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0日星期三

内蒙古自治政府根据中共要求在全区大,中,小学,幼儿园以“全面汉语普通话授课”


内蒙向全国招汉语教师 蒙语教师被边缘化

最近,内蒙地区向全国发出招聘汉语教师公告。不少蒙古语教师因为用汉语授课遇到困难,而被校方责令退居二线。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蒙语教师因不会用汉语授课被迫下岗。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实施汉语教育,母语由教学语言转变为作为一门学科纳入学校课程,导致大部分以蒙古语教学的教师无法适应汉语教学,最终被校方要求退居二线,从事与教学无关的工作。锡林郭勒盟教师塔娜本周一(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各中小学校除了蒙语文使用蒙语教学,其余均采用汉语,造成蒙语教师不习惯用汉语授课的困境:“今年已经开始了,教小学还好一点,初中老师开始时用蒙语教学,现在一下子要用汉语教学,有的科目就非常难教。这一代的老师用蒙语授课,现在突然要改用汉语,非常吃力。” 塔娜说,许多蒙古语教师被调离岗位:“前一阵(校方)说,你们(教师)要过渡到用汉语讲课。

讲不了的老师有的要提前退休,要不就是去后勤。今年全面开始了。(学校)召集蒙语老师开会说,你们要用汉语教学,要不就是在宿舍管理学生,要不就是在食堂。”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行的小学新学期开学典礼上,学生们手持国旗,表演一首名为《我和我的祖国》的歌曲。(路透社) “双语教学”实为汉语教学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本台说,官方声称的“双语教学”实际是用汉语教学,取代蒙古语:“这些老师经过师范教育以后,不可能一下子转换到用汉语教学,要用汉语讲化学方程式,物理理论等等,这等于强迫他们下岗。他们(自治区教育厅)也知道蒙古人做不了这些,这是很突然的一个政策。”

 塔娜和杨海英披露,目前,当局为弥补教师流失所造成的师资短缺,从其他省份招聘教师到内蒙地区任教。杨海英说:“从内地招聘,那些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去(内蒙)的时候,一定要把家里人带上,这就是变相移民。还说内蒙在这方面做得比新疆要好,是模范自治区,还放话说模范自治区已经走完过渡路线,民族自治政策是一个过渡。” 内蒙古大量招聘汉语教师 据招聘网消息,4月25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校园引进70名中小学教师,其中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以及思想政治课程,聘用合同中约定5年。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招聘30名教师,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引进10名中小学教师,锡林郭勒正镶白旗招聘20名合同制幼儿教师。另有众多学校招聘数名至十多名汉语或幼儿园教师。 

 在日本的世界蒙古人联盟理事哈斯对本台说,内蒙全面实施普通话教育,但是许多老师毕业于蒙语师范学院,未受过汉语授课训练:“中共的政策不是想让他们留下来,而是想让他们脱离社会。蒙古语老师如果留在学校,当政策实施时,当局会认为蒙古老师会阻挠。所以想方设法把蒙古语老师踢走。” 哈斯说,内蒙政府机构曾有不少蒙古族官员,但最终被当局替换或者退休。 今年3月1日起,内蒙古幼儿园也取消了双语(蒙语及普通话)教学,改为“统一用汉语普通话”。在中国延边朝鲜族聚集区,当地幼儿园和学校也被取消朝鲜语,改用普通话教学。

中国当局在内蒙古强推汉语教学引发当地公众抗议后,内蒙古自治区多个部门近日又下发文件,计划在全国其他省份招聘300名汉语教师,派往内蒙古民族学校任教。

中国汉化教育及大抓捕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今年9月1日在全区推行所谓双语教育模式,即从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开始,民族学校学生要接受汉语教育,比以往三年级学生才接受汉语教育提前了两年,此举引发数十万蒙古族人以罢课、罢工、集会等形式抗议。

两个月后,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等四个部门又联合下发文件,推出《关于加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国家统编教材师资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根据该措施内容,当局着手在全国招聘“特设岗位教师”。换言之,就是请汉族教师教蒙古族学生汉语。

当局这一举动再度引发海内外蒙古族人的担忧。他们担心,中国政府正在逐步灭绝蒙古文化。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现旅居日本的大学教授杨海英本周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当局此举是为了进一步消除蒙古族母语教育:“第一,它面向全国招生,等于不在内蒙古招生,肯定招的都是汉人。到了内蒙古之后取代蒙古人老师,进一步加强同化政策,它就是这个目的。”

当局在招聘特设岗位计划中说,今年将招聘300名“特岗教师”,报名年龄在35周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须提供就读学校出具的思想品德和政治表现证明。笔试时间为本月12日,成绩12月19日后公布。

杨海英教授说,当局称首批招聘300名教师,实际应不止此数:“300人是一个小小的数字,肯定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移民。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这样打着开发边疆、支援边疆的口号,然后从内地招聘很多农民、知识青年等等,是欺骗蒙古人的说法。”

内蒙古公安大抓捕行动仍未停止

八月底九月初,内蒙古通辽市、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等地,数以十万计的蒙古族学生和家长罢课集会,反对当局自小学一年级起强推汉语教学政策。但以学生家长身份参与维权的蒙古族律师胡宝龙及维权人士杨金都丽玛等人被捕至今,已近三个月。

旅居美国的蒙古人诺民对本台说,约七十人至今没有消息:“巴林右旗和翁牛特旗 各有三十多名蒙古族人士被逮捕。巴林右旗30多个被逮捕的牧民全是女性,但是至今没有得到被释放的准确消息。另外,政府强迫当地官员在电视台上表明自己支持政府实施的通用语言政策, 但是有的官员拒绝后被辞去职务。这样的例子很多。”

诺民说,克什克腾旗三个苏木的书记、苏木长和学校校长总共6人被迫辞职:“当初在内蒙古电视台蒙语组的工作人员反对通用语言政策后,警察给7人带上手铐和脚镣带到警察局。他们认为这七人是带头反对, 在中国只有重型刑事犯罪人才带脚镣和手铐。”

诺民说,目前内蒙古已全面噤声,当局随时监听或跟踪 每一个试图去当地采访的记者。

旅居日本的蒙古族学者忽必斯说,在微信聊天群,蒙古族农牧民不敢讨论时局:“很多群里,没有人谈语言问题。我一直在观察,如果谈语言,马上就被警告或马上就抓捕。学生家长群必须加一个协警。”

因反对政府“双语教育”,面临起诉的有蒙古族维权律师胡宝龙、网络大v杨金都丽玛及一位微信群主。

内蒙古党委要继续推进双语教学改革

内蒙古此前在蒙古语为主的学校推广汉语教学,引起强烈反弹,近日当地党委机关又表示要继续推动双语教学改革。

据内蒙古自治区官媒《内蒙古日报》报道,自治区党委常委10月23日召开了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专题民主生活会,在会议上提出要对双语教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反思领导班子和个人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在会议上率先进行了自我批评,但又强调,双语教学要遵循习近平有关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国家推广通用语言文字的指示精神。他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双语教学改革。

与此同时,对内蒙古这一波汉语教学的抗议还在继续。近一段时间,旅居美国加州的蒙古族已经连续发起了六次抗议集会,声援内蒙古民众对民族语言的维护。

 除了新疆和西藏,中国进一步在内蒙推行汉化政策。内蒙通辽市教育局将于今年秋开始取消蒙古族母语教学,此举引发蒙古族人对本民族语言可能消失的担忧。

内蒙古通辽市教育局官员最近向辖下各学校发出口头通知,今年下半年开学后,各校取消用蒙语授课课程。当地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蒙古族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近期各个学校及蒙古族学生家长都在议论此事,家长担心下一代看不懂蒙文:“通辽民族大学有关领导计划新学期开始,初步将历史、政治改用汉语授课,下一步计划化学、物理、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都将采用汉语授课。”

有一位蒙古族教师在网上用蒙文写道,通辽一位高中老师反映,近期有教育局检查团去该校检查期间,口头通知校方,初高中阶段以后,学校除了蒙语文授课,其他课程如数理化和政治体育课,均采用汉语授课。

呼和浩特前政治课老师新娜对本台说,她也得知有关学校必须采用汉语授课的消息,并引发蒙古族人担忧。她说:“最近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社会有一个话题引起广泛的热议。网上虽然删帖严重,但在微信上,蒙古族的反抗之声不绝于耳。我的微信虽然被封了,但通过亲友,我还是听到不少蒙古族人的反对之声。”

内蒙古母语教学遭遇空前危机

新娜说,从9月1日开学起,大多数蒙语授课将会消失:“从通辽地区传出,当地教育部门要在秋季开学后,除了蒙古语文科外,其他学科均要求采用汉语授课。据说上面还会派出专人加强专项督导。这就是内蒙古当局要在蒙语授课学校,强行推行汉化教育。一句话,内蒙古的母语教育现在遭到空前危机。”

通辽一中学蒙古族教师巴特尔对本台说,内蒙古当局早有取消母语教育的计划。2018年底,当局计划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实施汉语教学,遭到学生家长抗议,计划因此取消。

新娜说:“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文化,母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文字,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将很快消失。当初蒙古人选择跟共产党走,很大一部分就是共产党声称要尊重蒙古文化。在1935年,未执政的共产党还公开声明,发表三五宣言,支持蒙古人独立等。”

新娜指责通辽市教育局公开践踏中国《宪法》,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新娜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网站,由教育厅发出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2020年工作计划 》中提到,要“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0%以上,全面提升社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和应用水平。”

旅居德国的南蒙古议会主席席海明对本台表示,中国政府此举目的,是要加快同化蒙古民族过程:“他们现在不需要遮羞布了,原来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从法律上好像保证蒙古族人和其他民族的权利。他们为什么要在通辽先实施,一是原来想在锡盟搞,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通辽是蒙古人最多的地方,将近一百万人。这是赤裸裸的民族同化。”

2017年12月中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突然停止所有蒙古语授课,引发当地蒙古族人士的强烈不满。新疆自治区教育局红头文件显示,当局要求小学、初中起始年级执行全课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两年后,当局在内蒙古自治州通辽市试点。

内蒙要求全区中小学九月起以普通话授课

蒙古教育厅近期在内部会议宣布,要求全区的中、小学从9月1日起全区实施国家通用语言也就是普通话授课。原来的蒙语文课,从一周七节大砍到只剩一节。分析指,这是大中共主义对内的野蛮政策,强行汉化少数民族。

“今天来我要为大家报告一件事,上礼拜三我们教育厅召开全区的民族学校校园促进会,现在都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根据内部会议流传出的录音证实南蒙古教育厅已拍板定案,从下学期开始,全市统一以普通话授课。

据本台取得蒙古族学生家长的重要通知,通报内容提到,从5月1日起,所有课程将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文中并提及,9月1日开始全区实施,2025年中考,也就是现在的初一学生中考时、以及2028年高考将使用一张卷子。其次, “蒙语文”定性为地方课程,目前的一周上七节课改为一周只上一节蒙语文课。通知还解释,四月份主要解决“数学课名词术语转换”问题。最后会议提醒,将接受给学生转学、转班或者降级,但提醒家长慎重考虑。

内蒙首度公开否定蒙古教育

旅居日本的蒙古族学者忽必斯对本台表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虽有数百万人口,但蒙古族幼儿园中小学非常少,中学也就两三所。现在的呼和浩特三十中原是以蒙古族教育为目的建立的学校,很多其它区域的蒙古人都迁移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子女受蒙古教育。

忽必斯:“现在全校将实行用标准普通话授课,校方也在会议上表明,全自治区将从今年9月1日开始使用通用语也就是汉语授课,这对蒙古人是一次特别大的冲击。”

忽必斯进一步说道,这几年在内蒙古实行所谓否定或者取缔蒙古教育系统,从来不见使用红头号文件传达,但是陆续用奇怪的方法实行,令人捉摸不定。这次30中校方与家长谈话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中央政府在内蒙古实行的否定蒙古教育的方式“头一次公开”!

未来蒙语教育仅以社团、兴趣班开展

家长代表们提出疑问,担心民语授课老师改用通用语言教学,教学水平能否得到保证?校方回应称,2021年3月开始,学校就用通用语言做教研活动,且前期对民语授课老师进行了培训,后期也有集中培训。学校也会增加老师现场教学的旁听次数,以让家长掌握教学情况。

对于家长更在意孩子的蒙语文水平能达到自由交流、会写、会读的水平,学校如何确保孩子们学好母语?校方表示,“除了每周的正式课,学校计划通过‘社团’、‘兴趣班’等多种形式继续开展蒙语教学,也可以争取在课后服务时间教蒙语文”。

现旅居德国的南蒙古议会主席席海明告诉本台,蒙古人学蒙语并不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分离主义,而是对自己文化和传统的感情,和自己民族生存的象征。他批评,“习近平用普通话也就是用汉语,汉化蒙古人包括西藏、维吾尔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大汉族主义或者大中国主义的一种对内野蛮的政策。”

席海明认为,这样的政策一来不得人心,二来不符合中共过去的传统政策,强行同化各民族。他解释,过去孙中山讲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无论从地理位置或语言,蒙古和西藏都不包括在中华之内。如今就是强行要把“中华”这个帽子给少数民族戴上,就是要用汉文化同化他们成为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一员。

本台曾披露,中国教育部门下令各蒙古族小学自三年级提前结束蒙古语授课,改为“全汉语”课程。如今更正式发通知将蒙语课程从中小学正式课程剔除,加速汉化进程。

各民族幼儿园今秋汉语授课 蒙族幼儿园广招汉族人

中国教育部近期下文,从今年9月1日起,各地幼儿园全面落实“童语同音”计划,即普通话教学。实施重点是少数民族地区。蒙古族学者说,近期呼和浩特蒙古族幼儿园破例招收汉族学龄前儿童入学。

近期中国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实施学前儿童普通话教育“童语同音”计划的通知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聚焦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进一步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抓住幼儿时期的语言学习关键期。

教育部下文幼儿园采用全汉语

现旅居日本的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本周三(11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政府在数年前就出台相关政策,部分幼儿园正在实施,但中国教育部此次发文,意在将汉语教学公开化:

“现在是要紧锣密鼓的在今年9月份完成,我估计为习主席终身制做铺垫,他在经济上已经脱贫了,文化领域要做到中华民族统一,他认为这是语言上的统一。在新疆,他觉得成功了,内蒙古,他们去年全面的打压也成功了,西藏已经不存在问题了,香港也回到祖国怀抱了。”

该份以《通知》形式下达的行政指令刊载于教育部网站,通知要求各地幼儿园自今年(2021年)秋季学期起,未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保教活动的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幼儿园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保教活动。

呼市蒙古幼儿园招汉族儿童

蒙古族学者忽必斯对本台说,早前,内蒙首府呼和浩特仅存的几所蒙古族幼儿园,开始招收汉族儿童:

“呼和浩特,原来蒙古学校和幼儿园就很少,布小林、布赫等领导人在位的时候都支持蒙古族幼儿园,但是今年9月份开园招生是附近的汉族孩子也可以进入蒙古幼儿园。汉族孩子进来,自然用汉语授课。”

本台就此致电呼和浩特赛罕区一蒙古幼儿园查询,接听电话的人员称,现在无论幼儿园还是学校,都是汉语授课:

记者:请问9月1日,幼儿园都用汉语普通话教学了,是吗?

回答:啊,是,不用蒙古语,不用蒙古语。

记者:现在蒙古语学校也不能用蒙古语码?

回答:啊呀,不知道。

此前,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已率先实施汉语教材及授课。去年,内蒙古政府四个部门下发文件,面向全国招聘汉语教师,到蒙古语学校任教。

蒙古语学校全汉语有悖民族自治法

现旅居德国的南蒙古议会主席席海明认为,当局的做法明显违反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他对本台说:

“中国宪法说,各民族有保留、发展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和自由。中国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保证了这些权利。但是,现在他们完全把这些权利踩在脚下。蒙古族人学习蒙语,不会自然产生分离主义, 而是对自己文化和传统的感情。”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七条提到,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不过,去年9月1日,内蒙政府推行“双语教育”模式,即从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开始,民族学校学生要接受汉语教育,引发数十万蒙古族人抗议。

美学者:中共民族文化暴力难以实现“国族认同”

中国政府在内蒙古,新疆大举打压蒙古人,穆斯林、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魏本岩 (Benno Wiener)指出中共建政初期实施的政策失败应该为它当今执政敲响警钟。

魏本岩:中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试图把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纳入新中国文化版图的故事,特别是在多元文化交融的中国边陲。简单来说,我认为中共当初为了立国(state-making),也是为了建立国族认同感(nation-building)。但后者是项非常棘手的工程,常常无法实现。这项工程最终失败了。

到了1958年,中国决定动用国家暴力来统治少数民族地区,而直到今天,这种暴力行为仍在阻挠中共这些地区的统战工作。

记者:你在近期的一篇博文中多次提到“民族文化暴力”(ethnocultural violence)这个词。你能解释下它的含义吗?

魏本岩:“民族文化暴力”指的是一个族裔对另一个族裔施加的暴力行为。在这个例子当中,我指的是多数族裔人口或代表这个人群的中共对其他族裔的打压。

记者:你指出民族文化暴力可能对立国比较有效,但它很难建立国族认同感。这是为什么呢?

魏本岩:从国族认同感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是建立在集体共识之上的。在理想状态下,它是一个大家都存在归属感的政治群体,而不同群体间的联系需要基于共赢原则。

为了让一个少数族裔全面融入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当局需要给予他们一个归属的理由。在这个例子当中,中共不但没有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自愿的合法性政权,而是试图通过暴力胁迫在这些边陲地区建立合法性。

内蒙古,新疆是在18世纪清朝时期被笼络到中国版图中的。在此之前,内蒙古,新疆从来不是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不但如此,中共也是通过暴力手段“解放”上述地区的。在我看来,当局如今在内蒙古,新疆,西藏开展的大规模监控、再教育营、强迫劳动等措施很难成为建立国族认同感的工具。除了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和暴力行为,我很难想象当局的武力镇压能够达到其他目的。

中共长期有个“百年屈辱”的官方宣传口径,而这种抱有受害者心态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今在中国随处可见。,这种情绪助长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对少数群体的偏激态度。正是因为很多中国人觉得自己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这促使了族群民族主义的蔓延。这种情绪也让他们更容易为自身的攻击性行为开脱,不论是在跨国界问题上,还是在少数民族问题上。

席海明应邀参加“中国民主化研讨会” - 法广


 “欧洲之声”主导主持的中国民主化研讨会10月24日在柏林举行。像以往一样,本次会议以实地会场和视频会场相结合的方式举行,集聚了全球各地近上百人。会议涉及多个主题,除了关注中国内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之外,香港的现状、台湾面临的挑战以及西藏、维吾尔和南蒙古等地区的人权状况均成为会议焦点。数十名来自各方的民主志士在柏林实地会场现身,其中不乏民运人士以及香港、维、藏、蒙族人代表,还有关注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以及德国的学者和政界人士。台湾驻德国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致认为中共的野心不只是地缘政治的野心、对台湾的野心,它还展现出对其它族裔的这种压迫和统汉化。这次的会议和前几次会议一样,邀请了-除了西方的学者、政界人士以外-,也邀请了民运人士和不同族裔的蒙古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让他们来表述(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5%85%AC%E6%B0%91%E8%AE%BA%E5%9D%9B/20241028-%E8%81%9A%E7%84%A6%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7%8E%B0%E7%8A%B6%E7%9A%84%E6%9F%8F%E6%9E%97-%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5%8C%96%E7%A0%94%E8%AE%A8%E4%BC%9A

2024年10月22日星期二

1913 年蒙藏条约与关系论文集在东京发布

 


南蒙古大呼拉尔台(世界南蒙古会议)于 9 月 14 日在日本东京的中野区役所举办了纪念《蒙藏互认条约》签署 110 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发行纪念集会,包括日本、蒙古和西藏的学者、支持者以及媒体代表出席了活动。

主持人日本学者三浦光太郎(Miura Kotaro)欢迎出席集会的各方代表。随后,中野区议会议员吉田光一郎( Yoshida Koichiro )向与会者致意,并祝贺各方学者发表被世界忽视的蒙古和西藏在历史上独立问题的重要论文。他表示将全力支持西藏和南蒙古人民争取正义和自由的斗争和努力,并在历史叙述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旺嘉波·阿若亚博士在致词时,感谢主办方邀请他参与活动,并着重谈到了保护和发扬西藏和蒙古等历史、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以及中共当局如何试图摧毁蒙古和西藏的民族身份并扭曲历史的政策。他强调,中国基于元朝和清朝在历史上的霸权对蒙古和西藏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严重扭曲了历史。他进一步强调了 1913 年蒙藏两国之间签订历史条约的有效性,并承诺将翻译和发布该论文集的英文版。

日本研究蒙古历史的学者宮脇淳子博士(Miyawaki Junko) 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的真实历史,以及西藏和蒙古等地区如何被视为被占领土。她还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谴责中国对成吉思汗及其王朝的主张是误导和错误信息,旨在混淆国际社会的视听。

南蒙古大呼拉尔台副主席奥尔霍努德·代钦(Olhonud Daichin)感谢参与 2023 年 7 月 15 日举行的第二届蒙藏文化与宗教学术研讨会,暨纪念《蒙藏互认条约》签署 110 周年国际研讨会并发表论文的与会者,并表示蒙藏两国于 1913 年签订的条约仍然有效,各方学者们应承认这一条约。他还强调,西藏和蒙古的历史关系比中国深厚得多,中国对元朝的主张是虚假的,企图误导国际社会。

神户大学讲师戈夫鲁德·阿尔查(Govrud Archa) 和桐蔭横浜大学讲师博扬特(S. Boyant)分别介绍了他们的论文,解释了中国如何占领南蒙古并强行实施同化政策。以及大量汉人移居该地区,使蒙古人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少数民族,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

活动最后为问答环节和小组成员的采访环节,与会者表示很高兴能更深入地了解蒙古和​​西藏方面的历史事实。


日本、西藏和蒙古的代表在集会上合影    2024 年 9 月 14 日   

照片/驻日本办事处提供,  记者/责编:蒋扬


来源:驻日本办事处,《西藏之页》首发

https://www.xizang-zhiye.org/1913-%E5%B9%B4%E8%92%99%E8%97%8F%E6%9D%A1%E7%BA%A6%E4%B8%8E%E5%85%B3%E7%B3%BB%E8%AE%BA%E6%96%87%E9%9B%86%E5%9C%A8%E4%B8%9C%E4%BA%AC%E5%8F%91%E5%B8%83/

2024年10月18日星期五

ᠰᠢᠨ᠎ᠡ ᠲᠠᠶ᠋ᠢᠯᠤᠨ᠃ ᠬᠢᠲᠠᠳᠤᠯᠤᠰ ᠶᠠᠫᠤᠨ  ᠳ᠋ᠦ᠍ ᠪᠠᠶ᠋ᠢᠭ᠎ᠠ ᠠᠳᠠᠯᠢ ᠪᠤᠰᠤ ᠰᠠᠨᠠᠯ ᠲᠠᠢ ᠬᠦᠮᠦᠰ ᠊ᠢ ᠳᠠᠭᠤ ᠦᠭᠡᠢ ᠪᠠᠶ᠋ᠢᠯᠭᠠᠬᠤ  ᠶ᠋ᠢ ᠬᠢᠴᠢᠶᠡᠵᠦ ᠪᠠᠶ᠋ᠢᠨ᠎ᠠ 新报告:中国试图噤声在日本的异议人士(蒙古语版)

台北 — 中国通过跨国骚扰和恐吓,阻止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参与抗议和维权活动,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一份新报告指出。

人权观察采访了25位中国人,包括来自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表示,中国警方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亲属警告他们,要求他们不要参加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对中国统治的活动或和平抗议。

报告写道:“几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说,中国当局通过他们的家属联系他们,警方要求他们要么停止在日本的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要么向当局提供有关日本维吾尔社区的情报。”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中国当局没有使用暴力来威胁在日本的中国人,但他们仍然能够遏阻这些人在国外继续展开活动。

人权观察亚洲项目官员笠井哲平(Teppei Kasai)在电话采访中对美国之音(VOA)表示,“北京针对旅日中国侨民社区的策略非常老练。虽然这些威胁相对低调,不太可能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但它仍然足以让旅日侨民社区成员感到恐惧。”

一些日本专家认为,北京的跨国镇压在旅日华人社区内产生了寒蝉效应。

东京大学中国研究教授阿古智子(Tomoko Ako)表示:“越来越多在日本的中国人和香港人减少了对公共活动的参与,尤其是那些涉及敏感问题的活动,因为他们担心会遭到中国政府的报复。”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日大使馆没有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

在今年8月回答类似问题时,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严格遵守国际法,充分尊重各国司法主权”。

针对活动人士的家人

人权观察指出,中国当局经常通过针对在中国的家人来恐吓在日本的活动人士。

在一起案例中,一位生活在日本的中国活动人士告诉人权观察,当地内蒙古的警察审讯了他的亲戚,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并阻止他们获得护照。这位活动人士参与了反对中国政府在学校用汉语普通话取代蒙古语的政策的公开抗议,家人随后受到打压。

这位因安全原因使用化名“A.B.”的活动人士表示,家人所承受的压力让他感到愧疚。

他对人权观察说:“我的(亲戚)告诉我,他们所感受到的压力让他们害怕,这让我很痛苦。”

在另一例中,香港活动人士李伊东(Alric Lee)告诉美国之音,他的父母收到了一封信,列出了他在日本参与的所有活动,并要求他们为“他的错误”公开道歉。

他在电话采访中表示:“他们被要求为我在日本所做的事情道歉,并公开断绝与我的关系。”他补充说,父母在收到信件后要求他停止在日本的活动。

由于信件中包括了他在日本活动的详细记录,李伊东认为这可能是由香港政府发起的威胁。

除了对家人的威胁外,李伊东还表示,他和其他在日本的香港侨民社区成员在组织或参加了公开活动后,曾被不明身份的人跟踪。

李伊东说,这些威胁迫使他重新评估在日本参加活动可能带来的后果。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在参与活动前确实会再三思考,但因为我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在日本从事活动的问题上,我不会有任何改变。”

对日本不抱信心

尽管面临威胁,一些中国人对人权观察表示,他们没有向日本警方寻求帮助,因为害怕遭到报复,或者认为这样做无法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笠井哲平对美国之音说:“有些人认为日本当局对中国警方对他们的骚扰无能为力,他们还担心如果试图向日本警方求助,中国政府会知道。”

在书面回应美国之音的询问时,日本外务省拒绝就在日本的中国人受到的跨国镇压以及日本政府能为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做些什么发表评论。官员们表示,这两个问题都与“在日本的外国人”有关。

阿古智子表示,日本政府不愿对北京针对在日中国人的跨国镇压发表评论,反映出东京试图避免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她在电话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说道:“日本政府可能不希望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升级,但我认为,他们有责任对这一在日本发生的令人担忧的趋势公开表态。”

笠井哲平指出,既然日本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其他54个成员国今年6月谴责了跨国镇压,并承诺追究那些负有责任的人,东京应该考虑建立机制,帮助保护那些受到恐吓者的基本权利和安全。

他对美国之音说道:“日本警方应该尝试建立一个系统,让中国人能够举报中国政府发起的跨国镇压经历。”他并补充说,这样的系统应包括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措施。

笠井和阿古都认为日本政府应该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我认为人权应该继续是日本与中国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相信,东京应该在双边会谈中提及北京对在日本的中国人的跨国镇压问题,”阿古智子说。

2024年10月10日星期四

ᠠᠮᠸᠷᠢᠺᠠ ᠵᠢᠨ ᠵᠠᠰᠠᠭ ᠊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ᠲᠠᠶ᠋ᠢᠸᠠᠨ ᠊ᠤ ᠬᠤᠭᠤᠯᠠᠢ ᠵᠢᠨ ᠮᠠᠷᠭᠤᠭᠠᠨ ᠡᠩᠬᠡ ᠵᠢᠨᠵᠠᠮ ᠵᠢᠡᠷ ᠰᠢᠢᠳᠬᠦ  ᠶ᠋ᠢ ᠳᠠᠬᠢᠨ ᠬᠦᠰᠡᠯ᠎ᠡ᠂ ᠬᠢᠲᠠᠳ ᠊ᠤᠨ ᠺᠣᠮᠮᠤᠶ᠋ᠢᠨᠢᠰᠲ ᠨᠠᠮ ᠲᠠᠶ᠋ᠢᠸᠠᠨ ᠊ᠤ ᠶᠡᠷᠦᠩᠬᠡᠶ᠋ᠢᠯᠡᠭᠴᠢ ᠵᠢᠨᠶᠠᠷᠢᠶᠠᠨ  ᠳ᠋ᠤ᠌ ᠠᠩᠬᠠᠷᠤᠯ ᠲᠠᠯᠪᠢᠵᠤ ᠪᠠᠶ᠋ᠢᠨ᠎ᠠ - 双十节前美国重申和平解决台海纠纷;中共紧盯台湾总统 (蒙古语版)

ᠠᠮᠸᠷᠢᠺᠠ ᠵᠢᠨ ᠵᠠᠰᠠᠭ ᠊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ᠲᠠᠶ᠋ᠢᠸᠠᠨ ᠊ᠤ ᠬᠤᠭᠤᠯᠠᠢ ᠵᠢᠨ ᠮᠠᠷᠭᠤᠭᠠᠨ  ᠡᠩᠬᠡ ᠵᠢᠨᠵᠠᠮ ᠵᠢᠡᠷ ᠰᠢᠢᠳᠬᠦ  ᠶ᠋ᠢ ᠳᠠᠬᠢᠨ ᠬᠦᠰᠡᠯ᠎ᠡ᠂ ᠬᠢᠲᠠᠳ ᠊ᠤᠨ  ᠺᠣᠮᠮᠤᠶ᠋ᠢᠨᠢᠰᠲ ᠨᠠᠮ ᠲᠠᠶ᠋ᠢᠸᠠᠨ ᠊ᠤ ᠶᠡᠷᠦᠩᠬᠡᠶ᠋ᠢᠯᠡᠭᠴᠢ ᠵᠢᠨᠶᠠᠷᠢᠶᠠᠨ  ᠳ᠋ᠤ᠌ ᠠᠩᠬᠠᠷᠤᠯ ᠲᠠᠯᠪᠢᠵᠤ ᠪᠠᠶ᠋ᠢᠨ᠎ᠠ 

美国国务院 —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海峡两岸的分歧,并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在台湾准备于星期四(10月10日)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周年时,华盛顿重申了这一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在10月1日庆祝其国庆,纪念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而台湾则选择在10月10日(双十节)庆祝中华民国(ROC)于1912年建国,在中华民国成立前,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导致清王朝被推翻。

每年双十节,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会密切关注台湾领导人的讲话。自台湾民选总统赖清德今年5月上任以来,北京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视赖清德为“分裂分子”。

星期二(10月8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Daniel Kritenbrink)表示,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并重申华盛顿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保持不变,该政策以《台湾关系法》、三份《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

康达在一次记者会上对美国之音(VOA)表示:“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期待和平解决两岸分歧。”

上星期六,赖清德在一场活动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庆祝其建国75周年,而几天后则是中华民国的113岁生日。

赖清德说:“就年纪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

对于赖清德的这番言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二指责说:“赖清德新瓶装旧酒的台独谬论,再次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立场和升高敌意对抗的险恶用心。”

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正准备在赖清德的双十节讲话后发起新一轮军事演习。

针对赖清德这番讲话的置评请求,美国官员表示,应该去找“赖总统办公室就他的具体言论发表评论”。

访问欧洲

与此同时,台湾前总统蔡英文本月将访问捷克共和国,这次访问被视为敏感事件,因为北京多次谴责她为“分裂分子”。

星期二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被问及蔡英文计划访问布拉格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坚决反对任何台独分子以任何名义窜访中国建交国。我们敦促捷克等有关国家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自1949年毛泽东的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击败蒋介石的国民党后,台湾一直处于自治状态。国民党撤至台湾后,毛泽东的共产党在北京建立了政权。

美国没有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但是根据《台湾关系法》,为这一自治的民主政体提供防御设备。

瑷珲条约

在9月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赖清德提到,如果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声索真正出于对领土完整的关切,那么它也应该寻求收回19世纪割让给俄罗斯的土地。

他提到了1858年的《瑷珲条约》。通过该条约,清朝将大片领土割让给俄罗斯帝国,确定了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的大部分现代边界。被割让的领土如今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部分。

《瑷珲条约》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使中国放弃了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几乎相当于乌克兰的国土面积,俄罗斯借此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海参崴建立了海军基地。许多中国人对这段历史仍然耿耿于怀,认为这片土地是俄罗斯吞并的中国领土。

2023年,中国自然资源部规定新地图必须使用中文名称标注海参崴及该地区的其他几座城市。

蒙古民族学生家长的请愿书












 

德王亲笔签名手迹

 




2024年10月4日星期五

西藏、维吾尔、南蒙古研讨会在东京大学举办 ――中国的邪恶计划:对儿童执行“寄宿制教育”以抹杀民族认同

 

2024年,在東京大学駒場校区举办了“西藏、维吾尔、南蒙古研讨会”。研讨主题是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儿童执行的“寄宿制学校”。中共当局强制儿童送入所谓的“寄宿制学校”,将孩子与原生家庭隔离,淡化原生家庭对儿童的语言、宗教、文化等的影响,达到从根源加速同化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的目的。

演讲者:

・牧野 聖修 (日本拯救西藏联盟 主席)

・塔兰卓玛(藏人行政中央 教育部长)

・石井苗子  (日本参议院议员・日本支持西藏国会议员联盟)

・次旺嘉波·阿若亚(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 代表)

・Afumetto Retepu(日本维吾尔协会 会长)

・ゴブロド・アルチャ 博士(南蒙古大呼拉尔 幹事長)

・小林秀英 (宗派を超えてチベットの平和を祈念し行動する僧侶・在家の会スーパーサンガ 副会長)

・亀田浩史氏(難民支援 NGO Dream for Children 代表)

・阿古智子(东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 教授)

主办方:日本拯救西藏联盟、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

协助方:在日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 民族代表会議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朝鲜、伊朗和中国招线人 暗网上可应聘 - BBC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中国、伊朗和朝鲜招募线人。

本周三(10月2日),该组织在社交媒体账户上用中文、波斯语和韩语发布消息,指导用户如何安全地与其联系。

在此之前,中情局曾在俄乌战争开始后开展过一次招募俄罗斯人的活动,中情局称取得了成功。

中情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希望确保其它独裁政权下的个人知道我们在敞开大门”。

这些招募信息发布在X、Facebook、YouTube、Instagram、Telegram和LinkedIn等平台以及暗网上,要求提供个人姓名、地点和联系方式。

详细说明建议用户使用可信的加密虚拟专用网络(VPN)或称为Tor网络的匿名网络浏览器(通常用于访问暗网),登陆中情局官方网站与其取得联系。

首尔韩国外国语大学(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国际政治学副教授梅森·里奇(Mason Richey)说:“我不记得有过任何像这样的招募活动,以这种方式使用YouTube或社交媒体,至少在韩国是这样。”

里奇告诉BBC:“他们似乎借鉴了在俄罗斯取得的成功——但考虑到大多数朝鲜人无法访问互联网,我怀疑这样做的效果。”

里奇教授认为,美国的目标可能是那些非正式地越过中国边境的朝鲜商人,他们可能能够访问VPN网络。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朝鲜、伊朗和中国是情报搜集的“硬目标”,因为这些国家都采取了严密的监控措施来铲除异己。

CIA在声明中继续说:“这一努力只是中情局适应国家镇压和全球监控加剧的新环境的一种方式。”

但是,里奇教授对该运动可能收集到的情报的价值提出了质疑。

他说:“我想你必须假定中情局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你确实不知道这些不满的人中有多少人足够接近权力,足够接近做出重要决定的地方。”

他补充说:“不过,这至少给这些(国家的)反间谍行动增加了一些阻挠手段。”


CIA在YouTube发布的指引,教人们如何安全联络CIA图像来源,CIA/YouTube

图像加注文字,CIA在YouTube发布的指引,教人们如何安全联络CIA

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受到了在俄罗斯的行动的鼓舞。他们相信能接触到足够多的心存不满的公民,这些公民愿意与他们联系,提供可能有用的信息。

中情局副局长戴维·科恩(David Cohen)告诉彭博社:“有很多人可以获得信息,他们对中国的习近平政权心怀不满。”

他补充说:“你在内部有一些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根本不喜欢习近平正在带领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并且明白通过与我们合作可以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家。”

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美国正在对中国发动“有组织、有系统”的造谣活动。

刘鹏宇在一份声明中说:“任何企图离间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或削弱其紧密联系的行为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

里奇说,美国在不同国家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活动,很好地表明了它如何看待其面临的国安挑战。

“美国现在深信,它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与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一系列双边对抗,而是与一个新兴集团的对抗。”

“这显然让人回想起冷战时期的感觉。”里奇表示。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69392273

联合国人权报告发表二周年,各方对新疆状况感到失望,敦促北京停止迫害维吾尔人(蒙古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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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报告发表二周年,各方对新疆状况感到失望,敦促北京停止迫害维吾尔人(蒙古语版)

8月31日星期六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布新疆的人权状况报告二周年,美国、人权团体和联合国都在利用这份里程碑式的报告的周年纪念日,敦促北京政府停止侵犯人权和反人类罪行的做法。详细报道(中文版): www.voachinese.com/a/7766684.html


香港初中课程新增习近平思想 教师称学生全方位受影响(蒙古语版)

 ᠬᠣᠩᠺᠤᠩ ᠊ᠤᠨ ᠠᠩᠬᠠ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ᠵᠢᠨ ᠬᠢᠴᠢᠶᠡᠯ  ᠳ᠋ᠦ᠍ ᠰᠢ ᠵᠢᠨ ᠫᠢᠩ ᠊ᠦᠨ ᠦᠵᠡᠯ ᠰᠠᠨᠠᠭᠠ ᠶ᠋ᠢ ᠨᠡᠮᠡᠭᠰᠡᠨ ᠵᠢᠡᠷ᠂  ᠰᠤᠷᠤᠭᠴᠢᠳ ᠪᠦᠬᠦ ᠲᠠᠯᠠ  ᠪᠠᠷ  ᠨᠥᠯᠥᠭᠡᠯᠡᠭᠳᠡᠯᠠ 香港初中课程新增习近平思想,教师称学生全方位受影响(蒙古语版)

新学年即将开始,香港教育局透过今年9月的新学科“公民、经济与社会科”,首次将“爱国教育”和“习近平思想”等内容明确列入初中课程。虽然官方机构明言“不期望要很深入”,不过学者分析指政府此举的目的,是意图令香港人全部变为与中共“同流合污”的共犯。详细报道(中文版):https://bit.ly/4cE4moQ

教材“含习量”飙升家长不满 ,“颜色革命”紧箍咒空前教师不安(蒙古语版)

奥克兰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这样的表述,出现在初一的语文书里,我作为家长,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在北京工作的张女士告诉美国之音,她也是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后,才注意到自己孩子的教科书里确实有提到习近平:“教育孩子少年读书正当时是好的,问题在于他也不是什么大学问家,拿一个政治人物的说法做论据,没有说服力。而且什么是总书记?我还得费时间给孩子解释。”

不管个人观感怎样,张女士和中国的家长们,将很快看到中国教材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习近平”三个字:习近平不只是教孩子怎样读书,教科书里的习近平还会在经济、法治、文化等多个层面展示他的思想。

https://www.voachinese.com/a/politicization-of-chinese-education-and-xi-jinping-in-textbooks/7781200.html

“没有国庆,只有国殇” 在美南蒙古人为中共“送葬”

 

旧金山 — 中共建政75周年之际,多个民主和人权团体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洛杉矶以及纽约等华人聚集的主要城市发起集会,控诉中共75年来的暴政。他们高呼“没有国庆,只有国殇”。包括南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在内的多个团体表达政治诉求,谴责中国政府实施政治迫害、侵害人权。

蒙古族维权人士斯日古楞在本次集会上发表了演讲,在会后他告诉美国之音,他来参加这次活动主要是抗议共产党对内蒙古人民的迫害。他说:“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就对内蒙古人民发动了内蒙古人民党这个冤假错案的一场活动,直接屠杀了十几万蒙古人,而且是都是属于精英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很多历史学家都在这次运动当中被活活整死,很多在蒙古的一些文献资料也在这时期被毁掉。共产党是邪恶的共产党,我要替很多死去的蒙古人民和少数民族们鸣冤。”

摘自美国之音中文报道: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75th-anniversary-protests-20241001/7805899.html

新疆民族忠诚干部 恐成北京镇压目标?

 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70周年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指示要“培养更多忠诚干净担当干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中共对维吾尔人从来就不信任,中共在培养移民干部的同时,也持续推行打击“两面人”的政治运动,使得维吾尔干部恐成为中共镇压目标。而干部们为表忠心,也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手段,加强对维吾尔民族的镇压,促使当地局势进一步恶化。

中共官媒新华社指出,9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70周年的座谈会上,中央党校校长陈希传达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表示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班全过程,为新疆培养更多“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习近平还说,新疆班成立70年来培养出一批对中共忠诚老实、理论功底扎实、政策把握到位、矢志为民造福的优秀干部,“为加强新疆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欧美国家指控中共违反人权,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镇压,涉嫌“种族灭绝”与“强迫劳动”,并对中国商品祭出制裁。美国参议员在上周跨党提出一项名为《禁止为强迫劳动提供资金法案》(No Funds for Forced Labor Act)的新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长指示国际金融机构的美国执行董事反对使用强迫劳动的项目,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项新法案是奠基在美国2021年底生效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上。该部法律禁止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

对于西方国家的批评,中国提出的反驳是“配合美国势力的污蔑抹黑”。

根据公开资料,中国的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于1954年9月23日在马列学院开班,课程包括哲学、苏共党史、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党和国家的政策、汉语等8门课程,还安排参观课程和劳动实践等活动。2021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已培养近5000名干部。

缺乏信任

人在瑞典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宣扬维吾尔人在当地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实际上维吾尔人活在中共的极端政策之下。为了掩盖这个谎言不被国际社会拆穿,中共只好祭出更高压控制,所以需要所谓的忠诚干部去协助北京进一步强化对新疆的控制,执行和贯彻北京所推行的系统性种族灭绝政策,并掩盖当局对新疆的所有犯罪行为。

他表示,中共自从占据他们的家园以来,因为害怕失去对新疆的殖民统治,所以始终在当地不间断地培养忠诚干部,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又将这些培养出来的干部,以各种名义让他们消失、失去权力或是人身自由,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共根本不相信维吾尔人,即使对那些为中共效力的维吾尔族党政干部,中共也心存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不信任。

迪里夏提说:“他就是以汉族为中心,其他的都为附属,利用附属去镇压当地的非汉族的其他民族,之后再消灭他们,完了以后他再培养了一批,就是这种恶性循环。”

培养移民干部

他表示,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行分而治之,以维制维的政策。首先选拔一批他认为可信的民族干部,然后再利用这些民族干部去消灭另一部分他认为有潜在危险的民族干部。但事实上,每一个维吾尔干部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人身自由,他们都在刀尖上,既要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又要适应中共施加的各种压力和不信任,甚至还要违背良心去做一些被当局迫使而为的一些事情。

迪里夏提认为,习近平想培养的应该是移民的中国人来当忠诚干部,这些人有执行权、决策权,和否决权,能够百分之百清楚北京的意志,并无条件执行中共在当地所推行的所有系统性的种族灭绝迫害计划。而维吾尔培养出的干部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而且即便是这些执行者,也不可能得到当局百分之百的信任。

迪里夏提还说,中共在培养忠诚的移民干部的同时,也推行打击“两面人”政治运动,使得维吾尔干部恐成为中共镇压目标。而所谓的忠诚干部为表忠心,也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手段,加强针对维吾尔民族的镇压,“我们担忧当地的局势会进一步恶化”。

忠诚是种筛选

中国政府在新疆开设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中,被任意关押并遭受酷刑的不只有维吾尔人,还有除了汉人之外、在新疆的第二大族群哈萨克人。哈萨克人权团体“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忠诚”也是一种筛选,中共口头上说是要培养红色忠臣干部,但有“忠诚”这个词,也意味着可以有“不忠诚”的头衔。

他说,中共把所有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区分为两类,一种是属于我的人,另一种是不属于我的人,只要是不属于我的人都是敌人,通通要打压。可以预见,这些干部为了效忠北京,可能采取更加掠夺、更加打压的手法来对付当地人,他预告:血腥的打压即将来临 。

赛尔克坚说:“所以他是这种方式,你是对我忠诚的,你是我的马仔,你是我的狗腿,我让你放火,你就放火,我让你杀人抓人,你就杀人抓人,他们就是那种土匪式的那种思想。”

中共元老邓小平曾强调,做好民族地区工作,干部是关键。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作为培训少数民族干部的主要基地,被习近平赋予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使命,期望培训更多忠诚于党的少数民族干部,通过高科技维稳及内部强力维稳的“双重维稳”,巩固对新疆的控制,以确保新疆地区的稳定和长期发展。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枢位置,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具地广人稀、地理环境复杂、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丰富、陆地边境线漫长、边陲战略地位重要等特点。

打击两面人

出版《新疆:被中共支配的70年》的日本法政大学副教授熊仓润指出,自习近平主政以来,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中国政府声称透过各种压制手段,成功根除由维吾尔族人发动的“恐怖活动”,这所谓“反恐”的成功,成为习近平政权为数不多可向中国国内汉族舆论引以为傲的成果之一。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将“忠诚干部”与“未涉贪污的干部”这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概念强行结合,正是习近平政权干部政策的特点。在习近平政权下,全国范围内许多贪污腐败的干部被揭发,但在新疆,许多民族干部因被视为缺乏对党的忠诚心和对国家的爱国心,而遭到清算。

他说,在新疆,打击贪污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打击“分裂主义”,中共在揭发官员的同时,强调忠诚心的贯彻,各级机构举办了名为“发声亮剑宣誓大会”的集会,就是要与“两面人”划清界限,并宣誓对党的绝对忠诚。

他并表示,中共不只在新疆,比如在西藏也设有中央党校“西藏民族干部培训班”。中共通过培养对中国共产党忠诚的民族干部,不仅加强了对当地的控制,还防止这些地区被境外势力所“策动”或利用。

持续关注

赛尔克坚说,中共在面对少数民族干部,大体上都是选拔忠诚民族干部一批,用完一批,然后打压一批,但在面对少数民族政策仍有细微不同。中共针对西藏人是要彻底汉化,甚至将他们彻底生物灭绝;面对内蒙古则比较放软,因为在内蒙古外、还有外蒙古,中国在外蒙古仍有很多经济利益。

他表示,中共在对待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也稍有不同。中共对维吾尔人是又猛又毒辣,大规模地把内地汉人迁进新疆使其汉化;对待哈萨克人则是采取掠夺性政策,将游牧民族的哈萨克人的草原占为己有,把哈萨克人集中定居在小城镇里面,并以安排工作机会的名义,将他们送到中国内地,做一些连中国内地的汉人都不愿意做、最伤害身体、最脏的工作,比如开矿的工作,并把哈萨克人历历代代几千年的家庭生活方式给拆散,将父母发配到不同省份去工作,然后把孩子送到国家建成的孤儿院里,导致家庭破碎。

赛尔克坚呼吁西方世界不要因为俄乌战争、中东冲突,或是其他国际事件,而忽略掉对新疆的关注,因为中共其实是很看西方脸色的。他说,中共在2017年大举逮捕哈萨克人后,经哈萨克人权团体在2019年发布一万多条的真人证词视频后,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不久后即开始大规模释放哈萨克人。之后人权团体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再接到相关投诉,大家心里都很高兴,以为新疆集中营不抓哈萨克人了。

赛尔克坚表示,但就在他们以为逮捕情况获得趋缓的时候,只要国际社会一放松、忽略,中共就故态复萌。他们最近获得大量的信息,显示中共自今年4月份起又开始大规模逮捕哈萨克重要知识阶层,包括已退休的原新疆电视台哈萨克语部负责人哈那提·叶热杰普(Kanat Yerezhep)、原新疆人民出版社哈萨克语负责人、原乌鲁木齐第36哈萨克语中学校长阿散·阿比澳(Asan Abeu)、乌鲁木齐第36哈萨克语中学数学老师阿勒木太·比阿德力(Alimtay Biyadil)、新疆日报哈萨克语部编辑、在新疆自治区宣传部门工作的杰恩斯·谢依合(Zhengis Sheyikh),以及乌鲁木齐第36中学的老师努尔扎汗·沃捏尔汗(Nurzhakhan Onerkhan)等,吁请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新疆。

中共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力度:多位学者因批评言论遭整肃 -附 (美国之音蒙古语版)

奥克兰 — 中共看上去正在加大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压力度。在中共建政75周年前夕,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爆发人事“地震”,包括所长、副所长和党委书记、副所长在内的整个领导班子被全部撤换。据港媒和美媒报道,事件导火索是原副所长朱恒鹏因在私人聊天群中批评习近平的经济政策而被指“妄议中央”。与此同时,多位受访者告诉美国之音,近期有多位学者因公开表达与官方立场不同的观点,遭到纪律处分,凸显知识分子面临的空前压力。

质疑中俄关系的学者遭到惩处

两位知情人告诉美国之音,因公开呼吁中国和俄罗斯做切割,与中国官方的立场完全不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胡伟受到了纪律处分。因为事情敏感,两位知情者不愿具名。

胡伟是享有国际知名度的中国政治学者。他的主要社会职务包括: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胡伟曾在“中美印象”网站首发两篇文章,认为“中国不能与普京捆绑在一起,需要尽快切割”,否则将在美国和西方的围堵下变得更加孤立,他也感慨“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不能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背道而驰”。根据“中美印象”官网信息,该网站由卡特中心和美中两国的一些志愿者创办。

上海社科界一位知情人表示,“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胡伟主要是因为与俄罗斯有关的两篇文章遭到麻烦。受处分的时间,应该是(今年)6月到9月的某个时间,所受到的党内处分是严重警告,学术处分是教授岗降级,同时他还被要求即刻退休。胡教授今年60岁,但他学术水平高,知名度也很高,不管是上海的人才政策,还是说现在国家鼓励延迟退休,他干到65岁再退其实没有任何问题。胡伟年轻时在复旦大学工作,王沪宁那时是复旦的教授,很关心和看好胡伟。胡伟在党内是怀才不遇。”

另一位与胡伟相熟的学者告诉美国之音,已了解到胡伟被处分的情况。这位学者婉拒做更多置评,只是介绍胡伟目前若说得更多便会有更多麻烦。美国之音尝试联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和胡伟,截至发稿没有得到回复。

另有迹象显示,中国国防大学退休教授公方彬也可能因发表了与官方口径不同的俄乌战争言论被处分。中国时评人司马平邦9月中旬在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发贴称,退休后由田村军休所管理的公方彬因在网上发表俄罗斯必败、乌克兰必胜的言论而被调查,北京市纪委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中国内地一位学者向美国之音提供了据信是公方彬在社交平台上所发的帖子。其中提及:“我对纪委同志讲,这是我的荣幸,因为我将作为一个标杆,表明我们党给知识分子多大的思想空间和表达空间……纪委同志也表示,这次花大力气对我进行全面审查,没有查出任何问题……还说政治立场没问题,对党和国家作出的贡献不否定。”

美国之音无法独立验证这一帖子的真伪,但帖子内容与上述中国时评人披露的信息似乎吻合。司马平邦提到的田村军休所位于北京海淀区,美国之音尝试联系海淀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海淀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电话无人接听。

反对网证政策的教授被禁言

在中俄关系之外,也有中国学者因为对网证网号政策不满而遭遇不同形式的处理。

“十一”长假期间,中国某高校一位教授、博士生导师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形势有了变化:“我现在的处境比较微妙。我在长假之前已经被学校警告了,不要就热点问题发声,特别是不要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不要对外发表看法。”

7月底,中国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发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就网号、网证的推广向社会公开听取意见。虽然官方强调出台管理办法的初衷是确保公民信息不被滥用,但以学者、律师、媒体人为核心的中国公众舆论,第一时间公开质疑官方的说法。

和不少知识分子一样,这位学者也透过社交平台,对网号、网证可能的副作用进行了尖锐批评,担心中国公权力机关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公民隐私、限制公民自由。这位学者很快被社交平台禁言。

在被禁言之后,这位学者认为帖子也好、文章也罢,完成或者发出以后,它的存在、传播甚至它的意义,事实上已经独立于作者,所以作者不能也不应对外界的解读负责任。但这个说法,显然没有让其免受学校的处理。这位学者告诉美国之音:“如果再发声,我会很艰难。”

中国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因对网证、网号提出意见和建议,中国学者遭到整肃不是为数不少:“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女士,写文章认为网号、网证就是给每个公民安上监视器,学校找她谈话,软磨硬泡、后来警告要给她停课,社交平台多次对她禁言,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啊。劳东燕发表部分批评言论时在加拿大访学,有些人说她是借题发挥、不想回国,其实她早回来了。”

美国之音记者注意到,劳东燕的微博账号提示信息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美国之音尝试联系劳东燕供职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截至发稿没有得到回复。

美国之音记者邀约多位学者置评中国高校教授为何近期频受纪律处分。一位在北京生活的高校教师告诉美国之音:“老是这个限制、那个限制的,现在真地是有些自命不保的感觉。我还是有点儿不想说什么。我慢慢地想争取能够稍微解除一些限制。如果现在再说什么话的话,肯定会雪上加霜。”

噤声效应强烈 海外学者鼓励翻墙

“中共这一轮对知识分子的强力打压,不应该让外界感到意外。”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政大法学博士、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最迫近的原因,当然是中共在庆祝建政75周年,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纪念国庆。这个时间点对中共来说很敏感,他们要打造喜庆的气氛,要股市非理性地狂飙,所以节前下手出招是自然而然的。”

授赖荣伟表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的执政风格。“如果你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层面批评他所制定的政策,他会觉得那就是在动摇他的权力的稳定。包括在经济严重下滑的大背景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官员质疑经济政策,最后被处理也就不奇怪了。”他说,

中共最新一轮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带来了严重的噤声效应。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告诉美国之音:“从毛泽东开始,中共对知识分子、对知识界,都是又需要、又害怕,总是觉得要抵制知识界的各种各样的自由派,实际上很多人甚至都算不上自由派。就这一轮态势而言,习近平可能是看到有些知识分子敢于公开表达反对的观点,他担心如果持续下去,知识界就在造反了,中共就控制不住了。”

谢田指出,尽管学术自由空间被急剧压缩,但知识分子仍然有持续发声的动力。他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安全的前提下继续发表意见,并鼓励他们通过化名在海外平台发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要讲课,要写文章,要发表意见,这是知识界的本能,本能被压制得不到释放,知识分子是很难过的。沦为中共文化打手的、借机爬上去做官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你要让知识分子讲违心的、言论不由衷的话,他们是会很痛苦的。”他说。

为什么中国境内所谓少数民族让中共非常头疼?


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国家能力,但新媒体和跨国接触也有助于增强某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加剧了中国政府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焦虑,而对伊斯兰政治运动和圣战暴力蔓延的担忧则被用来为加强对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镇压提供理由。正如最近发出的“稳边固疆“的号召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对其控制中国边远地区和民族多样化地区的能力仍然感到不安。

在过去十年中,国际媒体和组织揭露了中国政府在西北地区新疆的严厉政策,以及一系列旨在同化全国各地所谓“少数民族”的措施。少数民族为何让中共领导人如此紧张?中国总人口的90%以上属于汉族,剩下的约1.25亿人口虽然绝对数量庞大,但却被划分为55个正式承认的“少数民族”,而这些少数民族本身在文化、语言、人口数量和地理分布上就存在很大差异。如果人口学无法解释中国政府对“民族问题”——中共官方对国家民族多样性的称谓——的焦虑,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解释呢?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有三方面的问题使其成为一个特别敏感的政策领域:领土控制、中国共产党(CCP)意识形态和官僚政治。

领土控制

对中国官员来说,一个基本问题是少数民族集中在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边疆地区。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所说:”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实际上,人口众多的是汉族,地大物博的是少数民族。”

汉族文化影响力和中央政府对大片边疆的控制相对薄弱,这也加剧了中国政府对领土被外国对手和地方独立运动夺走的担忧。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最北、最南和最西边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清朝在17和18世纪征服的,中国共产党仍然认为这些地区与核心地区的融合还在进行中。中国的“屈辱世纪“通常被理解为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屈服于西方和日本的殖民统治,但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中央对边疆控制的削弱:1912年蒙古独立,苏联支持新疆维吾尔民族主义运动,英国挑战北京对西藏本已脆弱的控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政权仍然害怕外来势力对其周边省份的影响。在五个所谓的民族“自治区“以及数十个下级自治区中,名义上的民族(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在地方政府中的代表权、公共就业机会、在官方场合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以及根据当地情况调整中央政策和立法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

与此同时,中国划定行政区划,推动汉族移民,以遏制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内蒙古、宁夏和广西的蒙古族自治区、回族自治区和壮族自治区自成立以来,汉族人口一直占绝大多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汉族人口急剧增加,现在维吾尔族在该地区的民族构成中仅占相对多数,而不是多数。如今,西藏自治区是名下民族仍占当地多数的唯一省级自治单位。

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国家能力,但新媒体和跨国接触也有助于增强某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人们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加剧了中国政府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焦虑,而对伊斯兰政治运动和圣战暴力蔓延的担忧则被用来为加强对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镇压提供理由。正如最近发出的“稳边固疆“的号召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对其控制中国边远地区和民族多样化地区的能力仍然感到不安。

图为汉族人口在几个自治区所占比例

中共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共产党的经典世界观中,民族政策是一种管理长期同化过程的平衡行为,也就是党的理论家所说的“民族融合”(ethnic fusion)。中国共产党本应指导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但由于中国人口由不同的族群或“民族“组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并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按官方说法汉族是最“先进“的),因此不可能取得统一的进步,少数民族必须得到额外的支持,以实现物质平等。只有这样,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会逐渐消失。

此外,如果中共过于激进地将其“先进“文化强加于少数民族,将会引起反弹,会疏远少数民族,强化少数民族意识,危及中国的整体融合。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给予少数民族足够的空间,让他们作为独特的民族发展壮大——例如,让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发展自己的文化,参与政府管理,尤其是在自治区——同时不助长分裂主义情绪,也不放弃共产主义和民族融合的长远目标。

意识形态从来都不能直接左右政策,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转向追求市场经济发展。然而,民族融合的概念却一直存在,它提供了一个平衡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框架,符合中共指导和管理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的自我认知。随着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地从中国传统出发来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党内的民族多样性变得更加棘手,同化也变得更加迫切。2021年,习近平将“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首要目标,通过促进各民族“接触、交流、交融“来实现。中央领导层继续将镇压与经济发展和平权政策相结合,以激励和促进融合。

换句话说,民族政策仍然是一种根据民族融合理论进行调整的平衡行为,即使党不断提高其监督和控制能力,也越来越有信心在控制潜在骚乱风险的同时推进同化。yibaochina.com


官僚政治

第三个因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构设置有关,其中包括各级政府专门负责执行和监督民族政策的办公室网络。

这些机构——被称为“民委系统”(minwei system)但我将称之为“民族事务局”(Ethnic Affairs Bureaucracy,EAB)——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以回应有关普遍无视民族政策的报道。许多地方干部显然不清楚尊重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和其他指令的实际意义,有些人甚至蔑视整个民族政策的概念,因为这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放慢土地改革和政权革命议程的其他内容。在经济发展和宣传促进民族融合的长远目标下,扩大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以确保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照顾,并制定了特殊规定(如减少使用暴力或确保少数民族拥有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同一少数民族的成员)。

然而,在实践中,官僚化使民族政策面临着政治压力和制度竞争,而这也影响着中国国家的其他方面。学者们记录了不信任和向领导人表示忠诚的需要是如何产生猎巫和政策激进化的。这种普遍趋势在民族政策中尤为突出,因为民族政策已经涉及到减缓和修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议程。

隶属于 EAB的官员的职业生涯取决于其工作的认知价值。当这种价值被重新定义为激进的政治议程时,受到惩罚的风险就会激励民委官员采取越来越雄心勃勃的民族政策,以加速民族融合。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和大跃进期间,由于害怕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民委官员通过采取激进的同化措施,如强迫少数民族放弃传统服装、违反饮食习惯、只讲和学习普通话等,来推动民族融合的加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进行有限的制度化保护,但在意识形态的逼问面前却适得其反。在“党领导一切“的环境中,民族工作的去政治化变得十分困难,因为这一问题已被确立为一个官僚化的独立治理领域,并成为政治话语的固定组成部分。

在习近平集权的背景下,展示个人忠诚已成为政治生存和晋升的必要条件,因此被指责阻碍或阻挠民族融合的成本可能从未如此之高。此外,由于少数民族事务局在全国各地开展工作,即使是在少数民族比例较小的县,由此产生的偏执也无处不在。

结论

要了解北京对“民族问题“的焦虑及其日益同化的民族政策的驱动因素,仅从地缘政治和对领土完整与控制的担忧角度看是不够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为民族同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中国的专制政治制度则助长了恐惧并将政策推向极端,因此,考虑这些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 亚伦.格拉斯曼/译者:平湖

2024年10月3日星期四

台灣香港蒙維藏漢聯合起來反對專制獨裁政權 — 2024年中共建政75周年暨中國民主化研討會

 

——2024年中共建政75周年暨中國民主化研討會

台灣香港維藏蒙漢聯合起來反對專制獨裁政權研討會————2024年中共建政75周年暨中國民主化研討會,由三部分組成:(一)與「國是會議」同步,以「終結共產獨裁,再創民主共和」為主題的實地民運研討會;(二)舉行全球網絡與實地相結合台灣香港維藏蒙漢聯合起來反對專制獨裁政權研討會;(三)在柏林中國大使館前舉行2024年中共建政75周年抗議示威活動,並安排向中國大使館遞交「要求釋放中國所有政治犯,不能再有政治犯的請願書」。

研討會活動時間:2024年10月23日-25日

研討會地點:德國柏林(Berlin),柏林酒店(Berlin Hotel Rossi),Lehrter Straße 66, 10557 Berlin

項目主辦:歐洲之聲,項目協辦:英國中國民主黨總部、民主中國陣線、台灣民主基金會、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

項目籌備人:廖天琪(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獨立中文筆會榮譽會長、歐洲之聲理事會主席)、黃慈萍(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系會議秘書長)、王冠儒(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潘永忠(歐洲之聲主編、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秘書長)、王國興(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姜福禎(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秘書長)。

採用傳統會議與視頻會議結合,使現場直觀活躍氛圍與雲視頻會場互動,並通過YouTube實況傳播,讓更多受中共獨裁統治脅迫的民族與人民參與進來。10月25日上午10-12點,在柏林中國大使館前(Alexanderstraße u. Märkisches Ufer,10179 Berlin)舉行示威抗議活動(自願參加)。

項目指導思想和大背景:

一、人類文明遭遇挑戰,民主制度與專制獨裁決戰。

2024年3月5日,中共「人大」審議、修訂《國務院組織法》,明文落實習近平極權統治地位,通過法理規定,弱化國務院國家行政管理權限,受制於黨中央總書記,一統中國。一言以蔽之:獨裁統治法理化。

1、由此完成了中國皇權覆辟。中美關系繼續惡化,從經濟發展競爭,進入政治體制對決,即專制與民主博弈。

2、否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提出了「文明型國家」概念與模式,企圖否定「二戰」以後美歐民主國家建立的國際秩序與規定,否定西方傳統宗教文化和文藝覆興的歷史傳承,以「一帶一路」不斷擴大與推行中國模式。

3、這裏引用嚴家祺先生的「意識形態」認知:「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是人類文明的共識與基礎,是情感、理性與經驗的結晶,傳統宗教文化通過提倡寬容共處,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文化,只有在民主政治下,通過政治制度的完善化、不同黨派的包容才能得到緩解,用理性來控制、解決社會矛盾與沖突,這就是現代文明的社會協調,只有憲政民主制度才能完善與達到這一境界。


二、中共專制獨裁統治無所顧忌,直接制造人間危機,破壞人類文明。

1、中共對台灣實行強大的武力威脅,制造台灣主權與安全危機。近年來,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宣誓「統一台灣」,解放軍戰艦軍機,不間斷地環繞台灣巡遊和軍演,大有大軍壓境公開威脅入侵台灣的架勢,使聯合國與國際法形同虛設,全球民主國家陣營為之震驚和憤怒。

2、在香港破壞民主與法制,造成了制度性危機:中國「人大」淩駕於香港《基本法》之上的港版《國安法》,超越了基本法權限,近日又突擊3讀通過了基本法23條立法,嚴重破壞了香港的自由法制秩序,結束了「一國兩制」,取締了香港民主。

3、在西藏、新疆、南蒙古等實行規模性人權迫害政策,推行所謂的習近平「新時代民族政策」,即「鑄牢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蠱惑人心、欺世盜名,其實質是消滅各民族的語言、文化、宗教、及傳統特色的民風、民俗等。以「寄宿學校」名義,將各民族幼童進行圈育式教化,進行同化教育,完成學業的民族青年,被分散派遣赴各省區工作,執行、實施與落實全社會同化政策。

4、在中國實行專制獨裁統治,人民在政治高壓下被奴役,成為失去自由人權的奴隸,整個國家一人獨裁,一片噤聲。因言治罪,以文入獄等案例比比皆是,中國的民主人士、維權人士、宗教人士等,被強壓在社會的底層。中共是中國與世界動蕩的亂源之根。


三、受脅迫民族只有與民主國家陣營站在一起,聯合起來,才能共同對付與制約中國的專制獨裁霸淩。簡言之,三句話:

1、堅持民運初衷,堅決反共反專制,中國民運就是中國社會的民主改造工程,需要全體民眾的參與和投入,必須積極主動與全球中國民運合作展開行動,千裏萬裏,行者必至。

2、中國民運必須與世界民主陣營站在一起,堅定不移地與國際正義力量合作,共同攻克人類專制集團的最後堡壘——推翻中共獨裁統治、推動與促進中國的民主轉型。

3、今年魏京生、王丹、王軍濤建立「國是會議」,在民運的策略、方法與運作方面都有統籌規劃,歐洲之聲會積極與之配合運作,將中國民主運動規範化、規模化、系統化、全球普及化地推動與展開。


研討會主要議題:

1、中共新時期極權獨裁特徵,及中國內地社會問題探索與思考。

2、香港通過了基本法23條,自由法制秩序將繼續惡化。

3、中國武力不斷威脅台灣,我們如何與國際社會一起,支持、聲援與宣傳台灣民主國家的主權和安全。

4、中國專制體制與權貴經濟,阻礙與限制了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5、與西藏、維吾爾、南蒙古人權組織合作,如何展開每年系列的支持與聲援?

6、全球媒體如何組成與落實合作聯盟?

主要參與活動嘉賓有:魏京生(中國民運聯系會議主席-美國)、王丹(八九學運領袖-美國)、謝志偉代表(台灣)、萊因哈德·比蒂科夫(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德國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台德民間論壇德方共同主席、前歐洲議會中國關係小組召集人-德國)、羅蘭德•庫訥牧師(Roland Kühne-德國)、胡平(北京之春榮譽主編-美國)、席海明(南蒙古人民黨主席-德國)、格桑堅參(西藏行政中央駐台代表-台北)、約根•卡爾(Jürgen Kahl,中國問題專家、記者-德國)、王軍濤(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美國)、克里斯朵夫•穆勒-霍夫斯特德(Christoph Müller–Hofstede,中國問題專家)、恩維•粲(Enver Can,伊利哈木協會主席)、彼得•西爾(Peter Schier,政治學者)、沙碧娜•佩雪爾(Sabine Peschel,作家、記者)、蔣揚次仁(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站「西藏之頁」及外交與新聞部雙月刊《西藏通訊》總編輯-印度)、王冠儒(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英國)、王維洛(水利專家-德國)、瑪麗•侯芷明(Marie Holzman,法國漢學家、作家-法國)、流芳(法廣記者-法國)、蔡明達(「香港議會」英國籌備組成員-英國)、霍嘉志(「香港議會」英國籌備組成員-英國)、陳維健(北京之春主編-新西蘭)、米夏•雷(Michael Leh,國際人權協會董事會成員、柏林記者-德國)、長平(德國之聲專欄記者-德國)、王進忠(民陣總部召集人-日本)、李恒青(八九民運學生領袖、華盛頓波托馬克文化沙龍創辦人之一-美國)、陳立群(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美國)、桑傑嘉(駐瑞士華人事務聯絡官)、王國興(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荷蘭)、梁友燦(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澳大利亞)、宋書元(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美國)、陳忠和(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主席-荷蘭)、姜福禎(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秘書長-荷蘭)、黃華(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顧問-英國)、Umit Hamit(維吾爾論壇主席)等。參加研討會總人數:實地會場約50人,視頻會場約50人,約計100餘人,實況轉播的與會者多多益善。

关于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問題

前言: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與研究專員張明天於臺北時間2023年8月28日下午,就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問題,於線上訪問南蒙古大呼拉爾(世界南蒙古大會)主席席海明(特木其勒圖),本文即根據該次訪談,對當前南蒙古問題展開全面認識與思索。

本文所稱的南蒙古,在地理上,相當於清代漠南蒙古,即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在族群政治上,則可指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內蒙古與各省區蒙古人的總稱。清初的漠北蒙古與清末民初的外蒙古,就是今日蒙古國的大致所在,蒙古國1992年之前的國號為蒙古人民共和國。

大呼拉爾,在蒙古語中是代表大會或議會的意思,源自於蒙古民族歷史上的貴族民主制度,是一種集體決策機制。

南蒙古大呼拉爾的政治主張:捨土獨立

訪問首先圍繞南蒙古大呼拉爾的政治主張開始。席海明說,南蒙古大呼拉爾於2016年11月10日成立於日本東京時,主張民族自決,同時推動中國民主化。但目前,他們更主張南蒙古獨立,同時對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和成效不抱有期待。他認為現在中國人的義和團思維非常強烈,即便中國民主化,具有民主自由等理性意識的中國人也會被民粹煽動的中國社會邊緣化,反而民粹主義會勝利,而且中國能否實現西方式的民主化,席海明表示懷疑。他表示,即便是海外民主運動人士,席海明透過與他們的交流,認為他們也沒有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意願。在席海明看來,南蒙古問題不僅僅是人權問題,還是一個主權問題,因為南蒙古是450萬南蒙古人世世代代的土地。

席海明也非常明白,在如今的南蒙古地區2400萬人口裡,居住著比蒙古人數量還多上四倍的漢人,若要解決南蒙古前途問題,就不可能忽略蒙漢族群關係。對於居住在南蒙古的漢人,席海明介紹說,南蒙古大呼拉爾主張採取「捨土求存」策略,即將漢人佔人口多數區域的土地交給漢人和中國;同時尊重生活在南蒙古的漢人權益。席海明認為,這種做法的考量基點是,即便南蒙古獨立,也應當和中國尋求和平相處之道;因為在經濟上,南蒙古需要依靠中國的天津港發展海上貿易,和蒙古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雙邊關係非常類似。所以,蒙漢兩大民族不能夠結仇,席海明認為一定要恪守這條原則。

南蒙古第一屆大呼拉爾的成員主要在日本,日本政府雖然沒有公開支持,但2021年4月,國會有跨黨派的支援南蒙古議會聯盟成立,為南蒙古議題發聲。大呼拉爾議員正常應該由民眾選舉,但目前沒有條件在南蒙古舉行選舉,因此南蒙古大呼拉爾只能以南蒙古人民利益代言人角度發聲。組織的領導人一般只能擔任兩屆,但因為成員的選舉換屆無法舉行,因此實際上是一個社團,而不是具有選舉民主代表性的議會。只要支持其理念的人,就可以加入。南蒙古大呼拉爾沿襲於成吉思汗時代的貴族民主制,加上受熱比婭.卡德爾領導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啟發,所以他成立了南蒙古大呼拉爾,成員除了在日本之外,剩餘不多的在歐洲。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南蒙古大呼拉爾海外活動的監控和鎮壓的這個議題,席海明透露,南蒙古大呼拉爾成立的時候,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特別是其國安部門的強力攻擊。他解釋說,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體系有自己的部門利益,他們為了維持這樣的利益,特別是持續獲得維護國家局勢和社會整體穩定的資源和經費,所以一直蓄意製造敵對態勢,刻意針對南蒙古大呼拉爾進行監控和滋擾。在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安特工的活動非常猖獗與活躍,這導致很多原本要參與南蒙古大呼拉爾的人,因他們和親友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安的威脅,最終選擇放棄。

南蒙古議題需要國際化

除了維穩利益的需要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安在日本氣焰囂張的另一個原因,在席海明看來,是因為南蒙古議題沒有國際化,沒有太被國際關注,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的是「關門打狗」策略、不讓這個議題出現新疆、西藏、香港的那種國際化和世界高關注度的情形。具體而言,在日本,因為南蒙古大呼拉爾沒有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情報偵查蒐集的能力,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慣常利用蒙古人來刺探情報,加之日本沒有反間諜的法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日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安體系的勢力範圍,活動與手法非常囂張。這對南蒙古大呼拉爾的活動造成巨大威脅。席海明透露,由於南蒙古海外團體缺乏電台、報紙、電視台,加上骨幹人員的家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斷被威脅,因此南蒙古大呼拉爾整體上處在散兵游勇的狀態,發展遇到很困難局面。但無論怎樣,席海明認為都還要咬牙挺下去。南蒙古大呼拉爾的存在具有象徵意義,對南蒙古人民而言代表希望,特別是在國際社會忽視南蒙古的情況下,南蒙古大呼拉爾具有獨特的價值。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南蒙古大呼拉爾的存在也不會視而不見。席海明說,在法國的親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宋魯鄭曾主動聯絡席海明,希望其回國,但遭到拒絕。

在南蒙古團體的主張以及具體的建國方略方面,席海明認為獨立建國是遙遠的,不是當前的任務。目前主要的任務是傳播南蒙古大呼拉爾的政治立場與主張。因此,南蒙古大呼拉爾主要是將國際上的南蒙古資訊以及理念傳播回南蒙古,同時,也要積極在國際媒體上發聲,將議題凸顯出來,以利於闡述主張和思想。未來在組織形態上,南蒙古大呼拉爾要向法輪功學習,因為法輪功是海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反共團體中,力量最大、內部最穩定的。

南蒙古運動的國際關係

在海外交往方面,席海明認為南蒙古大呼拉爾的能力不足,但願意跟所有關注南蒙古問題的國家交往。整體來說,於日本,席海明認為日本有國家利益,部分人有個人利益。所以日本是南蒙古大呼拉爾能夠依靠的最強有力的國家之一。2022年2月1日,日本國會眾議院通過了《關於新疆及其他地區嚴重人權狀況的決議》,將南蒙古納入決議文,這在全世界各國是第一次。但席海明特別強調,南蒙古大呼拉爾追求的是為南蒙古人民爭取自己當主人,而不是換主人,因此他們本身並不是日本的工具。

對臺灣而言,席海明表達高度感謝。因為臺灣是唯一透過國家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給予南蒙古大呼拉爾金錢支持的國家。更重要的,臺灣的民主與主權獨立的存在,是對南蒙古運動的精神與信念的支持。至於臺灣如今的處境,席海明表示非常體諒,臺灣處在特別艱難的位置上,所以只能保持維持現狀、不刺激中華人民共和國。

美國是民主陣營的領袖;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但南蒙古大呼拉爾與美印的交往並不活躍。席海明對美國表達了失望。他說,美國在南蒙古問題上一直沉默,基於國家利益,南蒙古問題在美中交涉中,是一個被遺忘的議題;關於印度,席海明認為,印度是人口大國,從佛教文化圈的角度來看,再加上西藏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印度,南蒙古大呼拉爾希望能夠加強與印度聯絡,但目前還未有突破。

比較意外的,是席海明對同文同種的蒙古國印象不佳。關於蒙古國,席海明稱,他與蒙古國保持著距離。他評價說,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蒙古國落實是完全失敗的,民主只是一個招牌。蒙古民主化初期,在席海明看來是蒙古國面對南蒙古議題最好的階段。因為那時蒙古國剛擺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控制,自己當家做主。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經濟優勢影響蒙古國,使得蒙古國精英甚至是蒙古國安全部門,都受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壓力。席海明認為,蒙古國政治貪腐不亞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幾乎會斷送蒙古國的民主香火,而且蒙古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有引渡條約,這對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是一個威脅。蒙古國事實上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鎮壓南蒙古民族自由運動的幫兇。席海明透露,他本人就曾被蒙古國安全部門試圖誘騙到當地、然後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安部門也曾經企圖利用蒙古國的管道來收買他。他將希望放在蒙古國青年人的泛蒙古主義上,雖然這種思想還不是很流行。至於關於南蒙古人民對南蒙古獨立的立場,席海明認為基於現實、懼怕或收買,大多數南蒙古人並不公開支持獨立;但條件成熟,民眾不會反對獨立的選擇。

強硬漢化政策加劇蒙漢矛盾

南蒙古目前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蒙古自治區而存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蒙古的民族治理經歷了四個完全不同的階段。這四個階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少數民族政策、區域局勢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關係,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第一階段是毛澤東建國時代的初期,直到1950年代後期。在這一階段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是盟邦關係;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國策,政治環境相對寬鬆,並且北京的中共黨國領導層對這一制度非常具有信心。他們認為這樣的制度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千百年來的民族問題和邊疆政治不穩的頑疾。例如,毛澤東在接見達賴喇嘛時就曾經表示,希望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噶廈自治政府,能夠繼續擁有自己的藏軍,能夠繼續懸掛代表藏軍的雪山獅子旗,並且希望將來在內蒙古、新疆這些少數民族區域,大家都能夠懸掛自己的旗幟。這樣的自信源自幾個因素:一是理論因素,馬克思主義(Marxism)認為任何壓迫在本質上都是階級壓迫,所以中共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可以消除階級壓迫和剝削,民族矛盾也就迎刃而解;其次是政策因素,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透過對少數民族上層精英人士的統戰和拉攏,就可以解決民族問題;第三,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與蘇聯進行共產模式競爭的爭鬥心,因此希望用自己的民族政策向蘇聯顯示中共的實力和地位。這在南蒙古尤其突出。195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國雖然是名義上的獨立國家,但實際上是蘇聯的衛星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廢除了傳統的蒙古文字,改用俄文西里爾字母;全國在文化、經濟、教育、社會,是完全俄化,甚至紀念成吉思汗都被禁止,因為成吉思汗的子孫曾經統治征服過俄羅斯。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在南蒙古盡可能保留和發揚蒙古傳統文化,而且利用成吉思汗誕辰大搞慶典,並任用烏蘭夫、吉雅泰等蒙古族共產革命人士管理和統治南蒙古。這些都對當時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產生了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南蒙古當作民族區域自治的櫥窗,目的不僅僅是擴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蒙古的影響力,更隱含了想重新從蘇聯手中奪回外蒙古的企圖。

第二階段是1950年代後期到無產階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一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南蒙古的治理政策,完全是對南蒙古人民特別是精英階層進行壓迫和清洗,蒙古民族的權益受到了巨大侵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名存實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南蒙古治理政策之所以會從第一階段的寬鬆狀態出現轉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整體的政治環境轉變造成的。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也有幾個不同因素:首先,毛澤東個人獨裁和個人崇拜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出現了「全國服從全黨、全黨服從領袖」的中央集權與領袖獨斷政治格局,南蒙古等地的有限自治和多元文化成為了毛澤東和北京實現全國一體化的障礙;其次,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將南蒙古、西藏等地的宗教信仰、遊牧生產方式視為「社會發展落後」的原因,為了實現所謂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從而將紅色漢人的無神論、工業化、農業集體化模式強加給南蒙古和西藏,這對蒙藏人民的精神信仰、生活方式還有經濟結構造成了重大負面影響。以農業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方面在漢人地區強制推廣人民公社運動,沒收農民個人的財產和土地,實行集體勞動,要求農民上繳餘糧給國家。這樣的做法也擴大到了蒙藏地區,成為饑荒和民族衝突的直接原因,更造成了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當然,最根本的因素在於,中國共產黨從來都只是將民主、自由、民族自決、民族自治當作一種革命和奪權的工具、手段,或者是階段性的政策,而從來沒有真正將這些理念看成是終極和永恆的政治目標與追求。

這一階段的代表性實踐就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案》(內人黨案)。通過捏造口供、偽造證據、虛構事實和嚴刑逼供的手段,以康生、滕海清為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情治單位和軍方強硬派,誣稱在內蒙古自治區,有一批人士串通蒙古人民共和國,試圖將南蒙古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出去,從而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合併。《內人黨案》造成整個南蒙古大地冤獄遍地,蒙古族精英階層受到大規模清洗和處決。烏蘭夫作為中共長期培養的蒙古族共產革命領袖,也被投入監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政策轉變,一方面是整體治國政策極左化、極端化的反映,但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戒備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對南蒙古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中俄蒙三國共黨對此心照不宣。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國時期,一項重要的援助內容是提供技術工人幫助外蒙古進行建設。外蒙古當局希望北京提供南蒙古的蒙古族技術工人;但北京拒絕,僅提供漢族技術工人。因為北京深刻戒備南蒙古的蒙古族技術人員會因為民族因素而流向外蒙古。當中蘇共關係進入敵對後,外蒙古成為了反對北京的馬前卒,《內人黨案》也就此爆發。

第三階段是改革開放後至習近平上台前。這是一個經濟導向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北京開始放棄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修正了高壓的民族政策。相較於西藏和新疆,南蒙古地區迎來了較為平穩和經濟高速成長的階段。烏蘭夫家族重新獲得了在南蒙古地區的影響力,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在南蒙古統治的代理人和工具。相較於受制計劃經濟而發展落後、社會承受轉型陣痛的外蒙古,南蒙古的民眾在經濟與個人財富地位上較外蒙古更加優勢,加上南蒙古依然使用舊蒙古文文字,也掌握有蒙古文化上居於優勢的主動權。在這樣的一個階段,由於南蒙古社會情勢相對穩定,北京對將南蒙古當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典範。當然,在這一經濟快速發展成長的階段,環境污染、資源開採、漢人屯墾等問題,也為後來社會矛盾埋下了伏筆。

第四階段是習近平主政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從原本的保有地方民族文化特性,開始向強調民族融合方向轉變。這種轉變來自於胡錦濤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矛盾衝突頻繁、維穩黨國體系的建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走向權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領導有極大關聯。在習近平主政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地方關係從胡錦濤時代的向地方放權,轉為被中央收權。最為明顯的兩個例子是新疆和香港。新疆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再教育營制度引起了舉世批評和譴責。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百姓在新疆的基本人權受到很大限制。在香港,北京不但拒絕了港人實現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雙普選的訴求,更嚴厲鎮壓港人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因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來箝制香港的自由,令香港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名存實亡。於此種脈絡下,2020年年底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在南蒙古地區中小學推行統編教材教學,蒙古族學生將不得不耗費大量時間學習漢語,這引起了南蒙古社會對蒙古文化、語言將消亡的憂慮,更引起南蒙古文化人士、學生家長走上街頭抗議的運動。不過,南蒙古民眾的抗議並沒有令北京改弦更張。習近平本人更是多次親自上陣為北京的漢化、融合政策辯護、背書。

現階段的中華人共和國的蒙政,是以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名義來限制蒙古民族的文化特性和身分認同。目前看來,南蒙古民眾的文化特質與傳承,在慢慢消失,這可能導致蒙漢之間的矛盾隨著強硬漢化政策的推行,而日趨深化。

南蒙古的兄弟之邦,南蒙古與日本、蒙古、西藏關係

與南蒙古有深厚關係的國家分別是日本、蒙古國及西藏。這三國在南蒙古議題上的有其不同的角色關係與歷史淵源。

日本與南蒙古在歷史上有非常深厚的聯繫。由於在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內資源有限,日本開始向滿洲和南蒙古進行屯墾開拓。而蘇聯則逐步策動蒙古人民黨革命,取得了外蒙古的主導權。日本在南蒙古和滿洲的經濟輸入與勢力擴張,與中華民國發生衝突,從而形成滿蒙懸案,成為後來中日戰爭的根源之一。日本也在南蒙古地區扶植過親日政權,策動滿蒙獨立和自治運動。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敗的日本開始走和平主義路線,奉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為了日中之間的經濟合作和日中兩國的世代友好,日本在南蒙古議題上雖有國會的發聲,但力度較低,政府方面更是以緘默為原則。也或許是歷史上的日本滿蒙開拓政策帶來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和民族主義,席海明在受訪中才不斷強調南蒙古大呼拉爾不是日本的工具,不是認日本當主人,而是要自己當主人;更認為蒙漢兩大民族之間不能結仇。如今,日本所具有的功能主要集中在為南蒙古歷史研究、人權活動提供空間。席海明在受訪中還提到,日本在反擊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工或親中分子的干擾破壞方面,仍有較大改善空間。

蒙古國在南蒙古議題上的角色非常複雜。誠如席海明在受訪時所說,外蒙古和南蒙古雖然是同一個民族,但卻是不同的部落,雙方有很大差異。外蒙古的蒙古族主要是喀爾喀蒙古人,南蒙古族群為科爾沁蒙古、鄂爾多斯蒙古、呼倫貝爾蒙古、察哈爾蒙古等。俄國境內還有卡爾梅克、布里亞特蒙古人。歷史上的藏傳佛教活佛信仰崇拜,在外蒙古和南蒙古也不同。外蒙古尊奉哲布尊丹巴活佛,南蒙古尊奉章嘉活佛。所以,由此看來,蒙古國和南蒙古的差異性距離已經拉開。在中國辛亥革命前後,受泛蒙古主義影響,南蒙古和外蒙古曾經共同追求獨立運動,來自南蒙古的人士更是為外蒙古的獨立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因為權力分配不均、內部不團結以及中俄兩國的各種協議,最終走向失敗。此後,南蒙古和外蒙古就處於分治狀態。1921年外蒙古為共產黨蒙古人民黨奪權後,成為蘇聯衛星國,更是疏離了南蒙古民族運動。南蒙古共產革命的實際工作由中共領導,這使得南蒙古議題成為中國內政。

今天的蒙古國,與南蒙古並無明顯的同胞之情或民族之誼。蒙古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邊關係奉行不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的方針,非但不支持南蒙古民族運動,反而將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南蒙古活躍人士遣送回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蒙古國人權工作者蒙赫巴亞爾.楚魯恩道爾吉(Munkhbayar Chuluundorj)因抗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蒙古實施漢語統編教材教學,同時抗議總理羅布桑那木斯來.奧雲額爾登(Oyun-Erdene Luvsannamsrai)立場親中,結果被蒙古國法院以「接受外國情報團體的指示和資金」等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其後更傳出消息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蒙古國清理境內反中人士。目前,蒙古國因為依託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的自然資源出口以及考量雙邊關係,再加上不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俄羅斯,都在百餘年前就開始壓制泛蒙古主義思潮(因為俄國境內居住卡爾梅克蒙古人、韃靼人、布里亞特人、阿爾泰人、圖瓦人,都是蒙古族),蒙古國和南蒙古在情感上現在看來已無連結。即便是南蒙古民眾被北京強制要求使用漢語統編教材,蒙古國官方對此也是保持沉默。蒙古國對南蒙古議題不僅沒有正面助益,反而是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政策。

 文/張明天(東吳大學人權研究學程研究生、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研究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