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蒙古有野心

从官方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中蒙关系已经进入“睦邻友好”的阶段。然而，西方学者认为，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分析，中蒙关系依然存在隐忧。

其中，美国著名蒙古问题专家莫里斯鲁萨比教授的观点，最为典型。他曾在一篇有关1986年以来中蒙关系的冗长研究报告中，对“睦邻友好”的中蒙关系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

他分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提升与中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正日益感兴趣。事实上，有迹象显示中国怀有取代俄国、成为中亚地区主导地位的野心，以便让北京在解决其国内安全问题方面处于有利地位。检视中国同蒙古的经济关系或许可以揭示中国在中亚的经济野心。中国在九十年代同蒙古的关系证明其对经济的重视，而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成为其对蒙古政治成功施加影响的关键。

他说，在1989年中蒙两国的贸易总额仅为2410万美元，但到了1999年攀升至2亿8580万美元；同时，在1999年，58.1%的蒙古出口货物是针对中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也占蒙古进口总额的15.1%。及至2000年，在蒙古1252家合资企业中，中国占了413家，占外国投资总额的25%。这一经济趋势有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在俄国1998年8月拖欠贷款，显示出俄国经济的衰弱之后。中蒙两国贸易关系急剧扩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蒙古现在将其主要出口产品——铜矿结晶运至中国提炼，而非原来的俄国。

他认为，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策无意间也促成了中国经济势力在蒙古的坐大。他们坚持要求蒙古推进私有化，给中国企业参与投标和接管蒙古企业大开方便之门，尤其是在蒙古对于外籍人士购买其国有资产毫无限制的状况下。国际压力以及过度热心地支持蒙古国内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导致蒙古于1997年5月取消几乎全部进口关税，其结果是廉价中国产品充斥于市，威胁本国产品和制造业。比如，中国贸易商得益于亚洲开发银行坚持蒙古必须取消对出口未经加工的山羊绒的禁令，中国公司能够开出比蒙古羊绒加工企业更高的报价，购买未经加工的山羊绒，从而危害蒙古本国的加工业。实施如此严格的纯市场政策，导致本来就居弱势的蒙古经济在靠国家支持的中国企业面前更形脆弱。一种殖民经济关系业已形成，即由蒙古出口原材料，而从中国进口产成品。有鉴于此，现在或许已到了这些国际机构重新审视他们关于蒙古经济战略的时候了。

他指出，就在中国于1991年前苏联瓦解之后悄悄赢得相当的经济影响力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却在政治和军事关系方面保持低调。蒙古人民对于中国根深蒂固的敌意与憎恶部份是源于1691-1911年间满清皇帝的剥削统治，部份则产生于六十至七十年代苏联和蒙古共同挑战中国的历史。中国在蒙古的主要目标系着眼于安全考量，特别是关注其自身的领土完整。北京基本上能够阻止蒙古政府支持内蒙古的民族主义或“分裂主义”。1998年12月蒙古总统巴嘎班迪访问内蒙古，他的讲话回映了蒙古政府的政策，根据《经济学人情报报告》称，“他对中国政府保护蒙古少数民族文化和教育的努力印象深刻”。中国同时急于阻止蒙古支持蒙古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防止蒙古领土被其它大国(包括美国)用于军事和情报目的。蒙古政府数次允许达赖喇嘛访问该国，声称这些访问是旨在同蒙古佛教领导人举行私人和非官方性质的会晤。

他强调说，中蒙关系当前的趋势似乎印证了有关中国目前和未来中亚政策的观点，诚如由谢而曼.加内特编辑的《亲善或对抗——亚洲变局中的俄中关系》所评述的，加内特一书中的作者一致认为，传统上中国和俄国都希望避免新疆和中亚的动荡和民族分离主义或“分裂主义”，作者们同时注意到俄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衰退和未来可能无力“维持俄国边境一侧的治安”，有可能驱使中国来“担当此一角色”。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决定政治，中国领导人显然打算用经济和金融手段而非军事或政治手段，来谋取其“在中亚的强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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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里斯鲁萨比教授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西方对中蒙关系的基本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正用经济的手段，悄悄地施加对蒙古各个层面的影响，中国人的目的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基于政治层面的战略考虑，来确保其国家的稳定和其在中亚的强势地位。也就是说，中国对蒙古是“有野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