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汉人与藏人以及蒙古人

——在物欲与心灵之间
“西藏问题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民族矛盾，还是政治或者文化矛盾？”
“中共暴政以汉人为主体，这个铁血强权对西藏半个世纪的大屠杀和大迫害，是否证明汉藏矛盾构成西藏问题的主题？”

“万年冰川易融，百年血仇难消——藏汉之间的血仇将因佛的慈悲而消融，还是将由于中共当局的暴虐而孕育出又一次血海淹没历史的时刻？”

“所有这些问题，都因为刻意的谎言或者灵智的蒙昧而处于朦胧之中。为击碎谎言和蒙昧的硬壳，让真相裸露出来，则必须首先审视汉族的命运——弥漫在汉族命运上的，不仅有重重谎言和蒙昧，更有血雾般迷茫的民族悲哀。迄今为止，没有谁真正理解汉族的历史和命运。… … 。”

大地还覆蓋在铁黑的暗夜之中，一条陡急的峰脊则斜指向泛起淡青色晨光的天空，犹如一道切割暗夜和白天的锋刃。金圣悲端坐于峰脊上的身影，像一片青铜色的泪影——哲人在从事他的事业，即思想。

汉，意指壮丽、盛大的水势；以汉为族称，恰好表述出这个族群的文化之源——冲开重山峻岭，撞破铁壁高崖，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之上，奔腾万里的金色狂涛巨澜。那金色灿烂的大河，超越时间，涌流在永恒之巅，成为东方文化的象征。

周朝末年，诸侯争锋；春秋战国，群雄并起。统一的专制体制由此被撕裂。专制统治的裂痕恰是思想蓬勃涌现的空间。一时之间，学术百家争鸣，精神的盛典，旷绝古今；思想百华齐放，文化繁荣，无与伦比。中国文化的苍穹，群星璀璨；中国文化命运凯歌行进。这一时期，不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石，而且把精神自由，思想多元的文化传统，刻在时间的鐡碑之上。此后的千年历史，相当程度上都是在执行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遗嘱。

思想可以于瞬间之内超越永恒，然而思想的实效性却滞后于时间。强汉盛唐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积淀的思想文化内涵的充分展现。其间，虽然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亦有君主试图强化思想控制，不过，由于思想多元的文化传统的顽强，仍然阻止了类似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那种绝对的心灵控制主导中国的命运。

宋朝经济繁荣，却又是汉文化思想停滞的起点。儒学被皇家钦定为国学。这意味着专制者要用铁血强权，把儒学推上绝对真理的王座，并以绝对真理的名义控制人的思想。然而，儒学毕竟没有非理性化为信仰，所以，宋朝皇室依然没有能力如欧洲神权政治那样，达到对心灵的极权主义性的绝对控制；国学之下，彿学、道学等其它精神派别，除某些例外，没有受到类似“异教徒”的指控和迫害；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也还能在儒学精神之外找到生存空间。尽管如此，儒学的国学化还是成为扼杀创造性思维的专制铁手。思想文化的脚步因此戴上沉重的铁链而难以前行。

已经充分展现者只有两种命运，或者如盛开之后的花一样凋残，或者从创造性思维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强汉盛唐的充分展现，意味着春秋战国时期累积的文化能量的充分释放，而宋朝强化思想控制的倾向，又关死文化创造性思维的铁闸，于是，一个思想凝固的时代开始了。
意志是人类命运的根本动力，而思想文化是意志的源泉。思想之泉的干涸，不仅预言文化的整体衰落——除了文学，因为，精神的压抑必然导致情感的苦痛，情感的苦痛则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文学之美以情感的痛苦为皈依——而且预言中国历史命运将失去进步的根本动力。
蒙古狂飚犹如从虚无间骤然奔腾而出的宿命的诅咒，冲荡万里，横扫欧亚大陆。对于庸人和弱者，败于蒙古并不是耻辱。因为，蒙古铁骑的刀锋所向披靡，无人可敌；蒙古武士的神勇来自苍天。但是，对于汉唐之际曾经独步云端的中国，亡于蒙古意味着历史性的挫败；蒙古统治下，汉人沦为低等族群，从而严重摧残了大汉民族的尊严与自信。

不过，历史毕竟又给了汉人一次机会，以太阳和满月的名义再次崛起：蒙古败亡，消失于大漠；明朝出世，重建中国。遗憾之处在于，这次崛起并不是由于汉人找回了曾经的尚武精神，而是由于蒙古战刀在比古罗马更荒淫的腐败中锈蚀。蒙古人似乎只满足于以征服世界来证明武士的荣耀，而并不在乎，也没有兴趣长久地维护王朝统治。同时，明朝的建立也只表述本能反抗的结果，而不是一次文化的创生运动。

于是，思想继续停滞在御用儒学之中，妇女缠足也在继续隐喻专制对人的束缚——汉唐之际，舞女为舞姿之美而缠足；宋明之际，妇女缠足却堕落成一种儒学的道德表述。康德曾有言：道德应当用以律己；当道德成为对他人的要求时，道德必定虚伪化，并成为束缚自由人性的枷锁。而真实人格则将由于道德的虚伪而异化为谎言。

明朝同宋朝相比，精神控制更加严厉；儒学，这个伦理道德之学，被专制者用来驯化社会。结果却是道德异化为伪善的教条和人格的谎言化。伪善的道德之下，只有奴性，没有人性；人格一旦沦为谎言，生命便表述最丑陋而堕落的本能存在。另外，明朝的命运也告诉人类，只有诸如“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创生运动，才能引导命运走出历史的轮回；一个历史进程如果不是被创造性思维所推动，不是以创造性的文化精神为时代意志，则只会预言过去的逻辑将再次主宰现实。

如果忽略细节性，满清对明朝的征服，同几个世纪前蒙古对宋的征服几乎毫无二致：来自草原的民族，挟自然的野性与勇猛，以数量上根本不成比例的骑士，击败了多如虫蚁的汉人

——被御用儒学道德所伪善化和怯懦化的汉人。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便是满人对汉人尊严和自信的摧残，比蒙古人更彻底。满人用屠刀迫使汉人改变祖宗的发式：男人都留起一条猪尾巴式的大辫子。与此同时，绝大部分汉人儒生都无视改变发式使祖宗蒙受的侮辱，成为满清的“忠臣“，从而显示出专制御用儒学的人格伪善性。

满清是汉文化的消费者，他没有能力为中国注入历史发展的文化动力。清朝，中国国土扩展，疆域辽远。然而，文化却仍然停留在早已枯萎的时间中。这个从宋朝开始的思想文化的停滞，将再次决定欧亚大陆东部这片壮丽山河的命运。中国思想文化冻结于千年之前的历史，西方思想文化却以“文艺复兴“的名义，展开数百年的狂飙突进；康熙大帝沉醉于拓展疆土的丰功伟绩，西方诸国则把精神能量的聚积作为当务之急。

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停滞中，西方却冲破中世纪思想停滞的长夜，迎来命运的晨光。对于中国，历史开始又一次屈辱的轮回。只是这次使中国蒙受失败屈辱的，不是来自大漠草原的自然野性，而是在思想创造中崛起的西方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缺少的不是诗意之美，也不是与心灵有关的哲理；中国文化的缺失在于两个离世俗生活更近的领域。首先，中国文化没有率先进入科学理性领域，而科学理性构成近现代物性能量的智慧源泉。所以，科学理性的缺失使中国在物性能量的意义上，丧失同西方文化竞争的资格。其次，在政治法律领域，或者社会管理领域，中国仍然被宿命拴在数千年前的国家权力家族私有的铁柱上，而西方文化则以古希腊文化复兴的名义，创造出属于近现代的民主法治原则。国家权力家族私有的政治文化，剥夺了中国文化在社会正义领域同西方文化竞争的资格。

在历史轻蔑的斜视下，承受失败和无尽的屈辱——这便是近代史上中国的命运。弱者的命运本就意味着失败与屈辱。不过，最艰难的却是中国文化的命运。这种艰难，前所未有。蒙古的征服和满人的征服都只表现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控制；在文化领域，蒙古和满人在相当程度上是汉文化的继承者。所以，元朝和清朝，中国在政治的意义上亡国，汉人的文化祖国仍然存在。近代，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力量的逼迫，更是一种也具有数千年精神传承的文化的逼迫。文化的逼迫比武力逼迫更深刻，因为，逼迫的锋芒直指文化的祖国和心灵的故乡，而人的本质在于文化或者心灵的存在。

曾经创造出冠古绝今的诗意之美和丰饶智慧的汉文化处于危难之中，亟需创造性思维为她注入精神能量，来弥补科学理性和社会正义的缺失。只有如此，汉文化才可能以独特的精神魅力，再次感动历史，征服命运，从时代之巅，摘取美与真理的王冠。所谓“危难见真情“，然而，中国文人表现出的真情，却是对文化祖国的诅咒，对心灵故乡的背叛，对精神家园的离弃。他们把近代的失败归罪于中国文化精神，并以侮辱中国文化为学术时尚。他们只想作一件事——争当思想的乞丐，向西方乞讨真理。同满清时改换祖宗发式的儒生一样，他们也长出一根猪尾巴式的辫子，只是他们的辫子长在灵魂中，而且风骚地展现出西方猪尾巴的风韵。

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统却曾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尽管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千年黑暗以基督教为宗教基础，但是，在上帝放弃了世俗的权杖，并作出忏悔之后，西方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抛弃基督教，反而把它作为文化传统之一，虔诚地保留下来。西方知识分子对文化传统的态度不仅意味着对文化祖国的深情，同时也在表述一个真理：文化传统的罪错都属于过去，都随时间的枯叶飘落于虚无化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蕴涵的智慧之美则属于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抛弃文化传统，也就抛弃了一种文化命运的未来。

国运衰败当然有文化的原因。不过，应当为中国的近代衰落负责的，并不是中国文化精神，而只是儒学的文化命运：儒学被专制权力奉为国学而形成的千年思想停滞。中国文化需要的是自由的拯救。只要复活春秋战国“百华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自由、思想多元的局面，中国文化的再次崛起，必将成为历史的趋势。然而，近现代中国文人，心灵间骄傲地摇曳著一条荷兰猪的小尾巴式的辫子，亢奋于作思想乞丐。金钱可以通过乞讨获得，真理却不能；创造性思维是趋近真理的华山之路。似乎命运也瞧不起思想乞丐而故意恶作剧，中国文人最终为中国乞讨到的，乃是西方文化极权主义传统的近现代经典——马克思主义。

二十世纪中叶，中共建政标志著中国，一个万年文化古国的沦亡。中共宪法载明，全体中国人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指导。这意味着，中共用最高法律形式宣示它的意志，即要用铁血强权和国家暴力，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的地位；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对中国人进行西方极权主义式的绝对心灵控制的精神铁牢；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殖民地。

中共官僚集团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用以控制中国的政治代理人，中国人则是中共官僚集团的政治奴隶；中国文化精神被中共暴政摧残殆尽，存在的只是中国文化的废墟和残骸，中国文化精神已湮灭，中国文化之魂已消失，中国人是西方极权主义的文化奴隶。政治奴隶和文化亡国奴——这是当代中国人的真实地位。

以色列从亡国到复国的历史，经典性地论证了一个箴言：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意志史；人的本质在于意志的存在。犹太人亡国千年仍能复国，乃是因为其国虽灭，而犹太人的文化之魂未销；以色列作为文化的存在，作为意志的存在，从来没有灭亡过。对于任何民族，文化精神的死亡都意味着比国土沦丧更惨痛的悲剧。原因在于那是一种意志命运的灭绝，那是比肉体死亡更深刻的人类本质的死亡。当代中国人，或者说汉民族，就处于这种意义上的命运悲剧之中。

经过数千年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爱恨情仇，如果只从生理特征的角度理解汉人，已经不准确了。事实上同被称为汉人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生理特徴的差异，可能并不比中国人与韩国人或者日本人之间的差异更小；汉民族基本成为一个文化的概念。在中共暴政以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之名对汉文化的摧残之下，汉人已经亡国灭种；中国人乃是魂飞魄散的行尸走肉，乃是丧失心灵家园的孤魂野鬼。悲惨至极之处则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文化亡国灭种的事实，更没有意识到主宰中国命运的中共暴政，乃是西方极权文化全面征服中国文化的政治结果——中国人生活在蒙昧之中。

文化之魂被魔鬼灭绝，肉体仍然活着——这是当代汉民族存在的含义。没有文化之魂的行尸走肉，必然表述丑陋至极的人格状态。当代中国人只是一个猥琐的奴性，一个无耻的谎言和一堆污秽的物欲。而当代中国的所谓民族主义，正是无魂的汉民族丑陋人格的集中表现。

奴性入骨的中国人在中共暴政前，大都怯懦如鼠，驯顺如兔。然而，奴才也有情感发泻的本能冲动，人毕竟不是朽木。只不过，奴才的情感发泻以不触怒，乃至讨好主人为前提。中共暴政在摧残中国文化精神的同时，又竭力通过粉饰中国文化的残骸，来遮盖其叛卖文化祖国、彻底焚毁心灵家园的汉奸卖国贼的罪孽，并试图欺骗历史。中共暴政掩饰万年难消的罪恶的需要，恰好为中国十五亿政治奴隶提供了一条情感发泻的河道，即民族主义。

无魂的民族人格中流泻出的民族主义，也必然没有文化魅力，没有精神的高贵与美感。无魂的民族主义只配表现私欲和物欲至上的极端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于是，在暴政前像兔子一样即使被宰杀也发不出一声呻吟的中国人，却会由于“九. 一一”事件而爆发出街头流氓无赖般的狂喜；却会对藏人抗争暴政的行为恶毒诅咒，并为暴政对藏人的血腥镇压而欢呼鼓舞。命运就是如此残酷——一个文化上已经亡国灭种的民族，竟然为虎作伥，蘸着藏人的血泪，替摧残了其精神家园的铁血强权，磨砺屠刀。

“大汉民族，曾经创造出令太阳都黯然失色的璀璨文化，现状却丧魂落魄，沦落成道德良知之外的存在。十五亿政治奴隶和文化亡国奴不仅在证明中共暴政，这个西方极权文化建立的东方巴士底狱，具有存在的人性基础，而且为中共暴政戕害人类的自由事业，提供了像中国北方的沙尘暴般滚滚不息的人力资源… … 。”思想至此，金圣悲不禁为大汉民族的命运而伤感，他那颗风中的红焰之心，也变得寒意彻骨。

金圣悲一直试图说服藏人接受一个道理，即西藏问题的实质不是藏汉民族矛盾，而在于中共暴政对西藏实施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但是，不久前，他的努力曾受到参摩的尖锐质疑。参摩问：“当士兵射杀尼姑时，当狱卒用铁链抽断思想犯的肋骨时，我该怎样辨别他是共产党，还是汉人？”

参摩刀锋般的质疑在金圣悲的沉默之上划出道道眩目的火光——金圣悲只能以铁铸的沉默为盾，对抗参摩的质疑——哲人从参摩的质疑中感受到凛冽逾冰雪的仇恨，同时，仇恨又由于一百二十万死难藏人尸骨的论证，而获得鹰血般殷红的正义性；哲人没有能力拭去闪辉在仇恨刀锋上的正义，却又不愿把仇恨之刀插在精神之巅，所以，他只能沉默。

当时，沉默的只是语言，金圣悲的思想却无法沉默：“政治奴隶无尊严。但是，人最渴望自己没有的。在中共暴政的国家恐怖主义之下，汉人像被打怕的狗一般低贱。不过，他们又想要找到尊敬自己的理由，以医治那颗因政治奴隶和精神亡国奴的屈辱而疼痛的心。无魂的民族主义就是当代汉人自慰的理由。通过对藏人和维人的蔑视，汉人对尊严的政治奴隶式的渴望，得到一丝满足。”

“是的，参摩的质疑实质是历史对汉人提出的无可囬避的逼问——‘如何证明你不是中共’。尽管中共是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政治形式，尽管中共的文化内涵是东方所有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天敌，然而，中共的主体毕竟由生理意义上的汉人构成，屠杀藏人的主要民族属性，也是汉人。汉人的命运悲剧在向历史诉说一个黑暗的真理——一个民族如果在文化的意义上被灭绝了，他就不应当继续生存；活在丧失民族文化之魂的状态中，与活在屈辱和罪恶中是同一囬事。”

“为免遭天谴，汉人必须证明自己同中共的区别，唯有如此，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屠杀藏人的反人类罪的主谋。证明的唯一方式，就是变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地的命运，摧毁西方极权主义建立的东方巴士底狱，让所有被囚禁在这个铁牢中的民族，当然也包括藏族，获得自由，并对中共暴政的反人类罪，当然也包括对藏人的文化性种族灭绝罪，进行末日的审判

—— 一个属于魔鬼的时代的末日。”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消弭藏汉两族百年血仇的慈悲之路，也是汉人的灵魂得到拯救之路。对藏人的屠杀是以中共暴政的名义实施，但汉人毕竟是实施屠杀的主体民族。只有彿心，才能宽恕那沐浴在血河涙涛中的罪恶；只有达赖喇嘛能说服藏人，以慈悲之心忘记汉人的屠杀之罪。当然，只有自救者，才能得到拯救——中国人必须否定极权暴政，以源于古希腊文化的普世价值为正义的基石，创建民主法治，才能为容纳中间道路的哲理，找到政治的空间… … 。”

过去面对参摩质疑时的思想，从虚无的时间中无声地浮现，又随虚无的时间渐渐消逝。此刻，金圣悲端坐在伸展向天空深处的陡峭山脊之上，感到天边的落日似乎就近在身旁，近得好像心与无法遗忘的遥远恋情之间的距离。艳红的雷电，萦绕于巨大的落日之巅，并在落日上劈开道道裂痕，从青铜色的裂痕中飘出吟颂大悲咒的彿音。金圣悲突然感到一阵空虚，并如同一盏黄金雕成的酒杯，渴望美酒充实它高贵的空虚。而能够充实哲人精神空虚的，唯有思想。

“藏人比汉人幸运。汉人的文化之魂已经变成枯骨，绝大部分汉人的存在只表述猥琐而丑陋的物欲，而藏人仍然是文化的存在，意志的存在；在精神流亡之中，藏人顽强地坚守着对文化祖国的忠诚。”

“藏人比汉人幸运，但幸运，并非苍天的恩赐，而是源于藏人真实而高傲的人格。他们没有像汉民族的文人那样，在国运艰难的时刻，背叛文化的祖国，以作思想乞丐为荣。这或许是因为藏人的天性中本来就没有背叛的基因，他们宁愿在命运的烈焰中同心灵的家园一起焚毁，化作深红或者铁黑色的灰烬，也绝不诅咒精神的故乡，绝不背叛文化的祖国。”

“忠诚于历史，并不等于时间废墟中的徘徊。从达赖喇嘛尊者到藏人的知识分子和僧人，都在精神流亡的苦难中反思民族的文化传统。整个民族都在反思之中——反思，有的炽烈，有的深沉，有的悲怆，有的哀伤，然而，无论反思的风格如何，所有的反思都在表述对文化祖国和对真理的忠诚；藏民族没有，也不会像汉族文人那样，以真理的名义诅咒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新思潮启蒙者端智嘉、新学派创建人加扎、青年反对派领袖李科先，也只是嘲讽假‘活佛’，批判鬼神迷信和污染佛教的巫术，要求僧人退出权力，回归彿学和庙宇，而并没有否定藏传彿教；他们现代化的呼唤中，属于古老文化精神的英雄人格也处处回荡。”

“藏人的命运是文化与心灵的力量的宣示，她告诉历史：在强权的逼迫前，放弃文化传统，就意味着放弃了一切；失去心灵家园，就意味着失去一切希望；相反，即便失去了土地和自由，只要文化的祖国还是心灵间的信仰，那麽，这个族群就仍然拥有一切。”

“任何能在历史间留下时间也抹不去的痕迹的民族，他的命运中都必然有一座祭坛，供奉这个民族超越时间的理由。属于蒙古民族的祭坛上，供奉著一阵狂风、一柄战刀和一缕云霞——狂风象征踏碎辽远地平线的蒙古神骏；战刀象征蒙古武士无与伦比的神勇；那一缕嫣红的云霞则是蒙古美女歌舞的神韵。蒙古人创造出的古老的英雄史诗比藏人的更辉煌。因为，成吉思汗的刀锋最锐利。然而，在中共暴政前，曾经承载蒙古英雄史诗的千里草原黯然湮灭于枯黄的沙漠，蒙古的命运消逝在极权铁幕的阴影中；那曾经使蒙古武士的眼睛里云霞萦绕的蒙古美女歌舞，也沦为取悦庸人的声波的震颤和肉体的摇曳。”

“蒙古命运的消逝是一首历史的哀歌。哀歌随荒凉的风飘散之后，铁铸的墓碑裸露在人类的视野之外。只有虚化万物的时间和蒙古命运的鬼魂，会阅读我刻在鐡碑上的铭文。成吉思汗的战刀虽然眩目，令太阳都不敢直视，可是，能够使一个民族踏碎一切艰难，书写万年历史的，则唯有文化精神的丰饶和心灵的顽强。”

“蒙古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要想让湮灭于大漠间的蒙古命运，借朝日之魂复活，回归历史，首先必须重建蒙古的文化精神和心灵信仰。有的人正在苦思，以长生天的名义重建精神的家园；也有人祈愿达赖喇嘛发慈悲之心，引领蒙古人重返心灵的信仰，毕竟四世达赖喇嘛降生于蒙古草原，六世达赖喇嘛圆寂于蒙古大漠。”

“蒙古命运复活是艰难的事业，比赋与顽石以灵魂还艰难。我曾走遍内蒙古高原，追寻在野草丛中燃烧的落日和蒙古英雄史诗的魂魄。我找到的，只是荒漠草原中的几座蒙古包；蒙古包里，几个神智被烈酒烧焦的醉汉诅咒无聊的生活。或许，只有暗夜深处偶然飘来的一缕马头琴的音韵，还在倾诉对蒙古魂的苦恋。而外蒙古虽然有独立之名，却没有独立之魂——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外蒙古与其说是蒙古英雄史诗文化的遗嘱执行人，不如说是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化的拙劣模仿者更准确。”

“蒙古自由命运今日的艰难与荒凉，主要原因在于，面对中共暴政的文化性种族灭绝，蒙古人没有意志与勇气，像藏人那样，以民族整体的名义，走上精神流亡之路，来宣示保卫文化祖国和心灵家园的誓言——蒙古人没有意志和勇气如藏人那样，展开精神领域的卫国战争。同时，蒙古民族也丧失了产生当代的精神成吉思汗，或者说自己的达赖喇嘛的文化能力。达赖喇嘛不仅是藏人的精神领袖和政治象征，而且是藏传彿教，一种精神内涵丰饶如海的文化形态的生命承载者。对于精神领域的卫国之战，深厚的文化底蕴意味着强大的战力之源。”

“或许这是由于创造古英雄史诗的过程中，蒙古民族已经耗尽来自天启的精神能量。辉煌怒放之后，静静地亲吻美丽的凋残，这也是属于英雄人格哲学的意境。让古老的荣耀像阳光闪耀的金叶，挂在白桦树般的时间的枝头——这也或许是蒙古民族诀别历史所能达到的最富诗意的意境。蒙古文化意境黯然湮灭，隐入茫茫的虚无。然而，无论如何，蒙古英雄史诗的残骸不该埋葬在极权专制的铁幕下，而应当有一片以自由的风为安魂曲的辽阔墓地；蒙古人也不该沦为极权专制的政治奴隶，而应当以自由人的身份作蒙古英雄史诗的守墓人… … 。”

每次思想走进荒凉的蒙古命运，金圣悲都会处于自我撕裂的痛苦状态：心想为今日之蒙古高原作狂风之哭，眼睛却如风蚀的铁黑色顽石，只有裂痕，没有涙影。因为，他爱那个曾经美丽高贵的民族——那是狂风和铁石之爱。对于许多人，特别欧洲人，蒙古英雄史诗只意味着侵略、屠杀。对于金圣悲却并非如此。历史有时如同一只冷酷的鉄笔，会刻下每一个罪恶和悲剧，有时却又犹如一个淘金者，会让血腥、死亡等阴暗的事件，像滚滚沙石般漏掉，而只保留与人性一致的金粒。历史呈现在金圣悲视野间的蒙古英雄史诗，就仿佛一捧灿然生辉的金粒——血腥的罪恶和刀痕累累的白骨都在时间中消逝，保留下来的是辽远的诗意；诗意中，蒙古铁骑象征著踏破地平线的制约，跃上落日之巅的自由意志，蒙古武士的神勇则表述雄性的壮丽。对于哲人金圣悲，唯有诗意才是不朽的真理。但是，属于蒙古民族的诗意，已经作为悼亡的花环，被命运雕刻在当代极权专制的铁幕上，而鉄雕的花环也会由于专制的黑暗而枯萎。”

“是的，鉄雕的花环也会枯萎，只有心灵中怒放的信仰的繁花，才会超越永恒。达赖喇嘛尊者引领藏人走上精神流亡之路，正是藏民族坚守自己作为心灵存在的誓辞。”金圣悲的思想离开蒙古的命运，重归藏人命运的意境，就像离开血锈覆蓋的枯死的时间，重归刀锋上颤动的现实。

“藏人中的芸芸众生，他们的意识间，彿的信仰或许如风中紫穗的羽毛草，有几分纷乱，有几分迷离，但是，作为藏民族形而上意境的承载者——绝大部分仁波切、僧人、学者和诗人，无可置疑地向时代表述，藏民族是一个明澈而丰饶的心灵存在。藏人是不幸的，由于丧失国土，沦为政治奴隶而不幸；藏人又是幸运的，因为，被神圣的苦难托向苍穹之巅的心灵，乃是值得人类仰视的精神之美。”

“汉人正用物性的膨胀和物欲的泛滥证明幸福。然而，只能用物欲为幸福作证的族群最不幸。不幸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精神必然被黑暗的物欲所充塞，幸福最终却又并不能通过物欲得到证明。如果说当代藏人是心灵的象征，那麽，当代汉人便是物欲的存在，由于物欲而腐烂的人格间涌现出的，乃是生命丑陋的极致，丑陋得连顽石都会为之作呕。”

“春秋战国之际，乃至强汉盛唐之时，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侠者剑客；有‘虽万千人而吾往矣’的勇者；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有叱诧万里风云的英雄；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圣者；有‘两袖清风，一身铁骨’的志士；有洞察天机，纵横世间的智者；有心胸锦绣，高风亮节的诗人；有听松观竹，赏菊品箫之雅人——大汉民族的美人格真可谓灿若群星，华逾百花。反观今日之汉人，人类万年历史间用来描绘丑人格的所有概念——背信弃义、奴性怯懦、浅薄嚣张、阴毒虚假、猥琐卑劣、自私自利、淫秽放荡、阿谀奉迎等等，都如一条条腐肉，挂在汉人的生命中。此情此景，思之令人欲哭无泪，念之令人心如死灰。”

金圣悲记起，一位藏族流亡诗人曾说，他不厌恶蒙古人，尽管蒙古人也杀过藏人；但是，他厌恶汉人——“汉人嫌我们牧区的藏人不干净，我们嫌汉人的心不干净。就算汉人没有杀过我们，西藏也要离开中国。我们真的厌恶汉人的心，我们不想同汉人打交道。”

诗人说这番话时，金圣悲能看出，他眼睛里的厌恶之情，甚至埋葬了仇恨。此刻又想起诗人当时的神情，金圣悲的思想似乎蒙上一层铁锈：“比仇恨更强烈的厌恶——那是心灵对腐烂物欲的厌恶，那是信仰人格对物欲人格的厌恶。或许不是血写的仇恨，而是人格的厌恶，在藏汉两族关系上划出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痕… … 。”

金圣悲的思想渐渐具象为一个情景：靠近藏北无人区，一座牧人帐幕内的四壁上，贴满中国、印度、尼泊尔、美国的钞票；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的价值足够买十几座帐幕，而牧人却把钞票当作装饰品，他看重的是钞票的装饰美学的价值——这就是荒野中的藏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凝视这个仿佛刻在眼睛上的景象，金圣悲意识到，当代的汉人和藏人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宿命：一个是由于心灵的家园被强权摧残而在物欲中腐烂的存在，一个是在物欲的诱惑和流亡的苦痛中坚守心灵原则的存在——一个沦落入形而下的物性世界，一个仍然属于心灵和意义的范畴。

“中共铁血强权正在把它的能量发挥到极致，试图逼迫藏人像汉人一样，由精神王国退向物性的领域，由丰饶的心灵存在，退化为一堆终将腐烂发臭的物质。强权正在把一个心灵的命运逼入绝境。”

思想至此，金圣悲那颗风中的红焰之心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他知道，绝望并不意味着荒凉的空虚，而是压缩著雷电与狂风的能量的意境；一旦被逼入绝望，藏人半个世纪以来为信仰自由而献出的累累白骨和无尽苦难，将化作不可阻遏的野性和暴力，从绝望的深渊中奔腾汹涌而出。那一刻，时间和顽石将被点燃，历史将因浸透殷红的血而窒息。

“我的智慧之镜映出了藏人绝望之后的景象。不过，我并不为这个景象而悲伤；唯一让我痛苦的，只是达赖喇嘛尊者定然会因此而垂泪——避免这个悲剧，是尊者终生追求的生命意义之一… … 。噢，佛的涙定然是金色的，涙将滴落在太阳之上，但是，即便采撷一片烈焰，也无法拭去金色的泪痕，因为，佛的涙比火焰炽烈。… … 我愿阻止那令佛垂泪的景象出现，然而，在一个诗意凋残并拒绝哲学的时代，我，一个哲人能够阻止命运之轮吗？”

金圣悲的思想像一缕干枯的风，颓然飘落在紫色的悲哀之上。过了许久，悲哀才消逝于虚无，他的思想之风重新开始追寻真理和悲哀的漂泊：“心灵的绝望预言生命力的爆发，那是比黑暗宇宙中的新星爆发更璀璨的意境；物性的满足则意味着精神的空洞。汉人正处于这种满足之中——不是物欲的满足，物欲的深渊即便倾太平洋之水也难以使之满溢；而是物性的满足，即满足于将物欲的疯狂追求作为生命的唯一价值。”

在自由的国度，物性的满足终将坍塌为精神危机和心灵的困惑。中共极权之下，对物欲的疯狂追逐在缺乏基本社会正义的背景中趋向极端时，必将撞碎社会秩序的脆弱外壳，引发历史性大动荡。毛泽东，一个沉醉于痛饮人类血泪的极权魔鬼曾预言，‘我死之后，血雨腥风’。迄毛泽东被时间关进死亡的永恒铁牢至今，虽然藏人、维人数次喋血，以汉人为主体的‘六.四’学生的血也曾烧裂夜空，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表述毛泽东所预言的血雨腥风。

“呵，我已经看到，非正义的社会外壳破碎的过程中，当代汉人，十五亿块被心灵抛弃且道德良知泯灭的丑陋物质，将如同十五亿只阴狠歹毒的大耗子，怀着一颗颗腐烂的心，为物欲和私欲而互相疯狂搏杀。那才是毛泽东预言的实现，而黑色的血海将漫上苍天，淹没太阳… … 。”逼视汹涌在未来时间中的黑血之潮，金圣悲的眼睛变得像骷髅眼眶中的黑洞一样冷漠空虚，似乎只有这属于枯骨的眼睛，才不会因为看到那悲惨的命运而流泪——金圣悲不愿让高贵的涙垂落在鼠辈的悲剧命运间。

金圣悲在用思想逼视汉人命运的过程中，也看到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共靠两种泯灭理性与良知的方式，超越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奇迹的象征。这两种方式，一是对中国辽阔国土上的自然资源进行毁灭性的开发利用，一是对数亿农民工奴工般的劳动的剥夺。建立在泯灭理性与良知基础上的经济奇迹不仅没有受到谴责，反而被人类视为经济危机的拯救者，国际资本为短期暴利则疯狂涌入中国。中共用物性贪欲成功地玩弄了世界。当然，也可能人类的灵魂本就是物欲的奴隶，而资本肮脏的天性就在于物性的贪婪。”

“经济能量转化为极权政治扩张的能量，这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基本逻辑。如果中国社会秩序的外壳被专制孕育的社会矛盾冲破之前，中共强权就迈出全球扩张的决定性步伐，那麽人类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劫难，那是比古十字军东征和希特勒崛起还恐怖的劫难。因为，西方极权主义的东方政治代理人，中共暴政，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能量，而且挟持了十五亿块只能听懂物欲召唤的物质。当十五亿无魂的汉人以全球极权主义政治扩张为泻洪口，纵情发泻政治奴隶长期被压抑的生命力时，人类历史将又一次表述兽性的泛滥。”

“噢，我看到了烈焰烧焦的暗红的大地，还有枯黑的苍穹。那是大劫难过后的景象：暗红色的大地属于世界，枯黑的苍天属于中国。宿命早就讲述过一个铁律——大劫难之源最终将承受大劫难的所有悲情与苦痛。枯黑的苍天就将是对中国的惩罚。一个曾创造过风华绝代的东方文化意境的民族，竟成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殉葬者，这意味着万年时间也不能使之虚化并湮灭的耻辱；背负比熄灭的太阳还沉重的耻辱，汉民族只配在枯黑的苍穹下，永远作向隅悲泣的鬼魂，直到时间的血流尽。”

“中共强权，是古犹太智慧刻在历史起点处的对东方的恶咒。为摆脱这个万年之前设定的恶咒，汉民族必须重建文化的祖国，精神的家园，必须重返心灵的意境。但是，这个民族还能获得成为心灵存在的精神能量吗？”

金圣悲思想的目光，在这个问题前垂下了，他无法以思想直视这个问题。他相信英雄的血能点燃冰冷的死灰和铁铸的阴影，但他知道，尽管他有英雄炽烈的血，却也难以点燃汉民族已经在物欲和奴性中腐烂的生命。而生命不能在理想主义中重新燃烧起来，心灵之光就不会照亮枯黑的命运的苍穹。”

“当代汉民族的全部悲剧都归结为心灵的故乡灰飞烟灭；藏人的全部希望则在于保持了民族心灵的存在。对心灵的忠诚——这或许是观音菩萨赐与藏人的打开幸运之门的金匙。菩萨，这是一个慈悲的概念。理解了寂灭的真理，从欲念中得到解脱，从而与宇宙绝对精神一致，同时，却又发下誓愿，帮助一切众生都脱离生命苦海之后，自己才会归于寂灭的真理——这便是菩萨的大慈悲之情。”

“藏传彿教徒相信转世，并相信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转世。我相信转世中传承的是菩萨利益众生的大悲悯的精神——精神便意味着从心灵到心灵的过程。除此之外，我不愿对转生再作任何解读。保持某些神秘主义的意蕴，以使灵性和智慧不足的芸芸众生比较容易进入信仰的意境，或许对于宗教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一种慈悲之意。不过，对于智者，唯有趋近纯粹而明澈的哲学意境，使转世回归精神的范畴，彿学才与真理一致。在这一点上，藏人的新学派是对的。”

“然而，无论如何，菩萨的大悲悯和达赖喇嘛的彿心，都是藏人能保持心灵存在状态的天启和怙主… … 。”金圣悲的心突如其来凝结在一个晶莹的领悟之上：“难道我已经找到了藏人之魂——菩萨的慈悲心就是藏人的魂！”

不过，很快他又意识到，那个顿悟是不准确的。因为，藏人的生命风格中，除了慈悲的彿意，还有英雄的情怀和自由自在的诗意。金圣悲不禁发出狂风般的叹息，站起身来，走下铁黑色的陡峭山脊，走向晚霞如暗淡血迹的天边——尽管已经暮色苍茫，金圣悲依然要踏上寻找藏人之魂的旅程。他不能休息，而必须日夜不停地追寻。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心中的梅朵。

寻找藏人魂，是金圣悲对梅朵的承诺。梅朵就在他那颗随风摇曳的火焰之心中。只有找到藏人魂，他的火焰之心才会熄灭，梅朵才会解脱红焰焚身的痛苦。“可是，如果烈焰熄灭了，心消失了，梅朵也将化作一缕嫣红的灰烬飘散。我，一个丢失了心的哲人，又将到哪里去寻找真理？”金圣悲如是想，并怅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