元，总收入36000元，这样我还能收入6000元。

可令牧民没想到的是，最近旗里的林业公安突然开始进山拆“羊房子”，将门窗、铁锅、水瓮等全部砸烂，并拿走里面的生活用具，甚至将面袋挑破，将白面到处扬撒。现在牧民再交多少罚款也不让继续放了，并要求养羊户尽快处理羊只。牧民听说是上级领导已得知偷牧的情况，旗里怕出事，故“突击”禁牧。这才引发牧民连续上访。

牧民的理由和要求是：2002年禁牧时，牧民以平均每只150元左右的价格卖了羊，但后来买羊时平均每只260元左右，再加上每年有票据的和没票据的1万多元“罚款”，损失严重。而现在突然让处理羊，又得贱卖。因此，牧民恳请将禁牧期限放宽到今年年底，那时羊也能卖个好价钱。另外牧民还要求旗里弥补损失，给山区农民指一条活路。

土左旗财政局的一位干部向记者透露，前两年旗里都下达禁牧罚款任务，全旗一年上交财政的禁牧罚款在60万元左右，多时达到80多万元。

记者几次找到旗长云根亮采访，均被对方以“没时间”为由拒绝。记者又多次到土左旗林业局、林业公安局核实情况，均被告知领导不在。几经周折，记者终于见到土左旗林业局副局长崔远毅。

崔远毅告诉记者，旗里从2001年开始全面禁牧，但只靠林业局一家做这项工作，忙不过来，农民偷牧现象严重。偷牧的确对生态破坏很大，羊群进山啃树，旗里每年花几十万元补植。最近，有人将偷牧的事反映到自治区，自治区领导对大青山一带的禁牧工作很不满意，市里下决心大抓禁牧工作。最近旗里开了三次会，决定40天内把山里的羊全部清理完：首先清除干部职工的羊，再清除村支书和村长的，最后清理农民的。

当记者问到禁牧工作人员借禁牧敛财的情况，崔远毅说，从政策上讲，绝没有交了“罚款”就可以放羊的事，但大青山一带共有5个林业派出所、20多个林业公安、100多名护林员，要是有些素质不高的工作人员和受雇佣的护林员这样做，那也确实很难说。

「新三牧」使內蒙古草原的生態有所改善，可惜有些貪官乘機以權謀私。新華社

洪巧俊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個千年的典故，如今已被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官員與時俱進般注入了新內容。為官者自己可以「放火」，但百姓一旦「點燈」，就要交昂貴的「點燈」費。讓人感到十分吃驚的是他們還能從這個典故中創新出一條生財之道。

　據報道，內蒙古自治區是全國率先實行「禁牧」的省份。從二零零零年到現在，佔全區草場面積六分之一的二億多畝草場實行了禁牧。在禁牧、休牧和劃區輪牧的「新三牧」政策推動下，內蒙古自治區的生態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呈「整體遏制、局部好轉」的趨勢。但是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大青山卻成了放牧場，原因是當地幹部職工買羊進山放牧，加之禁牧工作人員誘導牧民以「交罰款就可進山放羊」，原本響應政府號召賣掉羊隻的牧民又紛紛買羊（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六日《現代快報》、五日新華網）。

送羊入官手

　樸實的牧民是積極響應政府號召的，是信任政府的，實施禁牧後他們紛紛把羊低價賣掉，但他們做夢也沒想到禁牧只是禁他們這些平民百姓，而不禁幹部們，更讓他們沒有預料到的是，官員利用禁牧大撈一把，且這些被稱為「父母官」的，撈的卻是他們手下子民的錢財。牧民們向記者義憤填膺地列舉了一大串進山養羊幹部的名字，還舉了北什軸鄉黨委副書記武某托牧民閆某養了一千多隻山羊在山裡放養的事實。當初牧民買山羊是二百六十元一頭，在實施禁牧後，牧民把羊賣了，每頭是一百五十元一頭，而就在這個時候，幹部們卻悄悄地托人低價收購牧民們的羊。這位鄉黨委副書記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賺了十萬元。

　禁牧使一些幹部有了生財之道，也讓禁牧工作人員「吃香」起來了。牧民放羊，要交昂貴的罰款不說，逢年過節還要給禁牧工作人員送羊、送肉、送煙酒，隔三岔五還得請吃飯。牧民張文俊的羊被逮回去，硬要罰八千元。張文俊無奈請禁牧人員吃了一頓飯，還送了一些煙酒，最終被罰一千五百元了事。牧民陳滿倉開了個小賣部，禁牧工作人員一來就拿煙拿酒，不到一年就拿走價值一千多元的東西。更為惡劣的是，他們還開通了禁牧工作人員輪流換崗的「致富渠道」，目的是「油水」大家都撈一點，勤換禁牧工作人員，不僅使禁牧工作人員都有好處，還可以增加罰款的數額。據牧民說，管大青山禁牧工作的共涉及五個林業派出所，這五個所的工作人員不斷交替輪換，就是因為一個所的人罰錢次數多了，與牧民慣熟了，不好再罰錢。不斷換新人，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多次罰款。

牧民受盡了羊罪

　「為養幾隻羊，我們真是打落牙齒往肚裡咽，受盡羊罪了！」牧民陳國珍以自己為例算了一筆賬：他養了三百隻羊，進山之前又交了二千元「罰款」，去年交了九千多元「罰款」，今年九月份以前又交了九千多元。也就是說他不到三年的時間交罰款二萬元，除了開支他只掙了六千元。如果這次禁牧是真的，陳國珍又得把羊低價賣掉，就可能是血本無歸了。土左旗財政局的一位幹部向記者透露，前兩年旗裡都下達禁牧罰款任務，全旗一年上交財政的禁牧罰款在六十萬元左右，多時達到八十多萬元。當然牧民上交的罰款就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因為罰款有的有票據，有的沒有，沒有票據的罰款也就不可能上交財政，這錢就可能進入私人的腰包了。

以資源職權謀私

　官員以權牟利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利益資源交換獲利，二是憑合法傷害能力得利。土默特左旗在禁牧中以權牟利卻兩者兼之。由於官員個人的自由截量較大，他們可憑藉合法傷害能力（執法權）脅迫得利，土默特左旗的官員就是利用國家資源，利用禁牧來獲利益的。你交罰款，我就讓你放羊；你請我吃喝，送我錢財，我就少罰你的款。令人擔憂的是，過去只是牧民違法罰款額度存在著大小，現今一些地方官員都把國家的禁令變成了生蛋的雞，當作了增加財政收入的途徑，官員撈取利益的渠道，這種做法是十分可怕的。土默特左旗這些做法讓我們清醒地看到，不受制約的權力既能化公為私也能化私為公，在這「尺蠖效應」中，無論是國民的公共資產還是私有資產都難免受到侵犯。

　我們不得不承認，越是接近基層，合法傷害能力不是隨之減少，而是越接近傷害對象，運用起來更直接、方便，土默特左旗在國家禁牧中採用「交罰款就可進山放羊」的做法就是例證。這種為官者可以「放火」，百姓「點燈」要交昂貴費、變著戲法坑害農民的做法，嚴重地損害黨的威望，使政府的信譽大打折扣。

　因為增加財政收入，土默特左旗的官員可以置國家的禁牧政令於不顧，還變著戲法掏農民的口袋，又因為怕出事，又「突擊」禁牧，強行拆「羊房子」，砸門碎鍋，搶走牧民的生活用品，將牧民趕出去，讓牧民措手不及。當初只要交罰款就可放羊，是你們官員允許的，現在怕出事丟烏紗帽，又強迫牧民把羊處理掉，牧民損失難道就這樣「一放一趕」了事？難道土默特左旗的官員就沒有一點責任？

　現代國家當然必須防止這種濫權越界的行為，更不允許這種利用國家禁令來巧取豪奪的「山槓爺」做法。曾有人說，「免稅」千萬不能掉進「稅免費興」的怪圈。在國家取消農業稅之後，基層政府和官員利用國家禁令攫取財富的事就有可能增加，如果是這樣，那麼國家「免稅」不僅沒有減輕農民的負擔，反而讓農民陷進了負擔越來越重的泥潭，這就不得不讓人感到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