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日星期日

伊克昭盟的冷兵器

——《内蒙文革风雷》节选

整理者按:本文节选自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二十七章《伊克昭盟的冷兵器》,【注:……】为原书所附注释。

第二十七章、伊克昭盟的冷兵器
1967年6月下旬,筹备小组召开全体会议,研究全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其它地方比较清楚,处于中西部的伊克昭盟(简称伊盟)的情况基本不明,一时难以决策,大家不知道怎么办。我提议走下去亲自了解,不能坐在会议室里推测,无非辛苦一点,用二十天、一个月,情况就会搞清楚。与会者问我:“既然你提议,你愿意去吗?”“愿意去。”我爽快地应答。

  一,古老的石头战
  筹备小组指定两位原内蒙党委熟悉情况的干部,其中有乌兰夫前秘书沃宝田,另由我在师院挑选几名红卫兵,共同组成赴伊盟调查组,开始向沙漠腹地进发。一行人先乘火车到包头,在车站小店住一夜,再转公共汽车到东胜(盟府所在地)。
  沃宝田用挪揄的口吻讥讽我:“我和自治区任何一个处级干部下来,都是车水马龙地招待。你大小也是革筹会成员,也算是地方大员了,不坐小车,坐火车、公车,住大车店。老实和你说,这地方我刚参加工作时住过。”我说:“这不一样到了吗?”在东胜,我们与当地军区联络,住进伊盟招待所。这个招待所的食谱几乎每日不变:肥羊肉炖土豆和小米饭,我们的人吃得哇哇叫苦。有什么办法呢,逐渐去习惯,以工作为第一位吧。大家分头到各处调查,几天后已知大概。
  伊盟基本分两派:一是联委,二是鄂尔多斯。联委缩居在伊盟中学内,他们保盟委书记宝彦巴图;鄂派占据着盟委大院,保盟委副书记郝文广。联委指责鄂尔多斯保了乌兰夫的人,而宝彦巴图在前门饭店会议上是反乌兰夫的。他们对鄂派说:“你们在内蒙保乌,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错了。所以你们是保守派,我们是造反派。”
  鄂尔多斯派反诘:“郝文广尽管是乌兰夫提拔起来的,谁能拿出证据说郝是乌兰夫线上的?二月逆流中,我们支持呼三司,反对内蒙军区。而你们联委和军区站在一起,镇压呼三司,所以你是保守派,我是造反派。”两派谁也不服谁,无法坐到一起。我们撮合了几次,始终不成功。我们这次来的任务是了解情况,不是解决问题,故而没有强行让他们团结起来。
  当时的东胜市非常小,只有几条土路。土路两边有一条明沟,明沟外侧竖立着大字报栏,上上下下贴了许多大字报。伊盟的大字报很有特色,多用方言写就,我们抄了一张,上写:“日球怪,联委反乌成了保守派;日球怪,鄂尔多斯保乌成了造反派;日球怪,军区开枪杀韩桐,三大纪律丢脑外;日球怪,天上呼呼响,大块石头往下拽。”【注:“日球怪”,是当地骂人常用的口语,此处表示不理解的感叹词。】
  最后一句指当时东胜武斗的方式,所用武器酷似曹操官渡之战中对付袁绍的木制发石车,当地人戏称“甩流星”。
  调查中,我们先与宝彦巴图交谈。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有气势有条理。他是伪满洲建国大学的学生,精通日语,知识面广,文革前出任伊盟党委书记。他承认在军区事件上站错了队。他说:“内蒙最大的原则问题是乌兰夫问题,我们始终是反乌兰夫的。我相信,不会把与乌兰夫有密切牵连的人物封为左派。”
  与郝文广谈话,则是另一番风景。郝农民出身,文化水准较低,讲话吞吞吐吐,许多事讲不清楚。我问他:“联委群众反映你是乌兰夫黑帮,你自己认为,你和乌兰夫有没有联系?”他说:“有啊,没联系人家能提拔我?就这些联系,还有甚联系?”我说:“你能不能说得详细些,有条理些。”“就是这事嘛,还要甚详细!”他梗梗地回答。当问到他对伊盟文革发展怎么看时,他不屑地说:“我咋知道?我又不管球你们的事。”
  伊盟两派分别据守两个大院,之间相距千八百米。武斗时,冷兵器把石头呼呼地甩到对方院子里,十分危险。制止武斗是我们调查组的核心使命。为此,我们分别到两个大院谈话。那天,我们一进盟委的院门,迎面就见几部石头发射器,黑乎乎竖立在院中。我们正与郝文广谈话,联委甩过来的石头正落在屋顶上,一声炸响,很是吓人,幸好没伤到人,假若落在人身上,肯定会把人当场砸死。与宝彦巴图谈话时,同样尝到了鄂派冷兵器的厉害。我们与两方商量,伤了人谁也负不起责任,斗嘴可以,动手、动石头都不允许。经多方劝说,双方的武斗少多了。
  伊盟地处边远地带,文化革命极具地方特色。两派除骨干人员缩在各自大院内,一般人员如常上班,准时进入岗位。中午、晚间都按时回家吃饭、休息。据调查,双方并没有类似协议,而是沿袭当地多年的生活习惯。可见,即便文革这样大的事,也难以根本上改变世代相传的习惯,脱离旧有的轨迹。
  调查时,我们向不少人问过如下的问题,答案极其相似。
  问:“你们在回家路上如果遇到亲友,属不同观点,双方会怎样?”
  答:“亲的近的(指血缘)还得打招呼,遇到长辈人,即便是不同观点,也要下自行车问候:要是一般朋友,顶多点个头。”
  问:“不同观点不影响亲戚朋友的来往吗?”
  答:“怎么不影响。过去见了亲的、近的什么话都说,现在就捡不甜不淡的话、家族内的话聊。观点的事都避开,一般朋友因观点不同也不亲近了。相反,过去不认识的人,因观点一致,倒是挺亲的。”
  我们的调查工作进入尾声时,又生枝节,鄂尔多斯观点的人在军分区门口静坐,索要“二月逆流”时整过他们的材料。我们闻讯来到军分区门口,一看大门紧闭,立时感到事情不妙,若这样僵下去会出乱子。我便好言劝说田司令员:“群众要与你田军见面,直接对话,你应该见面,群众又不会吃了你,不见是不对的。”
  伊盟的春天一般多风少雨,这时却偏偏下起了雨,群众照样在外面坐着。田军仍然无动于衷,我生气地说:“这么个大司令员,老资格的军人,看着外面群众挨雨淋,你不心疼?你要这样做的话,我给滕海清司令员打电话,你看怎么办?”
  他态度也很强硬,说:“你打,我给你挂。”电话很快挂通了,直接接到滕办。秘书陈晓庄接完电话,去请示滕司令员。在电话里,滕海清批评田军怕见群众,让田军按我的意思办。“高树华虽然年轻,他是代表内蒙筹备小组去工作的。”
  这样,田军才同意马上见群众。他要警卫员找雨衣,我急忙说:“群众淋着,你披雨衣,不是找挨骂吗?”
  我陪着他在雨中和群众见面。人坐了一天一夜,生理上需要补充东西。军队其它人也觉得司令员做得有些过分,经我示意,他们煮了热面汤,烧了热茶,把群众请进楼。原本也没多大问题,几经说和,喝了热茶,吃了热饭,群众的对立情绪很快缓解。双方最后达成协议,田司令员负责查找这些材料,并全部交给群众;群众也推举出代表,有事由代表找司令员。
  我们在军分区忙活了两天,当我们离开时,田司令员对我的态度变得非常和蔼,他说没想到事情这么简单就能解决了,“我以为这事要闹大了,所以硬顶着不见,看他们能怎么样!”我开玩笑说:“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共产党应该是最不怕群众的。”
他说:“你别给我讲道理了,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我趁机说:“伊盟东胜地区的调查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去周围几个旗县看看,能不能支持辆车?”他说:“给你们最好的嘎斯69【注:嘎斯69为苏制军用越野吉普车,在内蒙交通不便的草原和沙漠地区,当地驻军普遍配备这种车辆,由于四轮驱动,适合土路行走。】,再派最好的司机,他们很熟悉路。你们最好先去伊金霍洛旗、乌审旗,再去鄂托克旗。从鄂托克旗,经乌拉特前旗到包头,这样快些。”我感谢他的指点,并向军区借了十几个军用水壶。

  二,解放医生,护卫成陵
  两天后,我们离开东胜,进入一望无际的茫茫原野。鄂尔多斯高原古老、荒凉,黄沙地上长着一丛丛杂草和灌木,不时可望到远处的羊群和蒙古包。在两位有经验的司机建议下,我们在一处蒙古包前停下来买了些酸乳,再放入东胜街上买的白糖’经汽车颠簸的充分搅拌,喝起来酸甜可口,果然又充饥又解渴。
  沙漠中,绵延的沙丘像金字塔一样高大,汽车蹒跚地在其间穿梭,有时只能沿沙丘边缘滑行。轮胎不时陷入沙堆,人要下来推车,仿佛在与沙漠进行搏斗。大家高兴极了,叫喊着,欢笑着,从高大的沙堆上往下滑。这时的我们,把满脑子烦恼、浑身的疲惫,甚至把文化革命和斗争大方向,都通通拋洒在茫茫沙原中。
  伊金霍洛旗好像没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除了街道上稀稀落落几张大字报残迹外,什么也看不出来。当地老乡告诉我们,旗医院文化革命搞得激烈,其它地方无非是你这观点,他那观点,谁也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问:“你们破过四旧吗?”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四旧。“有红卫兵吗?”“噢,旗里娃娃戴着红袖章。旗医院有,你们到旗医院吧,到那里就都知道了。”于是,我们直奔旗医院调查。
  旗医院掌权的主任是一位姓刘的女干部,说话霸道,又非常尖刻。我们问她医院是怎么搞文化大革命的,她说抓了一批黑帮,当问她黑帮的标准是什么时,她根本说不清。向她了解完情况后,我们要求与抓起来的人谈话,她坚决拒绝。
  这一下激怒了我带来的红卫兵:“我们有权找对立面谈话,你为什么这么霸道?”她也很硬,说:“不管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只能了解真理,不能了解谬误。”我们感到非常奇怪,我生气地说:“你想让了解也得了解,不想让了解也得了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经过盟里同意的。你不是认识田司令员吗?我们现在和田司令员通电话。”
  田司令员得知后很帮忙,把那个蛮横的女人批评了一顿,我们才得以和“黑帮医生”谈话。医生们非常恐慌,不敢说什么,红卫兵气得骂他们窝囊废。当天晚上,我们正睡到半夜,被轻轻的敲门声敲醒,来的是两个医生,其中一个姓杨。他们不让开灯,躲在黑暗中向我们哭诉自己的遭遇。原来,医院文化大革命划线以刘主任为准,拥护她的是左派,反对她的是右派。
  文革前,刘是新提拔的医院政治部主任,没什么文化’更不懂医术,医生们都看不起她,所以大部分被她打成反革命。我们问:“你们怎么看病呢?”他俩说:“白天监视我们看病,晚上把我们关起来。”原来旗县的文化大革命是这样搞法,真让我们闻所未闻。我们请他们悄悄回去,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根据田司令员的指示,第二天,我们找到县武装部。县武装部部长原是支持这位刘主任的,听完我们的介绍,也觉得旗医院太离谱。我们建议先把医生们放回家,让他们去看病,让他们有自由。“无论谁有道理,应该面对面讲,不应该压制。把人关半年之久,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个女主任坚决反对放人,又哭又闹。我们只好撇开她,强行宣布解除关押医生的命令,宣布他们有回家的自由,有看病的自由,有享受“四大”的自由。
  我们在伊金霍洛旗工作了一周,旗武装部越来越配合,保证我们走后不再关押这些医生,让他们发表意见。医生经我们鼓励,开始揭发医院的真相,包括过去拥护刘的也反戈一击,好像文革这时才刚刚开始。我们和刘主任谈话,希望她能理解文革,与医生们一起平等地讲述自己的观点,谁也不能压制谁。
  权力欲很强的人,很难领会平等待人的快乐。这位刘主任始终没理解,很快离开伊旗,到呼市告我们的状。我们的人还没有回到呼和,滕办的秘书便在电话里和我们开玩笑:“告状的人先到了。”滕办向旗武装部了解情况后,认为我们做得对。后来,姓杨的医生不时来看望我,我们一度成为好朋友。
  伊旗有座著名的成吉思汗陵墓。我们到达时,陵墓旁有两匹白马在悠闲地吃草,像两尊神像护卫着庙宇和圣地。管理人员不在,只有一个老汉,颤巍巍地打开大门,让我们进去看看。陵堂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解决医院问题时,有当地人问,成吉思汗陵怎么办,算不算四旧。我说,成吉思汗是个历史人物,不是神鬼,所以陵墓不能算封建迷信。又问:“究竟怎么看待这个人?”我说:“蒙族认为他是英雄,别的民族怎么看,历史学家有定论,我不是历史学家,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他们又问怎么理解毛主席诗词中“只识弯弓射大雕”这句话,有人说,是主席看不起成吉思汗。
我说:“成吉思汗是军事家,军事家也是伟大的。我的意见陵庙不要动,看上级的正式意见。”伊金霍洛旗人视成吉思汗陵为神庙,颇引以为豪。我作为上级派来的大员,不让动陵庙,很符合当地人的心愿,双方达成了默契。

乌审召——草原大寨
【注: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公社化运动发展到高潮,其标志之一,便是学习山西省昔阳县农民陈永贵所领导的大寨大队。除了大寨之外,其它地方也培养和树立了一批当地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宝日勒岱所领导的乌审召大队,被称为内蒙古的“草原大寨”。】
  我们到乌审召公社后,公社干部简单地介绍了公社情况,重点介绍乌审召大队。干部们大部分拥戴草原大寨的创始人宝日勒岱,认为她作风正派,埋头实干,领着乌审召人植树造林,改造沙漠,是名副其实的劳动模范。第二天,宝日勒岱做向导,带我们直奔乌审召大队。一行人穿过几个大沙丘后,真看到了绿色。宝日勒岱说,这就是我们当年种的树,长了好几年了。在烈日和沙丘下,看到绿色,像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大家兴奋异常。真正到达乌审召,天已到了下午。
  牧民们知道我们来了,都从夏盘营骑马赶到这个村。所谓村,只是一个大庙【注:在内蒙古草原牧区,许多地方以喇嘛黄教的召庙命名,例如乌审召,百灵庙等等。“召”亦称“昭”,为藏传佛教所修建的寺院,除了拜佛颂经,也举办季节性的庆典和庙会。寺庙周围,开始有人定居,渐渐形成村落或乡镇,因此便沿用寺庙名称,为当地的地名。】而已。当时牧民仍过着游牧生活,夏天到四处找牧场,叫夏盘营。收拾完牲口后,晚间聚到这个地方休息。落日的余晖中,不时有三、五人骑在马背上,悠闲地前行:有的则飞马驰骋。在沙漠的映衬下,画面十分动人。
  当晚,宝日勒岱领着几个妇女,煮大米牛肉干粥,她说没什么好吃的,但粥里加上沙漠里长的野沙葱,份外有味道,我们吃得很香甜。众人围在篝火旁,叫我们谈文化革命。这一情景,似乎不像在搞运动,更像是旅游度假。有几个牧民直率地说,宝日勒岱领着大伙学大寨,是带头人,这没说的。主要意见是,宝工作主观、武断,听不得不同意见。

  有个妇女说,宝有重大问题,要向我们个别反映。她说宝正和一个县里来的电影放映员谈恋爱,当地人叫搞男女关系。我们从公社得知,宝已离婚,前夫就在这个大队。这天夜里,我后半夜醒来,沙漠上日照的热气已散尽,透出些凉意,我不由地走向一个火堆。火堆旁还坐着一个人,和我们同行的翻译交谈得正欢。翻译是内蒙师院蒙语专业学生莫日根,他向我介绍:“这位就是宝日勒岱的前夫。”
  没料到,这位蒙古汉子一谈起宝,满口夸奖,说宝作风正派,不会有其它问题。我提出电影放映员的事,他说:“那是一个优秀的小伙子,他比我有文化,宝日勒岱爱他是应该的,我还希望他们结婚呢。”我们被少数民族感情的纯朴所震撼。我再次找那个妇女,解释说革命大方向是斗走资派,这种小事不应该与革命问题纠缠在一起,她听后似懂非懂。
  对宝日勒岱的调查,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乌审召学大寨的成绩是突出的。
宝日勒岱在1967年成为内蒙革委会委员,不久成为乌审旗革委会副主任兼乌审召公社革委会主任;1969年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后延续为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1969年12月,内蒙军管后,宝日勒岱作为蒙古牧民的优秀代表,被结合为内蒙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常委、副书记,全家随之迁到呼和浩特。八十年代,宝日勒岱担任内蒙古政协常委,享受国家干部退休待遇。

  四,遥远的鄂托克
  从乌审召、乌审旗到鄂托克旗行程很远,为了缓解疲劳,司机让我们每个人在漫天的荒野中学习驾驶汽车。天上烈日炎炎,远处的沙丘时而可见到野兔、狼和狐狸。临近鄂托克旗时,还看到了野驴、野骆驼,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
  鄂托克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围绕伊盟盟委书记田万生是不是走资派的问题展开。
  田家在当地是大户,革命资格老,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后参加抗日,全家曾遭到国民党烧杀。解放后,田家人在旗里、盟里为官,文革前,家长田万生任盟委主要负责人。h
  当地多数人站在田家一方,连武装部头头也是保守派。而解放后陆续从外地分配来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多数与当地人观点不同,认为田是走资派。鄂托克文化大革命形成当地人一派,外地人一派,但对立情绪不大。人们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并不耽误公务和生产,仅仅在观点、思想、感情上有隔阂。
  调查组住在旗气象局大院。每天早晨,只见气象局的人忙忙碌碌,把气球放到空中,测量风向和其它气象资料。他们手中还拿着各种仪器,反复测量,与图表认真核对。这些人中有一对年轻夫妻,毕业于北京气象学校,来旗里工作几年了。他们在前一晚曾激烈地向我们反映情况。如今态度平和地工作,与昨晚谈话时判若两人。
  我惊异文化大革命中,下层人对政治生活的态度如此冷静,相比之下,我们反而狂躁了许多。气球慢慢地向上升起,在草原湛蓝的天空渐渐化作一个白点。夫妻二人测着、数着,一个当地人在旁边记录,合作得很和谐,很难看出他们有什么分歧,有什么对立,这就是鄂托克旗文革的特色。对此,我们不能过多地干预,只能没有结论地离开遥远的鄂托克。
  晚上,当地人回家了,只留下外地人和我们在一起。他们这些人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这里来锻炼的。我问她们苦不苦,他们说时间久了,一切都习惯了。只是春天风太大,冬天太冷,夏天又太干太热,幸好只有少数当地人欺负外地人,多数很和善,所以他们还能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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