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玛丽-多米尼克 伊雯 (法)
翻译：哈达朝鲁 内蒙古人民党欧洲分部法国代表
简要：
作者阐述了蒙古民族在人的统治下正在失去其尊重自然轮回与生态平衡的传统游牧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城镇化的定居生活方式。这是受种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经济重组和其政治发展的结果。外部因素有受欧洲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例如苏联针对阿尔巴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的I MF策略影响了中国对蒙古的策略。内部因素有—中国的各民族延续了苏维埃以及早期共产主义系统的社会与经济组织形式，其本身的继续存在与几近失控的强大国家力量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和政治上的崩溃。
1644年—1911年间，对当今中国领土的统治者满清帝国对蒙古地区以中央集权理念划分为内蒙古与外蒙古。末代蒙古帝王再也没有能力重振国威的情况下，1644年—1911年间，满清对南部蒙古地区的王公们以归顺与武力屈 从的区别划分了属地与领土。继而1691年在北部蒙古地区（今日蒙古国领土，不包括其西部部分地区）建立了三大归顺的喀拉喀公国。这是为了避免他们与准格尔（今日新疆），西部蒙古（韦拉特）联合起来统治中亚地区。
在18世纪，满清帝国征服了最后一个蒙古部落—韦拉特。接着满清将曾在1620年开始移居伏尔加河下游并建立卡尔梅克汗国而后又东归的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并归于韦拉特蒙古部落，又将他们分散到准格尔（东突尔其斯坦北部，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胡和诺尔（藏区东北部，今日青海省）地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蒙古族人口分布如图
在满清帝国崩溃（1911）的时候，如果蒙古人真正认识到附庸他国的苦果，那么它就有可能获得重振、团结、独立的机会，也就不会继续跟随强权。这一错误让他们尝到了饱受分裂的滋味，一半国土变为苏维埃保护下的蒙古国，另一半 、即当今的内蒙古自治区被中华民国四分五裂并划分给成若干个省而消失殆尽。尽管如此，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人随后通过努力建立了联盟政府，不幸的是蒙古民族的这一独立运动被日本帝国巧妙的利用。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1945年），在内蒙古的蒙古民族建立了自己的蒙古国：蒙疆。
抗日战争后，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理论和让少数民族享有优厚职权作为诱饵，骗取了蒙古民族独立运动的结果。
蒙古国国土现状，是受到1945年雅尔他协议的认可，将蒙古一分为二之后的苏联势力范围。另一部分则划分到中国（中华民国？）势力范围。1924年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暗示被命名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外蒙古直到1961年才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进而完全遵从于莫斯科。在南部蒙古，中国共产党重组了内蒙古地区，并哟诺他们《自治区》级别。其他蒙古地区的行政单位，根据在满清时期的行政区域所使用的名称的基础上，被改为蒙古族自治旗，或者哈萨克，藏等多民族自治州等。蒙古民族与除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被编入少数民族，理论上赋予他们特殊的管理制度去保护他们的权利与文化。同时喊起了‘民族团结’的口号，为的是争取与他们在数字上无法比拟的这些民族在庞大国土和漫长疆界上的战略优势。
今天，他们怎么样了呢？苏维埃的军队与技术员们带着他们的武器与行囊离开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留给他们需要自己治理、无需俄罗斯强迫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蒙古可以自由地编制其政治经济组织，从而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不过，自1990年起国际金融组织与援助国提出各种要求和限制，进而代替了苏联这个重要出资者。
在蒙古族《自治区》有数量庞大的汉族农民、工人、技术员以及公务员等移民，并扎根在那里，而且目前已经无可置疑的获得了本地区的统治地位。在内蒙古汉族人口已经达到了一千八百五十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八。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移居的减缓。中国当局认为这些地区是有待开发的，显而易见其目的是为了夺取其丰富资源。甚至被公认为原生态的地区已被纳入在2000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静观中国蒙古族的境况，内蒙古自治区毗邻北京的旗县最早出现了大批汉族移民涌入现象，这反映了中国少数民族令人担忧的境遇。
自从1940年，这些少数民族真实境遇深受信息封锁制度的控制，甚至外界无法了解其真相。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面的胜利，使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环境遭受破坏。我们得到的一些主要观察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化存在过早汉化 的现象，而这并不包含更为严重的其经济方面的报告。并且难以将蒙古人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与畜牧文化分开讨论，这也促使蒙古人对自身的游牧文化与汉族农业文化进行对比。
事实上，内蒙古的实例告诉我们：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共产主义时期大量涌入并定居在内蒙古的汉族开发和占有了大量的土地。汉族在进行高速经济建设的同时，处于边缘地带的蒙古人民的衰落与其形成对比，甚至使其独特的生活模式变为不可逆转的所谓中国化以及面临随时要消失的威胁。这也就是说，以游牧主义的观点来看，1956年以来蒙古民族正处在被同化过程之中。
从有争端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介入于这些关系之中的经济因素考虑，它们的问题与俄罗斯与东欧，蒙古等 前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重组完全不同。从1980年开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没有得到整体改变的内蒙古地区经济重建成果，并没有与代表当今国家形象的强大经济实力相吻合。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少数民族地区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发展，比如在西藏地区，中国政府着手发展当地经济的宏伟投资计划。这与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施的民族大团结和严厉的保持国土完整的政策不可分的。在这一方面，中国当局不知廉耻的继承了清朝扩张主义的经验。
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很小一部分（占总人口8%），但他们曾经拥有的领土面积达到整个中国国土的50%以上。这些地区蕴藏大量的能源与矿产。少数民族地区与人口问题日益严重的中原地区成为鲜明对比，被宣传为诱人的《空旷的田野》，而且中国政府正在推动有计划的将内地人口进行移民的政策。广阔的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的西部与《新疆》（意为新的疆界，维吾尔民族居住的东突尔其斯坦）。国家人口分布的不均衡，被汉族加以利用，从而生活在故土的少数民族被淹没在如潮水般汹涌的移民浪潮之中。与俄罗斯沙皇主义、共产主义相比较，中国当局对少数民族的殖民统治更胜一筹，向少数民族地区流入大量移民来确保自然资源的经济开发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当地居民不同的是，外来移民也是潜在的人力资源，他们不仅推动和控制本地区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同时还能满足劳工需求。
中国当局提出了所谓的对内蒙古、新疆、青海及西部各省蒙古人居住区的经济发 展 计划, 对此，我国（法国）学者的特殊观点如下：
统治民族对少数民族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否定，促使前者的发展与后者的落后成为对比。为了提高所谓《荒废》的牧场的使用价值，前者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种植业而改变了本地区传统的的生活方式。新来的移民往往占据最优良的土地的同时，又把原著民流放到更边远的贫瘠地区。
当局勾结各类大型企业集团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并没有参与到本地区以自然资源开发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中。人口分布压力，生产力水平提高和行政管理基层的汉化都表现了汉族权势的扩张，本土少数民族当权者拥有的只是象征性的职权。行政区域的划分也被新的汉族城乡单位所代替：比如撤盟设市。
少数民族被忽视。首先，少数民族只能从事一些民族事务；比方说，他们往往就职于民俗旅游产业。他们并没有获得新工业活动所带来的利益。当局进行多项改革与现代化建设，从而迫使畜牧业让位于以消耗环境资源并在短期内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所谓的现代科技。 然而这有悖于畜牧经济生存法则。少数民族希望参与更多，更广泛的经济活动当中。但是事实并不公平。在大学，本地师范，民族医学等传统学科领域进行蒙古语授课，而在经济与科技领域进行汉语授课。从而对蒙古族年轻一代将来在蒙古地区执政和掌握经济命脉，有意地设置了障碍。致使蒙古族在经济活中没有任何决定权。
这些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而获得的利益被中央政府所控制，它们并没有返还到原著民手中。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利益开始流向私有企业。现在尽管少数民族也可以分享新的，更优质的基础设施，但从长远看来，这只能是 吸引更多有专业技能的新移民的诱惑，少数民族自己会更自然的掌握汉语，成为当地劳动力资源。
蒙古人有着与其他民族完全不同的自然性情。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由游牧生活为主的畜牧业。而汉族居住在城市与农村从事种植业，手工业和商业。汉族拥有自己富有活力的经济领域，但同时蒙古人并没能迅速参与到经济活动当中，而且也要付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更多附加值和牺牲自己最优良的牧场的代价。很显然这说明了少数民族在经济上的边缘化。
社会对个体成功的注重与人们对自己下一代的担忧，致使更多的少数民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大城市或汉族社区，以便于更好地掌握汉语和先进技能来实现他们所期盼的生活。这一做法导致把自己的民族推到汉化的轨道，从而失去原有的生活方式及本民族语言的同时也失去了对本民族的认同性，并听从于中国政府的中华民族大团结言论，这样他们会很快被完全同化。定居在城市的被汉化的蒙古家庭里，蒙古因素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已无法找到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可辨别的文化差异。 当今蒙古人任重而道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到了从实体上乃至民族象征性事物上都开始汉化的民族。比如说：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被视为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并且在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被汉族公司收买而开发为重要的旅游景点。
中国当局不允许少数民族对他们宣扬的民族大团结和发展理论提出异议。
他们的 文化与经济已经开始汉化，并且凭人口上的略势，蒙古人已经无法提出真正的自治理论了。中国的蒙古人在自己的自治区里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从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真正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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