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牧民抗议草场被占案移送检察院

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牧民维权代表包姑娘因抗议村支书贪腐将村集体1800亩草场私下出租牟利，连续多年到自治区政府和北京上访，今年7月26日被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案件本周移送当地检察院，进入起诉程序。

扎鲁特旗道老杜苏木的蒙古族牧民包姑娘（本名），因不满村集体所有的近两千亩草场被村官私下承包给外来人，带领村民到呼和浩特市和北京上访多年，7月26日在其家乡被当地公安带走，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蒙古族维权人士新娜，8月30日对本台记者披露，包谷娘案本周移送检察院，当事人面临判刑。她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包姑娘第一次抓她是行政拘留，这一次是刑事拘留，不到37天，现在已经转到检察院了，就是要判她。（公安）有恐吓家人，不许告诉别人，就这么无耻。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关注她”。

据一位要求匿名的牧民称，包姑娘原是一位小学教师，被捕前刚从北京上访归来。此次进京反映家乡的环境污染问题。她在给公安部信访局的上访材料中称，去年她的家乡阿日昆都楞种畜场牧民，从北京聘请李方平律师，打算状告霍林河铝厂排放污水烟尘污染环境，最终多人被抓。同年6月16日，包姑娘因找李方平律师代理维权案，被公安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处以行政拘留10天。

包谷娘的丈夫照日格图，8月30日终于鼓起勇气对本台记者证实，他妻子的案件，已由公安局移交检察院：

“是这样，前天（28日）到检察院了，说她是什么‘寻衅滋事’。我去了公安局好几次。他们一开始说拘留三天，后来又说是七天，后来又说一个月之内给你答复”。

一位不愿具名的牧民对记者说，南宝力格图村村官贪腐问题由来已久，包姑娘带领村民先后到旗政府、自治区政府及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揭发前村支书铁山在任内，将1800亩优质草场以每亩7元的租金，租给外地人，而市场价为14元一亩；还将池塘私自承包给旗政府水利局，但出租的收益却不知去向。

本台记者致电该旗政府水利局，但始终无人接听。

内蒙古维权领袖哈达对此表示，人人都有上访的权利：

“牧民上访是使用法律作为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强烈谴责当局对包姑娘的起诉；同时敦促立即无条件的释放她，并解决农牧民们的诉求”。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嘉華 网编：郭度

专访杨海英博士：草原文革，民族问题还是阶级问题？—《没有墓碑的草原》访谈（之六）

第四十一集：专访杨海英博士：草原文革，民族问题还是阶级问题？—《没有墓碑的草原》访谈（之六）

【节目内容提要】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报道了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由刘英伯、刘燕子父女翻译、杨海英日文原作《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中文译本。此前已经播出了四集相关报道。今天请继续收听本专题节目第六集。
本集内容是专访《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日文原著者杨海英博士，谈草原文革，民族问题还是阶级问题？
杨海英博士是日本静冈大学教授，他是来自鄂尔多斯草原的蒙古族人，本名俄尼斯.朝格图。      
《没有墓碑的草原》日文原作获日本纪实文学大奖“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奖”。

在本集节目中，杨海英博士谈到：     
1.毛泽东不放心蒙古人，要拿蒙古人开刀。
2.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与共产党的大汉族主义。
3.毛泽东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蒙汉不同理解引起意识形态冲突与现实问题。
4.内蒙“文革”不同于其它地方“文革”之处。   
5.“文革”后没有蒙古人能写出内蒙主要社会矛盾。
6.“文革”结束后，把大屠杀解释为蒙古人“窝里斗”，判了蒙族作家乌兰巴干15年刑。屠杀蒙古人的干部群众没
受到法律审判和制裁。
7.在内蒙古遗留下最大民族问题至今。

点击这里收听音频

为阿嘉仁波切中文传记《逆风顺水》写的前言（唯色）

此刻想来，对于远去异国十多年的阿嘉仁波切，我并没有陌生感和时空造成的疏远感，反而很是熟悉他的音容笑貌，这应该缘于在编辑他的自传的时日中逐渐获得的印象和感受。

在此之前，我只有幸见过阿嘉仁波切两回。那都是在他尚未别离寺院与故乡之前，属于很偶然也很短暂的遇见。但仁波切并不记得见过那个年轻女子。即便我透过网络传给他当时在他的喇让（意即仁波切宅邸）前的合影，仁波切依然想不起，仅对复苏记忆的老屋及花朵发出了感叹。这是必然的。因为没有比只是合个影这种见面更能忘怀的。

但对于我来说，包括与仁波切合影在内的那段时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为此我将这张合影以及与其他仁波切、喇嘛的合影放在一本小相册里，并带着小相册从拉萨去往北京。与此同时写下的一首长诗中，我含蓄地记录了发生在内心这块场域的冲击：


一九九四，八节之间
最黑的光阴在转变
繁星降下露珠
一百零八颗
那两鬓染黄的女子
穿着本族的衣裳
要走一条去安多的路……

实际上，在这首名为《前定的念珠》的诗中，我叙述了去塔尔寺（藏语称衮本贡巴）的诸多细节：

在藏语为衮本的寺院
她目睹轻风拂过
一棵树！举世无双
在一座珠宝镶嵌的塔中变幻
啊！千万尊佛像
或千万个藏文字母
化为千万片树叶
彷佛落满双肩……

不过我慕名去见阿嘉仁波切的时候，并没有穿本族的衣裳，而且也并不知道这位著名的仁波切、塔尔寺的寺主有着怎样的传承与个人史。其实当时的我更像是充满好奇心的文学青年。听说仁波切很忙，常常去北京参加各种会议，带我去往仁波切喇让的僧人说我们不一定能见到。不过，某个因缘可能在那时已经发生，穿绛红镶黄袈裟的阿嘉仁波切正站在门外，与一些僧人交谈着。我就这么容易地，见到了这位大仁波切。看上去他很平易，但也很忙。即便不忙也不可能多聊的，因为我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提出一个流俗的要求：可否合个影？

如今重看合影，我显得稚嫩，也不太懂与仁波切合影时须恭敬有加的规矩，但有些紧张，以致腼腆地含笑。仁波切那时也较年轻，笑呵呵的，有着从容的气质。像这样要求与他合影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一定很多。我的不同在于我从拉萨来，我的胸前戴着一枚尊者达赖喇嘛的像章，而阿嘉仁波切一定注意到，是不是因此爽快地面对镜头？这像章是我的一位远亲几年前去印度朝佛后带回的。在那段四处游历的时间，我常常醒目地别在胸前，只要有人问我他是谁，我就会语调缓慢地说：“他是我们的领袖。”那时不像今日，没有几个外人认得尊者，所以往往会因我的回答一头雾水。

第二次见到阿嘉仁波切是第二年，应该是1995年的初冬。不是在衮本贡巴，而是在拉萨的哲蚌贡巴（汉语称哲蚌寺），我朝拜了措勤大殿三楼上巨大、精美的嘉瓦强巴佛（汉语称未来佛），走出佛殿时看见排队朝佛的信众都转身望着楼梯。询问得知将有数位大仁波切亦来朝拜。等了一会，果然见到拉萨的德珠仁波切、安多的阿嘉仁波切等诸多高僧缓步走来。信众们都躬身合十，期待仁波切们的摩顶加持。但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这些仁波切中我只见过阿嘉仁波切，可我的眼前是最近官方电视播出、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举行的「金瓶掣签」仪式上，这些仁波切包括阿嘉仁波切亲临现场，认可中共安排的情景。

我并不知道其实仁波切们内心有多么不情愿参与这欺天瞒世的“金瓶掣签”，直到多年后读到阿嘉仁波切的自传初稿，才窥见深掩在黑暗中、枪口下的真相。仁波切们虽然是信众们顶礼再三的上师，却是强盗手中任其摆布的羔羊，已经有太多的事例左证了这可怖的现实，原本依照藏传佛教定制由尊者达赖喇嘛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才六岁的孩童，竟于一夜之间被失踪，直到今天也无人知其生死。

我有所介意地看着阿嘉仁波切含笑走过，依次为虔诚的信众们摩顶，其实错过了与仁波切的亲近。直到几年后惊闻仁波切秘密出走的消息，才明了自以为是的我低估了仁波切的勇气。衮本贡巴的一位僧人告诉我，当时阿嘉仁波切劝另一位大仁波切公开反对北京安排的十一世班禅喇嘛，慨然叹曰：「我们都是仁波切，死了还可以再来；可如果我们不说真话，就对不起把我们视为生命的人民。」阿嘉仁波切是否真的说过这掷地有声的话，我从未向他求证过，但我初次听到就没忘过，是因为当即泪下……

让我再回忆一遍阿嘉仁波切的这本珍贵的自传吧。　

对于藏人、蒙古人或者藏传佛教信徒来说，阿嘉仁波切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他是被称为犹如黄金一般珍贵的传承上的重要一环。不能中断，否则整个传承都会招致中断的危险。然而，阅读了阿嘉仁波切的自传就会看到，这灭顶之灾事实上多次降临。第一次是他八岁的时候，他身为寺主的著名寺院——塔尔寺，在中共发动的“宗教改革”这个政治运动席卷下，数百位高僧被逮捕、被死亡，数千名僧人被迫还俗。有着无数宝藏、培育佛学人才的塔尔寺不但被砸、被掠，还曾一度被改为生产大队。

对于阿嘉仁波切来说，他远在牧场上的父亲与无数放牧牛羊的牧人，被拿枪的中共军人从帐篷里带走，从此一去不归，可能还不算是最惨重的打击。令他至今心有余悸的是十世班禅喇嘛留下悬疑的突然亡故，以及数年后因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认证，中共与尊者达赖喇嘛决裂，而中共在这个极其严肃的宗教事务上蛮横插手、弄虚作假，终究使得阿嘉仁波切在五十岁时不得不放弃寺院，逃往自由世界，去安放修行的心灵与记录的愿力。

然而，阿嘉仁波切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自传，读来却有一种安然、宽容甚至幽默的感觉，哪怕是在经历令人心碎的遭际时。首先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心。心若不乱，再乱的世界又能奈我几何？阿嘉仁波切包含了慈悲的智慧，总是将逆境及逆境中的戾气化为乌有，这自然会吸引渴望不为形役的读者沉浸其中。我虽为义务编辑，却总是在反复阅读时得到超越文字本身的加持力。除了由他作为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在多少年以后披露的一个个秘辛令人震惊，比如与十世班禅喇嘛毕生相关的那些接踵而至的遭遇：作为持戒高僧的牢狱之灾与媒妁之婚，作为民族灵魂的挣扎、力争与夺命横祸，作为菩萨再来却人间蒸发、遗患无穷，等等，都揭示了那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无形之手”，远比命运和业力更专制、更殖民。当阿嘉仁波切与如今拥有各种虚职的嘉木样仁波切在飞过拉萨天空的专机上，听到时任国务院宗教局局长的叶小文得意忘形地泄露“金瓶掣签”选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造假的秘密时，如晴天霹雳被惊吓得甚至不敢互看一眼。共产党对藏传佛教的操控与凌辱莫过于此。

而我最难忘的书中片段，还是那个八岁的男孩，在参加了“揭开封建盖子”的大会后，蓦然发觉自己失去了一切：老师与同修，以及前世们累积的财产和传下来的寺院。甚至，连身为一位高级喇嘛的僧舍或宅邸都被各怀企图的革命者占据。他当时惶惑，孤单，但他看到被革命者从屋里抬出去的小桌抽屉里，他的玩具还没被扔掉，立刻很专注地玩起了玩具……此刻，当我复述时，仍有一种含泪微笑的感觉。

2013年7月30日于拉萨

蒙古族异议人士哈达及妻子微信遭永久关闭

内蒙古维权领袖哈达的手机微信本周日（8月27日）被当局以“传播恶性谣言”为由永久关闭，其妻子新娜的微信也遭封闭。哈达表示，他只是在微信圈转发了一些牧民的维权信息；而当局此举是要阻止他为弱势群体发声。

内蒙古异议人士、农牧民维权领袖哈达，在社交平台微信注册的账号，本周日突然被封号关闭。哈达提供给本台手机截图，其文字提示称：“此微信账号因涉嫌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内容，被永久限制登录”。

当晚，哈达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有关当局对他的指控是一个极其荒唐的借口：“这个说话是极其荒唐的，是他们的借口，其真正目的一是不让我发声，特别是不让我替牧民发声，并断绝与牧民的联系。因为牧民一般只会用微信联系；二是在所谓的（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年大庆时，想带我去老家旅游，我提出归还我的书店，归还被冻结的存款”。

哈达曾在1989年创办蒙古学书店，后与朋友成立“内蒙古民主联盟”并担任主席。他主张内蒙古高度自治。1996年，哈达被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和从事间谍活动”两项罪名，判刑15年。2010年12月刑满出狱后，又被软禁在呼市郊外一个“黑监狱”内四年。获得自由之后，哈达曾多次要求当局归还被查封的书籍；让他重开蒙古族书店，但均被拒绝。另外，海内外热心人士汇给哈达一家的生活费用，也被冻结。

哈达的妻子、维权人士新娜对记者说，她的微信已被当局关闭多次，原因是她在微信群为维权牧民写诉状，支持牧民依法维权。她对本台记者说，当局除了封她的微信，还屏蔽她的手机信号：
“哈达的（微信）和我的同时被封，现在封微信不算，手机信号也掐着，搞屏蔽。牧民们这两天要陆陆续续来我这里。你这边厢说依法治国，那边不让老百姓依法维权，这点说不过去，而且都有冤屈”。

目前，新娜和哈达两人各自的住处继续受到当局的24小时监控。不少远道而来的牧民，因文化程度较低，不会写诉状，新娜为这些牧民撰写上访材料，又为他们录制视频，告诉他们如何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今，新娜的住所已成为“民间信访办”。每天有众多牧民到其家中，反应各自的诉求。不过，这些牧民经常遭遇公安警告及威胁。

特约记者:乔龙/责编：石山 /寇天力 网编：郭度

法国Engie进入蒙古风力发电市场

《费加罗报》8月24日报道，法国工程企业Engie将在蒙古建造运营一座发电量55MW的风力发电厂，总投资约1.2亿美元，主要投资方包括一些国际大企业和金融机构。发电厂计划于2018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新华网称：内蒙古蒙古族人口数量增长素质提升

“我家大儿子是大学生，现在在机场工作。我家女儿硕士毕业，现在在大学里任职。”说起自己的两个孩子，内蒙古锡林浩特市５８岁的蒙古族妇女王迎春满脸洋溢着幸福。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７０年来，伴随着各项事业的全面繁荣与发展，自治区内的蒙古族人口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素质上，均得到了提升。和王迎春一样，成千上万的蒙古族家庭正在享受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感受发展所带来的幸福。

　　内蒙古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总人口数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８２３．４万人，增长到了２０１６年末的２５２０．１万人。蒙古族人口则由１９８．６万人，增至４６２．４万人。蒙古族人口在内蒙古总人口数的占比由１０．９％升至１８．３％。

　　内蒙古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蒙古族人口数量和素质“双提升”。

　　内蒙古卫生计生委主任欧阳晓晖介绍，自治区成立前，草原牧区疾病丛生，地方病、传染病猖獗，蒙古族人口平均寿命低至１９．６岁。随着７０年来医疗卫生机构迅速发展壮大，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蒙古族人口健康水平显著提高，目前预期寿命已提高至７５．８岁。

　　在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大喇嘛套布嘎查，６０岁的蒙古族农民赵青山精神倍儿好，提着猪食桶依次给家里的４头大猪喂食。赵青山告诉记者，如今他和老伴有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大半的看病钱都可以报销，剩下的自费部分又因旗政府给买了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绝大部分也可以报销。此外，受惠于内蒙古推行的家庭病床服务，只要打个电话就会有医生上门看病，这给他和老伴带来不少便利。

　　７０年来，全区优先重点发展民族教育，蒙古族聚居地区已基本普及学前蒙汉“双语”教育，大批的硕士、博士生脱颖而出，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达８７．０６％。

　　内蒙古大学硕士毕业的蒙古族学生伟丽思，目前在日本东京工作。她说：“内蒙古优质的教育环境，给蒙古族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学习机会，也创造了广阔的就业空间。”

　　危房改造、产业扶持、易地搬迁、政策兜底……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内蒙古坚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群众掉队，蒙古族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正在逐渐增加，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正向着全面小康的目标不断迈进。

哈斯高娃获蒙古国政府突出贡献勋章

当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的中国著名蒙古族演员哈斯高娃一行来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时候，正是2017年8月中旬，那是万里草原最美的季节。这一年也正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全球各地的友好人士纷纷献上了祝福。

哈斯高娃一行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因为哈斯高娃的名字对于蒙古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这个曾经主演过电影《东归英雄传》、《重归锡尼河》、《驼峰上的爱》、《荒漠中的狮子》、《婚礼上的刺客》、《红粉世家》、《冼星海》、《孩子回国了》 、《正阳门下》、《牧马人》、《鄂尔多斯风暴》《珠拉的故事》、《女不强大天不容》、《生死依托》、《圣地额济纳》、《建元风云》等多部影视剧的中国著名演员，她的精彩表演早已被中外蒙古族文化名流所熟知，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部长朝伦巴特尔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2017年5月，反映元世祖忽必烈波澜壮阔一生的史诗大戏 《忽必烈》在蒙古国各大电视台播出后，反响热烈。由胡军主演的忽必烈和由哈斯高娃主演的忽必烈的母亲都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哈斯高娃饰演的忽必烈母亲---唆鲁禾帖尼，是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的正妻，她生育四个儿子并把他们全都教导成草原上的英雄。她的儿子蒙哥和忽必烈都做过大蒙古国的帝王，旭烈兀在西亚开创了伊儿汗国，阿里不哥1260年被推举为帝，并和忽必烈争位达四年之久。由于帖尼的这四个儿子都做过帝王，所以她被后世史学家称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四帝之母”。

哈斯高娃成功演绎了和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一样伟大的英雄母亲唆鲁禾帖尼，把她的智慧、坚忍、贤惠都表现得非常到位，这个典型的草原母亲，温柔善良，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为丈夫为儿子为这个家族，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健康和所有的一切。 哈斯高娃的表演体现了国家一级演员炉火纯青的功底，得到了蒙古国上下的一致认可和好评，认为她塑造的形象极为贴近人物本身。

剧中，拖雷被毒死后，蒙哥等一众兄弟都要起兵为父亲报仇，此时准备把拖雷一系斩尽杀绝的脱列哥那已经设下圈套，只等他们起兵造反。在这危急的时刻，是聪慧的唆鲁禾帖尼强忍悲痛，和忽必烈一起安抚众人的情绪，带领大家脱离险境。可以说，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乃至成为元朝开国皇帝，“哈斯高娃”居功甚伟。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蒙古族演员哈斯高娃，已经享誉草原三十多年，她是中国国家一级演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她从内蒙古巴林右旗的草原上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就一度成为引人注目的新星，在毕业大戏《奥赛罗》中哈斯高娃扮演了女主角黛丝德梦娜，以饱满的激情和圆熟的演技得到了国内外戏剧专家的好评，这部戏参加了中国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著名莎士比亚戏剧研究专家陆谷孙先生评价说，哈斯高娃的表演“比我十月份在美国看到的黛丝德梦娜演得还要好！”

毕业后哈斯高娃回到家乡内蒙古发展，陆续出演了《东归英雄传》等轰动性的电影，一跃成为内蒙古家喻户晓的女星，最红的时候包揽了内蒙古所有重大影片的主要角色。

自从1993年就开始定居北京的她依然把演戏作为主要工作，把表演作为毕生的艺术追求，她是中国莎士比亚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表演学会会员、曾任中国电影铜牛奖评委、 第15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金凤凰"奖评委，多次获得过最佳女主角奖等荣誉。

此次哈斯高娃访问蒙古国，受到了蒙古国政府的热情接待。为了表彰哈斯高娃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杰出成就，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体育部部长朝伦巴特尔先生亲自为哈斯高娃颁发了蒙古国极有分量的“政府突出贡献奖”勋章。

朝伦巴特尔部长亲自为哈斯高娃佩戴勋章并朗读了证书：“尊敬的哈斯高娃女士，我们高度肯定您作为文化杰出工作者为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在此我们特向您颁发蒙古国政府突出贡献奖。”

台湾年底将撤销蒙藏委员会

历史近90年的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预计年底前关闭。许多"民国特色"组织单位，也被讨论是否会成下一波裁撤对象。

台湾行政院于近日审核有关2018年的年度预算，其中有关"蒙藏委员会"的预算已经不再编列。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也证实，蒙藏委员会将于2017年底前裁撤，如果程序顺利，时程有可能提前。

蒙藏会"整并"
官方预估，未来在裁撤后，目前约50位的行政人员将移拨到台湾文化部与陆委会。也就是说，蒙藏事务虽然没有消失，但会归于其他部门管理，政治事务也由台湾专责大陆事务的陆委会统筹。

裁撤蒙藏委员会在台湾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起，自从2000年代后陆陆续续有呼声希望能整并。一年约7000多万台币（约230万美金）预算与700万台币（约23万美金）的业务费，也被指费用过高，被部分政治人物批评"养肥猫"。

然而，也有政治人物认为裁撤不妥，根据中央社报导，国民党团总召林德福就认为，蔡英文政府既然要"维持现状"，就先不要搞这些小动作，让人有去中国化的疑虑，这样只会让中方认为有"法理台独"空间。、

在台湾人心目中，蒙藏委员会一直是较陌生的机关。多年来也有人建议，比如蒙古独立已久，西藏地位不明，两地也相差甚远，就应该拆开来作业，但都未能成事。

历史近90年
蒙藏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28年，属于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专责"蒙藏同胞"的部门，最早可以推到1636年清朝第二任皇帝皇太极的"蒙古衙门"。1936年中华民国在大陆时，甚至制定了《喇嘛转世办法》，将西藏活佛转世业务给条例化。

然而，随着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来台后，蒙藏委员会就实际面上来说，已经无法照顾到中国大陆的蒙藏同胞，虽然也有蒙藏人士随国民政府来台，但人数相当少，该委员会的业务也被大幅调整。

比较有趣地是，由于当初随国民政府撤来的蒙古与西藏族群稀少，让后来担任"蒙藏委员会"的20多任委员长中，只有三任有蒙古族血统，传统藏族的更是没有。

至今，台湾的蒙藏委员会多半以介绍中华"蒙藏文化"为主，举凡西藏艺术展览或是音乐会、还有蒙古语或是西藏语教学等，也提供台湾民众如果去蒙古国或是西藏旅游时的资讯，跟过往的政治味已截然不同。

机关撤并潮？
蒙藏委员会的裁撤，也让台湾内部开始讨论，有关"民国风"的部属机关是否也该列入下一波的裁撤名单，其中最被广泛讨论的，就是"台湾省政府"、"台湾省咨议会"与"福建省政府"。
台湾于1990年代起，在李登辉总统的方针下，开始实施"冻省"，将台湾省的单位虚级化，并实施首次民主普选。这些在中国眼中"极度挑衅"的动作，后来也间接造成台湾的主权意识更被凸显。

然而，台湾省机关虽然被冻结，但是名义上没有真正废除，这三所虚集化机关，至今仍须编列3亿台币预算（约近1000万美金）来照顾。尤其台湾人民也几乎不知道，位于金门岛的"福建省政府"，仅剩2位员工编制，被高度预测是下阶段淘汰的机关。

其中，包括如服务广大华人侨胞的"侨委会"、与管理军人退休后职涯规划的"退辅会"等，都是过去一而再再而三被提及希望可以被裁撤的单位。但因为各国华人侨胞与退休军人"荣民"的反对，让这些单位留与否至今仍悬挂。

甚至于1990年成立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国统会），也在2006年时被时任总统陈水扁砍到预算仅仅1000元台币。而随着蒙藏委员会的裁撤号角响起，其他被批为"盲肠部门"的整并潮，或许也将慢慢进行。

蒙古新总统首访地选择俄罗斯 称将深化与俄合作

据俄罗斯塔斯社18日报道，蒙古国新任总统巴图勒嘎（Khaltmaa Battulga）近日接受了塔斯社的独家专访，在访问中，巴图勒嘎讨论了蒙古国对俄外交政策，并表示将在各方面深入强化与俄关系。

　　塔斯社称，这是巴图勒嘎上任以来，首次接受国外媒体的专访。“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发展深入，包括在国防领域，因为蒙古95%的军事硬件都由俄罗斯制造。国防是最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巴图勒嘎说。

　　除了国防，巴图勒嘎认为，农业合作也是重要方向。“在苏联时代，我们使用了大量苏联制造的农业机械，而现在的俄制农场设备减少了。我们应该加强农业合作，因为我们两国的气候条件是相似的”，巴图勒嘎表示，“多年来我们探讨将蒙古的肉类出口到（俄罗斯远东的）伊尔库茨克，但进展并不快”。除此以外，他表示，基础设施及运输系统也是两国合作的潜力所在。

　　“我们两国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而且在大部分时间，两国都是互相帮助的”，巴图勒嘎称，接壤的蒙俄两国强化关系，对扩大合作有重要作用，而区域层面的合作更应到达新高度。

　　在第三产业上，巴图勒嘎透露，明年蒙古将开通一个新机场，促进旅游业发展。“除了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游客，现在没有多少俄罗斯人来蒙古了，我们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旅行社分享了看法，希望能带动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游客开通经中国的内蒙古、蒙古国到布里亚特的旅游线路”，巴图勒嘎说。

　　除此以外，巴图勒嘎还将于今年9月6日至7日在俄罗斯海参崴举行的远东经济论坛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其他东北亚国家元首进行会晤，这也将是其上任以来首次出访国外。报道称，蒙古国外交部目前正在为此次出访制定计划和议程。

　　近年来，俄罗斯与蒙古国的高层互访体现出两国政治关系的日益密切。而早在巴图勒嘎竞选总统期间，就曾表现出与俄罗斯加强联系的意愿，他甚至在宣传册封面印上了普京和自己的肖像，而两人在此前并未接触过。彼时就有预测，这位亲俄的总统有可能打破蒙古国在过去25年的外交政策，而给俄罗斯更大的拥抱。

　　在经济方面，2017年上半年，俄蒙两国贸易额达到了5.59亿美元，同比增长43%。但两国的贸易逆差仍然存在，俄罗斯出口占两国双边贸易额90%以上，其中石油产品和电力占最大份额。但俄罗斯仅占蒙古国2%的出口额。

　　目前，蒙古国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18日，蒙古国国家统计局于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该国目前面临诸多问题，其中财政赤字尤为突出。仅2017年1月至6月，财政赤字就已达到7407亿蒙图（约合3.07亿美元）。

匈牙利和蒙古，哪个才是匈奴的后裔

欧洲到远东，各路匈奴后裔的人种、文化几乎像美国一样多元，到底哪些人是真正的古匈奴人的后代？

近日，考古界爆出大新闻：在蒙古国中戈壁省德力格尔杭爱苏木境内，中蒙联合考察队实地考察了一处汉文摩崖石刻，确认了它就是东汉永元元年（公元 89 年）班固所作的《封燕然山铭》。

这篇铭文最早见于南朝范晔所作的《后汉书·窦宪传》，并为《昭明文选》辑取，流传后世；但因长期找不到真迹，被认为是班固的想象之作。此次发现终以考古遗迹印证了文献记载，令人振奋。
此铭是车骑将军窦宪率领汉军大破北匈奴后，登燕然山南麓勒石纪功的文字。其后两年，北匈奴又败于汉将耿夔，无力抵御汉军，不得不西迁远遁。

中方考察队员在研读石刻拓片，左下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吉教授，
在蒙古国的蒙古史学界看来，古老的匈奴和蒙古人关系密切，前者正是后者的祖先。蒙古的国家正统历史叙事，也构建在这一基础上。不过，中国的大部分蒙古史学者持不同意见，将蒙古族源流上溯到大兴安岭的东胡人。

关于匈奴后裔的去向，中文史学界的主要观点也和蒙古学者大不相同：匈奴被汉军击败西迁，最终来到欧洲，引发民族大迁徙，间接灭亡了西罗马，这就是欧洲文献中的「匈人」，后来演变成匈牙利人。
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匈奴人的后裔相隔万里，甚至人种都黄白不同，真正的匈奴后裔到底在哪里？

断裂的记载
寻找匈奴的后裔，首先要明确「匈奴是谁」。根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匈奴政权的核心是单于家族挛鞮氏与呼衍氏、须卜氏、兰氏、丘林氏等氏族，他们互相联姻，共同控制整个草原。

这个核心氏族联盟之外，在匈奴政权控制的草原上，还生活着其他匈奴氏族和其他部族。冒顿单于东击东胡、西败月氏，一统草原后，就收纳了东胡、月氏的部民。强盛时期的匈奴，还包括了丁零、羌、西域胡人乃至中原人。

公元前 2 世纪匈奴周围的国家地区
草原政权联盟的成分如此复杂，很多部族都可能主动或被动的被记录为「匈奴」。
公元 48 年匈奴大分裂后，南匈奴内附中原王朝，史籍记载比较明确，北匈奴的去向则缥缈得多。

所谓「匈奴西迁」，指的也正是北匈奴。据《后汉书》记载：北匈奴在永和年间遭到连续打击后，自漠北「遁走乌孙」（今天山北麓伊犁河谷地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并在漠北西部、乌孙东北盘桓数十年。期间，北匈奴曾两次通使东汉，还一度与汉廷争夺西域诸国。
直到汉顺帝时（134 年），班勇再度经营西域，彻底清除北匈奴的影响，此后几十年间鲜卑势力扩展到漠北，孤立的匈奴人不得不举族西迁。

三世纪中叶，据《北史·西域传》载，北匈奴经乌孙境迁居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下游及以北），致使康居王南避。不久后，北匈奴又再度向西，进入咸海西岸、里海的奄蔡，「杀其王而有其国」。

从此以后，汉文史籍中便再难寻觅北匈奴的踪迹。

欧亚大草原是匈奴人迁徙的走廊
不过，西迁至咸海附近居住的匈奴，也受到了古代波斯和印度人的注意。
据波斯人记载，四世纪中叶，中亚地区开始有一只游牧蛮族自哈萨克草原南侵，波斯人称之为 Xiyon（Xinites，匈尼特人）。印度人则将他们称为 Huna，以跨语言译音的标准来看，这与「匈奴」的汉语上古音 /qʰoŋ naː/可以勘同。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粟特人称这一民族为 Hwn（粟特文转写）。此前目击过刘曜烧毁西晋洛阳城的粟特商人，对前汉匈奴的称呼也是如此。
然而，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

由于游牧汗国的联盟性质，尽管中原史家、粟特商人都视其为匈奴，西迁的匈奴政权在多大程度上由中亚草原上历来的伊朗系斯基泰牧民主导，实在难以判断。

组成匈奴的蛮族里，既有使用东伊朗语言的寄多罗人（Kidarites，也被叫做红 Huna 人），也有叱咤一时，可能使用阿尔泰语的嚈哒人（Hephthalites，也被称为白 Huna）。

中亚的史籍记载也就到此为止。与此同时，南俄草原出现一支从哈萨克草原而来的部族，引发了东欧的民族大迁徙，这就是被罗马基督徒称作上帝之鞭的匈人（Hun）。

阿提拉的进军路线
西方世界最早记载匈人的著作，是四世纪罗马帝国后期的史学家阿米阿努斯（Ammainus）的《历史》，它记录了匈人灭亡阿兰人的过程。五世纪中史学家普利斯库斯（Priscus）参与罗马使团前往阿提拉王庭，归来后写了一份希腊文报告，我们从这份报告的残稿中也能看到当时匈人的生活。

据罗马人记录，刚在欧洲出现的匈人不会使用铁器、没有毡帐、甚至不食用熟食。与匈尼特人对文法的熟稔接受不同，匈人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都极其落后，比起数百年前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单于国也远远不及。

中原、波斯、罗马，都曾记载了欧亚草原上一支强大的力量，这些记载之间断裂明显，很长时间不为人注意。

「匈奴西迁欧洲成就匈牙利」的说法，还要再等十几个世纪才会出现。欧洲最早贯通上述记载的，是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德基涅（Joseph de Guignes），他在 1756~1758 年陆续出版了五大册的《匈奴通史》，认为匈奴人就是匈人：汉籍中匈奴人占领的奄蔡就是罗马人记载的匈人占领的阿兰，此后他们逐渐西侵，在阿提拉的带领下建立了匈人王国。

1900 年，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发表论文《伏尔加河的匈人与匈奴人》，他利用中国史书补足了德基涅的框架。

此后，匈牙利学者喀尔曼·尼梅梯（Kalman Nemaeti）发表《从地理上证明匈奴即匈人》，法国学者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发表《评喀尔曼·尼梅梯的「匈奴即匈人」》。在诸多东方学家的论证下，「匈奴人就是匈人」在西方已经被视为解决了的问题。
异议并非不存在，1969 年法国汉学家韩伯诗在《匈人和匈奴人》一文中就认为，匈人和匈奴人并非一族：前者是蒙古人种（无胡须，扁鼻梁），说阿尔泰语；后者则是西伯利亚人（长鼻子，大胡子），说西伯利亚语。匈人可能是西迁中匈奴政权下的边缘部族，利用了「匈奴」的名号。

匈人攻入罗马
于是，匈奴人的后裔问题，就变成了匈奴人的族属问题。如果能找到匈奴人的现代同族，问题似乎就能解决。

可是，历史文献的记载往往并不准确，特别是匈奴人和匈人自己没有文字流传，后人研究全靠欧亚各文明的历史文献，准确性并不高。
近代以来，考古学和语言学拓展了学者研究的视野。法国学者法国的沙畹、伯希和（Pelliot）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匈奴人的族属问题，认为匈奴属于突厥语系人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则认为匈奴人说的是原始蒙古语。

伯希和与白鸟库吉
更大的突破则来自分子人类学的发展：族属的考察从文献和语言转向了遗传学，而 DNA 常被看作是「无法篡改的历史记录」。

DNA 的解释
2003 年至 2007 年，法国遗传学家克莉丝汀·凯塞-特拉基（Christine Keyser-Tracqui）就蒙古国北部发现的匈奴贵族墓葬做了一系列分析。

她选取墓葬所在地今日当地人、现代蒙古人、现代雅库特、现代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比照他们与古代匈奴人的 Y 染色体、线粒体、常染色体的 DNA，发现现在蒙古人与古代匈奴人的相似程度最高，进而认为，现代蒙古人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

十年后这个研究被当作新闻风靡于中文网络。然而，轰动一时的中文网络，却忽略了克莉丝汀·凯塞-特拉基的研究细节：在 46 个匈奴个体中有 3 个的单倍型组为 U，这是一个欧洲类型。

这说明，匈奴并不是单一民族实体，而是一个草原部落的联合体，东西草原的黄、白人种，都曾被统合在强大的匈奴统治之下。

中国学者大幅度拓展这个对比研究，他们选取了拓拔鲜卑、匈奴、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朝鲜、内蒙古、外蒙古、布里亚特、雅库特、南方汉族、北方汉族、哈萨克、乌兹别克、土耳其共十五个族群的 DNA 样本做对比。

十五个族群的Fst遗传距离矩阵，数字越小距离越近/ 图片来自：《拓拔鲜卑和匈奴之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于长春等，《遗传》2007 年第 10 期

通观整个遗传距离矩阵，十五个族群中，与匈奴人的遗传距离最近的是北方汉族（0.0156），内蒙古（0.0178）和外蒙古（0.0186）分列二三位，且都显著低于其他族群与匈奴的遗传距离。不过，北方汉族和内蒙古（0.0029）、外蒙古（0.0053），又低于他们各自和匈奴的遗传距离。

这是否意味着，「匈奴人西迁」是错误的历史，北匈奴的遗传后裔并没有离开北亚草原，而是演变成了今天的蒙古人？

分子人类学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单一地区墓葬的 DNA 研究，能不能代表整个族群？法国学者采用的 Egyin Gol 地区匈奴墓葬中少量的欧洲单倍型 U 的存在，就表明匈奴的组成并非一个血缘纯正的族群。

现代蒙古人显然难以继承如此多样化的族群组成。

东亚的汉、朝鲜、蒙古、满、鄂温克、日本六个人群的 Y 染色体单倍群类型比较，任何一个人群都不只有一种的单倍型。

从上面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古代匈奴人和拓拔鲜卑的遗传距离比外蒙古人还近，而无论史籍记载还是实际的政权冲突，都表明匈奴和拓拔鲜卑并非同一族群。

在十四个对比族群中，与古代匈奴人遗传距离最近的甚至是北方汉人，但华北的历史也不会追溯到匈奴帝国。

这正体现了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做历史解释的最大问题：将遗传的相关性，解释为历史的先后因果。

传统社会的组织基础——亲属制度，并不是一个纯生物性血缘制度。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的研究表明，人类的亲属关系本质上是一个拟血缘的文化现象，收养、连宗、冒名，都可能让亲属中混入不同血统的人，组成同一个宗族团体。草原的部落社会，也遵循着同样的组织逻辑。

屋大维的母亲是凯撒的外甥女，他本人被凯撒收为养子，继承了凯撒的政治事业和家产，但是他们两个人的遗传关系相隔很远。

出身农民的丰臣秀吉为了能出任将军，而尝试联系前将军足利义昭（非源氏不得出任将军）收自己为犹子，被拒绝后他向藤原家的前关白近卫前久寻求帮忙，被收为犹子后出任「关白」（只有「五摄家」才能出任关白）。分子人类学也无法检测出近卫家后人与丰臣秀吉的遗传关系。

屋大维、丰臣秀吉
将民族想象成为一个纯粹血缘、语言或者文化共同体，在历史上相当晚近。德意志诸邦脱离拿破仑帝国、意大利统一、巴尔干脱离奥斯曼帝国，加上一战后「民族自决」风行，民族的纯洁性和基于血缘传承的历史叙述才成为国家独立必不可少的要素。
如今，「民族」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人们要成为族群的成员，并不必然需要与两千多年前飘渺的先人有血缘关系。

马克·吐温小说《竞选州长》中肤色各异的小孩抱住主角的腿、叫他爸爸的景象固然荒谬，但在绵延千年的人类族群中，肤色各异的后裔们拥有同一群祖先，却是最正常不过的常态。

2014 年世界匈奴人后裔大会，日本、匈牙利、伊朗、蒙古、土耳其等国纷纷派出代表。

专访杨海英博士：国际共运与草原蒙汉关系—《没有墓碑的草原》访谈（之五）

第四十一集：专访杨海英博士：国际共运与草原蒙汉关系—《没有墓碑的草原》访谈（之五）

【节目内容提要】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报道了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由刘英伯、刘燕子父女翻译、杨海英日文原作《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中文译本。此前已经播出了四集相关报道。今天请继续收听本专题节目第五集。

本集内容是专访《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日文原著者杨海英博士，谈国际共运与草原上蒙古族与汉族的关系。      杨海英博士是日本静冈大学教授，他来自鄂尔多斯草原，是蒙古族人，本名俄尼斯.朝格图。
    
《没有墓碑的草原》日文原作获日本纪实文学大奖“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奖”。

在本集节目中，杨海英博士谈到：    
1.介绍出版日文原著的日本岩波书店。
2.把内蒙草原十年“文革”历史放在国际共产运动中考察。
3.《嘎达梅林》唱出蒙古人的心声。
4.中共建政以来内蒙汉人比例的增加。
5.谈《草原晨曲》和词作者马拉沁夫。
6.国际共运与“文革”内蒙古挖肃“内人党”的关系。

点击收听.......

内蒙古自治70年：民族团结 恩威并重 - BBC

后来担任过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中）在文革前一直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人，他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左）渊源很深。右为乌兰夫的长子，原国家副主席布赫。布赫的女儿布小林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中国内蒙古正在进行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成为宣传的主旋律。但批评人士指出内蒙古并没有实现民族自治。比中共建国早两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

草原所有权模糊 内蒙古牧民抗议频发
当地开展的庆祝活动包括文艺晚会，展览和蒙古族传统的那达慕等活动。中央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周一（7日）向内蒙古赠送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礼物。

俞正声发表讲话指出，内蒙古7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代最高领人的关心。他还赞扬了内蒙古自治区早期领导人乌兰夫。
官方数字显示，内蒙古成立70来，地区经济规模从5.37亿元扩大到了1.86万亿元人民币。内蒙古面积占中国领土的12%，约118万平方公里。自治区登记的蒙古族人口为460万，占全区2500万人口的五分之一。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官方举办了许多文艺晚会，展览和蒙古族传统的那达慕等。

“草原所有权”
不过对于官方的庆祝活动以及中国媒体报道的内蒙古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就，许多蒙古族异议人士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成就不完全等于蒙古民族受益。其中主要的抱怨是民族自治区有名无实，蒙古族并没有自治权利，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外来人口迁入，蒙古族在内蒙古成了少数民族。

代表海外内蒙古流亡人士的南蒙古呼拉尔台的主席特木其勒图（席海明）对BBC记者说，官方宣传的内蒙古跨越式发展，工业，旅游业的迅猛发展，都是一种"殖民地"宣传模式，看不到对蒙古族的好处。

他特别提到内蒙古草原所有权存在的问题，说草原集体所有权没有内地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明晰，所以导致内蒙古出现草原被工矿企业占有，以及草原所有权纠纷和牧民权利被侵犯的事情愈演愈烈，激化了民族矛盾。

例如最近在内蒙东部翁牛特旗中粮肉食投资公司不顾当地人反对，在草原上建成产量数十万头猪的大型养猪场，破坏污染了草原环境。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地区近年来破坏草原事件和草原所有权纠纷层出不穷，甚至还出现过人员死伤，引起蒙古牧民抗议。习近平似乎也是第一个在内蒙古用蒙古语和按照蒙古民族礼仪祝福的最高领导人。

“恩威并重”
内蒙古自治区每十年一次大庆，照例都有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从2007年的60周年庆祝时，当时的中央代表团团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因此有评论说，自2007年后，近两次的庆祝中央代表的级别上升到了政治局常委，显示对内蒙古的重视。

内蒙古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誉为"模范自治区"。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表达了对内蒙古的高度重视。他在视察内蒙古时强调要把内蒙古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习近平似乎也是第一个在内蒙古用蒙古语和按照蒙古民族礼仪祝福的最高领导人。

不久前（7月30日）习近平还在内蒙古草原深处的朱日和训练基地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作了重要讲话。

南蒙古呼拉尔台的主席特木其勒图提到朱日和军事基地是说，这个被誉为亚洲最大的大型陆空联合训练基地的朱日和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朱日和镇，占地1000多平方公里。

南蒙古呼拉尔台的主席席海明认为，官方宣传的内蒙古跨越式发展，工业，旅游业的迅猛发展，都是一种"殖民地"宣传模式，看不到对蒙古族的好处。

他说，在上世纪60年代，朱日和是解放军的坦克训练场。当地牧民试图通过当地政府同军方交涉，希望允许他们在那里继续放牧。在交涉后，军方不仅没有让步，反而在70年代让更多牧民迁移，扩大了朱日和基地。

特木其勒图认为，中国当局有时候利用朱日和的阅兵和演习对北方的蒙古国以及内蒙古的分离主义作威慑姿态。

"模范自治区"
特木其勒图是上世纪80年初内蒙古发生大规模学生抗议的主要组织者。当时内蒙古多所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中共中央的"28号文件"。文件指示内蒙古要吸收安置外省进入内蒙古的流民，同时否定了乌兰夫主政内蒙时期关于使用民族干部体现自治权的方针。

据特木其勒图讲，随着外来移民迁入以及其他原因，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口比例由自治区创立之初的50%已经下降到了现在的20%，因此当初设想的民族自治已经失去了重要的基础。

特木其勒图认为，中国当局有时候利用朱日和的阅兵和演习对北方的蒙古国以及内蒙古的分离主义作威慑姿态。

内蒙古自治区自创立到文革前的领导人，一直是后来担任过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乌兰夫早年在延安负责民族工作，和中共西北地区领导人习仲勋渊源颇深。据说，乌兰夫和习仲勋两家仍然保持世代相传的友谊。

早年在日本投降后，进入东北（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中共军队开始转入战略反攻的时候，乌兰夫在内蒙古整合了不同的民族主义和自治力量，在1947年5月1日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上世纪50年代内蒙古曾被当时的周恩来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

在文革开始前，乌兰夫及其追随者受到整肃。随后开始的整肃扩大化导致大批蒙古族人士被迫害致死致残。旅日蒙古族学者杨海英在《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一书中详尽地叙述了这段历史。

在内蒙古成立70年纪念讲话中，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的孙女布小林说，民族区域自治铸就辉煌，民族团结已经深深融入各族人民的血液。

中国政府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同时，当地蒙族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少，蒙古人权受到严控

今年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的70周年。官方举办大规模几年活动，官方媒体发文称赞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但当地蒙族异议人士认为，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宣传内蒙古的经济成就，但是当地蒙族人不但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反而因草场被强占，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据路透社8月8号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8月8号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举行了大型庆典。内蒙古是中国大陆在内战后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被中国当局树立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和新疆的“自治”典范。但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维权人士新娜对路透社记者表示，就在中国政府高调庆祝的同时，她的电讯通讯工被中断，警察到处跟踪她。

中国官方新华社当天报道说，中共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工业结构由“一煤独大”转向多元化支撑，旅游业年均增速达20%以上。2013年至2016年经济年均增长7.9%；城镇化率超过60%。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9万公里；14１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14.7%下降到4.1%。

总部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民主信息中心负责人恩赫巴图对本台记者说，中国政府宣传内蒙古经济繁荣，但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民众不仅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什么好处，生活水平反而在下降：

“中国政府总是说，内蒙古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当地牧民的生活其实还不如以前，因为他们的草场因为开矿等原因遭到破坏。”

赫恩巴图说，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成立时，虽然背后是有共产党操纵的，但是当时少数民族自治的程度还比较高，自治区的主要领导都是蒙族人，

“但是，在1949年中国政府建立之后，内蒙古的政治完全由中央掌控，当地蒙族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少，目前其地位还不如一个省，更别提民族自治了。”

据路透社的报道，目前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人口中，蒙族人口还不到五分之一，他们中有些人被政府强制放弃放牧生活，到城镇定居。内蒙古的蒙族著名维权人士哈达的妻子新娜对路透社记者说，她认为8月8号这个日子令人悲伤，警察到处跟踪她。她的丈夫哈达出狱后，身体一直不好，话也不能说多少，思维能力也没有恢复。这都是他被监禁十五年造成的恶果。

在美国的蒙族维权人士恩赫巴图对此表示，内蒙古活动人士哈达一家的遭遇凸现出内蒙古人权状况的恶劣，

“哈达这样的蒙族知识分子，因为组建蒙古民主联盟而遭到迫害。（当局）说他是分裂国家，被判刑15年。 他的妻子和儿子都遭到政府迫害，都曾经坐过牢。这就是内蒙古的人权现状。”

哈达是内蒙古的著名异议人士，因参与蒙古族民主运动，推动民族自治，他1995年被法院以分裂国家等罪名判刑15年。2010年12月，他刑满出狱后，继续被当局囚禁在呼和浩特郊外的一座建筑物3年多。在哈达刑满出狱前夕，他的妻子新娜受到株连，开办的书店被查封，新娜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入狱。出狱后，当局一直不允许她继续经营书店。

（记者：高山；责编：嘉華） 网编：郭度

中共的解放军建军90周年：你可能不知道的中共军史 - BBC

中国官媒连日来盛赞解放军建军90年来为国家民族立下的"卓著功勋"。但若只读官媒，有些军史你可能还没听说过。

8月1日（周二）是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官媒早已开始大肆造势，盛赞"人民军队"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的"卓著功勋"。
但官方的史观都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解释历史，一切中共不喜欢的叙述都被视为"历史虚无主义"。

7月21日出版的《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强调"决不容许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党史国史军史"，维护官方版本的党史军史是具有"战斗性"的工作。

文章说："站在党的立场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要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强化党史、国史、军史工作的战斗性，主动发声、占领阵地，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

那么，不太"光荣"的历史呢？只看官媒就不一定了解了。下面我们就为您补充几个知识点。
"武装保卫苏联"

中共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红军曾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中共本来不是中国的本土政治组织，而是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初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苏联，是不折不扣的"外国势力代理人"。因此，在中共建立"红军"两年后，中国和苏联发生冲突时，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苏联一边。

1929年7月，由于国民政府试图废除满清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宣布收回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路权。苏联红军因此入侵中国东北，击败东北军，不仅维持了对中东路的控制，还强占了黑龙江上的黑瞎子岛。

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共不仅没有谴责侵略者，反而发表宣言抨击国民党"向苏联进攻"，呼吁"拥护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共产国际因此事把中共称为"国际主义的模范"，并盛赞中共"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在群众的前面，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号召并组织群众去进行英勇的斗争，去反对自己的政府、中国的军阀和国民党"。

赣州战役与淞沪抗战
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共尽管有意武装保卫苏联，但其红军尚不具备足够实力。然而，两年多以后，红军在另一场中外冲突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国军十九路军奋起迎战。此战延续到3月3日才结束，史称"第一次淞沪抗战"。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国军士兵。共产党和国民党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描述长期存在争议。

中共将此事变视为打击国民政府、发展自身力量的好机会。1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呼吁上海工人"夺取武装"，不仅反对日本进攻，也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还鼓动国军士兵"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

"一二八"抗战开始时，红军正准备攻打江西赣州。红军并未因国难当头而暂时停止内战，而是于2月4日进抵赣州附近，并于23日开始猛攻。3月7日，红军在遭受重创后撤退。

红军发动的"赣州战役"与"一二八"淞沪抗战几乎同时。国民政府认为，中共乘日军侵略之机猛攻赣州，牵制了本应增援上海的国军部队，等于帮助日寇。中共则说，这不过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借口。

但无论如何，中共明知日军入寇，却并未以民族大义为重，而是内战优先，不仅鼓动前线抗日士兵叛变，还同时发动大型的内战战役，应是不争的事实。

"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
红军"反围剿"失利后"长征"到西北，以期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取得外国势力的援助。
尽管打着"北上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但中共内部的抗战方针更强调保存和发展自身实力。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经过谈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编后，毛泽东立即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因此要搞"山地游击战"，"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同时，毛泽东强调，尽管八路军名义上已是国军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仍要"独立自主"，不能真正听命于国民政府。

根据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编著的《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策略做了相当露骨的概括。

毛泽东回顾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彭德怀因批评“大跃进”，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激烈批判。图为毛泽东1958年在"大跃进"期间视察浙江。

百团大战成彭德怀"罪状"
中共对其抗战战绩的宣传重点集中在所谓"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这两场战事上。而发动这两场战事，实际上都违反了毛泽东的抗战原则，并非中共中央的本意。

1937年9月25日，在以阎锡山率领的国军为主力的平型关战役期间，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袭击并歼灭了一个几百人的日军辎重部队。这起小规模战斗被中共渲染为"平型关大捷"。
战斗当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实际否定了林彪的作战方针。

1940年下半年，为阻碍日军的扫荡，彭德怀策划指挥了一场破坏交通线的大规模"破袭战"，后来被称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中共在抗战期间唯一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对日作战，但彭德怀却因此遭到中共内部的批判，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中共实力，"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批评说，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彭德怀被迫在19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做了检讨，承认自己"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此后，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以至"文化大革命"中，"百团大战"都被作为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一大罪状。

陕北八路军种鸦片贩毒
在抗日战争期间，官方版本的党史强调的另一件大事是所谓"大生产运动"。官方的说法是，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

多年来，一些海外学者和作家指出，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命脉主要在于鸦片的种植和贩卖。

中共十分重视对党史和军史的宣传。图为解放军士兵参观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军史展览。经常被引用的信息来源之一是抗战时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

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引述任弼时的话说："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敢言媒体也证实，陕北八路军确实曾经生产和贩卖鸦片。由一批中共自由派老干部支持的《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8月刊文《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引用内部资料证实，种植罂粟、贩卖鸦片的行为，延安时期党政军学、部队机关多有参与。

由郭兰英演唱的著名歌曲《南泥湾》在中国大陆传唱甚广，其中歌颂王震领导的359旅是大生产"模范"。但《炎黄春秋》的文章引用中共内部资料揭示，359旅在南泥湾既卖过鸦片，也种过罂粟。而且这在八路军各部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文章说，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所谓"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

日本学者：中共与日军共谋对抗国军
今年抗日战争结束七十周年之际，中台双方围绕国共两党当时谁才真正抗日发生争论。
虽然在中国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时，日本各大传媒均指出，在抗战胜利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诞生，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抗战的主流不是中共，但日媒也没有提出证据来说明共军在抗战中的表现。

今年11月，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撰写的《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在日本出版。作者远藤根据她收集的中国、台湾、日本三方面资料，来论证中国国民党军队抗日时，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合作打击国民党的史实。
远藤的这本书在出版后立即引起不少日本国民的关注，一个月内增印了5次。

日本《每日新闻》、《富士晚报》等媒体也就此书发表了书评，富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等更邀请远藤介绍其这本历史书。

远藤誉的书《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正以一个月增印5次的速度在日本畅销。图片版权7

BBC中文网则成为了专访远藤誉的全球首家中文媒体。远藤对BBC中文网记者说，她是读了《潘汉年传》等中国书籍后，开始怀疑中共的解释，然后着手准备写书的。她希望通过日本方面的资料来解开有关疑问，而结果则令她自己也震惊了。

中共特务与日本特务
《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叙述说，“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设置日本陆军参谋部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接触”。

远藤收集的中方资料对此解释说，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抗战胜利，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勇敢地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

但远藤收集的岩井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则明确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远藤的书详细记述了1932年作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情报部副领事的岩井赴任后，因汉语流畅，负责接待记者中日双方20多名记者，包括后来被称作“五重间谍”的新声通讯社中国记者袁殊（袁学易）。当时中共报章上不时有岩井和影佐的名字，在延安的毛泽东也获悉。岩井还建议在上海加强收集情报工作、并获准设置了“公使馆情报部”。

1935年6月岩井解救了被国民党逮捕的袁殊，更增添了两人交情。岩井虽知袁殊多重间谍身份，但不介意并援助袁殊再次留学日本，直至西安事变后才回到中国。岩井本人也在1937年回国，1938年2月重返上海，目的是“早期结束军方挑起的战争”。

共产党人与岩井公馆
2002年旅美中国学者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也根据中文资料叙述中共向岩井出卖国民党情报得以壮大的史实。

岩井在上海领事馆设置了特别调查班，搜集蒋介石政府内部情报，寻求“讲和”的机会。岩井全权委托袁殊组织新党，并说：“为了达成全面和平的共存共荣日中新关系理念，不光是党名，还要以真正理解这一理念的民众、知识分子为对象，前身是蓝衣社、中统团、以及其它党派相关者，共产党员都不要紧”。

结果袁殊招募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而所有经费由岩井取得公使馆情报部长河相达夫同意，由日方支付。不过最终新党运动演变成“兴亚建国运动”，并在袁殊建议下，兴亚建国运动总部起名“岩井公馆”。

这个时期，袁殊还把匿名为胡越明，直接在毛泽东指挥下从事特务活动的前中共特工头子潘汉年介绍给岩井，袁殊形容潘汉年地位相当于周恩来（中国前总理）。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中描写首次见潘汉年的印象是“非常稳重的知识人，却又是潇洒的都市人而令人好感”。并回忆说，此后每次都是潘汉年求见、提供国民党政府和国军情报，且以岩井公馆作据点，扩大中共在香港的间谍活动。

日本情报费资助中共
岩井委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汉年支付2000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加上由潘汉年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每次另支付潘汉年1万港元。

当时，2000港元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5年的薪水，而日本每年向潘汉年支付的费用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60年薪水，而且尚不包括刊物费，最终这笔可观的收入落入中共手中。
远藤在书中指出“这就是谢幼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员）著书《中共壮大之谜》的中共壮大理由”，而日本支付的费用大部分源自外务省机密费，岩井回忆说，支付的总额达30多亿日元（超过2500万美元）。

1937年，面对入侵的日军，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希望抗战，但毛泽东则坚持只拿出10%兵力用于抗战。岩井《回想的上海》还披露，潘汉年通过袁殊向岩井提议，商谈共军与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停战”的事宜，岩井因不懂军事，把该建议转手影佐，潘汉年从此开始直接与日军接触。

曾著书谈在华经历
远藤1941年出生在中国长春，父亲在长春经营自己研制的戒毒药品“吉福德禄”的制药厂，父母都是日本人，本来还有哥哥和弟弟。但在1948年八路军围困长春之战中，远藤的哥哥和弟弟都饿死，而她也几近饿死并遭遇流弹受伤，导致两臂残疾。
1953年，12岁的远藤回到日本，又受到日本本地人的欺凌。她取得物理学博士以后，从1983年起从事指导中国留学生的工作至今，并从那时起还兼任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教授，上海交大客座教授。

1983年远藤在日本出版《不合理的彼方》，自述其当年在长春的生活经历，获得《读卖新闻》女性人类记录优秀奖。

后来，远藤应《读卖新闻》邀请，在1984年再著书《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描述她在中国12年的苦难经历。90年代，她希望此书译成中文版，可是中国出版社一直以“过于敏感”的理由拒绝和拖延此事，去年她觉得年事已高，不能再等下去，于是选择在台湾出版中译本。

“只想追求历史真相”
远藤对BBC中文网记者说，“我对中国爱恨交集，但到了这个年龄，我只想追求历史真相”。
远藤说，《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最大的难题是找日本有关岩井的记载，我去了外务省和防卫省研究所都找不到，后来在网络上偶然看到岩井出版过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于是开始找，并终于在网络上买到，我如获至宝！现在觉得我小时候没饿死、活到现在，就是为了找到这本书”。

当记者问到，日本是否也刻意抹去当年岩井与中共合作的记录，远藤则说“不是，岩井对中国来说重要，但日本当时对他重视不够”。
对于台海两岸官方有关谁是真正抗日力量的争论，远藤表示“日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在防卫研究所里看战史资料，厚厚的一本防卫研究所编写的战史资料，居然是引用中共党史来编写，简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我才要挖掘真相，来填补真实的历史空白”。

为什么无法找到成吉思汗墓 - BBC

While the great warrior’s tomb may contain treasure from across the ancient Mongol Empire, Mongolians want its location to remain a mystery.

19 July 2017
This is an outsized land for outsized legends. No roads, no permanent buildings; just unfurling sky, tufted dry grass and streaming wind. We stopped to drink salted milk tea in nomads’ round ger tents and to snap pictures of roaming horses and goats. Sometimes we stopped just for the sake of stopping ‒ Ömnögovi Province, Mongolia, is endless by car. I couldn’t imagine tackling it on a horse.
But this is the country of Genghis Khan, the warrior who conquered the world on horseback. His story is full of kidnappings, bloodshed, love and revenge.

That’s just history. The legend begins with his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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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ghis Khan (known in Mongolia as Chinggis Khaan) once ruled everything between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Caspian Sea. Upon his death he asked to be buried in secret. A grieving army carried his body home, killing anyone it met to hide the route. When the emperor was finally laid to rest, his soldiers rode 1,000 horses over his grave to destroy any remaining trace.

In the 800 years since Genghis Khan’s death, no-one has found his tomb.

Genghis Khan once ruled everything between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Caspian Sea
Foreign-led expeditions have pursued the grave through historical texts, across the landscape and even from space ‒ National Geographic’s Valley of the Khans Project used satellite imagery in a mass hunt for the gravesite. But most interest in locating the tomb is international; Mongolians don’t want it found.

It’s not that Genghis Khan isn’t significant in his homeland ‒ quite the reverse. His face is on the money and on the vodka; he probably hasn’t been this popular since his death in 1227. So it can be difficult for outsiders to understand why it’s considered taboo to seek his grave.

Genghis Khan did not want to be found
The reluctance is often romanticised by foreign media as a curse, a belief that the world will end if Genghis Khan’s tomb is discovered. This echoes the legend of Tamarlane, a 14th-Century Turkic-Mongolian king whose tomb was opened in 1941 by Soviet archaeologist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tomb’s disturbance, Nazi soldiers invaded the Soviet Union, launching World War II’s bloody Eastern Front. Superstitious people might call that cause and effect.

But Uelun, my translator, was having none of it. A young Mongolian with a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Buryat State University in Ulan-Ude, Russia, she did not seem superstitious. In her opinion, it is about respect. Genghis Khan did not want to be found.


One thousand horses trampled the grave of Genghis Khan to destroy any trace
“They went through all that effort to hide his tomb,” she pointed out. Opening it now would violate his wishes.

This was a common sentiment. Mongolia is a country of long traditions and deep pride. Many families hang tapestries or portraits of the Grand Khan. Some identify themselves as ‘Golden Descendants’, tracing their ancestry to the royal family. Throughout Mongolia, the warrior remains a powerful icon.

The search for Genghis Khan’s tomb
Beyond cultural pressures to honour Genghis Khan’s dying wish for secrecy, a host of technical problems hinder the search for his tomb. Mongolia is huge and underdeveloped ‒ more than seven times the size of Great Britain with only 2% of its roads.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s so low that only Greenland and a few remote islands can beat it. As such, every view is epic wilderness. Humanity, it seems, is just there to provide scale: the distant, white curve of a herdsman’s ger, or a rock shrine fluttering with prayer flags. Such a landscape holds on to its secrets.

Mongolia is more than seven times the size of Great Britain with only 2% of its roads
Dr Diimaajav Erdenebaatar has made a career overcoming such challenges in pursuit of archaeology.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t Ulaanbaatar State University in Mongolia’s capital city, Dr Erdenebaatar was part of the first joint expedition to find the tomb. The Japanese-Mongolian project called Gurvan Gol (meaning ‘Three Rivers’) focused on Genghis Khan’s birthplace in Khentii Province where the Onon, Kherlen and Tuul rivers flow. That was in 1990, the same year as the Mongolian Democratic Revolution, when the country peacefully rejected its communist government for a new democratic system. It also rejected the search for Genghis Khan, and public protests halted the Gurvan Gol project.

Uelun and I met Dr Erdenebaatar at Ulaanbaatar State University to talk tombs ‒ specifically similarities between his current project and the resting place of Genghis Khan. Since 2001 Dr Erdenebaatar has been excavating a 2,000-year-old cemetery of Xiongnu kings in central Mongolia’s Arkhangai Province. Dr Erdenebaatar believes the Xiongnu were ancestors of the Mongols ‒ a theory Genghis Khan himself shared. This could mean similar burial practices, and the Xiongnu graves may illustrate what Genghis Khan’s tomb looked like.

Many believe Genghis Khan's tomb could be filled with treasures from across the Mongol Empire
Xiongnu kings were buried more than 20m underground in log chambers, with the sites marked above ground with a square of stones. It took Dr Erdenebaatar 10 summers to excavate the first tomb, which had already been hit by robbers. Despite this, it contained a wealth of precious goods indicating the Xiongnu’s diplomatic reach: a Chinese chariot, Roman glassware and plenty of precious metals.

Dr Erdenebaatar took me to the university’s tiny archaeology museum to see the artefacts. Gold and silver ornaments were buried with the horses sacrificed at the gravesite. He pointed out leopards and unicorns within the designs ‒ royal imagery also used by Genghis Khan and his descendants.
There already aren’t enough lifetimes for this work ‒ history is too big
Many believe Genghis Khan’s tomb will be filled with similar treasures gathered from across the Mongol Empire. It’s one reason foreign interest remains strong. But if the Grand Khaan was buried in the Xiongnu style, it may be difficult ‒ if not impossible ‒ to know for sure. Such a tomb could be hidden by simply removing the marker stones. With the main chamber 20m down,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find in the vastness of Mongolia.

When I asked Dr Erdenebaatar if he thought Genghis Khan would ever be found, he responded with a calm, almost indifferent, shrug. There already aren’t enough lifetimes for his work. History is too big.
A possible lead in a forbidden location
Folklore holds that Genghis Khan was buried on a peak in the Khentii Mountains called Burkhan Khaldun, roughly 160km north-east of Ulaanbaatar. He had hidden from enemies on that mountain as a young man and pledged to return there in death. Yet there’s dissent among scholars as to precisely where on the mountain he’d be ‒ if at all.

Legend has it that Genghis Khan was buried in the Khentii Mountains
“It is a sacred mountain,” acknowledged Dr Sodnom Tsolm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Ulaanbaatar State University with an expertise in 13th-Century Mongolian history. “It doesn’t mean he’s buried there.”

Scholars use historical accounts to puzzle out the location of Genghis Khan’s tomb. Yet the pictures they create are often contradictory. The 1,000 running horses indicate a valley or plain, as at the Xiongnu graveyard. Yet his pledge pins it to a mountain. To complicate matters further, Mongolian ethnologist S Badamkhatan identified five mountains historically called Burkhan Khaldun (though he concluded that the modern Burkhan Khaldun is probably correct).

Theories as to Genghis Khan’s whereabouts hang in unprovable limbo
Neither Dr Tsolmon nor I could climb Burkhan Khaldun; women aren’t welcome on the sacred mountain. Even the surrounding area was once closed to everyone but royal family. Once known as the Ikh Khorig, or ‘Great Taboo’, is now the Khan Khentii Strictly Protected Area and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Since achieving this designation, Burkhan Khaldun has been off-limits to researchers, which means any theories as to Genghis Khan’s whereabouts hang in unprovable limbo.
Honouring a warrior’s final wish
With the tomb seemingly out of reach, why does it remain such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Mongolia?

Genghis Khan's rule enshrined the concepts of diplomatic immunity and religious freedom
Genghis Khan is simply Mongolia’s greatest hero. The West recalls only what he conquered, but Mongolians remember what he created. His empire connected East and West, allowing the Silk Road to flourish. His rule enshrined the concepts of diplomatic immunity and religious freedom. He established a reliable postal service and the use of paper money. Genghis Khan didn’t just conquer the world, he civilised it.

Genghis Khan didn’t just conquer the world, he civilised it
He remains to this day a figure of enormous respect ‒ which is why Mongolians like Uelun want his tomb to remain undisturbed.

“If they’d wanted us to find it, they would have left some sign.”
That is her final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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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克雷格  (Erin Craig)   2017年 8月 4日

这是一片富有传奇色彩的广袤土地。这里没有道路，没有永久性建筑，只有无尽的天空，丛生的干草和呼啸的烈风。我们停下来在牧民的圆顶蒙古包里饮用咸味的奶茶，抓拍那里马匹和羊群信步的美景。有时我们只是为了停下而停下——蒙古国南戈壁省 (Ömnögovi Province)一望无际，我们一路驾车前行。我无法想像在这片土地上策马奔驰的情形。
但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国家，他就是在马背上征服了世界的勇士。他的故事充斥着绑架和杀戮，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这就是历史。直到他去世后，他的传奇才拉开序幕。

成吉思汗曾经统治着太平洋与里海之间的一切。他临死前要求将自己秘密埋葬。一支悲痛的军队把他的尸体运回家乡，沿途遇到的人都被格杀勿论，只为保守这一秘密。当这位君主终于入土为安，他的1000名士兵在他的墓地上骑马踩踏，毁掉一切痕迹。

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的800年里，没有人能找到他的陵墓。
外国人主导的探险队曾试图在史书、地面甚至空中寻找他的陵墓——《国家地理》杂志的"可汗谷项目" (Valley of the Khans Project) 就曾使用卫星图像大规模搜索，试图找到陵墓所在。最关注寻找陵墓都是些外国人，但是蒙古人自己却并不希望找到它。

这并非由于成吉思汗在他的家乡不受重视——事实恰恰相反。他的头像被印在纸币和伏特加酒瓶上。自 1227 年去世后，他恐怕从未像今天这般深受欢迎。所以对于局外人而言，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地人把寻找他的陵墓视为禁忌。

这种不情愿常常被国外媒体浪漫地解释为一种诅咒。据信，世界将随着成吉思汗墓的发现而终结。这种说法与帖木儿传奇遥相呼应。帖木儿是14世纪的突厥蒙古国王。1941 年，他的陵墓被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在帖木儿陵墓被发掘之后不久，纳粹军队就入侵苏联，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腥的东方战线。迷信的人可能将此视为因果关系。

但是我的翻译乌伦 (Uelun) 却不以为然。作为一名在俄罗斯乌兰乌德 (Ulan-Ude) 布里亚特国立大学 (Buryat State University) 获得国际关系学位的蒙古年轻人，她并不迷信。在她看来，这件事只关乎敬畏。成吉思汗并不希望自己被人找到。

一千匹马在成吉思汗的墓地踩踏，毁灭一切痕迹."他们费尽心机想要把他的陵墓藏起来，"她说。现在打开它将有违他的心愿。

这是人之常情。蒙古是一个拥有悠久传统和崇高荣誉感的国家。很多家庭都挂着印有成吉思汗肖像的挂毯或他的画像。有的人自认为是"黄金后代"，因为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古代皇室。在整个蒙古，这位勇士始终是他们一个强大的象征。
寻找成吉思汗墓

除了敬畏成吉思汗临终遗愿的文化压力外，大量技术难题也阻碍着陵墓的搜寻。蒙古地域辽阔，属于欠开发国家——它的面积是英国的7倍多，但是道路却只有英国的2%。这里人口密度极低，只有格陵兰和一些偏远岛屿的人口密度比它更低。自然，这里放眼望去，遍地都是荒野。人类在这里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在茫茫大地上提供一些参照物：远方，牧民蒙古包的白色曲线，还有岩石寺庙上迎风飞扬的经幡。这片土地坚守着自己的秘密。

蒙古的面积是英国的七倍多，但是道路却只有英国的 2%（图片来源：Samuel Bergstrom）
在考古生涯中，迪马扎布·额尔德尼巴特尔(Diimaajav Erdenebaatar) 博士曾多次克服了这样的困难。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是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州立大学 (Ulaanbaatar State University) 考古系主任，也是为寻找陵墓成立的首个联合探险队的成员之一。这个由日本和蒙古的合作项目名为"Gurvan Gol"（意思是"三条河流"），它重点研究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肯特省 (Khentii Province)，也就是鄂嫩河 (Onon)、克鲁伦河 (Kherlen) 和图勒河 (Tuul) 的交汇之地。那还要回到1990 年，也是蒙古民主革命爆发的同一年。当时，这个国家和平终结了共产党政府的统治，建立了新的民主体制。同样终结的还有成吉思汗陵墓的搜寻行动，民众的抗议致使"Gurvan Gol"项目中断。

乌伦和我在乌兰巴托州立大学见到了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我们谈到了陵墓，特别是他手头的项目与成吉思汗墓之间的相似之处。自2001年以来，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已经在蒙古中部的后杭爱省 (Arkhangai Province) 发掘了一个拥有2000年历史的匈奴国王陵墓。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认为，匈奴是蒙古族的祖先，这也是成吉思汗本人认可的理论。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有类似的墓葬习俗，这些匈奴陵墓也可能与成吉思汗墓类似。

很多人都相信，成吉思汗墓里可能充斥着从蒙古帝国各地搜罗来的珍宝.匈奴国王被埋葬在地下20多米深的木质墓室内，在地面上设有方形石头作为标记。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花了10年时间才发掘出第一个墓室，而且当时这个墓室已历经盗墓者洗劫。尽管如此，墓室里面仍然有许多珍品，它们反映了匈奴的外交触角所及：其中有有一辆中国战车、罗马的玻璃器皿和大量的贵重金属。

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带我参观了大学的小型考古博物馆，那里收藏着这些文物。墓地中葬有金银饰品和殉葬的马匹。他指出藏品图案中的豹和独角兽——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也将其用于皇室图像。

很多人都相信，成吉思汗墓里可能充斥着从蒙古帝国各地搜罗来的类似珍宝。这也是外国人寻找陵墓的兴趣依然浓厚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成吉思汗也按照匈奴的方式埋葬（即便有此可能），情况无疑就将难以掌握。通过移动标记石块，这样的陵墓很容易就能隐藏起来。要在蒙古广袤的土地找到地下20米深的墓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我询问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他认为能否找到成吉思汗墓时，他镇定而又冷淡地耸了耸肩。他的有生之年已经不足以完成自己的工作了。历史太过久远。

禁入之地可能的线索
民间传说成吉思汗被葬在肯特山 (Khentii Mountains) 一个名为不儿罕合勒敦 (Burkhan Khaldun) 的山峰上，那里距乌兰巴托东北部约160公里。成吉思汗年轻时曾在那座山上成功躲过敌人，他曾发誓死后要魂归于此。但是学者们对于陵墓在这座山上的确切位置仍有争议——如果事实果真如此。

传说成吉思汗被葬在肯特山 (Khentii Mountains) 上."那是一座圣山。"乌兰巴托州立大学专门研究13世纪蒙古历史的历史学教授索德诺姆·朝勒蒙 (Sodnom Tsolmon) 博士说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埋葬于此。"

学者们还利用历史记录来寻找成吉思汗墓的位置,，但是他们的说法往往自相矛盾。1000匹奔马表明陵墓所在地形为山谷或平原，如同匈奴墓地一样，但是成吉思汗的誓言又指向山脉。更为复杂的是，蒙古的民族学者S·巴丹哈坦 (S Badamkhatan) 发现，历史上有5座山都叫做不儿罕合勒敦（不过，他认为现在这座不儿罕合勒敦山可能是正确所在）。

朝勒蒙博士和我都无法爬上不儿罕合勒敦山，这座圣山并不欢迎女性,，甚至周边地区也曾一度只向皇室开放。曾经被称作"Ikh Khorig（"禁忌重地"）的地方如今是汗肯特严格保护区 (Khan Khentii Strictly Protected Area)，也被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地。自从获得上述认定以来，不儿罕合勒敦山就禁止研究人员进入，这就意味着任何关于成吉思汗墓的猜测都无从证实。

对勇士遗愿的致敬、陵墓似乎无法找到，但是为什么它始终都是蒙古的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呢？成吉思汗的统治奉行外交豁免和宗教自由的理念，成吉思汗是蒙古最伟大的英雄。西方人只记得他的征服，而蒙古人则记得他的创造。他的帝国将东西方连接起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他的统治奉行外交豁免和宗教自由的理念。他建立了可靠的邮政服务，并推行纸币的使用。成吉思汗不仅征服了世界，还推动了世界的文明发展进程。

直至今天，他依然广受尊重——这也是像乌伦这样的蒙古人希望他的陵墓不被打扰的原因所在。7"如果他们想让我们找到，就会留下某种记号。"这是朝勒蒙博士最后的结论。

内蒙古牧民草场纠纷与警冲突 鄂前旗牧民诉千亩草场被强占

牧民在旗政府展示伤痕，要求政府释放被抓的牧民

内蒙古呼伦贝尔鄂温克旗数百名牧民因不满当局禁止放牧，8月3号4号在草牧场通宵静坐，遭到警方武力镇压。双方发生冲突，十多人被打被拘留。此外，有鄂前旗牧民向本台记者投诉，他们的近两千亩草场被村书记强占。

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镇各民族牧民，因不满当地政府不准他们放牧，8月3日起通宵静坐抗议，遭到暴力驱赶。

4日凌晨，数十名特警殴打村民，遇到牧民群起反抗。警察和抗议者相互推打。牧民提供的多段现场视频显示，有众多牧民在草场静坐，拍摄者称：
“内蒙古呼伦贝尔鄂温克旗为了争夺草场，各民族现在开始暴乱了，在灰腾河（音：蒙语：冷的意思）”。

视频中，牧民们在夜幕下驱赶牛羊，并不停的吆喝。另有多位牧民受伤后，躺倒在地。有牧民在旗政府大楼门前展示受伤的部位，公安则不准请愿者进入大楼。

关注事件的蒙古族维权领袖哈达，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该事件中有多人被抓及被打伤：
“伊敏苏木。据说是外地汉人来抢他们（牧民）的草场，连牛羊都不让放，不让吃草。好像是今天发生的，而且很多人被打伤了”。

记者致电鄂温克旗维稳部门官员曹勒盟，对方听到记者提问后，立即挂断电话。

鄂尔多斯鄂前旗昂素镇牧民傲特格代对记者说，牧民草场权益遭到侵占的情况在当地非常普遍。她今年三月曾到呼和浩特向自治区政府主席状告前村支书郭洪斌，但至今没有得到回复。其后，中央巡视组入驻内蒙古首府时，她又去反映问题，结果当地政府各部门官员6人把她劝回。

傲特格代通过维权人士新娜对本台记者说：
“2003年 我因供养三个上学的孩子及患病吃药，欠了当时在供销社开商店的郭洪斌一万八千元货款。他催债我们又一时还不上，无奈将家中的4313亩草场中的1900亩以5万元租给郭抵账，租期10年”。

傲特格代说，起草《草牧场有偿承包合同》的是郭洪斌的小舅子张海刚，他当时是昂素镇司法局官员，她因此在合同上签字：“现在郭洪斌一口咬定我家的1900亩草场合同书上，他小舅子写的“永久性承包使用”具有法律效用，其实从法律角度，此文恰恰是无效的”。

傲特格代表示，因草场承包的年限只有30年，前村支书所说的“永久性”只是一厢情愿，并无法律约束力，可是当地各级政府就是偏袒郭而不理睬她的合理诉求。

本台记者致电郭洪斌，但对方不接电话。

另外，昂素镇牧民苏布德对本台记者说，她今年已71岁，曾上访多年，但无人理会。苏布德称，她的父亲查干巴来，早年参加了革命武装蒙汉支队，文革时受到冲击，她也受到珠连。因此，她希望上级部门责成当地政府，认真研究并重视她的申诉，为其家人在文革中遭到的不公予以纠正，并提供经济补偿。

特约记者乔龙/责编：石山/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