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共同网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9日下午在东京都内的私邸与来访的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
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首相在私邸会晤外国首脑的做法非常罕见。额勒贝格道尔吉此前就计划在出席完美国纽约的联大会议后对日本进行非正式访问，此次会谈是应蒙方要求安排的。
双方在会谈中就加强安全及经济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安倍谈到他已同本月中旬访日的蒙古总理汇总出扩大合作的具体方案，强调“希望保持两国高层间的意见沟通，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加强两国关系”。
额勒贝格道尔吉感谢安倍为两国关系发展尽心尽力。蒙古国选手白鹏继续占据日本大相扑首位。蒙古力士在日本相扑赛场上的优异表现也成为了会谈话题之一。
2013年9月30日星期一
2013年9月24日星期二
蒙古自由联盟党新任党首Daichin等近期在日本
8月15日，蒙古自由联盟党新任党首Daichin先生以及Jargal等参加了在日本东京的集会活动。
モンゴル自由連盟党と一般南モンゴル人、そして応援してくださる日本人の皆様もあわせ、現在中国共産党政府の圧迫を受けている南モンゴルのすさまじい実態を訴え、ビラを配るなどのアピールをした。
戦前（そして今もであるが）、アジアで最も技術的にも経済的にも思想的にも発展していた日本の指導・影響を強く受けた知識人や政治リーダーが多く存在する場所。それが南モンゴルであった。
しかしながら戦争が終わり、やがて中国に支配された南モンゴル。中国人は日本式教育を受けた優秀なモンゴル民族の知識人や政治リーダーを危険視し、次々に粛正したのである。その結果、今に至るまで南モンゴルにおいて知識階級の人材や政治的リーダーシップを発揮する人材が不足するという事態が続くこととなった。
8月15日という日、靖国神社前に集った南モンゴル人は日本という祖国のため戦った日本人にまず敬意と弔意を表した。しかしながらその想像は、日本式教育で学んだがゆえに中国人に粛正された優秀な祖先の運命と、それから60年以上の年月を経て今なおアジアをリードする日本で学ぶ自らの立場に向かわ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もし、日本があの20世紀前半の時期に、なお一層アジアに近代的な価値観を広げることに成功、継続していれば現在の帝国主義的中国は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そして自らの故郷も、中国にひどく蹂躙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その日本で21世紀のいま学び活動する自分たちには、何ができるのだろうかと……
そんな思いを込めて当日配布したビラが、これである。
http://lupm.org/japanese2/?p=237
モンゴル自由連盟党と一般南モンゴル人、そして応援してくださる日本人の皆様もあわせ、現在中国共産党政府の圧迫を受けている南モンゴルのすさまじい実態を訴え、ビラを配るなどのアピールをした。
戦前（そして今もであるが）、アジアで最も技術的にも経済的にも思想的にも発展していた日本の指導・影響を強く受けた知識人や政治リーダーが多く存在する場所。それが南モンゴルであった。
しかしながら戦争が終わり、やがて中国に支配された南モンゴル。中国人は日本式教育を受けた優秀なモンゴル民族の知識人や政治リーダーを危険視し、次々に粛正したのである。その結果、今に至るまで南モンゴルにおいて知識階級の人材や政治的リーダーシップを発揮する人材が不足するという事態が続くこととなった。
8月15日という日、靖国神社前に集った南モンゴル人は日本という祖国のため戦った日本人にまず敬意と弔意を表した。しかしながらその想像は、日本式教育で学んだがゆえに中国人に粛正された優秀な祖先の運命と、それから60年以上の年月を経て今なおアジアをリードする日本で学ぶ自らの立場に向かわ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もし、日本があの20世紀前半の時期に、なお一層アジアに近代的な価値観を広げることに成功、継続していれば現在の帝国主義的中国は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そして自らの故郷も、中国にひどく蹂躙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その日本で21世紀のいま学び活動する自分たちには、何ができるのだろうかと……
そんな思いを込めて当日配布したビラが、これである。
http://lupm.org/japanese2/?p=237
2013年9月22日星期日
美国肯塔基州办内蒙古文化节
内蒙古文化周，将于美国当地时间25日在肯塔基州开幕。
这次活动内容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图片展、蒙古医蒙药展、蒙古文艺演出、电影动漫展映、学术交流、艺术交流等50多场(项)。活动历时14天，范围覆盖肯塔基、田纳西、明尼苏达、加利福尼亚等美国中西部4个州。
这次活动内容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图片展、蒙古医蒙药展、蒙古文艺演出、电影动漫展映、学术交流、艺术交流等50多场(项)。活动历时14天，范围覆盖肯塔基、田纳西、明尼苏达、加利福尼亚等美国中西部4个州。
日企以日式技术在蒙古培育果蔬摆脱对华依赖
日本群马县前桥市的企业Farmdo日前开始在经济增长显著的蒙古尝试使用日本农业技术培育水果蔬菜并开展销售。日本共同社9月22日报道称，蒙古人原为游牧民族，农业并不发达，许多蔬果需要依靠从中国进口。因此，以日式技术培育的安全新鲜的国产农作物备受期待。
Farmdo主要在群马县和首都圈运营农产品直销店。去年与蒙古一家经营超市的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目前正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近郊的两处用地建造共计34公顷的农园。
公司2014年春天将开始在塑料棚内种植番茄和草莓，还将尝试露天栽培菠菜等农作物。收获的蔬菜将在合作方运营的5家乌兰巴托市内超市进行销售。
Farmdo社长岩井雅之2005年访问了与蒙古接壤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因而萌生了这一计划。岩井发现在当地市场上，产量很少的当地蔬菜就算价格偏高也颇受欢迎，所以确信“日本的优质蔬菜会畅销”。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介绍，蒙古矿物资源丰富，2012年经济增长率为12.3%。人口约280万。以富裕人群为中心，该国对新鲜蔬菜的需求正在增加。
但是，间苗等基本农业知识却尚未普及。Farmdo将从合作方位于长野县的草莓农园等向蒙古派遣约5人。据悉他们将向当地的约10名员工具体教授农药的使用方法和施肥的时机等。
岩井对此态度积极，表示“日式农业虽然规模小，但是可以培育出香甜可口的作物。只要把目光投向海外，就必定会成功”。
Farmdo主要在群马县和首都圈运营农产品直销店。去年与蒙古一家经营超市的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目前正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近郊的两处用地建造共计34公顷的农园。
公司2014年春天将开始在塑料棚内种植番茄和草莓，还将尝试露天栽培菠菜等农作物。收获的蔬菜将在合作方运营的5家乌兰巴托市内超市进行销售。
Farmdo社长岩井雅之2005年访问了与蒙古接壤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因而萌生了这一计划。岩井发现在当地市场上，产量很少的当地蔬菜就算价格偏高也颇受欢迎，所以确信“日本的优质蔬菜会畅销”。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介绍，蒙古矿物资源丰富，2012年经济增长率为12.3%。人口约280万。以富裕人群为中心，该国对新鲜蔬菜的需求正在增加。
但是，间苗等基本农业知识却尚未普及。Farmdo将从合作方位于长野县的草莓农园等向蒙古派遣约5人。据悉他们将向当地的约10名员工具体教授农药的使用方法和施肥的时机等。
岩井对此态度积极，表示“日式农业虽然规模小，但是可以培育出香甜可口的作物。只要把目光投向海外，就必定会成功”。
2013年9月20日星期五
蒙古牧民的藏品引发鉴定专家对拍卖行乱象的痛批
自蒙古大草原的叔侄俩，身穿蒙古服、拉着马头琴并演唱草原歌曲上场。持宝人说，这次来到的是我的藏品。”持宝人的五件玉佛被北京一家拍卖行估价30万元，他为此交了4500元图录费，但是这件藏品没拍卖出去，他的钱也打了水漂。
专家们直言不讳，这些玉佛都是赝品。这下疑问就来了，赝品为什么会被拍卖行估出高价并拍卖呢？难道拍卖行也有走眼的时候？专家表示，在个别拍卖行确实存在着“骗图录费”的事。“图录费”主要用于照相、印刷图录，以便对拍品进行宣传。
有些拍卖行，却做着“假拍”和“拍假”的事情。他们故意把赝品说成真的、把低价估高，不懂行的藏友签订拍卖协议后，便收取图录费、宣传费、保险费等，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最后，这些不值钱的藏品自然会流拍，而之前藏友所交的各种费用则不会被返还。
尽管存在各种乱象，来自荷兰的藏友仍十分看好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他讲述了一些国外拍卖市场的行情。“我哥哥是一名伦敦拍卖行的工作人员，他说，上世纪90年代拍卖公司最受重视的部门是：古典大师绘画、印象派以及英国古董家具。而中国艺术品则在最底层，甚至不及日本艺术品。从1992年开始，我哥哥就只专注于跟中国艺术部门打交道，他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是真的特别喜欢中国艺术品，相信一定会很有市场”。
专家们直言不讳，这些玉佛都是赝品。这下疑问就来了，赝品为什么会被拍卖行估出高价并拍卖呢？难道拍卖行也有走眼的时候？专家表示，在个别拍卖行确实存在着“骗图录费”的事。“图录费”主要用于照相、印刷图录，以便对拍品进行宣传。
有些拍卖行，却做着“假拍”和“拍假”的事情。他们故意把赝品说成真的、把低价估高，不懂行的藏友签订拍卖协议后，便收取图录费、宣传费、保险费等，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最后，这些不值钱的藏品自然会流拍，而之前藏友所交的各种费用则不会被返还。
尽管存在各种乱象，来自荷兰的藏友仍十分看好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他讲述了一些国外拍卖市场的行情。“我哥哥是一名伦敦拍卖行的工作人员，他说，上世纪90年代拍卖公司最受重视的部门是：古典大师绘画、印象派以及英国古董家具。而中国艺术品则在最底层，甚至不及日本艺术品。从1992年开始，我哥哥就只专注于跟中国艺术部门打交道，他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是真的特别喜欢中国艺术品，相信一定会很有市场”。
2013年9月19日星期四
到蒙古投资房地产
许多人预计，凭借丰富的矿产和潜在的畜牧业，蒙古将成为下一个新西兰、迪拜甚至澳大利亚。与此同时，一些商人则发现了蒙古新的商机——房地产。
蒙古曾被认为是一块贫穷而荒凉之地,如今受惠于世界范围23种重要矿产大宗商品的价格直线上升，这个人口仅相当于中国大陆一个地级市的世界第二大内陆国，正在依仗着雄厚资源这张王牌，令人瞠目结舌地崛起。
今天的蒙古坐拥80多种探明资源，开发6000多个矿点，包括蕴藏量较大的煤、萤石、钨、金、铁、锡、铀，以及储存量居亚洲之首的铜、钼矿，近年来经济爆发性地增长，2011年蒙古的GPD增长率高达17.3%，位居世界第二；2012年GDP增速达12.28%，位居世界第三。
许多人预计，凭借丰富的矿产和潜在的畜牧业，蒙古将成为下一个新西兰、迪拜甚至澳大利亚。在蒙古逐渐走向富裕的同时，也逐渐收紧了本国矿业的开放程度，作为蒙古最大FDI的中国未来将会面临更大压力和更多挑战；与此同时，一些商人则发现了蒙古新的商机——房地产。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近年来蒙古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中国密切相关，甚至高度挂钩。这种密切关系也反映在数据上，1998年，中国成为蒙古国第一大投资国；1999年起，中国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后始终保持着这一地位。1996年到2011年中国对蒙累计投资总计299252.3万美元，占蒙古外资的70.4%。在2010年中国的FDI份额达到惊人的82.7%。
矿藏不再吃香
中国对蒙投资的核心是矿业，2004到2011年该领域的投资额增长了5.4倍，达40078万美元，占总投资的七成以上。但近年蒙古国内资源保护主义兴起，受此影响，矿藏投资机遇已不如以前。根据2006年7月颁布的蒙古新矿产法规定，即使没有国家预算资金参与进行勘探并确定了其储量的有战略意义的矿产开发项目，国家最高可以“空手套白狼”般持有相当于该矿持有者投入资金34%的股份。
2012年5月，蒙古国议会通过并实行了关于外资投资该国战略资源企业的法律，规定矿业、金融业和媒体、信息及通讯业成为蒙古经济领域的三大战略资源。外国投资者在进入这一领域时，一旦所占股份超过40%且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图格里克（约7600万美元），必须经过蒙古国政府及议会的审批。
但在战略矿藏之外，仍有许多项目可供中国投资者选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欣新看来，尽管矿藏投资政策日趋收紧，但蒙古政府总体上不会对外商投资开倒车，尤其是对中国企业，为了国家利益，蒙古只会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从双赢的角度吸引中国企业，这样才能有一个繁荣稳定的未来。
陈欣新建议，国内企业进入蒙古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只盯住其矿藏。不要仅停留在简单开发资源的阶段，而是要从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多领域参与到蒙古国建设发展中去，多做一些捐赠，介入当地教育和公益事业中去，以化解不信任感，避免让蒙古以为“中国人就是来炒矿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应发挥软实力，改变蒙古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树立健康的国家形象。
民营资产投资初现曙光
鉴于蒙古国对矿业保护政策不断加强、矿藏投资空间日渐缩小，中国企业不妨将投资蒙古的眼光转移到房地产领域。目前蒙古政府无力为乌兰巴托一半人口提供住房，这就使得蒙古政府十分欢迎房地产投资。统计数据显示，乌兰巴托市目前的住宅楼宇约有13万户，而未来十年预计人口将达到200万，离满足刚性需求还有很远，故该地房价已经达到与中国东部中型城市相当的价格，其中普通住宅价格达到800-1000美金平米，而高档住宅和别墅价格达到1500-3000美金平米，而且还在持续上涨，据统计，2009年至2012年，乌兰巴托住宅每平方米价格每年大约上涨84000图格克（约50美元）。
在一些中国地产商人看来，国内房地产早期的传奇将在蒙古重演。无论是拿地，还是建设成本的投入，都需要充足的现金流，因此资金的杠杆作用越来越小，观蒙古的现状，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拥有中国房地产发展初期的所有特点，无疑给了投资者一次重演中国房地产发展历史的机会。具体说来，蒙古房地产市场具有以下优势：
1. 蒙古房地产尚处于起步阶段，无法满足国内刚性需求。首都目前有近70万人还住在简陋的蒙古包中；而且大量外资特别是中资企业的进入，使乌兰巴托的办公商业用房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蒙古房地产市场无论民居还是商用都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2. 蒙古国土地是私有的，目前也不存在对空置地块的限制政策，土地将随着蒙古国的不断富裕而不断增值，即便不建设也可产生利润，方便中资企业采用“圈地”战术。
3. 蒙古的房地产利润较高。一般公寓的建筑销售成本为650美元平，售价为800－1000美元平方米，要高于国内15-25%的利润。如果用中国的房地产营销手段做市场推广，利润空间将进一步提升。
4. 蒙古欢迎投资房产。蒙古政府对房地产商持欢迎和开放态度，仅收取五成的企业所得税（10%），建材进口关税仅5%。至于当地土地所有者，由于资金有限，再加之缺乏房地产开发的经验，因此也愿意与中国投资者合作。
当然，在蒙投资房地产业也面临一些困难。首先是融资短板，由于到蒙古进行房地产投资的中国多数企业项目运作中的资金主要来自在中国市场的长期积累或者是贷款，如果母公司出现资金压力，它们很难从当地银行及其他融资渠道获得资金支持。其次蒙古国建材业不发达，只能生产红砖和混凝土砌块等基础建材。水泥、钢筋、电缆、管道，包括室内装修的地板、壁纸都需要国内购买。最后就是蒙古国民闲散的性格导致对装修热情不高，毛坯房在蒙古的房地产市场不受欢迎，交付的房屋必须是装修好的，这就延长了资金周转的周期。
不过上述困难没有挡住中国房地产企业进入蒙古，例如宏润集团和大业创业，这些先行者已摸索出一套实用的房产操作程序：与土地所有人签订合作协议，成立合资公司。再引进国内的建筑设计和理念，用中国成熟的营销方法完成项目包装定位，规划建筑方案，并制定项目全程营销方案。房产除面向蒙古民众外，对在常驻蒙古的中企采用定向方式销售或租赁。
根据蒙古中国商会提供的数据，截至2012年，中国人在乌兰巴托在建或已建起的地产项目有十四个，但这远远不能满足这个国家巨大的住房需求。2011年蒙古全国仅能满足265500户即人口的42.8%的住房需求。蒙古目前仍有57.2%人口住在蒙古包里，他们将成为中国房地产企业未来的消费者。从中国的经历看，房地产投资的回报是呈几何曲线的，一旦形成模式，将会带来大量的项目资源，形成快速发展的机会通道。如果这一切在蒙古重演，可以预见，蒙古的房产市场将迅速造就一批新的地产大鳄，对于手握现金的中国投资者来讲，需要的仅仅是行动。
蒙古国投资法律体系
蒙古国是WTO成员国、IMF会员国，绝大部分行业都对外开放。特别是在农牧业、开采业、加工工业、基础设施等行业对外国投资者在税收等各方面都有相应优惠政策。该国关于外国投资的法律法规包括了《蒙古国外国投资法》、《蒙古国矿产法新版》、《蒙古国建筑法》、《蒙古国劳动法》、《蒙古国自然环境保护法》、《蒙古税收总法》、《蒙古国关税法》、《蒙古国自由经济区法》等一系列涉及投资、劳工、税收、海关、经济特区等的法律，以及其他诸如《引进外资的重点行业目录》、《重点鼓励外商投资项目目录》、《蒙古国家大呼拉尔有关战略矿的决议》等。此外，根据《蒙古国外国投资法》，外国投资者享受同等国民待遇，蒙古国政府对其资产征收征用均提供合理补偿。
投资蒙古应警惕的法律风险
1. 法律政策的不稳定：近年蒙古国议会对现行法律修改、废止频繁，如在矿产领域，2006年修改《矿产法》，2008年出台《蒙古国大呼拉尔有关战略矿的决议》，2010年又发布关于勘探许可证签发和转让的总统令等，降低了法律的稳定性，给外商投资增加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的风险。此外，蒙古政局层面上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法制的不稳定，前一个执政党确定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被下一届执政党完全否定或修改、舍弃的情况常有发生。
2. 法律实施中的风险：蒙古国《矿产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模糊，实施不力，导致地方立法和执法权限大大扩张，省、县一级政府常常利用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模糊地带大肆行使自由裁量权，增加了外国投资者的成本和法律风险。
3. 资源民粹主义的抬头：近年蒙古的民粹主义运动与资源保护相纠缠，迅速蔓延，导致新近出台的法律加大了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提高了相关行业的门槛，民众也在呼吁加强对本国能源的保护，限制外商的进入，因此部分合同被蒙古政府单方撕毁或要求修改，导致了大量的合同纠纷。
遵守当地法律注重社会责任
“各国的法律法规都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制定的，我国投资者也应了解学习并严格遵守蒙古国的法律法规，这是成功在蒙古国立足之本。”赵莉律师表示，我国投资者赴蒙古国投资前，首先应仔细研读蒙古国相关法律和政策，特别是近年来修订或出台的《矿产法》、《税收总法》、《有关限制在汇水盆地和林区勘查矿产的法律》、《规范国外企业投资蒙古国战略性领域法》、主要针对金矿和铜矿的《暴利税法》等，仔细分析其中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较好地把控相关法律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做到胸有成竹，方能规避潜在风险。
在蒙古还是在其他国家投资，必须要注重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长期自我利益应通过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来实现，履行正当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当地法律和道德准则、关心本公司员工、维护环境质量、对社会和经济福利做出贡献。”
蒙古曾被认为是一块贫穷而荒凉之地,如今受惠于世界范围23种重要矿产大宗商品的价格直线上升，这个人口仅相当于中国大陆一个地级市的世界第二大内陆国，正在依仗着雄厚资源这张王牌，令人瞠目结舌地崛起。
今天的蒙古坐拥80多种探明资源，开发6000多个矿点，包括蕴藏量较大的煤、萤石、钨、金、铁、锡、铀，以及储存量居亚洲之首的铜、钼矿，近年来经济爆发性地增长，2011年蒙古的GPD增长率高达17.3%，位居世界第二；2012年GDP增速达12.28%，位居世界第三。
许多人预计，凭借丰富的矿产和潜在的畜牧业，蒙古将成为下一个新西兰、迪拜甚至澳大利亚。在蒙古逐渐走向富裕的同时，也逐渐收紧了本国矿业的开放程度，作为蒙古最大FDI的中国未来将会面临更大压力和更多挑战；与此同时，一些商人则发现了蒙古新的商机——房地产。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近年来蒙古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中国密切相关，甚至高度挂钩。这种密切关系也反映在数据上，1998年，中国成为蒙古国第一大投资国；1999年起，中国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后始终保持着这一地位。1996年到2011年中国对蒙累计投资总计299252.3万美元，占蒙古外资的70.4%。在2010年中国的FDI份额达到惊人的82.7%。
矿藏不再吃香
中国对蒙投资的核心是矿业，2004到2011年该领域的投资额增长了5.4倍，达40078万美元，占总投资的七成以上。但近年蒙古国内资源保护主义兴起，受此影响，矿藏投资机遇已不如以前。根据2006年7月颁布的蒙古新矿产法规定，即使没有国家预算资金参与进行勘探并确定了其储量的有战略意义的矿产开发项目，国家最高可以“空手套白狼”般持有相当于该矿持有者投入资金34%的股份。
2012年5月，蒙古国议会通过并实行了关于外资投资该国战略资源企业的法律，规定矿业、金融业和媒体、信息及通讯业成为蒙古经济领域的三大战略资源。外国投资者在进入这一领域时，一旦所占股份超过40%且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图格里克（约7600万美元），必须经过蒙古国政府及议会的审批。
但在战略矿藏之外，仍有许多项目可供中国投资者选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欣新看来，尽管矿藏投资政策日趋收紧，但蒙古政府总体上不会对外商投资开倒车，尤其是对中国企业，为了国家利益，蒙古只会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从双赢的角度吸引中国企业，这样才能有一个繁荣稳定的未来。
陈欣新建议，国内企业进入蒙古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只盯住其矿藏。不要仅停留在简单开发资源的阶段，而是要从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多领域参与到蒙古国建设发展中去，多做一些捐赠，介入当地教育和公益事业中去，以化解不信任感，避免让蒙古以为“中国人就是来炒矿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应发挥软实力，改变蒙古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树立健康的国家形象。
民营资产投资初现曙光
鉴于蒙古国对矿业保护政策不断加强、矿藏投资空间日渐缩小，中国企业不妨将投资蒙古的眼光转移到房地产领域。目前蒙古政府无力为乌兰巴托一半人口提供住房，这就使得蒙古政府十分欢迎房地产投资。统计数据显示，乌兰巴托市目前的住宅楼宇约有13万户，而未来十年预计人口将达到200万，离满足刚性需求还有很远，故该地房价已经达到与中国东部中型城市相当的价格，其中普通住宅价格达到800-1000美金平米，而高档住宅和别墅价格达到1500-3000美金平米，而且还在持续上涨，据统计，2009年至2012年，乌兰巴托住宅每平方米价格每年大约上涨84000图格克（约50美元）。
在一些中国地产商人看来，国内房地产早期的传奇将在蒙古重演。无论是拿地，还是建设成本的投入，都需要充足的现金流，因此资金的杠杆作用越来越小，观蒙古的现状，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拥有中国房地产发展初期的所有特点，无疑给了投资者一次重演中国房地产发展历史的机会。具体说来，蒙古房地产市场具有以下优势：
1. 蒙古房地产尚处于起步阶段，无法满足国内刚性需求。首都目前有近70万人还住在简陋的蒙古包中；而且大量外资特别是中资企业的进入，使乌兰巴托的办公商业用房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蒙古房地产市场无论民居还是商用都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2. 蒙古国土地是私有的，目前也不存在对空置地块的限制政策，土地将随着蒙古国的不断富裕而不断增值，即便不建设也可产生利润，方便中资企业采用“圈地”战术。
3. 蒙古的房地产利润较高。一般公寓的建筑销售成本为650美元平，售价为800－1000美元平方米，要高于国内15-25%的利润。如果用中国的房地产营销手段做市场推广，利润空间将进一步提升。
4. 蒙古欢迎投资房产。蒙古政府对房地产商持欢迎和开放态度，仅收取五成的企业所得税（10%），建材进口关税仅5%。至于当地土地所有者，由于资金有限，再加之缺乏房地产开发的经验，因此也愿意与中国投资者合作。
当然，在蒙投资房地产业也面临一些困难。首先是融资短板，由于到蒙古进行房地产投资的中国多数企业项目运作中的资金主要来自在中国市场的长期积累或者是贷款，如果母公司出现资金压力，它们很难从当地银行及其他融资渠道获得资金支持。其次蒙古国建材业不发达，只能生产红砖和混凝土砌块等基础建材。水泥、钢筋、电缆、管道，包括室内装修的地板、壁纸都需要国内购买。最后就是蒙古国民闲散的性格导致对装修热情不高，毛坯房在蒙古的房地产市场不受欢迎，交付的房屋必须是装修好的，这就延长了资金周转的周期。
不过上述困难没有挡住中国房地产企业进入蒙古，例如宏润集团和大业创业，这些先行者已摸索出一套实用的房产操作程序：与土地所有人签订合作协议，成立合资公司。再引进国内的建筑设计和理念，用中国成熟的营销方法完成项目包装定位，规划建筑方案，并制定项目全程营销方案。房产除面向蒙古民众外，对在常驻蒙古的中企采用定向方式销售或租赁。
根据蒙古中国商会提供的数据，截至2012年，中国人在乌兰巴托在建或已建起的地产项目有十四个，但这远远不能满足这个国家巨大的住房需求。2011年蒙古全国仅能满足265500户即人口的42.8%的住房需求。蒙古目前仍有57.2%人口住在蒙古包里，他们将成为中国房地产企业未来的消费者。从中国的经历看，房地产投资的回报是呈几何曲线的，一旦形成模式，将会带来大量的项目资源，形成快速发展的机会通道。如果这一切在蒙古重演，可以预见，蒙古的房产市场将迅速造就一批新的地产大鳄，对于手握现金的中国投资者来讲，需要的仅仅是行动。
蒙古国投资法律体系
蒙古国是WTO成员国、IMF会员国，绝大部分行业都对外开放。特别是在农牧业、开采业、加工工业、基础设施等行业对外国投资者在税收等各方面都有相应优惠政策。该国关于外国投资的法律法规包括了《蒙古国外国投资法》、《蒙古国矿产法新版》、《蒙古国建筑法》、《蒙古国劳动法》、《蒙古国自然环境保护法》、《蒙古税收总法》、《蒙古国关税法》、《蒙古国自由经济区法》等一系列涉及投资、劳工、税收、海关、经济特区等的法律，以及其他诸如《引进外资的重点行业目录》、《重点鼓励外商投资项目目录》、《蒙古国家大呼拉尔有关战略矿的决议》等。此外，根据《蒙古国外国投资法》，外国投资者享受同等国民待遇，蒙古国政府对其资产征收征用均提供合理补偿。
投资蒙古应警惕的法律风险
1. 法律政策的不稳定：近年蒙古国议会对现行法律修改、废止频繁，如在矿产领域，2006年修改《矿产法》，2008年出台《蒙古国大呼拉尔有关战略矿的决议》，2010年又发布关于勘探许可证签发和转让的总统令等，降低了法律的稳定性，给外商投资增加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的风险。此外，蒙古政局层面上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法制的不稳定，前一个执政党确定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被下一届执政党完全否定或修改、舍弃的情况常有发生。
2. 法律实施中的风险：蒙古国《矿产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模糊，实施不力，导致地方立法和执法权限大大扩张，省、县一级政府常常利用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模糊地带大肆行使自由裁量权，增加了外国投资者的成本和法律风险。
3. 资源民粹主义的抬头：近年蒙古的民粹主义运动与资源保护相纠缠，迅速蔓延，导致新近出台的法律加大了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提高了相关行业的门槛，民众也在呼吁加强对本国能源的保护，限制外商的进入，因此部分合同被蒙古政府单方撕毁或要求修改，导致了大量的合同纠纷。
遵守当地法律注重社会责任
“各国的法律法规都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制定的，我国投资者也应了解学习并严格遵守蒙古国的法律法规，这是成功在蒙古国立足之本。”赵莉律师表示，我国投资者赴蒙古国投资前，首先应仔细研读蒙古国相关法律和政策，特别是近年来修订或出台的《矿产法》、《税收总法》、《有关限制在汇水盆地和林区勘查矿产的法律》、《规范国外企业投资蒙古国战略性领域法》、主要针对金矿和铜矿的《暴利税法》等，仔细分析其中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较好地把控相关法律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做到胸有成竹，方能规避潜在风险。
在蒙古还是在其他国家投资，必须要注重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长期自我利益应通过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来实现，履行正当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当地法律和道德准则、关心本公司员工、维护环境质量、对社会和经济福利做出贡献。”
蒙古国政府大楼因何遭到枪击？
9月16日一伙武装分子向蒙古国政府大楼开枪。他们被警方抓获，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天还在矿山工业部以及内有蒙古国大型采矿公司办公地点的中央Cеntral tower发现了爆炸装置，但已排除危险。被抓的人是孟和巴雅尔领导的环保联盟“民族之火”的11名成员。
蒙古国环保人士的活动是对当局计划修改在蒙古国内以“长名字法律”而著称的《禁止於河流和水流源头地区及盆地以及森林地区进行矿产勘探及开采法》作出的一种反应。这一计划在9月16日开幕的蒙古国大呼拉尔秋季会议上被提出。至于修正什么，目前还不清楚，但是已有对它们的反应，而且还非常强烈。
蒙古问题专家弗拉基米尔·罗季奥诺夫认为，决定修改“长名字法律”是为蒙古国复杂的经济形势所迫。
他说：“与2012年相比，201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但最主要的还是外国投资减少了30%。这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的蒙古经济产生了灾难性影响。国内局势异常艰难：通货膨胀、蒙币汇率摇摆不定，工业生产和矿产开采下降。危机的一个原因就是蒙古国矿产出口减少，首先是向中国的出口。
“另一重要原因是蒙古国近几年通过的法律。这里指的是《战略性经营领域协调外国投资法》。该法大大限制了外国投资蒙古经济的自由，并加强了国家的监控。而《禁止於河流和水流源头地区及盆地以及森林地区进行矿产勘探及开采法》所实施的限制，导致在蒙古国几乎40%的国土不能进行矿产勘探和开发。当局就像需要空气一样再次需要外国投资，否则蒙古国经济将会崩溃。”
修改《禁止於河流和水流源头地区及盆地以及森林地区进行矿产勘探及开采法》的决定引起了环保组织的强烈抗议。该法当初就是在他们的倡议下通过的，他们曾千方百计保护该法。“民族之火”联盟领导人孟和巴雅尔2010年用枪射击违反“长名字法”的外国公司的矿山开采机械。他和自己的盟友还参加了2010年和2011年的抗议活动。当时在提出环保要求的同时，还要求政府辞职合。在他们看来，政府乱发矿山开发许可证等同于把蒙古卖给外国人。2011年孟和巴雅尔就违反“长名字法”向蒙古最高法院起诉并胜诉。这被认为是环保运动取得的巨大胜利。
弗拉基米尔·罗季奥诺夫认为，现在形势变了，“民族之火”的“恐怖”活动的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
他说：“政府可能利用该事件把示威者定性为恐怖分子、暴乱的制造者。这或许为修改法律、降低环保标准提供了道德依据。该事件还可能引起社会底层对当前国家形势的不满，甚至引发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
吸引外国投资应能活跃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在蒙古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信条：外国人是在掠夺国家资源，普通百姓从出售蒙古矿产资源中什么也得不到，只能让腐败官员的口袋越来越鼓。像“民族之火”这样的社会组织就是这一情绪的代表者。蒙古国当局现在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既要确保外国资本的不断涌进，又要不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俄罗斯之声
蒙古国环保人士的活动是对当局计划修改在蒙古国内以“长名字法律”而著称的《禁止於河流和水流源头地区及盆地以及森林地区进行矿产勘探及开采法》作出的一种反应。这一计划在9月16日开幕的蒙古国大呼拉尔秋季会议上被提出。至于修正什么，目前还不清楚，但是已有对它们的反应，而且还非常强烈。
蒙古问题专家弗拉基米尔·罗季奥诺夫认为，决定修改“长名字法律”是为蒙古国复杂的经济形势所迫。
他说：“与2012年相比，201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但最主要的还是外国投资减少了30%。这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的蒙古经济产生了灾难性影响。国内局势异常艰难：通货膨胀、蒙币汇率摇摆不定，工业生产和矿产开采下降。危机的一个原因就是蒙古国矿产出口减少，首先是向中国的出口。
“另一重要原因是蒙古国近几年通过的法律。这里指的是《战略性经营领域协调外国投资法》。该法大大限制了外国投资蒙古经济的自由，并加强了国家的监控。而《禁止於河流和水流源头地区及盆地以及森林地区进行矿产勘探及开采法》所实施的限制，导致在蒙古国几乎40%的国土不能进行矿产勘探和开发。当局就像需要空气一样再次需要外国投资，否则蒙古国经济将会崩溃。”
修改《禁止於河流和水流源头地区及盆地以及森林地区进行矿产勘探及开采法》的决定引起了环保组织的强烈抗议。该法当初就是在他们的倡议下通过的，他们曾千方百计保护该法。“民族之火”联盟领导人孟和巴雅尔2010年用枪射击违反“长名字法”的外国公司的矿山开采机械。他和自己的盟友还参加了2010年和2011年的抗议活动。当时在提出环保要求的同时，还要求政府辞职合。在他们看来，政府乱发矿山开发许可证等同于把蒙古卖给外国人。2011年孟和巴雅尔就违反“长名字法”向蒙古最高法院起诉并胜诉。这被认为是环保运动取得的巨大胜利。
弗拉基米尔·罗季奥诺夫认为，现在形势变了，“民族之火”的“恐怖”活动的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
他说：“政府可能利用该事件把示威者定性为恐怖分子、暴乱的制造者。这或许为修改法律、降低环保标准提供了道德依据。该事件还可能引起社会底层对当前国家形势的不满，甚至引发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
吸引外国投资应能活跃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在蒙古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信条：外国人是在掠夺国家资源，普通百姓从出售蒙古矿产资源中什么也得不到，只能让腐败官员的口袋越来越鼓。像“民族之火”这样的社会组织就是这一情绪的代表者。蒙古国当局现在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既要确保外国资本的不断涌进，又要不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俄罗斯之声
2013年9月18日星期三
2013年9月17日星期二
内蒙古翁牛特旗6位维权牧民被拘一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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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翁牛特旗6位维权牧民因为保护自己的草场被当地政府拘留已经一百天，其家人呼吁政府尽快放人。
据总部设在美国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消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巴彦诺尔嘎查下属一个村庄的六位牧民在今年5月底被当地政府拘留，起因是牧民为了捍卫自己拥有的草场和翁牛特旗国有双河林场发生冲突。该村已经下台的老村委书记瞒着村民把集体拥有的土地和草场私自卖给双河林场。
该村村长图力格也被抓走，他的妻子萨仁高娃对本台记者说，今年6月25号，被抓的六名牧民家属收到政府的逮捕证，借口是这六位牧民破坏生产和管理。萨仁高娃说，
“我们要讨个公道，希望政府尽快放人，我丈夫是无辜的，他没有贪污，啥事都没有，就这么被逮捕了，我先请了蒙族律师，当局拒绝他去探望，后来又请了汉族律师，他终于见到我丈夫，但是我还是没有见到。”
萨仁高娃说，她把她丈夫和另外五名牧民被抓的事情写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于世，“昨天，旗公安和国保部门把我的微博关了，还对我进行威胁，扬言要抓我，昨天又有五六十牧民到旗政府上访，当局没有任何回应。”
该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牧民说，今年4月，该村牧民因为草场问题和翁牛特旗双河林场发生冲突，牧民拆掉了林场临时搭建的帐篷，并要求立即归还草场。她说，
“图力格是村民推选的村长，他揭露了前村委书记的腐败行为，前村委书记多年来一直在卖老百姓的地，牧民推选图力格做村长，就是让他为牧民讨个公道。但是揭发老书记，把当地政府的老底都揭出来了，可能因为涉及到上级政府的贪腐问题，官官相护，就把图力格和其他五名牧民抓了起来。”
这位牧民说，图力格以前在赤峰做生意，是村里牧民求他回来做村长的，“结果确实把老书记弄下台，老书记因为贪污被查处，但是图力格却得罪了当地政府，他们就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拘留起来。”
这位牧民说，当地政府还对牧民进行各种恐吓，阻止他们维权，“政府把把牧民看守在村里一个星期，然后抓走六个人，牧民都吓坏了，有老婆孩子要养，牧民也就不敢和政府斗了。”
接受采访的两位牧民都呼吁内蒙古当局调查翁牛特旗牧民和双河林场发生的草场纠纷，尽快释放被拘留的六名牧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内蒙古翁牛特旗6位维权牧民因为保护自己的草场被当地政府拘留已经一百天，其家人呼吁政府尽快放人。
据总部设在美国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消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巴彦诺尔嘎查下属一个村庄的六位牧民在今年5月底被当地政府拘留，起因是牧民为了捍卫自己拥有的草场和翁牛特旗国有双河林场发生冲突。该村已经下台的老村委书记瞒着村民把集体拥有的土地和草场私自卖给双河林场。
该村村长图力格也被抓走，他的妻子萨仁高娃对本台记者说，今年6月25号，被抓的六名牧民家属收到政府的逮捕证，借口是这六位牧民破坏生产和管理。萨仁高娃说，
“我们要讨个公道，希望政府尽快放人，我丈夫是无辜的，他没有贪污，啥事都没有，就这么被逮捕了，我先请了蒙族律师，当局拒绝他去探望，后来又请了汉族律师，他终于见到我丈夫，但是我还是没有见到。”
萨仁高娃说，她把她丈夫和另外五名牧民被抓的事情写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于世，“昨天，旗公安和国保部门把我的微博关了，还对我进行威胁，扬言要抓我，昨天又有五六十牧民到旗政府上访，当局没有任何回应。”
该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牧民说，今年4月，该村牧民因为草场问题和翁牛特旗双河林场发生冲突，牧民拆掉了林场临时搭建的帐篷，并要求立即归还草场。她说，
“图力格是村民推选的村长，他揭露了前村委书记的腐败行为，前村委书记多年来一直在卖老百姓的地，牧民推选图力格做村长，就是让他为牧民讨个公道。但是揭发老书记，把当地政府的老底都揭出来了，可能因为涉及到上级政府的贪腐问题，官官相护，就把图力格和其他五名牧民抓了起来。”
这位牧民说，图力格以前在赤峰做生意，是村里牧民求他回来做村长的，“结果确实把老书记弄下台，老书记因为贪污被查处，但是图力格却得罪了当地政府，他们就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拘留起来。”
这位牧民说，当地政府还对牧民进行各种恐吓，阻止他们维权，“政府把把牧民看守在村里一个星期，然后抓走六个人，牧民都吓坏了，有老婆孩子要养，牧民也就不敢和政府斗了。”
接受采访的两位牧民都呼吁内蒙古当局调查翁牛特旗牧民和双河林场发生的草场纠纷，尽快释放被拘留的六名牧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2013年9月16日星期一
蒙古国国家宫附近疑发生开枪事件 不排除安放有爆炸物
9月16日中午，蒙古国国家宫附近疑似发生开枪事件，并不排除附近安放爆炸物的可能。媒体提示公民在局势明朗并稳定前尽量避免前往蒙国家宫附近地区。
一个名为“火民族”的组织16日在国家宫附近发起示威游行，反对在开采矿产资源过程中破坏生态环境，该组织15日曾在一些社交网站上号召民众发起示威游行。警察16日在示威队伍中发现了两把手枪、36颗子弹及自制炸药，蒙古国警察局、紧急情况局等对此事进行了处理，11名示威者被刑事拘留。
蒙古国环保组织成员携带武器游行集会
蒙情报总局侦察处16日发布消息称，蒙古国环保组织“火民族”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孟赫巴亚尔及部分成员，当日在乌兰巴托国家宫附近举行反对修改“长名”法律（内容涉及环保、矿产等领域）时，孟赫巴亚尔等人携带手榴弹和枪支，对公众造成威胁，对国家公务人员生命造成威胁，同时反对警方提出的要求。
孟赫巴亚尔等人因此触犯了刑法第177条和第191条，目前警方已对此案展开调查。当日集会期间，警方获悉在国家宫北面的公园、自然环境绿色发展部和中央大厦内可能有爆炸物，于是警方封锁了上述几个区域，并疏散所有人员。通过搜查，警方共起获3支枪、7.62毫米子弹36发、9枚手榴弹以及其它爆炸物等武器弹药。警方对媒体表示，当日举行的游行集会未造成人员受伤。
“火民族”非政府组织成立于2010年，由几个环保非政府组织组成，其宗旨是保护环境。曾多次护环境为名到矿山稽查。2010年该组织成员曾前往肯特、色楞格等省的中国等外国矿山，向这些公司的矿山机械设备开枪射击。
孟赫巴亚尔等人因此触犯了刑法第177条和第191条，目前警方已对此案展开调查。当日集会期间，警方获悉在国家宫北面的公园、自然环境绿色发展部和中央大厦内可能有爆炸物，于是警方封锁了上述几个区域，并疏散所有人员。通过搜查，警方共起获3支枪、7.62毫米子弹36发、9枚手榴弹以及其它爆炸物等武器弹药。警方对媒体表示，当日举行的游行集会未造成人员受伤。
“火民族”非政府组织成立于2010年，由几个环保非政府组织组成，其宗旨是保护环境。曾多次护环境为名到矿山稽查。2010年该组织成员曾前往肯特、色楞格等省的中国等外国矿山，向这些公司的矿山机械设备开枪射击。
蒙古族的中共高官 草原王乌兰夫家族在内蒙古的影响 乌兰夫子女名单及所任职务
说到内蒙古，首先就不能回避乌兰夫。因为相信大家知道的都很多，这里就简单评说一下。
（一）草原“蒙古王”乌兰夫
乌兰夫(Ulanhu)，汉名云泽，生于1906年，1925年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先于共和国），即任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独领一方。建政后在中央有民委主任、副总理等职，地方上仍是一头独大，直至文革。197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7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开国上将，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12月，卸任国家副主席9个月后逝世。
（二）花开多枝的乌兰夫子女
家族政治或曰所谓“太子党”，历来是海外重要的关心话题。对内蒙古来讲，在乌兰夫数十年的巨大阴影下，内蒙古的各个领域曾经无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乌兰夫的子女云曙碧、布赫、乌可力、乌杰。
先说明一下，官方公布的乌兰夫夫人云丽文(1922-1995)，并非布赫等人的生母。云丽文是乌兰夫的老乡，1937年参加抗日，1939年10月奔赴延安。建国后历任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民委委员等职。
长女云曙碧生于1923年，1949年任内蒙古妇联副主任，此后在哲里木盟任职至盟委副书记直至文革，1972年平反后回复原职，1980年任区卫生厅厅长，1987年任区人大党组副书记、区顾问委员会常委，1987年5月起，任内蒙古红十字会会长至今。
长子布赫(1926-)完全是子承父业。文革前官至内蒙古文委党委代书记、主任。平反后任包头市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区委常委，国家民委副主任，呼和浩特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2年任区委副书记，1983年任自治区政府主席，1993年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至2003年。
次子乌可力，生于1934年，研究员、教授。1963年毕业于中科大后，曾任八机总局科技局预研处处长、航天部预研局副局长、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执行副总裁、顾问，中国九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3月起任上海国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幼子乌杰，生于1935年12月，研究员、教授。1960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工程物理系后主要从事研究教学工作。1983年任内蒙古赤峰市副市长，1985年任包头市市长，1989年任山西省副省长，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兼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根据有关传言，乌兰夫堂兄之子云照光曾任内蒙古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政协副主席，之女云曙芬曾任伊克昭盟盟委书记、内蒙古妇联主任、区政协副主席。不知真伪。以上是搜集到的简历。客观的来讲，乌兰夫的子女们本职工作都做得不错，看待这样的“太子党”不该太片面。
布赫1982年起任区政府代主席、主席长达11年，历经周惠、张曙光、王群三任党委书记。80年代以来，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党委一把手统统由汉族出任，当地主要少数民族出任政府主席成为惯例。因而布赫虽然排名在内蒙古为第二，但因乃父影响，与书记其实平起平坐。与布赫类似的，是广东省前省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叶选平。但内蒙古距北京太近，远不如广东消遥。广东的人情事治，还留到广东篇里述说。回过来说内蒙古，在1988年乌兰夫病逝后，其子女也被陆续安排出内蒙古或虚职。布赫在1993年67岁高龄下才除去地方职务，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杰于1989年由包头市市长调离内蒙古，出任邻近的山西省副省长，却失去了在内蒙的依靠，1993年再调中央。应该说乌杰作研究仍是好料，比作行政还是为强。乌可力走的是实业路子，这里就不予置评了。
（三）布赫之后
布赫之后，中央着手对内蒙古进行高层人事布局。布赫时期的区委书记王群生于1926年，是老新四军，一直在湖北工作，1987年起调任内蒙古区委书记，在1993年布赫上调中央、乌力吉改任主席时，于5月出任区人大主任。90年代由老资格的党委书记任人大主任被认为是退居二线，通常会在不久后辞去党委职务。果然，在1994年8月，中央调刘明祖任内蒙古区委书记，接替王群。王群的区人大主任一职直到1997年才被刘接任。
刘明祖，山东威海人，生于1936年，曾任威海市（县级）革委会主任、乳山县委书记、烟台地委副书记、临沂地委书记，1988年任广西区委副书记，1993年任广西区人大主任，1994年8月接到中央调令去内蒙。90年代有“上海干部进中央、山东干部守边疆”一说。除了刘明祖在广西、内蒙，还有：王乐泉在新疆，宋法棠在黑龙江，刘建国在宁夏，杨传堂在西藏、青海等等。以上这些，还未算入进中央部委和其他内地省份。这个现象，留在山东篇里细讲。
这里捎带提一下，1991年12月，中央调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林用三去内蒙古任政府副主席。林是元老林伯渠之子，曾在一机部等部门长期从事科技工作。80年代后，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副理事长，1988年任奇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副部级）。最后在劳动部副部长位置上退休。
再说内蒙古，布赫经历了周惠、张曙光、王群三任党委书记，刘明祖则经历了乌力吉、云布龙、乌云其木格三任政府主席。
乌力吉生于1933年，起于东蒙部队，历任海拉尔市市长、呼伦贝尔盟委副书记、盟长，1991年起任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1992年任区委副书记，1993年任区政府主席。一届之后年龄到线，1998年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赫宗教委员会主任委员，至2001年逝世，年68岁。由于布赫在国家高层代表着蒙古族直到2003年，因而乌力吉没有机会进入到国家领导人行列。随便一说，现任的十届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满族的钮茂生。
接替乌力吉的是1937年出生的云布龙。云布龙是乌兰夫的土默特左旗老乡。在太原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太原重型机械厂工作。之所以提到这个厂，是因为云布龙离开10年后的1983年贾庆林担任此厂厂长、党委书记长达两年。当然贾跟云并无直接关系。云此后曾任区标准计量局副局长、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书记、区高级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区政府副主席、区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1998年任区政府主席。布云龙工作经历丰富但缺乏地盟一级的工作经验，而他出名的主要原因，则是一场车祸导致的死于非命。
2000年6月12日，出任政府主席后仅两年，云因在考察锡林郭勒盟途中发生车祸逝世。这次云的意外逝世，使得乌云齐木格拾得天上掉下的馅饼，于同年8月接任政府主席。这倒不是说乌的资历不足以出任政府主席。其实乌在1994年便出任区委副书记，彼时已长达6年。在内蒙古的蒙古族领导人中仅位于云布龙之下。但是，乌主管党务工作，此前从未在区政府任职，在云突然逝世的情况下，只能接手。试想，正常情况下该有个政府副主席的过度。那么，乌的归宿，也有可能到此为止。而云的后任，可能是乌，也可能是更年轻的杨晶（1953－）。当然，乌的可能性更大些。
回过头来，所谓馅饼，关键不仅仅是这个政府主席，而在于3年后的全国人大政协换届。
2003年3月十届人大，年满77岁、连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布赫将彻底退休，谁代表蒙古族进入国家高层就成了问题。此时乌力吉已于2001年逝世，即使健在，以70岁高龄成为国家领导人也不太合“与时俱进”的要求。云布龙呼声日高。假如非此意外，云布龙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乌云其木格出任内蒙古政府主席，正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再继续假设下去，云布龙假如不出意外，2003年出任国家领导人职务，2008年时71岁的云未必没有连任一届的可能，而彼时66岁的乌则可能已经超龄退休了。但是命运给了云布龙一个意外，倒成就了乌云其木格。2003年乌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时候，是否也有点恍恍惚惚呢？
关于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高层分配的情况，待日后整理推出。
另外，象云布龙这样因故（非因病）逝世的地市级以上各级领导人，近期比较轰动的，除了云[车祸遇难类]外，地方上的，有： 1993年11月24日，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因飞机逝世在以色列遇难[飞机失事类]；1994年7月14日，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在大凌河抗洪抢险中以身殉职[抢险救灾类]；等等。武迪生的意外逝世成就了慕绥新的上台，张鸣岐的以身殉职则成为共产党员的榜样。
而1996年5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之子李沛瑶被警卫人员杀害[横遭杀身类]；1999年2月22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气象局局长、名誉局长、邹家华之弟邹竞蒙糟抢劫遇害，这种特大的不幸事故更令人扼腕。国家领导人的安全都保不住，何况我等小民乎？
关于非疾病原因去世的领导人，日后还有机会详叙。
再度回到内蒙古来。2001年8月，储波由湖南省省长调任内蒙古区委书记，接替年满65岁的刘明祖，2003年1月，当选区人大主任，原主任刘明祖就任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的问题是长期由杨正午把持。这里就不说了。
乌云其木格以蒙古族和女性身份代表成为国家领导人后，杨晶由区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未经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副主席，而直接一步到达政府主席高位，牛玉儒则接替了杨在地方上的职务。1953年生的杨晶在区政府主席的职务上将很有可能一直坐到2013年，再接替那时年过70的乌云其木格出任国家领导人。点点题目的话，同是蒙古族的牛玉儒即使不病逝，1952年生人的他在杨面前并无优势可言。
（四）其他
另外不得不说的，是内蒙古也出了不少中央和地方官员，还健在的赵紫阳、郑天翔等都曾在内蒙古任职。以下是部分现职领导人的简况：
刘云山――现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曾任共青团内蒙古区委副书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区委常委、赤峰市委书记、区委副书记；
陈奎元――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曾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委书记、区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
田聪明――现任新华社社长，曾任内蒙古区委常委、副书记
白恩培――现任云南省委书记、人大主任，曾任内蒙古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区委副书记；
白志健――现任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曾任内蒙古区委副书记；
云公民（蒙古族）――现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太原市委书记，曾任内蒙古伊克昭盟盟长、盟委书记、区政府主席助理、副主席；
巴音朝鲁（蒙古族）――现任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曾任共青团内蒙古区委书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
当然还有现任全国人大农村与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的刘明祖了。另外，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郭树清倒是内蒙古人，不过1978年2月插队结束后就与内蒙古无关了。
乌兰夫子女及所任职务
乌兰夫，又名云泽，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布赫，又名云曙光，乌兰夫长子，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云曙碧，乌兰夫长女，曾任中共内蒙古某盟委书记，自治区红十字会会长。
乌可力，乌兰夫次子,曾在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任副总经理。
乌杰,乌兰夫幼子,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
云曙芬，乌兰夫侄女，曾任内蒙古政协副主席。
云照光，乌兰夫侄子，曾任内蒙古政协副主席 。
云布龙，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云公民，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太原市委书记。
云秀梅，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
云布雨，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
云布霓，内蒙古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云二柱，内蒙古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云福俊，内蒙古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云布光，呼和浩特市供电局党委书记。
（一）草原“蒙古王”乌兰夫
乌兰夫(Ulanhu)，汉名云泽，生于1906年，1925年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先于共和国），即任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独领一方。建政后在中央有民委主任、副总理等职，地方上仍是一头独大，直至文革。197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7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开国上将，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12月，卸任国家副主席9个月后逝世。
（二）花开多枝的乌兰夫子女
家族政治或曰所谓“太子党”，历来是海外重要的关心话题。对内蒙古来讲，在乌兰夫数十年的巨大阴影下，内蒙古的各个领域曾经无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乌兰夫的子女云曙碧、布赫、乌可力、乌杰。
先说明一下，官方公布的乌兰夫夫人云丽文(1922-1995)，并非布赫等人的生母。云丽文是乌兰夫的老乡，1937年参加抗日，1939年10月奔赴延安。建国后历任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民委委员等职。
长女云曙碧生于1923年，1949年任内蒙古妇联副主任，此后在哲里木盟任职至盟委副书记直至文革，1972年平反后回复原职，1980年任区卫生厅厅长，1987年任区人大党组副书记、区顾问委员会常委，1987年5月起，任内蒙古红十字会会长至今。
长子布赫(1926-)完全是子承父业。文革前官至内蒙古文委党委代书记、主任。平反后任包头市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区委常委，国家民委副主任，呼和浩特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2年任区委副书记，1983年任自治区政府主席，1993年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至2003年。
次子乌可力，生于1934年，研究员、教授。1963年毕业于中科大后，曾任八机总局科技局预研处处长、航天部预研局副局长、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执行副总裁、顾问，中国九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3月起任上海国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幼子乌杰，生于1935年12月，研究员、教授。1960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工程物理系后主要从事研究教学工作。1983年任内蒙古赤峰市副市长，1985年任包头市市长，1989年任山西省副省长，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兼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根据有关传言，乌兰夫堂兄之子云照光曾任内蒙古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政协副主席，之女云曙芬曾任伊克昭盟盟委书记、内蒙古妇联主任、区政协副主席。不知真伪。以上是搜集到的简历。客观的来讲，乌兰夫的子女们本职工作都做得不错，看待这样的“太子党”不该太片面。
布赫1982年起任区政府代主席、主席长达11年，历经周惠、张曙光、王群三任党委书记。80年代以来，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党委一把手统统由汉族出任，当地主要少数民族出任政府主席成为惯例。因而布赫虽然排名在内蒙古为第二，但因乃父影响，与书记其实平起平坐。与布赫类似的，是广东省前省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叶选平。但内蒙古距北京太近，远不如广东消遥。广东的人情事治，还留到广东篇里述说。回过来说内蒙古，在1988年乌兰夫病逝后，其子女也被陆续安排出内蒙古或虚职。布赫在1993年67岁高龄下才除去地方职务，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杰于1989年由包头市市长调离内蒙古，出任邻近的山西省副省长，却失去了在内蒙的依靠，1993年再调中央。应该说乌杰作研究仍是好料，比作行政还是为强。乌可力走的是实业路子，这里就不予置评了。
（三）布赫之后
布赫之后，中央着手对内蒙古进行高层人事布局。布赫时期的区委书记王群生于1926年，是老新四军，一直在湖北工作，1987年起调任内蒙古区委书记，在1993年布赫上调中央、乌力吉改任主席时，于5月出任区人大主任。90年代由老资格的党委书记任人大主任被认为是退居二线，通常会在不久后辞去党委职务。果然，在1994年8月，中央调刘明祖任内蒙古区委书记，接替王群。王群的区人大主任一职直到1997年才被刘接任。
刘明祖，山东威海人，生于1936年，曾任威海市（县级）革委会主任、乳山县委书记、烟台地委副书记、临沂地委书记，1988年任广西区委副书记，1993年任广西区人大主任，1994年8月接到中央调令去内蒙。90年代有“上海干部进中央、山东干部守边疆”一说。除了刘明祖在广西、内蒙，还有：王乐泉在新疆，宋法棠在黑龙江，刘建国在宁夏，杨传堂在西藏、青海等等。以上这些，还未算入进中央部委和其他内地省份。这个现象，留在山东篇里细讲。
这里捎带提一下，1991年12月，中央调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林用三去内蒙古任政府副主席。林是元老林伯渠之子，曾在一机部等部门长期从事科技工作。80年代后，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副理事长，1988年任奇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副部级）。最后在劳动部副部长位置上退休。
再说内蒙古，布赫经历了周惠、张曙光、王群三任党委书记，刘明祖则经历了乌力吉、云布龙、乌云其木格三任政府主席。
乌力吉生于1933年，起于东蒙部队，历任海拉尔市市长、呼伦贝尔盟委副书记、盟长，1991年起任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1992年任区委副书记，1993年任区政府主席。一届之后年龄到线，1998年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赫宗教委员会主任委员，至2001年逝世，年68岁。由于布赫在国家高层代表着蒙古族直到2003年，因而乌力吉没有机会进入到国家领导人行列。随便一说，现任的十届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满族的钮茂生。
接替乌力吉的是1937年出生的云布龙。云布龙是乌兰夫的土默特左旗老乡。在太原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太原重型机械厂工作。之所以提到这个厂，是因为云布龙离开10年后的1983年贾庆林担任此厂厂长、党委书记长达两年。当然贾跟云并无直接关系。云此后曾任区标准计量局副局长、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书记、区高级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区政府副主席、区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1998年任区政府主席。布云龙工作经历丰富但缺乏地盟一级的工作经验，而他出名的主要原因，则是一场车祸导致的死于非命。
2000年6月12日，出任政府主席后仅两年，云因在考察锡林郭勒盟途中发生车祸逝世。这次云的意外逝世，使得乌云齐木格拾得天上掉下的馅饼，于同年8月接任政府主席。这倒不是说乌的资历不足以出任政府主席。其实乌在1994年便出任区委副书记，彼时已长达6年。在内蒙古的蒙古族领导人中仅位于云布龙之下。但是，乌主管党务工作，此前从未在区政府任职，在云突然逝世的情况下，只能接手。试想，正常情况下该有个政府副主席的过度。那么，乌的归宿，也有可能到此为止。而云的后任，可能是乌，也可能是更年轻的杨晶（1953－）。当然，乌的可能性更大些。
回过头来，所谓馅饼，关键不仅仅是这个政府主席，而在于3年后的全国人大政协换届。
2003年3月十届人大，年满77岁、连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布赫将彻底退休，谁代表蒙古族进入国家高层就成了问题。此时乌力吉已于2001年逝世，即使健在，以70岁高龄成为国家领导人也不太合“与时俱进”的要求。云布龙呼声日高。假如非此意外，云布龙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乌云其木格出任内蒙古政府主席，正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再继续假设下去，云布龙假如不出意外，2003年出任国家领导人职务，2008年时71岁的云未必没有连任一届的可能，而彼时66岁的乌则可能已经超龄退休了。但是命运给了云布龙一个意外，倒成就了乌云其木格。2003年乌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时候，是否也有点恍恍惚惚呢？
关于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高层分配的情况，待日后整理推出。
另外，象云布龙这样因故（非因病）逝世的地市级以上各级领导人，近期比较轰动的，除了云[车祸遇难类]外，地方上的，有： 1993年11月24日，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因飞机逝世在以色列遇难[飞机失事类]；1994年7月14日，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在大凌河抗洪抢险中以身殉职[抢险救灾类]；等等。武迪生的意外逝世成就了慕绥新的上台，张鸣岐的以身殉职则成为共产党员的榜样。
而1996年5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之子李沛瑶被警卫人员杀害[横遭杀身类]；1999年2月22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气象局局长、名誉局长、邹家华之弟邹竞蒙糟抢劫遇害，这种特大的不幸事故更令人扼腕。国家领导人的安全都保不住，何况我等小民乎？
关于非疾病原因去世的领导人，日后还有机会详叙。
再度回到内蒙古来。2001年8月，储波由湖南省省长调任内蒙古区委书记，接替年满65岁的刘明祖，2003年1月，当选区人大主任，原主任刘明祖就任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的问题是长期由杨正午把持。这里就不说了。
乌云其木格以蒙古族和女性身份代表成为国家领导人后，杨晶由区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未经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副主席，而直接一步到达政府主席高位，牛玉儒则接替了杨在地方上的职务。1953年生的杨晶在区政府主席的职务上将很有可能一直坐到2013年，再接替那时年过70的乌云其木格出任国家领导人。点点题目的话，同是蒙古族的牛玉儒即使不病逝，1952年生人的他在杨面前并无优势可言。
（四）其他
另外不得不说的，是内蒙古也出了不少中央和地方官员，还健在的赵紫阳、郑天翔等都曾在内蒙古任职。以下是部分现职领导人的简况：
刘云山――现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曾任共青团内蒙古区委副书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区委常委、赤峰市委书记、区委副书记；
陈奎元――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曾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委书记、区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
田聪明――现任新华社社长，曾任内蒙古区委常委、副书记
白恩培――现任云南省委书记、人大主任，曾任内蒙古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区委副书记；
白志健――现任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曾任内蒙古区委副书记；
云公民（蒙古族）――现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太原市委书记，曾任内蒙古伊克昭盟盟长、盟委书记、区政府主席助理、副主席；
巴音朝鲁（蒙古族）――现任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曾任共青团内蒙古区委书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
当然还有现任全国人大农村与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的刘明祖了。另外，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郭树清倒是内蒙古人，不过1978年2月插队结束后就与内蒙古无关了。
乌兰夫子女及所任职务
乌兰夫，又名云泽，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布赫，又名云曙光，乌兰夫长子，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云曙碧，乌兰夫长女，曾任中共内蒙古某盟委书记，自治区红十字会会长。
乌可力，乌兰夫次子,曾在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任副总经理。
乌杰,乌兰夫幼子,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
云曙芬，乌兰夫侄女，曾任内蒙古政协副主席。
云照光，乌兰夫侄子，曾任内蒙古政协副主席 。
云布龙，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云公民，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太原市委书记。
云秀梅，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
云布雨，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
云布霓，内蒙古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云二柱，内蒙古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云福俊，内蒙古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云布光，呼和浩特市供电局党委书记。
蒙古王乌兰夫家族和内蒙地区惨绝人寰的屠杀
有“蒙古王”之称的乌兰夫家族是中共政权内的异数。乌兰夫自中共建政之前就已在占整个大陆五分之一的蒙古族领地上任最高首领──直至“文革”之始，身兼自治区政府主席、党委第一书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甚至连内蒙古大学校长及政治教授这样的名誉职务也不放过，这在中共历届地方领导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内蒙古的党、政、军，公、检、法以及工、青、妇等多数重要组织都被乌兰夫家族成员所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乌兰夫长子布赫曾任由自治区政府主席兼党委副书记、长媳珠兰琪琪柯曾任内蒙古广播局副局长、长女云曙碧曾任中共内蒙古顾问委员会委员、幼子乌杰曾任包头市市长一后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侄女云曙芬曾任区妇联主任一后任区政协副主席）、侄子云照光曾任内蒙古文联主席（后任区政协副主席）等。乌兰夫家族的其他成员（大多数是第三代）则在其他部门担任厅、局、处长等职。另外，乌兰夫还有一子乌可力在北京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任副总经理，一女云云杉在新华社总社当记者。
近几年来，虽然诸如邓楠、陈元等一批中共的许多高干子女噎陆续在大陆政坛上显露头角，但至今还没有第二例如乌兰夫家族一样，不但是子承父业，相继称霸一方，而且曾是全家继位，分兵把守大陆一方的各个重要部门。
乌兰夫与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
一九三七年初，乌兰夫在傅作义手下的蒙旗保安旅（后改编为蒙旗独立旅）出任公开的政训处代理主任，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委书记。这个职位不仅为乌兰夫扩充共产党武装力量有很大帮助，而且也骗取傅作义将军对共产党采取容忍态度，为后来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在平津张战役中全线溃散，以及傅作义、董其武率部投共埋下了伏笔。
一九三八年，蒙旗独立旅改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归胡宗南统辖。乌兰夫在这支部队中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反对，祗好于一九四O年四月离开。
在延安，乌兰夫先是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中共为削弱国民党统治的实力，策动内蒙搞所谓“民族自治运动”。
于是乌兰夫奉中共之命，积极筹划组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首次执委会上出任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而且又分工自己担任该会军事部部长。同时，他还力主成立了内蒙古军政学院，自己亲任院长。
在此前后，他还出任了内蒙政府主席、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委员、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自此，乌兰夫开始确立了他的“蒙古王”地位。
但是，乌兰夫等人为中共在内蒙苦心经营的势力，主要集中在乌兰夫家乡周围。而与之相对的东蒙主要控制在一些民族主义者手中，当时噎建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并重新组织起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自治政府的人对中共存有很大的戒心，听说乌兰夫出任为共产党一手操纵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束蒙的人认为其中有诈，放风说蒙古人云泽噎死了，现在共产党是让一个汉人冒云泽之名，出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的。
无奈东蒙的一帮人一没有军队，二不依靠国、共两党的任何一方，当然敌不过以乌兰夫为首的西蒙中共势力。
一九四六年四月，东、西蒙两派势力举行了内蒙古历史上有名的“四三”会议，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解散，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的武装部队，乌兰夫当然继任了这个委员会的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
一九四七年五月，“无条件接受”中共统治的大陆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乌兰夫出任主席。
中共建国后，乌兰夫成了中共高层干部中职务最多者之一，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和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中苏友协办公室主任、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军阶上将）、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内蒙政协主席及内蒙古大学校长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的政治教授。
内蒙地区惨绝人寰的屠杀
中共统治使内蒙元气大伤一九六六年以后，中共在内蒙接连搞了三大冤案，即“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案、“内蒙古二月逆流”案及“内人党”案。据中共自己的文件中透露：从一九六六年至七十年代初，因这三大冤案而使七十九万人直接遭到批斗，其中两万两千九百人致死，十二万人致残。但是，实际数字要远比这个统计多得多。一个传说的数字是：直接致死者至少十万人，致残者难以统计。
海外学人彭惠曾在其文章中揭露说：受命到内蒙挖“内人党”的汉族干部在运动过程中制定了“祗有触及他们的皮肉才能刺疼他们的灵魂”的成功经验，专案组为了搞逼供信，在经验交流会上推广了三十多种刑法，诸如吊打、老虎桡、灌凉水、压贡子、钉竹签、鬼抽筋、过电、烙铁烫等等酷刑噎都是司空见惯的“小儿科”，最令人发指的是四种新发明。
第一是“热情帮助”，办法是生起四座煤火炉，烧得里外通红后放置于犯人四周，同时还要让犯人穿上十几斤重的老羊皮大衣，直到被烤得虚脱昏倒为止。
其二叫“冷静思考”，即把被烤得支持不住的犯人再扒光衣服，推到院子里，双手背铐着跪在雪地里。
其三是“小心谨慎”，办法是朝天放十来张桌子，让犯人脱光衣服站到桌子腿上不停地跳“忠字舞”，步伐一慢就用皮鞭抽打。
其四是“只争朝夕”，即把犯人向上吊起，下身给穿上一条灯笼裤，里面再塞进一只野猫或黄鼠狼，打手们不停地抽打犯人下身，野猫和黄鼠狼便在犯人的裤裆里乱窜乱咬，撕裂犯人的下体和生殖器的肌肤，使犯人疼得死去活来。
蒙汉矛盾
虽然乌兰夫家族在这场民族浩劫中也深受其苦，但大多数蒙古族人并不同情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当年乌兰夫向毛泽东的汉人独裁政权百依百顺，凭投靠共产党确立自己家族的地位，才给蒙古人民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灾难。
另外，由于乌兰夫长期追随毛泽东政权的极左路线亦步亦趋，导致整个内蒙地区是全国各地受人为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中共内部文件中供认：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内蒙的情况一直是比外蒙好，但由于乌兰夫大搞“以粮为纲”，逼迫大批世代以放牧为生的蒙古人毁草垦荒，其直接害处是牧民们弃长从短导致生产力低下，长远的危害则是导致大批草原严重沙化。长此以往，整个内蒙地区“人均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中共文件中语）。
汉族人严重侵犯蒙族人利益也是内蒙人民反感乌兰夫家族的重要原因。中共建政后，大量汉族人向内蒙迁徙，一九四九年时，内蒙人口祗有六百万，但一九八一年已达一千六百万，九O年更是剧增至二千一百六十多万，其中少数民族祗占五分之一，而且包括蒙、回、满、朝鲜、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多个民族。蒙古人民对中共政权这种以汉族人口优势同化少数民族的恶劣政策非常愤怒，因此而导致少数民族小规模骚乱时有发生。
内蒙古从地域上讲，它的自然资源好多方面都是全国第一，比如森林面积全国第一，人均淡水面积全国第一，人均耕地面积全国第一等等。而且，蒙古人的平均教育水准比汉族高，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美国一媒体曾报导外蒙平均文化程度高，是因为推行新蒙文的原因，这是胡扯。其实，内蒙古的老太太，不会念报纸的没有几个，原因就是他们用的拼音文字，不管新蒙文，还是旧蒙文，都是一回事。
所以从文化教育和自然资源角度，内蒙的发展潜力相当大，同现在他们所处的经济上的贫困程度是不相称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内蒙古的党、政、军，公、检、法以及工、青、妇等多数重要组织都被乌兰夫家族成员所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乌兰夫长子布赫曾任由自治区政府主席兼党委副书记、长媳珠兰琪琪柯曾任内蒙古广播局副局长、长女云曙碧曾任中共内蒙古顾问委员会委员、幼子乌杰曾任包头市市长一后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侄女云曙芬曾任区妇联主任一后任区政协副主席）、侄子云照光曾任内蒙古文联主席（后任区政协副主席）等。乌兰夫家族的其他成员（大多数是第三代）则在其他部门担任厅、局、处长等职。另外，乌兰夫还有一子乌可力在北京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任副总经理，一女云云杉在新华社总社当记者。
近几年来，虽然诸如邓楠、陈元等一批中共的许多高干子女噎陆续在大陆政坛上显露头角，但至今还没有第二例如乌兰夫家族一样，不但是子承父业，相继称霸一方，而且曾是全家继位，分兵把守大陆一方的各个重要部门。
乌兰夫与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
一九三七年初，乌兰夫在傅作义手下的蒙旗保安旅（后改编为蒙旗独立旅）出任公开的政训处代理主任，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委书记。这个职位不仅为乌兰夫扩充共产党武装力量有很大帮助，而且也骗取傅作义将军对共产党采取容忍态度，为后来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在平津张战役中全线溃散，以及傅作义、董其武率部投共埋下了伏笔。
一九三八年，蒙旗独立旅改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归胡宗南统辖。乌兰夫在这支部队中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反对，祗好于一九四O年四月离开。
在延安，乌兰夫先是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中共为削弱国民党统治的实力，策动内蒙搞所谓“民族自治运动”。
于是乌兰夫奉中共之命，积极筹划组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首次执委会上出任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而且又分工自己担任该会军事部部长。同时，他还力主成立了内蒙古军政学院，自己亲任院长。
在此前后，他还出任了内蒙政府主席、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委员、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自此，乌兰夫开始确立了他的“蒙古王”地位。
但是，乌兰夫等人为中共在内蒙苦心经营的势力，主要集中在乌兰夫家乡周围。而与之相对的东蒙主要控制在一些民族主义者手中，当时噎建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并重新组织起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自治政府的人对中共存有很大的戒心，听说乌兰夫出任为共产党一手操纵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束蒙的人认为其中有诈，放风说蒙古人云泽噎死了，现在共产党是让一个汉人冒云泽之名，出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的。
无奈东蒙的一帮人一没有军队，二不依靠国、共两党的任何一方，当然敌不过以乌兰夫为首的西蒙中共势力。
一九四六年四月，东、西蒙两派势力举行了内蒙古历史上有名的“四三”会议，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解散，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的武装部队，乌兰夫当然继任了这个委员会的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
一九四七年五月，“无条件接受”中共统治的大陆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乌兰夫出任主席。
中共建国后，乌兰夫成了中共高层干部中职务最多者之一，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和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中苏友协办公室主任、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军阶上将）、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内蒙政协主席及内蒙古大学校长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的政治教授。
内蒙地区惨绝人寰的屠杀
中共统治使内蒙元气大伤一九六六年以后，中共在内蒙接连搞了三大冤案，即“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案、“内蒙古二月逆流”案及“内人党”案。据中共自己的文件中透露：从一九六六年至七十年代初，因这三大冤案而使七十九万人直接遭到批斗，其中两万两千九百人致死，十二万人致残。但是，实际数字要远比这个统计多得多。一个传说的数字是：直接致死者至少十万人，致残者难以统计。
海外学人彭惠曾在其文章中揭露说：受命到内蒙挖“内人党”的汉族干部在运动过程中制定了“祗有触及他们的皮肉才能刺疼他们的灵魂”的成功经验，专案组为了搞逼供信，在经验交流会上推广了三十多种刑法，诸如吊打、老虎桡、灌凉水、压贡子、钉竹签、鬼抽筋、过电、烙铁烫等等酷刑噎都是司空见惯的“小儿科”，最令人发指的是四种新发明。
第一是“热情帮助”，办法是生起四座煤火炉，烧得里外通红后放置于犯人四周，同时还要让犯人穿上十几斤重的老羊皮大衣，直到被烤得虚脱昏倒为止。
其二叫“冷静思考”，即把被烤得支持不住的犯人再扒光衣服，推到院子里，双手背铐着跪在雪地里。
其三是“小心谨慎”，办法是朝天放十来张桌子，让犯人脱光衣服站到桌子腿上不停地跳“忠字舞”，步伐一慢就用皮鞭抽打。
其四是“只争朝夕”，即把犯人向上吊起，下身给穿上一条灯笼裤，里面再塞进一只野猫或黄鼠狼，打手们不停地抽打犯人下身，野猫和黄鼠狼便在犯人的裤裆里乱窜乱咬，撕裂犯人的下体和生殖器的肌肤，使犯人疼得死去活来。
蒙汉矛盾
虽然乌兰夫家族在这场民族浩劫中也深受其苦，但大多数蒙古族人并不同情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当年乌兰夫向毛泽东的汉人独裁政权百依百顺，凭投靠共产党确立自己家族的地位，才给蒙古人民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灾难。
另外，由于乌兰夫长期追随毛泽东政权的极左路线亦步亦趋，导致整个内蒙地区是全国各地受人为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中共内部文件中供认：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内蒙的情况一直是比外蒙好，但由于乌兰夫大搞“以粮为纲”，逼迫大批世代以放牧为生的蒙古人毁草垦荒，其直接害处是牧民们弃长从短导致生产力低下，长远的危害则是导致大批草原严重沙化。长此以往，整个内蒙地区“人均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中共文件中语）。
汉族人严重侵犯蒙族人利益也是内蒙人民反感乌兰夫家族的重要原因。中共建政后，大量汉族人向内蒙迁徙，一九四九年时，内蒙人口祗有六百万，但一九八一年已达一千六百万，九O年更是剧增至二千一百六十多万，其中少数民族祗占五分之一，而且包括蒙、回、满、朝鲜、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多个民族。蒙古人民对中共政权这种以汉族人口优势同化少数民族的恶劣政策非常愤怒，因此而导致少数民族小规模骚乱时有发生。
内蒙古从地域上讲，它的自然资源好多方面都是全国第一，比如森林面积全国第一，人均淡水面积全国第一，人均耕地面积全国第一等等。而且，蒙古人的平均教育水准比汉族高，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美国一媒体曾报导外蒙平均文化程度高，是因为推行新蒙文的原因，这是胡扯。其实，内蒙古的老太太，不会念报纸的没有几个，原因就是他们用的拼音文字，不管新蒙文，还是旧蒙文，都是一回事。
所以从文化教育和自然资源角度，内蒙的发展潜力相当大，同现在他们所处的经济上的贫困程度是不相称的。
內蒙古特殊論
“內蒙特殊論”的四個根源
最近內蒙發生連串示威抗議活動，起因于錫林郭勒草原兩個牧民的被害事件，一位是西烏旗蒙族牧民莫日根，因不滿運煤卡車破壞草原，攔路抗議，於五月十日被卡車司機蓄意撞死。另一位是阿巴嘎旗滿族青年閆文龍，也是抗議媒礦污染，與礦工發生衝突，於五月十五日遭礦區車輛撞成重傷，不治而亡。兩起事件的起因，都是當地民眾自發保衛家園，反對開礦，與肆意破壞草原生態的漢族開發商矛盾衝突，導致悲劇。事件進一步刺激蒙族青年學生和更多牧民走上街頭，與公安武警對峙，遭到驅打和逮捕。當局如驚弓之鳥，立刻採取軟硬兩手。一方面由自治區書記胡春華出面，和當地學生教師對話安撫，下令煤礦停產整頓；責令拘留肇事司機，速審速判，一人死刑，一人無期。另一方面，又秋後算賬，加強鎮壓力度，從北京軍區調遣精銳部隊，對內蒙局部地區實施戒嚴，抓捕嫌疑師生，封鎖學校和機關大門，防止學生和民眾上街，造成新一輪白色恐怖氣氛，引起世界各地蒙古人的抗議聲討，以及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
回顧最近二十幾年，內蒙給人的印象比較穩定，不大鬧事。說難聽點，就是蒙古人軟弱可欺，容易統治。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內蒙特殊論”，無論中央地方，漢族蒙族，似乎都篤信不疑。開明如胡耀邦者，也不能免俗。導致特殊論的原因，可歸結為下列四點：
一是地理（或地緣政治）原因。對於中國內地來說，內蒙不像西藏和新疆那麼遙遠。它靠近華北和中原，離北京的最近距離只有數小時車程，如果內蒙有什麼緊急情況，北京很容易採取措施，發兵鎮壓，所以不容易“鬧事”。
二是人口原因。內蒙不像西藏和新疆那樣，當地主體民族依然佔有相對優勢的比例。從“維基百科”引證中國官方2000年的統計資料看，西藏人口總數為260多萬，其中藏人比例為93％，漢人6％，其他少數民族1％；新疆人口總數1800多萬，其中維族占45％，漢族占40％，其他伊斯蘭教民族接近13％。而內蒙的情況就大不一樣。經過長期歷史演變，如今內蒙的蒙族人口，已經成為很少的少數了。2,330多萬人口當中，漢族1,846萬，大約占八成；蒙族約400萬，占一成七；加上其他少數民族，一共占兩成左右。再考慮到許多蒙漢通婚家庭的子女和親屬，雖然事實上跟純粹漢人沒什麼區別，但為了享受政策優惠，往往也登記為蒙族。如果把這些事實上的漢族從蒙古人中去掉，那麼真正蒙古人所占的比重，恐怕還會更少（大約一成五左右）。假如發生民族對抗，比例懸殊太大，蒙古人難占上風。
三是歷史原因。共產黨征服新疆，發生在三大戰役取勝之後，共和國建立前夕的1949年九月底。解放軍的“和平進藏”，到五十年代初才逐步完成。雖然兩地基本上屬於“和平解放”但也經歷了若干戰鬥和曠日持久的談判過程。內蒙的情況則不同。早在共和國建立之前的1947年春天，延安培養的西部蒙古人代表烏蘭夫，就成功說服了以哈豐阿為代表的東蒙自治政府，解散了以民族獨立為奮鬥目標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收編了五個師的蒙古騎兵，成功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內蒙自治政府，不但輕而易舉地提前解放了內蒙古大部分領土，而且幫助共產黨在東北和華北打敗了國民黨的數百萬政府軍。因此，五十年代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對蒙古人不但信任，而且感激，讓烏蘭夫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隨後合併原綏遠省全部，原熱河、察哈爾、寧夏部分地區，令內蒙古自治區的面積擴大到110萬平方公里，僅次於新疆（160萬）和西藏（120萬），位居第三。烏蘭夫當時地位之高，權力之大，在少數民族當中，可能空前絕後。上述歷史因素，使得漢人和蒙古人的關係，比跟其他民族更為密切。各屆中央高官，都稱讚內蒙是民族自治區中的模範樣板，甚至派遣藏族和維族幹部，去內蒙學習“先進經驗”。
四是經濟原因。另外，人們習慣於把民族衝突和經濟上的貧富差距掛鈎。就經濟狀況而言，內蒙的富裕程度，的確超過許多內地發達省區，更遠超其他民族自治區。據官方2010年統計資料顯示，內蒙人均GDP高達49,467元，在僅次於上海、天津、北京、江蘇和浙江，位居第六，高於廣東（第七）、遼寧（第八）、山東（第九）、福建（第十）等省市自治區，更遠遠高出位居第25的新疆（23,080元）和第30的西藏（19,483元）。我沒找到按照民族排列的人均產值和收入數字，只能大致估計，內蒙牧區的蒙族家庭收入，可能低於當地城鎮家庭收入，但不會低於當地或周邊漢族農民的家庭收入，應該遠遠高於新疆維族和西藏農牧民的平均收入。換句話說，內蒙自治區蒙古人的平均富裕程度，高於維族和藏族。如果按照貧富邏輯推理，那麼蒙古人的不滿程度，也應該更低才對。
正是由於上述四個原因，許多人（包括胡耀邦在內的北京上層），都認為內蒙不同于新疆和西藏，民族矛盾和衝突較少，甚至少到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即使中央制定針對藏族和維族的讓步政策（或者寬鬆政策），那些政策也不應該（或不可能）同等套用到內蒙，因為內蒙“情況特殊”。連思想最開放、待人最溫和的胡耀邦總書記，都持這種論調，其他強硬派領導人，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不幸的是，“內蒙特殊論”的神話，被最近突然發生的草原抗議潮斷然否定。蒙古人同仇敵愾，面對當局的懷柔和強化鎮壓，毫不示弱。因此，人們不禁要問：內蒙有可能繼西藏和新疆之後，成為北京高層另一個棘手難題嗎？對此，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內蒙究竟是怎麼回事？哪里出了問題？為什麼蒙古人如此憤怒和不滿，居然豁出身家性命，與上百噸的重型卡車拼死活？
欲知答案，我們將在另一篇文章《內蒙特殊論為何破產？》中詳加分析。
“內蒙特殊論”為何破產？
內蒙問題與西藏新疆問題相比，的確有其特殊性。但是，特殊性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帶來福祉，也可以造成禍害，要根據不同的歷史條件做具體分析。從總體上說。內蒙問題的複雜性和嚴重性，往往被刻意忽略或者人為掩蓋，不但海外所知很少，就是在中國內地，也很少報導。最近的莫日根事件，宣佈“內蒙特殊論”已久破產。為什麼破產？我想從四個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蒙漢關係中的恩怨情仇。五十年代烏蘭夫所領導的內蒙古自治區，就曾經較好地維護過各族人民的合法權益。比如在舉國瘋狂的大躍進和大饑荒事情，雖然內蒙也不得不服從毛澤東和黨中央，也幹了許多破壞國計民生的蠢事，但比起多數省份的普遍愚蠢，還是好些。不但基本上沒餓死過人，還幫助一些內地來的災民，擺脫了死亡命運。這些德政，主要歸功於當時內蒙有相對自主和比較寬鬆的經濟政策，能開荒、種地、打獵，好歹混飽肚皮。
可惜這種極為有限的自治權，僅僅維持了十幾年。到六十年代中期，北京上層因大躍進失敗出現路線分歧，毛澤東試圖以強化階級鬥爭維持個人獨裁。到文革前夕，通過華北局馬拉松會議（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至７月２５日），鬥跨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唐、張淮三，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恒，以及內蒙的烏蘭夫，從而拉開文革的序幕。打倒烏蘭夫及其家族成員的殺手鐧，是所謂“民族分裂罪行”，強行製造了一個“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
1967年春，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青中將（安徽出身的長征老紅軍，對內蒙歷史很無知）奉旨空降內蒙，帶著民族偏見上任。他利用“清理階級隊伍”的機會，先搞“挖肅運動”（全稱“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後搞“內人黨專案”。因為烏蘭夫已被搞掉，“黑線”比較清楚，凡受烏蘭夫重用的幹部在劫難逃。但許多延安出身的高級幹部，由部隊關押起來審查，因此，他們受的折磨反而比較少。“內人黨專案”則屬於挖暗藏的敵人，因此疑神疑鬼，普遍使用逼供手段，打擊面越來越寬，歷時一年半之久（1967年11月到1969年5月。如果包括全面軍管之後鄭維山、尤太忠繼續深挖，則時間更長）。最後，在總數不過兩三百萬的蒙古人當中，居然關押48萬多，差不多平均每五個蒙古人，就有一個被打成“新內人黨徒”，其中致死16,222人，傷殘87,188人，死傷總數高達十萬三千多 。這場自上而下，由政府和軍方主導的大迫害，與群眾運動無關，和紅衛兵、造反派的瓜葛也很少，完全是由北京高層授意，由滕海青一幫大漢族主義高官具體執行的民族大清洗。 這種針對少數民族的長時間關押、批鬥和虐殺狂潮，之所以發生在內蒙，而沒有發生在西藏和新疆，原因也許很多，但跟上文提到的地理、歷史和人口比例等因素，不無聯繫。假如蒙族人口的比例不是百分之十五，而是百分之五十或者更高，恐怕滕海青和他的幕後指使者們，也不至於如此肆無忌憚。
如果總結教訓，這也許可以看成一種物極必反。早年的烏蘭夫和蒙古人，曾經對毛澤東愚忠過份，跟得太緊，比如六十年代初派內蒙騎兵赴西藏“平叛”，他們自持有功，到處宣講，從未聽說有懺悔之意 。但他們沒料到“唇亡齒寒”，老毛一翻臉，就整到蒙古人頭上，手段之惡劣，有過之無不及。當然，這也導致另一次物極必反，讓烏蘭夫和蒙古人開始清醒，一度消沉的民族意識，再度抬頭。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圍繞清理漢族盲流（即減少漢族往牧區的移民）問題，內蒙再起衝突。新任書記周惠，和重新複出掌權、主管中央民族事務的烏蘭夫之間，意見不合，導致蒙族學生上街抗議，並派代表團到北京上訪，要求中央參照西藏、新疆的標準，對內蒙施行同樣寬鬆的民族政策，給蒙古人以更大的自治權。結果，遭到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堅決壓制。不僅上訪團無功而返，學生代表被秋後算帳，連同情他們的許多蒙族幹部也遭到清洗。另外，周惠還使用分化東西部蒙古人的傳統手法，“以夷治夷”，讓蒙古人互相揭發。烏蘭夫長子布赫，烏的心腹雲世英等土默特旗高官，見風轉舵，把群眾抗議的責任推到東部蒙古人頭上，中央只好把廷懋、傑爾格勒、寶音圖等幾位東部出身的高官撤職查辦。烏蘭夫本人也因此失勢，再度遭到鄧小平冷落。雖然沒有被第二次打倒，但從此失去實權，只掛個國家副主席閒職。1987年內蒙古慶祝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烏蘭夫率中央代表團參加。這是他文革複出之後，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回到故鄉。據一位蒙古學者說，他不顧中央多次勸阻，執意要去伊盟祭拜成吉思汗陵，面對祖宗遺像，哭了十分鐘。此事引起鄧的更大不滿。1988年烏蘭夫逝世，鄧連烏的追悼會也不參加 。
第二，經濟開發上的是是非非。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隨著全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和原材料儲量豐富的內蒙古，立刻成為內地省份爭相開發的唐僧肉。雖然從人均GDP數量上看，內蒙已經超越廣東，居全國第六，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基礎設施也有明顯改善，而且出了不少身家上億的地產商和煤老闆，但問題是，各族普通老百姓（特別是農牧民），並沒有從經濟起飛分享到相應成果，大多數勞動人民，不但淪為弱勢群體，而且徹底毀壞了子孫後代賴以維生的草原生態環境。是的，草原和沙漠上的確建設了不少新城鎮，有些土地被徵用的農牧民也獲得了數量可觀的金錢補償，這些都是事實。但有三個原因，使得大多數人對內蒙的暴富更加不滿。
一是官商勾結，攫取超額利潤。不少煤老闆、房老闆，以及貪官污吏，迅速成為億元大戶 ，留給當地人民的所謂補償款和扶貧款，不過是九牛一毛，聊勝於無，根本沒法幫助他們脫貧致富。
二是缺乏合理監管和稅收分配機制。資源本應歸人民公有，但實際獲利者並非如此。內蒙向內地輸送的油、電、氣，常常超低價供應，由政府承擔虧損。另外，礦區和城區居民，有些也許獲得很高的拆遷補償，成為百萬（千萬）元戶（究竟有多大比例？需要調查）。而同樣蒙受開礦污染的大多數農牧民，所得甚少，甚至什麼也得不到，窮得連磚茶（牧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之一）都買不起。再以大學教師的工資為例，廣東省高校正教授的月薪，平均七八千元，個別上萬元，但人均GDP高於廣東的內蒙古，教授的平均月薪只有三千左右，和廣東的差距是兩三倍。因此，人們形容內蒙開發能源的結果，是“富了商人和貪官，窮了政府和百姓”。
三是惡性開發，導致無窮後患。內蒙煤層很淺，多數露天開採。原本碧綠的草原山丘，被挖得滿目瘡痍，塵土飛揚，一片灰黑，慘不忍睹。百噸卡車所到之處，地表草皮徹底消失，本來就很脆弱的草原生態，遭到難以逆轉的毀滅，更多沙塵暴自然無法避免。人畜賴以生存的水源，經過放射性塵埃的毒化污染，不得不永久放棄。如此大規模地瘋狂開發，等到礦產挖淨，開發商撤走，草原上的百姓如何謀生？據《紐約時報》2011年6月11日報導，達茂旗（比鄰莫日根命案發生的錫盟）政府在鎮上給牧民蓋了不少新樓房，動員他們去住，還給他們發放生活補貼費（每戶每年一兩萬元）等等，但他們必需賣掉自己的牧場和畜群 。問題是，這種改變生存狀態的大變遷，往往伴隨心理和文化上的大調整，並非他們的自願選擇，因此許多牧民拒絕，讓新樓變成鬼城。再說，讓蒙古牧民進城謀生，開餐館做生意，是那麼容易的嗎？賠了錢怎麼辦？除非他們的子女通過專業化教育，能在城鎮就業，否則，往往會造成一兩代、甚至更多人的悲劇。正像接收採訪的蒙族女主人烏榮（Uyung）所說的那樣，“沒有了我們的牲口和草原，我們感到迷失了方向”，“我們發現自己不適合城市，可是現在我們卻被困在這裏”。
寫到這裏，讀者應該不難明白：為什麼錫盟草原的牧民莫日根如此憤怒，要和漢族司機的運煤卡車拼命。不過，要想知道為什麼莫日根命案發生之後，能迅速激發數千蒙族學生，走上街頭，還需要看看另外兩個常常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
第三，科技革命造就新生一代。目前中學和大學的在校學生，大部分是80後和90後的新生代。他們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父輩、祖父輩所受過的精神和肉體折磨，但大部分都間接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因而隨著閱歷的增加和知識的積累，他們開始探尋答案：為什麼蒙古人要背負如此深重的歷史十字架？他們所處的時代，畢竟和他們父輩有很大不同。那時候通訊落後，資訊閉塞，很少知道外界消息，絕大多數家庭和個人都沒有打電話的條件。現在的年輕人個個有手機，多數有電腦和電視，即使在偏僻和分散的草原放牧點，也有摩托車代步。知識和資訊的快速傳播，有助於開闊視野，溝通思想，聯絡感情，打破封閉和孤獨。像這次莫日根之死所引發的連鎖效應，沒有現代化聯絡手段是難以想像的。雖然當局採取封鎖網路、監聽電話甚至切斷手機信號等極端鎮壓手段，但畢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當局的封網行動，也促使青年人研究如何破網，如何繞過防火牆。只要想盡辦法，民眾總會獲得他們想要獲得的外界資訊。應該說，資訊革命給青年人提供了組織起來，集體發聲的技術條件。這是新生代比老一輩人幸運的地方。
第四，世界潮流的深遠影響。最後一個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世界民主潮流對中國各族人民的影響和鼓勵。莫日根事件之初，就有內地報導說，是外蒙派人到內蒙組織煽動的結果，那顯然是無稽之談，有轉移目標，羅織罪名的味道。且不說，外蒙朝野都害怕和內蒙的事情沾邊，避之唯恐不及，怎麼可能派人煽動？再說，內蒙人又不是傻瓜，怎麼可能受人蒙蔽？如果說有什麼外部因素，那也不是某國特務所為，而是世界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潛移默化的影響。具體說來，這些外部影響來自三方面：
一是其他少數民族對內蒙的啟發。中國各地的邊疆民族問題，往往互相關聯，歷來如此，因為大家的處境大同小異。西藏和新疆發生的事情，不可能不對內蒙各民族（蒙、回、滿、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有所觸動。我曾經教過的蒙族學生就親口對我說，“每次北京高官聲討‘藏獨’和‘疆獨’的時候，都會順便提到：‘黨中央對你們蒙古人是放心的，因為內蒙的歷史證明，你們緊跟共產黨、毛主席，從來沒有二心’。我們聽了這話極端反感，非常噁心，好像在打我們的臉，揭我們的短，說明我們蒙古人太窩囊，沒出息！”從這樣的感歎當中，我們也能看到，西藏、新疆對內蒙有啟發作用。
二是漢族維權抗暴的感染。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似乎已經積累到臨界點，眼看就要引爆。各地民眾維權抗暴事件層出不窮，而且有從和平上訪、靜坐請願等溫和手段，逐漸向暴力抗爭演變的趨勢。媒體報導，充斥血腥新聞，刀槍棍棒，土制火炮，人肉炸彈，什麼手段都有。公安民警疲於奔命，力不從心，防爆特警和正規部隊都派上用場，已經和局部內戰沒什麼區別。據說維穩經費已超越國防經費，只是各方傷亡數字，我們無從得知。從歷史經驗看，中原各省出現動亂的時候，邊疆民族地區，也往往容易出事。因此，這次內蒙抗議潮，和中國內地頻頻發生的局部動亂，很難說沒有連帶關係。
三是非洲茉莉花革命的鼓舞。這或許是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外部影響。非洲茉莉花來的非常突然，讓所有觀察家大感意外。因為按以往常識，這個地區的人民似乎最為保守，最不容易接收普世價值。可是一夕之間，老百姓突然走上街頭，爆發大規模抗議潮，要求民主改革，迫使專制政府下臺，居然在好幾個國家取得成功。當然，也有利比亞的卡紮菲和敘利亞的阿薩德等頑固腦袋，拒絕順應時代，試圖學習鄧小平，用屠殺維持專制不倒，最後能否成功還在未定之天。不過，聯合國和北約開了個先例，對鎮壓和平示威的極權政府，動手制裁，包括轟炸卡紮菲的宮殿和軍隊。對此決議，中國也投了贊成票。這個先例一開，等於宣佈六四鎮壓為非法（非國際法之法）行為，如果再有類似事件，當局就得三思而行，否則可能招致國際組織的制裁和軍事干涉。世界局勢的這一根本性改變，無形中給和平維權的人民群眾助威壯膽。
總之，是以上四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導致了“內蒙特殊論”的破產。從此之後，內蒙古青年人開始組織起來，走上街頭，發出聲音，合法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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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9年11月11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關於落實政策工作的情況彙報”，載阿拉騰德力海編著《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1999年9月自費印刷，第245－248頁。
[2] 網文：“烏蘭夫家族在內蒙”，載：http://boycott.bokee.com/506140.html。
[3] 茂敖海：《夢幻人生》，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第323頁。
[4] 因為“羊煤土氣”（羊絨、煤炭、稀土、天然氣）而致富的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原名伊克昭盟），每217個人中就有一個億萬富翁；每15個人中就有一個千萬富翁。詳見《僑報週末》2011年6月17日A10版專文“中國式錢都，面上富腳下空？”
[5] New York Times: “中國的民族抗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Ethnic Protests in China Have Lengthy Roots”, published June 10, 2011.
內蒙未來前景與防止矛盾升級
從目前情況看，內蒙抗議事件似乎和平收尾。網上消息說，部隊已經撤離，戒嚴宣佈結束，學生開始恢復行動自由。應該說，莫日根的血沒有白流，起碼為蒙古人爭取合法權益，收到了部分成果。國務院及時出臺七條加快內蒙發展的總原則，儘管具體如何落實還不得而知。被抓的學生和教師，最後如何處理？被草率宣判死刑的漢族司機，是否還有可能上訴減刑？等等，這些情況還要看後續發展。
應該說，這次當局處理事件的手法，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起碼黨委書記胡春華親自出馬，快速與學生代表座談對話，本身就是一種應該提倡的開明作風。當然，無論朝野上下，總有一些人出於種種動機，唯恐天下不亂，希望事態越大越好，傷亡數字越多越好。所幸雙方都有所克制，未令事態惡性發展到大屠殺的地步。如果真到那個程度，可以斷定，吃虧上當的總是弱勢群體，蒙古人的損失，會比漢人更大。據最新消息說，胡春華有可能升官，出任北京市委書記，為進入下屆政治局熱身 。如果消息屬實，不知他的提升，是否跟中央肯定他這次處理內蒙事件有關係。
雖然事態暫告平息，但並不代表內蒙問題從根本上獲得解決。國務院的七條決議，基本上是空頭支票，如果沒有實施細則，也不能徹底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空頭支票很難兌現。除了給受害牧民多一點補貼性的扶貧款之外，官方能做和想做的事情，其實並不多。對礦產資源的瘋狂掠奪，對生態環境的持續破壞，對各族民眾不滿情緒的強力壓制，對帶頭抗議者的抓捕判刑等等，這些千古不變的老套路，還會繼續走下去。
只要黨國體制不改，政治和社會改良停滯，西藏、新疆和其他地區民族區域高度自治不能實現，內蒙古自治區也不可能有什麼新的政策突破。由於上面列舉的那些原因，內蒙古的民族利益衝突，很可能進一步加劇和惡化。因此，我對內蒙的前景憂心忡忡。類似莫日根和閻文龍這樣的悲劇，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發生。它只不過是錫尼喇嘛 和嘎達梅林悲劇的現代翻版。往後還會出現什麼樣的新版本，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以上是我對內蒙抗議潮深層原因的粗淺分析，供批評質疑。總之，做為去國已久的海外華人，一個局外觀察者，我對內蒙的未來前景雖然並不樂觀，就像對中國整體前景不樂觀一樣；但做為以內蒙為第二故鄉的社會學者，在本文結尾部分，我還是願意提出四點建議和希望，供一切關心蒙漢關係的朋友參考，也可說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吧。
一曰加強對話。當今世界提倡對話，不提倡對抗。你看，連內蒙書記胡春華，都和蒙古人對話了。可見對話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世界上的許多矛盾對抗，往往和當事人的心態有關，總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老是拒絕心平氣和的面對面談判，要談也是假談，像樣板戲裏的唱詞“假談真打，百般花樣”。其實只要放下身段，敞開胸懷，許多矛盾就有化解的可能。
比方哈佛大學黑人教授蓋茨，被地方員警克勞利誤抓，雙方對立嚴重。總統本人批評警方“愚蠢”，惹惱警察局的全體人員。他們寫信給總統，表達不滿。如果總統以勢壓人，也不見得不能擺平一個小小的警局。但是總統技高一籌，沒有反駁，更沒有施壓，反而邀請蓋茨和克勞利，一同到白宮“喝啤酒”，也就是對話 。結果效果很好，使原本緊張的種族關係，得到緩和，因此好評如潮。估計胡溫未必學習奧巴馬，也不大可能邀請死亡牧民莫日根和肇事司機李林東（被判死刑）兩人的家屬，到中南海“喝茅臺”，當面訴說一下各自的苦衷。但無論如何，對話的重要性和奇妙性，不可低估。我想建議海內外一切華人（因為我們不習慣對話），所有矛盾對立的雙方或各方，都應該開展各種各樣的對話活動，讓我們敞開心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果大家不想你死我活，或者同歸於盡，恐怕對話是化解敵意，解除誤會，建立互信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可能邁出第二步，第三步。
二曰深入研究。這裏專指對民族關係的歷史、現狀和未來展開深入研究。由於官方長期封鎖檔案，掩蓋甚至歪曲基本事實，弄得我們自己和下幾代人中青年人，都對中國近現代史缺乏基本瞭解。就像我本文所介紹的近百年蒙漢關係中的恩恩怨怨，找不到什麼公開出版物有詳細說明。要不是朋友送給我兩本大陸內部出版的“禁書”，許多八十年代我離開中國之後發生的事情，我自己也稀裏糊塗。詢問內蒙的朋友，他們也說不清楚。研究就是挖掘歷史，搶救歷史，去偽存真，從真實的史料中，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得出比較客觀的、能經得住歷史考驗的結論。並進而以史為鑒，探討中國社會轉型中，切實可行的民族關係新模式和新方案。
三曰創新思維。就是突破現有的條條框框，“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李銳先生最欣賞的治學態度）。要敢於挑戰一切“金科玉律”，無論它看上去多麼權威，多麼不可動搖。只要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堅守人類的普世價值，捍衛民眾的福祉，就沒有什麼不可突破的思想牢籠。比如民族自決權問題，包括通過公投獨立建國的問題，這些東西在中國官方以往的檔中都有記載，憑什麼說，烏蘭夫重新印發給幹部閱讀，就犯了大逆不道的天條？至於如今內蒙古的人口總數中，蒙族的確只占一成多，這個事實誰也沒法否認，因此，在全內蒙公投獨立，似乎無法想像。但是，在草原牧區，畢竟還有蒙族占多數的旗縣，是否可以試驗，在局部地區先施行高度自治的特殊體制。在不傷害大多數人利益的條件下，讓蒙古同胞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說不定，結果會比現在更好，民族關係會比現在更加和諧。
四曰突破僵局。毋庸置疑，現在西藏、新疆、內蒙這三個最大的民族自治區，都不同程度出現了治理上的困境，處在一種僵持狀態。其他若干較小的民族自治地方，也有類似管制危機。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並沒有給民族自治地方帶來更多的和諧與安寧，可見，金錢並非萬能。相反，隨著全國各省市維權風暴的高漲，邊疆地區的民族矛盾和利益衝突，也會日見增多。民族關係的全面理順，可能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等三方面的機緣，包括世界和中國內地局勢的繼續發展變化。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加強對話，深入研究，創新思維，目前僵局的某種緩和與突破，還是有可能的。
作者：程惕潔
最近內蒙發生連串示威抗議活動，起因于錫林郭勒草原兩個牧民的被害事件，一位是西烏旗蒙族牧民莫日根，因不滿運煤卡車破壞草原，攔路抗議，於五月十日被卡車司機蓄意撞死。另一位是阿巴嘎旗滿族青年閆文龍，也是抗議媒礦污染，與礦工發生衝突，於五月十五日遭礦區車輛撞成重傷，不治而亡。兩起事件的起因，都是當地民眾自發保衛家園，反對開礦，與肆意破壞草原生態的漢族開發商矛盾衝突，導致悲劇。事件進一步刺激蒙族青年學生和更多牧民走上街頭，與公安武警對峙，遭到驅打和逮捕。當局如驚弓之鳥，立刻採取軟硬兩手。一方面由自治區書記胡春華出面，和當地學生教師對話安撫，下令煤礦停產整頓；責令拘留肇事司機，速審速判，一人死刑，一人無期。另一方面，又秋後算賬，加強鎮壓力度，從北京軍區調遣精銳部隊，對內蒙局部地區實施戒嚴，抓捕嫌疑師生，封鎖學校和機關大門，防止學生和民眾上街，造成新一輪白色恐怖氣氛，引起世界各地蒙古人的抗議聲討，以及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
回顧最近二十幾年，內蒙給人的印象比較穩定，不大鬧事。說難聽點，就是蒙古人軟弱可欺，容易統治。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內蒙特殊論”，無論中央地方，漢族蒙族，似乎都篤信不疑。開明如胡耀邦者，也不能免俗。導致特殊論的原因，可歸結為下列四點：
一是地理（或地緣政治）原因。對於中國內地來說，內蒙不像西藏和新疆那麼遙遠。它靠近華北和中原，離北京的最近距離只有數小時車程，如果內蒙有什麼緊急情況，北京很容易採取措施，發兵鎮壓，所以不容易“鬧事”。
二是人口原因。內蒙不像西藏和新疆那樣，當地主體民族依然佔有相對優勢的比例。從“維基百科”引證中國官方2000年的統計資料看，西藏人口總數為260多萬，其中藏人比例為93％，漢人6％，其他少數民族1％；新疆人口總數1800多萬，其中維族占45％，漢族占40％，其他伊斯蘭教民族接近13％。而內蒙的情況就大不一樣。經過長期歷史演變，如今內蒙的蒙族人口，已經成為很少的少數了。2,330多萬人口當中，漢族1,846萬，大約占八成；蒙族約400萬，占一成七；加上其他少數民族，一共占兩成左右。再考慮到許多蒙漢通婚家庭的子女和親屬，雖然事實上跟純粹漢人沒什麼區別，但為了享受政策優惠，往往也登記為蒙族。如果把這些事實上的漢族從蒙古人中去掉，那麼真正蒙古人所占的比重，恐怕還會更少（大約一成五左右）。假如發生民族對抗，比例懸殊太大，蒙古人難占上風。
三是歷史原因。共產黨征服新疆，發生在三大戰役取勝之後，共和國建立前夕的1949年九月底。解放軍的“和平進藏”，到五十年代初才逐步完成。雖然兩地基本上屬於“和平解放”但也經歷了若干戰鬥和曠日持久的談判過程。內蒙的情況則不同。早在共和國建立之前的1947年春天，延安培養的西部蒙古人代表烏蘭夫，就成功說服了以哈豐阿為代表的東蒙自治政府，解散了以民族獨立為奮鬥目標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收編了五個師的蒙古騎兵，成功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內蒙自治政府，不但輕而易舉地提前解放了內蒙古大部分領土，而且幫助共產黨在東北和華北打敗了國民黨的數百萬政府軍。因此，五十年代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對蒙古人不但信任，而且感激，讓烏蘭夫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隨後合併原綏遠省全部，原熱河、察哈爾、寧夏部分地區，令內蒙古自治區的面積擴大到110萬平方公里，僅次於新疆（160萬）和西藏（120萬），位居第三。烏蘭夫當時地位之高，權力之大，在少數民族當中，可能空前絕後。上述歷史因素，使得漢人和蒙古人的關係，比跟其他民族更為密切。各屆中央高官，都稱讚內蒙是民族自治區中的模範樣板，甚至派遣藏族和維族幹部，去內蒙學習“先進經驗”。
四是經濟原因。另外，人們習慣於把民族衝突和經濟上的貧富差距掛鈎。就經濟狀況而言，內蒙的富裕程度，的確超過許多內地發達省區，更遠超其他民族自治區。據官方2010年統計資料顯示，內蒙人均GDP高達49,467元，在僅次於上海、天津、北京、江蘇和浙江，位居第六，高於廣東（第七）、遼寧（第八）、山東（第九）、福建（第十）等省市自治區，更遠遠高出位居第25的新疆（23,080元）和第30的西藏（19,483元）。我沒找到按照民族排列的人均產值和收入數字，只能大致估計，內蒙牧區的蒙族家庭收入，可能低於當地城鎮家庭收入，但不會低於當地或周邊漢族農民的家庭收入，應該遠遠高於新疆維族和西藏農牧民的平均收入。換句話說，內蒙自治區蒙古人的平均富裕程度，高於維族和藏族。如果按照貧富邏輯推理，那麼蒙古人的不滿程度，也應該更低才對。
正是由於上述四個原因，許多人（包括胡耀邦在內的北京上層），都認為內蒙不同于新疆和西藏，民族矛盾和衝突較少，甚至少到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即使中央制定針對藏族和維族的讓步政策（或者寬鬆政策），那些政策也不應該（或不可能）同等套用到內蒙，因為內蒙“情況特殊”。連思想最開放、待人最溫和的胡耀邦總書記，都持這種論調，其他強硬派領導人，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不幸的是，“內蒙特殊論”的神話，被最近突然發生的草原抗議潮斷然否定。蒙古人同仇敵愾，面對當局的懷柔和強化鎮壓，毫不示弱。因此，人們不禁要問：內蒙有可能繼西藏和新疆之後，成為北京高層另一個棘手難題嗎？對此，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內蒙究竟是怎麼回事？哪里出了問題？為什麼蒙古人如此憤怒和不滿，居然豁出身家性命，與上百噸的重型卡車拼死活？
欲知答案，我們將在另一篇文章《內蒙特殊論為何破產？》中詳加分析。
“內蒙特殊論”為何破產？
內蒙問題與西藏新疆問題相比，的確有其特殊性。但是，特殊性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帶來福祉，也可以造成禍害，要根據不同的歷史條件做具體分析。從總體上說。內蒙問題的複雜性和嚴重性，往往被刻意忽略或者人為掩蓋，不但海外所知很少，就是在中國內地，也很少報導。最近的莫日根事件，宣佈“內蒙特殊論”已久破產。為什麼破產？我想從四個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蒙漢關係中的恩怨情仇。五十年代烏蘭夫所領導的內蒙古自治區，就曾經較好地維護過各族人民的合法權益。比如在舉國瘋狂的大躍進和大饑荒事情，雖然內蒙也不得不服從毛澤東和黨中央，也幹了許多破壞國計民生的蠢事，但比起多數省份的普遍愚蠢，還是好些。不但基本上沒餓死過人，還幫助一些內地來的災民，擺脫了死亡命運。這些德政，主要歸功於當時內蒙有相對自主和比較寬鬆的經濟政策，能開荒、種地、打獵，好歹混飽肚皮。
可惜這種極為有限的自治權，僅僅維持了十幾年。到六十年代中期，北京上層因大躍進失敗出現路線分歧，毛澤東試圖以強化階級鬥爭維持個人獨裁。到文革前夕，通過華北局馬拉松會議（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至７月２５日），鬥跨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唐、張淮三，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恒，以及內蒙的烏蘭夫，從而拉開文革的序幕。打倒烏蘭夫及其家族成員的殺手鐧，是所謂“民族分裂罪行”，強行製造了一個“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
1967年春，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青中將（安徽出身的長征老紅軍，對內蒙歷史很無知）奉旨空降內蒙，帶著民族偏見上任。他利用“清理階級隊伍”的機會，先搞“挖肅運動”（全稱“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後搞“內人黨專案”。因為烏蘭夫已被搞掉，“黑線”比較清楚，凡受烏蘭夫重用的幹部在劫難逃。但許多延安出身的高級幹部，由部隊關押起來審查，因此，他們受的折磨反而比較少。“內人黨專案”則屬於挖暗藏的敵人，因此疑神疑鬼，普遍使用逼供手段，打擊面越來越寬，歷時一年半之久（1967年11月到1969年5月。如果包括全面軍管之後鄭維山、尤太忠繼續深挖，則時間更長）。最後，在總數不過兩三百萬的蒙古人當中，居然關押48萬多，差不多平均每五個蒙古人，就有一個被打成“新內人黨徒”，其中致死16,222人，傷殘87,188人，死傷總數高達十萬三千多 。這場自上而下，由政府和軍方主導的大迫害，與群眾運動無關，和紅衛兵、造反派的瓜葛也很少，完全是由北京高層授意，由滕海青一幫大漢族主義高官具體執行的民族大清洗。 這種針對少數民族的長時間關押、批鬥和虐殺狂潮，之所以發生在內蒙，而沒有發生在西藏和新疆，原因也許很多，但跟上文提到的地理、歷史和人口比例等因素，不無聯繫。假如蒙族人口的比例不是百分之十五，而是百分之五十或者更高，恐怕滕海青和他的幕後指使者們，也不至於如此肆無忌憚。
如果總結教訓，這也許可以看成一種物極必反。早年的烏蘭夫和蒙古人，曾經對毛澤東愚忠過份，跟得太緊，比如六十年代初派內蒙騎兵赴西藏“平叛”，他們自持有功，到處宣講，從未聽說有懺悔之意 。但他們沒料到“唇亡齒寒”，老毛一翻臉，就整到蒙古人頭上，手段之惡劣，有過之無不及。當然，這也導致另一次物極必反，讓烏蘭夫和蒙古人開始清醒，一度消沉的民族意識，再度抬頭。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圍繞清理漢族盲流（即減少漢族往牧區的移民）問題，內蒙再起衝突。新任書記周惠，和重新複出掌權、主管中央民族事務的烏蘭夫之間，意見不合，導致蒙族學生上街抗議，並派代表團到北京上訪，要求中央參照西藏、新疆的標準，對內蒙施行同樣寬鬆的民族政策，給蒙古人以更大的自治權。結果，遭到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堅決壓制。不僅上訪團無功而返，學生代表被秋後算帳，連同情他們的許多蒙族幹部也遭到清洗。另外，周惠還使用分化東西部蒙古人的傳統手法，“以夷治夷”，讓蒙古人互相揭發。烏蘭夫長子布赫，烏的心腹雲世英等土默特旗高官，見風轉舵，把群眾抗議的責任推到東部蒙古人頭上，中央只好把廷懋、傑爾格勒、寶音圖等幾位東部出身的高官撤職查辦。烏蘭夫本人也因此失勢，再度遭到鄧小平冷落。雖然沒有被第二次打倒，但從此失去實權，只掛個國家副主席閒職。1987年內蒙古慶祝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烏蘭夫率中央代表團參加。這是他文革複出之後，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回到故鄉。據一位蒙古學者說，他不顧中央多次勸阻，執意要去伊盟祭拜成吉思汗陵，面對祖宗遺像，哭了十分鐘。此事引起鄧的更大不滿。1988年烏蘭夫逝世，鄧連烏的追悼會也不參加 。
第二，經濟開發上的是是非非。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隨著全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和原材料儲量豐富的內蒙古，立刻成為內地省份爭相開發的唐僧肉。雖然從人均GDP數量上看，內蒙已經超越廣東，居全國第六，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基礎設施也有明顯改善，而且出了不少身家上億的地產商和煤老闆，但問題是，各族普通老百姓（特別是農牧民），並沒有從經濟起飛分享到相應成果，大多數勞動人民，不但淪為弱勢群體，而且徹底毀壞了子孫後代賴以維生的草原生態環境。是的，草原和沙漠上的確建設了不少新城鎮，有些土地被徵用的農牧民也獲得了數量可觀的金錢補償，這些都是事實。但有三個原因，使得大多數人對內蒙的暴富更加不滿。
一是官商勾結，攫取超額利潤。不少煤老闆、房老闆，以及貪官污吏，迅速成為億元大戶 ，留給當地人民的所謂補償款和扶貧款，不過是九牛一毛，聊勝於無，根本沒法幫助他們脫貧致富。
二是缺乏合理監管和稅收分配機制。資源本應歸人民公有，但實際獲利者並非如此。內蒙向內地輸送的油、電、氣，常常超低價供應，由政府承擔虧損。另外，礦區和城區居民，有些也許獲得很高的拆遷補償，成為百萬（千萬）元戶（究竟有多大比例？需要調查）。而同樣蒙受開礦污染的大多數農牧民，所得甚少，甚至什麼也得不到，窮得連磚茶（牧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之一）都買不起。再以大學教師的工資為例，廣東省高校正教授的月薪，平均七八千元，個別上萬元，但人均GDP高於廣東的內蒙古，教授的平均月薪只有三千左右，和廣東的差距是兩三倍。因此，人們形容內蒙開發能源的結果，是“富了商人和貪官，窮了政府和百姓”。
三是惡性開發，導致無窮後患。內蒙煤層很淺，多數露天開採。原本碧綠的草原山丘，被挖得滿目瘡痍，塵土飛揚，一片灰黑，慘不忍睹。百噸卡車所到之處，地表草皮徹底消失，本來就很脆弱的草原生態，遭到難以逆轉的毀滅，更多沙塵暴自然無法避免。人畜賴以生存的水源，經過放射性塵埃的毒化污染，不得不永久放棄。如此大規模地瘋狂開發，等到礦產挖淨，開發商撤走，草原上的百姓如何謀生？據《紐約時報》2011年6月11日報導，達茂旗（比鄰莫日根命案發生的錫盟）政府在鎮上給牧民蓋了不少新樓房，動員他們去住，還給他們發放生活補貼費（每戶每年一兩萬元）等等，但他們必需賣掉自己的牧場和畜群 。問題是，這種改變生存狀態的大變遷，往往伴隨心理和文化上的大調整，並非他們的自願選擇，因此許多牧民拒絕，讓新樓變成鬼城。再說，讓蒙古牧民進城謀生，開餐館做生意，是那麼容易的嗎？賠了錢怎麼辦？除非他們的子女通過專業化教育，能在城鎮就業，否則，往往會造成一兩代、甚至更多人的悲劇。正像接收採訪的蒙族女主人烏榮（Uyung）所說的那樣，“沒有了我們的牲口和草原，我們感到迷失了方向”，“我們發現自己不適合城市，可是現在我們卻被困在這裏”。
寫到這裏，讀者應該不難明白：為什麼錫盟草原的牧民莫日根如此憤怒，要和漢族司機的運煤卡車拼命。不過，要想知道為什麼莫日根命案發生之後，能迅速激發數千蒙族學生，走上街頭，還需要看看另外兩個常常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
第三，科技革命造就新生一代。目前中學和大學的在校學生，大部分是80後和90後的新生代。他們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父輩、祖父輩所受過的精神和肉體折磨，但大部分都間接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因而隨著閱歷的增加和知識的積累，他們開始探尋答案：為什麼蒙古人要背負如此深重的歷史十字架？他們所處的時代，畢竟和他們父輩有很大不同。那時候通訊落後，資訊閉塞，很少知道外界消息，絕大多數家庭和個人都沒有打電話的條件。現在的年輕人個個有手機，多數有電腦和電視，即使在偏僻和分散的草原放牧點，也有摩托車代步。知識和資訊的快速傳播，有助於開闊視野，溝通思想，聯絡感情，打破封閉和孤獨。像這次莫日根之死所引發的連鎖效應，沒有現代化聯絡手段是難以想像的。雖然當局採取封鎖網路、監聽電話甚至切斷手機信號等極端鎮壓手段，但畢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當局的封網行動，也促使青年人研究如何破網，如何繞過防火牆。只要想盡辦法，民眾總會獲得他們想要獲得的外界資訊。應該說，資訊革命給青年人提供了組織起來，集體發聲的技術條件。這是新生代比老一輩人幸運的地方。
第四，世界潮流的深遠影響。最後一個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世界民主潮流對中國各族人民的影響和鼓勵。莫日根事件之初，就有內地報導說，是外蒙派人到內蒙組織煽動的結果，那顯然是無稽之談，有轉移目標，羅織罪名的味道。且不說，外蒙朝野都害怕和內蒙的事情沾邊，避之唯恐不及，怎麼可能派人煽動？再說，內蒙人又不是傻瓜，怎麼可能受人蒙蔽？如果說有什麼外部因素，那也不是某國特務所為，而是世界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潛移默化的影響。具體說來，這些外部影響來自三方面：
一是其他少數民族對內蒙的啟發。中國各地的邊疆民族問題，往往互相關聯，歷來如此，因為大家的處境大同小異。西藏和新疆發生的事情，不可能不對內蒙各民族（蒙、回、滿、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有所觸動。我曾經教過的蒙族學生就親口對我說，“每次北京高官聲討‘藏獨’和‘疆獨’的時候，都會順便提到：‘黨中央對你們蒙古人是放心的，因為內蒙的歷史證明，你們緊跟共產黨、毛主席，從來沒有二心’。我們聽了這話極端反感，非常噁心，好像在打我們的臉，揭我們的短，說明我們蒙古人太窩囊，沒出息！”從這樣的感歎當中，我們也能看到，西藏、新疆對內蒙有啟發作用。
二是漢族維權抗暴的感染。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似乎已經積累到臨界點，眼看就要引爆。各地民眾維權抗暴事件層出不窮，而且有從和平上訪、靜坐請願等溫和手段，逐漸向暴力抗爭演變的趨勢。媒體報導，充斥血腥新聞，刀槍棍棒，土制火炮，人肉炸彈，什麼手段都有。公安民警疲於奔命，力不從心，防爆特警和正規部隊都派上用場，已經和局部內戰沒什麼區別。據說維穩經費已超越國防經費，只是各方傷亡數字，我們無從得知。從歷史經驗看，中原各省出現動亂的時候，邊疆民族地區，也往往容易出事。因此，這次內蒙抗議潮，和中國內地頻頻發生的局部動亂，很難說沒有連帶關係。
三是非洲茉莉花革命的鼓舞。這或許是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外部影響。非洲茉莉花來的非常突然，讓所有觀察家大感意外。因為按以往常識，這個地區的人民似乎最為保守，最不容易接收普世價值。可是一夕之間，老百姓突然走上街頭，爆發大規模抗議潮，要求民主改革，迫使專制政府下臺，居然在好幾個國家取得成功。當然，也有利比亞的卡紮菲和敘利亞的阿薩德等頑固腦袋，拒絕順應時代，試圖學習鄧小平，用屠殺維持專制不倒，最後能否成功還在未定之天。不過，聯合國和北約開了個先例，對鎮壓和平示威的極權政府，動手制裁，包括轟炸卡紮菲的宮殿和軍隊。對此決議，中國也投了贊成票。這個先例一開，等於宣佈六四鎮壓為非法（非國際法之法）行為，如果再有類似事件，當局就得三思而行，否則可能招致國際組織的制裁和軍事干涉。世界局勢的這一根本性改變，無形中給和平維權的人民群眾助威壯膽。
總之，是以上四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導致了“內蒙特殊論”的破產。從此之後，內蒙古青年人開始組織起來，走上街頭，發出聲音，合法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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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9年11月11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關於落實政策工作的情況彙報”，載阿拉騰德力海編著《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1999年9月自費印刷，第245－248頁。
[2] 網文：“烏蘭夫家族在內蒙”，載：http://boycott.bokee.com/506140.html。
[3] 茂敖海：《夢幻人生》，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第323頁。
[4] 因為“羊煤土氣”（羊絨、煤炭、稀土、天然氣）而致富的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原名伊克昭盟），每217個人中就有一個億萬富翁；每15個人中就有一個千萬富翁。詳見《僑報週末》2011年6月17日A10版專文“中國式錢都，面上富腳下空？”
[5] New York Times: “中國的民族抗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Ethnic Protests in China Have Lengthy Roots”, published June 10, 2011.
內蒙未來前景與防止矛盾升級
從目前情況看，內蒙抗議事件似乎和平收尾。網上消息說，部隊已經撤離，戒嚴宣佈結束，學生開始恢復行動自由。應該說，莫日根的血沒有白流，起碼為蒙古人爭取合法權益，收到了部分成果。國務院及時出臺七條加快內蒙發展的總原則，儘管具體如何落實還不得而知。被抓的學生和教師，最後如何處理？被草率宣判死刑的漢族司機，是否還有可能上訴減刑？等等，這些情況還要看後續發展。
應該說，這次當局處理事件的手法，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起碼黨委書記胡春華親自出馬，快速與學生代表座談對話，本身就是一種應該提倡的開明作風。當然，無論朝野上下，總有一些人出於種種動機，唯恐天下不亂，希望事態越大越好，傷亡數字越多越好。所幸雙方都有所克制，未令事態惡性發展到大屠殺的地步。如果真到那個程度，可以斷定，吃虧上當的總是弱勢群體，蒙古人的損失，會比漢人更大。據最新消息說，胡春華有可能升官，出任北京市委書記，為進入下屆政治局熱身 。如果消息屬實，不知他的提升，是否跟中央肯定他這次處理內蒙事件有關係。
雖然事態暫告平息，但並不代表內蒙問題從根本上獲得解決。國務院的七條決議，基本上是空頭支票，如果沒有實施細則，也不能徹底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空頭支票很難兌現。除了給受害牧民多一點補貼性的扶貧款之外，官方能做和想做的事情，其實並不多。對礦產資源的瘋狂掠奪，對生態環境的持續破壞，對各族民眾不滿情緒的強力壓制，對帶頭抗議者的抓捕判刑等等，這些千古不變的老套路，還會繼續走下去。
只要黨國體制不改，政治和社會改良停滯，西藏、新疆和其他地區民族區域高度自治不能實現，內蒙古自治區也不可能有什麼新的政策突破。由於上面列舉的那些原因，內蒙古的民族利益衝突，很可能進一步加劇和惡化。因此，我對內蒙的前景憂心忡忡。類似莫日根和閻文龍這樣的悲劇，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發生。它只不過是錫尼喇嘛 和嘎達梅林悲劇的現代翻版。往後還會出現什麼樣的新版本，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以上是我對內蒙抗議潮深層原因的粗淺分析，供批評質疑。總之，做為去國已久的海外華人，一個局外觀察者，我對內蒙的未來前景雖然並不樂觀，就像對中國整體前景不樂觀一樣；但做為以內蒙為第二故鄉的社會學者，在本文結尾部分，我還是願意提出四點建議和希望，供一切關心蒙漢關係的朋友參考，也可說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吧。
一曰加強對話。當今世界提倡對話，不提倡對抗。你看，連內蒙書記胡春華，都和蒙古人對話了。可見對話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世界上的許多矛盾對抗，往往和當事人的心態有關，總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老是拒絕心平氣和的面對面談判，要談也是假談，像樣板戲裏的唱詞“假談真打，百般花樣”。其實只要放下身段，敞開胸懷，許多矛盾就有化解的可能。
比方哈佛大學黑人教授蓋茨，被地方員警克勞利誤抓，雙方對立嚴重。總統本人批評警方“愚蠢”，惹惱警察局的全體人員。他們寫信給總統，表達不滿。如果總統以勢壓人，也不見得不能擺平一個小小的警局。但是總統技高一籌，沒有反駁，更沒有施壓，反而邀請蓋茨和克勞利，一同到白宮“喝啤酒”，也就是對話 。結果效果很好，使原本緊張的種族關係，得到緩和，因此好評如潮。估計胡溫未必學習奧巴馬，也不大可能邀請死亡牧民莫日根和肇事司機李林東（被判死刑）兩人的家屬，到中南海“喝茅臺”，當面訴說一下各自的苦衷。但無論如何，對話的重要性和奇妙性，不可低估。我想建議海內外一切華人（因為我們不習慣對話），所有矛盾對立的雙方或各方，都應該開展各種各樣的對話活動，讓我們敞開心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果大家不想你死我活，或者同歸於盡，恐怕對話是化解敵意，解除誤會，建立互信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可能邁出第二步，第三步。
二曰深入研究。這裏專指對民族關係的歷史、現狀和未來展開深入研究。由於官方長期封鎖檔案，掩蓋甚至歪曲基本事實，弄得我們自己和下幾代人中青年人，都對中國近現代史缺乏基本瞭解。就像我本文所介紹的近百年蒙漢關係中的恩恩怨怨，找不到什麼公開出版物有詳細說明。要不是朋友送給我兩本大陸內部出版的“禁書”，許多八十年代我離開中國之後發生的事情，我自己也稀裏糊塗。詢問內蒙的朋友，他們也說不清楚。研究就是挖掘歷史，搶救歷史，去偽存真，從真實的史料中，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得出比較客觀的、能經得住歷史考驗的結論。並進而以史為鑒，探討中國社會轉型中，切實可行的民族關係新模式和新方案。
三曰創新思維。就是突破現有的條條框框，“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李銳先生最欣賞的治學態度）。要敢於挑戰一切“金科玉律”，無論它看上去多麼權威，多麼不可動搖。只要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堅守人類的普世價值，捍衛民眾的福祉，就沒有什麼不可突破的思想牢籠。比如民族自決權問題，包括通過公投獨立建國的問題，這些東西在中國官方以往的檔中都有記載，憑什麼說，烏蘭夫重新印發給幹部閱讀，就犯了大逆不道的天條？至於如今內蒙古的人口總數中，蒙族的確只占一成多，這個事實誰也沒法否認，因此，在全內蒙公投獨立，似乎無法想像。但是，在草原牧區，畢竟還有蒙族占多數的旗縣，是否可以試驗，在局部地區先施行高度自治的特殊體制。在不傷害大多數人利益的條件下，讓蒙古同胞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說不定，結果會比現在更好，民族關係會比現在更加和諧。
四曰突破僵局。毋庸置疑，現在西藏、新疆、內蒙這三個最大的民族自治區，都不同程度出現了治理上的困境，處在一種僵持狀態。其他若干較小的民族自治地方，也有類似管制危機。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並沒有給民族自治地方帶來更多的和諧與安寧，可見，金錢並非萬能。相反，隨著全國各省市維權風暴的高漲，邊疆地區的民族矛盾和利益衝突，也會日見增多。民族關係的全面理順，可能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等三方面的機緣，包括世界和中國內地局勢的繼續發展變化。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加強對話，深入研究，創新思維，目前僵局的某種緩和與突破，還是有可能的。
作者：程惕潔
蒙古人要抵制“中秋”，拒绝“月饼”
关于中共把所谓的“中秋节”定成了其国家层面上的法定节假日，蒙古自由联盟党代表中国境内600万蒙古人至中共公开信 ，要求中共在蒙古人聚居区取消其“中秋节”的法定“节日”地位。
2007年底，中共和它的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个荒谬的决议，把所谓的“中秋节”定成了其法定国家层面上的节假日。 我们知道并理解“中秋节”在汉人文化中的传统以及习俗的同时，也请中共当局考虑这个节日对其他少数民族， 尤其是对蒙古人带来的历史纠葛与痛苦。
每年的这个节日，对于蒙古人来说是一个及其敏感的日子，不管它是传说还是历史事实，在这个吃“月饼”和“砍西瓜”的日子，会给蒙古人带来愤怒与不快。
翻阅中共门户新华网，上面有如下描述：
元代末年，江苏泰州的反元起义领袖张士诚（或说是朱元璋的谋士刘伯温）利用中秋民众互赠圆饼之际，在饼中夹带“八月十五夜杀鞑子”的字条，大家见了饼中字条，一传十，十传百，如约于这天夜里一起手刃无恶不作的“鞑子”（元兵），过后家家吃饼庆祝起义胜利。
另有一说：明朝徐达攻元大都，朱氏元璋欣喜若狂，即令“中秋”节普天同庆，并将当初反元，屠杀蒙古人传递信息的月饼赏赐臣民。
我们在各种资料和互联网上均可以搜索到无数条链接足以说明它那段历史的存在。但是，中共的人大却不顾民族间的和睦相处，硬是颁布法令将“清明”、“端午”和“中秋”三个汉人的节假日定为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法定假日”，硬是要把这个与蒙古族、藏族和维族毫无关系的“假日”定为其他民族的“国家法定假日” 。而蒙古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却无从也无法公开庆祝属于自己的真正节日。这是中国境内的所有蒙古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不可接受的现实！ 如果中共真正意义上认同和实施所谓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应该在“法定假日”内至少有一个节日是代表其它55个少数民族的节日，作为全国的“法定假日” 。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蒙古人还必须去接受这个曾经屠杀过自己祖先的日子，且更要在这个日子载歌载舞的去迎接它。
所以，我们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共在所有蒙古人聚居区取消其“中秋节”的法定“节假日”地位。同时我们呼吁所有在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共同抵制“中秋”，拒绝“月饼”。
蒙古人要立法，要过蒙古人自己的法定节日！
蒙古自由联盟党
2013年9月5日
2007年底，中共和它的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个荒谬的决议，把所谓的“中秋节”定成了其法定国家层面上的节假日。 我们知道并理解“中秋节”在汉人文化中的传统以及习俗的同时，也请中共当局考虑这个节日对其他少数民族， 尤其是对蒙古人带来的历史纠葛与痛苦。
每年的这个节日，对于蒙古人来说是一个及其敏感的日子，不管它是传说还是历史事实，在这个吃“月饼”和“砍西瓜”的日子，会给蒙古人带来愤怒与不快。
翻阅中共门户新华网，上面有如下描述：
元代末年，江苏泰州的反元起义领袖张士诚（或说是朱元璋的谋士刘伯温）利用中秋民众互赠圆饼之际，在饼中夹带“八月十五夜杀鞑子”的字条，大家见了饼中字条，一传十，十传百，如约于这天夜里一起手刃无恶不作的“鞑子”（元兵），过后家家吃饼庆祝起义胜利。
另有一说：明朝徐达攻元大都，朱氏元璋欣喜若狂，即令“中秋”节普天同庆，并将当初反元，屠杀蒙古人传递信息的月饼赏赐臣民。
我们在各种资料和互联网上均可以搜索到无数条链接足以说明它那段历史的存在。但是，中共的人大却不顾民族间的和睦相处，硬是颁布法令将“清明”、“端午”和“中秋”三个汉人的节假日定为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法定假日”，硬是要把这个与蒙古族、藏族和维族毫无关系的“假日”定为其他民族的“国家法定假日” 。而蒙古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却无从也无法公开庆祝属于自己的真正节日。这是中国境内的所有蒙古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不可接受的现实！ 如果中共真正意义上认同和实施所谓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应该在“法定假日”内至少有一个节日是代表其它55个少数民族的节日，作为全国的“法定假日” 。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蒙古人还必须去接受这个曾经屠杀过自己祖先的日子，且更要在这个日子载歌载舞的去迎接它。
所以，我们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共在所有蒙古人聚居区取消其“中秋节”的法定“节假日”地位。同时我们呼吁所有在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共同抵制“中秋”，拒绝“月饼”。
蒙古人要立法，要过蒙古人自己的法定节日！
蒙古自由联盟党
2013年9月5日
2013年9月15日星期日
谁能帮帮我和我的家人呀？！ 汉人又打蒙古人啦！！（图）
2013年9月13日上午9点左右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巴音敖包苏木，＜乌善公路项目部第四分部＞工作人员共7人拿镐把木棍残忍殴打我的家人！事件起因是工程车队行径我家门口草场扬尘很大，我爸爸提出让工程队车辆洒水降尘，以便我家正常生活，这是合理的要求！可是工程队的那7个人啥也没说，从车上拿着木棍下来就打我爸爸和叔叔！现在我爸爸和叔叔在四子王旗大医院住院！我爸爸胸部左侧肋骨骨裂、身上多处瘀伤！我叔叔腰部内出血、皮下多处血块、血肿，以至动不了！
当地巴音敖包边防派出所在出事现场进行调查后我爸爸和叔叔已指认出凶手的情况下，派出所的并没有把犯罪嫌疑人进行刑拘！并且该乌善公路项目部负责人态度极其恶劣，不承认其工作人员行凶！还辱骂我的家人！并让其手下主要参与殴打的一名人员倒地装死！说是牧民报复伤人！
简直是天理难容！
望看到的亲朋好友们进行转发！谁能帮帮我和我的家人呀？！
当地巴音敖包边防派出所在出事现场进行调查后我爸爸和叔叔已指认出凶手的情况下，派出所的并没有把犯罪嫌疑人进行刑拘！并且该乌善公路项目部负责人态度极其恶劣，不承认其工作人员行凶！还辱骂我的家人！并让其手下主要参与殴打的一名人员倒地装死！说是牧民报复伤人！
简直是天理难容！
望看到的亲朋好友们进行转发！谁能帮帮我和我的家人呀？！
哈佛大学欧立德教授开讲“第二代民族政策” 剑桥大学布拉格教授9月19日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蒙古研究中心探讨民族区域自治体制
新清史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欧立德教授这个夏天都在中国和亚洲，在最近一、两个月里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就新清史举办讲座，接受采访，其中上周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新清史”讲座由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持批评态度的著名学者张海洋教授主持，剑桥大学蒙古人教授Uradyn Bulag担任评议人。由中国返美后，欧立德教授预定于9月28日前后在加大伯克利开讲“第二代民族政策”，其中核心观点跟反方阵营中的非汉学者相近，就是指出马戎之流刻意混淆的事实——如果硬要拿美国作为例子进行类比，中国的民族地区到底适用于美国移民社会大熔炉的例子，还是更类似于美国移民社会与原住民的关系？
剑桥大学布拉格教授9月19日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蒙古研究中心探讨民族区域自治体制
The nationality regional autonomy system and its securitization: on the Chinese regime of ‘Mutual Deprivation’
RSAP 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 Public Lecture
Speaker： Dr. Uradyn E. Bulag,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Venue：Lecture Theatre 1, Hedley Bull Centre (130), corner of Garran Road and Liversidge Street, ANU
Date：Thursday, 19 September, 2013 - 17:00 to 19:00
The ongoing and intensifying debates about so-called ‘China’s Second-Generation Nationality Policy’ reveal an underlying structural problem of China’s Nationality Regional Autonomy system. The debates have not only divided the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s and intellectuals into two opposing camps, they have equally splintered ethnic minorities. On the Chinese side, defenders of the existing nationality policy maintain that the Nationality Regional Autonomy is one of the three cornerstones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 system; whereas its antagonists insist that the system has done disservice to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s posing a threat to China’s sovereignty. On the minority side, its supporters argue that it is the half-heart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that belies the current ethnic problem, thereby demanding its full implementation. Its opponents, however, insist that the system itself has destroyed the fabric of nationalities whose existence can only be guaranteed by instituting an altogether different autonomy system or, better, by establishing their own states, to ensure ethnic survival. The paper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sense of mutual deprivation that the system has engendered for both the Chinese state and its ethnic minorities. This will be done through analysing the built-in tensions in the original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the nationality regional autonomy.
Dr. Uradyn E. Bulag is Reader in Social Anthropology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He is an outstanding and leading mid-career scholar with a strong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His interests broadly span East Asia and Inner Asia, especially China and Mongolia, Mongolia-Tibet interface,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diplomacy, geopolitics, historiography and statecraft. Co-founder and co-Editor of Inner Asia since 1999, which is a very stimulating academic journal in the field of Inner and Central Asia, he has recently initiated Brill’s Inner Asia Archive series. His analysis on China’s minority policy and Mongolian nationalism is innovative and sharp, and his most recent book 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on China’s Mongolian Frontier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won the ICAS 2011 Social Sciences Book Prize (http://www.icassecretariat.org/icas-book-prize-2011-winners). His two earlier books 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and 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are also much cited books in the fields of China’s ethnic studies and studies of Mongolia. He is also the co-editor of The Mongolia-Tibet Interface: Opening New Research Terrains in Inner Asia (with Hildegard Diemberger) (Leiden: Brill, 2007), and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on the Run (1904 – 1906): Archival Documents from Mongolia. Leiden: Brill (with S. Chuluun) (Leiden: Brill, 2013). E-mail: ueb10@cam.ac.uk
A reception will be held at 5:00pm and the lecture will begin at 5:30pm. This is a registered event, for catering purposes please go to http://rsappubliclecture.eventbrite.com.au?s=16988959 by Wednesday 18th of September to register your interest.
This event is sponsored by the Research School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新清史的一些理论值得蒙古人关注，譬如汉化与涵化的差别。欧立德等新清史论者认为，满族经过汉化过程之后并没有完全同化成汉人，保留了满族的民族认同和文化心理。这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少数民族的汉化问题非常有启发，张海洋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二代民族政策”观点立论于假如利用中国转型前最后阶段的维稳强制力，就可以加速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完成民族融合的进程，造成既成事实。然而，如果汉化是个century long process，甚至有可能做成涵化的“夹生饭 ”，弄出一大堆说汉语、通汉俗的异类，就像台湾不认同中国的绿营，那么非但民族同化的目标难以达成，而且会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升高社会冲突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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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The Debate over a "Second-Generation" Ethnic Policy
时间：还未确定，九月28或者29日
地点：加大伯克利，东亚研究院会议室
The last few years have seen a vigorous public policy debate emerge in China over the need for a “second-generation” ethnic policy (第二代民族政策). This debate is remarkable for two reasons. First, despite the fact that nationalities policy is a notoriously sensitive subject within China, the debate is happening openly, in the pages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on the Internet. A second remarkable feature is the degree to which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nd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have come to shape the debate.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main positions in the current policy discussion; it then goes on to argue that, rather than comparing China’s non-Han peoples to minority immigrant populations in the 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 the better comparison is to aboriginal peoples in those places. It concludes with a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deficit in the present debate.
Mark C. Elliott is the Mark Schwartz Professor of Chinese and Inner Asian History in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at Harvard University, chair of Harvard's PhD Committee i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Director of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fter several years of study and archival research in Taiwan, China, and Japan, he earned his PhD in Histo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n 1993, where he worked under Frederic Wakeman. A leading figure in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the “New Qing History,” he is best known for his influential study,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2001), based on previously untouched Manchulanguage sources. His newest book is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Longman, 2009), which will appear in Chinese translation later this year.
The nationality regional autonomy system and its securitization: on the Chinese regime of ‘Mutual Deprivation’
RSAP 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 Public Lecture
Speaker： Dr. Uradyn E. Bulag,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Venue：Lecture Theatre 1, Hedley Bull Centre (130), corner of Garran Road and Liversidge Street, ANU
Date：Thursday, 19 September, 2013 - 17:00 to 19:00
The ongoing and intensifying debates about so-called ‘China’s Second-Generation Nationality Policy’ reveal an underlying structural problem of China’s Nationality Regional Autonomy system. The debates have not only divided the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s and intellectuals into two opposing camps, they have equally splintered ethnic minorities. On the Chinese side, defenders of the existing nationality policy maintain that the Nationality Regional Autonomy is one of the three cornerstones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 system; whereas its antagonists insist that the system has done disservice to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s posing a threat to China’s sovereignty. On the minority side, its supporters argue that it is the half-heart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that belies the current ethnic problem, thereby demanding its full implementation. Its opponents, however, insist that the system itself has destroyed the fabric of nationalities whose existence can only be guaranteed by instituting an altogether different autonomy system or, better, by establishing their own states, to ensure ethnic survival. The paper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sense of mutual deprivation that the system has engendered for both the Chinese state and its ethnic minorities. This will be done through analysing the built-in tensions in the original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the nationality regional autonomy.
Dr. Uradyn E. Bulag is Reader in Social Anthropology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He is an outstanding and leading mid-career scholar with a strong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His interests broadly span East Asia and Inner Asia, especially China and Mongolia, Mongolia-Tibet interface,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diplomacy, geopolitics, historiography and statecraft. Co-founder and co-Editor of Inner Asia since 1999, which is a very stimulating academic journal in the field of Inner and Central Asia, he has recently initiated Brill’s Inner Asia Archive series. His analysis on China’s minority policy and Mongolian nationalism is innovative and sharp, and his most recent book 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on China’s Mongolian Frontier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won the ICAS 2011 Social Sciences Book Prize (http://www.icassecretariat.org/icas-book-prize-2011-winners). His two earlier books The Mongols at China’s Edge: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Uni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and 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Mongol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are also much cited books in the fields of China’s ethnic studies and studies of Mongolia. He is also the co-editor of The Mongolia-Tibet Interface: Opening New Research Terrains in Inner Asia (with Hildegard Diemberger) (Leiden: Brill, 2007), and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on the Run (1904 – 1906): Archival Documents from Mongolia. Leiden: Brill (with S. Chuluun) (Leiden: Brill, 2013). E-mail: ueb10@cam.ac.uk
A reception will be held at 5:00pm and the lecture will begin at 5:30pm. This is a registered event, for catering purposes please go to http://rsappubliclecture.eventbrite.com.au?s=16988959 by Wednesday 18th of September to register your interest.
This event is sponsored by the Research School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3年9月13日星期五
阿嘉仁波切揭露中共指定班禅喇嘛「金瓶掣籤」丑闻 （视频）
藏传佛教格鲁派塔尔寺寺主阿嘉仁波切近日在台北发表中文自传「逆风顺水」，揭露中共当局在认定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的「金瓶掣籤」时如何「做手脚」，以确保选出中共属意的人选。
阿嘉仁波切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塔尔寺的最大活佛系统。一九五二年，当时只有两岁的阿嘉.洛桑图旦被指认为第八世阿嘉仁波切，成为塔尔寺主。
阿嘉仁波切周三在台北出席了自传「逆风顺水」中文版的发表会。他说自己年轻时，曾经历大跃进及中共发动的所谓「宗教改革」的磨难。文革期间，他更目睹寺庙被毁、经书被烧、僧人被虐被捕，自己则被送去劳动改造。但儘管如此，他仍偷偷跟着舅舅，也就是十世班禅喇嘛的教师嘉雅仁波切学佛。
文革期间想要拜佛、学佛何其困难。阿嘉仁波切谈到当时一件有趣的经历：当时寺院裡有一位僧人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坚持要拜佛。有一天他正好点上酥油灯准备要拜佛时，一位干部老王刚好进来。老王进来后他已经来不及把灯藏起来，只能拿在手上。但他就拿着灯，嘴裡念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果然逃过一劫。
文革过后，阿嘉仁波切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等党政职务。但一九八九年班禅大师圆寂。阿嘉仁波切认为，当时人们对班禅大师「突然离去」，早就疑惑重重。如果北京当局接受达赖喇嘛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一定能使藏人和中共的关係获得某种程度的缓解。但中共的回应却是重批达赖喇嘛，逮捕转世灵童，然后另行举办「金瓶掣籤」仪式。
一九九五年，阿嘉仁波切亲身经历十一世班禅喇嘛的「金瓶掣籤」仪式时，中共当局如何提防藏传佛教的高僧，防止情势失控。他说，当时从拉萨宾馆到大昭寺的路上，沿路两边都是全副武装的武警，头上戴钢盔，手上拿着枪。到了大昭寺，裡头坐得满满的，但很多都是不认识的人，估计都是便衣警察。
而更令他震憾的，是中共相关官员亲口承认这场「金瓶掣籤」是动了手脚的。抽完籤后宗教局长叶小文说，这次「金瓶掣籤」非常成功，大家可以注意看，有一根籤条特别长，那是下头先故意放了一点棉花，让籤条能够长一点，确保它能被抽出来。
在中共主导的「金瓶掣籤」之后，当局进一步要求阿嘉仁波切担任这位「汉班禅」(藏人称中共指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为「汉班禅」)的经师。这使得阿嘉仁波切决心出走。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他化妆易容秘密出境，通过危地马拉到达美国，从此展开另一页传法生涯。
自由亚洲电台李潼 台北报道
阿嘉仁波切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塔尔寺的最大活佛系统。一九五二年，当时只有两岁的阿嘉.洛桑图旦被指认为第八世阿嘉仁波切，成为塔尔寺主。
阿嘉仁波切周三在台北出席了自传「逆风顺水」中文版的发表会。他说自己年轻时，曾经历大跃进及中共发动的所谓「宗教改革」的磨难。文革期间，他更目睹寺庙被毁、经书被烧、僧人被虐被捕，自己则被送去劳动改造。但儘管如此，他仍偷偷跟着舅舅，也就是十世班禅喇嘛的教师嘉雅仁波切学佛。
文革期间想要拜佛、学佛何其困难。阿嘉仁波切谈到当时一件有趣的经历：当时寺院裡有一位僧人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坚持要拜佛。有一天他正好点上酥油灯准备要拜佛时，一位干部老王刚好进来。老王进来后他已经来不及把灯藏起来，只能拿在手上。但他就拿着灯，嘴裡念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果然逃过一劫。
文革过后，阿嘉仁波切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等党政职务。但一九八九年班禅大师圆寂。阿嘉仁波切认为，当时人们对班禅大师「突然离去」，早就疑惑重重。如果北京当局接受达赖喇嘛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一定能使藏人和中共的关係获得某种程度的缓解。但中共的回应却是重批达赖喇嘛，逮捕转世灵童，然后另行举办「金瓶掣籤」仪式。
一九九五年，阿嘉仁波切亲身经历十一世班禅喇嘛的「金瓶掣籤」仪式时，中共当局如何提防藏传佛教的高僧，防止情势失控。他说，当时从拉萨宾馆到大昭寺的路上，沿路两边都是全副武装的武警，头上戴钢盔，手上拿着枪。到了大昭寺，裡头坐得满满的，但很多都是不认识的人，估计都是便衣警察。
而更令他震憾的，是中共相关官员亲口承认这场「金瓶掣籤」是动了手脚的。抽完籤后宗教局长叶小文说，这次「金瓶掣籤」非常成功，大家可以注意看，有一根籤条特别长，那是下头先故意放了一点棉花，让籤条能够长一点，确保它能被抽出来。
在中共主导的「金瓶掣籤」之后，当局进一步要求阿嘉仁波切担任这位「汉班禅」(藏人称中共指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为「汉班禅」)的经师。这使得阿嘉仁波切决心出走。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他化妆易容秘密出境，通过危地马拉到达美国，从此展开另一页传法生涯。
自由亚洲电台李潼 台北报道
乌鲁木齐市一名维族水果小贩被公安枪击画面
周一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一名持刀维族男子在国际大巴扎商场附近被警察枪击倒地，生死不明。当地南关派出所警方证实发生该事件，但拒绝透露详情。被枪击的维族男子是一名水果小贩，先被城管欺负，后被警察枪击。
两张现场照片显示，在一家类似酒店的大门口，一名背对镜头的穿制服警察，用手枪指向一名大约五六米远的维族男子，该男子穿蓝色裤子、红色夹克衫，右手提着一把月牙形的长刀。另有一名维族男子站在距离两人七八米外，正面目睹事发经过。而另一张照片中，七名穿迷彩服的武警围着倒地的男子，先前举枪的警察，此时枪口指向天空，看着四肢摊开、仰卧的男子。
两张现场照片显示，在一家类似酒店的大门口，一名背对镜头的穿制服警察，用手枪指向一名大约五六米远的维族男子，该男子穿蓝色裤子、红色夹克衫，右手提着一把月牙形的长刀。另有一名维族男子站在距离两人七八米外，正面目睹事发经过。而另一张照片中，七名穿迷彩服的武警围着倒地的男子，先前举枪的警察，此时枪口指向天空，看着四肢摊开、仰卧的男子。
蒙古受政治迫害者子女的诉说 （图片报道）
在大迫害的年代里父亲遇害，家产全部没收，遇害者的子女被当做“反革命子女”被监督，有的被学校驱逐，有的丢掉公职，大部分人没有学到任何技术，没有积累任何财产。如今他们都已年过75岁。原来这部分人大约有3-4万人，如今活着的不足2千人。他们说：历史的教训不能忘，政治迫害绝不能重演。
噩梦般的大迫害年代
苏赫巴托省公民
哥哥扎米扬于1937年5月因冤案被捕，6月被杀害。母亲常说那个年代很恐怖。遇害时哥哥是年仅14岁的小喇嘛。今天我同孩子们一起来到这里。今天是为兄长祈祷安魂日。
看到国家向被迫害者纪念碑献花，我感到很高兴。我的祖父曾在巴彦洪戈尔省巴彦朱日和县库伦庙当门巴（医生）。1937年在现在的乌力吉图县文都尔德日苏被捕遇害。祖父遇害那年我出生。祖父留给我的只有鼻烟壶口袋和念珠。当时因人为的错案，把家产全部没收。
蒙古政府向受政治迫害者致敬
今天是蒙古受政治迫害者纪念日。在位于蒙古首都中心区的受害者纪念碑前举行了献花活动。
出席本次活动的有：蒙古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国家大呼拉尔主席泽.恩赫包勒德.蒙古总理纳.阿拉坦呼亚格和国家大呼拉尔及政府成员。
参加活动的还有国防部、首都行政长官、公民代表会议、一些政党、平反工作委员会、群众团体、受迫害者及其亲属子女的代表。
纪念受政治迫害者纪念日国家平反委员会于9月6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该委员会秘书长奥.拉格瓦仁钦就平反工作的进程及纪念日活动的安排发布了相关信息。他说，对于受政治迫害者的案件审查、平反、给予补偿的工作正在继续开展。国家情报总局侦查处对该局专案库保存的未经复查的案件继续进行审查，将具有平反依据的公民的问题移交给最高法院和国家总检察院，使其得到最终的平反。
近4年来，共审查6131人的案件。其中，在2013年前8个月内审查了378人的案件，剩下的案件将于年底前全部审查完。最高法院和国家总检察院在前8个月内为95 位公民的冤假错案给予了平反。 从1939年4月平反工作开始至今，共有31000人的政治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
自从1998年国家大呼拉尔通过和实行《对受政治迫害者予以平反，给予补偿金》的法律以来，至今国家已向受政治迫害者及其亲属共17584人发放了163亿2千6百万图古里克的补偿金。今年前8个月里已向30人发放了26.5百万图古里克的补偿金。
本月10日恰逢受政治迫害者纪念日。这是蒙古设立该纪念日以来的第18个年头。今年将有如下活动。
——当日，总统办公厅、国家大呼拉尔、政府办事机构、国家平反委员会、首都和各区政府机关及平反委员会分会代表前往松吉诺山受政治迫害者纪念碑献花，以示敬意。
——国家平反委员会领导携其成员接见受政治迫害者代表，表示敬意。
——全国所有正在行驶的汽车在当日11:00——13:00之间都要打开车灯，向受迫害者表示敬意。
——全国所有进行礼佛活动的庙宇届时都要诵经，组织开展让受害者安魂活动。
——在受政治迫害者纪念馆组织集会和论坛，向公民展示陈列品，让后人了解政治迫害的贻害。
——为使受政治迫害者受到永远的怀念，杜绝政治迫害的再次出现，届时，基础教育的所有学校就政治迫害方面组织开展授课活动。
殖民地統治與大量虐殺 -- 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的新視野＊-- 楊海英著 吉普呼蘭譯
日本學者清水昭俊在分析作爲一種思想的人類學在殖民地狀況中所經歷的變遷時指出：「收集『正在消亡』的『原住民』以及『原住民文化』的、殘留至今的零散資料。後世的人類學者稱這種研究狀態和方法爲「搶救(salvage)人類學」，因爲他們只專心致志地對於殘留很少的倖存物進行搶救。……搶救人類學家們希望，爲了有利於包括自己在內的『文明』，設法從『文明』正在被消滅的人們那裡，接收他們曾經保持到最後的文化遺産並使之成爲己有。從使自己得以成立的認知準備而言，搶救人類學完全是文化的殖民性掠奪」1。
清水昭俊通過論述「被忘卻的遠方的馬林諾夫斯基」，梳理了人類學與殖民地統治的關聯2。他所指的殖民者，並不是僅僅包括歐美和日本，中國也是其主要對象。對於近代以前的「中華」及其周邊世界的階層構成，清水指出：歷史學家僅僅使用具有價值意義的術語「華夷秩序」來表現，而對於使用「帝國主義」或「殖民地統治」進行表述則很謹慎。然而，其後，只是以作爲主權國家而獨立的各個國家爲單位去分析「中華」世界的話，這樣的歷史闡述是不妥當的。因爲，對於那些在近代以前被強行納入「中華」世界的地域，歷史學家們只是追究帝國主義所實施的殖民地化以及其後的近代國家的形成過程，而沒有更多的關注介入於其中的、民族間的壓迫關係3。
清水指出，中國的「華夷秩序」與西歐近代的帝國主義是連續性的。他給我們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課題，即中國在宣布「從西歐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了人民」之後，對於各民族強制實施了殖民地統治的實際狀況。歷史學家們沒有充分認識到，「華夷秩序」並非停留於文質彬彬的禮儀，其實質是壓迫和剝削。因此，我在清水理論的基礎上，基於在被近現代中國殖民化的內蒙古的歷史和文化進行調查研究，揭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問題的殖民地性質。進而，我主張，這一問題同時也是回顧日本推行殖民歷史的間接材料。
一、作為同謀的搶救人類學
戰前的日本曾經擁有滿鐵調查部和西北研究所等很多高等研究機構。撤離大陸後的日本，從1945年開始進入了「在中國的田野調查的喪失期」、盛行「沒有中國田野的中國學」4。被時局所動員的人類學家們在反省之後，便回歸到脫離政治的、作爲純粹科學的人類學研究。然而，對於自己在過去的殖民地運營中扮演的同謀角色的批判和反省，並不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徹底。
東西冷戰結束後的1980年代開始，中國門戶有所開放，衆多學者再次進入中國大陸展開細密的實地調查。在全面上演「日中友好」的時期，日本的人類學者所看到的是，由「偉大的中國共産黨」推行的「破舊立新」政策所破壞的、沒有「傳統文化」的「新中國」。如果借用清水昭俊的表述，當時的狀態讓人類學家們深刻的認識到，那正是一種「正在滅亡的人民」勉強維持「傳統文化」、而人類學家們的「調查來得過遲」的狀態5。從此，再次開始了現代日本的「中國研究的搶救人類學」。
熱心於「搶救人類學」的並不僅僅是日本的人類學者。幾乎在同一時期，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衆多留學生，從「人民中國」來到「資本主義的日本」尋求真理。我們也曾經沒有絲毫的勇氣去研究「偉大的中國共産黨」「消滅封建傳統文化」的暴力行爲，而只是醉心於1949年以前的「傳統文化的重新構建」。其實只要對於「全人類都應該追求的、幸福的社會主義中國」與「人民由於受到剝削和壓迫而終日氣喘噓噓的資本主義日本」進行比較，即可一目瞭然看清楚「中國的問題群」，我們卻一直拖延未予以正視。我們這些出身於當地的人類學徒，長期以來一直有意迴避中國獨特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群」，即「消滅了人民和文化」的共産革命暴力的問題，事實上與日本的中國學者構建著同謀關係。對此，現在至少我自身在進行反省。應該將「正在消失的文化」與「消滅文化的暴力行爲即共産革命」同時作爲研究課題。只是，如果允許以今天的視野進行一點點的辯白的話，正如清水昭俊所指出的，他們(人類學者)「采取與搶救人類學同樣的手法認識其文化的『傳統』，並將其作爲他們文化再生運動的象徵」6。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事人(即被殖民者)所進行的傳統指向研究有其獨特的意義。換言之，因爲「在現代，先住民經常采取與搶救人類學同樣的手法認識其文化的傳統』，並將其作爲他們文化再生運動的象徵」。可以說，在我們當事人所進行的傳統指向研究行爲中，也包含著「文化再生運動」的目的。
如果再進一步具體地指出「同謀性」，那便是對於民族文化擁有最爲豐富知識的民族學者，卻一直忽視中國的民族問題。我認爲，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必須從正面認識、努力解決民族問題。而研究中國的民族問題時，則不能無視這樣的事實，即到1976年爲止，殖民地統治和大量虐殺是少數民族統治的基本特徵，今天的最大特點和目的，則是文化上的種族滅絕。學者們應該以這樣的視角和態度面對民族問題。下面，我以內蒙古(南蒙古)爲例進行具體闡述。
二、殖民地統治
殖民地統治的特徵是讓征服者定居落户并壓榨和剝削原住民，並冠之以「文明的使命」的大義名分。我的故鄉內蒙古，從近代以後淪爲中國和日本的雙重殖民地。
1.淪爲中國和日本的雙重殖民地的內蒙古
對於中國人(漢人)的大規模侵略感到深刻危機的蒙古高原的原住民，於1911年「實現了亞洲最初的近代民族革命」7。北部的蒙古高原獲得了獨立，而南部的同胞們則遭受中國軍閥的壓制，作爲生活基盤的草原被開墾，各地長期出現了大量的虐殺。在中華民國，內蒙古被畫爲政治地位不明確的「邊疆」，但是他們從未失去對於獨立的嚮往。無論是貴族階級的王公還是普通民衆，曾經多次向庫倫(今烏蘭巴托)的神聖大汗(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呈送盡忠書簡，請求搶救。博克多汗的蒙古政府也爲了解放同胞，而嘗試過軍事上的統一作戰。
另一方面，中華民國的軍隊也幾度對蒙古人行使武力，從而在槍口下，使他們上演了對中國人政權的忠誠。因此，在蒙古人看來，中國的最初的近代「革命」，是更加鞏固地占領了由中國人農民的殖民入侵而獲得的殖民地。
而其後不久，打著「成吉思汗乃源義經也」旗號的武士們出現在草原上，驅逐俄國勢力，割取內蒙古的東半部分成立了滿洲國。基於蒙古人生活的草原占據了滿洲國國土一半的事實，誕生了對於日本而言的「滿蒙」。但是，日本人創建的滿洲國並沒有招來蒙古人的太大的嫌惡。因爲，滿洲國大力發展教育，在推進蒙古人的近代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8。而且，堅持「五族協和」的滿洲國，禁止殖民入侵的中國農民與原住民遊牧蒙古人的混居，禁止開墾草原。滿洲國由於注意保護生態環境，采取優待原住民蒙古人的政策，不僅對於內蒙古、而且對於新誕生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而言也是很有誘惑力的國家9。相反，同時期的中華民國在內蒙古僅僅設立了一所學校。甚感「幸運」的是，該校是我的母校——國立伊克昭盟中學。以內蒙古作爲據點的傅作義等中國軍閥將蒙古人視爲協助日本的力量，槍殺蒙古人，企圖制造「沒有蒙古人的內蒙古」，爲山西、河北等地的中國殖民入侵者在內蒙古定居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或許就是兩個殖民地宗主國在政策和運營上的根本區別。
作爲宗主國的中國，通過排除另一個宗主國日本的殖民活動，將他人的領土即蒙古人的國土納入了自己的範圍內。也就是說，通過「抗日」，中國人獲取了主張將內蒙古納入自國領土的依據。也許有些稍微偏離正題，但台灣的近代史變遷也是中國人的這種主張的旁證。台灣原本是台灣先住民的故鄉，然而在抗戰勝利後，台灣成爲在國共內戰中失敗的蔣介石的避難所，演變成爲中華民國。
在1945年夏季到秋季之間，內蒙古的蒙古人經歷了殖民地解放的瞬間的感動。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聯合軍進軍到萬里長城，爲實現喬巴山元帥「爲我們血肉相連的內蒙古同胞的解放」而勇敢奮戰10。內蒙古的蒙古人也成立了「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以及「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等，以期實現全民族的統一。然而，大國之間獨斷達成的雅爾塔協定的女神，並沒有向蒙古人綻露微笑。
對蒙古人而言，這一協定驅逐了「從『那仁烏魯斯(蒙古語：太陽之國)』而來的、善良的近代殖民者」，但是以「文明人」自稱的、不識字的粗野漢人農民，卻永遠地留在了蒙古人的領土上。我們內蒙古的蒙古人，被剝奪了與同胞一起建設國民國家的機會，取而代之的卻是將中國人作爲「兄長」，並不得不作爲「中國人民」而生活。我認爲，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之所以不斷發生衆多的民族問題，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處理埋下的火種。
2.永恒不變的民族革命的性質與殖民地統治近代蒙古人的民族革命，無論內外(南北)，究其根源，均爲反對中國人的侵略和草原開墾而爆發的。換言之，近代的蒙古人的民族革命勾畫了「反開墾史=民族自決史」的構圖。獨立蒙古國的第一代元首、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反復多次向蒙古各地發布命令，鼓舞民族革命，號召人們「殲滅所有侵入草原將大地變成黃色沙漠的漢人」。領導武裝起義的內蒙古東部的陶格套胡、嘎達梅林以及西部的鄂爾多斯地區的丹丕尔、烏力吉傑爾嘎拉(希尼喇嘛)，都曾嘗試將強烈的反漢、反對草原開墾的精神與共産主義思想的溫和的一面結合。1925年秋，在位於長城腳下的張家口成立的蒙古人政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也懷抱著同樣的目標，而其嶄新的特點是由共産國際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直接領導。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殖民政府滿洲國保護了蒙古人的草原，采取限制中國人的殖民入侵的政策，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員們在共産國際的啓發下，欣然變爲了滿洲國的優秀官吏和軍人。
滿洲國消亡後，不得不相信漢人共産主義者而別無選擇的內蒙古的蒙古人，從1946年起，被迫劃入中國領內。在社會主義大本營莫斯科接受訓練的「紅色之子」烏蘭夫 (1906-1988)，保存了曾經身爲滿洲國的官吏和軍人的「挎洋刀的蒙古人」，並於1947年5月1日建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這一歷史性壯舉，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早了兩年半。烏蘭夫最晚到1947年3月17日，一直向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要求承認蒙古人的「自決權」和建設「民主聯邦國」，這一事實在中國共産黨的文獻中也可以找到證據11。烏蘭夫希望在中國實現蘇聯型的民族自決。不言而喻，正如衆所周知，中國共産黨自身也以在當時非常具有魅力的「民族自決」爲幌子，壓制「邊境的野蠻人」們的「離心力」12。但是，烏蘭夫和他的同志們完全遭到欺騙，給予少數民族的是有名無實的「區域自治」。
3.社會主義殖民地的強化
內蒙古的革命家們在與同胞蒙古人民共和國統一的道路被切斷後，不得已選擇了中國。然而，他們無一例外地承認內蒙古成爲了中國的殖民地13。進入近代以來，中國人向周邊地區進行大量的殖民入侵，少數民族天真爛漫地相信，社會主義制度會成爲殖民行爲的防波堤。然而，中國共産主義者們非但絲毫無意解決從前的民族問題(即草原開墾和中國人的殖民入侵問題)，相反，將殖民入侵行爲以「開發邊疆」和「加強國防」的名義進一步正當化。
1949年的內蒙古自治區，有大約100萬蒙古人，而中國人爲500萬。以貧困農民代表自居的共産黨，無視蒙古人遊牧民「天賜之物草原」乃共同所有的古老理念，將擁有牧地的先住民蒙古人挨家挨戶地認定爲「地主」或「牧主」，並「和平地」(發動惨無人道的「土改運動」、用武力)剝奪了其土地。所謂「牧主」、「地主」原本在蒙古這樣的遊牧民社會是不存在的，完全是中國共産黨所製造的概念。遊牧民社會的階層分化並不發達，不存在漢人社會那樣的「地主剝削貧農」的階級壓迫。中國共産黨爲了分裂蒙古人社會，將蒙古人的土地分割給殖民入侵的中國人，而杜撰了基於階級理念的這一概念。按照共産黨的理念和政策，在內蒙古所謂的壓迫剝削階級，從肉體上亦被消滅，攫取了土地後「站起來了的中國人」，在蒙古人的故鄉定居並長久落戸。連續大量增加的中國殖民入侵者未曾受到蒙古人的絲毫抵抗，歡天喜地的向蒙古人的大地開進了鐵犁和鋤頭。作爲中國共産主義者同謀的烏蘭夫，在1964年悲歎地指出：「從1958年起開墾了1000萬畝土地，而其中60%以上變成了沙漠」14。請允許我在這裡重複指出，蒙古族革命家烏蘭夫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內蒙古是「中國的殖民地」，他率領「被壓迫民族的蒙古人」，爲擺脫被殖民的狀況而奮鬥。但是，根據殖民入侵的中國人人口的增加和草原開墾面積的擴大等事實，他認識到，談何殖民地被解放，其實殖民狀況早已進一步惡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因如此，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年後的1959年，烏蘭夫仍然主張「內蒙古在歷史上曾經是獨立的國家」，強調「蒙古民族必須尋求自治、自決，實現獨立和統一」。烏蘭夫於1966年春被整肅下台，此時，理應早已被他「解放」了的殖民地內蒙古的人口比例卻變爲7:1。即七個中國殖民入侵者在「幫助」一個蒙古人。
這樣的事實並不僅限於中國。由貧困的俄羅斯人組成的布爾什維克宣稱「解放」了中亞的各民族。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打算禁止俄羅斯人的殖民入侵，也未能阻止俄羅斯人對當地人的歧視。俄羅斯人「認爲，俄羅斯人殖民入侵並定居的塔塔爾斯坦爲首的中亞以及高加索的穆斯林民族地區絕不是『海外領土』，而是俄羅斯領土的延伸」15。中國人也同樣，毫無任何根據地認爲內蒙古是「我國固有領土」，強制推行殖民入侵和定居。
反殖民和反開墾是蒙古民族革命的性質。然而，社會主義中國的誕生並沒有幫助他們實現這一目標，相反，卻使問題愈發嚴重。大漢族主義絕不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特許專賣，自我標榜「解放全人類」的中國共産黨，遠比其對手更加露骨地歧視「落後的少數民族」。蒙古人對此感到驚愕無比。作爲近代産物的民族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未能得到解決。這一事實表明，在1960年代殖民地已經終結的說法是錯誤的。可以斷言，在以歐洲爲宗主國的殖民地崩潰的同時，「社會主義殖民地」反而被強化，並由共産主義意識型態不斷得以正當化。
2011年5月11日，內蒙古自治區錫林浩特市近郊的蒙古牧民被中國人開礦者殺害。由於在蒙古人的居住地附近發現了露天煤礦，中國人的數百台礦車和大型卡車夜以繼日地蜂擁而至。這些成群結隊的大型車輛在草原上毫無秩序的隨意馳騁，脆弱的植被遭到嚴重破壞，導致沙漠化，輾殺家畜卻拒絕賠償。甚至猖狂叫囂：「即使殺死蒙古人，只要賠錢就行」，襲擊蒙古人。同年11月，在鄂爾多斯市烏審旗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這些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類似的淒慘事件非常多。共産黨政府每次都出動人民解放軍，鎮壓反抗的蒙古人，主張開發和資源掠奪是正當的。這些事實表明，奮力保護草原的蒙古人與強行開墾開發(實質上是掠奪和破壞)的中國人的對立，即使在進入21世紀後，依然沒有任何變化。只有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和軍閥才是萬惡，而共産黨和社會主義者的開墾則爲善的說法完全不能成立。否認「幫助少數民族的、善良的中國人共産主義者」的行爲是侵略和殖民，這種強詞奪理符合薩依德•艾德瓦德所指出的殖民地統治中的「重新設定、重新設置」16。在這裡，非常明顯的存在著凌駕於民族革命、民族問題的性質的、甚至超越了生活特性之間差異的、不同文明間的衝突。
進入到21世紀後的今天，內蒙古從過去的7:1的比例有了更大飛躍，「十個中國人愛著一個蒙古人」。如果還否認現在的內蒙古是殖民地，那麽，更名爲取消了「自治」的「漢土」，則更接近真相。
三、大量虐殺
社會主義者們曾有過以「民族的消亡」爲理想並爲之鬥爭的歷史。「偉大的中國共産黨」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也以他們所擅長的暴力企圖實現「民族的消亡」。正是由於內蒙古自治區被劃爲中國領土，在此，發生了以蒙古人爲對象的大屠殺。
由中國共産黨發動、始於1966年並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約有34萬人被捕，2萬7千9百人遭到殺害，12萬人致殘。當時的蒙古人人口約140萬，平均每個家庭至少有一人被囚禁，每50人中有一人被殺害。對於女性的強奸等性侵犯在各地橫行。強行移居，禁止使用母語。這完全是中國政府和漢民族主導的滅絕種族的大屠殺。滿洲國時代的「協助日本的罪過」以及尋求與自己同胞國家的統一、民族自決的歷史，成爲殺戮和強奸的藉口17。
前面提到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是爲了蒙古民族的自決和獨立，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共産國際的支持參與下，於1925年成立的政黨。經歷了日本統治的時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尋求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統一，但由於中國共産黨的阻止而未能成功。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斷定「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歷史是分裂偉大祖國的行爲」，發動了根除蒙古人精英的殺戮。這種國家暴力，就是學者們所說的「國民國家型種族滅絕大屠殺」。國民國家的建設和尋求民族自決，是近代的普遍原理之一。然而，中國則發動種族滅絕大屠殺、否定民族自決，因而可以認定具有反近代的性質。針對阿爾及利亞人爭取獨立的鬥爭，「人權國家」法國卻對其施行拷問和私刑。在這一點上，中國和法國是相同的。中國爲了建立漢人統治的國家，而對於反對中國統治、力爭建立自己的國民國家的蒙古人進行大肆虐殺。詳細分析蒙古人成爲其殺戮對象的過程，非常明顯，「少數民族的種族滅絕」才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中國少數民族政策的強權和暴力的本質。即使在今天，中國政府依然大肆宣揚，合併台灣是善行的「祖國統一」，而維吾爾人和蒙古人與同胞統一的願望則是萬惡的「民族分裂」。這表明，在中國，完全存在隨時再次發動「爲了正義的種族滅絕大屠殺」的危險。
遭受大肆種族屠殺的並不僅僅是蒙古人。「重新征服這一地區是令人欣慰的、偉大的事情。文明在和野蠻的抗爭中不斷推進。開明的國民向蒙昧的人們伸出援助之手」。這是過去法國在征伐阿爾及利亞時的宣言18。與法國人並肩前進的中國人也於1958年開始侵入青海省和西藏。由共産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文明的漢人」，「和平地」殲滅了「推行比中世紀的歐洲更加黑暗的農奴制度的、野蠻的西藏反動派」。中國人的暴力由於「優秀的中華文明」和共産主義思想這兩個武器而被正當化。這與歐洲的殖民者們揮舞的利器是完全相同的。這兩把利劍還揮向了維吾爾人和回族。原本以爲，中國獨特的暴力將以1975年的「沙甸事件」(文化大革命後期的1975年發生的屠殺穆斯林的政治運動。人民解放軍歷時七天炮擊穆斯林的村落，殺害了包括老人、婦女和兒童約三千人19。而「善始善終」。但是，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於西藏問題的處理以及對2011年5月內蒙古抗議行動的鎮壓，完全證明了中國的暴力本質沒有任何改變。
清水在努力「使被忘卻的遠方的馬林諾夫斯基復活」、即在論述英國的人類學家與殖民地統治的同謀關係時指出：「當今世界的所謂少數民族政策，假使是優質的，仍然與戰爭期間馬林諾夫斯基所理解的間接統治沒有什麽區別」20。依此分析中國，在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的外國人依然在受到各種嚴厲的限制。被作爲「日中友好使者」的日本人類學家們，如若僅僅是謳歌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談何學術的進展？如果說贊美過去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必須認識到贊美的對象絕不是「優質的東西」這一現實。而在意識到這一事實後，依然繼續贊揚中國對少數民族的統治，便早已不僅僅是「同謀」了。
四、文化的種族滅絕
「殖民主義在最爲強盛時，表現爲徹底的掠奪的過程。被殖民化的國民，沒有獨自的歷史，在愛爾蘭及其他一些地區，甚至喪失了自己的語言」21。蒙古人的以反對中國人、反對草原開墾爲代表的反殖民鬥爭的民族自決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以後，也被篡改爲「與中國人民一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史」或「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所有的教科書都將各民族的歷史，限定在屬於「中國的某某民族史」的框架內，由此完全抹殺各民族原有的獨立的歷史。如此，我們內蒙古的蒙古人獨自的歷史淪落爲「中國人的歷史的一部分」，遭到貶低。
按照清水的理論，這「完全是宗主國將(其消滅的)殖民地當地人的文化據爲宗主國己有的行爲」22。當「解放」的旗號開始褪色時，聰明的中國人便發明了「開發」和「發展」的新口號，變本加厲地強化殖民行爲，即所謂的「西部大開發」。中國從1950年代開始了持續至今的「先進的兄長援助落後的弟弟」的殖民行爲，而西部大開發是其繼續和強化。中國人總是在上演自己是「先進的」、而少數民族是需要「援助」的霸權行爲。少數民族的「古老陳舊」的行政組織名稱「盟」和「旗」，被「進步的象徵」的市所取代。而且，新採用的市名被冠以殖民而來的中國人的漢語名稱。在內蒙古自治區，哲里木盟改爲通遼市，昭烏達盟改爲赤峰市。先住民蒙古人的傳統地名被接連不斷地埋葬，取而代之的是漢語的地名。原本在草原牧民身邊的民族學校被大量撤廢，減縮後集中在城市。無法去遠方的民族學校就讀的蒙古人兒童，只能在就近的「便利的中國人學校」學習，被推向了忘卻母語的潮流。文化人類學家憂心地指出，文化的種族滅絕正在席捲所有的少數民族。
經濟基礎決定文化的興亡。在名爲「生態移民」的強制移居政策下，蒙古人被迫放棄畜牧，被驅逐出草原後，不得不住在中國人的骯髒街道。開墾草原，導致沙漠化的是中國人，但是破壞環境的罪責卻被轉嫁到蒙古人和他們的家畜上。遊牧民幾千年的生活並未導致任何沙丘的出現，而中國人入侵後僅三、四十年，卻使黃沙漫天飛舞飛遍全世界，對這樣的事實，政府絕不予以承認。如今，中國人侵略者剝奪了少数民族地區從「爲人民服務」的最高職位──黨和政府的首腦──到清掃廁所的「光榮崗位」的所有就業的機會。這在維吾爾人的綠洲和西藏人的高原，也完全相同。迫使先住民忘卻母語，並使他們淪落爲重新構建的社會階層的最底層，這是中國式的殖民地的目的，也是現在進行時的真相。
在天安門廣場裝點著孔子的肖像、企圖在全世界設立孔子學院的「文明人」，或許對於毫無掩飾的大屠殺已有所節制。但是他們意識到，文化的種族滅絕是更爲有效的手段。曾經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典型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的「中華民族」論重新流行起來。曾經幾度變節的、「人格高尚的」民族學者費孝通先生，於1951年在象徵「新中國建設」的雜誌《新建設》上發表文章，強烈批判「蔣介石的狹隘的中華民族思想」23。而後，高明地給自己的這一歷史貼上封條，並於1989年，在早已生鏽的鍋裡的、早已腐爛不堪的大雜燴「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上，加入了「以漢族爲中心」的佐料，重新端出。這無非就是使殖民地體制正當化而已，委實毫無價值，不值一提。
五、依然繼續的社會主義殖民地體制
中國人自認爲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忠實的繼承人」，並一度自居爲「中國人民傑出的領袖毛澤東」思想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中國人後來發現，那些元祖們所提倡的民族自決理論是危險的。回族的馬戎飛快地努力向新主人表示作爲「色目人」的忠誠。他抹殺了賦予少數民族的 nationality，而從「美帝國主義」那裡進口了ethnicity理論。馬戎將企圖剝奪少數民族附帶的民族自決權利的行爲稱爲「去政治化」24。列寧和斯大林曾經將擁有分離獨立權的民族自決作爲理想，而中國人共産主義者從未將其賦予過周邊民族，反而通過「去政治化」，剝奪了各個民族生來具有的、建設自己的國民國家的權利。從Mongol Nation淪落爲 Ethnic Mongol。與住在國境北側的Mongol Nation 擁有同一祖先和相同價值觀、卻作爲「中國人的養子」的內蒙古的蒙古人，日復一日地在「祖國是中國」的理論中被洗腦。
聰明的中國人早在1949年就已否定了民族自決的理論，但將沒有任何實權的區域自治的招牌勉強維持至今。而時至今日，中國人殖民者對於從最初就徒有虛名的區域自治，也早已無法忍受不耐其煩，便厭棄了「自治」的虛名，奮起要實施「共治」25。事實上，各個少數民族地區早已連「共治」都不是，全然「漢治」。但中國人仍決意大義滅親，給少數民族以最後的致命一擊，努力將其全部歸納爲「中華」。
「從一場革命誕生了一個共和國，反對壓制和特權，爲了自由和平等，向世界傳播了啓蒙的理想。……但是，這一共和國建立了殖民地帝國，聽任特權、不平等和專制的蔓延。……關於共和國的神話，就是，共和國是絕對不會有錯誤的，『本質上是善良寬大的』，而僅僅是由於個人的行爲，在各處造成對共和國的『背叛』，時而被情勢所左右」26。
這是對於「殖民地共和國」法國的華麗辭藻的批評。而這也完全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驅逐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的中國共産黨，現在不僅是壓在少數民族而且也是壓在漢族人民的頭頂上的壓迫者。在民族問題上，萬惡的是「帝國主義的煽動和國內外的民族分裂分子」，而絕對不會承認中國人和「人民共和國」的錯誤。堅決主張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大肆殺虐的只是「四人幫」，而首都北京中南海的領導們則是「善良而寬大」的「人民的好總理」、「偉大的領袖」。
殖民地體制遠沒有在19紀60年代終結。社會主義殖民地或者說是中國式的殖民地，恰恰是在1960年代以後確立了其頑固的體制。少數民族地區不僅僅是中國的「內部的殖民地」。少數民族的同胞中有不少人擁有自己的國民國家。而中國早已顯露出了對於關係到自國利益的所有地區進行殖民化的傾向。最爲顯著的實例是「上海五國」，即由中國主導的五國國際協作組織(SCO)向周邊地區的接觸方式。很明顯，其意圖是借助同胞的拳頭，粉碎居住在中國境內的「恐怖分子、極端的宗教主義者和極端民族分裂分子」。而且，以宏大的「公共事業」爲名，向作爲其「非洲同胞」的獨裁者們出賣武器參與種族大屠殺，同時，瘋狂掠奪當地資源。「吞噬非洲的」中國的這種「活躍」行徑，也從另一側面證明了中國的企圖。對這些事實不能輕視。
從1966年到1967年之間，有很多「挎過洋刀的蒙古人」以「協助日本」的罪名遭到殺害。我將這一種族大屠殺稱爲「間接的對日歷史清算」。「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和「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以寬大的胸懷表示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要求，而「殖民地統治的走狗蒙古人」卻未能倖免於難，付出了血的代價。那麽，處於日本和舊殖民地內蒙古之間的狹縫的日本的人類學家，應該如何幹預民族問題呢？我想以此問題來結束本文。
清水昭俊指出，一百年前發生的辛亥革命導致了「華夷秩序」的變化。從前的「華夷秩序」內的一部分實現了獨立，其他部分被中國殖民入侵者變爲「我國的固有領土」。然而，與在意識型態方面強調「文明的優越性」的近代西歐同樣，中國主張「中華文明的優越性」，並對於沒有能夠取得獨立的「蠻夷」繼續實施其強權統治和經濟壓榨。歷史學家們卻忽略了這一真相27。以中國爲對象的日本「東洋史研究」，長期以來引領著國際學術界，然而必須認識到，還沒有擺脫意識型態咒語的束縛。
與優雅的「東洋史研究」相比，在殖民地統治的問題上，人類學具有兩種含義。人類學家強調人類學知識對於殖民地政府的意義、要求政府振興人類學，同時，他們也批評殖民地政策。以「搶救式」的特點拘泥於「不斷消失的傳統文化」、對於「消滅文化的暴力」視而不見，這種行爲袒護、助長了殖民地統治。或許日本的細膩的人類學者們在擔憂，如果觸及「殖民地」會牽連到自己的過去。抑或是由於日本國民非常天真爛漫，從而爲了真正實現「日中友好」，相信「善良寬大的中國」，而對於革命的暴力性質視而不見倘若如此，那是雙重的袒護，是對於過去與現在的殖民地狀況的雙重袒護。
楊海英，1964年生於內蒙古，1989年赴日本留學，專攻文化人類學。現任國立靜岡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虐殺的記錄》上、下(岩波書店，2008)。
吉普呼蘭, 南蒙古人,現居日本。
摘自：思想 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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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原稿是2011年12月18日在早稻田大學舉行的「中國穆斯林研究會10周年紀念大會」上宣讀的論文，在此，對於給予評論和建議的各位同仁表示感謝。日文刊登於日本巖波書店出版《思想》雜誌2012年8月版。
1 見清水昭俊，〈序 殖民地狀況與人類學〉，青木保等編，《岩波講座 文化人類學》卷12 《被思想化的周邊世界》(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1-29。
2 見清水昭俊，〈被忘卻的遠方的馬林諾夫斯基：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接觸研究〉，《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卷23，第3號 (1999)，頁543-634。
3 見清水昭俊，〈序章 周邊民族與世界的構造〉，清水昭俊編，《周邊民族的現在》(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頁15-63。
4 見馬場公彥，〈從出版界分析日本的中國學變遷：以岩波書店的刊行物爲中心〉，丸尾常喜編，《給中國學的建議：從外界看日本的中國學研究》日本中國學會大會講演會演講錄，第五八回 (日本中國學會，2007)，頁75-106。
5 見清水1996年文。
6 見清水 (1999)，頁580。
7 見Urgunge Onon and Derrick Pritchatt, Asia’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New York: Brill, 1989).
8 見Walther Hessig, Der mongolische Kulturwandel in den Hsingan- Provinzen Mandschukuos (Wien-Peking: Siebenberg, Waiter Exner, 1944). Narangoa, Li, “Educating Mongols and Making ‘Citizens’ of Manchukuo,” Inner Asia, Vol. 3, No. 2(2001), pp. 101-126.
9 見田中克彥，《諾門汗戰爭——蒙古與滿洲國》(東京:岩波書店，2009)。
10 見呼斯勒，〈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對中國的援助：對其評價的歷史〉，關口全球研究會《SGRA報告》第24四號(2004)，頁1-27。
11 見中共中央統戰部，《民族問題彙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12 見毛里和子，《從周邊看中國——民族問題與國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
13 見批鬥烏蘭夫聯絡站，《烏蘭夫的一個黑講話》(呼和浩特：內大「井岡山」印刷，1967)。
14 見烏蘭夫，〈1947年7月23日幹部會議上的報告〉，呼和浩特革命造反派聯絡總部，批鬥烏蘭夫聯絡站，《毒草集》第一集(1967)，頁25-29。
15 見山內昌之，《Sultan Galiyev的夢想——伊斯蘭世界與俄羅斯革命》(東京:岩波書店，2009)。
16 見薩依德•艾德瓦德著，今澤紀子譯，《東洋學》上，《平凡社文庫》(東京:平凡社，1993)。
17 楊海英，《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虐殺的記錄》(上、下)(東京:岩波書店，2009)。
18 見班塞爾等著，平野千果子、菊池惠介譯，《殖民地共和國法國》(東京:岩波書店，2011)。
19 見沙甸回族史編寫組，《沙甸回族史料》(雲南：開遠市印刷廠，1989)。
20 見清水 (1999)，頁567。
21 見歇馬斯•迪恩〈序論〉，特里•伊古魯特恩等著，增淵正史、安藤勝夫、大友義勝譯， 《民族主義、殖民地主義與文學》 (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6)，頁1-23。
22 見清水(1999)，頁581。
23 見費孝通，〈發展爲少數民族服務的文藝工作〉，《新建設》卷4，第3期(1951)，頁43-47。
24 見馬戎，〈理解民族關系的新思路：少數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學學報》卷41，第6期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頁122-133。
25 見朱倫，〈論民族共治的理論基礎與基本原理〉，《民族研究》第2期 (2002)，頁1-19。朱倫，〈自治與共治：民族政治理論新思考〉，《民族研究》第2期 (2003)，1-18頁。
26 見班塞爾等(2011)，頁8、22。
27 見清水(1998)，頁28-29。
清水昭俊通過論述「被忘卻的遠方的馬林諾夫斯基」，梳理了人類學與殖民地統治的關聯2。他所指的殖民者，並不是僅僅包括歐美和日本，中國也是其主要對象。對於近代以前的「中華」及其周邊世界的階層構成，清水指出：歷史學家僅僅使用具有價值意義的術語「華夷秩序」來表現，而對於使用「帝國主義」或「殖民地統治」進行表述則很謹慎。然而，其後，只是以作爲主權國家而獨立的各個國家爲單位去分析「中華」世界的話，這樣的歷史闡述是不妥當的。因爲，對於那些在近代以前被強行納入「中華」世界的地域，歷史學家們只是追究帝國主義所實施的殖民地化以及其後的近代國家的形成過程，而沒有更多的關注介入於其中的、民族間的壓迫關係3。
清水指出，中國的「華夷秩序」與西歐近代的帝國主義是連續性的。他給我們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課題，即中國在宣布「從西歐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了人民」之後，對於各民族強制實施了殖民地統治的實際狀況。歷史學家們沒有充分認識到，「華夷秩序」並非停留於文質彬彬的禮儀，其實質是壓迫和剝削。因此，我在清水理論的基礎上，基於在被近現代中國殖民化的內蒙古的歷史和文化進行調查研究，揭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問題的殖民地性質。進而，我主張，這一問題同時也是回顧日本推行殖民歷史的間接材料。
一、作為同謀的搶救人類學
戰前的日本曾經擁有滿鐵調查部和西北研究所等很多高等研究機構。撤離大陸後的日本，從1945年開始進入了「在中國的田野調查的喪失期」、盛行「沒有中國田野的中國學」4。被時局所動員的人類學家們在反省之後，便回歸到脫離政治的、作爲純粹科學的人類學研究。然而，對於自己在過去的殖民地運營中扮演的同謀角色的批判和反省，並不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徹底。
東西冷戰結束後的1980年代開始，中國門戶有所開放，衆多學者再次進入中國大陸展開細密的實地調查。在全面上演「日中友好」的時期，日本的人類學者所看到的是，由「偉大的中國共産黨」推行的「破舊立新」政策所破壞的、沒有「傳統文化」的「新中國」。如果借用清水昭俊的表述，當時的狀態讓人類學家們深刻的認識到，那正是一種「正在滅亡的人民」勉強維持「傳統文化」、而人類學家們的「調查來得過遲」的狀態5。從此，再次開始了現代日本的「中國研究的搶救人類學」。
熱心於「搶救人類學」的並不僅僅是日本的人類學者。幾乎在同一時期，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衆多留學生，從「人民中國」來到「資本主義的日本」尋求真理。我們也曾經沒有絲毫的勇氣去研究「偉大的中國共産黨」「消滅封建傳統文化」的暴力行爲，而只是醉心於1949年以前的「傳統文化的重新構建」。其實只要對於「全人類都應該追求的、幸福的社會主義中國」與「人民由於受到剝削和壓迫而終日氣喘噓噓的資本主義日本」進行比較，即可一目瞭然看清楚「中國的問題群」，我們卻一直拖延未予以正視。我們這些出身於當地的人類學徒，長期以來一直有意迴避中國獨特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群」，即「消滅了人民和文化」的共産革命暴力的問題，事實上與日本的中國學者構建著同謀關係。對此，現在至少我自身在進行反省。應該將「正在消失的文化」與「消滅文化的暴力行爲即共産革命」同時作爲研究課題。只是，如果允許以今天的視野進行一點點的辯白的話，正如清水昭俊所指出的，他們(人類學者)「采取與搶救人類學同樣的手法認識其文化的『傳統』，並將其作爲他們文化再生運動的象徵」6。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事人(即被殖民者)所進行的傳統指向研究有其獨特的意義。換言之，因爲「在現代，先住民經常采取與搶救人類學同樣的手法認識其文化的傳統』，並將其作爲他們文化再生運動的象徵」。可以說，在我們當事人所進行的傳統指向研究行爲中，也包含著「文化再生運動」的目的。
如果再進一步具體地指出「同謀性」，那便是對於民族文化擁有最爲豐富知識的民族學者，卻一直忽視中國的民族問題。我認爲，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必須從正面認識、努力解決民族問題。而研究中國的民族問題時，則不能無視這樣的事實，即到1976年爲止，殖民地統治和大量虐殺是少數民族統治的基本特徵，今天的最大特點和目的，則是文化上的種族滅絕。學者們應該以這樣的視角和態度面對民族問題。下面，我以內蒙古(南蒙古)爲例進行具體闡述。
二、殖民地統治
殖民地統治的特徵是讓征服者定居落户并壓榨和剝削原住民，並冠之以「文明的使命」的大義名分。我的故鄉內蒙古，從近代以後淪爲中國和日本的雙重殖民地。
1.淪爲中國和日本的雙重殖民地的內蒙古
對於中國人(漢人)的大規模侵略感到深刻危機的蒙古高原的原住民，於1911年「實現了亞洲最初的近代民族革命」7。北部的蒙古高原獲得了獨立，而南部的同胞們則遭受中國軍閥的壓制，作爲生活基盤的草原被開墾，各地長期出現了大量的虐殺。在中華民國，內蒙古被畫爲政治地位不明確的「邊疆」，但是他們從未失去對於獨立的嚮往。無論是貴族階級的王公還是普通民衆，曾經多次向庫倫(今烏蘭巴托)的神聖大汗(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呈送盡忠書簡，請求搶救。博克多汗的蒙古政府也爲了解放同胞，而嘗試過軍事上的統一作戰。
另一方面，中華民國的軍隊也幾度對蒙古人行使武力，從而在槍口下，使他們上演了對中國人政權的忠誠。因此，在蒙古人看來，中國的最初的近代「革命」，是更加鞏固地占領了由中國人農民的殖民入侵而獲得的殖民地。
而其後不久，打著「成吉思汗乃源義經也」旗號的武士們出現在草原上，驅逐俄國勢力，割取內蒙古的東半部分成立了滿洲國。基於蒙古人生活的草原占據了滿洲國國土一半的事實，誕生了對於日本而言的「滿蒙」。但是，日本人創建的滿洲國並沒有招來蒙古人的太大的嫌惡。因爲，滿洲國大力發展教育，在推進蒙古人的近代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8。而且，堅持「五族協和」的滿洲國，禁止殖民入侵的中國農民與原住民遊牧蒙古人的混居，禁止開墾草原。滿洲國由於注意保護生態環境，采取優待原住民蒙古人的政策，不僅對於內蒙古、而且對於新誕生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而言也是很有誘惑力的國家9。相反，同時期的中華民國在內蒙古僅僅設立了一所學校。甚感「幸運」的是，該校是我的母校——國立伊克昭盟中學。以內蒙古作爲據點的傅作義等中國軍閥將蒙古人視爲協助日本的力量，槍殺蒙古人，企圖制造「沒有蒙古人的內蒙古」，爲山西、河北等地的中國殖民入侵者在內蒙古定居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或許就是兩個殖民地宗主國在政策和運營上的根本區別。
作爲宗主國的中國，通過排除另一個宗主國日本的殖民活動，將他人的領土即蒙古人的國土納入了自己的範圍內。也就是說，通過「抗日」，中國人獲取了主張將內蒙古納入自國領土的依據。也許有些稍微偏離正題，但台灣的近代史變遷也是中國人的這種主張的旁證。台灣原本是台灣先住民的故鄉，然而在抗戰勝利後，台灣成爲在國共內戰中失敗的蔣介石的避難所，演變成爲中華民國。
在1945年夏季到秋季之間，內蒙古的蒙古人經歷了殖民地解放的瞬間的感動。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聯合軍進軍到萬里長城，爲實現喬巴山元帥「爲我們血肉相連的內蒙古同胞的解放」而勇敢奮戰10。內蒙古的蒙古人也成立了「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以及「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等，以期實現全民族的統一。然而，大國之間獨斷達成的雅爾塔協定的女神，並沒有向蒙古人綻露微笑。
對蒙古人而言，這一協定驅逐了「從『那仁烏魯斯(蒙古語：太陽之國)』而來的、善良的近代殖民者」，但是以「文明人」自稱的、不識字的粗野漢人農民，卻永遠地留在了蒙古人的領土上。我們內蒙古的蒙古人，被剝奪了與同胞一起建設國民國家的機會，取而代之的卻是將中國人作爲「兄長」，並不得不作爲「中國人民」而生活。我認爲，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之所以不斷發生衆多的民族問題，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處理埋下的火種。
2.永恒不變的民族革命的性質與殖民地統治近代蒙古人的民族革命，無論內外(南北)，究其根源，均爲反對中國人的侵略和草原開墾而爆發的。換言之，近代的蒙古人的民族革命勾畫了「反開墾史=民族自決史」的構圖。獨立蒙古國的第一代元首、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反復多次向蒙古各地發布命令，鼓舞民族革命，號召人們「殲滅所有侵入草原將大地變成黃色沙漠的漢人」。領導武裝起義的內蒙古東部的陶格套胡、嘎達梅林以及西部的鄂爾多斯地區的丹丕尔、烏力吉傑爾嘎拉(希尼喇嘛)，都曾嘗試將強烈的反漢、反對草原開墾的精神與共産主義思想的溫和的一面結合。1925年秋，在位於長城腳下的張家口成立的蒙古人政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也懷抱著同樣的目標，而其嶄新的特點是由共産國際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直接領導。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殖民政府滿洲國保護了蒙古人的草原，采取限制中國人的殖民入侵的政策，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員們在共産國際的啓發下，欣然變爲了滿洲國的優秀官吏和軍人。
滿洲國消亡後，不得不相信漢人共産主義者而別無選擇的內蒙古的蒙古人，從1946年起，被迫劃入中國領內。在社會主義大本營莫斯科接受訓練的「紅色之子」烏蘭夫 (1906-1988)，保存了曾經身爲滿洲國的官吏和軍人的「挎洋刀的蒙古人」，並於1947年5月1日建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這一歷史性壯舉，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早了兩年半。烏蘭夫最晚到1947年3月17日，一直向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要求承認蒙古人的「自決權」和建設「民主聯邦國」，這一事實在中國共産黨的文獻中也可以找到證據11。烏蘭夫希望在中國實現蘇聯型的民族自決。不言而喻，正如衆所周知，中國共産黨自身也以在當時非常具有魅力的「民族自決」爲幌子，壓制「邊境的野蠻人」們的「離心力」12。但是，烏蘭夫和他的同志們完全遭到欺騙，給予少數民族的是有名無實的「區域自治」。
3.社會主義殖民地的強化
內蒙古的革命家們在與同胞蒙古人民共和國統一的道路被切斷後，不得已選擇了中國。然而，他們無一例外地承認內蒙古成爲了中國的殖民地13。進入近代以來，中國人向周邊地區進行大量的殖民入侵，少數民族天真爛漫地相信，社會主義制度會成爲殖民行爲的防波堤。然而，中國共産主義者們非但絲毫無意解決從前的民族問題(即草原開墾和中國人的殖民入侵問題)，相反，將殖民入侵行爲以「開發邊疆」和「加強國防」的名義進一步正當化。
1949年的內蒙古自治區，有大約100萬蒙古人，而中國人爲500萬。以貧困農民代表自居的共産黨，無視蒙古人遊牧民「天賜之物草原」乃共同所有的古老理念，將擁有牧地的先住民蒙古人挨家挨戶地認定爲「地主」或「牧主」，並「和平地」(發動惨無人道的「土改運動」、用武力)剝奪了其土地。所謂「牧主」、「地主」原本在蒙古這樣的遊牧民社會是不存在的，完全是中國共産黨所製造的概念。遊牧民社會的階層分化並不發達，不存在漢人社會那樣的「地主剝削貧農」的階級壓迫。中國共産黨爲了分裂蒙古人社會，將蒙古人的土地分割給殖民入侵的中國人，而杜撰了基於階級理念的這一概念。按照共産黨的理念和政策，在內蒙古所謂的壓迫剝削階級，從肉體上亦被消滅，攫取了土地後「站起來了的中國人」，在蒙古人的故鄉定居並長久落戸。連續大量增加的中國殖民入侵者未曾受到蒙古人的絲毫抵抗，歡天喜地的向蒙古人的大地開進了鐵犁和鋤頭。作爲中國共産主義者同謀的烏蘭夫，在1964年悲歎地指出：「從1958年起開墾了1000萬畝土地，而其中60%以上變成了沙漠」14。請允許我在這裡重複指出，蒙古族革命家烏蘭夫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內蒙古是「中國的殖民地」，他率領「被壓迫民族的蒙古人」，爲擺脫被殖民的狀況而奮鬥。但是，根據殖民入侵的中國人人口的增加和草原開墾面積的擴大等事實，他認識到，談何殖民地被解放，其實殖民狀況早已進一步惡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因如此，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年後的1959年，烏蘭夫仍然主張「內蒙古在歷史上曾經是獨立的國家」，強調「蒙古民族必須尋求自治、自決，實現獨立和統一」。烏蘭夫於1966年春被整肅下台，此時，理應早已被他「解放」了的殖民地內蒙古的人口比例卻變爲7:1。即七個中國殖民入侵者在「幫助」一個蒙古人。
這樣的事實並不僅限於中國。由貧困的俄羅斯人組成的布爾什維克宣稱「解放」了中亞的各民族。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打算禁止俄羅斯人的殖民入侵，也未能阻止俄羅斯人對當地人的歧視。俄羅斯人「認爲，俄羅斯人殖民入侵並定居的塔塔爾斯坦爲首的中亞以及高加索的穆斯林民族地區絕不是『海外領土』，而是俄羅斯領土的延伸」15。中國人也同樣，毫無任何根據地認爲內蒙古是「我國固有領土」，強制推行殖民入侵和定居。
反殖民和反開墾是蒙古民族革命的性質。然而，社會主義中國的誕生並沒有幫助他們實現這一目標，相反，卻使問題愈發嚴重。大漢族主義絕不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特許專賣，自我標榜「解放全人類」的中國共産黨，遠比其對手更加露骨地歧視「落後的少數民族」。蒙古人對此感到驚愕無比。作爲近代産物的民族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未能得到解決。這一事實表明，在1960年代殖民地已經終結的說法是錯誤的。可以斷言，在以歐洲爲宗主國的殖民地崩潰的同時，「社會主義殖民地」反而被強化，並由共産主義意識型態不斷得以正當化。
2011年5月11日，內蒙古自治區錫林浩特市近郊的蒙古牧民被中國人開礦者殺害。由於在蒙古人的居住地附近發現了露天煤礦，中國人的數百台礦車和大型卡車夜以繼日地蜂擁而至。這些成群結隊的大型車輛在草原上毫無秩序的隨意馳騁，脆弱的植被遭到嚴重破壞，導致沙漠化，輾殺家畜卻拒絕賠償。甚至猖狂叫囂：「即使殺死蒙古人，只要賠錢就行」，襲擊蒙古人。同年11月，在鄂爾多斯市烏審旗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這些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類似的淒慘事件非常多。共産黨政府每次都出動人民解放軍，鎮壓反抗的蒙古人，主張開發和資源掠奪是正當的。這些事實表明，奮力保護草原的蒙古人與強行開墾開發(實質上是掠奪和破壞)的中國人的對立，即使在進入21世紀後，依然沒有任何變化。只有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和軍閥才是萬惡，而共産黨和社會主義者的開墾則爲善的說法完全不能成立。否認「幫助少數民族的、善良的中國人共産主義者」的行爲是侵略和殖民，這種強詞奪理符合薩依德•艾德瓦德所指出的殖民地統治中的「重新設定、重新設置」16。在這裡，非常明顯的存在著凌駕於民族革命、民族問題的性質的、甚至超越了生活特性之間差異的、不同文明間的衝突。
進入到21世紀後的今天，內蒙古從過去的7:1的比例有了更大飛躍，「十個中國人愛著一個蒙古人」。如果還否認現在的內蒙古是殖民地，那麽，更名爲取消了「自治」的「漢土」，則更接近真相。
三、大量虐殺
社會主義者們曾有過以「民族的消亡」爲理想並爲之鬥爭的歷史。「偉大的中國共産黨」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也以他們所擅長的暴力企圖實現「民族的消亡」。正是由於內蒙古自治區被劃爲中國領土，在此，發生了以蒙古人爲對象的大屠殺。
由中國共産黨發動、始於1966年並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約有34萬人被捕，2萬7千9百人遭到殺害，12萬人致殘。當時的蒙古人人口約140萬，平均每個家庭至少有一人被囚禁，每50人中有一人被殺害。對於女性的強奸等性侵犯在各地橫行。強行移居，禁止使用母語。這完全是中國政府和漢民族主導的滅絕種族的大屠殺。滿洲國時代的「協助日本的罪過」以及尋求與自己同胞國家的統一、民族自決的歷史，成爲殺戮和強奸的藉口17。
前面提到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是爲了蒙古民族的自決和獨立，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共産國際的支持參與下，於1925年成立的政黨。經歷了日本統治的時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尋求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統一，但由於中國共産黨的阻止而未能成功。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斷定「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歷史是分裂偉大祖國的行爲」，發動了根除蒙古人精英的殺戮。這種國家暴力，就是學者們所說的「國民國家型種族滅絕大屠殺」。國民國家的建設和尋求民族自決，是近代的普遍原理之一。然而，中國則發動種族滅絕大屠殺、否定民族自決，因而可以認定具有反近代的性質。針對阿爾及利亞人爭取獨立的鬥爭，「人權國家」法國卻對其施行拷問和私刑。在這一點上，中國和法國是相同的。中國爲了建立漢人統治的國家，而對於反對中國統治、力爭建立自己的國民國家的蒙古人進行大肆虐殺。詳細分析蒙古人成爲其殺戮對象的過程，非常明顯，「少數民族的種族滅絕」才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中國少數民族政策的強權和暴力的本質。即使在今天，中國政府依然大肆宣揚，合併台灣是善行的「祖國統一」，而維吾爾人和蒙古人與同胞統一的願望則是萬惡的「民族分裂」。這表明，在中國，完全存在隨時再次發動「爲了正義的種族滅絕大屠殺」的危險。
遭受大肆種族屠殺的並不僅僅是蒙古人。「重新征服這一地區是令人欣慰的、偉大的事情。文明在和野蠻的抗爭中不斷推進。開明的國民向蒙昧的人們伸出援助之手」。這是過去法國在征伐阿爾及利亞時的宣言18。與法國人並肩前進的中國人也於1958年開始侵入青海省和西藏。由共産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文明的漢人」，「和平地」殲滅了「推行比中世紀的歐洲更加黑暗的農奴制度的、野蠻的西藏反動派」。中國人的暴力由於「優秀的中華文明」和共産主義思想這兩個武器而被正當化。這與歐洲的殖民者們揮舞的利器是完全相同的。這兩把利劍還揮向了維吾爾人和回族。原本以爲，中國獨特的暴力將以1975年的「沙甸事件」(文化大革命後期的1975年發生的屠殺穆斯林的政治運動。人民解放軍歷時七天炮擊穆斯林的村落，殺害了包括老人、婦女和兒童約三千人19。而「善始善終」。但是，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於西藏問題的處理以及對2011年5月內蒙古抗議行動的鎮壓，完全證明了中國的暴力本質沒有任何改變。
清水在努力「使被忘卻的遠方的馬林諾夫斯基復活」、即在論述英國的人類學家與殖民地統治的同謀關係時指出：「當今世界的所謂少數民族政策，假使是優質的，仍然與戰爭期間馬林諾夫斯基所理解的間接統治沒有什麽區別」20。依此分析中國，在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的外國人依然在受到各種嚴厲的限制。被作爲「日中友好使者」的日本人類學家們，如若僅僅是謳歌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談何學術的進展？如果說贊美過去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必須認識到贊美的對象絕不是「優質的東西」這一現實。而在意識到這一事實後，依然繼續贊揚中國對少數民族的統治，便早已不僅僅是「同謀」了。
四、文化的種族滅絕
「殖民主義在最爲強盛時，表現爲徹底的掠奪的過程。被殖民化的國民，沒有獨自的歷史，在愛爾蘭及其他一些地區，甚至喪失了自己的語言」21。蒙古人的以反對中國人、反對草原開墾爲代表的反殖民鬥爭的民族自決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以後，也被篡改爲「與中國人民一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史」或「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所有的教科書都將各民族的歷史，限定在屬於「中國的某某民族史」的框架內，由此完全抹殺各民族原有的獨立的歷史。如此，我們內蒙古的蒙古人獨自的歷史淪落爲「中國人的歷史的一部分」，遭到貶低。
按照清水的理論，這「完全是宗主國將(其消滅的)殖民地當地人的文化據爲宗主國己有的行爲」22。當「解放」的旗號開始褪色時，聰明的中國人便發明了「開發」和「發展」的新口號，變本加厲地強化殖民行爲，即所謂的「西部大開發」。中國從1950年代開始了持續至今的「先進的兄長援助落後的弟弟」的殖民行爲，而西部大開發是其繼續和強化。中國人總是在上演自己是「先進的」、而少數民族是需要「援助」的霸權行爲。少數民族的「古老陳舊」的行政組織名稱「盟」和「旗」，被「進步的象徵」的市所取代。而且，新採用的市名被冠以殖民而來的中國人的漢語名稱。在內蒙古自治區，哲里木盟改爲通遼市，昭烏達盟改爲赤峰市。先住民蒙古人的傳統地名被接連不斷地埋葬，取而代之的是漢語的地名。原本在草原牧民身邊的民族學校被大量撤廢，減縮後集中在城市。無法去遠方的民族學校就讀的蒙古人兒童，只能在就近的「便利的中國人學校」學習，被推向了忘卻母語的潮流。文化人類學家憂心地指出，文化的種族滅絕正在席捲所有的少數民族。
經濟基礎決定文化的興亡。在名爲「生態移民」的強制移居政策下，蒙古人被迫放棄畜牧，被驅逐出草原後，不得不住在中國人的骯髒街道。開墾草原，導致沙漠化的是中國人，但是破壞環境的罪責卻被轉嫁到蒙古人和他們的家畜上。遊牧民幾千年的生活並未導致任何沙丘的出現，而中國人入侵後僅三、四十年，卻使黃沙漫天飛舞飛遍全世界，對這樣的事實，政府絕不予以承認。如今，中國人侵略者剝奪了少数民族地區從「爲人民服務」的最高職位──黨和政府的首腦──到清掃廁所的「光榮崗位」的所有就業的機會。這在維吾爾人的綠洲和西藏人的高原，也完全相同。迫使先住民忘卻母語，並使他們淪落爲重新構建的社會階層的最底層，這是中國式的殖民地的目的，也是現在進行時的真相。
在天安門廣場裝點著孔子的肖像、企圖在全世界設立孔子學院的「文明人」，或許對於毫無掩飾的大屠殺已有所節制。但是他們意識到，文化的種族滅絕是更爲有效的手段。曾經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典型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的「中華民族」論重新流行起來。曾經幾度變節的、「人格高尚的」民族學者費孝通先生，於1951年在象徵「新中國建設」的雜誌《新建設》上發表文章，強烈批判「蔣介石的狹隘的中華民族思想」23。而後，高明地給自己的這一歷史貼上封條，並於1989年，在早已生鏽的鍋裡的、早已腐爛不堪的大雜燴「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上，加入了「以漢族爲中心」的佐料，重新端出。這無非就是使殖民地體制正當化而已，委實毫無價值，不值一提。
五、依然繼續的社會主義殖民地體制
中國人自認爲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忠實的繼承人」，並一度自居爲「中國人民傑出的領袖毛澤東」思想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中國人後來發現，那些元祖們所提倡的民族自決理論是危險的。回族的馬戎飛快地努力向新主人表示作爲「色目人」的忠誠。他抹殺了賦予少數民族的 nationality，而從「美帝國主義」那裡進口了ethnicity理論。馬戎將企圖剝奪少數民族附帶的民族自決權利的行爲稱爲「去政治化」24。列寧和斯大林曾經將擁有分離獨立權的民族自決作爲理想，而中國人共産主義者從未將其賦予過周邊民族，反而通過「去政治化」，剝奪了各個民族生來具有的、建設自己的國民國家的權利。從Mongol Nation淪落爲 Ethnic Mongol。與住在國境北側的Mongol Nation 擁有同一祖先和相同價值觀、卻作爲「中國人的養子」的內蒙古的蒙古人，日復一日地在「祖國是中國」的理論中被洗腦。
聰明的中國人早在1949年就已否定了民族自決的理論，但將沒有任何實權的區域自治的招牌勉強維持至今。而時至今日，中國人殖民者對於從最初就徒有虛名的區域自治，也早已無法忍受不耐其煩，便厭棄了「自治」的虛名，奮起要實施「共治」25。事實上，各個少數民族地區早已連「共治」都不是，全然「漢治」。但中國人仍決意大義滅親，給少數民族以最後的致命一擊，努力將其全部歸納爲「中華」。
「從一場革命誕生了一個共和國，反對壓制和特權，爲了自由和平等，向世界傳播了啓蒙的理想。……但是，這一共和國建立了殖民地帝國，聽任特權、不平等和專制的蔓延。……關於共和國的神話，就是，共和國是絕對不會有錯誤的，『本質上是善良寬大的』，而僅僅是由於個人的行爲，在各處造成對共和國的『背叛』，時而被情勢所左右」26。
這是對於「殖民地共和國」法國的華麗辭藻的批評。而這也完全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驅逐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的中國共産黨，現在不僅是壓在少數民族而且也是壓在漢族人民的頭頂上的壓迫者。在民族問題上，萬惡的是「帝國主義的煽動和國內外的民族分裂分子」，而絕對不會承認中國人和「人民共和國」的錯誤。堅決主張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大肆殺虐的只是「四人幫」，而首都北京中南海的領導們則是「善良而寬大」的「人民的好總理」、「偉大的領袖」。
殖民地體制遠沒有在19紀60年代終結。社會主義殖民地或者說是中國式的殖民地，恰恰是在1960年代以後確立了其頑固的體制。少數民族地區不僅僅是中國的「內部的殖民地」。少數民族的同胞中有不少人擁有自己的國民國家。而中國早已顯露出了對於關係到自國利益的所有地區進行殖民化的傾向。最爲顯著的實例是「上海五國」，即由中國主導的五國國際協作組織(SCO)向周邊地區的接觸方式。很明顯，其意圖是借助同胞的拳頭，粉碎居住在中國境內的「恐怖分子、極端的宗教主義者和極端民族分裂分子」。而且，以宏大的「公共事業」爲名，向作爲其「非洲同胞」的獨裁者們出賣武器參與種族大屠殺，同時，瘋狂掠奪當地資源。「吞噬非洲的」中國的這種「活躍」行徑，也從另一側面證明了中國的企圖。對這些事實不能輕視。
從1966年到1967年之間，有很多「挎過洋刀的蒙古人」以「協助日本」的罪名遭到殺害。我將這一種族大屠殺稱爲「間接的對日歷史清算」。「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和「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以寬大的胸懷表示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要求，而「殖民地統治的走狗蒙古人」卻未能倖免於難，付出了血的代價。那麽，處於日本和舊殖民地內蒙古之間的狹縫的日本的人類學家，應該如何幹預民族問題呢？我想以此問題來結束本文。
清水昭俊指出，一百年前發生的辛亥革命導致了「華夷秩序」的變化。從前的「華夷秩序」內的一部分實現了獨立，其他部分被中國殖民入侵者變爲「我國的固有領土」。然而，與在意識型態方面強調「文明的優越性」的近代西歐同樣，中國主張「中華文明的優越性」，並對於沒有能夠取得獨立的「蠻夷」繼續實施其強權統治和經濟壓榨。歷史學家們卻忽略了這一真相27。以中國爲對象的日本「東洋史研究」，長期以來引領著國際學術界，然而必須認識到，還沒有擺脫意識型態咒語的束縛。
與優雅的「東洋史研究」相比，在殖民地統治的問題上，人類學具有兩種含義。人類學家強調人類學知識對於殖民地政府的意義、要求政府振興人類學，同時，他們也批評殖民地政策。以「搶救式」的特點拘泥於「不斷消失的傳統文化」、對於「消滅文化的暴力」視而不見，這種行爲袒護、助長了殖民地統治。或許日本的細膩的人類學者們在擔憂，如果觸及「殖民地」會牽連到自己的過去。抑或是由於日本國民非常天真爛漫，從而爲了真正實現「日中友好」，相信「善良寬大的中國」，而對於革命的暴力性質視而不見倘若如此，那是雙重的袒護，是對於過去與現在的殖民地狀況的雙重袒護。
楊海英，1964年生於內蒙古，1989年赴日本留學，專攻文化人類學。現任國立靜岡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虐殺的記錄》上、下(岩波書店，2008)。
吉普呼蘭, 南蒙古人,現居日本。
摘自：思想 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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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原稿是2011年12月18日在早稻田大學舉行的「中國穆斯林研究會10周年紀念大會」上宣讀的論文，在此，對於給予評論和建議的各位同仁表示感謝。日文刊登於日本巖波書店出版《思想》雜誌2012年8月版。
1 見清水昭俊，〈序 殖民地狀況與人類學〉，青木保等編，《岩波講座 文化人類學》卷12 《被思想化的周邊世界》(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1-29。
2 見清水昭俊，〈被忘卻的遠方的馬林諾夫斯基：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接觸研究〉，《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卷23，第3號 (1999)，頁543-634。
3 見清水昭俊，〈序章 周邊民族與世界的構造〉，清水昭俊編，《周邊民族的現在》(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頁15-63。
4 見馬場公彥，〈從出版界分析日本的中國學變遷：以岩波書店的刊行物爲中心〉，丸尾常喜編，《給中國學的建議：從外界看日本的中國學研究》日本中國學會大會講演會演講錄，第五八回 (日本中國學會，2007)，頁75-106。
5 見清水1996年文。
6 見清水 (1999)，頁580。
7 見Urgunge Onon and Derrick Pritchatt, Asia’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New York: Brill, 1989).
8 見Walther Hessig, Der mongolische Kulturwandel in den Hsingan- Provinzen Mandschukuos (Wien-Peking: Siebenberg, Waiter Exner, 1944). Narangoa, Li, “Educating Mongols and Making ‘Citizens’ of Manchukuo,” Inner Asia, Vol. 3, No. 2(2001), pp. 101-126.
9 見田中克彥，《諾門汗戰爭——蒙古與滿洲國》(東京:岩波書店，2009)。
10 見呼斯勒，〈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對中國的援助：對其評價的歷史〉，關口全球研究會《SGRA報告》第24四號(2004)，頁1-27。
11 見中共中央統戰部，《民族問題彙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12 見毛里和子，《從周邊看中國——民族問題與國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
13 見批鬥烏蘭夫聯絡站，《烏蘭夫的一個黑講話》(呼和浩特：內大「井岡山」印刷，1967)。
14 見烏蘭夫，〈1947年7月23日幹部會議上的報告〉，呼和浩特革命造反派聯絡總部，批鬥烏蘭夫聯絡站，《毒草集》第一集(1967)，頁25-29。
15 見山內昌之，《Sultan Galiyev的夢想——伊斯蘭世界與俄羅斯革命》(東京:岩波書店，2009)。
16 見薩依德•艾德瓦德著，今澤紀子譯，《東洋學》上，《平凡社文庫》(東京:平凡社，1993)。
17 楊海英，《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虐殺的記錄》(上、下)(東京:岩波書店，2009)。
18 見班塞爾等著，平野千果子、菊池惠介譯，《殖民地共和國法國》(東京:岩波書店，2011)。
19 見沙甸回族史編寫組，《沙甸回族史料》(雲南：開遠市印刷廠，1989)。
20 見清水 (1999)，頁567。
21 見歇馬斯•迪恩〈序論〉，特里•伊古魯特恩等著，增淵正史、安藤勝夫、大友義勝譯， 《民族主義、殖民地主義與文學》 (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6)，頁1-23。
22 見清水(1999)，頁581。
23 見費孝通，〈發展爲少數民族服務的文藝工作〉，《新建設》卷4，第3期(1951)，頁43-47。
24 見馬戎，〈理解民族關系的新思路：少數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學學報》卷41，第6期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頁122-133。
25 見朱倫，〈論民族共治的理論基礎與基本原理〉，《民族研究》第2期 (2002)，頁1-19。朱倫，〈自治與共治：民族政治理論新思考〉，《民族研究》第2期 (2003)，1-18頁。
26 見班塞爾等(2011)，頁8、22。
27 見清水(1998)，頁28-29。
Босоцгоо миний дарлагдсан өвөр Монгол...羊群是如何被蹂躏的..×（视频）
Өвөр Монголд өмхий хятадууд мал дайрч алсаар байна...Ёстой уур хүрч уушиг минь багтарч байна... 2011 онд малчин Мэргэн гэх залууг бас дайрч алж байсан... Хэзээ нэгэн цагт өмхий хужаа нараас олон жилийн өшөө хорсолоо тайлах цаг ирнэ буй за...
2013年9月12日星期四
布里亚特歌手Medegma -- Мэдэгма Доржиева Басаганай дуун MUSIC VIDEO 2011
Medegma 曾是economic 经济学博士 （PHD），后来因为歌唱得好，半路出家，专唱布里亚特蒙古歌，名扬布里亚特蒙古及蒙古地区。
2013年9月10日星期二
“页岩革命”将落户蒙古国？
西方国家不断谈论的“页岩革命”，看来也来到了蒙古国。而在该国领导层中，也在积极地对此进行宣扬，并支持这一步骤。他们通过媒体向公众介绍说，该领域可以对最近一段时间国外投资严重下降的情况起到正面的刺激作用。
有人认为，在页岩开采领域进行投资，可很容易地弥补损失，并能吸引更多的新投资商进入能源市场。暂时还很难说，这样的期待有多少可靠性。在最近五年时间里，涉及到的还仅仅是试验性开采。
看来，在页岩项目背后，是蒙古国领导层的某些政治意愿。乌拉巴托希望解除自己对俄罗斯在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依赖，并开始发展与美国和其它国家之间的能源关系，换句话说，是和蒙古国的“第三邻国”发展关系。其实，这种想法，在开始页岩项目之前，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无法落实的。这一点也得到了世界能源经验的证明。甚至在那些页岩技术广泛使用的国家中，传统的碳氢能源开采在国家能源平衡中也是占主流地位的。因此，在任何情况下，蒙古国都不得不继续进口石油和天然气。
在西方国家强加给蒙古国的页岩项目中，还存在相当危险的方面，这一点蒙古国公众暂时还不是太了解。也就是说，在开采区域，将出现生态遭到破坏的结果。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一些国家对页岩开采持怀疑态度。但在蒙古国，无论在公民社会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看来对此还不甚了解。
从实际来看，是想把蒙古国变成是一个主要的试验场，以便西方能源公司在全世界进一步推广该项目。一些非政府组织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吸引蒙古国公民关注这一问题，但目前还看不出什么效果。
也许蒙古国公众还不知道，一些国家对使用这种工艺有着相当严格的限制。因为从生态角度看，页岩开采的破坏性要超过此前存在的所有碳氢能源开采方式。
今天的蒙古国是一个头顶“蓝天”的国度，保留着世界上少有的得天独厚的、清洁的自然环境，共和国每年吸引着数百万计的生态游客。也许，这一切会很快终结。
亚洲, 天然气, 生态, 评论, 蒙古, 经济
全文: http://radiovr.com.cn/2013_09_10/241813325/
日本贷款援建蒙古新国际机场：计划2016年底通航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距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西南约50公里的大草原上，作为新空中门户的新国际机场正式破土动工。新机场将建造每年供约200万名旅客乘机的航站楼和允许大型客机起降的3600米级别跑道，计划2016年底通航。日本对该建设提供了支援。当地对新机场带来的经济效益寄予厚望。
蒙古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保持国内生产总值(GDP)两位数增长。随着经济发展，现有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旅客数大约在十年内翻了一番。由于预计需求今后仍将增长，蒙古决定新建机场。
三菱商事和千代田化工建设公司以5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1亿元)从蒙古政府获得了订单。日本政府提供日元贷款，对工程建设给予支援。据当地报纸报道，蒙古政府计划在新机场附近新建10万人规模的新城。继机场之后，城市新建项目似乎也将启动。
当地日企相关人员介绍说：“蒙古资源丰富，经济从中长期角度看来可以稳定增长。期待伴随经济发展，道路和电力等社会基础设施也将进一步完善。”蒙古商机在今后也有增加的趋势。
蒙古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保持国内生产总值(GDP)两位数增长。随着经济发展，现有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旅客数大约在十年内翻了一番。由于预计需求今后仍将增长，蒙古决定新建机场。
三菱商事和千代田化工建设公司以5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1亿元)从蒙古政府获得了订单。日本政府提供日元贷款，对工程建设给予支援。据当地报纸报道，蒙古政府计划在新机场附近新建10万人规模的新城。继机场之后，城市新建项目似乎也将启动。
当地日企相关人员介绍说：“蒙古资源丰富，经济从中长期角度看来可以稳定增长。期待伴随经济发展，道路和电力等社会基础设施也将进一步完善。”蒙古商机在今后也有增加的趋势。
蒙古国拟通过新投资法吸引外资
蒙古国经济发展部长巴特巴亚尔10日代表政府向国家大呼拉尔（议会）主席恩赫包勒德提交了《投资法》草案，该法草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不论外国投资还是本国投资，在同等法律条件下得到协调、保护和担保；
二是修改现有法律中规定的包括矿产、银行金融、新闻通讯等战略领域，不专门划分战略领域；
三是外国投资者总体按私营和国有区分，私营企业按有关规定登记注册，国有外国企业投资额如超过注册企业资金四分之一，则需要获得蒙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
四是为吸引外国和本国投资，项目产生效益的具体期限内制定稳定的税收体系。投资额超过150亿图格里克（1元人民币约合280图格里克），符合经济发展、有利于环境保护、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增加就业岗位等条件的项目，在5年至10年内部分税种税额相对稳定。
五是根据国际经验，需要建立对本国投资环境方面的信息进行宣传的新闻机构，以吸引外国投资。
去年5月，蒙国家大呼拉尔通过了《关于外国投资战略意义领域协调法》法案，对外国投资设限，致使外国投资急剧减少，影响蒙古国经济发展。
据蒙古央行近期发布数据表明，蒙古国今年上半年外国直接投资为14.6亿美元，同比减少了41.2%。今年7月外国直接投资为1.72亿美元，与去年7月的4.96亿美元相比减少了66%。
为尽快讨论并通过新的投资法草案，蒙国家大呼拉尔主席已签署命令，决定16日举行国家大呼拉尔非例行会议。
蒙古与欧盟签署协议 将加强农业与创新领域合作
蒙古国与欧盟第15次磋商会议10日在乌兰巴托闭幕，双方就蒙古国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签署了未来合作协议。
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说，未来将加强双方之间的多边合作，加强欧盟在蒙项目和计划的有效性，提高双边的贸易与投资规模。双方起草了“2014－2020”发展合作计划，致力于加强农业及创新领域合作。
蒙古国政府办公厅主任其·赛汗比勒格表示，目前蒙古国已有7000余种商品免税出口欧洲市场，欧盟希望能从蒙古国进口符合欧盟标准的农业、畜牧业产品及奶制品。
2012年，蒙古国财政部与欧盟签订了价值700万欧元的技术培训项目，除此之外，欧盟还对蒙古国的农业、公共服务、中小企业等领域的项目投资了2500万欧元。
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说，未来将加强双方之间的多边合作，加强欧盟在蒙项目和计划的有效性，提高双边的贸易与投资规模。双方起草了“2014－2020”发展合作计划，致力于加强农业及创新领域合作。
蒙古国政府办公厅主任其·赛汗比勒格表示，目前蒙古国已有7000余种商品免税出口欧洲市场，欧盟希望能从蒙古国进口符合欧盟标准的农业、畜牧业产品及奶制品。
2012年，蒙古国财政部与欧盟签订了价值700万欧元的技术培训项目，除此之外，欧盟还对蒙古国的农业、公共服务、中小企业等领域的项目投资了2500万欧元。
2013年9月9日星期一
在资源全面枯竭之后，中国边疆政治和民族政策势必发生某些变化
一个物质十分不丰裕的中国，其边疆政治可能会出现很大的转变。统战这条道路已经被证明是过于昂贵，而且效果不佳，那么剩下的，也就是清洗了。
从军事角度来看，在中国的边疆地区要来搞清洗应该是不太困难的。比如说，内蒙地区的地形很不适合游击战，倒是便于机械化部队、陆航和空军的充分发挥。
在中国的边疆地区搞民族清洗，主要需要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较大转变。
在政治上的转变，主要是放弃斯大林式民族政策。在文化上的转变，主要是提高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强化异族对主体民族和国家的某种威胁感，然后日积月累，形成强大的群众文化基础，或曰民意。
今天，在中国，这两种转变都可以被观察到。
搞清洗，有苏式德式，还有美式。苏式和德式的民族清洗，主要依靠国家暴力机器来构成清洗的主体，从苏联的内务部到德国的党卫军，全都是国家暴力机器。清洗的过程接近于一次政治运动，声势浩大。典型的苏式民族清洗如将卡尔梅克流放到西伯利亚，典型的德式民族清洗如奥斯维辛灭绝营。
美式民族清洗，则十分借助于非正规力量，注意将清洗的过程同经济利益相结合，注意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清洗的过程接近于社会治安恶化，没有什么声势。典型的美式民族清洗如西进运动。
同苏式和德式的民族清洗相比，美式民族清洗更隐蔽，政治压力也更小。将来等待着内蒙人的，可能并不是某些内蒙人所梦想的更大“主权”，而是一次相当彻底的清洗。
在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是批判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到了今天，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会在实际当中重新抬头。无论是马尔萨斯主义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说的都是杀人。
在今天的中国，启动少数民族资源，还能够为北京赢得至少10-20年的喘息时间。启动少数民族资源，说的就是西进运动，没别的。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学试验中，斯大林式民族政策今天基本上已经被宣告失败。斯大林式民族政策被证明为过于昂贵，而且效果不理想。
在中国历史中，可以读出来这么两个字：杀人。
在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八里桥战役，那一次是西方武装集团使用后膛枪来对付骑兵集群，并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在中国社会试验史上，马尔萨斯理论被无数次地得以证实。在农业社会中，中国农业产出大约可以维持一亿人口，在引入南美高产作物之后，中国农业产出可以维持大约四亿人口，此后在工业化手段到来之后，诸如电气化灌溉、化肥和现代良种培育之后，中国农业产出才有可能维持超过十亿人口。
未来，在资源极度短缺之后，由于丧失了能源和原料供应，工业体系将无法继续运转，至少是无法继续大规模运转。在这种状态下，通过清洗少数民族，可以为中国减少大约四千万到五千万人口负担。然而，这个减负，对于未来的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资源来说，仍然还是杯水车薪。
因此，清洗少数民族之后，就是清洗中国弱势群体，接着是清洗不同政见者，接着是。。。最后，中国的平衡点大约是四亿人口。换言之，将近70%的今日中国人口都将在这个过程中被灭绝。
将来有可能会博物馆式地保存一部分少数民族，但是人口可能会很少，他们只是被作为社会学和文化学样本而被保存下去的。这个清洗过程，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了。
今天的汉网，只是在文化和舆论上为这种清洗来做准备，北京已经开始逐步放弃斯大林式民族政策，开始进行新的转型。今天的事情，可能比1913年更糟。
在1913年的时候，局势是全球殖民地业已被瓜分完毕，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争取“阳光下的地盘”而开战，这就是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由于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件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开始爆发。
今天的局势，则是全球资源严重枯竭化，外星殖民暂时还不可行，哪怕是距离较近的月球或火星都也是困难重重。与此同时，现有科学技术的潜力已经难以继续挖掘，人们所设想的新能源和新资源，很难治本。
在全球资源严重枯竭化的时候，过剩人口的大量减少，就成了时代新的呼唤。在近未来，谁能够大量消灭过剩人口，谁就能够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今日中国，从转基因食品到汉网，无不都是为了服务于一个目的： 控制并减少过剩人口。
转基因食品主要是从生理学上来消灭长期食用者的生殖机能，而汉网则是在文化上和舆论上为消灭少数民族来做准备。汉网对于未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意义，可能类似于小岗村。
不过，消灭少数民族所能够提供的生存空间其实也并不大。我们已经计算过，通过消灭少数民族，充其量还能够提供大约四千万到五千万的生存空间。因此，在消灭少数民族之后，必然还是消灭持不同政见者，下一步则是消灭弱势群体------那些吃不起健康食品，而且也缴不起税款的人，将来会有类似于生态税、生存税之类的新型税款之出现。
一幅波澜壮阔壮丽无比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社会学画卷即将在中国展开，人们将观看到届时那些少数民族是如何被城市暴动和牧区战争所消灭，他们将被人用自动武器打死，然后被扔进蒙古包中用汽油焚烧。
值得注意的是，苏式和德式的民族清洗还有一些区别。在德式民族清洗期间，在德国政府和国家机关里是不允许有犹太人任职的。
在苏式民族清洗期间，在苏联政府和国家机关中仍有大量被清洗民族的要员，比如说苏联搞卡尔梅克人迁移时，在莫斯科仍有卡尔梅克人担任相当高的职位。
再比如说，在内人党事件期间，类似于汉网这种东西还是不存在的，然而在今天，就有了类似于汉网这样的东西。
美式民族清洗，往往同经济利益相交织，苏式民族清洗，则是同意识形态挂钩，德式民族清洗，则是简单的民族主义，估计将来中国的民族清洗很可能将类似于美式，而非德式或苏式。
将来中国的民族清洗，将更难同弱势群体的权益受侵害和社会治安恶化相区分，比如说矿主为了获取采矿权而发动的私人战争，在内蒙矿区一次杀掉十几人或几十人。
美式民族清洗，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更有可操作性，更不容易招致国际政治压力，能够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在中国发生的美式民族清洗，有点类似于今日墨西哥或南美的一些局面。比如说，从1980年到2011年，在30年间有大约114万巴西人在刑事案件中被谋杀，自2006年到2011年，共有超过5.5万墨西哥人死于暴力犯罪。在2012年的哥伦比亚，平均20分钟就有一人被谋杀。在萨尔瓦多，平均每天至少290人在暴力犯罪中被杀。
假设，未来的内蒙地区的暴力犯罪率达到类似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或哥伦比亚的水平，那么就能够保证在20-30年内比较彻底稳妥地解决内蒙古问题。
如果目标是在20年内将内蒙的蒙古人的数量减少一半，那么就意味着大约350万人需要被消灭，平均每年需要消灭17-18万人。因此，届时内蒙必须达到平均每天有500人被谋杀。换言之，假设政府组织并发动民营矿主来搞“杀鞑子夺煤矿”的运动，那么仅需两千多位私营矿主，平均每人每星期组织两次谋杀，就能够完成指标。
来在中国的民族清洗中，私营企业将发挥积极作用。简言之，未来中国的民族清洗是一定会发生的，只不过，形式不会是公安部的逮捕，武警的集中营或北京军区的武装直升机，而是私营矿主手下的几辆越野车外加几把手枪和微型冲锋枪。不过，这种西进运动式的清洗，最后日积月累下来的效果，完全可以同装备了大型毒气室和焚尸炉的奥斯维辛灭绝营相媲美。
未来中国的民族清洗，表现形式将是社会治安的急剧恶化，类似于今天的墨西哥、哥伦比亚或萨尔瓦多。这种民族清洗，同样是非常有效的。
在内蒙究竟需要杀多少人才能够解决内蒙古问题？
如果将内蒙古问题的解决定义为使得蒙古人“无力”在内蒙闹事的话，那么，有能力在内蒙闹事的内蒙古的蒙古人的主体人群应该是20-55岁的男性。
在今天的内蒙，有大约700万蒙古人。其中，男性大约是350万。在这350万人中，符合20-55岁的年龄区间的大约是280万。在这280万当中，具有稳定职业或属于被统战对象的（如体制内就业的蒙古人），大约是100-150万。
剩下的130-180万当中，只需要消灭大约50%到80%的人，即可基本解决内蒙古问题。换言之，解决内蒙古问题，最多只需要杀65-140万，就足以保证内蒙古地区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如果是将指标放宽一点，比如说消灭150万人，时间是20年，那么平均每年需要在内蒙消灭7万5千人，平均每天需要消灭大约210人。
因此，只要中央政府作出政治上的决策，将开发少数民族资源同边疆维稳相结合，那么最多只需要两三千名私营企业主，就足以完成任务。
届时，私营企业主的私人军队，大约是15-20人，换言之，大约4-5辆丰田陆地巡洋舰。主要武器应该是手枪、微型冲锋枪、霰弹枪和狙击步枪，还有莫洛托夫鸡尾酒。主要通讯工具包括步话机、手机和卫星电话。主要防护装备包括钢盔、防弹衣，当然还有类似于夜视仪之类的东西。
按照今天的市场行情，装备这么一支小而精悍的私人军队，从汽车到夜视仪，全部下来，最多七八百万人民币即可。这点钱，对于今天任何一个稍有经济实力的私营业主来说，都是并不多。这样的一支小型私人军队，在合适的情况下，可以在农区或牧区一夜之间杀掉上百人甚至更多，而己方毫发无损。
因此，配合上矿业开发权和土地产权之改革，调动私营业主之积极性来搞边疆维稳，是非常具有可行性的，而且政治风险也很低。这样的私人战争，将是未来的中国清洗的主要形式之一。
从军事角度来看，在中国的边疆地区要来搞清洗应该是不太困难的。比如说，内蒙地区的地形很不适合游击战，倒是便于机械化部队、陆航和空军的充分发挥。
在中国的边疆地区搞民族清洗，主要需要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较大转变。
在政治上的转变，主要是放弃斯大林式民族政策。在文化上的转变，主要是提高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强化异族对主体民族和国家的某种威胁感，然后日积月累，形成强大的群众文化基础，或曰民意。
今天，在中国，这两种转变都可以被观察到。
搞清洗，有苏式德式，还有美式。苏式和德式的民族清洗，主要依靠国家暴力机器来构成清洗的主体，从苏联的内务部到德国的党卫军，全都是国家暴力机器。清洗的过程接近于一次政治运动，声势浩大。典型的苏式民族清洗如将卡尔梅克流放到西伯利亚，典型的德式民族清洗如奥斯维辛灭绝营。
美式民族清洗，则十分借助于非正规力量，注意将清洗的过程同经济利益相结合，注意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清洗的过程接近于社会治安恶化，没有什么声势。典型的美式民族清洗如西进运动。
同苏式和德式的民族清洗相比，美式民族清洗更隐蔽，政治压力也更小。将来等待着内蒙人的，可能并不是某些内蒙人所梦想的更大“主权”，而是一次相当彻底的清洗。
在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是批判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到了今天，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会在实际当中重新抬头。无论是马尔萨斯主义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说的都是杀人。
在今天的中国，启动少数民族资源，还能够为北京赢得至少10-20年的喘息时间。启动少数民族资源，说的就是西进运动，没别的。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学试验中，斯大林式民族政策今天基本上已经被宣告失败。斯大林式民族政策被证明为过于昂贵，而且效果不理想。
在中国历史中，可以读出来这么两个字：杀人。
在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八里桥战役，那一次是西方武装集团使用后膛枪来对付骑兵集群，并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在中国社会试验史上，马尔萨斯理论被无数次地得以证实。在农业社会中，中国农业产出大约可以维持一亿人口，在引入南美高产作物之后，中国农业产出可以维持大约四亿人口，此后在工业化手段到来之后，诸如电气化灌溉、化肥和现代良种培育之后，中国农业产出才有可能维持超过十亿人口。
未来，在资源极度短缺之后，由于丧失了能源和原料供应，工业体系将无法继续运转，至少是无法继续大规模运转。在这种状态下，通过清洗少数民族，可以为中国减少大约四千万到五千万人口负担。然而，这个减负，对于未来的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资源来说，仍然还是杯水车薪。
因此，清洗少数民族之后，就是清洗中国弱势群体，接着是清洗不同政见者，接着是。。。最后，中国的平衡点大约是四亿人口。换言之，将近70%的今日中国人口都将在这个过程中被灭绝。
将来有可能会博物馆式地保存一部分少数民族，但是人口可能会很少，他们只是被作为社会学和文化学样本而被保存下去的。这个清洗过程，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了。
今天的汉网，只是在文化和舆论上为这种清洗来做准备，北京已经开始逐步放弃斯大林式民族政策，开始进行新的转型。今天的事情，可能比1913年更糟。
在1913年的时候，局势是全球殖民地业已被瓜分完毕，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争取“阳光下的地盘”而开战，这就是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由于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件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开始爆发。
今天的局势，则是全球资源严重枯竭化，外星殖民暂时还不可行，哪怕是距离较近的月球或火星都也是困难重重。与此同时，现有科学技术的潜力已经难以继续挖掘，人们所设想的新能源和新资源，很难治本。
在全球资源严重枯竭化的时候，过剩人口的大量减少，就成了时代新的呼唤。在近未来，谁能够大量消灭过剩人口，谁就能够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今日中国，从转基因食品到汉网，无不都是为了服务于一个目的： 控制并减少过剩人口。
转基因食品主要是从生理学上来消灭长期食用者的生殖机能，而汉网则是在文化上和舆论上为消灭少数民族来做准备。汉网对于未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意义，可能类似于小岗村。
不过，消灭少数民族所能够提供的生存空间其实也并不大。我们已经计算过，通过消灭少数民族，充其量还能够提供大约四千万到五千万的生存空间。因此，在消灭少数民族之后，必然还是消灭持不同政见者，下一步则是消灭弱势群体------那些吃不起健康食品，而且也缴不起税款的人，将来会有类似于生态税、生存税之类的新型税款之出现。
一幅波澜壮阔壮丽无比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社会学画卷即将在中国展开，人们将观看到届时那些少数民族是如何被城市暴动和牧区战争所消灭，他们将被人用自动武器打死，然后被扔进蒙古包中用汽油焚烧。
值得注意的是，苏式和德式的民族清洗还有一些区别。在德式民族清洗期间，在德国政府和国家机关里是不允许有犹太人任职的。
在苏式民族清洗期间，在苏联政府和国家机关中仍有大量被清洗民族的要员，比如说苏联搞卡尔梅克人迁移时，在莫斯科仍有卡尔梅克人担任相当高的职位。
再比如说，在内人党事件期间，类似于汉网这种东西还是不存在的，然而在今天，就有了类似于汉网这样的东西。
美式民族清洗，往往同经济利益相交织，苏式民族清洗，则是同意识形态挂钩，德式民族清洗，则是简单的民族主义，估计将来中国的民族清洗很可能将类似于美式，而非德式或苏式。
将来中国的民族清洗，将更难同弱势群体的权益受侵害和社会治安恶化相区分，比如说矿主为了获取采矿权而发动的私人战争，在内蒙矿区一次杀掉十几人或几十人。
美式民族清洗，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更有可操作性，更不容易招致国际政治压力，能够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在中国发生的美式民族清洗，有点类似于今日墨西哥或南美的一些局面。比如说，从1980年到2011年，在30年间有大约114万巴西人在刑事案件中被谋杀，自2006年到2011年，共有超过5.5万墨西哥人死于暴力犯罪。在2012年的哥伦比亚，平均20分钟就有一人被谋杀。在萨尔瓦多，平均每天至少290人在暴力犯罪中被杀。
假设，未来的内蒙地区的暴力犯罪率达到类似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或哥伦比亚的水平，那么就能够保证在20-30年内比较彻底稳妥地解决内蒙古问题。
如果目标是在20年内将内蒙的蒙古人的数量减少一半，那么就意味着大约350万人需要被消灭，平均每年需要消灭17-18万人。因此，届时内蒙必须达到平均每天有500人被谋杀。换言之，假设政府组织并发动民营矿主来搞“杀鞑子夺煤矿”的运动，那么仅需两千多位私营矿主，平均每人每星期组织两次谋杀，就能够完成指标。
来在中国的民族清洗中，私营企业将发挥积极作用。简言之，未来中国的民族清洗是一定会发生的，只不过，形式不会是公安部的逮捕，武警的集中营或北京军区的武装直升机，而是私营矿主手下的几辆越野车外加几把手枪和微型冲锋枪。不过，这种西进运动式的清洗，最后日积月累下来的效果，完全可以同装备了大型毒气室和焚尸炉的奥斯维辛灭绝营相媲美。
未来中国的民族清洗，表现形式将是社会治安的急剧恶化，类似于今天的墨西哥、哥伦比亚或萨尔瓦多。这种民族清洗，同样是非常有效的。
在内蒙究竟需要杀多少人才能够解决内蒙古问题？
如果将内蒙古问题的解决定义为使得蒙古人“无力”在内蒙闹事的话，那么，有能力在内蒙闹事的内蒙古的蒙古人的主体人群应该是20-55岁的男性。
在今天的内蒙，有大约700万蒙古人。其中，男性大约是350万。在这350万人中，符合20-55岁的年龄区间的大约是280万。在这280万当中，具有稳定职业或属于被统战对象的（如体制内就业的蒙古人），大约是100-150万。
剩下的130-180万当中，只需要消灭大约50%到80%的人，即可基本解决内蒙古问题。换言之，解决内蒙古问题，最多只需要杀65-140万，就足以保证内蒙古地区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如果是将指标放宽一点，比如说消灭150万人，时间是20年，那么平均每年需要在内蒙消灭7万5千人，平均每天需要消灭大约210人。
因此，只要中央政府作出政治上的决策，将开发少数民族资源同边疆维稳相结合，那么最多只需要两三千名私营企业主，就足以完成任务。
届时，私营企业主的私人军队，大约是15-20人，换言之，大约4-5辆丰田陆地巡洋舰。主要武器应该是手枪、微型冲锋枪、霰弹枪和狙击步枪，还有莫洛托夫鸡尾酒。主要通讯工具包括步话机、手机和卫星电话。主要防护装备包括钢盔、防弹衣，当然还有类似于夜视仪之类的东西。
按照今天的市场行情，装备这么一支小而精悍的私人军队，从汽车到夜视仪，全部下来，最多七八百万人民币即可。这点钱，对于今天任何一个稍有经济实力的私营业主来说，都是并不多。这样的一支小型私人军队，在合适的情况下，可以在农区或牧区一夜之间杀掉上百人甚至更多，而己方毫发无损。
因此，配合上矿业开发权和土地产权之改革，调动私营业主之积极性来搞边疆维稳，是非常具有可行性的，而且政治风险也很低。这样的私人战争，将是未来的中国清洗的主要形式之一。
作为草民，曾经的民族教育工作者，感到震惊而奇怪之余是无声的叹息！
巴彦塔拉中学，我的母校，今年路过久违的母校，由于暑假，校园里很冷清。已经旧貌全无的校园里我寻找我记忆中的痕迹。有一棵大榆树，她也许就是我曾经认识的很多榆树中的一个吧？我已两鬓白发，古树也不会认识我了，其他所有的所有都是陌生的。我彷徨之际过来一个人竟然是我曾经的学生。他认识我而我不记得他了，几十年恍若隔世，我只有感叹岁月无情。对不起我的学生，希望他原谅已经步入老年的老师！我问他教什么学科、有多少学生等校园里日常的问题。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学校仅有7个蒙古语授课的学生！
他们的生源来自于巴彦塔拉中心小学，那么，这7个可怜的学生是从那里来的。我在七十年代在这里学习的时候这个学校的招生半径很大，周围很多苏木的高中生都到这里来，苏木中学还有初中。但是现在呢？现在的招生半径更长，辐射的范围更大，但是名称上只是巴彦塔拉镇范围内，因为，好多乡苏木都合并到这个镇了。周围的村落叫嘎查的居多，而蒙语授课的学生如此少得可怜，什么原因？计划生育政策在蒙古人中落实的最彻底所致以外谁都知道，蒙语授课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多年来是多么的艰难。如今，政府出台了优厚的政策：公务员考试蒙语授课毕业生职位要保证总数的15%，可喜可贺！我为之振奋之际两则消息让我深思：
一． 朋友的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几年，曾经参加公务员考试笔试合格而面试时没有蒙语评委而下来了，谁都知道翻译和母语表述永远不能同日而语。今年公务员考试报名时竟然报了汉语授课系列。我不解地问为什么？朋友解释：蒙语授课毕业生的职位每个系统只有一两个，所以报了汉语考试。是啊，谁、再怎么优秀也是考试无常，谁敢想自己就是榜首呢？所以，很多年轻人对这15%的职位望而却步。政策好，蒙语授课毕业生你怨不着别人，谁让你不是百里挑一呢，千里挑一呢！
二． 两位年轻朋友奋斗了很多年，女教师精通英语与蒙古历史，男教师精通蒙古语言学，二人双双拿到了硕士学位后分配到巴彦塔拉中心小学教学。再往下走就没有学校了！为了加强民族教育的基础部分，把他们分配到基层学校无可厚非，但是作为蒙语授课的教师，他们的学生有多少呢？据说全校800多个学生中有120个蒙语授课的孩子。6个年级，每个年级平均有20个学生。这个男硕士教的班级只有10个学生，女硕士目前已经是个舍务老师。民族教育的师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了吗？强大到舍务老师都是精通英语的硕士的地步了吗？（他们的家在通辽市，孩子在蒙古族中学就读，已经是高三）。通辽市蒙古族学校使用代课老师保守估计有100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此奢侈的民族教育还为何用代课教师呢？民族教育的实际情况什么样，有目共睹，不需要我一一赘述吧？
我作为草民，曾经的民族教育工作者，感到震惊而奇怪之余是无声的叹息，别的能怎么样？无奈是生活中最不好的状态。我只是无奈而长叹……
他们的生源来自于巴彦塔拉中心小学，那么，这7个可怜的学生是从那里来的。我在七十年代在这里学习的时候这个学校的招生半径很大，周围很多苏木的高中生都到这里来，苏木中学还有初中。但是现在呢？现在的招生半径更长，辐射的范围更大，但是名称上只是巴彦塔拉镇范围内，因为，好多乡苏木都合并到这个镇了。周围的村落叫嘎查的居多，而蒙语授课的学生如此少得可怜，什么原因？计划生育政策在蒙古人中落实的最彻底所致以外谁都知道，蒙语授课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多年来是多么的艰难。如今，政府出台了优厚的政策：公务员考试蒙语授课毕业生职位要保证总数的15%，可喜可贺！我为之振奋之际两则消息让我深思：
一． 朋友的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几年，曾经参加公务员考试笔试合格而面试时没有蒙语评委而下来了，谁都知道翻译和母语表述永远不能同日而语。今年公务员考试报名时竟然报了汉语授课系列。我不解地问为什么？朋友解释：蒙语授课毕业生的职位每个系统只有一两个，所以报了汉语考试。是啊，谁、再怎么优秀也是考试无常，谁敢想自己就是榜首呢？所以，很多年轻人对这15%的职位望而却步。政策好，蒙语授课毕业生你怨不着别人，谁让你不是百里挑一呢，千里挑一呢！
二． 两位年轻朋友奋斗了很多年，女教师精通英语与蒙古历史，男教师精通蒙古语言学，二人双双拿到了硕士学位后分配到巴彦塔拉中心小学教学。再往下走就没有学校了！为了加强民族教育的基础部分，把他们分配到基层学校无可厚非，但是作为蒙语授课的教师，他们的学生有多少呢？据说全校800多个学生中有120个蒙语授课的孩子。6个年级，每个年级平均有20个学生。这个男硕士教的班级只有10个学生，女硕士目前已经是个舍务老师。民族教育的师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了吗？强大到舍务老师都是精通英语的硕士的地步了吗？（他们的家在通辽市，孩子在蒙古族中学就读，已经是高三）。通辽市蒙古族学校使用代课老师保守估计有100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此奢侈的民族教育还为何用代课教师呢？民族教育的实际情况什么样，有目共睹，不需要我一一赘述吧？
我作为草民，曾经的民族教育工作者，感到震惊而奇怪之余是无声的叹息，别的能怎么样？无奈是生活中最不好的状态。我只是无奈而长叹……
2013年9月8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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