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化在这个时代的遭遇

张宏杰（辽宁）
对于"少数民族"这个身分标记，我的感觉稍许有些复杂。我出生在辽宁西部建昌县的二道湾子蒙古族自治乡。然而，在十岁以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蒙古族，或者说，作为一个孩子，我头脑中并没有"民族"这个概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学生们填一张家庭情况调查表。这张表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太深奥了,"籍贯""出身""民族"这些词汇的含义超出了一九八二年时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的知识范围。我把表带回了家,问母亲"民族"一栏应该怎么填.母亲说填"蒙古族".

使我感觉惊讶的并不是此刻,而是第二天上学交表的时候。老师看了我的表,对我说:"哦?你是少数民族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别的同学在民族一栏里填的都是"汉族"。我为这一崭新的发现兴奋不已.我与众不同!这是多么良好的感觉!同学们都用一种羡慕甚至崇拜的眼光看着我,看得出来,他们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而不是普普通通的汉族,可惜他们不能够。

这种种稚气的虚荣心的满足就是小学生我知道自己的族属之后的全部心理反应。它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自己所属的民族产生了探究的好奇.我想通过这种探究来分别自己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可是探究的结果令人十分失望.我的老家与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相近,我的家族和喀拉沁蒙古尚保持亲戚关系,不过年代久远,很少走动了.

据史书记载，我的祖先源自蒙古兀良哈三卫的喀喇沁部。明朝以前，他们游牧于张家口外。大约四百年前，咯喇泌部我的老祖宗们骑着马从草原上一路呼喊而来，在内战中打败了蒙古林丹汗，在辽西建立了喀喇泌左旗。他们选错了地方，因为不久汉人们也来到这里寻找土地。蒙汉杂居不长时间以后，我的老祖宗们就禁不住定居的诱惑，扔下了鞭子，拿起了锄头，卷起了蒙古包上的毡子，住进了土坯房。草原的风霜从他们的身上褪去，在土地上劳作弄得他们灰头土脸，他们与汉人齐心合力，很快把辽西肥美的草场变成了水土流失的典型地区，把自己从马背上的骄子变成了躬腰塌背的农民。同时，也让我这个血管里流着光荣的兀良哈三卫血液的人只能在睡梦中见到草原和马。

每次回老家,我都留意搜寻文字记载的蒙古族风俗,可是一无所获.老家人的生活起居,风俗习惯与周围的汉人毫无二致.这让我大失所望,也自觉愧对那些用羡慕的眼光看我的同学.做为一个完全汉化了的少数民族,民族身分对我的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与众不同的不过是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学期能领到十几元的"少数民族津贴".现在,做为一个作家,我乐于在简介中注明自己的民族身分,它使得我可以参加某些少数民族文学奖项的评比,这也许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小小的好处.除此之外,做为一个中国人和做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民族族属带给我的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上的优越感:它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以比较超脱的身分来观察汉族文化,来谈论国人的劣根性,来对待千百年来蒙古、满族以及帝国主义列强施加给中国人的耻辱.当然,在另一方面,这种优越感是暧昧的,带着一点点心虚和不好意思,毕竟我清楚,我的文化遗传已经全部是来自汉族.

然而, 根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血液的原因促使我不断地追究家乡的过去,促使我两次深入内蒙,去亲近草原.从我上面的叙述,大家已经看到,做为一个作家,我无法用学者的方式,来写作一篇标准的论文.因此,请大家原谅,我只能从一个亲身感受者的角度谈谈蒙古文化在这个时代的遭遇.做为汉化的典型地区,我的老家二道湾子乡是在一九四五年之后被抹去最后一点民族特点的.在那之前,蒙汉不通婚,许多老人在家里还说蒙古话,喇嘛教也依然盛行.一家里有三个男孩子的,就会有一个去当喇嘛.日本人的投降在东北人称来叫"事变"."事变"之后,东北在全国率先被解放,我老家的那座高大巍峨的喇嘛庙被改成了小学校,喇嘛们还俗回家.蒙汉通婚的界线被打破,一开始,娶了汉族媳妇的人家还被人看不起,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发现,汉族媳妇能吃苦,精明,能过日子.于是,娶汉族媳妇的越来越多.

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彻底的汉化.现在我的老家已经没有会说蒙古话的人,最后一个会说蒙古话的老人"八十三",已经于十年前去世.人们已经不知道喇嘛教是什么东西,只是某户老宅还留下了"大喇嘛家""二喇嘛家"的叫法.过年与汉人一样包豆包\吃饺子\迎财神,而不是像蒙古人那样供火主\吃粘饭\祭上天.就连老奶奶讲给孙子们的民间传说,也完全是汉族的.唯一与汉人地区不同的,是相对于勤苦节俭到了极点的汉人,老乡们的日子显得粗疏懒散.他们常常说:"老蒙古到底是懒,要是汉人有我们这样的好地板,早就发家了."不过对于这种节俭,他们也有不以为然的地方,比如汉人请客,小碟子小碗,菜的内容有时也华而不实,就很让老乡们批评.从汉人那做客回来,才发现自己宴客的大方,可见蒙古人阔大豪放的作风毕竟还有一点流风遗韵.

二OO一年十月,我第一次随在包头工作的表哥去内蒙,去探寻我心目中蒙古人的家乡. 在幻想中我已经多次勾勒了草原的模样，这模样是建立在不断的阅读基础之上的，因此难免多出一层浪漫：蓝天白云下的草原象一张洁净的绿毯。穿着肮脏的蒙古袍，紫红脸膛，矮壮身躯的牧民，骑着矮小健壮的蒙古马，在眸子一样清澈的湖泊边照顾着他的羊群。我对这个在包头工作多年的表哥说,此行内蒙,我想住一住真正的蒙古包,吃一吃真正的蒙古饮食，骑一骑真正的蒙古马，感受一下真正的活生生的蒙古文化，以慰我的寻根之心.表哥满口应承下来,说在牧区有许多朋友,这完全不成问题.

草原给我的第一波视觉冲击力,超乎了我的预期.在越野车钻出古长城盘踞的群山那一刹那，草原上的风迎面扑来。蒙古高原出现在我们面前。感觉就是四个字：空空荡荡。房屋、村庄、树木、行人都被风一扫而空，只剩下赤裸的大地。天蓦然高了，地蓦然阔了，山蓦然矮了。大地象刚被上帝造成那天的样子一样，粗放坦荡，蜿蜒起伏，连绵不断，直接伸入天际。

沙漠风暴如同一只小小的甲虫，开始了在大地腹部无望地爬行。蒙古高原仅仅用它的壮阔无边就把我震动了。有生以来，大地作为楼房、道路和围墙的附属物而被人们视而不见。或者，进入视野的是被剥去皮肤露出褐色血淋淋肌肉的耕地。直到此时，我才见到了祖先生活过的真正的大地。蒙古人的勇敢、豪爽，是直接从这片粗犷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

这片壮阔的土地可以给马蹄以足够的自由，却并不足够友善。蒙古高原海拔一千米左右，冬天，西伯利亚的寒风象钢刀一样毫无遮挡地刮过，而夏天又变得酷热难当。水质苦咸，甚不洁净，易致人病。一场大雪或者一次干旱，很容易把羊群变成一堆白骨，让昨天还富足的牧民变得饥肠辘辘。一个蒙古人的一生，就是与狂风、大雪、干旱、洪水、野兽、瘟疫搏斗的一生。正是这些挑战，使蒙古族成为一个勇敢、剽悍的民族。他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在挑战面前从不退缩，因为退缩就意味着死亡。

历史不止有善恶一种维度。蒙古人崇尚暴力，热爱荣誉。他们给死气沉沉的农业文明带来一次次冲击，以免这潭死水腐烂。正是游牧民族的野性和活力一次次打碎了格式化的世界，使它不得不重新组合发展，为新的文明生长制造了足够的空间。游牧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品质。特别是几千年农业文明积累下来的负面因素越来越成为我们身上的负担时，草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精神源泉。对草原的第一印象,使我对这次旅行充满了期待.然而,随之而来的却与我的想象大不相同.表哥给我安排的地方是中蒙边界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表哥在旗上有一个朋友，主管畜牧。

车从包头北行三个小时后,我们才出了农区。草原美不胜收,秋阳下的枯草散发着一股焦黄的、烤熟的麦子味道。然而一路紧张地张望，一直没有见到蒙古包，有的只是相隔二三里路一座的砖房。进入牧区不久，草地就逐渐出现沙化的迹象。许多地方长起了一蓬一蓬的沙草，更多的地方牧草短得可有可无，沙碛触目惊心地连成一片，草原象是长了皮肤病。羊群出现了，它们步履凝重，费力地拔除着短短的草根，似乎是为了把沙碛地整理得更干净一些。电视上屡次见到草地沙漠化，一旦亲临其境，感觉象是亲眼看到了自己的皮肤上的溃口一样，仍然震惊不已。

在内蒙，所有的农业潜力已经被挖掘殆尽，即使亩产只有一百多斤，这块地也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被开垦成农田。由于内蒙从根本上说不适合农业，所以大部分土地上只能种土豆，这就是我在内蒙那几天天天吃到又粗又白的土豆粉的原因。在习惯耕作的汉族农民眼里，让土地长草而不是长庄稼，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事。“农耕”先进、“畜牧”落后，这一思想在农耕民族头脑里根深蒂固，所以他们主导下的国家政权当然把对内蒙来说绝对错误的产业选择--“重农轻牧”，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从过去皇帝们实施“主谷制”、“屯田制”，到现代的“以粮为纲”和“牧民不吃亏心粮”，以及大批生产建设兵团开进草原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畜牧业在全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时至今日还不明确。尽管1986年自治区党委也曾提出“念草木经，兴畜牧业”为全区经济建设主攻方向，但这一正确的主张都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时隔不久，又提出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国家的商品粮基地”的口号，并把它升格为经济布局的长期政策，直到1997年还在鼓励扩大耕地。于是所谓“开垦宜农荒地480万亩”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指标。第三次草原开垦高潮就是在这个年代发生的。

内蒙的荒漠化因此而产生。蒙古族学者恩和研究表明，内蒙古地区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40年间从6867.0万公顷减少到5170.0万公顷，净减少1697.0万公顷，保持丰美景观的原生草原已所剩无几；现有草原的23.5%也已受到严重破坏。在世界所有的蒙古族聚居地，中国内蒙是荒漠化发展最严重的地区。相比之下；蒙古国的天然草地在此期间从1.30亿公顷降至2000年的1.26亿公顷，净减少400万公顷，下降率尚不足3.1%，现有草原的6.8%即860万公顷受到严重破坏，至少还有30%以上的草原保持着天然原貌。从根源上说，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的实质是垦殖型荒漠化。把牧民的所谓超载过牧当作导致草原荒漠化的首要原因，实际上是找了某种意义上的“替罪羊”而已。

我们来到了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表哥的那个朋友告诉我, 草场承包了之后，游牧的牧民几乎没有了。没有游牧也就没有了蒙古包。看着我满脸的失望，他说别着急，中蒙边境那也许还有，那边地广人稀。他托那里的朋友替我打听一下。在此之前，他把我安排到离百灵庙不远的一户定居牧民朋友家里。他们也是地地道道的蒙古人，定居不过几年时间。下午三点，我们到了察干图路。这里的草情稍好，象一个悄悄开始谢顶的人，还能够维持表面的繁荣。一座平顶砖房孤另另地矗立在草原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家。

四间和内地一样的普普通通的砖房，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表明了主人的勤快。地上是瓷砖，墙上是“仿瓷大白”，组合柜上摆着海飞丝和大宝ＳＯＤ蜜。女主人殷勤地端出了一盘瓜子,而不是我期待的奶酪.她穿着一件样式时髦的红毛衣，面貌削瘦，举止利索，看上去和内地妇女没有什么区别。表哥的朋友和她说了一通蒙语，就放心地走了，说三天之后来接我。女主人坐下和我攀谈起来，她的汉语说得相当好。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男主人叫六十一，蒙语发音是“吉日尼格”，到旗上去办事了。女主人叫阿拉腾花，“金花”的意思。一对儿女在呼市读中专。

这是一个勤劳的蒙族牧民家庭，日子蒸蒸日上。改革开放以后，草场承包了，他们分到一万亩（天哪！一万亩！），都用铁丝网起来（光买铁丝就花了一万多元钱）。他们建起了这座砖房，开始定居。由于勤劳，也由于精打细算，他们现在已拥有四百头羊，三十多头牛，两台摩托车，年收入三万元左右，内地农民根本没法和他们比。专门从农区雇了一个汉族老头给他们放羊，一年工资三千。他们自己只做做起粪、饮羊之类的活，劳动比以前轻多了。

天黑下来了。草原的天很短。一阵摩托车的轰鸣，男主人六十一回来了。他长着一副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的典型蒙古人相貌：粗壮的身躯，上身过长，而两腿过短，这是世代骑马的遗传。宽阔的面孔被高原的阳光晒成了紫红色。他那双棕黄色的眼睛很直接地盯着我，没有一丝闪烁，也没有我习惯的客套和权衡。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蒙古人的样子。可惜六十一的汉语说得不好，而且很不善于表达。他习惯于不停地干活，除此之外，就安静地坐在什么地方，半日不发一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知他在想些什么。晚饭端上来了，香味儿弥漫了一屋子，可是内容却让我大失所望：一大盘千层饼，一大盆烩菜，内容是白菜、土豆、西红柿、青椒和羊肉丁。这些青菜都是阿拉腾花自己在草原上开荒种的。

草原的夜晚是寂寞的,没有电,阿拉腾花打开收音机，里面传出软绵绵的流行歌曲，用蒙语演唱，旋律却是杨玉莹的歌。听收音机是缓解寂寞的唯一方式。虽然很少和外界交流，夫妇俩却并不孤陋寡闻，他们知道美国总统是谁，也知道包头和呼市之间有了高速公路。这个收音机和一件缝纫活计能陪阿拉腾花度过漫长的一天。

在和阿拉腾花交谈中，我得知原来周围的牧民大部分居然是汉族，他们都是从山西等地搬到这里的。现在，方圆几十里的十几家牧民中，只有两家是蒙族。这就是阿拉腾花汉语说得这样好的原因。他们日常打交道的都是汉族，说蒙语的机会越来越少。现在，两个孩子回家，大部分时候都是汉语交谈。羊越来越多了，原因是人越来越多。阿拉腾花吉日尼格小时候，得跑上半天才能见到一座蒙古包。现在，只要你登上一片高岗，四处一望，保准能看到一户人家。

听到我的三个愿望，阿拉腾花笑了。在他家，能满足我的，也许就是骑一回蒙古马了。他们有一匹骟了的灰马，由于买了两台摩托，所以失去了用武之地，被散放在草场之内，他们已经快一年没见到这匹马的踪影了。不过，要是想骑，骑上摩托马上就能找到。

可是我的愿望一个也没能实现。第三天头上，表哥的朋友来了。这三天他为了找蒙古包，打听了许多人，终于打听到，有人在离中蒙边境十几公里的地方，看到了一片蒙古包。他驱车前去，却一无所获。有人告诉他，确实有十几户人家在这里倒场。然而，由于天气寒冷，他们已经在昨天收起了帐蓬，回定居点去了！

为了安慰我的失望，吉日尼格和阿拉腾花骑上摩托，去找他们那匹马。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两的身影才出现在房子前面。没有看见灰马的影子，牵着的却是一匹黑色的小驴。灰马由于多年不骑，已经变成了野马，吉日尼格费了老大劲制服了它，刚刚骑上去就被掀了下来。没办法，他们只好把平时拉草的小驴牵回来了。你骑骑驴么，骑上驴到前面草场上转一圈，这头驴很听话的。”

小黑驴好象有点不好意思似地羞涩地看着地面。白鼻子白蹄，挺漂亮的一头小驴。好吧。吉日尼格给我找来了多年不用的马鞍，套在了小黑驴身上，我翻身上驴，用手一拍驴屁股，慢悠悠地上路了。这头驴确实很听话，骑在驴背上感觉很平稳。我把吉日尼格的草场巡视了一遍，所有的铁丝网都完好无损。深秋的草原莫名其妙地有点忧伤。

蒙古文化包含诸多内容。包括以崇拜腾格里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包括以马、蒙古包、蒙古袍为象征的生活方式，包括以长调为代表的艺术形式。每个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不同，在我眼里，蒙古文化的核心是单纯的人际观与自然观。在当今时代，这实在是稀缺的心灵资源。

我曾经采访过内蒙的一个先进模范人物：巴特尔。使他成为“XX部选定的重点典型”的原因，是他的父亲系建国后首批授衔的少将，离休前一直是内蒙的高官。而他在文革中下乡插队，文革后主动放弃返城机会，甘心在草原深处做一个普通牧民。到巴特尔家之前，我猜想这也许是一个没多大意思的人。到了他家之后，我被他的故事感动了。

文革中，他的父亲被打倒，他从人人尊重的高干子弟顷刻间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在城里深刻体会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后被迫下乡插队。
然而，在他平生见过的最荒凉的地方，他感受到了天底下最浓厚的感情。
有一次，公社的马丢了，巴特尔他们出去找了很远才找到。回来的路上饥寒交迫，看见一个蒙古包就钻了进去。素不相识的主人给他们做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在七几年的草原上，面条可是难得的食物。几个汉子立刻狼吞虎咽起来。

主人家几个脏乎乎的小孩子咬着指头，神情专注地看着这几个人。巴特尔想，草原上遇到一个生人不容易，所以这几个孩子才对他们这样好奇。几个汉子把最后一根面条捞净，吃得肚子溜圆，才放下筷子。这时，那几个小孩子赛跑般冲上来，抢着喝盆里剩下的汤。

巴特尔在那一刻非常感动。这些经常不洗脸的牧民们表情木讷，不善言辞，但是目光明亮，看人的时候从不闪烁。他们不懂什么叫自私、做作、虚伪。简单而广阔的草原给了他们无私而干净的心。那时草原上收养了许多上海孤儿，巴特尔看到牧民们对这些外来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还要亲。三九天里，他们把亲生孩子打发出去放牛放羊，让上海孤儿们呆在蒙古包里做些轻活。甚至，当家里供不起所有孩子上学的时候，他们让上海孤儿去上，因为他们觉得上海孤儿们本来已经够可怜了。巴特尔爱上了草原，爱上了真正的蒙古人。

文革结束，知青纷纷回城。他却已经开始讨厌城市的喧闹、冷漠和精明。有一次，他回呼市给公社修一架机器，在家呆了两个多月。社员们都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当他再次出现在草原上的时候，整个草原都轰动了。人们带着各种吃的，穿的，用的，跑来看他。人们喜欢他这个见多识广的不嫌弃草原的城里人，他的回来成了草原上的节日。那些原来在一起经常说说笑笑的朋友现在一言不发，只是眼含泪水，冲上来紧紧地抱住他，好象生怕他再跑掉一样。

就在那一刻，巴特尔在心里对自己说：“草原上的雄鹰会展翅飞翔，但是我巴特尔，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我非常理解巴特尔，也同意他的选择。如果我处于他的处境，也许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即使是这次失望的内蒙之行，我也已经感受到了蒙古人性情深处的真诚善良。在吉日尼格家的前面不远处还有一座旧砖房。吉日尼格说那是他们家原来的房子，现在里面住着一户汉族朋友。两口子原来都在旗上的工厂，现在双双下岗，只好借他们的房子和草场，养了一百多头羊度日。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三十亩地养一只羊。吉日尼格家的羊群本来已经超载了，又借用给别人，更是难于承受。借给他们房子和草场，一年要多少钱呢？不要钱嘛，好朋友嘛。吉日尼格说。象是在说一件极为平常的事。这件事在他看来确实是非常的平常。就象表哥的朋友一句话，就把我扔在他家，连一句添麻烦的话都不用说。
毕竟是到了草原。

可是这种纯净现在已经越来越被污染了。在吉日尼格家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围着熬茶壶，聊到很晚。阿拉腾花和吉日尼格讲起以前住蒙古包穿蒙古袍时的日子。那时候没有公路，没有砖房，没有摩托，劳动苦，吃的也不好，可是回忆起来却没有苦，觉得劳动很快乐。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可是快乐却不多了。那时候附近几家人和一家人一样，不分彼此，现在自己过的是自己的日子，人和人越来越疏远了。以前，草原上从来没有偷盗的情况，牛羊从来不用管，蒙古包的门上没有锁。现在，出现了偷羊的贼，晚上开着车到人家羊群里来抓羊，家里不敢再没有人了。甚至还出现了强盗。去年，吉日尼格在去旗里的路上，看到两个人躺在路边。他以为出了车祸，赶紧上前去救，不成想那是两个抢劫的，他们捆住吉日尼格，骑跑了他的摩托。

越来越多的人家里安上了风力发电机，买了电视。由于人口越来越多，居住地越来越近，许多人骑着摩托聚到一起昼夜打麻将。没有条件打麻将的人反抗寂寞的办法就是喝酒。草原上，经常有的人家因为喝酒喝光了所有的家产。草原上说蒙语的越来越少了。旗上的蒙古小孩都不会说蒙语了，祭火祭敖包这些蒙古风俗早都没有了。现在牧民结婚也都到旗上或者呼市去照婚纱照，过去的送哈达请“昭齐”之类的仪式都渐渐取消了。马不再有人骑了，蒙古袍不再有人穿了。

吉日尼格和阿拉腾花为了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争论起来。吉日尼格认为变好了：“骑摩托比骑马不强？住房子比住帐房不强？吃菜比吃肉不强？过去骑马去旗里，得走上大半天，屁股磨得疼得不行。现在来回不到两个小时。过去住帐房，四处漏风，烟薰得乌黑乌黑，没有一块干净地方。现在暖暖和和，多好。过去一年到头吃不上青菜，现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吉日尼格说的千真万确，无可辩驳。在物质进步和保留传统之间，人们有太多理由选择前者。很多东西是不经意间丢掉的。沉默了一会，我说我到内蒙一直想买一盘长调的磁带，找遍了包头和百灵庙，都没有买到。那些改良的民歌和蒙语的流行歌曲，听了让人不舒服。对这一点吉日尼格深表同感。他承认，这是很让人惋惜的事。“腾格尔唱的那不叫蒙古族的歌！”他说。“过去草原上的人都会唱长调，现在的年青人不唱了，他们就会唱腾格尔。”

“你们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就是唱歌嘛。一唱起来，完全忘记累了。大家比着唱哩，每个人都会百十首，都是一代代传下的。现在都要失传了！我的两个娃娃蒙古话都说不好，还唱歌哩！”

我请求吉日尼格给我唱首歌。“好几年不唱了，都生了呢。”吉日尼格害羞地笑了一下。沉默了几秒钟，他突然开了口。歌声从他那宽厚的胸膛里直接淌出来，又亮又厚，高音区拔得极高。这个外表粗糙的牧民居然有这样好的嗓子！说实话，那些所谓的歌手和他简直不能同日而语。

这是一首悠扬而又忧伤的歌。唱完了，他把大意翻译成汉语：骑上马，骑上一对对枣骝马，姑娘出嫁走了。

姊妹两从小父母一样喂大，走到山南海北，也是想到家乡，想到父母的恩情。草原再广阔也挡不住对父母的思念。父母哟，明年我就会探望家乡。几千年前，成吉思汗就已经洞悉了定居的危险。在想到他的后代们将抛弃艰苦的草原生活而向往定居生活时，他悔恨地沉思：

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多桑《蒙古史》）

成吉思汗惧怕草原之外的生活。他讨厌温和的气候，因为这种气候令人松懈。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在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躲开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无论如何，他对舒适的文明生活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和大不里士的宫殿时，他们随即开始堕落。”（草原帝国）

吉日尼格家的生活图景让我这个来寻访传统的人沮丧，虽然他们富足安定，然而，我却清楚地嗅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游牧文化正在死亡的气息。

游牧民族的本质流动。勇敢、进取、好奇是因为不断流动，不停地应对挑战。善良、重义、好客是因为人烟稀少，关系简单。蒙古长调的魅力在于它歌颂着传说中的流奶的地方。而一旦定居了，这些品质势必慢慢死去。定居不可避免地使人知足、保守、患得患失。而人烟的聚集将滋生狡诈、欺骗和无耻。一旦物质享受占据了全部心灵空间，长调中的悲苦忧伤自然就变成了欢快甜腻。

我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也许，一百年后，当人们再谈起草原，会说：据说很久的从前，在中国北方是一片广阔的草原，这里曾经生活过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穿蒙古袍，说蒙古语，与马为朋，逐水草而居，住在一种叫蒙古包的白色帐房里。他们会唱一种优美而忧伤的长调。当草原夏日，当马奶酒盛在了银碗里，篝火点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弹起胡毕斯，让忧伤的长调划破草原的寂静。歌声里，有少女粗砾的爱情，有男人之间的友谊和冲突，还有古老的战争和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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