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 17 卷 第 3 期 頁 141-66 2021 年/秋季號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7, No. 3, pp. 141-66 Autumn 2021
曾建元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
摘 要
「南蒙古」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共同符號，這一概念的提出，表彰著蒙古民族的主體性，因為「內蒙古」一 詞是他稱，是基於中國的地理距離觀點。相對於西藏和維吾爾民族自由運動，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組織和動員能力相對比較薄弱，但南蒙古的民族問題在國際社會上，也往往作為中國民族問題的個案而與西藏和維吾爾問題受到相提並論，更因為同為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人民，南蒙古運動在台灣民間能夠找到同情和支持的力量，台灣的自由言論環境，也就成為南蒙古運動向全球華人社會爭取認識和理解的最佳發聲平台。本文是作者基於多年與南蒙古自由運動工作者接觸與交往所累積的感情，對於南蒙古自由運動的發展和主張的觀察和紀錄。這樣的主題，在中文世界，恐怕也只有台灣可以自由地研究和忠實地呈現。
關鍵詞：內蒙古、南蒙古、民族自決、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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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曾以「南蒙古自由運動及其主張」為題，宣讀於臺灣國際研究學會於 2020年10月17日假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大夏館 903 會議室主辦之《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蒙古》學術研討會，感謝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陳俐甫主任的評論。
壹、前言
蒙古橫亙於中國北方，夾處於中國和俄羅斯兩大國之間，在大國的戰略緩衝布局下，蒙古以戈壁沙漠為界，民國以後，外蒙古以及更北的布里亞特蒙古都在俄國控制之下，內蒙古則最終以自治的名義留在中國，但不幸地，在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內蒙古菁英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黨國體制的全面整肅，這也就使得內蒙古最終無力阻擋漢人的大量移民，以及隨之而來內蒙古農業化帶來的生態與文化環境的破壞、蒙古人漢化和文化滅絕的危機。在這一背景下，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在文革之後躍出歷史舞台，並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受到打壓後，向海外擴散，爭取國際視聽，與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展開合作，更與台灣社會建立聯繫。
本文擬全面檢視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源起和發展，並對其政治主張進行整理和分析。
貳、內蒙古自治受文革重創
1966 年 5 月，中共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通過《五一六通知》，正式發動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6 月 1 日，華北局對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烏蘭夫展開批鬥，7 月做成結論，指控烏蘭夫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最終目的是要建立大蒙古共和國。8 月，烏蘭夫內蒙古黨委第一書記、華北局第二書記職務遭撤銷，從此軟禁在北京，不得返回內蒙古。漢人解學恭出任內蒙古黨委第一書記，雖未到任，卻引進 300 多名漢人進入內蒙古各級黨政機構（楊海英，2018：217-35；啟之，2010：111-20）。
中共中央於 1967 年 1 月公開《中共中央華北局關於烏蘭夫錯誤的報告》，2 月，呼和浩特爆發二月逆流，內蒙古軍區與學生紅衛兵衝突，局勢混亂。5 月，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調任內蒙古軍區代理司令員穩定局面，6月，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立，滕海清出任組長，9 月，內蒙古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烏蘭巴干主持成立內蒙古揪叛國集團聯絡站，根據公安部長謝富治提供的材料，編造所謂「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叛亂假案，指「新內人黨」於 1963 年在呼和浩特成立，主張泛蒙古論，目的內外蒙合併。11 月 1 日，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滕海清任主任，烏蘭夫被免去自治區主席職務。9 日，滕海清下令展開「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運動（啟之，2010：140-291；圖們、祝東力，1995）。7 月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再進一步針對 1945 年 10 月重建而曾經主張內外蒙合併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團進行挖肅（楊海英，2018：260-62）；之後在為時一年半的時間內，內蒙古挖肅「新內人黨」的迫害行動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從呼和浩特迅速蔓延到了內蒙古全境。
1969 年 4 月，毛澤東意識到挖肅清隊有擴大化的問題，乃利用中共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對內蒙古革委會滕海清等進行檢討，此舉使內蒙古形勢逆轉，批滕派蒙古人於 5 月逮捕烏蘭巴干，烏蘭巴干遂倒戈攻擊滕海清，挖肅運動告一段落。這是內蒙古文革的主體階段，鬥爭的對象是蒙古地方民族主義，而以消滅烏蘭夫的鄉黨集團和東蒙古內人黨殘餘勢力的社會清洗為目標（啟之，2010：22）。
6 月至 7 月，內蒙古革委會與滕海清遭到內蒙古人民反撲批鬥，內蒙古陷入文革第二階段的動亂，中華人民共和國平定動亂的做法，就是強勢接管內蒙古的民族自治政權，對內蒙古展開全面的殖民。12 月，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在內蒙古呼和浩特設立前進指揮所，全面軍事接管內蒙古，全區黨政軍部門只有革委會副主任吳濤一人為蒙古人。內蒙古民族自治完全崩潰。1971 年 5 月，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尤太忠出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兼內蒙古黨委第一書記，恢復各級黨委建制和組織，軍管結束（啟之，2010：382-452、456）。
1976 年 9 月 19 日毛澤東去世，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奪權政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等人發兵逮捕政敵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兼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與江青四人幫，文革告終，讓內蒙古翻天覆地的政治運動整人比賽偃旗息鼓。1978 年 4 月，尤太忠以黨委第一書記身分向繼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提交《關於進一步解決好「新內人黨」的問題的意見的報告》，認定「新內人黨」根本不存在，並將責任歸咎於 1971年 9 月叛變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林彪、四人幫以及以滕海清為首的內蒙古革委會黨委核心小組（啟之，2010：452-79）。
1979 年 11 月，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再向中共中央提交《關於滕海清在內蒙所犯嚴重罪行和處理意見的報告》，承認有 34 萬 6 千餘人被關押，16,222 人被迫害致死，87,188 人致殘。人口不到 2 千的鄂倫春族幾乎全族被打成反黨叛國集團（啟之，2010：495）；而根據後續的追蹤統計，被迫害致死者達 2.79 萬人，12萬多人致殘（郝維民，1991：313）。1979 年 7 月 1 日，內蒙古收回劃出鄰近五省區的舊有行政版圖（啟之，2010：533；郝維民，1991：370），一切恢復舊觀，惟人事已非。
1980 年寒假前，由內蒙古大學學生會民族工作部部長歷史系學生特木其勒圖（滕吉勒吐、席海明）組織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範學院、內蒙古蒙文專科學校、內蒙古蒙醫學院數千名學生發起民族簽名運動，要求究辦滕海清等人（席海明，2021：211；啟之，2010：533）。
1981 年 8 月 3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以字號「中發〔1981〕28 號」文件頒布《中央書記處討論內蒙古自治區工作紀要》，當中引起內蒙古民族關係敏感神經的，就是放寬漢人流民移墾內蒙古，對外省區人口流入內蒙古，不要堵，要妥善安置，既要照顧主體 200 萬蒙族，又要照顧 1,600 萬漢族，即「雙爲主」和「雙照顧」（巴彥泰，1999：197），而且還打算進一步接納
安置四川移民 100 萬人。其他的爭議，還包括蒙漢分治，在招工和考學方面，「雙為主，雙照顧」，即蒙漢並重，承認盲流成為既成事實，蒙古人的優惠待遇形同取消，再者，在地方治理上，「在少數民族多的地方以少數民族幹部為主，在漢族多的地方以漢族幹部為主」，在漢人已達 1,600 萬，是150 至 200 萬蒙古人十倍而佔絕對人口優勢，並且集中定居建立村鎮的情形下，形同接受漢人蠶食割據殖民內蒙古（楊海英，2014：309-10）。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長烏蘭夫看出事情不妙，委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民族委員會秘書長雲北峰回呼和浩特設法抵制（楊海英，2014：310；啟之，2010：535；巴彥泰，1999：197）。
8 月 22 日，內蒙古師範大學呼慶特古斯、內蒙古大學的特木其勒圖和內蒙古醫學院巴特爾等學生領袖走上呼和浩特街頭進行抗議示威，要求中共當局撤回《28 號文件》，11 月 13 日宣佈三天後絕食，呼和浩特七千名蒙古學生和牧民當日上街聲援，並有代表赴京上訪，19 日罷委會宣佈復課。學運落幕，《28 號文件》紋風不動，抗爭以失敗告終（啟之，2010：533-64；巴彥泰，1999：204；特木其勒圖，2010）。
參、南蒙古自由運動的出現
1981 年內蒙古學生運動雖然失敗，以內蒙古大學蒙古族學生領袖特木其勒圖、哈達（呼格吉勒圖）、呼慶特古斯、王滿來等罷課學生骨幹為中心，有學生地下組織南蒙古民族解放陣線的成立，決定從最初自發的學生運動，進行組織性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殖民統治、爭取內蒙古自由與解放的行動（席海明，2021：211）。這是「南蒙古」一詞首度躍上歷史舞台，當時雖然只是一群大學生微弱的歷史跫音，日後卻隨著他們的成長和在政治領域的奮鬥，成為內蒙古新的政治符號。「南蒙古」象徵對於以中國中心主義而生的內外蒙古概念的揚棄，而以蒙古人自身的民族生活空間地理區位來重新界定曾被稱為漠南蒙古的內蒙古，充分彰顯了以蒙古人自身為主體的世界觀。
在學運期間，南蒙古民族解放陣線學生便已經在探討在內蒙古成立一個蒙古人政黨的可能性，而浮現他們腦海中的，便是文革期間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挖肅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1927 年 8 月在共產國際支持下，內蒙古國民革命黨在蒙古國改組成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遼寧省建平縣縣志編纂委員會，1999：941）。但一個月後，即因分裂出內蒙古國民黨而瓦解。（武曉霞，2008；啟之，2010：37-40）1945 年 8 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重建，一度尋求內蒙古併入蒙古人民共和國，1946 年 4 月領導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加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則併入中國共產黨（啟之，2010：42-43；楊海英，2017：167-68；2014：155；李國芳，2013）。
那正是蒙古人追求民族自決乃至於獨立建國和內外蒙合併的政治象徵，只是這些受到大學高等教育培養的蒙古青年對於共產主義已有所懷疑，所以他們把黨名改為內蒙古人民黨，但簡稱仍然叫做「內人黨」或「新內人黨」。
不過，關於內蒙古人民黨的發展，幾位發起人就東蒙古還是西蒙古要先實現獨立發生分歧，最終無法達成共識而未成立（劉學銚，2017：162；內蒙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但他們仍在 1987 年組織了內蒙古人權保衛同盟，主席為特木其勒圖。（曾建元，2015）1983 年 1 月，另有內蒙古林業勘查設計院人員布和，以「固執」署名，撰文主張要把東三省、內蒙古、
蘇聯的亞洲部份的民族統一為一個民族─蒙聯華族，蘇聯部份為蒙族區，中國部份為蒙華區，蒙古國為蒙古區（內蒙古黨委辦公廳，1994）。
1989 年 2 至 3 月，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大昭寺升起西藏國旗雪山獅子旗進行示威，區黨委第一書記胡錦濤調遣軍隊戒嚴鎮壓，是為拉薩事件，（唐達獻，2008）4 月 15 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過世，以悼念胡耀邦為名的學生運動在北京爆發，隨即擴散至全國各地。是為天安門學生運動（李若冰，2019）。
內蒙古受到西藏與北京騷動影響，也出現抗爭行動。呼和浩特有傳單呼籲「漢人滾出內蒙古」，指控內蒙古是僞自治區、漢人殖民地。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有題爲〈燈塔〉的傳單，稱「內蒙古不是蒙古人作主掌握的自治區，而是漢人作主掌權的殖民地」，並鼓動蒙古人為自由抗爭。在蒙專有〈呈人代會二十條要求〉，主張各旗人大常委會主任和委員中，蒙古人應占 80%，旗以上領導幹部中，蒙古人應占 85%以上，並要求將內蒙古自治區改爲「內蒙古蒙古族自治區」（內蒙古黨委辦公廳，1994）。
哈達則於 1989 年 5 月，和同學特格喜等人在呼和浩特成立蒙古文化救助會（中國政治犯關注，2014）。1989 年與 1990 年之交，呼慶特古斯和王滿來等人則在伊克昭盟發起成立鄂爾多斯民族文化協會並發布《蒙古文化過去、現在和未來》綱領（內蒙古黨委辦公廳，1994）。
1989 年 6 月中國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遭到鎮壓，但蘇聯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則發生骨牌式的民族解放與民主革命，第三波的全球民主化風潮，也對蒙古民族產生鼓舞的作用，再次，10 月達賴喇嘛第十四世丹增嘉措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象徵西藏問題終於得到國際重視，南蒙古民族解放陣線為此召開特別會議，認為南蒙古問題應當國際化，決定由特木其勒圖領導海外工作委員會，推動海外工作，而其方式，則是橫越戈壁沙漠，偷渡至蒙古人民共和國再轉赴西方國家（席海明，2021：212-13）。
1990 年 1 月 12 日，蒙古人民共和國爆發民主革命，2 月 12 日由大呼拉爾通過《蒙古國憲》，改國號為蒙古國，實施憲政民主與多黨制，9 月由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彭薩勒瑪．奧其爾巴特當選首任總統，首任總理為達希．邊巴蘇倫。泛蒙古主義因蒙古國的民主化而重新復甦，出現了主張布里亞特、內外蒙古統一的聲音，1990 年 2 月 18 日，蒙古民主黨人蘇索巴林在該黨成立大會上首次提出三蒙統一主張，其初步構想是：以蒙古現有版圖為中心，將俄羅斯境內的布里亞特、圖瓦、喀爾瑪克等三個自治共和國，加上中國境內的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合併成立「大蒙古國」。其行動綱領的近期規劃是，先進行宗教、文字統一的工作，長期規劃則是依靠美國等西方勢力，
實現三蒙統一（毛鑄倫，1996）；不久，乃有楚．阿木古朗主持之三蒙統一委員會在蒙古國成立（劉學銚，2017：190）。
1990 年 10 月，一名為「正義」的組織主張團結蒙古人和漢人，驅逐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內蒙古建國；1991 年 2 月，伊克昭盟民族文化協會遭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指其「組織聚會、報告會，散發反動材料，內外串聯，秘密發展組織，公開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煽動民族分裂，鼓吹三蒙統一」；
1991 年，巴彥淖爾盟阿拉騰寶力格與寶音陶克陶發起成立民族現代化協會，在其綱領《近期蒙古民族的任務》中，主張分三步實現蒙古民族的統一，4 月遭破獲，被指控具體行動與主張與伊克昭盟民族文化協會相同；同月，錫林郭勒盟財校孟克巴圖出版刊物《蒙古自由論壇》，將社會主義制度的蒙漢關係說成是主人與狗的關係，指控移邊的漢人摧殘蒙古文化，建立了大漢族統治；7 月，內蒙古大學教師烏蘭少布以內蒙古人權同盟名義撰寫的材料在交由英國間諜送出國外時遭到查獲（內蒙古黨委辦公廳，1994）。
1992 年 5 月 23 日，三蒙統一委員會、成吉思汗宮殿同盟會、蒙古青年聯合會、布里亞特聯盟、公太吉德穆楚克棟魯普協會等組織在烏蘭巴托蒙古國家圖書館集會，會議以三蒙統一爲宗旨，號召世界有蒙古血統的人要爲蒙古族的振興和統一而奮鬥。會議認為，三蒙統一要改變活動方式，現階段應主要以宣揚成吉思汗精神爲主，先從思想和文化上把蒙古人統一起來，然後內蒙古、布里亞特獨立，最後達到統一的目的。三蒙統一委員會遂改名為世界蒙古族爭取統一行動（劉學銚，2017：190）。三蒙統一委員會呼籲蒙古國效仿以色列給與猶太人特殊地位的法律，也立法給予世界蒙古人以蒙古國民待遇（內蒙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
蒙古文化救助會在 1992 年 5 月改名南蒙古民主聯盟，由哈達擔任主席。南蒙古民主聯盟宗旨為「反對漢族殖民統治，爭取南蒙自決、自由、民主」，保護蒙古人的文化遺產和民族傳統，推動蒙古人的公民權利，出版有雜誌《南蒙之聲》（劉學銚，2017：176）。
就在此時，南蒙古復興運動協調總會則由自由南蒙運動、南蒙人權生態保衛同盟、內蒙古青年中心、內蒙民聯、南蒙文化宗教復興會、獨貴龍運動等六個組織在烏蘭巴托成立，負責協調各方組織活動中相互配合事宜，目標為追求內蒙古獨立，主要策劃者為蒙古國人楚．阿木古朗、根登達爾瑪和內蒙古青年中心主任達．牧仁。南蒙古復興運動協調總會標舉四大立場：
一、作為南蒙各反對派協同合作機構，願與一切中共持不同政見的組織和人員聯絡合作，爭取在近期內實現內蒙問題公開化、國際化的目標；
二、號召南蒙古人民以非暴力方式反抗或抵制中共在內蒙古推行的壓迫、同化政策；三、支持西藏、東土耳其斯坦和中國民運等組織的正義鬥爭；四、呼籲中共立即停止在內蒙古推行大漢族主義紅色恐怖政策，釋放在押的持不同政見人士。1992 年，蒙古政府要求滯留在蒙古的外國人限期離境，而該一政策時主要針對內蒙古的政治組織。在南蒙古復興運動協調總會的奔走下，蒙古政府不得不取消這一政策（劉學銚，2017：186-88）。
1991 年初，蒙古國總理邊巴蘇倫和大呼拉爾委員達什尼瑪等人提出那日麥蒙古（大蒙古國）構想，邊巴蘇倫為布里亞特裔蒙古人，可以想像他的泛蒙古主義傾向。1993 年 5 月，那日麥蒙古組織在布里亞特首都烏蘭烏德（Ulan-Ude）成立（劉學銚，2017：196）。9 月，已卸任總理的邊巴蘇倫在烏蘭巴托召開世界蒙古人大會，內蒙古有七人私自赴蒙參加大會，有二人獲選爲二十九人組成的世界蒙古人聯合會委員，邊巴蘇倫當選主席，副主席有布里亞特部長會議副主席那．滿都耶夫、喀爾瑪克作家達諾．柯柯提諾夫和台灣作家席慕蓉（穆倫．席連勃）。邊巴蘇倫私下表示：「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蒙古人要聯合，要有步驟地實現最終目標─三蒙統一。爲實現最終目標，首先在語言、文化和思想上統一。」他對在中國成立內蒙古分部講了四條任務：「一是聯絡內蒙古社會各界知名人士，把他們聚集在世界蒙古人聯合會的旗幟下；二是負責同台灣蒙藏委員會的聯繫；三是負責同達賴喇嘛的聯繫；四是負責同世界蒙古人聯合會擬設聯合國的辦事處聯繫。」逃出中國而在德國獲得政治庇護的內蒙古人權保衛同盟主席特木其勒圖，則在世界蒙古人大會上散發了〈我們抗議中國對內蒙古人民的壓迫〉聲明，控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蒙古進行種族滅絕的政策。
當年 12 月，邊巴蘇倫訪問台灣。
1994 年 4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訪問烏蘭巴托，李鵬提出「中蒙關係五個基本點」，雙方簽署了『中蒙友好合作關係條約』，宣佈關係正常化，互相表示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1995 年，邊巴蘇倫聲稱世界蒙古人聯合會要以追求蒙古人的獨立和統一為宗旨，1995 年 6 月，邊巴蘇倫為世界蒙古人聯合會大蒙古分會撰寫〈在蒙古國的旗幟下，在大蒙古的搖籃中，蒙古民族政權的旗幟在世界各國迎風飄盪〉傳單，文字有「內蒙古青年同胞要為實現民族獨立，建立自由、民主、高度自治的國家而奮鬥」（劉學銚，2017：183-84）。
1995 年冬，南蒙古民主聯盟組織了以蒙古族為主的呼和浩特大專院校教師和學生罷課和遊行，要求實現憲法規定權利，制定一部真正體現內蒙古自治的基本法，12 月 10 日，哈達被內蒙古警方傳喚帶走，南蒙古民主聯盟被迫瓦解，1996 年 3 月 9 日哈達被正式逮捕；1996 年 11 月 11 日，被呼和浩特中級法院以分裂國家罪和間諜罪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剝奪政治權利4 年（中國政治犯關注，2014）。哈達在內蒙古領導南蒙古民主聯盟，顯然也受到蒙古國泛蒙古主義復興和境外南蒙古復興運動的影響，他的長期受到監禁受難，使他成為南蒙古自由運動的精神領袖。
慶特古斯等人於 1991 年被捕，特木其勒圖與呼慶特古斯出獄後乃策畫共同越過戈壁沙漠，投奔新興的民主國家蒙古國，惜呼慶特古斯行動失敗，特木其勒圖則成功進入蒙古國，但被控以非法入境而下獄，幸而早先已經派人赴蒙古部署，而為蒙古國總統彭薩勒瑪．奧其爾巴特特赦，最後於 1993年獲得德國政治庇護（席海明，2021：213）。
1993 年 4 月，特木其勒圖從德國開始了他在海外的政治活動。他以內蒙古維護人權同盟主席身份向德國國會議員人權慈善委員會副主席福克爾諾曼（Foukernorman）表達，請求西方國家協助內蒙古維護人權同盟呼慶特古斯、王滿來等七位政治犯重獲自由。11 月，以特木其勒圖爲主席的內蒙古民族解放陣線，和西藏流亡政府、東突厥斯坦流亡者協會在德國慕尼黑召開三方人民聯合委員會第四屆大會，特木其勒圖被推舉為三方人民聯合委員會共同主席。會後大會發表《慕尼黑宣言》，呼籲國際社會支持西藏、新疆、內蒙古獨立。
特木其勒圖在歐洲積極奔走各國，尋求支持內蒙古人權事業，救援政治犯，使內蒙古問題進入國際視野，1996 年 1 月，世界蒙古人聯合會在美國召開 1998 年世界蒙古人大會的第二次預備會議，決定將內蒙古民主運動狀況納入會議主題，同時在美國籌備成立支持內蒙古民主運動的基金會，選定象徵內蒙古獨立的旗幟。2 月，旅外蒙古人和美國人在美國印第安那州成立了 21 世紀南蒙古獨立事業宣導者集團，簡稱 33 人集團，特木其勒圖被選為 33 人集團中央委員會委員。該年，蒙古民主聯盟上台執政，6 月，世界蒙古人聯合會發表《內蒙古最後的選擇》內蒙古獨立行動綱領，認爲爭取內蒙古獨立的時機已成熟，主張加強與台灣、流亡西藏、東土耳其斯坦的聯繫和合作，擴大對內蒙古的民族和宗教影響，宣傳內蒙古獨立政治主張，並在中國內地建立秘密機構。1996 年 12 月，另一個由邊巴蘇倫主導的組織那麥日蒙古改名蒙古民族統一運動，並 1997 年年底通過《蒙古民族統一運動倡議書》（內蒙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
在蒙古民族統一運動和南蒙古自由運動於海內外形成氣候之時，1997年 3 月 20 日，特木其勒圖與巴赫、烏雲畢力格、孟克．阿拉坦巴圖等以南蒙古自由運動名義發起，在美國普林斯頓召開會議商討內蒙古人權與民族肆、內蒙古人民黨海外正式成立在國內飽受政治監控而有志難伸的前內蒙古學運領袖特木其勒圖與呼問題，有來自美國、德國、蒙古國和中國各國蒙古人 50 餘人與會，巴赫則會議中散發所寫〈文革「內人黨」事件窺探〉、〈解決中國大陸蒙古問題的九點設想〉、〈未來中國聯邦制格局與蒙古問題〉等文。在 33 人集團的支持下，內蒙古人民黨正式成立，《内蒙古人民黨章程》表明該黨的近期目標，是要在中國未來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實現與中國的邦聯式的聯邦，結束中國共產黨在內蒙古的殖民統治，最終目標則是實現內蒙古的獨立，而捍衛和改善內蒙古的人權狀況則為該黨當前的主要任務之一，並重視與加強和西藏、東突厥斯坦、台灣民族獨立運動的合作。特木其勒圖被推選為黨主席，巴赫為副主席，烏雲畢力格任秘書長。
內蒙古人民黨總部設在美國紐約，並在當地註冊設立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該黨隨後在德國、蒙古國、俄羅斯布里亞特、英國等地設立分部，同時在國內發展組織。該黨於成立大會後發佈了《告內蒙古人民同胞書》，內容指蒙古在歷史上是一個完整的獨立國家，有土地、人民、政治組織、民族意識。抗議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從 1947 年起推行的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政策，鎮壓一切反抗者，並極力地改變蒙古人原有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蒙古人被武力征服了，但蒙古人沒有屈服，蒙古人應為蒙古人的自由而奮鬥，蒙古人的前途命運必須由蒙古人來掌握決定。特木其勒圖說：「台灣目前面臨的是統獨問題，而南蒙古現存的則是生存問題」，他說：中共把德國的核廢料運至南蒙古存放，讓許多南蒙古人因喝到核污染水源罹患血癌而死亡，又從南蒙古開採珍貴的稀土與煤礦等破壞生態環境，使南蒙古草原變成沙漠，再讓漢民族大量移民，使南蒙古民族文化快要滅絕，加上高壓統治使許多人絕望而沉默：「一個是生態問題，環境無法修復、毀滅了，…中國共產黨在南蒙古搞的是文化上的種族滅絕」（劉學銚，2017：166-174；內蒙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
同年 8 月，在特木其勒圖等人的策動下，歐洲議會通過《關於內蒙古形勢以及對南蒙古民主聯盟創建人哈達先生判決的決議案》（內蒙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在 1998 年 2 月 25 日，內人黨副主席巴赫應世界台灣人同鄉會、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綠色本土清新黨、建國黨聯合邀請，首度訪問台灣，而與達賴喇嘛第十四世丹增嘉措哥哥塔譯仁波切圖登、東土耳其斯坦自由中心創辦人安瓦．尤索夫等人共同參加紀念二二八活動，獲得了立法院長劉松藩與台北市長陳水扁的接見，這是南蒙古自由運動組織首度訪問台灣。（內蒙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當年，內人黨曾有過關於成立南蒙古流亡政府的想法，但考量實力不夠而緩議（席海明，2021：215）。
1999 年 2 月，特木其勒圖與中國民主陣線、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在德國會商向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遊說工作，由特木其勒圖撰寫《內蒙古人權報告》遞交人權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2003 年，鑒於日本內蒙古蒙古人群體的活躍，內蒙古留學生至少 5 千人之上，加以日本曾經支持過內蒙古的自治運動，在特木其勒圖親自赴日本考察後，內蒙古人民黨決定將總部遷至東京，2004 年，內人黨在日本召開特別黨代表大會，發表《東京宣言》、確認遷黨（內蒙古人民黨危機處理委員會，2015；席海明，2021：214-15）。
內人黨在國際間的奔走、串連和遊說，使南蒙古自由問題逐漸為國際民間社會所關注，2007 年內人黨代表南蒙古成為 1991 年 2 月成立的聯合國無代表國家和民族組織（The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團體會員，與台灣、西藏、東土耳其斯坦等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國家或民族同列。無代表國家和民族組織之成立，就其團體會員有五大主張：所有人民都擁有平等的自決權利；遵循國際接受的人權標準；遵循民主多元主義原則和拒絕不寬容；提倡非暴力與拒絕將恐怖主義和暴力作為政策工具；維護自然環境。
2000 年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楊建利創辦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Interethnic/ Interfaith Leadership Conference），以促進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各個民族與族群對話為宗旨，特木其勒圖和其他的南蒙古自由運動工作者，是主要對話的對象，而特木其勒圖則總不憚其煩地積極參與，以爭取台灣、西藏、東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特別是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對南蒙古的支持和同情。然而，在長期與中國海外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運動團體或個人的對話當中，特木其勒圖關於內蒙古前途的想法，逐漸出現變化。
他看到了流亡西藏在國際民間社會所受到的普遍關心，達賴喇嘛選擇藏漢對話和中間道路政策，使西藏民族區域高度自治得到中國民運的支持，也使他成為超越族群的反共領袖。蒙古人民亦崇拜藏傳佛教，因此達賴喇嘛的政治選擇，也對於特木其勒圖以及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內部產生巨大的影響。達賴喇嘛於 1988 年 6 月 15 日在法國史特拉斯堡（Strasburg）對歐
洲議會發表演說，表示願意從西藏獨立建國的立場讓步，而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西藏實施民族區域自治，但西藏人民要求的是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達賴喇嘛宣示將在西藏實施三權分立的世俗民主憲政，行政首長民選，兩院制議會，以及獨立的司法（達賴喇嘛，2009：591）。
1991 年 6 月第十一屆西藏人民議會通過《西藏流亡藏人憲章》，1992年 2 月，達賴喇嘛發表〈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演說，宣告將在西藏實施憲政民主體制，1995 年，達賴喇嘛將他脫胎自史特拉斯堡演說的關於西藏前途的主張中間道路政策交付流亡西藏人民進行公決獲得支持，成為西藏流亡政府至今仍奉行不渝的官方立場（王力雄，2009：518-29）。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關於西藏自治的立場，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異常尷尬，對於流亡西藏從事西藏獨立的指控變成強詞奪理，也團結了還具有大中國意識殘餘的中國海外民運。中間道路的政治效應，受到維吾爾民族自由運動領袖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卡德爾的重視，2008 年，在達賴喇嘛的勸諭下，熱比婭公開表示支持中間道路，雖然在世維會內部掀起軒然大波（王豔等人，2009）。特木其勒圖看到中間道路路線的統一戰線作用，便也逐漸調整自身的政治主張。
2011 年 5 月，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西烏珠穆沁旗維權牧民莫日根因抗議漢人濫挖煤礦破壞草場污染環境，被開發商卡車司機李東林故意輾斃，此一偶發事件觸及當地長期的民族問題和環境問題，引發蒙古人強烈反應，除了西烏珠穆沁旗政府遭當地民眾進入抗議官商勾結開發煤礦外，又有2,000 多名蒙古中學生和牧民包圍錫林浩特市政府，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胡春華一度下令內蒙古部分戒嚴和軍管，直到 8 月李東林遭槍決始得平息（吳雨，2011）。這是 1981 年以來內蒙古最大的學生運動。特木其勒圖意識到蒙古人生活空間遭到漢人侵略以致生存爆發危機的嚴重性更甚於以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內蒙古半世紀以後，200 萬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落居為絕對少數的現實，已經很難改變，內蒙古人的自決，不可能不考慮當地 3,000 萬漢人移民的問題。11 月，特木其勒圖在其於德國所主持召開的首屆蒙漢國際研討會《蒙漢民族和民主問題》上，乃從遷就現實的角度，首度提出了內蒙古的蒙漢二元主體論，主張「蒙人和漢人，互利共存，平等雙贏」，呼籲與會代表擱置統獨爭論，當前最為緊迫的是漢族與各少數民族一起來推動中國的制度改革和憲政民主（敏芬，2011；田牧，2011）；
特木其勒圖也表示希望在內蒙古建立文化特區，而保護草原應該成為特區的核心（吳雨，2011a）。事實上，即接受了漢人移民的既成事實（曾建元，2015）。二元主體論的爭議，在於把蒙古人的主人地位下降至與客人持平，也就是把外來移民上升到和主人同等地位，沒有前後、沒有主客之別，蒙、漢都是主。內人黨內的批判者認為二元主體論與達賴喇嘛所宣導的中間道路是完全兩碼事，因為中間道路堅持藏人民族區域自治，並不承認和接受外來的漢人移民成為西藏的另一個主體（圖門烏力吉，2011）。在《蒙漢民族和民主問題》國際研討會上，特木其勒圖也提出了成立南蒙古大呼拉爾台的主張，這一意見則得到日本蒙古人的贊同（席海明，2021：216）。
2012 年 4 月，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Long Beach）舉辦的第七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上，特木其勒圖再次公開闡述蒙古文化特區的構想，主張在特區內徹底保留蒙古族傳統游牧生活不受漢族文化和工業開發的干擾，他也表示深受達賴喇嘛中間道路主張的感召，今後將更多地探討南蒙古在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架構下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所面臨實際問題的解決，而獨立建國或與蒙古國和俄屬布里雅特三個蒙古統一的問題，都應待中國民主化後的條件成熟，再視未來內蒙古蒙古民族利益之所在，而通過民族自決來做成終局的決定。同場的蒙古自由聯盟黨主席魯賓丹金則表示，該黨雖然主張南蒙古獨立建國，但他們堅持以非暴力原則以尋求不同民族間的互信與諒解來達成該一目標（曾建元，2012）。
特木其勒圖在 2013 年 5 月和 2014 年 3 月接連訪問台灣，與台灣各界有廣泛和深入的接觸和交往，台灣人處理族群關係和國家認同的經驗，給了特木其勒圖相當的啟發。蓋內蒙古的蒙古文化、傳統游牧經濟和草原生態環境保護，是內蒙古當前的危機。至於內蒙古的自決或獨立，只有在中國民主化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充分實現，所以當前內蒙古的治理，只能從尋求蒙漢在中國政治現狀下的合作與諒解，而這則應當要加強中國和內蒙古漢人對內蒙古問題的認識及其有關民族自決理念的素養。特木其勒圖在台灣的訪問中，意識到內蒙古的漢人移民如果對於內蒙古沒有認同，未視之為自己的新故鄉，就不會珍惜當地的人文、資源和環境，而極容易形成掠奪性的內部殖民政治與經濟，因而要解決內蒙古漢人移民與土地的疏離情形，就應創造新的論述，把內蒙古漢人也視為某種意義上內蒙古的主人，而要求他們也來共同承擔內蒙古治理的責任（曾建元，2015）。
伍、南蒙古成立大呼拉爾
2015 年 1 月，流亡各國的內蒙古人士或團體代表聚集日本東京，參加1 月 17 日由蒙古自由聯盟黨舉辦的《南蒙古的現狀和未來》研討會，會中決議成立南蒙古大呼拉爾太籌備委員會，特木其勒圖被推舉為主席。這是一個統合全球各地內蒙古團體的民主協商機制，特木其勒圖說明大呼拉爾台就跟維吾爾族的世維大會一樣，採取的是一種能夠調動全民族的力量，形成一種共同的聲音，組合成共同的力量（天溢，2015）。南蒙古大呼拉爾太籌備委員會將積極關注內蒙古的草原生態保護，蒙古人的人權問題，蒙古語言和文化的保存，以及蒙古人資源被漢人掠奪的問題（鄭凱榕，2015）。
大呼拉爾太的推動，代表海外南蒙古自由運動的重心轉移回到東亞，特別是日本。日本是蒙古自由聯盟黨的根據地，蒙古自由聯盟黨於 2006 年 12月內蒙古自治區成六十周年當年成立於日本大阪府，黨員主要為留學日本的內蒙古蒙古人。
2 月，特木其勒圖應台灣蒙古之友會之邀再次訪問台灣，他公開發言表示，南蒙古自由運動現在的奮鬥目標，是實現南蒙古真正的自治、中國的民主化以及聯邦制（鄭凱榕，2015），更坦言接受中間道路，而以「太遙遠」和「不可能」為理由，放棄追求內蒙古獨立（曾建元，2015）。
這些發言在內人黨內部引起政治風暴，內蒙古人民黨執行委員會部分委員於 3 月 1 日召開黨員特別網絡會議，決定免去特木其勒圖的黨主席職務，宣稱由秘書長浩畢斯哈拉圖代行職權。除了黨務領導上的常年問題外，衝突的導火線， 就是出在特木其勒圖的二元主體論和中間道路路線，未經黨內討論和決 議，而被認為違背蒙古人的利益和內人黨的綱領（內蒙古人民黨，2015； 劉學銚，2017：179-181）。
內人黨進一步於 6 月 29 日至 30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全黨 代表大會，討論並通過了黨章修改草案，強化集體組織，並設置了對黨主 席的監督機制，新的黨章更加明確了以實現南蒙古的獨立為內蒙古人民黨 的目的。道力干當選黨主席，色．巴雅爾獲選為秘書長（Na Hou, 2015）。 哈達（2015）亦對特木其勒圖在台灣的言論有所批評，聲援了道力干一系 的行動。惟道力干、浩畢斯哈拉圖一系的罷免行動並未遵守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而給予特木其勒圖答辯的機會，因而未在內人黨內部獲得普遍認可， 特木其勒圖一系也發動了反制（內蒙古人民黨危機處理委員會，2015； 2020：6）。
2016 年 11 月 10 日，由特木其勒圖領導的內蒙古人民黨、蒙古自由聯盟黨、內蒙古民主黨、南蒙古自由民主運動基金、南蒙古青年聯盟以及青旗協會等南蒙古政黨和團體，在日本東京共同成立南蒙古大呼拉爾議會（世 界南蒙古大會），選出特木其勒圖為主席，代欽為祕書長，大會通過《南蒙 古大呼拉爾政治綱領》，其內容如下： 1. 參加南蒙古大呼拉爾的所有政黨、組織和個人，遵循《聯合國憲 章》、宣言、決議、決定，以爭取南蒙古人的政治權利和共同利益 為行動方針，以建立平等公正的南蒙古社會為宗旨。 2. 為建立平等、民主、法制化南蒙古區貢獻自己的力量，堅決反對 剝奪個人財產、損害個人權益的行為，依法保護自由市場經濟， 依法保障言論自由，提倡新聞出版自由和學術自由。 3. 堅決維護南蒙古人尊嚴，復興蒙古民族文化，尊重其他民族的文 化，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堅決同歧視、侮辱和詆毀蒙古民族文化 的行為作鬥爭。 4. 反對大漢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以建立人道主義理性社會為行 動目標，堅決反對獨裁政權，提倡政治多元化，堅持多黨競爭的基本政治原則，崇尚南蒙古人的團結統一和南蒙古人共同體。5. 南蒙古人要擺脫外族的政治壓迫、經濟侵略和文化同化等殖民制度，強化蒙古民族大團結至上意識和歷史文化交流，以建立民主、平等、人權、公平社會和爭取在自己的故鄉當家作主、過上和平幸福生活的權利為奮鬥目標。
其行動方針則如下：
1. 反對中國獨裁政府對南蒙古土地和人民的殖民統治。有效的組織抵抗運動進而實現南蒙古民族自決權。
2. 反對中國共產主義以及大漢主義。崇尚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等普世價值觀，主張以非暴力手段開展運動。
3. 積極利用自媒體，互聯網和其他資訊媒介喚醒時代青年的覺悟，壯大南蒙古抵抗力量。定期向各民主國家議會、歐盟、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報告南蒙古現狀等等向國際社會控訴中國政權對南蒙古的殖民統治，爭取各界對南蒙古的理解和支持。
4. 在第二屆南蒙古大呼拉爾前出版發行 20世紀後半葉至今的南蒙古人權報告，揭露中國殖民政權的侵略與人權迫害。
5. 將文革時期中國政府對南蒙古人實施的種族大屠殺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記憶錄。
6. 以反人類罪向國際法庭起訴中國政府在文革時期有計劃有預謀地對南蒙古人進行的種族屠殺罪行。
7. 同歐美等世界民主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以日本和台灣為活動基地，加強同西藏流亡政府、世維會的合作，同時與香港民主化運動和海外反對中共的民運組織建立友好關係。為早一日實現南蒙古的民族自決權，實現南蒙古人的自由，民主和尊嚴而奮鬥。會後則發表《南蒙古成立自由團結聯盟宣言》，當中聲明（南蒙古大呼拉爾籌備委員會，2016）：
『大呼拉爾』一詞，自我們聖祖成吉思汗時期就古已有之。當年成吉思汗召集各部落首領，依照契約協商的民主精神從而決定了蒙古帝國的政治制度和法制。今日我們決定傳承其民主精神，以現代民主政治特別是民族自決權的理念為基礎，以保護蒙古歷史傳統和文化、確立民族自決權為目標開展活動。特決定在亞洲重要民主國家日本成立大呼拉爾議會。該議會必將為受中共壓迫的蒙古人帶來希望。感謝世界所有尊重人權的人們的支持。
陸、結語
1966 年文革爆發，共產黨終於找到機會利用漢人政治運動的集體狂熱，任命漢人進駐內蒙古黨政部門，對內蒙古的蒙古民族主義以及蒙古人黨政官員幹部，而以炮製的烏蘭夫集團和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為目標全面展開整肅，再以內蒙古動亂和防範蘇聯與蒙古修正主義為由，對內蒙古實施軍管和戒嚴，完成了對內蒙古的漢化殖民。文革後的內蒙古，一切已經難以回復原狀，中共中央頒布的《第 28 號文件》，旨在要求蒙古人民接受內蒙古草原牧場為漢人流民大舉侵占破壞的既成事實，又未能對防止漢人繼續湧入提出對策，因而激起 1981 年內蒙古學生運動，學運雖然未能獲得具體成果，卻培養出內蒙古一代的反對菁英。
1980 與 1990 年代之交，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爆發骨牌式的民主革命，蒙古則於 1990 年 2 月由大呼拉爾通過『蒙古國憲法』，改國號為蒙古國，實施憲政民主與多黨制。蒙古的民主化誘發了泛蒙古主義，受到影響的內蒙古從而出現各種反共民間組織，「南蒙古」成為具有蒙古人主體性視角的概念而從此躍出歷史舞台。由於南蒙古自由運動在內蒙古的發展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出身 1981 年內蒙古學生運動的特木其勒圖流亡海外，乃將南蒙古自由運動的戰場由國內成功地帶向國際，由歐洲而美國。
內蒙古的民族區域自治在漢人黨國體制下遭到掏空，內蒙古的蒙古人民面對漢人大量湧入導致南蒙古人口民族結構嚴重失衡、蒙古文化嚴重流失，以及過度農耕和開礦造成的草原沙漠化環境災難，正因為欠缺足以抵治團體關於南蒙古的政治前途，大致有幾種不同的政治主張，包括獨立、割地獨立、高度自治、蒙漢二元主體分治，乃至與蒙古國合併統一等等。
然而在蒙漢民族分佈區域城鄉交錯的情況下，恐怕蒙古人必須接受已經存在多數漢人移民的既定事實。在過去的一百年間，蒙古人反對漢人的移民墾殖，從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國體制統治下，有著如此前所未有的挫敗。
內蒙古漢人的移入和濫墾，全然肇因於中共黨國專制和大漢族主義心態，漢人對內蒙古的生態破壞，更是中國和東亞沙塵暴的禍根，所以內蒙古的蒙古文化、傳統游牧經濟和草原生態環境，都面臨了重大的危機。至於內蒙古的自決或獨立，只有在中國民主化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充分實現。
所以當前內蒙古治理的問題，只能從尋求蒙漢在中國政治現狀下的合作與諒解，而這則應當要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內蒙古漢人對內蒙古問題的認識及其有關民族自決理念的素養。南蒙古大呼拉爾將總部設立在日本的一個理由，是鄰近台灣。1925 年領導創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前身內蒙古國民革命黨的白雲梯，就是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首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而蒙藏委員會在 2017 年裁撤後，中華民國台灣仍在文化部下設蒙藏文化中心蒙事科辦理涉蒙事務，甚至台灣自戰後至今每年仍有成吉思汗大祭持續不斷，這代表台灣有熟悉蒙古事務的中文人才，因而南蒙古自由運動應當利用台灣自由的中文傳播環境，結合台灣同情南蒙古的社會力量，將南蒙古自由運動的政治理念和主張向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華人世界宣揚以及與漢人社會進行深入的討論、對話，並在自由的環境下對南蒙古的治理問題展開全方位的研究，乃可以使南蒙古問題的解決找到蒙漢兩個民族都能接受的方案。
依筆者之見，1935 年《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揭櫫的民族自決原則，應當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南蒙古自由運動協商南蒙古終局政治地位安排的指導原則，而可以想見，在南蒙古獨立建國之外，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提出的自由聯邦制原則，應是南蒙古在中國架構下除了邦聯之外最理想的政治設計，即與西藏和新疆等非屬傳統中國本部的民族區域皆成立民主自治邦／自治共和國，而與實施禦漢人黨國的本土政治力量，因而一籌莫展，束手無策。南蒙古的各個政省市縣地方自治的民主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稱之中華聯邦共和國，其制度精神則應當相通於 1997 年《內蒙古人民黨章程》所主張的中國的邦聯式聯邦。事實上，1994 年由民主中國陣線嚴家其主持起草的《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建議性草案）》，也主張賦予內蒙古以自治邦的地位（曾建元，2019：158-59）。當然，無論任何一種方案，只要中國未能實現民主化而同時使南蒙古掙脫被殖民的處境，都在現階段不具有現實的意義。然而，南蒙古治理的最大挑戰，其實並不是其與中國的關係定位，而是在蒙古人已成為內蒙古土地上人口僅占約 1/10 到 1/5 的少數民族時，南蒙古如何處理內蒙古漢人的認同問題，這一種少數統治的自治制度設計，在人類憲政史上乃絕無僅有，這確實需要依賴南蒙古政治運動工作者的政治智慧來從長計議。
最後，從菁英研究的途徑來看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發展，所謂中興以人才為本，如何壯大從事民族運動乃至建國運動的中堅幹部和領袖隊伍，傳承理念和價值，方才是長期從事民族自由鬥爭而是否能獲得最終勝負的關鍵。在國內，蒙古人擁有內蒙古大學等蒙古民族高等教育機構，這是連結蒙古民族菁英最重要的建制，因而能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後醞釀出內蒙古學生運動，進而發展出南蒙古自由運動。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壓統治，使南蒙古自由運動無法立足於國內，但在海外，內蒙古人民黨以及各個政治團體，乃至於大呼拉爾台，都是集合南蒙古有志之士投身與思考民族前途的重要基地和平台，他們在自由的環境當中，更有餘力來規劃和演練南蒙古的未來。因此，如何更好地集中和擴大人力資源，在海外建立南蒙古自由運動的思想和運動中樞，創造意識形態詮釋權和政治正當性，而能在歷史時刻順利和國內的民族菁英和社會群體合璧，那正是流亡海外南蒙古政治工作者所不可輕忽而必須長期埋頭耕耘的政治基礎工程。
然我們對於素樸的南蒙古民族主義的客觀存在毫無懸念，蒙古族的光榮歷史、獨特的宗教禮俗語言文化、蒙古國的獨立、各國蒙古人的交流互動，乃至於內蒙古的有限民族自治，都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蒙古人的民族意識，但歷史已經說明了，基於地緣政治上作為中俄兩國的緩衝地帶，南北蒙古或三蒙的政治統一，絕難得到俄國或中國的同意，以蒙古國而論，僅僅為了維持自身的獨立和在中俄兩國間的平衡，就已倍感辛苦，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外交壓力下，縱使對於南蒙古同胞的處境高度同情，有時基於國家利益，也會大義滅親。這也就是何以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對於蒙古國國家安全部門高度警戒、深怕受到滲透分化的原因。南蒙古已經為中原漢人政權牢牢掌握，加以南蒙古幾成漢人世界，更無可能建立少數統治的民族國家，所以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前景，一定要將南蒙古土地上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的漢人命運納入共同思考，而避免漢化的努力，更需要團結蒙古國民間社會力量或國際蒙古民族主義運動與海外蒙古人社區，讓南蒙古人不至於單打獨鬥，而更可能形成國際監督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南蒙古民族政策作為的集體外部力量。
大體而言，蒙古國除了建國之初曾有過南北或三蒙統一的企圖外，其餘時間，受制於地緣政治，特別是俄國用以作為與日本和中國的緩衝地帶，或者至少為了維繫與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關係的穩定，蒙古國官方不會對南蒙古獨立表示支持，其他俄屬蒙古諸國皆非主權國家，更不可能在南蒙古獨立問題或蒙古民族統一問題上表態，因那更可能引起俄羅斯浮想聯翩，而影響及俄羅斯邊疆區和周邊國際關係的和平。但 1990 年代以後，蒙古的民主化以及蘇聯的瓦解，確實開啟了蒙古民族的民間國際交往空間，這也使得南蒙古的民族治理問題，可以獲得來自各國蒙古社會的關懷和聲援，這就是我們在南蒙古自由運動在特木其勒圖流亡蒙古國之初到在美國成立內蒙古人民黨期間，所看到一路受到邊巴蘇倫領導的世界蒙古人聯合會和蒙古民族統一運動的照顧的情形。無論如何，哪怕蒙古民族無法統一建國或支持南蒙古獲得獨立，至少還能夠在保護南蒙古的民族自治上給予道義的支持。
2020 年 3 月，蒙古國頒布《蒙古文字國家大綱》，決定在 2025 年起全面恢復 1946 年後停止使用的傳統回鶻式蒙古文，在此之前，政府的新聞出版部門，自即日起，則需以斯拉夫西里爾蒙古文和回鶻式蒙古文雙文並用方式發佈所有內容，這意味著內外蒙古的文字即將統一（劉雪兒，2020）。
內蒙古在 1957 年烏蘭夫主政時期曾經有意推動使用斯拉夫西里爾蒙古文，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阻，現在蒙古國回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未來對於內蒙古蒙古人在民族意識上的影響必然提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習近平主
政任內，開始推動第二代民族政策，其實質精神就是漢化的同化政策，2011年 5 月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與特約研究員胡聯合在《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共同發表〈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一文，鼓吹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識和 56 個民族的觀念，強化中華民族的身份意識和身份認同，推進中華民族一體化，為第二代民族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杜心武，2020）。
在此一政策思維下，內蒙古教育廳於 2020 年 8 月 26 日頒布了《全區民族語言授課學校小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使用國家統編語文教材實施方案》，要求以蒙古語授課的小學《語文》科自 9 月 1 日起改用教育部統編教材、《道德與法治》科在 2021 年秋改用教育部統編教材、2022 年秋初中一年級《歷史》科改用統編教材，這三個科目則都改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通話即漢語授課。這一方案的實施，觸動蒙古人的敏感神經，在內蒙古有多起集會遊行示威爆發，參與者有數萬之眾（林沂鋒，2020）。中共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黨委幹部蘇日娜甚至因此而跳樓自殺抗議（喬龍、程文，2020），蒙古國前總統查希亞．額勒貝格道爾吉亦致書習近平，表達不滿，但信函則遭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大使柴文睿退件（彭琤琳，2020）。表面上，內蒙古雙語教學政策的變動幅度並不大，但根本的問題則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收緊其民族政策，蒙古人在內蒙古已成為少數民族，蒙古人無法扭轉內蒙古全面漢化的趨勢，也無法主導內蒙古的民族自治事務，更無力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壓專制統治，蒙古人只能藉由如雙語教學的問題，表現最後一絲民族尊嚴。
參考文獻
中國政治犯關注，2014。〈哈達（CPPC 編號：00037）〉https://cppc1989.blogspot.com/2014/02/cppc00037.html#more）（2021/9/5）。
內蒙古人民黨，2015。《內蒙古人民黨 3 月 1 日會議決定解除席海明主席職務》。紐約：內蒙古人民黨。
內蒙古人民黨危機處理委員會，2015。《內蒙古人民黨危機處理委員會公告第 11（15）號》。紐約：內蒙古人民黨危機處理委員會。
內蒙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2008。《海外內蒙古分裂組織概況》。紐約：內古自治區國家安全廳。
內蒙古黨委辦公廳，1994。《關於中央對內蒙古指示精神和自治區黨委常委會議討論紀要等檔擴大傳達學習範圍的通知》。呼和浩特：內蒙古黨委辦公廳。
天溢，2015。〈海內外蒙古族維權人士積極組建「大呼拉爾太籌委會」〉《自由亞洲電台》2 月 13 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gr-02132015100545.html）（2021/7/19）。
巴彥泰，1999。〈一九八一年內蒙古學生事件〉《挖肅災難實錄》頁 195-219。紐約：南蒙古人權資訊中心（https://www.smhric.org/IMPRP.pdf）（2021/9/4）。
毛鑄倫，1996。〈五獨攻心的另一種—論「三蒙統一」活動與相關問題〉《海峽評論》65 期（https://haixia-info.com/articles/1599.html）（2021/9/4）。
王力雄，2009。《天葬：西藏的命運》。台北：大塊文化。王豔、溫憲、青木、劉軍、陳一，2009。〈熱比婭在「世維會」內部頗受爭議〉《環球時報》7 月 9 日（https://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wulumuqisaoluan/zuixinbaodao/200907/0709_7229_1242336.shtml）（2021/7/1）。
田牧，2011。〈解讀「內蒙古獨立」勢力真相〉《前哨月刊》245 期（https://boxun.com/news/gb/china/2011/09/201109291102.shtml?__cf_chl_jschl_tk__=pmd_Gwzx2c7DTvLlr5bv_dXgHF1gYJsnbiKGm6386eapbtI-1630763326-0-gqNtZGzNAfujcnBszQil）（2021/9/4）。
吳雨，2011a。〈「蒙漢民族與民主問題」研討會在德召開〉《德國之聲中文網》11 月23 日（https://www.dw.com/zh/蒙漢民族與民主問題研討會在德召開/a-15550462）（2021/7/19）。
李若冰，2019。〈8964 三十年：中國人不識「八九動亂」《風傳媒》5 月 30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1334844?page=1）（2021/71/9）。
李國芳，2013。〈中共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以建立內蒙古自治政府為例〉《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6 月 25 日（http://www.cssn.cn/dq/nmg/201901/t20190110_
4809175.shtml）（2021/7/19）。
吳雨，2011。〈壓死內蒙牧民的主犯被執行死刑〉《德國之聲中文網》8 月 25 日（ https://www.dw.com/zh/ 壓 死 內 蒙 牧 民 的 主 犯 被 執 行 死 刑 /a-15343780 ）（2021/7/19）。
杜心武，2020。〈中國強推「民族融合」的第二代民族理論〉《上報》10 月 6 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7200）（2021/7/19）。
林沂鋒，2020。〈內蒙推漢語教學惹議，數萬蒙古人示威抗議〉《中央通訊社》9 月11 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9010328.aspx）（2021/7/19）。
武曉霞，2008。〈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始末〉《包頭新聞網》9 月 18 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110135013/http://www.baotounews.com.cn/content/2008-09/18/content_1763.htm）（2021/9/4）。
南蒙古大呼拉爾籌備委員會，2016。《南蒙古成立自由團結聯盟宣言─大呼拉爾（世界蒙古人大會）成立大會通知》。東京：南蒙古大呼拉爾籌備委員會。
哈達，2015。〈哈達先生發表短文，嚴厲批評席海明放棄內蒙古人民黨的獨立主張和過分在意個人權利的行為〉《蒙古新聞》8 月 1 日（http://mongoliinmedee1.blogspot.com/2015/08/blog-post_82.html）（2021/7/19）。
施正鋒（編），2021。《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蒙古》。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唐達獻，2008。〈刺刀直指拉薩─89 年西藏事件紀實〉《大紀元新聞網》。3 月 29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8/3/29/n2063566.htm）（2021/7/19）。
特木其勒圖，2010。〈內蒙古人民黨主席特木其勒圖（席海民）談 1981 年內蒙學生運動〉《南蒙古時事評論》12 月 22 日（https://smglnc.blogspot.com/2010/12/1981.html?view=flipcard）（2021/7/19）。
郝維民（編），1991。《內蒙古自治區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啟之，2010。《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
敏芬，2011。〈內蒙人權組織：蒙族遭遇生存危機〉《德國之聲中文網》5 月 27 日（ https://www.dw.com/zh/ 內蒙人權組織蒙族遭遇生存危機 /a-15112154 ）（2021/7/19）。
喬龍、程文，2020。〈內蒙公務員墮樓亡疑關雙語教育新政，警：死者有抑鬱病史〉《自由亞洲電台》9 月 4 日（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plunge-09042020065826.html）（2021/7/19）。
彭琤琳，2020。〈蒙古前總統致信中國抗議強推漢語教學，遭中國駐蒙古大使館退回〉《01 線報》9 月 26 日（https://www.hk01.com/即時中國/528842/蒙古前總統致信中國抗議強推漢語教學─遭中國駐蒙古大使館退回）（2021/7/19）。
曾建元，2012。〈讓我們同在一起─出席第七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有感〉《議報》7月 3 日（https://yibaochina.com/?p=235037）（2021/7/19）。
曾建元，2015。〈席海明印象記〉《民報》7 月 30 日（https://www.peoplenews.tw/news/373cbd78-f05f-45e4-8813-a28fbbdfd4fa）（2021/7/19）。
曾建元，2019。〈中國制憲與台灣制憲〉收於施正鋒（編）《各國制憲運動》頁 139-66。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楊海英（吉普呼蘭譯），2017。《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チベットに舞う日本刀モンゴル騎兵の現代史）。台北：大塊文化。
楊海英（陳心慧譯），2018。《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中囯とモンゴルのはざまで：ウラーンフーの実らなかっ た民族自決の夢）。新北：八旗文化。
楊海英（劉英伯、劉燕子譯），2014。《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墓標なき草原）。新北：八旗文化。
達賴喇嘛，2009。〈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的演說〉收於王力雄（編）《天葬：西藏的命運》附錄五。台北：大塊文化。
圖門烏力吉，2011。〈「兩雙」與「二元主體」─評席海明「二元主體」說〉《南蒙古觀察》。紐約：南蒙古人權資訊中心。
圖們、祝東力，1995。《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中國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劉學銚，2017。《泛蒙古運動與內蒙古獨立 1919-2010》。台北：唐山出版社。
鄭凱榕，2015。〈南蒙古席海明訪台，主張真正自治聯邦制〉《新頭殼》1 月 22 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5-01-22/56112）（2021/7/19）。
遼寧省建平縣縣志編纂委員會，1999。《建平縣志》。中國瀋陽：遼海出版社。Hou, Na 2015。〈內蒙古人民黨召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新的領導班子〉《蒙古新聞》7 月 22 日（http://mongoliinmedee1.blogspot.com/2015/07/blog-post_49.html）202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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