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5日星期日

蒙 独 史 话

一、
外蒙内蒙并非因为有了七十多年前乔巴山的竖帜独立,才划下疆界来的。从地理而论,原就有外蒙古(漠北)与内蒙古(漠南)之分。内蒙、外蒙实际上是一个整体蒙古。皆因各部蒙古人的互相倾轧从未停息过,一些被欺凌的蒙古部落首先就归顺了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后又被女真人逐一征服了内蒙全境。实际上,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与明朝宣战时,内蒙已在满人的治下,并参照后金的八旗制度,设立了盟旗制,这模式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中叶。

按说,蒙古人建立过一个中国王朝,连北京之建都亦是他们的功德;及至清朝,他们也是开国元勋,其分离倾向总比其他几房人弱得多吧。却不尽然。

中华民国的版图里,新疆是不折不扣的一个省,而西藏与外蒙都明确定义为"地方政府"。这是从大清帝国传承下来的历史遗产,亦是符合现状与事实的。新疆自划归清朝以来从无地方政权,西藏与蒙古却都是高度自治的。政教合一的西藏有自己的政府、法律、军队;蒙古的情形稍为复杂,他们也信奉藏传佛教,但喇嘛活佛在草原上干预政治的能力要弱得多,蒙古人的事务却由各自为政的不同部落的贵族王公来执掌,却没有一个能号令各盟旗的"蒙古政府"。

藏人、蒙古人在大清帝国的地位都很显赫,前者体现在宗教地位上,后者被满族人视为手足兄弟和皇室亲家,从血统上就比汉人高贵。大清律令一概禁止汉人到蒙古草原开垦耕种,蒙古人可在清廷出将入相,封侯封爵。汉人将军年羹尧东征西讨,武功卓绝,最终仍被皇上赐死;蒙古人将军僧格林沁屡战屡败,却不须与菜市口的刀斧手打照面,那颗脑袋还得留待汉人(捻军)来砍,成全了他沥血沙场之孤忠与死节。

不过,要无端滋事,犯上作乱,那不管蒙人满人都是要斧钺加身的。前文曾提及的被清军屠绝的西域准噶尔汗国,就是蒙古人的西支,他们的祖先正是当年在土木堡生擒明英宗的骁勇非凡的瓦刺部,该部也是自元灭后唯一能围攻北京并一度杀进德胜门的蒙古人,尽管大明忠臣于谦率全城军民死战,德胜门的老百姓拆房揭瓦,痛掷寇兵,总算将其击退,但敌锋之凌厉,给中原人留下了永久的印象。世事白云苍狗,这支蒙古人后来流落到西域,似乎已出了"五服",不再是蒙古宗祠的嫡系了,他们难免为此郁郁不乐。这支"准部"征服了南疆的 "回部"后,自觉武功大进,便要夺回他们的香火宗祠了。准噶尔汗国大举进攻外蒙古,这起历史大事件,正是外蒙归顺中国的原因和契机。

二、

其时的外蒙犹是妾身未明。尽管他们藏有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逃回漠北时带来的传国玉玺,中原却已物是人非,怎么说也隔了两个朝代矣!面对西域准部之大军压境,平时内讧不止的各部落只好紧急聚首会商,是挂起大清帝国的龙旗还是与俄罗斯结盟? 要说历史文化渊源,中俄不过是一线之差罢了。因为俄罗斯也是从蒙古人的金帐汗国下独立出来的,他们也曾是拔都(成吉斯汗之孙)、别哲、速不台等蒙古先贤治下的臣民,当然中国亦如是,这才教人委决不下。末了还是著名的库伦活佛一言九鼎:俄人不信佛教,衣着也透着古怪邪气,中国和平富足,又信佛,衣着飘飘欲仙,还是向南归顺吧。

库伦活佛说的大概是丝绸,这确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深意象"。如今距外蒙加入中国的"九白之贡"(献上白驼一峰,白马八匹)已足足三百多年,塞外出产的皮袍子已比内地的丝绸贵得多了。

库伦活佛之"和平富足"说,在当时倒并非虚言。在紫禁城里坐龙廷的不是别人,正是康熙大帝。不过,康熙虽有和平意向,却绝非欠缺横刀出塞,勒马燕然的豪气。他邀请被人追杀的外蒙各部临时南迁,给予应急赈济,归顺的酋长、可汗初次见到中国皇帝,发现康熙能操纯熟的蒙语与他们话家常,态度亲切,真是感动之至。康熙又呼吁准噶尔人罢手休兵,退出外蒙。他的态度还真的算得上十分祥和。然而,准噶尔人却不"带眼识人",比之库伦活佛不如远甚,他们乘胜横扫漠北高原,前锋甚至突入内蒙。于是,大清的黄龙旗便猎猎飘出长城,等到准噶尔人看到这幅漫卷西风的丝绸织物,才晓得是大清皇帝御驾亲征来了。结果不言而喻,准部大败,仓皇退回西域。倒是康熙无意"宜将剩勇追穷寇",准噶尔人缓过一口气来,祖先勇武的血液始终在其脉管里骚动不已,五年后再挥军直取漠北,不过这时外蒙已是中国藩属,康熙二话不说就上马亲征,准部全军覆没,连大可汗和英勇善战的皇后也一同战死。

平心而论,准噶尔人是真正具备成吉思汗之气质真传的伟大子孙。从文学的意义上,他们本身就是一部英雄史诗。教人联想起当年奥斯卡金奖巨片《勇者之心》,那些孤绝而强悍的苏格兰人,不也是如此前仆后继,死而后已的吗? 西域准部屡败屡起,雍正年间他们又与清朝宣战,再败;乾隆年间,他们两度与清朝开战,最后一役在清军大炮与天花瘟疫的双重打击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终于被屠绝,至为悲壮地结束了他们与强敌相抗八十多年的历史。

三、

诚然,也因为准部的败亡,使得信奉佛教的蒙族人在西域大大萎缩。也使得信奉伊斯兰教的回部成了那里的主要族群,虽然他们两家早先都是突厥民族的不同分支。准部淡出历史舞台的另一后果是令新疆变成了中国的行省,而西藏及外蒙则享有"地方自治"的地位,清朝派驻藏、蒙的只是"办事大臣",派驻新疆的则是"将军 "与"参赞大臣",与内地行省的"巡抚"稍有区别,而大致与满洲、内蒙、青海的行政结构相同。很不幸,新疆的回部并不享有西藏人、蒙古人那般的尊贵地位,这是清朝民族政策的一大败笔。维吾尔人与汉人一样,都是低人一等的贱民。清廷还强行将原来比邻而居并相处融洽的维、汉两族,强行画地为牢成"汉城"与"回城"分居,不准通婚。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一直延续到中共建政后仍未有大的改变。有清一朝,罕闻"藏变"、"蒙变",倒是"回变"此起彼伏,人们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也可略见一斑。

四、

人人都晓得历史上曾有一个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清朝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平等条约。"弱国无外交",这是联合国宪章诞生前漫长岁月的一条定律。清朝国力如日方中,此条约正是连败俄国远征队之后签订的。大清使团中可有"韦小宝"此子?却是无考。倒有一个汉人重臣佟国纲,《鹿鼎记》里的索额图正是使团的首席外交大员。索公果然如演义小说中那样粗豪,谈判中多次拍桌子,条约就这么拍出来了。其实,"平等"即是双方之实力,"谈判"即是双方之妥协,这是游戏规则。中俄均作了让步,换来了两国间一百七十年的和平。

尼布楚就在外蒙。不巧这份条约恰恰没有就中俄的中段(即外蒙)边界划下道儿来,俄人不愿谈这个问题,于是协议里这段就被悬空了。至雍正年间,中俄又签订了 "恰克图条约",原属蒙古人祖家的贝加尔湖辽广地域划归俄国。这条约不太理想,但考虑到清廷总想一了百了地勘定中段边界,也就罢了。

在黄龙旗行将坠地之际,蒙古草原上燃起了"独贵龙"运动。在中共钦定的历史教科书上,独贵龙运动只是极为浅淡的一笔,且仅强调它的"反帝反封建",而避而不提它有"蒙独"的诉求。其实,国家衰颓如此,某房人欲琵琶别抱,亦势在必然。独贵龙的基本骨干都是下层的贫苦牧民,颇有江湖帮会性质,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同盟会,也大致如是。不过,独贵龙的核心中并不乏知识分子、僧侣及一些贵族。

不幸的是,外蒙的独立并不是在这一群蒙族优秀分子手中完成,而是由沙俄操纵的上层王公、喇嘛合演的闹剧。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沙俄军队随即开进外蒙,拘禁清朝办事大臣三多,强迫他在同意外蒙脱离大清帝国的文书上签字,另一荒诞要求是,蒙古军队将远赴北京保护大清皇帝,要三多立刻发军饷。

三多是腐败不堪的清朝官场中难得一见的清廉正直的良臣。他精通蒙学,在外蒙库伦忠于职守长达三十年,几可称为"班超第二"。他拒绝沙俄及反水的蒙古贵族的威胁,而且被仓促召集前来的其他盟旗的王公与喇嘛活佛,错愕之余,誓不听从俄人之意旨的,亦不在少数。但他们竟被拖出去领受极刑----五马分尸之"车裂 "。三多被俄兵毒打,并用囚车押解出外蒙。

五、

1911 年12月28日,"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宣布登极,九五之尊为成吉思汗三十世孙哲布尊丹巴。参加盛典的外国使节仅有俄国一家。当时的中国正值天地变色的大时代,四海翻腾,六神无主,行将就木的满清政权在"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前提下,承认了库伦政府的"自治"。俄国立刻与草原上的儿皇帝签订了 <俄蒙条约>,俄人有保护外蒙自治、阻止中国向外蒙驻军与移民的义务;俄国更攫取了在外蒙的诸多特权,一如自己的殖民地。库伦军队在俄国军官的指挥下,向外蒙其他不肯归顺的盟旗发动攻击,最惨烈的可推"科伦布屠城",被活剥、轮奸、车裂者多达数千。他们还横戈杀进内蒙,号令"光复蒙古疆土,完成帝国复兴"。然而,中国军队虽然孱弱,却非库伦骑兵所能撼动,中国守军保卫归绥(呼和浩特)的一仗,打得来犯者丢盔弃甲。狼狈逃蹿的库伦军也纳闷,怎不见本族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呢?

原来,此时的中国情势已有极大的变化。1912年,神州易帜。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东蒙十旗在1912年和1913年两次召开东蒙王公会议,拥护五族共和,要求库伦取消独立。1913年西蒙三十四旗召开西蒙王公会议,决定"联合东蒙,反对库伦"。1915年,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中华民国重新派出办事大员到外蒙库伦。次年,举行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策封外蒙哲布尊丹巴的典礼,继而在外蒙开设中国银行,并开辟张家口至库伦的直达公路。在外蒙已"自治"的既成事实下,国府尽其所能地维系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由于其他盟旗都拥戴五族共和,外蒙政府也派员到北京。

1917年,十月革命推翻沙皇,外蒙惶惶不可终日。日本人以对抗赤化为名,适时推出大蒙古国的构想并煽起"泛蒙运动"。不过这一主张连外蒙政府都未敢附和。1918年,北洋政府向库伦派驻军队,随苏维埃红军向远东逼近,中国军队增至六千,外蒙政府并无异议。但在1919年,北洋政府的"铁扇军师"徐树铮将军领兵出塞,解除外蒙军队的武装,约见自治政府内阁总理及其他王公,说明国际局势之消长,希望他们"弃小利而存大义",无条件放弃自治,令外蒙重归中国版图。

徐公挺进库伦仅五日,一切都办成了。然而,这是典型的"城下之盟",他凭刺刀将外蒙变成中国的行省,遣散一切蒙古官兵,并剥夺了蒙古贵族、高层僧侣的传统权力,侵害了中层封建主的固有利益,完全罔顾外蒙从来就有地方政府(盟旗自治),你不许他裂土称皇,这还说得过去;但将宗主权化为中央垂直统治(一如今日之西藏),这是昙花一现的"光荣统一"。

六、

外蒙既然不愿依附在中国这块朽木上,那么,怯懦的王公贵族做不成的事,便由强悍的共产主义信徒来做了。苏黑是漠北牧民之子,当过清朝的驿站马夫,也曾入伍外蒙军队,由沙俄教官授衔骑兵连长。他是自学而成为下层知识分子的。另一位乔巴山因家境赤贫而入寺当小喇嘛,后还俗,1914年作为库伦政府的"公费生"送往俄国读书。沙皇倒台后他们组织了革命党,徐树铮的军事占领又使得他们逃出国境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

1921年,白俄恩琴男爵纠合残余白军,流窜入蒙,一举占领库伦,裹挟外蒙王公宣布独立。未几,苏黑与乔巴山的红色游击队在境外秘密集结,一夜突袭外蒙买卖城得手,也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中国守军连丢两城,那些南逃的战马再也没机会吃回头草了。北京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要武力"平叛",却被曹锟制止,因时下正与奉系打仗;奉系的东北王张作霖倒真的调兵遣将要出征蒙古了,却在最后关头被日本人劝止,理由同样是先推翻直系北京政府再说。

大漠上的红党白党要见个真章,白军围攻买卖城,兵微将寡的"人民军"却好象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处变不惊。原来他们已"邀请"苏俄远东红军前来助拳了。如列宁所言:"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红军"解放"了外蒙,便再也不会离开。却说外蒙的红色政权甫成立,还是很讲"统一战线"的。他们采取"君主立宪"制,仍推哲布尊丹巴为蒙古大汗,不得干预国家事务,作为黄教教主,则享有宗教权力。果然,他们不到三年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导致一系列的动荡与武装反叛。

当初的政府总理兼外长是鲍陀,他是早年投身革命的贵族,蒙学汉学功底深厚,极孚众望。他对内主张尊重蒙人的宗教信仰与感情,寺院僧侣受国家保护,在减免捐税时也要谨防以过激手段剥夺领地王公的财产;对外他主张除了学习苏联,也要建立与中国、日本及西方的文化与外交联系。

鲍陀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蒙古人原是不留辫子的,蒙人追随努尔哈赤进攻明朝时,还是短发,清朝建立时强迫汉人留发,蒙古人也蓄了辫,现在中国是民国了,汉人都剪了辫,我们也顺应潮流。苏黑与乔巴山正要摆平他,便将辫子的废存上升到"党的路线"来痛击他。谁知鲍陀颇有蒙古祖先的犟脾气,辞去总理一职。政敌当然成全他了,封金挂印之后的鲍陀,曾秘密前往东北,请张作霖出兵驱逐苏俄红军,张说只要你们不独立,出兵外蒙是迟早的事。此议却东窗事发,鲍陀与两位在任政府部长被处决。

接下来轮到苏黑了。外蒙的"双头国父",正犯了天无二日之大忌。1923年初,苏黑被毒死,卒年仅30岁。很奇怪,这宗公案至1940年才被宣布破获,乔巴山指为以前的第二把手丹尚(时任副总理与人民军总司令)干的。而此人早在1924年就在蒙共党代会上由苏俄" 契卡"(KGB前身)人员冲进会场逮捕并枪决了。同在这一年,外蒙的大汗、圣僧活佛哲布尊丹巴病逝,蒙人顿失宗教精神支柱,都到寺院祈祷他早日轮回转世。而乔巴山当天就召开紧急会议,将大汗之印玺收归政府,旋即取消君主立宪,活佛转世这事不忙,乔巴山公布新宪法,蒙古为"人民共和国",不设总统,一切权力归大呼拉尔,于是----"大呼拉尔万岁 "!

七、

二战末期,英美中苏四大国之暗盘外交波诡云谲,苏联对远东的势力划分第一条就是"维持外蒙现状";其次是满洲铁路要由中苏共同经营,大连港口要"国际化 ",前沙俄租赁旅顺军港的旧约要恢复。蒋介石闻之大怒,他至痛恨的就是旅顺军港之"租赁"说,这点与毛泽东其后的态度完全相同。

他对苏方表示:外蒙"现状 "就是中国拥有主权,1924年中苏条约已承认在先。但中国愿意宣布外蒙是高度自治区,包括国防、外交的自治。苏方不允,且在英美的联合压力下,中方在旅顺军港的"共同使用"上作了让步,但强调"管理权在中国",以换取苏方同意中国在抗战胜利后,才提出外蒙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以确定其地位。当然很关键的一点是,国府要求苏方承诺不支持战后中共的任何颠覆活动。苏方很痛快地答应,皆因他们事实上对毛泽东几无控制力。 即使如此,在签订这份条约前夕,宋子文外长也宣告辞职,不愿顶这个屎盆子。

1945年10月,外蒙开始公民投票,国府派员观察。乔巴山选择的方式是,每人必须在投票站向主持人表述自己赞成或反对的观点,然后在票子上签下自己的姓名。国府观察员表示反对,但无效。开票结果:全民赞成独立,无一票反对。其实不须如此,外蒙也会选择独立。外蒙之裂土而去,终是覆水难收。

1946 年1月5日,国府承认外蒙独立。随后时局激变,1949年,国府向联合国控告苏联,延迟撤退东北苏军;掠夺东北大量物资;吞并外蒙唐努力乌梁海大片领土; 支持中共。这均违反中苏友好协定。1953年,已逃往台湾的中华民国宣布废止这一协定。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公告也随之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