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8日星期三

遠離蘇聯的文字改革:俄國正在失去蒙古

蒙古有句諺語:「鄰居生命與自家生命一樣重要」,意在強調鄰里關係休慼與共。綜觀蒙古近代史,「鄰居」的角色確實舉足輕重。

其先是在蘇聯干預下,與中國決裂,導致分裂為內外蒙古,外蒙古南方邊界既是前帝國中央的中國,又是同為族人的內蒙古;而後,蒙古又成為蘇聯衛星國,使自己與南鄰的關係水火不容。

蘇聯崩解後,蒙古國獨立,但前者所留下的歷史痕迹,卻讓俄國一度成為蒙古心理意義上的巨大強鄰。千絲萬縷的文化紐帶,使得雙方距離雖說遙遠,卻彷佛從未分離,在蒙古舉國通行的西里爾蒙文字母(俗稱新蒙文)即為一例。

而今,隨着蒙古國在3月18日宣布,「將於2025年起全面恢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俗稱老蒙文)」,其與眾鄰的過往糾葛又悄然浮上台面。

老大哥帶來的文字革命

在當今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各市,皆可見蒙漢兩文並行之景,就連肯德基的招牌上,也寫着回鶻式蒙古文,民族傳統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與延續。然而到了與內蒙青草相連的蒙古國後,放眼望去,街上卻皆是西里爾蒙文字母,恍惚之間,似有置身俄國之感。此番差異的根源,還得從清末的中俄之爭談起。

中國早在清康熙時,便面臨俄國對北境的騷擾;待至清末民初,沙俄羽翼漸豐,便更肆無忌憚地侵略中國。在其鐵蹄下,新疆、蒙古與東北皆不得安寧,蒙古更因獨立運動而分裂成內外兩塊;其中外蒙看似獨立,實則逐步淪為俄國傀儡。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沙俄改換行頭,成了標舉共產主義的蘇聯。而新政府面對遠東蒙古,主要有兩大隱憂,一是駐軍蒙古並非永久之道,待中國實力漸增後,遲早要來收復失土;二是時值日本崛起,意欲爭搶東北利益,日後將對蘇聯構成威脅。這種內外相煎的環境,促使蘇聯將手伸入蒙古的政局與文化中,意欲使其全然臣服,如此既可斷了中國的秋海棠夢,也能將蒙古作為中日蘇三強的緩衝地。

然而在這條霸權之路上,尚有一顆百年巨石橫陳,那就是蒙古的黃教僧眾,其勢力之大,儼然成了蒙古的「國中之國」。蘇聯為求一勞永逸,遂策動蒙古人民革命黨政府發動大清洗,結果導致成千上萬的反蘇蒙古高層、蒙古王公和黃教喇嘛盡受屠戮。槍口餘生者,若非還俗,就是被迫與俄羅斯人結親。如此一來,蒙古國內德高望重的骨幹所剩無幾,留學俄國的蒙古年輕人填補空缺後,結果自是官員整體心向莫斯科。

而除了政治場域外,蘇聯也在蒙古推動了文化上的「大清洗」。其一來取締藏傳佛教,禁止了蒙古行之有年的成吉思汗崇拜;二來推動蒙文字母革命,於1931年正式開始蒙文拉丁化的進程。

若由蘇聯本土的視角觀之,蒙文的拉丁化不只有戰略考慮,更兼容意識形態因素。早在十月革命後,列寧便奉國際主義之名,致力推動蘇聯各民族的文字拉丁化運動,改革對象便是那些本無文字、或以傳統字母為文的語言,除蒙古國外,阿塞拜疆、蘇聯布里亞特蒙古人與中亞地區加盟共和國也同在其中。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列寧去世後,斯大林親手終結了蒙文拉丁化的進程。原因在於,斯大林認為「共同文化」對於人類的統攝力遠高於「共同革命理想」,於是遂自1935年起推動「泛斯拉夫化運動」,蒙文的拉丁字母自然也因「斯拉夫價值不夠」而見棄,並正式在1941年被西里爾字母所取代。這場改革奠定了蒙古國此後的文字格局,從而導致內外蒙古在文字上成了兩個世界,直至今日。

抹除蘇聯以塑歷史主體

若說蒙文的拉丁化尚帶一抹國際主義的理想色彩,則蒙文的西里爾化便可說是淪為蘇聯附庸的赤裸象徵。文字革命的口號背後,盡是蘇聯毫不掩飾的大國沙文主義與文化霸權。蒙古雖因蘇聯支持而自絕於南鄰,卻也自此陷入老大哥的桎梏中。種種不滿,終於在蘇聯崩解時衝向天際。

1990年,蒙古人民革命黨通過新黨章,將指導思想由馬克思列寧主義轉為社會民主主義,並允許多黨制;1992年,其又通過新《憲法》,改國名「蒙古人民共和國」為「蒙古國」,行議會制、開放信仰自由等。在俄國勢弱的情況下,要從制度刨除共產主義的形式並不難;與之相比,文化的改革則更顯複雜、戲劇化。

在蘇聯時代,蒙古文化的境遇就跟其國體一樣,受盡斯拉夫霸權打壓:不只老蒙文被西里爾字母取代,蒙文本身也被大量俄文詞彙入侵,甚至連蒙古人自己也多說俄語;此外蒙古長袍也讓位西服,城市中多是俄式餐廳,蒙古人不能過傳統的民族節日,就連民族英雄成吉思汗也被定調成恐怖分子。

正因斯拉夫文化的壓迫如此沉重,遂令蘇聯崩解後的蒙古,迎來一波民族主義狂潮。剎那間,列寧與斯大林的雕像倒下了,取而代之的是聳立的巨大成吉思汗,與刻上回鶻式蒙文的碑銘。被扼殺60餘年的蒙古新年查幹薩日(Цагаан сар/Tsagaan Sar),也終得重見天日;過去廣受打壓的藏傳佛教信仰,也回歸人們的內心世界中,各式宗教組織開始復甦。然而,文字改革卻不如推倒雕像容易。

早在1990年,蒙古民主改革後的第一號總統令,便是宣告國家將於1994年徹底放棄西里爾蒙文字母,全面回歸傳統的回鶻式蒙文;2003年,蒙古政府又出台《拉丁字母國家計劃》草案,以顯廢棄西里爾字母的決心,卻又表示此後將以被斯大林廢除的拉丁蒙文為官方文字;2010年,蒙古政府宣布公文和信函中必須使用回鶻式蒙文,蒙古公民的各類證件也須並列西里爾蒙文與回鶻式蒙文;2014年,蒙古議會再度公布將於2020年正式廢止西里爾蒙文。

由上述政令變遷可知,廢除西里爾蒙文是蒙古的必行之路,但此後究竟要以拉丁化蒙文取代之,抑或是要返古使用回鶻式蒙文,卻難有定論。而這又與蒙古的外交定位習習相關。

難以抉擇的鄰居們

冷戰時期,蒙古作為蘇聯附庸,在外交上奉行一面倒政策;尤其是中蘇交惡後,蒙古不僅斷絕與南鄰中國的多數往來,更充當蘇聯對華的軍事前線。然而當老大哥不復存在後,蒙古便不再服膺於俄國勢力。

自1990年代起,隨着中蒙關係好轉,蒙古與俄羅斯的貿易額驟降80%;但俄羅斯為維繫自己作為區域大國的地位,仍不放棄拉攏蒙古:例如大筆一揮,沖銷98%的蒙古國債,並計劃修建由俄羅斯到蒙古的油管等。然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蒙古國顯然不太買賬。

1994年,蒙古國提出了《蒙古國對外政策構想》的決議,宣布奉行「開放、不結盟的外交政策」,意在維持自己與中俄兩國的平等來往,然此舉對俄國而言,無異是種打落水狗的背後芒刺;2011年,蒙古國又發表《對外政策構想》,提出「第三鄰國政策」,意在中俄兩位強鄰外,引入第三勢力加以平衡之,好維繫蒙古國的國家安全與民族獨立。放眼世界,蒙古理想的第三鄰國,不外乎美國、歐盟與北約等西方勢力。

蒙古國於2011年提出第三鄰國政策,意在引入西方勢力,平衡中俄。
圖為蒙古國總統巴特圖勒嘎(Khaltmaa Battulga)於2019年7月31日訪美之景。(AP)

於是在政府有意招攬下,西方公司大舉投資蒙古礦業,其國內主要礦業公司Oyu Tolgoi便由加拿大和英澳公司共同持有;同時中國也取代俄羅斯的地位,成為蒙古最大的貿易伙伴。而這便是蒙古何以在拉丁蒙文與回鶻式蒙文間擺盪的原因。

而在拉丁與回鶻的兩端間,則盡顯俄羅斯喪失經濟與文化話語權的蒼白。如今蒙古雖仍以西里爾為官方字母,卻已鮮少人對俄語感興趣,年輕人多以英語為第一外語,就連在社群網站上發表評論,也都有高達半數使用拉丁蒙文。西里爾蒙文之所以沒像列寧般被推倒,可說全憑70多年累積的語言慣性。

此次蒙古國雖宣布將於2025年起全面恢復回鶻式蒙古文,但考慮到其與西方的交好,以及西里爾蒙文市場猶在等因素,前景可謂撲朔迷離。

然而俄國經歷百年耕耘,卻終要面對自己漸失遠東附庸的事實。那西里爾的痕迹,就像草原上的積雪,始終要化在歷史的土壤裏。

棄用西里爾字母回歸老蒙文:一探蒙古文字誕生的歷史
回顧歷史,蒙古族或是任何使用蒙古語族語言的民族,都未能夠自創出一套獨立的文字系統,每一種蒙古文都是建立在外來民族的文字系統之上再創造而成,至今已使用800多年的回鶻式蒙古文,則是要從成吉思汗(1162-1227年)統一蒙古各部說起。

公元1204至1205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蠻(居住在蒙古草原西部的古代遊牧部落)後,乃蠻的一位精通語文的掌印官塔塔統阿歸降,帶給蒙古人文字,《元史.塔塔統阿傳》載:

「 塔塔統阿,畏兀兒人(元代對回鶻的稱呼,即今日的維吾爾族祖先)也。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畏兀兒文),乃蠻大揚可汗尊之為傅……太祖西征,乃蠻國亡……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後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文字乎?』塔塔統阿悉以所藴對,稱旨,遂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兒字書國言。」從此蒙古人開始用回鶻文書寫蒙古語。

不過,塔塔統阿所制定的回鶻蒙古文有着標音不夠準確的缺點,於是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年)命藏傳佛教薩迦派領袖參考吐蕃文創制出一種拼音文字,元代時將其稱做「蒙古新字」,近代學者則以創字者-元代第一任國師羅古洛哲堅贊(1235-1280年)的尊號「八思巴」(意為聖者),來為該文字命名,故稱「八思巴文」。

《元史》載:「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中統元年(1260年),世祖即位,尊為國師,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至元六年(1269年),詔頒行於天下。」可惜的是,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在當時已分裂為大元與四大汗國,因此八思巴文只有元代使用。

儘管忽必烈屢下詔令,但多數蒙古人還是慣用回鶻式蒙古文居多,最後八思巴文只剩轉寫他族語音的功能。雖然明朝以後幾乎少有人繼續使用該文字,不過卻能有效地轉寫成各民族語言,有助於今日的學者研究中古蒙語、漢語、畏兀兒等文字語音、音韻,是蒙古語文研究中珍貴又難得的資料。

隨着蒙古貴族與西藏僧侶頻繁往來,進而開始翻譯、譯註眾多佛經後,許多梵藏文、佛教名詞開始影響蒙語。這時的蒙古人發現,回鶻式蒙文已不夠轉寫藏傳佛教專有名詞術語,因此無法準確標記梵文、藏文的人名、地名、書名、佛陀名,在使用上開始出現各種困難。直到1587年,喀喇沁(蒙古土默特永謝部的一支,分布在今日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至遼寧省朝陽市等地)僧人阿尤希固什,他不僅精通蒙古文,也通曉梵文與藏文,因而發明出一套音標系統,解決蒙古文無法準確標記的問題。

阿尤希固什總結前人的經驗和成果,以此編制出一套音標系統——阿禮嘎禮字母(梵語原意為「元音和輔音音標」),來滿足蒙古人翻譯佛經時正確轉寫梵文、藏文名詞術語的需要。從字形上來看,這套音標系統,完全依照蒙文字母形體加以設計,並各有一套梵文與藏文的音標系統,能標記所有梵藏語的語音。之後這套音標系統部分被融入到蒙文字母表裡,用以標註外來詞彙。

回首蒙古文字系統,除了借用上述提到的回鶻、吐蕃的文字系統外,蒙古人也曾使用過阿拉伯文、波斯文、漢字(如《蒙古秘史》目前保留最完整的版本即是漢字標音本)、西里爾字母與拉丁文,來創制出屬於本族的文字。

在經過800多年蒙古文化的影響下,當年參考回鶻文而製成的回鶻式蒙古文,已是使用範圍最廣、時間最久的蒙古文,更深入地融入進蒙古人的民族文化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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