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1日星期四

南蒙古伊克昭盟一蒙古学校二年级学生被汉人老师撕破耳朵




南蒙古伊克昭盟一蒙古小学校二年级学生被汉人老师毒打拧耳朵,回家后发现该学生鼻青脸肿、右耳朵被撕破,学生家长发照片在所在班群里,立刻遭到校当局的恐吓施压,要求马上删除所发布的照片和视频。学生家长扎木查干妈妈15149711693(微信用户名)表示:如果学校当局不给一个满意的说法,辞掉打人的汉人老师,家长称将拒绝送孩子去该校上课!

2024年11月19日星期二

美国国会推出南蒙古人权法案 - US Congress introduces 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Act

 


纽约 — 美国国会参议院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Jeff Merkley)与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Dan Sullivan)近日(11月13日)共同提出一项两党法案:《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The 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该法案旨在支持和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蒙古族的人权状况。两位参议员提出这个法案的目的是支持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蒙古人和其他蒙古人聚集区的人权,并维护其独特的文化和身份认同。

“《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绝不容忍中国政府抹去蒙古语言、文化和身份的企图。我们的法案清楚地表明,南蒙古以及整个中国当前的人权现状是不可接受的,” 杰夫·默克利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

沙利文参议员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仅对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关键产业抱有邪恶企图,还在全球范围内破坏国际公认的人权,包括在南蒙古地区。”

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议员吉姆·麦戈文(Jim McGovern)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委员兼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他正在主导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

麦戈文众议员说:“《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重申了美国对人权和尊严基本价值的承诺。这表明,美国与南蒙古人民站在一起,共同为保护其文化和语言遗产而奋斗,同时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人权必须在世界各地得到尊重。”

法案背景

自从2020年9月,中国当局强行取消蒙古语教学课程,改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授课的国家统编教材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大中城市街头和一些高校校园内爆发了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要求维持蒙古语文课程。中国当局将其视为寻衅滋事和非法集会,派出公安力量对许多参与者进行了秘密逮捕和清算。

由于在抗议示威活动中民众喊出“保护母语”“保护蒙古语”等口号,作为他们对当局肆意侵犯个体语言权表达抗议的象征,这场运动也因此在海内外蒙古人中被称为“保护母语运动”(Eh Hel-en Hamagalaya)。“保护母语运动”也被认为是近年来蒙古人发动的有政治诉求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

虽然有大批民众不满,但中国当局仍然强硬实行取消蒙古语课程的政策。有消息说,从2025年开始,高考当中不再允许使用蒙古语试卷。

而《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指出,国会呼吁美国政府强烈谴责中国对南蒙古人民的系统性压迫,包括强迫同化政策,摧毁蒙古文化及剥夺蒙古族使用蒙古语的权利。

法案同时呼吁对直接参与南蒙古人权侵犯的中国官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尤其是那些参与设计关闭蒙古语学校和压制蒙古文化活动的责任人。法案敦促联合国及其他国际人权机构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向中国施压,要求停止在南蒙古地区的压迫政策。

另外该法案还建议美国机构资助保护南蒙古独特文化的活动,以应对文化灭绝的威胁。并要求美国全球媒体总署(USAGM)通过美国之音开设蒙古语广播服务,为南蒙古及其他蒙古人聚居地区的听众提供蒙古语节目。该法案鼓励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将南蒙古人权问题列为与中国关系的优先事项。

海外蒙古人社区反应

在美国新泽西州生活的蒙古族朝鲁·乌吉耶丁博士对美国之音说:“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该法案对南蒙古人民的人权,特别是语言文化传统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过去几年来我本人和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和巴图与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保持密切联系,为他们起草法案提供原始资料和相关信息,提供各种建议,我们对法案的提出可以说是盼望已久。我呼吁在美国生活的南蒙古人士通过所在地区的议员反映南蒙古人民的急切愿望,促进该法案早日成为正式法律。”

在美国学习的青年学者乃丹·博尔只斤说:“法案的提出为海内外的南蒙古人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它让国际社会清楚的看到,和西藏、新疆一样,南蒙古存在人权被严重侵犯的问题的事实。尤其是,关于制裁侵犯南蒙古人权的中共官员和组织的内容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权组织的支持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SMHRIC - Southern Mongolia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对《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表示高度赞赏。作为一家专注于记录南蒙古人权侵犯的机构,SMHRIC认为,该法案的引入是保护和促进南蒙古人民基本人权的重要一步。

“这几年,我们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密切合作,提出建议,提供材料并参与起草该法案的工作。今天在该法案正式提案之际,我代表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全体成员向两位参议员,俄勒冈州的杰夫-莫克利,阿拉斯加州的丹-苏利文,以及领导起草该法案众议院版本的麻萨诸塞州众议员吉姆-麦戈文,表示衷心的感谢,”总部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和巴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项法案证实美国会正式把南蒙古问题列入了立法议程。这不仅是美国对南蒙古人权运动的坚定支持的表现,而且也证明通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20多年的辛苦工作,南蒙古人民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终于得到了美国国会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这可谓是南蒙古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德国生活的内蒙古人民党主席特木奇勒图得到消息后非常振奋,他对美国之音说:“法案的提出说明,南蒙古人权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大大地鼓舞了为自己的人权奔波、呼喊多年的我们。我更加坚信南蒙古人民的斗争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苏英宝

美国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mongolians-in-exile-welcome-us-senators-introducing-bipartisan-bill-to-address-human-rights-violations-in-southern-mongolia-20241119/7869734.html

2024年11月18日星期一

蒙古族的正统:蒙古国,还是内蒙古


蒙古族是一支曾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民族,建立过近代前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帝国——蒙古帝国。

如今,全球的蒙古族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90%生活在内蒙古以及蒙古国。虽然内蒙古生活着规模最庞大的蒙古族人口,但蒙古国却是全球唯一一个蒙古人占主体的主权国家。

因此,关于内蒙古与外蒙古,究竟谁才是蒙古正统,始终存在争论,蒙古国与内蒙古悄然开始了“正统之争”。

蒙古国认为自己是全球唯一蒙古人为主体的国家,诸如蒙古语、蒙古长袍都有着国语、国服的称号。

但经济、人口规模、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内蒙古看似又胜一筹。

双方在争夺蒙古正统的问题上看似都有着无懈可击的理由和优势。那么内蒙古和蒙古国,究竟谁才是“蒙古正统”?

一、黄金家族

蒙古人的祖先是生活在东胡部落,通过与周边民族融合发展成室韦人的一支——蒙兀室韦。9世纪末,一些蒙兀室韦部落向西移入蒙古高原的漠北。随着族群发展壮大,蒙兀室韦在1148年建立蒙兀国,并得到北方政权金朝承认。

12世纪末,出身蒙古乞颜部的孛儿只斤·铁木真带领部族发展壮大,于1206年统一蒙古高原,铁木真号成吉思汗并建立大蒙古国。

当时的蒙古人分为两部分,即成吉思汗亲族各部组成的“尼伦蒙古”,以及其他蒙古部落组成的“迭列斤蒙古”(迭列斤意为“一般”),二者合称“合木黑蒙古”,即全体蒙古人。

蒙古高原的统一,让各部有了共同的“蒙古身份认同”,这些被成吉思汗征服的草原部落以蒙古人的新身份参加到蒙古帝国的对外征伐中。

蒙古大军征服了西亚、中亚、东欧的大片土地,并在此建立金帐、伊儿、察合台等汗国等大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家族后裔被神化,称为“黄金家族”,蒙古帝国最高统治者(大汗)必须出自该家族。

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其遗体葬于起辇谷(具体位置未知),衣冠冢位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

1271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建立元朝,并于1279年彻底消灭南宋,完成蒙古统一。而此时遍布在中亚和西亚的金帐、伊尔等汗国渐渐走向独立。

虽然当地的蒙古人居于统治地位,但人数过少因此无法避免与突厥、伊斯兰联姻。

有元一代,蒙古人由弱变强,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强大政权,蒙古人确立了回鹘式文字和藏传佛教信仰。

15世纪初,因内部争斗,蒙古政权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部分,黄金家族统治的鞑靼占据了包括蒙古高原核心地带的整个东蒙古,非黄金家族的瓦剌各部则盘踞西蒙古。

整个15世纪,鞑靼(东蒙古)大汗更迭频繁,但黄金家族始终把持着汗位。此时蒙古高原仍是蒙古人的政治、文化核心地带。

鞑靼与瓦剌时常发生战争。黄金家族统治下的今蒙古国中东部,是当之无愧的蒙古正统所在,在贸易需求等因素影响下,以黄金家族为代表的蒙古正统势力逐渐选择迁入内蒙古。

二、众汗之战

16世纪初,达延汗(成吉思汗第11世孙)整合鞑靼(东蒙古)各部,击溃并迫使瓦剌西迁。

达延汗将辖区分成6个万户,并将汗庭(首都)移驻其中的察哈尔万户辖区。这里位于今内蒙古东部。

该地当时是蒙古政权辖区,是内蒙古地势最为平坦、肥沃的地区,且邻近燕京,黄金家族部分自此迁入内蒙古境内。

达延汗规定只有黄金家族成员能担任蒙古地方领主,各万户下辖1~3个部。除了大汗直辖的万户,达延汗将其余万户分封给儿子们,他的小儿子获得了其中的喀尔喀万户。

喀尔喀各部构成复杂,自达延汗分封之后,他的小儿子的后裔不断与喀尔喀各部通婚,黄金家族的血统被逐步稀释,喀尔喀下层牧民血统更是和黄金家族没有任何关系。

随着黄金家族掌控各部跟随达延汗进入内蒙古地区,留在外蒙古的喀尔喀各部成为今蒙古国人口的祖先。

17世纪初的1636年,后金击败蒙古大汗林丹汗,将其直属下以察哈尔部为核心的漠南蒙古(今内蒙古大部)收入囊中,蒙古汗国灭亡。同年,后金大汗皇太极称帝并改国号为清。

蒙古大汗的称号被清朝皇帝继承,黄金家族嫡系只能管辖察哈尔部(1675年因参与叛乱,察哈尔亲王职位被剥夺)。

原属蒙古大汗的察哈尔等地变成清廷直辖,称内属蒙古,漠南蒙古余下地区称外藩蒙古,当地仍由蒙古王公统治。

为分化蒙古人,清廷将蒙古各部细分为多个旗,各旗统领称札萨克(札萨克贵族群体),该职位可世袭罔替。

为拉拢境内的漠南蒙古,清廷一方面授予当地蒙古王公亲王、札萨克等头衔,另一方面不断与蒙古联姻,接连有3名蒙古女性成为清帝国的皇后,最著名的便是出身黄金家族的孝庄皇太后,漠南蒙古与清廷形成利益共同体。

1644年清军入关,漠南蒙古积极协助满族人开启统战争。但除了漠南蒙古,当时东亚还有其他的蒙古政权,如位于蒙古高原的喀尔喀蒙古和新疆、中亚的卫拉特。

17世纪末,卫拉特的准噶尔部崛起,并入侵外蒙古。在这场蒙古人的内斗中,生活在外蒙古地区的喀尔喀各部处于弱势。清军帮助喀尔喀各部驱逐了准噶尔人,于1692年将喀尔喀各部纳入版图。

清廷将札萨克制度推行至外蒙古,至此形成内外札萨克蒙古,即今日内蒙与外蒙的前身。

二者统称外藩蒙古,再加上直属清廷的内属蒙古,就构成了清廷对蒙古地区统治架构的全貌。

外蒙古的喀尔喀各部是在准噶尔入侵下被迫归顺清廷的,相较于早早归顺清廷的内札萨克王公,外札萨克贵族没有组建部队等权利,当地土地贫瘠,并非清帝国的核心地区。从未有外蒙古的女性贵族成为清朝皇后,当地对清朝的离心力较强。

1755年,乾隆帝平定准噶尔,东亚的蒙古部分归大清帝国统治。

由此看来,明清两朝蒙古族群内部激烈变化,从鞑靼瓦剌东西对立,到达延汗率领黄金家族南迁内蒙古,自然环境较好的内蒙古就成为蒙古人的经济文化中心,蒙古人的老家——蒙古高原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

再到清朝复杂的札萨克制度,确定今内、外蒙古的雏形,蒙古族的主体彻底从蒙古高原转移到内蒙古,外蒙古的喀尔喀蒙古人日渐边缘化。

三、外蒙古独立

19世纪末,内忧外患的清廷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力大幅衰减,随着俄国在北方的扩张,离心力较强的外蒙古上层王公试图借助俄国力量摆脱满族人的统治。

1911年,外蒙古王公宣布独立。外蒙古王公自恃有俄国的支持,于1913年出兵新疆阿勒泰和内蒙古。

在当时的外蒙古王公看来,相较于仍被北洋政府统治的内蒙古,已然“独立”的喀尔喀蒙古承担了带领全体蒙古人“获得自由”的使命,有义务主导统一蒙古地区。

1920年俄国势力进入外蒙古,但1921年,在苏俄扶持下外蒙古再度宣布独立。

外蒙古取得实际独立的地位后的1924年,外蒙古在苏联的影响下废弃君主立宪制,模仿苏联制度重塑国家政治架构。苏联禁止外蒙古赞颂、祭祀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挂画、雕像、课文荡然无存。

苏联将外蒙古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看作政治改革的巨大阻力,当时外蒙古人口仅50万,藏传佛教的喇嘛数量就达到9万。

外蒙古从30年代起开始打压宗教等势力,超过2万人被杀害。外蒙古的藏传佛教遭到毁灭性打击,上层喇嘛被消灭了,下层喇嘛被迫还俗,771座寺院仅存26座、9万名喇嘛仅余1.7万。

与此同时,伴随着面向苏联的经济发展,蒙古国文化传统也迅速变化,外蒙古在语言上大量吸收俄文词汇,西里尔字母代替了老蒙文,苏式服装替代了蒙古长袍,俄式西餐在城市推广,婚礼变成俄式舞会形式。

同时期的内蒙古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内蒙古地区被分割并设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但蒙古人聚居区仍保留盟旗制度,蒙古王公依然享有较高政治地位。

1947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成为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附属省。

当时,外蒙古被国际社会看作蒙古正统的掌握者。

留在中国版图的蒙古族只是一支少数民族,内蒙古只是所谓地方行政区并非主权国家,没有资格争夺蒙古正统。

1961年,外蒙古成功加入联合国,这进一步增强了其蒙古正统地位。

实际上,外蒙古在蒙古正统的争夺中劣势也很多,当时外蒙古境内有大量苏联驻军、专家,蒙古传统文化在社会改造、城市化的过程中被俄罗斯文化取代。

俄语成为外蒙古的第二语言,大量外蒙古官员娶了苏联妻子,如1952-1984年担任蒙古国家元首的泽登巴尔就娶了俄族妻子,外蒙古甚至被戏谑为“苏联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

随着苏联经济状况恶化,进入80年代,蒙古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经济上的劣势显然不利于外蒙古争夺蒙古正统地位,但随之而来的苏东剧变再度改写了蒙古正统之争的进程。

四、谁是蒙古正统

1991年苏联解体,1992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更名为蒙古国。蒙古国拥有了制定独立文化政策的权利,蒙古正统性大幅提升,试图成为全球蒙古人的“精神母国”。

在文化层面,蒙古国积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将那达慕节庆、呼麦艺术、马头琴等7项蒙古传统文化纳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蒙古国垄断了在全球为蒙古文化发声的机会。

蒙古国是全球唯一以蒙古为国号、蒙古族占主体的国家,内蒙古作为地方行政区的地位显然不能和主权国家相比。

蒙古国将蒙古文化置于国家文化架构主体地位,并以国家力量推动蒙古文化发展,这一优势是中俄等国蒙古族无法拥有的。

蒙古国掌握了蒙古正统的优势,实际上与内蒙古地区相比,蒙古国的短板也不少。

20世纪以来,蒙古国的传统习俗、文化信仰在苏联控制时期遭到了灭绝性毁坏并开始俄罗斯化。如今从几乎荡然无存的传统文化废墟上实现“文化复兴”,对于蒙古国来说并不容易。

蒙古国多次试图恢复传统蒙文教育,还计划在2025年全面恢复传统蒙文使用,但目前社会推行阻力较大。

内蒙古也经历了动乱,但传统文化根似乎在某一程度脉延续下来,蒙古族多使用蒙古语察哈尔方言,使用回鹘式老蒙文,口语基本能与蒙古国喀尔喀蒙古语相通。

此外,蒙古国重新树立起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将其作为蒙古核心文化之一。蒙古国将成吉思汗相关历史文化重新纳入教材,全球最大的成吉思汗的雕像矗立在首都乌兰巴托附近。

蒙古国最大的机场被命名为成吉思汗机场,首都乌兰巴托的国家宫内也安放有成吉思汗雕塑以及成吉思汗时期象征蒙古最高权力的九尾白纛旗,外国元首访蒙均在国家宫举行仪式。

蒙古国80%人口的喀尔喀蒙古人属于蒙古分支,与黄金家族八竿子才能搭上一个远亲关系。标榜成吉思汗文化的蒙古国,站在内蒙古面前不可避免的会自信心不足。如此看来,蒙古国或许叫喀尔喀蒙古国更合适。

除了缺失黄金家族的“名分加成”、俄罗斯文化痕迹残留较多,蒙古国疲弱的经济和较少的人口是其争夺蒙古正统的又一短板。

截至2023年,蒙古国总人口351万,其中蒙古族约290万,仅相当于内蒙古蒙古族规模的46%。

蒙古国贪污腐败乘势,造成经济始终难有起色,疲弱的国力难以支撑蒙古国争夺蒙古正统。

但对于内蒙古蒙古族来说,习近平的共产党中国的民族政策走向极端,禁止在其境内开设蒙古语学校,学习蒙古语,全面禁止蒙古文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捣毁成吉思汗像,禁止穿民族服饰等,逐渐在失去竞争蒙古正统的基础。

2024年11月17日星期日

人權觀察:中國跨國鎮壓 旅日華人產生寒蟬效應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近期報告指出,中國透過跨國騷擾和恐嚇,阻止在日中國人參與抗議和維權活動。圖為乘客在日本東京一個車站。美聯社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近期報告指出,中國透過跨國騷擾和恐嚇,阻止在日中國人參與抗議和維權活動。專家學者表示,跨國鎮壓已在旅日華人社區產生寒蟬效應,日本應考慮建立機制保護受到恐嚇的中國人。

據美國之音(VOA)報導,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採訪25名中國人,其中包括來自新疆、西藏和內蒙古的少數民族。他們當中的多數人表示,中國警方透過他們在中國的親屬警告他們,要求他們不要參加批評中共及其對中國統治的活動或和平抗議。

幾位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人表示,中國警方透過在中國的親屬聯繫他們,要求他們停止在日本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不然就得向當局提供有關日本維吾爾社區的情報。

報告提到,一位在日本的中國活動人士,曾參與反對中國政府在學校用漢語取代蒙古語政策的公開抗議,隨後內蒙古當地警察審訊了他的親戚,限制他們的行動自由,並阻止他們獲得護照。

這名活動人士說:「親戚告訴我,他們所感受到的壓力讓他們害怕,這讓我很痛苦。」

香港活動人士李伊東(Alric Lee)曾與其他在日港人參與公開活動,被不明人士跟蹤;其父母更收到一封信,詳列李伊東在日本參與的所有活動,並要求其父母為他的錯誤公開道歉。

李伊東認為,這可能是由港府發起的威脅,這些威脅迫使他重新評估在日本參加活動可能帶來的後果。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觀察到,越來越多在日本的中國人和香港人減少參與公共活動,尤其是那些涉及敏感問題的活動,因為他們擔心會遭到中國政府的報復。

人權觀察亞洲項目官員笠井哲平表示,北京針對旅日中國僑民社區的策略非常老練。雖然這些威脅相對低調,不太可能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但仍足以讓旅日僑民社區成員感到恐懼。

美國之音向日本外務省詢問,關於在日中國人受到的跨國鎮壓以及日本政府能如何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等問題,日本外務省拒絕回應。官員們表示,這兩個問題都與在日本的外國人有關。

阿古智子表示,日本政府不願對北京針對在日中國人的跨國鎮壓發表評論,反映出日本試圖避免加劇兩國間的緊張關係。但她認為,日本政府有責任對在日本發生令人擔憂的狀況公開表態。

「我認為人權應該是日本與中國雙邊關係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我相信,日本應該在雙邊會談中提及北京對在日本的中國人的跨國鎮壓問題。」阿古智子說。

笠井哲平認為,既然日本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其他54個成員國在今年6月譴責跨國鎮壓,並承諾追究那些負有責任的人,日本應考慮建立機制,保護那些受到恐嚇者的基本權利和安全。

内蒙古牧民抗议政府未果,准备起诉当局追究法律责任

 

最近几天来,位于中国内蒙古东南部素有“微缩版内蒙古”之称的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蒙古族牧民一直正在利用微信和抖音等社交媒体,呼吁各地牧民都来支持他们的抗议活动。一周之前(11月3日),近百名当地牧民到旗政府所在地经棚镇,在旗政府办公大楼前示威,要求当局立即发放长期拖欠的草场补偿金。

据当地牧民透露,自从今年10月份,他们就多次到政府部门进行抗议,要求有关当局给予一个满意的答复。在遭到当局的无视和恐吓后,牧民们现在决定集资聘请维权律师,起诉政府,追究官员的法律责任。

中国在内蒙推行禁牧政策,把污染企业迁到草原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在内蒙古地区无序开矿,大量开垦草场,把中国内地的污染企业迁至草原上,导致内蒙古地区草原生态严重恶化。为了正当化这些行为,中国各级政府竟然把破坏环境的责任推到牧民身上,声称“落后”的传统游牧和牧民超载放牧导致了生态恶化,使草场大规模退化和沙化。自从2001年开始,中国当局在蒙古族聚集的牧区和半牧区强制推行“全面禁牧”,“季节性禁牧”,“退牧还草“,“轮牧“,“休牧”和“舍饲”等各种形式的禁牧政策。

据当地牧民,今年全区范围所施行的全面禁牧政策极为严格。从4月1日到6月15日期间,牧民们不得在自己承包的草场内放牧,必须把牛羊圈起来用饲料来喂养。无力负担高价干草和饲料的牧民无奈之下把牛羊放到草场里,甚至在夜间偷牧。

可是被巡逻草原的“禁牧大队”发现后,不是罚款处罚就是直接抢走牛羊,甚至打骂、拘留和关押牧民。反映这类现象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极为常见。结果,内蒙古多地出现牧民和执法者之间发生暴力冲突。当地牧民告诉美国之音,禁牧大队“执法”如同土匪进村,场面触目惊心。

最近参加抗议的牧民发来的视频显示,禁牧人员和车辆赶到一家牧民的草场没收牲畜时与牧民发生冲突。当一位牧民问“这是法治社会,你们干啥来了?”时,一位禁牧人士回答说“我们执法来了。”牧民一边反抗一边质问道:“你们疯了?”“不让我们活了?”“你们是日本鬼子吗?”“你们是黑社会吗?”可是禁牧人员还是强行赶走了整群的羊。

这一系列粗暴行为不仅彻底改变了蒙古族传统牧业的生产方式,而且增加了养殖牲畜的成本,给牧民带来了极大的经济负担,也没有带来草场恢复、改善的效果。有些地方以建立草原保护区的名义剥夺牧民的草场,转给大农户作为农田来使用,让牧民做为“生态移民”搬迁到城镇里,成为没有经济来源、没有生活保障的无业游民。

牧民抗议示威 要求政府补偿

在政府门前举行抗议的克什克腾旗一位牧民说,他们于10于29日就开始到政府反映意见,但到了11月3日仍没有解决问题。

“当地政府已经拖欠2023到2024年的补偿款,2025年的补偿款也该发放了,应该给个答复了。补偿款没有着落,明年春夏拿什么买饲草料呢?牧民指望着那点钱,赊账买饲草料,有的借了很多钱,现在催债的找上门来,无奈之下,找政府,政府不解决问题,我们怎么办呢?”无奈的牧民要求当地政府听取牧民的怨声,并立即发放相关补贴。

2024年11月3日,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一名蒙古族男牧民在社交网上和一名女牧民讨论公安部门威胁当地牧民的问题。(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提供)

2024年11月3日,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一名蒙古族男牧民在社交网上和一名女牧民讨论公安部门威胁当地牧民的问题。(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提供)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克什克腾旗女牧民指出,当地政府不仅没有给予牧民满意的答复,反而威胁牧民,警告他们不要在网上讨论此事或散发有关信息。

“我们正在微信群里积极讨论补偿款问题。公安部们打来电话威胁了数名牧民,要求删掉有关的内容。我们只是讨论关系到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又没有犯法,为什么警察来干涉呢?”她问道。

这位女牧民不仅没有理会公安当局的威胁,而且表示“我们将近有500成员的几个牧民微信群呼吁所有蒙古人广泛散发相关视频,支持我们的抗议。”

集资聘请维权律师 把政府告上法庭?

为了了解牧民抗议进展,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几位参加抗议的克什克腾旗牧民。考虑到个人安全,接受采访的牧民们都采取了匿名形式提供消息。

谈到克什克腾旗牧民正在探讨集资聘用一名维权律师来起诉旗政府一事后,一位化名为莫德乐图的蒙古族牧民告诉美国之音:“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也没有采取任何反对党和政府的行为。我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而行动起来。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目的。”

“当然牧民的诉求是合理合情的。遗憾的是,这是一个不讲道理的时代。我们在政府面前抗议了不少次,但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另一位化名为扎木斯的牧民对美国之音说。“其实,政府已经挪用了我们的补贴。说是要分期发放。按理说,这种款项地方政府不能擅自挪用。但是,已经用掉了,我们别无选择。”

“那天我们在政府面前抗议时,一位官员要求我们要理解他们的难处,” 一位化名为格日乐的女牧民说。“那么谁理解我们的难处呢?我们实在走途无路了。近年来,牲畜价格大幅度下跌。为了买草,很多牧民不得不借高利贷,连利息都还不起。谁可怜我们牧民?我们能推迟交税吗?托一两天就被处罚,被列入黑名单。谁愿意来政府举行抗议?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拖欠草场补偿款的不止克什克腾旗

拖欠草场补偿款现象不止出现在克什克腾旗一个地方。最近全家到美国寻求移民的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市牧民诺敏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她们那里“一千亩草场允许放养23头牲畜。多出则罚款,交不起罚款就强行夺走牲畜,还要殴打牧民。虽然承诺发放限牧补助款,但至今没见发放,政府方面截留了。”

除了群体抗议政府反映诉求之外,网络和中国社交媒体上蒙古族牧民表达对政府不满的音视频随处可见。有一位牧民在抖音里发了一段视频,质问政府说,“那么我们就反问一下。如果这个禁牧期的补贴可以延缓发放,那么我们牧民的这个400块钱的农合钱可不可以延缓缴纳呢?”

美国之音收到的最新消息显示,克什克腾旗牧民专门设立了几个微信群讨论集资聘请维权律师来试图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并起诉当地政府组追究法律责任。

“光我参加的两个微信群就有近一千名牧民。二三十块钱不算什么。一个人一百款钱都我愿意付。这已经涉及到三个苏木几百家牧护的利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行动。我们肯定会成功的,”一位化名为斯日古楞的牧民通过微信告诉美国之音。

人权组织关注中国蒙古族牧民的抗争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主任恩和巴图·陶格楚格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指出:“自从2000年中国政府实行的所谓的‘生态移民’和‘全面禁牧’政策以来,在南蒙古不仅蒙古族牧民传统生活方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生态也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

“据中国国务院官方网站消息,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把最后一百二十万牧民定居了下来。 这证明十年前中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已经给拥有数千年历史的蒙古传统游牧方式正式画了句号,”恩和巴图·陶格楚格说。

作者: 那仁·毕力格

摘自美国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mongolian-herders-stage-protest-demanding-compensation-from-local-chinese-authorities--20241112/7861562.html

触目惊心的内蒙古监狱死亡数据

 


近年来,中国监狱系统的种种乱象不断浮出水面,前内蒙官员杜文近日发表独家消息,一份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的内部文件显示,仅在2024年1月至9月,全区监狱就有45名在押人员死亡,凸显中国监狱系统内部的管理失控和医疗资源匮乏,更揭示了司法体系腐败和制度性人权侵犯的残酷现实。他还列举了数个真实案例,披露中国监狱背后隐藏的危机,以及其对社会治理和国际人权的深远影响。

触目惊心的死亡数据:冰山一角?

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的文件明确提到,「今年以来,全区在押犯已死亡45人,病亡率为0.14%,居全国监狱系统病犯死亡率较高水平。」根据司法部公开数据,全国有681所监狱,总在押人数约为194万人。按内蒙古监狱系统的病亡率推算,全国范围内可能已有2,716人在九个月内死亡。

为了理解这一数据的严重性,可以将其与其他国家做比较:

-美国:根据美国联邦监狱局2022年的报告,全美联邦监狱死亡率约为0.03%,显著低于中国的数据。

-英国:英国2019年监狱系统的死亡率为0.01%,大部分为自然死亡或自杀。

-中国:若全年保持0.14%的病亡率,意味著一年内将有3,600多名在押人员死亡。这一数据表明,中国监狱系统的管理混乱和医疗资源匮乏已达到危机水平。

内蒙古监狱系统的死亡人数虽然只是冰山一角,却折射出全国监狱系统的普遍问题。

超负荷的监狱容量与医疗崩溃

中国监狱系统的一个普遍问题是过度拥挤。以内蒙古为例,全区19所监狱的设计容量平均在1,500人左右,但实际关押人数通常超出30%-60%。如:

-呼和浩特第三监狱:设计容量1,500人,实际关押人数达到2,300至2,400人。

-呼和浩特第四监狱:设计容量800人,实际关押人数超过2,300人。

超负荷的关押环境导致医疗、食品、卫生等资源的短缺,使在押人员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

医疗资源的系统性缺失

监狱医疗资源的匮乏更是雪上加霜。内蒙古监狱管理局文件中提到:「依法加大病犯监外执行办理率,有效降低再押病犯死亡率。」然而,保外就医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几近形同虚设。

杜文披露:「监狱医院经常缺乏基本药物,许多救命药物被削减预算。一些医院甚至把经费用来购买板蓝根,以防治新冠病毒。」在实际操作中,大量患有严重疾病的犯人被拒绝保外就医,死于无法获得基本治疗的境地。

杜文举了贾志义的例子。贾志义是一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在押人员,因心梗急需转院治疗。但由于建党百年的活动禁令,他的转院申请被拒。最终,他在监狱地板上痛苦地死去,而监狱医院甚至未能提供基本的溶栓治疗。更令人愤怒的是,监狱管理人员对此漠不关心,甚至在私下庆幸:「又死了一个,以后省心多了。」

贪腐横行:从医疗到保外就医的交易网路

杜文透露:「在我服刑的两年零九个月里,目睹了44名犯人通过贿赂成功获得保外就医,其中4人为紧急保外,另外40人全是通过行贿。」这40名犯人的贿赂金额从9万元到300万元不等,而那些无法支付贿赂的重病犯人只能任由病魔吞噬生命。

一个典型案例是徐国庆,他因受贿罪被判刑,身患直肠癌的他病情并不严重,但因家属未能支付足够的贿赂,最终被「活活疼死在监狱里」。杜文描述了他临死前的惨状:「徐国庆疼得彻夜不眠,不断咒骂共产党和监狱管理人员,直至在极度痛苦中离世。」

贪腐的背后是内蒙古司法系统腐败猖獗,四任司法厅厅长、两任监狱局长、两任政委均因受贿落马。负责保外就医审核的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从院长到医生几乎全部沦陷。

这种腐败不仅剥夺了病犯的基本权利,还进一步加剧了监狱系统的混乱与死亡率的攀升。

对国际人权的挑战

中国作为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曼德拉规则)的签署国,本应保障在押人员的基本生命健康权。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监狱内的犯人如同被遗弃的牲畜,得不到最起码的医疗和人道待遇。

杜文痛斥:「这些犯人死亡,不是自然死亡,而是制度性的谋杀。按照国际法,这等同于种族灭绝或反人类罪,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呼吁全世界所有关心人权的组织和个人,应该密切关注中国监狱内的死亡事件,并敦促中共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改善这一状况。他强调,这些死亡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破碎的家庭,「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场大规模人权灾难。」

监狱中的种种乱象,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治理危机的缩影。近年来,地方政府财政困窘,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质量持续下降,而司法系统的腐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感。「从监狱到社会,中国的制度性问题已濒临崩溃边缘。监狱本该是改造人心的地方,但现在却成为了人性和生命的坟场。」他表示。

中国监狱系统中的死亡问题不仅是人权的悲剧,更是社会治理失序的警钟。从徐国庆的癌痛离世到贾志义的心梗无助,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揭示了一个深藏在体制背后的冷酷现实。

仅仅一代人,传统蒙古语在内蒙古即将彻底消失

在内蒙古,因为习近平独裁统治下中共的蒙古语言文化灭绝政策,只需要经过仅仅一代人,传统蒙古语在内蒙古即将彻底消失,所以在未来十年传统蒙古语既需要紧急保护,需要应对挑战,而这些挑战都受到中共教育政策、蒙古人有志之士的数字化趋势和文化运动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可能的预测:

1. 普通话主导地位将彻底消灭内蒙古蒙古民族语言文化

中共的教育和政府政策:近年来,共产党中国的灭绝政策使得内蒙古的教育政策转向以普通话为重点,这可能意味着学生在学校学习和使用传统蒙古语的机会将彻底减少。随着汉语普通话成为教育的主要媒介,年轻一代的蒙古语识字能力将会彻底消失。

代际语言转变:内蒙古的许多蒙古家庭虽然会在家中以蒙古语作为主要语言,但是如果家长认为普通话对未来的就业机会和融入至关重要。这可能会导致年轻蒙古人的流利程度下降,能够读写传统蒙古语的人会减少。

2. 文化和基于身份的复兴努力

草根运动:蒙古族社区、文化组织和网络活动家可能会加大努力,以保护和促进使用传统蒙古语作为身份标志。文化节、蒙古语出版物和社交媒体可能成为这些努力的焦点,鼓励年轻人与自己的语言保持联系。

在文化活动中的使用:蒙古语可能在文化、宗教和传统仪式中保持强大,即使日常使用减少,其在社区环境中的重要性仍将保持下去。

3. 数字工具和在线学习支持

传统蒙古语的数字素养:技术的进步可以提供更多的数字资源,如蒙古语学习应用程序、在线词典和针对内蒙古方言的社交媒体内容。这可能有助于弥合代沟,让年轻人更容易学习蒙古语,也更有吸引力。人工智能驱动的语言处理和翻译工具等新技术可以让传统蒙古语更多地融入数字平台,从而有可能增加与该语言的日常互动。


4. 在细分领域引入蒙古语

媒体和娱乐:随着越来越多的内蒙古人使用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电影、电视节目和在线媒体中可能会出现对蒙古语内容的推动。传统蒙古语的本地制作可能会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当观众寻求反映其文化遗产的内容时。

蒙古语教育计划:可能会发展专注于蒙古语言和文化的私立或课外学校,可能由私人捐助者或社区组织资助,旨在为年轻一代提供蒙古语教育。

5. 日常使用量可能下降,但作为传统语言的地位会加强

随着实际使用量减少: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传统蒙古语可能会成为一种传统语言——一种仅仅为了文化和传统目的而传承下来的语言,而不是用于日常交流。在这种情况下,蒙古语将主要用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历史研究和正式仪式。

残存的识字能力:如果共产党的教育政策继续强调汉语,传统蒙古文字的识字能力可能会下降;然而,语言爱好者、学者和对蒙古历史和文学感兴趣的人可能仍然会识字。

摘要

十年后,内蒙古的传统蒙古语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会减弱和彻底消失,这是由于共产党政策转向汉语和仅剩的有限的点缀式蒙古语教育所致。然而,蒙古语是唯一屹立于世界的独特语言和竖写文字会,她将继续作为一种文化和传统语言蓬勃发展,这得益于数字资源、社区主导的举措和文化自豪感以及在日常社会的运用。技术进步还可以使传统蒙古语在网上找到新的存在,以创意和数字形式保留其遗产,即使其口语使用减少。

最后,只有共产党中国的彻底倒台和瓦解,在中国境内的各族民族语言文化才能持续发展并存在下去。

2024年11月8日星期五

ᠬᠢᠲᠠᠳ ᠣᠯᠣᠰ ᠣᠨ ᠬᠡᠤᠬᠡᠳ ᠲᠤᠷᠦᠭᠦᠯᠬᠦ ᠵᠢ ᠱᠠᠭᠠᠷᠳᠠᠬᠣ ᠪᠦᠳᠦᠯᠭ᠎ᠠ ᠨᠢ ᠡᠳ᠊ ᠵᠢᠨ ᠵᠠᠰᠠᠭ ᠤᠨ ᠳᠦᠷᠦᠢᠢᠲᠠᠯ ᠢ ᠬᠣᠪᠢᠷᠠᠭᠣᠯᠵᠤ ᠴᠢᠳᠠᠭᠰᠠᠨ ᠤᠭᠡᠢ᠂ ᠡᠬᠢᠨ ᠪ ᠭᠤᠷᠪᠠᠨ ᠣᠯᠠᠷᠢᠯᠳᠦ ᠭᠡᠷᠯᠡᠭᠰᠡᠨ ᠬᠦᠮᠤᠨ ᠴᠤᠬᠡᠷᠡᠵᠡᠢ 中国催生政策不敌经济下滑现实,今年前三季度结婚人数较去年同比下降 (蒙古语版)

为对抗少子化,中国政府祭出各种措施,积极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但根据中国民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24年的前九个月登记结婚的人数较去年同比减少94.3万对,显示中国政府的催婚政策仍不敌经济下滑、前景堪忧的现实。

根据中国民政部周五(11月1日)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登记结婚的夫妻共474.7万对,比去年同比减少94.3万对。2023年1至9月的结婚登记数为596对,数据较2022年增加。

中国经济不稳定性持续增加、生活开销越来越大,让中国年轻人的结婚规划不断延后,这个现象进一步让中国的生育政策受挫。中国近期着手一项修法草案,打算简化结婚手续,同时加深办离婚手续的难度。2024第一季,共有196.7万对夫妻离婚,比去年同期微幅减少约6,000对。

今年前三季度结婚人数下降的相关话题跃上社群平台微博的热搜榜。多数网民对此结果并不感到意外,甚至还有人认为结婚数量太多了,“这么多人结婚,还是太多了”、 “离婚减少,说明社会越来越理性”。也有网民反讽,“没有车贷房贷后代的人生谁不想追求一下”。

针对民间对婚育态度不积极,欲解决人口衰退问题的中国官方频频祭出手段催婚又催生。今年稍早官方曾公布报告,称全国出生率已连续两年下滑,于是决定在重点城市制定计划,鼓励年轻人新型婚育文化。

去年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提到,中共官员有责任“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念、家庭观的引导”,并称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

在刺激生育率方面,除了生育补贴、托育政策等等,各地方政府甚至还祭出“打电话催生”的杀手锏,细问民众月经经期、是否有打算生孩子。然而此举已引起不少中国网民反感。

习近平向女性“传统美德”的呼唤,以及政府实施的政策,似乎未能让年轻人有信心进入婚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师徐舫今年初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在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再受到女性就要相夫教子这样的传统观念的束缚。

过去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社会始终未解决男女地位平等问题,包括天价彩礼、买房成为“结婚入场券”等畸形文化,让年轻世代更难走入婚姻。此外,经济形势差,年轻人面临减薪、遭裁员,或甚至根本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完全没有结婚的欲望,因为婚后还得面临双方老人与孩子的经济负担,压力相当大。

2024年10月30日星期三

内蒙古自治政府根据中共要求在全区大,中,小学,幼儿园以“全面汉语普通话授课”


内蒙向全国招汉语教师 蒙语教师被边缘化

最近,内蒙地区向全国发出招聘汉语教师公告。不少蒙古语教师因为用汉语授课遇到困难,而被校方责令退居二线。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蒙语教师因不会用汉语授课被迫下岗。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实施汉语教育,母语由教学语言转变为作为一门学科纳入学校课程,导致大部分以蒙古语教学的教师无法适应汉语教学,最终被校方要求退居二线,从事与教学无关的工作。锡林郭勒盟教师塔娜本周一(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各中小学校除了蒙语文使用蒙语教学,其余均采用汉语,造成蒙语教师不习惯用汉语授课的困境:“今年已经开始了,教小学还好一点,初中老师开始时用蒙语教学,现在一下子要用汉语教学,有的科目就非常难教。这一代的老师用蒙语授课,现在突然要改用汉语,非常吃力。” 塔娜说,许多蒙古语教师被调离岗位:“前一阵(校方)说,你们(教师)要过渡到用汉语讲课。

讲不了的老师有的要提前退休,要不就是去后勤。今年全面开始了。(学校)召集蒙语老师开会说,你们要用汉语教学,要不就是在宿舍管理学生,要不就是在食堂。”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行的小学新学期开学典礼上,学生们手持国旗,表演一首名为《我和我的祖国》的歌曲。(路透社) “双语教学”实为汉语教学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本台说,官方声称的“双语教学”实际是用汉语教学,取代蒙古语:“这些老师经过师范教育以后,不可能一下子转换到用汉语教学,要用汉语讲化学方程式,物理理论等等,这等于强迫他们下岗。他们(自治区教育厅)也知道蒙古人做不了这些,这是很突然的一个政策。”

 塔娜和杨海英披露,目前,当局为弥补教师流失所造成的师资短缺,从其他省份招聘教师到内蒙地区任教。杨海英说:“从内地招聘,那些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去(内蒙)的时候,一定要把家里人带上,这就是变相移民。还说内蒙在这方面做得比新疆要好,是模范自治区,还放话说模范自治区已经走完过渡路线,民族自治政策是一个过渡。” 内蒙古大量招聘汉语教师 据招聘网消息,4月25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校园引进70名中小学教师,其中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以及思想政治课程,聘用合同中约定5年。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招聘30名教师,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引进10名中小学教师,锡林郭勒正镶白旗招聘20名合同制幼儿教师。另有众多学校招聘数名至十多名汉语或幼儿园教师。 

 在日本的世界蒙古人联盟理事哈斯对本台说,内蒙全面实施普通话教育,但是许多老师毕业于蒙语师范学院,未受过汉语授课训练:“中共的政策不是想让他们留下来,而是想让他们脱离社会。蒙古语老师如果留在学校,当政策实施时,当局会认为蒙古老师会阻挠。所以想方设法把蒙古语老师踢走。” 哈斯说,内蒙政府机构曾有不少蒙古族官员,但最终被当局替换或者退休。 今年3月1日起,内蒙古幼儿园也取消了双语(蒙语及普通话)教学,改为“统一用汉语普通话”。在中国延边朝鲜族聚集区,当地幼儿园和学校也被取消朝鲜语,改用普通话教学。

中国当局在内蒙古强推汉语教学引发当地公众抗议后,内蒙古自治区多个部门近日又下发文件,计划在全国其他省份招聘300名汉语教师,派往内蒙古民族学校任教。

中国汉化教育及大抓捕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今年9月1日在全区推行所谓双语教育模式,即从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开始,民族学校学生要接受汉语教育,比以往三年级学生才接受汉语教育提前了两年,此举引发数十万蒙古族人以罢课、罢工、集会等形式抗议。

两个月后,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等四个部门又联合下发文件,推出《关于加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国家统编教材师资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根据该措施内容,当局着手在全国招聘“特设岗位教师”。换言之,就是请汉族教师教蒙古族学生汉语。

当局这一举动再度引发海内外蒙古族人的担忧。他们担心,中国政府正在逐步灭绝蒙古文化。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现旅居日本的大学教授杨海英本周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当局此举是为了进一步消除蒙古族母语教育:“第一,它面向全国招生,等于不在内蒙古招生,肯定招的都是汉人。到了内蒙古之后取代蒙古人老师,进一步加强同化政策,它就是这个目的。”

当局在招聘特设岗位计划中说,今年将招聘300名“特岗教师”,报名年龄在35周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须提供就读学校出具的思想品德和政治表现证明。笔试时间为本月12日,成绩12月19日后公布。

杨海英教授说,当局称首批招聘300名教师,实际应不止此数:“300人是一个小小的数字,肯定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移民。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这样打着开发边疆、支援边疆的口号,然后从内地招聘很多农民、知识青年等等,是欺骗蒙古人的说法。”

内蒙古公安大抓捕行动仍未停止

八月底九月初,内蒙古通辽市、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等地,数以十万计的蒙古族学生和家长罢课集会,反对当局自小学一年级起强推汉语教学政策。但以学生家长身份参与维权的蒙古族律师胡宝龙及维权人士杨金都丽玛等人被捕至今,已近三个月。

旅居美国的蒙古人诺民对本台说,约七十人至今没有消息:“巴林右旗和翁牛特旗 各有三十多名蒙古族人士被逮捕。巴林右旗30多个被逮捕的牧民全是女性,但是至今没有得到被释放的准确消息。另外,政府强迫当地官员在电视台上表明自己支持政府实施的通用语言政策, 但是有的官员拒绝后被辞去职务。这样的例子很多。”

诺民说,克什克腾旗三个苏木的书记、苏木长和学校校长总共6人被迫辞职:“当初在内蒙古电视台蒙语组的工作人员反对通用语言政策后,警察给7人带上手铐和脚镣带到警察局。他们认为这七人是带头反对, 在中国只有重型刑事犯罪人才带脚镣和手铐。”

诺民说,目前内蒙古已全面噤声,当局随时监听或跟踪 每一个试图去当地采访的记者。

旅居日本的蒙古族学者忽必斯说,在微信聊天群,蒙古族农牧民不敢讨论时局:“很多群里,没有人谈语言问题。我一直在观察,如果谈语言,马上就被警告或马上就抓捕。学生家长群必须加一个协警。”

因反对政府“双语教育”,面临起诉的有蒙古族维权律师胡宝龙、网络大v杨金都丽玛及一位微信群主。

内蒙古党委要继续推进双语教学改革

内蒙古此前在蒙古语为主的学校推广汉语教学,引起强烈反弹,近日当地党委机关又表示要继续推动双语教学改革。

据内蒙古自治区官媒《内蒙古日报》报道,自治区党委常委10月23日召开了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专题民主生活会,在会议上提出要对双语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反思领导班子和个人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在会议上率先进行了自我批评,但又强调,双语教学要遵循习近平有关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国家推广通用语言文字的指示精神。他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双语教学改革。

与此同时,对内蒙古这一波汉语教学的抗议还在继续。近一段时间,旅居美国加州的蒙古族已经连续发起了六次抗议集会,声援内蒙古民众对民族语言的维护。

 除了新疆和西藏,中国进一步在内蒙推行汉化政策。内蒙通辽市教育局将于今年秋开始取消蒙古族母语教学,此举引发蒙古族人对本民族语言可能消失的担忧。

内蒙古通辽市教育局官员最近向辖下各学校发出口头通知,今年下半年开学后,各校取消用蒙语授课课程。当地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蒙古族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近期各个学校及蒙古族学生家长都在议论此事,家长担心下一代看不懂蒙文:“通辽民族大学有关领导计划新学期开始,初步将历史、政治改用汉语授课,下一步计划化学、物理、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都将采用汉语授课。”

有一位蒙古族教师在网上用蒙文写道,通辽一位高中老师反映,近期有教育局检查团去该校检查期间,口头通知校方,初高中阶段以后,学校除了蒙语文授课,其他课程如数理化和政治体育课,均采用汉语授课。

呼和浩特前政治课老师新娜对本台说,她也得知有关学校必须采用汉语授课的消息,并引发蒙古族人担忧。她说:“最近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社会有一个话题引起广泛的热议。网上虽然删帖严重,但在微信上,蒙古族的反抗之声不绝于耳。我的微信虽然被封了,但通过亲友,我还是听到不少蒙古族人的反对之声。”

内蒙古母语教学遭遇空前危机

新娜说,从9月1日开学起,大多数蒙语授课将会消失:“从通辽地区传出,当地教育部门要在秋季开学后,除了蒙古语文科外,其他学科均要求采用汉语授课。据说上面还会派出专人加强专项督导。这就是内蒙古当局要在蒙语授课学校,强行推行汉化教育。一句话,内蒙古的母语教育现在遭到空前危机。”

通辽一中学蒙古族教师巴特尔对本台说,内蒙古当局早有取消母语教育的计划。2018年底,当局计划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实施汉语教学,遭到学生家长抗议,计划因此取消。

新娜说:“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文化,母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文字,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将很快消失。当初蒙古人选择跟共产党走,很大一部分就是共产党声称要尊重蒙古文化。在1935年,未执政的共产党还公开声明,发表三五宣言,支持蒙古人独立等。”

新娜指责通辽市教育局公开践踏中国《宪法》,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新娜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网站,由教育厅发出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2020年工作计划 》中提到,要“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0%以上,全面提升社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和应用水平。”

旅居德国的南蒙古议会主席席海明对本台表示,中国政府此举目的,是要加快同化蒙古民族过程:“他们现在不需要遮羞布了,原来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从法律上好像保证蒙古族人和其他民族的权利。他们为什么要在通辽先实施,一是原来想在锡盟搞,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通辽是蒙古人最多的地方,将近一百万人。这是赤裸裸的民族同化。”

2017年12月中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突然停止所有蒙古语授课,引发当地蒙古族人士的强烈不满。新疆自治区教育局红头文件显示,当局要求小学、初中起始年级执行全课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两年后,当局在内蒙古自治州通辽市试点。

内蒙要求全区中小学九月起以普通话授课

蒙古教育厅近期在内部会议宣布,要求全区的中、小学从9月1日起全区实施国家通用语言也就是普通话授课。原来的蒙语文课,从一周七节大砍到只剩一节。分析指,这是大中共主义对内的野蛮政策,强行汉化少数民族。

“今天来我要为大家报告一件事,上礼拜三我们教育厅召开全区的民族学校校园促进会,现在都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根据内部会议流传出的录音证实南蒙古教育厅已拍板定案,从下学期开始,全市统一以普通话授课。

据本台取得蒙古族学生家长的重要通知,通报内容提到,从5月1日起,所有课程将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文中并提及,9月1日开始全区实施,2025年中考,也就是现在的初一学生中考时、以及2028年高考将使用一张卷子。其次, “蒙语文”定性为地方课程,目前的一周上七节课改为一周只上一节蒙语文课。通知还解释,四月份主要解决“数学课名词术语转换”问题。最后会议提醒,将接受给学生转学、转班或者降级,但提醒家长慎重考虑。

内蒙首度公开否定蒙古教育

旅居日本的蒙古族学者忽必斯对本台表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虽有数百万人口,但蒙古族幼儿园中小学非常少,中学也就两三所。现在的呼和浩特三十中原是以蒙古族教育为目的建立的学校,很多其它区域的蒙古人都迁移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子女受蒙古教育。

忽必斯:“现在全校将实行用标准普通话授课,校方也在会议上表明,全自治区将从今年9月1日开始使用通用语也就是汉语授课,这对蒙古人是一次特别大的冲击。”

忽必斯进一步说道,这几年在内蒙古实行所谓否定或者取缔蒙古教育系统,从来不见使用红头号文件传达,但是陆续用奇怪的方法实行,令人捉摸不定。这次30中校方与家长谈话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中央政府在内蒙古实行的否定蒙古教育的方式“头一次公开”!

未来蒙语教育仅以社团、兴趣班开展

家长代表们提出疑问,担心民语授课老师改用通用语言教学,教学水平能否得到保证?校方回应称,2021年3月开始,学校就用通用语言做教研活动,且前期对民语授课老师进行了培训,后期也有集中培训。学校也会增加老师现场教学的旁听次数,以让家长掌握教学情况。

对于家长更在意孩子的蒙语文水平能达到自由交流、会写、会读的水平,学校如何确保孩子们学好母语?校方表示,“除了每周的正式课,学校计划通过‘社团’、‘兴趣班’等多种形式继续开展蒙语教学,也可以争取在课后服务时间教蒙语文”。

现旅居德国的南蒙古议会主席席海明告诉本台,蒙古人学蒙语并不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分离主义,而是对自己文化和传统的感情,和自己民族生存的象征。他批评,“习近平用普通话也就是用汉语,汉化蒙古人包括西藏、维吾尔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大汉族主义或者大中国主义的一种对内野蛮的政策。”

席海明认为,这样的政策一来不得人心,二来不符合中共过去的传统政策,强行同化各民族。他解释,过去孙中山讲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无论从地理位置或语言,蒙古和西藏都不包括在中华之内。如今就是强行要把“中华”这个帽子给少数民族戴上,就是要用汉文化同化他们成为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一员。

本台曾披露,中国教育部门下令各蒙古族小学自三年级提前结束蒙古语授课,改为“全汉语”课程。如今更正式发通知将蒙语课程从中小学正式课程剔除,加速汉化进程。

各民族幼儿园今秋汉语授课 蒙族幼儿园广招汉族人

中国教育部近期下文,从今年9月1日起,各地幼儿园全面落实“童语同音”计划,即普通话教学。实施重点是少数民族地区。蒙古族学者说,近期呼和浩特蒙古族幼儿园破例招收汉族学龄前儿童入学。

近期中国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实施学前儿童普通话教育“童语同音”计划的通知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聚焦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进一步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抓住幼儿时期的语言学习关键期。

教育部下文幼儿园采用全汉语

现旅居日本的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本周三(11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政府在数年前就出台相关政策,部分幼儿园正在实施,但中国教育部此次发文,意在将汉语教学公开化:

“现在是要紧锣密鼓的在今年9月份完成,我估计为习主席终身制做铺垫,他在经济上已经脱贫了,文化领域要做到中华民族统一,他认为这是语言上的统一。在新疆,他觉得成功了,内蒙古,他们去年全面的打压也成功了,西藏已经不存在问题了,香港也回到祖国怀抱了。”

该份以《通知》形式下达的行政指令刊载于教育部网站,通知要求各地幼儿园自今年(2021年)秋季学期起,未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保教活动的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幼儿园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保教活动。

呼市蒙古幼儿园招汉族儿童

蒙古族学者忽必斯对本台说,早前,内蒙首府呼和浩特仅存的几所蒙古族幼儿园,开始招收汉族儿童:

“呼和浩特,原来蒙古学校和幼儿园就很少,布小林、布赫等领导人在位的时候都支持蒙古族幼儿园,但是今年9月份开园招生是附近的汉族孩子也可以进入蒙古幼儿园。汉族孩子进来,自然用汉语授课。”

本台就此致电呼和浩特赛罕区一蒙古幼儿园查询,接听电话的人员称,现在无论幼儿园还是学校,都是汉语授课:

记者:请问9月1日,幼儿园都用汉语普通话教学了,是吗?

回答:啊,是,不用蒙古语,不用蒙古语。

记者:现在蒙古语学校也不能用蒙古语码?

回答:啊呀,不知道。

此前,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已率先实施汉语教材及授课。去年,内蒙古政府四个部门下发文件,面向全国招聘汉语教师,到蒙古语学校任教。

蒙古语学校全汉语有悖民族自治法

现旅居德国的南蒙古议会主席席海明认为,当局的做法明显违反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他对本台说:

“中国宪法说,各民族有保留、发展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和自由。中国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保证了这些权利。但是,现在他们完全把这些权利踩在脚下。蒙古族人学习蒙语,不会自然产生分离主义, 而是对自己文化和传统的感情。”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七条提到,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不过,去年9月1日,内蒙政府推行“双语教育”模式,即从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开始,民族学校学生要接受汉语教育,引发数十万蒙古族人抗议。

美学者:中共民族文化暴力难以实现“国族认同”

中国政府在内蒙古,新疆大举打压蒙古人,穆斯林、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魏本岩 (Benno Wiener)指出中共建政初期实施的政策失败应该为它当今执政敲响警钟。

魏本岩:中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试图把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纳入新中国文化版图的故事,特别是在多元文化交融的中国边陲。简单来说,我认为中共当初为了立国(state-making),也是为了建立国族认同感(nation-building)。但后者是项非常棘手的工程,常常无法实现。这项工程最终失败了。

到了1958年,中国决定动用国家暴力来统治少数民族地区,而直到今天,这种暴力行为仍在阻挠中共这些地区的统战工作。

记者:你在近期的一篇博文中多次提到“民族文化暴力”(ethnocultural violence)这个词。你能解释下它的含义吗?

魏本岩:“民族文化暴力”指的是一个族裔对另一个族裔施加的暴力行为。在这个例子当中,我指的是多数族裔人口或代表这个人群的中共对其他族裔的打压。

记者:你指出民族文化暴力可能对立国比较有效,但它很难建立国族认同感。这是为什么呢?

魏本岩:从国族认同感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是建立在集体共识之上的。在理想状态下,它是一个大家都存在归属感的政治群体,而不同群体间的联系需要基于共赢原则。

为了让一个少数族裔全面融入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当局需要给予他们一个归属的理由。在这个例子当中,中共不但没有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自愿的合法性政权,而是试图通过暴力胁迫在这些边陲地区建立合法性。

内蒙古,新疆是在18世纪清朝时期被笼络到中国版图中的。在此之前,内蒙古,新疆从来不是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不但如此,中共也是通过暴力手段“解放”上述地区的。在我看来,当局如今在内蒙古,新疆,西藏开展的大规模监控、再教育营、强迫劳动等措施很难成为建立国族认同感的工具。除了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和暴力行为,我很难想象当局的武力镇压能够达到其他目的。

中共长期有个“百年屈辱”的官方宣传口径,而这种抱有受害者心态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今在中国随处可见。,这种情绪助长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对少数群体的偏激态度。正是因为很多中国人觉得自己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这促使了族群民族主义的蔓延。这种情绪也让他们更容易为自身的攻击性行为开脱,不论是在跨国界问题上,还是在少数民族问题上。

席海明应邀参加“中国民主化研讨会” - 法广


 “欧洲之声”主导主持的中国民主化研讨会10月24日在柏林举行。像以往一样,本次会议以实地会场和视频会场相结合的方式举行,集聚了全球各地近上百人。会议涉及多个主题,除了关注中国内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之外,香港的现状、台湾面临的挑战以及西藏、维吾尔和南蒙古等地区的人权状况均成为会议焦点。数十名来自各方的民主志士在柏林实地会场现身,其中不乏民运人士以及香港、维、藏、蒙族人代表,还有关注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以及德国的学者和政界人士。台湾驻德国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致认为中共的野心不只是地缘政治的野心、对台湾的野心,它还展现出对其它族裔的这种压迫和统汉化。这次的会议和前几次会议一样,邀请了-除了西方的学者、政界人士以外-,也邀请了民运人士和不同族裔的蒙古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让他们来表述(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5%85%AC%E6%B0%91%E8%AE%BA%E5%9D%9B/20241028-%E8%81%9A%E7%84%A6%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7%8E%B0%E7%8A%B6%E7%9A%84%E6%9F%8F%E6%9E%97-%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5%8C%96%E7%A0%94%E8%AE%A8%E4%BC%9A

2024年10月22日星期二

1913 年蒙藏条约与关系论文集在东京发布

 


南蒙古大呼拉尔台(世界南蒙古会议)于 9 月 14 日在日本东京的中野区役所举办了纪念《蒙藏互认条约》签署 110 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发行纪念集会,包括日本、蒙古和西藏的学者、支持者以及媒体代表出席了活动。

主持人日本学者三浦光太郎(Miura Kotaro)欢迎出席集会的各方代表。随后,中野区议会议员吉田光一郎( Yoshida Koichiro )向与会者致意,并祝贺各方学者发表被世界忽视的蒙古和西藏在历史上独立问题的重要论文。他表示将全力支持西藏和南蒙古人民争取正义和自由的斗争和努力,并在历史叙述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旺嘉波·阿若亚博士在致词时,感谢主办方邀请他参与活动,并着重谈到了保护和发扬西藏和蒙古等历史、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以及中共当局如何试图摧毁蒙古和西藏的民族身份并扭曲历史的政策。他强调,中国基于元朝和清朝在历史上的霸权对蒙古和西藏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严重扭曲了历史。他进一步强调了 1913 年蒙藏两国之间签订历史条约的有效性,并承诺将翻译和发布该论文集的英文版。

日本研究蒙古历史的学者宮脇淳子博士(Miyawaki Junko) 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的真实历史,以及西藏和蒙古等地区如何被视为被占领土。她还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谴责中国对成吉思汗及其王朝的主张是误导和错误信息,旨在混淆国际社会的视听。

南蒙古大呼拉尔台副主席奥尔霍努德·代钦(Olhonud Daichin)感谢参与 2023 年 7 月 15 日举行的第二届蒙藏文化与宗教学术研讨会,暨纪念《蒙藏互认条约》签署 110 周年国际研讨会并发表论文的与会者,并表示蒙藏两国于 1913 年签订的条约仍然有效,各方学者们应承认这一条约。他还强调,西藏和蒙古的历史关系比中国深厚得多,中国对元朝的主张是虚假的,企图误导国际社会。

神户大学讲师戈夫鲁德·阿尔查(Govrud Archa) 和桐蔭横浜大学讲师博扬特(S. Boyant)分别介绍了他们的论文,解释了中国如何占领南蒙古并强行实施同化政策。以及大量汉人移居该地区,使蒙古人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少数民族,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

活动最后为问答环节和小组成员的采访环节,与会者表示很高兴能更深入地了解蒙古和​​西藏方面的历史事实。


日本、西藏和蒙古的代表在集会上合影    2024 年 9 月 14 日   

照片/驻日本办事处提供,  记者/责编:蒋扬


来源:驻日本办事处,《西藏之页》首发

https://www.xizang-zhiye.org/1913-%E5%B9%B4%E8%92%99%E8%97%8F%E6%9D%A1%E7%BA%A6%E4%B8%8E%E5%85%B3%E7%B3%BB%E8%AE%BA%E6%96%87%E9%9B%86%E5%9C%A8%E4%B8%9C%E4%BA%AC%E5%8F%91%E5%B8%83/

2024年10月18日星期五

ᠰᠢᠨ᠎ᠡ ᠲᠠᠶ᠋ᠢᠯᠤᠨ᠃ ᠬᠢᠲᠠᠳᠤᠯᠤᠰ ᠶᠠᠫᠤᠨ  ᠳ᠋ᠦ᠍ ᠪᠠᠶ᠋ᠢᠭ᠎ᠠ ᠠᠳᠠᠯᠢ ᠪᠤᠰᠤ ᠰᠠᠨᠠᠯ ᠲᠠᠢ ᠬᠦᠮᠦᠰ ᠊ᠢ ᠳᠠᠭᠤ ᠦᠭᠡᠢ ᠪᠠᠶ᠋ᠢᠯᠭᠠᠬᠤ  ᠶ᠋ᠢ ᠬᠢᠴᠢᠶᠡᠵᠦ ᠪᠠᠶ᠋ᠢᠨ᠎ᠠ 新报告:中国试图噤声在日本的异议人士(蒙古语版)

台北 — 中国通过跨国骚扰和恐吓,阻止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参与抗议和维权活动,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一份新报告指出。

人权观察采访了25位中国人,包括来自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表示,中国警方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亲属警告他们,要求他们不要参加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对中国统治的活动或和平抗议。

报告写道:“几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说,中国当局通过他们的家属联系他们,警方要求他们要么停止在日本的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要么向当局提供有关日本维吾尔社区的情报。”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中国当局没有使用暴力来威胁在日本的中国人,但他们仍然能够遏阻这些人在国外继续展开活动。

人权观察亚洲项目官员笠井哲平(Teppei Kasai)在电话采访中对美国之音(VOA)表示,“北京针对旅日中国侨民社区的策略非常老练。虽然这些威胁相对低调,不太可能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但它仍然足以让旅日侨民社区成员感到恐惧。”

一些日本专家认为,北京的跨国镇压在旅日华人社区内产生了寒蝉效应。

东京大学中国研究教授阿古智子(Tomoko Ako)表示:“越来越多在日本的中国人和香港人减少了对公共活动的参与,尤其是那些涉及敏感问题的活动,因为他们担心会遭到中国政府的报复。”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日大使馆没有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

在今年8月回答类似问题时,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严格遵守国际法,充分尊重各国司法主权”。

针对活动人士的家人

人权观察指出,中国当局经常通过针对在中国的家人来恐吓在日本的活动人士。

在一起案例中,一位生活在日本的中国活动人士告诉人权观察,当地内蒙古的警察审讯了他的亲戚,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并阻止他们获得护照。这位活动人士参与了反对中国政府在学校用汉语普通话取代蒙古语的政策的公开抗议,家人随后受到打压。

这位因安全原因使用化名“A.B.”的活动人士表示,家人所承受的压力让他感到愧疚。

他对人权观察说:“我的(亲戚)告诉我,他们所感受到的压力让他们害怕,这让我很痛苦。”

在另一例中,香港活动人士李伊东(Alric Lee)告诉美国之音,他的父母收到了一封信,列出了他在日本参与的所有活动,并要求他们为“他的错误”公开道歉。

他在电话采访中表示:“他们被要求为我在日本所做的事情道歉,并公开断绝与我的关系。”他补充说,父母在收到信件后要求他停止在日本的活动。

由于信件中包括了他在日本活动的详细记录,李伊东认为这可能是由香港政府发起的威胁。

除了对家人的威胁外,李伊东还表示,他和其他在日本的香港侨民社区成员在组织或参加了公开活动后,曾被不明身份的人跟踪。

李伊东说,这些威胁迫使他重新评估在日本参加活动可能带来的后果。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在参与活动前确实会再三思考,但因为我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在日本从事活动的问题上,我不会有任何改变。”

对日本不抱信心

尽管面临威胁,一些中国人对人权观察表示,他们没有向日本警方寻求帮助,因为害怕遭到报复,或者认为这样做无法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笠井哲平对美国之音说:“有些人认为日本当局对中国警方对他们的骚扰无能为力,他们还担心如果试图向日本警方求助,中国政府会知道。”

在书面回应美国之音的询问时,日本外务省拒绝就在日本的中国人受到的跨国镇压以及日本政府能为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做些什么发表评论。官员们表示,这两个问题都与“在日本的外国人”有关。

阿古智子表示,日本政府不愿对北京针对在日中国人的跨国镇压发表评论,反映出东京试图避免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她在电话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说道:“日本政府可能不希望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升级,但我认为,他们有责任对这一在日本发生的令人担忧的趋势公开表态。”

笠井哲平指出,既然日本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其他54个成员国今年6月谴责了跨国镇压,并承诺追究那些负有责任的人,东京应该考虑建立机制,帮助保护那些受到恐吓者的基本权利和安全。

他对美国之音说道:“日本警方应该尝试建立一个系统,让中国人能够举报中国政府发起的跨国镇压经历。”他并补充说,这样的系统应包括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措施。

笠井和阿古都认为日本政府应该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我认为人权应该继续是日本与中国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相信,东京应该在双边会谈中提及北京对在日本的中国人的跨国镇压问题,”阿古智子说。

2024年10月10日星期四

ᠠᠮᠸᠷᠢᠺᠠ ᠵᠢᠨ ᠵᠠᠰᠠᠭ ᠊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ᠲᠠᠶ᠋ᠢᠸᠠᠨ ᠊ᠤ ᠬᠤᠭᠤᠯᠠᠢ ᠵᠢᠨ ᠮᠠᠷᠭᠤᠭᠠᠨ ᠡᠩᠬᠡ ᠵᠢᠨᠵᠠᠮ ᠵᠢᠡᠷ ᠰᠢᠢᠳᠬᠦ  ᠶ᠋ᠢ ᠳᠠᠬᠢᠨ ᠬᠦᠰᠡᠯ᠎ᠡ᠂ ᠬᠢᠲᠠᠳ ᠊ᠤᠨ ᠺᠣᠮᠮᠤᠶ᠋ᠢᠨᠢᠰᠲ ᠨᠠᠮ ᠲᠠᠶ᠋ᠢᠸᠠᠨ ᠊ᠤ ᠶᠡᠷᠦᠩᠬᠡᠶ᠋ᠢᠯᠡᠭᠴᠢ ᠵᠢᠨᠶᠠᠷᠢᠶᠠᠨ  ᠳ᠋ᠤ᠌ ᠠᠩᠬᠠᠷᠤᠯ ᠲᠠᠯᠪᠢᠵᠤ ᠪᠠᠶ᠋ᠢᠨ᠎ᠠ - 双十节前美国重申和平解决台海纠纷;中共紧盯台湾总统 (蒙古语版)

ᠠᠮᠸᠷᠢᠺᠠ ᠵᠢᠨ ᠵᠠᠰᠠᠭ ᠊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ᠲᠠᠶ᠋ᠢᠸᠠᠨ ᠊ᠤ ᠬᠤᠭᠤᠯᠠᠢ ᠵᠢᠨ ᠮᠠᠷᠭᠤᠭᠠᠨ  ᠡᠩᠬᠡ ᠵᠢᠨᠵᠠᠮ ᠵᠢᠡᠷ ᠰᠢᠢᠳᠬᠦ  ᠶ᠋ᠢ ᠳᠠᠬᠢᠨ ᠬᠦᠰᠡᠯ᠎ᠡ᠂ ᠬᠢᠲᠠᠳ ᠊ᠤᠨ  ᠺᠣᠮᠮᠤᠶ᠋ᠢᠨᠢᠰᠲ ᠨᠠᠮ ᠲᠠᠶ᠋ᠢᠸᠠᠨ ᠊ᠤ ᠶᠡᠷᠦᠩᠬᠡᠶ᠋ᠢᠯᠡᠭᠴᠢ ᠵᠢᠨᠶᠠᠷᠢᠶᠠᠨ  ᠳ᠋ᠤ᠌ ᠠᠩᠬᠠᠷᠤᠯ ᠲᠠᠯᠪᠢᠵᠤ ᠪᠠᠶ᠋ᠢᠨ᠎ᠠ 

美国国务院 —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海峡两岸的分歧,并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在台湾准备于星期四(10月10日)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周年时,华盛顿重申了这一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在10月1日庆祝其国庆,纪念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而台湾则选择在10月10日(双十节)庆祝中华民国(ROC)于1912年建国,在中华民国成立前,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导致清王朝被推翻。

每年双十节,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会密切关注台湾领导人的讲话。自台湾民选总统赖清德今年5月上任以来,北京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视赖清德为“分裂分子”。

星期二(10月8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Daniel Kritenbrink)表示,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并重申华盛顿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保持不变,该政策以《台湾关系法》、三份《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

康达在一次记者会上对美国之音(VOA)表示:“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期待和平解决两岸分歧。”

上星期六,赖清德在一场活动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庆祝其建国75周年,而几天后则是中华民国的113岁生日。

赖清德说:“就年纪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

对于赖清德的这番言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二指责说:“赖清德新瓶装旧酒的台独谬论,再次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立场和升高敌意对抗的险恶用心。”

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正准备在赖清德的双十节讲话后发起新一轮军事演习。

针对赖清德这番讲话的置评请求,美国官员表示,应该去找“赖总统办公室就他的具体言论发表评论”。

访问欧洲

与此同时,台湾前总统蔡英文本月将访问捷克共和国,这次访问被视为敏感事件,因为北京多次谴责她为“分裂分子”。

星期二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被问及蔡英文计划访问布拉格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坚决反对任何台独分子以任何名义窜访中国建交国。我们敦促捷克等有关国家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自1949年毛泽东的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击败蒋介石的国民党后,台湾一直处于自治状态。国民党撤至台湾后,毛泽东的共产党在北京建立了政权。

美国没有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但是根据《台湾关系法》,为这一自治的民主政体提供防御设备。

瑷珲条约

在9月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赖清德提到,如果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声索真正出于对领土完整的关切,那么它也应该寻求收回19世纪割让给俄罗斯的土地。

他提到了1858年的《瑷珲条约》。通过该条约,清朝将大片领土割让给俄罗斯帝国,确定了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的大部分现代边界。被割让的领土如今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部分。

《瑷珲条约》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使中国放弃了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几乎相当于乌克兰的国土面积,俄罗斯借此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海参崴建立了海军基地。许多中国人对这段历史仍然耿耿于怀,认为这片土地是俄罗斯吞并的中国领土。

2023年,中国自然资源部规定新地图必须使用中文名称标注海参崴及该地区的其他几座城市。

蒙古民族学生家长的请愿书












 

德王亲笔签名手迹

 




2024年10月4日星期五

西藏、维吾尔、南蒙古研讨会在东京大学举办 ――中国的邪恶计划:对儿童执行“寄宿制教育”以抹杀民族认同

 

2024年,在東京大学駒場校区举办了“西藏、维吾尔、南蒙古研讨会”。研讨主题是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儿童执行的“寄宿制学校”。中共当局强制儿童送入所谓的“寄宿制学校”,将孩子与原生家庭隔离,淡化原生家庭对儿童的语言、宗教、文化等的影响,达到从根源加速同化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的目的。

演讲者:

・牧野 聖修 (日本拯救西藏联盟 主席)

・塔兰卓玛(藏人行政中央 教育部长)

・石井苗子  (日本参议院议员・日本支持西藏国会议员联盟)

・次旺嘉波·阿若亚(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 代表)

・Afumetto Retepu(日本维吾尔协会 会长)

・ゴブロド・アルチャ 博士(南蒙古大呼拉尔 幹事長)

・小林秀英 (宗派を超えてチベットの平和を祈念し行動する僧侶・在家の会スーパーサンガ 副会長)

・亀田浩史氏(難民支援 NGO Dream for Children 代表)

・阿古智子(东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 教授)

主办方:日本拯救西藏联盟、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

协助方:在日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 民族代表会議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朝鲜、伊朗和中国招线人 暗网上可应聘 - BBC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中国、伊朗和朝鲜招募线人。

本周三(10月2日),该组织在社交媒体账户上用中文、波斯语和韩语发布消息,指导用户如何安全地与其联系。

在此之前,中情局曾在俄乌战争开始后开展过一次招募俄罗斯人的活动,中情局称取得了成功。

中情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希望确保其它独裁政权下的个人知道我们在敞开大门”。

这些招募信息发布在X、Facebook、YouTube、Instagram、Telegram和LinkedIn等平台以及暗网上,要求提供个人姓名、地点和联系方式。

详细说明建议用户使用可信的加密虚拟专用网络(VPN)或称为Tor网络的匿名网络浏览器(通常用于访问暗网),登陆中情局官方网站与其取得联系。

首尔韩国外国语大学(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国际政治学副教授梅森·里奇(Mason Richey)说:“我不记得有过任何像这样的招募活动,以这种方式使用YouTube或社交媒体,至少在韩国是这样。”

里奇告诉BBC:“他们似乎借鉴了在俄罗斯取得的成功——但考虑到大多数朝鲜人无法访问互联网,我怀疑这样做的效果。”

里奇教授认为,美国的目标可能是那些非正式地越过中国边境的朝鲜商人,他们可能能够访问VPN网络。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朝鲜、伊朗和中国是情报搜集的“硬目标”,因为这些国家都采取了严密的监控措施来铲除异己。

CIA在声明中继续说:“这一努力只是中情局适应国家镇压和全球监控加剧的新环境的一种方式。”

但是,里奇教授对该运动可能收集到的情报的价值提出了质疑。

他说:“我想你必须假定中情局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你确实不知道这些不满的人中有多少人足够接近权力,足够接近做出重要决定的地方。”

他补充说:“不过,这至少给这些(国家的)反间谍行动增加了一些阻挠手段。”


CIA在YouTube发布的指引,教人们如何安全联络CIA图像来源,CIA/YouTube

图像加注文字,CIA在YouTube发布的指引,教人们如何安全联络CIA

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受到了在俄罗斯的行动的鼓舞。他们相信能接触到足够多的心存不满的公民,这些公民愿意与他们联系,提供可能有用的信息。

中情局副局长戴维·科恩(David Cohen)告诉彭博社:“有很多人可以获得信息,他们对中国的习近平政权心怀不满。”

他补充说:“你在内部有一些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根本不喜欢习近平正在带领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并且明白通过与我们合作可以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家。”

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美国正在对中国发动“有组织、有系统”的造谣活动。

刘鹏宇在一份声明中说:“任何企图离间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或削弱其紧密联系的行为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

里奇说,美国在不同国家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活动,很好地表明了它如何看待其面临的国安挑战。

“美国现在深信,它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与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一系列双边对抗,而是与一个新兴集团的对抗。”

“这显然让人回想起冷战时期的感觉。”里奇表示。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69392273

联合国人权报告发表二周年,各方对新疆状况感到失望,敦促北京停止迫害维吾尔人(蒙古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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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报告发表二周年,各方对新疆状况感到失望,敦促北京停止迫害维吾尔人(蒙古语版)

8月31日星期六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布新疆的人权状况报告二周年,美国、人权团体和联合国都在利用这份里程碑式的报告的周年纪念日,敦促北京政府停止侵犯人权和反人类罪行的做法。详细报道(中文版): www.voachinese.com/a/7766684.html


香港初中课程新增习近平思想 教师称学生全方位受影响(蒙古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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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即将开始,香港教育局透过今年9月的新学科“公民、经济与社会科”,首次将“爱国教育”和“习近平思想”等内容明确列入初中课程。虽然官方机构明言“不期望要很深入”,不过学者分析指政府此举的目的,是意图令香港人全部变为与中共“同流合污”的共犯。详细报道(中文版):https://bit.ly/4cE4moQ

教材“含习量”飙升家长不满 ,“颜色革命”紧箍咒空前教师不安(蒙古语版)

奥克兰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这样的表述,出现在初一的语文书里,我作为家长,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在北京工作的张女士告诉美国之音,她也是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后,才注意到自己孩子的教科书里确实有提到习近平:“教育孩子少年读书正当时是好的,问题在于他也不是什么大学问家,拿一个政治人物的说法做论据,没有说服力。而且什么是总书记?我还得费时间给孩子解释。”

不管个人观感怎样,张女士和中国的家长们,将很快看到中国教材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习近平”三个字:习近平不只是教孩子怎样读书,教科书里的习近平还会在经济、法治、文化等多个层面展示他的思想。

https://www.voachinese.com/a/politicization-of-chinese-education-and-xi-jinping-in-textbooks/7781200.html

“没有国庆,只有国殇” 在美南蒙古人为中共“送葬”

 

旧金山 — 中共建政75周年之际,多个民主和人权团体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洛杉矶以及纽约等华人聚集的主要城市发起集会,控诉中共75年来的暴政。他们高呼“没有国庆,只有国殇”。包括南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在内的多个团体表达政治诉求,谴责中国政府实施政治迫害、侵害人权。

蒙古族维权人士斯日古楞在本次集会上发表了演讲,在会后他告诉美国之音,他来参加这次活动主要是抗议共产党对内蒙古人民的迫害。他说:“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就对内蒙古人民发动了内蒙古人民党这个冤假错案的一场活动,直接屠杀了十几万蒙古人,而且是都是属于精英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很多历史学家都在这次运动当中被活活整死,很多在蒙古的一些文献资料也在这时期被毁掉。共产党是邪恶的共产党,我要替很多死去的蒙古人民和少数民族们鸣冤。”

摘自美国之音中文报道: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75th-anniversary-protests-20241001/7805899.html

新疆民族忠诚干部 恐成北京镇压目标?

 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70周年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指示要“培养更多忠诚干净担当干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中共对维吾尔人从来就不信任,中共在培养移民干部的同时,也持续推行打击“两面人”的政治运动,使得维吾尔干部恐成为中共镇压目标。而干部们为表忠心,也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手段,加强对维吾尔民族的镇压,促使当地局势进一步恶化。

中共官媒新华社指出,9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70周年的座谈会上,中央党校校长陈希传达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表示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班全过程,为新疆培养更多“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习近平还说,新疆班成立70年来培养出一批对中共忠诚老实、理论功底扎实、政策把握到位、矢志为民造福的优秀干部,“为加强新疆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欧美国家指控中共违反人权,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镇压,涉嫌“种族灭绝”与“强迫劳动”,并对中国商品祭出制裁。美国参议员在上周跨党提出一项名为《禁止为强迫劳动提供资金法案》(No Funds for Forced Labor Act)的新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长指示国际金融机构的美国执行董事反对使用强迫劳动的项目,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项新法案是奠基在美国2021年底生效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上。该部法律禁止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

对于西方国家的批评,中国提出的反驳是“配合美国势力的污蔑抹黑”。

根据公开资料,中国的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于1954年9月23日在马列学院开班,课程包括哲学、苏共党史、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党和国家的政策、汉语等8门课程,还安排参观课程和劳动实践等活动。2021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已培养近5000名干部。

缺乏信任

人在瑞典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宣扬维吾尔人在当地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实际上维吾尔人活在中共的极端政策之下。为了掩盖这个谎言不被国际社会拆穿,中共只好祭出更高压控制,所以需要所谓的忠诚干部去协助北京进一步强化对新疆的控制,执行和贯彻北京所推行的系统性种族灭绝政策,并掩盖当局对新疆的所有犯罪行为。

他表示,中共自从占据他们的家园以来,因为害怕失去对新疆的殖民统治,所以始终在当地不间断地培养忠诚干部,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又将这些培养出来的干部,以各种名义让他们消失、失去权力或是人身自由,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共根本不相信维吾尔人,即使对那些为中共效力的维吾尔族党政干部,中共也心存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不信任。

迪里夏提说:“他就是以汉族为中心,其他的都为附属,利用附属去镇压当地的非汉族的其他民族,之后再消灭他们,完了以后他再培养了一批,就是这种恶性循环。”

培养移民干部

他表示,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行分而治之,以维制维的政策。首先选拔一批他认为可信的民族干部,然后再利用这些民族干部去消灭另一部分他认为有潜在危险的民族干部。但事实上,每一个维吾尔干部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人身自由,他们都在刀尖上,既要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又要适应中共施加的各种压力和不信任,甚至还要违背良心去做一些被当局迫使而为的一些事情。

迪里夏提认为,习近平想培养的应该是移民的中国人来当忠诚干部,这些人有执行权、决策权,和否决权,能够百分之百清楚北京的意志,并无条件执行中共在当地所推行的所有系统性的种族灭绝迫害计划。而维吾尔培养出的干部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而且即便是这些执行者,也不可能得到当局百分之百的信任。

迪里夏提还说,中共在培养忠诚的移民干部的同时,也推行打击“两面人”政治运动,使得维吾尔干部恐成为中共镇压目标。而所谓的忠诚干部为表忠心,也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手段,加强针对维吾尔民族的镇压,“我们担忧当地的局势会进一步恶化”。

忠诚是种筛选

中国政府在新疆开设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中,被任意关押并遭受酷刑的不只有维吾尔人,还有除了汉人之外、在新疆的第二大族群哈萨克人。哈萨克人权团体“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忠诚”也是一种筛选,中共口头上说是要培养红色忠臣干部,但有“忠诚”这个词,也意味着可以有“不忠诚”的头衔。

他说,中共把所有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区分为两类,一种是属于我的人,另一种是不属于我的人,只要是不属于我的人都是敌人,通通要打压。可以预见,这些干部为了效忠北京,可能采取更加掠夺、更加打压的手法来对付当地人,他预告:血腥的打压即将来临 。

赛尔克坚说:“所以他是这种方式,你是对我忠诚的,你是我的马仔,你是我的狗腿,我让你放火,你就放火,我让你杀人抓人,你就杀人抓人,他们就是那种土匪式的那种思想。”

中共元老邓小平曾强调,做好民族地区工作,干部是关键。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作为培训少数民族干部的主要基地,被习近平赋予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使命,期望培训更多忠诚于党的少数民族干部,通过高科技维稳及内部强力维稳的“双重维稳”,巩固对新疆的控制,以确保新疆地区的稳定和长期发展。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枢位置,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具地广人稀、地理环境复杂、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丰富、陆地边境线漫长、边陲战略地位重要等特点。

打击两面人

出版《新疆:被中共支配的70年》的日本法政大学副教授熊仓润指出,自习近平主政以来,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中国政府声称透过各种压制手段,成功根除由维吾尔族人发动的“恐怖活动”,这所谓“反恐”的成功,成为习近平政权为数不多可向中国国内汉族舆论引以为傲的成果之一。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将“忠诚干部”与“未涉贪污的干部”这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概念强行结合,正是习近平政权干部政策的特点。在习近平政权下,全国范围内许多贪污腐败的干部被揭发,但在新疆,许多民族干部因被视为缺乏对党的忠诚心和对国家的爱国心,而遭到清算。

他说,在新疆,打击贪污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打击“分裂主义”,中共在揭发官员的同时,强调忠诚心的贯彻,各级机构举办了名为“发声亮剑宣誓大会”的集会,就是要与“两面人”划清界限,并宣誓对党的绝对忠诚。

他并表示,中共不只在新疆,比如在西藏也设有中央党校“西藏民族干部培训班”。中共通过培养对中国共产党忠诚的民族干部,不仅加强了对当地的控制,还防止这些地区被境外势力所“策动”或利用。

持续关注

赛尔克坚说,中共在面对少数民族干部,大体上都是选拔忠诚民族干部一批,用完一批,然后打压一批,但在面对少数民族政策仍有细微不同。中共针对西藏人是要彻底汉化,甚至将他们彻底生物灭绝;面对内蒙古则比较放软,因为在内蒙古外、还有外蒙古,中国在外蒙古仍有很多经济利益。

他表示,中共在对待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也稍有不同。中共对维吾尔人是又猛又毒辣,大规模地把内地汉人迁进新疆使其汉化;对待哈萨克人则是采取掠夺性政策,将游牧民族的哈萨克人的草原占为己有,把哈萨克人集中定居在小城镇里面,并以安排工作机会的名义,将他们送到中国内地,做一些连中国内地的汉人都不愿意做、最伤害身体、最脏的工作,比如开矿的工作,并把哈萨克人历历代代几千年的家庭生活方式给拆散,将父母发配到不同省份去工作,然后把孩子送到国家建成的孤儿院里,导致家庭破碎。

赛尔克坚呼吁西方世界不要因为俄乌战争、中东冲突,或是其他国际事件,而忽略掉对新疆的关注,因为中共其实是很看西方脸色的。他说,中共在2017年大举逮捕哈萨克人后,经哈萨克人权团体在2019年发布一万多条的真人证词视频后,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不久后即开始大规模释放哈萨克人。之后人权团体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再接到相关投诉,大家心里都很高兴,以为新疆集中营不抓哈萨克人了。

赛尔克坚表示,但就在他们以为逮捕情况获得趋缓的时候,只要国际社会一放松、忽略,中共就故态复萌。他们最近获得大量的信息,显示中共自今年4月份起又开始大规模逮捕哈萨克重要知识阶层,包括已退休的原新疆电视台哈萨克语部负责人哈那提·叶热杰普(Kanat Yerezhep)、原新疆人民出版社哈萨克语负责人、原乌鲁木齐第36哈萨克语中学校长阿散·阿比澳(Asan Abeu)、乌鲁木齐第36哈萨克语中学数学老师阿勒木太·比阿德力(Alimtay Biyadil)、新疆日报哈萨克语部编辑、在新疆自治区宣传部门工作的杰恩斯·谢依合(Zhengis Sheyikh),以及乌鲁木齐第36中学的老师努尔扎汗·沃捏尔汗(Nurzhakhan Onerkhan)等,吁请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新疆。

中共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力度:多位学者因批评言论遭整肃 -附 (美国之音蒙古语版)

奥克兰 — 中共看上去正在加大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压力度。在中共建政75周年前夕,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爆发人事“地震”,包括所长、副所长和党委书记、副所长在内的整个领导班子被全部撤换。据港媒和美媒报道,事件导火索是原副所长朱恒鹏因在私人聊天群中批评习近平的经济政策而被指“妄议中央”。与此同时,多位受访者告诉美国之音,近期有多位学者因公开表达与官方立场不同的观点,遭到纪律处分,凸显知识分子面临的空前压力。

质疑中俄关系的学者遭到惩处

两位知情人告诉美国之音,因公开呼吁中国和俄罗斯做切割,与中国官方的立场完全不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胡伟受到了纪律处分。因为事情敏感,两位知情者不愿具名。

胡伟是享有国际知名度的中国政治学者。他的主要社会职务包括: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胡伟曾在“中美印象”网站首发两篇文章,认为“中国不能与普京捆绑在一起,需要尽快切割”,否则将在美国和西方的围堵下变得更加孤立,他也感慨“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不能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背道而驰”。根据“中美印象”官网信息,该网站由卡特中心和美中两国的一些志愿者创办。

上海社科界一位知情人表示,“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胡伟主要是因为与俄罗斯有关的两篇文章遭到麻烦。受处分的时间,应该是(今年)6月到9月的某个时间,所受到的党内处分是严重警告,学术处分是教授岗降级,同时他还被要求即刻退休。胡教授今年60岁,但他学术水平高,知名度也很高,不管是上海的人才政策,还是说现在国家鼓励延迟退休,他干到65岁再退其实没有任何问题。胡伟年轻时在复旦大学工作,王沪宁那时是复旦的教授,很关心和看好胡伟。胡伟在党内是怀才不遇。”

另一位与胡伟相熟的学者告诉美国之音,已了解到胡伟被处分的情况。这位学者婉拒做更多置评,只是介绍胡伟目前若说得更多便会有更多麻烦。美国之音尝试联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和胡伟,截至发稿没有得到回复。

另有迹象显示,中国国防大学退休教授公方彬也可能因发表了与官方口径不同的俄乌战争言论被处分。中国时评人司马平邦9月中旬在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发贴称,退休后由田村军休所管理的公方彬因在网上发表俄罗斯必败、乌克兰必胜的言论而被调查,北京市纪委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中国内地一位学者向美国之音提供了据信是公方彬在社交平台上所发的帖子。其中提及:“我对纪委同志讲,这是我的荣幸,因为我将作为一个标杆,表明我们党给知识分子多大的思想空间和表达空间……纪委同志也表示,这次花大力气对我进行全面审查,没有查出任何问题……还说政治立场没问题,对党和国家作出的贡献不否定。”

美国之音无法独立验证这一帖子的真伪,但帖子内容与上述中国时评人披露的信息似乎吻合。司马平邦提到的田村军休所位于北京海淀区,美国之音尝试联系海淀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海淀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电话无人接听。

反对网证政策的教授被禁言

在中俄关系之外,也有中国学者因为对网证网号政策不满而遭遇不同形式的处理。

“十一”长假期间,中国某高校一位教授、博士生导师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形势有了变化:“我现在的处境比较微妙。我在长假之前已经被学校警告了,不要就热点问题发声,特别是不要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不要对外发表看法。”

7月底,中国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发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就网号、网证的推广向社会公开听取意见。虽然官方强调出台管理办法的初衷是确保公民信息不被滥用,但以学者、律师、媒体人为核心的中国公众舆论,第一时间公开质疑官方的说法。

和不少知识分子一样,这位学者也透过社交平台,对网号、网证可能的副作用进行了尖锐批评,担心中国公权力机关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公民隐私、限制公民自由。这位学者很快被社交平台禁言。

在被禁言之后,这位学者认为帖子也好、文章也罢,完成或者发出以后,它的存在、传播甚至它的意义,事实上已经独立于作者,所以作者不能也不应对外界的解读负责任。但这个说法,显然没有让其免受学校的处理。这位学者告诉美国之音:“如果再发声,我会很艰难。”

中国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因对网证、网号提出意见和建议,中国学者遭到整肃不是为数不少:“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女士,写文章认为网号、网证就是给每个公民安上监视器,学校找她谈话,软磨硬泡、后来警告要给她停课,社交平台多次对她禁言,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啊。劳东燕发表部分批评言论时在加拿大访学,有些人说她是借题发挥、不想回国,其实她早回来了。”

美国之音记者注意到,劳东燕的微博账号提示信息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美国之音尝试联系劳东燕供职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截至发稿没有得到回复。

美国之音记者邀约多位学者置评中国高校教授为何近期频受纪律处分。一位在北京生活的高校教师告诉美国之音:“老是这个限制、那个限制的,现在真地是有些自命不保的感觉。我还是有点儿不想说什么。我慢慢地想争取能够稍微解除一些限制。如果现在再说什么话的话,肯定会雪上加霜。”

噤声效应强烈 海外学者鼓励翻墙

“中共这一轮对知识分子的强力打压,不应该让外界感到意外。”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政大法学博士、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最迫近的原因,当然是中共在庆祝建政75周年,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纪念国庆。这个时间点对中共来说很敏感,他们要打造喜庆的气氛,要股市非理性地狂飙,所以节前下手出招是自然而然的。”

授赖荣伟表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的执政风格。“如果你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层面批评他所制定的政策,他会觉得那就是在动摇他的权力的稳定。包括在经济严重下滑的大背景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官员质疑经济政策,最后被处理也就不奇怪了。”他说,

中共最新一轮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带来了严重的噤声效应。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告诉美国之音:“从毛泽东开始,中共对知识分子、对知识界,都是又需要、又害怕,总是觉得要抵制知识界的各种各样的自由派,实际上很多人甚至都算不上自由派。就这一轮态势而言,习近平可能是看到有些知识分子敢于公开表达反对的观点,他担心如果持续下去,知识界就在造反了,中共就控制不住了。”

谢田指出,尽管学术自由空间被急剧压缩,但知识分子仍然有持续发声的动力。他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安全的前提下继续发表意见,并鼓励他们通过化名在海外平台发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要讲课,要写文章,要发表意见,这是知识界的本能,本能被压制得不到释放,知识分子是很难过的。沦为中共文化打手的、借机爬上去做官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你要让知识分子讲违心的、言论不由衷的话,他们是会很痛苦的。”他说。

为什么中国境内所谓少数民族让中共非常头疼?


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国家能力,但新媒体和跨国接触也有助于增强某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加剧了中国政府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焦虑,而对伊斯兰政治运动和圣战暴力蔓延的担忧则被用来为加强对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镇压提供理由。正如最近发出的“稳边固疆“的号召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对其控制中国边远地区和民族多样化地区的能力仍然感到不安。

在过去十年中,国际媒体和组织揭露了中国政府在西北地区新疆的严厉政策,以及一系列旨在同化全国各地所谓“少数民族”的措施。少数民族为何让中共领导人如此紧张?中国总人口的90%以上属于汉族,剩下的约1.25亿人口虽然绝对数量庞大,但却被划分为55个正式承认的“少数民族”,而这些少数民族本身在文化、语言、人口数量和地理分布上就存在很大差异。如果人口学无法解释中国政府对“民族问题”——中共官方对国家民族多样性的称谓——的焦虑,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解释呢?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有三方面的问题使其成为一个特别敏感的政策领域:领土控制、中国共产党(CCP)意识形态和官僚政治。

领土控制

对中国官员来说,一个基本问题是少数民族集中在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边疆地区。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所说:”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实际上,人口众多的是汉族,地大物博的是少数民族。”

汉族文化影响力和中央政府对大片边疆的控制相对薄弱,这也加剧了中国政府对领土被外国对手和地方独立运动夺走的担忧。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最北、最南和最西边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清朝在17和18世纪征服的,中国共产党仍然认为这些地区与核心地区的融合还在进行中。中国的“屈辱世纪“通常被理解为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屈服于西方和日本的殖民统治,但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中央对边疆控制的削弱:1912年蒙古独立,苏联支持新疆维吾尔民族主义运动,英国挑战北京对西藏本已脆弱的控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政权仍然害怕外来势力对其周边省份的影响。在五个所谓的民族“自治区“以及数十个下级自治区中,名义上的民族(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在地方政府中的代表权、公共就业机会、在官方场合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以及根据当地情况调整中央政策和立法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

与此同时,中国划定行政区划,推动汉族移民,以遏制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内蒙古、宁夏和广西的蒙古族自治区、回族自治区和壮族自治区自成立以来,汉族人口一直占绝大多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汉族人口急剧增加,现在维吾尔族在该地区的民族构成中仅占相对多数,而不是多数。如今,西藏自治区是名下民族仍占当地多数的唯一省级自治单位。

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国家能力,但新媒体和跨国接触也有助于增强某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加剧了中国政府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焦虑,而对伊斯兰政治运动和圣战暴力蔓延的担忧则被用来为加强对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镇压提供理由。正如最近发出的“稳边固疆“的号召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对其控制中国边远地区和民族多样化地区的能力仍然感到不安。

图为汉族人口在几个自治区所占比例

中共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共产党的经典世界观中,民族政策是一种管理长期同化过程的平衡行为,也就是党的理论家所说的“民族融合”(ethnic fusion)。中国共产党本应指导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但由于中国人口由不同的族群或“民族“组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并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按官方说法汉族是最“先进“的),因此不可能取得统一的进步,少数民族必须得到额外的支持,以实现物质平等。只有这样,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会逐渐消失。

此外,如果中共过于激进地将其“先进“文化强加于少数民族,将会引起反弹,会疏远少数民族,强化少数民族意识,危及中国的整体融合。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给予少数民族足够的空间,让他们作为独特的民族发展壮大——例如,让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发展自己的文化,参与政府管理,尤其是在自治区——同时不助长分裂主义情绪,也不放弃共产主义和民族融合的长远目标。

意识形态从来都不能直接左右政策,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转向追求市场经济发展。然而,民族融合的概念却一直存在,它提供了一个平衡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框架,符合中共指导和管理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的自我认知。随着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地从中国传统出发来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党内的民族多样性变得更加棘手,同化也变得更加迫切。2021年,习近平将“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首要目标,通过促进各民族“接触、交流、交融“来实现。中央领导层继续将镇压与经济发展和平权政策相结合,以激励和促进融合。

换句话说,民族政策仍然是一种根据民族融合理论进行调整的平衡行为,即使党不断提高其监督和控制能力,也越来越有信心在控制潜在骚乱风险的同时推进同化。yibaochina.com


官僚政治

第三个因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构设置有关,其中包括各级政府专门负责执行和监督民族政策的办公室网络。

这些机构——被称为“民委系统”(minwei system)但我将称之为“民族事务局”(Ethnic Affairs Bureaucracy,EAB)——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以回应有关普遍无视民族政策的报道。许多地方干部显然不清楚尊重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和其他指令的实际意义,有些人甚至蔑视整个民族政策的概念,因为这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放慢土地改革和政权革命议程的其他内容。在经济发展和宣传促进民族融合的长远目标下,扩大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以确保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照顾,并制定了特殊规定(如减少使用暴力或确保少数民族拥有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同一少数民族的成员)。

然而,在实践中,官僚化使民族政策面临着政治压力和制度竞争,而这也影响着中国国家的其他方面。学者们记录了不信任和向领导人表示忠诚的需要是如何产生猎巫和政策激进化的。这种普遍趋势在民族政策中尤为突出,因为民族政策已经涉及到减缓和修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议程。

隶属于 EAB的官员的职业生涯取决于其工作的认知价值。当这种价值被重新定义为激进的政治议程时,受到惩罚的风险就会激励民委官员采取越来越雄心勃勃的民族政策,以加速民族融合。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和大跃进期间,由于害怕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民委官员通过采取激进的同化措施,如强迫少数民族放弃传统服装、违反饮食习惯、只讲和学习普通话等,来推动民族融合的加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进行有限的制度化保护,但在意识形态的逼问面前却适得其反。在“党领导一切“的环境中,民族工作的去政治化变得十分困难,因为这一问题已被确立为一个官僚化的独立治理领域,并成为政治话语的固定组成部分。

在习近平集权的背景下,展示个人忠诚已成为政治生存和晋升的必要条件,因此被指责阻碍或阻挠民族融合的成本可能从未如此之高。此外,由于少数民族事务局在全国各地开展工作,即使是在少数民族比例较小的县,由此产生的偏执也无处不在。

结论

要了解北京对“民族问题“的焦虑及其日益同化的民族政策的驱动因素,仅从地缘政治和对领土完整与控制的担忧角度看是不够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为民族同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中国的专制政治制度则助长了恐惧并将政策推向极端,因此,考虑这些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 亚伦.格拉斯曼/译者:平湖

2024年10月3日星期四

台灣香港蒙維藏漢聯合起來反對專制獨裁政權 — 2024年中共建政75周年暨中國民主化研討會

 

——2024年中共建政75周年暨中國民主化研討會

台灣香港維藏蒙漢聯合起來反對專制獨裁政權研討會————2024年中共建政75周年暨中國民主化研討會,由三部分組成:(一)與「國是會議」同步,以「終結共產獨裁,再創民主共和」為主題的實地民運研討會;(二)舉行全球網絡與實地相結合台灣香港維藏蒙漢聯合起來反對專制獨裁政權研討會;(三)在柏林中國大使館前舉行2024年中共建政75周年抗議示威活動,並安排向中國大使館遞交「要求釋放中國所有政治犯,不能再有政治犯的請願書」。

研討會活動時間:2024年10月23日-25日

研討會地點:德國柏林(Berlin),柏林酒店(Berlin Hotel Rossi),Lehrter Straße 66, 10557 Berlin

項目主辦:歐洲之聲,項目協辦:英國中國民主黨總部、民主中國陣線、台灣民主基金會、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

項目籌備人:廖天琪(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獨立中文筆會榮譽會長、歐洲之聲理事會主席)、黃慈萍(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系會議秘書長)、王冠儒(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潘永忠(歐洲之聲主編、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秘書長)、王國興(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姜福禎(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秘書長)。

採用傳統會議與視頻會議結合,使現場直觀活躍氛圍與雲視頻會場互動,並通過YouTube實況傳播,讓更多受中共獨裁統治脅迫的民族與人民參與進來。10月25日上午10-12點,在柏林中國大使館前(Alexanderstraße u. Märkisches Ufer,10179 Berlin)舉行示威抗議活動(自願參加)。

項目指導思想和大背景:

一、人類文明遭遇挑戰,民主制度與專制獨裁決戰。

2024年3月5日,中共「人大」審議、修訂《國務院組織法》,明文落實習近平極權統治地位,通過法理規定,弱化國務院國家行政管理權限,受制於黨中央總書記,一統中國。一言以蔽之:獨裁統治法理化。

1、由此完成了中國皇權覆辟。中美關系繼續惡化,從經濟發展競爭,進入政治體制對決,即專制與民主博弈。

2、否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提出了「文明型國家」概念與模式,企圖否定「二戰」以後美歐民主國家建立的國際秩序與規定,否定西方傳統宗教文化和文藝覆興的歷史傳承,以「一帶一路」不斷擴大與推行中國模式。

3、這裏引用嚴家祺先生的「意識形態」認知:「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是人類文明的共識與基礎,是情感、理性與經驗的結晶,傳統宗教文化通過提倡寬容共處,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文化,只有在民主政治下,通過政治制度的完善化、不同黨派的包容才能得到緩解,用理性來控制、解決社會矛盾與沖突,這就是現代文明的社會協調,只有憲政民主制度才能完善與達到這一境界。


二、中共專制獨裁統治無所顧忌,直接制造人間危機,破壞人類文明。

1、中共對台灣實行強大的武力威脅,制造台灣主權與安全危機。近年來,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宣誓「統一台灣」,解放軍戰艦軍機,不間斷地環繞台灣巡遊和軍演,大有大軍壓境公開威脅入侵台灣的架勢,使聯合國與國際法形同虛設,全球民主國家陣營為之震驚和憤怒。

2、在香港破壞民主與法制,造成了制度性危機:中國「人大」淩駕於香港《基本法》之上的港版《國安法》,超越了基本法權限,近日又突擊3讀通過了基本法23條立法,嚴重破壞了香港的自由法制秩序,結束了「一國兩制」,取締了香港民主。

3、在西藏、新疆、南蒙古等實行規模性人權迫害政策,推行所謂的習近平「新時代民族政策」,即「鑄牢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蠱惑人心、欺世盜名,其實質是消滅各民族的語言、文化、宗教、及傳統特色的民風、民俗等。以「寄宿學校」名義,將各民族幼童進行圈育式教化,進行同化教育,完成學業的民族青年,被分散派遣赴各省區工作,執行、實施與落實全社會同化政策。

4、在中國實行專制獨裁統治,人民在政治高壓下被奴役,成為失去自由人權的奴隸,整個國家一人獨裁,一片噤聲。因言治罪,以文入獄等案例比比皆是,中國的民主人士、維權人士、宗教人士等,被強壓在社會的底層。中共是中國與世界動蕩的亂源之根。


三、受脅迫民族只有與民主國家陣營站在一起,聯合起來,才能共同對付與制約中國的專制獨裁霸淩。簡言之,三句話:

1、堅持民運初衷,堅決反共反專制,中國民運就是中國社會的民主改造工程,需要全體民眾的參與和投入,必須積極主動與全球中國民運合作展開行動,千裏萬裏,行者必至。

2、中國民運必須與世界民主陣營站在一起,堅定不移地與國際正義力量合作,共同攻克人類專制集團的最後堡壘——推翻中共獨裁統治、推動與促進中國的民主轉型。

3、今年魏京生、王丹、王軍濤建立「國是會議」,在民運的策略、方法與運作方面都有統籌規劃,歐洲之聲會積極與之配合運作,將中國民主運動規範化、規模化、系統化、全球普及化地推動與展開。


研討會主要議題:

1、中共新時期極權獨裁特徵,及中國內地社會問題探索與思考。

2、香港通過了基本法23條,自由法制秩序將繼續惡化。

3、中國武力不斷威脅台灣,我們如何與國際社會一起,支持、聲援與宣傳台灣民主國家的主權和安全。

4、中國專制體制與權貴經濟,阻礙與限制了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5、與西藏、維吾爾、南蒙古人權組織合作,如何展開每年系列的支持與聲援?

6、全球媒體如何組成與落實合作聯盟?

主要參與活動嘉賓有:魏京生(中國民運聯系會議主席-美國)、王丹(八九學運領袖-美國)、謝志偉代表(台灣)、萊因哈德·比蒂科夫(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德國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台德民間論壇德方共同主席、前歐洲議會中國關係小組召集人-德國)、羅蘭德•庫訥牧師(Roland Kühne-德國)、胡平(北京之春榮譽主編-美國)、席海明(南蒙古人民黨主席-德國)、格桑堅參(西藏行政中央駐台代表-台北)、約根•卡爾(Jürgen Kahl,中國問題專家、記者-德國)、王軍濤(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美國)、克里斯朵夫•穆勒-霍夫斯特德(Christoph Müller–Hofstede,中國問題專家)、恩維•粲(Enver Can,伊利哈木協會主席)、彼得•西爾(Peter Schier,政治學者)、沙碧娜•佩雪爾(Sabine Peschel,作家、記者)、蔣揚次仁(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站「西藏之頁」及外交與新聞部雙月刊《西藏通訊》總編輯-印度)、王冠儒(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英國)、王維洛(水利專家-德國)、瑪麗•侯芷明(Marie Holzman,法國漢學家、作家-法國)、流芳(法廣記者-法國)、蔡明達(「香港議會」英國籌備組成員-英國)、霍嘉志(「香港議會」英國籌備組成員-英國)、陳維健(北京之春主編-新西蘭)、米夏•雷(Michael Leh,國際人權協會董事會成員、柏林記者-德國)、長平(德國之聲專欄記者-德國)、王進忠(民陣總部召集人-日本)、李恒青(八九民運學生領袖、華盛頓波托馬克文化沙龍創辦人之一-美國)、陳立群(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美國)、桑傑嘉(駐瑞士華人事務聯絡官)、王國興(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荷蘭)、梁友燦(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澳大利亞)、宋書元(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美國)、陳忠和(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主席-荷蘭)、姜福禎(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秘書長-荷蘭)、黃華(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顧問-英國)、Umit Hamit(維吾爾論壇主席)等。參加研討會總人數:實地會場約50人,視頻會場約50人,約計100餘人,實況轉播的與會者多多益善。

关于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問題

前言: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與研究專員張明天於臺北時間2023年8月28日下午,就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問題,於線上訪問南蒙古大呼拉爾(世界南蒙古大會)主席席海明(特木其勒圖),本文即根據該次訪談,對當前南蒙古問題展開全面認識與思索。

本文所稱的南蒙古,在地理上,相當於清代漠南蒙古,即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在族群政治上,則可指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內蒙古與各省區蒙古人的總稱。清初的漠北蒙古與清末民初的外蒙古,就是今日蒙古國的大致所在,蒙古國1992年之前的國號為蒙古人民共和國。

大呼拉爾,在蒙古語中是代表大會或議會的意思,源自於蒙古民族歷史上的貴族民主制度,是一種集體決策機制。

南蒙古大呼拉爾的政治主張:捨土獨立

訪問首先圍繞南蒙古大呼拉爾的政治主張開始。席海明說,南蒙古大呼拉爾於2016年11月10日成立於日本東京時,主張民族自決,同時推動中國民主化。但目前,他們更主張南蒙古獨立,同時對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和成效不抱有期待。他認為現在中國人的義和團思維非常強烈,即便中國民主化,具有民主自由等理性意識的中國人也會被民粹煽動的中國社會邊緣化,反而民粹主義會勝利,而且中國能否實現西方式的民主化,席海明表示懷疑。他表示,即便是海外民主運動人士,席海明透過與他們的交流,認為他們也沒有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意願。在席海明看來,南蒙古問題不僅僅是人權問題,還是一個主權問題,因為南蒙古是450萬南蒙古人世世代代的土地。

席海明也非常明白,在如今的南蒙古地區2400萬人口裡,居住著比蒙古人數量還多上四倍的漢人,若要解決南蒙古前途問題,就不可能忽略蒙漢族群關係。對於居住在南蒙古的漢人,席海明介紹說,南蒙古大呼拉爾主張採取「捨土求存」策略,即將漢人佔人口多數區域的土地交給漢人和中國;同時尊重生活在南蒙古的漢人權益。席海明認為,這種做法的考量基點是,即便南蒙古獨立,也應當和中國尋求和平相處之道;因為在經濟上,南蒙古需要依靠中國的天津港發展海上貿易,和蒙古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雙邊關係非常類似。所以,蒙漢兩大民族不能夠結仇,席海明認為一定要恪守這條原則。

南蒙古第一屆大呼拉爾的成員主要在日本,日本政府雖然沒有公開支持,但2021年4月,國會有跨黨派的支援南蒙古議會聯盟成立,為南蒙古議題發聲。大呼拉爾議員正常應該由民眾選舉,但目前沒有條件在南蒙古舉行選舉,因此南蒙古大呼拉爾只能以南蒙古人民利益代言人角度發聲。組織的領導人一般只能擔任兩屆,但因為成員的選舉換屆無法舉行,因此實際上是一個社團,而不是具有選舉民主代表性的議會。只要支持其理念的人,就可以加入。南蒙古大呼拉爾沿襲於成吉思汗時代的貴族民主制,加上受熱比婭.卡德爾領導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啟發,所以他成立了南蒙古大呼拉爾,成員除了在日本之外,剩餘不多的在歐洲。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南蒙古大呼拉爾海外活動的監控和鎮壓的這個議題,席海明透露,南蒙古大呼拉爾成立的時候,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特別是其國安部門的強力攻擊。他解釋說,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體系有自己的部門利益,他們為了維持這樣的利益,特別是持續獲得維護國家局勢和社會整體穩定的資源和經費,所以一直蓄意製造敵對態勢,刻意針對南蒙古大呼拉爾進行監控和滋擾。在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安特工的活動非常猖獗與活躍,這導致很多原本要參與南蒙古大呼拉爾的人,因他們和親友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安的威脅,最終選擇放棄。

南蒙古議題需要國際化

除了維穩利益的需要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安在日本氣焰囂張的另一個原因,在席海明看來,是因為南蒙古議題沒有國際化,沒有太被國際關注,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的是「關門打狗」策略、不讓這個議題出現新疆、西藏、香港的那種國際化和世界高關注度的情形。具體而言,在日本,因為南蒙古大呼拉爾沒有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情報偵查蒐集的能力,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慣常利用蒙古人來刺探情報,加之日本沒有反間諜的法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日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安體系的勢力範圍,活動與手法非常囂張。這對南蒙古大呼拉爾的活動造成巨大威脅。席海明透露,由於南蒙古海外團體缺乏電台、報紙、電視台,加上骨幹人員的家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斷被威脅,因此南蒙古大呼拉爾整體上處在散兵游勇的狀態,發展遇到很困難局面。但無論怎樣,席海明認為都還要咬牙挺下去。南蒙古大呼拉爾的存在具有象徵意義,對南蒙古人民而言代表希望,特別是在國際社會忽視南蒙古的情況下,南蒙古大呼拉爾具有獨特的價值。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南蒙古大呼拉爾的存在也不會視而不見。席海明說,在法國的親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宋魯鄭曾主動聯絡席海明,希望其回國,但遭到拒絕。

在南蒙古團體的主張以及具體的建國方略方面,席海明認為獨立建國是遙遠的,不是當前的任務。目前主要的任務是傳播南蒙古大呼拉爾的政治立場與主張。因此,南蒙古大呼拉爾主要是將國際上的南蒙古資訊以及理念傳播回南蒙古,同時,也要積極在國際媒體上發聲,將議題凸顯出來,以利於闡述主張和思想。未來在組織形態上,南蒙古大呼拉爾要向法輪功學習,因為法輪功是海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反共團體中,力量最大、內部最穩定的。

南蒙古運動的國際關係

在海外交往方面,席海明認為南蒙古大呼拉爾的能力不足,但願意跟所有關注南蒙古問題的國家交往。整體來說,於日本,席海明認為日本有國家利益,部分人有個人利益。所以日本是南蒙古大呼拉爾能夠依靠的最強有力的國家之一。2022年2月1日,日本國會眾議院通過了《關於新疆及其他地區嚴重人權狀況的決議》,將南蒙古納入決議文,這在全世界各國是第一次。但席海明特別強調,南蒙古大呼拉爾追求的是為南蒙古人民爭取自己當主人,而不是換主人,因此他們本身並不是日本的工具。

對臺灣而言,席海明表達高度感謝。因為臺灣是唯一透過國家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給予南蒙古大呼拉爾金錢支持的國家。更重要的,臺灣的民主與主權獨立的存在,是對南蒙古運動的精神與信念的支持。至於臺灣如今的處境,席海明表示非常體諒,臺灣處在特別艱難的位置上,所以只能保持維持現狀、不刺激中華人民共和國。

美國是民主陣營的領袖;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但南蒙古大呼拉爾與美印的交往並不活躍。席海明對美國表達了失望。他說,美國在南蒙古問題上一直沉默,基於國家利益,南蒙古問題在美中交涉中,是一個被遺忘的議題;關於印度,席海明認為,印度是人口大國,從佛教文化圈的角度來看,再加上西藏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印度,南蒙古大呼拉爾希望能夠加強與印度聯絡,但目前還未有突破。

比較意外的,是席海明對同文同種的蒙古國印象不佳。關於蒙古國,席海明稱,他與蒙古國保持著距離。他評價說,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蒙古國落實是完全失敗的,民主只是一個招牌。蒙古民主化初期,在席海明看來是蒙古國面對南蒙古議題最好的階段。因為那時蒙古國剛擺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控制,自己當家做主。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經濟優勢影響蒙古國,使得蒙古國精英甚至是蒙古國安全部門,都受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壓力。席海明認為,蒙古國政治貪腐不亞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幾乎會斷送蒙古國的民主香火,而且蒙古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有引渡條約,這對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是一個威脅。蒙古國事實上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鎮壓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幫兇。席海明透露,他本人就曾被蒙古國安全部門試圖誘騙到當地、然後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安部門也曾經企圖利用蒙古國的管道來收買他。他將希望放在蒙古國青年人的泛蒙古主義上,雖然這種思想還不是很流行。至於關於南蒙古人民對南蒙古獨立的立場,席海明認為基於現實、懼怕或收買,大多數南蒙古人並不公開支持獨立;但條件成熟,民眾不會反對獨立的選擇。

強硬漢化政策加劇蒙漢矛盾

南蒙古目前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蒙古自治區而存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蒙古的民族治理經歷了四個完全不同的階段。這四個階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少數民族政策、區域局勢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關係,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第一階段是毛澤東建國時代的初期,直到1950年代後期。在這一階段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是盟邦關係;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國策,政治環境相對寬鬆,並且北京的中共黨國領導層對這一制度非常具有信心。他們認為這樣的制度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千百年來的民族問題和邊疆政治不穩的頑疾。例如,毛澤東在接見達賴喇嘛時就曾經表示,希望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噶廈自治政府,能夠繼續擁有自己的藏軍,能夠繼續懸掛代表藏軍的雪山獅子旗,並且希望將來在內蒙古、新疆這些少數民族區域,大家都能夠懸掛自己的旗幟。這樣的自信源自幾個因素:一是理論因素,馬克思主義(Marxism)認為任何壓迫在本質上都是階級壓迫,所以中共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可以消除階級壓迫和剝削,民族矛盾也就迎刃而解;其次是政策因素,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透過對少數民族上層精英人士的統戰和拉攏,就可以解決民族問題;第三,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與蘇聯進行共產模式競爭的爭鬥心,因此希望用自己的民族政策向蘇聯顯示中共的實力和地位。這在南蒙古尤其突出。195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國雖然是名義上的獨立國家,但實際上是蘇聯的衛星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廢除了傳統的蒙古文字,改用俄文西里爾字母;全國在文化、經濟、教育、社會,是完全俄化,甚至紀念成吉思汗都被禁止,因為成吉思汗的子孫曾經統治征服過俄羅斯。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在南蒙古盡可能保留和發揚蒙古傳統文化,而且利用成吉思汗誕辰大搞慶典,並任用烏蘭夫、吉雅泰等蒙古族共產革命人士管理和統治南蒙古。這些都對當時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產生了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南蒙古當作民族區域自治的櫥窗,目的不僅僅是擴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蒙古的影響力,更隱含了想重新從蘇聯手中奪回外蒙古的企圖。

第二階段是1950年代後期到無產階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一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南蒙古的治理政策,完全是對南蒙古人民特別是精英階層進行壓迫和清洗,蒙古民族的權益受到了巨大侵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名存實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南蒙古治理政策之所以會從第一階段的寬鬆狀態出現轉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整體的政治環境轉變造成的。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也有幾個不同因素:首先,毛澤東個人獨裁和個人崇拜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出現了「全國服從全黨、全黨服從領袖」的中央集權與領袖獨斷政治格局,南蒙古等地的有限自治和多元文化成為了毛澤東和北京實現全國一體化的障礙;其次,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將南蒙古、西藏等地的宗教信仰、遊牧生產方式視為「社會發展落後」的原因,為了實現所謂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從而將紅色漢人的無神論、工業化、農業集體化模式強加給南蒙古和西藏,這對蒙藏人民的精神信仰、生活方式還有經濟結構造成了重大負面影響。以農業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方面在漢人地區強制推廣人民公社運動,沒收農民個人的財產和土地,實行集體勞動,要求農民上繳餘糧給國家。這樣的做法也擴大到了蒙藏地區,成為饑荒和民族衝突的直接原因,更造成了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當然,最根本的因素在於,中國共產黨從來都只是將民主、自由、民族自決、民族自治當作一種革命和奪權的工具、手段,或者是階段性的政策,而從來沒有真正將這些理念看成是終極和永恆的政治目標與追求。

這一階段的代表性實踐就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案》(內人黨案)。通過捏造口供、偽造證據、虛構事實和嚴刑逼供的手段,以康生、滕海清為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情治單位和軍方強硬派,誣稱在內蒙古自治區,有一批人士串通蒙古人民共和國,試圖將南蒙古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出去,從而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合併。《內人黨案》造成整個南蒙古大地冤獄遍地,蒙古族精英階層受到大規模清洗和處決。烏蘭夫作為中共長期培養的蒙古族共產革命領袖,也被投入監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政策轉變,一方面是整體治國政策極左化、極端化的反映,但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戒備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對南蒙古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中俄蒙三國共黨對此心照不宣。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國時期,一項重要的援助內容是提供技術工人幫助外蒙古進行建設。外蒙古當局希望北京提供南蒙古的蒙古族技術工人;但北京拒絕,僅提供漢族技術工人。因為北京深刻戒備南蒙古的蒙古族技術人員會因為民族因素而流向外蒙古。當中蘇共關係進入敵對後,外蒙古成為了反對北京的馬前卒,《內人黨案》也就此爆發。

第三階段是改革開放後至習近平上台前。這是一個經濟導向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北京開始放棄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修正了高壓的民族政策。相較於西藏和新疆,南蒙古地區迎來了較為平穩和經濟高速成長的階段。烏蘭夫家族重新獲得了在南蒙古地區的影響力,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在南蒙古統治的代理人和工具。相較於受制計劃經濟而發展落後、社會承受轉型陣痛的外蒙古,南蒙古的民眾在經濟與個人財富地位上較外蒙古更加優勢,加上南蒙古依然使用舊蒙古文文字,也掌握有蒙古文化上居於優勢的主動權。在這樣的一個階段,由於南蒙古社會情勢相對穩定,北京對將南蒙古當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典範。當然,在這一經濟快速發展成長的階段,環境污染、資源開採、漢人屯墾等問題,也為後來社會矛盾埋下了伏筆。

第四階段是習近平主政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從原本的保有地方民族文化特性,開始向強調民族融合方向轉變。這種轉變來自於胡錦濤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矛盾衝突頻繁、維穩黨國體系的建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走向權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領導有極大關聯。在習近平主政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地方關係從胡錦濤時代的向地方放權,轉為被中央收權。最為明顯的兩個例子是新疆和香港。新疆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再教育營制度引起了舉世批評和譴責。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百姓在新疆的基本人權受到很大限制。在香港,北京不但拒絕了港人實現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雙普選的訴求,更嚴厲鎮壓港人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因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來箝制香港的自由,令香港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名存實亡。於此種脈絡下,2020年年底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在南蒙古地區中小學推行統編教材教學,蒙古族學生將不得不耗費大量時間學習漢語,這引起了南蒙古社會對蒙古文化、語言將消亡的憂慮,更引起南蒙古文化人士、學生家長走上街頭抗議的運動。不過,南蒙古民眾的抗議並沒有令北京改弦更張。習近平本人更是多次親自上陣為北京的漢化、融合政策辯護、背書。

現階段的中華人共和國的蒙政,是以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名義來限制蒙古民族的文化特性和身分認同。目前看來,南蒙古民眾的文化特質與傳承,在慢慢消失,這可能導致蒙漢之間的矛盾隨著強硬漢化政策的推行,而日趨深化。

南蒙古的兄弟之邦,南蒙古與日本、蒙古、西藏關係

與南蒙古有深厚關係的國家分別是日本、蒙古國及西藏。這三國在南蒙古議題上的有其不同的角色關係與歷史淵源。

日本與南蒙古在歷史上有非常深厚的聯繫。由於在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內資源有限,日本開始向滿洲和南蒙古進行屯墾開拓。而蘇聯則逐步策動蒙古人民黨革命,取得了外蒙古的主導權。日本在南蒙古和滿洲的經濟輸入與勢力擴張,與中華民國發生衝突,從而形成滿蒙懸案,成為後來中日戰爭的根源之一。日本也在南蒙古地區扶植過親日政權,策動滿蒙獨立和自治運動。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敗的日本開始走和平主義路線,奉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為了日中之間的經濟合作和日中兩國的世代友好,日本在南蒙古議題上雖有國會的發聲,但力度較低,政府方面更是以緘默為原則。也或許是歷史上的日本滿蒙開拓政策帶來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和民族主義,席海明在受訪中才不斷強調南蒙古大呼拉爾不是日本的工具,不是認日本當主人,而是要自己當主人;更認為蒙漢兩大民族之間不能結仇。如今,日本所具有的功能主要集中在為南蒙古歷史研究、人權活動提供空間。席海明在受訪中還提到,日本在反擊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工或親中分子的干擾破壞方面,仍有較大改善空間。

蒙古國在南蒙古議題上的角色非常複雜。誠如席海明在受訪時所說,外蒙古和南蒙古雖然是同一個民族,但卻是不同的部落,雙方有很大差異。外蒙古的蒙古族主要是喀爾喀蒙古人,南蒙古族群為科爾沁蒙古、鄂爾多斯蒙古、呼倫貝爾蒙古、察哈爾蒙古等。俄國境內還有卡爾梅克、布里亞特蒙古人。歷史上的藏傳佛教活佛信仰崇拜,在外蒙古和南蒙古也不同。外蒙古尊奉哲布尊丹巴活佛,南蒙古尊奉章嘉活佛。所以,由此看來,蒙古國和南蒙古的差異性距離已經拉開。在中國辛亥革命前後,受泛蒙古主義影響,南蒙古和外蒙古曾經共同追求獨立運動,來自南蒙古的人士更是為外蒙古的獨立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因為權力分配不均、內部不團結以及中俄兩國的各種協議,最終走向失敗。此後,南蒙古和外蒙古就處於分治狀態。1921年外蒙古為共產黨蒙古人民黨奪權後,成為蘇聯衛星國,更是疏離了南蒙古民族運動。南蒙古共產革命的實際工作由中共領導,這使得南蒙古議題成為中國內政。

今天的蒙古國,與南蒙古並無明顯的同胞之情或民族之誼。蒙古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邊關係奉行不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的方針,非但不支持南蒙古民族運動,反而將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南蒙古活躍人士遣送回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蒙古國人權工作者蒙赫巴亞爾.楚魯恩道爾吉(Munkhbayar Chuluundorj)因抗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蒙古實施漢語統編教材教學,同時抗議總理羅布桑那木斯來.奧雲額爾登(Oyun-Erdene Luvsannamsrai)立場親中,結果被蒙古國法院以「接受外國情報團體的指示和資金」等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其後更傳出消息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蒙古國清理境內反中人士。目前,蒙古國因為依託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的自然資源出口以及考量雙邊關係,再加上不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俄羅斯,都在百餘年前就開始壓制泛蒙古主義思潮(因為俄國境內居住卡爾梅克蒙古人、韃靼人、布里亞特人、阿爾泰人、圖瓦人,都是蒙古族),蒙古國和南蒙古在情感上現在看來已無連結。即便是南蒙古民眾被北京強制要求使用漢語統編教材,蒙古國官方對此也是保持沉默。蒙古國對南蒙古議題不僅沒有正面助益,反而是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政策。

 文/張明天(東吳大學人權研究學程研究生、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研究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